3。留学生教育唐帝国国力鼎盛，海内富实，文化昌盛，对外实行开放政策，成为亚洲文化经济交流的中心，吸引了不少外国留学生前来学习。据《新唐书·选举志》所载，当时有日本、高丽、百济、新罗、高昌、吐蕃相继遣子弟入学。吐蕃留学生入唐是在文成公主时。神龙二年（公元706 年）九月二十一日敕："吐蕃王及可汗子孙，欲习经业，并附国子读书。"（《唐会要》卷三十六） 在众多的来华者中，新罗是派遣留学生最多的国家。贞观十四年（公元640 年）即向唐派遣留学生（《三国史记·新罗本纪》）。唐高宗时，新罗统一了朝鲜半岛，并在以后的三百年里，与唐朝保持着睦邻友好关系。"玄宗开元中，数入朝，又遣子弟入太学，学要术"（《新唐书·新罗传》）。新罗留学生崔致远在中国学习后还考上了进士。据《东文选》四十七崔致远《遣宿卫学生首领入朝状》分析，新罗学生在唐学习期限通常为十年。新罗学生来唐人数也因时而变，每次二人至二十人不等，文宗开成二年（公元837年）竟达二百一十六人之多。 《唐语林》（卷五）说："太学诸生三千员，新罗、日本诸国皆遣子入朝就业。" 日本来华留学始于隋朝。公元630 年，犬上三田为大使的第一次遣唐使带领若干名留学生、学问僧随行，揭开了日唐文化交流的初页。日本皇廷对选送留学生和学问僧极其慎重，要求必须是爱好学问、潜心研究的硕学俊彦，以便在短期内学得唐朝的学术、制度。公元645 年日本历史上"大化改新"的有力推动者，就是留唐学生南渊请安、高向玄理和学问僧旻。 日本留学生阿倍仲麻吕于公元717 年9 月到达长安，入太学学习，后参加科举考试，成为唐朝的官吏。他留唐多年，与王维、李白等结为知己，李白的《哭晁卿衡》一诗即是描写他们两人之间的友谊的。著名诗人王维，在赠给阿倍仲麻吕的诗序中说他"名成太学，官至客卿"，表明阿倍仲麻吕确实在太学学习过。 日本留学生吉备真备也在太学学习过，后经唐玄宗特许跟随著名的四门助教赵玄默学习，学成回国后位至右大臣。他取汉字偏旁制订片假名，自此日本才有了正式的文字。 由于国子监有一定的学额限制，而与唐帝国交往的国家有七十余国之多，加之六学中除律学修业年限为六年外，其余均为九年，留学生留唐年限长，又无先来者学成方得以后来者接替之规定，留学生数量越积越多，国子监无法承受，所以，如果一国派遣留学生太多，往往有被退回的情况。《唐会要》卷三十六载：开成二年渤海来的十六人中，只六人获准上学，其余十人在青州就被遣回。新罗来的二百十六人中，只许七人入学，其余二百余人都被放回。可见唐政府对留学生并非来者不拒，亦不致全数勒回。 外国留学生一旦获准入学，即与中国学生享受同等待遇，衣食费用均由唐政府供给。 留学生除按规定学习有关课程外，还要学习中国诗文。温庭筠《赠渤海国王子》诗有"佳句满中华"之句，想见当时长安留学生文化生活的多采。留学生阿倍仲麻吕（晁衡）、吉备真备对中国的诗文都有较深的造诣。小野篁、桔逸势、菅原道真等都以中国诗文擅长。 通过吸收留学生，加强了中外文化教育的交流，传播了中华灿烂的文化，也吸取了外来文化的营养，丰富了自己的文化宝库。我国文字中吸收的日本词汇多达八百个左右，相当部分就是通过留学生吸收的。 4。唐代学校的教材建设及其变革唐代学校的教材，因学校的级别类别性质不同而各有选择，并且前后也有变化和革新。除算学和医学属于实科性质的学校（关于它们的教材和课程设置，我们将在"实科教育"一章中详述）外，作为唐代国家学校教育的教材，主体可分述为：（1）经学教材包括国子学、太学、四门学、弘文馆、崇文馆、广文馆及地方儒学等使用的教材。 唐朝初年，战争的因素使经籍亡散，国家没有统一固定的教材。唐太宗贞观二年（公元628 年）秘书监魏征奏引学者核定四部书籍，全国各地亦纷纷收书献书，"数年之间，秘府必（毕）备"（《唐会要·经籍》）。但是，千年来，儒家经籍注说繁多，释义各异，教师和学生在教学实践中缺乏统一的教材，给教育事业发展造成很大的困难。要清除思想意识领域中诸家纷争的差异，制定统一的教材是刻不容缓之举。贞观初，唐太宗命颜师古考定五经，纠正文字上的讹谬。贞观十二年（公元638 年），太宗又命国子祭酒孔颖达与颜师古、司马樟、王恭及王琰等，汇集儒学各家注释，删繁就简，辨析义理，纠偏划一，撰成《五经义赞》一百七十卷，诏改为《五经正义》而颁行天下（《册府元龟·学校部·注释二》）。这是我国历史上第一次汇集儒家经典的研究成果而综合统一的教材。但《五经正义》颁行未久，习者尚少，故贞观十四年太宗又诏曰："梁皇侃、褚仲都，周熊文生、沈重，陈沈文阿、周弘正、张讥、隋何妥、刘炫等，并前代名儒，经术可记。加以所在学徒，多行其疏，宜加优异，以劝后生。"（《册府元龟·学校部·注释二》）在教学过程中，《五经正义》仍有许多错讹之处。于是，唐高宗永徽二年（公元651 年），勅长孙无忌及国子监三馆博士、宏文学士等，重新加以审定，"至四年，改毕进上，诏颁天下，令国子监各学、州县经学及天下习儒者共习之"（《册府元龟·学校部·刊校》），明经科考试亦以此为衡量标准和依据。唐玄宗开元时，置丽正书院（后改为集贤院），集四部书。同时，儒学十二经的教材有了统一的规定，去掉了一些注疏，专以《五经正义》为教学范本。《大唐六典》二十一《国子监》载："《周易》，郑玄、王弼注；《尚书》，孔安国注；三礼、《毛诗》，郑玄注；《左传》，服虔、杜预注；《公羊》，何休注；《榖梁》，范甯注；《论语》，郑玄、何晏注；《孝经》、《老子》并开元御注。"此后，唐代儒学教育均以此作为法定教材。 安史之乱后，唐代社会发生重大变化，政治和经济受到极大破坏，教育也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受到影响和波及，经籍亡散，教无所依，材非一统，经典不正，取舍莫准。为振兴教育事业，唐代宗于大历十年（公元775 年）六月，诏国子监官员勘校经本，由国子司业张参等，辨齐鲁之音，考古今文字，详定五经，书于国子监讲堂的东西厢墙壁上，作为儒经教学的凭依（《金石萃编·五经文学序列》）。唐文宗太和元年（公元827 年），国子祭酒齐皞、司业韦公肃令国子监内善书法者，将张参所定五经缮写于坚本之上，悬于论堂墙壁，礼部郎中刘禹锡为作记（刘禹锡《国学新修五经壁本论》）。太和七年（公元833 年）末，宰相兼国子祭酒郑覃奏设置五经博士。九年（公元835 年）又因国事衰微，教育不振，典籍散乱，奏曰："经籍讹谬，博士相沿，难为改正。请召宿奥学，校定六籍，准后汉故事，勒石于太学，永代作则，以正其阙"（《旧唐书·郑覃传》），并引起居郎周墀、水部员外郎崔球、监察御史张况宗等，校定九经文字，于开成二年（公元837 年）冬立石经一百六十卷于国子监，加上《孝经》、《论经》、《尔雅》，合十二经。但此时的十二经及所采用的教材注释与《大唐六典》的记载相比，已有了一些变化（《金石萃编·五经文学序列》）：《周易》九卷，王弼注上经下传共二卷，韩康伯注系辞说卦共二卷；《尚书》十三卷，孔氏传并序；《毛诗》甘卷，郑玄笺；《周礼》十一卷，郑玄注；《仪礼》十七卷，郑玄注；《春秋左氏传》卅册，杜预集解并序；《公羊传》十二卷，何休注；《榖梁传》十二卷，范甯集解；《孝经》一卷，唐玄宗御注；《论语》十卷，何晏集解；《尔雅》三卷，郭璞注；《月令》一卷，李林甫等注。同《大唐六典》相比较，《周易》去掉郑玄注而加上韩康伯注；习《礼记》者，还须加《月令》一卷；《左传》只保留杜预的注疏；《论语》去掉郑玄注，留何晏集解；去《老子》而代之以《尔雅》。 中央及地方学校的教师，以《五经正义》为正式的国家儒学教材，但博士、助教和学士、直学士们并不是仅以此为单轨式的教读，他们中有许多人是当时的鸿师硕儒，除对规定的经典注疏有赅详的了解和掌握外，在教学工作中还阐发自己的心得、见解，并著书立说，形成教学与科研相结合的双轨形式。如唐高祖武德初，徐文远为国子博士，撰《左传义疏》六十卷。陆德明为国子博士，撰《老子疏》十卷、《庄子疏》、《周易疏》各十五卷（《旧唐书·经籍志》上）。据《册府元龟》六○六《学校部·注释》二记载，我们试将儒师们所撰写的教学讲义及研究成果汇列如下：《周易》：《周易正义》十四卷，孔颖达撰。《周易文句义疏》廿四卷，陆德明撰。《周易文外大义》二卷，陆德明撰。《周易新注本义》十四卷，薛仁贵撰。《周易大衍论》三卷，唐玄宗御撰。《周易注》十卷，王玄度撰。《周易开题论序疏》十卷，梁蕃撰。《周易文句义疏》廿卷、《周易释序义》三卷，梁蕃撰。 《尚书》：《尚书纠缪》十卷，王玄感撰。《尚书正义》廿卷，孔颖达撰。《尚书义疏》廿卷，刘燎撰。《尚书注》，王玄度撰。 《毛诗》：《毛诗正义》卅卷，孔颖达撰。《毛诗纂义》十卷，许叔牙撰。《毛诗注》，王玄度撰。 《周礼》：《周礼义决》三卷，王玄度撰。《三礼要记》卅卷，韦叔夏撰。《三礼图》十二卷，张谥撰。 《礼记》、《春秋》：《礼记正义》七十卷，孔颖达撰。《礼记绳衍》卅卷，王玄度撰。《春秋振滞》廿卷，王玄感撰。《三传异同》三卷，冯伉撰。《春秋三传总例》廿卷，韦表微撰。《春秋正义》卅卷，孔颖达撰。《春秋公羊违义》三卷，刘晏撰，刘晏注。《左传义疏》六十卷，徐文远撰。《孝经》：《孝经注》一卷，玄宗御撰。《孝经疏》三卷，元行冲撰。 《孝经注》，王玄感撰。 其他教材：《史记注》，王玄感撰。《汉书注》，王玄感撰。《文选注》十卷，李善撰。 《大唐六典》规定，《论语》也是唐代学生学习的教材。敦煌遗书中有许多关于《论语》的教材。台湾《敦煌丛刊初集》2《敦煌遗书总目索引·斯坦历劫经录》3745《论语》残卷末记："咸通三年。。学生张文■书。"又同集《斯坦因劫经录》2716《论语》残卷末题："大中九年（公元855 年）三月廿二日斈生俞再晟写记。咸通五年（公元864 年）四月十二日童子俞文进书。""斈"是"学"字的俗字，《宋景文笔记》中卷记："后魏，北齐时，里俗作伪字最多，如巧言为辩，文子为学之比，隋有抑■，以巩易巧矣"。日本那波利贞博士考证，从北魏起，敦煌地区便有造字的习惯，张文■（辩）、俞再晟等都是沙州州学的学生。因而可以肯定，《论语》不仅是中央经学，而且也是地方州县经学的教材。 此外，唐代还有两项对儒经的音训，解释工作，有助于学生的学习，也影响以后的教学。 一是张参撰《五经文字》。张参在《五经文字序》中说："今制，国子监置学书博士，立《说文》、石经、《字林》之学，举其文人，岁登卜之，亦古之小学也。自顷考功，礼部课试贡举，务于取人之急，许以所习为通，人苟趋便，不求当否。字失六书，犹为壹事，《五经》本文，荡而无守。"由于这种情况，张参命孝廉生颜传经收集疑文互体，受法师儒，以为定例，凡一百六十部，三千二百三十五字，分为三卷。他编订这本书的根据，如他所说："《说文》体包古今，先得六书之要。有不备者，求之《字林》。其或古体难明，众情惊懵者，则以石经之佘比例为助。石经湮没，所存者寡，通以经典及《释文》相承隶省，引而伸之，不敢专也。"（钱穆《国学概论》上《登科记考》卷十一）这本书开始写在太学孔庙墙壁上，太和间改用木版，后又改为石刻。北周时雕印成书。这本书对《五经》文字的源流和正音，做了考订统一的工作，对学生学习《五经》有帮助。 二是啖助、陆淳等人倾向于弃传求经的学风。啖助撰《春秋统例》和《春秋集传》，认为《左传》叙事虽多，解义多谬，其书乃出于孔氏门人，非左丘明所著，也非一个人所为。《公》、《榖》空言说经，啖助反谓《左传》"不如《公》、《榖》之于经为密"。陆淳收集啖助所著书。为《春秋集注纂例》。他们师生不为旧说所拘，连三传也任意驳诘，更不要说照注义推演的《正义》。《新唐书》的作者说啖助"不本所承，自用名学，凭私肊决"，"徒今后生穿凿诡辩，诟前人，舍成说，而自为纷纷，助所阶已。"（《新唐书·儒学列传》下、《登科记考》卷十一）他们不顾经学家法和朝廷功令，独抒己见，虽不合汉学规矩，却为宋学开风气之先。汉学体系由此渐转入宋学体系。这对以后宋代的教育发生了很大的影响。 另外，唐文宗时，郑覃判国子祭酒，曾以经籍刓谬。博士陋浅不能正，建言："愿与钜学鸿生共力雠刊，准汉旧事，镂太学，示万世法"（《新唐书·郑覃传》）。从之，于是将十二部经书，刻在一百一十四块碑石上，共六十五万多字，名曰"开成石经"，也是被广泛使用的可信教材。 （2）专业教材（不包括实科学校教材）主要是律学、书学和崇玄学律学，《唐律》是我国封建社会最成熟的法典，也是现存最早最完整的一部法典。汉代引《春秋》经义断狱，到了魏晋时代逐渐把儒家的礼引入法律。经过隋朝到唐初，儒家的礼成为国家立法的重要思想原则。用法强制推行儒家伦理学说，又以儒家伦理学说来保证法制的施行，是唐代法律的重要特征。法与礼的紧密结合，广泛加强了唐代法律对社会生活的影响。唐王朝很重视法的教育，设立了律学，并设明法科考试。在律学中以律令为专业，兼习格式。律、令、格、式是法制文书的主体，范围极广，几乎涉及政治、社会、经济、生活的各个方面，从国家的政治制度到百姓的户籍婚丧，都有详密的规范。据《新唐书·刑法志序》："唐之刑书有四，曰律、令、格、式。令者，尊卑贵贱之等数，国家之制度也；格者，百官有司所常行之事也；式者，其所常守之法也。凡邦国之政，必从事于此三者，其有所违及人之为恶而入于罪戾者，一断以律。"（《新唐书·刑法志》）据《唐六典》卷六称："律以正刑定罪，令以设范立制，格以禁违正邪，式以轨物程事。"律与令的关系是：律具有国家根本大法的性质，令是诏令中选取长久可行者著为定令。格和式的关系是：格主要是禁人违反的条例，式是要人遵守的章程。 唐高宗永徽三年（公元652 年）诏曰："律学未有定疏，每年所举明法，遂无凭准，宜广召解律人条义疏奏闻。"四年（公元653 年）颁布《新律疏》三十卷。唐律完整地保存下来，成为宋、元、明、清法律的楷模。令、格、式多已亡佚，保存在《唐律疏议》、《唐六典》、《通典》、《唐会要》等书中的令、格、式，大多已不是完整的原貌。近年来，敦煌莫高窟藏经楼出现的敦煌文书，保存了唐公式令、唐神龙刑部散颂格、唐开元水部式等，虽然都有残缺，但使我们看到了唐令、格、式的大致原貌。它们提供了作为律学教材的有关唐官制、法制以及有关唐水利灌溉多方面的文献。 书学的教材，《大唐六典》及唐代其它一些典籍规定甚为详明：《说文解字》十五卷，许慎撰；《字林》十卷，吕忱撰；《石经三体书》等。《旧唐书》卷四十六《经籍志》记载，唐代文字学教科书，除《说文》、《字林》和《石经三体书》外，还有《字统》廿卷，杨承庆撰；《字海》一百卷，大圣天后撰；《文字释训》卅卷，释宝志撰；《括字苑》十三卷，冯翰撰。李唐皇室因老子姓李而攀比附骥，故尊崇道教。开元二十九年（公元741年），唐玄宗设立道教学校，中央道学称为崇玄学，地方道学则称为通道学，其教材皆为道家经典：《道德经》、《庄子》、《文子》和《列子》（《册府元龟·贡举部·考试》）。天宝元年（公元742 年）五月，中书门下省奏请改《庄子》为《南华经》，《文子》为《通元（玄）经》，《列子》为《冲虚经》，同时，又准二月制，以《庚桑子》为《洞灵真经》，但是，《洞灵真经》世间少本，即使是道士也很少有习者，故不久即暂停（《唐会要·崇元馆》）。 实科教育首起于隋，大兴于唐。医学、算学作为实科教育的中坚而并入国家教育体系（后详）。 （3）蒙学教材唐代的启蒙教材主要有：《急就章》（史猷撰）、《文选》（梁昭明太子撰）、《开蒙要训》（马仁寿撰）、《千字文》（钟繇撰，李暹注，周兴嗣次韵）、《兔园册府》卅卷（杜嗣先撰）、《文场秀》（孟宪子撰），以及《蒙求》、《武王家训》、《太公家训》、《弁才家教》和《秦妇吟》、《王梵志诗集》等。这些教材之为唐代儿童教科书，已由刘复《敦煌掇琐》、许国霖《敦煌石室写经题记与敦煌杂录》作出证实。 《急就章》作为传统的蒙学教材，得到颜师古的注释订正。颜师古在《急就章注》的自序中叙述了当时《急就章》的讲授情况。他说："时代迁革，亟经丧乱，传写湮讹，避讳改易，渐就芜舛，莫能厘正，少者缺而不备，多者妄有增益，人有己私，流宕忘返。至如蓬门野贱，穷乡幼学，递相承禀，犹竞习之，既无良师，祗增僻谬。若夫缙绅秀彦，膏粱子弟，谓之鄙俚，耻于窥涉。逐使博闻之说，废而弗明，备物之方，于兹寝滞。"（谢启昆：《小学考》）这是说当时的《急就章》，由于种种原因，错误很多，穷孩子读它，以讹传讹，富贵人家的子弟认为它"鄙俚"，不去问津。于是使这本蒙学教材"废而弗明"。颜师古的父亲颜思鲁曾想订正注释，未及成而死。颜师古根据皇象、钟繇、卫夫人、王羲之等所书篇章，详加审核，凡三十二章。又感到崔浩、刘芳所注不能使人满意，于是"据经籍遗文，先达旧旨"为之解训。颜师古对于《急就章》的订正是有功的。 李白五岁发蒙，他说："五岁诵《六甲》"（《上安州裴长史书》）。 《六甲》即六十甲子，十天干和十二地支相配。《蒙求》为唐李瀚撰，有人认为是后晋翰林学士李翰，故有五代成书说。宋人王栐《燕翼贻谋录》中记宋太平兴国初有右拾遗李翰，故亦有宋初成书说。日本那波利贞博士认为，从《蒙求》之首的唐饶州刺史李良《荐蒙求表》中，可以确定李翰为盛唐到中唐初期人，官任信州司马仓曹参军。由此可知，《蒙求》从中唐以后，直到北宋初年，均作为童稚教材而广泛使用于全国各地。晁公武《郡斋读书后志》称该书"纂经传善恶事实，类者两两相比，为韵语，取蒙卦'童蒙求我'之义名其书，盖以教学童云。"该书的例句如"王戎简要，裴楷清通。谢安高洁，王导公忠。伊尹负鼎，宁戚叩角。龚遂劝农，文翁兴学。"现存本共二千三百八十四字。《太公家教》（唐李习之文集）说："其理往往有是者而词章不能工"（《李文公集》卷六，《答朱载言书》）。宋王明清《玉照新志》谓该书极浅陋鄙俚，"当是有唐村落间老校书为之"。《续传灯录·法戒禅师》称："恰似三家村里教书郎，未念得一本《太公家教》，便道文章赛过李白杜甫。"可见这是唐代一本比较流行的蒙学教材。书中例句如"太公未遇，钓鱼渭水；相如未达，卖卜于市。"金元时颇流行于北方少数民族中。元人曾译为蒙古文，清初曾译为满文，光绪时，敦煌石窟发现古写本一卷。《兔园册府》一书，据王应麟《困学纪闻》十四载，乃"蒋王恽令僚佐杜嗣先，仿应科目策，自设问对，引经史为训注。恽，太宗子，故用梁王兔园名其书，冯道《兔园册府》谓此也。"从唐初到五代，《兔园册府》一直是儿童的启蒙课本，《新五代史·刘岳传》云："宰相冯道，世本田家，状貌质野，朝士多笑其陋。（冯）道日入朝，兵部侍郎任赞与岳在其后。道行数反顾。赞问岳：'道反顾何为？'岳曰：'遗下《兔园山》尔。'《兔园册》者，乡校俚儒田夫牧子所诵也。故岳举以谓道"。可见，《兔园册府》不仅是唐代重要的儿童教材，而且其被读诵之广，涵盖了贵族和平民在内的广泛的社会阶层。《宋史·艺文志》作《兔园策》十卷。敦煌有唐贞观写本《兔园策府》残卷和杜嗣先序。 自晚唐以后，常用咏史七言绝句作为训蒙课本。唐胡曾的《咏史诗》，虽然寄兴颇浅，格调不高，还盛行了几百年，刻本很多，这本书于唐咸通年间由邵阳一位老书生陈盖首为作注。陈盖与胡曾同时同里，胡曾可能是当时的一位农村老塾师。 经过识字教育以后，接着就是读《论语》、《孝经》。穆宗问薛放治经何先，薛放说："《论语》，《六经》之菁华；《孝经》，人伦之本。"（《新唐书·薛放列传》）杜甫在诗作《最能行》中说："峡中丈夫绝轻死，少在公门多在水。富豪有钱驾大舸，贫穷取给行艓子。小儿学问止《论语》，大儿结束随商旅。"（《杜工部诗集》卷六）唐太宗向举孝廉的人问《孝经》，对方答不出来，太宗不高兴，以后再不举了。可见《孝经》是当时的必读教材。孔颖达撰《孝经章句》，唐玄宗也注《孝经》，元澹为疏，立于学官。天宝三年（公元744 年），令天下每家藏《孝经》一本，精勤教习；学校之中，倍加传授；州县官长，明申劝课。 （4）唐代文学与唐代教材唐代教材与唐代文学的繁荣和改革关系很密切，这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来说明。 第一，以诗取士与唐诗的兴盛。唐代是中国诗歌史上的黄金时代。名家辈出，风格多样。诗歌繁荣的原因不止一端，但是统治者提倡，以诗取士，是一个重要原因。高宗时，刘思立为考功员外郎，建议进士科试杂文，即试诗赋辞章。《唐会要》说："进士举人，自国初以来，试诗赋，帖经、时务策五道。中间虽暂改更，旋即仍旧。"（《唐会要》卷七六，《进士》）常兖为相时，"非以辞赋登科者，莫得进用。"（《旧唐书》卷一一九，《崔祐甫传》）严羽说："唐以诗取士，故多专门之学。"（严羽：《沧浪诗话·诗评》）王应麟在《困学纪闻》中说："唐以诗取士，钱起之《鼓瑟》，李肱之《霓裳》是也，故诗人多。"爵禄所劝，风行草偃，诗歌成为文人得官取禄的正路，与后来明清两代的制艺相同，已成为当时青年的必修科目。扬绾在《论贡举疏》中说："幼能就学，皆诵当代之诗，长而传文，不越诸家之集。"（《旧唐书·杨绾传》）元稹在《白氏长庆集序》中说："予于平水市中见村校诸童竞习诗，召而问之，皆对曰：'先生教我乐天，微之诗。'"白居易也说："自长安抵江西三四千里，凡乡校、佛寺、逆旅、行舟之中，往往有题仆诗者。"（《白居易集》卷四十五，《与元九书》）唐宣宗挽白居易的诗中有这样两句："童子解吟《长恨》曲，胡儿能唱《琵琶》篇。"可见白诗的流行是相当普遍的。学童幼而读诗，长而考诗。这种考诗的制度和提倡作诗的风气，对加强诗歌技巧训练，普及诗歌起了重要作用。《全唐诗·序》说："盖唐当开国之初，即用声律取士，聚天下才智英杰之彦，悉从事于六义之学，以为进身之阶，则习之者固已专且勤矣。"从幼年起就注意诗歌技巧的普遍训练，是诗歌繁荣的一个重要条件。显然，唐诗成为中国古代诗歌发展的高峰，是同当时以诗取士，以诗歌作为教材分不开的。 第二，教材与古文运动的勃兴。唐代初期，有萧款士、元结、梁肃、柳冕等人提倡文章的古体。柳冕指出文学衰弊的原因，是由于"六艺之不兴，教化之不明"。他把文学与儒道合而为一。这种理论，由韩愈来发扬光大。韩愈是唐代古文运动的旗手，他主张文学为载道之器。他的学术思想是尊儒排佛，文学主张是反骈重散。他在《进学解》中向学生介绍主要教材时说："口不绝吟于六艺之文，手不停技于百家之编"；"上规姚姒，诨浑天涯，周《诰》殷《盘》，诘屈聱牙；《春秋》谨严，《左氏》浮夸，《易》奇而法，《诗》正而葩；下逮《庄》、《骚》，太史所录，子云相如，同工异曲。"（《韩昌黎文集校注》卷一）他把《五经》，子、史之书列为自己的必读书和文学典范，也就是他开展古文运动所用的教材。 柳宗元是韩愈古文运动的有力支持者、宣传者。他在《答韦中立论师道书》中谈了他对文学的主张和他经常使用的教科书。他说："始吾幼且少，为文章，以辞为工；及长，乃知文者以明道。。。本之《书》以求其质，本之《诗》以求其恒，本之《礼》以求其宜，本之《春秋》以求其断，本之《易》以求其动，此吾所以取道之原也。参之《谷梁氏》以厉其气，参之《孟》、《荀》以畅其支，参之《庄》、《老》以肆其端，参之《国语》以博其趣，参之《离骚》以致其幽，参之太史公以著其浩，此吾所以旁推交通而以为之文也。"他认为一方面要在儒家典籍里求圣人之道，同时要参读于史诗赋以求其文辞。这也就是柳宗元教学生学习古文所读的教材。 由此可见，中唐古文运动的勃兴，除了其根本原因应归于文学发展本身的规律以外，韩、柳等人采用这些教学内容，也起到一定的推动作用。 第三，《文选》作为教材的影响。《文选》是我国文学史上编选最早的一部文学总集，由南朝梁昭明太子编撰，又称《昭明文选》。人们能从中读到六朝以前各家的优秀作品，因此受到当时知识分子的重视。曹宪始以《文选》授诸生，魏模、公孙罗、李善相继传授，于是其学大兴。李善为《文选注》，居汴郢间讲授，诸生自远而至，传其业。从此，对《文选》的注释与研究，便发展成一项专门学问--文选学。唐文上家家有《文选》，像李德裕自称家不蓄《文选》，那是绝少的例外。唐代流行这样的话："《文选》烂，秀才半"，可见《文选》对唐代文学的影响是多么深远。它对唐代科举，尤其是对进士科的影响也是很大的。李善在《上文选注》中说："后进英髦，咸资準的。"杜甫也说："少精《文选》理"。日本学者梁川星岩在《论诗示王香》中说："一部杜诗君试阅，尽从《文选》理中来。"这反映了日本学者对唐代诗学与汉魏六朝文学相互关系的认识是比较深刻的。 （5）唐代教材在国外的传播唐代学术对日本影响深远。在教育制度方面，日本元明皇帝时，仿唐制设大学寮，并在大学寮中讲授儒学经典。吉备真备自长安回国后即亲自传授，令学生四百人习《五经》、《三史》、明法、算术、音韵、籀篆等六道。与真备约略同时的膳大丘，于唐天宝十一年（公元752 年）入唐留学，专攻儒术，"问先圣之遗风，览胶庠之余烈"。他在长安国子监学经史，归国后成为大学助教和博士，继续传播儒学，并建议从唐制尊孔子为文宣王，是为日本尊孔之始。伊豫部家守在光仁朝隋遣唐使来长安，习经学和《切韵》、《说文》、《字林》，返日本后在大学讲授《左传》、《公羊》、《榖梁》三传。《公羊》、《榖梁》之学由此传入日本。 除经学外，中国的文学也传入日本。《文选》作为教材，在日本传播很广，它帮助日本知识分子学习汉文学知识，培养文学意识，并作为学习写作的范本，使得文士们多在骈俪对偶方面下功夫。白居易的诗文在日本也负盛名。著名儒官林春斋在谈到这段历史时说："《文选》行于本朝久矣。嵯峨帝御宇，《白氏文集》全部始传来本朝，诗人无不效《文选》、《白氏》者。"黄遵宪在《日本国志》中说："教之之法有《周易》、《尚书》、《周礼》、《仪礼》、《毛诗》、《春秋左氏传》等。《孝经》、《论语》则令学者兼习。此外有算学，有书学，有律学，有音学，有天文阴阳历医等学。"奈良朝于大学寮外，专设典药寮，设医博士、针博士、按摩博士，传授诸生。医科习《本草》、《甲乙脉经》；针科习《素问》、《黄帝针经》、《明堂》、《脉诀》、《赤神鸟针》等。所订制度基本上与唐朝相同。 在蒙学教材方面，唐李瀚的《蒙求》、胡鲁的《咏史诗》都盛行于日本。这两种书与梁周兴嗣的《千字文》合刻，作为儿童课本。 唐代，中国经史学在新罗传布尤广。公元788 年，新罗设读书出身科，考试书籍有《左传》、《礼记》、《文选》、《孝经》。博通《五经》、《三史》和诸子百家者破格擢用。新罗设国学，以经史及《文选》教授，不断出现擅长汉文的名家。新罗士人还爱读白居易的诗和张。。的文章。蒙学教材《太公尚书》由中国《太家教》翻译而成，用到1684 年，才由新课本代替。 中国的数学成就也在唐代传入新罗。新罗国学设算学科，教授《缀经》、《三开》、《九章》、《六章》。《三开》、《文章》等中国数学书并由新罗传入日本。新罗神文王时，置医学博士，以《本草经》、《甲乙经》、《素问》、《针经》、《脉经》、《旺堂经》、《难经》传授学生，制度全仿唐朝。 唐代的教育制度和教学内容传到国外，说明当时的中国文化在亚洲诸国中是比较高的，也说明唐代国力强盛，经济发展，国家的政治制度比较完备，因而在学术、文化、教育等方面，出就为外国所取法了。 （6）唐代教材建设和改革的特点教材选择的整体性。随着时间的推演，近千年来，儒经注释繁杂，众说纷纭。颜师古、孔颖达的取舍标准有二：一是综汇百家之言，以流传较广，时间范围较大，较切合经义的注释家言为基本，揉以观点相近的注释，认真辨析义理，统而线一，如《五经正义》。二是在《五经正义》之外，取距唐较近的南北朝，隋朝的注释家言为辅助性教材，既统一了教育思想，又涵顾了学术上的兼容，为儒家思想的整体化创造了条件。 唐代儿童教材的选择和编纂遵循儿童身心发展有其年龄段的特点。儿童教材大都文字浅显，流畅通顺，采用简短、整齐的韵语，或使用对偶、排比句，读之朗朗上口，便于儿童记忆和理解，而且，寓忠孝节悌等伦理道德于故事之中，适合于儿童生理及心理特点，既能使学习与思想教育相结合，又照顾到通俗性和趣味性，故而为社会广泛采用。 总括上述，唐代经过上百年的艰苦努力，官学教育制度已相当完备，达到了当时世界领先水平，在我国和世界学校教育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和特点。 第一，等级制的强化。各级各类学校学生入学资格都有严格规定，这种规定不是根据学生的年龄和文化程度，而是按照身份和地位。在唐代的学校中，弘文馆和崇文馆是贵族学校，国子监是公侯学校，太学是卿大夫学校，四门学、律、书、算学及地方州县为下级官员子弟学校。汉代以来，历朝统治者都重儒学而轻方技，医学、兽医及天文、历法、占卜等学的学生来源只能是庶民子弟。弘文、崇文学生门荫条件优越，仕进多途；国子监学生通过科举考试，入仕希望亦很大；职业教育诸学校的学生，毕业后则大都从事所学专业方面工作，仕进缓慢。作为一种制度，什么品级的官员子弟入什么等级的学校，有着严格的界限规定，这是保证其贵族化教育的有效手段。唐代世家大族的特权地位虽然早已丧失，在社会集团和经济群体的意义上已失去了存在的条件，但作为一种涵濡甚深的社会观念，贵家士族仍是唐朝前期社会风气之所尚。因此，唐代教育的等级性，也表现着当时的社会意识。 第二，儒学在整个教育体系中占主导地位，不仅种类多，学额多，而且上下贯通，体系完整。教师、学生的待遇和学校设备也比较优厚和完善。第三，教育体制的系统化。其一是形成了完善的教育管理制度。唐代教育管理制度是贯彻统治阶级教育方针、教育目的的坚实手段。其中，黜罚制度保证教育过程正常进行；招生制度维护统治阶级的特权地位。《孝经》、《论语》等是每个学生必修的思想政治理论课，这种以儒经学习为主导的教育方针，浸渍着统治阶级的伦理道德观念。算学、律学、书学、医学、以及天文、历法、兽医等的学习，则是为了向社会输送各种各样的人才。其二是建立了上下梯进，主辅分职，普通教育和职业技术教育相结合的完善的学校体系。唐以前的国家教育机制，虽从汉代起就分中央和地方两级，但二者均为独立教育单位，没有层次间的递阶和主从性关联。唐代国家教育机制亦可分中央和地方两大教育层次，但二者有着息息相通的关联。里学和乡学是国家教育的基础发蒙；县学和州学是中级教育层次；中央学校则属高等教育。初级学校的毕业生升入州县学校，中级学校的业成者或参加科举考试，或入国子监学深造，以完成教育的全过程。因此，一般来说，低级官员子孙，中、小地主及部分农民了弟均沿着乡学--州（县）学--国子监阶梯接受教育。儒学教育是唐代教育机制的主要内容，其它教育系统则是辅从教育。儒学教育有着从中央到地方的连贯性。国子监、贵族学校是中央教育的核心，州县经学既是地方教育的核心，也是中央儒学教育的下接续。律、书、算学、太医署、崇玄学及地方医学则是辅从的外沿教育。这种连贯型的主辅教育体系是唐代国家教育机制的特点之一，反映了以儒学为主导的思想精神与社会生活所需的结合。 职业教育是唐代兴起的新型教育，包括卜筮、兽医、天文、历法、漏刻等专业。太仆寺和司天台是政府事务性部门，唐前各朝均未招收学生，因而，兽医和天文术等只在民间流传，师承关系十分严格。在职业教育体系中，接受职业教育的学生大都是贫苦人家子弟，他们在所隶属的官衙中边学习，边实践，业成后有的就地参加工作，有的则分配到对口部门。 第四，专业教育开始确立，不仅设立了文科性质的专业学校，如律学、书学，而且设立了实科性质的专业学校，如算学、天文历学和医学等。 第五，学校形式多样化。除教育行政直属系统之外，在某些行政部门，如太乐署、太仆寺、太医署、太仆署、司天台等，亦设博士，招收学生，采取带徒弟的办法，学生一面学习，一面工作，进行职业训练，把教育、研究和行政三者结合起来。 第六，唐代地方学校教育制度也较前代更为周详。按府县人口多少分为等级，规定教师和学生的名额。一直到乡里均设学校。 第七，思想政治教育的确立。在中国封建教育史上，唐代是第一个统一道德教育的王朝，无论是教育制度还是科举制度，均设有道德教育课程和考试科目。有唐一代，《孝经》和《论经》是儒家思想教育的基本内容。唐高宗时，武后建议天下参加科举考试者都要修习《老子》，从而使道家经典也进入了思想政治教育的领域。唐代国家通过政治教育等方式，力图使儒家伦理思想成为全社会的行为指南。 （三）战乱中衰微的五代学校进入五代，学校教育及科举之制多袭隋唐旧制，但因为战乱多，时间短（公元907-960 年），统治者虽有心发展教育，在人力和财力上均有很大困难。后梁开平三年（公元909 年），即后梁建国之初的第三年，国子监便上奏朝廷要求修建文宣王庙，并请从官吏俸钱中每贯抽取十五文，充做经费。后唐明宗天成三年（公元928 年），国子祭酒崔协因经费匮乏，奏请国子监每年只置监生二百员，入学者还要通过考试。但监生并不认真学习，只是挂名候选混资历。同一时期，曾颁诸道州府各置州学之令。二年后，国子监又奏，补国子监生者按旧例入学时应交束脩二千钱，及第后再要交光学钱一千。没有雄厚的经济实力作保证，没有安定的政治环境，教育的发展自然受到许多不利的影响。十国中，南唐升元二年（公元938 年）冬十月丙子，立太帝，命删定礼乐（陆游《南唐书》），南汉乾亨四年（公元920 年）春三月，从兵部侍郎杨洞潜之请，始立学校。置选部贡举，放进士明经十余人，如唐故事。因为五代的统治者大多是唐代的文武官吏，对旧朝的文教政策和学校制度均已熟悉，所以五个朝代虽递嬗相或如走马灯一般，教育制度和科举制度基本上都能很快建立起来，在当时起到一定的作用。后周世宗显德二年（公元955 年）始以大梁（开封）天福普利禅院营建国子监，置学舍，这就是后来宋的国子监所在之地。 （四）隋唐五代的私学隋未官学不兴，再加上政治腐败和战乱频仍，许多儒士转入乡间山林进行私家讲学。王通就曾在家里开馆授徒，为唐代开国培养了一大批人才。王通的哥哥王绩，隋末亦称大儒，聚徒河、汾间，仿古作《六经》，又作《中说》，并以此教授学生（《旧唐书·王绩传》）。 唐代私学状况如何？近人邓之诚说：唐时"学校为官所立，私人不得设立。"（《中华二千年史》卷三第116 页）其依据为《文献通考》卷四十六《学校考七》所载开元二十一年（公元733 年）五月敕："不得辄使诸百姓任立私学"。仔细通读此敕可知，"不得辄使"四字当属上句，而"诸"字，经查《唐会要》卷三五《学校》所载同敕系"许"字之误。这样，此敕应为："许百姓任立私学"。情况大致是：开元二十一年以前，政府对于私学的设立有所限制，以后则不作任何限制。可见，唐朝政府并非一直禁止设立私学。相反，唐代私学倒是十分兴盛。办私学的有在职官吏和无意仕宦的及政治上失意的儒士，也有借此换取斗箐之资的知识分子。他们精于经学，通晓文史，在地方上被奉为名师大儒，自行在民间聚徒讲学。 唐代对私学的政策客观上也鼓励了私学的发展，使之成为一种重要的教育形式。中唐以后，由于官学衰微，私学在数量和质量上都有压倒官学之势。私立学校主要有以下几种形式：1。民间私家讲授有些名流学者，涉猎经史，不交世务，创立了儒宫，开设学馆，从事著述和讲学活动。如"张士衡，仕隋为余杭令，以老还家，大业兵起，诸儒废学，唐兴，士衡复讲教乡里。"（《新唐书·儒学传》）又如窦常"大历十四年（公元779 年）登进士第，居乡陵之杨柳。结庐种树，不求苟进，以讲学著书为事，凡二十年不出。"（《旧唐书·窦群传》）再如李德裕"以器业自负，特达不群。好著书为文，奖善疾恶。虽位极台辅，读书不辍。。东都于伊阙南置平泉别墅，清流翠筝，树石幽奇，初未仕时，讲学其中。"（《旧唐书·李德裕传》）"王恭，每于乡里教授。弟子自远方至者数百人。"（《旧唐书》本传）贞元年间，胡珦在献陵市"置田宅，务种树为业，教授弟子。"（《韩昌黎集》卷三十，《唐故中散大夫少府监胡良公墓神道碑》） 唐代不少名儒显宦幼时就是在这种学校接受启蒙教育的。如柳宗元在《与太学诸生书》中自称少时不敢去上太学，只得就学于"乡间私塾"。又如马怀素"寓居江都，少事师李善。家贫无灯烛，尽採薪苏，夜燃读，遂博览经史，善属文。举进士，又应科举，登文学优瞻科，拜郿尉，四迁左台监察御史。"（《旧唐书·马怀素传》）再如窦群"学《春秋》于啖助之门人卢庇者，著书三十四卷，号《史记名臣疏》。"（《旧唐书·刘太真传》） 家学是私学的一种重要形式，不少人从"庭训"、"家学渊源"中得到教育。 一些名士，也都担任过私学教师。 贞观初，著名训诂学家颜师古在得到太宗赏识前，"屡甚，资教授为生"。与颜师古同撰《五经正义》的孔颖达，在入仕前也以宿儒开门授业（《新唐书·儒学列传》）。 扬州的曹宪在隋时已聚徒讲学，学生常数百人，当时公卿以下官员都曾向曹宪学习。隋亡后，曹宪继续在扬州办私学，唐太宗曾打算征其为弘文馆学士，但因为他年纪大了，不能出来，遣使就家拜为大夫，对之极其尊重。此外还有善文达、张士衡、啖助、李邕等，都是当时著名的私学授学的名儒，培养了不少名人。 著名医学家孙思邈，唐太宗、高宗都曾召见过，并要授他官职，他"固辞不受"，"辞疾请归"。当时知名之士宋金文、孟洗、卢照邻等都执师之礼焉。 2。山林讲学山林讲学的风气从东汉以来就已存在，但兴盛则是唐中叶以后的事情。 如："阳城隐于中条山，远近慕其德行，皆从之学。"（《旧唐书·隐逸传》）、庐鸿庐于嵩山，玄宗征拜谏议下大夫，"固辞，许还山，官为营草堂，鸿到山中，广学庐，聚徒至五百人。"（《新唐书·隐逸传》）贞观初年，退隐白鹿山的马嘉运，少为沙门，还治儒学，长议论，退隐后，"诸方来授业至千人"。孙思邈也曾长期隐居太白山。 有人统计，唐代山林讲学，主要分布在终南、华山及长安南郊区，嵩山及其近区诸山，中条山、太行山，泰山及其近区诸山，庐山，衡山，罗浮山，四川诸山，九华山，浙江诸山，福建诸山（严耕望《唐史研究论稿》）。名儒讲学山林与士子就学山林的主要原因，除了以上均为南北东西名山，交通便利，人文繁盛，对士子颇有吸引力外，还因为唐中叶以后科举考试资格逐渐放宽，贫民寒士也可以参加，而居家多缺少必备典籍，不少名山中则藏有丰富的典籍，易于学习。 3。寺院讲学唐代佛教兴盛。张籍《送朱庆余及弟归越》诗云"有寺山皆通"，可为佐证。僧徒中亦多第一流学者，不仅精通佛典，亦精通经史，不少官吏、名士都乐于与僧侣交游。许多寺院设有义学院，有丰富的藏书，吸引了不少士子前往就学，促进了寺院教育的发达。 《旧唐书》裴休传："家事奉佛，休尤深于佛典，太原风翔过名山，多僧寺，视事之隙，游践山村，与义学僧讲佛理。"朝官视事之余还入寺与僧人讲求佛理，可见当时的风气。 日本人那波利贞考证，甘肃敦煌佛寺中，设有寺塾，并断言："寺塾所教所学为普通教育，非佛家教育，此种情形非当敦煌一地之特殊现象，而可视为大唐天下各州之共同现象。"近代发现的敦煌千佛洞藏书中，除一部分是佛典外，还有相当的经史子籍书，这也可以说明，寺院教育，至少在相当程度上为普通教育。 据记载，《白氏长庆集》共有五本，其中三本藏于寺院--一本在庐山东林寺经藏院；一本在苏州南禅寺经藏内，一本在东都胜善寺钵塔院解库楼（白居易《白氏长庆集后序》）。可见寺院藏书范围是十分宽泛的。 一些寺院还传授实用医学知识。据记载，著名历算天文家嵩山僧一行，"寻该算术，不下数千里，知名者往询焉，未至天台山国清寺。"在国清寺他看到院僧聚徒讲授算术，即向院僧求得算法而归（《旧唐书·一行传》及《佛祖历代通载》）。 据《医学总纲》记载，吐蕃医师老玉脱云丹贡布率弟子往五台山求学，受到僧人的热情接待，最后携《体腔内部洞察法》等医书而归。 唐政府对私学采取鼓励和支持的政策，官学与私学教材相对一致，官私学学生学成后均可经过考试予以承认，成为国家的工作人员，这使得私学在唐代教育体系中的地位十分突出。初唐和盛唐时期，它是官学的补充形式，中晚唐以后，在官学衰败的情况下，它起着继承、沿续的作用。官私学的诸种传播方式混杂在一起，交互影响，构成了唐代教育的完整面目。 五代战乱时期，官学不兴，私学是最好的补充。在民间，私人传习、聚书讲学和家庭教育很有生命力，仅从《旧五代史》中，我们就可以看到许多民间研读经书，习学儒术的实例。后唐张宪从小就喜儒学，励志横经，不舍昼夜，尽通诸经，尤精《左传》。长成后与马郁、王缄等燕中名士交游，其"沉静寡欲，喜聚图书，家书五千卷，视事之余，手自校刊。"贾馥，家聚书三千卷，手自校刊，以鸿胪卿致仕，退休后结茅于家乡，一边耕牧，一边教育儿孙，自得其乐。后晋张希崇从小通《左氏春秋》，刘晞从小以儒学称于乡里。京兆人郑玄素曾因战乱避难在鹤鸣峰下，汇萃古书千卷，采薇蕨而弘诵自若，善谈名理。梁朝人罗绍威"工笔札，晓音律。性复精悍明敏。服膺儒术，明达吏理。好招延文士。聚书万卷，开学馆，置书楼。。。颇有情致。"范阳人窦禹钧"于宅南构一书院，四十间，聚书数千卷。礼文行之儒，延置师席，凡四方孤寒之士无所供需者，公咸为出之。无问识不识，有志于学者，听其自至。"到后汉时，有郭忠恕，七岁童子及第，精通文学，尤工篆隶、子史。龙敏，少学为儒。张允，幼学为儒，后仕本州为参军。后周时，和凝，幼而聪敏，少好学，书一览著咸达其大义。年十七即举明经的司徒诩，少好读书，通《五经》大义。翟光邺"好聚书，重儒者，虚斋议论，唯求理道。"张沆"少力学，攻词赋登进士第"，虽久居禄位，家无余财，只有图书。沈遘"幼孤，以苦学为志，弱冠登进士第"，为人谦和，每有文士投奔，必择其贤者而加以推荐，故当时后进之士之归焉。 五代时期家学对于地方教育的保持和发展更有意义。范阳人窦禹钧，"诸子进士及第，义风家法，为一时标表。"（《范文正公文集·窦谏议录》）江州陈氏，长幼七百口，上下雍睦。建家塾聚书，延四方学者，优胜皆资焉（文莹《湘山野录》）。由此可见，整个五代的尊经崇儒之风在民间还是颇有影响的，由此形成了儒学发展变化的广阔的社会基础，虽官学不兴，但一遇时机便可迅速发展。 （五）唐末五代的书院1。官立书院：集贤殿书院书院之名始于唐代，最早的是集贤殿书院。它是官立书院，主要职能是为政府修书。据《新唐书·百官志》和《唐六典》载，开元五年（公元717年），收集天下典籍，在乾元殿整理，设各种专职整理和管理人员。六年（公元718 年），乾元殿更号丽正修书院，改修书官为丽正殿直学士，并于光顺门外亦设一丽正修书院。十三年（公元725 年）大明宫光顺门外，东都明福门外两所丽正修书院均改为集贤殿书院。 集贤殿书院职责分明。据《唐六典》载：集贤殿书院"有学士、直学士、侍讲学士、修撰官、校理官、知书管等。集贤院学士掌刊辑古今之经籍，以辩明邦国之大典，而备顾问应时，凡天下图书之遗逸，贤才之隐滞，则承旨而征求焉。其有筹策之可施于时，著述之可行于代者，较其才艺，考其学述而表之。凡承旨撰集文章，校理经籍，月终则进课于内，岁终则考最（考察功绩）于外。"以上所引表明，集贤殿书院主要是一个刊辑编定经典，帮助帝王了解经典史籍的官方学术机构。所以袁枚《随园随笔》云："书院之名起于唐玄宗时，丽正书院、集贤书院，皆建于朝省，为修书之地，非士子肆业之所也。"但是，如果据此认为集贤殿书院，甚至进而认为唐代所有书院都没有教学活动，那就是非常片面了。根据各方面的材料来看，唐代集贤书院除了具有收藏整理图书、荟萃才俊、纂辑著述、侍讲顾问等职能外，还兼有聚徒设教的职能，有其特定的教学内容和教学对象。书院从其名称诞生的早期便与教学活动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了。 其一，从集贤殿书院的工作性质来看：集贤殿书院藏书总数达八九万卷，这在当时是一个相当大的数字。但它同时又是当时中央最庞大的文人贤才荟萃之所，兼有国家图书馆和研究院的性质，并编修著译了《唐六典》、《开元大衍历》、《初学记》、《大唐开元礼》等二十多种著作，内容涉及经学、史学、目录学、典章制度、音乐、历法、类书、佛道、文选学、文集等门类。其中有不少是卷帙浩繁的典籍，编纂，校刊，抄写的工作量非常大，单靠学士与直学士若干人和修撰、校理官数人是难以胜任的，还需要一些助手，这其中就有"书直"及"写御书"一百人。书直及写御书，是"开元五年十二月，敕于秘书省、昭文馆兼广召诸色能书者充，皆亲经御简。后又取前资、常选、三卫、散官、五品以上子孙，各有年限，依资甄叙。至十九年（公元731 年），敕有官者为直院也。"（《唐六典》卷九《中书省》）可见，书直与写御书的身份，与秘书省"职同流外"（《唐六典》卷十《秘书省》）的楷书手不同，也与其它官府中身为胥吏的书令史等不同，他们最初在乾元殿书院成立时，是从秘书省、昭书馆（即弘文馆）和其他工于书法者中召集而来，并经过"御简"，即经唐玄宗或其他中央最高统治者简选而来的。集贤殿书院成立之后，书直和写御书则选取前资官、常选人员、三卫、散官及五品以上官员之子孙充当。其身份与弘文馆的学生类似，也与入学条件为五品以上子孙的太学生有点类似。他们也属于甄叙参选、入仕为官的对象。由于"直书"，"御书手"他们抄写的是皇朝重要典籍，仅书法优美还不够，还须有一定的文化素养，掌握必备的文史知识，才不至于在校理抄写典籍的过程中出差错。这样，这些学士、直学士和修撰宫等在组织众多的书直和写御书参与整理，抄写图书的过程中，必定要传授、讲解一些有关典籍整理、校刊和其他经史文化知识，而这些相当于今天的图书馆学的学问，大概便是集贤殿书院的主要教学内容。 其二，从集贤殿书院任职的学士身份来看：开元十三年改丽正书院为集贤殿书院时，唐玄宗下诏说："仙者，捕影之流，朕所不取；贤者，济治之具，当务其实。院内五品以上为学士，六品以下为直学士。中书令张说充学士、知院事，散骑常侍徐坚为副。礼部侍郎贺知章、中书舍人陆贤，并为学士。国子博士康子元为侍讲学士，考功员外郎赵冬曦、监察御史咸廙业、右补阙韦述、李子钊、陆元泰、吕向。。"（《唐会要》卷六四《集贤院》）。这些兼职集贤的鸿儒硕彦，皆为"博闻多识之士"（《典江集·集贤殿书院奉敕送士上赐燕序》），他们在集贤殿书院著书侍讲之余，兼承担一些教学工作，则是驾轻就熟、顺理成章的事情。 其三，从集贤殿书院的倡立者张说的活动来看，杜牧在《樊川文集》卷十二《上宣州高大夫书》一文中，列举唐朝十九位科第出身的名臣的功绩，其中谈到张说的功绩之一是，"招置文学士，开内学馆"。张说其人与集贤殿书院的建立、发展有绝大的关系，曾网罗引拨许多玄宗朝文人学者任集贤学士。学馆多有教学职能，杜牧将集贤殿书院称之为"内学馆"，说明集贤殿书院也具有学馆教学的性质。 张说本人尊崇文儒、倡建学校以及集贤殿书院。唐睿宗复位以后，李隆基为太子，身为宰相的张说便在《上东宫请讲学启》中劝李隆基注重教育和经籍："伏愿崇太学，简明师，重道尊儒，以养天下之士。今礼经残缺，学校陵迟，历代经史，率多纰缪，实殿下阐扬之日，刊定之秋。伏愿博采之士，施求硕学，表正九经，刊考三史，则圣贤遗范，粲然可观。。引进文儒，详观文典，商略前载，讨论得失。"后来书院的建立便是张说这次倡议付诸实践的结果。集贤殿书院的各种职能，在张说的这次建议中都能找到根据，而张说主管集贤殿书院后，其尊崇学校，重儒养生的思想，也在书院职能的发挥中得到体现。了解了这点，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杜牧概述张说一生中主要功绩之一是"招置文学士，开内学馆" 张说本人曾作过多首有关书院的五言诗，其中《赴集贤院学士上赐宴应制得辉字》中的"位将贤士设，书共学徒归"（《全唐诗》卷八八》，肯定地提到集贤殿书院中书籍与学徒的互相依存关系。"书共学徒归"很可能是指最初将秘书省、昭文馆及诸色能书著入书院之事。《张说之文集》卷四附有诸朝臣唱和诗，其中裴崔《赋得升字》云："向道图书盛，尊儒礼教兴。石渠因学广，金殿为贤升"；苏頲《赋得兹字》云："肃肃金殿里，招贤固在兹。锵锵石渠内，庠序亦同时。宴锡欢谈道，文成贵说诗。用儒今作相，敦学旧为师。"这些诗作皆以石渠喻集贤，并一再明确提到书院内兼有庠序学生。 其四，从其它历史文献所述来看：唐文宗大和中，曾任集贤殿书院学士的刘禹锡出任苏州刺史，后来他回忆在集贤殿书院的生活说："余为书殿学士四年，所与居皆鸿生彦士。一旦诏下怀吴郡章而东，门下生感惜是行，且曰：'吴中富士必有知书，宜为太守所礼者'。"（《刘宾客文集·魂生兵要录》）其中所提到的"鸿生"、"门下生"，是为集贤殿书院中学习者，"门下生"应是指受业门下的学生。刘禹锡又在《荐处士严毖状》中，极力推荐国子司业严士元三子、处士严毖入朝任职，并说："倘弘文、集贤、史民之官，采其实学，有劝诸生"（《刘宾客文集》卷十七）。唐后期弘文馆，集贤院、史馆并称为三馆，刘禹锡举荐严毖入此三馆中的一馆任职，并言若用其艺业实学，则"有劝诸生"。这里为"诸生"即包括集贤院的学生。《唐语林》卷四《企羡》所载的一条材料说得很明白："圣上好文，书籍之盛事，自古未有。朝宰充使，学徒云集，官家设教，尽在斯矣。"集贤殿书院学士一般由宰相和其他五品以上大臣兼领，宰相（侍中）裴耀卿兼任集贤院学士后，到集贤院观看丰富的藏书，大概也同时看到了书院的教学活动和众多的学生，因而才会直接说"学徒云集，官学设教"。 将集贤殿书院的教学活动记载得最为明确的，是《唐大诏令集》。此书卷一○五所载唐代宗广德二年（公元764 年）七月《选集贤学士敕》在论道干戈战乱以后对教育应采取的措施时，指出："投戈息马，论道尊儒，用弘庠序之风，俾有箪瓢之乐。宜令所司，量追集贤学生，精加选择，使在馆习业。仍委度支，准给厨米，敦兹儒术，庶有大成。甲科高悬，好学者中，敷求茂异，称朕意焉。 唐代集贤殿书院性质与弘文馆等学馆相近，有时也与弘文馆、史馆一起称为三馆，因此，所谓追集贤学生"在馆习业"，即在集贤殿书院内学习学业。按唐代中央官学生皆由官方公厨食堂免费供给伙食，故这里所谓"准给厨米"即供给公厨粮食。这道记载明白的《选集贤学士敕》可以说明唐代集贤殿书院是有教学活动的。 综上所述可知：唐代集贤殿书院具有读书、藏书、教授生徒、供祀先贤、研治兵法等项内容，其中以教授生徒一项具有特别意义。在以往的研究中，常援引清人袁枚"书院之名起唐玄宗时，丽正书院、集贤书院。。为修书之地，非士子肆业之所"（《随园随笔》卷十四）之说，而认定唐代书院无教学活动。其实，书院是中国士人的文化组织，教育不能涵盖它的全部内容，以有无教学活动来衡量书院是否具有"完全意义"这是不能成立的。书院是儒者之区，往往与寺院、道观并立而强调其与佛道的区别，但儒生、和尚、道士又能和平共处，同论短长，显示出文化交融的趋势。另外，仅从教育的意义来讲，书院的教育功能已经发展到相当成熟的阶段，松洲书院对士民的社会教育和对学生的课堂教学，东佳的书堂书房分级授受等都可以说明这一点。 2。私立书院：读书治学之所作为真正教育机构的书院，起源于私人的著书讲学。有的学者说："书院是私学的高级表现形式"（杨荣春《中国封建社会教育史》），这是有道理的。从孔墨私学、经稷下学宫、汉代书馆和精舍，到书院制度，代表着古代私学教育发展不同阶段的典型形态。书院制度堪称私学教育发展的最高形态。 唐代有不少私人创建的书院。起初，多数得将个人读书治学之所称之为书院，后来逐步发展成聚书建屋，授徒讲学的书院。《全唐诗》中提到书院有十一处，如李宽中秀才书院、沈彬进士书院和杜中丞书院等。这些书院多以人命名，还不像是稳定的正式名称，反映了书院初建时期的特点。见于地方史志书，注明为唐代设置的书院的，有十七处，如石鼓书院（衡阳）、丽正书院（绍兴、洛阳各一）、景星书院（九江）等。这些书院多因地因事命名，有了固定的特有名称，表明书院已成为稳定的教育机构。值得注意的是《全唐诗》中李宽中秀才书院和《湖南通志》中石鼓书院之间的联系。石鼓书院"旧为寻真观，唐刺史齐映建，元和间李宽结庐读书其上"（李宽即李宽中秀才），恰好透露了从"寻真观"到"李宽中秀才书院"发展成"石鼓书院"的演进过程。 建于唐代的书院，明确记载有讲学活动的有四所：皇寮书院。光绪《江西通志》卷八十一："皇寮书院在（永丰县）二都渝州，唐吉州通判刘庆霖流寓永丰，建以讲学。其十二世孙炎修。" 庆霖生平及建院年代，均无资料可考，只能待之后来，然则书院为讲学授业之地的性质则很明确。光绪《吉安府志》卷十九中也称"唐刘庆霖为吉州通判，留寓永丰，始建（皇寮）书院讲学。" 松洲书院。同治《福建通志》卷六十四："松洲书院在（漳州府）二十四都，唐陈珦与士民讲学处。今废。" 查民国《福建通志·列传》卷二："陈珦，字朝佩，元光子，入籍漳州。自幼不群，从许天正受学，万岁通天元年（公元696 年）举明经及第"，开元十九年（公元731 年）登王维榜进士。"武后称制，上疏乞归养，使主漳州文学。龙溪尹席宏聘主乡校，乃辟书院于松洲，与士民论说典礼。是时，州治初建，俗固陋，珦开引古义，于风教多所裨益。。。（开元）二十五年（公元737 年）乞休，复寻松洲别业，聚徒教授。" 由上引材料可见福建漳州龙溪县松洲书院创建于光宅元年（公元684年）书院为具级"乡校"性质，开办的目的在于移风易俗，教化乡里，主持人由县令聘请州文学教官陈珦充任（后期陈珦则以退休官吏身份主持书院教学工作），教学内容为儒家经典和礼仪，教学方法则为"论说"、"开引"，可以名之曰启发式，"于风教多所裨益"，则反映出其良好的教学效果。总之，它是唐代早于丽正、集贤书院，且教育功能齐全的书院之一。 东佳书堂（义门书院）嘉靖《九江府志》卷十："义门书院在（德安县）敷扬下乡，去县西北六十里东佳山下。唐义门陈衮即居在建之，聚书千卷，以资学者，子弟弱冠悉令就学。至宋徐锴为之记。今废。" 查徐锴记名《陈氏书堂记》，书院当正名为书堂。据胡旦《义门记》载，唐大顺元年（公元890 年），江州长史陈崇立《陈氏家法》规定，"立书堂一所于东佳庄，弟侄子孙有赋性聪明者令就学，稽有学成者应举。除现置书籍外，须令添置，于诸生中立一个掌书籍，出入须令照管，不得遗失。宾客寄止修业者延待于彼，一一出东佳庄供应周旋。"另"立书屋一所于住宅之西，训教童蒙。每年正月择吉日起馆，至冬月解散。童子七岁令入学，至十五岁出学，有能者令人东佳。逐年于书堂内次第抽二人归训，一人为先生，一人为副。"从上述记载看，陈衮在唐代最迟于大顺元年建立了有高低区别而又相互联系的两个文化教育机构，书屋为"训教童蒙"之所，书堂为高一级机构，既为陈氏十五岁以上子弟就学之处，亦为宾客修业之所，内藏书籍供其阅读借用。从"书屋"到"书堂"，再到四十余年后的"书院"，暗示出藏书规模的扩大，也揭示出书院这一围绕着书籍的文化组织的起源、产生和发展的过程。 桂岩书院。光绪《江西通志》卷八十一："桂岩书院在高安县调露乡洪城，唐幸南容创。宋幸元龙重修，周必大书额。明成化间幸顺迪修。" 幸元龙《桂岩书院记》称，南容"尝卜此山开馆授业，有孙曰轼，以咸通七年（公元866 年）中三史科（科举制中科目的一种），二年后为太子校书郎，家徙于郡，而书院自是芜矣"。按幸南容（公元746-819 年），贞元九年（公元793 年）与柳宗元同登进士，从此步入仕途，曾任国子祭酒兼太子宾客，六十八岁时致仕归家，家居五年后去世。桂岩书院创建当在家居之时。此时他已积累丰富的教学经验，完全可以"开馆授业"。 此外，还有"唐罗靖、罗简讲学之所"的梧桐书院（光绪《江西通志》卷八十一）等。 根据以上记载，可以认为，在唐代私人创建的书院中，已有较丰富的聚书授徒的讲学活动。虽然还不甚普遍，没有系统，未成定制，规模也较大，但作为教育机构，确已客观地存在。我们进一步考察宋初的著名书院就会发现，它们差不多都是由唐末五代的私人读书讲学之地发展而成的。所以，我们说，书院之名，虽最早为官方所用，但作为教育机构的书院，却起源于私人讲学。 3。白鹿洞书院：宋初书院的典型五代遭锋镝之厄，官学教育不兴，儒者潜伏山林，即闲旷以讲授，"相与择胜地，立精舍，为群居讲学之所"，是书院产生和发展的又一时机，为宋代书院的兴盛作了充分准备。其中尤以白鹿洞书院最为典型。 白鹿洞书院在江西星子县北庐山五老峰下。唐贞元中（公元785-805年），洛阳人李渤及其兄李涉在庐山读书，曾养一白鹿自随。宝历中（公元825-827 年）李渤任江州刺史，在庐山他读过书的地方，建筑台榭，名其地为白鹿洞。南唐升元四年（公元940 年）就白鹿洞建学馆，置田产，供各方来学者。国子监九经教授李善道为洞主，掌教授。当时称庐山国学。宋兴以后，白鹿洞屡经修缮，改称白鹿洞书院，成为宋初最兴盛的四大书院之一。从唐末至宋初，在庐山隐居和在白鹿洞书院任教的名人有唐时的颜翊，五代时的李善道、朱弼、陈贶，宋初的明起、刘涣、陈舜俞、陈珦等。颜翊率弟子三十余人，授经于白鹿洞中达三十余年。李善道任洞主时，学生百余人，皆为时望。宋弼任助教，学生质疑向难，详加剖析，造就不少人材。据马令《南唐书》载：朱弼，字君佐，建安人也。精究五传，旁贯数经。开宝中，谓金陵，一举以关头中第，授国子助教，知庐山国学。生徒数百。。。弼至，性本严重，动持礼法，每升堂讲释，生徒环立，各执难疑，问辩峰起，弼应声解说，莫不造理。虽题非已出，而事实联缀，宛若宿构，以故诸生诚服，皆循规范。这是关于白鹿洞书院初期教学活动最详尽的记录。宋初明起任白鹿洞主，学生数百人。这说明，在庐山国学时期，除了采取"个别传授"的教学形式外，还采用了"升堂讲论"或称之为"升堂讲释"的教学形式，这是书院教学的基本形式之一。 此外，从现在的历史资料来看，白鹿洞的教学授徒，大概除了传授与研习儒家传统的孔孟经书外，也学习史籍、诗文以及诸子百家文集。庐山国学诸生，有的长于军事、政治；有的"精于经史、能为文章"；有的以文学盛名；更多的则能诗，善诗，以诗盛名于四方。国学里甚至还发生过学生讼诗的案件。《全唐诗》中至今尚保持了庐山国学师生的不少诗篇。可见诗文也是庐山国学的重要教学内容。 从唐末到宋初，在白鹿洞就学的名人有伍乔、江为、杨徽之、刘式、刘元亨、蒯鳌、殷鹄等。伍乔是庐州人，在庐山国学读书数年，苦节自励，对《易》经探索精微。江为是陈贶的学生，在白鹿洞读书二十余年。杨徽之读书于白鹿洞，长于诗。刘式在南唐读书于白鹿洞时，曾手抄《孟子》、《管子》等书，据说是当时的一种日课。刘元亨在白鹿洞读书时，博学贯经史，一百多学生都像对老师那样地尊敬他。 五代宋初的白鹿洞书院，已有相当的影响，培养了一些人才，并且显示出书院教学的某些基本特点，诸如选择环境比较安静、交通比较方便的校址；确定固定的、有长期保证的经费来源；选派有相当造诣的教师掌教；学习内容广泛，相对自由，少受科考牵制；师生之间质疑向难，学徒之间互相切磋；师徒各有专攻，各有所长；大师悉心讲学授徒，四方学子闻风聚合等等。这些都对以后书院的办学模式和教学活动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三、科举考试古代社会的人才选拔主要有两种性质：荐举和科举。 在科举制度建立以前，古代社会的人才选拔主要是乡举里选的荐举制。 "科举"一词由来已久，各时代都有其确定的内涵，而其共同的核心却是设科举士。隋唐五代时有称为"科举"者，如李肇《唐国史补》卷下云："贞元十二年（公元796 年），。。德宗闻之，怒，欲废科举。"但更多以"科第"、"科选"称之（称"科第"者如赵璘《因话录》卷二《商部》上云："权文公德舆，身不由科第，掌贡举三年。"称"科选"者如王定保《唐摭言》卷十三《无名子谤议》条云："贞元中，刘忠州任大夫，科选多滥进。"）《通典》卷十五《选举》讲唐代科举及第之时说："凡众科有能兼学则加超奖，不在常限。按令文，科第秀才与明径同为四等，进士与明法同为二等。然秀才之科久废，而明径虽有甲、乙、丙、丁四科，进士有甲、乙二科，自武德以来，明经唯有丁第，进士唯乙科而已。"此处所言"科第"，包括秀才、明经、进士、明法等常科，已明确含有分科选人之意。 杜牧与高元裕讨论科举问题时说："科第之设，圣祖神宗所以选贤才也，岂计子弟与寒士也。。。况国家设取士之科，而使子弟不得由之？若以科第之徒浮华轻薄，不可任以为沿，则国朝自房梁公以降，有大功，立大节，率多科第人也。"（《樊川文集·上宣州高大夫书》）接着他历举唐朝十九位名臣的科第出身，包括进士科、下笔成章举、制策科、宏辞制策科等。联系当时诏书所说的"朝廷设科取士，门目至多"，完全可以肯定杜牧所谓的"科第"，即分科举人之意。 "科举"、"科第"、"科选"，均突出"科"字，可见今人诠释"科举"为分科举人，正合古人原义。 科举制度就是按照不同的科目来选举人才，这在当时的典籍中早已明载。《唐六内》卷书《尚书礼部》云："凡举试之制，每岁仲冬，率与计谐。其科有六：一曰秀才，二曰明经，三曰进士，四曰明法，五曰书，六曰算。"《通典》卷十五《选举》亦曰："大唐贡士之法，多循隋制。。。其常贡之科，有秀才，有明经，有进士，有明法，有书，有算。" 总之，"一切以程文为去留"（陆游：《老学庵笔记》卷五），即白丁能不能解褐为官，一切都以考试合格与否为标准，这是科举制最主要的特点。在选举中是否实行"一切以程文为去留"，不仅是科举制与荐举制最根本的区别，而且是科举制与选举制度中其他入仕杂途，诸如恩荫、军功、吏道、赀纳、方技等最根本的区别。 （一）从"九品中正"到"设科举士" 设科举士的制度创立于隋。隋统治者废除九品中正制，创建科举制度。 用科举制度取代九品中正制，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二者的主要区别是，前者取士"重门第"，取士权掌握在地方中正官手里，被豪门士族地主阶级所垄断；后者"重才学"，取士权集中到国家中央的吏部，最后由皇帝所控制。隋代由于封建经济发展，豪门士族地主势力日益削弱，已失去了政治上的垄断地位，寒门庶族地主有了更大的经济地位和力量，要求参与政权。隋王朝重新建立起统一的中央集权制的国家后，为加强皇权及适应庶族地主要求参政的需要，便采取了科举取士制度，集中选士权，团结广大庶族地主，解决地主阶级内容的矛盾。这是隋王朝为了维护与巩固其统治，在政治上所进行的一项重大的改革措施。 唐人刘秩曾说："隋氏罢中正，举选不本乡典，故里闾无豪族，井邑无衣冠，人不士著，萃处京畿。。。五服之内，政法王朝，一命免拜，必旧吏部。"（《通典·选举五》卷十七《杂议论中》）由此可见，科举制度的实行，确实限制削弱了地方士族势力，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一般地主参加政权的要求，加强了皇帝的权力。 另一方面，隋立国之后，由于全国统一，中央集权制确立，封建国家机器的日益完备，需要大批适合当时政治需要的各级官吏。隋统治者为了治国安邦，渴望因材授职，求得裨益于"政事之方"的有用人才。这从文帝、炀帝历次所下的诏书中看得十分明显。隋文帝登基伊始，即锐意收罗人才。开皇二年（公元582 年）正月，"诏举贤良"之士。开皇三年（公元583 年），曾希望"生人从化，以德代刑，求草莱之善，旌闾之行。"并诏曰："如有文武才用，未为时知，宜以礼发遣，朕将铨擢。。。"（《隋书·高祖纪上》）。此后又陆续下诏公卿士庶，"见善必进，有才必举"，要求"内外官各举所知"。他在死前一年还诏令"州县搜扬贤哲，皆取明知今古，通识治乱，穷政教之本，达礼乐之源，不限多少，不得不举。限以三旬，咸令进路。"（《隋书·高祖纪下》） 隋炀帝即位后，即降诏曰："。。若有名行显著，操履修洁，及学业才能，一艺可取，咸宜访采，将身入朝。所在州县，以礼发遣。"大业元年（公元605 年）闰七月，他在诏书中说："十步之内，必有芳草，四海之中，岂无奇秀！诸在家及见入学者，若有笃志好古，耽悦典坟，学行优敏，堪膺时务，所在采访，具以名闻，即当随其器能，擢以不次。"（《隋书·炀帝纪上》）尤其在兴师征伐高丽失败之后，炀帝于大业八年（公元612 年）九月，下诏曰："军国异容，文武殊用，匡危拯难，则霸德攸兴，化人成俗，则王道斯贵。时方拨乱，屠贩可以登朝，世属隆平，经术然后升士。。。自三方未一，四海交争，不遑文教，唯尚武功。设官分职，罕以才授，班朝治人，乃由勋叙，莫非拨足行阵，出自勇夫。教学之道，既所不习，政事之方，故亦无取。是非暗于在己，威福专于下吏，贪冒货贿，不知纪极，蠹政害民，实由于此。"（《隋书·炀帝纪下》） 从上述历次诏书中可以看出，隋统治者为了维护与巩固其政权，确有一种求得"人才"的迫切感。这也是其废除九品中正制，创建科举制度的原因之一。企图通过科举考试的办法，选拔真正符合其统治需要的人才，这是实行科举制度的根本目的。 科举制度创始于隋炀帝大业二年（公元606 年）始置的进士科，但科举制度的建立也有它自身的形成过程。西魏时已经"罢门资之制"，当时认为"周氏以降，选无清浊"（《隋书·卢恺传》），也即选人不全凭门第。这说明北朝后期，九品中正制的选举制度已经开始失去作用，正在发生变革。隋朝完成了这个变革。隋文帝废去九品中正制，开皇七年（公元587 年）"制诸州岁贡三人"（《隋书·高祖纪上》）。开皇十八年（公元598 年）命"京官五品以上，总管、刺史，以志行修谨，清平干济二科举人。"（《隋书·高祖纪下》）这里明显地看出在走向科举制度，接着炀帝始置进士科。《旧唐书·杨绾传》说："近炀帝始置进士之科，当时犹试策而已。"《旧唐书·薛登传》亦说："炀帝嗣兴，又变前法，置进士等科。"进士科的创置，标志着科举制度的开端。 大业三年（公元607 年）四月，炀帝下诏云："天下之重，非独治所安，帝王之功，岂一士之略。自古明君哲后，立政经邦，何尝不选贤与能，收采幽滞。。。夫孝悌有闻，人伦之本，德行敦厚，立身之基。或节仪可称，或操履清洁，所以激贪厉俗，有益风化。强毅正直，执宪不挠，学业优敏，文才美秀，并为廊庙之用，实乃瑚琏之资。才堪将略，则拔之以御侮，膂力骁壮，则任之以爪牙。爰及一艺可取，亦宜采录，众善毕举，与时无弃。。。文武有职事者，五品以上，宜依令十科举人。有一于此，不必求备。朕当待以不次，随才升擢。"（《隋书·炀帝纪上》）在这里已明确地提出了十科举人的科目，即孝悌有闻、德行敦厚、节仪可称、操履清洁、强毅正直、执宪不挠、学业优敏、文才美秀、才堪将略、膂力骁壮。 大业五年（公元609 年）六月，又诏"诸郡学业该通，才艺优洽；膂力骁壮，超绝等伦；在官勤奋，堪理政事；立性正直，不避强御四科举人。"（《隋书·玚帝纪上》）尽管将十科减为四科，但分科举人的旨意仍是很明确的。 唐高祖武德四年（公元621 年）四月发布的敕令也证明隋时已行分科举士之制："诸州学士及早有明经及秀才、俊士、进士、明于理体，为乡里所称者，委本县考试，州长重覆，取其合格，每年十月随物入贡。斯我唐贡士之始也。"（《唐摭言》卷一，《统序科第》）所谓"早有明经及秀才、俊士、进士"，就是先前已有的修明经、秀才、俊士、进士业的人。由于在此以前唐政权并未举行科举，而这些修明经、秀才、俊士、进士业者又是唐以前就存在的，而在整个南北朝，并未出现"进士"的称谓，可知修进士业者是在隋代出现的。既然有修进士业的人，必定已经有了进士科。唐人苏鹗说得更为明确："近代以诸科取士者甚多。武德四年，复置秀才、进士两科。"（《苏氏演义》卷上）很明显，"复置"决非"创置"，而且，唐人所谓"近代"，也不会指本朝。这同样说明隋代已有进士科，唐武德四年只是恢复了前朝的秀才和进土两种科目而已。 根据武德四年的敕令可以认为，最早承认进士科创置于隋的人，恐怕要数唐高祖李渊。武德四年的敕令距隋亡仅四年，这应该说是十分可信的。南宋章如愚论选举之法说："隋置进士科而唐因之，其科目之不一，而明经、进士尤贵。。古之所谓乡举里选者，犹曰乡里之举选云尔。唐则不然，举以礼部，谓之贡举；选以吏部，谓之铨选，其名同，其事异。"（《山堂考索·续集》卷三八，《选举·贡举》）有人以此为据，认为科举制建于唐朝。其实，这是误解了章氏原意。章所言"其名同，其事异"既不是指隋、唐两种选举制的本质不同，更不是说进士科在隋为荐举制，到唐已发展成科举制。其所指，乃是说从前的乡举里选称举选，唐代的贡举铨选也科举选，就"举选"而言，其名同，其事异。 隋朝的科举分为两种：一是常科，如秀才、明经、进士科；二是临时提出的特科，如"志行修谨"、"清平干济"等。秀才科试策，并加试杂文，如开皇十五年（公元595 年），杜正玄投考，在试策以后，并试杂文，试题是：拟作班固《燕山铭赋》，拟作司马相如《上林赋》、《上鹦鹉赋》；第二年，杜正藏参加秀才考试，苏威主考，试策后也考杂文，题目是拟作贾谊《过秦论》、《匠人箴》、《连理树赋》、《几赋》、《弓铭》（《北史·杜铨传附孙正玄传》）。 隋代通过科举考试取得进士资格的有三人，这是最早可以业中，进士举，授朔方郡司法书佐"，《新唐书》本传也说他"大业时，第进士"。第二人是张损之。正史无传，《全唐文》说他"隋大业中进士甲科，位至侍御史尚书水部郎"（《全唐文》卷三九三，独孤及：《唐故河南府法曹参军张公墓表》）。《唐摭言》卷一也有类似记载。邓嗣禹认为，"此所谓'进士甲科'，可知其无考试矣"，从而否定张损之的进士出身（《中国科举制度起源考》，《史学年报》第二卷，第1 期）。其实，隋代进＊地主参加政权开辟了道路，扩大了国家的政治基础，同时，也使人才选拔有了相对稳定的客观标准。这在中国古代选举制度发展史上确实是一次变革，是一个进步。所以，到了唐代科举制度便有了进一步发展，并且更加完备了。但也必须指出，在隋统治的三十年中，通过科举考试被录取者是很有限的。"秀异之贡，不过十数。"由于秀才科录取的标准很高，及第非常困难，每年录取人数很少，考生视为畏途，投考者寥寥。后又设进士科，当时只试策，不考杂文，放宽录取标准，使较多知识分子通过进士科走入仕途。明经科考试儒家经典及大义，及第比较容易。这又形成后来薛登所说的：炀帝"置进士等科，于是后生之徒，复相仿效，因陋就寡，速赴邀时。缀得小文，名之策学。不以指实为本，而以浮虚为贵。"这就是说，当时进士科考试专重试策，所以一般士子皆存"速赴邀时"的侥幸之心，只"缀缉"旧策读之，并不认真研习实际的学问，当然也就无真正的人才可选。 （二）在争议中行之有效的唐代科举考试唐朝建国以后，进一步加强中央集权，限制士族门阀离心势力的发展。 以唐太宗为首的统治集团在尊崇儒学的同时，大力发展科举制度，选士以补充官吏队伍，使人才的选拔趋于多元化。贞观年代共取士二百三十六人，其中进士出身二百零五人，占87％；秀才出身二十二人，占9％。进士科出身占比较较大。士子一经科举及第，便可参加唐朝政权。如贞观八年（公元634年）刘洎、马周推荐李义府参加进士科考试，太宗出"詠鸟"一题，李义府即写"何惜邓林树，不借一枝栖。"太宗喜道："当尽借卿全树，何止一枝也！"遂拜为监察御史。科举一兴，学有专长的"四方秀艾，挟策负素，坌集京师，文治煟然勃兴"。竟至社会上有识之士"负倜傥之才，变通之术，苏、张之辩说，荆、聂之胆气，仲、由之武艺，子房之筹画，宏平之书计，方朔之诙谐，咸以是而晦之，修身慎行，虽处子之不若；其有老死于文场者，亦所无恨。"贞观初放榜日，唐太宗私到端门，看见新科进士于榜下缀行而出，喜对侍臣说："天下英雄入吾彀中矣！"故有诗云："太宗皇帝真长策，赚得英雄尽白头！"。李世民开科取士，"志在牢笼英彦"。纵使"英彦"未被"牢笼"，他也已白了头，减少了唐王朝的对立面，对唐王朝的统治是有积极意义的。 1。考生的来源与报考办法唐代科举取士步骤为：乡试（州、县考试）--省试（尚书省礼部考试）--吏部复试。自武德四年（公元621 年）至开元廿四年（公元736 年），一直都由吏部考功员外郎主考。"开元廿四年，考功员外郎李昂为举人诋诃，帝以员外郎望轻，遂移贡举于礼部，以侍郎主之。礼部选士自此始。"从此，科举考试归礼部掌管，但也有临时由皇帝委派中书舍人等清要官吏来主持的。 据《新唐书·选举志》记载："唐制，取士之科，多用隋旧，然其大要有三。由学馆者曰生徒，由州县者曰乡贡，皆升于有司而进退之。。。此岁举之常选也。其天子自诏者曰制举，所以待非常之才焉。"这就是说，唐朝取士的主要途径有三个来源：由学校出身的叫"生徒"，由州县考送的叫"乡贡"，由天子诏举的叫"制举"。实际上考生的来源只有两个：一是由学校培养出来的学生，二是社会上一般的读书人。 推荐符合要求的考生参加考试称为"解送"。州府的贡生和学馆生徒，每年应"解送"的人数，都由中央政府以法律确定，多则数千人，少则一千余人。据《唐摭言》卷一记载，武宗会昌年间每年全国"解送"考生共一千七百余名。但这一数字并不是一成不变的，朝廷针对每州人口消长情况和政治形势，有时要进行调整，最多时每年有五至七千人应试。 "解送"考生的原则虽然有法令确定，但执行时还有不少具体问题。例如武宗时期，朝廷规定每年全国只能"解送"一千七百余名，其中两监生徒共五六百名，余千名左右分配全国各州。但当时共一千五百余县，因此，每年一县平均得不到一个名额。另一方面，礼部每年平均录取进士明经等仅一百余名。因此，年年出现大量落第人员。有些落第人员还要继续争取"解送"，再次或三次投考。不仅如此，因当时考生没有年龄限制，所以州县每年请求"解送"之人甚多。由于名额限制，必须产生激烈的竞争现象。究竟谁被"解送"，与考生家庭的社会地位有着密切关系。一个普通地主子弟，假若不是才华出众，是很难被"解送"投考的。特别是两都及经济发达地区，更加困难。 另一方面，全国各地虽然同样向礼部"解送"贡生，但各地贡生并不能享受同待待遇，其中京兆府及同华二州最受优待。所以五代人王定保说："同华解最推利市，与京兆无异，若首选，无不捷者。"（《唐摭言》卷二）因此当时权要子弟，都千方百计争取在京兆、同华"取解"。 需要指出的是，开元廿四年以后，对于报考资格的要求越来越严。宪宗元和二年（公元807 年）《严定应举人事宣敕》说："自今以后，府州所送进士，如迹涉轻狂，兼亏礼教，或曾为官司科罚，或曾任州府小吏。有一事不合入清流者，虽薄有词艺，并不得申送。"（《旧唐书·宪宗本纪》）开成元年（公元836 年）中书门下奏：今日以后，举人于礼部纳家状后，须照以前的办法，五人相保，如有"缺孝悌之行，资朋党之势，迹由邪径，言涉多端"（《唐会要·进士》）的，都不准就试。"凡贡举非其人者，废举者，校试不以实者，皆有罚。"（《新唐书·选举志》）在唐律中曾有这样的规定："诸贡举非其人及贡举而不贡者，一人徒一年，二人加一等，罪止徒三年"，"若考校、课试，而不以实及选官乖于举状，以故不称职者，减一等。"（《古今唐律疏议》卷九《贡举非其人》）以此保证科举制度的推行。有的皇帝微服采听舆论，考察选士得失。有的皇帝还亲自制举，不许称门生于私门。有的皇帝甚至亲自主持考试，亲自出试题，等等。这些做法都是为了防止"恩出私门，不复知有人主"，或私结朋党等现象的发生，把取士权紧紧地掌握在皇帝手中。 报考的时间大约是在每年三、四月间。当时曾有这样的谚语："槐花黄，举子忙。"苏东坡也写过"强随举子踏槐花，槐花还似昔时忙"的诗句。报考的办法是："每岁仲冬，州、县、馆、监举其成者，送之尚书省。"（《新唐书·选举志》）即中央和地方官学每年冬天，都可以通过校内考试，挑选所谓学业有成就者，送至礼部参加省试。凡中央六学、二馆的"生徒"，都由国子监祭酒挑选；凡地方郡县学的"生徒"，则由长史挑选。"而举选不由馆、学者谓之乡贡，皆怀牒自列于州县。试已，长吏以乡饮酒礼会属僚，设宾主，陈俎豆，备管弦，牲用少牢，歌《鹿鸣》之诗，因与耆艾叙长少焉。"（《新唐书·选举志》）这就是说，非由学校出身的"乡贡"而志愿报考的知识分子，先由本人向本县报告，由县令考选后送州，再由州刺使复核，取中之后，便举行一种很隆重的仪式，然后贡送到中央，参加礼部的省试。"既至省，皆疏名刊到，结款通保及行居，始由户部集阅，而送于考功员外郎试之。"这就是说，无论是"生徒"还是"乡贡"，到尚书省报到后，都要填写自己的姓名、三代履历和保结，先由户部审查之后，再将名册送往礼部，然后由礼部定期命题考试。 此外，各"生徒"和"乡贡"到京师之后，还要拜先师。"先试之期，令举人谒于先师，有司卜日，宿张于国学，宰辅以下，皆会而观焉，博集群议，进论而退之。"（《通典·选举三》卷十五《历代制下》）试之日，则水炭脂炬飨具皆须自带。吏人唱名之后，始得入场。场中兵卫森严，荐棘围之。入场时，搜索衣服，讥呵出入，以防假滥。既入场，刊棘围席坐庑下，以一日为限。至晚仍未交卷，许烧烛，以三条为度。三条烛尽，便要收卷。舒元舆在《上论贡士书》中曾有这样的描述："试之日，见八百人手尽携脂烛火炭，泊朝晡餐器，或荷于肩，或提于席。为吏胥纵慢声大呼其名氏，试者突入，棘围重重，乃分坐庑下。寒余雪飞，单度在地。呜呼！唐、虞辟门，三代贡士，未有此慢易者也。"（《古今图书集成·经济汇编·选举典·科举部·艺文一》）可见考试的生活是很苦的，其情景实在令士子难堪。 考试时，考生若遇不会回答的问题，就在考卷上写"对未审"三字。考官审阅考卷，凡答题正确无误的，批写"通"字；未答或错答的，则批一"不"字。 据史载，武则天于载初元年（公元689 年）在洛城殿亲自策问诸举子，开创了皇帝亲自主持考试的先例。唐代省试一般都在京城长安举行，但也有例外。如安史之乱时，省试是分在几处举行的。 2。考试的科目、内容与方法唐朝科举所设科目繁多，有常设科目、非常设科目和特设科目。据《新唐书·选举志》记载："其科之目，有秀才，有明经，有俊士，有明法，有明字，有明算，有一史，有三史，有开元礼，有道举，有童子。而明经之别，有五经，有三经，有二经，有学究一经，有三礼，有三传，有史科。"其中秀才、明经、俊士、明法、明字、明算为常设科目，而三传、三礼、童子、道举等为非常设科目。至于"以待非常之才"的"制举"所特设科目，更是不胜枚举。大致可分为文、武、吏治、长方、不迁、儒学、贤良忠直等七类，其中有词殚文律科、将帅科、岳牧科、绝伦科、抱儒素之业科、志烈秋霜科等六十余种名目。实际上在唐朝经常举行的乃是秀才、明经、进士、明法、明字、明算等六科，而为士子所趋逐者仅是明经、进士两科。下面只就这六科做一简要介绍。 （1）秀才科秀才科注重博识高才。考试方略策（计谋策略）五道，以文理通顺程度分为上上、上中、上下、中上凡四等为及第（《新唐书·选举志》卷四十四）。隋唐均以本科为最高，所以被录取也最难。隋代此科先后录取者不过十人，唐时也很少贡举，每次及第者仅一二人。唐太宗贞观年间曾有"举而不第者坐其州长"的规定，因此各地方官很害怕贡举秀才，到了唐高宗永徽二年（公元651 年）此科就停止了。开元以后虽然曾考过几次，但登第者绝少。从此士大夫所趋向的惟有明经与进士两科。正如顾炎武在《日知录》中所说："唐时秀才，则为优异之科，不常举。" （2）明经科明经科注重经义，要求对经书本文和注掌握精熟。考试主要内容基本上是儒家的经典。考试又可分为五经、三经、二经、学究一经、三礼（即《周礼》、《仪礼》、《礼记》）、三传（即《春秋左氏传》、《春秋公羊传》、《春秋榖梁传》）等细科。唐代明经科把儒家的经典分为大经、中经和小经三类进行考试。《礼记》、《左传》为大经，《毛诗》、《周礼》、《仪礼》为中经，《周易》、《尚书》、《公羊》、《榖梁》为小经。凡参加明经科考试，通二经者，须通一大经、一小经或通二中经。通三经者，须通大、中、小各一经。通五经者，大经须全通，其他各经任选。《论语》、《孝经》为共同必试，要求参加考试的人都要掌握。考试过程，据《新唐书·选举志》云："凡明经，先帖文，然后口试，经问大义十条，答时务策三道，亦为四等。"综合有关文献记载，凡明经，先帖经，每经十帖，每帖三言，通六以上为及格。然后口试，问经义十条，通十为上上，通八为上中，通七为上下，通六为中上，皆为及格。答时务策三道，通二为及格。三试皆及格为及第。录取分为四等，分别授予从八品下、正九品、正九品下、从九品下等级别身份及相应职官。 但是，明经科的考试内容也曾有过变化。唐高宗上元二年（公元675 年）诏明经科皆试《老子》第二条。仪凤三年（公元678 年）敕：自今以后，《道德经》、《孝经》并为上经，贡举皆须兼习。武则天长寿二年（公元693 年）停试《老子》，改试武则天自撰《臣轨》二篇。这是唐朝既尊崇儒术，又兼重佛道的文教政策在科举考试中的反映。不过在这之后，对于《道德经》的考试，却屡停屡废。唐玄宗开元七年（公元719 年）令加试《老子》，天宝元年（公元742 年）又停。后来在较长的时间里，《尔雅》取代了《道德经》在考试中的地位。从天宝以后，除贞元年间一度恢复对于《道德经》的考试外，其余年代都是用《尔雅》代替《道德经》作为考试内容之一。这反映了道教势力的起伏，也反映了唐朝的文教政策，虽然是兼重佛道，但是以尊重儒术为主。 总之，明经科考试实际上要求是比较低的，只要熟读注疏就行，对于经义未必真懂。录取也较容易，曾有"三十老明经"之语。大约每十人就有一二人被录。所以，一般士子曾多趋向于明经科。 （3）进士科进士科注重诗赋，但唐初沿隋制，只试策而已。高宗上元二年曾加试《老子》策三条。后来永隆二年（公元681 年），考功员外郎刘思立建言，明经多抄义条，进士唯诵旧策，皆无实才，而有司以文数充第。乃诏自今明经试帖经十得六以上，进士试杂文二篇，通文律者然后试策（《新唐书·选举志》）。此后，进士科考试便包括了帖经、试杂文、时务策三场。《大唐六典·尚书礼部》云："凡进士，先帖经，然后试杂文及策。文取华实兼举，策须义理惬当者为通。"（《大唐六典·尚书礼部》卷四）《通典》亦云："帖既通而后试文试赋各一篇。文通而后试策，凡五条。三试皆通者为第。"（《通典·选举三·历代制下》）关于帖经，最初是帖一小经和《老子》。开元二十五年（公元737 年）改帖一大经。天宝元年（公元742 年）又改《老子》为《尔雅》。关于杂文，即是诗赋各一篇，须"洞悉文律"。关于策时务五条，须"义理惬当为通"，若"事义有滞，词句不论"的为下。经策全通为甲，策通四、帖通四以上为乙，以下为不及第。由此可见，进士科虽试诗赋，但最后决定及第否，还在于经策。直至开元九年（公元721 年）李隆基敕曰："求贤济理，询事考言，务取由衷，以观深识。顷年策试，颇成弊风，所问既不切于时宜，所对亦何关于政事，徒征隐僻，莫见才明，以此择贤，良未得所。"（《唐大诏令集》卷一○六）加之当时诗赋已成为通用的文体，举子易为，主词易看，所以到天宝初，进士有帖经不及格者，时或试诗放过，谓"内赎帖"。之后，诗赋逐渐被重视，到了大和年间，诗赋与策问便居于同等重要的地位，甚至更偏重于诗赋，往往帖经不及格的，如果诗赋好也可以放过。这不仅是唐诗兴盛的反映，而且也促进了唐诗的发展。进士科录取分为两等：甲等为行政级别从九品上，乙等为行政级别从九品下。 自唐高宗以后，进士科最为时人所重视。《唐摭言》说："进士科始于隋大业中，盛于贞观、永徽之际，缙绅虽位极人臣，不由进士者，终不为美。以至岁贡，常不减八九百人。"（《唐摭言》卷一《散序进士》）唐玄宗时礼部员外郎沈既济说："太后君临天下二十余年，当时公卿百辟无不以文章达，因循日久，寝以成风。至于开元天宝之中。。太平君子唯门调户选，征文射策，以取禄位。。。大者登台阁，小者任郡县。。。五尺童子耻不言文墨焉。是以进士为士林华选，四方观听，希其风采，每岁得第之人，不浃辰而周闻天下，故忠贤隽彦蕴才敏行者咸出于是。"（《通典·选举三·历代制下》）由于进士科出身者，仕途优于明经，因而当时士人竞趋于进士科，"其应诏而举者，多则两千人，少犹不减千人"（同上），可见考进士科的人之多。但进士科考试要比明经科难，录取也较明经科严，"其进士大抵千人得第者百一二，明经者倍之，得第者十一二"（同上）。唐代进士科录取人数少者几人，多者也只不过三四十人。所以唐人有诗说："桂树只生三十枝"，言其录取人数之少。所谓"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即言进士取人之艰难。 （4）明法科明法科首次开科的时间，史无明确记载。唐高祖武德四年颁发的敕文云："诸州学士及白丁有明经及秀才、俊士、进士明于理体为乡里所称者，委本县考试，州长重覆，取其合格，每年十月随物入贡。"（《唐摭言》卷一）这是唐朝廷颁布的第一道关于科举开科考试的敕文，其中没有明法科。可见，明法科的首次开科时间，晚于秀才、明经和进士等科。 唐高宗永徽三年（公元652 年）诏云："律学未有定疏，每年所举明法遂无准凭。"（《旧唐书》卷五十）据此可知，明法科至迟在永徽三年便已开设。 张说《府君墓志铭》云："府君讳骘，字成骘，姓张氏。。。年十九，明法擢弟，解褐饶阳尉。。。调露元年。。弃背于县廨，春秋五十有二。" （《全唐文》卷二三二）张骘于唐高宗调露元年（公元679 年）去世，终年五十二岁，以此推算，他于十九岁明法科及弟是在唐太宗贞观二十年（公元646 年）。由此又可进一步明确：唐太宗贞观二十年以前便已开设明法科。综上所述可以判定，唐代明法科首次开科时间，是在唐高祖武德五年（公元622 年）以后，唐太宗贞观二十年以前。 明法科的开设是以律学为基础的，所以，从律学的设置时间也可以推测明法科的首次开科时间。《新唐书》云："隋，律学隶大理寺。。武德初，隶国子监，寻废；贞观六年，复置；显庆三年，又废，以博士以下隶大理寺；龙朔二年，复置。"（《新唐书》卷四八）高宗显庆三年（公元658 年）和龙朔二年（公元662 年）律学的废置与明法科的首次开科时间无关，因为在这之前明法科已经开设。唐高祖武德（公元618-626 年）初年曾经设置律学，但是不久废除，而武德五年以前是没有开设明法科的。所以可以推测：唐太宗贞观六年（公元632 年）恢复律学后，开设明法科的可能性较大。 尚书省主持明法科考试的官置，前后有所变易。玄宗开元二十四年（公元736 年）以前，吏部考功司主持科举考试，以后改为礼部。作为科举科目之一的明法科，也同其他科目一样。代宗宝应二年（公元763 年）七月二十六日礼部侍郎杨绾提出："明法举人，望付刑剖考试。"（《册府元龟》卷六四○）这一明法考试的官署改为刑部的主张没有实施。 明法科考试的课程和项目，《唐六典》云："其明法，试律令各一部。 所试律、令，每部试十帖；策试十条：律七条，令三条。"（《唐六典》卷二）据此则知，明法科的考试课程是律和令各一部；律和令的考试各分两项：帖和策。律，试帖十帖，试策七条；令，试帖十帖，试策三条。试帖，就是把所试律或令掩盖两端，中间仅露出一行，用纸裁成帖，每帖遮住三个字，让应试者回答。十帖答对六帖就算及格。出示一行难度较大，玄宗天宝十一载（公元752 年）改为出示三行。试策，就是把律或令中需要论证的问题，编成策目，让应试者去论证或说明。律、令策试的标准，《唐六典》云："该达义理，问无疑滞者，为通。"（同上）这是试策及格的标准；同书："粗知纲列，未究指归者，为不通。" 明法科考试的定制，是在发展中完备起来的。高宗永隆二年（公元881年）八月诏："自今已后，考功试人，明经每经贴经，录十贴得六已上者，。。然后并令试策。。。其明法、书、算贡举人，亦量准此例，即为恒式。"（《唐大诏令集》卷一○六）永隆二年之前，明法科和明经科一样都仅试策；试帖是永隆二年才实行的。可见明法科的考试项目，以永隆二年为界限而划分为两个时期：以前，仅试策；以后，试帖和策两项。 明法科考试成绩的等次，《唐六典》云："全通者为甲，通八已上为乙；已下为不第。"（《唐六典》卷二）律和令的帖和策两项考试全部答对，即为甲第；各答对十分之八以上，即为乙第；各答对十分之七以下，即为不第。明法科及第，分为甲第和乙第两种。 明法及第的授官标准分为两个等次，《新唐书》云："明法甲第，从九品上；乙第，从九品下"（《新唐书》卷四五）。即：明法甲第，授予从九品上行政级别的官职；乙第，授予从九品下行政级别的官职。 明法科的创立，是唐代的一个创举。远在西汉，就已有因明习法律而被选拔做官的先例，《汉书·郑崇传》记载："父宾，以明法令为御史。"同书《薛宣传》记载："（薛宣）以明习文法，诏补御史中丞。"但是，这都属于辟召性质，既没有固定科目，又不定期举行，也不考试。确定出固定的科目，每年定期举行一次，而且从举送、考试到任用都有一套比较完整的制度、程序和规定，则是从唐代明法科方开始的。这反映了我国法律制度发展到唐代达到了一个新的水平。唐代明法科，是我国法学专业考试制度的真正起源。 （5）明书科唐代科举常科之一的明书科，简称"书科"，《通典·选举三》云："其常贡之科，有秀才，有明经，有进士，有明法，有书，有算"；或称"明字科"，《新唐书·选举志上》云："其科之目。。有明字。"今存有关明书科的史料相当零碎，现予汇总考述。 唐代明书科首次开科时间，史无明确记载。据《旧唐书·职官志一》所载："有唐以来，出身入仕者，著令有秀才、明经、进士、明法、书、算。"这是大略言之，并不是说明书科与秀才科、明经科、进士科同时首次开科。唐高祖武德四年颁发的关于常科开科的敕文中没有明书科，可见这一科目的首次开科时间晚于武德四年。高宗永隆二年诏曰："其明法并书、算贡举人亦量准此例，即为恒式。"（《唐大诏令集·政事·贡举》）由此可知这一科目在永隆二年以前已经开设。但究竟开设于何时，还需从其他史料中寻找线索加以推测。 明书科的考试内容和程序，据《唐六典·尚书吏部》云："诸试书学生，帖经通讫，先口试。。然后试策。"也就是说，考试程序分为三项：先试帖经，然后口试，最后试策。帖经，试《说文》六帖、《字林》四帖，共十帖（见《通典·选举三》）；口试"不限条数，疑则问之"（《唐六典·尚书吏部》）。关于明书科的考试程序，《新唐书·选举志上》另有一种记载：先口试；通过之后再墨试《说文》和《字林》共二十条，须答对十八条以上。唐代明书科省试各时期多有变化，以上两种记载，可能反映了不同时期的考试程序。 明书科旨在通过考试为国家选取书法艺术方面的官员。尽管如此，它却在我国考试制度史上占有重要位置。书法是一种艺术，因而可以说明书科是我国艺术考试的开端。明书科又对唐代书法发展有一定影响。我国三大楷书家欧阳询、颜真卿、柳公权以及两大草书家张旭、怀素，除欧阳询处于隋唐之际外，其他四人都出现于唐代。唐代书法有如此成就，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而明书科的设置则无疑推进了唐人重书法的社会风气。 （6）明算科唐代明算科创设于哪一年，史无明确记载。高祖武德四年颁发的关于常科首次开科的敕文中没有明算科，可见明算科的创设晚于武德四年。据高宗永隆二年八月诏："其明法并书、算贡举人，亦量准此例，即为恒式。"（《唐大诏令集·政事·贡举》）则又可知明算科的创设早于永隆二年。明算科是以国子监六学之一的算学为基础的，所以从算学的设置时间也可以大致推测明算科的创设时间。《新唐书·百官志三》云："唐废算学，显庆元年复置。"唐自高祖武德元年（公元618 年）至高宗显庆元年（公元656 年）不设算学。据此推测，明算科可能创设于高宗显庆元年设立算学之后。这样，可以把明算科的创设时间确定在高宗显庆元年到永隆二年（即公元656 年到681 年）之间。 《旧唐书·职官志一》云："有唐以来，出身入仕者，著令有秀才、明经、进士、明法、书、算。"这是大略言之，并不是说明算科与秀才、明经、进士三科同时开设。参加明算科考试的主要是国子监算学学生。 明算科省试分为两个分科。第一分科考试《九章》、《海岛》、《孙子》、《五曹》、《张丘建》、《夏侯阳》、《周髀》和《五经算》。考试分两项。第一项试大义：《九章》三条，其余七部各一条，共计十条，需答对六条以上。《新唐书·选举志上》云："凡算学，录大义本条为问，明数造术，详明术理，然后为通。试《九章》三条、《海岛》、《孙子》、《五曹》、《张丘建》、《夏侯阳》、《周髀》、《五经算》各一条，十通六。"第二项是帖经：《九章》三帖，其余七部各一帖，共十帖。《唐六典·尚书吏部》云："其明算，则《九章》三帖，《海岛》、《孙子》、《五曹》、《张丘建》、《夏侯阳》、《周髀》、《五经（算）》等七部各一帖。"此外，还须帖试《记遗》和《三等数》，大概是属于数学专业的公共基础课，试十帖需答对九帖方为通过。《新唐书·选举志上》云："《记遗》、《三等数》帖十得九为第。" 第二分科考试《缀术》和《缉古》。考试也分两项。第一项试大义：《缀术》七条、《缉古》三条，共十条，须答对六条以上。《新唐书·选举志上》云："试《缀术》、《缉古》，录大义为问答者，明数造术，详明术理，无注者合数造术，不失义理，然后为通。《缀术》七条，《缉古》三条，十通六。"第二项是帖经：《缀术》六帖、《缉古》四帖，共十帖。《唐六典·尚书吏部》云："其《缀术》六帖、《缉古》四帖。"此外，也须帖试《记遗》和《三等数》，试十帖须答对九帖方为通过。 明算科及第，便取得做官的资格，叙任的品阶是从九品下。《唐六典·尚书吏部》云："书、算于从九品下叙排。" 此外，在常设的六科之外，比较重要的考试有武举和制科：武举科：武周长安三年（公元703 年）创设。考试由兵部主持，用以选拔武官。在实际选举武臣的程序中，设置有众多的正式的考试科目，以应时而举。据《新唐书·选举志》、《册府元龟》卷六四五《贡举部·科目》卷六五○《贡举部·应举》、《唐会要》卷七六、《旧唐书》各本纪、《登科记考》等书统计，有智谋将帅、军谋越众、武足安边、识洞韬略、堪任将相、军谋宏达、材任边将、军谋宏远、军谋出众、武艺绝伦、穿叶附枝、军谋制胜、武艺超绝、才兼文武、堪任将帅等十五个科目。此外尚有沈谋秘算、智合孙吴、可以运筹决胜等科（王应麟《困学纪闻》云："唐制举之名多至八十有六，凡七十六科。"此包括选拔文臣的制科而言。徐松在《登科记考》中指明唐制科之数过百。笔者此仅粗略统计了选拔武臣的科目）。考试的内容和方法是"画帛为五规，置之于垛，去之百有五步。列坐引射，谓之长垛（弓引一石力，箭重六钱）。又穿土为埒，其长与垛均，缀皮为两鹿，列置其上，驰马射之，名曰马射（鹿子长五寸高三寸，弓用七斗以上力）。又断木为人，戴方板于顶上，凡四偶人，互列埒土，驰马入埒，运枪左右，触必板落，而人不踣，名曰马枪（枪长一丈八尺，径一寸五分，重八斤。其木人上板方二寸五分）。皆经儇好不失为上。兼有步射、穿剳、翘关负重、身材语言之选，通得五上者为第。"（《通典》卷十五《选举志》） 武举产生于唐代，有深刻的历史原因。首先是科举制度不断发展和完善的产物。自隋以后，科举制取代了九品中正制，但隋祚短暂，科学刚刚推行，至唐初，其常设科目亦不过数种。据清人徐松《登科记考》载，最为唐人推崇的进士科，贞观年间每年及第人数平均约九人，高宗永徽之际每年约十四人，其后逐渐多至二三十人。武则天统治时期，科举制得到进一步发展。"搜扬拨擢，名目甚众"（《唐语林》卷八）。但是，明经、进士等科以儒家经典和诗赋杂文为主，普通地主子弟及部分官僚地主子弟中还有不少人虽不善文，却习于骑射。为了广收人才，扩大统治基础，武举遂应运而生。其二，武举是在武选基础上的扩大和发展，唐兴，始于兵部置武选以铨试武臣。其选授标准是"五等三奇"。所谓五等，"一曰长垛，二曰马射，三曰马枪，四曰步射，五曰应对"，三奇则是"一曰骁勇，二曰材艺，三曰可为统领之用。"（《唐会要》卷五九"兵部侍郎"）然后结合平时的考绩、资历而定去留。其考试内容，几乎和武举完全相似。可见，武举的推行，已有武选作为基础。其三，客观形势的需要。至贞观末年，朝廷已有将帅乏人之忧。及至高宗朝，吐蕃、突厥相继为患，故高宗、武后屡诏选拔武臣。另一方面，武后末年战事相对减少。但为安不忘危，笼络武人，仍设乡贡武举。沈既济就认为乡贡武举之设是武则天恐人之忘战（《册府元龟》卷六八）。其四，武举的推行使人们有通过习武步入仕途的希望，有利于增强军队的战斗力和吸引农民当兵。 值得一提的是，唐统治者出自关陇军事集团，含鲜卑血统，有尚武之余风，这也为武举的产生提供了合适的土壤。 制科：长安二年（公元702 年）创立。原则上由皇帝主考。最初试策及杂文，后来专考诗赋，文宗大和二年（公元828 年）停废，共实行一百二十余年。制科的名称甚多，至少八九十种。其中常见者有博学宏词、贤良方正、直言急谏、博通坟典、达于教化、军谋远虑、堪任将帅、详明政术等。 总括以上，在常设的六科中，最初秀才科第最高，但贞观以后便逐渐废绝了。明法、明书、明算乃为专门科目，并不经常举行。所以实际常设者仅为明经、进士二科而已。考试内容主要是儒家经典，在唐代乃为《五经正义》。考试方法，不外是口试、帖经、墨义、策问、诗赋五种。由于口试内容不详，所以下面仅就帖经、墨义、策问、诗赋这几种考试方法作一简单介绍。 帖经 帖经是唐代科举考试的一种重要方法。无论是明经、进士还是法、书、算各科，均须帖经。 帖经之法刚开始实行时，方法尚较简明。"帖经者，以所习经掩其两端，中间开唯一行，裁纸为帖，凡帖三字，随时增损，可否不一。或得四、得五、得六者为通。"作为测验举子掌握经文熟练程度的一种手段，当然有其正面效果。然而实行稍久，"举人积多，故其法益难，务欲落之。至有帖孤章绝句，疑似参互者以惑之。甚者或上抵其注，下余一二字，使寻之难知，谓之倒拨。"这样做的结果是引起了举子们对试题的多方揣摩，投机取巧之风于是大盛："举人则有驱悬孤绝索幽隐为诗赋而诵习之，不过十数篇，则难者悉详矣。其于平文大义，或多墙面焉。"（《通典·选举》）这一弊端的进一步发展，是试题的日益艰深冷僻，举子穷于应付，遂避重就轻，避难就易，以致"咸以礼记文少，人皆竞读"，其余《周礼》、《仪礼》、《公羊》、《榖梁》因文字繁多，不便记诵，"独学无友，四经殆绝"，终于导致了学风的更为严重的颓坏。 针对这种情况，从开元八年（公元720 年）到开元二十五年（公元737年），唐代统治者又对科举制度进行了三次较大的调整。开元八年，强令性地规定举子必须通习《周礼》、《仪礼》、《公羊》、《榖梁》四经，参试之时，"帖十通五，许其入策"（《册府元龟·贡举部条制》），企望达到"以此开劝，即望四海均习、九经该备"的效果，保持传统儒学流传不坠。开元十六年（公元728 年），又规定："自今已后，考试者尽帖平文，以存大典"，同时规定对明经习《左传》、《周礼》、《仪礼》、《公羊》、《榖梁》者加以优奖，"出身免任散官"（《册府元龟·贡举部条制》）。开元二十五年，又对考试方法作了更详细的新规定："其明经，自今已后每经宜帖十取通五已上，免旧试一帖，仍案问大义十条，取通六以上，免试经策十条，令答时务策三首，取粗有文性者与及第。其进士宜停小经，准明经例，帖大经十帖，取通四已上，然后准例试杂文及策，考通与及第。其明经中有明五经以上，试无不通者，进士中兼有精通一史，能试策十条得六已上者，委所司奏听进止。其应试进士等唱第讫，具所试杂文及策送中书门下详覆。其所问明经大义日，仍须对同举人考试。"（《册府元龟·贡举部条例》）。开元年间的调整，是唐代科举制度由草创走向成熟，步入正轨的重要转折点。在帖经方式上强调"尽帖平文，以存大典"，鼓励举子注意对儒家经典基本内容的掌握，并且奖励勤学和广学，这在当时，无疑有助于投机取巧之风的纠正；而某些防止舞弊的规定也有助于公平竞争原则的落实。 天宝十一年（公元725 年），针对贴经旧弊，改变了最初"掩其两端，中间开唯一行"的办法，变为"开为三行"，以防止"贴断绝疑似之言"，造成人为地、毫无意义地增加考试难度的现象；同时又规定："明经所试一大经及孝经、论语、尔雅帖各有差。帖既通而口问之。一经问十义，得六者为通。问通而后试策，凡三条三试皆通者为第。进士所试一大经及尔雅，帖既通而后试文试赋各一篇，文通而后试策，凡五条，三试皆通者为第。"（《通典·选举》）此外，还重申鼓励广学的原则："凡众科有能兼学，则加超奖，不在常限，按令文科第。"（同上）是年年底，唐玄宗正式下诏，肯定了上述调整措施。诏文中说："礼部举人，比来试人颇非允当。帖经首尾不出，前后复取者也之乎颇相类之处下帖。为弊已久，须是厘革。礼部起请，每帖前后各出一行，相类之处，并不须帖。"（《册府元龟·贡举部条制》）到了天宝十四年（公元755 年），又规定："明经、进士帖经并减半，杂文及策皆须粗通，仍永为常式。"（同上） 墨义 墨义即是一种简单的笔试问笔。如原题："子谓子产有君子之道四焉，所谓四者何？"对："其行已也恭，其事上也敬，其养民也惠，其使民也义。谨对。"这种考试方法不需要运用思想，只要是熟读了经文和注疏就能答出，所以一问即是几十条，或百条。这种问答有时也采取口试方式，叫做口义。但当时曾有人对"口义"提出反对意见，如建中二年（公元781 年），中书舍人权知礼部贡举赵赞曾奏请："以所问录于纸上，各令直书其文。"（《册府元龟·贡举部·条制二》卷六四○）贞元十三年（公元797 年），尚书左丞权知礼部顾少莲也奏称："试义之时，独令口问，对答之失，覆视无凭，黜退之中，流议遂起。"（同上）仍请准建中二年所采用的办法。元和二年（公元807 年），礼部贡院又奏请："五经举人，请罢试口义。依前试墨义十条。五经通五，明经通六，便放入第。"（同上）这一奏请被皇帝批准了。到了元和七年（公元812 年），权知礼部侍郎韦贯之奏："试明经请停墨义，依旧格问口义。"（同上）也被皇帝批准了。对于"口义"和"墨义"两种考试方式反复不定，乃是因为这两种考试方式各有长短。"口义"比较灵活，但确有"覆视无凭"的缺点；"墨义"虽"明确有据"，但又不灵活。这种在考试方法上演变的历史经验，对我们今天仍是有参考价值的。策问 这种考试方法是从西汉射策沿袭而来的，曾行于南北朝时期，到了唐代更被重视。所谓策问，实际上是一种政治论文性问答。要求应试者对现实中诸如政治、吏治、教化、生产等问题提出建议。它比帖经、墨义要求高些。各科考试最后的去取，差不多都决定于策问。它对考查政治才能确是一种较好的方式，汉代的董仲舒即是通过"贤良对策"，显露出他的政治才干。唐代及第进士中，也出现过不少有才干的宰相郡守。但是，这种考试方法行之既久，一般士子都束书不观，只拿缀辑的旧策读之，以应付考试。传说就连李白这样的名人，考试时也曾带着旧策集和同考人"携以就试，相顾而笑。"这样，策问也就难以考查出真正的人才了。 诗赋 科试时要求应试者做诗赋各一篇，叫做杂文。考试诗赋始于唐高宗开耀元年（公元681 年）。《唐语林》说："开耀元年，员外郎刘思立，以进士惟试时务策，恐复伤肤浅，请加试杂文两道。"（《唐语林》卷八）《刘宪传》亦说："父思立，高宗时为侍御吏。。。后迁考功员外郎，始奏清明经加帖，进士试杂文，自思立始也。"（《旧唐书》卷一九○）但这时考试仍以策问为主，只不过加试诗赋而已。到天宝十三年（公元754 年）才于策问之外更试诗赋。但"建中二年，中书舍人赵赞权知贡举，乃以箴、论、表、赞代诗、赋"（《新唐书·选举志》），这时诗赋始在科举考试中占有重要地位。当时策问多属空文，所以试诗赋比策问、帖经不但能考察思想，而且能反映出一个人的文化修养和文学水平。这种诗赋格律体裁均有固定格式，语句用词又必端庄典雅，堂皇矞丽。白居易于唐德宗贞元十四年（公元798 年）以《性习相近远》赋和《玉水记方流》诗及策中选。我们且看他的应试诗："良璞含章久，寒泉彻底幽。矩浮光滟滟，方折浪悠悠。凌乱波文异，萦回水性柔。似风摇浅濑，如月落清流。潜颖应旁达，藏真岂上浮。玉人如不记，沧弃即千秋。"这种试帖诗多为十二句，共六韵（也有十六句共八韵的）。首两句见题，中间八句，两两相对，最后两句作结。但这种格式在后来的科举考试里逐渐发展成一种专门注重词藻的所谓"雕虫小技"，形成"争尚文辞，互相矜衒"（《旧唐书·杨绾传》）的风气，反倒具有了禁锢思想的形式主义倾向。 3。录取和出路唐朝科举的试卷没有糊名制度，录取与否不完全根据卷面的成绩，考生平时的声望、家庭的政治地位和各方面的推荐都起作用。唐人薛登指出："今之举人有乖事实，乡议决小人之笔，行修无长者之论。策第喧兢于州府，祈恩不胜于拜伏。或明制才出，试遣搜敭，则驱驰府寺之门，出入王公之第，上启陈诗，惟希咳唾之泽，摩顶至足，冀荷提携之恩，故俗号举人，皆称觅举。"（《全唐文》卷二八一薛登《论选举疏》）不仅薛登这样讲，甚至几个皇帝的诏令，也反映出这类问题（《全唐文》卷六十五穆宗《覆试郑朗等诏》）。 唐朝末叶，政治更加腐败，很多宰相为其子弟"关节"。宣宗时期，营私舞弊问题更加严重。大中十四年（公元860 年），礼部侍郎裴坦主考，进士科考生一千余人，有三十人及第，其中"皆衣冠士子，是岁：郑义则，故户部尚书瀚之孙；裴弘，故相休之子；魏当，故相魏扶之子；令狐湻，故相令狐綯之子。余不能遍举，皆以门阀取之。惟陈河一人孤平，负艺第于榜末。"（《册府元龟·贡举部·谬滥》）由此可见，唐末的进士考试，基本上被高级官员垄断。一般地主子弟，考中进士者甚少。 另一方面，每年录取名额虽无定限，但实际录取人数是很少的。秀才科每年所取不过一二人。明经科及第较易，大致十人中可取一二人，每年及第者也不过百人左右。进士科及第甚难，大致百人中可取一二人，每年应试者千余人中及第者只不过一二十人，最少时只有几人，最多也只有四五十人。所以，唐代二百年间，登科进士仅有三千余人（《文献通考》卷二十九《选举二》）。贞观十八年（公元644 年），对录取名额开始有过规定："明经进士，自今以后，每年考试所收人，明经不得过一百人，进士不得过二十人，如无其人，不必要满此数。"（《册府元龟·贡举部·条例二》六四○卷）此后，对于每年进士、明经科录取人数亦屡有限定。这些限定性的措施，主要在于限制入仕的人数，因为唐室自开国以后，每年入官人数大增，高宗时已"大率十人竞一官"；武后时有"补阙连年载，拾遗平斗量"的讥讽；中宗时有"三无坐处"（宰相、御史、员外郎）的笑话，更有"四太"（入仕之门太多，世胄之家太优，禄利之资太厚，督责之令太薄）的非难，以致演成"士至蹉跌十年不得官"，"士人二年居官，十年待选"的现象。由于"用荫"的官无法减少，所以只好限制科举这条仕途了。由此可见，士子不仅登科及第难，而且及第后得官更难。尽管如此，科举及第仍是士子最荣乐之事，称之为"登龙门"，意思是鱼过此门可以化为龙，所谓"山川变色，天地为宽"，身价顿时百倍了。有一位名叫周匡物的，中进士后高兴得写了一首诗："元和天子丙申年，三十三人同得仙，袍似烂银文似锦，相将白日上青天。"中了进士就如同成了仙上了天一样。按当时的规矩，这些"得仙"的进士，首先主司以黄花笺书其姓名，花押其下，使人持以报之，谓榜帖，当时称为"金花帖子"。帖至家后，乡曲亲戚例须以声乐相庆，谓之喜信。登第者之家，每大宴开贺，这自然是一种很荣耀的事。这种报喜之风，开贺之习，一直沿习到明清。其次，进士及第后，同年例须大会于曲江亭（今陕西省长安县东南）。这一天皇帝亲自登紫云楼垂帘观看，公卿大户人家倾城围观。或于是时择婿，细车珠簾，栉比而至。撤宴后，移乐泛舟，为竟日之欢。这自然是士子及第后又一荣乐之事。唐代诗文记其事者极多。兹录刘沧《及第后宴曲江诗》："及第新春选胜游，杏园初宴曲江头，紫毫粉笔题仙籍，柳色萧声拂玉楼。霁景露光明远岸，晚空山翠坠芳洲，归时不省花面醉，绮陌香车似水流。"曲江盛宴之后，还要于慈恩寺塔下题名。白居易廿七岁一举及第，曾写诗道："慈恩塔下题名处，十七人中最少年。"其得意之情，溢于言表。总之，科举及第后，名誉地位便忽然高起，原来是平常的人，现在忽然已是天上的谪仙；原来被人轻视的，现在立即得到重视。真是天地为宽，山川变色，不仅亲戚朋友，奴仆皂隶一起对自己阿谀附会起来，甚至连自己的妻子也都大变了态度。据《唐人说荟·玉泉子》载，杜羔累举不中，将归家，其妻刘氏寄以诗曰："良人的的有奇才，何事早早被放回。如今妾面羞君面，君到来时近夜来。"丈夫失意之余，竟被妻子奚落，落第之难堪，可谓至极。但是后来杜羔中举登第，刘氏又寄诗曰："长安此去无多地，郁郁葱葱佳气浮。良人得意达年少，今夜醉眠何处楼？"杜妻前后两诗形成鲜明的对比。故事虽为附会，但却真实地反映了当时人们的心态。 唐代著名诗人孟郊，几试落榜后，心境凄怆，写道："晓月难为光，愁人难为肠，谁言春物荣，岂见叶上霜，雕鹗失势病，鹪鹩假翼翔。弃置复弃置，情如刀刃伤。"但是，当他一旦登第之后，其诗风流放荡，难以自制："昔日龌龊不足夸，今朝放荡思无涯。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科举及第的荣乐既然如此，所以对当时的士子具有极大的诱惑力。 由于唐朝"常科"考试是由主管机关尚书省下的礼部主持的，故称为"省试"。参加"省试"及第者，并不等于就有官做，还须参加尚书省吏部的考试，及格后才能授官。这就是所谓"释褐"，即出任当官。按唐朝规定，进士明经考中以后，不能直接任职，必须经过吏部考试。吏部考试的主要内容有四："身、言、书、判"，"身取其体貌丰伟"，"言取其言词辨正"，"书取其楷法遒美"，"判取其文理优长"。合此体格、语言、书法、判牍四条标准者，为优秀之选。以"四才"选官有利有弊，它对唐代的社会风尚、书法及文风都有一定的影响。下面分别略予述评。 身。"身取其体貌丰伟"，即要体格健壮，仪表堂堂，神气深厚，威仪秀伟，或谓"举措可观"。在隋代，已有以貌取人的事例。"牛弘为吏部侍郎，有选人马敞者，形貌最陋，弘轻之。。"（《朝野佥载》卷四）。唐玄宗时，吏部侍郎崔湜主选，"有选人引过分疏云：'某能翘关负米'。湜曰：'君壮，何不兵部选？'（按：唐代兵部武选要求"躯干雄伟，有骁勇才艺者"）答曰：'外边人皆云崔侍郎下，有气力者即得'。"（《朝野佥载》卷一）大概崔湜比较偏重选身强力壮之人。实际上，体貌丰伟这一标准很难做到。虽然唐代有不少官员"身长七尺"，"风骨峻峙"，但也有像僖宗时宰相卢携那样"风貌不扬，语亦不正"却有才干的人。 言。"言取其言词辩证"，即要语言流利，口齿清楚，善言雄辩，对答敏捷，或谓"词说合理"。因为要引用贤良升于达位，必须问以政事，而非言无以知之。唐代学校课试中就有"口问"这种口试形式。以言取人也有弊病，对答时口若悬河，洋洋数千言，"或声色甚厉"（《旧唐书·苗晋卿传》），以至有人"于铨庭言辞不逊，凌突无礼"（《旧唐书·裴遵庆传》）。后人对唐代以身、言为铨选标准评道："若其于身必取其丰伟，于言必取其辩证，则晏婴之貌不扬，裴度之形短小；周昌之期期，邓艾之口吃，皆在所弃矣。虽以孔子之圣，犹谓以言取人，失之宰予；以貌取人，失之子羽。况掌铨衡者皆中人之才哉！"（丘濬《大学衍义补》卷十） "四才"顺序虽曰身、言、书、判，但实际上书、判远比身、言重要。 铨选时也是"始集而试，观其书判；已试而铨，察其身言"（《通典·选举典》）。由于参加铨选之人渐多，不能一一察其身、言，后来实际上往往只凭书、判用人，形成"吏部选人，必限书判"的情况。 书。"书取其楷法遒美"，即要书法端正、工整、大方，笔力雄健，苍劲秀丽，或谓"遒丽""劲媚"。唐代铨选要求书法优美，这应与统治者提倡书法有关，如唐太宗重王羲之书法，自己也写得一笔好字，还曾将其手书飞白书赐予臣下。政府的倡导对当时重书法的社会风尚是有一定影响的。唐代规定弘文、崇文两馆学生，"楷书字体，皆得正样"，否则罢之（《唐会要》卷七十七）。因为考选重书法，所以无论在学的生徒、应考的举子还是一般官吏都很讲究书法。宋人评曰："唐人字画，见于经憧碑刻文字者，其楷法往往多造精妙，非今人所能及。盖唐世以此取士，而吏部以此为选官之法，故世竞学之，遂至于妙"（马永卿《媍真子》），但唐代也有个别人主张选人不必太重书法，如洋州刺史赵匡认为："书者，非理人之具，但字体不至乖越，即为知书。判者，断决百事，真为吏所切。故观其判则才可知矣。比身、言及书，岂可同为铨序哉？"（《通典》卷十七） 判。"判取其文理优长"。判即判牍，是判决司法案件的文书，"四方"中拟判一事尤为重要，因为临政治民，必须通晓事理，■练法律，明辨是非，发摘隐伏，故铨选关键每繁于判。后来以选人猥多，官阙有限，为了解决僧多粥少的矛盾，吏部主选官故意出难题以黜落选人，于是乃采择经籍古义，假设甲乙，使之判断。既而以通经正义，又不足以问，于是乃征僻书曲学伏隐之义为判题，这样就失去了观察吏才的本意。唐代的判文种类繁杂，命题内容包罗万象，上至天文律历、岁时水旱，下至田农商贾、民间隐私，无所不有。如《家僮视天判》："甲于庭中作小楼，令家僮更直于上视天。乙告违法。甲云：专心候业。不伏。"《九日登高坠脚判》："杨甲九月九日，登高坠脚致跛。乙告为不孝。科不应为。"《求邻壁光判》："郗珍性好读书。家贫，邻家富，乃穿邻壁取烛光。邻告为资。"（《文苑英华》）如此等等，不胜枚举。 唐代判牍皆为骈俪四六文，并多引经据典，讲求辞藻。少则五六十字，多则二三百字。由于判牍皆以骈文，因此一般选人试判则"务为骈四俪六文，引援必故事，而组织皆浮词。然则所得者不过学问精通文章美丽之士耳。"故马端临认为："虽名之曰判，而与礼部所试诗赋杂文无以异殊，不切于从政，而吏部所试，为赘疣矣。。盖判词虽工，亦本无益。故及其末流，上下皆以具文视之耳。"（《文献通考》卷三十七） 试判佳者谓之"入等"，拙者谓之"蓝缕"。试文三篇，称为"宏辞"，试判三条，称为"拨萃"。中者即补官，词美者可不拘限而授职。 以身、言、书、判取官，一方面可以促使选士人人习书，笔法精美，并在一定程度上能看出一个人的吏才和对现行法令的理解，然而"以言取人，人谒其言；以行取人，人谒其行"，择人唯取言辞刀笔，不悉才行，而善书判者未必都有吏才，故也有许多弊病。唐玄宗时选人刘晞说：选士不能"只察言于一幅之判，观行于一揖之内"，"夫断者，以狭词短韵，语有定规为体，犹以一小治而鼓众金，虽欲为鼎为镛，不可得也。故曰：判之在文至局促者"；并说假若引周公、孔子等圣人于铨庭，则虽图书易象之道理，叫他们以判体来表达，肯定还不及徐陵和庾信（《唐会要》卷七十四）。沈既济也认为"安行徐言，非德也；空文善书，非才也。"（《通典·选举典》）杜佑则说"文词取士，是审才之末者，书判又文词之末者"（同上）。 正是因为这种本末倒置的考试，所以出现了"手不把笔，即送东司；眼不识文，被举南馆"的怪现象，而不少真正有才干者却终身不进。如唐玄宗时，主选官将张。。列为第一名，玄宗大集登科人亲试，结果登第者十无一二，而张。。手持试纸，竟日不下一字，时人谓之"曳白"（《旧唐书·苗晋卿传》）。反之，像号称"文起八代之衰"的韩愈，却三试于吏部无成，十年犹为布衣，不得已就藩镇张建封之辟为幕僚，然后得禄。故后人评论这种以身、言、书、判为取士之标准说："严则贤愚同滞，宽则贤否混淆，亦法之使然。"（《文献通考》卷三十七） 4。科举制度与学校教育和士子学风科举制度对学校教育和士子学风有着深刻影响。 （1）科举考试直接影响着学校教育的兴衰其一，科举是古代国家选拔官吏的工具，学校是培养官吏的场所，两者既有一致性，也有矛盾。科举和学校的关系是十分密切的。学校培养出来的士，须经过科举选拔，才能取得吏部试的资格，经过吏部试及格才能授官。由于生徒可以取得参加科举的资格，从而有做官的机会，加之唐代前期举人也比较重视两监出身的生徒，这就调动了地主阶级，特别是寒门庶族地主阶级子弟学习的积极性。其二，科举考试主要以儒家经典为内容，这对于结束魂晋以来学校教育所流行的清谈学风和玄虚思想，对于学校教育教学内容的统一和标准的一致，形成社会读书风气，都有着积极的意义。所谓"五尺童子，耻不言文墨焉。"（《全唐文》卷四六七）甚至士族子弟也不把门荫放在心上，而去埋头攻读。唐宗室子孙李洞屡考不中，竟想去哭祖坟。其诗云："公道此时如不得，昭陵（唐太宗的陵墓）恸哭一生休。"（《唐摭言·海叙不遇》）唐代前期的官学在数量上有了很大的发展，不能不说是科举起了一定的促进作用。其三，科举科目中有明法、明算、童子、武举等，这对于当时社会上教育重文轻武、重经轻算轻实科和重成人轻儿童的风气或多或少是个冲击，这也是具有积极意久的。 从武后时期开始，逐渐偏重科举而轻视学校。由学校出身参加科举而能及第的人数越来越受到限制，仕途越来越狭。杨玚在《谏限约明经进士疏》中说："自数年以来，有司定限，天下明经进士及第，每年不过百人，两监惟得一二十人，若常以此数而取，臣恐三千学徒，虚废官廪，两监博士，滥糜天禄。臣窃见流外入仕，诸色出身，每岁尚二千余人，方于明经进士多十余倍，自然服勤道业之士，不及胥吏浮虚之徒，以其效官，岂识先王之礼义。"（《册府元龟·学校部·奏议三》）所以到天宝年间便养成了"以京兆同华为荣，而不入学"（《新唐书·选举志》）的风气。这样就使唐中叶以后，学校逐渐衰微下来。唐玄宗为了改变这种轻视学校的现象，于天宝十二年（公元753 年）敕"天下罢乡贡，举人不由国子及郡县学者，勿举送。"（同上）但只过两年又恢复了乡贡。唐文宗太和七年（公元833 年）也曾规定："公卿士族子弟，明年之后，不先入国学习业，不在应明经进士之限。"（《册府元龟·贡举部·条制三》）然而由于重科举轻学校之势已成，学校的地位终于不能挽回。学校和科举之间的矛盾，自隋唐兴科举一直到清末废科举的一千多年中，始终没有很好地解决。 （2）科举对学校教育的培养目标、教学内容、教学方法的影响是很明显的学校的培养目标就是准备参加科举，因此学校逐渐成了科举的预备机关或附庸。科举考试的内容和方法，也就成为学校的教学内容和检查学生学习成绩所经常采用的方法。唐代的国子、太学和四门学的教学计划，都是按照科举九经取士的要求安排的，把经书分为大、中、小三类，并规定通二经必须大小经各一或中经二，通三经必须大中小经各一，通五经必须大经并通，而《论语》、《孝经》则为共同必修课。至于律学、书学、算学的教学科目，也与科举考试的科目完全相同。科举考试一度重视书判、策论和诗赋，学校也随之注重习字、习时务策和作诗赋。乃至乡村学也都普通学习作诗，学诗成为一种普遍风气。这在客观上成了推动唐诗发展的难得契机。宋人严羽在《沧浪诗话》中写道："或问：唐诗何胜我朝？唐以诗取士，故多专门之学，我朝之诗所以不及也。"天宝以后，在进士科考试中，如果"帖经"不合格，允许以作诗补考（《太平广记·封氏闻见录》）。诗的好坏，对于一般考生的录取，往往起决定性作用。《唐诗纪事》卷五十二李肱条写道："（开成二年）帝命高锴复司贡举，。。先进五人诗，。。高锴奏曰：臣锴昨日奏宣进，旨令将进士诗进来者。伏以陛下聪明文思，天纵圣德，今年诗赋题目，出自宸衰，体格雅丽，意思遐远。诸生捧读相贺，自古未有，倍用精研覃思，磨励缉谐。其今年诗赋，比于去年，又胜数等。臣日夜考较，敢不推公。就中进士李肱，《霓裳羽衣曲》一首，最为迥出，更无其比。词韵既好，去就又全。臣前后咏咏近三五十遍，虽何逊复生，亦不能过，兼是宗支，臣以状头第一人，以奖其能。次张棠诗一首，亦绝好，业次李肱，臣与第二人。"从主考官高锴反映的情况看来，李肱考中进士的根本原因，是由于他的诗"最为迥出，更无其比，词韵既好，去就又全。"第二名进士张棠之所以及第，也因为其诗"绝好"。由此可见，诗的优劣在录取进士过程中，起决定性作用。正因为这样，所以唐朝知识分子不仅人人会作诗，而且都竭力将诗作好，从而推动了唐诗的重大发展。 一方面科举考试的内容与要求，确实推动了学校学习内容的发展，这是积极影响，另一方面，学校的学习内容与方法也受到科举的限制。如科举注重文辞，学校也注重文辞而少实学；科举注重帖经、墨义，学校也采用这些方法考试学生，结果只能培养记诵经典章句，善于文辞而缺乏实学的人才。这是科举对学校教育的消极影响。 （2）科举对士子学风也有很坏的影响首先是知识阶层素质下降。赵匡《举选议》中所指出的"士林鲜体国之论"、"当代寡人师之学"、"当官少称职之吏"云云，无不与学风的颓坏有关。上元元年（公元674 年），刘晞在《取士先德行而后才艺疏》中批评说："驱驰于才艺，不务于德行"，"致有朝登科甲，而夕陷刑辟"，并引"仲尼曰：'行有余力，则以学文'，今舍其本而循其末。况古之作文，必谐风雅，今之末学，不近典谟，劳心于草木之间，极笔于烟云之际，以此成俗，斯大谬矣"（《通典·选举九》卷十七《杂论议中》）。宝应二年（公元763 年），贾至在《议杨绾条奏贡举疏》中批评说："今取士试之小道，而不以远者大者，使干禄之徒，趋于末术，是诱道之差也。夫以蝎蚓之饵，杂垂沧海，而望吞舟之鱼至，不亦难乎？所以食饵者皆小鱼，就科目者皆小艺。"（《全唐文》卷三六八）德宗时，柳冕致书权德舆，对科举制度提出批评："自倾有司试明经，奏请每经问义十道，五道全写疏，五道全写注，其有明圣人之道，尽六经之义，而不能诵疏与注，一切弃之，恐清识之士，无由而进，腐儒之生，比肩登第，不亦失乎？"权德舆复书也痛切指出："两汉设科，本于射策，故公孙弘、董仲舒之伦痛言理道。近者祖习绮靡，过于雕虫。俗谓之：甲赋律诗、俪偶对属。"又说："明经问义，有幸中所记者，则书不停缀；令通其义，则墙面木偶然"；"令书释意义，则于疏注之内苟删撮旨要"；"至于来问明六经之义，合先王之道而不在于注疏者，虽今吏部学究一经之科，每岁一人，犹虑其不能至也。"（《全唐文》卷四八九）从中不难看出问题的严重。这些批评，尽管出发点不同，但均指出进士科考试偏重词章，浮华少实；明经科考试注重记诵注疏。这种取士方法，如同"使骥捕鼠"，"令鹰守肉"，是选不出真正人才的。 其次，学风的日益颓坏，实际上就是学术的逐步没落。 科举制度是文化专制的手段，使思想僵化，脱离实际，其影响不仅是知识阶层自身的堕落，同时也是民族文化的枯萎。《唐摭言》卷三写道："文皇帝拨乱反正，特盛科名，志在牢笼英彦。"可见唐朝实施科举制度，不仅为了选拔官员，同时也想"牢笼英彦"。唐穆宗诏令："将欲化人，必先兴学，苟升名于俊造，宜甄异于乡闾。各委刺史县令，招延儒学，明加训练，名登科第。"（《全唐文》卷六六穆宗《南郊改元德音》）唐敬宗也颁布过同类诏令。值得注意的是，两个诏令都提出"将欲化人，招引儒学，明加训练，名登科第"的要求。由此可见，"化人"、"兴儒"、"登科"这三方面是相辅相成的。统治者利用"儒学"以"化人"，培养自己合格的爪牙。另一方面，知识分子为了争取及第，皓首穷经，只读死书，不思创造，不究新义，严重阻碍学术发展和社会进步。著名史学家吴晗指出：科举制度在中国文化、学术发展的历史上作了大孽，束缚了人们的聪明才智，阻碍了科学的进展，压制了思想，使人们脱离实际，脱离生产，专读死书，专学八股，专写空话，害尽了人，也害死了人，罪状数不完，也说不完。（吴晗《明代科举情况和绅士特权》）再次，由于科举是一般中小地主阶级子弟入仕的唯一途径，所以虽然科场生活很辛苦，甚至要遭受许多耻辱，但人们仍趋之若鹜。社会上广泛养成了做官发财的名利思想和"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的观念。有些士子为了谋取功名，竟不择手段。据《唐语林》说："明皇时，士子殷盛，每岁进士到省者常不减千余人。在馆诸生，更相造诣，互结朋党，以相倾夺，号之为棚，推声望者为棚头。权门贵戚，无不走也，以此荧惑主司视听，其不第者率多喧讼，考功不能御。"一般士子，如既无门第做靠山，又无权势可援引，就不得不卑躬屈节，低首下心，请人荐举。一经名公钜卿揄扬，立刻便可身价百倍，功名利禄由此而得。所以在当时有一种投诗谒见和所谓温卷的风气。要想请名公大人荐举，就必须先行卷投呈，即把自己所做的诗文，抄录若干篇首，订为卷式，夹着自己的名片，先送上去。如果主人看中了，或许下次准见。这种不良风气，在唐代一度非常流行，连王维这样清高之士，为了行卷，都曾男扮女装，其难可以想见。有这样两句诗："荷衣拭泪几回穿，欲谒朱门抵上天。"可见投诗谒见也是很苦的事，有时竟到处碰钉子。江陵项氏描述说："风俗之弊，至唐极矣。王公大人，巍然于上，以先达自居，不复求士。天下之士，什什伍伍，戴破帽骑蹇驴。未到门百步，辄下马奉帋刺，再拜。以谒于典客者。投其所为之文，名之曰求知己。如是而不问，则再如前所为者，名之曰温卷。如是而又不问，则有执贽于马前。自赞曰，其人上谐者。嗟呼！风俗之弊，至此极矣。此不独为士者可鄙。其时之治乱，尽可知矣。"（《文献通考·选举二》）可见当时社会士子学风之低下。 尤其寒门庶族地主中的人取得高官厚禄后，本身转化为大官僚大地主，反过来把持科举，营私舞弊，造成科举考试的种种弊端。这在高宗以后就明显地表现出来。营私舞弊的名目很多，如"互相推敬谓之先辈，俱捷谓之同年，有司谓之座主，。。造请权要，谓之关节，激扬声价谓之还往，。。匿名造谤，谓之无名子，。。挟藏入试，谓之书策。"（《唐国史补》右卷中"叙进士科举"）请托、通关节、私荐、场外议定，以及先定及第人等现象屡见不鲜。这里仅举两个例子：武宗时李德裕为相，旧例礼部放榜，要先呈宰相。会昌三年（公元843 年），王起知举，问德裕所欲。答曰："安用问为，如盧肇、丁稄、"姚鹄岂以不与及第耶。"王起于是依而放过。由此可见，宰相一言，即可决定取录与否。又如尚书李景让，其弟景庄累举未第。母闻其被黜，将笞景让。中表皆劝景让嘱于有司，让终不用。曰："朝廷取士，自有公论，岂敢效人求关节乎？主司知景让弟，非冒取名者，自当放及第。"结果，景让虽然没有亲自去通关节，但主司因景庄是方镇之弟，遂放之及第，景庄是岁登科。这两个例子，充分暴露了科举考试的虚伪性和欺骗性。所以，"上第巍峨，多是将相私人，座主密旧。"校书郎王冷然曾上书宰相说："仆窃闻今之得举者，不以亲，则以势；不以贿，则以交。"这一揭露是很深刻的。 唐统治者也曾采取过"糊名考试"和覆试等办法，解决科举中营私舞弊的问题，如"武后以吏部选人多不实，乃令试日自糊其名，暗考以定等第。"（刘晞《隋唐嘉话》下）又如"会昌五年（公元845 年）二月，谏议大夫、权知礼部贡举陈商选士三十七人中第，物论以为请托，令翰林学士白敏中覆试，落张渎、李玕、薛忱、张觌、崔禀、王湛、刘伯刍等七人。"（《旧唐书·武宗本纪》）对营私舞弊者，有的也给予了一定的惩处，如"龙朔中，敕左史董思恭，与考功员外郎权原崇同试贡举。思恭吴士轻脱，泄进士问目，三司推脏污狼藉，命西堂斩决，告变，免死，除名流梧州。"（《唐语林》卷八）又如"宣宗大中九年三月，试宏词举人，漏泄题目，为御史台所劾，侍郎辈谂改国子祭酒，郎中周敬复罚两月奉料，考试官刑部郎中唐枝出为处州刺史，监察御史冯颛罚一月奉料。其登科十人并落下。"（《旧唐书·宣宗本纪》）但这些措施只是一时之举，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这里需要提到的是，洋州刺史赵匡的《举选议》，对科举制度提出了全面而深刻的批评。他首先批评进士科"主司褒贬，实在诗赋，务求巧丽，。。故士林鲜体国之论。"其次，谈到一个人的心智有限，而九流七略，书籍无穷，学习时"但务抄略"，就试时则"偶中是期"，以致"业无所成"，"当代少人师之学"。第三，他认为科举考试的方法"既问口义，又诵疏文"，是"徒竭精华，习不急之业"，面对当代礼法，反而"无不面墙"，临到解决实际问题时，却只有"取办胥吏之口"而已。他指出这是"所习非所用，所用非所习"，"故当官少称职之吏"。第四，他指出举人大率二十取一，没齿而不登科的很多，"其事难，其路隘也如此！。。故士子舍学业而趋末技。第五，他指出"收入既少，则争第急切，交驰公卿，以求汲引，毁訾同类，用以争先，。。亏损国风。"他还指出科举的劳民伤财，远方贫士无力赴试，遂致有抱屈遗才诸种现象。最后他指出当时选司偏重年资所造成的"无能之士，禄以列臻；才俊之流，坐成白首"的缺点。赵匡的上述批评，确实切中了唐代科举考试的时弊，而且比较注重实用。 宝应二年六月，杨绾上疏，主张废除科举制度，恢复汉代察举之制。疏称："炀帝始制进士之科，当时犹试策而已。至高宗朝刘思立为考功员外郎，又奏进士加杂文，明经加帖。从此积弊，转而成俗。幼能就学，皆诵当代之诗；长而博文，不越诸家之集。递相党与，用致虚声。六经则未尝开卷，三史则皆同挂壁。况复征以孔门之道，责其君子之儒者哉！"杨绾认为，欲"澄本清流"，使士人"修德业"、"修廉耻"，使"人伦一变"，皆归"实学"，必须痛下决心，停科举，恢复古制。但是，代宗命大臣商议，得到的结论却是"举人旧业已成，难于速改"。广德元年（公元763 年）七月，杨绾再次上疏，请求调整考试方法，依照汉制，以策试为主，经义为辅，以求士人"有孝义廉耻，谦恭之行，好学不倦，精通经义，并堪对策。"遗憾的是，杨绾此次上疏，同样没有得到代宗与大臣的首肯，理由是："进士、明经，行来颇久"，不可顿改，令士人"失业"。最后，代宗只好下诏调合分歧，命新制"与旧法兼行"（《新唐书·选举志》），草草收场。 杨绾的主张没有考虑到时代的变迁，也没有认识到统治者的本意，企图用过时的制度来代替作为统治者强化专制制度有效工具的科举制度，自然不能不遭到冷落。但是，杨绾的奏疏中却指出了一个关键性的问题，即唐代学风的颓坏，其原因正在于科举制度本身，特别是帖经之法，有百弊而无一利。尽管这一认识仍有其局限，但在当时，已属难能可贵。 总括以上，唐代科举的实施，是时代的需要，曾在历史上起过一定的积极作用。科举考试的内容虽然具有片面性，其考试方法偏重于机械记诵，但它比起九品中正制的取士方法来，毕竟还是有了一个衡量知识的标准。仅以进士科而言，策论是关于治世的才能；诗赋杂文是关于文艺、应用文的知识和能力；经义是对于儒家思想的理论研究。因此，进士科及第是需要具有一定的文化水平和治世才能的。这比过去只凭荐举录用人才要好得多。事实上，在唐代进士科考试中，也确实出现了一些人才，如名臣房玄龄、大诗人白居易、大文学家韩愈等等，都是进士出身。所以，科举在我国古代曾起过某些积极作用，但是它作为专制主义的上层建筑之一，由社会制度所决定，从其一产生便暴露出虚伪性与欺骗性，乃是统治阶级用以笼络知识分子，控制人们思想的工具。行之既久，流弊丛生，对学校教育的发展，人才的培养，学术思想的繁荣，均曾产生极不良的影响。因此，对科举制度应历史地、科学地评价，尤其应重视其演变过程中所提供的历史经验教训。 唐代科举制度对当时及以后世界各国的文化教育发生过深刻的影响。唐政府为了满足留学生参加科举考试的要求，特设有宾贡科。《东史纲目》卷五所列穆宗长庆到五代时的后唐，新罗留学生登宾贡第者九十人；日本及其它各国留学生也有许多发策决科者。日本吉备真备在唐留学十七年，精修三史、五经及律、书、算学；菅原梶成入太医署学习针炙，回国后成为天皇御医；新罗宾贡进士金可记及第后，隐居终南山，及后归国时，其中国友人章孝标曾赋诗以赠。项斯、张乔、李白、王维等著名文人，亦都有与外国留学生酬唱的诗篇。唐朝的兴盛发达，使周边各族和各国不满足于自然的文化传播而派遣留学生，直接汲取中国文明。他们长期生活于唐，在社会生活中耳濡目染，潜移默化，归国后，移植唐文化于本土，这不仅对改造其国政治，提高文明程度有极为重要的意义，而且也为唐代国家教育机制的开放型功能涂下了重彩之笔。 科举制度对欧洲也发生过重大影响。十八世纪末到十九世纪，在欧洲各国逐步推行的文官考核制度就吸收了科举考试制度的合理因素。1791 年法国首先试行文官考核制度；1806 年英国东印度公司也开始实施文官考核制；1855 年英国开始推行文官考核制。当时在欧洲等级制的土壤里，生长出一大批无所事事的官僚。任人唯亲的宗法原则越来越不适应维护新兴资产阶级利益的国家机器的需要，这就是中国科举制度在欧洲引起重视的契机。研究东西方文化交流史的美国学者卜德认为，在西方推行的"文官"体制，是在精神文明领域里中国对西方最宝贵的贡献之一。 （三）五代的人才选拔据■瑞临《文献通考·选举三》陈述，五代五十二年，朝代更易，干戈抢攘，但贡举之制并未尝废弃，只是每年所取进士极少，最多时也仅及盛唐时的一半。土宇分割，士人流散，固无怪其然。不同的是三礼、三传、学究、明经诸科为唐所不重，取人也少考，到五代自晋以来，却中选者动以百计。原因一是帖书墨义在承平之时，士鄙其学而不习，国家也贱其科而不取，故惟以攻诗赋、中进士举者为贵。丧乱以来，文学废坠，为士者往往从事帖诵之末习，而举笔能文者固罕见之，国家也只好以此为士子进取之途；二是因为处于乱世，士人不能安心读书，社会上崇学风气也渐淡泊，功名利禄的思想不像太平时候那么炽烈。因而参加考试的不多，中榜者有时只有三四人，梁时极考宏词料的就只有一人。后来，制科取消了，进士考试中诗赋、杂文、策论时有更易，而与经学诸科有关的反而有了起色。三是因为当时文学发展失去了良好的条件；而经书因印刷业的发展而广为流传，方便士人习诵；统治者要利用思想武器，更要宣传儒家经典，所以读经的人多起来，经学诸科所取的人数反而多于盛唐。这其实既是战乱所带来的文化废坠的结果，又在客观上为保存经典，阐说经义及宋人的演"义"之学作了准备。 另一方面，五代之时，虽科举未尝废，但很多人厄于乱离之际，不得卒业；或有所长而不能自见，无法施展学问和抱负，老死闾阎。科举虽断断续续一直存在，但中者极少，流弊极深。据《五代会要》记载，当时有关科举的奏折和敕文几乎都涉及请讬舞弊之事，朝廷也一再惩罚主考官，用复试、严审等手段严格筛选考生，但这种事仍时时有之。梁朝曾有意识地利用科举来弘扬儒学，但不久，关于在科举考试中设明经科的争论便不断发生。后周广顺三年（公元953 年）罢帖经对义等试经内容，别试杂文及对策。由此可以看出，当时人们已将明经考试视为人才选拔的障碍，对经学内容丧失了信心。 四、实科教育我国古代实用科学技术的发展长期居于世界领先地位，培养造就了大批第一流的科学家、发明家和工匠，在我国古代人才群体中大放异彩。广大科技工作者在改造自然、传授实用科学知识技能和实践活动中，创造并积累了培养、训练实用人才的宝贵经验，大大丰富了古代教育遗产。隋唐时期的实科教育，尤其具有独特意义，因为我国古代实科教育制度，在这一时期得以创建；实科教育的发展先于欧洲各国一千余年，朝廷主持颁定的实科专业教材也为世界之先；与此同时还产生了有关实科人才规格、科技道德教育以及教学工作等多方面的论述，成为我国科技教育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阶段。这一时期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李世民为发展实科教育采取了一些积极措施。 第一，奖掖实科人才。当时在天文历算方面，名家如流。祖孝孙"博学，晓历算"，傅仁均"善历算"，傅奕"尤晓天文历数"，李淳风"尤明天文，历算，阴阳之学"，崔善为"好学，兼善天文算历"，等等。李世民对他们恩礼有加，封官赐爵，并给以奖掖。李淳风在贞观初为修订《戊寅历》提出七条宝贵意见，很受李世民器重，"授将士郎，直太史局。"后来，李淳风在天文研究中不断作出贡献，贞观二十二年（公元648 年），李世民又拜他为太史令（《旧唐书·李淳风传》）。诸如此类，不一而足。 第二，兴办实科学校，培养实科人才。当时的太医署是世界上最早的医学院，医学分科很细，招收各种生徒。太史局也设立了天文学校、历学学校，培养这方面的人才。这在当时世界上是领先的。这些实科人才的广泛培养，为贞观以后许多重大的闻名于世的科学发明奠定了基础。 第三，重视使用科技新成果。李世民很重视科技成果，并加以推广应用。天文学家李淳风在贞观七年（公元633 年）研制成了一部精密的天文仪器"黄道浑仪"，李世民十分高兴，当即下令把它放置凝晖阁，"以用测侯"（同上），即使这部新仪器能够立即为当时的天文历算科学发挥作用，也使科技人员得到鼓舞。 （一）实科学校教育隋唐时代的实科学校主要有两种类型。一是属于国家教育行政系统的正规学校：医学和算学，医学又有中央医学和地方医学。二是属于职官"官学"性质的学校，主要有京师药园和太仆寺的医药弟子，以及太史监、司天台系统的天文历法生。 1。医学专门学校我国实科专科学校的创立，以南朝宋元嘉二十年（公元443 年）医学校的建立为标志。北魏时又设立了太医博士，培养高等医学人才。据《隋书·百官志》记载，隋代在太常寺下设太医署，除专门的医官，还有专门从事医学教育的学官，即博士二人，助教二人，按摩博士二人，咒禁博士二人。也就是说，建立起明确的医学教育制度，开始在太医署安置了与医学教育有关的人员。《隋书》卷二十八《百官志》记有："太医署有主药（二人）、医师（二人）、按摩博士（二人）、祝（咒）禁博士（二人）等员。"从中可见，隋代的医学教育已设置了医博士、按摩博士、咒禁博士等固定的人员，出现了专门化的雏形。 唐代的医学校，分中央与地方两级。 中央医学校继承隋制，仍然设在太医署，这是世界上最早的规模最大的医学院。它分四科，即医、针、按摩和咒禁。据《新唐书·百官志》记载，除医官外，主要的教职人员配备有："医博士一人，正八品上；助教一人，从九品上"；"针博士一人，从八品上；助教一人，针师十人，并从九品下"；"按摩博士一人，按摩师四人，并从九品下"；"咒禁博士一人，从九品下"。医学招收生员也有定额："医生四十人"，"针生二十人"，"按摩生十五人"，"咒禁生十人"。与《旧唐书》相比较，此记载除针博士的品级略有出入外，其他内容基本相同，说明唐代中央医学已有一定的建制。 医学教学分医科、针科、按摩科、咒禁科四科进行。 医科又分为：体疗科（相当于今天的内科）学习年限七年；疮肿科（相当于今天的外科）学习年限五年；少小科（相当于今天的儿科）学习年限五年；耳目口齿科（相当于今天的五官科）学习年限二年；角法科（相当于今天的针炙科，包括拔火罐等）学习年限二年。以上各科均以《本草》和《甲乙脉经》为必修科目，设置医博士一人，助教一人，学生四十人，先读诸经，后分科学习。 针科，设立针博士一人，助教一人，针师十人。学习的基本课程主要是与针炙有关的各种书籍，如《黄帝内经》中的《灵枢经》，晋朝的《针炙甲乙经》等，并识记穴位和背诵脉诀，然后再学习各种用针的技法；还要在针师和针工的带领下进行临床实习，掌握和熟悉针炙的穴位和手法。 按摩科，设立按摩博士一人，按摩师四人，按摩生十五人。按摩生在按摩博士带领下，学习用按摩治疗外感染症（风、寒、暑、温）关节病和内伤杂症（饥、饱、劳、逸），以及用正骨法治疗骨折、伤筋、跌打损伤等骨科疾病的方法。 咒经科，设立咒经博士一人，咒经生十人。咒经生主要学习所谓除邪恶、去鬼神的学问（类似卜巫）。 唐代统治者对医学十分重视。唐太宗时，提拔《古今验方录》的作者甄立言为"太常寺丞"，分管太医署的医师。对甄立言的哥哥、擅长针穴疗法的百岁老医师甄权也十分尊敬，唐太宗曾亲自登门拜访，赠以几杖衣服，给以五品散阶官，表示尊养。 此外，在师生的管理上，也有一些明确的规定，比如：医博士、按摩博士、咒经博士"取医人内法术（古典医学书籍的造诣和临床的经验与实绩）"的优异者为之（《养老令·疾医令》）。担任地方医学教育的国医师的教育方式"并准典药寮教习法"（同上）。医学有关学生的入学顺序的规定：第一是具有医学世袭职务药师称号的诸氏；第二是三代以上以医学为业的世习之家；第三是采录庶人十三岁至十六岁中的聪慧者。这也不是普通庶人，一般以五品以上的子孙为原则，根据情况，也采录八品以上者（同上）。医学也讲"束脩"，初入学，皆行束脩礼，一准太学生，其按摩、咒禁生减半。同时要求专业学习，不能从事其它杂事，同太学生一样，也有旬假、田假、授衣假等。医学生在学期间除了学习规定的课程外，还要定期进行考试和临床实习。考试有月考（每月由博士主持的考试）、季考（每季由太医令丞主持的考试）、岁考（每年由太常丞主持的考试），临床实习成绩列为参考，以治愈多少病人来计算。学生毕业后，根据学习成绩分别授予医师、医正、医工等职位，然后分别派往全国各州、县，或任教，或医病。如果学生学习满九年，考试成绩低劣，没有达到及格水平，则勒令退学。 京师的医学教育，除以上正规教育外，还有职官性的教育：其一是在京师药园招收"庶人十六岁以上为药园生，业成者为师"；其二是在太仆寺设"兽医博士四人，学生百人"（《新唐书·百官志》）。这是我国古代药物学和兽医学专科教育的开始。 唐代还建立了地方医学教育制度："贞观三年，置医学，有医药博士及学生。开元元年，改医药博士为医学博士，诸州置助教，写《本草》、《百一集验方》藏之。未及，医学博士、学生皆省，僻州少医药者如故。二十七年，复置医学生，掌州境巡疗。永泰元年，复置医学博士。"（同上）从这段记载可知，唐自贞观三年（公元629 年）创立地方医学，其发展不够稳定一贯，随着政局的变化，时兴时废。 自天宝二年（公元743 年）起，诸州的医生，"随贡举人列申省补授，十年与散官，同流外列附申。"（《唐会要》）乾元元年（公元758 年）以后，医学入仕也仿效科举，进行考试："各试医经、方术。策十道：《本草》二道，《脉经》二道，《素问》二道，张仲景《伤寒论》二道，诸杂经方义二道，通七以上留，已（以）下放。"（同上） 2。算学专门学校我国自三代开始，小学有传授"九数"（术计）的建制，属于初等性质的数学教育。与天文、历法等关系密切的高等数学多设在史官门下，不列于国学，至隋代才隶属国子寺。此事见于《隋书·百官志》："算学博士二人，算助教二人，学生八十人，隶属于国子寺。"又见于《旧唐书·职官志》："隋始置算学博士二人于国庠。"算学博士的官衔为"从九品下"（《唐六典》）卷二十一注）。算学列为国学之一，说明它的专门化程度已得到社会公认，具备了设立专科学校的基础。唐初，废算学。高宗显庆元年（公元656年）复置，三年（公元658 年）又废，龙朔二年（公元662 年）又复。从龙朔二年起，"东都初置国子监，并加学生员等，均分于两都教授。"（《旧唐书·高宗纪上》）从这一年开始，算学生也分两处就学：一处在京师长安，另一处在东都洛阳。 唐代算学在教育管理上，可能曾有双重领导关系：一是与国子、太学、四门、书、律、并称国学六馆，说明它受国子监领导；一是在龙朔三年（公元663 年），"书学隶兰台，算学隶秘阁，律学隶详刑"（《新唐书·选举志上》），说明算学受秘阁（或如《唐会要》称"秘书局"）领导。唐代算学的建制和管理制度与国学中其他各馆一样，比魏晋时隶属于史官要完善得多，这是算学教育的进步。但是，它又不同于经学教育，不是培养通用人才，而是培养专门人才，在专业上与秘阁所统辖的司天台（专司于文、历法的机构）有直接关系，所以也有可能受秘阁领导。这种领导体制，反映了专科教育的特点，与现代的某些专科大学情形相仿。 唐代算学的建制设有博士二人，从九品下。据《新唐书·百官志》记载，还有"助教一人"。《唐六典》卷二十一则认为有"典学二人"。算学学生入学有资格限制，限"文武官八品以下，及庶人之子"（《旧唐书·职官志》），品级要求比国子、太学、四门等馆宽。其数额定为三十人。算学学生入学要行束脩之礼，据《唐会要》卷三十五载，俊士和律、书、算学生为同一规格，向教师敬献绢一匹。但是《新唐书·百官志》则为"六学束脩礼，督课试举，皆如国子学。" 算学生按所学课程与科举明算科相应分为两班。第一班学习《九章》、《诲岛》、《孙子》、《五曹》、《张丘建》、《夏侯阳》、《周髀》和《五经算》；第二班学习《缀术》和《缉古》。此外，两班学生都要兼习《记遗》和《三等数》。两班人数，唐前期各十五人。《唐六典·国子监》云："二分其经，以为之业。习《九章》、《诲岛》、《孙子》、《五曹》、《张丘建》、《夏侯阳》、《周髀》，十有五人。习《缀术》、《缉古》，十有五人。其《记遗》、《三等数》亦兼习之。"在这段记载中，第一班所学课程遗漏了《五经算》。第一班受业时间总计七年：《孙子》和《五曹》共一年，《九章》和《诲岛》共三年，《张丘建》和《夏侯阳》各一年，《周髀》和《五经算》共一年。《唐六典·国子监》云："《孙子》、《五曹》共限一年业成，《九章》、《诲岛》共三年，《张丘建》、《夏侯阳》各一年，《周髀》、《五经算》共一年。"第二班受业时间总计五年：《缉古》四年，《缀术》一年。《唐六典·国子监》云："《缀术》四年、《缉古》一年。"另一说，《缉古》受业三年。《新唐书·选举志上》云"《缉古》三岁"。这样，第二班受业时间也总计七年。 算学学生在学期间，每旬有旬试，每年有年试，全部学业完成之后参加国子监考试。国子监考试合格，就参加省试。两班中，前者似古典数学专业，后者似应用数学专业。《算学记遗》、《三等数》是公共必修教材。 尤其应当提出的是，李淳风与梁述、王真儒等编定和注释了历史上一批数学名著，统称《算经十书》，唐高宗把它规定为国子监的算学教材。这十部算经，不仅成为唐代以后算学和科举明算科的教材，而且介绍了一些重要的科研成果，成为了解我国古代数学发展史的重要文献。例如，祖■建立的计算球体体积的一条定理，其计算公式和理论基础，就是通过注释《九章算经》介绍给世人的。这一定理，在一千多年以后，西方才有意大利数学家卡瓦列里证得。 唐代算学教育注重考试，要求学生做到"明数造术，详明术理"，也就是既要掌握运算规则，具有运算能力，又必须通晓数学的基本原理。这种考试原则兼顾知识与智能两个方面，在一千多年前是先进的，在今天也是可取的。 国子算学内部的考试，时间安排与其他六学相同。据《唐会要》卷三十五称："其试者通计一年所受之业口问大义，得八以上为上，得六以上为中，得五以下为下。" 唐代算学时有兴废，招生人数也有多有少。据史书记载："唐初废算，显庆丙辰复置。"（《旧唐书》卷四，《新唐书》卷四十八）据李俨考释，"贞元前后六馆已亡其三"，可能算学即在已亡之列。元和二年（公元807年）重新规定国学各馆定员时，"西京书算馆不过十人，东都算馆二人"。李俨认为，"终唐之世，数学教育制度尚未尝废。"（李俨：《唐宋元明数学教育制度》） 唐代创立了科举制，并设有明算科，其考试方式有贴经和问答两种，《新唐书·选举志》有详细记载。其中贴经与问答试题的数量，在不同的时期有不同的规定，因此，《唐六典》、《通典》和《新唐书》的记载不尽相同。明算科及第之后，送吏部授官："书、算学生从九品下叙"（《新唐书·选举志》）。 3。天文、历法专门学校在朝廷的天文、历法机构太史监中设立专科学校始于隋朝，其前身可以追溯到北魏太史博士的设立（《历代职官表》卷三）。至唐代，太史监屡改名称建制，前后曾命名为秘阁局、深仪监、太史监、太史局、司天台等。名称虽异，建制不一，但都是集行政机关、教育机构、研究单位三位一体的政府职能部门，既进行日常事务性工作，又培养学生。学生毕业后的方向是在本部门就职或在其它部门从事本专业工作，不参加科举考试，属职业教育性质。现分述如下：太卜署 太卜令掌卜筮之法，以占拜家动用之事。博士、助教和卜师、筮师教学生占卜之法和驱鬼术。业成后，留本署就业。 司天台 其名称屡有变更，或曰太史局，或曰浑天监。司天台下设四个职能部门：司历 掌国家历法的推算和制定，历博士掌教历史。历生，开元时三十六人；天宝时四十一人；乾元初五十五人。 监侯 掌观察天文气里，有天文观生九十人。 灵台 掌天文星象变化并占候，设灵台郎以教学生。天文生，开元时六十人；乾元初五十人。 漏刻 设漏刻博士掌教学生习漏刻术。漏生四十人，漏刻生三百六十人。 学漏刻节点，以时唱漏，皆庶民中男、小男为之。毕业后，被典钟或典鼓。太仆寿 设兽医博士以教学生。兽医学生以庶人子弟为之，考试其业以录取。学成后补为兽医，或去各地马场工作。 掖庭局 设宫教博士，教宫人书法、算术和众艺。开元时隶内侍省，博士由中宫为之。 隋唐天文、历法学校，保留着较多的"宦学"性质。在教育管理上，不如医学、算学完善，传授知识也不够系统，比较重视实用性。在教学方法上，继承了我国"天官"的优良传统，注意观察与验证，创立了我国古代实科教育一项重要的教学方法。 （二）实科教育的其它形式隋唐时期，不仅通过官办的实科学校培养科技人才，而且私学家传、佛道人士传艺、经师兼授实科知识、训练手工匠人的艺徒制，以及社会性的科普教育等等，都曾培养造就了实科人才。 1。私学家传私学传授实科知识，始于先秦，后世不绝如缕。至隋唐，凡身怀绝技之人，大都有门徒，例如隋朝著名天文学家耿询，在陈隋之际沦为王世积的家奴，有幸就教于隋太史局官员高智宝，学习掌握了丰富的天文历法知识，并研制成功著称于世的水运浑天仪。炀帝时任太史丞。这是国家科技官员授徒施教的一个实例。唐代名医孙思邈曾收徒传医术，如孟诜和卢照邻等人都曾"师事之"（《新唐书·隐逸传》），后来孟诜也成为唐代著名医家。孙思邈传授医术时，注重直观。他精心制作了三幅大型彩色针炙挂图，称《明堂图》。当时朝庭虽然禁止民间研讨天文、历法，但是这方面的传授活动却禁而不绝，例如宋璟曾师事于李元恺，学习"天普历算"（同上）；又如崔良佐撰写过《历像》、《浑仪》等论著，并隐居授徒。据《畴人传四编》记载："卢肇，宜春，举进士第一。肇始学浑天之术于王轩，轩以王蕃之术授之。后因演而成图，又法浑天作《海潮赋》及图。轩，太和进士。"这段话记载了天文知识转相传授的情况，其中卢肇和王轩都是唐朝的进士，说明当时士人也很注意学习实科知识。 家传，是私学的特殊形式，实科人才获益于世传家学的很多，生活在陈隋之际的名医徐之才，就是这方面的典型。他生长在一个世代名医之家，六代之中有十一个著称于世的医生。唐代药物学家李珣出生在一个世代经营香药的波斯商人家庭，从小就有机会学习外国药物学知识，加之他有较高的文化修养，博览药典，终于写成了著名的《海药本草》。古代的史官，特别是其中的天官，多是宦学与家传相结合，俗称"畴人子弟"。隋唐也继承了这一传统，如唐太史令庚俭，就出身于天文占星世家，李淳风与之类似，祖上四代都长于天文历算。阎立德是唐代杰出的建筑工程师，曾参加建造昭陵、翠微宫、玉华宫等大型工程，官至工部尚书。其父擅长工艺，家传得法。世业家传的方式，由于适应以家族为单位的封建自然经济，因而在古代成为实科传授的一种重要形式。但是，它具有很强的保守性和封闭性，不利于科学技术的交流和发展。诚如孙思邈所指出的："各承家传，始终循旧"。这种传习方式的保守性，归根到底是由宗法制度和小生产所决定的。 2。佛道传艺科学技术的发展，是与宗教迷信活动长期斗争的结果。但是，不成熟的科学技术，又往往掺杂着迷信的成份，科学的成果也常常被宗教借用来以售其奸。正是由于宗教与科技有着相互浸入的关系，所以在宗教活动中，就必然也有传授科学技术的事情发生。不论中国和外国，在自然科学极不发达的古代，都是这样的。隋之世，是我国佛道昌盛的时代，和化学杂揉在一起的炼丹术，自秦汉之际开始，就是道教方士的数术；和医学交织在一起的咒禁，也是他们的绝技。至于占星与天文，勘舆与地质等等，关系都十分密切。加之宗教人士研究天文、历法等"中秘之物"不受律令的限制，只听"道格处分"，因此，隋唐两代的道教人士中，多有传授这些知识的，例如对传习天文知识起过重大作用的《步天歌》，就出自道士之手（据《新唐书·艺文志》）。再如李淳风的父亲李播"弃官为道士，号黄冠子"（《新唐书·方伎列传》），曾撰写过《大象元机歌》三卷及《大象历》等，据清人黄钟骏称"皆《步天歌》之类也"（《畴人传四编》卷四），也是为传天文知识所用。此外，向道教人士学习天文知识而有所成者，还有隋代太史令薛颐；向道教学习炼丹与咒禁的则有著名医学家孙思邈等。 佛教传经，同时也要传授有关的实证知识，这与佛经的内容有关。占星是佛学的组成部分，如《大藏经》中就收有《七曜星辰别行法》等天文历算书籍。佛经还有称做"五明"的内容，即声明、工巧明、医方明、因明、内明、其中工巧明是研究历算、工艺技术的；医方明是研究医理、方剂和药物学的。佛教输入也带来了天竺（今为印度）、波斯（今为伊朗）、狮子国（今为斯里兰卡）等国的实科知识。当时研究天竺历法的有三家，即迦叶氏、瞿昙氏和拘摩罗。这三位天文历算家都是佛学大师，他们在中国期间，曾任太史阁，传授天竺的天文历法知识（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4 卷第1分册第75 页，科学出版社1975 年版）。据说瞿昙罗担任太史令达三十年之久，对传播印度等国的天算知识作出了杰出贡献。他的后代瞿昙譔曾编撰著名的《开元占经》，促进了我国天文知识的传授。唐代天文学家一行编撰《大衍历》，李淳风修定《麟德历》，都曾受到以上三位大历法家的影响。此外，唐代佛教的密宗首领不空和尚，曾翻译了《文殊列利菩萨及诸仙所说吉凶时日善恶宿曜经》二卷，详细介绍了天竺国当时的天文星历知识，由他的中国弟子杨景风为之作注。唐代著名天文家张遂，循入空门后称一行僧，他学数学曾以嵩山普寂为师。为穷大衍之术，他又登天台山国清寺就教，并亲见"僧于庭布算"的场面。唐代律宗高师鉴真和尚通晓"五明"，认真学习了道岸律师高起的建筑技艺，还亲睹道岸监造长安小雁塔的过程。后来，鉴真又从弘景律师"具足戒"，并学到了丰富的药物学知识，掌握了"奇效丸"的配制密方，鉴真的经历，是唐代佛门传授实科知识的典型实例。 3。经师兼授实科知识在汉代经学教育中，已具有兼容实科知识的特点。隋唐之世，结束了自汉以来儒学多门、章句繁杂的局面，建立了统一的经学。有几位对经学统一曾起重大作用的经学大师，都兼传实科知识。史称"刘焯于《九章算术》、《周髀》、《七曜历书》十余部，推步日月之经，量度山海之术，莫不覈其根本，穷其秘奥。著《稽极》十卷，《历书》十卷，《五经述议》，并行于世。"又称刘炫"与术者修天文律历"，曾编者《算术》一卷（《隋书·刘焯刘炫列传》）。他还修订了《周髀》关于每百里日影差一寸的说法，后世僧一行在此基础上进行了人类历史上最早的子午线实测工作。二刘在讲经的同时兼传科技知识，孔颖达就是刘焯的门人。这是经学大师传习科技知识的实际事例。 4。手工作坊的艺徒制唐代训练手工匠人有官营作坊的徒艺制和世业家传等形式。我国在商周时代就已有了"百工之制"。唐代继承发展了古制，专设少府监（或称内府、尚方）负责管理百工技巧（"掌百工技巧之政"）和将作监（"掌土木工匠之政"）。少府监负责天子和后妃的器物、服饰、及祭祀用品、朝会仪仗等，将作监负责土木建筑工程。两监都有训练艺徒的职责，少府监还订有培训制度，一边生产，一边训练工人。艺徒训练由少府监（从三品）负总责，据《新唐书·百宫三》记载，少府监训练工徒，有一套管理制度：细镂之工，教以四年；东路乐器之工，三年；平漫刀矟之工，二年，矢镞竹漆屈柳之工，半焉；冠冕弁帻之工，九月。教作者传家技，四委以令丞试工，岁终以监试之，皆物勒工名。（《新唐书·百官志》） 从这一记载可知，唐朝宫廷作坊，所收艺徒有四个工种："细镂之工"，这是用金翠珠宝等制成各式花朵的首饰工；"车路（即人君所乘坐的车）乐器之工"，这是制作车辆、乐器的工程；"平漫刀矟之工"与"矢镞竹漆屈柳之工"，这是制造大刀、长矛（矛长八尺曰矟）、弓箭的兵器工；"冠冕弁帻之工"，这是制作衣冠的工种。少府丞（从六品下）根据不同工种所传授技术的难易，确定出徒时间，例如首饰工，需要掌握难度较大的刻镂、雕花等工艺技术，学徒时间最长，为四年；"冠冕弁帻"工，其技艺容易学会，规定只用九月时间就可出徒。官营作坊训练工徒，十分重视考核，季试由令丞负责，年终的岁试则由少府监亲自主持。为考核艺徒所制产品的优劣，还规定在制品上标明制作者姓名（"物勒工名"）。唐朝官营作坊，借用皇权威力征用全国的工艺名师来训练艺徒，并指令他们拿出家传绝技教授，即所谓"教作者传家技"。这种传习方式，有助于突破家传技艺的封闭性和保守性，在当时不失为一种比较先进的艺徒培训形式。 唐朝的官营手工作坊，规模很大，工匠从全国挑选并且进行训练，两监集中了当时手工业工匠中的精英人物，两监的产品则体现了当时手工业最高的技术水平。例如少府监为唐中宗爱女安乐公主织成的毛裙，料用白鸟毛，正看是一色，反看是一色，倒看又是一色；白昼是一色，灯影下看又是一色。百鸟形状都显现在裙子上，是举世罕见的工艺真品（转引自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第三编247 页）。两监造就了一批绝世巧匠能工。 在民间，广泛存在着世业家传的教育活动，凡名牌产品的制作技艺，在古代几乎都是依靠家传继承发展的。例如北京故宫博物馆现存的唐代名琴绝品"九霄环珮"、"松雪"、"响泉"、"春雷"、"忘味"、"百纳"等，就是唐代西蜀成都雷威和雷氏一家制作。雷氏家族以制琴为世业，所制古琴被人们赞誉为"雷公琴"，数百年间一直颇享盛名。雷氏之所以能取得卓越成就，是由于付出了艰辛的劳动。他们在世代制琴实践中，总结出一套选材、制做、审验的成功经验和独特技术。为使技艺常新不衰，他们广泛吸取各家之长。据《贾氏说林》记载，雷威在■琴的过程中曾得到谙熟音律的老人指点。在古代，世袭技艺关系到家族的经济生活与发展，为保持"独家经营"的优势，往往采取一种封闭的内循环方式，对技术的传播加以限制，诚如唐代诗人刘禹锡所吟："东家头白双女儿，为解挑纹嫁不得！"可见这种传习的顽固性，它拒绝了技术上的竞争，是防碍生产技术发展的。 可以说，唐代实科教育的确具有形式多样，不拘一格的特点。这与当时经济的繁荣，国家的统一，以及政治的开明，都有直接关系。当然也体现了地主阶级在其上升时期往往还能顺应社会发展要求，因而也为实科教育的发展创造了一定的条件。 （三）实科专业教材的颁定我国自唐代开始，由国家颁定统一的实科专业教材，这与实科学校的建立是相适应的。朝廷对于当时的算学、医学都规定了必修与选修的教材，这些教材或由朝廷诏令编审而成，或选用高水平的专业书籍代之。 由国家主持编定统一的实科教材，标志着实科教育地位的提高和进步，当时在这方面我国又居世界领先地位。欧洲最早由国家颁定的药物学专书，是意大利的佛罗伦斯药典，颁定于1494 年，比我国晚八百多年。 实科教材，除由国家诏令颁定者外，在专科学校中还选用一些内容全面、先进的专业善本书。例如天文学专业，就选用《步天歌》为入门者的必修教材；唐代李石编著的我国最早的兽医教科书《司牧安骥集》，以及当时著名的医学专著《甲乙经》，也都被选作教材。私学家传的实科教育也使用教材，不过其灵活性大大超出官办专科学校，多随大师的所专所好加以选择。 唐代颁定的实科教材，大致具有如下特点：第一，荟萃集成。就教材内容而言，囊括了当时最新的科技成就。《算经十书》集以往古算之大成，其中《九章算术》是最重要的一部，"它对以后中国古代数学发展所产生的影响，正像古希腊欧几里德《几何原本》对西方数学所产生的影响一样，是非常深刻的。"（杜石然：《中国古代数学名著简介》，《中国古代科技成就》，中国青年出版社1978 年出版。）这十部算书中不少内容在数学上的成就具有世界意义：联立一次方程的解法，早于欧洲一千五百多年；《孙子算经》的"物不知数"解法，已包含了现代数论中著名的剩余定理的基本形式；《缀术》又记载了早于欧洲一千余年的祖冲之的密率。。。医学教材的内容也是汇集了当时之精萃，属于高水平的。就教材版本而言，所选用的都是经过认真校勘的善本，从内容到形式，都是高质量的。这不仅保证了我国实科教育的教学水平，而且远传外国，对其他国家科学技术发展和科技人才成长都有着积极影响。 第二，编定教材和研究相结合。唐代实科教材能做到荟萃集成，不仅由于借助了当时已有的研究成果，而且还由于选派了第一流的科学家。他们在编撰过程中，进行认真的科学研究，所编教材本身就是最新的科研成果。如《新修本草》就是经过药物学家们集体钻研，在广泛吸取了以往本草药书的成果的基础上，又新增加了药物一百十四种，所载入药物竟达八百四十四种，堪称一部恢宏的药典。李淳风编《算经十书》，也正是由于进行了深入的研究，才能超过前人，纠正了"南北两地相距千里则日影长相差一寸"等错误结论，为我国古代算学作出了新贡献。唐代选派第一流科学家，将编定教材与科学研究相结合以保证教材的高质量，这经验值得借鉴。 第三，具有独特的体例。唐代颁定的教材都是注释本，既保留了前人的原著，使学生能知其源，又通过注释立了新意，创立了新说，作到及时更新教材内容，使学生能知其流，学到新知识；而且，有的还是集注本，有利于学生借以了解各家的见解，开阔眼界，活跃学术思想。所以，这种体例的实科教材，易于学生自学。 第四，图文并茂，形象生动。唐代《新修本草》包括药图和图经，称得上是图文并茂，通俗易懂，这是前所未有的，很有利于采药和教学。被称为天文学入门的教材《步天歌》，首次刊印天文图象。《畴人传四编》赞道："历代天文志，徒有其书，而无载象，学者但识星名，无从仰观。自丹元子著《步天歌》，见者可以观象。"运用诗歌、韵文记述科学知识，在唐代是十分普遍的，就连严肃的医理，医师们也要精心撰文，使其具有一定的韵律，读来琅琅上口。这种生动活泼的实科教材，对后世颇有影响。 （四）实科教育观1。实科人才的基本要求实科人才应当具有什么样的规格，这是进行实科教育必须遵循的基本指导思想。唐代科学家们很重视这个问题。孙思邈在总结医学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向后学郑重指出，要掌握医道。必须做到"胆大"、"心小"、"行方"、"智圆"（《旧唐书·孙思邈传》）。所谓"胆大"，指能果决诊断，对症下药；要求学医的人，要像勇士一样无所畏惧，具有胆略和识见之明。"心小"，指治病细心谨慎，如同临深渊、履薄冰那样，千万不可马虎大意；行医关乎患者生死，要求学医的人必须作风严谨，慎重行事。"行方"，指行为方正不阿，不为利欲而偏离正道，不因坚持正义而感到忧惧不安；要求学医的人必须具有高尚的医德，有仁人爱民之心。"智圆"，指知识丰富，又有智谋，能做到"见机而作，不俟终日"；要求学医的人具有广博的专业知识和机敏灵活的才干，能洞察隐微，作出迅速反应。"胆欲大而心欲小，智欲圆而行欲方"，本是古代为人处世的箴言，孙思邈特用来作为医者立德行业的准则。这同样适用于其他实科人才，所以对后学产生了深刻而广泛的影响。 2。实科职业道德教育唐代有成就的科学家和工匠大都懂得，实科人才的思想道德水准会直接影响他们事业的成败。因此，在传授科学知识的技艺的同时，十分重视职业道德教育。 确立献身科学事业的理想，以服务于天下国家为目的，是唐代实科道德教育的一项重要内容。儒家关于"开物成务"必须服务于"利用、厚生、正德"的思想，对进行这方面教育曾起指导作用。人们既用此来评价科学技术的价值，也这样要求实科人才。《隋书·艺术列传序》就体现了这种观点，它认为"因民设教"（即传授科技知识）的目的，就在于"救恤灾患，禁止淫邪"，"技巧所以利器用，济艰难也。"《新唐书·方技列传序》也持同一观点，认为有方技的人只有"卓然有益于时者，兹可珍也。"那种"恃已所长，专心经略财物"，或"矜以夸众，神以诬人"的所谓方技之人，被指斥为"技之下者"。在这种思想教育熏陶下，隋唐时期培养造就成了一批具有崇高道德理想，不计名利得失，献身科学，又热心服务于民众的科学家。如孙思邈将医学视为决人生死的"仁术"，并告诫后学："人命至重，有贵千金。一方济之，德逾于此。"他自己就以"一存仁心"的胸怀，热诚为民众治病，仅他亲手治疗的麻风病人就有六百多例；地理学家贾耽，以"率土山川，不忘寤寐"的爱国热情付出十六年心血制成了《海内华夷图》，这是我国古代最著名的巨幅地图；陆龟蒙关心百姓温饱，撰写出我国最早的农具专著《耒耜经》，寄托了自己的"农本"思想；陆羽，朝廷曾诏拜他为"太子文学，徙太常寺太祝"，但他不就职，却居家著书，终于写成世界上最早最著名的茶业专著《茶经》。。这些科学家能学有所成，为科学事业的发展做出卓越贡献，正在于他们树立了献身科学事业的崇高理想，具有爱国仁民之心。 注重培养实科人才的专业品德，是隋唐科技道德教育的又一项重要内容。当时有些科技工作者已经懂得德高术精可以造福百姓，如果德劣术高就可能造成很大危害。因此，他们在传授技艺时，还制定了一系列有关专业品德的戒律。例如传授医家的咒禁学，就规定"凡欲学禁，先持五戒、十善、八忌、四归"，要求后学"济扶苦难"，"不怜富憎贫"，"不淫声色"，"调和心性不乍嗔乍喜"（《千金翼方》卷二十九）。专业教材中设专章论述科技道德，是我国首创，足以说明当时对科技道德教育的极端重视。 隋唐时代，实科学校的建立和实科教育的实施，是教育史上空前的大举，具有重要意义和深远影响。第一，它标志着实科教育在学校系统中有了合法地位，这对于提倡科学，培养和造就科学技术人才，有直接推动作用。唐代实科学校的领导体制、管理制度、学科设置、教学内容等等，都为我国后代各代所沿用，直至清末新教育兴起时才废止。因此，隋唐之世又可称为我国古代实科学校教育的奠基时期。第二，为世界实科教育之先。据大英百科全书称，欧洲至九世纪才在意大利有医学校的创建，比我国约晚二三百年，其规模也不如唐代医学专科学校。外国教育史家指出，在普通学校中设置自然科技专业，便称之为实科学校，在欧洲，这类学校创建于十七、十八世纪，它是反对中世纪神学教育的，是资本主义发展的产物，而在我国，那些被古代欧洲视为神学领地的天算历法知识，早在隋唐之初就已被公开立学施教，并明文规定国学招收文武八品以下官员及庶人子弟进行深造，从而创建了类似欧洲的实科学校，时间却比欧洲要早一千年，它还体现了我国古代育教非宗教的性质和科学精神。这是我国引以为自豪的又一光辉成就。第三，对朝鲜和日本实科学校的建立有直接影响。朝鲜在公元692 年开始设立算学博士，并以《本草》、《甲乙经》、《素问经》、《针经》、《脉经》、《明堂经》、《难经》等教授学生；公元717 年，开始设立算学博士，用《算经十书》为教材；公元749 年，又设立天文博士、漏刻博士。这些史实说明朝鲜古代实科学校制度与唐制相仿。日本也是这校，据《日本数学史》称，在推古之朝（公元602 年），我国的数学传入日本，他们开始设立算学博士、天文博士和历博士，招收算生、天文生和历生，以培养高等科技人才。公元701 年，日本天皇颁发《大宝律令》，全面模仿唐朝的政教体制，实科学校更加趋于完备，教材几乎全部采用唐朝的译本。科举也设立了明算科。尤其是唐代的医学教育制度对日本的影响更为深刻。日本奈良王朝不仅有类似唐代国学的建制"大学寮"，而且专设了"典药寮"，配置了医博士、针博士、按摩博士，以《本草》、《甲乙经》、《脉经》、《素问》、《明堂经》等为教材，培养高等医学人才。与此同时，日本还设立了"药学寮"，以培养高等医学人才，其制度悉如唐代京师药园的建制。 隋唐实科教育，在我国古代教育史上称得上是别开生面的一页。但是，应当看到，尽管隋唐时期我国古代社会尚处于上升发展阶段，统治者对实科教育有提倡和扶植的一面，同时也有压制和阻碍的一面。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他们也需要推行愚民政策，特别是像天文、历法这类科学技术事业，一向被他们用来显示所谓王政的天意，因此，唐王朝多次颁布法令，严禁民间学习研究，更不许民间造历。他们压制科学家的研究活动，剽窃其科研成果，还利用宗教迷信活动来破坏科学的发展，这些都是隋唐科技教育历史的和阶级的局限，是不可避免的。 五、教育家的活动和教育思想（一）王通对唐帝国的贡献及其"安邦育人"的教育目的论王通（公元580-617 年），字仲淹，号文中子，山西龙门人，是隋代杰出的教育家。 王通出身于儒学世家，其父曾传儒学，教授弟子十余。开皇初年，做过国子博士，并著有《兴衰要论》七篇。由于父亲的教导，王通自幼便立有四方之志，曾受书于东海李育，学诗于会稽夏焕，问礼于河东关于明，正乐于北平霍汲，考易于疾父仲华。不解衣者六岁，精研儒家经典。当他行年二十岁时，慨然有济苍生之心，西游长安，见隋文帝，奏太平策十二策，深受隋文帝赏识。但因公卿不悦，自知谋之不用，乃作东征之歌而归，歌云："我思国家兮，远游京畿。。吁嗟道之不行兮，垂翅东归。"（转引自毛礼锐《中国古代教育史》）从此拒不出仕，专门从事讲学和著述活动。 王通归乡后，首先确定了续述"六经"的计划，决心以古代隐逸贤才为榜样，"退而求诸野"，以著述和教学来弘扬儒学。他用了九年时间著成"续五经"（称《五氏六经》）八十卷，其撰著目的在于"服先人之义，稽仲尼之心，天下之事，帝王之道，昭昭乎。"在中国社会从动荡走向统一之时，扯起了振兴儒学的旗帜。《续六经》完成后，王通名声大噪，求学者自远而至，盛况空前，及门弟子上千人，有"河汾门下"之称。 王通的学生很多，往来受业者千余人，如河南董常、京兆杜淹、赵郡李靖、南阳程元、扶风窦威、河南薛牧、中山贾琼、清河房玄龄、距鹿魏征、太原温太雅、颖川陈叙达等，咸称师，北面受王佐之道。其中许多人后来成为唐代有名的卿相，尤其是房玄龄、魏征等，致唐代于太平，有莫大的功劳。王通培养出这样一些具有政治才干的人才，说明他的教育是成功的。他在学生中享有很高的威望，死时弟子数百人，"丝麻设位，哀以送之"，称他为仲尼以来未曾有的"圣人"。 王通在短短的一生中，写下了许多著作，但这些著作（包括《续六经》）均因社会动乱而未及刊行，今已失传。存于世的只有《中说》（即《文中子》）一书，是师生问答记录，由其弟子所编辑，采取《论语》体裁，用对话形式表述了王通的思想。全书共十篇：王道篇、天地篇、事君篇、周公篇、问易篇、礼乐篇，述史篇、魏相篇、立命篇和关朗篇。它是我们研究和了解王通教育思想的主要资料。 王通极力推崇孔孟，志在行周孔之道。他说："如有用我者，吾其为周公所为乎！"（《文中子·天地篇》）又说："千载而下，有绍宣尼之业者，吾不得而让也。"（同上）他立志以"首"济天下，他所宣扬的"道"即是儒家的仁义道德、尊尊亲亲、三纲五常、仁政等思想。 王通作为教育家，主要是继承和发挥了孔孟教育思想中的精华，同时也吸收了佛家和道家某些观念。他在长期的教育实践中，总结了自己的教育经验，并阐述了自己的教育主张，其中最能体现其教育实践业绩和教育思想特征的是他的"安邦育人"的教育目的论。 王通把教育作为实现政治理想的手段，十分重视教育在治国安邦和陶冶人才中的作用。他认为，教育学生，能以道德、学问影响学生，终必有利于社会，有利于国家，这也就等于为政，何必一定要做官呢？他说"父母安之，兄弟爱之，朋友信之，施于有政，道亦行矣，奚为不行。"（《中说·礼乐》）他的学生董常说："夫子以续诗续书为朝廷，礼论、乐论为政化，賛易为司命，元经（春秋）以赏罚，此夫子所以生也。"（《中说·魏相》）意思是说王通续写六经，是为了政治教化，为了实现政治理想，直率周孔，以"道"济天下，这就是王通所以生的重大意义。王通辞官归里著书讲学，就是重视教育作用。所以他说："我不仕，所以才能成就学业。"他认为"天下未有不学而成者"，教育可以使人成才，"居近识远，处今知古，惟学矣乎"（《魏相》），"天生之，地长之，圣人成之，故天地立而易行乎其中矣"（同上）。所谓"圣人成之"，即是教育的作用。由此，他进一步强调一个国家的兴衰在于人，得失在于教（《中说·立命》）。他说："文武治而幽历散，文景宁则桓灵失。斯则治乱相易，浇淳有由，兴衰资乎人，得失在乎教。"（《文中子·立命篇》）他从历史治乱的经验总结中，认为国家的兴衰，政治上的得失，其重要原因在于人才，在于教育。他说："居近识远，处今知古，惟学矣乎？"就是说，要"识远"、"远古"和"居近"、"处今"，只有学习和受教育。他认为只有学习和受教育，才能使人的知识丰富，增强处世能力。他说："困而不忧，穷而不慑，通能之，斯学之力也。"（《文中子·述史篇》）他反对"生而知之"的说法，认为"天下未有不学而成"的人才。王通对教育作用的认识是很深刻的。 王通基于其对教育作用的认识，主张教育的根本目的在于治国济民，培养和造就能推行王道的佐治人才。他说："君子之学，讲于道；小人之学，进于利。"（《文中子·天地篇》）就是说，君子与小人之区别在于道义与利欲，两者学习的根本目的是不同的。前者是为了增长道义，后者则是为了追求利欲，因此学习的作用与所取得的效果也不相同。他强调"君子之学，进于道"，即学习的目的是为了增长道义，成为能推行王道的佐治人才。王通说："仁者吾不得见也，得见智者，斯可矣；智者吾不得而见也，得见义者，斯可也。如不得见，必也刚介乎！刚者好断，介者殊俗。"（《文中子·王道篇》）所谓"仁者"、"智者"、"义者"、"刚介者"，实际上即是坚信儒家的仁义道德、尊尊亲亲、三纲五常及仁政思想的人，亦即能推行王道的佐治人才。 王通是从立志要建立一个长治久安的理想的王道政治的社会而提出其培养目标的。他要求这种王道政治的人才要对王道政治充满信心，并决心为此而孜孜不倦地努力奋斗，"死而后已，得时则行，失时则蟠，此先王之道所以续而不坠也"（《中说·立命》），"生以救时，死以明道"（《周公》），志在天下，志在救时，志在实行王道政治，以周孔自信，做自己时代的周公、孔子。他认为，君子得时为政，应学周公；不得时在野，应学孔子著述与教学。 王通又说："天下有道，圣人藏焉；天下无道，圣人彰焉"，"如有用我者，当处于泰山矣"（《述史》）。意思是说，天下无道，正是圣人君子施展才能的时机。这与孔子所说的"用之则行，舍之则藏"（《论语·述而》）的态度正好相反，大有激流勇进，积极进取之意。可以说，王通所要培养的王道佐治人才，比孔子所要求的君子，在社会责任感上更加积极主动。 经过他的精心教育，确实造就了这样一批人才。《旧唐书》中对魏征有段赞语："曾闻魏公故事，与文皇讨论政术，往复对应，凡数十万言；其匡过弼违，能近取譬，博约连类；皆前代诤臣之不至者，其实根于道义，发为律度；身正而心劲，上不负时主，下不阿权幸，中不侈亲族，外不为朋党；不以逢时改节，不以图位卖忠。所载章疏四篇，可为万代王者法。。"（《旧唐书·列传》卷二十一）。此外，房玄龄等人辅助唐太宗达成贞观之治，唐太宗曾说："贞观以前，从我定平天下，周旋艰险，玄龄之功，无所与让；贞观之后，尽心于我，献纳忠谠，安国利人，成我今日功业，为天下所称者，惟魏征而已。"（《贞观政要》卷二《论任贤第三》）魏征、房玄龄都是王通的弟子，所用的都是王通教给他们的所谓王道。 （二）孔颖达的《五经正义》及其教材论孔颖达（公元574-648 年），字仲达，冀州衡水（今河北省冀县）人，是隋唐之际的著名经学家和教育家。 他自幼学习勤奋，很有才智。"八岁就学，诵记日千余言。。及长，明服氏春秋传，郑氏尚书、诗、礼记、王氏易，善属文，通步历。"（《新唐书·儒学上·孔颖达传》）曾师从于当时著名经学家刘焯，学成之后，便居家兴办私学，以教书为业。隋炀帝大业初年，"举明经高第"，授河内郡（今河南新阳）博士，后又被任命为太学助教。隋末，炀帝曾召天下儒官集于东都，诏国子秘书学士与论议，颖达为冠。其时年最少，老师宿儒耻出其下，阴遣客刺之，匿杨玄感家得免。补太学助教。入唐后，太宗平王世充，引为秦府文学馆学士，唐高祖武德九年（公元626 年），授国子博士。唐太宗贞观六年（公元632 年），擢升国子司业。岁余，迂太子右庶士，乃兼国子司业。与诸儒议历及明堂，皆从颖达之说，又与魏征撰《隋史》。十一年（公元637 年）又与朝贤修订《五礼》，所有滞疑咸咨决之。贞观十二年（公元638 年），升为国子祭酒，仍侍讲东宫。贞观十七年（公元643 年），因年老辞官。贞观二十二年（公元648 年），病逝，终年七十四岁。 孔颖达一生主要从事学术研究和经学教育，将毕生的精力都献给了隋唐时期的文教事业。从乡村儒师、河内郡博士、太学助教、文学馆学士、国子博士、国子司业，一直到国子祭酒，他经历了从一般学者、教师到教育家、教育界主要行政长官的所有主要阶梯，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教育实践家。在学术研究方面，孔颖达重点在经学方面，也旁及史学、天文历法学及文学等，是个博学的大家。在讲经中，孔颖达又以《礼》、《春秋》和《易》的研究为主，兼及其他各经，在学术界有着较高的水平和声望。 唐太宗李世民对孔颖达十分器重，他适应政治统一的要求，认为儒学多门，章句繁杂，训解不一，应对经文有统一的解释。于是贞观二年（公元628年）命孔颖达与颜师古、司马才章、王恭、王琰等诸儒撰定《五经》义训。贞观十五年（公元641 年），《五经义训》撰成，合一百八十卷，命名为《五经正义》。唐太宗对孔颖达这一工作十分赞赏，曾诏曰："卿等博综古今，义理该洽，考前儒之异说，符圣人之幽旨，实为不朽。"（《旧唐书·孔颖达传》） 孔颖达撰定《五经正义》的一个重要指导思想，即是注疏要简明，使教者易教，学者易学。他注重经文的实质，反对追求文字的华丽，更反对牵强附会。他在《书疏序》中根据教学和教材的要求，对他的老师及当代大儒的经说方式提出批评说："焯乃组织经文，穿凿孔穴。。使教者烦而多感，学者劳而少功，。。炫嫌焯之烦杂，就而删焉。。。义既太略，辞又过华。虽为文笔之善，乃非开奖之路。"（转引自皮锡瑞《经学历史》）表达了他改革教材的基本思路。 《五经正义》撰定后，即付国子监施行。后又于贞观十六年（公元642年）和永徽四年（公元653 年〕颁行天下。不仅作为学校教育的官定教材，而且科举考试也以之为依据。所谓"自《正义》定本颁之国胄，用以取士，天下奉为圭臬。唐至宋初数百年，士子皆谨守官书，莫敢异议矣。故论经学，为统一最久时代"（皮锡瑞《经学历史》）。可见其影响之大。 在教材内容方面，孔颖达十分注重发挥经典所蕴含的政治伦理道德。他不仅经常劝告统治者必须"不自矜夸"，"不自称伐"，切莫"声色自娱"，"玩物丧志"，必须"考于众言，观其是非，舍己之非，从人之是"，而且教诫统治者要注重"五常之教"，即"父义"、"毋慈"、"兄友"、"弟恭"、"子孝"等等。 由此，他特别强调《诗》、《书》、《礼》、《乐》等儒学经典的学习。他说："圣人观察人文，则诗、书、礼、乐之谓；当法此教而化成天下也。"（《周易正义》卷三）他对学习《诗》、《书》、《礼》、《易》、《春秋》的意义与作用曾分别做了详细阐述。 关于《诗》，他说："夫诗者，论功颂德之歌，止僻防邪之训，虽无为而自发，乃有益于生灵，。。作之者所以畅怀舒愤；闻之者足以塞违从正。发诸情性，谐于律吕。故曰："感天地，动鬼神莫近于诗。此乃诗之为用，其利大矣。"（《毛诗正义》序）就是说，学习《诗》的意义与作用，在于"止僻防邪"，"塞违从正"，陶冶人的情感，培养人的情操。《诗》在思想品德教育上和稳定社会情绪上具有重大作用。 关于《书》，他说："夫书者，人君辞诰之典，右史记言之策。。。得之者则百度惟贞，失之则千里斯谬。"（《尚书正义·序》）就是说，学习《书》的意义和作用，在于"百度惟贞"，使人的一切行事都符合于永恒，因为它是政治伦理道德的典范，历代统治的政治经验的结晶和总结。孔颖达在释《书》中还认为，教育具有"化性"的重要作用。他说："上智不肯为非，下愚戒之无益，故中人之性可上可下。"（《尚书正义·无逸第十七·周书》）就是说，一般人之性是可变的，可以变好，也可以变坏。 孔颖达认为教育不仅具有化性的作用，而且具有使人增长知识和才能的重要作用。他说："人而不学，如面向墙，无所■见，以此临事，则惟烦乱，不能治理。。惟志意强正业之大者，。。惟能果敢决断，乃无有后日艰难。"（《尚书正义·周官第二十二·周书》）就是说，一个人不学习受教育，便孤陋寡闻，甚至无知无识，一旦从事工作，必然是心乱如麻，束手无策。只有坚持学习受教育，知识渊博，并具有思维能力，意志坚强的人，才能在工作中果敢决断，克服困难。他充分肯定了人的知识与才能来源于学习和教育。关于《礼》，他说："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非礼不定者：上谓公卿大夫，下谓士也。君父南面，臣子北面，公卿大夫列位于上，士则列位于下。兄前弟后，唯礼能定也。"（《礼记正义·曲礼上第一》）因此，他说："礼者体也，履也，。。顺之则宗祐固、社稷宁、君臣序、朝廷正；逆之则纪纲废、政教烦、阴阳错于人，人神怨于下。故曰：人之所生礼为大也。非礼无以事天地之神，辩君臣长幼之位，是礼之时义大矣哉。"（《礼记正义·序》）就是说，学习《礼》的意义与作用，在于固宗祐、宁社稷、序君臣、正朝廷，维持现存秩序和政治安定。这是对孔子"不学礼，无以立"的思想的继承和发挥。他还认为，《礼》有"化性"的作用。他说："人生而静，天之性也。感物而动，性之欲也。喜怒哀乐之志，于是乎生；动静爱恋之心，于是乎在。精粹者虽复凝然不动，浮燥者实亦无所不为。是以古先圣王鉴其若此，欲保之以正直，纳之于德义，犹襄陵之侵修堤防以制之，覂驾之马设衔策以驱之。"（《周礼正义·序》）在他看来，人生来的天性本是静的，接触外界事物后产生了动的念头，即产生了"喜怒哀乐"等情感，从而做出动静爱恶的选择。"精粹者虽复凝然不动"，而"浮躁者"却"无所不为"了。因此，为了训化人性，节制情欲，使之变好而不变坏，就不能不借助教育作为"堤坊"和"衔策"的手段，而"礼"就正是起这种作用的。在这里，他同董仲舒一样，从人性情欲的角度说明教育对人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他认为"中人之性可上可下"，这显然是儒家传统的人性观。但孔颖达"人生而静，天之性也"的思想，是明显接受了玄学和佛学影响的。这是时代思潮特点的必然反映。孔颖达对《礼》中蕴含的教学方法也给予了充分的发挥。他十分重视《学记》关于教学中的启发诱导和因材施教的理论。他说："使人晓解之法，但广开道示语学理而已。若人苟不知晓，亦不偪急牵令速晓也。。。师当随才而与之，使学者不甚推抑其义而教之。。。但为学者开发大义头角而已，亦不事事使之通达也。"（《礼记正义·学记第十八》）之所以要启发诱导，是因为"但开发义理而不通达，使学者用意念，所得必深"（同上），可以培养学生的思维能力。之所以要因材施教，是因为"力不能向，然后语之，语之而不知，虽舍之可也"，即教学不可能按主观意志行事，要从学生的实际出发。如果不按学生的接受能力，"务欲前进，诵习使多"，"进而不顾其他"，只能使学生负担过重，那是失败的教学方法。因此，他主张，既要使学生"学而时习之"，又要使学生有"退息"的机会。他说："教学之道，当以时习之"，又必须使"学者疲倦而暂休息"（同上）。这种"习"、"息"结合的主张，是符合学习规律的，是可取的。 此外，孔颖达主张教与学都要在钻研和精通"经义"上下功夫，反对死记硬背的教学。首先做教师的必须钻研和精通"经义"，这是教学成败的关键。他曾批评有的教师"不晓经义，但诈吟长咏以视篇简而已"（同上）。只是叫学生"诵文而已"，没有把经典的真正道德教给学生，没有引导学生了解经典的本文，这样的教师是不合格的。他还批评有的教师"既自不晓义理，而外不肯默然，故假作问难。。若已有解之然也"（同上）。这样的教师更是根本失去了做教师应尽的职责，是自欺欺人。 关于《易》，他说："夫易者，象也；爻者效也。圣人有以仰视观察，象天地而育群品。。若用之以顺，则两仪序而百物和；若行之以逆，则六位倾而五行乱。"（《周易正义·序》）就是说，学习《易》的意义与作用，在于使君臣、父子、夫妇各守本分，从而"五常之教"便可得以维护。 他通过《易》的阐释，论述了"教化其民"的思想，证明了"三纲五常"的永恒合理性。 孔颖达所谓"教化其民"，即是加强政治伦理道德的宣传和教育，以维护等级制度。他认为尊卑、上下的等级关系是不可逾越的，更是不能搞乱的。他说："天尊在上，泽卑处下。君子法此履卦之象，以分辨上下，尊卑以定，正民之志，意使尊卑有序也。"（《周易正义》卷二）又说："地道也，妻道也，臣道也者，欲明坤道处卑，待唱乃和。故历言此三事，皆卑应于尊，下顺于上也。"（《周易正义》卷一）"若卑不处卑，谓地在上，高不处高，谓天在下。上下既乱，则万物贵贱则不得其位矣。"（《周易正义·系辞上第七》）在这里，他把上下尊卑的等级关系说成是自然之理，因此它是合理的，是任何人都不能违背的。 孔颖达还用《易》的"天即自然"的观点，论证"三纲五常"是天经地义的。他说："男女正，天地之大义也者，因王位之言广明家人之义，乃道均二义，非惟人事而已。家人即女正于内，男正于外，二义则天尊在上，地卑在下，同于男正位，故曰天地之大义也。家人有严君焉，父母之谓者，上明义均天地，此又言道齐邦国。父母一家之主，家人尊事同于国有严君，故曰家人有严君焉，父母之谓也。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妇妇而家道正，正家而天下定矣。。。既家有严君，即入不失父道，乃至妇不失妇道，尊卑有序，上下不失而后为家道之正。"（《周易正义》卷四）在这里，他把"家人之义"与"天地之义"撮合在一起，阐明家庭的尊卑上下的关系是出于"自然"之理，而这种尊卑上下的关系更可以扩大到社会国家。每个人都要正位，使君不失君道，臣不失臣道，父不失父道，子不失子道，夫不失夫道，妇不失妇道。这样便可以身修、家齐、国治、天下平矣。由此可见，孔颖达所谓"自然"之理，并非自然界的客观规律，而是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他给"三纲五常"罩上一件"自然"的外衣，从而证明它是合理的，是不可违背的人间"正道"。他所谓的"王化"或"教化其民"，实质是通过教育的手段，维护与巩固统治秩序。 关于《春秋》，他说："夫春秋者，纪人君动作之务，是史所职之书。。。失则贬其恶，得则褒其善，此春秋之大旨，为皇王之明鉴也。。。一字所嘉，有同华兖之赠；一言所黜，无异肖斧之诛。所谓不怒而人威，不赏而人劝，实求也而作则，历百王而不朽者也。"（《春秋正义·序》）就是说，《春秋》是政治评价的典范，是永恒的政治价值观。学习《春秋》的意义与作用，在于褒善贬恶，为统治者所鉴戒。 总之，孔颖达概述了《诗》、《书》、《礼》、《易》、《春秋》五经的基本内容，并论述了学习它们的重要意义与作用。他所强调的教学内容仍是儒家的经典。 （三）韩愈、柳宗元的师道论韩愈，字退之，邓州（今河南邓县）南阳人，唐代著名的文学家和教育家，生于唐代宗大历三年（公元768 年）。他出身于官僚地主家庭，但幼年处境艰苦，"三岁而孤，随伯兄会贬官表岭。会卒，嫂郑鞠之。"（《新唐书·韩愈传》）在兄嫂的抚育下，他"自知读书，日记数千百言。比长，尽能通六经百家学。"（同上）由于他勤奋自学，贞元八年（公元792 年）二十五岁时考取进士。此后，"三试于吏部不成，十年犹布衣。"贞元十八年（公元802 年）三十五岁才步入仕途。在坎坷的仕途中，曾多次做过教育管理工作和教学工作。由节度使张建封推荐，最初做推官，后调任四门博士。元和元年（公元806 年）和元和七年（公元812 年），先后两次诏为国子博士。唐穆宗即位后，奉诏回京征为国子祭酒。 韩愈生活在唐中叶以后，唐王朝国势衰微，藩镇割据，地方势力越来越大。许多权贵豪强、僧侣地主利用他们的特权兼并土地，侵吞税户，造成了"国赋散于权门，王税不入天府"，"十分天下之财而佛有七八"，加上佛教泛滥，道教盛行，作为封建统治的精神支柱，即儒家思想的独尊地位发生了动摇。这一切意味着唐代国家的中央集权制有所削弱。韩愈站在维护皇权的立场上，主张加强中央集权制"，反对藩镇割据，猛烈抨击佛老，其思想的核心，则是极力维护儒家的道统及其独尊地位。 韩愈以卫道者自任。他说："斯道也，何道也？曰：斯吾所谓道也，非向所谓老与佛之道也。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周公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轲。轲之死，不得其传焉。"（《原道》）并说："汉氏已来，群儒区区儒补，百孔千疮，随乱随失，其危如一发引千钧，绵绵延延，■以微灭，于是时也，也唱释、老于其间，鼓天下之众而从之，呜呼！其亦不仁甚矣！释、老之害，过于杨、墨。韩愈之贤，不及孟子，孟子不能救之于未亡之前，而韩愈乃欲全之于己坏之后。呜呼！其亦不量其力，旦见其身之危莫之救以死也。虽然，使其道由愈而粗传，虽灭死万万无恨！"（《与孟尚书书》） 韩愈是古文运动的一员主将，并提出了"文以载道"的主张。所谓古文运动，即散文运动，提倡学习先秦两汉的文体，即一般人容易理解，便于说理的散文。所谓"文以载道"，即提倡文章要以体现"道"为目的，"道"要通过文章来表现。表现形式固然重要，而思想内容更为重要。韩愈认为古人的文章都是"文以载道"的，但魏晋以来却追求华丽的辞藻，盛行对偶骈体文，空洞无物，无病呻吟，完全陷于形式主义。因此，他主张写文章必须有思想内容，要言之有物，反对形式主义。他主张学习古人文章的目的，在于学习古道。这一主张对当时的文史教学是有积极意义的，对教育的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韩愈先后做过四门博士、国子博士、国子祭酒，直接从事教育与教学工作。他在任四门博士时，曾请求恢复国子监的生徒；在任国子博士时，写作了《师说》、《进学解》等名著；在任国子祭酒时，主张严选教官，坚持每日会讲的制度，积极整顿国学。曾有这样一段故事："有直讲能说礼而陋容，学官多豪族子，摈之不得共食。公命吏曰：直讲来与祭酒共食。学官由此不敢贱直讲。"（《朱子校昌黎先生集传》）他以身作则，建立良好的学风，这是值得后人嘉许和赞佩的。他任地方官时，仍十分重视教育工作，不仅写了《子产不毁乡校颂》一文，提倡兴办地方官学，而且从自己的俸禄中拿出一部分来办学。他贬为潮州刺史时，"始潮人未知学，公命进士赵德为之师。自是潮之士，皆笃于文行，延及齐民，至今号称易治。"尤为可贵者，他在官学衰落，社会上普遍存在耻于从师的风气下，不顾嘲骂，勇为人师，积极教诲后生。他的好友柳宗元在《答韦中立书》中说："由魏征已下，人益不事师。今之世，不闻有师，有辄哗笑之，以为狂人。独韩愈奋不顾流俗，犯笑侮，收召后学，作《师说》，因抗颜而为师，世果群怪聚骂，指日牵引，而增为笑词，愈以是得狂名。"韩愈这种"奋不顾流俗"，热心教师工作的精神，是值得后人学习的。此外，他在教学上很成功。他的学生皇浦湜在《韩文公墓志》中称赞说："讲评孜孜，以磨诸书，恐不完善，游以恢笑哨歌，使皆醉义忘归。"说明他的教学很能打动人心，具有很高的教学艺术。由于他诚恳奖导，深得学生信赖。凡经他指教过的学生，皆自称韩门弟子。他是唐代一个很有影响的教育家。 韩愈的《师说》是中国古代第一篇集中论述教师问题的名著。他继承了我国古代重视教学过程中师生关系的传统，总结和发展了历代教育家关于师道尊严的思想，并结合自己的教育实践经验，从教师的作用、任务、择师标准和师生关系等方面，全面地论述了教师问题。"尊师重道"是《师说》全文的中心论点，也是韩愈写作《师说》的根本目的。 韩愈首先阐明了教师的作用。文章开头第一句话："古之学者必有师"，是从总结历史经验中得出的一个结论，即自古以来任何一个人的知识学问，都是从老师那里学来的。也就是说，任何一个人如果没有老师的教诲和指导，是不能成为有才智的人的。他认为生而知之者不存在，因此谁都有不懂的东西，"惑而不从师，其为惑矣"，这种人是一辈子也不能聪明起来的。在这里，他充分肯定了学习的重要性和教师的重要作用。基于这种认识，他对当时社会上轻视教师工作，不尊重教师，耻于从师的不良风气进行了尖锐的批判，指出："古之圣人，其出人也远矣，犹且从师而问焉。今之众人，其下圣人也亦远也，而耻学于师。是故圣益圣，愚益愚。其皆出于此乎。"他批评社会上一些人"受其子，择师而教之；于其身也，则耻师焉，惑矣"。"吾未见其明也"。认为这种人是十分糊涂的。他还指出："巫医乐师百工之人，不耻相师。士大夫之族，曰师曰弟子云者，则群聚而笑之。""巫医乐师百工之人，君子不齿，今其智乃反不能及，其可怪也与。"认为当时的知识分子在这个问题上已堕落到不及一般工匠的水平，应该认真引起注意。总之，他认为圣人与一般人之所以有智愚之别，其根本原因在于圣人肯于从师学习。耻于从师学习，是一种愚昧的表现。这种批判是很深刻的。 其次，明确了教师的任务。"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仅仅十一个字，即把教师的任务概括很全面。一是传道，即传授适应现实社会需要的政治伦理道德；二是授业，即讲授《诗》、《书》、《易》、《春秋》等儒家的经典；三是解惑，即解答学生在学习"道"与"业"过程中所提出的疑难问题。教师这三项职责，用今日的话说，就是要对学生进行思想道德教育、文化知识教育，并要求发展学生的智力。三者的地位摆得也很清楚，第一位的是传道，其次是授业，最后是签疑。以传道为本，以授业、解惑辅佐之。韩愈认为只有完成这三方面的任务，才配称作教师。他对教师任务的这个规定，有着丰富的意义：首先表明了教学过程中教师的主导作用；其次、表明了教师的工作原则，是以"传道"为主体，以系统的知识学习为基础。做一个教师如能完成这三个方面的任务，就算履行了职责，否则便是失败。这是教师工作中一条普遍的客观规律。 韩愈所说的"德"、"业"、"惑"的实际内容就是他所论述的"先王之教"，因此，教师的根本任务，就是要"明先王之教"。什么是"先王之教"？韩愈说："夫所谓先王之教者，何也？博爱之谓仁，行而宜之之谓义，由是而之焉之谓道，足乎已无待于外之谓德。 其文《诗》、《书》、《易》、《春秋》；具法、礼、乐、刑、政；其民士、农、工、贾；其位君臣、父子、师友、宾主、昆弟、夫妇；其服丝、麻；其居宫、室；其食粟、米、果、蔬、鱼、肉；其为道易明，而其为教易行也。是故以之为己，则顺而祥；以之为人，则爱而公；以之为心，则和而平；以之为天下国家，无所处而不当。"（《原道》）由此可见，韩愈所谓的"先王之教"，其内容概言之，即是"仁义道德"四字。"仁"就是博爱；"义"就是从仁心而产生的适当的行为；"道"就是沿着仁与义的理想和目标前进；"德"就是心甘情愿地、自觉地守仁与义之道。"仁义道德"扩而言之，包括儒家的经典，儒家提倡的伦理和道德，现存社会的政治措施，物质文明、典章制度等。韩愈认为，把这些内容学好，便可以应用无穷。总之。作为教师，教人诵习古圣之书，遵守先王之法，明乎人伦，本乎人生，乃是其从教的根本任务。 再次，提出了择师的标准，这就是"道"。韩愈说："生乎吾前，其闻道也，固先乎吾，吾从而师之；生乎吾后，其闻道也，亦先乎后，吾从而师之，吾师道也。夫庸知其年之先后生于吾乎？是故无贵无贱，无长无少，道之所存，师之所存也。"他把"道"作为择师的根本标准，他认为可以师者，不在于其年龄大小和地位的高低；而在于懂得"道"比自己早或比自己多，师其"道"也。当时有许多人，由于不明白"师道"的道理，而仅以地位高低，身份贵贱来衡量，因而年龄相似，水平相当的人，以向地位低的人学习为羞耻；又以向地位高的人学习为阿谀奉承，从而形成了不尊师、不从师的不良风气。韩愈强调"师道"，正是对这种不良社会风气的批评，这在当时是有积极意义的。由于他把"道"做为衡量和选择教师的根本标准，所以要求做一个教师首先要对"道"有坚定的信念。这个认识是很深刻的，对今人也是很有启发的。当然，韩愈要求教师要信守的只是儒家之道，这是不足为训的。 最后，论述了师生关系。他在文章的最后写道："圣人无常师。孔子师郯子、苌弘、师襄、老聃。郯子之徒，其贤不及孔子。孔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师'。是故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如是而已。"他以孔子为例，得出三条结论：一是"弟子不必不如师"，既然学生不一定不如老师，当然学生就完全可能，而且也应该超过老师。就是说，学生是暂时地或在某些方面不如老师，从长远来说或在某些方面一定能超过老师。因此，做学生的不能自卑，要立志发奋，敢于超过老师，这是对孔子"后生可畏"思想的继承和发挥。二是"师不必贤于弟子"，既然老师不一定处处事事都比学生高明，当然做学生的对老师就不能求全责备，要虚心向老师学习，学其所长。同时，做教师的也不应满足于自己已有的知识，更不要不懂装懂，要尊重学生，也要向学生学习，在业务上要学而不厌，精益求精，方能适应教学的需要。这是对孔子"学而不厌，诲人不倦"思想的继承与发挥。三是"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既然人们闻"道"有早有晚，在学业与技能上各有所长，当然闻道在先，学有专长，就可以为师。因此，在一定条件下，老师比学生懂得道理要早一些，多一些，在某方面是有专长的，做学生的向老师学习也是必然的。同时，学生在老师的启发教导下，不断地提高，在某些方面会有独到之处，甚至有所专长，因此，教师向学生学习也是必要的，是有益的。需要注意的是，这三条标准都是相对师生关系而言，并不是教学过程中的需要。在具体的教学过程中，学生是应该如老师，老师肯定比学生要"贤"，而且老师必须"闻道"在先，术业有定。总括以上三点，韩愈既肯定了教师在传道、授业、解惑方面的主导作用，又强调了教师要尊重学生，要向学生学习；既要求学生虚心向老师学习，又鼓励学生要敢于超过老师；既提倡乐为人师，勇为人师，又宣传不耻不问，虚心拜人为师。总之，韩愈认为师生关系应是相互学习的关系，这是值得后人提倡和发扬的。 韩愈在阐述教师的任务、教师的标准及师生关系的问题中，看到了道与师、道与业、师与业、师与生之间的既矛盾又统一的关系，提出了教师既应忠于职守，忠于理想，传播真理，又要学有专长，认真教学；暗示教师在教学过程中既要自觉地起主导作用，又要尊重学生，教学相长，能者为师。这些见解，不但大大地丰富了我国古代的教育理论，而且对于我国今天正确理解教师的职责，正确处理政治与业务、德育与智育、教书与育人、教师与学生之间的关系，也都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与启发意义。 柳宗元，字子厚，河东（今山西永济）人，人称柳河东先生，生于唐代宗大历八年（公元773 年）。少时天资聪颖，及长，为文卓绝精致，一时辈行推崇。德宗贞元九年（公元793 年），二十一岁，中进士第，步入仕途。他一生直接从事教育和教学的实践活动不多，而且断断续续，但却给时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柳宗元任官期间，热心于教育工作，曾亲自诚恳地指导了许多后学者，而且不少人还是通过通信的方式，由他"函授"的。他说："吾在京都时，好以文宠后辈。后辈由吾文知名者，亦为不少焉。"（《答贡士廖有方论文书》）又说："往在京都，后学之士到仆门，日或数十人，仆不敢虚其来意，有长必出之，有不至必惎（惎，当教字解）之。"（《极袁君陈秀才避师门书》）《新唐书·本传》说："南方为进士者，走数千里从宗元游，经指授者，为文辞皆有法。"韩愈在《柳子厚墓志铭》中也说："衡湘以南，为进士者，皆以子厚为师。其经承子厚口讲指画为文辞者，悉有法度可观。"特别值得提出的是，德宗贞元十四年（公元798 年），太学生薛约言事得罪，谪连州。国子司业阳城送薛约于城外，德宗对此很不满意，便把阳城出为道州刺史。太学诸生深为不平，李藩等百数人群集宫门请留阳司业，竟达数日之久。此时，柳宗元身为集贤殿书院正字，特写信给诸生，对他们的行为表示同情和支持，勉励他们，谓"不意古道复形于今"，并在信中说，他少时本想游太学，但听说太学学风很坏，就不敢去了。现在诸生"奋志励义，出乎千百年之表"。可能是"阳公之渐渍导训明效所致"。称赞阳城"能并容善伪，来者不拒"，反对有人对阳城"过于纳汗，无人师之道"的责备（《与太学诸生喜诣阙留阳城司业书》）。在当时封建专制统治下，柳宗元敢于公开鼓励太学生"奋志励义"，作正义斗争，勉励学生在斗争中重道尊师，这是十分难能可贵的。 在师道问题上，他十分同情和支持韩愈的"抗颜为师"，并针对当时风气，结合自己经验作了详细的论述，提出了以"交以为师"为核心的师道观。其一，重师道中国古代早有尊师重道的传统，《学记》作者明确提出"师严道尊"的主张。到了汉代，由于儒学处于独尊地位，更加重视师道。但是，魏晋南北朝时期，随着玄学和佛学的兴起，儒学一度衰落，师道也愈来愈不被重视。柳宗元说："孟子称人之患在好为人师。由魏晋以下，人益不事师，今之世不闻有师，有则。。笑之以为狂人。"（《答韦中立论师道书》）这种社会风气一直延续到唐代，甚至达到积重难返的地步。所以，韩愈提倡师道，作《师说》，提出"道之所存，师之所存"，柳宗元完全赞成。他也对当时社会上层士大夫"耻于相师"的风气感到很痛心，对韩愈勇于为人师的精神非常赞佩。他说："韩愈奋不顾流俗，犯笑侮，收招后学，作《师说》，因抗颜而为师。"柳宗元还写了一篇《师友箴》，文中说："今之世，为人师者众笑之，举世不师，故道益离；为人友者，不以道而以利，举世无友，故道益弃。呜呼！生于是病矣。歌以为箴，既以儆己，又以诚人。"他将师友并提，强调了师生平等互相尊重的关系，深感师生关系在教学过程中的重要作用。此外，他还写了《答韦中立论师道书》、《答严厚与季才论师道书》等十几篇文章，专门阐述师道的重要，严肃批评当时社会上层士大夫"耻于相师"的风气，指出："道苟在焉，佃丐为偶；道之反是，公侯以走"（同上），不重师道，道就容易被抛弃；道存，即使是奴仆和乞丐也可以和他交朋友；道不存，即使公侯也不必理睬他们。可见柳宗元是把师和道联系在一起的。在这一点上，他与韩愈的见解完全一致，"道之所存，师之所存也。"由于唐代政治经济发展的需要，实行尊崇儒术的文教政策，儒学重振，因此，尊重师道，乃是时代的要求。但现实中却存在着"耻于相师"的不良社会风气。所以，韩愈、柳宗元极力提倡师道，这在当时是有进步意义的。 不过，柳宗元所师之"道"与韩愈的"道"并不完全相同。他认为，只有能"当"于"人生之意"的东西才是"道"，强调"道"的实用性。他说："当，斯尽之矣；当也者，大中之道也"，"吾道之尽而人化矣"。（《断刑论》下）这个"道"实际上指的是以"生人"为对象的"济世之道"。所谓"生人"，即"生民"，《荀子·礼论》用过这一名词。这个"道"是作为柳宗元的教育目的和教育理想而提出来的，即不要忘记"生民"的患难，要作有益于"生民"的事情。因此，他说："圣人之道，不穷异以为神，不引天以为高，利于人，备于事，如斯而已矣。"（《时令论》上） 柳宗元所谓"圣人之道"的内容主要有两方面：其一，就是"中道"或"大中之道"。他说："圣人之为教，立中道以示于后，曰仁、曰义、曰礼、曰智、曰信，谓之五常，言可以常行者也。""立大中，去大惑，舍得而曰圣人之道，吾来信也。"按柳宗元的解释，"中道"就是仁义礼智信"五常之道"，形式上仍然没有越出董仲舒以来儒家学说的轨道。但是，柳宗元在批评《管子·牧民》的"四维论"时，又说："圣人之所以立天下，曰仁义。仁主恩，义主断。恩有亲之，断者宜之，而理道毕矣。蹈之斯为道，得之斯为德，履之斯为礼，诚之斯为信，皆由其所之而异名。"这又同韩愈有类似之处。韩愈为了把儒家思想同佛老区别开来，曾提出"仁与义为定名，道与德为虚位"（《原道》）。韩柳都同样重视仁义，以仁义为本，而这为本之"道"，就表达在儒家的经典之中，"五经"即是"取道之原"。柳宗元说："本之《书》以求其质，本之《诗》以求其恒，本之《礼》以求其宜，本之《春秋》以求其断，本之《易》以求其动，此吾所以取道之原也。"从而也规定了他的基本教育内容和教材。 其二，是"以辅时及物为道"，也即"辅时及物之道"。柳宗元参加过王叔文领导的"永贞革新"。他一生"怀济世安人略"，念念不忘"及物行道"，认为"凡君子为道，舍是宜无以为大者也"，即使在遭贬以后，也还是坚持"辅时及物之道，不可陈于今，则宜垂于后。"柳宗元的"及物行道"，就是要在社会实践中具体实施儒家的"圣人之道"。当然，他所要实行的，是一种改造过的"圣人之道"，例如，他在《六逆论》中，对《左传》的"六逆"说就持不同看法，认为"贱妨贵"、"远间亲"、"新间旧"三者涉及择君置臣之道，是"天下理乱之大本"，假若贵、亲而旧者愚，贱、远而新者贤，完全是可以"妨"、可以"间"的，否则就会招致败乱。这样，他就把儒家的择君置臣之道作了一番改造。这实际上是为革新派的政治活动提供理论依据。因此，改造"圣人之道"，以适应现实政治的需要，不仅使传统的儒学获得了新的生命力，而且为儒学的改造提示了方向。循此前进，后来的宋代义理之学，即是在此基础上，建立了以政治伦理学说为核心的理论体系。 其三，学必有师柳宗元充分肯定了教师在传道、授业中的重要作用。他认为没有良师的教诲，就不可能成才；没有益友相辅，就不能增进自己的才识。只有获得良师益友，才能不断地增进自己的知识、才能和品德，成为"济世安民"的人才。他说："不师如之何？吾何以成？不友如之何？吾何以增？"（《师友箴》）主张学必有师。他说："世之学易者，率不能穷究师说，本承孔氏，而妄意乎物表，争伉乎理外。。离其原，振其末，故羲文周孔之奥，诋冒混乱，人罕由而通焉。"（《送易师杨君序》）他还以个人切身体验，说明无名师指导，仅靠个人努力，再勤奋也不能得其要领，仍是学不好的，甚至会为人所取笑。他说：愚幼时尝嗜音，见有学操琴者，不能得硕师。而偶传其谱，读其声，以布其爪指。蚤起则谬谬■■以逮夜，又增以脂烛，烛不足则讽而鼓诸席。如是十年，以为极工。出至大都邑，操于众人之坐，则皆得大笑曰：嘻！何清浊之乱，而疾舒之乖欤！卒大渐而归。及年已长，则嗜书，又见有学书者，亦不得硕师。独得国故书，伏而攻之。其勤若向之为琴者，而年又倍焉！出曰：吾书之工能为若是。知书者又大笑曰：是形纵而理逆。卒为天下弃，又大惭而归。（《与李睦州论服气书》） 柳宗元从中总结经验说："是二者皆极工而反弃者，何哉？无所师而徒状其文也，其所不可传者卒不能得。故虽穷日夜，弊岁纪，愈远而不近也。"所以，欲明道，必从师，无师无以明道，师道是不可废的。 其四、交以为师由于柳宗元把师与道结合在一起，所以他把教师看得很高，对教师的要求也很严，认为不是任何人都可以为人师，必须具有学问、道德、才智，足为师表者方可为人师。他感于当时师道不尊，不敢妄为人师以取辱，力避为师之名，主张"交以为师"。因此，他曾多次不肯接受别人请他为师的要求，其理由或说："仆道不笃，业者浅近"；或说"不足为"、"惧而不为"等等。当时有人对柳宗元拒为人师曾有所责备，但他解释说：其所不乐为者，非以师为非，弟子为罪也。有两事故不能，自视以为不足为一也；世久无师弟子，决为之，且见非，且见罪，惧而不为二也。（《报袁君陈秀才避师名称》）言道讲古穷文辞以为师，则固吾属事。仆才能勇敢不如韩退之，故又不为人师。人之所见有同异。吾子无以韩责我。若曰仆拒千百人，又非也。仆之所拒，拒为师弟子之名，而不敢当其礼者也。若言道讲古穷文辞，有来问我者，吾岂尝瞋目闭口耶？。。苟去其名全其实，也其余易其不足，亦可交以为师矣。如此无世俗累而有益乎已，古今未有好道而避是者。（《答严厚舆秀才论为师道书》） 从上述申辩与解释中，可以看出柳宗元只愿尽为师之实，而不欲居其名。他认为教师的任务和作用，在言道、讲古、穷文辞。其自谓有以此三者来问者，无不举其所知以答，是已具有为师之实。至于为师之名，他表示不敢承担，自认为才能和勇气都不能和韩愈相比。这反映了他的谦虚态度，也反映了他和韩愈是有所不同的。韩愈具有"欲挽狂澜于既倒"的卫道精神，曾做过四门学助教、国子学博士、国子祭酒，兴办地方官学，招徒讲学，公开建立师生关系，而柳宗元认为自己是一个贬官之人，经常遭到政敌的攻击，因此，不愿公开建立师生之名，而默默地肩负起教师的责任，诚恳地指导着许多后学者。由此可见，他之所以拒师之名，和他当时的政治处境有关。他一再说，如果有人要求讨论政治、历史、学术和写作，那怎能白眼相待，闭口不理呢？若免去师弟子的虚名，而实际上处于师友关系，取长补短，相互为师，既免掉了世俗的麻烦，彼此又可得到教益，这是古往今来追求真理的人愿意做的。所以，他提出了"交以为师"的主张，以师为友，师友并提，把师生关系变为师友关系。这一思想也是很可贵的，其中含有学术讨论上的平等与民主因素，比韩愈"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的见识又前进了一步。反映了柳宗元教育思想中的进步性。当然，他的"交以为师"的思想是针对有一定学识水平的成人而言的，不是对少年儿童讲的。 （四）李翱教育过程本质的"复性"论李翱，字习之，陇西成纪（今甘肃秦安西北）人，生于唐代宗大历七年（公元772 年），出身于官僚世家。"幼勤于儒学，博雅好古，为文尚气质。"（《旧唐书·列传·李翱传》）唐德宗贞元十四年（公元798 年）登进士第，授校书郎。三迁至京兆府司录参军。唐宪宗元和元年（公元806 年）召为国子博士，直接从事教育活动。以后仕途颇蹉跎。 李翱的学术思想受韩愈影响很深，同时也接受了佛家的许多观念。他的教育思想突出特点是，把儒、佛两家的思想杂揉在一起，寻求一种人格解放的道路和方法。虽然他自称："择中庸之蹈难兮，虽因顿而不改其所为。。。心劲直于松柏兮，论霜雪而不衰。"（《感知己赋》）并说："嘉山松之苍苍兮，岁苦寒亦悴。吾固乐其贞刚兮，夫何尤乎小异。"（《释怀赋》）好像他所坚持的是儒家传统的中庸之道，实际却不尽然。他是把《中庸》里面的一番道理和佛教的理论相结合，进而把韩愈的唯心主义的哲学思想又向前推进了一步。 李翱论教育思想的代表作是三篇《复性书》，它们集中表述了他对人性及其教育过程的本质的看法。 他认为任何一个人都有"性"与"情"，而性是善的，情是恶的。他说："性者天之命也。""百姓之性与圣人之性弗差也。""人之性皆善也。"就是说，人之性是天赋予的，任何人生来之性是一样的，而且都是善的。这里所谓的善，实际上是儒家的仁、义、礼、智等德性。他把宗法秩序所要求的德性，说成是人先天本性中所具有的，这显然是对孟子性善论的继承和发挥。他又说："喜、怒、哀、惧、爱、恶、欲七者，皆情之所为也。""情者性之动也"。"情者性之邪也"。"情者妄也、邪也。"就是说，性之动而产生情，情是邪恶的表现。他把情看成是要不得的坏东西，这显然是接受了佛家世幻思想的影响。 关于性与情两者的关系，他说："情由性而生，情不自情，因性而情；性不自性，由情以明。"就是说，情由性所产生，性通过情而显露。他曾形象地比喻说："水之浑也其流不清，火之烟也其光不明。非水火清明之过也，沙不浑流斯清矣，烟不郁光斯明矣，情不作性斯充矣。"水与火就其本性都是清与明的，水由于沙而浑，火由于烟而郁。人就其性是善的，由于情而恶，如沙沉而水自清，烟消而火自明，情灭而性自充。所以，他说："人之所以为圣人者性也。人之所以惑其性者情也。""情既昏性斯匿矣，非性之过也，圣人得之而下惑者也。情者性之动也。百姓溺之而不知其本也。"就是说，圣人之所以成为圣人，是因为他能保持天赋的善性，其善性不为邪情所匿，而一般人天赋的善性却为邪情所昏惑，故其善性不能充分地显露出来。他认为圣人与一般人就其先天的本性都是善的，是没有差别的，所不同的是圣人能保持它，使之不为情所惑，一般人却为情所陷溺而不知复其先天的善性。因此，性在圣人那里充而明，在一般人那里却昏而塞。 李翱从其上述的"性善"、"情恶"的基本观点出发，认为教育的过程在本质上就应该是一个"复性"，即恢复或发展人先天的善性的过程。 他认为虽然一般人之性都为情所惑而昏塞，由来已久，但"复性"并不难。因为任何人自身都先天具有一个善性，只不过是为妄情所惑，昏而不充，塞而不明。只要去其妄情也就是了。他说："情不作而性充"，"妄情灭息，本性自明。""圣人教人忘嗜欲而归性命之道也。"就是说，一个人如能灭绝妄情，即绝情去欲而"复其性"的教育观点，实际上已不是儒家传统的教育思想，它同佛家的教育宗旨几乎没有多大区别了。由此，他还提出了一些具有修禅特征的"复性"方法：1。"无虑无思" 李翱说："弗虑弗思，情则不生；情既不生乃为正思，正思，无虑无思也。"这种修养功夫，是一种否定感知作用，排斥思维活动的非理性的修养方法，实际上与禅宗的"禅定"是没有多大差别 的，是佛家直觉主义的修炼功夫，但他认为仅做到"无虑无思"还不够，"然此斋戒其心者也，犹未离于静焉。有静必有动，动静不思，是乃情也。"《易》曰"吉凶悔吝生乎动，焉复其性耶。"意思是，"斋戒其心"，还会"生情"，仍不能达到真正"复性"的境界。从而他提出了另一个主张。 2。"其心寂然" 李翱说："知者无知，动静皆离，而寂然不动，是至诚也。"又说："是故诚者圣人性之也。寂然不动，是至诚也。"又说："是故诚者圣人性也。寂然不动，广大清明，照乎天地，感而通天下之故，行止语默，无不处于极也。"还说："心寂不动，邪思自息，惟性照明，邪何所生？视听昭昭而不起于见闻斯可矣。无不知也，无弗为也，其心寂焉，光照天地，是诚之明也。"在这里，他提出一个所谓"至诚"和"诚明"的神秘化观念，其核心即是"寂然不动"或"其心寂焉"这么四个字，也就是"视听昭昭而不起于见闻"，即视而不见，听而不闻，万念皆空。他认为只有具备了这种功夫，才能止息邪思，显出本性的"广大清明"，超脱尘俗，达到真正"复性"的境界。这种"复性"方法，正是一种神秘而不可思议的佛教徒的修炼功夫。 3。"慎独" 所谓"慎独"，即无论客观世界怎样"变化无穷"，作为君子都要做到"未始离于不动"，即永不动心，保持心的"寂然"状态。这就是"慎独"的真谛。所以，他说："君子戒慎乎其所不覩，恐惧乎其所不闻。"因为"不覩之覩，不闻之闻"，实际上是"其心一动"，"心动"则"情生"。如果心已动了，则距离复性的境界也就愈来愈远了。由于"情"是感性的主要因素，所以，"不动心"乃是"复性"的根本要求。可见，李翱提倡的"慎独"功夫，显然是接受了佛家"灭情"以见佛性的影响。后来宋儒强调"慎独"功夫，乃直接导源于此。 4。"择善固执"、"终岁不违" 李翱认为"复性"的过程，是一个长期的修炼过程，是人生一辈子的事，不是一朝一夕所能完成的任务。因此，必须具有"择善固执"，"终岁不违"的精神。他说："修道之谓教，何谓也？曰诚之者人之道也，诚之者择善而固执之者也。"就是说，教育是教人修身行道的过程，也就是教人达于"诚"之境界的过程。要想达到"诚"的境界，就必须对于天赋的善性执着不放，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离开它。他说："复其性者，贤之循之而不已者也。不已能归其源矣。"意思是，只有经过长期修炼功夫，才能使先天的善性复观。有人问他："如生之言，修之一日则可以至于圣人乎？"曰："十年扰之，一日止之，而求至焉，是孟子所谓以杯水而求一车薪之火也。甚哉！止而不息必诚，诚而不息必明，明与诚终岁不违，则能终身矣。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则可希于至矣。"他强调在修养过程中，要具有坚持不懈的精神，作长期的努力，这一思想是可贵的。 "善"的根本标准就是"道"。李翱认为一个君子，关键在于"从道"。他说："君子从乎道也，而不从乎众也。"所谓"从乎道"，即是立志学道和行道，这个道也就是韩愈所卫之道，是"善"的根本；守着这个"道"，就是"择善固执"。他说："吾之道，学孔子者也"，"是古圣人所由之道"，并说："苟仁且义，则吾之道何所屈焉？。。故君子非仁与义，则无所为也。"（《答侯高书》）还说："吾所以不协于时，而学古文者，悦古人之行也，悦古人之行者，爱古人之道也。故学其言不可以不行其行，行其行不可以不重其道，重其道不可以不循其礼。"由此可见，他的"择善固执"，即对传统儒学的仁义道德，不仅要"学其言"，而且要"行其行"；不仅要"重其道"；而且要"循其礼"。其实就是要做一个合符于要求的"忠臣"和"顺民"。和这种精神相联系的是，他强调在复性过程中，要靠个人主观努力。他说："百赅之中有心焉，与圣人无异也。嚣然不复其性感矣哉。道其心弗可以庶几于圣人者，自弃其性者也。终亦亡矣，茫茫乎其将何所知。冉求非不足乎力者也，画而止。进而不止者，颜子哉。"（《李文公文集·学可进》）他强调要充分发挥个人的主观能动性，对于进德修业来说是有积极意义的。而且，他的这种"复性"论，对于后来的理学教育思想的形成和发展，都有着直接的影响。 六、结语历史是一条剪不断的链。隋唐五代的教育虽是一千多年前的事，但留给我们的却是一份值得长久思索的丰厚遗产。特别是作为古代社会典型时期的教育形态，如果我们能以正确的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揭开布满灰尘的历史面纱，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对于我们认识中国教育发展的规律，启发我们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进行教育改革和教育实践，应该是大有益处的。◆◆◆《中国全史》 049/一百卷 史仲文 胡晓林隋唐五代文学史 本卷提要 隋唐五代文学是中国文学史发展的重要阶段。隋唐五代文学特别是唐文学成就巨大，意义深远。唐文学文化内涵丰厚，极富盛唐文化气象，创作内容丰富，各种文学体裁全面发展。唐诗苑百花齐放，诗流纵横，妙品迭出，群星灿烂。唐代古文运动是中国古代散文发展的历史高峰。唐代传奇与变文上承六朝志怪，下开宋明话本，都有深远影响。唐五代词为宋词的成熟与繁荣打下坚实基础。本书以唐诗为重点，整体把握，精心安排，脉络清楚，主次分明。对于著名唐代文学大家李白、杜甫、白居易、韩愈、柳宗元等，注重文化性格和作品分析，既恰当吸收先人成果，又补充新的研究资料，反映了改革开放以来新的研究水准。全书立论公允，文字生动，风格清新，史料丰富，是一部集学术性、可读性于一体的文学史著作。 一、隋唐五代文学概述中国隋唐五代文学史是一段伟大的文学乐章。这乐章留给后人的，是无穷的魅力与回想。它的文化品格与精神，是中国古代文化的美好象征与光荣。中国古代文化虽然连绵不绝，却并非总是高潮，也并非总在低潮。其发展水平有高也有低，其发展态势有波峰，也有波谷；既有光芒万丈，也有危机四伏。后人回首历史，有快乐也有痛苦，有兴奋也有沮丧，有众口一辞的共识共见，也有歧见纷纭、莫衷一是的不休争论。但有两个时代，人们对它们的看法总是接近的。 一个是先秦，诸子百家，百家争鸣的时代。 一个是大唐，文苑诗坛，百花齐放的时代。 先秦以思想而鸣，如同古希腊的哲学辉煌，令多少后人神往、敬仰、追寻与陶醉。 大唐以诗文而鸣，文化昌盛，独步一时。同样令多少后人神往、敬仰、追寻和陶醉。 中国隋唐五代文学特别是盛唐文学，堪称中国文学史上的伟大时代。这里且从4 个方面阐释它足称伟大的种种表现和因缘。 （一）前瞻后顾，牵动中国文学1500 年--隋唐文学的历史地位隋唐五代文学特别是唐代文学取得了辉煌成就，但它的成就不是没有历史根据的"天外来客"。一方面它是继承者，另一方面又是开拓者，先继承，后发展。以开拓者的勇气，革新者的精神，发展前人，改造旧观，又以新的历史风貌，新的创造成就，证明自身的不朽价值。 隋唐五代文学在当时历史条件允许的限度内，在所有文学艺术形式方面，都有自己的独特贡献。后人研究隋唐五代文学，首言唐诗，唐诗固然伟大，但伟大的不仅是唐诗。唐代散文，唐代传奇，唐代变文，唐五代同以及唐代某些骈体文，都有重大成就。 唐诗自是百花之冠。说它是百花之冠，一是因为各类诗体无体不备--全面发展；二是因为各类诗体无体不精--均有显赫成就。 各体皆备，而且各体皆妙，正是唐诗本色。 单以诗体而论，律诗、绝句属于唐人。但唐诗的成就，岂止律诗绝句而已。中国古代诗歌，大体上可以分为7 种体裁。唐人自己也有分为古体诗、乐府诗、今体诗三大类的。古乐府也是古体诗，不过乐府又与古诗有别。罗根泽先生说："诗有两种，一是曾经入乐的，一是未曾入乐的。曾经入乐的诗是'选词以配乐'，换言之，就是先选诗词，然后再给词制谱，这一种我们可以称之为'乐诗'。未曾入乐的诗，各家诗集里多得很，已经寻例，亦无须说明。这一种可以名之为'徒诗'。乐诗徒诗都有诗、行、咏、吟、题、怨、叹、章、篇9 种。"①但我们读唐诗，除去诗、行、咏、吟、题、怨、叹、章、篇9 种之外，还有许多"歌"。那就是说，诗虽然包括徒诗与乐诗，但诗与诗仍然有区别。实际上，唐人所谓的"歌"，其实也是一种诗，也是乐诗的一部分。歌与诗的区别，在于"歌"是"由乐以定词"的诗。"就是先有曲谱，然后再依谱作词。操、引、谣、讴、歌、曲、词、调8 种，是也。"②唐人诗既有古乐府诗和古体诗，又有今体诗。今体诗又分为五言绝句、七言绝句、五言律诗、七言律诗和排律。其实，除去五言、七言诗之外，还有六言诗和由三、四、五、六言混合构成的杂言诗--古人将杂言也列入七言古诗。这就是说，唐代诗人不但对诗的体裁有自己的独特创造--绝句与律诗，而且有创造性继承--唐人乐府和古体诗。换个角度说，唐代诗人不但在诗体上有自己的独到贡献，擅长以新瓶装新酒；而且在对前人的诗歌体裁的继承上，又擅长以旧瓶装新酒。以新瓶装新酒，也有继承成份在内，以旧瓶装新酒，新酒比旧酒味道更清醇。这是唐人的风格，也是唐人的骄傲。唐人上承魏晋诗风。魏晋诗风首先是建安文学的影响。建安文学发达于二、三世纪之交，以此观之，唐代诗歌可以说是500 年诗史之总结。律诗与绝句是唐人的骄子，但这骄子不是10 月怀胎，一朝分娩；而是集500 年诗家的努力，才得以诞生的诗界之精华。它上承500 年，已经具备不同凡响的高贵出身。此后，又影响中国诗苑1000 年的历史发展，更表现出它的不凡魅力。鲁迅先生曾有"古诗都被唐人做完了"的感喟，并非真的好诗全然做完，后人已没诗可作，而是唐诗已经达到历史高潮，在古代诗歌体裁这个范围内， ① 罗根泽：《中国文学批评史》第79 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 年3 月新一版。② 同上。 后人已经很难超越了。 唐诗上承500 年先人对音韵、格调、体裁等等的诗歌创造成果，下及1000年，直到五四运动之前，它的影响都是首屈一指的。无论宋、元、明、清哪一个朝代，无论小说、散文、戏剧、诗词哪一种文学形式，都可以看到唐诗的色彩与斑斓，别的不讲，只消看一看元杂剧《西厢记》中有多少唐人诗句就可以知道唐诗的巨大作用了；只消读一读《红楼梦》中的诗句与诗评，就可以知道唐诗的永久魅力了。 唐诗之外，又有散文。散文在唐代的发展不仅是一种历史性创造，而且成为一场影响深远的文化运动，即唐代古文运动。唐代古文运动并非一味复古，而是以复古为旗帜，向六朝骈体文开战，一改南北朝以来绮糜不振的文风，走出骈体文的狭小天地。不但解放文体，而且板正人心。唐代散文，上承三代两汉之传统，其出身比之唐诗根须更远，基础更深，而且取得卓越成就。这成就一直影响到宋、元、明、清。前有唐宋散文创造，后有明清散文流派，足见唐代散文的历史内涵十分丰富。唐代散文是完全可以与先秦两汉散文媲美的散文高峰。 还有唐代传奇。传奇也有自己的传统。其直接传统，可以直追六朝志怪；间接传统，可上溯先秦文学性散文和寓言。一方面它继承了先人，一方面它又超越了先人。它用自己时代的语言，写出自己时代的风格和特征。唐代传奇不仅数量多，尤其质量高。它对后世的影响，同样不能小觑。宋代传奇，不用说就是唐传奇的继续，而且似乎不如唐代传奇高明。就是宋代话本小说、元代杂剧，也有唐人传奇的贡献在内。凡喜爱中国文学的，谁不知道《西厢记》的大名。《西厢记》成就巨大，因为它有深厚的文化基础和创造源流。先有唐人《会真记》，后有金人《董西厢》，然后才有元人《西厢记》，再有后来的《南西厢》、《北西厢》，直到京韵大鼓《大西厢》和传统京剧《红娘》。当然不能把功劳都归之于唐传奇，毕竟唐传奇开了一个好头，准备了一篇好故事。唐人传奇影响，于此可见一斑。 再有唐代变文。变文古已流失，后来从敦煌石窟中重新发现，可说宝物重归。变文作为一种成熟文体，主要是唐人的贡献。它通俗易懂，夹白夹韵，或者全用白话写成。它的内容丰富，语言通俗明白，纯然唐人白话。若无唐代变文，便没有唐人白话，并非唐人不讲白话，而是后人无法得知他们的讲法。现在既知唐人白话，就可以说：宋代白话文学杰作--话本小说，其源于唐。一个诗词，一个传奇，一个变文，是造就元代杂剧、明清白话小说的三大文学因素。直到民国之后，乃至流传至今的许多曲艺形式，如快板书和各类鼓曲里，还有浓重的变文色彩与痕迹。 诗歌、散文、传奇、变文之外，还有唐五代词，词是诗之余，又是诗的继续和发展，无论从哪个角度看，唐五代词都有重要历史地位。即使唐代骈体文，也有自己独到的风格。不过唐代文学已经远远超越骈体文的规范，它已经不屑于把骈体文作为自己的发展主体。但偶有为之，亦成精品。这也是令多少文学前辈无可奈何的事情。 （二）盛大恢宏，兼容并蓄，百花齐放--隋唐文学时代的三大特征隋唐五代文学，主要是唐文学，而唐文学，又特别是盛唐文学非常典型地表现出上述三大特征。 先说盛大恢宏。何为盛大恢宏？盛者，兴隆繁茂，兴旺发达也；大者，无所不容也；恢宏者，气象万千内涵丰厚也。隋唐五代文学虽然也有自己的发展阶段，也有自身的兴衰际遇，但从总体上讲，首先就体现了这样一个特征。 隋唐五代主要是唐文学之所以有盛大恢宏的特征，因为那本身就是一个盛大恢宏的时代。中国古代社会中，最为强大的王朝，首推炎汉、盛唐。但总体比较，盛唐更为强大，也更加兴旺。正如汉袭秦制，唐朝也全面继承隋的遗产，而且有所完善，更有所发展。魏晋南北朝是中国第一个大分裂时期，也是第一次与人为、制度等原因密切相关的大动乱时期，然而又是炎黄各个民族和各类炎黄文化与外来文化相融合的时期。魏晋以来国家分裂久矣，国家蒙受苦难，人民颠沛流离。然而，人心思定，民族思和，隋文帝顺应历史潮流，承先人成果，真正取得了国家的统一。后来虽有短时动荡，很快又归于一统。于是久不见家国繁荣的历史场面结束了。随着唐王朝的兴起，不但使苦难沉重的百姓得以重见汉家威仪，而且取得了超越炎汉先人的历史业绩。 中国自古就是一个大国，大国最需要统一，统一才有大气象、大举措、大发展。自汉末动乱，到隋唐统一，其间大约经过500 年时间。500 年必有王者兴，此一番王者气象，既得来不易，必大有作为。 隋盛气象，盛大是其主旨，丰厚的文化沃土是其根基。从文化建筑而言，中国最伟大的建筑，一个是长城，一个是大运河，大运河就出在隋唐，中国古代王宫建筑杰作，一个是阿房宫，一个是长安城，长安城就出在唐代。建筑工程巨大，人文工程也宏伟。中国古代科举制度就发端于隋，成熟于唐。科举制是中国历史文化的一大变革。这变革的意义没有专著不能尽述。简而言之，科举制打破了贵族门阀对政权的垄断，实现了封建时代的仕途民主。它形成了知识分子的培养系统，尤其形成了封建帝国的人文信息系统。从而以新的形式，凝聚了全国的力量。所谓用混凝土方式，弥补了马铃薯式的小农经济的先天缺陷。 顺应历史需求，隋唐国家管理体制也发生巨大变化。隋唐三省六部制的建立与完善，标志着中国古代管理体制进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 如此种种，都是魏晋南北朝无法想见的，也是先秦两汉无法实现的。于是经济繁荣，政治清明，对外开放，对内宽松，才出现人类历史上少见的封建大帝国。 这样的帝国必定产生与之相匹配的文学成就。唐文学与南北朝文学的不同之处，首先在于它的气势磅礴，不受束缚。大唐时代的诗人和文士，大多是一些敢想敢说，能想能说，善想善说的人物。他们不像汉儒那样循规蹈矩；不像魏晋南北朝文士那样吞吞吐吐，曲曲弯弯，不像宋明理学家那样一味讲理讲气讲心讲性；不像明清文人那样提心吊胆惧怕文字狱。他们甚至不屑于如同先秦诸子百家那样相互争鸣。盛唐以诗而鸣，首要的不是思考，而是表现。与其思之、辨之、争之、论之、诘之、摩之，不如歌之、咏之、吟之、唱之、不平则鸣之，既平则颂之。大唐气象，包六合振环宇，天上地下，举世无双，无须乎争吵鸣放，但凭君肆意表现。 先秦是中国古代文化的第一次大辉煌，但那是争鸣的辉煌，争鸣表现了中国古代历史的自由精神与民主精神。大唐的文化辉煌却是一种充满表现的辉煌。唐以诗文而鸣，不是证明别人不行，而是证明自己伟大。 再说"兼收并蓄"。历史证明，凡大国文化，必须兼收并蓄；凡强国文化，亦必须兼收并蓄。固步自封＝夜郎自大；夜郎自大＝自取灭亡。 隋唐文学时代有极强的包容性，什么文化都不排斥。愿意信奉孔夫子也行，愿意信奉佛祖道祖也行；愿意入仕也行，不愿入仕也行；愿意做诗也行，愿意作文也行；愿意写古体诗也行，愿意写今体诗也行；愿意作古文也行，愿意作骈体文也行。大家无拘无束，所谓"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没有狂风骤雨，正好百花盛开。 隋唐主要是大唐文学的兼收并蓄，可以从方方面面展现，简而言之，可以概括为：不同民族间的共融，不同文化模式的共兴，不同文学流派的共鸣。民族共融。魏晋以降，民族矛盾激烈。华夏各族人民均为此付出极大代价。一方面民族冲突剧烈，民族间的矛盾有时势如水火，有你无我；另一方面，民族冲突的唯一出路，是走向和解和文化融合。隋唐文化的兴旺发达，在于其能熔各个民族于一炉，融万家百姓于一体。少数民族可以顺畅自然地接受汉文化，汉民族也从少数民族文化中学到了许多有价值的内容。民族共融，气象一新，无论那个民族出身，凡士人皆可入仕，贫民也可以因仕为官。所谓唐人有胡气，实在是中华民族的一大幸事，因为有这样的基础，唐文学才得以超越前人。 文化共兴。中国先秦时期，有一段文化自由--百家争鸣，诚为中国思想上的黄金阶段。由此生发，终于使中国成为中央集权的封建大帝国。秦虽短暂，贡献巨大；汉室兴旺，强国强民。但真正强大的还是文、景、武、昭、宣这个阶段。汉武帝废黜百家，独尊儒术，可以说是顺应历史潮流的历史性选择。但这个选择无异于一把两面剑，一方面，独尊儒术的文化政策有利于国势强大，思想统一；一方面又形成文化专制，不利久后发展。后来王莽篡位；后来桓灵致乱；后来道教兴起；后来玄学盛行；后来佛学东来；后来中原大乱；后来南北分治；后来隋朝统一。隋朝的统一是国家的统一，并非儒家文化的一元化，不仅并非一元化，而且真正地实现多元化。大唐王朝，是儒、道、佛共兴共存的王朝，因为它具有多元文化的共存共兴，才产生极大的包容性。因为有极大的包容性，才有可能最大限度地把民族文化的潜力发掘出来。 虽说儒、道、佛共存，也有争论。但争论归争论，并没有完全限制谁的发展。不但没有限制，而且共同发达。表现在文学上，就产生了诗佛王维、诗仙李白、诗圣杜甫。唐代文学之所以成就历史的大繁荣，和他们兼收并蓄的品格有直接关系。他们不自满，不排外，也不压抑别人。他们不但继承儒家传统，而且也敢于藐视儒家传统。藐视也是一种继承，区别是不再神化罢了。李白"凤歌笑孔丘"，就是一种藐视。因为敢于藐视，才敢于创造。李白信奉道教，对谪仙人称号，沾沾自喜。虽然信道而不纯，但想象丰富，自有仙家气派。因为有这样一种文化契机，才产生了李太白浪漫色彩浓烈的瑰丽诗章。 道家影响很大，给盛唐诗苑以推动力。佛教影响更大，而且其影响广度不仅限于诗苑。 佛学东来，至唐而波澜壮阔。一些释家子弟，如寒山、如拾得、如皎然，都是诗国重镇。其影响，不但流传至今，而且走向世界，远播四方。寒山、拾得，新旧唐书无传，《唐才子传》亦无传。虽无传却有诗。不但有诗，而且诗题、诗意皆有心得。既有佛学之博大精透，又有释者之平易自然。寒山有《杂诗》十首，皆为五言。其一曰："吾心似秋月，碧潭清皎洁。无物堪与伦，教我如何说。"风情高致，立意新颖。虽讲心，又比月；虽比月，却不是一般天上明月，而是秋潭之月。潭中月已然令人神往，心中月尤其令人清新。心中月，天上月，潭中月；潭中月胜似天上月，天上月何如心中月。心中有月即非空，心中无月何论月？所以寒山又说，"无物堪与伦，教我如何说？"寒山既不知如何说，后人又该如何读之？后人不知如何读之，毕竟天上月在，潭中月在。好一个寒山和尚，能把深奥的释家意旨化作形象思维。这样的诗作怎能不产生永久的魅力？然而不仅如此，其《杂诗》十首第九首云："家有寒山诗，胜如看经卷。书放屏风上，时时看一遍。" 这一首另有奇趣。佛学讲四大皆空，读经本意在"空"，要诗何用？寒山确是中国化和尚，不但要作诗，而且可以要诗不要经。不但要诗不要经，还要广告一下，告诉诸位一声，如果您有意信佛，就读寒山诗好了。家有寒山，胜似佛经，天天一读，一样修证，看这般意思，寒山确是一位不合格的和尚--真正佛教徒，有主张不读经的吗？殊不知在中国禅宗看来明心见性，才是佛家根本。甚至连讲佛家根本也不确。佛家本无本。佛家既无本，信佛又何必读经？何况说，万物皆有佛性，任你读什么都可知佛意。万物皆无佛性，纵然读经又有何用？ 单以诗论，他的那种消闲，那种漫不经心，那种消闲中的意味深长，那种漫不经心中的深刻哲理，那种并不追求哲理而漫"诗"之曰的精神境界，若无佛学东来，若无包容共存的文化精神，又怎能物化为诗呢？ 与寒山齐名的拾得和尚，另具诗眼如真。其《题林间叶上》二首之二云："无去无来本湛然，不拘内外及中间。 一颗水精绝瑕翳，光明透满出人天。" 这诗另有释家意味，但似乎更具普遍精神。现代人常说，一滴水可以映出整个世界。殊不知我们中国的大唐和尚讲得更其妙与？ 唐代佛学的影响，不但及于僧，而且及于俗；不但及于官，而且及于民。王维的诗意境高远，主要得益于佛学的博大精深。 有佛有道还有儒，而且公道地讲，儒的影响总是主流。虽然在大唐宏观世界里，儒、道、佛都有自己的地位，但儒的主导作用是任何人也无法否定的。你可以藐视儒学，但你无法否定儒家文化。实在李白也并非纯道，王维更非纯佛。他们身上的功名利禄，仁义道德的色彩都十分浓重。盛唐诗坛，影响巨大的人物，首推李白、杜甫，但讲到影响后世，则李白不如杜甫，因为李白虽非纯道而近道，杜甫则是典型的儒学诗人。有唐一代，先有陈子昂，后有杜工部，又有韩愈、柳宗元、元稹、白居易、刘禹锡、李商隐、杜牧都是儒家主力，这样的阵容，使儒家地位日益提高。特别韩愈，更是以卫道者面目出现，以他为主将的古文运动恰恰反映了安史之乱后中国社会走向一元文化的历史性转变。 隋唐文学兴旺发达，不但因为他们善于从儒、道、佛等不同模式的文化中汲取营养，还因为他们善于向各类民族文化学习，向民歌学习，向两汉特别是建安诗人学习，也向六朝优秀诗人学习。没有道家文化固然没有李白，没有民歌也没有李白。没有古诗固然没有李贺，没有民歌同样没有白居易和刘禹锡。 除去上述内容之外，许多唐代诗人还注重彼此学习。或许可以这样说，唐代文坛是一个最讲友谊和相互扶植、借鉴的文坛，这也是中国历史少有的所谓盛唐气象。 文学共鸣。文学共鸣既是唐文化共存共兴的一个组成部分，也是隋唐文学时代的一个显著特点。或者换句话说，因为盛唐社会赞赏文学共鸣，所以才有文苑诗苑的百花齐放。 盛唐文学的百花齐放，可以从以下四个方面体会。 其一，诗文题材，无所不有。以唐诗而论，其方式，所吟所咏所书所记所序所歌所章所颂，可谓无所不有。其内容，或田园，或山水；或宫廷，或边塞；或庙堂，或梨园；或闺房，或战场；或一花一草，或千军万马；或春，或秋，或冬，或夏；或风，或雪，或雷，或雨；或名山大川，或小溪流水；或白头翁，或清谈客；或才子佳人，或农夫农归；或莘莘学子，或张狂酒徒；或仙境，或鬼境，或人境，或物境；或赞赏不已，或直抒胸臆；或柔情似水，或怒发冲冠；或扬之，或抑之；或评之，或表之；或梦之，或戏之；或言简言赅，或滔滔不绝；或四处张扬，或含蓄蕴藉；或写生，或写死；或写笑，或写哭；或以歌当哭，或以物传笑；或言家事，或言国事；或言情事，或言心事；或抒七情，或谈六欲；或白描，或工笔；或写有我之境，或写无我之境；或独吟，或唱和；或言雅，或言俗；或夫妻恩爱，或父子亲情；或姑嫂关系，或姑翁子媳；或身在江湖心怀朝阙，或身在天边情长万里。如此等等，中国唐诗可以说是一部有音有韵的百科全书。其中有人物，有自然，有宗教，有政治，有经济，有哲学，有习俗，有历史，还有许许多多我们至今仍非常需要的极有价值的文化遗产。 其二，唐诗风格，无所不能。风格不是流派，但论及诗风，已近乎流派。今人好讲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其实，两个主义，未免少些。唐诗诗风，千姿百态。有现实风格，也有浪漫风格，有浓妆艳抹，也有一片天然；有一川碎石大如斗，也有野渡无人舟自横；杜工部沉郁顿挫，变化莫测；白乐天平易近人，喁喁而谈；郊寒岛瘦，贺鬼白仙。从唐初四杰到唐末李商隐，温庭筠，杜牧，韦庄，可以说有唐一代，有多少著名诗人，就有多少风格。同是边塞诗，高适不同于岑参；同是田园诗，王维也不同于孟浩然。同是咏史，有悲壮，有沉重，也有喟然长叹；同是叙事，有简捷，有缜密，也有夹叙夹议。风格代表了诗人的个性，诗人的个性又塑造了各自的风格。有人说风格即人。我们古老大唐的先人们，虽不懂也不必懂得这么繁复的文学理论，却实实在在地以自己的实际创造，启发着我们这些古老文化的后来人。 其三，诗歌体裁，无所不备。本书前面简单介绍过唐诗的形式。粗分起来，可以有今体诗和古体诗。细分起来，可以有五言古诗，七言古诗，乐府诗，五言绝句，七言绝句，五言律诗，七言律诗以及排律等体裁。单单古体诗一项，就可以分为诗、行、咏、吟、题、怨、叹、章、篇；乐府诗又可以分为操、引、谣、讴、歌、曲、词、调。于是北风行、长街行、少年行、琵琶行、老将行、从军行；白雪歌、石鼓歌、长恨歌；塞上曲、塞下曲、长干曲、江南曲、听莺曲；凉州词、横江词、贫妇词、采莲词；邺都引、箜篌引，以及古剑篇、农医怨、胡马诗、巴女谣，等等。唐诗佳作，各种体裁，无所不名。李白的七古和绝句，杜甫的七古与七律，王维的绝句和五律，加上李贺的古乐府，白居易的新乐府，李商隐的七律、七绝与五绝，都有许多千古名篇，不但为唐文苑大争光采，直到今天，犹为千千万万读者所喜闻乐见。其四，诗歌创作主体，无所不在。唐王朝是一个诗的王国。帝王将相、宫妃民妇、士农工商、黄童白叟、秦楼楚馆、庵堂寺院，可说人不分老幼，地不分南北，无人不能诗，无处不能诗。而且，有唐一代，289 年时间，不论繁荣衰微，大治大乱，总能诗兴不减。在很多情况下，一个优秀诗人，他得到的荣誉极大极大，他的知名度也极高极高，有诗为荣，无诗为耻，诗好为荣，诗劣为耻。正因为诗歌的创作主体无所不在，才给唐诗的发展提供了无比雄厚的创作基础。诚如鲁迅所言，需要好花，先育好土。如果没有千千万万如潮如流的诗歌创作基础，盛唐文学时代，无论如何不能取得这样伟大的历史成就。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唐代文人，相轻者少。纵有二三小人，不伤大雅之气。初唐时，还有相互倾轧的现象，以后慢慢淡化，风气一变。很多情况下，他们不问出身，不看年龄，不计名利，不重地位，不贬低对方，不搞小动作，也不进行宗派活动。真可谓自由来往，君子群而不党。以至我们翻看《全唐诗》，会发现有那么多唱和之作；字里行间，又洋溢着那么多真挚的友情。这种情形，在盛唐时期表现尤其突出。盛唐诗人中，祖咏与王维为诗友；刘慎虚与孟浩然、王维有酬唱集；李颀与高适、王昌龄有唱和；王昌龄与王之涣、高适、王维、李白、岑参均有友谊；岑参与杜甫是好朋友；特别杜甫与李白，同为诗界双峰，但相互友爱，成为一段诗苑佳话。对比后来中国文坛种种现象，又岂止佳话而已。而且大诗人并不以诗名而轻视同仁。李白就曾盛赞崔颢岳阳楼诗，说道是："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杜甫也十分尊重王翰，以"王翰愿卜邻"为荣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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