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国落日：晚清大变局-8

这些错误的形成首先同政权掌握在什么人手中息息相关。１８６２年至１９０８年间，清政府的最高领导权一直掌握在慈禧手中，而从１８６１年发动政变开始至１８８４年初，恭亲王奕訢一直是她的首要合作者。夺取政权时慈禧是年仅２６岁的小寡妇，文化程度很低。同治四年三月她手书一篇革去奕訢一切差使的“懿谕”，全文２３０字，错别字及文理不通者在２０处以上（有些地方影誊看不清）。（慈禧手书懿谕影誊见宝成关：《奕訢慈禧政争记》卷首插页第７页，吉林文史出版社１９９０年长春。）她不但对１９世纪的世界现状缺乏最基本的了解，甚至没有受到良好的传统蒙学教育。这个人的品德也很坏，喜欢玩弄权术，权力欲很强而心胸狭隘，且为了个人享乐可以不顾国家安危。可是，她是同治皇帝的生母，加上有些小聪明，凭这两条便操纵国家近五十年！国家大事要依这样的人的“懿旨”最后定夺，洋务运动哪有不失败之理！友：朝政不是实际掌握在恭亲王手中吗？此外，史家们已一再肯定洋务运动的领袖是李鸿章。你可不能替他们开脱，把罪责推给神憎鬼厌的“老佛爷”。袁：历史已经证明，从中世纪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转型可以通过内部的改革而实现，条件之一是必须有雄才大略的领袖及其助手组成的领导者群体的筹划、决断。俾斯麦、彼得大帝等都曾成功地扮演过这样的历史角色。一个无可辩驳的事实是１９世纪的中国没有这样的英雄人物应运而生。在最后回答这个状况产生原因以前，我们应该花点时间看看当时的主要领导人物的真面目，任何随意贬斥或溢美都无助于问题的解决。在１８８４年被慈禧再一次革职以前，奕訢掌管军机处和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这两个最重要的机构，确是位于一人之下众人之上。近年来不少中国大陆的史家纠正往日的偏颇，充分肯定他作为洋务运动主要支持者的历史功绩，这是符合实际的。奕訢的才识也远非慈禧所可比拟，他受过良好的传统文化教育，愿意接受和学习外来的新事物，是皇族中最为开明和开放的人物。可是，他也不具备担当推动中国向现代社会转型的领袖的条件。早在１８６９年，郭嵩焘就毫不客气地说：“总理衙门人才猥下。”（《郭嵩焘日记》（二）第６０９页，湖南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１年。）奕訢自然包括在内。这不是郭氏一个人的观感，上一年曾国藩就在与心腹幕僚密谈中讲了自己的心里话：“两宫才地平常，见面无一要语……时局尽在军机，恭邸、文（祥）、宝（□）数人权过人主。恭郢聪明而晃荡不能立足。文柏川正派而规模狭隘，亦不知求人自辅。宝佩衡则不满人口。……余更碌碌，甚可忧耳。”（赵烈文：《能静居日记》（四）第２２２４-２２２５页，学生书局１９６４年台北。）与慈禧合作发动辛酉政变时奕訢是３０岁且有过从政经验的青年，身为执掌大政的议政王，他自然成了各方关注的人物。曾国藩就曾不止一次地评论过他。赵烈文同治六年（１８６７）七月初九的日记中留下他同曾氏的一段对话：“余言在上海见恭邸小像，盖一轻俊少年耳，非尊彝重器，不足以镇压百僚。师曰：然。貌非厚重，聪明则过人。余言：聪明信有之，亦小智耳……身当姬旦之地，无卓然自立之心，位尊势极，而虑不出庭户，恐不能无覆败之虞！”（赵烈文：《能静居日记》（三）第１９０９页。）他们自然不是在讨论麻衣相法，而是对执掌大权近六年的奕訢的政绩的回顾与前瞻。这些无拘束的议论，寥寥数语就勾勒出奕訢及其同僚的平庸本色，对照其他材料，更显得这些评议入木三分。奕訢等人的平庸简单地说在于见识短浅而又软弱无力。首先，他们从来没有想到要从改革社会运行机制入手去为富强奠立基础。他们主观上都希望国家富强——多年来中国大陆不少史家喜欢骂他们“卖国”，这可真是冤假不实之词，经不起认真查证的。在他们看来，要富强就应学西方，办洋务，其为国筹谋的热忱和见识也是那些高喊反对“以夷变夏”的顽固保守分子望尘莫及的。可是，西方何以富强？这对他们说来始终是个没有解开的谜。谈到学西方，他们想到的就是产品和技术，却没有再深入一步去了解这些产品和技术赖以涌现和不断改进的原因。上面谈到他们所犯的三个致命错误，说到底是没有看到关键在于社会运行机制的改革。１８７４年，由于一向被视为“蕞尔小国”的日本居然入侵台湾，引发了一场筹议海防的大讨论。以奕訢为首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提出的对策是“练兵、简器（选购武器）、造船、筹饷、用人、持久”。（《同治十三年九月二十七日军机大臣密寄》，《洋务运动》（一）第３０页。）这实际是奕訢等人提出的行动纲领：前三条都是从产品和技术的角度考虑问题；筹饷规定“专提部存及海关成洋税为目前开办之需”，后来也不落实；用人则强调保举；持久则说了一些空话。如此见识，富强云云又怎能不化为镜月水花呢？其次，即使是生产建设一类的事情，奕訢等人也缺少力排众议付诸实施的胆略和毅力。李鸿章就有过这样的切身体验：“自同治十三年（１８７４）海防议起，鸿章即沥陈煤铁矿必须开挖，电线、铁路必应仿设，各海口必应添洋学格致书馆以造就人才。其时文相目笑存之，廷臣会议皆不置可否，王孝凤、于莲舫独痛诋之。曾记是年冬底赴京叩谒梓宫，谒晤恭邸，极陈铁路利益，请先试造清江至京，以便南北转输。邸意亦以为然，谓无人敢主持！复请其乘闲为两宫言之，渠谓两宫亦不能定此大计！从此遂绝口不谈矣。”（李鸿章：《复郭筠仙星使》，光绪三年六月初一日，全集《朋僚函稿》卷十七第１３页。）修路、挖矿、架设电报线路、在各海口设西学馆，这些具体建设方面的事也不能主持，如此孱软的最高领导人实不多见。对恭亲王缺少雄才大略的议论不仅出自曾国藩、李鸿章和他们的门下，其他大臣也有同样的观感。翁同龢曾在其日记中写道：正当中法战争危急之际，为半年后的慈禧五旬寿辰，“恭邸述醇邸语请旨，则十月中进戏事也，极琐细，极不得体”。第二天朝见慈禧，“两邸所对皆浅俗语，总求赏收礼物，垂谕极明，责备中有沈痛语，略言心好则可对天，不在此末节，以为尽心也。臣越次言：醇亲王、恭亲王宜遵圣谕，勿再琐屑。两王叩头，急急退出。天潢贵胄，亲藩重臣，识量如此！”（《翁文恭公日记》，光绪十年三月初四日、初五日。）奕訢已属皇族中的佼佼者，他尚且这样，其它的更是不堪闻问了。再次，奕訢等人根本没有考虑有计划地集结自己的力量，扩大革新势力，孤立和分化保守力量。不少史家喜爱从党派之争的角度去观察和分析晚清政局，不能说这毫无道理，可是不能忘记这还不是现代意义的党派斗争，其中有的出于私利或私见，有的虽包含不同政见之争，但斗争的某一方往往没有积极主动地扩大自己政见的影响、发展自己的势力。洋务派的领袖就是这样的旧式政治人物。梁启超在李鸿章逝世后随即写下一段很有意思的评论：“夫真英雄恒不假他之势力，而常能自造势力……若李鸿章则安富尊荣于一政府之下而已。苟其以强国利民为志也，岂有以四十年之勋臣耆宿，而不能结民望以战胜旧党者！”（梁启超：《自由书。二十世纪之新鬼》，《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二第６７页，中华书局１９３６年上海。）这些话移用于奕訢等人也非常贴切。奕訢是咸丰皇帝的亲兄弟，在１９世纪下半叶，论能力和威望在皇族中都没有人能超过他。与现代政治家或古代叱咤风云的英雄人不同，他当政２４年却没有着意去培植和发展支持自己革新事业或办洋务的政治势力，中法战争期间他非常轻易地被慈禧撸下台，从个人的命运说是活该，而继符者是昏庸贪鄙的奕譞、世铎和奕劻之流，国家更加不幸。老弟不是生怕我为李鸿章开脱吗？不了解控制中枢的领导群体如此平庸和软弱，又怎能恰当地评论李鸿章呢？李氏虽然被人们尊之为“傅相”，但有清一代，“大学士”、“太子大保”、“太子少保”都是荣誉性的虚衔，真正的宰相是执掌军机处的军机大臣。李鸿章事业鼎盛期的职位是地方督抚，据说其毕生憾事之一是从未充任军机大臣，而他进入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的时候已是甲午战败以后，带有投闲置散的气味了。他无疑是洋务运动的主要领袖，但其正式官衔是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且长达２８年之久。按规定北洋大臣的管辖范围是华北和东北的通商和涉外事务，但举凡这个时期全国的军事、外交和各种自强新政或洋务几乎都离不了他，因此，洋务运动的一切错误他都难辞其咎。但他是超值奉献，有违“思不出其位”的古训。而由于他不是清廷最高领导层的主要成员，其功过得失更要注意具体分析。例如，在三个致命错误中，科举僵而不死便违反了他的意愿。他的见识和胆略也比奕訢等人略高一筹，可以设想，如果他有足够的权力，洋务运动的情况可能好一些。但正如梁启超所说，他也不是什么学识高超气魄雄伟能开创历史新局面的英雄，所以我才说他不过是庸众中的杰士。友：仁兄把领导核心的软弱、平庸视为洋务运动失败的基本原因之一，似有过分强调个人作用之嫌。袁：历史哲学是历史经验的总结，不能倒过来让历史事实适应你头脑中的固有观念。同时，在这些现象后面，其实蕴含着制度、文化等一系列问题。四亿多中国人在历史转折的关键时刻让一些庸人和小人统治了７０年而无可奈何，这就是中世纪专制统治的罪恶。千万不能忽视这个领导层问题。李鸿章倒有点切身体会，他在给他的老师曾国藩的最后一封信中意味深长地说：“惟中国政体，官与民、内与外均难合一，虑其始必不能善于后。……有贝之财、无贝之才不独远逊西洋，抑实不如日本。日本盖自其君主持，而臣民一心并力，则财与才日生而不穷。中土则一二外臣持之，朝议夕迁，早作晚辍，固不敢量其所终极也。”（李鸿章：《复曾相》，同治十一年正月二十六日，全集《朋僚函稿》卷十二第３-４页。）这里揭示了洋务运动兴起之初就遇上两个问题：一是洋务运动是“外臣”即地方大员发动的，运作中困难重重；二是这些困难归根到底来自“政体”，这也是中国“不如日本”的原因所在。这些见解深邃而引人深思。　摧残人才、压抑生机的政制友：你的意思似乎把政治体制看作洋务运动失败的基本原因。袁：这个运动失败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没有及时改进当时的政治体制确是失败的基本原因之一。国家是社会的主要管理机构，它的性质和运作方式对国民的行为方式的影响非同一般。察觉当时的政体有急待治理的毛病不自李鸿章始，冯桂芬早就指摘“君民不隔不如夷”。（冯桂芬：《制洋器议》，《校邠庐抗议》第７１页，光绪丁酉新宁明善社校刊。）我也不想在这里重述郭嵩焘、李善兰、郑观应、王韬等人对清代政制痼疾的揭露和学习西方政制的建议，这里要弄清的是政治体制与洋务运动的失败有什么关系。第一，决策错误无法及时纠正。洋务运动的许多错误不是事后才为人所知的，往往是有些见识的大臣已一再向朝廷提出而被拒纳。突出的如科举，如将鸦片战争以来文武官员揭露其荒唐要求改革的言论收集起来，真可编成厚厚一本《科举纠谬录》。可是言者谆谆、听者藐藐，国之大事、多少人的青春都轻轻付诸东流了。又如，从康梁等维新运动领袖到当代史家都认为洋务运动所以失败的主要原因在于学西方没有抓住根本，其实，在康梁以前十多年乃至二十多年，大臣们已一再向慈禧揭示西方富强的真谛，提醒朝廷不能舍本逐末。除了笔者已说过的郭嵩焘的奏议外，光绪元年（１８７５），任军机大臣已达１７年并一直兼任总署大臣的文祥上疏密陈大计时已指出：“说者谓各国性近犬羊，未知政治，然其国中偶有动作，必由其国主付上议院议之，所谓谋及卿士也；付下议院议之，所谓谋及庶人也。议之可行则行，否则止，事事必合乎民情而后决然行之。自治其国以此，其观他国之废兴成败亦以此。傥其国一切政治皆与民情相背，则各国始逞所欲为，取之恐后矣。……夫人必自侮而后人侮之，物必自腐而后虫生焉。”（《文祥传》，《清史稿》卷３８６，第１１６９１页，中华书局１９７７年，北京。）其对西方错误认识的澄清、反求诸己要求解决政府与人民关系等建议不是已触及根本了吗？１８８４年，两广总督张树声在自己的遗摺中把意见说得更为明白：“夫西人立国，自有本末，虽礼乐教化远逊中华，然驯致富强，具有体用。育才于学堂，论政于议院，君民一体，上下一心，务实而戒虚，谋定而后动，此其体也；轮船、大炮、洋枪、水雷、铁路、电线、此其用也。中国遗其体而求其用，无论竭蹶步趋，常不相及。就令铁舰成行，铁路四达，果足恃欤？”（张树声：《遗摺》，《张靖达公奏议》卷八第３３页。）尽管在中国这些也已不是创见，但如此明确地上达朝廷，如被采纳，洋务运动就会发展成为全面改革中国经济、政治和教育制度的维新运动，中国近代史可能因此而改写。不幸，结果是石沉大海，依然无补费精神！同时，他把那么重要的话留待快断气时才说，也是耐人寻味的。第二，有为之士人人自危，不愿说真话。在专制政体下，官员们的荣辱乃至生死都掌握在上司特别是最高统治者手中，随之而来的是这些官员的精神状态通常都处于程度不等的自我压抑之中，这是他们缺少足够安全感的必然结果。特别是那些有为之士，他们或是不愿人云亦云，或是不满现状，免不了有所指摘乃至改进和革新，或是乐于接受外来新事物，如此等等的言行有一共同特征就是必须冒犯现存秩序及维护现状的庸惰人物，而后者往往都有大小不等的权势，在专制统治下足以威胁他们不喜欢的各色人等。可是，在历史转折的关键时刻，因循守旧必然堕入深渊，任何权势都无法禁止人们思考，于是，专制淫威下特有的官僚心态便随之泛滥。这种病态心理突出地表现在官员们竞以不讲真话相劝勉。曾国藩便一再叮嘱其弟子和部属：“惟末世气象，丑正恶直，波澜撞激，仍有寻隙报复之虑。苟非极有关系，如粪桶捐四千万之类断不能不动色相争，此外少有违言即可置之不问。”（曾国藩：《复李宫保》，《曾文正公全集.书札》卷二十四第３９页）“阁下虽可奏事，但须十分谨慎，不可乱说一句。若任意妄说，言不当理，或触圣怒不准再奏，则反失台端之体面，又负鄙人之期望矣。”（曾国藩：《复鲍爵军门》，同上卷三十第４３页。）曾国藩不是以狡诈名世之辈，这是他从生活中学会的自我保护机能。“天威难测”，以言获咎，朝为座上客，暮为阶下囚的事例屡见不鲜。同治四年（１８６５）他就曾记下其老朋友刘蓉的遭遇：“邸报中见霞仙以本年复奏一疏降调，以此名奏议而反以获谴，颇不可解。”（《曾国藩全集》日记（二）１１８０页，同治四年八月十七日。）身处这样的环境，直言不讳便等于不识时务了。这不是曾国藩一人的感受。李鸿章走出曾氏帏幕领兵援沪之初谈到自己的心情：“自兹以往，不欲蹈习官样，又未便率性而行。希庵以从容二字、节相以深沈二字、幼公与执事又以勿急相戒，当奉为枕中秘。往岁，胡文忠期为淮扬之行，先赠以懵懂诀，若参用之，或有一当。”（李鸿章：《复李黼堂方伯》，同治元年三月初二日，全集《朋僚函稿》卷一第９页。）说得通俗一些，这些大官们的从政经验竟是：努力掩饰自己！这种心态发展到极端便是深恐身家性命难以保全的恐惧感。攻下金陵后，曾国藩便急急忙忙将１２万湘军遣散１０万，兄弟俩一再要求解甲归田，无非是惧怕功高震主，蓄意让权避祸。“窃观古来臣道，凡臣工皆可匡扶主德，直言极谏，惟将帅不可直言极谏，以其近于鬻拳也。……故弟自庚申忝绾兵符以来，夙夜祗惧，最畏人言……尤觉梦魂悚惕，惧罹不测之咎。”（曾国藩：《覆黄嗽侍郎》，《曾文正公全集.书札》卷二十六第２页。）这就是曾国藩的自白。将武装散去是不是就安稳一些呢？看看他自己怎么说吧：“大约凡作大官，处安荣之境，即时时有可危可辱之道，古人所谓富贵常蹈危机也……平时辞荣避位，即为安身良策；乱世仅辞荣避位，尚非良策也。”（曾国藩：《致澄弟》，同治六年二月初五日，《曾国藩全集.家书》（二）１３２４页。）只要安危荣辱系于一人之口的专制统治存在一天，这样的病态心理就必然笼罩大小官僚，令他们无法安宁。曾国藩死后，李鸿章曾坦率地承认自己“顾影自危”。（李鸿章：《复彭雪琴宫保》，同治十一年五月十六日，《全集.朋僚函稿》卷十二第１５页。）权倾一时的两位首要地方大吏尚且如此，其他官员不问可知。在最需要集思广益的历史转折关头，官员们却如此压抑消沉，其负面作用显而易见。当时也有集体讨论的制度，最重要的国事往往开王大臣会议讨论，至于一般奏章交各部讨论更成了日常惯例。有的人有意无意地美化中世纪专制政制，誉之为民主传统，其实两者风马牛不相及。民主离不开法治，包括参与者人身尊严及其他权利必须有足够的保证，这与独裁者君临九州而咨询臣下是截然相反的。传统戏曲你总看过一些吧？臣子说话，一言不合，皇上开金口：推出午门斩首！于是魂归黄泉。这不是捏造出来的，此类事件史不绝书。慈禧就是其中好手。例如，１９００年吏部侍郎许景澄、太常寺卿袁昶上奏反对信崇邪术、误国殃民，就被慈禧当场下令斩首弃市。恭亲王奕訢的前后变化也是个典型例子。上面已经说过，他本来就不是很有气魄的政治家，但从政初期还是有些作为，支持办洋务、图自强，颇具人望。后来每况愈下，也与专制独裁统治的摧残密不可分。他曾四次被撤职赶出军机处（１８５５、１８６５、１８７４、１８８４），又四度复出，兼领军机处和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但几经折磨，锐气便销磨殆尽了。“既而恭亲王以阻圆明园工程忤旨斥罢，文祥涕泣，偕同列力谏，几同谴。恭亲王寻复职，而自屡遭挫折后，任事不能如初。”（《文祥传》，《清史稿》卷３８６，第１１６８９页，中华书局。）比《清史稿》的这个论断更为尖锐的是李鸿章一再忧心忡忡地说：“总署诸务无人主持。”（李鸿章：《复沈幼丹制军》，光绪四年十二月初八日，《全集.朋僚函稿》卷十八第２５页。）“枢府只高阳（指李鸿藻）秉笔，洋务甚为隔膜，时局亦大可虞。”（李鸿章：《复曾 刚星使》，光绪六年四月初五日，同上卷十九第２３页。）言下之意是恭亲王已形同虚设，他在同治初年痛斥反对设立同文馆的顽固派的那股英气早已消散。两者互相参证，不难理解一个青年政治家是如何被摧垮的。一个亲王尚且如此，其他人就更不必说了。友：你这个看法不能令人完全信服，清流派不是挺敢说话吗？袁：除哑巴外，人生下来都要说话。问题是你说的是什么话。大凡在专制政体下，维护固有体制和观念的话大讲大写均不会有什么危险。清流派扮演的正是这一类角色。（后来有的转化为洋务派，则已实现了角色转换。）如果你讲的是革新，要触动现存秩序，那就有点危险了。而社会要发展，却非日新又新不可。在１９世纪中国，学习西方，全面革新政治、经济、文化，已经成了救亡图存的必由之路，有识之士却人人自危，不敢讲真话，革新哪能不落空呢？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易卜生的《国民公敌》，那说的是社会舆论对先进思想的扼杀。类似晚清以专制政治权势震慑臣民、不容他们畅所欲言的现象在１８世纪以前的西欧也屡见不鲜。中外历史都证明，以宽容的态度对待各种不同意见是随着文明程度的提高并建立了相应的民主和法律保障制度后才确立的。历史的积垢成了富强路上的障碍，洋务运动的领袖们不敢冲击专制政治这一类障碍，只落得在其重压下呻吟的下场，历史的进程也被延误了。还是让我们看看专制政治体制带来的其他消极作用吧。第三，官商关系紧张，经济发展处处受阻。官府存在之日，总有贪污受贿等事发生，古今中外概莫能外。但在晚清，这类现象却具有末世王朝所独有的疯狂性。除了一般的贪污受贿外，当时独有的现象是同厘金制度相结合，组成处处盘剥、敲诈商人的网络。现代商品经济发展离不开统一的国内市场乃至世界市场，而处处设卡征厘却把市场分割为大小领地，令商品流通寸步难行。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初期因本身的弱小亟需本国政权的扶持、保护，晚清中国商人不但得不到这种助益，反而备受折磨，往往被迫依附于外商，利用官府惧怕洋人和外商的特权（如半税）分润若干残羹剩饭。清政府是在戊戌维新特别是义和团事件以后才真正走上鼓励发展工商业的道路的。从洋务运动开始至甲午战争，在商人利益得不到法律保护而官员们又贪婪成性的情况下，官商关系往往处于对立状态，突出表现之一是好些兴办企业的申请都得不到批准。１８７３年初，在谈及轮船招商局的时候，李鸿章写道：“尊论以闽粤人财雄力厚，或能效其所长，角逐取利，确乎不易。津郡粤商，久经禀求，因赀力不厚，未敢妄允。”（李鸿章：《复孙竹堂观察》，同治十一年十二月二十日，同上卷十二第３７页。）于是，７０年代已有可能发展起来的民营轮船运输业就因李氏的压制而丢失了机会。纺织业等也出现过类似的情况。同时，以热心洋务著称的李鸿章尚且如此，其他大小官员对工商业发展的阻遏更所在皆有。与此相联系，商人也对官方颇不信任。突出的表现在他们宁可把自己的资金搭附在洋人所办的企业中，也不愿向官办企业参股。据１８７３年至１８８８年间轮船招商局等七间官办企业招收商股的情况统计，仅完成原定招收金额的２５%（许涤新、吴承明：《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二卷第４３９页），在当时这是普遍性的现象。用曾国藩、李鸿章的话来说就是：“中国殷商每不愿与官交涉。”（《同治十一年五月十五日李鸿章摺》，《洋务运动》（五）第１２３页。）　文化封闭的必然恶果友：领导的平庸、政体的滞后而不思改革，这些都是现象，你还没有解释为什么会产生这些现象。按老兄所说，曾国藩、李鸿章都有点能耐，他们手中的兵是当时最强的，如果他们敢于夺取政权，自己做皇帝，办洋务处处掣肘的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袁：这确是引人深思的问题。不妨就从曾国藩、李鸿章为什么不当皇帝说起。野史中有不少记载，说有一些人曾先后鼓动他们做皇帝。曾国藩不愿干这事，原因比较简单：一是打败太平天国后他的健康情况恶劣，征剿捻军、处理天津教案都因病体不堪重荷而不得不让位给自己的高足李鸿章，更不可能有多余的精力去发黄袍加身的美梦；二是他受儒家思想的束缚很深，没有胆量干这种被目为大逆不道的事；三是清廷也有所准备，好些史家都说过清政府在玩弄分而治之的古老手法，例如扶植左宗棠以牵制曾氏，等等。不过，在满汉矛盾尖锐化的情况下，后一困难不是不可克服的，因为当时八旗兵已腐朽不堪，湘淮军的大部分都尊重曾氏的领导。前两因素才是主要障碍。李鸿章年富力强，淮军是剿捻结束后支撑清帝国的主要武装，如果他真想当皇帝，成功的可能性是存在的。那么，是不是李鸿章当上皇帝上述问题就随之解决，洋务运动就会成功了呢？我想问题没有那么简单。领导层的状况是由特定的文化氛围决定的，连李鸿章也逃脱不了社会环境的制约。英雄豪杰当然可以在历史上起重大作用，但英雄豪杰本身的面貌就是由他们赖以存在的社会环境铸造出来的。李鸿章为什么不敢图谋推翻清帝国？他是中国传统教育的产儿，忠君事上的思想早已深入脑髓，同时，从１８７０年调任直隶总督至甲午战败是他毕生的颠峰期，而全国恰好处于相对安定状态，即使他有做皇帝的野心也不敢轻举妄动。洋务运动的失败主要不是由于某一个人的权力大小，而在于当时的社会文化状况。前面谈到的三大失误都离不开这条。例如，为什么洋务运动的领袖们热衷于官办经济呢？恭亲王在洋务运动兴起后写下一段很有意思的话：“守国之道则在于行政而得民。国之安危视乎政之得失。若君弱臣强，国柄下移，欲政令之行，胡可得也。国以民为本，苟无民，何有君？若公室日瘠，厚施在家，欲无失其民，弗可得也。”（奕訢：《女叔齐知礼论》，《乐道堂文钞》卷三第３０页。）他从《春秋左氏传》中汲取政治智慧，一个难以解决的矛盾便出现在他面前：既要得民、富民，又要防止私室势力过大，“厚施在家”。囿于古训，他无法理解新时代的“民”，于是，让私人资本主义自由发展的疑虑便不能不横亘于心了。李鸿章热衷于官办和官督商办企业，其指导思想的实质同奕訢一样也是出自对“民”的不信任，差别仅在表现形式有些不同。首先是他要按照中国自古以来的传统，坚持官府控制一切。在兴办轮船运输这一类民用企业之始李鸿章就提出：“目下既无官造商船在内，自无庸官商合办，应仍官督商办，由官总其大纲，察其利病，而听该商董等自立条议，悦服众商。”（李鸿章：《论试办轮船招商》，同治十一年十一月二十三日，《李文忠公全集.译署函稿》卷一第３８页。）他所坚持的原则是不论官方有无投资，都应由官处于领导和监督的位置上，掌握大政方针，否则就会利病不分！误国误民的官督商办就是这样发明出来的。其次，他不相信离开官方私商能筹集足够的资本开办企业和管理好企业。“若赖商赀，开办未必有成。”（李鸿章：《复王补帆中丞》，同治十三年十一月二十四日，《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卷十四第３４页。）翌年在商议开采煤矿时，他又借用盛宣怀的话说：“若归商办，久恐争得滋弊，请官为筹本督办。”（李鸿章：《复玉甫中丞》，光绪元年十月二十三日，同上卷十五第２９页。）虽然由于清政府财政困难及官办企业的弊端日益暴露，李氏的思想也有所变化，但上述观点一直是洋务运动的重要指导思想。友：在这个问题上，李鸿章的思想是不是有点混乱？袁：所有洋务派成员都是新旧参半的人物，同各类过渡型人物一样，他们的思想乍一看来也是斑驳陆离。但无序的背后是有序，问题在于人们有没有能力透过混乱的表象寻找内在的规律。人的行动是受思想支配的，李鸿章比许多同时代的大小官僚高明之处，在于他以比较开放的心态对待来自西方的新思想和新事物，而且愿意纠正自己的已经过时的观念。办厂、开矿、造船、买炮、铁路、电报、公司、银行、洋学堂，这些是他先后接受的新事物，也是洋务运动的基本内容。他甚至反对在道器、体用等问题上纠缠不清，强调“道之中未尝无器，器之至者亦通乎道。设令炎帝、轩辕复生于今世，其不能不从事于舟车枪炮机器者，自然之势也”，要求“于外人所长，亦勿设藩篱以自隘”。（李鸿章：《答彭孝廉书》丙子（１８７６年），《李文忠公遗集》卷五第１２－１３页。）他自己也确实没有坠入自我禁锢的魔道。直至１８６７年他还认为铁路、电报“此两事有大利于彼，有大害于我”（《同治六年十二月初六日李鸿章奏》，《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五十五），而在７０年代以后他却成了最积极的鼓吹者和主持者。李鸿章学习西方的动力是企求国家富强的爱国热忱与睁眼看世界的实事求是精神。有些史家喜欢骂李鸿章卖国，在我看来一没有骂到点子上，难以令人信服，二是轻轻放过了更应受到历史严厉审判的反对学习西方的人物。从深层次的文化观念上看，李鸿章等洋务派的失足处之一，在于没有实现官为主体的专制统治观念到民为主体的现代观念的转变。友：这不是要求太高了吗？袁：我的意思不是说一定要民主主义者才能成为经济现代化的领导者，而是从比较宽的意义上去理解，民的权利要有适当的保障，要令他们有足够的活动空间。现代商品经济以市场和利润的信息为最高指令，如果处处要按长官意志办事，只能陷入难以脱身的泥淖。洋务运动中官办和官督商办企业也有几个是办得较好的，但从整体上看却给官僚病折磨得奄奄一息。从郭嵩焘一个建议的遭遇也可以看出这个病症的文化背景。１８７５年他上奏提出四条海防“本源之计”，核心是学习西方“国家大政，商贾无不与闻”的精神，“急通官商之情”，造船、制器均依靠商人去办，官有轮船也交给商人去经营，因为商人“出入海道，经营贸易，有计较利害之心，有保全身家之计”，“使官专其事而烦费日甚，库款之支发日穷，使商人公其利而造船日多，各海岸之声势自壮。”（郭嵩焘：《条议海防事宜》，《郭嵩焘奏稿》第３４１－３４２页，岳麓书社。）在这次海防大讨论中这是水平最高的一份奏议。奕訢等人承认它“语有可采……非比空言”（《光绪元年三月二十一日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奕訢等奏摺》，《洋务运动》（一）第１３６页），但在他们所拟的总结性的文件中，各大臣所提建议均分门别类有所交代，惟独对郭氏的奏议只写了这么一句：“郭嵩焘所谓官民上下通筹合力，及去弊求速、立志求坚、任贤求专、收功求缓，亦系持久之计。”（《光绪元年四月二十六日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奕訢等奏摺附单》，同上第１４９页。）至于郭氏建议涤除官办之大弊及支持商办之大利则统统被抛到九霄云外去了。这不可能是偶然的疏忽，唯一合理的解释是它与官为主体的传统观念格格不入。至于科举制度改革的阻力来自文化，这是显而易见的。大小官僚及广大士子所学就是这些，为什么要自讨苦吃改弦易辙呢？还要看到，即使是已经迈出的改革教育的重大步骤也因遇到文化障碍而半途而废。例如，召回留美幼童是世界教育史上罕见的大丑闻，在这件事上没有必要多费唇舌去责备那些顽固派，因为他们从来就反对一切学习西方的举措，此事的成败都不取决于他们。奕訢、李鸿章曾不顾朝野内外的反对，促成了这一学习先进文化的重大措施，为什么他们却顶不住舆论压力、竟然决定把这些学生撤回呢？最根本的原因在于他们的文化观本来就是矛盾的。奕訢所以要把学生悉数撤回，是因他同意驻美公使陈兰彬的意见：“是外洋之长技尚未周知，彼族之浇风早经习染。”（《光绪七年五月十二日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奕訢等奏》，《洋务运动》二第１６６页。）李鸿章也认为主张撤回者“立言为公”，“幼童出洋一事，糜费滋弊，终鲜实效”。（李鸿章；《复陈荔秋星使》，光绪五年六月十九日，《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卷十八第３１-３２页。）在这样的心态指导下，系统学习西学是不可能的。其次，他们的目光短浅，竟担心学习西学的人多无法安置。派幼童出洋一事尚在筹划中，李鸿章已向曾国藩提出：“出洋幼童九十名……分给总署及南北译馆、机器局应用，转相传习，亦可生生不已，否则人多费巨，学成无差无官可以遍为位置。”（李鸿章：《复曾相》，同治九年十二月十七日，同上卷十第３２页。）稍后又说：“已去九十人，将来学成，似亦敷用，俟今夏一批启行后，应饬道局通盘筹画，议请截止。”（李鸿章：《复李雨亭制军》，同治十三年四月初二日，同上卷十四第１页。）偌大一个中国，有９０个留学生便足够了，这就是洋务运动领袖人物的眼光，这也是坚持官为主体的悲哀：在冗员山积之际，衙门早已人满为患，又哪里去找多余的乌纱帽给他们戴呢！以这样的文化思想为背景，期望洋务派能像日本那样推行新学制就有点不切实际了。不思改革国家机构也与文化有密切关系。翻开容闳的自述《西学东渐记》，不知你有没有注意到一个有趣现象：在戎马倥偬的天京，他没有忘记建议太平天国培训行政人员，组建现代意义的国家机关。而在洋务运动时期，他同曾国藩、李鸿章、丁日昌等人的关系远比太平天国领袖密切，却闭口不谈这个问题。（参阅容闳：《西学东渐记》第５６-５７、８６-８７页，湖南人民出版社。）一个合理的解释是：当时社会的气氛根本不适宜提出这类建议。当时，了解现代西方的中国人有如凤毛麟角，但在保守的文化氛围中，他们往往处于孤立和受贬抑的状态。他们主要由两类人组成：一类是留学生，他们回国后大部分在技术岗位上奔忙，却对社会和国家的改革保持沉默。严复就是其中的典型，１８７９年回国后，他先后在福州船政学堂、天津北洋水师学堂执教，埋头培养海军人才，直至甲午战败，才忍无可忍奋笔写下惊雷闪电般的几篇雄文。另一类是外交官，郭嵩焘、曾纪泽、黄遵宪、薛福成等人是其中佼佼者。郭嵩焘从英国归来，许多明达之士都寄以厚望，但在十分压抑的气氛中，他甚至不愿到北京办理例行的销差手续，迳自回家归隐。其他几位处境略好一些，可也没有人想到在内政的改革上认真听听他们的意见。直到戊戌，黄遵宪才有机会在湖南小试牛刀，但也如昙花一现。１９世纪初，龚自珍已深感中国处于“衰世”，“左无才相，右无才史，阃无才将，庠序无才士，陇无才民，廛无才工，衢无才商，抑巷无才偷……薮泽无才盗，则非但鲜君子也，抑小人甚鲜。当彼其世也，而才士与才民出，则百不才督之缚之，以至于戮之。”（龚自珍：《乙丙之际箸议第九》，《龚自珍全集》第６页，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５年。）太平天国以后，中国依然在这样的衰世中沉沦。从文化上看，就是传统文化已经衰败，而新的文化仍是零落的幼芽，于是，满眼都是庸众，在此基础上登上权力最高层的通常也只能是一群庸人。友：经济是基础，恐怕不能光在文化上兜圈子。袁：最终的决定性因素当然是经济，但经济、政治、文化三者是解不开的连环扣。以自给自足为主要特征的自然经济，专制政治，以儒家为主干的文化，三者在中国大地上交错缠结已经几千年。时至１９世纪，历史已不容许中国悠闲地等待自身经济缓慢地变化再带动整个社会前进，必须找到一个新的启动器，这就是西方现代文化的滋润和冲击，因为当时世间只有西欧和北美实现了现代化。谁能以开放的心态了解这些人类文明的新成就并结合本国的实际去应用，谁就成为领导本国走出困境的巨人。“心无力者，谓之庸人。”（龚自珍：《王癸之际胎观第四》，同上第１５页。）我说洋务运动的领袖们平庸，就在于他们对外部世界的了解非常有限，头脑空虚，没有汲取人类文明新成果以改造自己国家所必须的知识和胆略，而这又与中国文化的排他性密切相关。友：老兄的嘴巴走火了！翻翻时下的报刊吧，都在竞相赞扬中国文化宽广博大，善于吸收世界各民族之长！袁：中国传统文化的内容非常丰富、复杂，人们可以从各个不同的角度去分析、概括。在中国历史发展的长河中，不但境内各民族在文化上互相交融，而且也汲取了不少世界其他国家的文化。可是，不论先秦汉唐的儒家还是宋明以后的儒家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即都是在坚持自己理论体系的基础上去吸收别家之长的，其核心观念绝对不容怀疑或更改。从这个基本点来说，其排他性是非常强烈的。从１９世纪以来中华民族走过的道路所以如此曲折，付出代价之巨令人不堪回首，不能说同这个抱残守阙的弱点没有关系。明治维新的《五条誓约》之一是“求知识于世界”（《明治维新基本文献史料选译》，《明治维新再探讨》第１６８页），而同一时期清帝国朝野上下却仍把“以夷变夏”看作离经叛道的滔天大罪，真正认真考虑学习西方之长已经是２０世纪以后的事了，而且还不时涌现千奇百怪的障碍。中日两国都有过闭关锁国的历史，为什么后来的差别却如此之大呢？在１９世纪中叶以前约二百年期间，中日都采取锁国政策，但西学仍然通过一定的渠道在日本传插。１７４４-１８５２年的１０８年间，日本翻译西方书籍的学者共１１７人，译书约五百部，这相当于中国在戊戌维新前翻译西书的总数。中国在时间上晚了约半个世纪，而就从事翻译工作的知识分子说来，加上外国在中国的传教士也远远达不到日本的水平。（拙著：《中国现代哲学史稿》（上卷）第６３页，中山大学出版社１９８７年广州。）在此基础上，中国产生足与福泽谕吉、中江兆民等媲美的启蒙思想家也约迟了半个世纪，而出现能同伊藤博文、大隈重信等并列而无愧的政府大员则更要晚得多。洋务运动是近代中国第一次以富国强兵为目标的现代化运动，它在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两方面都对中华民族的发展有过不可磨灭的贡献。提到睁眼看世界，就不能不想到北京同文馆、江南制造局等洋务机构的译书。轮船招商局、江南造船厂等甚至迄今仍在香港、深圳蛇口和沪滨闪光。诸如此类开风气之先的业绩，铭刻着筚路蓝缕的开创者的历史功勋。可是，从全局看它是失败了的实践，而这个现代化良机所以丧失，说到底是由于历史积垢的重负，是中国传统文化封闭性产生的恶果，创巨痛深。强者永远注视着未来。愿中国人永远以宽阔的胸怀去拥抱世界，愿打开了的国门永远不再关上！第十二章 慈禧、康有为的两面性及其启示　百日维新，百年沧桑。百年前的戊戌变法既是系统改革的英勇尝试，又是近代中国第一次启蒙运动(维新思潮)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个影响深远的政治和思想文化运动仍有不少问题有待深入研究，窃以为甚至当前的一些思想文化争议亦可从当年的成败中得到有益的启示。　从谁是罪魁祸首谈起是谁断送了戊戌维新？这是史家们至今仍聚讼不已的问题。政变是慈禧的断然措施，老佛爷自然难逃罪责。不过，百年来不断有人为她辩解。史家们认为，没有慈禧首肯，光绪皇帝根本不敢干这么大的一件事，包括《定国是诏》在内的不少“圣旨”下达前都曾送慈禧审定。康有为呈递的变法条陈和《俄彼得政变记》、《日本变政考》和李提摩太等撰译的《泰西新史揽要》、《列国变通兴盛记》均曾由光绪帝“恭呈慈览”。（孔祥吉：《百日维新失败原因新论》，《戊戌维新运动新探》，360页，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百日维新期间，光绪帝曾12次专程赴颐和园朝拜慈禧，这些会见绝不仅是礼仪性的。越来越多人认为，把慈禧说成完全因反对维新而发动政变，最少是把复杂的历史事件看得过于简单了。康有为是戊戌维新的领袖和主要策划者。除了坚决反对变革的顽固派訾之为大逆不道外，在支持或同情维新的人士中，指摘康氏把事情办坏了的也大有人在。对康氏的指摘集中在这么几点：1.不顾客观条件，不分主次，冀图短期内“全变”。百日维新期间发出有关的“上谕”竟达110多件，绝大部分成为各级官员奉而不行的具文。2.重符号，轻实质，重形式，轻内容，在时机不成熟的情况下轻率地侵犯传统的神圣符号，授人以柄。他认为只要皇帝驾临乾清门，召集各大臣在此宣誓，“令群臣签名具表，咸去守旧之谬见，力图维新。……重罚一人以惩其后……一日之间，风云俱变，更月得数诏颁下，则海内皆动色奔走矣。”（康有为：《请御门誓众摺》，汤志钧编：《康有为政论集》，292页，中华书局1981年，北京。）服式、发式、纪元都是无足轻重的形式，但在中国文化传统中却一贯视为神圣不可侵犯乃至包含某种神秘意义的象征。清帝国建国之初便有“留发不留头”之说，那条辫子尤其敏感。时至9月，维新事业已岌岌可危，康有为偏偏郑重其事上书，请求“皇上先断发易服，诏天下，同时断发，与民更始，令百官易服而朝”，并“大集群臣誓于天坛太庙，上告天祖，下告臣民……即以今年改元为维新元年”！（康有为：《请断发易服改元摺》，《康有为政论集》，369页。）他甚至鼓动皇帝把国号改为“中华二字”。（康有为：《请君民合治满汉不分摺》，同上，342页。）这些虽未被光绪皇帝采纳，但已流言广布，徒增阻力。诸如此类稚拙言行，无非表明他缺乏一个政治家应有的驾御全局的才能。3.在康氏“以皇上之圣武行之，中国之强，可计日而待也”等取快一时的言词鼓动下，光绪皇帝在条件不成熟之时匆忙裁减和严厉处理官员，四面树敌，没有通盘筹划和妥善安置、耐心说服，突然下令裁去一大批闲散衙门和冗员。有知情者写道：“戊戌变政，首在裁官，京师闲散衙门被裁者不下十余处，连带关系因之失职失业者将及万人，朝野震骇，颇有民不聊生之戚。”（陈夔龙：《梦蕉亭杂记》，中国史学会主编《戊戌变法》(一)，485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加上各地亦有不少官员面临被裁的威胁，一下子把众多官员推向反维新阵营。与此同时，因礼部主事上书受到压制，把该部满汉尚书和其他主要官员全予革职，新旧矛盾更加激化，本已势孤力单的维新派陷于日益孤立的困境。4.热衷于军事政治投机，没有切实做好基础工作。任何有显著成效的改革必然以思想变革为先导。甲午战败后，办报、办学、组织学会的热潮虽然有助于一些官僚、士绅特别是年轻士人的觉醒，但这个基础非常薄弱，康有为等人没有以转变观念特别是“开官智”为中心环节，而把力气花在无益大局甚至极其有害的事情上去了：首先是混淆学术与政治，在并非必要的情况下主动去触犯主流社会的大忌，哗众取宠地鼓吹“托古改制”、“三世”说、“伪经”说，疏远了一大批有可能参与维新的大臣和士绅，引起革新派的冲突和分裂。（汪荣祖：《论戊戌变法失败的思想因素》，《晚清变法思想论丛》，台北联经出版社1983年。）再则致力于军事、政治投机，开创了近代中国的恶劣先例。与一些人的指摘相反，康有为及其追随者也在积极组织武装斗争。通过谭嗣同、毕永年，他们与三合会结合，冀图运用这一民间秘密组织的武力为政治斗争的手段。利用民间秘密组织在中外历史上屡见不鲜，问题在于是不是以思想教育为基础，把这些民间会社作为组织下层民众的手段。如果缺少切实的思想教育，这些举动就不过是政治权谋。就现有史料看，康有为不过是打算利用他们作为拘禁慈禧的工具。最足以体现康氏军事活动性质的是他们对待军事将领的态度。在改革迟滞不前之际，康有为等人不是冷静地分析全局，而是把阻力完全归结为慈禧一人，于是一个铤而走险的密谋付诸实施：勾结武将，兵围颐和园，捉拿慈禧，民间武装则作为辅助力量。拉拢的对象有三：淮军首领聂士成、甘军头子董福祥、新建陆军督练官袁世凯——要是说袁世凯参加过强学会、与严复时相过从、有过同情和支持改革的表现的话，董福祥可是忠实的顽固派。拉拢的手段是许以高官和其他利益。这些情况充分表明，他们已把赌注压在军事投机上了。实施的结果是众所周知的：谭嗣同与袁世凯谈判，袁氏虚与委蛇。慈禧接到密报，发动政变，悲剧结束。（毕永年：《诡谋直纪》，《近代史资料》第83号；胡思敬：《戊戌履霜录》；王照：《关于戊戌政变之新史料》；《戊戌变法》(一)、(四)，上海人民出版社。）不能轻视康氏这些作为的影响。翻一翻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史，人们不难发现康有为等人的这些活动方式(包括他们后来组织的自立军和暗杀活动)一再为包括孙文、蒋介石等在内的后来者所仿效，不少“起义”靠的是绿林好汉或会党，而在“国民革命”旗号下的颇多活动(不是全部)不过是纵横捭阖的游戏，结局是一再高喊革命，一再“尚未成功”。这些观点不无道理，且认同者越来越多。不过我们还应进一步追问：这些历史现象背后蕴藏着什么？人们可以从中得到哪些不应忘怀的启示？　愚昧吞噬了生机无论怎么说总不能抹煞一个基本事实：政变是慈禧发动的。那么，慈禧究竟是维新的支持者还是反对者？要回答这个问题，必须对历史作全景式的观察。19、20世纪之交的清帝国接连发生了四件大事：甲午战败、戊戌维新、义和团、新政。这是密切相关的四件事，也可以说是一条因果链。史家们已注意到，维新不是从戊戌开始的。（闾小波：《论“百日维新”前的变法及其历史地位》，上海《学术月刊》1993年第3期。）甲午战败，人们痛定思痛，纷纷提出何以自处的问题，应向西方学习的呼声在朝野上下迅速蔓延。最有代表性的说法出自顺天府尹胡燏棻：“今日即孔孟复生，舍富强外亦无治国之道，而舍仿行西法一途，更无致富之术。”（《顺天府尹胡燏棻条陈变法自强之道》，《光绪政要》卷21，16页。）这个奏章比康有为发动的“公车上书”稍晚一些，但“公车上书”的各项主张在同时期好些大臣的奏章中也提出来了(如刘坤一、袁世凯、盛宣怀等)。更值得重视的是清政府对这种主张不以为忤，且发出“上谕”，把应兴应革各事归纳为16项，连同胡氏及张百熙、陈炽、康有为等人的七份奏章发给各大臣，要他们“悉心妥筹”、“实力讲求”。（光绪二十一年闰五月廿七日上谕，《光绪朝东华录》，3631页，中华书局1958年。）尽管有种种不足，但从甲午战败至戊戌变法前的三年间，清帝国在学习西方、除旧布新方面确实迈出了切实的一步，着重发展私营工商业开始成为朝野共识。与欧战使列强无暇东顾才使中国资本主义乘机发展的流行多年的观点相反，1894-1913年间中国的民族资本工矿业以平均每年15.3%的速度在增长。（许涤新、吴承明主编：《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二卷，682页，人民出版社1990年。）1897年，商营的中国通商银行经清政府批准成立，中国从此有了国人自办的现代银行。各地正在逐步设立促进工商业发展的商务局。在文化教育领域，九十种报刊破土而出，并出现了举办新式学堂的热潮。1895、1896年，清政府批准盛宣怀先后在天津、上海创办北洋大学堂(天津大学前身)、南洋公学(交通大学前身)，中国人开始有了自己的现代意义的大学。科举制度的改革日益成为大臣们议论的焦点之一，连以保守著称的荣禄也说“自火器盛行，弓矢已失其利，习非所用，与文科举时文试帖之弊略同”（《光绪朝东华录》，4015-4016页），要求逐步废止原有武举考试，以新式的武备学堂和京师大学堂取代。这个建议很快就被采纳了。（同上，4044-4048页。）大体说来，百日维新期间光绪皇帝打算推行的各项改革措施，除政治体制(如带国会雏形的开勤懋殿、准各级官员和百姓给朝廷上书)和政府机构改革等内容外，大都已着手进行。同甲午战争前连要不要修铁路都辩论十多年的状态比，朝廷明确地把学习西方作为国策，主流文化正在悄悄地起着非同小可的变化，而这些变化是在慈禧卵翼下实现的。作为儿皇帝的光绪亲政不久，对“圣母皇太后”奉命唯谨，大事都及时请示报告，没有留下什么对抗的记录。在和战问题上两人态度一致，说甲午战争中有帝党主战、后党主和之争的论断，不过是特定历史时期人们热衷于编造路线斗争史的又一案例。有清一代施政的最大变化莫过于二十世纪最初十年的新政。认真研究过这一段历史的学者大都认为，戊戌维新的各项未能实现的改革大都已一一付诸实施，有些方面且已远远超过当年的预期。其中影响最为深远的有两项：一是稳妥地废除了科举，为现代经济、科学技术、文化、政治的发展准备了必要的条件。二是开始系统地进行现代法制建设。《刑律》、《民律》、《刑事诉讼律》、《民事诉讼律》都已编成，《刑律》且已颁布实行，加上《各级审判厅试办章程》的实施，中世纪的行政兼理司法的体制终于废弃，迈出了司法独立、实行现代法制的第一步。这些法律（包括已编好而尚未颁布的法律）为辛亥革命后的政府长期沿用，影响极为深远。更引人注目的是，《商人通例》、《公司律》、《破产律》、《商会简明章程》、《大清银行条例》、《商标注册试办章程》等等商事单行法律的实行，为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必要的法制保障。这些新政是慈禧“垂帘听政”的成果，它意味着大清帝国古老的中世纪社会制度正在向现代社会蜕变。如果把慈禧生前已认可的预备立宪的有关措施包括在内，则困扰20世纪中国的最大问题——政治体制改革——也在设立资政院、咨议局及有关的请愿活动中露出曙光。这有力地表明，如果措施得当，慈禧可以支持向西方学习，促进国家的现代化，把她说成是维新变法的天敌没有足够的根据。可是，还有另外一个慈禧。这个慈禧在发动政变后虽然在“实事求是”的口号声中仍然准许学习西方的“实学”——科学技术，批准把部分书院改为新式学堂，在经济领域继续支持发展资本主义，甚至主动开放一些口岸，但是仍禁止言论自由，查封报纸，不准集会结社，不准一般官员和老百姓上书，不准改革科举考试办法，在思想文化领域大发专制主义淫威。也是这个慈禧，居然支持用最愚昧的神术“扶清灭洋”，甘冒天下之大不韪主动围攻使馆，主动向列强宣战，把敢于非议其蠢行的五大臣立即斩首，闯下八国联军入侵、首都再次被占、赔付巨款、几乎亡国的大祸。后面这个慈禧逆历史潮流而动，扼杀改革，杀戮志士。两个慈禧都是真实的。老佛爷为何有副阴阳脸？这既有社会制度性的原因，又有个性因素。前者是决定性的，但必然与偶然交错，非常复杂。慈禧不是孤立的个人，她是传统文化和教育制度培育出来的社会上层人士的代表。与稗官野史的描绘相反，她生长在一个富有的满族官僚家庭，养尊处优，入宫后也一帆风顺（徐彻：《慈禧大传》，29页，辽沈书社1994年），虽然少年时代没有受到足够的文化教育，执政初期出现过错别字连篇的笑话，但通过学习臣子为其编写的总结历代统治经验的《治平宝鉴》，学习书画，阅读小说、听说书和看戏，到了晚年，她居然敢自告奋勇给贴身女官补习中国文化了。无论在经典文化和通俗文化方面，她都具体而微地体现了中国士绅阶层所传承的中国文化。与此同时，在她身边还有一大批大臣和亲贵具体参与决策和施政，他们都是传统文化孕育出来的官僚。这些都是制约慈禧言行的决定性因素。当时的传统文化已形成僵硬的体系和制度，知识内容固定化、信条化，自我更新机制非常薄弱，且缺乏与异文化平等交流的传统，而它又是士阶层荣辱沉浮的基本凭借，令他们不敢越雷池半步，于是，整个国家必然出现制度性的群体愚昧。在这样的文化制度下，了解和吸收外来的先进文化通常是少数人的行为，且往往伴随着或大或小的风险。对外来文化深闭固拒，甚至用义和团式的暴力去对抗，都是这个制度的必然产物。症结在制度，但制度在一定条件下是可以改变的。慈禧在她执政的大部分时间里没能扮演这样的角色，那就要从个人品格中去寻找答案了。慈禧同中国历代多数帝王一样把维护个人的绝对权威和享受放在首位。为了享受不惜牺牲海防，这是众所周知的。而为了维护个人的权威，她也干了几件贻误国家的大事：一是挑选幼儿做皇帝，二是既违反清代不让女主垂帘的定制，又违反不准宗室参政的祖制，攫取最高权力，并把军机处的大权接连交给几位王爷，不管他们如何昏庸贪墨，只要忠诚恭顺就行。戊戌政变的直接动因与其说是政策之争，毋宁说是她察觉了康氏有针对她个人的举兵夺权的计划。事关最后决定权，她无法冷静地区分少数人的轻举妄动和关乎国家盛衰的改革。她大权在握，本来非常容易一面采取措施让这几个狂妄书生安静下来，一面稳妥地继续推进已经来得过迟的改革。慈禧不是安份守己之辈，不然就不会两次发动政变夺权了。但权力到手后，她却宁可守成——在原有制度下按部就班地运作。当臣下把意见比较一致、阻力不是很大的新措施呈请批准时，她会点头批准——从办同文馆、派幼童出国留学、建造船厂到清末新政都属这一类。于是，一个支持改革的慈禧便出现在历史舞台上。可是，就个人品格而言她是不思进取的人物。她掌握最高权力近半个世纪，既没有主动提出重大的施政措施，也没有认真更新和补充自己的知识(在她那个位置上有很多可供利用的渠道)，于是，她便不能不在历史上留下一连串因愚昧无知而贻误国家大事的记录。从60年代开始，有识之士一再呼吁要修铁路，但在破坏风水等愚蠢的反对声中，慈禧不敢支持。直至1881年才修成长约7英里的用于运煤的唐山至胥各庄的铁路，而且“虑朝议禁驶机车，乃声明以驴马拖载，始得邀准”（宓汝成：《中国近代铁路史资料》第一册，121页，中华书局1963年）——最初也确实是用马拖着车厢在轨道上跑，留下了世界铁路史上令中国人脸红的又一记录。70年代初，一些大臣已发现官办企业不在市场上求生存，是财政无法填满的无底洞，一再建议走西方的道路，把这些企业交给私商去经营。这个建议如被接受，19世纪中国史可能随之改写，不幸却被束之高阁。多年来不少有识之士都痛切地指斥过科举考试内容的陈腐和不切实用。明治维新前一年，丁日昌在应诏陈言中谈到士人“所用非所习，所习非所用”，建议把科举考试改为八科：“一曰忠信笃敬以觇其品；二曰直言时事以觇其识；三曰考证经史百家以觇其学；四试帖括诗赋以觇其才；五询刑名钱稻以觇其长于吏治；六询山川形势、军法进退以觇其能兵；七考算学格致以觇其通，问机器制造以尽其能；八试外国情事利弊、语言文学，以视其能否不致辱命。”（《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55。）这个建议既照顾了科举考试的原有基础，又有适应时代要求的重大改进，一旦采纳，晚清教育和人才选拔制度将发生根本性的变革，对整个社会的运作机制也会产生深远影响。慈禧对这个奏章却无动于衷。智慧之光一闪而过，愚昧的头脑里没有留下任何痕迹。在进一步探讨之前，不妨再看一段慈禧召见盛宣怀的记录：“上(慈禧)问：何谓学堂？奏对：是教习洋务之学堂，曾经奏过在天津、上海两处开办的。”（盛宣怀：《己亥年(1899)九月初二日奏对自记》，《盛宣怀未刊信稿》，279页，中华书局1960年。）1895、1897年盛宣怀先后创办了天津大学堂和南洋公学，在中国教育史上留下了辉煌的一页，两件事都曾奏请朝廷批准，也就是说得过慈禧认可的，这次召见时在1899年10月6日，政变已一年多，这一年全国已有中国人自办的学堂175所，遍布全国17省，且通常都曾上奏朝廷批准或知悉，此时此境老佛爷居然不知道“何谓学堂”，这不是把国事当儿戏吗？从几次夺权斗争的情况看，慈禧颇为果敢机敏。但从国家和历史发展的全局看，她又非常愚蠢。她随着潮流摇摆，没有主动驾驭全局。她的心思主要用在维护自己的权力和尊荣上去了。如果生在承平年代，她可以成为不坏的最高统治者，她的私欲也不比以“风流天子”著称的丈夫(咸丰帝)和儿子(同治帝)更厉害。可是她生不逢时，大转变的年代要有观念和知识的大更新，要有敢于冲破传统思想文化羁绊并有足够胆识的人物去开拓未来。她没有成为这样的人物，她的愚昧贻误了民族生机。她为什么不愿孜孜求知？专制制度的最高权力不受监督，没有经久不息的挑战，丧失了不断改进自己的内在动力。决定统治者个人品格的主要因素是文化和制度，没有强大的外在压力，很难改变专制统治者通常具有的不愿打破陈规、不求上进的惰性。对慈禧说来，是每10年一次的外来战争、惹下八国联军入侵这样的弥天大祸才使她走上推行新政的道路。这不仅是个人的悲剧，也是中国人为摆脱传统文化体系带来的愚昧所付出的代价。　教主与维新领袖的内在矛盾统治者的愚昧是可怕的，但这并不意味着改革一定失败。瓜分危机惊醒了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对西方了解的增加又提供了越来越清晰的参照系。机遇化为泡影不能简单归咎于客观，康有为等改革者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从公车上书到百日维新，康有为及其友人写下非常辉煌的一页。他们的历史功绩主要是推动了近代中国第一次群众性的启蒙运动。在四年中，这群来自民间的士人和中下层官僚组织学会、办报、办学、出书、演讲、上奏章……终于汇合成为震动朝野的文化运动和政治运动。除了历史条件为这次中华民族的觉醒提供了客观基础外，康有为等维新志士的献身精神和他们宣扬的思想的震撼力也是不可缺少的重要推动力。这个思想震撼力来自何方？他的学生梁启超认为其师的《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和《大同书》三部书是当时“思想界之一大飓风也”，“其火山大喷火也，其大地震也”。（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梁启超史学论著四种》，78页，岳麓书社1985年。）但当时《大同书》尚未出版，其余二书则颇具争议性，真正的震撼来自他们宣扬的西方先进思想。康有为的四次上书在社会上流传甚广，加上他的《日本书目志》以及梁启超《变法通议》等著作，《时务报》、《知新报》等与严复等人办的《国闻报》南北呼应，维新思潮形成席卷沿海波及内地之势。与此同时，康有为特地为光绪皇帝编写了《日本明治变政考》、《俄大彼得变政考》、《法国变政考》等书，用多位大臣名义上送了许多奏章，成为维新变法一系列“上谕”的直接渊源。这些论著不失为一代中国人学习西方先进思想的总结，不少观点和主张并非康氏首倡，但他集纳成系统，反复呼号，至是广为人知。一个维新领袖由是矗立于历史舞台。但在戊戌时期还有另一个康有为。这个康有为冀图创立自己的中国式的思想体系，把孔学推到国教的位置上，而自己则成为创立新孔教的马丁·路德。戊戌年春出版的《孔子改制考》、《春秋董氏学》和再版的《新学伪经考》(1891年初版)就是这一活动的代表作。从梁启超到当代学者都对这些著作赞声不绝，笔者却宁可赞同一些学者的否定意见，确信其负面价值是主要的。从学术层面看，这些著作牵强附会，可信程度很低。1889年后，受到廖平思想的影响，康氏改宗公羊学。这种学术思想的转向是可以理解的。在清代，公羊学的复兴是儒学内部的一个重要动态，当时的士人亦以平常心看待这一学术歧见，并未视为洪水猛兽。可是，康氏没有以学人应有的严肃态度去论证自己的观点，例如他认为董仲舒的《春秋繁露》独得孔子大道的真传，“然则是皆孔子口说之所传，而非董子之为之也”。（康有为：《春秋董氏学自序》，《康有为全集》(二)，630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宣布一部书是孔子口说的记录，这是学术史上的一件大事，证据何在？康氏似乎认为没有认真论证的必要，仿佛自己是口含天宪的圣人，他说是就无不是。他的《孔子改制考》等书一再引用荒诞不经的纬书为证，以早已确认为伪书的今本《列子》为论据，对一个以反“伪经”的旗手自居的康氏说来，这又是极不严肃的。也许有人会为之辩护，认为这些著作不能在学术上苛求，主要应从思想层面上去理解其在社会转型中的巨大意义。那么，是不是这些论著提出的观点体现着超前的眼光，人们虽为世俗所囿，一时无法接受，但从长远看却有震聋发愦的巨大作用呢？这些著作确实是刻意为现实斗争服务的，它无疑包含着为当时的变革及现代政治制度寻找依据的内容。如说：“惟《尧典》发民主义……辟四门以开议院……素王之巨制，莫过于此。”（康有为：《孔子改制考》卷十二，288页，中华书局1958年。）托古改制，企盼民主，溢于言表。但这些著作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方向：冀图建立一个以孔教为中心的思想文化专制王国。首先，康氏鼓吹要绝对服从孔子。他说：“无教者，谓之禽兽；无道者，谓之野人。道、教何从？从圣人。圣人何从？从孔子。”（康有为：《春秋董氏学》，《康有为全集》(二)，628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也就是说，任何人不想做禽兽，就要追随孔子，“盖天不能言，使孔子代发之”，于是人们对孔子只能“服从而已”。（同上，774页。）这个思想文化王国是不容许各家各派并存的。其次，他要从上到下建立一个国教系统。他建议清政府下令信仰诸天神佛的“乡落淫祠，悉改为孔子庙，其各善堂会馆俱令独祀孔子……扶圣教而塞异端”，且向国外“派设教官，立孔子庙”，实现“用夏变夷”的盛举。（康有为：《上清帝第二书》，《康有为政论集》，132页，中华书局1981年。）除劝牖愚民外，士绅治学亦“皆以孔子经学为本”（康有为：《上海强学会章程》，同上，175页），且每十日要举行一次拜经会。再次，把“保教”提到根本目标的高度。从1895年组织强学会到1898年的保国会，都念念不忘“保教”。在《保国会章程》中五次提及保教，而且“保全国地、国民、国教”三个目标是并列的。（康有为：《保国会章程》，同上，233页。）这个教虽然不是古代孔学或公羊学的简单复活，但总的说来没有超出传统文化的范围。最后，在这个国教系统中，康有为是顺应天意阐发真理降世救民的教主。他断言孔子被贬低：“降孔子之圣王而为先师，公羊之学废，改制之义湮，三世之说微，太平之治，大同之乐，阐而不明……而中国之民遂二千年被暴主、夷狄之酷政。”中国贫弱的根源在没找到孔学真传，不幸之中大幸的是：“天哀生民……予小子(康有为)梦执礼器而西行，乃觇此广乐钧天，复见宗庙百官之美富，门户既得……不敢隐匿大道。”（康有为：《孔子改制考》叙，中华书局1958年。）于是，救世主康有为衔命降临人间，小民合该顶礼膜拜！章太炎就留下这样的实录：“康党诸大贤，以长素为教皇，又目为南海圣人，谓不及十年当有符命，其人目光炯炯如岩下电。此病狂语，不值一笑。”（丁文江、赵丰田：《梁启超年谱长编》，82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所谓宣扬孔子思想，其实是宣扬康氏自己，神化孔子归根到底亦无非是神化自己。康氏要建立的是与现代思想文化格格不入的思想文化专制制度，它不但不能祛愚扫暗，反而要扼杀生机、闭目塞聪。这是与历史行程背道而驰的。再从实践的后果去看看这套理论吧。利用传统典籍资源，无非是寻求合法性的依据，减少阻力，或是寻求智慧启迪，弘扬民族原创精神。在康氏那里，后者失败了，前者又如何呢？他宣布孔子是“托古改制的改革家”，儒家主要经典都是不可信的“伪经”，这等于把整个士阶层赖以安身立命的文化根基立即炸毁。反对改革者找到了最好的口实，攻击康氏离经叛道，是当代少正卯，要求连同康氏的其他正确主张立予禁毁。一般的守旧者也视若寇仇。而损害最大的是支持改革的中坚力量也因此心存芥蒂甚至“背盟”。翁同龢作为光绪皇帝的老师和军机处大臣，是连结维新派与朝廷的重要枢纽。康氏《新学伪经考》给他留下的印象却是“真说经家一野狐也，惊诧不已”。（《翁文恭公日记》第33本，43页。）管学大臣孙家鼐“颇言变法”，曾面请康氏出任京师大学堂总教习，他也“上摺劾《孔子改制考》，并谓康某才气可用，以为宜如汉文之待贾生，老其才折其气而后大用之。”（《康南海自编年谱》，48页，中华书局1992年。）地方大员中，维新不遗余力的湖南巡抚陈宝箴亦“奏荐我(康氏)而攻《改制考》”。湖广总督张之洞曾多方联络维新人士，强学会的活动和《时务报》都曾得到他强有力的支持，但张氏“不信孔子改制，频劝勿言此学”（《康南海自编年谱》，31页，中华书局1992年），并坚决反对康氏用孔子纪年，康氏不听，最终“以论学不合背盟”（同上，52页），从而使维新派失去了最具实力的支持者。在民间，康氏的这些言行也导致本已薄弱的维新势力的分裂。章太炎与康氏门人相遇，“论及学派，辄如冰炭”。（汤志钧：《章太炎年谱长编》42页，中华书局1979年。）“章太炎不同意康有为‘倡言孔教’，康有为门徒竟至‘攘臂大哄’，章太炎愤而离开《时务报》”。（同上，43页。）此事发生在1897年上半年。作为维新领袖的康有为与装扮成孔教教主的康有为存在着深刻的内在矛盾。前者是宣扬先进思想的启蒙者，后者却把人们引向蒙昧。康氏是介于传统士绅与现代知识分子之间的过渡型人物，当他以当代孔教教主自居时，西方的耶教是他模仿的对象。可是，牢固的传统专制思想使之成了逾淮之枳，他和洪秀全殊途同归，都在模仿耶教中走向思想文化专制王国。人们也许会感到奇怪：为什么康氏在维新中会两眼只盯着没有实权的皇上？为什么他会那么鲁莽灭裂？说到底是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在他头脑中作怪。他不是现代政治家，没有想到改革最可靠的基础是民众的觉醒。按照传统文化的思维模式，只要皇上“乾纲独断”就能使全国面貌大变，妨碍皇上揽权的是慈禧，因此他就要密谋围捕。按照传统，他的位置是国师或“大傅”，是教育皇上和出谋画策的，于是，频频上书就成了他推进维新的主要手段。康有为的维新事业被落入传统思想文化窠臼的另一个康有为亲手葬送了。　建立现代文化教育制度百年过去了，非常沉重的百年，慈禧母子、清帝国、康、梁……都已成了历史陈迹。戊戌维新给我们留下的最主要的教训是什么？历史悲剧的主要根源在僵化、封闭、缺乏自我更新机制的传统文化教育制度，那是阴阳两面的慈禧、自相矛盾的康有为以及层出不穷的阴谋、阳谋赖以存在的思想文化基础。因此，国家长治久安最可靠的保证之一是建立以开放、自由交流和与世界接轨为基本特征的现代文化教育制度，把中国人从中世纪的臣民提升为具有现代文明素质的公民。不幸，中国人有健忘的习性。谁不相信，请细听一下思想文化领域的一些似是而非的流行话语。“文明只有不同，而没有优劣之分。”对中国这样有悠久文明史的落后国家说来，这是可以满足民族虚荣心的非常中听的一句话。可是，文明除了民族性以外，有没有时代性呢？如果不承认16世纪以还中国已经落后于西方，从徐光启开始，特别是鸦片战争后百多年来，一批又一批志士仁人百折不挠学习西方文明不都成了庸人自扰了吗？承认一定历史时期不同国别的文明有优劣(先进落后)之分，指的是那时这些国家的社会制度和文化有先进落后之差，而非人种上的优劣。承认落后，旨在改革和赶上。笼统说文明没有优劣之分，比慈禧之流高唱的“中华文明教化远非蛮夷可比”的高论自然略胜一筹，但其实质并无差别：在国家落后的年代，拒绝学习海外的先进文化。反对“文化侵略”或“文化殖民”。近代中国列强侵略中国主要在军事、政治和经济领域进行，在文化领域则并非所有外国人在中国的活动和所有外来文化的进入都是侵略，两者在时间上的重合不过是中国传统文化体系自我封闭和实行闭关锁国政策的恶果。把文化交流与侵略混为一谈，正是晚清权贵和士绅鼓吹狭隘民族主义贻误社会转型和无知愚民的义和团情结产生的重要基础。在国家主权已有充分保障的今天提出反对文化“侵略”或“殖民”，这意味着什么？是反对那些充满暴力和色情的下流文化吗？这在西方也受到批评乃至法律管制，同时在我们自己的传统中也不乏这类货色，沉渣泛起，不能全怪洋人。是反对来自别国的价值观念吗？此事却颇为复杂。任何现代国家其公民的价值观必然是多元的，只能让公民在自由交流中自行选择，“反侵略”在这里没有任何意义。至于学术领域只存在是非之分，而不管提出者的国籍，反“侵略”、“殖民”云云，不过是利用狭隘民族情绪哗众取宠的游戏。“传统文化现代化是国家现代化的必要条件”。窃以为这是一个颇具迷惑力的假问题，提出这个论断的背景是针对所谓“全盘西化”的危险，而这样的所谓“危险”不过是唐吉诃德想象中的敌人。任何非西方国家都不可能“全盘西化”，因为传统文化可以蜕变但不可能“全盘”消逝，除非有关民族“全盘”斩尽死绝。不管提倡者主观意图如何，这个论题的必然后果是构筑起某种文化封闭的堡垒。在全球一体化趋势日益强劲的年代，这种中体西用论的新变种有可能延误而不是加速现代化事业。这样说不等于反对人们研究和运用中国文化，但是，也必须同时一视同仁地让人们自由研究和运用西方文化、不中不西文化及其他文化。应该让各种文化和平共处，自由交流，自由竞争，由公民自由选择，各适其适。就传统文化的所谓现代化而言，也只有在这样的环境中才能去伪存真。总结戊戌以来的历史经验，在思想文化领域只有一项是现代化事业绝对不可缺少的，这就是现代文化教育制度，其基础在健全的义务教育制和全民终身教育体系，核心是建立与国际接轨的现代大学制度，还应有国内外都畅通无阻的信息传播和交流体系。有了这样的制度和体系，中国的文化和科学技术才能具备不断自我更新的机制，中国人才不会在全球一体化的信息时代被淘汰。这是根绝国民群体愚昧现象的保证，也是防止在社会管理阶层中再出现慈禧这样的阴阳怪物和康有为式的不新不旧的政治家的基础。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现代化离不开这个条件，更是不言而喻的。第十三章 晚清官员贪污的特点与根源　官员贪污成风是导致晚清改革失败和清帝国灭亡的重要原因之一。这方面有关的史料很多，揭露官场黑幕更是晚清小说的一大热点。这个时期的贪污既是历来末代专制政权的痼疾，又是改革不完善带来的新问题。这是一个值得认真分析的历史现象。　贪污受贿是晚清官场无所不在的风气普遍性是晚清贪污活动的首要特点。古今中外都有贪污，但像晚清那样几乎无官不贪却是极为罕见的。下层官吏的贪污中饱非常普遍。“州县杂款报销，尤不可究诘。有曾任直隶之涞水令者，言涞水每年收牛羊税，计共六百两，报销仅十三两，而藩司署费二十四两，道署二十两，州署十四两，余皆官所自得。又月领驿站费三百两，其由县给发，不过五十两，则每年获数千矣。”（徐珂编撰：《清稗类钞》第二册，516页，中华书局1981年。）此一个案极其平常，但真实地披露了省、道、州、县各级衙门官吏分肥的惯例(所谓“费”均归私囊)，是具有普遍性的典型。京官普遍受贿。京官多半不能直接取诸民众，他们认为取诸地方和下级官员是理所当然的。主要形式有三：一是节庆送礼。寒暑变迁有“冰敬”、“炭敬”，平日送礼有“别敬”，婚丧喜庆有贺礼。送冰炭敬等这种不正当的行为已经成为清代官场的习惯，即使以清廉著称的官员也在所难免，至于中国社会传统的庆贺送礼则往往成了明目张胆的行贿。例如，1907年庆亲王奕劻寿诞，企盼升官的盛宣怀便“谨备日金币二万圆”致贺，山东巡抚杨士骧送了一万两，其他官员也分别送上厚礼。（《辛亥革命前后——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之一》，42、52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年。）而当时亲王年俸不过是一万两。二是办事有“例费”。给皇帝上奏折要求批准办什么事，朝廷通常会交给主管部门讨论，这道“部议”关口对事情的成败影响甚大，因此有关人士通常都会送去“例费”，打通关节。此外，各种报销，大至一次战争的军费，小至某项工程费用，都要按一定比例收取费用，否则就会横加挑剔，招来许多麻烦。“光绪甲午、乙未之中日战费，粮台报销费八万两。”徐珂编撰：《清稗类钞》第二册，516页。）官员的例费收入没有因国遭大难而稍减。三是承办各种工程和采购的进项。“……宣宗(道光帝)天性俭朴，所御套裤当膝处穿……饬人补之，然内务府开销补价，凡用宁绸数十匹，共价四百金。……穆宗(同治帝)大婚，需用大柜四具，司员开价至六万金……颐和园工程已费至二千万金，知者以为实到工之款不及六百万金。”（文廷式：《闻尘偶记》，《文廷式集》，746页，中华书局1993年。）多种史料证明，采购或工程实际用款仅为报销额一二成者比比皆是。“凡京师大工程，必先派勘估大臣，勘估大臣必带随员，既勘估后，然后派承修大臣，承修大臣又派监督。其木厂由承修大臣指派，领价时，承修大臣得三成，监督得一成，勘估大臣得一成，其随员得半成，两大臣衙门之书吏合得一成，经手又得一成，实到木厂者只二成半。”“内务府经手尤不可信，到工者仅十之一，而奉内监者几至十之六七。”（《清稗类钞》第二册，516、517页。）这种腐败也延伸至后来的各种洋务新政中，成为反对者的口实：“外洋工料尤易浮冒，报价每至四五倍之多。粤东仿制三火小洋枪，民间购买每杆洋银二圆半，而官中报价则每杆银六两……故人谓机器局管事一年，终身享用不尽，虽言之太过，实属有因。此等制造既经刨扣工本，则工粗料薄，无当实用，可不问而知。”（刘锡鸿：《读郭廉使论时事书偶笔》，中国史学会主编：《洋务运动》(一)，289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年。）晚清贪污活动的又一显著特点是形成了以财求官、以官求财的恶性循环。在中国传统社会，民众上升的途径很窄，做官(实缺和虚衔)或取得有关的身分成为人们成功的主要标志。以官求财是社会认可的人生途径之一，不容许的仅是过分诛求。于是，除科举外，以财求官也成了其中一条管道：明的是捐纳，暗的则是行贿。从现有材料看，当时的行贿受贿大都是为了保官、求官，这反映了晚清仍是官员处于支配地位的传统社会，即使从西方传进来的新的经济成分亦依附于官府，企业家也对保官求官有很大兴趣。求官通常用重贿。大臣保举是升官的重要途径，其中有些就是用重金求得的。例如，聂缉规被任命为上海道是曾国荃保举的，聂是曾的侄女婿，“然闻其求保之费亦一万金”（《文廷式集》，745页。）。早就在洋务企业和官场中充当要角的盛宣怀为巩固自己的地位和谋求高升为尚书，在巴结皇族政要上不惜花费巨资。他的遗档留下了难得的确凿记录：他的心腹向他报告，虽然摄政王载沣号称“极廉洁”，但其妻“八姑则专爱钻戒，两弟(其子载涛、载洵)则既爱财，又爱马……只要派一可靠之人进京运动，一拍即合……略费数文，转瞬仍可取回。”稍后，载洵果然上钩，主动向他索要四五万元（《清稗类钞》第二册，72、74、76页），他梦昧以求的尚书自然也没有落空。　制度缺陷是贪污成风的主要根源晚清官员贪污成风的主要根源在于当时的社会制度特别是政府制度。社会制度的基本框架仍是中世纪的宗法制农业社会，这类社会的分工相对地说比较简单，人们上升的资源基本上仍掌握在政府官员手中。被视为出身“正途”的科举直到1905年才废除，由于传统的巨大影响，即使在工商或其他领域事业有成的人士也以得到官衔作为正式进入上层社会的标志。现代工商企业的发展是这类社会赖以蜕变的基础，可是，它当时还在襁褓阶段，不但官办企业处处依赖政府，就是民间企业在1901年实行新政以前也基本上处于无法可依的状态，离开官府往往寸步难行，于是，垄断资源的官府便成了贪污滋长的温床。制度的缺陷更集中地体现在政府机构的运作上。清帝国各级衙门的运作有繁多的法例和惯例，并有几个突出的特点：第一，礼仪繁多。礼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观念之一，与此相适应，历代都把烦琐的礼仪视作安邦治国的大事，清代衙门的运作规则中很大一部分也属这一类。官僚们互相动用公帑请客、送礼、看戏等费用都是合乎“礼”的大开支。例如，1842年初原闽浙总督颜伯焘被革职后途经漳州回广东家乡，“随帅兵役、抬夫、家属、舆马仆从几三千名……酒席上下共用四百余桌”，搬运搜刮来的物资等历时十多天，“扛夫过境，每日总在六七百名”。招待费用全由当地官府负担，“实用去一万余金”，当地财政困难，只好虚报乡勇一千二百名的粮饷去填补。（张集馨：《道咸宦海见闻录》，65—67页，中华书局。）已革官员过境尚且如此，在位者过往更可想而知。且这些交往通常都要馈赠厚礼，而诸如此类变相行贿受贿的公务是官场司空见惯的。第二，制度不严密，甚至有重大的缺陷。以财政收支来说，直到灭亡前一年清政府才试行编制预算。政府的收支虽不能说没有法例可依，但有许多可以上下其手的漏洞，于是送礼和纳费(给有关官员私分的费用)便成了弥缝补苴所必需。有清一代，军费一直是最大宗的支出，平常年份供养80多万八旗兵和绿营兵的费用已约占中央财政总支出的70%，战时支出更加惊人，军费报销成了贪污的渊薮。咸同之际，福建不是主要战场，但“军需款目，至一千数百万之外，部费即须十余万”。这为数不菲的部费固然是户部官员的美食，那一千多万支出也有颇多早已纳入地方官吏私囊。仅一位署理知州“开销募勇防堵数万，闻当日只雇勇一二百人”。（同上，278页。）权倾一时的曾国藩、李鸿章也曾为军费报销中的“部费”困扰。镇压太平天国与捻军的军费报销时，户部书吏索价四十余万，他们仅愿出八万，最后他们上奏慈禧，得到“着照所请，该部知道”的朱批而不必交户部再核议，才按八万两的低价了结此桩公案。（《曾文正公全集》书札卷二十六，35、36页；《曾国藩全集》家书二，1345页，岳麓书社1985年。）这些都是没有建立严谨的财务和报销制度的恶果。这类制度缺陷更突出地表现在税收上。清帝国以“永不加赋”自诩，但各种附加往往超过正赋，加上官绅勾结，重负转嫁给贫户，与“依率计征”背道而驰。厘金制度建立后情况更加混乱，从厘卡的设立到厘捐的高低都无严格的标准，而洋货则可以免厘，这就为官商双方行贿受贿留下广阔的空间。第三，薪俸制度不合理。光绪元年奉天将军上奏：“奉省贿赂公行已非一日。原情而论，出于贪墨者犹少，迫于穷困者实多。”如将军养廉原定二千两，因财政困难，层层扣减，“实数不过二百余金矣，借此从公，万难敷衍，不得已设为名目，取给下僚，陋规相沿，实一大弊。”（《皇朝续文献通考》卷七十三。）这一情况各地皆然。而陋规一旦成为定例，官吏可以从中渔利，要革除陋俗、建立健全的财政和薪俸制度便困难重重了。　改革中的无序状态在中西文化激烈冲撞中，晚清社会已在一些方面起了引人注目的变化。洋务运动特别是最后十年的新政中，清政府在军事、经济、法律和教育等方面进行了一些有深远影响的改革，但这些改革的某种无序状态又带来新的贪污。先看一个实例：1908年，在筹备立宪声中，盛宣怀与有关人士合谋给皇室送干股作为日后用途。盛氏在给袁世凯的信中写道：“前所面奏‘内府公股’一节，力筹厂矿以公济公之款，居然得有一百廿六万两。既难提出现款，莫如改作公股，并拟将自己创始股份十万两凑入报效，计可合约二百万元。虽于公家无足重轻，而华商公司可入公股，藉开风气，实于农工商大有裨益。惟‘皇室经费’名目，确是立宪以后之事，目下未便处落边际，故只说‘内府公股’而已。”（盛宣怀：《致袁宫保》，光绪三十四年三月初五日，《盛宣怀未刊信稿》，91—92页，中华书局1960年。）这件事说明几个问题：一是朝廷和地方官员确实在为立宪作“预备”；二是他巴结最高领导者那些款项的来源大都是公款，实际是化公为私，但也不惜拿出一大笔已落入私囊的钱财；三是做这类事也没有忘记找个冠冕堂皇的借口，如“于农工商大有裨益”之类。人们猜测，由于当时法制不健全，不少官员都收受“干股”，但笔者尚未看到其他确凿的史料，只好存疑。甚至在历史转折的重要关头，贿赂也成了工具之一。摄政王之孙(载涛的儿子)写道：“我记得在民国初年，庆亲王奕劻死后，他的三个儿子载振、载 、载抡请我父亲给他们分家，载 因嫌分给他们的现款太少，就对我父亲说：‘辛亥前各方面所送的金银珠宝就不用提了，光是辛亥革命时因为隆裕太后迟迟不发表《逊位诏书》，袁世凯为了恫吓她迅速发布，就向祖父(原文如此——引者)和总管张兰德(即小德张)每人报效了三百万两银子，怎么才分配这么一点呢？’”（溥佳：《清宫回忆》，《晚清宫廷生活见闻》，23页，文史资料出版社1982年。）这六百万两白银成了清帝国与民国更替的社会成本。亨廷顿认为，在一定条件下“腐化是握有新资源的新集团的崛起和这些集团为使自己在政治领域内产生影响所做的努力的产物”。（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56页，三联书店1988年。）盛宣怀和袁世凯的作为为这个论断提供了新的例证。此外，在厘金的盘剥下，清末的民间工商业仍能以较高速度增长，贿买有关官员从而减轻了盘剥程度也是其中因素之一。外国商人和李鸿章等人曾出巨资安装发电设备供宫内照明，铺铁轨开小火车给慈禧等人玩耍，这类礼物让此辈开了眼界，对有关事业的发展起了良好作用。　专制主义的必然恶果晚清官员贪泉泛滥最根本的原因在专制制度本身。当上司可以决定下级官员的命运，特别是大小官员和士绅的荣辱乃至生死都取决于皇帝和慈禧那样的“圣母皇太后”的时候，各种对这些统治者及其周边人物表示忠诚的行动是绝对无法遏制的。物质上的送礼进贡(各种行贿受贿活动)不过是显示忠心的方式之一。慈禧搜刮了不少私产，这是她生前已广为人知的传闻。甲午战争期间张骞给翁同龢的密信就谈到：“外间传闻禧圣尚有储款二千万，若果有之，似亦可请。”（《张謇致翁同龢密信》二(甲午六月六日)，戚其章主编：《中日战争》(六)，446页，中华书局1993年。）梦想请她将此拨充军费。尽管目前无法确切计算她搜刮了多少，但可以确定她通过种种途径确实收受了不少财物。不妨看一个小例子：“世中堂(世续)于正贡之外加贡，颇得慈欢……写了一万零星银票，约数百张，用黄封封呈。奏云：‘此乃奴才代爷预备零赏之需。’……以万乘而重万两，殊出意外。”（《辛亥革命前后——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之一》，19页。）在专制制度下，“正贡”是必须遵守的制度，1894年(甲午)正值慈禧60大寿，臣子们为讨好这位专制君主煞费苦心，在他们心目中强敌入侵、山河破碎不及讨主子欢心来得重要。“加贡”却要察颜观色，更见机心。慈禧收受世续的万两银子表明她细大不捐，而“颇得慈欢”的世续不久就擢升为大学士和军机大臣了。同时，在这样的制度下不但主子受贿，专制统治者身边的近臣和奴才也要按惯例分润。如果不给他们约一成的手续费，贡品是不可能顺利送达主子的。此外，在这样的制度下，各级官员都是他们管辖范围的专制统治者。对上要层层供奉(冰炭敬等)，权力所达之处则任意动用公帑。贡品固然用公帑，私人送礼行贿亦不例外。为了巴结慈禧之下最有权势的人物——庆亲王奕劻，袁世凯将他一家的一切费用全都包下，用的就是北洋的公帑。（载涛：《载澧与袁世凯的矛盾》，《晚清宫廷生活见闻》，82页。）就是以清廉自诩的曾国藩、张之洞等人的进贡和给有关官员送礼，用的也是公款。历来的统治者都说要反贪污，但在专制制度下往往成效不彰，处在衰败时期的清帝国更是如此。原因是：第一，有些行贿受贿活动已成为官场习惯，人人如此，法理和是非界限已经模糊。第二，担负反贪重任的监察系统同样没有逃脱腐化的命运：“近日言官卖摺之风甚伙。……大抵皆以贿陈奏者也。……明朝言官多争意气，今朝言官多因贿赂，可耻之甚！”（文廷式：《芸阁偶记》，《文廷式集》，767页。）他们也会揭露若干黑幕，但很难求得公正、彻底，且很可能是以黑反黑。第三，没有独立的司法和监察系统，它们都不过是行政系统的附属物，最后的裁决权掌握在专政政权的最高统治层特别是皇帝、皇太后手中，当他们本身不干净时，要真正反贪无异缘木求鱼。第四，社会生活没有民主化，民众维护自己权益的现代公民意识没有形成，也没有形成强有力的独立的新闻舆论监督。一些报馆是官办或接受官方津贴的，缺少现代报刊的独立品格。总之，晚清贪风的无法遏止，无非宣告专制政权依靠自我监察力量不可能真正纠正自身的弊端。只有实现社会生活的民主化，建立强大的权力制约体系，才能净化政府机构。——这就是研究晚清贪污留给我们的最重要的启示。第十四章 清末新政与20世纪中国社会变革　20世纪中国的开端，是以义和团事件和八国联军等奇耻大辱过后的清末新政为标记的。近年，越来越多中国大陆的史家冲破意识形态束缚，走上冷静、客观从学术角度研究这一重大事件之路，写出了一批高水平的专著。他们分别确认：“这次新政是在政治、经济、教育、军事等各方面较大程度改革旧的封建体制，推行新的资本主义制度……是一次资本主义性质的改革。”（朱英：《晚清经济政策与改革措施》第259页，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武汉。）“单纯的封建专制制度已不存在，民主政治及有关法律有些在试行，有些在准备和确立之中，整个政治制度正在向资本主义近代化演变迈进。”（侯宜杰：《二十世纪初中国政治改革风潮》第574页，人民出版社1993年北京。）清末新政（1901-1911）是中国社会变革的非常可贵的开端，最值得重视的是它提供了一个东方传统中世纪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典型。无论其成就或失败，都蕴藏着足以启迪后人的东西。　最大成就是经济自由窃以为清末新政最大的成就是经济自由。这样说的不言而喻的前提，是传统或中世纪中国没有现代意义的自由。中国人获取自由是由经济领域开始的。就传统经济领域而言，中国人当然可以经营农业、商业和手工业，可是有个障碍迎面而来：财产所有权的限制。《大清律》承袭传统，明确规定：“凡祖父母、父母在，子孙别立户籍，分异财产者，杖一百。若居父母丧而兄弟别立户籍，分异财产者杖八十。”理由是：“祖父母、父母在，子孙不得私财，礼也。居丧则兄弟犹侍乎亲也，若遂别立户籍，分异财产，均为不孝，故有杖一百、八十之罪。仍令合籍共财。”（沈之奇：《大清律辑注》第215页，法律出版社2000年北京。）这是严重压抑经营积极性的规定。更为严重的是清政府为新经济的发展设置了种种障碍，突出的表现是办新式工商、交通和金融事业一律实行批准制，往往相应设置垄断特权，不准民间资本自由进入。例如，19世纪国际贸易的主导商品是纺织品，它和鸦片是19世纪中国外贸入超的主要因素。为与外商争利，70年代开始朝野有关人士就着手筹办纺织厂。1890年上海机器织布局开车生产，这是中国人自己办的第一个棉纺织厂，从1876年李鸿章批准筹办起算，几经折腾，整整历时14年。1880年，为办这么一个厂，李鸿章特地上奏并经皇帝批准给予该局十年专利，“十年之内只准华商附股搭办，不准另行设局”。（李鸿章：《试办织布局摺》，《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43。）1888年张之洞在广东筹设织布官局，不得不致电李鸿章协商：“阅《申报》载，上海布局经尊处奏准‘十年之内，不准另行设局’，是否专指上海而言？粤设官局本与商局有别，且进口布多消旺，断非沪局所能遍给，粤给粤用，犹恐不给，当不至侵沪局之利。望速电复。”（张之洞：《致天津李中堂》，光绪十四年十月二十九日，《张文襄公全集》卷131。）李鸿章的答复是：“粤设官局，距沪较远，似无妨。”（《李中堂来电》，光绪十四年十一月初四日，同上。）照“不准另行设局”的规定，双方的说辞都经不起推敲。李鸿章和张之洞是当时权势最大的两位总督，在人治社会官场文化的氛围中，矛盾顺利化解了。但问题没有真正解决，其他人办企业就没有那么幸运了。郭嵩焘是大清帝国第一位驻外使节，二品大员，黯然回国退休后，他在给李鸿章的信中说到这么一件事：“轮船之为便利，天下所共知也。愚劣如湘人，亦习焉而知其利。是以十年以前，阻难在士绅；十年以来，阻难专在官。凡三次呈请……独不准百姓置造。”第三次是郭嵩焘出面筹办的，已筹集资本两万余，这个航运公司还是办不成！（《致李傅相》，《郭嵩焘诗文集》第240-241页，岳麓书社1984年长沙。）这两个例子带有普遍性。说到底这是制度问题：传统中国没有经济自由，因此各行各业要办点当时的新经济，无不碰到官方批准这一难关。这个障碍是怎样打破的？1895年7月19日清政府发了一道上谕：“迭据中外臣工条陈时务……如修铁路、铸钞币、造机器、开各矿、折南漕、减兵额、创邮政、练陆军、整海军、立学堂，大约以筹饷练兵为急务，以恤商惠工为本源。此应及时举办。”（《光绪朝东华录》总3631页，中华书局1958年北京。）以这一圣旨为标志，清政府的经济政策从压制私人资本即剥夺国民的经济活动自由，转变为“恤工惠商”即力求保护和扶植私人资本。阻力和困难仍然不少，但大体是朝着这个方向前进的。如果从1865年辩论要不要学西方借法自强算起，清政府内部整整争论了30年才得出这么一个结论。更主要的是鸦片战争以来历经6次内外战争，特别是甲午战争失败，内外交困，迫使清政府的经济政策不能不作出重大调整。用当时一篇得到朝廷首肯并转发而流传甚广的奏章的话来说是：“今日即孔孟复生，舍富强外亦无治国之道，而舍仿行西法一途，更无致富强之术。”（胡燏棻：《条陈变法自强事宜》，《光绪政要》卷二十一，页十五。）换句话说，生死存亡迫使这个专制政府不能不放松控制，让老百姓得到一定程度的经济自由。不过，这一权利的法制化是1904年初接连颁布《奏定商会简明章程》、《商人通例》、《公司律》后的事，其中规定“凡设立公司赴商部注册者，务须将创办公司之合同、规条、章程等一概呈报商部存案。”（《公司律》第二条，《中国近代法制史资料选编》第一分册第128页，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法制史教研室1980年北京。）与国际惯例一样，办企业仅须登记注册即可。与此同时，现代财产所有权亦相应逐步确立。《大清民事刑事诉讼法》在“判案后查封产物”一节中规定：“凡封票纸查封被告本人之产物，如产物系一家之公物，则封本人名下应得之一分，他人之分不得株连。”“凡左列各项不在查封备抵之列：一，本人妻所有之物。二，本人父母兄弟姐妹及各戚属家人之物。三，本人子孙所自得之物。”（刘锦藻编：《清朝续文献通考》卷254，刑13，浙江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2版第9996页。）这表明财产所有权已从家庭甚至家族所有转变为以个人为本位。尽管这一规定要不仅在打官司时管用并要成为全社会的习惯仍须假以时日，但这些法律条文的出现就意味着主流文化开始承认个人财产权的正当性。这一变革的影响极其深远。首要的是为经济发展奠立了良好的制度基础。经济发展的决定性因素是制度。良好的制度是人才迅速成长和资金积聚的强大推动器；反之，则资金消散、人才流失。从1901至民国建立，有很多制约经济发展的不利因素，如强势和享有特权的外国资本，厘金和其他苛捐杂税，由于政治制度改革滞后带来的政府官员腐败，日俄战争及其他突发事件引起的社会不安和动荡，等等，但民族经济仍有不俗的表现：1895—1913年间，民族资本工业发展速度年均15%，比第一次世界大战列强无暇东顾期间的发展速度还略高一点。（许涤新、吴承明主编：《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一卷第679、858页，人民出版社1990年北京。）其他经济事业发展也比较顺畅，主要的一条是政府不再愚蠢地坚持以官办或官督商办的垄断经济为路向，扶植和奖励私人资本，建立自由的市场经济制度，加上工资和原料低廉，市场广阔，这些有利因素足以抵消其他制度性缺陷带来的不利因素（如贪污腐败和政府效率奇低等）的影响。这一制度因素的影响一直延伸到民国。从民国初年到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其间战火连绵、社会动荡不安，但总的说来经济仍持续以较高速度发展。1912-1936年间，尽管有几次世界性的经济危机，特别是1929年开始的经济大危机中，中国工业年均仍增长9.2%，1912-1920年更高达13.8%（白吉尔著、张富强等译：《中国资产阶级的黄金时代（1911-1937）》第85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其原因是北洋军阀政府继承新政的经济自由制度，且有所完善。1927年国民党取得全国政权后，虽然开始扶植官僚资本，但尚不足垄断国民经济。更值得重视的是经济自由对人的解放的重要意义。在所译之书论及西方有经济自由“乃至民生安业之事，大抵任民自为，而不过问”之际，严复感慨系之地写道：“读此，则知东西立国之相异，而国民资格亦由是而大不同也。盖西国之王者，其事专于作君而已；而中国帝王，作君而外兼以作师，且其社会固宗法之社会也，故又曰元后作民父母……下至守宰，皆以其身兼天地君亲师之众责……卒之君上之责任无穷，而民之能事，无由以发达……而其于国也，无尺寸之治柄，无丝毫应有必不可夺之权利”。（严复：《社会通诠》按语，《严复集》第4册第928-929页，中华书局1986年北京。）没有经济自由，只能事事仰承官府旨意，公民权利就失去了基础。在新文化运动中陈独秀也一再重申“以独立之生计，成独立之人格”（陈独秀：《东西民族根本思想之差异》，《青年杂志》第1卷第4号）的极端重要性。不过，由于中国传统观念中把公私之分视同善恶之别，加上屡仆屡起的启蒙运动远未完成自己的历史任务，经济自由的极端重要性没有被广大知识分子深刻认识，这就为日后的反复留下了祸根。欧美社会矛盾尖锐化催生了程度不等形式各异的公有化思潮，中国作为后发展国家，经济自由从确立之日起就一再受到西方非主流思潮的冲击。一些敏感的中国知识分子或政治家鉴于西方贫富差距过大的恶果，认同某些西方非主流思潮，主张用公有经济全部或部分取代私人的经济所有权。通观20世纪，挑战主要来自三个方面：三民主义中的民生主义；马克思主义；社会民主主义。（无政府主义也厕身其中，但影响极小。）按其实际效果，民生主义是官僚资本主义的垫脚石，1949年以后的马克思主义实践有目共睹，而社会民主主义则成了引导知识分子走向马克思主义的中介。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社会民主主义思想是由一些自由主义者鼓吹的。一个突出的典型是张东荪，30年代他认为苏联以及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与自由、民主是绝对不相容的，到40年代却认为“马克思主义与民主主义是一件事”，“民主主义与社会主义是向着同一的方向前进”。与此同时，他认为以苏联为榜样放弃部分自由、首先是放弃经济自由、以计划经济取而代之是完全正确的：“苏联还有一点最是为一切产业落后国家所应取法的，那就是对外贸易完全由国家办理……国家统办对外贸易是计划经济的前提，或柱石。此点办不到，一切必归无效。”“尚有一点亦足以后进的农业国家所取法，那就是所谓集合农场。”（张东荪：《民主主义与社会主义》第25、61、63页，观察社1948年11月四版上海。）他把自己的主张归结为建立“计划的社会”。他说：“须知在经济方面要有计划，则势必连带到其他方面，如政治方面，教育方面等等……必须把全社会亦成为有计划性的……只能有计划以内的自由与计划以内的平等，而断不容有超计划的自由与超计划的平等。……凡自由之足以妨害生产的提高，凡平等之足以使生产降低，则都应该在限制之列。”在他看来，放弃了政治与经济方面的“绝对自由”，“我们还是不能不要绝对的自由。这个绝对的自由应该在文化与思想方面。”（张东荪：《政治上的自由主义与文化上的自由主义》，《观察》第4卷第1期。）其实，严格地说，无论在哪一领域都不可能有绝对自由，除了少数极端流派，也没有什么人追求绝对自由。不过，失去经济自由，政治、文化、思想等领域的自由也就失去了最重要的基础。所谓“计划以内的自由”，变成政府自由地“计划”给你什么，公民则必须绝对接受。张东荪的这些观点不是个别人的迷误，在那时颇带普遍性。当时苏联成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主力之一，国威、军威令贫弱中国的知识分子十分景仰，再加上严密封闭的苏联社会的真实情况不易了解，一些人刻意散布它已改变了肆意镇压公民和剥夺民主、自由的错误，社会主义与民主主义合流的幻象油然而生。另一个重要因素是这些知识分子的知识结构，他们大多是人文学者，对经济学、政治学所知不深，但又肩负着说古论今、指点江山的重任，于是，当哈耶克、波普尔根据苏联计划经济及其他资料大声警告这是“通往奴役之路”时，中国的一些自由知识分子面对同一现象却认为是救国救民之路。张东荪自己和知识阶层乃至整个国家后来吞下适得其反的恶果，昭示清末新政肇始的经济自由的极端重要性。时至今日，知识阶层有些人似乎仍未正视这个历史教训。一听到“经济自由”的呼声，他们立即说：这是争取洗钱的自由！是为特权阶层争自由！看来，他们可能不太理解现代经济必不可少的两翼：自由空间与相应的法治，而这两翼又担负着不同的任务。不能因为要对付洗钱，法治应该大大加强，就认为经济自由亦可不要。同清末民初一样，说这些话的大体上也是一些人文学者，特别是研究文学的学人。他们有两个很煽情的口号：一是哪个资本是干净的？据说，联想、方正等高科技企业上市，有数以百计的有关人士成了百万乃至千万富翁。在他们眼中，这些人拥有的资本（股票）是不是每个毛孔都充满血污？二是两极分化，5%-10%的少数人富可敌国，占有大部分财富。市场经济诚然有很多毛病，贫富不均就是其中之一。它不过是人类迄今建立的最不坏的经济制度而已。但应明确指出：1，5%-10%的人手中的钱很大部分不是他们个人的消费资金，而是社会资本。差别在于这些资金掌握在政府官员手中还是由企业家运作对社会更为有利（成本更低）？2，市场经济带来的是中产阶级日益强大（中间大，两头小）、社会主义者梦寐以求的三大差别（体力与脑力劳动、工农、城乡）日趋消灭的社会。3，计划经济是平均分配贫困，在有充分的经济自由而法治健全的社会，却能够建立比较健全的社会保障制度，让弱势群体得到必要的保障。　现代社会运作架构的建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