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朝鲜早有准备的袭击下，数量处于劣势的韩一美军起初被迫南撤，到东南端釜山周围长宽各50 英里的一块矩形地区内建立了抵抗据点。麦克阿瑟将军作为联合国军总司令，于9 月15日在西海岸汉城外面的港口仁川进行了大规模的两栖登陆作战，显示了现代军事技术的攻击力量。这是一场成果辉煌的军事冒险，接着不久就收复汉城并击溃了北朝鲜的进犯。 当美军于10 月初越过三八线向北往鸭绿江推进时，战争进人了一个新的阶段。他们这时把击退北方进犯的目标扩大到企图用武力重新统一朝鲜这种鲁莽的行动。这一军事目标是麦克阿瑟得胜后引起的，并得到华盛顿的默许，但它忽略了中国希望有一个缓冲国的战略需要，以便避免在其东北工业基地的边境上出现一个明目张胆的敌国。中国几次发出了要进行干预的明确警告，但美国人未加重视。10 月中，第四野战军所属部队大量地编成中国共产党“志愿军”，开始秘密渡过鸭绿江进人北朝鲜。他们黑夜在山地长途行军，白天隐藏起来避免空中侦察，等到11 月底总数达30 万或更多一些。与此同时，美军向鸭绿江挺进的两支主力部队分别由不同的司令官指挥，彼此相隔80英里，中间有“不可逾越”的山岭。中国人出其不意的侧击突然迫使美军摩托化部队在严寒的冬季付出惨重的损失，后撤275 英里，一直退到汉城以南。这样，中国人的干涉搭救了斯大林使北朝鲜陷于惨败的大祸。但中国想以其大量人力资源用武力统一朝鲜的企图，这时也受到联合国部队火力的遏制，终于在三八线附近形成了相持的局面。停战谈判从1951 年7 月开始在边境哨所板门店举行，一直拖了两年。在这期间，战斗仍继续进行，中国进人朝鲜的部队用苏联重武器和一支空军增强了力量。美国的伤亡达14?2 万人，使朝鲜战争成为到那时为止美国历史上第四次最大的战争。（南朝鲜的伤亡数估计为30 万，北朝鲜约52 万，中国可能达90 万。）停战协定终于在1953 年7 月27 日签订；到1958 年时，这项协定仍然生效，其结果是确定了一条横贯半岛的封闭边界线。 人民解放军也在1950 年10 月侵入了西藏，在历时一年的“解放”和征服战役后，重申了中国的控制权。尽管遭受了损失，这些战役加强了中国的军事力量。嗣后，中国以苏联为榜样并利用它的援助，实行军事现代化。1955 年，义务兵役制开始每年吸收五六百万年满18 岁的青年人伍，以组成庞大的后备兵力。在大约260 万正规军的上层，建立了职业军团，采用苏联式的军衔和军服，享有各种不同的薪铜待遇。但是，像喷气式飞机及其燃料之类的军需品仍必须向苏联购买。苏联的援助从一开始就需要付出代价才会到手。1950 年，按照东欧的模式设立了一些中苏“合营股份”公司，以开发新疆的矿业或从事主要有利于苏联的类似事业。但自1953 年3 月斯大林逝世以后，这些公司都解散了。同样地，苏联人逐渐放弃了他们在东北的特殊地位，于1953 年初结束了对东北铁路干线的共同管理，并于1955 年从旅顺海军基地撤走。 在工业化方面，苏联的榜样和专业知识起初曾是中国共产党人的最大鼓舞力量。几千名中国技术人员被派到苏联培训，并且在一个时期有万名之多的俄国专家带了图纸来到中国，帮助扩建或新建211个新老工程项目，为整个工业计划开了个头（1958 一1959 年又增加了125 个工程项目）。从1950 年开始的五年期间，苏联每年给中国贷款仗阅0 万美元作为经济援助，由中国输出原材料来偿付。中国战前的外贸格局颠倒过来了，物资输送到苏联集团而不再输送到西方和日本了。1954 年的第二次贷款为期五年，每年提供2 仅刃万美元，但当时那个数目还不够用于偿付到期的第一次苏联贷款。中国接受了重大的技术援助，以及数量不详的军事装备和资本设备，但也因此背了债。 虽然北京起初并未清楚地认识到苏联榜样的局限性，中国效法斯大林俄国工业化的能力却受到某些特殊情况的限制。中国有大面积的煤铁矿资源，以及比以前所了解的更多的其他矿产和石油储量，但在利用这些资源时需要在电力和运愉方面进行耗费巨大的投资。亚历山大？ 埃克斯坦指出，中国在5O 年代初的工业发展水平实际上更接近于19 阳年的俄国而不是1928 年开始实行五年计划工业化时期的苏联。俄国在1 以刃年按人口平均计算的生铁、钢和棉织品产量，以及每平方英里的铁路线长度，已超过了中国在1952 年的相应数字，并且农村人口的密度只有中国的1 / 4 。到1928 年，俄国有了范围广泛得多的铁路网，按人口平均计算的煤、铁、钢、电力、纺织品等产量远远超出中国在1952 年的水平。而且，俄国受现代教育的技术人员和其他专业人员都比中国多得多，并有更发达的教育体系。苏联的工业化强调重工业而牺牲农民的利益，这个榜样看来并不真正适合于中国的情况。然而，中共起初强调要发展重工业，其态度甚至比苏联人更加坚决。 如果对照两国人口的增长以及人口与粮食资源的对比来看，中国想仿效俄国的前景就更为黯淡。人口过于众多（1953 年的人口调查估计为5?83 亿，每年大约增加1200万到1400 万），再加上相对地缺乏新的耕地，说明中国人口的粮食供应问题甚至比俄国还要严重。即使中国的中央集权政府可以建立起重工业和军事力量的上层结构，它仍将是个肚里空虚，经不起自然灾害的虚弱巨人。 毛泽东和他的同僚极不愿意承认他们的希望有什么限度。因此，中国物质资源方面摆脱不了的限制，同中共在巩固政权和动员全国人力方面所取得的成就结合在一起，为演出50年代后期那一场全国性的巨大努力和历史上的挫折准备好了舞台。 第15章 力求社会主义改造的斗争 人民共和国内部的革命过程，最好作为两场革命来理解，一场是经济方面的，另一场是社会方面的。这两场革命有时互相配合，有时则互相抵触。为发展经济而进行的斗争——建立重工业、消费品轻工业、科学农业以及随之而来的一切工作——根据我们自己的或至少是苏联的经验，我们一般都能懂得。但社会方面的改造却同美国方式大异其趣，令人很难理解。 社会革命是要把农民变成公民，使农民大众参加现代生活，进行技术化的生产，并积极参与当地的政治活动。但这就需要去掉旧中国的一项最经久的成就，即统治阶级的传统。对于读过本书前几章的读者，我们无需重复讲述中国农民大众如何久已习惯于同少数特权者一起共存的情况，而这些少数的特权者是依靠他们所受的教育和社会关系才能够拥有田地和当官的。统治阶级的地位及其外部的一切标志，已在一句古话里有过说明：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由于统治阶级一般是从城里管理农村的，中共掌权后，面临的问题是如何到农村去使它革命化。如果这一点做不到，那么乡下人就会保持他们所认为的、理应由统治阶级实行统治的旧思想——比方说读书就能当官的思想——这样，旧的农村就会仍然乐意接受一个新的统治阶级。 毛泽东主义的社会革命是通过改造人民来改造社会，因此它成为半受控制的斗争过程，进行不同的思想和行为之间以及不同的阶级、地区和个人的利益之间的斗争‘虽然这种斗争大部分是在大大小小的会议上面对面地进行的——党书记的5 小时报告，各学习小组中羞愧至极的自我批评——但它也在出版物上有所反映。一小批能干的西方专家曾阅读这些中文材料并分析了事态的进展过程。这短短的一章是根据他们的研究写的，但也只能初步介绍他们研究的范围和发表的见解。根据这些研究，我们还不知道中国的个人生活如何——个人有些什么希望和忧虑，谁同谁好，老王和老张受了公开羞辱后的境况如何——但我们毕竟对公众生活中的一些问题和为难之处，对政治积极分子中间缺乏私生活的情况，获得一些印象。 革命的一个显着的特点是道德和政治始终溶合在一起，因而政策上的错误就成为道德上的罪行。这是根据中国古代（儒家）的一种说法而来的，即人的行为是其品格的外部表现，理论和实践应当是一致的，动机好而结果不好就是错误的。这种一元论在人民共和国也像在儒家帝王统治时代那样起着作用，因为思想一道德上的权威和政治权力，在最高级是结合在一起的——先在党的中央委员会，然后在伟大的领袖毛泽东的身上。按照中国人的这一观点，理论与实践，思想与行为是相互渗透和相互影响的。因此，当意识形态被应用于实际事件时，它就经常变动。它是个复杂的结构。阶级斗争是基本的设想，所以阶级成分是基本的尺度。矛盾是辩证冲突的本质：外部世界里的社会主义与帝国主义的矛盾，中国国内工业需要与农业的矛盾，本人身上“无产阶级”倾向与“资产阶级”倾向的矛盾，以及一切生活方面不计其数的其他矛盾。矛盾一旦被发现，便导致斗争，结果引起两极分化，最后这些矛盾在一个新的统一体中得到解决，或者有得到解决的希望。但事实上一个斗争通常只会导致情况略有不同的另一个斗争，而其过程决不会终止，这种现象毛恰当地称之为“不断革命”，认为生活的道路就是如此。这同中国古代大同的理想有多么明显的差别，在这长期的努力中，经济革命和社会革命起初是同步进行的，只是到后来才渐渐分道扬铺了。 农业集体化 由于土改在1952 年底实际宣告结束，同时政府对城市和工业部门经济加强了控制，北京才能在1953 年拟定实现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的联合计划。要在物质上赶上西方，那就需要作长期的努力，把经济工作严密地组织起来。这个过程将导致城市化。例如，上海不仅没有像当初所建议的那样缩小，而是已经接近700 万人口。城市的膨胀会增加对农产品的需求。工业化又会增加苏联集团重要货物的进口，而这又只能用出口农产品去支付。为了从农村经济提取更多的东西（通过践买贵卖），政府需要有一套真正集体事业形式的榨取机构。这些做法可能会降低农业劳动者的积极性，但似乎是强制积累财富并遏制在土地私有制基础上重新萌生“富农”阶级的惟一可靠办法。合作社也是一种十分有效的手段，可以借此利用农闲季节的闲散农民（包括妇女在内）从事造林之类的公共工程项目，或从事手工副业和传播现代农艺技术。 合作化运动需要采用亚历山大？ 埃克斯坦所说的一种“高压渐进手段”，需要对农民使用暴力以外的强制手段和各种形式的说服方法。推行合作化的初步决定，是在党内讨论后于1953 年12 月公布的，它获得效果的速度比预料的要快得多。到1955 年中期，有15％的耕地和农户参加了农业生产合作社（它们已叫做“半社会主义性质的集体”了），根据许多报告说，产量增加了10 ％甚至更高。毛泽东花了几星期的时间去视察各主要省份，了解当地的反应。在一次丰收的鼓舞下，中共中央委员会在并非没有疑虑和反对的情况下，接受了毛的要求加快实现合作化的惊人建议，以便最后消灭富农、投机商人、田租以及农村生活中一切资本主义的倾向。这个大胆的计划在热心干部的推动下，又一次完成得比预料要快——在一年之内，到1956 年中期，据报道已有90 ％的农民（1?2 亿农户中约有1?1 户）参加了农业生产合作社。此后马上又要求他们走向更高级的社会主义农业，放弃他们在合作社里的股份，在完全集体化的农场里成为挣工资的农业工人。 由于中国人有把中央的计划创造性地适应当地情况的传统天才，新成立的高级合作社在规模上大小相差很远，比方说从100 户到2 功户的都有，他们的自留地和房屋占土地面积的2 ％到5 % ，公共产量的印％到70 % 由他们共同分享。结果成立了约70 万个新农业单位，而要把这些单位的生产搞好，即使怀有世界上最良好的意愿，也需要有一段长的调整时期。农民的主动性是头等重要的。这项了不起的推销工作是怎样完成的呢？有经验的法国农学家勒内？ 迪蒙曾在1955 年底访间了43 个村庄，他指出了完成这项工作的一些因素。中国的做法不同于1929一1932 年苏联那个造成严重损失的集体化过程，它并不直接把土地收归国有，而是让它归各个合作社所有，由合作社正式向农户收买土地。合作社同村民们已经与之打成一片的村庄没有太大的区别。它们这时有希望成为雅克？ 吉勒马兹所说的一种由政府保障的“互相负责的保险单”。立刻把许多分散的小块私有耕地合并成大块田地这种做法，显然能在更有效地利用土地上得到好处。而且，集体化是逐步推行的。这个过程从临时互助组开始，以后经过一些阶段到永久性的全面的合作社，从小的组织到大的组织。最为重要的是，这项计划在其接连的几个阶段都显然产生了良好的效果，足以避免抗拒——至少没有听说发生什么抗拒。有很大一部分中国农民了解到，除了信任毛主席和共产党之外，没有其他出路。土改的恐怖和焚毁地主地契的欢庆景象在人们的心中记忆犹新，尽管新民主主义阶段在仅仅五年的时间内就走完了它的历程。毛不同于列宁，他是从农村开始革命的，并且所有的反共的领导都已被消灭了。即使如此，在大陆和党内还有人反对，例如刘少奇那样的领导人就持有正统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观点，认为机械化（改变生产的物质手段）应当先于集体化（改变生产关系）。 在这新的结构中，国营农场（在1955 年底有33 伪个）只起了引导作用，以解决该地区的技术问题，并吸收大约26 所农科院校的毕业生参加工作。机械化农业除在东北新开垦的地带外，仍是遥远将来的事。中国农业计划的中心不是苏联的拖拉机站，而仍然是农业合作社。每个村成立一个或两个合作社，它们是村民生活的新中心，承担当地的公共工程项目和从事福利活动，这些在帝制时代是士绅领导阶层份内的事。以前按照传统由大家族里有功名的儒生（思想保守并且往往是上层剥削者）来发起修庙、架桥、办学和从事慈善事业，现在则由当地合作社或集体农庄主席（他们通常是由党派来的热情工作者）发动植树造林、保持水土、照顾老人或改进村里的医药卫生。命令指示是从上头发下来的，但实际措施必须由村这一级来制定规划，如采用水泵和新式犁，办识字班，开会搞运动等。 1956-1967 年宏伟的12 年农业计划，也在村这一级提出了光明的前景：引进文化娱乐设施（广播站、图书馆、电影院），消灭各种疾病和水灾早灾，广植林木，使劳动力充分就业。主要是通过充分就业（过去从未做到），这项计划满怀希望地设想在每公顷土地上每年投人即的个工作日，把华南产量提高一倍，把全国产量提高一半。同样雄心勃勃的是控制黄河的长期计划，在主流上修建46 个“阶梯式”拦河坝，加上水力发电和综合利用计划，以灌溉华北大部地区。 对于刚学文化的农家子弟来说，这充满着信心的远景无疑是令人鼓舞的。对于持有怀疑态度和反对意见的人，则有明白宣布的“劳动改造”方针。同时规定了粮食定量供应和强制按定额交售商品粮的办法。 第一个五年计划 由于银行和工商业实行国有化，由于政府收买企业股票使其变成公私合营，由于历次运动使企业主筋疲力尽并实际上成为国家雇员，按照苏联方式强制订出的工业发展计划的准备工作也已向前推进。1953 一1957 年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是在经过两年半的试验、训练技术人员和设立统计机构之后，才最后公布的。它在1955 年7 月被宣告为开始“向社会主义过渡”，正式取代了到1953 年为止的新民主主义。在1600个各种主要建设项目中，约有7 加个将是工业方面的（其中包括1953 一1954 年发表的将靠苏联的援助开始建设的156 个项目）。在仪义幻个小型工程中，有2300 个将是工业方面的。新的工厂将制造拖拉机、卡车、发电机、船只以及供重工业用的原料和设备。大学毕业生人数每年将达2 万人，其中将有1 / 3 是工程师。 工农业发展之间的矛盾以及农业之服从于工业，这在1955 年宣布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目标中已经可以看得很清楚。钢要增加两倍，电力和水泥一倍，机床两倍以上，但棉织品的增产规定不到一半，谷物不到1/3。换言之，工业只有在农民减少他们消费的情况下才会增长。集体化使农民陷人困境；通过有利于工业的价格控制，农民的产品除了直接交纳谷物和税收外，还会间接地从他们的手里取走。制造出来的消费品将同农产品进行交换。可是，正如在中国战争时期人比武器便宜一样，中国的农业发展过程也必须强调实施投资少而劳力多的工程项目，如修建防洪堤坝和灌溉渠。猪的头数会增多好几倍，以提供肉食和肥料，但如化肥之类的生产则要受到限制。与此同时，资金投放将集中于重工业，其投资额为消费品轻工业的七倍或八倍。 这时在中共中央委员会里占统治地位的毛派热情家，把反对他们政策的“右倾保守主义分子”打了下去，要求“大跃进”，认为这将从心理上解放人们的生产力，并通过工人小组之间开展劳动竞赛运动之类的鼓舞手段，立即“多、快、好、省”地增加生产。这种强制实行的工业化运动终于使中国人民国民生产总值的30 ％左右流入政府渠道，使政府将其1 / 4 左右用于国防，1 / 4 用于行政和社会公用事业，一半用于投资。到1957 年为止，中国在这一时期的工业发展似乎是很快很充实的，是亚洲所有不发达国家中最快的。1956 年，铁路网伸展到西北，伸展到外蒙，以便同横贯西伯利亚的铁路相接；又伸展到新疆，以便通往俄国的中亚（但最后并未接通）。这些铁路线的修建再伴之以移民，开发了西北干旱地区以利于矿产的开采，并在政治上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加强了汉族对内蒙和新疆的重新控制。 同时中国在经济上对俄国的依赖已经颠倒了它的外贸格局。以前日本和西方曾获得它的大豆、桐油和其他农产品，共产党集团地区购取的数额不到总数的2 ％。这时中国的贸易主要是同后者进行，而重视进口机器设备等重要货物。 对知识分子和干部的斗争 “社会主义建设”需要动员全国力量，包括一小层为数约10 万的技术、专业和学术界的“高级知识分子”，这些人过去大抵是倾向西方的。党的领导人乐观地相信，他们的领导和主张到这个时候已经把这群人重新教育好，“改变了他们的精神面貌”，并获得了他们的支持；但党的领导人也显然感到关注，有一大群年轻干部参加的党的新机构已经使思想生活窒息，他们对待老知识分子专横霸道。因此在1956 一1957 年发动了运动，来对付知识分子和干部这两个重要的部分。 1956 年初，党在城市知识分子中发动了一次运动，以便保证他们对社会主义改造工作充分贡献力量。为此就要设法改善知识分子的工作条件，让他们能接触更多的外国书刊，有更多的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和更多的主动余地，同时让他们在思想上“改造”他们自己，使他们能有大批人符合党员的条件。1956 年5 月，开展了比较自由地批评干部和官僚主义的运动，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一权威口号。这不是要求人们自由发表意见的嚓亮的号角声。批评不能越出不言而喻的界限，即必须完全忠于党的最终决定的权威。这将是按照帝制时代“忠谏”式的御史传统，而不像是西方的那种“忠于国家的反对派”，后者虽然仍旧忠于国家，但可攻击现现政权的政策。 在尽忠的范围内培养生动活泼的思想，这是一种巧妙的手法。匈牙利人在1956 年10一11 月闹事和俄国对他们实行镇压时，中国正好也出现不满的迹象。在这之后的1957 年2 月，毛在党内发表了他那关于矛盾的学说：有些是“对抗性”的矛盾，如现政权与其国内外“敌人”之间的矛盾；有些则是“非对抗性”的，正常的并且是可争论的，例如官僚与“人民”之间的矛盾。在这个范围内，他显然希望运用他那“团结一批评一团结”的方法，能使如何执行政策的“斗争”继续健康而有节制地开展下去。正如延安时期的整风运动那样，这辩证过程需要展开批评，然后再去对付它，让极端的意见发表出来，通过公开辩论来加以处理，以便发现错误，加以纠正，也便于发现吹毛求疵的人并把他们改造过来。（“人民”中间的任何人，如果显得吹毛求疵和怀有二心，便可列为“敌人”，加以压服。）毛在3 月间估计，在500 万左右的高级和普通知识分子中可能有1 % 到3 ％的人是对马克思主义抱有敌意的，而大多数人不过是需要从运动中获得教育罢了。情况不久就会使他失望。 1957 年4 月宣布的整顿党的作风的运动，终于引起了知识分子积之已久的百花齐放的批评。经过一年的反复邀请，知识分子和优秀的专业人员终于公开出现不满情绪的惊人洪流，他们不满中共的极权制度，以及它的思想、目的和方法。这种广泛而根本性的批评在1957 年5 月使党感到诧异和吃惊。过了五个星期就把它停下来了。 同时党的中央委员会已经遇到了甚至更加严重的问题，即如何控制那批执行政策的庞大干部队伍的问题。发展工、农业的两个运动都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但是，这股巨大的“社会主义高潮”不仅承担了对物质条件的斗争，而且也承担了在党干部的指导和敦促下对倔强的人物和人性的斗争。 这批积极分子队伍的迅速成长，可以由党员人数的增多表明出来——从1949 年的400万增至1961 年的1700万。此外还有共青团（1959 年约2000万）和少先队（1962 年约5000万）。做党的工作需要有这么多的人，但他们大部分未经锻炼又缺乏经验。有4 / 5 的党员也许没有受过中等教育。刚受过政治教育的年青干部，虽然通过自我批评在学识上获得了威望和当领导人的资格，但可能容易犯“盲目乐观主义”、“教条主义”和“命令主义”，或者“保守主义”、“经验主义”和“盲目机会主义”的错误，而不是通过讨论、说理和说服的方式去向农民进行工作。干部们听了毛的思想见解和学习了党的路线之后，发动起来是比较容易的，但要他们办起事来能够保持克制和明智，或者避免犯贪污腐化和虚报情况的错误（这在过去已经根深蒂固地形成了官民关系的特点），就不那么容易了。事实上，农业集体化过程的进展是不平衡的，当地曾发生相当大的磨擦，给上级的报告也是过于乐观的。1956 年9 月召开的第八次党代会发现好多地方的农民被干部的错误保证引入歧途。工业建设项目同样是过于庞大的。群众的生活水平实际上反而有所降低。 眼看着有发生严重的“命令主义”和“脱离群众”的危险（似乎也是引起匈牙利骚乱的弊端），中共在1957 年4 月大张旗鼓地发动了前述“整顿”干部作风的思想运动，同引导知识分子提出批评意见的“百花”运动齐头并进。 这样，到了1957 年中期，中共发现知识分子和干部都无法适当地加以控制了。它的回答是针对这两批人展开了一场大的“反右”运动，在1957 年的下半年迫使许多以前的自由主义者和小党派成员退出政治生活，并清洗了儿千名干部。包括许多作家在内的、曾发表过批评意见的人受到严厉抨击，不得不公开承认错误，并互相揭发检举。统一战线看来是结束了。最后许多人被迫服从大规模的“下放”运动，教师、学生、城市干部和职员被送往农村，与农民一道从事体力劳动以免“脱离群众”，同时还能帮助提高农业产量，减少城市的失业人数。根据托马斯？ 伯恩斯坦得出的结论，在1957 一1966年期间，约有120 万城市青年确实被安置到农村（而在1968一1975 年期间，安置到农村的总人数高达1200 万左右）。 然而，训导人数不多的知识分子比较容易，约束几百万干部的过度热情（或者只是使他们不受感染）却很困难。革命的狂热不久就达到一个新的高潮，最上层的领导成员也陷人他们自己的热情而不能自拔。这种感情奔放的潮流一部分显然是由共产主义在全世界的表面胜利所引起的。 中国在世界局势中的地位 与国内的革命同时产生的是对外部世界的好战态度，因此中共的思想就再也离不开这样一个普遍提到的主题：“美帝国主义”是敌人，中国的“解放”是所有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各族人民的模范。时代条件使北京怀有强盛王朝的传统目标：统治邻近地区以保卫中国。但是，中共把这通常的强权政治的实际目标看作世界范围内伟大斗争的一部分，即进步的“社会主义阵营”反对反动的“帝国主义阵营”斗争的一部分。按照这种思想方法，中国新高涨的民族主义就表现为更广泛的国际主义形式，人民中国可以用这种形式来依靠它的苏联“老大哥”。50 年代北京的外交政策就是本着这种精神采取软硬兼施的手段的，正如它在国内所做的那样。 在1950 到1954 年的第一阶段，起初是中国对美国的好战态度作出好战的反应，而触发这次反应的具体行动是1950 年6 月北朝鲜在苏联支持下对南朝鲜的进犯。如前所述，这促使由美国撑腰的联合国派兵保卫南朝鲜，并使美国重新给予台湾国民党政府以海陆军支援。在中国军队干涉朝鲜和进人西藏后不久，中国又在印度支那以军事力量支援越盟。但是，经过两年的谈判，朝鲜停战协定终于在1953 年7 月签订；当法军在奠边府战败后，中国以大国身份参加了1954 年7 月的日内瓦会议，会上议定让法军撤离印度支那。 然而，在北京这样地扩张其势力的同时，美国承担的义务也扩大了。在冷战的这一前线，双方都想通过好战的行动来谋取安全。1954 年9 月，美国组成了一个联合防御体系东南亚条约组织，其中包括英国、法国、澳大利亚、新西兰、菲律宾、泰国和巴基斯坦。华盛顿又与汉城（1953 年10 月）和台北（1954 年12 月）签订了共同防御条约。这样，当国共在厦门港近海岛屿金门的对抗导致1955 年初的一场危机时，中国关于四邻地区的活动遭到美国所领导和资助的反共势力的“遏制”。 在这开头几年的好战精神之后，进人了一个更多地依靠外交说服的阶段。在1954 年4 一7月的日内瓦会议上，周恩来与其他国家的外交部长一起，力求在法军撤离印度支那后为该地区创造稳定的局面。这时周在同印度和缅甸会谈中提出了“和平共处”的五项原则。这也是他在1955 年4 月西爪哇万隆举行的亚非29 国首脑会议上发言的主题。根据“万隆会议精神”，美、中驻华沙大使开始在1955 年8 月举行定期会谈。 但这条“软的”路线不久就屈服于“硬的”路线。1957 年8 月俄国发射第一枚洲际弹道导弹和同年10 月它的第一颗人造卫星围绕地球运行后，帝国主义似乎处于守势。n 月毛第二次离开中国去莫斯科参加12 国共产党会议，并庆祝布尔什维克革命40 周年。毛的资历很高的地位是明显的，但社会主义阵营里欧洲和中国之间在看待趋势和问题上的意见分歧也同样是明显的。毛宣称“东风压倒西风”，号召在冷战关系中采取新的好战态度。 这一点在台湾海峡马上表现了出来，那里从1951 年起美国又重新援建国民党的兵力。国民党人越来越多地骚扰大陆，派遣特务、搞侦察飞行和散发传单以及进行小股袭击。他们又加强了金门“前线”的防御阵地，投入了1/3的国民党部队。最后，1958 年8-9月间共产党的炮击引起了第二次金门危机，此后这个危机平息了下去，但使金门始终成为争论的原因，国民党仍然坚守岛屿不放，作为它拥有大陆主权的部分象征。另一个重新表现出好战态度的地区是西藏，那里的人民被迫进行的社会主义革命很像是一种汉化过程。1959 年3 月拉萨发生暴乱后达赖逃往印度，导致汉人采取严厉的镇压手段，而西藏人则指控汉人实行灭绝种族的大屠杀。翌年夏，喜马拉雅山边界两侧的中印摩擦增多了，在l962 年10 月终于爆发为战争行动。中国控制了西藏新孤间通过阿克赛钦地区的战略要道，打破了印度人的和平共处的迷梦。之后就加紧工作，把西藏人作为一个自治区的少数民族吸收到中国之内，就像1947 年成立的内蒙古自治区和1955 年成立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那样。于是汉族移民随同部队和官员一起被派往西藏，而藏民也被吸收参加人民解放军，他们旧的社会集团被打散了。西藏不再是个缓冲国（buffer state ）了。汉人也曾同样扩张到北满、内蒙、甘肃、青海、新疆乃至海南岛这些人口稀少的边疆地区。移民、犯人和志愿人员被派去开垦生荒地或开发矿藏，大有压倒当地少数民族之势。清朝一度作为多民族帝国统治下的广大地区，这时主要被新的汉族占领了。 在南面，北越仍按过去传统实行地方独立，不受中国统治，但仿效中国的政制。1959 年后北越对南越的进犯，先是支持游击战，进行破坏和恐怖活动，然后派去军队，充分利用了中共的方法和帮助。应用中国的方法是利用城乡之间早已存在的鸿构，利用城市上层阶级和农民之间的鸿沟，在民族主义情绪和共产主义学说的基础上建立起更紧密的越南式的社会和政治新秩序。在50 年代后期，中国边界附近的这一切斗争看来都在节节获胜。这种形势在那几年促使国内作出了甚至更大的努力。 大跃进 1957 年9 - 10 月召开的三中全会（这届中央委员会由1956 年第8 次党代会选出），碰到了一个重大问题。“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使新的党政合一的国家机器能够有效地控制经济，各级党委这时都可在经济方面作出决定。不再需要动员群众去对商人和富农施加压力了，于是群众组织就开始衰落。然而，正如埃兹拉？ 沃格尔所说的，“共产党领导人控制经济的欲望，大于他们的学识、经验和判断能力。”繁琐和拖拉的公事程序发展得比生产还快。集体化并没有使政府获得的农产品真正有所增加，它面临着农业生产停滞这个可怕的问题。在1952 一1957 年期间，农村人口增加了约9 % ，城市人口增加了约30 % ，但政府征集的谷物几乎完全没有增加，同时中国还必须开始用农产品来偿还苏联的贷款。加重农业负担来建设工业的苏联模式看来已经走上绝境。而且，人口集中于城市的程度超过了工业化的程度，以致除人口稠密的农村得不到充分就业之外，又出现了城市的失业现象。第一个五年计劫取得了预期的结果，但如果照样推行第二个五年计划，那就势必会招来灾难。如今我们回顾起来可以知道，要解决食物供应和农村就业问题，惟一切实的办法是在农业方面实行技术改造，比方说生产化肥。但这并不是1958 年想要实行的解决办法。 大跃进的发展计划是游击战士能够拼凑起来的那套东西。他们已经懂得怎样开展运动和动员群众以达到某些具体的社会目标，这很像打仗时攻占据点的做法——他们在工作中真是常常采用军事术语的。现在这整套搞运动的机器被用来开展经济改造工作，同时还想发展农业和工业，也就是实行一种双重的战略，或者如毛所说的“两条腿走路”，以便同时发展现代工业和农村农业这两个不同的但又有关联的部门。把群众发动起来，就能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更充分地利用农村劳动力：第一，把劳动力密集地用于灌溉和防洪工程，或用来开垦土地；第二，用更多的人力从事栽植、除草和耕种，以提高单位面积产量；第三，发展地方小规模工业，利用当地的原料和器材来生产供农民用的消费品和设备。他们希望这种做法不致使农民的消费量超过其多少只限于维持生活的现有水平，并且希望农业的发展用不着现代工业部门来给予很多帮助，而是与此相反，希望通过征税和征收实物把农业的剩余产品提供给工业。 同时，经济的现代工业部门将出口它的产品以便从国外获得重要货物，或者用于投资来建设新的工厂，以扩展现代工业（这不禁使人想起在帝国主义主宰时代通商口岸和中国经济的农业部门之间差别很大的情况）。中共是要努力实现毛择东主义这样的信念，即思想上的激励能获得经济成果，新的精神无需利用物质刺激就能挖掘出尚未开发的人力资源，从而可以利用中国农村的落后状况和过剩人力。 这种以空想社会主义方式依赖毛主席教导的现象，同那与管理国家事务的旧传统相类似的制度改革结合了起来。这项工作在1958 年是比较容易搞的，因为前几年的农业集体化进行得很顺利，而技术专家和经济学家象其他知识分子一样，已经被百花运动和随后的反右运动搞得垂头丧气。对群众路线新的重视，使人以为只要发动群众，就可以解放出伟大的生产力来。为此，在1957 年后期就把经济管理权普遍下放。许多企业甚至金融控制权都分散到地方一级。中央统计局连同经济计划职能一起被拆散，分到各地。在这种背景下，每个地方拟定了关于大跃进的雄心太大的目标，但制定计划的不是经济学家而是干部，他们为你追我赶的精神所鼓舞，虽然强烈地忠于革命事业，却瞧不起专家。其结果是大力开展突发性的一天24 小时劳动。国家的面貌发生了变化，出现了新的道路、工厂、城市、堤坝、湖泊、造林和新开垦的土地。为此，6?5 亿的中国人被动员起来，无论男女老少都投身于那些在强度和规模上无与伦比的工作。在国外最为出名的业绩，是1958 年7 月开始的在没有专家指导或设备的情况下在“后院”用小高炉炼钢的运动。据报道，到7 月底约有3 万到5 万个小高炉，8 月有19 万个，9 月底有70 万个，10 月有100 万个，总共有1 亿人投人这场“夺钢战役”。不幸的是，所有这些劳动的产品大部是不能用的，虽然有不少人确实钻研了冶金的实际问题。这样，大跃进把小规模的工业带到农村去，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应用了技术和动员了人力，但眼前所得的结果是乱七八糟的和不经济的。 国家统计局声称1958 年的谷物和棉花产量在一年中几乎增加了一倍，在这个基础上，中央委员会为1959 年规定了雄心勃勃的目标，要再增产50 ％。1958 和1959 年供应短缺的现象，被归咎于特大丰收后运输力不足。上面的领导着迷于他们自己所提出的要求。事实上，1958 年是个好年成，产量可能增加了10 ％或15％，而有些试验田还可能增产很多。但由于统计局被拆散了，它不能对呈报的估计数字进行核实。中央委员会对外大肆宣扬的难以置信的收获量，到1959 年夏末不得不丢脸地收了回去。翌年因气候不佳，收成很差。粮食继续短缺，仍旧需要进行配给。既然每年人口增长1?5 ％到2?5 % ，而1958 年以后粮食接连五年减产，我们就只能得出这样的结论：食物供应在最紧张的1960-1961 年减少了20 ％。由于每人每日在正常的情况下只摄取约2000或2200热量，减少这样一个数字就意味着一场灾难。以甜薯代替大米和缺乏畜产品的现象都是很明显的。在1961 年后恢复了自留地和以后几年有了好收成，使局势有所改观。但因生产化肥需大量投资，粮食问题还是解决不了。到1962 年，化肥产量只有200万吨左右，仅仅是微不足道的开端。 人民公社 人民公社是大跃进的不可分割的部分，是根据发挥“群众自发的主动精神”这种群众路线思想而建立的。同这个群众运动一起进行的，是分散经济管理权。一个典型的公社由几个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即集体农庄合并而成。有的公社像区那么大，较小的公社约有4000 到5000户或2 万人左右，大致相当于一个乡。公社包含地方政府的所有职能，如军事、公安以及地方贸易、财政、税收、会计、统计和计划工作，这些都受党的控制。公社分为生产大队，大队又分为生产队，这些生产队或多或少相当于以前的农业生产合作社，也许包括半个村子。自留地被收回了，私有物件小至锅、盆、桌、椅都交公。许多农民有一个时期都在大食堂吃饭。所有的劳力都受控制。每人每月要出工28 天，儿童都送去日托。这将大规模地提高农村的工作效率，使包括妇女劳力在内的所有劳力都有充分的工作可做。这种浮夸的想法像打仗那样大张旗鼓地用空想社会主义式的热情加以推行——例如企图建立“按需”免费供应食品和其他必需品的制度。他们希望结果会出现很多农业城市，农民因此会无产阶级化并脱离他们的土地。这样就能更好地控制人力，改变农民的态度，唤起他们的主动精神，建立一个自给自足的地方性社会，其中包括自卫的民兵部队。 这次革命使所有的人都工作过度，筋疲力尽，又由于挫伤了人们的积极性和管理不善，结果归于失败。平均主义的工资制度，即按需计酬的办法，降低了劳动生产率。在公社内部像调动几排兵那样任意转移劳动场所，也降低了生产率。中国那种精耕细作的园艺式的农业不能像俄国集体农庄那样大规模地组织起来，特别是在缺乏机械化的条件下。 1958 年12 月在武汉召开的第六次全体会议上，中央委员会不得不把决策中心从公社转回到生产队一级，作为核算、收税和分配收人的基本单位。不再强调吃饭不要钱的制度，工资重新按照劳动量和所挣的工分支付。当农业危机在1960年更为加剧时，公社权力又进一步分散到平均由20到4O 户组成的生产队，作为基本单位。自留地又发还了，食堂解散了。到1962 年，因为缩小了规模，公社的数目从大约2?4 万个增加到7?4 个，约等于从前农村集市地区的数目。 中国原来的土改避免了苏联农业集体化的破坏性后果，因为中共是分阶段慢慢地进行的，并且采取说服教育的办法。然而，他们到底还是同样碰到了农民干劲不足和农业生产停滞的问题。当他们开始革新，将权力下放，发动群众，并建立人民公社时，他们也失败了。他们在19 团年后的经济倒退和工业停顿，比景况较好的苏联经济在任何时候所碰到的类似情形都要严重。在50 年代的10 年，中国由于一度在经济方面实行调整而得到恢复，并且又有苏联的援助和货款，曾经受益不浅。60年代初期，中国吃了气候不利以及苏联撤走技术人员和停止援助的亏。 1958 一1960年在“政治挂帅”的口号下做得太过分，并且那时党政几乎合为一体，之后中国经历了若干年的经济失调。1960年的国民生产总值可能下降了1/3。普遍出现了营养不良的现象，另外还有一些人饿死。人民疲劳不堪，毫无热情。交通运愉垮了。工业停顿，其情景好似严重的经济衰退。当局认识到，亏待了10 年之久的农业现在必须要得到最优先的照顾了。虽然自然灾害受到了诅咒，但事情很清楚，毛和中共在运用他们的政治权力时，已经在经济上犯了一个真正规模空前的大错误。正如毛在1959 年检查刚刚过去的事件时所说的，“煤铁是不能自己走路的；它们需要车运……这个我没有预见到……我主要集中精力搞革命……我不懂得工业计划。”结果是干部们灰心丧气，老百姓的希望破灭。 50 年代末期中国的革命越来越趋于极端，不断加速运动和提高指标的狂热倾向很像其他的社会大变动。包括苏联人在内的许多人把这种倾向归咎于毛作为革命浪漫主义者的固执。这个高傲专横的中国人力求找出一条走向社会主义的自己的道路。进一步的研究可能会使我们看出，他的个性并非独一无二，而是有代表性的。无论如何，极端的做法是不断受到毛和中央委员会鼓励的，他们相信群众会响应马克思列宁主义领导的倡议，因为后者懂得如何解放社会的潜在“生产力”和发扬中国工人阶级的“创造能力”，而他们相信这种创造能力在过去是被内外剥削阶级所遏制的。 信心竟然这样大规模地落了空，这是罕见的。到了印年代，中国人民已经学会了怎样同中共政权共处，正如他们过去学会同专制政府共处一样，但最初对革命的那种热情已经消耗殆尽。党的领导人是依靠“热爱群众”和“为人民服务”而高升到掌权地位的，现在他们发觉自己处于困难时期新统治者所处的地位，面临着难以解决的棘手问题，因而感到疑虑重重，并且彼此也不象以前那么融洽无间了。 在1960-1962年，刘少奇和北京的其他领导人采取了有力措施来恢复生产。他们恢复了工业的集中计划工作，恢复了对工人的经济刺激（发放额外津贴和奖金），恢复了农民的自留地和农贸市场。他们从社会主义退回去的措施，没有像1921 年列宁的新经济政策那样剧烈。但这在工农业方面都造成了个人收人较大的差距，产生了更多的精英分子优越感和官僚主义化。到1962 年，毛及其支持者看到了资本主义复活的倾向，一种修正主义的“资产阶级复辟”。 第16章 第二次革命 从1962 到1976 年9 月毛去世为止的15年，是我们对中国现代历史最不理解的一段时期，这不仅是因为时间太近，还来不及作深人细致的研究，而且还因为种种事件在我们外界观察者看来是那么突兀和令人迷惑不解。（它们使中国国内很多人也有这样的感觉。） 毛和他的反对者 1966年后，素称团结的中共领导人为一次“权力斗争”所分裂，但当世界报界想用这个主题来说明情况时，他们往往变得更加糊涂了。这是因为，毛的诡计多端或手腕十分高明，政治局里日后成为第二次革命最大攻击目标的同僚，早在1962 年9 月和以后经常附和他谴责“修正主义思想”以及“党内机会主义思想倾向”， 这样就不知不觉地挖掘了他们自己的坟墓。毛的动机照例是很复杂的，有些人认为他一心想寻找忠于他那理想的接班人，以保证他自己享有“不朽的革命声誉”（借用精神分析家罗伯特？ 利夫顿的话）。他反对职业专门化，不信任知识分子；他带有反城市和反官僚政治的倾向——这一切都是普通农民的典型态度。他耽于幻想，在1958 年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中偏离了斯大林主义的工业化模式，结果造成了灾难，1958 年以后他就不再担任行政工作；到1962 年，中国的经济开始恢复。但毛这时相信革命面临着“两条路线斗争”的危险——或者是按常规的办法发展国营工业和精英官僚阶层，或者是力求完成中国式的平均主义化社会主义。对待中国革命的两种态度。首先从历史背景说，在马克思主义的欧洲思想根源里，对革命历来有两种不同的看法。本杰明？ 施瓦茨指出，一种看法来源于卢梭，把历史看作一出道德剧，把革命看作达到以美德统治天下这一目标的移风易俗运动。第二种看法来源于重农学派，认为革命的力量在于艺术的进步、特别是物质技术的发展，使新的生产力能够形成新的阶级在前面带路。在研究这两个同源的主题时，毛泽东可以强调要在道德上追求平等主义的正义和无产阶级的美德，而刘少奇、邓小平以及他们的同僚却可以强调需要实行计划经济和求得物质进步。 在现代中国，这后一种的“科学马克思主义”曾为例如陈独秀所赞同。它认为一个社会的政治、社会和文化生活的“上层建筑”，反映着它的物质基础，反映着它的生产关系（如资本家与工人或地主与佃农之间的关系）；必须先改变这些物质基础，才能改变上层建筑。相反地，为李大钊所赞同的唯意志论（有随心所欲而并非“志愿”的意思）和民粹主义则声称群众的意愿一旦发动起来，便能征服一切。在毛的思想背景里，我们还可看出无政府主义的观点，它曾对本世纪初那么多的中国理想家具有吸引力，使他们认为应当废除一切政府和资本主义，创立一个以互助合作为基础的自由社会。卢梭主义与中国经书特别是《孟子》 里有关修身的教导有一定程度的类同之处，这也使毛获得了理论上的支持。孟子修身的思想认为，所有人本质上都是好的，因此只需要教导就可以发挥他们的潜力，而领袖则必须由德高望重的人来担任，他的高超品德能够超越环境，改造人民群众。这种儒家思想的残余助长人们相信圣贤豪杰的至高无上的作用；另一方面，受苏联教育的刘少奇及其同僚在1956 年的中共新党章里略去了“毛泽东思想”，并且不赞成对毛搞个人迷信。斯图尔特？ 施拉姆曾经指出，刘同志在论述党并强调所有的人在党纪面前一律平等时，可以宣称“毛泽东同志是全党领袖，但他也服从党”；另一方面，毛在最初赞扬斯大林时可以这样提问：“如果我们没有斯大林，谁来发号施令呢？" 这两种固有的思想路线的二元性，可以从主要造反者毛和主要组织者刘之间的对比中得到证明。刘少奇也是湖南人。他早先在1922 年就同毛共过事，从1943 年起彼此合作得很密切。他最初的成就是在国民党或日伪地区的城市里做组织工作。延安时期他担任中共组织部长，1959 年担任国家主席。洛厄尔？ 迪特默采用哈罗德？ 拉斯韦尔的说法，把文静而无特色的刘列为“克己型”，这种人力求一视同仁和照章办事；同时把活跃的毛列为“表演型”，认为他视野较为广阔，能够兼收并蓄，创新立异，并且喜欢稼敬赞扬。这种对比可以列为几大项目，先是政策与具体工作的对比，以及幻想与实际执行情况的对比。领袖与政委的对比：毛是可望而不可即的、有超凡魅力的领袖，是仁慈长者的象征，而刘少奇手下的那些政委则必须行使当地的权力，并要求人们遵守纪律。毛屹立在他的同僚之上，是同别人保持一定距离的人物。群众路线与党的建设的对比：毛主张斗争。他要求干部为人民服务，引导他们争取解放，把他们鼓动起来，并本着群众路线的精神响应他们的活动。刘和其他党的建设者则宁可把斗争限制在一定的范围之内，使它服从于党内团结的需要，并强调把干部和党员训练成为新的优秀人才，以领导中国的改造工作。农村与城市的对比：1949 年后，毛的心思回到他的农民生活背景和延安时代朴素的生活。他厌恶城市生活，不放心城市里的种种流弊，常常想到农民大众，认为他们的充沛的能力一旦被解放出来，就能够移山倒海。他理想中的人物是多面手农民，生活在自给自足的农村里，既能耕田，又会做工和充当民兵。中央委员会里的实际组织工作者则相反，他们认为实行工业化需要有才干和技能，从而认识到城市里有文化有专业的杰出人才是重要的，并感到有必要兴办技术教育，以培养对现代国家能够作出贡献的专家。唯意志论与计划的对比：毛的大多数同时代人在面临巨大的任务时，赞成进行五年计划之类的系统工作，把投资资金的逐步积累和工业建设看作必不可少的。毛则考虑政治多于经济，因为他相信只要有正确的态度和决心，人就能够克服一切困难。这种对意志的重视、即唯意志论，成为毛的个人信条，是为他个人经验所肯定的。这使他偏爱地方的主动精神，而不赞成由中央实行控制，相信人民而不相信官僚，重视农民而不放心任何新出现的统治阶级，用很普通的话来说，就是重视政治而不重视经济。所有这些对比中最闻名的是红与专的对比，受政治训练的人与受专业训练的人之间的对比。空谈理论的积极分子抬出这个口号来折磨1 叫9 年以前留下来的旧知识分子，贬斥他们从外国学来的知识。 在中央委员会的许多公告中，这些为中国前途选择的不同途径，并不总是互相排斥的，而是被看作同类的原则加以提倡。罗德里克？ 麦克法夸尔一针见血地指出了1956 一1957 年毛与刘及其他组织者之间激烈的观点分歧。毛怀着乐观的希望，认为甚至能争取知识分子和富农来支持中共的奋斗目标，刘和其他的组织者则关心保持党的权力。毛把这种根本性的争论看成是“党和人民的关系”问题。他相信这是由于党掌了权，才“使干部产生官僚主义作风”。但在50 年代，他仍然同意政治局的观点，认为“中共在国家和社会中的领导地位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团结保持住了。像刘少奇那样的政治委员，支持了显然属于毛的“大跃进”范畴的空想社会主义。但它的失败促使刘等对变革的步伐、所化的力气以及它的方向等问题上的态度强硬了起来。在1958 年12 月武昌会议上，毛“自愿”把国家主席的职位让给刘少奇以后，辨论仍然进行，但这时中共领导面临着每一场革命都要碰到的问题：革命成果到什么时候才能巩固？什么时候应该不再搞变革而谋求稳定？或者，怎样能够永远保持蓬蓬勃勃的革命精神？这是修正主义的问题，是要不要修正运动目标的问题，也就是苏联所遇到过的左右为难的问题。这使苏联修正主义对中国政治的影响变得更加厉害了。 中苏分裂 在40 年代后期和80年代初期的冷战期间，“铁板一块的国际共产主义”在一个单独的主导思想和斯大林的最终权威下似乎是团结一致的。当时这种外表的色彩很浓，因此谁要是怀疑，谁就得拿出证据来。1953 年斯大林逝世后好几年，团结的门面作为整个共产主义运动一份明显的财产，仍然维持着。 中苏关系不久在几个方面发生了分裂。中俄两国是各自独立的国家，有着不同的历史、对自己不同的看法、需要和目标。历史的记忆使他们互相猜疑：13 世纪的蒙古游牧部落曾奴役过南俄，沙俄帝国主义者曾侵人满洲、蒙古和新疆。在冠冕堂皇的共产主义辞藻后面，历史提供不出什么彼此互相赞誉或顺利地进行合作的事例。它们新近的合作，主要是以中国出资偿付苏联援助的形式实现的，是按照它们领袖的愿望进行的，也很容易按领袖的愿望中断。共产主义革命的思想原先曾把它们联在一起，后来这种思想也就成为他们发生分裂的要点。 毛不懂外语。在他吸收马克思主义思想时，这一思想往往在翻译过程中多少有点汉化了。此外，毛是从搞革命的行动开始的；他是边工作边吸收革命思想的。人们常说，他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应用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我们也可以说，他本身经验的具体实践，决定了什么样的意识形态是他认为有用的。 从字面上看，毛的朴实的主张处处点缀着中国的格言和隐喻，有典雅的也有通俗的。他严厉批评中立派是“坐山观虎斗”，讥讽目空一切的干部以为同农民讲道理是“对牛弹琴”。凡是从长满蛆的粪坑旁边走过的人，都不难理解毛对“中国反动势力很深的臭水坑”的憎恶。引用孔圣的话“三思而行”并不一定是提倡孔孟之道，但这有助于使共产主义适应中国国情。 在理论上，毛不断地曲解共产主义学说以适应当地的需要。斯大林曾经声称，苏联通过“无产阶级专政”到达社会主义的经验提供走向社会主义的惟一途径，必须为东欧的人民民主国家以及也许为其他一切国家所遵循。但中共在1949 年后建立了“人民民主专政”，并声称只要有代表全体“人民”的“无产阶级领导”的统一战线和联合政府，有一个所有“革命阶级”的大联合，那就能够领导中国走向社会主义，而且可以通过渐进的、说服教育的、非暴力的改造工作来做到这一点，这与列宁和斯大林所要求的突然的暴烈改革是截然不同的。 1953 年斯大林死后，赫鲁晓夫成为苏联的主要领导人（直到1 久讲年为止）。他在1956 年2 月苏共“二十大”上请责了斯大林的种种罪恶，接着苏联开始“非斯大林化”，这些事实使当时仍然乞灵于斯大林之名的中共感到惊讶和尴尬。当然，“二十大”提出的条条道路通往社会主义的理论给毛主义和铁托主义修正马克思主义的行动提供了理由，并且接受了北京自命为亚洲人民学习榜样的这种说法；中苏的思想意识上的团结是保持住了，但付出了让步的代价，损害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从此以后，裂痕愈来愈大，起初还掩盖在表面之下，但到1963 年就完全暴露在公开的争论中了。中共在组织上和思想上都维护了独立自主的权利。这时北京也像莫斯科一样，成为共产主义理论权威的一个独立存在的中心。国际共产主义不再是铁板一块了，在国家利益的牵扯下，即使还没有造成分裂，至少磨擦是不可避免的了。 从个人关系的角度来说，虽然毛可以承认斯大林的资历较深的地位，现在却理应由赫鲁晓夫来承认毛的较高地位了。但那时苏联成功地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卫星，赫鲁晓夫正在顾盼自雄，他与毛打交道时并不以晚辈自居。相反地，他指责和嘲笑毛所宣称为比莫斯科优越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说那是左倾偏差，是危险的狂热。作为回报，北京认为赫鲁晓夫统治下的苏联“修正主义”是一种机会主义偏差，是卖身投靠了资本主义。虽然莫斯科曾在1957 年答应援助北京制造核武器，其后就终止了这项援助。由于两国的关系越来越坏，1950年8 月全部苏联专家带着他们的图纸突然撤离中国。这一切都加深了具体的怨恨情绪。 不久两国的国家利益在世界最长的边界线上发生了冲突。这两个多民族的国家都统治了中亚地区的突厥语少数民族，以及边界两侧如哈萨克和吉尔吉斯这样一些游牧民族，这些民族认为谁对他们有利，就可能拥护谁。在60年代，苏联国内对中国的狂热和扩张确实感到有点害怕，到了1969 年，在东北的黑龙江沿岸和中亚都发生了边境冲突。 从历史上看，50 年代苏联在中国外交关系上的首要地位可以同以前几十年的外国势力相比——例如，1860 年后的英国势力，1900年后的日本势力，或者40 年代的美国势力。许多外部的民族曾称雄一时来帮助改造这个中央王国，但没有一个外来民族能永远留在那里。他们已经统统被赶走了。 由于中苏加深分裂，北京就想夺取世界共产主义革命的领导权。它派出了文化代表团，举行展览会和从事富于战斗性的宣传，援助新成立的国家，支持“民族解放运动”，特别是在亚洲和非洲地区。毛为这一时期制订的政策发表在1965 年9 月林彪关于“人民解放战争”的一篇讲话里。林把中国的经验推广到全世界，认为中国革命的模式适用于人类中2/3的不发达人民，以反对工业化的帝国主义强国。他用了“以农村包围城市”这种比喻，但并未权衡其是否切实可行。这并非类似希特勒为了征服其他国家而绘制的蓝图。他们倡导所有人民革命要依靠自己，这意味着中国能指明道路并提供援助，但它自己并不想通过扩张来完成世界革命。（这使我们想起古代纳贡关系的理论：中国是其他国家应该学习的榜样，但要靠他们自己的主动性。） 这种规定要由各国人民自己去进行世界革命的办法，是在北京的外交关系受到挫折的时候提出来的。1965 年2 月，美国开始连续轰炸北越；这种在中国大门口的侵略行动附有不从陆地侵犯北越的保证；于是北京遭到无法可想的屈辱，没有力量去保护一个毗邻的盟邦。1965 年6 月，想要组织一次把苏联排除在外的亚非会议的企图失败了。10 月，在印尼的一场政变流产后，亲华的印尼共产党遭到屠杀。在国外的这些的和其他的失败使中国又转向内部。 官僚主义流弊的滋长 在60 年代后期国内斗争的背后，隐伏着深刻的紧张关系。第一是中国的贫穷与其新近积极参加政治活动的公民的想望之间的差距。为了摧毁旧秩序，中共曾经掀起了旋风，现在必须由他们自己来乘风破浪了。国民党政权的力量小，只限于表面，并未在中国几百万个村庄里积极活动，而中共的权威却像稻根一样深深地扎在稻田里了。在旧的自由市场经济体系下，物资短缺不能归谁负责。但如今物资的短缺则反映了计划不当。中共挑起了这副令人惊愕的重担之后，已经建立了庞大的行政结构。地方上的党委书记和各集体单位的行政人员一经设立，就越来越忙于公文报表，不大关心普通的劳动，变得更像一个上层阶级，成为一批类似过去士绅的地方新贵。追求名利的人和拉亲属关系的人重新出现了，他们利用“走后门”来拉拢关系和谋取特权，想方设法使子女进入较好的学校和增加自己的私有财产。工分制也被内部的人弄糟了，奖金或额外津贴只发给某些人而不发给别人，农村的劳动制度中正在偷偷地采用计件工。正像工厂里的无产阶级要求享受特权那样，农民要求有更多的自留地，要求有自由市场和包产到户——又回到一家一户务农的体制。农村的革命精神正在烟消云散。 在仍然有一半文盲的人民中间，他们的祖先曾有刃的年之久生活在一个掌握特殊技能、享有教育特权和特殊地位的统治阶级之下，政府仍然是由一批精选人物来经管的。普通农民得到“解放”成为公民后，并没有减轻反而加剧了对于精选地位的竞争。过去帝制时代不过只有百万左右有功名的士绅，现在则有上亿名群众组织的深谙政治的积极分子，还有好几百万有才干的年青人急于想出人头地，要上好的学校，找好的职业并谋取一官半职。 中共的难题是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的问题，这就是许愿很快，实现起来要慢得多。这新的党、政、军三位一体的权力结构是个精选班子形成的组织，非常讲究地位和保密安全，是从上到下控制得很紧的。一旦各级人员配备齐全，居上层地位的人就变得越来越谨小慎微，越来越缺少革命精神，而下层人员则感到动辄得咎，毫无用武之地。 革命家把旧官赶下台，不过是承袭了旧政权的弊害，这个规律被干部与中国公众间的鸿沟证实了。在这新的干部统治阶级内部有许多等级，首先有公社或生产队里的“地方干部”与那些从党、政或群众组织领取工资的“国家干部”之分。在帝制时代的官阶有18 品，现今人民共和国的城市地区工资级别有24 级，农村地区有26 级。最高级的工资约为最低级的九倍。由于这些工资级别带有不同的特权和特殊待遇，它们就构成了成就和威望的阶梯。当这种制度在1956 年正式形成时，就出现了差别鲜明的社会等级：最上层的是30 年代中期参加过长征的干部，其次是1936 一1945 年延安时代的。往下是1945 年后参加党的“解放战争干部”，以及1948 一1949 年内战末期参加工作的“起义干部”。 干部生活。多克？ 巴尼特曾对北京一个典型的部里1000名千部进行过研究。这里面约有1 / 3 是党员，在部内各级支部的领导下组成复杂的小组机构。部人事局与部党委密切而又秘密地配合工作。这套党的机构负责管理所有党员的思想和行为、忠诚和纪律。党员是同非党人员分开的，他们要经常开会、进行批评与自我批评、汇报下属人员的情况，经常参加“党的生活”会议，并竭力使自己在人事、监察等处的秘密档案里保持良好的记录。非党人员虽然没有那么忙得不可开交，但也要参加定期集合讨论政治的小组学习会，以及参加群众组织如工会、妇联会或共青团。党支部每星期五晚上开会，会上可能发一些保密文件供大家学习，但不得同非党人员议论这些材料。每星期六下午还有全部党内外人员都必须参加的阅读讨论会，按文化程度分成10 人至20 人的学习小组。 如果要想人党，就必须有两名党员介绍，递交一份很长的个人简史。党还可能秘密指定一个党员去暗中了解入党申请者的情况。然后合格的申请者可能要在党的一次特别会议上为他申请人党的理由进行答辩，才能成为一名候补党员。一名候补党员可能要通过两三次这样的申请手续，才会获得接受，这同往昔读书人要经过几次三番的努力才能中举的情况相类似。 不管已否人党，一个干部的个人档案材料几乎比他本人还重要。他从未见到，但他知道其中有他写的个人历史和背景，他的经历和思想观点，以及所有他的家庭和社会关系。在每年年底和每次运动结束，干部都写一份关于他的全部思想和活动的个人总结。这个总结要在小组会上认真研究和评议，加上组内人员和小组长的评语，然后把这一切东西归人秘密档案。可疑的人员都要经过系统的调查，而且每逢运动，这种容易受到攻击的人当然很可能成为批判的对象。旧的科举制度要求人们自己去精通经学，共产党的制度则要求人们对自己百般畏慑，坐卧不安。即使是一个最有才能的人，他的前途也可能被他的阶级背景毁于一旦，因为他根本洗不掉“资产阶级的污点”。 一个政府部门不时受到各种运动的冲击，由于这些运动很可能危及任何一个人的前途，部里所有人每逢运动就都人人自危。除了运动所要打击的具体弊端外，最后总要挑选某些人作为靶子，来对他们进行系统的谴责和使他们蒙受公开的屈辱，这种场面足以提醒所有在旁目睹的人，要不是党的宽厚，他们自己也可能要挨整。这些杀一做百的公开场面异常醒目地重新申张了党的权威。具有典型意义的是，这些场面促使所有那些感到自己处境危险的人起来极其猛烈地指责他们业已挨整的同事，这样一项活动当然不会增加任何一个人的自尊心。除了在群众面前享有威望和权力外，干部的特权包括：某种程度的经济保障，公费医疗，低廉的房租，廉价的伙食，子女进人较好学校的方便。但这些特权并不包括留在一地工作的权利；丈夫和妻子可能被调到不同的城市去工作。最糟的命运是被“下放”到农村，这是1957 年为多种目的而制定的一种计划：建立地方上的领导班子，通过农业劳动来教育干部或进行惩罚，或者为了精简中央政府的工作人员和压缩城市人口。格雷厄姆？ 佩克在描述4O 年代中国公众对国民党不再抱有幻想时，说他看到那些消极地坐视现状日趋崩溃的人脸上，露出“那种神秘的微笑”。据香港的一位研究人员米歇尔？ 奥克森伯格的分析，在印年代，那些推动社会变革的运动多半失去了功效。干部们已经学会如何按适当的形式经历运动。在批评会上，一名劲头十足的积极分子会早早发言，但其内容不会越出领导人所限定的范围。明哲保身的人常常在会议的中间发言，稍稍提出一些不出人们意料之外的意见。一个决心要对遭受攻击的人“表示同情的批评者”可能会在会议快结束时发言，加进几句有利于挨整人的意见。但干部们懂得要避免密切的朋友的关系，否则他们以后就会受到仔细的审查。一个积极分子除了应付小组里的批评之外，懂得怎样才能平安地渡过运动。他在动员阶段装出一副表示进步的热情，预先估计下一阶段运动的情况，并在巩固阶段变得相当谨慎，而且还作一些自我批评。总之，党内人士已经学会怎样应付毛的“不断革命”方法以保护他们自己，从而也就丧失了真正发动人民的能力。 毛重新掀起革命：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1962 年，由于经济情况明显好转，毛和中央委员会在9 月间重新强调阶级斗争的首要地位，甚至在党内也是如此。其后两年内，他们以“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名义在许多方面开展了内容广泛的工作计划。总的说来，这次运动未能获得原先预料各界人民应有的反应，但它规定了日后成为文化大革命基本内容的目标和方法。 对毛的迷信崇拜。这种狂热的崇拜集中于少数几篇说教性较强的着作中所表达的毛泽东思想（“为人民服务”； “纪念白求恩”这个为八路军献身牺牲的加拿大医生；“愚公移山”即叙述一个老人和他的后代坚持不懈地移山的故事）。 效法军队。“向解放军学习”他们的彻底献身精神、纯洁的思想、大公无私等品质。军队要做群众的老师。 体力劳动。干部、教师、学生、职员以及全党必须学会和农民群众共同从事体力劳动，永远弥合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之间的鸿沟。 全民教育。教育应简化：减少书本知识，把它同生产工作和实际技能结合起来。 重新唤起集体主义精神。应当发动贫下中农重新产生集体主义精神：“农业学大寨”——山西一个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的模范生产大队。 无产阶级文化。在艺术和学术方面，开始用一种新的政治说教方法代替以往颇少受革命影响的旧文化。 1963 一1965 年提出的这些以及类似的主题，结果就成为第二次大革命的蓝图。但是，这些主题还必须从“二次降临”的千禧年年时代（这就是在群众中以及在党内开展的反对“资产阶级修正主义”的阶级斗争）、有组织的信仰和狂热中取得其打击力量。毛泽东的感召力和他内心的幻想，是这次大规模举动的重要催化剂想克服的弊病并不是社会关系或客观条件的产物，是人们品格中的污点。正如本杰明？ 施瓦茨所说的，在毛泽东主义的思想领域里，‘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已经被变成两种类似无孔不人的流体那样的东西，一种是有害的，另一种是有益的，它们能够到处渗人。无产阶级的真理并非来自任何一个集团乃至组织，而是来自毛泽东思想。” 1935 年后毛担任领导的30 年间所获得的成就之大，足以使哪怕是头脑最清醒的人也产生偏见。中国政界的任期是没有限制的，因此中国政界首脑的地位就常常使掌权者以他就是“中国”这种形象自居，而这种形象事实上也正是铁板一块般的权力结构所要求的。我们可以想象，毛的背后有上百个过去的“天子”在跟他耳语，由于他那好战的斗争作风使他一再取得胜利，听取那种耳语就成了他的习惯。总之，他那不容置疑的地位肯定了他的思想和动机的正确性。毛泽东个人的优越地位是合乎他所领导的运动本身的种种需要而逐步形成的。他也带头提出并权衡党的可供抉择的政策方案，例如在（论十大关系）中提出的重工业和轻工业、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中央和地方等等的关系。然而在选择政策的范围内，他一再成为彻底实行左倾路线的主角，反对党内管理人员和经济开发人员的慎重意见，他是他们中间的一个空想主义巨人。毛称之为修正主义的问题产生于这样一个事实，即有太多的党员已对毛泽东处理中国问题的那种浪漫主义的、势如雷霆的方式丧失了信心。党内有经验的官员如刘少奇和总书记邓小平，反对毛派的盲目信仰、狂热和力求纯正的癖好，因为这些只会妨碍经济的好转。当这些官员仔细考虑实际问题时，他们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简直迈不开步子。理查德？ 鲍姆指出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与其后文化大革命之间的对比：前者采用在党的控制下经过精心挑选的工作组织，后者则采用群众自己搞起来的组织；前者是从上而下的改革运动，以地方干部为对象，后者是从下而上的革命，以党的主要领导人为对象。总之，到了1965 年，毛已经准备要指控他那些最密切的同僚在搞“复辟资本主义”的“阴谋”。他对党感到失望，已经求助于军队。 使军队重新政治化。相当于党政官僚机构的武装部队，是1955 年2 月成立苏联式的职业军官团后出现的。军衔和制服、不同等级的工资待遇、许多规章制度和新成立的军事院校，都削弱了官兵间的同志关系。惩罚代替了说服教育。职业军官不满政委制，并攻击“政治挂帅”。他们反对人民解放军的双重领导传统，赞成苏联统一指挥的原则。结果是部队里的党委会数目日减，直到1960年有1/3的连队没有党委会。党员人数也减少了。 但是，在1959 年9 月国防部长彭德怀因批评大跃进并同苏联人有接触而被免职以后，接替他的林彪将军是同毛密切合作的。一声令下，部队里就招进了25 万名新党员，连队的党委会也重新建立起来了。发布了新的军事手册和规章制度，反对不分青红皂白地照搬外国的即苏联的方法。部队里解决“红与专”问题的办法是恢复被苏联模式所削弱了的政治机构，使之更遍布各个部队。这时部队各级下至连队和班，党员都有自己单独的组织，并且处于领导地位。思想灌输和进行监视是这种制度结构的部分任务。例如，典型的做法是一个有九名战士的班分成三组，每组三人。组内的三人互相负责，组长可能是同党有关系的。在战斗与外出时，他们互相监视。思想灌输工作把解释时事的权威意见讲给战士们听。所有这些措施维持了部队的士气。不那么重视官阶军衔了，体罚、骂人的事也较少了。部队里直到连级的政治军官发挥了这套制度的作用，防止了志同道合的异端分子形成集团。批评与自我批评是这个制度的一部分，用以压制不良的思想和异常的行为。军队受到彻底的政治思想灌愉，以致到了1964年有可能开展一次全国性的竞赛运动，来“学习解放军的政治思想工作经验”。与此同时，经济管理部门越来越多地安插了从解放军借调进去的政治、军事人员。 到了1965 年5 月，又有可能废除军阶，在衣着式样、制服或领章上不再有明显的区别。同时，在每年年满18 岁的600万青年中，约有75 万应征人伍。重新强调了人力胜过武器的理论，并批判以往彭德怀的资产阶级思想。这样，到了1965 年秋，人民解放军提供了毛能够用来推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基本力量。他在这样做的时候，甚至利用了解放军报作为他的喉舌。 文化大革命 文化大革命是大致从1966年5 月到1969 年4 月的一次超级大革命。但这是一种偶然作出的安排，而不是有控制的规划。当毛在1965 年秋采取措施，反对坦率的批评意见时，他显然发现党内支持这种意见的人数很多，超出他的预料。正如1957 年“百花齐放”的批评那样，事实证明反对的意见异常广泛，但这次是出现在党内。毛对此的反应是大力采取新的措施，来动员党外支持他的力量。不久，公共场所就到处是群众大会、游行和宣传，歌颂毛是“我们心中的红太阳”。几百万青年人中间，巨浪似的激动情绪甚至歇斯底里，弄得人们精疲力竭、颓丧不振；然后又进一步掀起高潮。通过这一切，这位领袖进行了对党的清洗。斯大林是从内部来清洗联共党的，是利用党的机器秘密进行的，而毛对中共是从外部来清洗的，是利用红卫兵之类的群众组织公开进行的。斯大林用他的秘密警察杀害了儿百万人，毛则依靠解放军，并采用公开使人屈辱的方法。暴力行动爆发了，主要是为争夺地方权力而引起的内乱。毛发动运动，也像打游击战一样，采取了打打停停、一阵子破坏一阵子巩固这种有节奏的做法。他的第一步行动是攻击文化教育方面的主管人员以及北京市委，以保证他从中央对宣传工具的控制权。在这一阶段，他的最终攻击目标国家主席刘少奇和党的总书记邓小平同他合作，派出了搞运动的工作组，而以后毛却指控那些工作组阻碍了他的运动。1 叭拓年8 月他操纵十一中全会，壮大了他的力量。他已经走出党外，求助于红卫兵之类新成立的青少年战斗组织，号召他们“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并亲笔写出大字报，要“炮打司令部”。他要求青少年“从千革命当中学习革命”。他又在党的渠道之外成立了一个全国性的文化大革命组织，由包括他的妻子在内的一个特别委员会加以领导。1966年秋，在解放军后勤力量的支援下，约有1300万红卫兵来到北京，连续举行了九次群众大会，然后分散到全国各地去进行他们自己的“长征”和破“四旧”（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这些东西首先从受过教育的上层阶级去找，他们还因收藏外国图书、衣物甚或留着西式发型而受到攻击。于是城市里出现一片恐怖气氛。红卫兵闯人住宅和办公室进行查抄。受害者遭到折磨、殴打，有时甚至被杀害。许多人自杀了。1967 年1 月，毛进一步把运动升级到攻击党组织本身，煽动“革命群众”像1870 年的巴黎公社那样，从下面起来夺权。虽然周恩来和其他温和派最初能够使红卫兵不进人工厂和县以下的农村，但文化大革命在最后阶段也扩散到工厂工人中间和农村地区去了。红卫兵是年轻而积极的，往往不过是十几岁的男、女学生，他们的武器是《毛主席语录》 这本小红书。对毛的迷信崇拜在报刊和电台上占据了统治地位，在示威的青年人中间达到了大规模歇斯底里的程度。 这样，毛只依靠中共的一个少数派，但从他以解放军为后盾的不可动摇的“伟大舵手”地位出发，突然掀起了一场空前激烈的斗争，这确实是一场城市游击战，先是发动不满现状的集团来反对“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其次是挑起集团与集团之间的斗争。党内掌权的人逐个受到攻击，无法组织力量。同在所有的运动中一样，上面号召各地发挥主动精神，成立大批特殊的群众组织，吸收了不少成员。在整个斗争过程中，毛派除了能够发动、抑制和改变运动的方向外，并没有加以控制或预定规定计划。党的机构彻底动摇了，即使还没有被摧毁。但在党外则出现了各种各样的结果，许多工人和农民讨厌青年学生的骚扰，反对他们的激进目标。于是毛派就得越来越多地求助于解放军的介人，来支持革命派。 为了代替旧的权力机构，毛最后号召各级政府成立“三结合”的“革委会”，其中包括：第一，红卫兵和“革命造反派”（即成年的工人和干部）的代表，这批人现在统统称为“革命群众”，是新鲜血液；第二，人民解放军代表；第三，已经相当革命化的党的干部。然而，许多地方相继有党组织奋力进行反击，组织自己的红卫兵，实施毛斥之为“假夺权”的行动。那些党组织宣称忠于毛主席，但实际上是在挫败毛的力量，自己仍旧牢牢地掌握着大权。这些防御行动和革命派的抢走枪支，不久就产生了武装团体之间的激战。但是，即使在主要的官员已被谴责和监禁之后，比较激进和比较保守的两派组织之间仍旧继续战斗。这样中共本身就不再发生作用了。1967 年夏当“革命群众”的暴力行动进入一个新的阶段以后，内乱达到了顶点，以致必须越来越多地召进军队来恢复秩序。与此同时，毛和林改组了几乎一半的地方军区，给高级军官办了学习班。到了1968 年1 月，全国29 个省份和大城市都成立了革命委员会，但其中并未建立起善于管理的有效的党员领导核心。要拼凑一批军官和热心的新人是容易的，但要建立有效的行政机构就不那么容易了。到1968 年夏，重新开始的对高级官员的攻击又引起了一阵暴力行动，从而使解放军获得了更多的权力。对党的抨击，已经把民政权力给了军队。 在这狂暴的混乱中，大中学校都关了门，知识分子和专家正在受到冲击，学生从事打派仗的革命。通过武装派性活动起来造反的，大抵是不满所分配的工作（特别是分配在农村）的毕业生；也有缺乏专长，不能满足生活要求的退伍军人和临时工。他们得不到他们所希望的工作机会。但是文化大革命的“政治复兴精神”（借用埃兹拉？ 沃格尔的说法），并不能解决发展经济和政治的基本问题。1968 年秋，包括过去红卫兵在内的几百万青年学生被遣送到农村人民公社去。随同他们一起下去的有许多城市干部，因为正好利用这个机会来精简政府人员，并把城市无业居民赶到乡下去。 1968 年10 月，毛又操纵了十二中全会，“中国的赫鲁晓夫”刘少奇终于被清除出党。1969 年4 月召开了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事前各省召开了许多会议进行准备，所提出的代表名单都经过中央筛选。选派的1500名代表选出了一个新的中央委员会，该会又选出政治局和五名常委，其中只有继续担任总理的周恩来不是狂热分子。新党章指定林彪为毛的接班人，而在拥有279 名正式和候补委员的新的中央委员会中，军人占了绝大部分，并且只有53 名委员是上届中央委员会留下来的。毛确实已经清除了他的所有反对者，其中许多是老一辈的当权派。文化大革命把他们的权力转移给了军方，党组织的这一部分是他们自己的效忠基础的。 后果。文化大革命产生了派性，一群人痛恨另一群人，使党的团结从上到下遭到破坏。这场革命把党组织内忠心耿耿的人打散之后，培育了激进的极端分子，实际上只剩下一小撮包括毛妻江青在内的教条主义十足的狂热分子，由他们来控制文艺、宣传工具和教育。为了保证中国将来的无产阶级化，他们力图只许工农子弟有权享受较高的教育，升入大学的学生必须中学毕业后有两年的实际工作经验，经过其工作单位提名和党组织批准。各个大学发现这些学生往往程度太差。与此同时，江青及其同事想给中国人民生产出新的“无产阶级”文化，但他们的八个样板戏和其他作品枯燥无味。激进分子部分地以上海为基地，并依靠1965 年以后出现的积极分子，继续进行毛的道德改革运动，反对谋求私利的实利主义，要求人们以真正社会主义的献身精神“为人民服务”。他们的政治迫害行径在“资产阶级就在党内”这个口号上反映出来。比较注重实际的一派，是绝大多数在职的行政人员，他们仍然关心物质刺激以促进经济生产，并关心技术专长以帮助发展中国的物质文明。在毛主席的最后几年里，“激进派”主宰了宣传部门，而“务实派”则经管行政工作。 1969 年后，曾大力进行重建党组织和恢复生产的工作。文化大革命中当作目标的大部分干部官复原职。但是，在毛似乎已经从战术上越过文化革命这一阶段之后，身兼国防部长和统治集团第二号人物的林彪（好久以来被吹捧为毛的“最亲密战友”并被指定为接班人）不仅领导了一派有势力的军人，而且显然还念念不忘文化革命的激进主义。林不久就发现他遭到毛一周的联合反对，陷于孤立，并且眼看就要失败。1971 年9 月13 日，他死于撞毁在蒙古人民共和国的飞机里。几乎过了两年（原文如此），官方才向中国人民和向世界说明，林彪曾阴谋杀害毛，被发觉后死于逃亡途中。 林彪垮台后，军人在政府中的作用减少了，党又重新建立了起来。1973 年8 月召开十大，出席了代表2800 万党员的1200 多名代表。大会是秘密进行的，只开了四天。在领导人物中，代表拥护文化大革命的年轻人和重新露面的老党员旗鼓相当。新的中央委员会基础更为广泛。1973 一1974 年掀起了“批林批孔”学习运动，来揭露他们的反动观点，尽管林彪和孔子在历史上相隔2500 年。1975 年1 月四届人大在北京召开，会期甚短，出席代表2800 人，通过了新的表法，更明确地规定政府要受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中共领导。代表大会力求象征性地恢复党的团结，为更换领导预作准备，因为那时周恩来总理和毛泽东主席都已身患重病。经过七年的销声匿迹之后，前总书记邓小平这位曾被谴责为第二号走资派的文化大革命打倒对象，在1973 年重新出来，并且马上就恢复权力。他显然有助于削弱军人在政府中所起的作用。到1975 年，他成为党的一名副主席和政治局委员，兼任总参谋长和政府地位较高的副总理。当周恩来于1976 年1 月8 日故世时，邓是代总理——一个直率的小个子，一心想做出成绩。但毛比周活得长些。4 月群众在天安门广场献了大量花圈和颂词，大规模地倾泻他们对周恩来逝世的悼念。但这项活动被强制镇压了下去，同时政治局撤消了邓的一切职务，任命比较不出名的华国锋担任代总理。在1976 年8 月破坏惊人的唐山地震后，毛泽东于9 月9 日逝世。华不久就代替毛当了党的主席，接着中央委员会顶层包括毛的遗婿在内的四名文革主将几乎立即被捕，丧失了权力。他们对宣传工具北京电台和《人民日报》 的控制结束了，并且有系统地被谴责为反党叛徒，而邓小平则重新出现在最高的权力位置上。 其后，“四人帮”受到各种谴责，说他们只强调思想意识的纯洁性而轻视生产，破坏工业，在教育部门煽动反对考试、反对教师和反对知识的倾向。但当领导人私下谈起“丧失了的10 年”时，他们暗指毛主席在其最后10 年屈服于一种派性的狂热精神，那种精神带有民间宗教的气息，不像含有现代发展的味道。印年代末期的动乱是在城市和党内而不是在农村出现的。但几百万拥护毛泽东而反对他敌人的游行示威群众所表现出来的反知识分子狂热情绪，却很像一种农民运动。这同中国过去相信太平盛世即将到来的民间教派活动的长期传统是一脉相承的，纵然现在用的是马克思主义化的术语。总之，这是相信毛能够拯救中国人民的一种民间迷信崇拜。它代表了毛泽东不断进行精神革命的思想，以便解放普通老百姓，改变他们的人生目的，来反对资产阶级的自私自利、官僚主义和特权等自古以来的弊端，特别是给予党内年青一代遭受压抑的积极分子以出头的机会。这是社会革命的起因。如果把它抑制下去，它可能潜伏一时，但随时都会重新冒头。 同这相对立的是对现代发展带有竞争性的实际需要。这些需要说出来是更容易为外界人士所理解的：怎样使粮食供应超过人口增长，怎样能够很好地利用中国新发现的十分丰富的石油资源（如冀鲁沿海及大陆架上的油田），怎样平衡自力更生的愿望和借用外国技术和资本的愿望，以及许许多多类似的问题。在这一切问题的背后存在着一个基本问题：怎样把那使中国成为强大国家的爱国愿望同毛派要求为人民服务的意向调和起来。决策者所要解决的问题，是经常在二者之间作出抉择，即究竟是在增强国力上进行投资，还是在为中国人民大众谋福利的事业上进行投资。 1977 年8 月召开的代表3500 万党员的十一次党代表大会和1978 年3 月的五届人大，最后批准了党重新实行控制并把发展经济放在首位的决议。革命委员会在农村仍予以保留，但在大学和工厂里由单独负责的校长和厂长取而代之。进高等院校的条件又规定要通过竞争的入学考试。学者和专家听到当局要致力于发展科学和技术时感到异常宽慰。艺术家和作家从农村返回城市，传统的京剧重新演出了，新挖掘出来的古代文物使全世界为之惊奇，文化生活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虽然没有明确地实行非毛泽东化，文化大革命却宣告结束了。统一战线至少在形式上复活了，这一点表现为再度重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代表作用。中国又一次面向外界了。 毛泽东的丰碑。1976 年周恩来和毛泽东的去世，标志着55 年前向马克思列宁主义寻找救国之道的革命一代已经消逝。他们领导的运动的成就大部分仍然不是今日所能评价的。例如，中国人口数增加了一倍，并且成为统一的国家；他们已？经建立起庞大的政府机构和工业机构。中国经历了变化巨大的起伏沉浮。在这一代人活跃的一生，统一中国以反对外国帝国主义的国民革命（ 1923 一1928 年）、南京政府争取现代化的努力（1928 一1937 年）以及日本侵略造成的破坏（1937 一1945 年）， 这一切都为共产党在延安建立新秩序（1936 一1946 年）、他们在内战中的胜利（1947 一1949 年）以及其后在人民共和国的管辖下改造中国的工作准备了条件。从1949 到1976 年的毛和周，继承了传统的天子及其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首相地位。（周恩来在其党的政治局连续工作了48 年，保持了世界最高纪录。）但他们是作为立志实行社会变革的革命家来行使职能的。他们的成就是全民的成就，是经过多年的苦难以后在一场伟大的民族复兴运动中动员了全民的集体力量而取得的成就。 凡是在1949 年前到中国各省游历过的人，只要深人到今天的农村，就会在各方面看到大革命的成就——一个面貌一新的民族，一片经过改造的国土。即使今天游客们看到的只是像大寨大队或红旗渠那样一些非典型的例子，事实仍然说明，它们是值得全中国人民在精神上而不是在细节上学习的活榜样。国家复兴的证据是全国遍地可见的，并且是目不胜收的。一百多万辅助医务人员“赤脚医生”采用中国的新医疗法如针刺麻醉和电吸人工流产等，把公共卫生和医药服务带到农村。到处都兴办小学教育和传授实用技术。 农村机械化工作，在1958 一1959 年的大跃进时期获得了第一次重大的推动，然后在1968-1969 年的文化革命期间又有所促进。劳动强度大的工程项目如开荒、平整土地、改良土壤、保水蓄水和治水、间作和多季收获，都为机械化铺平了道路。机械化是从用电泵抽水开始的（据说1973 年有2 / 5 的可耕地能浇灌水）。现在农村的这种小型工业化是依靠当地自身的力量搞起来的。中国在上海、武汉或天津这样的中心大城市建设的重工业，力求按西方或苏联的权威经济学家所喜欢的大规模经济组织进行。但几百万农村一般说来还没有方便的铁路、公路或水路交通，也缺乏美国式的销售系统所需要的销售网和购买力。相反，它们在食品、衣料、农机、水泥、砖瓦、肥料、钢、水电方面的生产尚能满足双重经济下的当地需要。它利用就地的人力和自然资源——煤、石灰石、铁矿、水、谷物、纤维，并不需要长途运输，可以避免依赖外界筹集的资金。中央的指导十分有限。所得的好处很多：农村的小型工业能够灵活地适应当地的需要。他们利用农闲时间和妇女劳动力，使人人有事可做，而在农忙季节又可从事收获。他们把工业技能传播到民间，从而方便了机具的就地维修工作。他们缩小了城乡之间的知识和社会差距，产生了一定程度的自给自足和自力更生，这一切同庞大的民兵组织结合起来，不仅有助于保卫国家，也增进了实现民主自治的机会。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激起开创工业合作化运动的这些想法，很值得在实践上加以采纳。例如，在开始搞农业机械化时，通常先置备碾米、脱粒、纺纱等机器，因为这些机器比人工效率高得多，可以解放出劳力，去生产更多的可以进行加工的原材料。这样生产出来的土面粉和土布可能粗一些，但它们是合用的，所能供应的数量也充裕得多。城市工厂的产品在农村不易买到，因为运费太贵，还有“管理税的壁垒”：如1975 年由德怀特？ 拍金斯所率领的“美国专家农村小型工业代表团”的报告所指出的，“工艺水平不高的工业产品的价格定得比较高，使效率不佳的生产者也可挣得较大的利润。”总之，农村的工业已经有了开始发展的助力，它的水平颇似工业化西方或日本早几代的情况，但它发展得快，标准也有所提高。 当我们在河南一家铸铁厂参观熟练技工制造铸件时，我们不免想起，古代的铸铁实际上就是在这一地区发明的，比欧洲早好几百年。中国能够在农村如此广泛地制造机器，这对将来有很重大的意义。例如，今天在中国那么多公路上可以看到的轻型双轮柴油拖拉机，在设计上使它的五马力能用于抽水或脱粒，犁田或拉车。19 73 年，在几十个中心城市，用当地零件生产供应网的零件，装配了5O 万架这类多种用途的机器。各地还为适应当地的条件作了一些改进，但主要的要求是每一地区应有修理和维护能力的车间。这一类的工作是能够很快发展起来的。1975 年，上述代表团听人们说，已有2800 个小水泥厂、1100个氮肥厂、5 万座小水电厂。这种农村工业化的工作有毛主席的烙印，所实行的办法不同于他那些思想比较因循守旧的反对者。不管毛的声名毁誉如何，他的丰碑是建立在农村的。 第17章 前景：中国和我们自己 美中接触的第一个世纪，对两国人民都是有重大意义的，但它的末尾是旧秩序的最后解体——传统中国文明以及使中国接触现代世界的不平等条约体系的消亡。由于人民共和国的兴起，我们的传统对华政策及其基本态度破产了，并且事实上是彻底改变了。在1949 年以前，我们支持了贸易门户开放政策，但在以后的20 年，我们禁止美国人同大陆发生关系。我们以前维护中国的领土和主权完整，而1949 年以后我们却坚定地支持台湾继续保持内战状态未破坏这种完整。只有一件事没有颠倒过来：我们仍然是中国这片土地的不速之客，不过这次是在其外围地区。正如罗伯特？ 奥克斯南所说，我们之间的关系是“很不对称的”。如果说中美人民之间这种不平衡关系的历史完全是我们的过错，那就如同说它完全是他们的过错那样愚蠢。现在该是这样的时候了：我们应该超越公正的道德评判的范围，要不惜一切代价力求持有实事求是的观点，因为今天两国人民都处在麻烦中。 然而，抱有实事求是观点的第一步，当然是要承认西方侵略了中国，而不是中国侵略了西方；中国人从西方侵略（像从所有更早的侵略一样）汲取的教训是，中国必须有自卫的力量，这在今天就意味着民族主义，即全民动员。 总之，如果我们承认西方曾把现代的生活方式带给中国，我们就必须承认20 世纪伟大的中国革命，是我们协助发动的一场改革运动。归根到底，中国共产党着手进行的整个一大批革新事业，事实上正是过去一个世纪外国的管理人员和传教士，以及本国的爱国改良主义者和革命家所倡导，并以越来越大的毅力力图实现的事。 对我们来说，不幸的是一个高傲的民族在其软弱的时候并不乐于接受援助。在不平等条约的那一百年间，美国人对中国的态度是存心想赚钱，但也想做好事，力求拿走一些东西，同时也给予一些东西。我们以自己过去的所作所为而感到自豪，并且在那些行为不如我们善良的帝国主义列强面前，我们确实有点义形于色。同时有许多美国人像其他西方人一样，深深爱上了他们所接触到的中国上层阶级的文化，爱上了它那敏锐的审美能力以及个人交谊的温暖。中国变成了他们的中国，例如从弗洛伦斯？ 艾斯库到西蒙？ 利斯，便是一些把这个“所有格”用得那么亲切的作家。 然而不可避免的是，中国人对中美关系的感受却不同于美国人的感受。我们觉得我们同中国的接触带有猎奇的性质，非常令人振奋，是在物质和精神方面都有收益的。不喜欢中国的美国人可以避开它。另一方面，中国却认为这种接触是强加于它的。这是一种外来的侵略，令人感到屈辱，并且带有破坏作用，最后造成了灾难。在19 世纪的中国人看来，西方对中国传统生活方式的危害，往往在一切方面都是可怕、可恶和不样的，正如4O 年代极权主义的纳粹和斯大林主义者威胁美国的生活方式一样。中国人在他们彬彬有礼的外表背后，并不完全像我们那样热心增进中美友谊。 由于过去中美关系的复杂情况，今天的中国人，会把我们认为主要属于慈善性质的事业，强调是美帝国主义行径，把我们认为是美国对中国人民的援助强调为剥削；这两种观点当然都有道理，也都有案可稽。但是，一个讲良心的观察者，甚至一个不讲良心的现实主义者，并不能满足于只听一面之词。为了在人类前途未卜的环境中共同生存下去，美国人和中国人将必须对他们过去彼此如何交往的共同历史，找出某种可以共同理解的领域。 在我们继续塑造我们自己在中美关系中的形象时，有一件事是可以肯定的：我们的想法总会偏袒自己这一方面。即使我们在道义上感到内心有愧，而理所当然地谴责自己已往的罪过时，我们还是会护短的。我的意思是说，申斥美帝国主义对中国的坏影响，仍然可能是一项非常符合美国精神的行动；例如，我们很可能把自己看得过分重要，夸大了美国影响中国的程度。这是因为，既然我们美国人放弃了对那一去不复返的通商条约时代的中国的眷恋之情，我们就必须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中国人的生活极愿由自己来满足自己，我们自己完全没有能力改变那种情况。 我国的对华政策以及在朝鲜和越南的战争 1941 年12 月7 日，日本人在珍珠港袭击了我们，因为我们不愿意默认他们企图征服中国和东亚其余地区的行动。1945 年日本战败后，我们拒不承认中国共产党人在中国内战中的胜利。1950 年6 月，我们在联合国的旗帜下，为保卫南朝鲜反对北朝鲜的侵略而进行了侵略。每次我们都认为自己是反对专横的自由保卫者。然而朝鲜战争变成了中美战争，并且终于僵持不下。在1953 年缔结了至今仍然有效的朝鲜停战协定后，我们在1954 年同台湾结盟，并支持法国在印度支那的行动。从1960年起，我们给予南越以越来越多的援助，并从1965 年起调遣50 万大军对北越进行干预，到第二次僵局之后的1973 年才撤出其中的最后一批兵员。从1941 年以来，我们有一半时间在东亚作战。难道到太平洋彼岸去进行的这一切战斗，只是为了支持自由反对专横吗？还是它的原因并不这么简单呢？ 从历史观点看，印年代美国在越南的干预，是赤裸裸的炮舰外交事件：我们想依仗优势的兵力来左右一个亚洲民族的国内政治形态。 在凯撒征服高卢以前，北越是中华帝国的一部分。这个像法国一样古老的国家在1000年以前，就从中国的统治底得了独立。但是，同朝鲜一样，它的文化和制度仍是中国模型的变种，越南人使用汉字、儒家经籍和家族制度，还建立中国式的官僚政府。越南以它的中国名字“安南”知名于西方的，但在19 世纪80 年代被法国用武力并入法属印度支那，无论是美国商人或传教士都同它没有多少接触。在历史上，越南是中国文化地区的一部分，近代的越南爱国志士，在他们19 世纪90 年代起的改良运动和20 世纪20 年代起的革命运动中，都仿效了中国的榜样。但美国把越南看成是法国的一部分。在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法国在印度支那投降日本，战后我们支持法国重新把越南作为殖民地。这在1954 年失败了。美国公众除知道这个地区的名称以外，很少知道别的情况，但那时我们逐步卷人了强权政治的干涉行动，企图利用我们的优势资源和兵力使南越免遭共产主义的统治。 既然任何有知识的美国人一想起越南就会感到羞愧，我们就必须设法了解我们在那里进行干涉的主要原因是什么。只用陈词滥调说什么原罪（即大国仍然有使用武力的癖好）或帝国主义（即美国依仗其现代技术是古今最有扩张性的大国）是不够的。我们仍然远远没有具体了解我们在越南的行为；但这无疑地同我们早期在东亚、特别是在中国的经验有联系。 首先，从历史背景来看，我们不愿让一个敌对的强国主宰东亚，不管它是4O 年代军国主义日本，还是冷战时代所谓铁板一块的国际共产主义。这种情绪也是19 世纪英国情绪的回音，当时它作为海上贸易强国，反对俄国巨人在欧洲大陆的扩张。 可惜我们1940 年以前在东亚的经验是以能言善辩见长，而缺乏政治经验。我们在1853 一1854 年派黑色舰艇随同佩里前往日本，在1871 年前往朝鲜，但并未打仗。在19 世纪中叶，其他列强对东亚统治者成功地施加压力，例如对中国、日本、越南、逞罗和缅甸的统治者。但我们美国人并没有从事强权政治。 只是到了1941 年，我们才真正开始在西太平洋实行一、二十年的战略称霸，并面临怎样施用我们力量的困难抉择。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我们非常明智地决定不用部队介入国共内战。然而我们的利益却受到这场内战结局的损害。以前命运好像注定中国在经济、政治、社会各方面都落后得相当离奇甚至有时令人恼火，但如今我们面对着一个作为发展中国家的强大人民共和国。中国的民族主义虽然迟迟没有兴起，如今却已经成熟了。在保守的美国，我们的思想跟不上中国革命形势的发展。当许多美国人突然面对着一个强大的、沙文主义的、反西方（而不是屏弱和亲美）的中国时，他们最初的反应是抓住国际共产主义来作为解释，并把我们的挫折归罪于克里姆林宫的阴谋和我国国务院的背叛行为。 中国共产党在1949 年起来掌权，使我们对自己的认识以及自己在世界事务中的地位产生了疑问。就我们过去的传教工作和提高中国人民一般水平的工作而论，它们表达了我们领导人类进步事业的信心，但现在我们的自信心理受到一次惨重的打击。占人类1 / 4 的中国人口，不仅唾弃了基督教，而且也唾弃了法律的最高权力、个人主义的理想、多党竞选制、公民自由权，总之，唾弃了我们的整个政治秩序，以及通过合法手续得到自由和安全的种种观念。我们感到我们的基本价值标准直接受到威胁。如果中国人自愿选择共产主义，那就可以断定，人类的大多数是不会走我们的路的——至少目前是如此。 因此，我们在这场危机中聊以自慰的，是认为新的中共独裁政权并不代表中国人民相当大的一部分人的利益，认为它只是靠武力和操纵手段才能维持下去，总之，我们认为它太坏，不能持久。因此作为一种原则和义务，我们无论如何必须反对它。根据欧洲在极权主义统治下的痛苦经验，这种冷战的意识形态立场似乎完全是合理的。 因此我们就给自己规定了目标，至少要“遏制”铁板一块的中苏联盟，不让它扩张到它的边界以外。于是我们就在朝鲜战争中，在同台湾的结盟中，以及在1954 年前支持印度支那的法国人及其后支持南越的行动中，都这样做了。 然而，在东亚的遏制政策不可能同在欧洲的一样。在欧洲，对于参加北约军事联盟的西欧民主国家来说，阻挡苏联的遏制政策，可以把重点放在恢复工业和争取政治健康方面。在东亚，我们促进了日本的工业复兴，以及南朝鲜和台湾的工业发展，但必须更单纯地由美国提供军事力量。后来事实证明，必须把这军事力量用于实战，例如在南朝鲜那样。 进一步的研究应当表明，60 年代美国所以在越南进行干预，其部分原因是我们在4O 年代末没有在中国进行干预，而于1950 年在朝鲜进行了干预。“丧失”中国这件事，曾在美国政界被人用来反对民主党政府，而朝鲜战争则被认为是保卫集体安全和美国占领下的日本的一项不可避免的防御措施。 我们在印年代支持南越的干涉行动所持的道义立场，也同在朝鲜一样——击退侵略，支持民族自决。但事实证明两者的情况不同：北越有更坚实的理由去体现人民的民族主义；我们技术先进的火力破坏性很强，但我们在物质上毁灭的东西和人越多，我们越激起爱国抵抗决心。我们又发现，共产主义并不真正是铁板一块的，越南的国家利益与中国的不同，正如中国的国家利益与苏联的不同一样。我们又干涉了另一次内战，反对另一场民族革命，它不是中国人的革命，更谈不上是由莫斯科领导的运动。 奇怪的是，事实证明毛泽东领导的人民共和国并不是扩张成性的。它把部队从朝鲜撤走，容忍国民党在金门设置的“前线”，在1962 年与印军作战只是为了维护边界的权利，而且并没有出兵干涉越南来反对我们。我们从这一切可以得出什么样的结论呢？难道我们对中国的“遏制”已经成功地阻止了它的扩张吗？还是照毛所声称的那样，中国的革命必然只是以树立榜样的方式来扩大影响（实际上也只在中国文化地区的若干部分）？也可能是我们并不真正理解我们同什么样的对象打交道？ 我认为这将是最后的定论。历史学家如迈克尔？ 亨特和亚历山大？ 伍德赛德等人曾用事实指出，多年来我们的政策思想是多么无知和愚蠢。如果要在今天和平共处并继续生存下去，我们就必须设法重新理解亚洲的现实和我们自己的侵略性。 70 年代新前景 1972 年2 月尼克松总统的北京之行，是从冷战对峙转向中美了解这漫长道路的引人注目的行动。自从19 鼠）年中苏公开分裂之后，早就该出现尼克松和毛泽东的握手了，因为大国间的三角关系，往往自然而然地变成等边关系。每一方都必须同其他两方打交道，那怕只是为了防止其他两方结合在一起。北京和华盛顿都是莫斯科的对手，他们经不起老是疏远，让苏联人享有同双方都有较多接触、较多了解和较多回旋余地的内部地位或居中地位。但美中两国人需要花12 年时间才走到一起。这样漫长的时间说明下列事实的难能可贵，即只有理查德？ 尼克松才能有恃无恐地改变其政治生涯中主要赖以起家的反共立场。 中美之所以能够恢复邦交，是由于两大努力的结果已把它们弄得精疲力竭：美国在越南的战争努力和毛企图在中国建立无产阶级文化的革命。在1968 年后的华盛顿，尼克松政府在把军队逐批撤出越南的同时，又作出了与中国关系正常化的努力。而在北京，在文化革命于1969年衰退以后，就有许多知识分子和官员逐渐重新露面，他们也许是在五七干校干农活的过程中经过惩戒或自行屈服，但无论如何他们回到了工作岗位，这可以证明国内关系的正常化。1971 年9 月林彪和其他一些将领的倒台减少了上层的领导人物，这标志着优势地位总的来说已经衰落。这样，当美国设法从亚洲大陆撤出军事力量的时候，中国又转向外界进行比较正常的外交活动了。经过2O 年的敌对之后，两国这时发现它们之间的共同问题，比使它们分裂的问题来得多。尼克松政府在决定谋取中美关系正常化后，便在1969 年初开始采取一系列单方面的步骤，放松美国对华的禁运和接触。每一个这样的小步骤，例如用“北京”而不再用“北平”，都是发出的信号。在作出这种公开的和象征性的行动时，尼克松还私底下通过第三者传达了他想进行接触的愿望。在两年的沉默之后，北京在1971 年4 月作出了反应，邀请在东京参加比赛的美国乒乓球代表队访华，并开始实行“人民外交”。此后，亨利？ 基辛格在7 月作为总统的特使秘密前往北京，接着白宫发表了尼克松准备访华的惊人声明。1971 年10 月，这个趋势终于导致联合国接纳人民共和国和驱逐国民党的中华民国。 在20 年的敌对之后，华盛顿和北京之间恢复了有限的接触，这件事解冻了冷战战士的思想。然而，北京最高级会谈虽然开辟了新的时代，激起了新的希望，但也重新唤起了以前潜伏的问题。一个问题是，怎样使美国舆论的摆动平稳下来，避免过分凭感情来塑造形象。美国总统利用他的国外之行在大选之年控制了广播电视节目，而这些同样的宣传工具还把周恩来带到兴致勃勃的美国电视观众面前。这使人回想起30 年代晚期蒋介石出现在美国杂志封面上，以及1942 年蒋夫人向两院演讲，以象征当时中国英勇抗击日本侵略的情形；然而就在第二年希望的破灭，开始败坏了在美国人面前吹得过分厉害的自由中国的高贵形象。与此相类似，1972 年2 月尼克松一周恩来上海公报提出了关系正常化的问题，并于1973 年在北京和华盛顿设立了大使级联络处。然而，当互相展开贸易和互派代表团（主要在技术和体育方面）时，美国原先对新中国的好奇心理开始减退，北京也日益不满美国迟迟不实行关系正常化。这种状况是几个因素引起的，先是华盛顿的水门事件和总统继任人问题，其后是北京正在进行的争夺接班的问题。最明显的是台湾问题，这在美国党派政治中已经出现得很久了。人们对台湾局势产生了矛盾心理，是由于这样的事实，即台湾人民在种族和文化上都是中国人，但该岛的经济活动却无疑地同以日美为主体的国际贸易世界联系在一起。台湾的出口经济，依靠日本殖民地时代的早期发展，以及其后美国的援助和国民党人的事业精神，使它的外贸数量大于整个大陆。台湾的中华民国在1971 年10 月被投票赶出联合国，但它似乎很可能会长期在海外继续维持活跃的贸易关系，而在内部维持强大的军事机构。蒋介石一直坚决反对台湾脱离大陆而独立的任何想法，但他无论如何已经造成了在一个分开的地区成立一个分开的政府这一事实。1975 年蒋死后，他的儿子兼继任人蒋经国很难扭转他父亲的路线。我们美国人在考虑台湾问题时，提不出任何一个压倒其他一切的原则。第一，自决权有赖于可以自决的政治单位的大小。北京正如美国南北战争时期的联邦方面，声称其政治单位是整个国家。台北也说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这个立场我们在1972 年的上海公报里“并不表示异议”。第二，自由接触是美国的传统原则：我们自己不能割断同台湾的经济和文化联系，尽管政治关系可能改变。第三，从历史上讲，台湾是中国向海外移殖、定居和贸易这种扩张的一部分，是中国滨海地区的一部分，它在政治上的发展大部分并不依赖大陆。从短期看来，我们面临着强权政治的问题：怎样才能不抛弃我们用一项互助安全条约支持了抖年的一个小小的盟友；怎样才能赶上现时的形势，不致显出我们是在支持台北继续进行它在29 年前就已失败了的内战；怎样同现在已成为大国的将近10 亿人民发展有益的关系。 从长期看来，我们面临的主要事实是中国民族主义的性质和现实。一个中国或中国国土不可分割的思想，是中国有史以来就存在的。这种思想不能从中国的文字或从中国人民的心中抹掉。这不仅是一种思想而且是一种感情，一种由几千年的行为习惯养成的基本感情。它把中国的文明看得重于一切，而凡是以中国方式生活的人都包括在那种文明之内。这种思想在中国的古话“四海一家”或“天下一家”（天下指文明，指中国的领土）上表达出来。总之，中国的统一是中国人本身的特征。它来源于一种文化信仰，是比单纯西方式的民族主义强烈得多的感情。如果没有这种感情，人民共和国就不会成为单独一个国家。正是这股基本政治力量要求把台湾看作大陆的一部分，因为那里住的是同样的中国人。在中国和侨居国外的人一旦承认这一基本事实，那末他们还会承认，在中国人的领土之内，已经正常地存在了各种程度的自治，因此对于像台湾那样一个不同的地区来说，实行某种程度的自治（地方政府）很可能是讲得通的。说到底，台湾是中国惟一四面临海的省份，它离大陆海岸100 英里，因而要依靠海路交通和海军力量。地区自治的要素是：一个自治区域可以有它自己的地方政治秩序，但它决不应当危及中央的中国国家主权和统治权。特别是，如果台湾继续保持企图进行内战的姿态，作为要求统治大陆的敌手，那么台湾就不可能享有这种意义下的自治。从1972 年起，美国的政策明智地承认台北与北京的关系，认为这是应由中国有关双方之间自己设法解决的中国问题，美国的驻军迟早必须撤离该岛，但美国1954 年的防御条约，要到有希望看到中国内部出现台湾和大陆之间稳定的关系之后，才能决定取消。值得庆幸的是，在1979 年，这一点看来终于得到了保证。 在这方面，我们所看到的，是进一步趋向于适应中国的革命民族主义，趋向于肃清从事海上贸易的列强对中国的干涉，而这种干涉是以广州贸易、鸦片战争和不平等条约体系开始的。然而，中国中央权力的重振声威，并不是唯一发挥作用的过程。外部世界的贸易、工业和军火制造界的力量仍在增长，足以与中国力量的增长相抗衡。台湾则处于中国和外部世界之间，它在经济上要对付一个方面，在政治上要对付另一方面。台湾的前途将是同人民共和国的前途交织在一起的。 从中国的过去看中国的今日 历史学家和社会科学家给我们描绘了中国的两个形象，一个强调今天中国同它长期过去历史的连续性，一个强调革命变革和创新的新颖特点。我们需要把这两种形象结合起来。连续和间断毕竟是作为历史的经纬联系在一起的。不妨设想一下，在我们的一生中，我们觉得周围的环境每天都是崭新的，然而我们却习以为常地在其中生活着。中国的大革命是传统和创新的类似的混合物。我们先来看看形式上的某些连续性，这也许会帮助我们认识哪些地方确实是新颖的。 过去朝代循环的回响。清朝的衰亡和19 世纪的几次叛乱都有许多传统的特色，这些特色我们现在是无需再细讲了。在1911 年之后的中央政权空白期间，袁世凯、孙逸仙、蒋介石和毛泽东都力图重新统一中国，各人取得的成就越来越大。在设法训练一批有新思想的新型的学者一官员，以重新发挥过去儒家士绅和经籍所起的作用方面，国民党是中国共产党的先驱。蒋委员长力求凭他个人的正直以及较强的军队和较高明的政治手腕来镇压军阀。他像唐宋的皇帝一样，曾巡视各省行祭祀之礼，登东岳泰山，在洛阳以北靠近黄河的地方拜祭汉代帝王的陵墓。他靠军事征服或重创敌手的手段开始他的统治，然后在30 年代开始把学者文士吸收到他的文官政府中去，而他自己则树立起国家之父的道德榜样。他的力量在于他具有这样一些传统的资格：牢牢掌握权力的勇气和决心；热心提倡道德，态度严肃，因而获得了个人的威信；对忠于他的人以诚相待；对敌手残酷无情，并善于使他们互相抵消力量。蒋介石深受前人思想的影响，想从英雄进而成为圣贤，那是完全符合这一古代的格局的，所以1943 年他担任重庆国立中央大学校长，并出版《中国之命运》 作为教科书，来象征这一转变。 毛泽东则像汉朝和明朝的创业皇帝那样，是以崛起于民间的英雄人物身分统一国家的。他胜过前辈，并且能够在长江里游泳，以激励他的人民去利用和征服自然。毛在40 年代的军队并不给农民带来苦难，而是为他们翻身求解放的。他“赢得了人民的拥护和爱戴”， 所以能够从各个地区根据地得到粮食和兵员。他吸引了大学生去掌握他的行政机构。他的思想意识以承担历史使命为己任，虽然没有公开说是受命于天。一旦掌了权，他的政府就把土地和人口一起加以考察、分类和重新进行分配。他靠暴力起来执掌政权，但他仍然保护中国文化，雇用学者整理前一政权的档案，并指出其衰亡的教训。他用古典体裁的诗词来庆贺革命胜利，他的书法点缀了许多公共场所。他的榜样对周围国家有很大影响。在北京，他在巧世纪明代帝王修筑的大宫殿前修起了一个大广场，让东南亚和西方地区的代表团到那里去观看盛大的游行仪式。如今毛的遗体仍用防腐设施保存在该广场的中央。 毛从1949 到1976 年取得的各项伟大成就中，处处都依赖他那位忠心耿耿的总理。总理出身于上层阶级，个人具有很大的感人魅力。他办事敏捷，精明强干，不知疲倦，似乎从未违背他领袖的政策，而是始终设法在执行过程中控制住中国的中央行政机关和对外政策。如果说毛的刚惶意志像龙王无法预料而责人甚苛，那么周恩来在对待中外人士方面的无私而富于同情的精神，则是符合那种以卓越的才略掌管国家大事的伟大传统的。他去世时似乎更受人民的爱戴和怀念。 读者自己可以继续去辨认历史的陈迹在今日中国的回响。例如费子智把传统的中国社会观念总结为下面几点：把一个单独的权威看作同文明相关联，基本上由国家管理一种平衡的经济，一种正统学说协调并指导一切形式的人类活动（包括为国家选贤取士）。他在1952 年说，这些观念的传统形式在近代已被摧毁，但在共产党的统治下又有所表现。但他在写下这些话时，他预料新民主主义还会延长一段时间，集体化仍是遥远未来的事。今天的事态已经超出了这位历史学家所援引的先例。制度的变革打乱了历史节奏，古今中国的差异同其类似之处一样巨大。 除制度而外，价值标准也改变了。康熙皇帝决没有看过一万名精选出来的、穿着短裤的少女表演柔软体操，也决没有表扬那些痛骂父亲的儿子。他没有按照午间的无线电广播做工间操。他的接班人问题是在他生育35 个儿子的内室里安排的，是在家庭内部、在那35 个儿子中间而不是在一个党内经过一番斗争产生的结果。康熙向别无出路的学者讨好施惠，他们所要批评的只是经书上的文字，无需批评他们自己的一切思想和行动。他并不尊崇逾越常规的农民，也不尊祟进步思想或辩证法，虽然他也会承认阴阳相继的说法。 由于过去的格局未能完全清除，它们就同新的目标奇特地交织在一起。北京已经创立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正统意识形态，其活力之强无异于过去的儒家学说；但它相信人类会不断进步，走向未来的千年福境，而不是从黄金时代开始盛衰交替地绵延下去。帝王的专权已被党的专政所代替，天子换成了党的主席，由皇族统治的朝廷枢密院换成了中央执行委员会，士绅彦秀换成了党员骨干，税吏换成了农村工作干部，儒家经籍换成了共产主义经典着作，笔墨考试换成了小组讨论，学者的自我修养换成了悔罪自责的自我批评。商人仍受贱视，他们无疑是资产阶级，但当兵的现在受到夸奖。过去的圣贤都要经过阶级分析，重新加以评价。劳动模范和战斗英雄成为人人模仿的新榜样。女人不再追求三寸金莲，而是任其双足自然发展；他们在工作上所起的作用与男子不相上下。在家庭中间和邻里之间，仍应互相循规蹈矩，但古代对这种对越规行为的自动控制如今已经扩大，把稽核邻居的思想也包括在内。保甲换成了街道委员会。仍然向农村征集民工，投人公共建设工程，但谋求与自然协调的钦定哲学，现在换成了在工业上征服自然的强烈要求。从前政府在下面的底子很薄，并且限于表面，而农民则一向被动，不问政治。现在行政管理的触角一直深入到每家茅舍，农民只要行为端正，都是人民。 现代化过程。在试图解释中国近代史时，除上述传统的中国方式外，另一种主要的方式当然是传统的西方方式。中国解释历史的方式是说明盛衰分合带有轮转的性质，而西方的历史观则以直线前进的观点为基础（两者可以结合为螺旋式的前进）。大西洋地区的扩张构成这种西方方式的基础。由于马克思列宁主义方案主要是着眼于欧洲的扩张而制订出来的，中国的大部分近代史作为这种扩张的产物，便可用共产主义的观点来加以解释。当我们应用西方观点来解释时，可把中国近代史分为某些阶段，尽管它们在时间上是互相交迭的。第一阶段：解体。传统的中国政府因为不能同现代世界保持一致并且较弱，便受到攻击并受了致命伤。在19 世纪40 年代到20 世纪4O 年代这100 年的期间，旧秩序由于同西方接触而逐渐被摧毁。帝制下的军事系统在西方的火力面前威风扫地。皇帝的声威因外围藩邦相继被别国侵占而黯然失色，并且最后外国竟然侵人了中国本土的势力范围。儒家文官的自卫措施——例如采用西方武器、技术和工业——由于中国的农业官僚社会不能像西方国家那样很快实行现代化，终于徒劳无功。中国的旧秩序已经过时，不能适应环境，也不能适当地及时作出反应。有人多次企图改革行政机构而仍保持儒家的价值标准，但这些努力都是事先注定要失败的。 第二阶段：新的开始。在这衰落过程中，中国传统社会吸收了新的现代能动因素，这些因素开始发挥它们的改造作用。其中的一个因素是西方式的民族主义——对政府和国家的忠诚是同类国家组成的国际秩序中最高的象征。这就破坏了人们从前对儒家那种以皇帝为首的人伦之道的信念。自然，在这新民族主义的背后有大量的种族优越感和排外思想，怀有猜疑外国人和珍视本国一切东西的情绪。从华夏文化中心思想转变到比较近代的民族主义，首先需要推翻异族统治的清朝，最后产生出中国文化上的民族主义，它比西方民族主义还要牢固，因为它是同整个文化而不仅是同国家相关联的。另一个新因素是对科学和技术的崇拜，也就是夸克所说的“科学迷”，这是代替孔孟之道的新的信仰焦点。它证明人们关于经济发展、特别是在政府主持和领导下求得经济发展的想法是正确的。即使在早期的西方贸易进人中国国内商业界以前，经济发展当然已经成为事实。中国自18 世纪以来人口的大量增加，是一种永久的而不是周期发生的变化。外国的运输工具以沿海和内河轮船的形式进入中国，接着又来了铁路、矿山和纺织厂，这一切都显示了以科学技术为基础的现代工业化有多么大的发展能力。早期的维新派企图以富国强兵的传统思想为号召，达到经济发展的目的。在这过程中，产生了一类新的学者即科技专家，同时需要有更专业化的行政人员，来指导形形色色的工业任务。 现代技术又造成了军国主义化，先是由士绅领导地方军队，然后出现了大规模生产现代武器的地方兵工厂。新的军官阶层受过技术训练，爱国青年纷纷要求参军。30年代，抵抗日本侵略的领导者是一位大元帅（委员长），他的主要对手则作为游击战的战略家而生存了下来。 到了30 年代，出现了改造农业的思想，这就是将现代技术应用于农村经济的思想，是全世界范围内发展农业工作的一部分。南京政府在这方面的成就较小，但在它统治的时期，这一思想的中国的爱国志士中间已经牢固地形成了。像在其他许多方面的发展一样，西方传教士关心农业的改造，指明了建立新中国的途径，然而传教士却不会在新中国发挥什么作用了。 本世纪初期影响中国社会秩序的其他新的外来因素是基督教和西方自由主义——对于这一批的思想和做法，中国作了颇为挑剔的但重要的选择。例如，个人采取自由行动以摆脱家庭的控制，是同否认圣贤的知识权威和天子的政治权威齐头并进的。我们可以在某种程度上说，法国大革命的理想在其100 年后传人中国并破坏了旧秩序这件事，是其后马克思主义浪潮的先驱。现在发生的价值标准方面的惊人大变动和变更，往往得到了基督教传教士教导的帮助。青年人比老年人受到尊敬，或者至少是青年人能够享有以前由年长者所独占的学术声誉了。平等主义也抬高了普通人的地位，儒家爱民的父道精神变成了崇拜人民，而代替天意的民意就成为合法性的源泉。在这纷至沓来的变革之中，作为个人的妇女，摆脱了她们先前非常不平等的地位。她们这种无声无息而又飞速的解放过程，是本世纪尚未被人记载的最大革命业绩之一。在自由主义、民主、自由贸易和人道主义的大旗下，新的价值标准和新的社会集团出现了，它们还要等一段时间才能正式纳人新的秩序。第三阶段：新生。回顾过去一个世纪，我们可以看到新的力量、方法、理想和社会阶级的出现，它们先后成为国共两党组织工作者利用的原材料。爱国青年愿意牺牲他们自己去洗雪中国过去所受的耻辱，建立新的国家。经济的发展产生了产业工人和通商口岸的商人资本家这两个新阶段。新的社会集团——解放了的妇女、获得新社会地位的士兵、随时准备参与政治生活的农民、随时准备参加政党的学生——现今都在形成。这些多种多样的新因素造成新的形势，使国家很有必要在民族主义和工业主义的旗帜下求得新的统一。 如果我们按照这种西方式的范例来探索现代中国分阶段发展的社会变革，那就会不知不觉地从自己的历史解释中得出不可靠的结论，认为中国的共产主义是中国“现代化”过程中一个不可避免的阶段。这将正像头脑简单的人那样，认为共产党政权不过是长期改朝换代过程中的一个新朝代。我认为两种观点都是不充分的。当然，历史趋势事实上是很少走直路的，毛泽东的成就除了其他因素之外，主要依靠两个特殊的条件：第一，日本的进攻破坏了国民党中国比较现代化的地区；第二，蒋介石刚俊自用，他在长期统治大陆期间没有进行以后在台湾所实施的那种农业建设计划。同时，人民共和国兴起时出现的积极力量并不只是毛一个人（我们常把他作为人民共和国的象征），而是整个一代爱国志士（他们主要在共产党内工作）的献身精神和组织才能。从1921 到1949 年，而且一直到70 年代，他们的工作成就像雪球那样愈滚愈大，这是组织工作上一项了不起的功绩。有人可能会说，他们只是继承了中国的政治传统，才能够做到这一点。外国的榜样和外国人在中国的活动，不管是日本人的、西方的或苏联的，只能起刺激作用，不能提供实质性的帮助。如果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新秩序是中国对外部世界反应的最新阶段，那就会忽视问题的核心：中国的人口众多，他们具有由来已久的强大冲击力量，并且本来就赋有创造自己文化的天才。 1948 年冷战开始时出版的本书第一版曾断言，“旧秩序在中国的瓦解使该国有可能在”苏联或美国这两个超级大国的“主要影响下进行改组”。多么荒唐的话！中国已经走了它自己的道路。 新秩序问题 中国可能选择的道路，各种事件必须流经的渠道，比我们能够轻易想象到的更窄。人口压力对我们来说是新的问题，但在中国却是个老经验。我们所讨厌的官僚机构是在中国发明的。新秩序将不可避免地保留许多警察国家的特点，但在我们目前对群众的生活一无所知的情况下，我们不应急于用这样的话来概括一切。由于老一代革命者离开舞台，摆在中国新领导人面前的首要问题之一是人们普遍渴望松一口气和稳定下来。我们外界人很难体会，现代中国的一切事情变得多快。在过去一个世纪里，发生在中国的剧烈变革比任何其他国家所经历的要多，开头是五次大叛乱，以及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的70 年间涉及的世界每个大国的五次战争。中国人具有比别人更值得自豪和更与众不同的传统，对这种传统崩溃的反应来得比较慢，受落后之辱的时间比任何其他大民族都来得长。我们在美国进展得很快，从使用马匹、轻便马车和煤油灯很快就发展到使用电视机、喷气式飞机和导弹，但在这同样短的时间内，我们并没有拆毁并重建我们的政府系统和对外关系、我们的语言文字和学术内容，以及我们的整个社会。我们没有怀着同样自豪的心情迫切要求急起直追，也不曾企图利用大跃进来赶超世界先进水平。毛泽东的这种要求变革的狂热迫切心情，使我们很想知道毛泽东是否将像他所欣赏的人物秦始皇或隋朝开国皇帝那样，他们这些人都在短短的一段专制统治时期用暴烈的手段创立了新秩序，然后分别继之以汉朝和唐朝的几百年政权。 我们现在应该期待中国的革命放慢步伐，巩固它的新秩序。当它这样做的时候，我们可以像莫里斯？ 迈斯纳那样断言，“毛身后时代的特征，将是官僚统治持续’下去并主宰整个社会。”因此，毛的口号“为人民服务”能持续多久，将受到考验。这也就是说，官僚政府要经常遇到信心和民心的问题。 使这个问题更加复杂的因素，是中国的政治组织异常庞大。以前从来没有10 亿人民生活在一个政权之下的事。做到这一点的秘诀何在，它是否能继续存在下去，我们还不清楚。它当然必须要有某种程度的地区分权，还要有地区物质利益与中央意识形态利益之间的平衡，这样做大概就可以使地区在物质上享受实惠，而中央则享有威望。同样，党内和军内的团结必须根据党指挥军队的原则维持下去。这样一些程式涉及到蒙在一切事物上的神秘气氛，涉及到中国人从事大规模组织工作所累积起来的才于，这是值得研究的事。在这庞大的政治组织里同样突出的一点是，中国人依赖伦理道德的程度甚于依赖法律，依赖有关道德的舆论胜过依赖法庭审判。如果用西方的说法，我们可以说有一种宗教信仰的因素给毛派的领导增添了力量，因此可以一直不公布法典。 但每种制度都有它的弱点，即使有了新建立起来的法律程序和宪法对权力的限制，古代官僚主义的弊端还会伺机作祟，等待北京庞大行政机构的革命意志衰退。历史上的先例很难令人鼓舞。中共不断告诉干部切勿“脱离群众”，这正足以说明今天的政府仍然需要克服这样一个历史传统，即帝制下的达官贵人可以叱咤风云，高踞于主持地方事务的给绅之上。其结果是官吏远比百姓优越，使他们自己成为法律的化身。他们的作用是左右百姓的命运而不是代表百姓，所以他们是凭个人意志施政的，要取决于官员本人的品格和责任感。如果他们营私，他们在政府内部的个人关系使他们有机会互相勾结，贪污舞弊。这些行为常常组织得分外彻底，因为旧社会并不主要依靠它的法制。官员们可以欺君瞒上，而对于他们自己的家庭，仍不失为道貌岸然的支柱。皇帝最后的安全措施是保证他们行为端正。即使时至今日，毛泽东的继任人仍必须依靠道义上的说服教育和个人作出的榜样，而不应太多依靠法律。作风不正的官僚会达不到他们的目标并毁坏他们的权力。 为防止革命意志衰退，中共使官员们廉洁的方法比旧中国所实施的方法厉害得多。然而等级观念始终存在，身居官职仍然意味着享有特权。请看掌权者失权后的情形吧，从邓小平（他爱玩桥牌！）到江青和她的丝绸被单，都曾被追溯既往，指控为道德败坏，沉溺于享受特权，而这些事情之所以特别易于发生，是因为当大一官的总有高级轿车、招待所、勤杂人员、专机、专门的副食商店以及专为高干子弟开设的学校可供使用。干部阶层不可避免地会像旧官僚那样使它本身永久存在下去。 在共产主义统治下，正如在孔孟之道的帝制下一样，营私舞弊的诱惑力是始终存在的；因为在中国这样人口众多的社会里，要想飞黄腾达，就必须比我们更加注意人际关系。例如，要是村里一个孩子能设法从普遍存在的民兵组织转到部队服务，这就是他见世面的最好机会，往上爬的最快渠道。他很可能在参军回来时已经受了教育，成了党员，成为维克托？ 尼所说的“遍布各地的解放军复员军人老兵”中的一员，成为当地的优秀人物之一，几乎有点像一个新的士绅。在这样的一批新秀中，严于律己和自我牺牲的精神是很脆弱的，特别是因为农村中的亲族关系仍然是社会组织的惟一基础，并且新的集体化措施（如威廉？ 帕里什所说的）“给予农民以一种新的集体团结感”，因此他们可以“不支持政府的所有目标”。总之，“营私舞弊”从来不是一项简单的事，它可能被地方观念强的人视为无伤大雅而有损于国家的利益。 即使在人民和官员中间有良好的社会动机和政治动机，中国也还面临着严重的经济问题。在农业上，按人口平均计算的粮食供应仍旧缺乏充分的保证。人口比粮食单产量更易于增长。中国的农业现在面临着投资多而增益日少的问题。大力增加新的耕地，利用新发现的石油去开动农业机器和运输工具，增加水浇地和化肥来促进粮食产量，这些措施对于解决中国的食品供应问题来说，都是各种不同的然而范围有限的行动开端。人口众多的压力仍然是中国最难忍受的一部分遗产。每年总有一些地方要闹歉收。粮食必须继续从国外进口。美国减少能源的利用，比中国减少粮食进口容易得多。在过去25 年的工业方面，由于中央实行统一计划和控制国营企业利润以用于重新投资，中国的工业品产量每年增加10 % ，大约每七年增加一倍。为此，在19 印年以前，由于西方的禁运，生产资料最初从社会主义集团进口（在1952 到1973 年之间，进口的机器值65 亿美元）。事实上，从1949 到1973 年，机器制造业每年增长20 % ，钢铁的产量同这一样，1965 年以后的石油产量也是如此。中国成了世界上最大的机床生产者。到了70 年代中期，中国的工业产量可与1960年的日本相比。但是，正如尼古拉斯？ 拉迪所指出的，工业投资率所以能如此之高，是因为生产率的提高超过工资。在25 年间，工资只增加了30 ％到40 ％。革命热情的衰退需要增加工资和更多的物质刺激，以免工人动荡不安，甚至发生罢工。 在外贸方面，毛派的自力更生政策已有所修改，问题是怎样大量进口外国技术而不致出现外贸逆差。1978 年缔结了中日和平友好条约之后，又与日本签订了为期八年的贸易协议，这是一种试图补救的办法。所提出的其他一些引人注目的补救办法是派遣几千名留学生去国外，主要是接受科学训练，还有借贷大量外债。然而，尽管有这些以及其他许多问题，人民共和国的经济经历还是有了了不起的成就的。例如，中国的经济就比印度的经济出色得多。从1952 到1976 年，中国经济的增长平均每年6 ％或7 % ，按人口平均计算是印度增长率的二倍或三倍，尽管印度还接受了130 亿美元的外援和贷款，而中国接受的苏联贷款不足10 亿美元，同时还拿出大约70 亿美元去援助其他国家。 中国的对外政策是试图领导“第三世界”的发展中国家，反对两个“超级大国”（美国和苏联）的所谓控制或“霸权主义”。作为对非洲进行援助的一个榜样，中国在1975 年建成了坦赞铁路。同时中国的人造卫星在绕着地球运行，它的核试验在缓慢地继续进行着，一支强大的沿海防御海军已经形成——一个强大的国家正在兴起。然而它的外交政策仍然企图把革命统一战线策略用于世界范围，把苏联看成“主要矛盾”，从而把美国当作次要的敌人而与之和解。这个政策的目标并不代表长期的国家利益，而只是在策略上利用外国，例如要求日本在签约时接受“反霸”（即反苏）条款，并且认真地告诫美国，要准备同苏联进行一场“不可避免的”战争。 在我们今后的关系中，我们将面临一种继续发生千变万化的中美文化斗争和协调，这就足以保证我们继续对中国抱有强烈的兴趣。我们必须期望这两大民族长期共存，虽然彼此有不同的价值标准，一方是强调公民自由权，另一方是强调自我牺牲，一方是谴责警察国家，另一方是谴责个人主义。唐纳德？ 芒罗断言说，“在毛派的思想中，不论是在仅涉及私人的信仰方面，或者是在决定个性的固有的惟一内在力量方面，都不许自我观念的容身之地。”中国确实与我们不同。 然而，我们已经到了一个有可能互相尊重的新起点。越南战争后的美国可能不再那么目空一切，自以为是了。毛以后的中国可能在意识形态上不那么咄咄逼人了。正如米歇尔？ 奥克森伯格所指出的，我们“对中国民族主义作出的反应是无效的，因为我们自以为中国的民族主义同我们的相类似”，而实际上中国在国家和社会的结构方面不同于我们，它肯定有较强的等级观念，但也更深地重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更注重行为上的道德自觉性。 总之，我们的美国方式并不是惟一的生活方式，甚至也不是大多数男男女女的未来生活方式。我们求助于立法、合同、法权和诉讼，但这种方法的效果是有限的。中国提供了别的出路。时间可能对中国有利，因为我们一向习惯的爆炸式的生产发展不可能永远继续下去；崇尚个人主义的美国人可能比中国人更需要进行调整，以适应未来的生活。在这新的旅游时代，每年访问中国的成千上万美国人正在开始体会到，在以新的方式关心自然环境中的人（生态学）和社会中的人（社会集体生活）的过程中，旧日中国作为其他民族文化榜样的中心职能又在恢复了。 然而，究竟是进行技术革命还是进行社会革命这种不能贸然决定的困难处境是不会消除的。周恩来提出的在农业、工业、科技和国防方面实行现代化的计划必然会继续推行，以建立一个现代化的国家。然而，教育和公共卫生事业也必须以世界上前所未有的庞大规模加以发展，来造福于人民。在大量的外国技术引进之后，城市里的技术专家是否会脱离农村的广大群众呢？我们同中国的关系需要我们这方面有越来越多的理解，而不是可以少理解一些。1979 年的美国政策——与北京实现正常化，同时与台湾人员保持特殊关系——远远未能使我们脱离中国政治，反而又把我国拉回到中国的外围。我们必须熟悉中国人的生活，才能体会到这一切是多么复杂。 后记 新中国的时期 新时期的中国 1983 年是中国革命的转折点。新一代领导人在邓小平的支持下巩固了政治地位，在周恩来提出的“实现四个现代化”口号指引下，继续在外国帮助下发展经济。同时，他们面对中国城市上层和美国人中弥漫的毛后时代的幻灭情绪。随着每年成千上万中国人抵达美国和10 万美国人来华，美中日益密切的接触暴露了新的问题。年轻人不了解革命曾经铲除的罪恶，对每日熙熙攘攘的人群，官僚主义和缺乏私生活感到压抑。献身革命远不如自我物质享乐富有吸引力。 中国共产党专制合法性的重新确定。新一任领导人首先面对的是政治问题——如何重新确立中国共产党统治这个国家的合法地位。1957 年后的20 年毛时代的领导层派别分化，最终尖锐的宗派主义几近使政府瘫痪。先是1957 年反右运动，许多受到西方训练的有才之士被从政府机构清洗出去。1958 年大跃进在经济上是一场大灾难，导致了三年歉收时期的营养不良和饥谨，人口总数减少了数百万，死亡人数比正常年份多。1965 年后的文化大革命毛取代了党，党失去了作用。毛的长征、延安时期的许多亲密战友被控告、骚扰、羞辱和监禁。知识分子——教师、作家、艺术家和各领域在西方受到训练的的被辱称为反面人物——“臭老九”。尽管对受害者人数估计不一，但大规模地对知识精英的批斗会、强迫坦白、恐怖行为、暴力和监禁是毫无疑问的，波及人数成千上万。“阶级斗争”混杂着城市派别的武斗，局面更糟了，最终还是军队平复了。大学关闭了五年，随之也形同虚设。与此同时政府不限制人口增长，对外往来减少至仅满足经济发展垂需的程度。 这场灾难波及面之广及骇人听闻的程度只是在1976 年毛去世后才为海外所知。而对于中国的精英来说，它却是导致混乱、失落、挫折和羞辱的旷日持久的大灾难。外界怎么会了解呢？ 前面第16 章概括了毛的文化大革命的理念基础——“两条路线的斗争”及海外观察者对这一历史进程的灼见。毛的动机或许并不神秘：首先，作为一个浪漫的革命者，他只想继续做他擅长的，以阶级斗争为名发动群众批判现行的机构。其次，他权炙可热，判断失误。这让人不禁联想起以普通人身份建立明朝的皇帝。他赶走了蒙古人，统治中国达30 年（1368 以后）。但他后来变得偏执疯狂，下令处决了许多他最亲近的支持者。毛后来同样疑神疑鬼，急躁冒进，希冀一夜间完成巨大的社会变革。他同斯大林一样。从他们身上人们可以看到革命如何产生堪称暴君的独裁者。他们毁掉自己的革命同志。中国的方式是“再教育”，而不是秘密处决。 抛开毛的个性不谈，我认为解释文化大革命的起因应分析传统文人的阶层的特点。他们通过考试制度被筛选出来，服务国家。几个世纪的教育以至文字都强调儒教正统性，农民被排斥于政治运转之外，只有受过教育的人方能参与政治建构。农民除了忍辱或起义很少能从政治中受益。在发动群众方面，毛擅长迎合大众中普遍存在的反知识分子和仇外心理，嘲笑知识精英的价值。他是引导群众，抑或是面对已经群情激愤的人们，是值得商榷的。在事情发生后不久的今天看，毛的个人领导才能似乎是文化大革命的决定性原因。但同时，当我们回顾历史时，无疑地会看到广泛的社会因素总会以某种方式寻求爆发这一规律。 1976 年10 月中央委员会在粉碎“四人帮”后第一个步骤是谴责文化大革命造成的灾难。最终“四人帮”和1971 年死去的副统帅林彪被公开审判（1980 年11 月一1981 年1 月）。这次审判公布了他们的诸多罪行。但这已难减少来自公众的批评和对竟允许出现这样的罪行的体制的幻灭情绪。 毛的继承者面临的问题是重建党，恢复它的良好信誉，至少显示它胜任领导这个国家，为此目的，它应超越自己并为过去负责任。在大的自然灾难过后，皇帝通常要发布罪己沼，申斥自己引起自然混乱的错误行为。假如中国共产党想重新获得尊重，它似应承认毛时代的错误。第一步几十万人得到甄别，他们或从监狱中被释放，或死后恢复名誉。特别是刘少奇——当时国家的领导人和仅次于毛的第二号人物，在1969 年因病得不到治疗而去世，也在1980 年5 月得到平反沼雪。最重要的是对毛本人的重新评价。作为中国革命的列宁和斯大林，不能简单化地对他一味谴责。毛的个人错误应同仍是人民中国的指导思想——毛泽东思想区别开来。党内对此进行了长期争论。1981 年6 月27 日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的以来党的若干问题的决议》 审慎地作了总结。 远胜于美国政党竞选的陈词滥调，这份文件承认中国共产党对过去应承担道德责任，像中国历史上官方所做的一样。它坦率要要求人民信任新的领导。在这份文件的第20 部分关于“文化大革命”的论述中，它宣称“毛泽东同志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主要论点既不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也不符合中国实际。这些论点对当时我国阶级形势以及党和国家政治状况的估计，是完全错误的”。 一、“文化大革命”被说成是同修正主义路线或资本主义道路的斗争，这个说法根本没有事实根据：“文化大革命”中被当作修正主义或资本主义批判的许多东西，实际上正是马克思主义原理和社会主义原则，其中很多足毛泽东同志自己过去提出或支持过的…… 二、上过的是非混淆必然导致敌我的混淆。“文化大革命”所打倒的“走资派”是党和国家各级组织中的领导千部，即社会主义事业的骨干力量。党内根本不存在所谓以刘少奇、邓小平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文化大革命”对所谓“反动学术权威”的批判，使许多有才能、有成就的知识分子遭到打击和迫害，也严重地混淆了敌我。 三、“文化大革命”名义上是直接依靠群众，实际上既脱离了党的组织，又脱离了广大群众…… 四、实践证明，“文化大革命”不是也不可能是任何意义上的革命或社会进步。……在杜会主义条件下进行所谓“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政治大革命，既没有经济基础，也没有政治基础。 （ 21 ） 三、……一九七五年，周恩来病重，邓小平同志在毛泽东同志支持下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使形势有了明显的好转。但是毛泽东同志不能容忍邓小平同志系统地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又发动了所谓“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全国因而再度陷入混乱…… 毛泽东同志……他在犯严重错误的时候，……还始终认为自己的理论和实践是马克思主义的，……这是他的悲剧所在。他在全局上一直坚持“文化大革命”的错误，但也制止和纠正过一些具体错误…… （ 24 ）除了前面所分析的毛泽东同志领导上的错误这个直接原因外，还有复杂的社会历史原因…… 一、……我们党过去长期处于战争和激烈阶级斗争的环境中……容易把已经不属于阶级斗争的问题仍然看做是阶级斗争……又习惯于沿用过去熟习而这时已不能照般的进行大规模急风幕雨式群众性斗争的旧方法和旧经验…… 二、毛泽东同志的威望也达到高峰。他逐渐骄傲起来，逐渐脱离实际和脱离群众，……日益凌驾于常中央之上……集体领导原则和民主集中制不断受到削弱……党中央对此也应负一定的责任…… （后面引述了毛泽东思想的主要观点） 这份文件采取现实主义的态度，把毛的错误归于过去。一方面它像大多忏悔录一样为自己辨解，一方面它重新确立以列宁主义为指导的中国共产党的专制地位，如同古代中国独裁政府统治大众一样。当邓小平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的务实口号下掌了权，毛的继任者华国锋（他的像看上去酷似毛）地位日渐降低。中央委员会内仍存在派别，但是伟大舵手的按班在集中制基础上已和平地完成。 知识精英的重构。旧中国主要的行政管理人员是由在儒教经典考试中选拨出来的。士人在这一古代制度下，通过漫长艰难的应考准备，汲取了正统思想。1949 年后过去士人的现代继承者就是干部，他们是头脑灌输了毛泽东思想的政治积极分子。中国现代知识分子不能适应这一形势。自从1850 年至今一个世纪，士绅阶级日益壮大，分流为记者、作家、艺术家、科学家、教授、企业家和革命家。新型知识分子——通常意义上的热情的爱国者，很少在思想意识上服膺于官方。的确，国民党的垮台部分原因是由于它很少做思想意识工作。中国共产党因为许多原因重视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强调“红”多于“专”，最终导致了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知识分子遭受冲击。这是从平等主义立场上对传统教育的精英主义的否定，因而削弱了中国实现现代化的能力，虽然毛去世后中国又恢复了教育体制。毛主义者面临的问题是城市中等家庭的——白领和在家庭里受过传统教育熏陶的专业人士的孩子较工农出身的孩子学习成绩好。与此同时因为学生们在革命运动中日益频繁地公开串连，干部子弟在学校政治活动中发挥着主导作用。来自真正工农兵家庭的孩子很少成为政治精英或学术精英。为了消灭自古就有的脑体差别，给工农兵家庭的学生更多的机会，国家采取了许多措施，如开展半工半读、开办夜校、减少小学、中学的时间——从美国式教育的12 年减至苏联式的10 年，缩编课本，降低标准，要求中学毕业生在上大学前参加二年实践工作，以阶级背景、政治表现和学习成绩三方面标准录取大学新生，以及取消考试而代之以推荐上大学的方法。 但是以平等的模式培养“无产阶级知识分子”- “革命接班人”的背后存在一个明显的事实：受过教育的双亲自然会在中文和学业上给自己的孩子启蒙。校园的政治活动并未给中国现代化需要的科学和技术奠定坚实的基础，它需要专门人才。这一点也为中国共产党自身所证明的。1966年后，中国共产党扩大了2 倍，人数增至3800 万。一大批几乎未受教育和受过很少教育的政治积极分子掌了权，这些人更易犯官僚主义错误。他们更乐意“政治挂帅”，因为如此他们才上台。在以平等口气谈论把工农兵家庭的孩子培养成学者背后，“文化大革命”的教育基本状况是文化水平低的党的积极分子掌握了大学教育。 1977 年毛后的领导转变了方针。为了现代化，国家重视专甚于红，重新建立为国选拨人才的传统制度。考试制度重新确立，每年近百万的考生为进入上千所大学竞争。重要的研究所重新恢复，以使有才能的人迅速得到发展。社会科学院从科学院独立而来。社会学和其他一度取消的学科被恢复。数以万计的专业人员被派往国外（这令人想起晚清时期派学者到日本学习），主要学习科学技术。同时，数以千计的学术和工业代表团访问国外学术机构和公司。中国放弃了毛主义的自力更生政策，开始从国外引进技术的计划。 1980 年大学改革开始。改革的方向是减少党的控制，其中某些方法是把教职工选人党的领导机构。当然，同工厂负责工人生活一样，大学作为教育机构要负责学生生活的各个方面——住在有周墙的校园里、凭饭票就餐、医疗、有组织的运动会、业余生活和政治学习、娱乐和批准旅游，以及通过集体间的批评提高道德情操。每个学生求学期间在自己的班级生活、学习和取得进步。按照教育部严格的规定，教师在录用、薪水和提升方面，仍在党的监督和控制下。在这一原则下，1980 年改革力图打破终身“铁饭碗”。在短暂的试用期后聘用，让教职工通过讨论、协商甚或投票选举他们的行政领导。然后，团体的凝聚力仍然很强：教授的孩子有时可继承父母的住房；研究所的成员大都从自己的毕业生中选取；教师人数膨胀至极低效率的程度——学生与教师的比例为3 : 1 。当苏珊娜？ 佩拍谈及“中国大学的基本观念是自给的社会主义团体”就不令人感到奇怪了C 卜中国大学是有中国特色的苏联办学模式，美国的发明如学分和奖学金不可能被借鉴。因此，既得利益和团体凝聚力使中国高等教育如以往一样是精英教育。1982 年上百万的大学生只占中国人口的1‰。 现代化：漫长艰难的路 马克思列宁主义使中国共产党掌了权，但是，并未指导中共如何运用它。苏联的模式是重点发展重工业，但不适合中国国情。毛另辟蹊径，采取疾风暴雨式的工业化政策，调动人的主观能动性和身体潜能，但事实证明行不通。然而，在他去世后，1978 年2 月中国提出旨在实现现代化的另一个浪漫蓝图——庞大的10 年计划。它计划引进外资、技术，大大扩大工业、农业、科学技术和武器产品的生产。该目标不切实际，一年左右就不得不大幅度降低。许多同国外签订的合同被迫取消或推迟，因为中国缺乏付款能力。合资企业、经济特区和其他的措施并不能弥补中国缺乏发达的基础设施的缺陷，而这又是工业化迅速得以实现的基础。 为了采取适度的速度，1982 年9 月党的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再次把经济放在首位，刺激生产：提高工人工资，允许私人企业雇用6 个人。在乡村，允许农民在“责任制”下，获得农业、副业收益，用此种方法，农户同生产队签订合同上交一定数量的产品，其余的可在当地市场上出售。朝气蓬勃的人们无疑会取得进展，可是集体制单位像以往一样陷人绝境。这意味着中国的社会经济结构远未确立。希望主要寄托于农业机械化及非平等的个人创造力。然而，国家的前景迥异于个人。中国的工业化进展尽管不大，但同已经达到工业化的日本和苏联相比，取得了令人尊敬的成果。1979 年中国的总产值（国民生产总值GNP ）是苏日20 年前的水平。的确，1979 年的中国比1961 年的日本发了更多的电，生产了更多的钢、水泥、煤和棉纱，也比苏联的煤和棉纱多。当然，众所周知，CNP 的估计数字不仅依赖计算方法（例如，对服务业的估计），也同与美元的兑换比例相关。德怀特？ 拍金斯大致估计中国的CNP 是4000亿美元。相比之下，1978 年美国的GNP 是21000亿美元，苏联是12540 亿美元，苏联日本是9690亿美元。 在这一数字背后突出的事实是中国人口是日本的8 倍，是苏联的4 倍。这意味着中国在经济上正成为一个大国（在军事上是潜在的大国），而个人的生活水平的确相当低。但是，当它经济持续增长时，人们的生活水平也会提高。据中国公布的经济增长率，从1952 年到1979 年每年平均（以1978 年的价格计算）增长4?8 % , 尽管它遭到政治革命的破坏。拍金斯预测假若没有这一破坏，中国80 年代的增长率可能达到6 % （在12 年内CNP 翻一番），甚至可能达到8 % （在9 年内GNP 翻一番）。尽管中国有它的特殊情况，诸如能源、交通、技术能力，加上苏联式计划体制的阻碍、官僚主义的无效率，以及农业必需投资的低回报，即使考虑这些因素，上面的预测也是可能的。 即便如此，占世界人口22 ％的中国1978 年外贸额不足世界外贸额的1 % ，比韩国和台湾的外贸额少。中国是一个自古以来经济自给自足的大国，很少有产品供出口。像茶、丝绸这样的农产品很久以来就失去了国外的市场，旅游业得到谨慎的鼓励，能创外汇；中国借鉴日本、台湾和韩国的经验，利用低工资的技术工人生产劳动密集型产品，如电子器件；但是，中国作为后来者不能期望它的廉价的丝绸制品和其他消费品能轻易地大规模地占领世界市场。假若中国的出口总体上比GNP 增长速度快，即一年增长10 % ，中国仍不是世界贸易的重要参与者。它的石油主要供应国内，同时像上海这样的城市仍需要进口谷物。 中国的未来为2?5 亿英亩的可耕田要养活10 亿人口的问题所困扰。相比之下，美国2?34 亿人口却有4 亿英亩土地可供种植。美国、日本和俄国的现代农业史并未给土地非常拥挤的中国提供有效的解决方法。1850 年，美国的农民占美国劳动人口的64 % ，每个农民可养活四个人的吃穿，如今，美国农业工人只占总人口的3?1 % ，而每个人的生产可供应78 个人。这些差异在于机械化程度：从马拉收割机到蒸汽联合收割机、汽油拖拉机、可收割许多作物的收割机，以及用于灌溉的中枢喷洒器。在新大陆农业人口减少是可能的，因为大都市买了越来越多的机器，城市也不断征用土地建造房屋。日本和俄国自从19 世纪60 年代后经历了类似情况，两国人口都从70 ％的农村人口转为70 ％的城市人口。中国至今仍是农村人口占总人口的70 ％以上。对于中国来讲，假若2000年要达到像美国、日本和俄国一样的城市化，要求45 个城市并且每一个城市容纳2000万人口，或者90个城市的每一个城市容纳1000万人。很清楚的是，中国的农业人口不可能迁至城市而必须居住在土地上。他们的工作只能逐渐实现机械化。因而，即使在农业管理科学、副业和文化活动的帮助下，农民的个人生产率低下的状况也不可能期望很快得到提高。结果尽管通讯和教育带他们进人现代生活，可是他们仍希望保持贫乏的物质生活和集体制生活。城乡差别，流动人才与固守一地的大众的差别将持续下去。每对夫妇只要一个孩子的国家计划在城市更易买行，那里街道委员会和单位给每对夫妇施予重压。在农村养儿子还依旧是老年的保障，前景不容乐观。人数增长只能带来麻烦，使中国人的生予斯养子斯的家庭产生摩擦。家庭人数的减少是最终的革命。总之，中国的未来充满不确定性，美国人应优先考虑了解它。宇航员不久前发现银河关系并不是惟一星系，在遥远的地方有许多别的星系。自1784 年中美接触以来的两个世纪，中国从遥远的太平洋彼岸的国度来到我们的门前。它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发展飞快而难以预知。然而，此时我们研究中国历史及多次革命的工作因为缺少基金放慢了。中美关系步人第三个世纪时不应以此为开端，因为中国对人类现代面临的问题解决之道对我们非常珍视的文化品质构成强有力的挑战；中国人的生存能力可能远胜于我们。我们应了解与中国的分歧所在。这是符合我们共同面对的人类首要利益的惟一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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