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封建时代已经过去了，当作偶像崇拜的孔子也跟着过去了，但孔子对古代文化的伟大贡献和他在历史上的崇高地位，并未失去。因为他删订六经，保存了三代旧典；因为他创造儒学，形成了中国封建时代的文化核心；他的学说的某些部分，表现了汉民族在文化特点上的某些精神形态（如《论语·卫灵公篇》所说“有教无类”）；他的学说，也影响了中国境内外非汉族的各族，在汉族与各族间起青精神联系的作用。孔子基本上是个大教育家，他一生在学习、在思想，在温故知新，在诲人不倦。他积累了极其丰富的经验，特别是教育和行为方面的经验。比较原始可信的《论语》书中，记录着孔子很多的格言和公式，例如“学而时习之”，就是最好的学习公式；“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论语·为政篇》），就是最好的科学格言。至于他那种繁富的学说，“把它分解为精华和糟粕两部分，然后排泄其糟粕，吸收其精华”，对我们是有益的，他给中国人民留下一份珍贵的文化遗产，中国人民必须珍重这一份遗产。第十节 儒家学派与儒经 孔子学无常师，自文武周公之大道以至技艺鄙事，都留心学习。他的学习态度是“多闻阙疑”（《论语·为政篇》），“毋意（不任私意）、毋必（不武断）、毋固（不固执）、毋我（不自以为是）”（《子罕篇》），虚心向别人学习。他说“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述而篇》）。他的学习方法是以学为主，他说“吾尝终日不食，终夜不寝，以思，无益，不如学也”（《卫灵公篇》）。学要与思相配合，他说“学而不思则罔（迷惑无心得），思而不学则殆（精神疲惫）”（《为政篇》）。学又与问相配合，孔子入太庙，每事问。他的弟子也能够“以能问于不能，以多问于寡”（《泰伯篇》）。学又必须习，他说“学而时习之，不亦悦乎”（《学而篇》）。所学要与所行相符合，他说“君子耻其言而过其行”（《宪问篇》），“听其言而观其行”（《公冶长篇》）。要多做事少，说话，他说“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里仁篇》）。学要从博返约，一以贯之（有条理有本末）。学要择善而从，有过即改，他说“多闻，择其善者而从之”（《论语·述而篇》），“过则勿惮改”（《子罕篇》），“过而不改，是谓过（真错误）矣”（《卫灵公篇》）。孔子说自己“学而不厌”，并非生而知之，确是事实。 孔子对自己是“学而不厌”，“不知老之将至”，对别人是“诲人不倦”（《述而篇》），毫无保留，所以成为历史上最大的教育家。据说孔门弟子先后有三千人，高材异能以颜渊为首的门徒有七十二人（一说七十七人）。七十二人多数是鲁国人，也有卫、吴、陈、齐、宋、楚、晋、秦等国人。按地区说，孔子学说几乎传播到当时中国的全部。按年龄说，七十二人中子路比孔子小九岁，年龄最大，其余有的小三四十岁，有的小五十余岁。孔子死后，有亲身传授的弟子如子贡为鲁、卫相，有再传弟子如子夏的门人为魏文侯师，很多人取得尊显地位，有利于儒家学派的发扬和巩固。 孔子是第一个创设规模很大的私立学校的教育家。这个学校有孔子讲学的“堂”，有弟子居住的“内”。送一束干肉以上的礼物，孔子就认他作弟子。孔子周游列国，弟子从行服役并随时学习。孔子给弟子们讲学，弟子们发问，孔子按各人的特点给与解答。某些弟子还被荐举去做官。孔子教人分德行、言语、政事、文学四科。弟子中德行最高的有颜渊、闵子骞、冉伯牛、仲弓；善于言语的有宰我、子贡；长于政事的有冉有、子路；擅长文学的有子游、子夏。文学指孔子所传授的经学，对后来儒学的流传，发生作用最大。 商朝已有史官，掌管典册。周朝和各诸侯国史官记言记事，积累大量典籍，一切有关文化的记载，都归史官掌管，子孙世代传习，供少数贵族的谘询与使用。从《左传》、《国语》、《墨子》等书所引故书看来，东周时期原有很多书籍，特别是各国史记，墨子称为《百国春秋》，数量是不小的。不过这些书未曾流传，能看到的人极少。 孔子非常博学，收集鲁、周、宋、杞等故国的文献，整理出《易》、《书》、《诗》、《礼》、《乐》、 《春秋》六种教本来，讲授给弟子们。这些教本写在二尺四寸长的竹简上被尊称为经，孔子和其他诸儒解释经义的文字写在较短的竹简或木版上称为传。有了儒家经传，随着儒家学派的盛行，六经以外的书籍逐渐亡佚。 整理六经有三个准绳：一个是“述而不作”，保持原来的文辞；一个是“不语怪、力、乱、神”（《论语·述而篇》），删去芜杂妄诞的篇章；一个是“攻（治）乎异端（杂学），斯害也已”（《为政篇》），排斥一切反中庸之道的议论。所以六经从形式上说是叙述旧文，从整理的准绳和经义的阐明说是创作新意，述与作是不可分的一件事。自孔子订定六经，儒家学派有一定教本，虽然孔子死后，儒家分为八派，基本上不曾超越六经别有什么新创的学说。 儒家经学在孔子以后，发生了对整个封建时代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指导力量，中国封建制度的巩固与延长，儒学起着极其严重的作用。要了解中国封建社会的上层建筑，首先要研究儒学的经传。 《周易》 《周易》是许多占卜书中的一种。有六十四卦。每卦有六爻（音摇yáo），上三爻叫做上卦，下三爻叫做下卦，合成一卦。爻分阳爻（“—”）阴爻（“-”），阳爻在单位（一、三、五），阴爻在耦位（二、四、六，阴阳爻都自下向上数），叫做当位，反之叫做不当位。如《既济卦》≡≡，阳爻阴爻都当位，《未济卦》≡≡都不当位。按照爻的当位不当位等复杂关系，看出轻重不等的吉凶。每一卦有卦辞，说明本卦的性质，每一爻有爻辞，说明这一爻在本卦中的性质。卦辞爻辞文字极简单而又隐晦难懂，卜人筮人可以作多样解释来宣告吉凶。孔子曾用大功夫钻研卦辞交辞，作为儒家的哲学思想传授给弟子。孔子讲说的记录及后来传《易》大师的补充，总称为《易传》或称《十翼》。《易传》有《彖（音tuàn）辞》，用较多（比卦辞）语句断定一卦的大意。有《象辞》，其中依据一卦大意指出人应如何行动的简明语句，称为《大象》，解释爻辞的语句称为《象辞》。有《系辞》，总论全部《易》理，叙述孔子哲学的基本观点。有《文言》，专论乾、坤两卦。其余有《说卦》、《序卦》、《杂卦》三篇，不含什么重要意义。 《系辞》主要说明“变化之道”。观察天地、日月、四时、昼夜、寒暑、男女等自然界现象，知道一切都在变化，变化的发生是在于阳、刚、动与阴、柔、静两种相反的性质在“相摩”“相推”，主动的力量是阳、刚、动。这一看法应用到人事上是“通其变，使民不倦，神而化之（创造新器物），使民宜之。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变动的目的在得利，得利是吉，失利是凶。“变动以利言，吉凶以情（合理、不合理）迁”，就是说，吉（得）凶（失）并非固定不变。“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乱”，才能身安而国家可保，如果忘了危、亡、乱，安、存、治就会变成危、亡、乱。情在于人为，因之吉凶在人不在鬼神，“善不积不足以成名，恶不积不足以灭身。小人以小善为无益而弗为也，以小恶为无伤而弗去也，故恶积而不可掩，罪大而不可解”。卜篮的唯一作用是向鬼神问吉凶，吉凶既在人为，鬼神的权力便大大缩小，也就大大减轻了《易》原来的神秘性。孔子把主要与“鬼谋”（向鬼神问吉凶）的《易》改变为主要与“人谋”（人自造吉凶）的《易》，是思想上的一个进步。 《系辞》形容每卦的变化说“变动不居（固定），周流六虚（一卦六位），上下无常，刚（阳爻）柔（阴爻）相易，不可为典要（定准），唯变所适（适合时宜）”。六十四卦代表天地间万事万物，每一卦都在变化，也就是万事万物都在变化。这种看法自然是有理由的。不过变化以外，它还设立一个不可变的大范围，一切变化都不能超出这个大范围。《系辞》首先规定“天尊地卑，乾（阳）坤（阴）定矣。卑高以（既）陈，贵贱位（地位分明）矣”。尊者一定在上，卑者一定在下，士可以做大夫，大夫可以做国君，亡国亡家的国君大夫可以做庶人，但贵和贱的名分绝对不可变。儒家讲礼，凡制度、名号、器械、正朔等等都可以变，但亲亲、尊尊、长长、男女有别的封建等级制度决不可变，这和《系辞》思想完全一致。 《系辞》说变化的发生不是由于阳与阴的斗争而是由于阳与阴的和谐，不是向前发展，而是“终而复始”的循环、重复。天与地相附着，男（雄）与女（雌）相交媾，化生出万物来。日与月相互来去成昼夜，寒与暑相互交替成年岁。去的是暂屈，来的是暂伸，一屈一伸相互感动生出利益来。儒家学说代表士阶层的思想，士的利益在于向贵族求禄，在于教庶民出力服事长上，反对斗争是很自然的，这和中庸思想完全一致。 《周易》，特别是《系辞》，包含着自发的朴素的辩证法思想，是装在形而上学的框子里的辩证法。这是孔子哲学的根本所在，后来儒家学派的思想家如董仲舒、王充，都不曾超越过这个思想界限。 《尚书》 《尚书》是历代政治论文集。孔子选史官所藏历代重要典浩，上起《尧典》，下讫《秦誓》，相传共有百篇，事实上有些篇（如《禹贡》）是后儒补充进去的，原订篇数，无可稽考。秦焚书后，存留仅二十九篇。《尚书》有两大作用：第一，建立起虞、夏、商、周的历史正统观（统一的重心）；第二，保存商周二代的重要史料，特别是西周初期《大诰》、《康诰》、《酒诰》、《梓材》、《召诰》、《洛诰》、《多士》、《无逸》、《君大奭》、《多方》、《立政》、《顾命》、《康王之诰》等文篇的保存，可以推见商周二代的政治情况。这些文篇与西周初期的诗篇《周颂》、《豳风》、《周南》、《召南》配合起来，也可以推见西周社会的生产关系与意识形态。《禹贡篇》是战国时人所作，叙述黄河长江两大流域的山脉、河流、薮（音叟sǒu）泽、土壤、物产、田等（分上上至下下九等）、贡赋、交通、落后种族居住地，文字简要，系统分明，总结了上古至秦华族势力已入四川（梁州）未越五岭时期的地理知识，确是极可宝贵的古地理志。《禹贡》托名禹平治水土的记录，选入《尚书》，被尊为经典，造成中国政治自来是统一、疆域自来是广大的信念，意义极为重大。 《诗》 《诗》是两周诗歌的名篇选集。亡佚六篇，存留三百五篇，概称为三百篇。按音乐性质分《国风》、《小雅》、《大雅》、《颂》四部分。据古文经学家说，《周南》、《召南》为《风》诗之首，作于克商以前。《周颂》《豳风》作于西周初期，《小雅》《大雅》作于西周时期，多数是宣王、幽王时诗。《国风》多数是东周前期作品，也有一些是西周时所作。《风》诗是地方音乐，诗篇多采自民间，富于生活的描写，文学价值最高，为后世创造性文学的源泉。《大、小雅》诗是西方音乐，文学价值不及《国风》，但不失为叙述西周政治盛衰的诗史。《周颂》是周天子宗庙祭祀的诗篇，音乐节奏极缓，甚至诗句可不用韵。这种感人不深但有重大历史意义的最古诗篇，因孔子选诗而得保存。《鲁颂》、《商颂》都是东周时人所作。据今文经学家说，《商颂》作者是宋贵族正考父（孔子的七世祖），《商颂》追述商朝盛世事，应有所本，与《尚书》中《商书》同为重要的商朝史料。 《礼》 周朝尚文，长时期积累起繁富的礼制。孔子选取士必须学习的礼制十七篇，称为《礼》或《士礼》、《仪礼》。十七篇中《丧服篇》最为重要，子夏特为作传。封建制度亲亲、尊尊、长长、男女有别的精神，《丧服篇》表现得最具体最清楚。《周礼》当是战国儒者采集重要国家如周鲁宋等国官制，再添加儒家的政治理想，增减排比造成一部有条理的官制汇编。说是周公所制，固不可信，但斥为儒者凭空伪造，全无依据，也不合情理。《周礼》不是全伪也不是全真，在乎审慎的选择。西汉传礼儒生戴德、戴圣，博采七十子后学者所记讲礼的文字，戴德选取八十五篇，称为《大戴礼记》；戴圣选取四十九篇，称为《小戴礼记》，简称《礼记》。《周礼》、《仪礼》、《礼记》合称《三礼》，稽考儒家思想与战国以前制度器物，《三礼》是重要的典籍。 《乐》 《乐经》亡佚。一说，《周礼·大司乐章》就是儒家所传的《乐经》。《礼记》有《乐记》一篇，记载儒家对乐理的讨论。孔子说，“移风易俗，莫善于乐，安上治民，莫善于礼。”（《孝经·广要道》章）儒家以乐配礼，重视音乐的作用，是他们的见到处，想用古乐来移风易俗，是他们的迂腐处。六经中《乐经》先亡，因为古乐使人“唯恐卧”，新乐使人“不知倦”（《乐记》），新乐便自然要代替旧乐。 《春秋》《春秋》是一部编年体的历史。编年史起源当在西周共和时期。东周文化较高的诸侯国都有史 官记事，如晋史名为《乘》，楚史名为《梼杌（音陶兀táo Wù）》，鲁史名为 《春秋》。史官世代承袭，依据一定书法，忠实地执行职务。某些良史甚至杀身殉书法。前五四八年（鲁襄公二十五年），齐大夫崔杼杀齐君，太史依书法当朝官们写“崔杼弑其君”。崔杼怒，杀太史。太史两个兄弟继续写同一句话，都被崔杼杀死。最后一个兄弟还写那一句话，崔杼不敢再杀。南史氏听说太史兄弟被杀尽了，拿着竹简去写，半路上知道已经写成，才回家去。中国历史自前八四一年共和元年起，一年不断地编年记事，史官的贡献是巨大的。孔子用鲁史官所记 《春秋》，上起隐公元年（前七二二年）下讫哀公十四年（前四八一年），凡二百四十二年事，整齐书法（《左传》载五十凡例，当即史官共守的书法），成为儒家经典的 《春秋》（原来的 《春秋》称为《不修春秋》）。孔子修 《春秋》的目的在正名分，有褒有贬，要使乱臣贼子惧。儒家政治思想，以 《春秋》为最高标准，封建等级制度的精神充分表现在 《春秋》书法里。 《春秋》文字简单，意义隐晦。如鲁惠公死，子隐公不依继承法立为鲁君， 《春秋》写“元年春王正月”，不说隐公即位，表示他不是正式做鲁君。又如写“齐崔杼弑其君光”（ 《春秋》襄公二十五年），意思是崔杼犯了弑君罪。又如写“莒人弑其君密州”（ 《春秋》襄公三十一年），意思是密州为莒国人所共弃。 《春秋》如果当作历史来看，作用实在有限。相传与孔子同时的鲁国太史左丘明，采各国史记作《左氏传》，用事实说明 《春秋》书法。桓谭（东汉初年人）《新论》说得好，“《左氏传》和《春秋经》，好比衣服有表面有里面，不可缺一。如果有经没有传，即使圣人关着门想十年，也想不出道理来。”不管左丘明是东周时人或战国时人，《左氏传》是左丘明作或非左丘明作，反正《左氏传》这部书保存了大量古史料，给中国史家创立模范，在史学史上有极高的地位。 解释《春秋经》的还有《公羊传》、《谷梁传》两家。两家都是口说，到西汉才写成文字。《公羊》学盛行于西汉，政治上有很高地位。《公羊》家自以为传孔子的微言大义，但和《左传》比起来，《公羊传》显然是空言说经，甚至有些是穿凿附会。《谷梁传》也是空言说经，态度却比《公羊传》谨慎些。 《论语》 孔子对答弟子和非弟子的发问，弟子们记录下来。孔子死后，弟子们（一说是仲弓、子夏等）集合成书，号称《论语》。传记中多引孔子语，大抵《论语》所载的孔子语比较近真。 以上所述几部经典，流传到现在，已经二千多年，经学本身起了多次变化并产生了各种派别。每一变化和派别，都或大或小地影响到文化的各个方面。所以不了解经学和儒家派别，很难了解中国文化的重要部分。第十一节 墨子及其所创墨家学说 儒学创始者孔子死后，墨学创始者墨子继起。孔墨两大学派，都产生在东周后期，年代接近。孔子所创的原始儒学，礼乐占主要部分，墨家攻击礼乐，用别一种观点即庶民的观点，发挥仁义学说，成为儒家的反对学派。 墨子名翟，鲁国人（一说宋国人）。曾为宋国大夫。生卒年代不可考，据孙冶让《墨子闲诂》说，生卒约在前四六八年（周贞定王元年）至前三七六年（周安王二十六年）间。按《非攻篇》称当今天下四个好战国，齐、晋、楚、越。晋称一国，越尚强盛，自是东周末年的形势。墨子生当在孔子死后（前四七九年），死当在三家分晋前（前四○三年）。《墨子》书中如《鲁问篇》说战国时事，《亲士篇》说吴起事，都是后人附加，不足为据。 墨子生在孔子后，当时宗族制度破坏更甚，多数宗族被消灭，极少数宗族化家为国。逐渐成为地主阶级的士阶层，在社会大变动中，获得政治参与权，可以上升为诸侯师、相。在士阶层下面的庶民，主要是墨子所称“农与工肆之人”，是一种小私有财产者，在社会大变动中，也要求取得一些政治上的地位，借以保护自己的经济利益。他们还没有反抗统治者的觉悟，只是要求“饥者得食，寒者得衣，劳者得息”（《非命篇》），过着安居乐业的生活。墨子和他所创始的墨家，就是代表庶民用“上说下教”的妥协方法向统治阶级提出要求的一个学派。庶民是真正从事生产的广大劳动群众，国君贵族要进行战争，不得不对庶民在形式上有些让步，允许他们的代表人说说话，乐于利用他们的代表人仆役般地出死力，墨学因而与儒学同称为显学。 儒家最高理想是周公相成王。大儒做国君的卿相大夫，小儒给富人办丧事，自己家里人跟着去吃酒饭，过着寄生虫的生活。儒家利益与统治阶级完全一致，两者间妥协合作是很自然的。墨家与统治阶级利益并不一致，统治阶级为了要利用墨家，作暂时的勉强的有限度的让步，墨家对统治阶级则是忠实服务，竭尽心力，成为最驯服的仆役。墨家一方面对儒家猛烈攻击，企图夺取儒家政治上的地位。一方面视死如归地为国君贵族守城御敌，保卫他们的利益，以为这样做，可以取得信任，庶几行施自己的学说。事实却相反，墨家不曾得到卿相行道的机会，儒家虽受攻击，依然为国君贵族所尊重。 《墨子》书汉时有七十一篇，赵宋时存六十三篇，宋以后存五十三篇。墨家贵实行不贵文采，重口说不重著书，《墨子》书中仅《经上》《经下》两篇，共一百七十九条，当是墨子所自作。《墨经》每条少仅三个字，多不过二十个字。文字极简，但给当时有关社会和生产的重要知识，作了一个近乎全面的总结。《经说》上下两篇当是墨子讲经，弟子笔录。墨家分三派，同诵《墨经》，可信《墨经》出墨子手。《尚贤》、《尚同》、《兼爱》、《非攻》、《节用》、《节葬》、《天志》、《明鬼》、《非乐》、《非命》、《非儒》十一题各分上中下三篇（《非儒》仅上下两篇），字句小异，意旨大同，当是墨子讲学，弟子各有所记，合而成书，类似孔门后学纂辑《论语》。《尚贤》至《非命》十题是墨家政治理论，对昏乱的国君讲《尚贤》、《尚同》，对奢侈的国君讲《节用》、《节葬》，对自恃上天保佑、沉溺在酒和音乐中的国君讲《非乐》、《非命》，对放肆无忌惮的国君讲《天志》、《明鬼》，对残暴好战的国君讲《兼爱》、《非攻》。墨子制十个药方想治国君的病，但没有一个国君愿意用他的药方。《备城门》至《杂守》凡二十篇，是墨子为弟于禽滑釐讲守城法，在墨学中也是重要的部分。《亲士》、《三辩》、《大取》、《公输》等十四篇当是墨门后学所记，类似儒家大小《戴记》。今存《墨子》五十三篇，基本上保存了墨家的全部学说。 墨与儒两个学派的对立，显著地表现出士与庶民不同的社会地位。下面列举两家对立的情状：墨家对儒家的攻击，集中在《非儒篇》。儒家主张“亲亲有术（等差），尊贤有等”，严格区别亲疏尊卑，巩固封建等级制度。墨家不反对等级，但反对儒家所说的等级，主张兼爱、节葬、尚贤、尚同。儒家主张有命在天，寿、夭、贫、富，安、危、治、乱都是不可改变的天命。 墨家反对宿命论，《天志》、《明鬼》、《非命》三篇说，天欲义（善政）而恶不义（乱政），鬼神赏贤而罚暴，命是暴王（亡国之君）所作，穷人（怠情人）所述。儒家主张繁饰礼乐，教富贵人糜费财物，自己分肥得食。墨家反对不劳而食，主张节葬、非乐，斥儒者“贪于饮食，情于作务”。儒家主张穿古衣，说古话，“循（述）而不作”，“仍旧贯，何必改作”。墨家反对保守，主张创造新事物。儒家主张不显谏，待国君问，问小答小，问大答大，不问不言。墨家反对庸言庸行，主张“事上竭忠，……有过则谏”，“务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强使国君行有利人民的政事。墨家攻击儒家，与荀子痛斥贱儒很多相同处，不同的是荀子痛斥七十子后学，墨家则直接攻击儒家创始人孔子。 孔子主张复西周之古，按照周礼所规定的等级分配生活资料，这自然是一种空想。墨子也承认贵贱的等级，以为天子、三公、诸侯、卿、大夫下至乡长、里长、家君（家长）各级正长，都是有智慧有威权能统一是非表率万民的贵人，万民则是贱者愚者。但墨子主张选择贤良为正长，并复大禹之古，要求各级贵人学大禹过着与万民同样勤劳菲薄的生活，放弃剥削的权利。这更是一种空想，永远不会得到统治阶级的采纳。“将求之不得也（不可求得），虽枯槁不舍也（死也要追求）”（《庄子·天下篇》），墨家就在这个空想的追求中幻灭了。 孔子尊天信命远鬼神，天子得祭天，庶人只许祭户神或灶神，祭鬼只许祭父母。墨子尊天非命信鬼神，主张人无贵贱，都有权祭天和众鬼神。天子代天治民，儒墨意见略同，可是懦家说天命既定之后，下民应该服从，不许怨天尤人。墨予以为上天鉴临下民，按照下民的利或害，随时对贵人行施公平的赏罚，绝无不变的命运。儒家信天命，所以鬼神不灵。墨家不信命，所以鬼神也能赐福降祸。儒家认庶民最贱。墨家以为官无常贵，民无终贱，臧获（奴隶）也是人，在上天看来，凡是人都应该兼相爱，交相利。儒家的天是静的，保护统治阶级利益的，表现上天意志的是命。墨家的天和鬼神是活的，似乎真有极大的权能，赏善罚恶，保护被统治阶级的利益。墨子把一切希望寄托在天和鬼神的赏罚上，《明鬼篇》引周、郑、燕、齐等国 《春秋》，证明鬼神的实有，想借鬼神的威力，说服王公大人行善政，结果只能是麻痹庶民的反抗性。《天志篇》说“天子有善，天能赏之；天子有过，天能罚之”，尧舜禹汤文武顺天意得天赏，证明“兼相爱，交相利”的可行，结果只能是教庶民片面的爱王公大人，利王公大人。墨家本身也就这样片面地爱、利了王公大人。孔墨都要求中国政治上的统一。孔子年代较早，周礼在诸侯国多少还有一些约束力，因此主张从周尊王，复兴周道，诸侯国各保现状。墨子时周天子已经完全失去政治上的作用，看不出谁是统一者，因此主张上同于天，楚越齐晋四大国各保现状，等待上天选择有德利民的国君为天子。孔子的空想政治，适合于士阶层，墨子则是庶民的空想政治。孔墨都多艺。孔子以射御为士阶层最次的艺。墨子重视生产知识，《墨经》中有形学、力学、光学的研究记录多条，特别是光学研究，论阴影，论反射，论光之直线进行性质，论平面镜，论球面镜，伊然是一部中国最早的完整的光学。墨子记录东周劳动群众在手工业方面的成就，他本人也是当时最优秀的手工业工人（主要是制造守城器械，据说技术比大匠人公输般还高），不象孔子轻视生产劳动，当作不足道的鄙事。孔子的艺适合于士阶层，墨子则是庶民的艺。孔墨都博学。孔子删订《六经》，教弟子诵《诗》《书》，习礼乐。墨子书中多引《书》、《诗》、《百国春秋》，墨子出行，车中载书甚多，但教弟子学“精微”的要义（《墨经》），懂得是非曲直，不必多读书。孔子的学适合于士阶层，墨学则是庶民的学。孔墨都贵辩说。孔子主张文质彬彬，以为“言之无文，行而不远”（《左传》襄公二十五年）。墨子用朴质的庶民语言，以达意为主，不加修饰，怕人爱其文，忘其用。孔子的文言适合于士阶层，墨子则是用庶民的质言。孔墨都讲逻辑学。孔子主张“正名”，就是以礼为标准来判断是非利害。墨子主张甲“本”、“原”、“用”三表法。“本”是上考历史，“原”是下考百姓耳目所实见实闻，“用”是考察政令的实际效果是否对国家、百姓人民有实利。孔子的正名，适合于士阶层，墨子的三表法，目的在为庶民谋利益，比孔子以礼为正名标准的方法是较有进步意义的。儒墨都是显学，但统治者需要的是儒不是墨，因之孔子成为士的成功的代表人，墨子成为庶民的失败的代表人。 墨子的学说，流行在庶民群中。墨家如跌鼻、索卢参、田系、彭轻生、苦获等人，大概也象耕柱子一样，出身下层庶民。因为庶民要求得政治上的地位是困难的，所以墨子创立了带宗教色彩的政治性团体。墨子死后，巨子代代相传，类似教主，率领墨者作政治活动。墨家的团体有许多特点，表现出原始的组织性。 刻苦生活 墨子教弟子着短衣草鞋，昼夜工作不休息，以自愿吃苦为高尚。如果不能刻苦，就算违反大禹的遗教，不配称为墨者。 听从巨子 墨者尊巨子为圣人。巨子有命，墨者一定要听从，统治阶级的严罚厚赏，不能阻上墨者对巨子的听从。 舍命行道 墨子门下多勇士，弟子三百人（一说一百八十人），都能赴火蹈刃，死不回头。巨子孟胜守城战死，从死弟子一百八十五人。孟子说“墨子摩顶放踵，利天下为之”，就是说，只要对大众有利益，全身从头到脚被磨成粉末，墨子也愿意。这种勇敢牺牲的精神，当然很高贵，可是道路走错了，赴火蹈刃不是为大众而是为少数国君和贵族。 严守家法 巨子腹（音吞tūn）住在秦国，儿子杀人，秦王说，“先生年老，只有一子，我已赦免他的死罪。”腹说，“墨家有定法，杀人者处死，伤人者处刑，为的禁止人杀伤人。大王虽有好意，我不可不行墨子的定法。”腹不听秦王的劝说，把儿子杀死。 实行教义 墨子弟子胜绰，被推荐到齐国做官。胜绰跟从主人作战很勇敢，墨子责备他违背《非攻》的理论，教他辞官回来。 分财互助 有余力余财的人应该扶助贫乏人。弟子做官得禄，一部分送墨子作费用。 墨家可说是古代劳苦群众最早的政治结社，其中缺少了一个最重要的东西——反抗性，因此客观上成为拥护统治阶级的政治结社。 由于时代的限制，墨家学说，不可免的有其落后甚至反动的一面，但主观上是为庶民利益着想的。秦汉统一以后，统治者把它看作危险的学说，彻底禁绝了，从此没有人再讲墨学（《汉书·艺文志》里秦汉无一墨学者）。墨家的政治活动是失败的，这给庶民们一个教训，就是反对统治者的压迫，除了对抗以至武装起义，不可能有其他方法。后世农民准备起义，往往秘密成立宗教色彩的团体，比当初墨家的结社是发展了。封建统治阶级能扑灭妥协性的墨家，但永远不能扑灭农民的起义反抗。简短的结论 东周是初期封建社会发展并开始转化的重大时期，推动的力量主要是大小宗族间的兼并战争。 宗族是氏族残余与封建剥削相结合的一种制度。各种不同身分的人都隶属在宗于的权力下面，庶民生产所得，被宗子用赋税、徭役、共财等名义搜刮去了。庶民非常贫困，不可能改进他们的生产条件。只有在愈来愈剧烈的兼并战争中，大量宗族被破坏，庶民得以逐渐脱离宗族制度的束缚。 代宗族制度而起的是家族制度。宗族以宗子为首，土地永远归宗子世袭，不得买卖（《礼记·王制》所谓“田里不鬻”）。家族以父为首，父死后，兄弟分家，各人所有田宅，可以自由买卖。这是领主土地所有制转化为地主土地所有制，东周时期，正是这种转化的开始。 由于铁制农业工具的使用，生产力提高了。私人开垦荒地，即归私人所有，地主数量不断增加，促使宗族制度加速趋于崩溃。 由于生产工具的进步，宗族制度的破坏，大国疆土的扩大，以及居住中国境内非华族与华族的融合，东周末年，照《墨子》说，齐晋楚越四国各有人口数百万。人口增加与生产工具进步，加强了推动东周社会前进的力量。 东周社会发生巨大变动，各阶级、阶层都出现了杰出的代表人物，这些人的事业和著述，使得古代历史前所未有地丰富起来。领主中有齐桓公、晋文公，率领中原诸侯，保卫华夏文化，有楚庄王、越王勾践，开发长江流域，输入华夏文化。有管仲、子产，废除公田，改革旧税制，提倡工商业，开法家学派的先河。有孙武，著兵书十三篇，总结战争经验，成为不朽的军事经典。更杰出的伟大思想家则有孔子和墨子。新兴地主士阶层的代表孔子，删订六经，开门讲学，创儒家学派，建立起封建文化的主体。墨子代表劳动群众的政治要求，创墨家学派。墨家在东周末秦汉前领主统治没落，地主未取得完全统治权的空隙中，曾与儒家并存并显。秦汉地主政权确立，地主压倒了庶民，因之儒家独盛，墨家消灭。 东周时期文化上的重大创造，进一步发扬，便出现战国时期“诸子争鸣”的文化高潮。第五章 兼并剧烈时期——战国——前四○三年——前二二一年第一节 战国形势 东周兼并战争继续发展，以三家分晋为标志，进入战争剧烈的战国时期。形式上是七个大领主争城夺地，实际是一个已经成为阶级的新兴地主阶级以及与它血肉相联的大商贾和说客游士推动大领主们为建立地主政权而展开剧战。一百八十二年长期战争，基本上是地主政权的秦对领主地主混合政权的山东六国猛烈进攻，结果秦国胜利，出现了统一全国的封建地主皇朝——秦朝。 前四○三年（周威烈王二十三年），晋国韩赵魏三家世卿立为诸侯，战国时期开始了。在东周时期政治上还发生一些天下大宗和共主作用的封建领主王朝——东周，到战国时期，完全失去了作用，它只是作为一个小国存在着（前二四九年秦灭周国），不再是代表一个历史时期的王朝。 战国是七个独立的强国，各尽自己最大的力量相互间进行攻击或防御的战争。战胜国扩地，战败国削地，疆域常有变动。七国位置，西方秦国，东方齐国，南方楚国，北方燕国，中部韩赵魏三国，赵在北，韩近西，魏居中，韩魏最接近秦国，先受秦攻击。一 秦国 秦在东周时期，是个文化落后的国家。前三六一年，秦孝公立，下令求贤。卫国人法家公孙秧（仕秦有功，封于商，号商秧）应募入秦，得孝公信任，变旧法创立新法。秦从此成为七国中第一强国。早在战国初年，李悝（音亏kuī）在魏，吴起在楚，曾行新法，但为旧势力所阻。秦旧势力较小，因之商秧变法得到成功。商秧也就成为这一历史时期的代表人物。 前三五九年，商秧第一次变法，要点如下： （一）组织民户 重编户籍，五家为伍，十家为什。什伍内各家互相纠察，一家作奸犯法，别家必须告发，如不告发，连同受重罚。这是残酷的统治法，但在贵族领主役使下的大量农夫因此得直接作为国君的民户。是有进步意义的。 （二）加强劳动力 户主如有两个儿子，儿子到一定的年龄，必须分家各自独立谋生，否则加倍出赋税。父子兄弟各立门户，可以加强生产中的自动性，防止一家人相互依赖，劳逸不均。分家之后，各自照顾自己；儿子借给父亲耕具，就觉得是个很大的恩惠；婆母不经儿媳的许可，使用簸箕扫帚，立即受到儿媳的责备；婆母儿媳间一不融洽，就会争吵起来。这种制度，对家族制度的父权起着限制作用。 （三）奖励军功 立军功的人，各按功劳大小受爵赏；私斗的人，各按犯罪轻重受刑罚。商鞅制定秦爵，分二十级，第一至第八为民爵，第九以上为官爵，农民立功得爵（战阵上斩敌人首一级，赐爵一级），受各种优待，有机会成为中小地主。 （四）崇本（耕织）抑末（商贾手工业） 奖励耕织，生产粟帛多，超过一般人产量的得兔徭役。工商和游手贫民，连同妻子没入官府做奴婢。战国时东方各国所谓工商食官的手工业奴隶商业奴隶，虽然还被贵族领主所占有，但自由民身分的工商也已普遍存在和活跃。商鞅抑末政策，意在防止商贾高利贷者兼并土地。使秦民专力从耕织与战争中求富贵。同时，国君独占工商业，也可以增强国家的富力。文学游说之士，属于末一类，不许入秦。秦国富强而文化不及东方各国，这也是一个原因。法家一般也代表商贾（地主常兼作商贺）的利益，商秧抑末是在秦国的特殊措施。 （五）变领主为地主 无军功的宗室（贵族领主），一概废除他们的名位，按军功从新规定尊卑爵秩等级，各依等级占有田宅臣妾（奴隶）。这是变法中最重要的一个措施，许多无军功的贵族领主因此失去了特权，变为民户中的富户。有军功的宗室，最高爵不过封侯（第十九级关内侯，第二十级彻侯）。侯仅收食邑内租税，不直接管理民事，也失去了原有的特权。领主制度的秦国从此变为地主制度的秦国。 这个巨大的改革，必然引起贵族领主的反抗。以秦太子为首，反抗者多至千数。商秧说“法令不行，由于贵戚犯法，要行法先从太子开始”。因为太子是嗣君不便施刑，把太子的师傅公子虔（音钱qián）、公孙贾两个大贵族施了黥刑（面上刻黑字），第二天新法完全通行了。秦国行新法十年，秦民大悦，路不拾遗，山无盗贼，家给（不穷乏）人足，民勇于公战，怯于私斗，乡（农村）邑（城市）大治，秦成为第一大强国。 前三五○年秦建都咸阳，筑冀阀，在阙上公布法令。商鞅又实行第二次变法，使秦国更进一步的地主政权化。 （一）归并各小都、乡邑、聚（村落）为大县。全国凡四十一县（《史记·六国表》和《商君列传》作三十一县），每县置一县令，掌管全县政事，消除领主政治的残余影响。 （二）开辟歼陌封疆（田间分疆界的土堆），承认各人新辟土地的所有权，按各人所占土地面积定赋税。阡是田间南北车路，陌是东西车路。战国时战争用步骑兵，兵车极少用，田间无须留宽广的车路。东方各国阡陌早已逐渐开辟为田地，商鞅开秦国吁陌，用意正相同，说井田废于商鞅，是腐儒的谬说。 （三）划一斗、桶（斛），权、衡，丈、尺。全国货物交易，有统一的度量衡制度。 （四）禁止父子兄弟同室居住，革除残留的戎狄旧俗。 秦国地广人稀，邻近国三晋土狭民众，商鞅知道“民所欲者田宅也”（《商君书·徕（音赖lài）民篇》），悬赏招徕邻国农民到秦国种地，给田宅，免兵役，使专力耕织。秦民服兵役，轮番出战，常有余力。秦国足食足兵，有战必胜。 商鞅两次变法，破坏了领主的宗族制度，也限制了地主的家族制度，使秦国成为当时先进的富强无比的统一国家。消灭政治落后的山东六国，推行秦制建立封建大帝国的基础从此萌芽了。秦孝公死后，太子秦惠土即位，车裂商鞅，杀商鞅一家人，但商鞅新法，除了秦庄襄王用大商人吕不韦为相，停止对商贾和游士的排斥，其余大都相沿不变。 秦国孝公、商鞅在咸阳创地主政权，与周国文武周公在丰镐创领主政权，对历史同样是伟大的贡献。 前三八七年，秦伐蜀，取南郑。前三一六年，秦惠王使司马错灭蜀国（都城在四川成都市），徙秦民一万家到蜀地，后又灭巴国（都城在四川重庆市）。秦对当地居民似乎是保持着良好关系，如昭襄王与巴人盟誓说“秦犯夷输黄龙一只，夷犯秦输清酒一钟”（《华阳国志·巴志》）。意思是说秦罚重，夷罚轻，秦决不犯夷。秦得巴蜀广大土地和居民的助力，确如司马错说“取其地足以广国，得其财足以富民缮（补充）兵”（《战国策·秦策》）。 秦国疆域，北有上郡（陕西北部），南有巴蜀，东有黄河与函谷关（河南灵宝县）。地势险固，宜于守御又宜于出击，被称为天府雄国。 二 韩国 韩东邻魏国，西当秦函谷关大路，两面受敌，连年被兵。前三七五年，韩哀侯灭郑，自平阳（山西临汾县）迁都到郑都新郑（河南新郑县）。后来又迁都阳翟。韩昭侯用法家申不害为相，行苛刻政治，国力暂时加强。申不害死，韩又被侵伐。韩国疆土北自成皋（河南荣阳县西北）过黄河到上党（治设山西长治县），南有陉山（在河南郾城县），东临洧水（源出河南密县，至新郑东南流入颖水）。山地多，平原少，物产贫乏，人口稀疏，七国中最为弱小。 三 魏国 前四二四年，魏文侯即位。魏文侯学儒术，著书六篇，《汉书·艺文志》列在儒家。他尊敬田子方、段干木，重用西门豹、李俚（即李克，子夏弟子）、乐羊及大军事家吴起，在诸侯中最有声望。秦孝公变法以前，魏是一个最强的国家。魏国疆土：南有鸿沟（即汴河），与楚为邻；东有淮颖与宋齐为邻；函谷关内黄河西岸，自郑（陕西华县）西北过渭河，沿洛水（北洛河）东岸到上郡，筑长城与秦为邻（前三二八年，魏河西地全部入秦）；北有卷（河南新乡阳原一带）、酸枣（河南延津县），与赵为邻。魏地平原肥沃，人口稠密，无险可守，四面受敌。魏惠王因畏秦兵；前三四○年，自安邑（山西安邑县）迁都大梁（河南开封市），与韩为近邻。 四 赵国 建都邯郸（河北邯郸县）。西有黄河，南有漳河，与魏为界；东有清河（河北清河县西境），与齐为界；北有易水，与燕为界；又西北傍阴山筑长城，与匈奴、楼烦、林胡为界。赵武灵王胡服骑射，向北开拓疆上，巩固了北方边界。 五 燕国 建都蓟（北京市），又有下都（河北易县）。燕君是西周初召公奭后裔，东周时期燕国弱小，常为山戎所攻掠，燕昭王招募贤士，得乐毅，出兵破齐，燕成北方强国。燕疆域东北有辽东与朝鲜为邻，北筑长城与东胡、林胡、楼烦为界，西有云中、九原，与赵为邻，南境筑长城与齐为界。燕离秦远，受战祸较缓，有余力开拓辽河流域，奠定了古代中国东北方的疆域。 六 齐国 建都临淄（山东临淄县）。在西周东周，齐都是大国。前三八六年，世卿田和代姜姓为国君，齐更强盛。疆土南有泰山，与楚鲁宋（前二八六年齐灭宋）为邻；北有渤海，隔海与燕为邻；西有清河，与赵为邻；东滨大海。齐国富兵强，与秦远隔，不受秦兵威胁。齐宣王招集天下文学士几百千人，给与优厚的待遇，让他们自由他讲学议论。这些人聚居在都城稷门（西门）外，当时号称稷下先生。宣王以后，养士风气继续保存，各种学派，大体汇集在齐国，临淄成为战国时期的文化城。稷下先生不同于贵族卿相门下的食客，对文化确有可贵的贡献。 七 楚国 楚自西周以来，吞并小国最多。战国时期，楚农业落后，兵力不强，但常开拓国上。前二三四年，楚威王取越国浙江以西土地。楚威王又遣将军庄（音敲qiāo）率兵入滇（云南），以滇池（云南昆明市，为中心，扩地数千里。（前二八○年秦夺楚黔中郡，庄归路阻绝，在滇建国，自称滇王。）楚国地大，北至中原，与韩、魏、宋、齐为邻；西有黔中（治设湖南沉陵县）、巫郡（治设四川巫山县），与巴及秦为邻；南有苍梧（湖南南部九疑山），与百粤为邻；东至海滨。在广大国境内，有苗族华族和许多其他小族，居民相互间交流文化，产生以巫文化融合华夏文化为基本的楚文化。各族也就在同一文化中大体融合了。楚国八百余年扩张经营，为秦汉创立伟大封建帝国准备了重要条件，七国中秦楚应足对历史贡献最大的两个国家。楚旧都郢，后迁都鄀（音若ruò湖北宜城县），又迁都陈，前二四一年迁都寿春（安徽寿县）。 七国土地楚最大，秦赵次之，齐魏燕又次之，韩最小。人口楚魏最多。楚兵一百万，按五人出一兵约计，当有人口五百万。魏兵七十万，当有人口三四百万。秦兵六十万，赵兵四五十湖南长沙出土楚国帛画（摹本）万，秦赵两国当共有人口五六百万。齐全国七十余城，前二七九年，田单守即墨城，得壮士五千人，即墨全境合老弱妇女当有四五万人。如每城连乡村平均有一万户，每户平均五人，全国当有人口三四百万。韩兵三十万，燕与韩相似，两国当共有人口三百万，七国人口总数约计当在二千万左右。二千年前中国已有同族同文化如此庞大的人口，秦汉建立统一大帝国，这也是一个重要的条件。第二节 经济情况 东周、战国的兼并战争，实质上是领主与新兴地主争夺政权的斗争。战国时期，地主阶级在秦国取得完全胜利，在山东六国也取得胜利，但还不能完全压倒领主。由于领主政权的破坏和削弱，剥削方式改变了，束缚在宗族里面的大量农奴，比东周后期更进一步获得了解脱的机会，农奴大体变为农民了。这是一个重大的变化，在这个变化下，战国社会呈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气象。 成国社会的繁荣气象，表现在下列各方面： 一 人口大增 《战国策·赵策》载赵奢（战国后期人）说“古代海内分为万国，城大不超过三百丈，人多不超过三千家。……现在一千丈的城，一万家的邑到处可以看到”。战国时大城市齐国都城临淄有户七万，韩国宜阳县城方八里，可驻兵十万，赵奢所说古代，不必拘泥在何时，说战国时一万家的中等城邑很常见是可信的。东周前期大夫采邑不过国都的二分之一、五分之一或九分之一，人口最多不过千室。诸侯国都三百雉（城墙长三丈，高一丈为一雉），三倍于大采邑，人口三千家，也是大采邑的三借。前六六○年，卫国被狄人攻破，卫国民人被俘或逃散，遗民仅得男女七百三十人，加上共（河南辉县）、滕（山东膝县）两地民众也只有五千人。经二十余年的休养生息，人口增加十倍。卫是与鲁并称、大而不强的诸侯国，人口如此稀少，其他国家相差当不会很多。人稀自然地旷，秦穆公袭郑，路遇郑商人弦高，才被发觉。杞国本在今河南杞县，后来迁到今山东昌乐县，又迁安丘县。郑宋边境，有大块空地，两国相约不许夺取。这都说明当时人力非常缺乏，土地荒废不能开垦。东周前期的情形很象赵奢所说的古代。东周后期人口已渐增加，战国时人口大增。丰富的人力与农业手工业工具和技术的改进相配合，生产力大大提高了。 二 铁制工具的广泛使用 东周时铁称恶金，只能用作农业工具。战国时铁的用途推广，农业工具如相、挑（音姚yáo）、镰、褥（音鎒nòu）、铚等，木工工具如斧、锯、钻、凿等，女工工具如刀、锥、针等，都用铁制造。农业手工业工具用铁而外，没有锋刃的战争用具也开始用铁，如铁甲、铁杖、铁殳等。某些地区又发明炼钢术。《禹贡》梁州（四川）贡品有铁、有镂，镂是可以刻镂器物的钢铁。据《吴越春秋·阖闾内传》所记，吴越是最先发明炼钢的地方。铸铁剑成功的人，在越有欧冶子，在吴有干将和干将妻莫邪（音爷yé）。欧冶子干将是同学，都能铸宝剑。据说他们的老师曾因铸剑不成，夫妻二人投身冶炉中，剑才铸成。弟子们改用发爪投炉中，也铸成了剑。这里含有神话成分，剑师投身冶炉中，未必真实。当时的冶炼技术，不可能从生铁炼成钢，所谓铸，当是造青铜剑称铸，造铁剑也通称为铸，实际是在熟铁上加一些含炭的物质，经过淬（增加硬度）锻（挤出杂质）等工，造成铁刀剑。熟铁里加一点炭质可以成钢（含炭百分之一点七到百分之○点二五，都是钢，含炭百分之一点七以上是生铁，含炭百分之○点二五以下是熟铁），最早的炼钢术从无意中获得了。此后逐渐改善，并传到楚国。楚国宛地出钢铁，所制的矛很锐利。秦昭王曾夸奖楚国铁剑的锋利（长沙楚墓中已发见铁剑一柄，长约七七公分，宽约四公分）。韩国出宝剑最多，河南西平县有冶 炉城，有棠谿村，都是韩国著名的铸剑处。西平有龙渊水，淬刀剑特别坚利，称为龙渊之剑。制青铜刀剑不须用水淬，要用水淬一定是钢铁。战国以来有一种髡刑，把罪人须发剃光。《韩非子·显学篇》说，婴儿不剃头要肚痛。罪人头面也许可用青铜刀硬刮，剃婴儿头应该用钢刀。东周时婴儿生三月才剪发，足见还没有剃刀。前二一一年（秦始皇三十六年）东郡地方，白天落下一块星石来，有人在石上刻“始皇帝死而地分”七个字。陨石含铁质，陨石上刻字，非好钢不可。秦始皇统一后，游行全国，到处刻石纪功，刻石工具也应是钢制。战国时某些地区已能制钢，无可置疑，不过铁还不能代替青铜在武器制造上的地位。《管子·地数篇》说，天下名山五千二百七十（此句据《史记·货殖列传正义》补），其中出铜的山四百六十七，出铁的山三千六百零九。这里所说山数未必真确，铁产量多于铜产量，铁用途广于铜用途，则是事实。又说，上有丹砂，下有黄金；上有慈石，下有铜；上有陵石，下有铅锡赤铜；上有赭石，下有铁。战国时期，已有这些采矿知识，足见矿业颇为发达。 三 农业进步 孟子反对当时最普遍的三件事，说好战的人该受头等刑，讲合纵连横的人该受二等刑，辟草莱（开辟草荒）任土地（无限制占有耕地）的人该受三等刑。从孟子主张行均分田地的井田制与反对任便占有耕地看来，战国时土地确是大量开垦出来了，同时地卞与少地失地农民间的区分也极为显著了。不过草莱地变为耕稼地，无论土地为谁所有，总是一个进步。 东周已有牛耕，战国时似颇推广，这与地主富农从宗族制度中分化出来并逐渐发展是一致的。商鞅改长六寸四分（营造尺）的周尺为长七寸二分的秦尺。又改一百方步的周亩为二百四十方步的秦亩。田亩面积的扩大，用意在提倡牛耕，也就是奖励地主富农经济，因为地主富农才有养牛的财力。放大亩的面积，又可省去田间若干封疆田洫。商鞅第二次变法，开阡陌、改田制后，“初为赋”，当是按新亩制制订赋税法。山东六国仍用周亩，想见牛耕不象在秦国那样被提倡。《礼记·月令》季冬之月（十二月）“命农（《吕氏春秋》作司农）计耦耕事，修耒耜，具田器”，这又说明不论秦和山东六国的普通农民仍用耦耕法。 孟子说到深耕和粪田，荀子更屡言肥料的功用。荀子说多粪肥田，又说五谷一岁再获。《周礼·草人》分土壤为九类，用九种动物骨煮汁拌谷物种子，种在一定的土壤上，称为“粪种”。《周礼·薙氏》、《礼记·月令》季夏之月（六月），都说烧草取灰或沤草使腐用作肥料。深耕、施肥、粪种、一年再获，显然是战国时农业技术上的进步。孟子说省刑罚，薄税敛，农民才能深耕。《荀子·富国篇》说“民富自然田肥，田肥自然出产加倍；民贫自然田瘦，田瘦自然出产减半”。事实上遭受刑罚税敛的迫害，最严重的是普通农民，深耕肥田的只能是地主和富农。 古史称禹、益时起，即知利用河渠沟洫和井灌溉农田、园圃。东周时渐见正式记载，特别是楚相孙叔敖创建芍破（在安徽寿县）灌田，规模最大。入战国后，灌田更被重视，《周礼·稻人》叙述灌溉法，想见战国时对水利的讲求。著名水利工程如魏文侯时西门豹、襄王时史起引漳水灌溉邺田，秦始皇初年，用韩国水工（水利专家）郑国创建郑国渠，灌田四万余顷。战国时治水有专门名家，能施行大规模的水利工程，是古代文化的一个重大成就。东周对园圃种蔬菜已成专业。园圃用井水灌溉，先前是凿隧道通井中，人抱瓮入井汲水。战国用桔槔汲水，代替极拙劣的抱瓮灌溉法。 战国时期无疑是一个农业跃进的时期，基本原因在于战国时土地私人所有制已经确立，这在当时是进步的制度，因而对农业起着推动的作用。 四 手工业发达 东周时鲁齐两国手工业在各诸侯国中最为著称。战国时山东各国手工业更见发展。如《周礼·考工记》叙述木工分七部，金工分六部，皮革工分五部，设色工分五部，刮磨工分五部，陶工分两部。《考工记》文有残缺，但就现存文字看来，可以想见分工的细密及技术的讲究。《礼记·月令》季春之月（三月），命百工审查五库器材的质量，其中有金、铁、皮、革、筋、角、齿、羽、箭、于、脂、胶、丹、漆等物，这些正是金工、皮革工、设色工、刮磨工所用的原料。金（青铜）工造重要器物主要是造武器。《考工记》叙述制青铜法，分青铜为六种：第一种铜五分锡一分，可造钟鼎，第二种铜四锡一可造斧斤，第三种铜三锡一可造戈戟，第四种铜二锡一可造刀剑，第五种铜三锡二可造削刀及田猎所用箭镞，第六种铜锡各半可造镜及燧（日光下取火的镜）。上述各工都是官府手工业，战国时战争规模巨大，一次战争双方兵士多至数十万或百万。官府制造大量兵器及军用品，需要很多的工人（工业奴隶）与很大的工作场所，民用器物不得不让民间百工自由制造，自由交易。东周后期本已存在着“百工居肆”、“工肆之人”的民间手工业者，到战国愈益发达起来。孟子说农与百工间纷纷交易，相互依赖，不可或缺，特别是陶工、冶铁工、木工、车工对农业生产的关系更是密切。民间百工一般是小规模制造，制成物品后，即在肆（摊）上出卖，小手工业者兼作小商人。战国时铁耕盛行，冶铁业中出现大富豪。如邯郸郭纵，富敌国王；赵国卓氏，冶铁致富；魏国孔氏、鲁国丙氏冶铁起家，致富巨万。冶铁成为民间手工业的最重要部门，其经济上地位超过官府手工业的金工部门。 五 商业兴盛 东周时期有官府商业与私人商业的区别。范蠡、端太赐是著名的大商人。战国时，私人商业更盛。大盐商猗顿富比王公，名驰天下，周人白圭讲致富术，要 旨在于掌握时机，精确运用“人弃我取，人取我与”（《史记·货殖列传》）的法则，白圭被尊为商贾的祖师。战国时大都邑如齐都临淄、赵都邯郸、以及大梁（开封）、洛阳都是著名大商业城市。中等都邑有市，称为“有市之邑”，如韩国的上党，其中七十邑有市。小邑也多有小市。《周易。系辞》所谓“日中做市，招集天下的人民，聚会天下的货物，交易而退，各得其所”，就是指这种赶集式的小市。《韩非子·亡征篇》说“商贾的钱财存放国外，可以亡国”，足见商业中更重要的是私人商业。战国时自由买卖的土地私有制已经确立，大量农民因土地被兼并失去本业或不胜地主商人的剥削，自愿放弃本业，群向工商业求生计，所谓“从贫求富，农不如工，工不如商”（《史记·货殖列传》），所谓“耕田之利十倍，珠玉（经商）之利百倍”（《战国策·秦策》），都说明经商致富为当时一般人所愿望和追求的。周国人风俗，不爱做官吏，专心做工商，求十分之二的利息。鲁国人喜欢讲儒学，后来风俗改变，经商谋利比周人更迫切。周鲁人如此，别国人也未必不如此。商鞅重农抑商政策，不仅不能行施千山东六国，即在秦国也不能遏阻重商的趋势，到战国末年，大商人吕不韦终于参加了秦国的政权。 《荀子·王制篇》形容当时货物流通的情形说，北方的走马大狗，南方的羽毛象牙犀皮颜料，东方的海鱼海盐，西方的皮革毛织品牦牛尾，中国市场上都能买到。住在泽地的人可以得到木材，住在山地的人可以得到水产，农民不动刀斧不陶不冶可以得到器械，工商不耕不种可以得到粮食。荀子看到通商的重要，主张“四海之内若一家”（《王制篇》），中外交易，互相救助，都可以得到安乐。战国商业的发达，给学术上的大一统思想以影响，也给秦汉统一并向外扩展提供了一个相当重要的条件。但这里必须注意，自战国以后长期封建社会里，商业虽在逐步的发展，对整个封建经济却并不起决定的作用。企图用所谓“商业资本主义”来曲解历史，是必须予以驳斥的。 《禹贡》扬州荆州贡物有金三品，即金、银、铜三种。墨子弟子耕柱到楚国做官，得十金送墨子。楚王答张仪说，楚国出产黄金珠玑犀象。黄金白银用作贵重货币，当从东周后期楚国开始，至战国随着商业的发达，黄金成为通行的货币。现存古货币有“郢爰”，形似小饼，称为饼子金或饼金。饼金有黄金饼，也有银饼。北方别有称镒的黄金货币。金银币以外，又有铜币，分贝形、刀形、钱（耕器）形、圆形四种。铜币轻重不等，铸饯地区也极纷杂，想见当时商贾可以私铸，官府并不禁止。商贾获得铸钱权，又增加了一个牟利致富的大门径。 战国比东周生产力有更大的发展，因而社会各阶级也有更多的变化。 一 统治阶级 领主 秦相自商鞅后，有公孙衍、张仪、甘茂、樗里子、魏冉、范睢、蔡泽以至吕不韦、李斯等人。除了樗里子是秦宗室，其余全是异姓客卿，这说明秦国贵族领主失去了政治上特权。山东诸国有异姓客卿也有贵戚之卿。国王有大事，得和贵戚之卿商量，有大过不听谏，贵戚之卿有权废国王。山东大领主如齐国孟尝君田文，私招天下侠客游民六万余家到自己的封邑薛，齐王不敢干涉。赵国平原君赵胜，家有大量土地，管事人多至九人，不肯出田租给赵王。韩非子说，士卒依靠权势人家，逃避徭役，人数上万。这说明六国残留着领主势力，政治和经济都落后于秦国。 地主 韩非子说赵襄子时候（春秋末期），住宅园圃已经自由买卖。战国时土地所有权的取得，主要是用买卖的形式，有钱的人就可以享受地主的乐趣。苏秦说，“我如果有洛阳负郭（近城市）田二顷，我还会出门求富贵挂六国相印么！”二顷田的地主就什么都不想于了，地主生活的优裕可以想见。地主阶级中有将相官吏拥有田宅的地主，如赵将赵括得钱就买田宅，秦将王剪请秦王赐田宅，留给子孙做产业：有地主兼营商业，如有枣树一千株，栗树一千株，漆树一千亩，桑麻一千亩等所谓素封的地主；有农民上升的地主，如《吕氏春秋·孝行览》、《淮南子·人间训》所说，孔子的马吃路旁禾稼，被耕者扣留。马夫对耕者说，你耕地东到东海，西到西海，我的马怎能不吃你的禾稼呢？耕者大喜，把马送还。这个故事说明有的农民可能上升为地主。地主阶级在朝廷上有参与政治权，在农村中有各种享受。荀子说，乡间轻薄子服装美丽，态度妖冶，专门引诱妇女，这就是地主富农家子弟享受的一种。地主阶级的兴起，对破坏领主制度说来，是一种进步，但土地在买卖形式的兼并下，农民失去耕地也愈益加剧。 士 士，除了代表农与工肆之人的墨家，大都是地主阶级参加政治活动的代表。春秋时期诸侯卿大夫养士的风气已经开始，到战国，山东各国国王将相争着养士，士成为社会上最活跃的一种人。 宗族制度破坏后，国王和贵族势力削弱了，他们迫切需要大量拥护者，不得不向地主阶级的士求助。战国初年，魏太子击（武侯）路遇文侯的老师田子方，太子赶快下车拜谒，子方昂然不答礼。太子问，“富贵该骄做，还是贫贱该骄傲？”子方说，“自然贫贱该骄傲。诸侯骄傲要失国，大夫骄傲要失官。贫贱的士主张不合，议论不用，立即跑到别国去，好比丢掉一只草鞋子，你怎么拿富贵来比贫贱！”（《史记·魏世家》）田子方这些话，说明领主依赖士来巩固统治地位，士也依赖领主来取得富贵，双方有密切的关系。 领主地位愈来愈危殆，养士风气也愈来愈盛行。战国末年领主卑躬屈节招天下士，惟恐士不来附己。当时著名养客的贵族有孟尝君、平原君与魏国信陵君魏无忌，楚国春申君黄歇。四人养士各在三千人以上。孟尝君与宾客吃同样的饭，并赠送礼物给宾客的亲戚。平原君散家中财物供养宾客。信陵君侍士更谦恭，搜求隐士无所不到，在四人中声誉最高。春申君门下上等客都著珠履。别一著名养客者燕太子丹，要讨刺客荆轲的喜欢，尊荆轲为上卿。最好的房舍，最好的饮食和车马，都送给荆轲享用。太子丹还天天到荆轲那里问安，惟恐荆轲不满意。太子丹把燕国的命运寄托在可耻的刺客身上，是养客者中间最下等的一个。这些领主们，尽量吸取劳动群众的血汗，来求得士的满意，企图得到士的助力，维持自己的地位，这正好说明领主统治已经走到了末路。 士大体分为四类：一类是学士，如儒、墨、道、名、法、农等专门家，著书立说，反映当时社会各阶级的思想，提出各种政治主张，在文化上有巨大贡献。这一类人声名大，待遇优，如儒家大师盂子，后车数十乘，侍从数百人，往来各国间，凭他的声名，所到国家，国君们都得馈赠黄金，供给衣食，听取孟子的议论。一类是策士，即所谓纵横家。这一类人长于政论，富有才能，凭口舌辩说，得大官取富贵。《战国策》专记载策士的议论，苏秦张仪是他们的代表人物。一类是方士或术士，这一类人可分两等，一等是天文、历算、地理、医药、农业、技艺等学科的专门家，在文化上也有巨大的贡献；一等是阴阳、卜筮、占梦、神仙、房中术等骗取衣食的游客。最下一类是食客，这一类人数量最大，流品最杂，其中包括鸡鸣、狗盗、任侠（恶霸）、奸人、罪犯、赌徒、屠夫、刺客等等无赖凶人，通过贵族将相来吸食劳动人民的血汗。田文曾路过赵国，赵人闻名，聚立路旁看他，笑道“原来只是一个短小男子”。田文发怒，他的食客下车斩杀观众数百人，索性把一县人都杀死才走路。后来田文失位，食客都跑散了，田文复位，食客又回来。所谓食客，就是这样野蛮的贵族走狗。四类士身分不同，他们活动的目的基本上都是为了巩固统治者的地位。 大商贾 战国时富商大贾与士一样，也成为社会上最活跃的一种人。孟子主张对工商业什一而税，去关市之征。他的主张没有一个国君能采用。他斥大商贾为贱丈夫，但贱丈夫仍为王公贵族所尊重。大商贾可分为三类：一类是作政治活动的商贾，吕不韦是这一类人的显著代表。一类是兼营农业畜牧业的商贾。一类是兼营大手工业的商贾，《史记·货殖列传》所举巨富，多属这一类。大商贾所使用的人，一种是伙计，如洛阳贫民到富商家学商业，替富商贸易，走遍天下各都市，更多的一种，是大商贾凭借财势，用高利贷、价买、掳掠等方式，压迫穷人作奴隶，从事商业、农业、手工业劳动，因之大商贾实际是封建社会里存在着的奴隶主，是最落后的一个阶层。秦始皇初年，吕不韦为秦相国，封河南洛阳十万户。吕不韦在政治上得势后，表现出大商贾发展的方向。吕不韦并不满足于十万户的封建性租税，他占有奴隶一万人，驱使他们从事各种劳动，垄断洛阳工商业。 战国时期的统治阶级，是由衰落的领主阶级和新起的地主阶级（包括士和大商贾）构成的。 二 被统治阶级 农民农民是人口中占最大数量、生产中占主要地位的一个大阶级。孟子说“无君子（统治者）莫治野人（农民），无野人莫养君子”。又说“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孟子·滕文公篇》）。孟子造出农民应该受治的理论，正好说明统治阶级只有依靠农民才能得到生存。荀子主张“省（减少）工贾，众（加增）农夫”（《荀子·君道篇》），以为“工商众则同贫”（《富国篇》），加增农业生产者是国富的根本，这也说明农民是主要生产者。战国初，魏文侯用李悝行“尽地力之教”。所谓尽地力之教，就是辟草莱，任土地，允许土地自由兼并。李悝又创立一种平籴法来减轻兼并对农民的迫害。这个方法是国家遇丰年，平价买入农家余粟，凶年则平价卖出积粟，使农民得继续生产免于流亡。照李悝的计算，农夫一家五口，耕田百亩，平均每亩收一石半（约合今三斗），得粟一百五十石。除十分之一的租税十五石，余一百三十五石。一人每月平均食一石半，五人一年共食九十石。余四十五石，每石卖钱三十，得钱一千三百五十。除祭祀、赛会用钱三百，余钱一千零五十，每人衣服用钱三百，五人共一千五百，不足四百五十。（加上妇女纺织，全家收入大体相抵。）如遇天灾和疾病、丧葬、临时赋敛等意外费用，便入不敷出。事实上，公田制废弃后，农民不是都有田百亩，少地农民生活自然更穷困，有百亩田的农民，负担也极沉重，很难出入相抵，李悝平籴法多少起着保护农民的作用，是有进步意义的一种措施，因为比商人地主任意操纵，到底是好一些。 上述农民生活情况，各国大体相似。商人、地主乘 河南信阳出土战国木俑农民困急，放高利贷，因而取得粟米、土地与奴婢。弱赖对秦王说，商人不耕作，却有积粟，是有其实而无其名；农夫终年劳苦，家无积粟，是有其名而无其实。可见农民的收获物、田宅与一家人，都是商人、地主榨取的对象。 农民遭受残酷的剥削，竭力求谋生存：有的节衣缩食，生活费用减到最低程度；有的放弃本业，转入工商业；有的离乡背井，散至四方谋生。一般失去耕地的农民，有的在商店当佣工，有的为人灌园，有的充当雇农。韩非子说雇农出卖劳力替人耕作，主人给他衣食工钱，希望他耕得深，耘得快。流浪到都市上，充当临时雇工的，人数也不少。如荀子说，雇市上佣工打仗；韩非子说，雇佣工开沟渠。农民用这些方法都不能维持生活时，有的只得饿死在沟壑里，有的只得卖身为奴隶。 有了农民阶级，自然要分化出富农、中农、贫农、雇农等各个阶层。但在资本主义社会出现以前，它们都是封建主义性质的，决不能说封建社会的农民阶级已经存在着农村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半无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了。因为农民阶级本身并无发展的前途，在封建社会里，农民只能希望自己变成地主，在资本主义社会里，才能希望自己变成资本家，富农也就成为农村资产阶级。同样，在工人阶级领导的社会里，除了富农，农民也可以变成工人阶级。由于农民阶级的特性，所以无须怀疑封建社会里是否存在着富农。 魏国有温囿（果园或菜园），每年收租八十金，后来租给西周君，年租一百二十金。小国君可以向大国租园子，农民向地主租耕地，自然更是常事。孟子荀子都说，一个农夫应该有五亩宅地，百亩耕地。孟子又说“明君制民之产，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今也制民之产，仰不足以事父母，俯不足以畜妻子……”（《孟子·梁惠王篇》）。农民失去耕地或耕地不满百亩，不能养活一家人，是当时普遍的现象，所以孟子主张行井田制度，给农民一百亩恒产，使束缚在土地上“死徙无出乡”（《膝文公篇》），这样，封建统治才能巩固。 工商 战国时民间小工商业比东周更见发达，在山东各国，当有相当大的人口从事小工商业。这种人自己制造器物，自己设肆出卖，如韩非子所说，车匠希望人富贵，棺匠希望人死丧。韩非子又说，工匠造恶劣器械，骗农民的钱。荀子主张禁止工匠在家里制造器 具。这都说明自由经营的小工商业，在生产上有重要的地位，他们是农民生产的主要配合者。 奴隶 奴隶也有相当数量，来源是俘虏、罪人和贫民。《周礼》质人掌管市上买卖货物的契券，所谓货物，指人民、牛马、兵器、珍异。人民当作一种货物来买卖，自然是奴隶或农奴。《周礼》司厉掌管惩治盗贼，罚盗贼为奴，称为罪隶。《礼记·曲礼》有献民虏礼，民虏就是奴隶。官府和富贵人家用奴隶供役使，但多数用在手工业生产上。官府手工业的大官称工师，管理百工，督促手工业奴隶工作的人称监工。盂冬月（十月）国君考验制成的器物，器物上刻有工人姓名，如制作不良，要追究治罪。季秋月（九月）百工停工一月，其余不得休息。官府手工业造贵族用和军用器物，对人民生活没有益处。大商贾利用奴隶劳动，经营采矿冶铁等业，这种奴隶劳动，对农民和小工商业者起了配合的作用。《韩非子·喻老篇》说“好年景，臧获（奴隶）耕种的田也能丰收”，足见奴隶也用在农业上，不过耕种得不好。 战国时，构成封建社会的阶级，主要的不是领主和农奴而是地主与农民了，但山东各国的领主在政治上仍占统治地位。秦与六国间进行长期的激烈战争，说明完全地主政权与半地主半领主政权间的斗争是当时主要的斗争。地主与农民间的阶级斗争，在这种情势下还不到激化的程度。秦统一全国后，地主成为农民面前唯一的大敌对阶级，从陈胜吴广开始，历史上不断地发生农民反抗地主压迫的大小起义。第三节 七国兴亡 商鞅相秦孝公变法，变落后国为先进国。商鞅定策，先击败魏国，逼魏东迁。秦据黄河、函谷的天险，可以出兵攻击山东诸国，完成帝王统一的大事业。从秦孝公到秦始皇，都是为达到这个目的而进行战争。 魏在秦孝公以前，是天下最强的国家。魏都安邑，逼近秦国，商鞅认定魏是秦的心腹病，非魏灭秦，即秦灭魏。前三四○年商鞅大破魏军，魏惠王弃安邑迁都大梁。前三三二年（秦惠文王六年），魏献阴晋（陕西华阴县）。前三三一年，秦大败魏兵，斩首八万，次年魏献黄河西岸地求和。前三二九年，秦兵渡河取魏汾阴（山西荣河县北）皮氏（山西河津县西）。前三二八年，魏献上郡十五县。秦既得河西全部魏地，黄河天险，在秦掌握。从此秦不断攻夺河东魏赵土地，主力则出函谷关攻击韩国。 正当秦魏两大国连年战争的时候，山东诸国害怕起来，不知怎样来抵御秦国。策士洛阳人苏秦创合纵说。前三三四年，苏秦见燕文侯说合纵的利益，文侯送他车马金帛，去联合各国。赵、韩、魏、齐、楚都听从，赵王做纵长，苏秦一人佩六国相印。所谓合纵，就是从燕 到楚，南北合成一条直线，共同反对西方的秦国。苏秦合纵的规约是： 秦攻楚——齐魏出兵援救，韩断秦粮道，赵燕作声援。秦攻韩魏——楚攻秦军后路，齐出兵助楚，赵燕作声援。秦攻齐——楚攻秦军后路，韩守成皋，魏阻秦道路，燕出兵救齐，赵作声援。秦攻燕——赵守常山（河北正定县），楚屯武关（陕西商县东），齐渡渤海援燕，韩魏出兵援救。秦攻赵——韩守宜阳，楚屯武关，魏屯黄河南岸，齐渡清河，燕出兵援赵。苏秦这个计划，对秦国是不利的，因为山东六国土地比秦大五倍，兵力大十倍，如果六国坚持合纵，秦的统一战争将遭受极大的阻碍。不过六国相互间存在着矛盾，都想乘机从与国方面得些便宜，纵约极不稳固。苏秦的合纵前后只有三年便解散了。后来几次合纵也不曾阻止秦兵的进攻。 秦国破坏合纵的方法叫做连横，就是结合山东任何一国，连成一条横线，攻击其他各国。《韩非子·五蠹篇》说“纵者，合众弱（山东六国）以攻一强（秦）也；而衡（横）者，事（投降）一强以攻众弱也”。战国策士奔走游说，议论风生，归根只是纵与横两种主张。七国间此战彼和，变化无常，归根也只是纵与横两种活动。秦昭王时，范睢为相，定“远交近攻”策，连横愈益得势，合纵愈不易成，但秦仍怕山东合纵，直到战国末年，胜败已定，还是怕纵的合成，所以秦始终坚持连横，用山东策士为相，执行这个国策。当苏秦在山东合纵，秦用魏人张仪为相，进行连横。前三一八年，六国第一次合纵出兵攻秦，推楚怀王为纵长。秦出兵函谷关击破韩军，六国退走。前三一七年，韩、赵、魏、燕、齐五国连同匈奴共攻秦，秦大败韩赵军，斩首八万二千，韩赵引外族兵助内战，结果是遭受可耻的大败。前三一六年，秦灭蜀，后又灭巴，愈益富强。前三○七年，秦取韩宜阳，斩首六万。宜阳是韩国大都邑，宜阳入秦，行军更便利。秦又渡河筑武遂城。韩君先世坟墓在平阳（山西临汾县西南），武遂离平阳七十里，韩君被胁不敢反秦。前二九三年，秦大将白起大破韩魏兵于伊阙（河南洛阳县龙门山），斩首二十四万。此后韩魏兵力大衰，献地求和，不敢抗秦，秦主力南向击楚。 楚怀王与齐湣王相约彼此互救，秦派遣张仪见楚怀王，劝楚与齐绝交，秦愿送还商於（河南省淅川内乡一带）地六百里。楚怀王大喜，与齐绝交，请张仪为楚相，派人跟张仪到秦受地。张仪说，我只说六里，不曾说过六百里。楚怀王怒，前三一二年，发兵攻秦，大败，处甲士八万，失汉中郡。楚怀王大怒，发全国兵攻秦，又大败。前二九九年，楚怀王受秦欺，被秦俘获。楚丧地破军，国力衰落。秦在伊阙大胜后，移主力图楚。前二八○年，秦攻楚，取楚上庸（湖北房县均县等地）及汉水北岸等地。前二七八年，白起攻破楚都郢，楚兵败散，楚襄王逃到陈（河南淮阳县）躲避。前二七七年，秦又夺楚巫郡、黔中郡，楚国兵号称百万，此时仅有兵十余万，衰弱不能再振。 楚既破败，秦移主力攻北方强国赵。前二七○年，秦兵攻赵，被赵大将赵奢大破于阏与（阏音玉 yù河北武安县西），这是秦很少遇到的一次大挫折。此后秦兵力暂时转向韩国，夺取韩地。前二六二年，白起取韩野王（河南沁阳县），隔断上党。上党降赵。前二六○年，秦攻上党，赵大将廉颇驻军长乎（山西高平县）筑壁垒坚守，秦兵挑战，廉颇持重不应。秦派间谍送赵权臣黄金千斤，对赵王说，秦最怕赵奢的儿子赵括做将军，廉颇容易对付，而且快要投秦了。赵括善于谈兵法，赵奢还谈不过他，但是赵奢知道他将来一定要坏事。赵王中秦反间计，果然令赵括代廉颇为主将。秦听说赵用赵括为将，秘密使白起为上将军。赵括出兵击秦军，秦军诈败退走，赵括乘胜进击，直到秦壁下。秦据壁坚拒，吸引赵兵在壁下，出奇兵断赵军后路。赵兵受困，临时筑垒坚守，等待援救。秦昭王听得赵粮道已断，亲到河北，征发十五岁以上的男子，悉数送长平，阻绝赵救兵及粮食。赵兵饥饿四十六日，杀人而食。赵括分兵四队，轮流攻秦垒，不能破，赵括自率精兵猛攻，被秦兵射死。赵军失主将，投降秦军，凡四十余万人。白起怕赵兵寻机会反抗，把四十余万人一起在长平坑死。这是战国时期最大的也是最残酷的一个大战争，赵兵前后死亡四十五万人，秦兵也死去大半。兵法空谈家赵括凭他的空谈就断送了四十余万人的生命。前二五八年，秦围赵都邯郸已一年余，魏公子信陵君及楚军救赵，击破秦军，邯郸才得保全。 长平大战后，秦连年攻韩魏赵三国。前二三○年（秦始皇十七年）秦灭韩。前二二八年秦灭赵。前二二五年秦灭魏。前二二三年秦灭楚。前二二二年秦灭燕。前二二一年秦灭齐。山东六国全部灭亡，中国开始成为统一的大帝国。第四节 秦统一的原因 秦灭山东六国，建立中央集权的一统大帝国，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划时代的伟大事件。毛泽东同志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里指出，“如果说，秦以前的一个时代是诸侯割据称雄的封建国家，那末，自秦始皇统一中国以后，就建立了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同时，在某种程度上仍旧保留着封建割据的状态。”这样简要深刻的语句，把周秦以下三千年封建国家的本质完全刻画出来了。由于宗族制度的崩溃，被残酷地束缚着的农奴从大小宗族中得到解脱，成为比较自由一些的广大农民阶级，这个阶级受尽战争的痛苦，是反对割据，要求统一的。由于家族制度的兴起，地主比起领主来，数量大大增加了，力量却大大分散了。地主阶级的豪强，在某种程度是实行割据的，但不遇特殊的时机，要象领主那样割据称雄，也是困难的。地主阶级面对着这个巨大的农民阶级，既不能恢复宗族制度分而治之，那末，建立起一个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的统治机构，是完全合于需要了。农民阶级要求统一，地主阶级在一般情况下，也要求统一，再加上当时社会已经存在着许多有利于统一的因素，这就只剩下一个准来统一的问题。秦拥有各种优势，代表地主阶级向领主残余势力进攻，客观上相当地符合于农民阶级的要求，主观上则是满足了地主阶级的愿望，秦帝国就在这种情势下出现了。 秦国僻在西方，文化落在东方诸侯国的后面，但也在逐步前进。前三八四年（秦献公元年）开始废用人殉葬制；前三七八年（七年），开始有市；前三七五年（十年），开始有户籍。秦孝公时，商鞅变法，制订许多法令，建立起新兴地主阶级的政权。前三三六年（秦惠文王二年）开始用钱。落后的秦国，入战国后，一变而成先进的国家。 正因为秦国的腐化势力比较薄弱，所以新的制度得以实施。荀子曾到过秦国，在《疆国篇》里夸奖秦国民俗的朴素，官吏的忠实，大官的守法，朝廷的清静，认为是最好的政治。秦国军制，荀子也认为比别国好。《议兵篇》说，齐国讲求勇力技击，斩敌首一级，赏金一锱（音资zī一两二十四铢，六铢为一锱），这种军队只能“事小敌”，遇上大敌就离散崩溃了，这是“亡国之兵”。魏国的武卒，是按照严格的标准选拔来的。被挑选上的人可以免户赋徭役，这样一来，军队辗转增加，“地虽大，其税必寡”，这是“危国之兵”。秦国以军功升进，不管他是什么人，打胜仗的有赏，打败仗的有罚，所以人人奋勇，求得军功。齐国的技击，不能碰上魏国的武卒，魏国的武卒，不能碰上秦国的锐士，一碰上，就象以卵击石了。足见秦在政治上、军事上都占有优势。 前二四六年，即秦始皇即位的时候，秦地有巴、蜀、汉中、宛、郢、上郡、河东（山西西南部）、太原、上党等郡。函谷关外有荣阳及周国旧地。单就疆土形势来说，秦对山东占有优势。 关中地本肥沃，郑国渠造成后，溉田四万余顷，农产更加丰富。秦昭王时，蜀郡太守李冰造都江堰，开辟稻田，大兴水利，蜀地沃野千里，无水旱灾，富饶无比。秦拥有两个大农业区，再加上巴、蜀出铜铁木材，西北戎狄地区出牛马，资源丰足，能够支持连年不断的战争。《史记·货殖列传》说“关中土地约占天下三分之一，人口不过十分之三，财富却占十分之六”。这种估计，未必确实，但经济力量，秦确占优势。 秦自商鞅变法以来，奖励力耕力战，造成与山东诸国不同的民俗。秦始皇以前，秦国夺得重要都邑，往往都江堰鱼嘴 驱出原来居民或令秦民迁往杂居。如前三二五年，取陕，放还陕民给魏国。前二八六年，魏献安邑，秦出其居民，募秦民并赦免罪人迁徙安邑。前二八二年，取赵二城，前二七九年，取楚鄢、邓，都赦免罪人迁居新地。前二七三年，立南阳郡，释免奴隶去居住。这大概是防止山东腐化生活传染秦民的缘故。同时，山东游士也反对秦国习俗，如鲁仲连愿跳东海寻死，不愿做秦民。秦始皇时，改变了这种办法，秦民与非秦民的差别，虽然还是存在，不过没有以前那样严格了。大抵秦国民俗，比山东朴素勇武，这也是秦的一种优势。 商鞅代表地主阶级的利益，建立单纯的地主政权。不过，地主阶级没有结合士与大商贾，力量还不能说是完整。秦始皇改变旧习惯，尊崇大畜牧主乌氏倮（音裸luǒ），位比封君（地位和侯爵一样），优待大丹砂商寡妇清，“礼抗万乘”（国王用客礼相待）。又用大商贾吕不韦为秦相国。吕不韦养学士、食客三千人。这样，山东游士和大商贾，不再反对秦的统一战争了。秦国地主政权的加强和影响的扩大，又是一种优势。 秦比山东六国有上述多种优势，但在全中国范围内，如果还没有统一的条件，秦统一仍是不可能的。当时形势，却已具备了促成全国统一的下列条件： 水陆交通 陆路用车，西周时期以宗周为中心，通达四方各国。东周时又有海上内河两种水上交通，战国时更为发达。特别是内河交通，照《禹贡》所说，贡道（商路）以黄河为干路，联络各水，全国九州都可通达。《史记·河渠书》所说内河交通，自荣阳引黄河水南流为鸿沟，与济、汝、淮、泗四水相会，中原地区宋、郑、陈、蔡、曹、卫等地水上都可以交通。楚地西部有汉水；东部有邗沟，贯通江淮二大水，北上联济沂二水。吴越地区有三江（松江、钱塘江、浦阳江）五湖（太湖），掘渠相通，外可通海，内可通邗沟。齐地淄水济水相通。巨大人工沟通了大小各水，成一南北各地水路交通网，大有助于全国的统一。 商业 战国时商业发达，居泽地的人得用木材，居山地的人得吃鱼盐，各地居民，因货物交换，经济生活上相互联系相互依赖，不可割离了。《礼记·月令》仲秋月，“开放关市，招徕商贾，以有易无，各得所需。四方来集，远乡都到，自然财物充足，国用民用，不感缺乏，百事顺利。”这是商业有相当重要地位的说明。因为各国间需要通商，闭关不相往来成为不可能。 水利灌溉 山东各国，各造堤防，天旱争夺水利，天涝放水到邻国。例如东周国想种稻，西周国不放水（前三六七年周分为东西两国）；赵魏两国地高，齐国地势卑下，黄河不决齐堤，便要泛滥赵魏。壅水和放水，给地主、农民以生死的威胁，统一的管理成为两大阶级的共同要求。 障碍水陆交通的有各国所设的关津和长城、巨堑。障碍商业流通的有苛税，如客人过关，关吏要关税并勒索贿赂，骑白马过夫，照例要多纳税。《孟子·尽心篇》说“古代设关为了禁暴，今世设关为了行暴”。障碍水利灌溉的有以邻国为壑的各国堤防。这都是人为的障碍，只有全国统一才能消除或减少由于割据所发生的灾害。 以上所说诸原因以外，还有下列看来是抽象的，但是有巨大作用的两个原因： 劳动人民要求统一 春秋时期大小一百多国，象莒、邾等小国，也要准备兵车一千乘。小国对大国缴纳的贡赋徭役，以及列国间的战争损害，国内君主贵族的奢侈浪费，全压在劳动人民的肩上，那时候小国人民，负担是极其严重的。但如晋齐等大国，土地人口比莒邾大几十倍，兵车不过四五千乘，从这一点说，大国人民的负担，要比小国轻得多。战国时期，秦赵等大国，兵力六十万，战争中用全兵力的次数极少，可以说人民负担又比春秋时期大国要轻些。所以人民的经验是：做小国的人民不如做大国的人民，做大国的人民不如做全中国统一的人民。邹鲁两小国打仗，邹国官员战死三十三人，兵卒一个也没有死亡。邹鲁人民不愿意打仗，七国人民当然也不愿意打仗，谁能统一中国，人民就希望从他那里得到和平。《孟子·公孙丑篇》说“人民遭受虐政的苦难，再没有比现时更厉害的了。饥人见食物就要吃，渴人见水就要喝，……那个国王能行仁政，人民喜欢他，好比倒挂的人得到了解救”。秦国政治在七国中比较好一些，因此人民把希望寄托在秦国，苟子曾代表这个希望断定秦国将实现统一全中国的伟大任务。 共同文化要求统一 西周以来，虽说华族居住中原，非华族的各种族居住在华族的四周，但事实上，中原地区也是各族杂居，与华族对敌，势力不小。东周后期，华族生产力进步，文化程度提高，因此逐渐地把居住在中原地区和四周边沿地区的各族融合起来。苗族的楚国统一南方，文化向上发展，与华族的区别消失了。东夷各族，长期接触华族文化，陆续并入齐鲁楚各国。秦在西方，受戎狄影响，被东方诸侯看作戎狄，战国初年秦国文化上升，成为华夏文化国。北方和东北方各族对赵燕等国，经过战争和文化交流，一部分并入华族，大部分退到长城以外。战国时期，北起秦、赵、燕三国长城，南至旧吴、越海滨，大体上只存在着一个华夏文化，也就是居住在广大境域内二千万左右的人口，文化是共同的，心理状态是共同的。孟荀大儒主张行仁政，使天下“定于一”。明确地代表了这种共同心理。 秦国拥有多种优势，在全中国范围内又具备着多种统一的条件，配合起来，这就是秦为什么能够结束八百年诸侯割据称雄的局面，建立起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的原因。第五节 孟子与邹衍 孔子创儒家学说，墨子反对儒家，创墨家学说。杨朱生在墨子后，针对兼爱，创“为我”学说，反对墨家。孟子说，“拔他身上一根毛，天下人都可以得到利益，他是不干的。”杨朱是这样一个极端自私自利的提倡者。孟子时，杨墨两家学说满天下，士人们不是从杨就是从墨。儒家礼乐学说被墨家破坏了，儒墨两家说法不同的仁义学说又被杨朱破坏了。继承传统文化即所谓周道的儒家学派，自然要起来坚决反抗，代表人物就是孟子。 孟子名轲，鲁国邹人。孔子中庸学说传曾参，曾参传子思（孔伋，孔子孙），子思再传为孟子，孟子学说可以说是孔子的嫡传。盂子与齐宣王梁惠王同时，带着车子数十乘，侍从多至数百人，游说齐魏等国王，虽然他的学说被国王们看作“迂阔而疏于事情”（不合时宜），但在当时思想界中却发生大影响。晚年回家著书七篇，又给后世思想界极大的影响。孟子确是孔子以后最大的一个儒学大师。 孟子自任为孔子的继承人，《孟子》七篇，充分发挥了孔子学说的仁义部分。大体说来，作为孟子思想中心的仁义学说，表现在他的反对非儒家学派和他的政治思想、哲学思想等三个方面。 盂子反对当时各种非儒家学说，主要是“辟杨墨”。他在《滕文公篇》里痛斥杨朱墨翟，说“杨氏为我是无君，墨氏兼爱是无父，无父无君是禽兽”。墨翟有君，硬说他无父，称为禽兽；杨朱无君又无父，却说他无君，看作与人相近的禽兽。在《尽心篇》里说“逃出墨家一定到杨家去，逃出杨家一定到儒家来”。足见孟子认为杨与儒是比较相近的。孟子“辟杨墨”，正说明孟子的阶级偏见。墨子被认作禽兽，只是因为墨家代表劳动群众要求一些政治上的利益。墨家流派宋钘（音坚jiān）创制华山冠（华山形状，上下平均）表示上下应该平等，这是儒家绝不能允许的。杨朱与孟子同属地主阶级，区别只在杨朱所暴露的剥削思想，毫无掩饰、毫无节制，孟子则是谈仁义，使剥削思想有掩饰与节制。杨朱的思想在政治上就是暴君污吏的民贼思想，孟子对它深恶痛绝确是事实，但和墨家比起来，却看作较好的思想了。孟子又和许行的农家学说作了一次著名的辩论。《滕文公篇》载许行主张“君民同耕，不耕不得食。布和帛长短同，麻和丝轻重同，五谷数量同，鞋子大小同，那末价钱都一样，即使幼童上市，不会受骗”。这种虚幻反动的平均思想的学说，孟子予以非常明快的驳斥，是有重大意义的。孟子说，“货物不同，价值也不同，大鞋与小鞋同价，谁还制造大鞋呢？照许行的做法，天下再没有好质量的货物了，怎么治国家！”孟子一生辩论，影响最大的在于辟杨墨，但有较多进步意义的却在辟许行。当时各国都在讲求富国强兵的方法，孟子独依据仁义学说，与各种学派进行争辩，对儒家学派有极大的贡献。 孟子的政治思想，基本上是劝国王行仁政以达到全中国统一的目的。仁政首先是实行井田制度，给农民五亩之宅、百亩之田，另外给国君耕公田十亩，比种田百亩抽税十分之一的彻法，农民收入可以多一些。当时地主兼并，农民失地或少地，给农民土地是必要的，但土地从何处来，孟子不曾说及。不过，孟子既有此主张，总会想到土地的来源。他是孔子的嫡传，要复西周之古。他对滕文公谈施行井田的办法是划地主的土地为井田（所谓“正经界”），分配给农民去种，使农民“死徙无出乡”，“公事毕（种公田），然后敢治私事（种私田）”。这种办法，实际是要地主回到领主、农民回到农奴的地位上去。象滕那样小国，也许实行得了。至于齐魏大国，不仅不能阻止地主的兼并，同时也不能强迫多数农民再去当农奴，所以孟子的仁政学说，被国王们看作不合时宜，无法采用。但是孟子的仁政学说，含有不少独辟的积极思想，如痛斥民贼，说汤放桀，武王伐纣是诛独夫不是弑君；如重民轻君，说“民为贵，社稷（国）次之，君为轻”。得民心的人得做天子，天子失民心，就是独夫，人人得而诛之。如君臣关系，说君待臣象手足，那末臣待君象腹心；君待臣象犬马，那末臣待君象路人；君待臣象土芥（轻贱物），那末臣待君象仇敌。如限制君权，说国君用人或杀人，不要单听左右亲近人的话，也不要单听大夫们的话，要国人都说这个人好或国人都说这个人可杀，经过国君考察后，才决定用或杀。孔子在 《春秋》弑君书法中，承认国人有权杀暴君。孟子依据孔子及西周时敬天保民思想，大胆予以发挥，成为封建时代最可宝贵的一种政治理论。 孟子的哲学思想，是性善论。这是仁义学说必然的出发点，犹之性恶论必然主张礼乐学说一样。孟子把口、耳、目、心所喜欢的东西人人相同，来证明合于统治阶级利益的理义，也是为一切人所喜欢。事实恰相反，统治阶级的理义，根本在于维护剥削，而被统治阶级的理义，根本在于反对剥削。统治阶级的理义，怎能说是为一切人心所喜欢呢？孟子性善论是从统治阶级看本阶级的性是善的，所以本阶级的理义也是善的。以此为标准，被统治的人当他对理义表示顺从的时候，性也是善的，表示反对的时候，象墨子代表庶民要求一些政治上的权利，那就是性恶的禽兽。与孟子相反，荀子主张性恶论，是从统治阶级看被统治阶级的性是恶的，所以要用统治阶级的刑法来强迫被统治阶级顺从，事实上荀子也以为统治阶级的性是善的，否则不可能有制礼的圣人，也就不可能有遵礼的士大夫。性善性恶说法不同，本质都是宣布统治阶级权利的不可侵犯。性恶论的出现，也说明战国后期阶级矛盾比前期更趋尖锐。 荀子说子思、孟子是五行学说的创始者。孟子有“五百年必有王者兴”（《孟子·公孙丑篇》），“由尧舜至于汤五百有余岁，……由汤至于文王五百有余岁，……由文王至于孔子五百有余岁”（《尽心篇》）等近乎五行推运的说法。比孟子稍后的邹衍，扩大五行学说，成为阴阳五行家。秦汉时孟子一派儒者与阴阳五行家结合，大得统治者的尊信。 《周易》讲阴阳，《洪范》讲五行，原来是解释宇宙的两种不同的哲学思想。阴阳是朴素的辩证法，五行是朴素的唯物论。至齐人邹衍混合两种思想，并且改造成唯心论，大大加强它们的神秘性，创立起阴阳五行家。邹衍著书五十六篇，十余万言。战国时期海陆交通开始发达，地理知识大为增加，如《山海经》、《穆天子传》、《逸周书·王会解》以及比较真实的《禹贡》、《周礼·职方氏》等书，都反映出人们的眼界不再局限在黄河中下游这个小区域里面。邹衍依据当时已有的一些地理知识，用先验小物，推而大之，至于无边的方法，先详述中国九州名山、大川、道路、禽兽、物产、奇珍，称为赤县神州。从此推广，象赤县神州的州共有九个，称为九州，外面有小海环绕。小海环绕的九州称为一州，这样的州又共有九个，外面有大瀛海环绕。再往外便是天地的边际。邹衍又用同样的方法，从当时上推至黄帝各时代的制度和盛衰，再往上推直到天地剖判以至天地未生的时候。这些虽出臆测，但扩展了空间观念和时间观念，应是邹衍学说中的有益部分。 曾子反对天圆地方说，以为如果地是方的，那末地的四角就没有天。又重视历数，说圣人注意日月的度数，考察星辰的运行，使四时节气不发生错误。孟子也说一千年的冬至日可以算出来。曾子、子思、孟子学派，主要在讲论仁义，其次才兼讲天文历数。这个学派的支流阴阳五行家，主要在讲论天文历数，其次才讲仁义。古代天文历数与灾异占候混为一事，迷信成分极浓厚。前五一一年，晋国史官史墨给赵简子占梦，预言六年后吴将攻入楚都，但不能灭楚，理由是火胜（克）金。墨子不信五行，驳斥占卜术用五色龙定吉凶。足见东周时五行说早已通行，至邹衍特加发挥，号称“谈天衍”，把阴阳消长与五行相胜配合起来，造出五德终始（水德克火德，火德克金德等）的循环论与命定论。阴阳五行家传播“推五德终始之运”的学说，要人们一举一动完全听命于鬼神天数。这种学说影响最广泛而流传又极久远，是战国诸家学说中最有害的一种。第六节 老子与庄周 《道德经》五千言，确是战国时期的著作。据《史记·老子列传》所说，《道德经》的著者是楚国苦县（河南鹿邑县）厉乡曲仁里人李耳。李耳的儿子名宗。宗为魏将，封于段干。前二七三年，宗被秦白起击败，魏使宗献南阳求和。《史记·魏世家、六国表》与《战国策·魏策》均有记载。宗（《魏策》作段干崇）是战国后期人，事无可疑，那末，李耳的年代也可以推知。宗儿子名注。注儿子名宫。宫玄孙名假。假在汉文帝时做官。假儿子名解，为胶西王邛（前一五四年邛死）的太傅，就在齐地住家。司马谈、司马迁父子崇尚黄老，《史记》在《老子列传》记李耳世系，在《乐毅列传》后记道家传授，体例略同《孔子世家》与《仲尼弟子列传》。《史记》叙述李耳乡里世系及师弟传授，如此明确，必有根据，决非虚构。 据《礼记·曾子问篇》，孔子师事老聃，是老聃确有其人。战国诸子创学说，多依托古人，道家书依托尤多。《汉书·艺文志》道家：《老子邻氏经传》四篇。班固自注：“姓李名耳，邻氏传其学。”班固生在东汉初年，不曾怀疑《老子》非李耳所作。道家书有《伊尹》（商汤相）五十一篇，《太公》（周文王师）二百三十七篇，《辛甲》（周太史）二十九篇，《鬻子》（周文王师）二十二篇，《管子》（齐桓公相）八十六篇，《黄帝四经》四篇，《力牧》（黄帝相）二十二篇。这些书都依托古代帝王师相，李耳所作依托孔子师老聃，是不足为奇的。《黄帝四经》非黄帝作而世称为黄帝，《老子》上下篇非老聃作而世称为老聃，事同一例。说《老子》上下篇一定是老聃所作，未免拘泥，说《老子》上下篇一定是关尹（《汉书·艺文志》道家有《关尹子》九篇）环渊（《汉书·艺文志》道家有《蜎子》（蜎音渊yuān）十三篇）之流所作，未免穿凿。庄子说孔子到东周，见道家思想的老聃问礼，接受老聃的教训。庄子也说杨朱见老聃。按杨朱生在墨子后，孟子前，决无见老子之理，庄子说显然不可信。《庄子》书本来十分之九是寓言，信寓言为真事，未免过于天真。《史记·老子列传》列举若干荒诞不可通的说法以后，用“谁也不知道对不对”一句话把那些不可通的说法都否定了。司马迁最后断定说老子（李耳）是个隐君子，不是东周史官；他的儿子名宗，是魏国的将军；李耳学说的宗旨是“无为自化，清静自正”，不是教孔子笃守古礼的那个老聃。著《老子》上下篇的人，应根据《史记·老子列传》与班固《汉书·艺文志》肯定是李耳。孟子批评当时各学派，没有提到老子，这说明李耳学说流行在孟子后。荀子开始评论老子，说他只看到屈的好处，没有看到伸的好处。韩非子作《解老》、《喻老》两篇，发扬老子学说。足见老子学说的传播在战国后半期。 老子是有极大智慧的古代哲学家。他观察了自然方面天地以至万物变化的情状，他观察了社会方面历史的、政治的、人事的成与败，存与亡，祸与福，古与今相互间的关系与因果，他发现并了解事物的矛盾性比任何一个古代哲学家更广泛更深刻。他把这种矛盾性称为道与德。道是从一切具体事物中抽象出来的自然法则或规律。《老子》书中多用“一”代表道。“一”里面有正反两面对立着。有对立，才有变动，老子称为“反者道之动”。反面开始是柔弱的，但是它可以转化到强大方面去，取得正面的地位。老子称为“弱者道之用”，“柔弱胜刚强”。正反两面在一定条件下互相转化，老子称为“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正复为奇，善复为妖”。德是宇宙间一切具体存在着的事物所含有的特性。德不能脱离具体事物而独立存在，德所寓的事物称为得。韩非子说“德者内也，得者外也”，王弼注《道德经》（即《老子》）说“德者得也”。从各个的德综合为一般的道，从一般的道表现为各个的德，有道便有德，反之，没有德也就没有道。韩非子称为“道有积（积 众德成道）而德有功（实在的事功），德者道之功（道不离德）”（《解老篇》）。庄子说道在万事万物的里面，郭象注《庄子》说“道不逃于物”。老子以这些朴素的辩证法，讲论“人君南面之术”（统治术）与一个人（统治阶级的人）如何立身处世的方法，全部学说贯穿着道德这个根本思想。 老子看到了矛盾的某些重要法则，特别是正反两面互相转化的法则，成为老子学说的精髓。因为战国时期，贵族领主正在没落中，已没落的企图恢复失去了的特权，未没落的企图巩固将失去的地位，思想上带着消极、保守的色彩，老子学说正是这些没落领主思想的反映。老子学说的精神，不是要发展矛盾，解决矛盾，向前推进，而是要阻止发展，保持原状以至向后倒退。老子在政治上人事上应用他所了解的法则，大体有四类：一类是“抱（守）一”。所谓“抱一”，就是一方面“无为”、“好静”、“无事”、“无欲”，缓和另一方面的反对，使事物常常保持原来的情状，不让矛盾发展起来。老子以为治民做事，最好象“啬”（农夫）种田，只许田上有一种禾，不许有别种草。国君能在危机未起前去危机，乱事未起前除乱事，国家可以长久。做事情始终如一（“慎终如始”），可以免于败坏。一类是“取”。其方法是“将欲歙（音系xì 缩小）之（对方），必固（定要）张（扩大）之；将欲弱之，必固强之；将欲废之，必固兴之；将欲夺之，必固与之”。自方处于柔弱地位，使对方处于刚强地位，刚强已极，就要转化到它的对面，归于失败。这个道理叫做“柔弱胜刚强”、“强梁者不得其死”。一类是“守”。既然正反两面要易位，已在正面的人，如何能常得而无丧（失），常利而无害呢？韩非子在《解老篇》里解释祸福的关系说，“人有祸害，心里恐惧，心恐惧则行为端正，行为端正则思虑周到，思虑周到则明白事理。行为端正则无祸害，无祸害则尽天年；明白事理则必成功。尽天年则长寿，必成功则富贵。长寿富贵叫做福，而福本于有祸，所以说，祸兮福之所倚。……人有福自然是富贵，富贵自然衣食美，衣食美自然骄心生，骄心生自然行为淫邪，举动违理。行为淫邪自然要短命，举动违理自然无成功。短命无成功叫做祸，而祸本生于有福，所以说，福兮祸之所伏。”这里说明正反易位是有一定的条件的，要常保正面，不转到反面，必须“知止、知足”，必须“去甚、去奢、去泰”，必须“知其雄，守其雌……；知其白，守其黑……；知其荣，守其辱……”，正面不完全脱离反面，正面就会保持常态。例如王公大人自称孤、寡、不谷（不善），表示贵不弃贱，高不弃下，因为“贵以贱为本，高以下为基”，贵、高脱离贱、下，贵、高也就不能存在。刘向《别录》论道家“秉要执节（关键），清虚无为，及其治身接物，务崇不竞（柔弱）”；《汉书·艺文志》班固论道家说，“秉要执本（道、德），清虚以自守，卑弱以自持，此人君南面之术也，合于尧之克让（能谦逊退让）。”这都是说，老子善于守高贵地位，是统治阶级最有用的学说。一类是“无”。老子阐发无的妙用，是老子学说独到的见解。老子以为“有无相生”，“有生于无”，例如房屋，当门窗处无墙壁，这个无对房屋正是有用。老子把无当作最高的理想。他说，学道应天天进益，行道应天天减损，减损又减损，一直到无为。无为才能无不为。想取天下，一定要无为，如果有为，就不能取天下。战国时期社会动荡剧烈，人民迫切希望安静休息，老子所说无为、清虚、静止，正是当时取天下的一个方法。无为政治在一定时期是有效的，西汉前期便是明证。 老子应用无的学说在阶级矛盾上，对统治阶级主张无为。他说，民为什么饥饿，因为统治者食税太多；民为什么难治，因为统治者喜欢有为。又说，朝廷很奢华，民间一定田荒食虚，所以“损有余（统治者）而补不足（民）”是合乎天道的政治。对被统治阶级主张愚民。他说“古之善为道者，非以明民，将以愚之（民）；民之难治，以其智多”。要“虚其（民）心（无知），实其腹（有饭吃），弱其志（无欲），强其骨（能劳动），常使民无知无欲”。事实上愚民是困难的，因此他想倒退到小国寡（少）民的远古时代去。那里用不着各种器械，不要舟车，不要甲兵，不要文字，结绳就行了。这一国望得见那一国，这一国听得到那一国的鸡狗声，国与国间居民自给自足，一辈子不相往来。老子想分解正在走向统一的社会为定型的和分离的无数小点，人们被拘禁在小点里，永远过着极低水平的生活，彼此孤立，没有接触的机会，社会进步所不可缺少的愿望和努力，老子都看作有害。这种反动思想，正是没落领主的思想，他们不敢向前看，只好回头看那辽远的后面，幻想在那些小点里过着“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的美满生活。 道家学说比儒家更保守。儒家复古，只复到西周，道家却想复到“结绳而用之”，“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的远古。社会向前发展，在地主阶级的儒家看来，只要加以节制，不使变动太快、离旧礼制太远，就可以了；在没落领主的道家看来，则是不可容忍的罪恶。《庄子·天地篇》载一段故事，说子贡在路上看见一个种菜老人，抱瓮入井，汲水灌园，用力多，见功少。子贡劝他使用桔槔，老人忿怒道“谁不晓得那个东西，我不能无耻到用桔槔的地步”。这当然是寓言，但正表现道家的极端的保守思想。 老子小国寡民的政治思想是反历史的，就其深刻地观察了当时社会各方面的矛盾，发见了若干辩证法的规律来说，却是极可珍贵的。老子生在战国时期，对辩证法已有如此程度的认识，虽然古代的辩证法必然是不完备的、自发的、朴素的，但在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传入中国以前，古代哲学家中老子确是杰出的无与伦比的伟大哲学家。 老子的唯物论是把天地万物的运行生灭，看作纯循自然规律，并无人格化的神存在。人对自然只能任（顺从）和法（效法），不能违背它。他说“天地不仁（无情），以万物为刍狗”，所以“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刍（草）、狗（兽）、人都是天地间自然生长的物，兽食草，人食狗，都合乎自然规律，天地并不干预兽食草，人食狗，所以圣人也不干预百姓的各谋其生活，所谓“圣人无常心（成见），以百姓心为心”，与“以百姓为刍狗”，用意相同，归根还是无为，任自然的意思。后来法家引申这种思想为极端的专制主义，就是君主制订法令，臣民绝对服从，象服从自然规律一样。 儒道两家是封建统治阶级不可偏废的两个重要学说。儒家是一条明流，它拥护贵贱尊卑的等级制度，使统治者安富尊荣；道家是一条暗流，它阐明驾驭臣民的法术，使统治者加强权力。秦汉以后历朝君主，凡善于表面用儒，里面用道，所谓杂用王霸之道的国常兴盛，不善用的国常衰亡。儒经和道经也为历朝士人所必读，成为学术思想的主要泉源。因此，孔子与老子两大学派，一显一隐，灌溉着封建社会政治、文化的各个方面。 庄周，宋国蒙（河南商丘县东北）人。《史记》说他与梁惠王齐宣王同时，也就是与孟子同时，恐不可信。庄周当是宋王偃（前三二八年至前二八六年）时人，与李耳同时或稍后，因为庄子思想显然源出老子，《史记》已有定论。庄子所说人事极大部分是荒诞无稽的寓言（《庄子·寓言篇》所谓“寓言十九”）。所谓与惠施辩论，楚威王聘请为国相等事，都属假设，并非实有。《庄子》三十三篇，其中内篇七篇是庄子自作，外篇杂篇共二十六篇，多出道家依托，不全合庄子本意。论庄子应以内篇为主。 宋王偃狂妄，逐宋君剔成，自立为王。他是战国时著名暴君。攻击齐、楚、魏，与三大国为敌。挂起一个盛血的皮囊，把它射破流血，叫做射天。酗酒淫妇人，群臣劝谏，就被他射死。各国都说宋国出了桀纣，不可不诛。齐魏楚三国出兵杀王僵，灭宋国。庄子宋国人，目睹王僵作乱，正象狸子黄鼬子东跳西跃，不顾高低，一朝被捉，无地逃命。战国末叶，争城夺地，机诈无穷，辩士说客，议论纷纭，庄子都看作狸子黄鼬子跳东跳西，蚊子牛虻子飞来飞去，不算作一回事。老子主张无为，目的在于有为、无不为，主张任自然，目的在于效法自然规律来治国、驭众、固位、保身。庄子以“物（人）不胜天”（《庄子·大宗师篇》）为中心思想，说无可奈何的叫做命，不可违离的叫做天。他把无为说成无是非，无成败，无梦醒，无生死，无空间（“天地并”）、时间（“无占今”），一切归于无；把任自然说成弃绝人世，学做浑沌，不视不听不食不呼吸，回到无人类的世界里去。庄子所作内篇七篇，把战国社会的消极面集中表现出来，他那种极端厌世悲观的思想和纵肆无边际的辩说，似乎要引导人们走到毁灭的路上去。郭象《庄子序》说“读了他的书，自己好象经过昆仑山，入太虚境，游惚恍庭的样子了”。荀子评庄子只见天不见人，是的，庄子完全失去了人对自然斗争的自信心。 庄子思想源出老子，流派却不同，所以两汉时黄老并称，不称老庄。魏晋时期以庄配老，并称老庄，与佛经同为腐朽的统治阶级所宗尚。第七节 荀子与韩非 孔子提倡仁义、礼乐，墨子反对礼乐，提倡兼爱。杨朱反对兼爱，提倡为我。孟子反对杨墨，提倡仁义。老子庄子反对仁义、礼乐，提倡无为、任自然。荀子反对孟、墨、老、庄，提倡礼义。荀子弟子韩非，博采荀、老、名、法各家要旨，集成韩非的刑（形）名法术之学。孔子仁义学说至孟子得到充分的发挥，孟学结合阴阳五行家成一大学派。孔子礼乐学说至荀子得到适时的修正，通过韩非结合黄老名法成一大学派。荀子在儒家中是和孟子有同等地位的大师，在诸子百家中也和孟子一样，善于评论异家，表彰儒学，是孟子以后最大的儒者。韩非传荀学，脱出儒家范围，自成专家，完成了极端专制主义的政治理论，为战国时期最后的也是最合时的大思想家。 荀子名况，赵国人。齐宣王招天下著名学士来齐国，居稷下，食大夫禄，号称列大夫，著书议论，不治政事。齐湣王时，稷下学士更盛，多至数万人，齐湣王晚年，荀子到稷下游学。当时齐将败亡，列大夫离齐散 去，荀子南游楚国。齐襄王时，稷下士又盛，荀子回到齐国在列大夫中“最为老师”，被尊称为卿。荀子遭谗， 离齐至楚，春申君以荀子为兰陵（山东枣庄东南）令。荀子又遭谗，离楚至赵，在赵孝成王前议兵。离赵至秦，见秦昭王与秦相范睢。离秦归赵，又至楚为兰陵令。前二三八年，春申君死，荀子失官家居，著书数万言，死后葬兰陵。《史记·荀卿列传》说荀子“年五十，始来游学于齐”。齐湣王晚年到春申君死时，约五十年，如《史记》所说，荀子年当在一百岁左右，似不可信。应劭《风俗通》改年五十为年十五。荀子见齐国将亡，说齐相行王道，十五六岁童子谈论王道，游齐游楚，也未必可信。荀子确实年龄无法证明，自前二八六年（齐灭宋年）至前二三八年是荀子活动时期，则近事实。 孔子所传授的礼，内容是等级制度及由此产生的法令和刑罚。外表是朝聘丧葬、揖让周旋等繁缛的仪式。乐配礼仪居附属地位。儒家礼乐，经墨家道家的攻击，又不合时君世主的好尚，战国时古仪古乐崩坏略尽，礼义（礼的本意）却因荀子的修正和发挥，更接近法家学说，符合地主阶级政治上的需要。秦朝建立大一统制度，基本上采用了荀子的礼义学说。 《左传》昭公二十五年载郑大夫子大叔说，“人是靠礼生活的，人不论直性或曲性，都得按照礼来矫正自己的性格，合礼才得称为成人。”荀子从这个传统观点出发，创造出一套礼义学说。 荀子对自然界的看法，与孔子孟子有极大的区别，与老子却有些接近。荀子以为天有常道，地有常法，按照自然规律在运行变化，并无鬼神、命运、妖怪操纵着天地万物。吉凶祸福在于人为，不在天地。尊敬天地，希望多生财物，不如加强生产，积蓄财物，由人自己来控制。赞美天地的威德，不如利用物性，由人自己来制裁。等待好时候的到来，不如自己按时勤作，不失机会。依赖天地生长财物，不如依赖自己的智能，使生长得更多。想望万物来供人使用，不如自己治理万物，各得其用，不使失丧。心愿天地多生些有用的物，不如治理已有的物使成为有用。弃人为而望天赐，是反万物之情（理）的妄想，即使劳心苦思，决不能得到益处。君子尽力做自己的事，不希望天有什么赐与，所以一天天有进步；小人放弃自己的努力，希望天有什么帮助，所以一天天在后退，君子小人的悬殊，就在于一个靠自己，一个靠天地。人对自然界，不是要顺从畏敬，恰恰相反，要发挥人力，向自然界作斗争，使天地万物为人所控制、所利用。这种人胜天的思想，正是战国时期生产力显著发展的反映（《荀子·富国篇》说，人力可以增加生产，不愁衣食缺乏）。从孔子的畏天命到老庄的任自然，各学派中只有荀子能正确他说明人对自然界的关系，《无论篇》应是诸子书中最有积极意义的也是唯物论思想最显著的一篇重要著作。 荀子认为人胜天地万物的原因在于合群，群所以能合的原因，在于合理分配生产物。分配合理自然大家协和，协和自然一致，一致自然多力，多力自然坚强，坚强自然胜物。反之，分配不合理就要争夺，争夺就要纷乱，纷乱就要分离，分离就要衰弱，衰弱就不能胜物。人胜物的关键既在于合理分配生产物，那末，贵贱有等级，长幼有差别，贵者长者分多，贱者幼者分少，自然是不容量辩的真理了。荀子把这个所谓真理叫做礼，也叫做礼义。制礼的是圣人，行礼的是王公大夫士，所以天子至尊至贵，应得最高的享受，握最大的权力。自天子至士按礼分禄，是合理的。众庶百姓不知礼，必用刑法来制服，使出力生产，供养长上，也是合理的。荀子把封建等级制度看作与人类同时并存的永恒真理，把制礼行礼的国君大夫士看作养活众庶百姓的人，说礼的定义就是养（《礼论篇》说“礼者养也”）。孟子说“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还算是治人者因分工而得食，荀子则说成治人者养人，事实完全颠倒了。他的封建专制主义学说，就在这个治人者养人的观点上建立起来。 荀子以为人生而有欲，有欲必争夺，这就是性恶论的根据。性恶论形式上是说凡人之性皆恶，实际却分王公大夫士与庶人（民）为两大类。士以上属知礼类。照荀子的说法，人性原来是恶的，因为学礼与为礼而知礼义，恶变为善了，这种行为善的人，可用礼乐来对待。众庶百姓属不知礼类，因为他们不学礼不为礼，所以始终是性恶的。这种行为不善的人，必用刑罚来制服。荀子又分人为圣人、中庸、元恶三种。圣人能自动矫正本性，制作礼义；中庸能受教化知礼义；元恶不受教化不知礼义。王公士大夫的子孙，如果不学礼义，应归入庶人类；庶人的子孙，如果学礼义，应归入卿相士大夫类。不学礼义便是性恶，庶人显然不能学礼义，所以性恶的是庶人。孟子用统治阶级的理义来证明人性善，荀子用统治阶级的礼义来证明人性恶。性善论性恶论归根只是说，合于统治阶级利益的就是善，不合的就是恶。 对善人用礼乐，对不善人用刑法。礼乐刑法历代有变化，孟子法先王，虞夏商周都是先王，无法得到适合当今的礼乐刑法。荀子改为法后王，理由是天地过了长久的日子，眼前的却是今天，先王行了各种的治道，合时的却是后王。荀子斥责俗懦，说他们粗略地取法先王，扰乱当世的法制，议论谈说，实际上无异于墨子。这大概是指孟子一派的儒者，因为他们标榜法先王，无异于墨子的法先王。荀子所赞美的大儒是法后王，重礼义，轻诗书，划一制度，辅佐当今后王统一天下，这大概是说荀子自己的志愿。孟子法先王，是想行周公孔子的所谓王道，荀子法后王，是要实行战国末年已经成熟了的中央集权制度。孔孟政治学说经荀子修正，不再是迂阔难行的儒学了。 荀子人胜天地万物说，是有进步意义的，由此造出专制主义的学说，在当时也是适合政治需要的。可是荀子否认命运，不敬天地，不信鬼神，不法先王，轻视仁义，人本性恶诸说，对统治阶级并不合用。因为统治阶级要利用命运、天地、鬼神来巩固自己的地位，要利用先王、仁义、性善来文饰自己的政治，赤裸裸地用刑法来实行专制主义，是和王霸杂用的统治术不合的。所以在形式上合用的还是孔孟传统儒学，而荀子在儒学中地位不得不落后于孟子。后世孔子庙中没有荀子的位置，虽然专制主义是他倡导的。 荀子是儒家传经大师，秦汉儒生所传《诗》、《礼》、《易》、 《春秋》诸经说，多出荀子，因之在儒家传经事业上荀子远高于孟子。 韩非继承荀子的哲学与政治学，推进一步便失去儒家面貌，成为刑（形）名法术之学。 韩非是韩国贵族，与李斯同在荀子门下为大弟子。李斯自以为不及韩非。韩国衰弱昏乱，韩非屡谏韩王任用贤人，富国强兵，韩王不能用。《韩非子·问田篇》载堂谿公劝韩非不要得罪昏君权臣，遭受祸害。韩非回答说“我不怕昏君权臣，宁愿遭死亡的祸害，一定要替众庶百姓谋利益”。韩非所说为众庶谋利，实际是代表新兴地主阶级的政治思想，坚决反对残余领主的腐 朽政治。韩非著书十余万言，传到秦国，正合秦国政治的需要，秦始皇赞叹不已，说“我得见此人，和他在一起，死也安心了”。秦攻韩求韩非，前二三三年，韩非入秦。李斯怕韩非得信任，进谗言杀害韩非。 韩非子是战国末总结诸子学说的大思想家，他吸收荀子的儒家学说、老子的道家学说以及东周以来郑国传统的法家名家学说，构成韩非的刑名法术之学。荀子依据儒家“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礼记·曲礼》）的旧说，主张人君对士以上用礼义，对庶民用刑罚。韩非子废弃礼义，主张人君对臣民一概用刑。韩非思想的基础是更加扩大的性恶论。韩非推崇老子，全书多引《道德经》语，但老子宗旨在柔弱无为，韩非却主张刚强有为。《解老》《喻老》两篇，阐发道德本意，语甚详备，但其中无一语说及无为柔弱，可见韩非仅取老子的法术，并不取老子的宗旨。法家（包括名家）有法、术、势三派。李悝、商鞅一派专主用法。李悝著《法经》六篇，为律家之祖。商鞅定秦法，国富兵强。他们所主张的法是君主制订法令，全国臣民无不遵守，有功必赏，有罪必罚。君主一人所说出的话是最高贵的话，说出来就成为令，所要做的事是最适当的事，定出来就成为法。一国里面，不许有两个人定法出令。申不害、尹文一派专主用术。术是君主驾驭臣下的方法，形名是术的一种。所谓形名，就是“循名以责实”，要臣下名（言）实（行）相符。尹文说，有形的（实在的事情）一定有名（名义、言论），有名的却未必一定有形。有了事实，不一定被言论到，但事实仍是事实；有了言论，是否真合事实，不可不根据言论去检查事实。所以君主必须根据臣下所言，检查臣下所行。慎到一派专主用势。势是凭借权位，有重权高位便能治天下，用不着要等待贤智。韩非综合三派学说，以为君主当乘势执术，臣下当守法奉令，不可偏废。 集一切权力于君主一人，是韩非学说的本旨。但君主一人决不能有这种无限的智力，照韩非说：国君一人力不敌众人，智不胜万事，与其靠自己不如靠一国。用一国的眼睛看，看得最清楚，用一国的耳朵听，听得最明白。所以下君用尽自己的智能，中君能用欢人的力，上君能用众人的智。用众人的方法是“听其言必责（检查）其用（实用），观其行必求其功（效果）”（《韩非子·六反篇》）。 韩非思想是荀子思想进一步的发挥，以此为基础，采取老子的术，商鞅的法，申不害、尹文的术（形名），慎到的势，造成完整的极端专制主义的政治理论。当春秋后期农民地主两个新阶级开始产生的时候，与领主对比，势力自然是微弱者。孔子主张复兴周道来求政治上的统一，正反映了那些微弱阶级的政治要求。战国前期，两个新阶级力量增加了，孟子主张行仁政、保民而王，说明地主阶级向领主要求统一，还不能离开农民阶级的援助。战国后期，地主阶级更加强大，公然和农民阶级对立，它的代表人荀子主张用专制主义来求统一。到了韩非学说的出现，说明中央集权制度已经达到完全成熟的时期，地主阶级成为主要的统治阶级，同时农民阶级也成为主要的对抗阶级。第八节 散文与诗赋 黄炎族掌文化的人叫做史，苗黎族掌文化的人叫做巫。黄炎族与一部分苗黎族混合成华族，巫史两种文化并存，互相影响也互相斗争。传说：颛顼曾禁巫教。《墨子·非乐篇》说，商汤禁巫风，贵族犯禁罚丝二襚，庶民加倍；想见巫史间一向存在着斗争。史重人事，长于征实；巫事鬼神，富于想象。商朝人信鬼，巫风盛行，祭祀特多，歌舞降鬼神，应有许多诗篇，惜全部亡佚。史官所记，除大量甲骨文字记载当时大事，现存《商书·盘庚》、《高宗肜日》、《西伯戡黎》、《微子》等篇，是大体上保持原来辞句的商史遗文，尤可宝贵。依据这些文篇来看，可以推知商朝已有相当成熟了的散文，也可以推知有相当成熟了的诗歌，与西周初年的诗文应有同样的水平。 周朝重史不重巫，史官掌记事也兼作诗歌（诗三百篇不少是史官所作）。史官世代专业，儒家所传经书，其原始部分大都是两周史官旧藏的典册。经书文辞分散文与诗歌两类。散文分质言文言两体。质言如《周书·大诰》、《康诰》、《酒诰》等篇，直录周公口语，辞句质朴，不加文饰。凡朝廷诰誓、钟鼎铭文多属质言体。文言如《周书·洪范》、《顾命》以及《仪礼》十七篇，都是史官精心制作，条理细密，文字明白。孔子说，“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论语·雍也篇》）凡史官所自作，多属文言体。鲁史左丘明采集诸侯国史记，作《左氏春秋传》，创文言体散文的极致。诗歌基本上四字成句，叫做四言诗。体裁分风雅颂三类。《周颂》是配合宗庙祭祀时所奏音乐的诗篇，辞句最朴素。西周贵族美（赞美）、刺（讽刺）王政，用西方古音乐歌唱的诗篇叫做雅诗。东周时宋国作《商颂》，鲁国作《鲁颂》，从章句形式看来，可能是用雅诗同类的音乐。《国风》是用各国地方音乐歌唱的诗篇，多采取民间歌谣，贵族所作也不象雅诗那样严肃。风诗吟咏情性，文学价值特高，最为流行。战国初魏文侯听古乐想睡觉，听郑卫之音不知倦，因为郑卫音乐繁音急促（“烦手踯躅”），是一种悦耳的音乐，和它相配合的诗篇，也是一种悦心的文学。 两周散文与诗歌，经孔子删订成为儒家专门的经学。传经师儒，或阐发经义，或讲明训诂，与文学完全绝缘。文学的主流诗歌被尊为经，失去了活力，儒生只能背诵古诗三百篇，不能创作新诗一篇。孔子以后，学术由贵族转移到士阶层，诸子并起，各述所闻，散文因诸子著书而发展起来。首先是墨子，用质言体著书，引用古语，多译成当时庶民口语。墨家以外，诸子都用文言体著书。战国时孟子、庄子，《战国策》所载诸策士口说，都是议论风发，文质并胜。荀子、韩非子说理精密，不重文采。诸家文风不同，却都是优秀的散文作者。 诸子著书，重在谈论政治，阐明哲理，但其中包含寓言、故事、神话、隐语，往往隽永有味，类似文学。诸子中专有小说一家，采取街谈巷语，反映民间风俗，最有文学意义，儒家说它道听途说，小能小善，对大道有碍。战国小说因不被重视，全部亡佚。或说：《燕丹子》是战国小说的仅存者，确否未可知。 诗歌与音乐互为影响，不可分离，民间永远在创造新音乐新诗歌，新的流行了，旧的自然衰落。公羊家说，周时国家养活贫穷无子的老年男女（男年六十以上，女年五十以上），到乡间采取新诗歌。从乡送到邑，邑送到国，国君送给天子。天子有掌音律的大乐官叫做太师。太师选择新诗歌若干篇，修正章句和音乐，给天子演奏后，流传到四方。《诗经》十五国风中很多诗篇是这样得来的。最晚的风诗是陈灵公（前六一三年至前五九九年）时诗，此后不再有新篇。当时正是周天子愈益衰弱，兼并战争愈益激烈，公田制改变为税亩制的时候，这个养老人采诗制度势必废弃，民间新诗歌新音乐不能通过乐官的修正、士大夫的记诵，传到后世来。儒家反对新声，以为郑声淫，郑卫宋齐是乱世之音，桑间濮上（卫）是亡国之音。墨家非乐，以为“亏夺民衣食之财”（《墨子·非乐篇》），道家以为“五音令人耳聋”（《老子》），儒家守旧，墨道二家反对音乐。儒墨道三大学派都是新乐新诗的障碍，但民间创造并不因此停止。孟子记录孺子《沧浪之水歌》，想见东周后期至战国，四言诗正向五言诗发展。 东周时列国朝聘，宾主多赋诗言志。赋是一种声调，与歌不同，与诵相似，所谓“不歌而诵谓之赋”，就是不用音乐，随口朗诵几句古诗，表达自己的意旨。东周列国间有时用廋辞（廋音搜sōu谜语）来测验对方君臣的智力，战国时有所谓隐书，记载各种谜语，不读隐书，就会答不上廋辞。荀子用赋的声调写廋辞，作《礼》、《智》、《云》、《蚕》、《箴》（针）五赋，形式缺乏变化，含义也只是些儒家常谈，虽是新体裁，却少新意义。荀子又仿民间舂米歌调作《成相辞》，每章四句或五句，音节短促，所讲又都是儒家训条，和五赋同样，有新体，少新意。 北方学士无一人从事韵文文学，荀子独作赋与《成相辞》，应是受楚国屈原的影响。《成相辞》作于春申君死后，五赋大概也是荀子晚年所作。儒家老师仿赋诗声调作赋，用北方音韵，说儒家教义，因而看不出受《楚辞》影响的形迹来。 新体文学的创造在南方楚国，屈原是最大的创造人。 屈原是《三百篇》后推动文学到更高境界，使文学内容更加丰富的伟大诗人。楚国传统文化是巫官文化，民间盛行巫风，祭祀鬼神必用巫歌，《九歌》就是巫师祭神的歌曲。又巫师行术，唱禁咒辞，句尾用“些”字。民间歌唱，句尾带兮（音同侯字）字。屈原作《离骚》、《九歌》，弟子宋玉作《招魂》，都是用楚国方音，修改民间流行的曲调，变成新创造。《吕氏春秋·侈乐篇》说“焚之衰也，作为巫音”，可知楚辞是巫官文化的最高表现。其特点在于想象力非常丰富，为史官文化的《诗》三百篇所不能及。战国时期北方史官文化、南方巫官文化都达到成熟期，屈原创楚辞作为媒介，在文学上使两种文化合流，到西汉时期，楚辞成为全国性的文学，辞赋文学灿烂地发展起来。 屈原是楚国贵族，被楚怀王（前八年至前二九九年）放逐出朝廷，又被楚顷襄王（前二九八年至前二六三年）流放到江南。屈原遭两个昏君以及佞臣的迫害，优愁烦乱，作《离骚》。他热爱楚国，他同情楚国人民，《离骚》充分表现出他的天才创造力和高尚的政治理想以及本人的志洁行芳。《离骚》的产生，标志着中国古代文学向前大进了一步。屈原所作，据传说还有《九歌》、《天问》、《九章》等篇。最后作《怀沙赋》，投汩罗水自杀。屈原、宋玉、唐勒、景差所作，纯用楚国方音，自有声调，称为“楚辞”，与赋异体。汉人用赋的声调读楚辞《离骚》、《怀沙》等篇也就被称为赋，统称为辞赋。汉武帝时，淮南王刘安作《离骚传》，以为《离骚》义兼风、雅，可与日月争光。东汉初班固作《离骚序》，以为《离骚》多说虚无之事，不合经义。以《离骚》为首的楚辞，与《诗》三百篇起源不同，据儒家经义来评论楚辞，是儒家的迂见，楚辞的真价值并不在于符合儒家的经义，恰恰相反，正在于不受儒家经义的拘束。第九节 战国文化的一般状况 古来文化积累至战国，经诸子百家著书立说，作成类似总结性的记录。儒墨道三大学派主要是论述社会方面的知识，三大学派以外，诸子百家中还记载不少关于自然的社会的知识，这些知识，或有书流传，或仅存书名，或偶见征引，虽然残缺不全，一般文化状况大体可以推见。 天文历算学 观测天象，敬授民时，从来是国家大政，天子和国君设史官专掌天文历算（《周礼》有冯相氏、保章氏）。战国时诸子中也有专家，阴阳五行家就是谈天的一个学派。辩士惠施能说天所以不坠，地所以不陷，风雨雷霆所以发生的缘故，大概也是这一门学问的专家。惠施想证明地形是圆的，提出“南方无穷而有穷”，“我知天下之中央，燕之北、越之南是也”（《庄子·天下篇》）两个辩题。第一题是假设一个人向南方一直走去（无穷），到了极南的一点，再走便成了向北（有穷）。第二题是假设两个人走不同方向，向北转南，向南转北，两人相遇的地方便是地的中央。汉朝浑天家说天的形状象鸟蛋，天包地外象蛋白包蛋黄，地圆如弹丸。惠施所说，可能就是浑天家的起源。战国时天文历算家讲天体，流行着比天圆地方说前进一步的盖天论。盖天论以为天象一个圆盆盖在上面，地象一个圆盘覆在下面，天离地八万里，天以斗极为中央，中央比四旁高六万里，斗极下的地是地的中央，比人所居的地也高六万里。惠施两个辩题，正是反对天地都是一个半圆体，和中央固定在斗极所在的盖天论。西周时期，用二十八宿观测太阳的运行，求得朔日所在。至战国中期，楚人（《史记·天官书》作齐人）甘德、魏人石申测定黄道附近约一百二十个恒星的位置与这些恒星距北极的度数，用来观测木、火、土、金、水五个行星的运行。甘、石二人开始发见五星出伏的规律，他们测定恒星的记录，是世界最古的恒星表。 地理学 西周到战国，中国（西周初中国是指黄河北商国，《禹贡》所谓冀州）的疆域继续在扩大，凡华夏文化到达的地方，都称为中国或海内，中国以外土地叫做四裔或海外，华族以外各族叫做诸夷。因中国疆域扩大，积累起丰富的地理知识，因与各族有经济、文化的接触，积累起关于地理、民俗、特产、神话等各种传闻。例如墨子《节葬篇》说，越国东有沐国（音慨kǎi），生下长子，杀了吃掉；父死，弃母不养，说她是鬼妻，不可在家里住。楚国南有炎人国，父母死，刮去皮肉，单葬骨骼，算是孝子。秦国西有仪渠国，父母死，火烧遗体，称为登天。荀子也说，氐羌不愁被俘当奴隶，却愁死后不得火葬。这些大概是可信的传闻、又如《山海经。海外经》有贯胸、三首、三身、一臂等国，自然是荒诞无稽的传闻。战国时地理学家依据地理知识和各种传闻所著的书，大体分两类。一类是比较确实的地志，《山海经》的《山经》、《周礼》的《职方氏》、《尚书》的《禹《禹贝》与《职方氏》九州合图《尚书·禹贡》与《周礼·职方氏》有关九州的记载，充分表明战国时期地理观念的广阔，并反映这一时期的大一统思想。因而，根据这种记载，制成简图，是很值得的。不过，两者所记却不尽一致：《职方氏》有幽、并而无徐、梁。本图诸州方位，以《禹贡》为本，图上带有括号的各州，系表示《职方氏》所异于《禹贡》各州的大致方位。贡》属这一类。《禹贡》所记最为确实。一类是真伪混杂，伪多于真的传闻，《穆天子传》（假托周穆王西游事）、《逸周书》的《王会解》（假托周成王受四方诸族的贡品）、《山海经》的《海外经》、《大荒经》属这一类。《穆天子传》、《逸周书》西晋初才发见，其中不免有晋人附益处，但并非全出伪造。从《穆天子传》可以想见华族与西方诸族的接触较多，从《王会解》可以想见华族与四方诸族的物产交换。《山海经》记载许多怪物异事，一部分是巫书的残余，一部分是华族与诸族自古相传的神话和祖先故事。照这些记载说来，北狄犬戎出黄帝族，苗民出颛族，摇（瑶）民出帝舜族，氐羌出伯夷父（颛顼师）族，巴人出太嗥族。本来华族是黄炎族与诸族的融合族，诸族中也融合着黄炎族，因之各族传说中的祖先也成为各族的共同祖先。 医学 医学从巫术开始。刘向《说苑》说上古有人名叫苗父，向北诵十字咒，轻重病立即平复。这个苗父就是苗黎族的巫师。巫治病主要是用祈祷禁咒术，但也逐渐用些酒、草等药物。《山海经·大荒西经》有灵山，说巫咸、巫彭等十巫，往来灵山采百药。咸彭是商朝名巫，大概他们开始兼用草药。东周时医与巫分业，医专用药治病。鲁国上卿季康子曾送孔子一服药，孔子说，我不懂药性，不敢尝试。《孟子·滕文公篇》引《尚书》说，“如果吃了药，病人不昏闷，病不会好。”可见医生用药，病人服药，都带有冒险性。因之国君饮药， 要臣先尝；父母饮药，要子先尝，免得病人遭危险。许悼公患疟疾，长子许止没有先尝药，许悼公被药毒死了，许止哭泣一年也死了。《礼记·曲礼》说“医不三世，不服其药”，《左传》定公十三年载齐大夫高疆说“三折肱知为良医”，这都是说经验的重要。战国初李悝计算一个普通农民家庭的用费，其中包括疾病费，这是宗族制度破坏后，民间也有了医生，从此治病经验愈益增多了。战国时医学就在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 战国著名医生有号称扁鹊（相传黄帝时有扁鹊）的齐国秦越人。扁鹊是一个民间医生，他发明脉理，能望色、听声、写（观）形，知病轻重。他周游各国大都市间行医：到赵都邯郸，俗重妇人，就做带下医（妇科）；到周都洛阳，俗尊老人，就做耳目病医；到秦都咸阳，俗爱小儿，就做小儿医。秦国大医官李（音希xí）自知技术不如，使人刺杀扁鹊。《史记》为良医立传，扁鹊居首，是有理由的。扁鹊明确反对巫术，说病有六种不可治，“信巫不信医”，就是不可治的一种。扁鹊著《难经》，用人体解剖来阐明脉理和病理，完全脱离了鬼神迷信的影响。巫医分业以后，扁鹊是总结医学经验的第一人，又是切脉治病的创始人。 战国医学家托名黄帝，作《内经》十八卷，现存《素问》、《灵枢》，就是《内经》的残余。《素问》谈病理，《灵枢》又名《鍼（针）经》，治病用针艾。《灵枢·经水篇》说“其（病人）死可解剖而视之”。战国医学家知道从解剖求病理，确是找到了发展医学的道路，不过当时的解剖术很粗疏，要说明病理，不得不采取阴阳五行说。 《周礼·天官》家宰属官有医师（大医生）、食医（掌调饮食）、疾医（内科）、疡医（疡音阳yáng外科），又有兽医，这是官医的分类。《汉书·艺文志》分方技为四类：有医经类，总论医理；有经方类，包括内科、妇科、小儿科、狂颠病科所用药方及食物宜忌；有房中类，说是调节情欲以求寿考；有神仙类，包括步引（体操）、按摩、芝菌（不死药）、黄冶（炼丹砂为黄金）等长生法。上述方技四类，前二类属医学，后二类多是方士欺人的邪术，《汉志》总称为方技，从巫术分出的医学，又被方士邪术混淆了。 农学 战国诸子中有农家，总结农业经验。《吕氏春秋》的《上农》、《任地》、《辨土》、《审时》四篇，当即农家学说的一部分。《汉书·艺文志》有论耕种、积蓄、养蚕、种树、养鱼鳖、藏果实、看土壤、相六畜等书，这些书可能含有迷信成分，但也记载着不少农业生产的知识。 制器技术 《周礼》所记器物不下数百种，这都是实际存在的器物，并非儒生伪造。《周礼·冬官》（工官）亡佚，今存《考工记》，还保存战国时器物制作法的一部分。《考工记》说“发明器物的人叫做圣人”；《世本》有《作篇》，记古来各器物的发明人。大抵战国以前，统治者还重视发明，以为百工之事都是圣人所创造。儒家道家主张一切守旧。《荀子·王制篇》说“械用则凡非旧器者举毁”，要把不合古制的器物一概毁坏，使国君好古不用新器械。老子甚至想毁舟车，说“民多利器，国家滋昏（愈弱）；人多技巧，奇物（邪事）滋起”。认为器械的改进，对统治者有害。儒道思想盛行，严重地障碍了手工业的顺利发展。 战国时战争剧烈，儒道思想不能阻止武器制造上的进步，连弩和铁剑比弓箭铜刀大进一步。连弩和铁剑的使用，是战国手工业的重大成就。 军事学 兵法是战争指挥者高度智慧的表现。军事学家总结战争经验，著成兵法书，在文化上也是一种重要的贡献。东周时期，北方齐国、南方楚国都是积累起丰富的军事知识的国家，特别是齐国，军事学专家尤多。孙武著兵法十三篇，最为杰出。战国时齐孙膑著兵书，主张用骑兵。春秋齐景公时，大夫攘苴（音攘居rǎngjū）作《司马法》。战国时齐威王使大夫论述古兵法，成《司马穰苴兵法》一百五十五篇。齐楚两国外，各国都有兵家，卫人吴起最著名。汉初张良、韩信整理兵书，共得一百八十二家，其中战国兵家占极大多数。战国时诸子百家活跃，兵家是最活跃的一家。 艺术 殷墟甲骨上所刻文字和殷周钟鼎上各种花纹，是殷周两朝传流至今的绘画与雕刻。战国时艺术有新的进展，制作器物，多极精美，如水陆攻战纹铜鉴，可以推见战国艺术的一般。其他偶见于文字记载的，如楚国宗庙祠堂，有大壁画，图绘天地山川神灵怪物以及古圣贤的神话与故事，读《楚辞·天问篇》想见大壁画内容的丰富。《韩非子·外储说》左上载，一个画家为周国君在竹片上作画，三年才画成，看不出画的是什么。清晨放在窗口，望见竹片上有龙蛇禽兽车马人物各种形状。《喻老篇》又说，一个宋国人用象牙雕刻楮叶，三年才刻成，放在真楮叶里，分不出真假来。韩非子所说如是事实，则战国艺术已达到相当高度的水准。相传舜禹时已有漆器，战国时漆器成为高级艺术品，近年来从长沙楚墓中发见漆器多件。器物上彩绘色泽竟似新制。又楚墓中发见料器，制作甚为精美。这些，不仅表现了手工业技术的成就，更重要的是表现了艺术上的成就。 简短的结论 恩格斯曾指出，封建战争在各国集权国家形成过程中乃是一种必然的合法的阶段。东周和战国的长期战争正是这样的一个过程。 从东周时期开始的大小宗族兼并战争，战国时期发展到了剧烈阶段。在这个阶段里，秦国首先建立起代表新兴地主阶级利益的政权。秦在当时是先进的国家，政治、经济、军事都占有优势，但比较上落后的山东六国，也有强大的反抗力量。战国将近二百年的长期 战争，本质是地主政权代替领主政权的战争，是家族制度代替宗族制度的战争，是中央集权的统一国家代替诸侯割据称雄的战争，秦国取得战争的最后胜利，是历史发展的一个伟大成就。 在这个阶段上，束缚在宗族里的农奴得到解脱，成为广大的农民阶级。由于农民阶级的出现，生产力前所未有地提高了。以农业生产为基础，工商业也跟着发展起来。 墨子说“民有三患：饥者不得食，寒者不得衣，劳者不得息，三者民之巨患也”（《墨子·非乐篇》）。战国时战争规模比东周大无数倍，一次战争斩首数万以至数十万，三巨患以外又加战死一巨患，战国时人民的苦难是非常严重的。但是这种苦难，也有它一定的代价，那就是从战争中取得了中国的统一，从养士中发展了灿烂的文化。 称为诸子百家的士，对文化有巨大的贡献。儒家法家积极提倡大一统思想，是进步性较多的学派。墨家虽称显学，但它是一种既不合于统治阶级的需要，又无益于劳动群众的学派。道家哲学高出诸子，但含有较多的反动思想。其他诸家各有所短也各有所长。总起来成为多面性的战国文化。 屈原创造楚辞，丰富了华夏文化。巫史两种文化的合流，不仅在文学上开出新境界，在华夏文化的扩展上，意义更为重大。 第二册第一章 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的汉族统一国家成立时期──秦（前二二一年——前二○七年）第一节 秦怎样建立汉族的统一国家 前二二一年，秦始皇二十六年，诸侯割据称雄的封建国家结束，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的汉族统一国家开始了。这是古代历史上特出的伟大事件。自秦朝起，中国形成了一个以汉族为主体的统一的大国，不管豪强公开割据或外族侵入建立政权，最后总是还原为汉族作主体的统一国家。 皇帝是秦始皇新创的名词，是地主阶级的总首领。以皇帝为首的内外各级统治机构，是用来压迫广大劳动民众的。但在表现上，却被当作各方面利害冲突的调节器，皇帝被当作各阶级、阶层的最高保护人和公正人。能够起这样的作用，就是好的皇帝和统治机构。一个皇帝在历史上应得的评价，只能依据他的表现来加以判断。如果表现得好（当然不可能有完全的好），那就是符合当时社会的需要，他的专制主义的广大权力，也就得到当时社会的承认，他所发起或完成的某些有益事业，也就作为积极的因素而被珍重。秦始皇正是这样的一个历史人物。尽管他是个暴君，但是，他建立地主政权代替领主政权，建立统一的大国代替割据的小国，比起秦以前的封建时代来，显然是进入了新的时代，他和他的统治机构，显然比前一时代的封建国家起着较多的作用。因此，他创建的许多制度，是符合当时社会的需要的。后来延续二千年之久的封建体制，基本上是秦制的逐步演变。秦是一个值得重视的朝代。 秦朝首尾仅十五年，秦始皇在帝位十二年，做成了许多有利于统一的重大事业。 。pnb0建立中央集权制度 皇帝独裁——皇帝自称为朕（音镇zhèn），表示至尊无二。政事不论大小，全由皇帝一人裁决。秦始皇规定一天看章奏（竹简）一百二十斤（秦一斤合今半市斤），不看完不休息。 郡县——分天下为三十六郡。后又征服百越，增设闽中（治冶县——福建福州市）、南海（治番禹——广东广州市）、桂林（广西）、象郡（北部包括广东雷州半岛等地）四郡。全国共四十郡。郡各管县若干。郡守县令由朝廷任命，随时可以调动。秦法：立军功的人，按斩敌多少，做大小官吏。韩非子说：这等于让斩首立功的人做医师木匠，一定不能成事。秦始皇时，秦国功臣武夫做地方官，当不在少数。这对中央集权是有益的，但政令残暴，势必引起山东被治人民的怨恨。 官制——中央官制有左右丞相（辅佐皇帝处理国政）、御史大夫（辅佐丞相）、太尉（掌全国军政）、将军（掌征伐）、廷尉（掌刑法）、治粟内史（掌财政经济）、少府（掌山海池泽的税收，供皇帝本人的费用）、博士（备顾问）等官。地方官制有郡守（掌一郡政事）、郡尉（辅佐郡守并主军事）、监御史（监视郡守）、县令长（掌一县政事，一县大抵方一百里，万户以上称令，不满万户称长）。县以下乡官有三老、啬夫、游徼（音叫jiào 十亭为一乡，有三老掌教化，啬夫掌狱讼、赋税，游徼掌捕盗贼），又有亭长（十里一亭，有亭长，掌捕盗贼）。县吏、乡官、亭长多是本地有产业的人，韩信“家贫无行，不得推择为吏”，足见家贫有德行的人也得为吏。上自朝廷，下至乡、亭，构成地主阶级的巨大统治机器。掌管这部机器各个部分的人是流动不定的大小官吏，不是世袭固定的贵族。这部机器的操纵人便是皇帝。 。pnb0推行共同的文字——“书同文” “田畴异亩（亩大小不同），车途异轨，律令异法，衣冠异制，言语异声，文字异形”，这就是战国时期封建割据的情状。秦统一后，这许多异大体都化为同了。周朝文字笔画繁重，称为大篆，或称籀（音宙zhòu）文。战国时东方齐鲁地方文化发达，通行一种比较省便的字体，汉朝人称为古文、蝌蚪文、或孔壁古文。李斯订定文字，依据 籀文古文，笔画力求简省划一，称为秦篆，或称小篆。李斯作《苍颉篇》，赵高作《爱历篇》，胡母敬作《博学篇》，都是用小篆写的学童课本，不仅教字体，同时也教语法。传说狱吏程邈，得罪拘禁狱中，造成一种笔画更省便的文字，叫做隶书。隶书字体方形，便于书写，到汉朝行用极广。各地区方音不同，有统一的文字，方音便成次要的困难。经大规模的移民，也减轻了方音的局限性。 。pnb0划定共同的地域 秦朝疆域东至海，南至五岭（大庾、骑田、都庞、萌诸、越城）。自西北临洮（甘肃岷县）起，大体循秦、赵、燕旧长城至东北辽东止，筑长城万余里，防匈奴等游牧族内侵。这是当时确定了的中国疆域，疆域内的居民基本上是汉族。秦以后的中国就在这个基础上逐渐向外扩展。 。pnb0促进共同的经济生活——“车同轨” 秦始皇在经济上作了如下的措施，意义极为重大。修驰道——以秦京咸阳为中心，全国修筑驰道（行车大踏）。驰道宽五十步（六尺为步），用铁椎筑土坚实。驰道中央宽三丈，是皇帝独用的专路，种松树标明路线。专路两旁人民得自由行走。驰道的修成，对陆路交通有很大的便利。 通水路——战国时期各国筑堤防，阻塞水道。秦始皇决通堤防，疏浚鸿沟（河南汴河，今湮）作为水路中心，通济、汝、淮、泗等水。在吴、楚、齐、蜀等地，也大兴水利工程，行船和灌溉。特别是史禄凿渠，表现出伟大的创造力。前二一四年，秦始皇发大军五十万人经略岭南，令史禄通运粮水道。天才的水利工程师史禄在湘江上游江中筑石堤（广西兴安县城东南约三里处）。堤形象犁头，分湘江为南北两渠。北渠向北流通湘江。南渠经过兴安县城，向西流与桂江上游大溶江合流。南渠所经都是高地，史禄用人工开凿渠道，长六十里。渠中设若干个斗门，南北来往船只可以逐斗上进和下降。载重大船自湘江上溯，通过北渠，进入南渠，安然过山，运输上大省人力。这是开发岭南的重要航路，汉、唐、宋、明相继修筑，航路和农田灌溉愈益完善，史禄创始的功绩是不可淹没的。二千年前有这种灵巧的工程，号称灵渠，确是名实相符。秦始皇曾令方士徐市（市即敝的本字，《后汉书·东夷传》作徐福）率童男女数千人，航海求三神山。足见当时航海术不仅沿海岸南北往来，并已能大规模远航大海中。海上内河与陆上驰道，构成相当发达的交通网，大有助于经济闭塞状态的破坏。 去险阻——战国时各国利用险要地形筑城郭，齐、韩、楚、魏交界处又有长城巨堑，分裂疆上，阻碍交通。秦统一后，国内长城巨堑以及城郭要塞，一并平毁，减少了割据称雄的凭借。 划一币制器具——秦始皇按秦国制度统一全国度量衡。前二二一年，颁布统一度量衡诏书，凡制造度量衡器，都得刻上这个四十字的诏书，陶制量器不能刻字，用刻了字的十个木戳，印在陶量上连成一篇诏书。隋时掘得秦始皇时秤权，有丞相隗状（隗音葵kuí）王绾（音碗wǎn）二人列名，想见度量衡器由官府遵照诏书负责监制，不许民间私造。战国时各国车轨宽狄不同，秦规定车宽六尺，一车可通行全国。战国时币制紊乱，秦规定货币为两等：黄金称上币，重一镒（二十两）；铜钱称下币，重半两。战国时田亩大小不同，秦规定二百四十方步为一亩，后世一直沿用秦亩制不改。 大移民——秦始皇初灭六国，便迁徒天下豪富十二万户到咸阳，一部分散到巴蜀等地。这些豪富都是领主残余和富商大贾，在本地兼并土地，放高利贷，迫贫民为奴隶，霸一乡一县甚至一郡，妨碍统一。豪富被迁徙到新地区，失去旧有威势，经营土地，只能成为地主，经营工商业，也得从头做起，留在本地的田地住宅，分散到别人手中，贫民可能获得暂时的喘息。将军蒙恬（音田tián）率大军三十万人击走匈奴，取河南地（河套及甘肃省黄河以南），筑四十四个县城（《史记》作三十四县，《汉书》作四十四县），徙内地罪人去居住。汉族文化和先进生产技术带到游牧地区，变牧地为耕地，扩大了北方边境。又征发曾犯逃亡罪的人及赘婿、小商贾为兵，取南方桂林、南海等郡，又发五十万人守五岭，与土著杂居。汉族文化技术传入南方，岭南开始成为中国的领土。秦朝大移民，在传播文化、发展生产上，都起着积极的作用。 确定土地个人私有制度——东周后半期开始有两种土地所有制度，经长期斗争，至前二一六年（秦始皇三十一年），“令黔首（民）自实田”，土地个人私有制也就是封建地主占有土地制以法律的形式确定下来了。这是徙天下豪富十二万户以后五年颁布的法令，在这个法令下，地主和有田农民自动陈报所有土地实数，按定制缴纳赋税，取得土地所有权。秦自商秧以来，崇本抑末，所谓末业是指民间小工商。后来小手工业被提升为本业，李斯称百姓成家立业，该致力农工。只有小商贾是末业，受到法律的抑制。秦摇役法，首先征发有罪吏、赘婿及贾人。所谓赘婿，一说男子赘入妇家，一说贫民典身给富人，过期不赎，没为奴隶称赘婿。如第一说，是惩罚男子怠情不自立门户，如第二说，是阻止奴隶人数的增加，都含有积极的意义。其次征发曾为商贾的人，再其次征发祖父母或父母曾为商贾的人。此外富强人也得先服谣役，称为闾右（富强人家住在里的右边），最后才征发贫弱人家，叫做发闾左。秦始皇初得天下时，大体上行用此法，所以屡兴大工起大军，还能相对的保持国本，《琅琊刻石辞》说“上（重）农除末，黔首是富”，《碣石刻石辞》又说“男乐其畴（田亩），女修其业（纺织）”。农民一般都拥有一小块私有的土地，虽然“男子力耕，不足粮饷；女子纺绩，不足衣服”，在统治者看来，算是“黔首是富”，在农民看来，比战国时也算是“黔首安宁”了。 。pnb0促进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状态——“行同伦” 在汉族文化地区，代表人们共同心理状态的，主要是适应家族制度的孔孟正统派儒家学说。秦始皇据儒家支派阴阳五行家说，自以为得水德，以十月（亥月，亥属水）朔为岁首。衣服族旗都以黑色为贵。纪数用六（阴数），如六尺为一步，驾车用六马，车宽六尺，符长六寸，冠高六寸。庶民用黑布包头，称为黔首。号黄河为德水。这些与儒家改制度的学说是可以相容的。崇尚法律（水德），不崇尚正统儒学所讲的仁恩，这与儒家荀子学派也是可以相容的（荀子学说还是着重在王道礼义，但因强调礼的作用，韩非、李斯等人重礼变为重法，荀子学派中除了传经之儒仍保持儒家面目，其余则与法家学派合流）。灭六国后，秦始皇在帝位十二年，出巡郡县凡五次，目的在“以示强威，服海内”，并宣示统一四海的功德。前二二○年，第一次巡陇西、北地二郡，登鸡头山（宁夏泾源县西，相传黄帝曾登此山），向匈奴表示秦皇帝的威力。前二一九年，第二次东巡上 邹峄山 （在山东邹县）刻石，又上泰山刻石，又登之罘山（罘音浮fū在山东烟台市北）刻石，又登琅琊台（在山东诸城县）刻石。东周时越王勾践灭吴，迁都琅琊，筑高台盟诸侯，尊奉周天于。秦始皇留居琅琊台三月，徒黔首三万户居台下。他这样做，是要表扬勾践尊周，鼓励南方越人内向。又南巡想到衡山，舟行至湘山（湖南岳阳县西南）遭大风，秦始皇怒，使刑徒三千人斫树成光山，向湘神表示皇帝的威力。前二一八年，第三次东巡登之罘刻石。前二一五年，第四次东巡至碣石山（在河北昌黎县）刻石。前二一○年，第五次南巡至九疑山（在湖南宁远县），浮长江东下，至会稽山（在浙江绍兴县）刻石，祭大禹。相传越俗自勾践时起，男女间关系不严，《会稽刻石辞》特别着重在“禁止淫淡”，宣告用严刑（杀奸夫无罪）来矫正，使不异于中原风俗。秦始皇为“黔首改化，远逸（近）同度（法度）”，五次出巡，与颁布统一的各种制度、订定文字、大规模移民、经济上各种措施结合起来，在荀派儒学和法家刑名之学的思想基础上，促进了全国范围内“行同伦”的巨大任务。不过，荀派儒学特别是法家刑名之学与孔孟正统派儒家学说距离甚远，等到强暴统治失势的时候，荀学和刑名之学不得不逐渐让位于正统儒学。 秦始皇所作上述事业，都有利于统一国家的形成，因之他也成为这个伟大时代的代表人物。但是，他又做了许多民不堪命的坏事，加上他的继承人秦二世无比昏暴，使秦朝成为短促的朝代。 秦始皇想在自己活着的时候，做完一切要做的事，好让子孙世守，二世三世至于万世，传之无穷。所谓“常职既定，后嗣循业”，就是他的唯一愿望。他知道死到底是不可避免的，因而在骊山造大坟墓；他又希望或者可以不死，因而召集方士求神仙，浪费大量财物（如徐市航海求药，又刻石鲸长二百丈），寻求长生不死的奇药。方士妖妄，劝他隐藏，不让臣下知道住处。多造宫室，建筑长城（方士奏图书说“亡秦者胡也”，秦始皇发大军击匈奴，并筑长城），大都是受方士的欺骗。他的宫室和坟墓，规模宏大，空前未有，与长城同为当时劳动人民创造力表现在土木工程方面的奇迹。 造宫室——秦始皇灭六国，图绘各国宫室，在咸阳北照样建筑，共有宫室一百四十五处，藏美女一万人以上。他还以为小，在长安西南造阿房宫前殿，东西五百步，南北五十丈，庭中可以坐一万人，殿中可以建立五丈高的大旗。宫前立十二个铜人，重各二十四万斤，这是初并天下时，收集民间兵器，销毁改铸的。又用磁石作大门，防有人藏铁兵器入宫。征发所谓罪人七十余万人，分工营造，北山的石料，楚蜀的木材，都运输到关中。计关中共有宫室三百所，关外四百余所。这样巨大的工程还没有完毕，秦始皇死了，秦二世继续兴修。后来项羽入关，烧秦宫室，火三月不息，阿房宫全部焚毁。 造坟墓——秦始皇初即位，就在骊山造自己的坟墓。并六国后，征发所谓罪人七十余万人到骊山服役。坟墓高五十余丈，周围五里余，掘地极深，灌入铜液。坟墓中有宫殿及百官位次，珠玉珍宝，不可计数。用水银造江河大海，机械转动，水银流注。又用人鱼膏（据说是一种四脚鱼，生东海中）做烛，在墓中燃烧。令工匠特制弓弩，有人穿坟入内，弓弩自动放射。秦始皇尸体入墓，没有生子的宫女，全数殉葬。不待工匠出来，封闭墓门，工匠都被活埋在里面。 秦时全中国人口约二千万左右，被征发造宫室坟墓共一百五十万人，守五岭五十万人，蒙恬所率防匈奴兵三十万人，筑长城假定五十万人，再加其他杂役，总数不下三百万人，占总人口百分之十五。使用民力如此巨大急促，实非民力所能胜任。虽然形式上不发闾左，但刑法苛暴，很多农民被称为罪人去服各种劳役，实际上等于部分的发闾左。秦始皇末年，农民起义已经接近了爆发点。 秦孝公用商鞅治秦国，此后秦政治是法家学说指导下的政治，国王极端专制，刑罚极端残酷，山东六国称秦为虎狼之国，是名符其实的。秦始皇、秦二世尤重韩非学说，商鞅加韩非，秦政治残暴到无以复加的程度。固然，法家政治在秦始皇时，曾起着富国强兵摧毁领主势力的作用，但到秦二世时，法家政治只剩下完全黑暗的一面，使秦强盛的学说转成为促秦灭亡的学说了。李斯劝秦二世《行督责书》，正是法家学说自然的产物。李斯说，“夫贤主者必且能全道而行督责之术者也。……不能督责而顾以其身劳于天下之民，若尧禹然，故谓之桎梏也。夫不能修申韩之明术，行督责之道，专以天下自适也，而徒务苦形劳神以身徇百姓，则是黔首之役，非畜天下者也，何足贵哉。……是以明君独断，故权不在臣也，然后能灭仁义之途，掩驰说之口，困烈士之行，塞聪掩明，内独视听，……若此然后可谓能明申韩之术，而修商君之法。法修术明而天下乱者未之闻也。……故督责之术设，则所欲无不得矣，群臣百姓救过不给，何变之敢图”。这种阴惨刻毒的民贼独夫思想，与孔盂正统派的仁义学说恰恰处于对立的地位。秦统一后，正统派儒家连同阴阳五行家在朝廷上也有一定的势力，比起李斯为代表的荀派儒学和法家学派来，自然是劣势，但正统派儒家还是进行了激烈的斗争。 荀子学派法家学派与孔盂正统派儒学的斗争，集中表现在中央集权（地主政治）与分封诸侯（领主政治）的争论上，终于爆发了焚书坑儒的大破裂。前二二一年，初并天下，以丞相王缩为首的群臣，都主张在离秦较远的燕齐楚等地分封皇子为王，独廷尉李斯反对分封。秦始皇从李斯议，确定行施郡县制度。前二一二年，秦始皇大宴群臣，博士齐人淳于越倡议，主张学古法，分封皇子功臣为诸侯。丞相李斯斥儒生不师今而学古，各尊私学，诽谤朝政，惑乱民心，建议禁私学。办法是除了史官所藏秦国史记以外，别国史记一概烧毁；除了博士官所藏图书，私人所藏儒家经典和诸子书一概送官府烧毁。下今后三十天不送所藏私书到官府，罚筑长城四年。聚谈诗书的人斩首，是古非今的人灭族，只有医药、卜箍、农作书不禁。民间求学以吏为师。秦始皇从李斯议，实行了焚书法令。前二一一年，方士求神仙不得，畏罪逃走，秦始皇太怒，活埋儒生四百六十余人。这个焚书坑儒的野蛮行为，反映出当时统治阶级内部斗争的极端尖锐。李斯主张中央集权，是适合时宜的，他所代表的儒家荀子学派（与韩非派法家合流）却是一种极端压制人民的政治思想。王绾、淳于越主张分封诸侯，是违反时宜的，他们所代表的儒家孔孟正统派（包括阴阳五行家与神仙家）却是讲仁义的政治思想。政治上学派上的斗争一直发展到大惨杀，把孟子学派的儒生大体杀尽（东汉赵岐说），李斯算是取得了胜利。但是，焚书坑儒，丝毫也不能消灭学派上的分歧，而且还促成了秦朝的灭亡。秦始皇实行李斯的主张，皇位的当然继承人长子扶苏，替孔孟派儒生说话，秦始皇发怒，使扶苏到上郡（在陕西绥德县）监蒙恬军。前二一○年，秦始皇出巡，在路上病死。李斯怕扶苏继位，自己不得宠信，与韩非派法家宦官赵高用阴谋抑立秦始皇第十八子胡亥为秦二世，伪造遗诏杀扶苏、蒙恬。不久，胡亥赵高又杀李斯。秦失去颇得民心的扶苏与拥有威望的大将蒙恬、丞相李斯，政权落在胡亥、赵高手中。胡亥厉行督责，昏暴无比，是完全的独夫，秦崩溃的条件全部成熟了。 秦在春秋战国时期，被山东诸国看作文化落后的国家，事实上秦在文化方面也有些大的创造。自禹铸九鼎的传说开始，国和家的大事，都在金属器物上铸字，秦国发明刻石，比铸金版、铜鼎、铁鼎之类要方便得多。唐初在今陕西凤翔县发现十个石鼓，每个石鼓上刻着一篇有韵的诗。考古学者根据甘肃出土《秦公殷》上的字体，断定石鼓是秦器。造器时间推定在公元前六、七世纪。与造石鼓同时，还有北宋时出土的秦《诅楚文》三石。秦始皇出巡，在重要地方刻石凡七次。东汉以下，石碑盛行，追溯远源，出于秦国。刻石要有钢刀，刻石鼓用什么刀，也是值得注意的。秦始皇划一全国度量衡器，陶量器上用木戳印四十字的诏书，考古学者马衡说“这实在是中国活字排印的开始，不过他虽己发明，未能广泛应用”。又说：秦穆公时的《秦公殷》，铭文共一百字，也是用戳子印字在土范之上，“这真是活字的创作了”。在公元前六、七世纪，秦国已有刻石和活字，说它比山东诸国文化落后，是不完全合乎事实的。第二节 农民大起义与楚汉战争 战国时期，秦是地主统治的国家，山东六国是领主与地主共同统治的国家。到了秦朝，全中国统一，在秦始皇强烈统治下，社会各阶级发生了如下的新变化。 一 统治阶级 地主——前二二一年，“徙天下豪富于成阳”，严重地打击了大地主大工商和领主残余。前二一六年“令黔首自实田”，在全国范围内确定了地主和有地农民的土地所有权。当年，赐黔首每里六石米两只羊，庆贺黔首的“实田”，想见当时很多人获得土地，其中一部分自然是中小地主。《庄子·杂篇·让王篇》说：孔子劝颜回做官。颜回不愿意，说：“我有郭外田五十亩，够吃的了，有郭内田十亩，够穿的了，我弹琴读书，够快乐了，我不愿意做官”。《杂篇》是道家后学所伪托，所谓颜回的生活，实际是说战国秦汉时小地主的生活，除去道家给加上的“知足不辱”思想，他们生活确是够快乐的。中等地主当然要更好些。中小地主可以做郡县吏和乡官，在政治上是拥护中央集权制度的。中小地主是秦朝政权的主要支持者。 官僚——士的利益在于做官食禄。得禄多的叫做官，得禄少的叫做吏，不得禄的叫做未仕的士。广大士群是官僚的源泉，仕途正常，官僚机构便强固有力；反之，便衰弱以至于崩坏。士为了寻求出路，可以拥护中央集权，也可以主张割据分裂，有时也可以赞助农民起义推倒旧统治者。战国时士出路极宽，对统治者的危害不显。秦统一后，官吏为数有限，一部分官僚又是秦国的武夫功臣，士的出途骤然变小。秦始皇召集学士方士，使议论政事，炼药求仙，博士多至七十人，占星多至三百人，但并不能满足士的要求。春秋以来“臣一主二”（国君多），“何所（处）无君”，士可以游历各国求仕。秦统一后，臣一主一，大不合于士的习惯。群臣儒生屡议分封皇子功臣为诸侯，其中也含有保存旧习，扩大仕路的意义。秦始皇、李斯最后采用焚书坑儒的野蛮方法，广大士群绝望，转到反对方面，皇帝和官僚变成孤立寡助的少数人。屠杀儒生后一年，东郡（治濮阳，河南濮阳县）地方天空落下陨石，有人在陨石上刻“始皇帝死而地分”七个字，陈胜起义，孔子八世孙孔鲋从军反秦，这说明屠杀士人只是加速秦朝的溃灭。 领主残余——秦始皇徙天下豪富于咸阳，其中一部分是六国旧贵族。他们虽然受打击，但并不因此被消灭。六国旧贵族，如楚怀王的孙儿心逃匿民间，为人牧羊；楚将项梁与项籍逃避在吴中。又如齐国有王族田假、田儋等人，魏国有公子魏咎，韩国有五世为韩相的张良，这些人都是名族强宗，拥有徒党，等待时机发动变乱。 大商贾——秦压迫小商贾，对大商贾如乌氏倮、寡妇清却优礼备至，这说明大商贾是统治阶级的一个部分。 二 被统治阶级 农民——作为国家主体的农民，受尽春秋战国时期战争的痛苦，迫切需要和平与统一。秦始皇刻石文，与秦群臣颂功德，总是说“黔首安宁，不用兵革”，“人人自安乐，无战争之患”。这一类言辞，多少反映出广大农民的共同意志。贾谊《过秦论》也说：秦始皇时，“民莫不虚心而仰上”。足见农民厌恶战争，对中央集权的秦朝表示真实的拥护。由于秦始皇过度使用民力，特别是秦二世，征发闾左贫弱人大修阿房宫，徭役更苦，赋税更重（据汉人说，征收田租，三分取二），农民除了起义，再也看不见有其他生路。前二○九年，即秦二世元年，终于爆发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农民起义。秦以前，各诸候国政治情况不同，农民所受压迫也有较宽较重的不同，农民不可能同时起义。又诸侯并列，互相援助或监视，一国农民起义夺政权，别国君主绝对不允许。自从统一以后，朝廷行暴政，全国农民同时受害，一朝时机成熟，便同时并起。秦汉以下整个封建时代，推倒腐朽皇朝的，总是农民大起义；大起义胜利后，总是出现盛大的新皇朝；起义失败后，总是出现军阀割据的局面。消灭割据局面，重归统一的总是一个较强的割据者或乘机侵入的外族，而推倒腐朽了的统一皇朝和外族统治的又总是农民大起义。归根说来，保持全国统一，扫除腐朽皇朝，驱逐外族统治，推动社会逐步前进的根本力量，总是农民阶级的阶级斗争。 小工商——秦认农与小手工业是黔首本业，认小商贾是末业（包括各种不生产的人）。小商贾一般缺乏反抗性，因为秦对他们压迫较重，所以刘邦起义军中，不少是属于这一类的人。刘邦攻秦峣关（陕西蓝田县东南），峣关守将是屠户出身，刘邦给他一些贿赂便投降了。大概小商贾积有军功，可以做官，但终究是极少数。 奴隶——私家奴隶的儿子（“人奴产子”），同罪人一样，朝廷征发役夫，首先要征发他们。陈胜起兵攻秦，秦二世免除骊山役夫中罪徒的罪和人奴产子的奴隶身分，组成军队，击败陈胜军，可以推想人奴产子有不小的数量。奴隶也是封建统治阶级进行剥削的一种对象，需要给予一些保护，因此，奴隶主要杀死奴婢，必须告官得到允许。汉有大量官奴婢，主要是工奴，汉承秦制，秦朝官府手工业，无疑也使用官奴婢。 小工商与奴隶，都不能和农民比重要性，因为农民是主要生产者，小手工业、工奴的生产比起来是微小的。秦二世无忌惮地迫害农民，强大的秦朝，就在农民的锄、櫌（打土块的椎）、棘矜（枣木棍）下被打倒了。 秦二世夺得帝位后，杀长兄扶苏及公子公主二十二人（秦始皇子女）。又杀世将蒙恬、蒙毅。丞相李斯，曾是得秦始皇信任的大臣谋士，也被秦二世、赵高杀死了。秦二世以为从此可以穷奢极欲享乐一辈子。赵高以为从此可以谋杀秦二世，篡夺帝位。中央集权的秦朝廷，实际只剩下秦二世和赵高两个独夫。前二○九年，秦二世元年，阳城（河南登封县）人陈胜、阳夏（河南太康县）人吴广率领被征发的闾左九百人在大泽乡（在安徽宿县）起义，冒用公子扶苏、楚将项燕名义，号召人民反秦。陈胜出身“佣耕”（“佣，卖力也”），是给地主耕田的雇农。他的社会地位很低，没有什么声名，也没有什么政治军事上的才能，可是他一起义，很快就有车六七百乘，骑兵千余，步兵数万人。夺得陈（河南淮阳县）城后，陈胜自立为王，国号楚。派人四出略地，各郡县豪强和民众杀秦官，聚众响应，公认他是起义首领，连孔鲋（孔子八世嫡孙）也来投奔，做个博士官。 在陈胜号召下，旧六国境内广泛地发生了两种反秦武装。第一种是陈胜领导的农民武装，第二种是领主残余领导的割据武装。据赵地称王的武臣，据齐地称王的田儋，据燕地称王的韩广，据魏地称王的魏咎，据楚地称王的景驹，据韩地称王的韩成，都属第二种。还有很多聚众割地或企图割地的所谓豪杰（无赖、土霸），也属第二种。这一种人纷纷起兵，在削弱秦的势力上是有作用的。他们一般有些军事经验，应该成为反秦的有力武装，可是他们的目的，在于掠夺土地，独立称王，谁也不想出力攻秦。这些人彼此互杀，上下相害，忽起忽仆，造成混乱局面，到后来，多被秦将章邯击败或杀死，但割据行为并不停止。 陈胜自己率领的农民起义军，缺乏军事知识，将领中只有一个周章，曾当过项燕军“视日”（推算时辰吉凶），算是最知兵法的人。陈胜给周章将军印，率兵西攻秦。周章沿路收兵得车一千乘，兵数十万，号称百万，攻入函谷关，至戏水（陕西临潼县境）驻军。秦二世大惊，令将军章邯率罪徒和人奴产子击周章，周章军大败逃出关。章邯追击，周章军沿路对抗，在渑池（河南渑池县）又大败。周章自杀，起义军失主将不能再战。吴广骄傲无能，被部将田臧杀死。田臧率军迎击章邯军大败。章邯各个击破起义军，陈胜部将多战死。前二○八年，陈胜败走，御者庄贾杀陈胜降秦。陈胜自首事到败死，只有六个月。兴起那样勃然，因为他的行动切合当时社会的需要；败死又那样骤然，因为他有不可避免的两个弱点和一个可避免而不避免的弱点。（一）农民起义需要经过一定时间才能锻炼成坚强的军队，陈胜却过早地遇到了秦章邯军。（二）领主残余分子如武臣之类，借陈胜名义纷纷割据，不肯援助。还有一个是可以避免的，但陈胜严重地暴露了这个弱点。那就是陈胜称王后，骄傲自满，故乡穷朋友听说他做了王，特地来看他，谈些贫贱时的故事，陈胜嫌丢脸，把客人斩首，吓得穷朋友都逃走。他的妻父来看他，也傲慢没有礼貌，妻父大怒回去。他对部下任意杀戮，想提高自己的威权，闹得众叛亲离，没有人敢亲近他。吴广也是骄傲无知，被部将杀死。“骄必败”，陈胜吴广恰恰做了这一真理的实证。不过，陈胜吴广虽然失败，反秦的浪潮却被他们激动起来了，这个浪潮，终于冲毁了秦朝的统治。 陈胜败后，出现代表农民但主要代表领主残余势力的项籍军和代表农民起义的刘邦军，他们一致反秦，最后胜利属于刘邦军。 楚名将项燕的儿子项梁听说陈胜反秦，同他的侄子项籍杀秦会稽郡（治吴，江苏吴县）守，在吴起事，有精兵八千人。项梁从谋士范增的计策，立楚怀王孙心做楚王，仍号楚怀王，自己引兵到定陶（山东定陶县）。项梁几次战胜，便骄做起来，看不起秦军。章邯集中兵力，大破楚军，杀项梁。章邯战胜项梁，也骄傲起来，看不起楚军，率大军渡河攻赵，围钜鹿（河北平乡县）。前二○七年，项籍救钜鹿，遇秦军大战九次，楚军拼死战斗，一个人抵得十个人，呼杀声震动天地。当时各国救赵兵有十余军，筑堡垒不敢出战，将士立壁上看楚兵击秦，吓得心惊魄动，面无人色，项籍已大破秦军，各国兵都隶属在他的麾下，号称“诸侯上将军”。楚兵继续进攻，章邯率全军投降。起初山东人民到关中服徭役，被秦官吏虐待，这时候对秦降兵报复旧怨，激起秦兵的愤恨。项籍引兵攻秦，怕降兵入关叛变，在新安（河南绳池县）城南坑杀秦兵二十余万人。秦主力军完全消灭。钜鹿大战是决定秦亡汉兴的关键。没有这一次大胜，农民起义要受大挫折，但大量惨杀秦兵，关中秦民恨项籍残暴，更坚决拥护刘邦，惟恐项籍得势。项籍军事上大胜，政治上大败了。 沛（江苏沛县）人刘邦是个中农，自己当亭长，妻吕雉带子女在家种地。陈胜起事，各地响应，刘邦聚众数十人，杀秦沛县令。沛县吏萧何、曹参等椎刘邦为沛公，征发沛子弟，得兵三千人。项梁引兵到薛（山东滕县境），刘邦率众投项梁。项梁给刘邦兵五千人，小将十人，与项籍同为项梁部下的主力军。项梁战屡胜，轻视秦军，被章邯杀死、章邯战胜后，轻视楚军，引兵北击赵，被项籍战败。楚怀王曾与诸将定约，谁先灭秦，谁就做关中王。前二○七年，楚怀王令项籍救赵，令刘邦攻秦，意思就是要刘邦做关中王。前二○六年，刘邦自武关入秦。此时秦二世被赵高杀死，秦王子婴又杀死赵高。刘邦用谋士张良计，破晓关，进攻咸阳。子婴出城来投降。刘邦入咸阳，申明军纪，废除秦严刑苛政，与秦民约法三章（犯杀人罪处死刑，伤人及盗贼按轻重治罪）。秦民大喜，惟恐刘邦不做关中王。项籍大破章邯军，引大兵四十万入关，屠咸阳，杀子婴，烧秦宫室，火三月不灭。项籍自以为已定天下，驱逐楚怀王，自号西楚霸王，有地九郡，建都彭城（江苏徐州市）。其余土地都封给诸侯王凡十余人。刘邦被封为汉王，都南郑（陕西南郑县）。三分关中，封章邯等三个降将为王，堵塞刘邦回关中的道路。项籍掳掠秦宫妇女宝物东归彭城，令诸侯王解故军队，各到封地，享受富贵。很多得封的和不得封的领主残余分子认为封得不公平，纷纷动兵互斗，反对项籍这个措施。齐、赵、燕、魏、韩等地出现新的混乱局面。 刘邦乘项籍被牵制在混乱局面里，出兵攻章邯等三个王。秦民恨这三人，痛入骨髓，助刘邦消灭他们，统一关中。刘邦得秦民拥护，又联合诸侯王，与项籍苦战四、五年，屡败屡起。前二○二年，垓下（在河南鹿邑县境。一说在安徽灵壁县，按当时军事形势，应以在鹿邑县境为是）决战，项籍败死。刘邦立为皇帝，统一中国，开创历史上著名的汉朝。 项籍大封诸侯王，把统一的中国倒退到割据分裂的旧时代里去，这是完全违反历史前进的反动措施。农民起义反秦，得不到田宅就被遣散了，这又是完全违反广大农民愿望的反动措施。项籍残暴无比，凶恶超过秦二世，不仅秦民痛恨，关东一般民众也痛恨。他从垓下逃到阴陵（安徽定远县西北），向一个农夫问路，农夫故意指导他走错道路，因而被汉兵追及。这是人民厌弃他的明证。领主残余分子都有极大的野心，受封的人不满意已得的封地，不得封的人当然更不满意。项籍为广大农民所痛恨，又为领主残余分子所反对，兵力虽强，决不能逃避战败自杀的末路。他的败死，是领主残余势力的一个大挫折，也是农民阶级要求国家统一的一个大胜利。 刘邦出身农民，懂得农民阶级的疾苦，又身为亭长，懂得地主阶级的统治方法。开始起义，便得沛县，以萧何、曹参为首的全部县吏，成为起义军的领导骨干。此后逐步扩大，直到建立朝廷，最基本的人物还是沛县吏。 项籍兵力和声威比刘邦强大得多，刘项间大战七十次，小战四十次，刘邦屡战屡败，身受重伤十二次，最后垓下一战，取得全胜。推究刘项胜败的原因，主要由于刘邦的拥护者是广大农民特别是旧秦国农民，项籍的拥护者只是些野心的领主残余分子。两人所依靠的力量不同，因之后果也不同。刘邦有关中作根据地，萧何替他留守，输送兵卒粮响，战败后常得补充，有时甚至十几岁的幼童，六十岁的老人也被补充上战场，秦民并不怨恨。项籍战败，不敢回彭城，也不敢渡江回会稽，因为他知道没有民心可靠的根据地。此外，项籍轻易封诸侯王，受封的六国旧贵族忙于维持自己的地位，无力助战，许多贫寒出身的野心家，分不到封地，心怀不乎。刘邦用张良的计策，不轻易封诸侯王，使这些人有受封希望，出力助攻项籍。重要的谋士良将，大都在项籍那边失意，跑到刘邦这边来。项籍取胜全凭自己的勇力，不会用人，更轻视贫寒出身的人。刘邦善于用人，如张良是贵族，陈平是游士，樊哈是狗屠，周勃是吹鼓手，灌婴是布贩，娄敬是车夫，韩信是流氓，彭越是强盗，都被恰当地使用，各尽其所长。项籍是个勇夫。刘邦不仅自己多智谋，而且能用别人的智谋。例如韩信夺得齐地，派人见刘邦，请封自己做假齐王。刘邦大骂道，我被项籍围困，日夜望你来援救，原来想自立为王。谋士张良、陈平知道这时候不该得罪韩信，暗中踢刘邦的脚，刘邦觉悟，改口大骂道，大丈夫立功做真王就是了，做假的干什么。即时派张良去封韩信为齐王。一次他在阵上大骂项籍，被项籍射中胸口，不能直立，曲身摸脚，说，恶奴射伤我的脚趾。兵士不知道他受重伤，没有溃散。他是这样机智的人，和项籍斗智不斗力，匹夫之勇的项籍，当然不是刘邦的敌手。简短的结论 梁襄王问孟子：天下怎样才得安定？孟子答：统一才能安定，不喜欢杀人的人才能统一。荀子也主张天下为郡县，四海成一家。儒家的政治理想，反映出战国时期人民厌恶战争，要求统一的愿望。秦国的政治比山东六国都进步，兵力也较强，所以秦国能完成统一中国的伟大任务。 秦朝结束了西周以来诸侯割据的局面，建立起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它把全国划分为郡县，郡守县令都由朝廷任免，中央对地方有很大的控制权。定疆域，书同文，车同轨，行同伦，中国开始成为伟大的统一国家。 秦始皇过度使用民力，虽然很多措施有利于统一，但人民也确实疲惫不堪了。秦二世昏暴无比，征发到闾左，农民被迫大起义，迅速地推倒了秦朝的统治。 当时三个起义首领，陈胜缺乏政治军事经验，虽然失败了，号召反秦的功绩是巨大的。项籍矩鹿一战，摧毁秦主力军，对农民起义是一个大贡献。但是，他代表领主残余势力，要把社会倒退到秦以前的旧时代去，阻挠历史前进的趋势，他只能成为一撅不振的可怜虫。农民起义的果实自然要落到本身地主阶级化但也代表农民部分利益的刘邦手中。汉朝的建立，使秦朝开始的统一国家，得以巩固起来，农民阶级推动历史前进的力量，这是第一次显著的表现。 秦朝是短促的朝代，但又是极重要的朝代。秦始皇是暴虐的皇帝，但又是对历史有巨大贡献的皇帝。秦是文化的摧残者，但在某些方面又是先进者。第二章 国家统一巩固后对外扩展时期——西汉——前二○六年——二三年第一节 西汉政治概状 前二○二年，汉高帝刘邦战胜项籍，受诸侯王推戴，做了皇帝，国号汉，都长安（陕西西安市西北），习惯上称为前汉或西汉。 汉高帝被推戴做皇帝的时候，汉朝廷直接统治的领土仅十五郡，其余土地都封给诸侯王，几乎恢复了战国时期的割据局面。这种做法在当时是必要的，不这样做，不能换得这些人的助攻项籍，不能换得这些人对汉皇帝名义的承认，也就不能换得统一与和平。 有非凡的政治才能的汉高帝，在位七年，做着一件大事，那就是为与民休息准备各种条件。为了与民休息，汉高帝作出下列诸措施：建立制度——萧何定津令，韩信定军法，张苍定历法及度量衡程式，叔孙通定礼仪，汉朝制度很快建立起来，秦制度基本上变成汉制度。萧何做相国，提倡俭朴，处理政事，完全按照律令。民间歌颂他说，“萧何为法，较（明）若画一”。秦项大乱以后，人民饱受战祸，穷苦已极，得在一定的律令下生活，自然感到宁静，人人自安，难动摇了。 招集官僚——汉高帝征召天下“贤士大夫”到京师，分派大小官职，给与田宅。士人有官做，既充实了官僚机构，也免得失意谋乱。当时皇帝还配备不起四匹纯一色的马来驾车，有些将相大臣坐牛车，这种简陋的生活，使一班得官得田宅的士人，满意于自己的所得，不敢象秦官吏那样贪虐。官吏少作一些恶，有利于人民的休息。 压抑商贾——秦时摇役繁兴，商贾乘被征发人困急，重利盘剥，夺取田宅子女。被征发人前有服役死亡的危苦，后有商贾索债的压迫，陈胜振臂一呼，天下响应，这是汉高帝亲自看到的。战争期间，商贾操纵物价，任意踊腾（上涨），米一石贵至五千钱或一万钱，马一匹贵至一百金，人相食，饿死无数。商贾祸不比战祸轻多少，这又是汉高帝亲自看到的。他即帝位以后，令商贾不得着丝织衣服，不得携带兵器自卫，不得乘车骑马，不得做官吏，商贾买饥民子女为奴婢，无偿释免，算赋比常人加倍。这种含有报复性的法令，使富商大贾受到惩罚。叛将陈稀军中，将官都是旧商贾，足见有些商贾破产，挺而走险。商贾受罚，有利于人民的休息。 对匈奴和亲——秦汉间匈奴冒顿（音墨毒mòdǘ）单于（单音蝉chán）强盛，侵入汉朝边地，最近处离汉都长安仅七百里。前二○○年，汉高帝亲将大军三十二万人到平城（山西大同县东），准备击匈奴。冒顿率骑兵四十万人围困平城七日，汉兵不战退回。自此匈奴更加强盛，经常入寇，破坏汉边境。汉无力反击，只好用和亲策，求暂时的安宁。和亲就是对匈奴忍辱退让，但在当时却有利于人民的休息。 与上述诸措施同时，汉高帝又致力于战争的善后措施，获得了社会各阶层的满意。 功臣——从汉高帝起兵的功臣如曹参、周勃等人，没有一个是猛将，也没有一个敢于显出大野心。汉高帝封这些文武功臣一百四十三人为侯，大侯食一万户，小侯食五、六百户。侯国民事由朝廷派官吏管理，侯不得干与。侯是大地主不是领主，西汉前期，他们是朝廷的有力支持者。 从军吏卒——按功劳大小，从军久暂，规定各种待遇：第七级爵公大夫以上食邑，第六级爵官大夫以下有加赐爵一级、世世复（世世免徭役）、复终身、复十二年、复六年、免户赋等优待，又有向地方官吏领取田宅及应用器物的权利。食邑的吏卒显然转化为地主，免役的吏卒得到田宅，也有可能转化为地主。 普通民众——劝告流亡民众归还故乡，领取原有田宅。定田租（征收实物菽与粟）每年十五税一。庶民生育子女，免谣役两年。战争中土地大量荒废，农民在轻税下，可以按人力多少开辟荒地。 奴婢——陈胜起义军中有吕臣率领的苍头军。秦时呼奴隶为苍头，苍头军显然是奴隶起义军。陈胜败后，吕臣归附项梁，做楚国司徒，这说明苍头军是一支有力的军队。苍头军教训了奴隶主，汉高帝即位，便下令：凡庶民因饥饿穷困卖身为奴婢者一律释免，恢复庶民身分。前一九二年（汉惠帝三年）征发王国侯国徒隶二万人筑长安城。徒是罪人，隶是奴隶，想见释放奴隶后，奴隶数量确已减少。 医治战争创伤，归根只是减轻一些租税与徭役。农民起义，付出大量生命财物，才取得统治阶级的这些让步，代价是很高的。但是，不付出这个代价，农民便活不下去。只有用高价换得了这些让步，社会生产才能缓慢地恢复并发展起来。 在封建社会里，领主割据势力常是大乱的一个发动者。特别是汉初，割据势力比中央集权的力量大。汉高帝把割据势力削弱了，这是他政治上的大成功。 消灭异姓王——汉高帝垓下战胜，主要依靠韩信、彭越、英布三个猛将的会师。项籍死后，当时据地称王的人有楚王韩信、梁王彭越、淮南王英布、韩王信（韩国贵族）、长沙王吴芮（音锐ruì）、赵王张敖、燕王臧荼、闽越王无诸（越王勾践后裔）、南粤王赵佗。这些异姓王除了吴芮、无诸、赵伦三人在本国内起着保境安民的作用，其余都是统一的障碍。汉高帝采用各种方式，数年间把障碍各个消灭。楚王韩信被废后叫冤说：“狡兔死，走狗烹；高鸟尽，良弓藏；敌国破，谋臣亡。天下已定，我固当烹”。韩信这一类野心家自以为有大功。应当割地称王，但从人民要求统一的观点看来，不消灭这些割据者，即使希望战祸暂停也是不可能的。汉高帝杀功臣，客观上符合人民的利益，因为人民迫切需要休息。 分封同姓王——新起的汉朝廷，实力不能通达到全国，有必要分封诸王。汉高帝一面消灭异姓王，一面陆续封儿子刘肥为齐王、刘长为淮南王、刘建为燕王、刘如意为赵王、刘恢为梁王、刘恒为代王、刘友为淮阳王，又封弟刘交为楚王，侄刘濞为吴王。这些王国的重要官吏是汉朝廷派遣去的，法令也是汉朝廷制定的，诸王多是幼童，在封地内权力远不如异姓王那样大，汉朝廷因此有时间来充实自己的统治力，到一定时期消灭这些半割据的同姓王国。 迁徙豪强——秦始皇迁徙山东豪富到关中，企图铲除领主残余势力。秦项战乱中，证明山东豪富仍拥有强大的实力。汉高帝迁徒六国国王后裔、豪杰名家及齐国田氏、楚国昭氏、屈氏、景氏、怀氏五大族共十余万人入关，给与好田宅，使在关中建立新家业。山东旧豪强被迁徙，新豪强还没有兴起的空隙间，人民获得休息的机会。 汉高帝在位七年，规定与民休息的政治方针，给盛大的汉朝奠定了基础。 在汉高帝奠定的基础上，西汉一朝发展与衰落可分为前、中、后三个时期。 前期（前一九四年——汉惠帝元年至前一四一年——汉景帝后三年，凡五十四年）汉惠帝用曹参为相国。曹参师事道家大师盖公（盖音葛gě），一切遵守萧何所定法令，实行清静无为与民休息的政治。西汉前期黄老刑名之学在政治上居指导地位，秦项大乱以后，这种政治思想确是适合全社会的需要，特别是农民，更感到统治者清静无为的必要。 战国时期，到处是万户大邑。经秦朝残酷的剥削与八年战争的破坏，再加大饥荒，人相食，汉初万户大邑存留不过二三千户，人口可惊的减耗了。汉惠帝两次筑长安城，征发附近六百里内男女夫役，每次都只有十四万五、六千人。京师附近人口如此稀疏，其他地方可以推想。汉景帝时中原地区户口一般增加一倍至三、四倍，大体上恢复战国时人口。吴是南方大国，有县五十三。前一五四年，吴王刘濞反叛，征发全国六十二岁以下，十四岁以上男子，仅得二十余万人，平均一县约四千人，足见较远地区仍是荒凉景象。从人口恢复的迟缓看来，人民要求休息将是何等的迫切。 汉惠帝奖励人口增殖与土地开垦，令民女十五岁至三十岁不出嫁，分五等罚钱。又免力田人徭役终身。汉文帝是著名节俭的皇帝。他亲耕藉田，提倡农耕，兔收天下农田租税凡十二年。汉景帝即位，收民田半租。汉高帝定租率，十五税一，半租是三十税一，这确是极轻的租税。西汉在文、景两个皇帝统治下，前后三十九年，终于获致了超过战国时期的经济繁荣。 三十税一制，鼓励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战后广大荒地逐渐被开垦出来，流亡户也逐渐回到故乡来。拥有小块耕地的农民，占农民户口中的极大多数，这是西汉前期社会繁荣的真实基础。 三十税一制也鼓励了商贾、地主兼并农民的积极性。商贾地主使用操纵物价，放高利贷等方法，夺取农民的田宅，夺取农民的子女和农民本身做奴隶。随着兼并的逐渐盛行，各地方都出现豪强势力。《史记·货殖传》所说的“素封”与所谓大富霸一郡，中富霸一县，下富霸一乡一里，就是割据性的大小豪强。西汉后期直到南北朝，豪强常是影响政治的一个严重力量。西汉前期开始成为两汉定制的三十税一制应是造成豪强势力的一个主要原因。 西汉前期对匈奴和亲，避免大战争，再加田租轻微，徭役较少，农民得到五、六十年的休养生息，社会经济繁荣了。但享受繁荣之果的人，不是农民而是以皇帝为首的地主和商贾。汉景帝末年，地方官府的仓里装满了粮食，库里装满了铜钱。朝廷所藏的钱，积累到好几百万万，钱串子烂了，散钱无法计算。朝廷所藏的粮食，新旧堆积，一直堆到露天地上，让它腐烂。朝廷有六个大马苑，养马三十万匹。民间富人家家养马，骑母马出门自觉惭愧。管里门的小卒得吃好饭肥肉。吏任职久长，往往做一辈子。有些官很少调动，世代做下去，官号竟成了姓氏。如管仓的官姓了仓，管庚的官姓了庚。上层统治者自宗室、封君、公卿、大夫以至一般官吏，奢侈安乐，不受法令限制；下层统治者民间豪强，不借官位，专凭暴力，在地方上武断乡曲，兼并土地。实行清静无为政治的结果，使整个统治阶级过着极其饶富的生活。 半割据的诸王国，经五、六十年休息，统治者也很富强了。吴王刘痹采铜铸钱，与汉皇帝有同样富力。前一五四年，吴、胶西、楚、赵、济南、淄川、胶东七国国王联兵反叛，汉大将周亚夫击败七国叛军，灭诸国。此后，朝廷制定更严格的制度，皇子受封为王，只是征收租税，不管政事，王国与侯国无异。七国的灭亡，结束了四周以来合法的诸侯割据制度，加强了西汉朝廷中央集权的力量，汉朝确是统一了。经济繁荣与全国统一，使统治者改变政治方针，自与民休息的前期转入用尽民力的中期。 中期（前一四○年——汉武帝建元元年至前四九年——汉宣帝黄龙元年，凡九十二年）汉武帝凭借前期所积累的财富与汉景帝所完成的全国统一，再加上本人雄材大略的特性与在位五十四年的长久时间，对外用兵，扩张疆土，对内兴作，多所创建（主要是水利），把道家思想的无为政治，改变为以儒家学说为装饰的多欲政治。通过汉武帝，农民付出“海内虚耗，人口减半”的代价，造成军事、文化的极盛时期。西汉一朝各方面的代表人物如大经学家大政论家董仲舒，大史学家司马迁，大文学家司马相如，大军事家卫青、霍去病，大天文学家唐都、落下闳，大农学家赵过，大探险家张骞，以及民间诗人所创作经大音乐家李延年协律的乐府歌诗，集中出现在汉武帝时期。这是历史上非常灿烂的一个时期，汉武帝就是这个灿烂时期的总代表。 西汉前期，农民与地主间的阶级矛盾，一般说，还没有发展到激化的程度，地主与商贾间矛盾也是和缓的。主要原因是在于对外不用兵。汉武帝对外连年大用兵，战争使国内各种矛盾都激化起来。 受战争影响最深重的自然是农民。汉武帝为取得大量财物，对农民进行残酷的剥削。田三十亩按一百亩征收租税，口钱二十改为二十三，七岁起算改为三岁起算（汉制，民年七岁至十四岁每人每年纳口钱二十），贫民生子多杀死。农民穷困破产，富人乘机大掠夺。董仲舒说：富人拥有大片田地，穷人连放个锥尖的地方也没有。富人霸占山林川泽，独享利益，放纵淫侈，一个邑里就有皇帝，一个里里就有公侯，小民怎能不困穷。这种邑皇帝、里公侯大小豪强是朝廷助长的，但也不利于朝廷。豪强势力的过度扩大，引起了朝廷与豪强间严重的冲突。 董仲舒所说的富人，其中一部分是无市籍的地主，特别是地主中的豪强。他们尽量集中土地，役使贫民，掠夺奴隶，损害了朝廷的收入和权力。汉武帝为加强统治，分全国为十三部（州），每部派一刺史，按照六条查问郡县。第一条就是“强宗豪右，田宅逾制（超过制度），以强凌弱，以众暴寡”。看来好象是惩罚豪强，保护贫弱，实际效力却极有限。汉武帝又允许非常刚强所谓“酷吏”的郡守，杀戮某些豪强及其徒党，借以抑制豪强的过度横行。酷吏之一的宁成，革官回家，发誓说，做官不到二千石，经商不到黄金一千斤，不能算作人。他租（强占）得水田一千多顷，雇（奴役）得贫民数千家，不多几年，积钱数千万。人都怕他，说，宁愿碰见母老虎，不要碰见宁成发怒。这说明除去一些例外，酷吏就是做官的豪强，豪强就是不做官的酷吏，归根都是吃农民的母老虎。 董仲舒所说的富人，其中一部分是有市籍（商贾）的地主，特别是商贾中的豪强。商贾剥削农民，最普遍的形式是放高利贷。还有垄断农民必需品的铸钱商和盐铁商，这些大商贾积钱往往多至黄金一万斤。商贾不仅剥削农民，有时也剥削地主，如囤积贵族或官府的需用品，使贵族或官府不得不低头，满足商贾的要求。在市上是商贾，到乡间便成地主。这和放高利贷的无市籍地主，行为上并无区别，不过地主没有市籍，可以做官吏，商贾有市籍，不得做官吏，实际上他们都是地主也都是商贾。因为商贾豪强长于经营，积累财产比地主豪强更多，对朝廷的损害，也比地主豪强为大。汉武帝用没收财产的办法，沉重地打击了商贾，使中等以上商贾多数破产。商贾从农民夺得大量奴隶、田宅和钱财，一转手便成了朝廷的收入。 汉武帝自前一三三年（元光二年）至前八九年（征和四年），进行长期的对外战争，巨大军费都由农民负担。农民在朝廷与富人双重剥削下，在全国范围内，普遍进行小规模的武装反抗，但还没有发展到大规模的武装起义，主要原因之一，就是汉武帝打击了一部分地主豪强和大部分商贾豪强，这些都是农民所痛恨的，阶级矛盾因而发生一定的弛缓状态。汉武帝在临死前三年，表示对战争的忏悔，下诏说，今天的要务在于力农。封丞相田千秋为富民侯，用赵过为搜粟都尉，推行改善的农具和技术。这样，渴望休息的广大农民，开始稳定下来，汉朝统治也就转危为安。 汉昭帝复行无为政治，与民休息，流亡农民逐渐回到故乡来。汉宣帝通达黄老刑名之学，整顿吏治，考核实效，农业又呈兴盛气象。前五二年（甘露二年），匈奴呼韩邪（音耶yé）单于称臣降服，对外战争停止，西汉极盛时期达到了顶点，由此转入衰亡时期。 后期（前四八年——汉元帝初元元年至公元八年——孺子婴初始元年，凡五十六年）经汉昭帝汉宣帝三十八年的与民休息和牛犁耕作法的继续推广，农业生产恢复并提高了，同时豪强势力也恢复并提高了。汉元帝时，中央权力开始衰弱，外戚、宗室、公主、王、侯、大官僚等政治上有权力的人，盛行兼并，成为新得势的上层豪强，原来的地主豪强商贾豪强，政治上势力较弱，成为下层豪强。上下层豪强在兼并土地掠夺奴隶时，存在着矛盾，在破坏中央集权时，则是起着一致的作用。上层豪强的代表外戚王莽，用欺骗农民，打击下层豪强的方法，企图解决当时紧张已极的阶级矛盾，当然，王莽是不可能解决矛盾的。 西汉政治有三个时期的变化，与政治相适应的学术思想也有三个变化。前期行黄老刑名之学，符合与民休息的社会需要。中期独尊儒学，罢黜百家。所谓儒学，就是儒学为主、刑名学为辅的董仲舒《春秋公羊》学。《公羊》学的盛行，说明多欲政治代替了前期的无为政治。后期行纯儒学。所谓纯儒学，就是依据孔于所传在周天子统治下承认封建割据合法存在的原始儒家思想，其中以提倡宽柔温厚的《诗》学为最盛行。这正是中央集权衰弱豪强割据势力兴起的反映。汉宣帝教训汉元帝说：我们汉家的制度，一向杂用霸（刑名）王（儒）道，怎能学西周政治用纯儒学呢！乱我汉家制度的一定是你了。 纯儒学政治使上下层豪强得到兼并的便利，连汉宣帝设立的常平仓，也因儒生说是朝廷不要与民争利，被汉元帝取消了。儒生所谓民就是属于下层豪强的商贾和地主。朝廷不要与下层豪强争剥削农民的权利，就是纯儒学的政治主张。 鲍宣给汉哀帝上书说，当今农民有七种损丧：水灾旱灾，一损丧；朝廷横征暴敛，二损丧；官吏假公济私，贪得无厌，三损丧；豪强大姓，兼并不止，四损丧；徭役繁多，农桑失时，五损丧；主管乡里的人鸣起鼓来，农民不分男女，都得抛弃作业，赶到路上去搜捕盗贼，六损丧；盗贼掠夺农民财物，七损丧。单是七种损丧还好，更有七条死路：官吏任意打死人，一死路；刑罚苛刻，二死路；冤狱陷害无罪人，三死路；盗贼横行，四死路；报怨寻仇，互相杀害，五死路；饥饿无救，六死路；时疫流行，七死路。农民有七种损丧，又有七条死路，归根都是公、卿、守（郡守）、相（王国相）贪残成风的缘故。鲍宣这些话，丝毫也不能阻止上下层豪强的肆意兼并。土地高度集中与奴隶无限增加，不得解决，西汉灭亡就无可避免。怎样求得解决呢？汉哀帝用求天求鬼神的方法。汉成帝时方士甘忠可造《天官历包元太平经》十二卷，说是天帝使真人赤精子下来教给他的。大意是汉家该改元变号，重新受一次天命。汉哀帝信从甘忠可的妖术，改建平二年（前五年）为太初元年，改帝号为陈圣刘太平皇帝。恢复前代一切已废的神词凡七百余所，一年祭神三万七千次。这个方法失败了，王莽使用一部分豪强打击其他部分豪强的方法又失败了。最后农民大起义推倒了王莽的统治，才获得一些微小的改善。第二节 几个重要的制度 中国成为统一的封建国家，自秦朝开始，到西汉才巩固起来。 要巩固国家的统一，必需在构成封建国家的地主农民两大阶级间，在统治阶级内部各阶层间，求得一定限度的妥协，否则统一是不可能的。西汉取得秦朝失败的经验，创立了几个重要的制度，这些制度都有利于统一，因之汉朝的统治相对地巩固了。 “抚我则后，虐我则仇”，这是农民对统治者的态度。所谓抚，就是还能容忍的剥削；所谓虐，就是不可容忍的剥削。统治者注意这个限度，便有可能取得农民的妥协。 以皇帝为首的统治阶级，其中包括贵族、文武官吏、地主、大商贾四种人，归根只是一个地主阶级。这四种人都含有割据性，只有在皇帝和他的朝廷坚强有力的时候，他们才拥护统一，成为中央集权的支持者。如果皇帝和他的朝廷力量衰弱了，他们便为扩大自己的利益，加紧割据活动，一直到统一被破坏。作为统治阶级首领的皇帝，一方面要满足他们的要求，换取对朝廷的支持，一方面又要限制他们的过度活动，减轻对朝廷的损害。皇帝与这四种人在相互关系上，也就是在剥削农民的权利上，要规定出有效的制度来，以求得统治阶级内部的妥协，是一件困难的事，西汉朝廷到极盛时期才规定了这种制度： 一 分封诸王 汉高帝消灭完全割据的异姓王，代之以半割据的同姓王。这些同姓王国官制与汉朝廷无异，朝廷只派遣太傅、丞相两个大官，其余官吏由国王自己任用。当时国王多是幼童，国内军政用人大权，实际掌握在丞相手中。汉文帝时，国王部长大了，开始驱逐汉官，图谋叛变。汉景帝消灭七个叛国，改定王国制度，国王权力全部被削去。前一二七年，汉武帝行推恩法，允许国王分城邑给自己的子弟，从此大王国分成许多小王国和侯国。汉武帝又设刺史官，按六条考察政事，第一条考察豪强，其余五条考察郡守。六条外还有不成文的一条，就是考察国王，有罪状便奏闻。不法的国王因此受到惩罚。汉景帝以后，皇子可以封国称王，但不可能拥兵割据。这个分土不治民的制度，大有利于国家统一的巩固。 二 朝廷铸钱 战国时币制紊乱，至秦始皇时确定为黄金与铜钱两等。汉改秦制，黄金以一斤（约合今半斤）为单位（一斤也称为一金），铜钱直到汉武帝时才确定用五铣钱。在五铢钱确定以前，铜钱轻重不一，私铸钱盛行，钱法很乱。汉高帝废秦半河南陕县出土西汉五铢钱两钱，行榆荚钱，重三铢（一两二十四铢，一铢约合今二分），令民间（豪强）自铸。自前一九三年（惠帝二年）至前一一三年（汉武帝元鼎四年）间，钱法变了九次，也就是在铸钱问题上，朝廷和豪强作了九次斗争，到第九次朝廷才取得胜利。豪强役使贫民，开采铜、锡矿，用铅、铁杂入铜内，铸劣钱牟大利。《汉书·食货志》说：汉武帝时，盗铸金（伪造黄金）、钱人，罪当死者数十万；豪强率众互相斗杀，不可计数；自首免罪的人多至百余万；不敢自首的人比自首的人还要多。这个记载说明：盗铸金钱的豪强，聚数百万人对抗朝廷，是一个破坏中央集权的巨大势力。前一一三年，汉武帝销废各种铜钱，专令水衡部尉在京师铸五铣钱，通行天下。此后朝廷每年用十万人采铜铸钱，至西汉末共铸二百八十万万钱。五铣钱轻重合宜，白汉至隋七百余年，基本上行用不废。朝廷铸钱权的确立，有利于国家统一的巩固。 三 盐铁官营 冶铁、煮盐与铸钱三大利，朝廷收归官营以前，都被豪强大姓所专擅。一家豪强，奴役贫民往往多至千余人。战国以来，著名大商贾，多营盐铁业，在地方上都是第一等大豪强。秦时有铁官，也可能有盐官。秦朝集中一切权利，山东豪富被迁徙入关，原来的盐铁业当是由铁官盐官经营。汉高帝向豪强让步，三大利都允许民间私营，最大的盐铁商积财多至万金。如大盐商东郭咸阳、大铁商孔仅，家产也各有千金。汉武帝采用各种敛钱法，却不能从盐铁商取得一些财物。前一一九年，汉武帝摧用桑弘羊、东郭咸阳、孔仅三个大商贾做理财官，向商贾夺取盐铁业。这是一个艰难的斗争，汉武帝用刑罚并没收器物来禁止私铸铁器和煮盐，又招歇业盐铁商做盐铁官，换取盐铁商的合作。出铁的郡国设铁官，全国有铁官四十四处（一说，五十处）。产盐地方设盐官，全国有盐官三十二处（一说，三十六处）。从此盐铁官营成为定制，朝廷增加了巨大的收入，有利于国家统一的巩固。 汉武帝确立钱、盐、铁三业官营制度，大大削弱了豪强割据势力，虽然他们还是兼并土地，敲剥农民，向割据称雄、破坏统一的方向发展，但趋势毕竟是比较缓慢了。 四 赋税 战国末年，七国人口约二千万左右，至西汉末，平帝元始二年即公元二年，据《汉书·地理志》记载，有民户一千二百二十三万三千零六十二，人口五千九百五十九万四千九百七十八，定垦田数八百二十七万五百三十六顷。这些数字当然不一定准确，但二百余年来，户口垦田数在上升则是事实。占人口极大多数的农民需要和平，需要赋税轻徭役少。西汉除了汉武帝时用兵，农民流亡户口大耗损，其余年月，一般是比较和平的，行施三十税一制，田租是轻的，因此农民乐于开辟荒地，拥有一些自己的田宅，过着自给自足的生活，但是赋钱与徭役是重的，因此农民创造出来的财富，通过合法和非法的形式流注到统治阶级方面去。 农民在扩大全国垦田的面积，同时又在失去自己的一份田宅，甚至失去自己的身体和妻子。这个农民方面失去、统治阶级方面获得的过程是由缓到快、由少到多、由不显著到显著的。失与得的关键，在于被当作调节器的朝廷，能不能起着调节的作用。西汉后期，朝廷失去了这种作用。 朝廷规定的赋钱和徭役，主要有下列几种： 口赋——民年七岁到十四岁，不分男女，每人每年出口赋钱二十。汉武帝改为三岁起出口赋，二十钱改为二十三钱。汉元帝时改三岁起为七岁起。 算赋——民年十五岁以上，不分男女，每人每年出算赋一百二十钱，叫做一算。商贾与奴婢，每人算赋加倍。 更赋——更是力役的一种。男子二十三岁至五十六岁，都得服役。每人每年在本郡或本县服役一个月，称为更卒或卒更。每人按一定次序轮流到京师服役一年，称为正卒。雇贫民代本人服役，每月出钱二千，称为践更。每人每年戍边三日，称为徭戍，不能去的人出饯三百，称为过更。照晁错（晁音潮cháo）说，农夫五口之家至少要有两人服役。照董仲舒说，农民每年平均要服役三个月。这是何等严重的负担。 户赋——每户每年出户赋二百钱。 献费——每人每年给皇帝六十三钱，称为献费。 农民要缴纳赋钱，必需出卖自己的生产物，首先就受到商贾的剥削。汉文帝时晁错说：农夫遇到水旱灾荒或急征暴敛，只好把家里的东西半价卖出去（值一千卖五百），没有东西，只好借加倍利息的债（借一千还二千），最后只好出卖田宅妻子来还债。晁错以为这就是商人所以兼并农人，农人所以破产流亡的缘故。晁错建议：令富人（无市籍的地主）输粟入官，朝廷赏给爵位，有罪可以免罪。他说，这样一来，富人有爵，农民有钱，粟有出路。汉文帝听从晁错的话，定卖爵、除（免）罪等法令。富人剥削农民的粟米器物，不象商贾能在市上卖出去，朝廷用爵位和免罪权利来收买粟米，出路就宽广了，从此富人凭借政治势力，可以放手掠夺。商贾钱多，富人势力大，原来在剥削上处劣势的富人，现在和商贾有了同等的机会。晁错替富人分商贾兼并的利益，形式上却是替农民叫苦。 农民不论从商贾或从富人得到饯，最后总得送给官府。地主有饯，缴纳租赋本不嫌重，朝廷还要给他们多种免赋免役的特权。自汉惠帝时起，优待地主的法令，略举如下： 优待官吏——六百石（中级官）以上官，全家人免一切徭役，只有军赋（更赋）不免。 优待皇帝同姓——凡诸刘全家人免一切徭役。西汉末，诸刘凡十余万人。 优待有爵人——第九级爵五大夫以上，本人终身免役。买五大夫爵，价值粟四千石。 优待武功爵——汉武帝卖武功爵，规定用金钱，不得用粟。第七级武功爵千夫相当于五大夫，本人终身免役。 优待下级官吏——凡下级官吏，本人终身免役。 优待士人——凡士人入太学读书，本人终身免役。 朝廷要得到统治阶级中人的支持，必须让他们分享剥削的权利，同时又要防止兼并的过度迅速。朝廷堵住了铸钱、冶铁、煮盐三条兼并的捷径，兼并者只好走比较缓慢的一条长路。因为在这条路上农民进行抵抗，即使穷困到“衣牛马之衣，食犬彘之食”，还为着保存一小块耕地而坚持斗争。皇帝制定法令，帮助地主商贾向农民进攻，有时也限制或打击他们，给农民一个暂时喘息的机会。这样做，可以延缓分裂局面的到来，有利于国家统一的维持。 五 尊儒立官学 汉高帝用太牢祭孔子，承认儒学在学术上的正统地位。但西汉前朔，指导政治的学说是黄老刑名之学，其次是阴阳五行之学，儒学博士不为朝廷所重视。著名儒生如贾谊杂阴阳五行学，晁错杂刑名学，讲纯儒学的大儒只能做博士官。汉景帝的母亲窦太后好读老子书，《诗》博士辕固当面斥老子书是奴仆书，窦太后发怒说，那里来的罪徒书！儒家骂道家是奴仆，道家骂儒家是罪徒，儒道两大学派冲突，对政治统一是有害的。汉武帝完成了学术统一的巨大任务，把道、名、法、阴阳五行各家统一在儒家里面。 汉武帝采用策问（考试）的方法，凡对策公开讲黄老刑名纵横的人一概罢黜不取，独取董仲舒、公孙弘等儒生，都给好官做。董仲舒、公孙弘讲《春秋公羊》学，董仲舒是西汉今文经学中最大的儒者，公孙弘后来做丞相封侯。从此诸子百家被黜，儒学独尊，特别是《春秋公羊》学成为最通显的儒学。 西汉前期，士人的仕途大抵有三条：一条是郎官，家有中等财产（财产十万钱以上，汉景帝改为四万），自备车马服装生活费，可以到京师做郎官，等候朝廷的使用。一条是在本郡做小官吏，不限财产。一条是大官府指名征召。汉武帝采董仲舒、公孙弘的建议，京师立学校，又令郡县推举孝廉、茂才，供朝廷选用。儒学与仕途结合起来，要做官非学儒不可，士人都变成儒生了。 京师的学校（太学），五经博士当教官，有正式学生五十人，叫做博士弟子。全国各郡保荐学生到博士处受业，待遇同博士弟子一样，名额不定。两种学生都是一年考一次，考上、中两等的给官做，考下等的黜令退学。又选通经学的小官吏做地方官府的卒史，职务是用经义装饰政事。从皇帝丞相一直到地方官，都会讲经学，政治思想统一了。汉昭帝增博士弟子名额为一百人。汉宣帝增为二百人。汉元帝增为一千人。又在郡国设五经卒史，地方上开始也有学校（汉景帝时文翁已在蜀郡立地方学校）。汉成帝时大学博士弟子曾增至三千人。自从汉武帝立官学，两汉学术上只有儒家派别间的争辩，不再有儒与非儒不同学派的斗争。这是封建国家统一以后自然产生的结果。这个结果不利于学术思想的发展，但也有助于国家统一的巩固。 贵族、官僚、地主、商贾是朝廷的支持者，同时又是破坏者。分土不治民的制度确立后，贵族不能称兵割据了。铸钱、冶铁、煮盐三大利收归官营后，豪强兼并的速度延缓了。赋税制度重赋役，给地主商贾以兼并的便利，轻田租，也让农民保持一些抵抗的力量。官学制度规定中席主义的儒学作为官吏的思想标准，同时以儒学为基础，吸收其他有利于统治者的各种学说，使儒学经常适合于统治阶级的需要。西汉创立了这些重要的制度，不仅为两汉所遵守，西汉以后整个封建时代的各皇朝，也只能修改补充，不能废除另创。扩展疆域的汉武帝在创立制度上也充分表现了他的雄材大略，只有他才能压服豪强，收回三大利。第三节 农业与农民 西汉农业，大体上前期恢复，中期发达，后期因豪强无限止的兼并，农业在发达的基础上呈现衰落现象。三个时期里，数量逐渐增加的一部分农民总是在失去自己的田宅，有些转业为小工商，有些陷身为奴隶，这种情形中期已经严重，到后期更趋严重。 中期农业发达的原因，主要由于汉武帝大兴水利和推广较进步的农具与技术。 汉武帝发动巨大的民力，进行着兴修水利与对匈奴作战两大事业。水利促进农业，农业支持战争，汉武帝取得战争的胜利，是与水利上的成就相配合的。 水利工程是发展农业的一个重要基础，自传说中的大禹以下，治水常是大的政治措施，但巨大规模的治水，却自汉武帝开始。 汉武帝采用郑当时的建议，令水工徐伯测量地形，发卒数万人开漕渠，自昆明湖（陕西长安县西南）到黄河，长三百余里，节省漕运时间一半，并灌溉渠下民田万余顷。汉武帝又发卒万人开掘渠道，自微县（陕西澄城县）引洛水至商颜山下。洛水岸常崩坏，开渠不成，水工却发明了开井渠法，在地下开水渠，凿井深数十丈，井井相连，自商颜山西引水到山东，长十余里。称为龙首渠。前一一一年，采用倪宽的建议，在郑国渠旁开六条小渠，灌溉高地，称为六渠或辅渠。前一○九年，汉武帝发卒数万人塞瓠子口（河南濮阳县），亲自到河上，令随从官员自将军以下与卒同负薪。二十余年黄河大决口，终于堵塞了。这是和水斗争最大的一次胜利。自此以后，更大兴水利，奖励朔方、西河、张掖、酒泉、敦煌、北地等郡开渠溉田，如敦煌郡鱼泽障（堡）尉官崔不意，教民力田得谷，汉武帝特改鱼泽障为效谷县（甘肃安西县西）。这都是边郡，武威、张掖、酒泉、敦煌又是新郡，兴修农田水利，大有利于边防的巩固。其他如关中有灵轵（音纸zhǐ）渠、成国渠、（音违wéi）渠、白渠，溉田数千顷至万余顷；汝南、九江郡引淮水；东海滨引钜定泽水；泰山下引位水；开掘渠道，各溉田万余顷。至于各地小渠及蓄积山谷水成陂池，不可胜数。普通旱田，每亩约收一石（合今二市斗），水田约收四石（合今八市斗），汉武帝大规模治水，对中国北部广大地区的农业生产，具有重大的进步作用。 汉武帝晚年推行赵过的新田器和耕作技术，农业开始发生大变革。 赵过创代田法，又创制新田器，耕耘下种都有巧便处。所谓新田器就是耦犁和耧车。有了这些新田器，实行代田法，便用力少而得谷多。代田比缦田显然是一个大进步。 代田——用耒臿（音又chā）发土后，即在土上散播谷种，不分行列，称为缦田。缦田是原始的耕作法，地力用尽，必需休息（上田一年，中田二年，下田三年，称为莱田），或杂种五谷（黍稷麻麦豆），调剂地力。这种耕作法，障碍着农业生产的发展。赵过代田法，突破了这种障碍。代田法是一亩（直测，横一步，纵二百四十步；方测，横十五步，纵十六步）中每步分三畎，每畎宽一尺深一尺。一步宽六尺，三畎每年换位一次，能常保地力。畎中发出的土置畎旁，称为垅。谷种播畎中，苗逐渐长大，耨草时拨垅土培苗根，到盛暑垅畎都平，根深不畏风旱。 耦犁——自春秋时期起，可信已有牛耕，但极少使用。赵过改善旧法，创制耦犁，推广牛耕。法用二牛挽二犁，二人各扶一犁，一人牵引二牛，共二牛三人。 耧车——耧车是下种器，一人一牛，挽耧下种。 人力犁——用赵过的田器和代田法，比缦田每亩一年多收一石或二石。一般农民无力养牛，有人教赵过作人力犁。人力多一天能耕三十亩，人力少也能耕十三亩（一亩约合今半亩）。 汉武帝提倡新田器和新耕作法，令大农官选取有技巧的手工业奴隶制造新田器，又令全国郡守派遣所属县令、三老、力田（地方小农官）、乡里老农，到京师学习新田器使用法及耕种养苗法。提倡的结果，边城戍卒及河东、弘农、关中诸地豪富家实行代田法，其他地区仍用耒、臿等田器。赵过以前，《淮南子》说，农夫一人用耒耕种，不能过十亩，一岁收谷，不能过四十石。赵过以后，汉昭帝时桓宽《盐铁论》说，内地郡县人口稠密，缺少牛马，用耒耕田，百姓贫苦而衣食不足。这说明推行代田法，主要在关中等地区，能行代田法的又不是贫苦农民而是地方豪富。但赵过创新法的功绩无疑是重大的，因为农业开始走上新的阶段，旧耕作法势必逐渐被舍弃。 西汉三十税一制，便利了豪强兼并。汉武帝兴修水利，提倡新田器和代田法，更增强了豪强兼并的力量，加速了农民阶级的分化。到西汉后期，土地高度集中与奴隶大量被使用，造成豪强在政治上不可抑制的势力。 农民要逃免破产的灾难，只能在耕作技术上求生存。汉成帝时，氾胜之总结农业经验，作《农书》十八篇，对节候、辨土、施肥、选种、下种、御旱等农事，各有叙述（北魏贾思勰《齐民要术》引汜胜之书）。特别是区种法，为汜胜之书的新创。区种法分上农区、中农区、下农区三种。上农区是发土方、深各六寸为一区，每区相隔九寸，一亩得三千七百区。壮男长女一天可作一千区。每区下好粪一升，粟种二十粒，一亩用粟种二升。 中农区发土方七寸，深六寸，每区相隔二尺。下农区发土方九寸，深六寸，每区相隔三尺。用区种法的田称为区田。区田法可用在山陵、坡阪、城上、宅旁零星小块土地和浇薄、未垦的土地上，农具、粟种、肥料也比较省便，遇旱灾可挑水灌溉，费力虽多，收获却颇可靠。一家有田十亩，便不愁饿死了。区种法适合于最穷苦的小农经营，对豪强兼并多少起些延缓破产的作用。 汉成帝时己有温室，种冬生葱韭菜蔬，这当然也是农民的一种创造。 农民在开辟耕地，在改进耕作法，在增加农业生产，西汉末年，垦田多至八百万顷，这是农民勤苦劳动的成就。西汉社会繁荣的基础，主要是农民造成的。 晁错叙述汉文帝时农民的生活状况说：农夫一家平均五口人，其中应服徭役的壮男至少有二人，一年里有几个月不能在自己田地上劳动。一家人合力种田不能超过一百亩，收获不能超过一百石。春耕、夏耘、秋获、冬藏、采伐薪柴、给官府服徭役，一年到头，不得一天休息；另外还要有些耗费，如送往迎来、吊死丧、问疾病、养育孤儿幼童，实在是勤苦已极。一遇到水旱灾荒，急征暴赋，那就只好贱卖农产品和借贷钱物，忍受商贾的盘剥，最后只好出卖田宅子孙来还债。晁错所说，正是当时农民一般的普遍的生活状况。他们过着这样勤苦的生活，在继续增长的剥削下，一部分农民失去田宅，破产逃亡。《盐铁论》叙述农民破产逃亡的过程说：贫苦农民不堪赋税徭役的压迫，大抵逃到豪强家里供役使。官吏不敢得罪豪强，赋税徭役加到还没有逃亡的中小人家，小家被迫逃亡，中家变成小家，最后也只好逃亡。逃亡者多数变成下列各种身分的人。 佃农——董仲舒说，贫民耕豪富家田，按收获量缴纳一半作田租（“见税什五”）。 雇农——贫民受雇耕主人的田地，称为佣耕或田客。客与奴地位极相近，《史记》、《汉书》多是奴客并称。东汉崔寔《政论》说，如果没有奴，可以用客，客庸（雇价）每月一千钱，西汉客庸可能也是一千钱。 田僮——是耕田的奴隶。汉武帝曾没收商人的大量田地与田僮，足见一般地主（包括商人）都愿意使用奴隶。佃农要分谷物一半，田客要月钱一千，两汉奴价普通是一万五千钱，耕作技术最高的奴隶，买价不过二万饯，用奴比用客便宜得太多。因此凡是地主都希望农民破产变奴隶。不过这种愿望与地主首领的皇帝（尽管皇帝本身兼做大奴隶主）在赋税徭役的收入上有利害的冲突。皇帝从农民可以取得各种收入，从私家奴隶却仅取得加倍的口算。私家奴隶愈多，皇帝损失愈大，因此政论家和政治家有限田限奴隶的议论和措施。西汉地主确实使用巨大数量的奴隶，但这并不能改变下列一个事实，即奴隶只是破产农民中的一部分，构成西汉社会的主要阶级，不是奴隶而是与地主对立的，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小私有生产者——勤苦农民。 破产农民的另一部分，即是所谓“背本趋末”“离乡轻（弃）家”的小工商和佣工。汉景帝时丞相周亚夫的儿子买葬具，雇了佣工搬运回家，却不给工钱，被佣工告发。佣工出卖劳力，比小工商更是一无所有。第四节 工商业与工商 西汉工商业是在战国时期山东诸国开始发展的工商业和西汉长期统一与农业进步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西汉有较大规模的官营和私营的手工业，也有遍布在全国城市农村中的小手工业和家庭手工业。这些大小手工业的产品，一部分供生产者自己消费，一部分成为商品，经过官营商业的均输和大小商贾的转运，全国出现了比战国时期更多的大城市，国外贸易也有显著的进步。工商业与农业构成西汉社会繁荣的基础，自然，两者比较，农业是主要的。 较大规模的手工业分官营私营两种。官营又分营利与自用两类。私营全是营利。官营规模远比私营为大。 官营手工业 一 营利类 煮盐业——汉武帝从豪强手中收回煮盐业，全国设立盐官。盐官多设在滨海地区。内地如河东郡安邑县出产池盐，蜀郡临邓县出产井盐，巨鹿郡堂阳县出产碱制盐，也各设盐官。盐官雇贫民，发给煮盐盆，按盆数给工价，称为牢盆。煮盐贫民从豪强奴役下转而受盐官雇佣，生活可能好一些，但官盐价比私盐贵（私盐与粟米同价），许多贫民买不起盐，只好淡食。 冶铁业——汉武帝收回冶铁业，在全国重要产铁地设铁官，冶铸农器与兵刃。不出铁的郡设小铁官，销毁旧铁改铸新器物。北京清河镇附近曾发现汉铁官遗址，其中出上的铁器有锄、铲等农具，刀、剑、戟等兵器，也有镜、剪等日常用具。这种制铁处当是铁官所设，散布在适当地方，以便出卖产品，省运输的劳费。冶铁设备有炉（熔铁炉）、橐（音陀tuó风箱，称为排橐，用人力。东汉杜诗改用水力鼓动排橐，称为水排）、橐（音朵duǒ吹火筒）、坊（土型范）。在铁官里劳动的人有徒，有卒，有工匠。徒是被罚作苦工的罪人（韩信谋反，诈赦各官府徒、奴使当兵，可见徒与奴不同），卒是定期服徭役的民人，工匠中一部分是有技术的奴隶，指导徒卒制造器物。徒卒被役使象奴隶一样，工作效率自然不能符合铁官所定的规程。铁官要补足产量，无限止地征发徭役来助工，只求做出铁器来，不顾铁器是否合用。铁官又要增加收入，强迫农民出高价购买不中用的铁器，有些贫民只好用木器耕田，用手拔草，感到很大的不便。 《盐铁论》说铁官鼓铸铁器，大抵按照规定的式样，多制大器，不合民用。所谓多制大器，就是多造铁犁，少造耒臿。这将迫使农民放弃耒臿，改用铁犁，虽然贫苦农民大感不便，或因而沦为奴客，但铁犁却逐渐消灭落后的耒臿。战国时期，楚韩等国的“巧冶”应用炼钢（刚铁）术制造某些兵器，但直到汉文帝时，兵器主要仍是铜制。汉武帝设铁官后，推广炼钢术，全国铁官都能炼钢造兵器，其中蜀郡铁官所制蜀刀最著名。近年辉县和长沙发掘西汉墓葬，证明自汉武帝时起，长铁剑及铁刀代替了铜兵器。炼钢成为普通的技术，正是官营冶铁的效果。 铸钱业——汉武帝废各种杂钱，专铸五铣钱，统一全国货币。朝廷铸钱，使用大量卒、徒、奴，因此能获利。豪强非有极好技术，不能私铸。 二 自用类 朝廷拥有不少手工业，制成品专供皇室及军事使用。管理这种手工业的官府，最重要的是管理皇帝私人财产的少府。少府属官有考工，掌制造弓、弩、刀、甲等兵器。制成后刀甲等兵器藏在武库（属京师守卫官执金吾），弩是精巧的兵器，藏在少府另一属官若卢。若卢长官兼管特种狱（诏狱），有权检查武库和审判犯罪的将相大臣。弩藏在若卢，说明弩比钢刀更重要。少府属官又有尚方，掌制造御用刀剑及上等器物。又有东园匠，掌制造皇帝坟墓内殉葬器物。其他如东织室、西织室、左司空、右司空等都属少府。凡少府各官所用人工，主要是徒和奴。少府以外，皇帝又在著名手工业地区设工官。齐国自春秋以来，织工技巧最著名，丝织麻织品通行各国间，号称“冠带衣履天下”。汉皇室在齐郡临淄设服官三所，称为三服官。起初丝织物每年不过十箱。汉元帝时，三服官扩充到各有织工数千人，每年费钱数万万，专制冰纨（音丸wán）、方空毅（音胡hú）、吹絮纶等精细丝织物。蜀郡、广汉郡金银工漆工最著名，汉皇室在蜀、广汉设工官制造漆器、金银釦（音扣kòu镶嵌）器。漆器多是饮食用器。《盐铁论》说，文杯（漆器）一具比铜杯贵十倍。又说，制成一个文杯，要经百人手，制成一张屏风，要费万人功，意思是说分工极精细，当然每年费钱一定也不少。少府考工、东西织室每年各费钱五千万，远不及齐三服官，这是因为少府各官主要用徒、奴，三服官主要用民间技术工匠和女工。又陈留郡襄邑县（河南睢县）出好刺绣，汉皇室在襄邑设服官，专造衮龙文绣等礼服。临淄、襄邑两地织工，都在钻研技术，企图发明织花机，代替手工刺绣。前七年（汉成帝绥和二年），诏书说“齐三服官，织绮绣难成”，是临淄织工在试制织花机。公元五九年，东汉明帝率公卿大臣祭天地，各着五色新衣裳。皇帝的衣裳刺绣，公卿大臣的衣裳织成，都是襄邑服官的贡物。襄邑织工发明织花机，不知在何年，至少东汉初这种织物已为公卿大臣所服用；虽然织物精美比手工刺绣还差些，这个发明却极可宝贵。《西京杂记》说，织花机的发明者是陈宝光家，陈宝光妻传授织法。《西京杂记》是伪书，所说不知是否有据。 少府所属各官的制成品，如果不是皇帝赏给臣下，臣下不得私自使用。皇室独占大手工业，一切器物，都自制自用。民间出大量资财，却不能取得制造器物的利益，皇室手工业实际是民间手工业发展道路上的障碍物。 朝廷别一大工官——将作少府（后改名将作大匠），专管土木建筑工程。秦筑长城，造阿房宫及骊山大墓，建筑技术已达高峰。汉高帝时，秦军匠阳城延为将作少府，在首都长安造著名壮丽的长乐官、未央宫（未央宫周围二十八里）。前二一五年，秦始皇毁天下城郭，前二○一年，汉高帝恢复城郭，所有县邑都筑起城来。阳城延掌管大规模土木建筑，是一个特出的建筑工程师。 官营手工业至汉宣帝时，工匠制造器械，技巧方面有高度的发展。汉元帝、汉成帝时，手工业很少能追上这个标准。 私营手工业 汉武帝官营煮盐、冶铁、铸钱三业以前，民间豪强分享三业的大利，其中冶铁商获利最大。蜀郡汶山下出产大芋，临邛卓王孙家利用廉价食物，招贫民开铁矿，冶铸铁器，在滇蜀两地交易成巨富。卓家有僮（奴隶）一千人（《汉书》作八百人）。卓王孙曾分僮一百人饯一百万给女婿司马相如，司马相如买田宅也成为富人。西汉至南北朝，工商业和农业，特别是工商业，不论官营或私营，奴隶劳动常以相当大的数量被使用，虽然不应举卓王孙等人为例证，指西汉社会是奴隶制度社会，但西汉至南北朝，确因奴隶制度残余的存在，严重地障碍了生产力的发展。这和隋唐两宋奴隶制度残余更进一步的削弱，因而生产力又得前进一步相比较，显然具有不同的特征。在这个特征上，划分了中期封建社会的前后两个时期。 临邛别一巨富程郑，家里有僮数百人，鼓铸铁器，与滇蜀“椎髻之民”（所谓“西南夷”）交易，财产和卓家相似。卓程两家原先都是山东冶铁商，秦始皇时迁徙到蜀郡，带来了先进的冶铁技术，从此蜀郡成为冶铁炼钢最著名的地区。同时“西南夷”获得较好的铁制工具，也有可能提高自己的生产力。“西南夷”生活穷苦，自秦灭巴蜀时起，向来被卖为奴隶，奴隶主卓、程两家的大量家僮，主要来源就是被卖的“西南夷”人。 宛（河南南阳县）孔氏、曹（山东菏泽县）邴氏都是大冶铁商，邴氏财产值钱一万万。 以冶铁为首的三大业，自汉武帝收归官营以后，私营全部衰落。剩下的民间手工业，一般是规模较小的“作”和称谓“女红”（工）的家庭手工业。《汉书·货殖传》说：通邑大都，一家商人每年卖酒一千瓮，卖醋、酱一千缸，或有船一千丈（船用丈计数），有轺车（马车）一百乘，有牛车一千辆，有漆器一千件，有铜器一千钧（一钧三十斤），有帛、絮、细布一千钧，有染色帛一千匹，有白厚布、皮革一千石（一石一百二十斤），有狐貂皮一千张，有羔羊皮一千石，都算是大富商。制造这些商品的人，当然是很大数量的男女手工业者。当时有这样的谚语：“从贫求富，农不如工，工不如商”。农与工所生产的物品，通过商变成商品，商依附农工取大利。西汉商业比战国有更多的发展，这也就是农业与手工业比战国有更多的发展。 民间手工业特别兴盛的地区，朝廷特设工官。据《汉书·地理志》所载，下列八郡有工官。（一）河内郡怀县（河南武陟县西南）；（二）河南郡荥阳县（河南荥阳县）；（三）颖川郡阳翟县（河南禹县）；（四）南阳郡宛县；（五）济南郡东平陵县（山东历城县东）；（六）泰山郡奉高县（山东泰安县东北）；（七）广汉郡雒县（四川广汉县）；（八）蜀郡成都县（四川成都市）。这些工官与产木地设木官，产橘地设橘官同为收税官，不同于专制宫廷用品的服官和工官。全国民间手工业发达地区，当然不只是上列八郡，但八郡特设收税官，足见生产品不仅供本地消费，主要还是运销他地。 官营商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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