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说宋朝-16

十一月，伯颜进围常州，却碰上了硬钉子。知州姚訔、通判陈炤与都统王安节率领军民殊死守城。伯颜役使城外居民在城墙下运土筑垒，土运到后，连人一起筑入垒中；他还指使士兵杀人煎膏取油作炮。　　垒与城平，常州坚守两月终被攻破，姚訔战死，陈炤与王安节各自收拾残兵奋力巷战。有人劝陈炤说东北门还未封锁，他说：“去此一步，非我死所！”终因寡不敌众而战死。王安节挥舞双刀血战，因臂伤而被俘，问其姓名，大呼道：“我是王坚之子王安节！”不降被杀。　　攻下常州，伯颜恼羞成怒，他毕竟还比不得曹彬，下令将城内成年男子全部杀尽。偌大常州城，只有七人伏于桥下才得幸免。　　自鲁港溃败后，南宋朝廷也像炸开了锅。右相章鉴离朝出逃，在宰执中最早临变遁迹。三月，章鉴被召回罢职，但签书枢密院事文及翁与同签书枢密院事倪普竟示意台谏弹劾自己，弹章还没送上，他俩就出城而去。　　殿前都指挥使韩震拿出贾似道从前线发来的蜡书，请求迁都庆元府。当时，陈宜中以首席执政主持朝政，为表示自己不党贾似道，他以“阴怀异志”的罪名伏兵将其诱杀。韩震部属百余人愤而兵变，将火箭射入大内，也终被平定。　　谢太后任命王爚与陈宜中分别为左、右相兼枢密使。陈宜中反对王爚严惩弃地逃遁的文官武将的主张，他原是宝祐六君子的领头人物，后来转投贾似道的门下，见其大势已去，便上书请诛似道。四月，王爚升任平章军国重事，陈宜中与刘梦炎分任左、右相兼枢密使。　　王爚提议宰相应该行边，协调出师抗元之事，陈宜中畏惧推托。临安府学学生受王爚之子的影响，伏阙上书论陈宜中误国甚于贾似道。陈宜中赌气离位，谢太后将王爚也罢为宫观官。十月，陈宜中再次出任右相。　　十一月，左相刘梦炎也不辞而别，被谢太后遣使召回。其后，先后逃遁的执政还有同签书枢密院事黄镛、参知政事陈文龙与常楙。至于在这大半年里争相避难出走的一般朝臣更是不可胜数，以致谢太后不得不出榜朝堂说：“我朝三百余年，待士大夫以礼。吾与嗣君遭家多难，尔大小臣未有出一言以救国者，吾何负于汝哉！今内而庶僚畔官离次，外而守令委印弃城。耳目之司既不能为吾纠击，二三执政又不能倡率群工，方且表里合谋，接踵宵遁。平日读圣贤书，自负为何，乃于此时作此举措！或偷生田里，何面目对人言语？他日死亦何以见先帝？”但逃遁之风未曾稍息。一边是贪生逃命，一边是喋血抗战，对待国难的态度，就是如此泾渭分明。　　南宋乞和的努力毫无结果。岁末，宗正少卿陆秀夫出使元军大营乞和，条件降低到纳币称侄，甚至称侄孙也可，伯颜仍不允许。德祐二年（1276年）正月，谢太后表示：只要保存社稷，称臣也不计较，双方约定在长安镇缔和。届时，陈宜中失约未往，伯颜大军进第皋亭山（今浙江杭州东北郊），游骑已至临安府北门。　　因知临安府文天祥的建议，封赵昰为益王，出判福州，封赵昺为广王，出判泉州，由陆秀夫等护送南逃温州。文天祥还与张世杰建议派兵护卫三宫入海，自己愿意背城一战。陈宜中竭力反对，让谢太后派人向元军送上降表与传国玺。听到伯颜让他出议投降细节，陈宜中连夜出逃温州。　　谢太后命吴坚与文天祥分任左、右相兼枢密使。文天祥随即奉命与吴坚等出使去与伯颜议和，他慷慨陈词，要求伯颜退兵平江（今江苏苏州）或嘉兴，再议岁币与犒师钱帛，否则兵连祸结，事未可知。伯颜放回吴坚，扣留了文天祥，然后胁迫谢太后下手诏给天下州郡，放弃抵抗，投降元朝。　　伯颜为顺利占领临安，下令元朝大军屯驻城郊，只派小部分元军入城守卫大内皇宫。三月，元军统帅伯颜入临安，部署北归事宜，元军满载着接管过来的南宋户口版籍、册宝仪仗、车辂辇乘、礼乐祭器和图书珍玩等，押解着宋恭帝及其母亲全太后与两宫后妃、外戚、宗室、大臣、学生等数千人北上元大都（今北京）。　　太皇太后谢氏因病暂留临安，八月也抱病北迁大都，七年后病死。元世祖降封宋恭帝为瀛国公，至元十九年（1282年）将其与南宋宗室迁至上都（今内蒙古正蓝旗），以免南方抗元力量利用他做文章。他长大后出家为僧，元英宗至治三年（1323年）在吐蕃被赐死，距南宋灭亡也将尽半个世纪了。　　历史似乎重演了靖康之难那一幕。南宋作为一个全国性政权至此已经灭亡，其后还存在三年之久的益、广二王政权，不过是一个流亡小朝廷。　　　　细说宋朝92：再说钓鱼城　　在伯颜下临安前后，南宋军民在全国各地的抗元斗争风起云涌，慷慨激烈，以不屈不挠、艰苦卓绝的气概，写下了保家卫国的悲壮一页。其中，扬州保卫战与钓鱼城保卫战可谓东西辉映，彪炳史册。　　襄樊失守后，李庭芝为淮东制置使驻守扬州。姜才是淮西骁将，丁家洲之战中曾任孙虎臣的先锋，溃败后收兵入扬州。德祐元年（1275年）十月，元将阿术奉伯颜之命进攻扬州，筑起长围准备将其困死。其时，周边城市相继沦陷，扬州成为腹背受敌的孤城。　　阿术断绝了扬州的粮道，入冬，城内粮尽，死者满道。李庭芝检括民间藏粮供给军队，民间粮尽，令官员出粮，官员粮尽，令将校出粮，掺杂牛皮麦秆作为士兵口粮。次年二月，饥荒更严重，因饥饿投水自杀者日以百计，道有死者，饥饿之人转眼将其割啖立尽。尽管如此，扬州军民仍殊死抵抗。　　临安失陷，谢太后向全国州郡发布归降手诏，派人持诏到城下劝降。李庭芝登城说：“我只知奉诏守城，没听说以诏谕降的！”姜才发弩射退来使。三月，得知元军押解恭帝一行北迁将途经扬州，庭芝与姜才率兵四万夜袭瓜洲，试图夺回恭帝，激战三个时辰，仍未成功，只得退回城中。元军再次拿来太皇太后手诏谕降，手诏称：“今吾与嗣君既已臣伏，卿尚为谁守城？”李庭芝不答，射杀使者。阿术命元使持元世祖诏书再往招降，姜才说：“我宁死也不做投降将军！”庭芝斩杀来使，焚其诏于城墙之上，以示不降的决心。　　五月，城中将士粮尽，士兵甚至烹子而食者，但仍日出苦战。姜才杀出重围，前往高邮等地筹粮，归至马家渡，与率部前来拦截的元将史弼发生激战，重创史弼。围城日久，庭芝也曾一度动摇，姜才凛然劝道：“相公不过忍片时痛而已！”庭芝与左右将士深感震动。七月，在阿术建议下，元世祖再次下诏，只要献城归降，就赦免其焚诏杀使之罪，庭芝依旧坚拒。　　这时，福州益王政权任命李庭芝为左相，遣使来召。李庭芝命副使朱焕留守，自己与姜才率兵七千北上泰州（今属江苏），准备从那里泛海南下。不料庭芝一走，朱焕立即投降。阿术将他们围追在泰州，还押着庭芝妻儿到城下招降。姜才恰因疽发肋下不能作战，泰州守将孙贵等开城降元。李庭芝投池自杀，水浅不死，与姜才一起被俘，押至扬州。　　阿术责李庭芝不降，姜才愤骂不已，大呼：“不降者，是我！”阿术倒钦敬他俩的才勇，不忍下手，朱焕挑唆道：“扬州积骸满野，皆他们所为，不杀何待！”阿术这才将李庭芝处死，将姜才剐杀。姜才临刑，对一旁的降将夏贵说：“你看着我不感到惭愧死吗？”听到他俩被害，扬州市民无不流泪。扬州保卫战历时十个月，江淮州郡至此全部陷落。杨州军民宁愿饿死也血战到底，其情其景，可歌可泣，也不禁令人联想到，清初那慷慨悲壮的扬州十日是传统有自的。　　再说蒙哥汗死在钓鱼城下的次年，王坚即被召回临安，后因受贾似道猜忌，景定五年（1264年），郁郁死在知和州任上。此前一年，号称“四川虓将”的张珏接任兴元府都统兼知合州。他原是王坚部将，十八岁就从军钓鱼山，善于用兵，出奇设伏，算无遗策。　　史称张珏接任钓鱼城主帅后，“士卒必练，器械必精，御部曲有法，虽奴隶有功必赏之，有过，虽至亲必罚不贷，故人人用命”。他继续推进耕战结合的防御体系，派兵护耕，教民垦田储粮，不过一二年，就丰衣足食，使钓鱼城在军事与经济上都能立于不败之地。　　其后，蒙古虽将战略重点东移，但双方在四川的交手从未中断过。而钓鱼城的屹立存在，使元军在川东丧失了战略主动权。钓鱼城始终是川蜀战场的中流砥柱，张珏是后期钓鱼城抗元斗争中的杰出将领。　　德祐元年（1275年）五月，南宋政府任命张珏为四川制置副使兼知重庆府，不久，急召他出川保卫临安。但因东下的水陆路均被元军控制，四川抗战也进入最后阶段，驰援临安也绝无可能。次年，临安失陷，张珏趁着援军在四川兵力相对薄弱的机会，继续主动出击。　　正月，张珏派赵安袭击青居城，俘虏元军安抚刘才等。四月，他派张万率精兵驰援重庆，合力攻克附近的凤顶寨。六月，张珏派部将王立出兵收复泸州，捕杀叛将梅应春与元将熊耳，俘虏熊耳夫人。听说益王在福州即位，他便在钓鱼城内辟建皇城，派出百余人前往访寻，准备接来长期抗元。　　十二月，张珏因涪州降元、重庆告急，便命部将王立坚守钓鱼城，自己率军攻入重庆，莅任制帅之职，旋派张万击败涪州降将阳立，收复了涪州。景炎二年（1277年）正月，张珏再派张万联合忠、万二州守军连破元军十八砦，解大宁监之围。　　元将不花率军数万包围重庆，采取围而不攻的战术，同时陆续攻占其周边州郡，使重庆成为孤城。次年，城中粮尽，张珏出战，遭到堵击，被迫退回城中。其将赵安以为难再坚守，劝其出降，张珏不从，赵安便开城降元。　　张珏率兵巷战，独力不支，回家准备饮鸩自杀。家人藏起毒药，劝其逃跑，遂携妻儿登舟东下涪州。途中，他自愧临阵脱逃，打算劈船自沉，被船工夺走利斧，掷入江中。　　船到涪州，他被元军俘虏，押往安西（今陕西西安），软禁庵中。至元十七年（1280年），他听说钓鱼城已在去年降元，大受刺激。友人也劝他：“你尽忠一世，报效朝廷，事到如今，纵然不死，如何做人？”他解下弓弦自缢全节。　　大约景炎元年（1276年）岁末，王立由张珏任命为钓鱼城主帅。接手以后，他加强守备，还攻取了果州的青居城（今四川南充南），收复了遂州（今四川遂宁），进攻铁炉城堡。次年，元军决意要拔掉这颗钉子，一边大举围城，一边遣使招降，王立坚拒死守。也是老天不佑，连着两年秋旱，城内开始断粮，据地方志记载，也出现了“易子而食”的惨象。流亡小朝廷已有三年不通音讯，却传来了张珏被俘、重庆失守的消息。　　钓鱼城内绝粮草，外无友军，围成的元军却日益增多，王立深知已难久守。城内军民知道大难逼近，却依旧同仇敌忾，死无怨言。王立记得蒙哥汗死前扔下那句话“若克此城，当尽屠之”，对部下说：“我们当以死报国，这十几万生灵怎么办？”（《万历合州志》原作“百万生灵”，显然夸大，《民国合州县志》改为“数十万生灵”，还是夸大，笔者到过钓鱼城，住上十几万军民相差不远。）众人不知所以。　　王立收复泸州时曾获熊耳夫人，因其自称姓王，就认为义妹，实为宠室，让他服侍自己的老母。见王立担忧城破以后元军杀戮百姓，熊耳夫人便说明自己真实身份，鼓动他为一城生灵着想。原来她姓宗，与元西川行枢密院枢密副使兼安西王相李德辉是异父同母兄妹，愿意说服哥哥上奏元世祖，保证降元以后不再屠城。在熊耳夫人与李德辉的斡旋下，祥兴三年（1279年）正月，王立出降。川蜀最后一个抗元堡垒终于陷落，而元军也确实没有屠城。　　对于王立献降的功过是非，各有各说法，贬之者以为是民族叛徒、历史罪人，褒之者以为是保全生灵、顺应大势。如果说，民族气节是应该坚持的，而元朝统一也是大势所趋，在类似人物的评价上，似乎总会碰到这样的悖论。　　暂且绕开这个悖论，还是说钓鱼城。从嘉熙四年（1240年）四川制置副使彭大雅始筑钓鱼山寨，到王立献城降元，前后整整四十年，它始终发挥着抗元堡垒的重大作用。如果说，其前期曾以击毙蒙哥汗而彪炳史册，则其后期则以巴蜀孤城支撑着抗元危局，从而激励振奋起全国的民心，以致后人给以“独钓中原”的高度评价。钓鱼城降元的次月，南宋流亡小朝廷也在崖山之战中彻底覆灭。这先后衔接两个事件，标志着挽救宋朝的所有努力打上了最后的休止符。　　　　细说宋朝93：崖山之战　　德祐二年（1276年）正月，益王赵昰与广王赵昺在专人护卫下，历尽艰险经由婺州亡命温州。礼部侍郎陆秀夫听说二王出朝，也追随而去，终于在到温州前追上了二王。闰三月，陆秀夫与此前私自逃到温州的前宰相陈宜中接上了头。他们得知张世杰因不满朝廷不战而降，率部东至定海，便与他联系，张世杰立即航海南下会合。三人决定建立都元帅府，以益王为天下兵马都元帅，广王为副元帅。恰巧朝廷所派两名宦官带着八名士兵来温州召二王回朝降元，陈宜中他们将来者悉数沉入江中，随即将元帅府迁往福州。　　五月一日，陈宜中等拥立益王为帝，此即宋端宗；改元景炎，尊杨淑妃为太后，临朝同听政。封赵昺为卫王。以陈宜中为左相兼都督，右相虚位以待李庭芝，张世杰为枢密副使，陆秀夫为签书枢密院事。流亡小朝廷建立的消息，给正在艰苦抗元的爱国将士以极大鼓舞。文天祥甚至以为，陈宜中与张世杰“方以李、郭之事为己任”，实在期望过高，他们怎能与李光弼与郭子仪相比。　　陈宜中虽不敢明言投降，但心思根本不在抗元上，与陆秀夫略有政见不合，就指使言官弹劾。张世杰目光欠远大，一味主张南逃，只把福建与广东作为小朝廷的落脚地，他部署的收复江西、浙南失地以屏卫闽广的计划不久就成为泡影。但他是主兵的实力派，陈宜中不过表面上出头，大政都专制于他。　　文天祥到达行朝，任枢密使与同都督诸路军马，主张积极北上，开府永嘉（今浙江温州）。而张世杰则坚持开府广州，为小朝廷南逃作准备。不久因广州降元，张世杰这才让文天祥开府南剑州（今福建南平），见其一呼百应，唯恐影响在己之上，就借端宗之命，命他将督府远移到汀州（今福建长汀），还百般阻挠他入朝，心胸实在不够大。　　陆路元军挥师从浙入闽，水师也从海上向南进逼。十一月中旬，端宗小朝廷只得再次登舟南逃，刚出海口，就与元军水师相遇，但当时弥天大雾帮助行朝船队躲过了一劫。船队南下泉州，这里是阿拉伯商人蒲寿庚的势力范围。史称蒲寿庚提举泉州市舶，“擅蕃舶利者三十年”。　　这时，蒲寿庚正在宋、元之间见风使舵。他实际上不愿为行朝提供海舶，表面上出城迎接，请行朝“驻跸”泉州。张世杰不同意，因为这有悖他南下远遁的既定方针。等蒲寿庚回到城内以后，张世杰因船只缺乏，强征了泉州港里蒲氏的船只，籍没其财产。蒲寿庚一怒之下，纠集地方势力，以武力将端宗船队逐出泉州港，次月就以城降元。　　端宗的海上行朝从泉州经潮州到达惠州，仍感到不安全，在景炎二年四月到达官富场（今香港九龙南），决定在这里立足，开始营建行宫。因元军追逼而来，十一月，行朝转移秀山（今广东东莞虎门）。但元军随即再下广州，离秀山近在咫尺，行朝只得再度入海，在香山岛（今广东中山）水面遭到元军水师袭击。张世杰部被俘将士颇多，陈宜中率领的数千人与八百艘战舰遇飓风溺死，宜中仅以身免。　　陈宜中对这种流亡抗元已彻底灰心丧气，提议行朝移到占城（今越南中南部）去，并借口欲作准备就逃之夭夭。国难当头，他已是第二次逃脱了，这是这位“宝祐六君子”领袖留在历史上的最后表现。　　十二月，张世杰保护行朝船队到井澳（今广东中山南海中），遇上了飓风，船只倾覆，将士溺死，损失达十之四五，端宗也因惊悸而成疾。次年开春，小朝廷走投无路，大臣们也决定前往占城，但最后没有成功，只得暂在碙洲（今雷州半岛东硇洲岛）驻泊。　　四月，端宗病死，群臣都打算散伙，陆秀夫拿出他代拟的《景炎皇帝遗诏》，宣布遗诏命卫王赵昺继承帝位，他正色道：“古人有以一旅成就中兴大业的，如今百官具备，士卒数万，难道不能立国吗？”众人感奋，立赵昺为帝，是为帝昺，改元祥兴。杨太后继续垂帘听政，张世杰任枢密使，陆秀夫任左相，他还每天亲自书写《大学章句》，为年仅八岁的帝昺讲课。　　雷州（治今广东海康）的辖区大体相当于今天的雷州半岛，是碙洲的陆上屏障，对行朝的安全至关重要。五六月间，张世杰遣将与元军展开了雷州争夺战，但最终失败。行朝不得不转移到珠江口海中的崖山（今广东新会南海中），这也是张世杰的决定。　　崖山与其西的汤瓶山对峙如门，阔仅里许，故称崖门，门内形成天然避风港，在他看来，进可乘潮而战，退可据险而守，完全可以建设成一个根据地。于是，一上崖山，他就命兵士造行宫三十间，建军屋三千间，作长期据守的打算。　　元军下定斩草除根的决心，对南宋小朝廷紧追不舍。祥兴二年（1279年）正月，元朝蒙古汉军都元帅张弘范从潮阳（今属广东）由海路到达崖山，包围了张世杰的部队。几天后，副帅、江西行省参知政事李恒也从广州率战舰一百二十艘入海前来会合。　　张弘范包围张世杰的次日，恰是元宵，在双方战舰云集的海面上，当地居民依旧举行了每年一度的海上元夕竞渡，喧阗的鼓乐，与密布的战云形成强烈反差。国家兴亡，生活依旧，老百姓该做什么的还是做什么。　　这时，包括官军与民兵，宋军大约还有二十万左右，战舰至少近千艘。而张弘范所率元军是水陆共二万，加上李恒的部队，总数估计不会超过三万，战舰大约四百余艘。从崖山之战的绝对兵力对比来看，宋军并不处于劣势。　　但张世杰其人，虽是宿将，却不知兵，这时的心态也是有点失常，不是做好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的两手准备，而是孤注一掷，打算与元军一决胜负。当时有人建议他先据海口说：“幸而胜，国家之福；不胜，还可西走。”他不耐烦地说：“连年航海，何日是头，成败就看今日！”　　张世杰决定不派战舰扼守崖门，却把千余艘战舰背山面海围成方阵，贯以大索，四周围起楼栅，一如城堞模样，帝昺的御船居于方阵之中。放弃入海口的控制权，是一大失误；把千余战船贯以大索，更是一大失误。他在四年焦山之战中就因为将十船连成一舫，最后被动挨打，大败而归。如今，他不但无视前车之鉴，还把同样错误犯得更大，崖山之战的结局这时已经铁定了。　　张世杰的战舰方阵准备了半年的干粮，但所需燃料与淡水仍来自崖山，每天派快船前往砍柴与汲水。张弘范一方面派重兵把守崖山上的淡水源，一方面派出小型哨船袭击宋军的运水船。十余天后，宋军淡水供应成了问题，一饮海水则就上吐下泻，战斗力大减，水战优势逐渐丧失。　　元军在崖山西山头上架炮射击帝昺的御舰，但御舰张起布帘抵挡炮石，纵受炮击仍岿然不动。张弘范派出满载柴草的小船，点火直冲宋军方阵。但宋军以泥涂舰，外缚长竿顶住火船，再用水桶浇灭火苗，使火攻不能得逞。　　正式开战前，张弘范让不久前被捕的文天祥写信劝降张世杰，文天祥答道：“我救不得父母，怎么还能叫别人背叛父母呢！”还把日前所写的《过零丁洋》一诗抄录给张弘范。张弘范读到“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连声称赞“好人好诗”，不再勉强他。张世杰在元军中的外甥三次奉命前往劝降，回答他的是：“我知道投降能活命，而且能富贵，但忠义之志决不动摇！”　　二月六日，乌云密布，阴风怒号，元军兵分四路，从东、南、北三面向崖山发起总攻。张世杰的方阵南北受敌，士兵都疲惫无力站。战争从黎明进行到黄昏，元军摧毁了宋军七艘战舰，突破了对方的防线。张世杰见水师阵脚大乱，但大索贯联，进退不得，这才下令砍断绳索，率十余战舰护卫杨太后突围。　　其时，暮色四合，风雨大作，对面不辨人影。张世杰率帅船杀到外围，见帝昺的座舰被其外围的战舰壅塞阻隔在中间，自己无法接近它，便派小舟前去接应帝昺。陆秀夫唯恐小船是元军假冒，断然拒绝来人将帝昺接走，张世杰只得率领十余战舰，护卫着杨太后，借着退潮的水势，杀出崖门。　　陆秀夫见帝昺的座舰已无法突围，便决定殉国。他仗剑将自己妻子儿女驱入海中，其妻死拉着船舷不肯自尽，他喝道：“都去！还怕我不来！”其妻这才松手沉海。陆秀夫对帝昺说：“国事至此，陛下应为国死。德祐皇帝受辱已甚，陛下不可再辱！”说完，背起八岁的帝昺，跳入大海。　　崖山之战是蒙元消灭南宋的最后一战，流亡近三年的南宋小朝廷终于灭亡。据载，战罢，“浮尸出于海十余万人”。倘若张世杰部署得当，用好这十万兵，流亡小朝廷何至于这么快覆灭呢！明代张溥说：“陈宜中能逃而不能死，陆秀夫能死而不能站”，还应加上一句：“张世杰能战而不能谋”。由这三个人撑持的行朝，其灭亡只是迟早的事。　　杨太后随张世杰突围，听到帝昺的死讯，抚膺痛哭：“我忍死到今天，就为赵氏一块肉啊，现在没希望了！”也投水自尽。张世杰收拾残部，打算远走占城，但部下不愿背井离乡，只得仍回广东沿海。元军仍紧追不放。五月，张世杰率舰到达海陵港（今广东阳江南海陵岛），飓风突至，船队全部倾覆，他也堕海身亡。　　　　　细说宋朝94：文天祥与忽必烈的遗产　　文天祥，号文山，吉州庐陵（今江西吉安）人，宝祐四年（1256年）状元，德祐二年（1276年）正月，临安陷落前夕，被任命为右丞相兼枢密使，与左相吴坚赴伯颜大营议和，他据理力争，被扣留军中。二月，他被元军押往大都，行至镇江，冒死脱逃。　　五月，文天祥历尽艰险，间关来到流亡政权驻地福州。因受宰相陈宜中的排挤，不满张世杰的专断，文天祥以同都督军马先后在南剑州（今福建南平）和汀州（今福建长汀）开府，组织军民抗元，后转战漳州与梅州（今广东梅县）一带。　　景炎二年（1277年）五月，文天祥率兵进入故乡江西，在雩都（今江西于都）大败元军，收复兴国、吉州（今江西吉安）等地，在兴国建立大本营，江西各地应者云集。但元朝江西宣慰使李恒大举反攻，文天祥应战失利，退至空坑（今江西永丰南），妻儿与幕僚都被俘，他因有义士替身受捕，才幸免于难。　　其后，文天祥收拾余部残兵，继续在广东东北的南岭地区坚持抗元。祥兴元年（1278年）六月，为摆脱被围追的困境，他要求赴援崖山行朝，遭到张世杰的拒绝。十二月，他在广东海丰的五坡岭不幸被捕，自杀未成，被押往崖山战场。　　祥兴二年正月，南宋流亡政权正屯驻崖山，准备与元军作最后一战。元军统帅张弘范命文天祥写信劝降，他书录《过零丁洋》诗表明心迹，张弘范再也不提劝降之事。崖山战后，元世祖忽必烈下诏说“谁家无忠臣”，命张弘范优礼相待，将文天祥押解大都。　　五月，进入南安军（治今江西大余），文天祥开始绝食，他估计七八天下来将行至吉安，那时候可以饿死桑梓，尽节故乡了。但绝食八天未死，而故乡已过，他决定恢复进食，以便将来从容就义，更有价值。　　十月，押抵大都，元朝以上宾之礼接待文天祥，劝降者络绎不绝。文天祥身着南朝衣冠，面南而坐，表示不向北朝屈服。第一个来劝降的是留梦炎。他是淳祐四年（1244年）的状元，德祐元年（1275年）六月任右相，后升左相，十一月听到元军坡独松关，就滑脚开溜，被使者押回朝。这个投降新朝的“识时务者”来当说客，遭到了文天祥的鄙夷与唾骂：你好歹也是一个状元宰相，有何面目去见江东父老！接着来的是被降封为瀛国公的宋恭帝，文天祥让他坐下，自己面北跪拜，痛哭流涕，连声说：“圣驾请回”，瀛国公根本说不上话，只得回去。　　元朝重臣平章政事阿合马亲自出马，他让文天祥下跪，天祥回答道：“南朝宰相见北朝宰相，岂能下跪！”阿合马有意奚落道：“何以至此？”天祥道：“南朝早日用我为相，北人到不了南，南人也不会来北方。”阿合马威胁掌握着他的生死大权，天祥凛然道：“亡国之人，要杀便杀！”阿合马无趣而退。　　文天祥被关入土牢，一个月后，元朝丞相孛罗与平章张弘范提审他。孛罗命令差役强按他跪下，他坚决不屈服。孛罗问他有何话说，他答道：“天下事有兴废，我忠于宋室社稷，以至于此，只求速死。”孛罗道：“你道有兴有废，且说说盘古到如今，有几帝几王？”文天祥说：“一部十七史从何说起？今天没空说闲话。”　　孛罗问：“你们抛弃德祐嗣君，另立二王，如何是忠臣？”文天祥正色道：“德祐失国，当此之时，社稷为重，君为轻。另立二王，为社稷计，所以是忠。”孛罗诘问：“你立二王，竟成何功？”天祥说：“立君以存社稷，存一日则尽臣子一日之责，何功之有！今日至此，惟有一死。何必多言！”孛罗无言以对，主张处死文天祥。元世祖忽必烈与好些大臣不同意，张弘范在病中也以为文天祥“忠于所事”，新朝应提倡节操，建议元世祖不要轻易杀害他。　　于是，文天祥被关入低矮潮湿的土室，饱受各种磨难。他突然收到长女柳娘的来信，才知道三年多来杳无音讯的妻子女儿都在大都宫中。他知道这是元朝在暗示：只要投降，就可团聚。他不能因骨肉亲情而辱没自己的名节，强忍痛苦不给女儿去信，却心如刀绞的给妹妹去信说：“人谁无妻儿骨肉之情，但今日事到这里，于义当死。可令柳女、环女好做人，爹爹管不得。泪下哽咽，哽咽！”　　文天祥在狱中写下了传诵千古的《正气歌》。其开篇说：　　天地有正气，杂然赋流形。　　下则为河岳，上则为日星。　　于人曰浩然，沛乎塞苍冥。　　他歌颂了自古以来浩然正气、慷慨赴义的先贤们，指出：　　是气所旁薄，凛烈万古存。　　当其贯日月，生死安足论。　　地维赖以立，天柱赖以尊。　　三纲实系命，道义为之根。　　他回顾了自己以身许国的坎坷经历与身处囹圄的现实命运，在其诗结尾明确表示：　　哲人日已久，典刑在夙昔。　　风簷展书读，故道照颜色。　　至元十九年（1282年），元朝有大臣提出以儒学治国家的主张，文天祥作为深谙儒学的南朝状元宰相，再次受到元朝君臣的关注。南宋降臣王积翁等联名要求让文天祥去当道士，免去元朝杀戮忠良的恶名。留梦炎坚决反对，说倘若文天祥再号召江南，后果不堪设想。　　八月，忽必烈在与群臣的议事中问：南北宰相谁最贤能。群臣多以为：北人无如耶律楚材，南人无如文天祥。忽必烈即派王积翁再去劝降，许以宰相之职。文天祥表示：自己不会尽弃生平而遗臭万年。　　这年，中山府（今河北定县）发生了数千人的反元起义，起事者自称南宋幼主，准备劫狱燕京救出文丞相。文天祥是降是死，必须有一个了断。　　十二月八日，忽必烈在大殿上召见文天祥，他依旧长揖不跪。忽必烈亲自做最后的劝降：“你能以对宋朝的忠心效力元朝，我就让你做元朝的宰相。”文天祥坚决回答：“我是大宋状元宰相，宋亡，只能死，不当活！”忽必烈见他不肯归降，总感到是个威胁，只得决定将其处死，却叹息道：“好男儿，不为我用，杀之太可惜！”　　十二月九日（1283年1月9日），就义那天，文天祥从容不迫的迈向设在柴市的刑场。面对万余名前来送别的百姓，向故国所在的南方拜了两拜，慷慨九义。死后，在他的衣袋里发现了绝笔书，上面写着：　　孔曰成仁，孟曰取义。　　惟其义尽，所以仁至。　　读圣贤书，所学何事？　　而今而后，庶几无愧！　　这份绝笔在春天就已写好，文天祥早就视死如归，等待着杀身成仁、舍生求义的那一天。他以自己对民族、社稷、信仰、主义的崇高气节、坚贞操守，为立国三百二十年的宋朝抹上了最后一笔绚丽的亮色。　　据说，文天祥受刑刚毕，传来了忽必烈停止处死的诏旨。他是欣赏文天祥的，这是一个杰出人物对另一个杰出人物由衷的器重，他希望文天祥以对宋朝的忠诚来为新兴的元朝效忠出力，表现出一个一统天下的开国明君在网罗人才上的宽广胸怀。但是，倘若文天祥腆颜改事新朝，他就失去了流芳百世的固有价值，也就不再是后人心目中一身浩然正气的民族英雄。　　纵观文天祥一生，任相于危难之际，却没能挽狂澜于既倒，其后毁家抗元，兵败被俘，也并没有建立惊天动地的功业。后人纪念他，以为是：“名相烈士，合为一传，三千年间，人不两见”，肯定他的主要不是名相，而是以名相能为烈士，“事业虽无所成，大节亦已无愧”，钦仰他的是节概与操守。他那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的坚贞气节，是中华民族精神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　　古人有三不朽之说，其上立德，其次立功，再次立言。回顾中华民族的伟人行列，宋代以功业而彪炳史册的相当罕见（岳飞战功赫赫，但后人缅怀他，主要还因为他是矢志抗金的民族英雄），相反以人格的力量、道德的光彩令后人高山仰止的却远较其他朝代为多，范仲淹、包拯、司马光、李纲、宗泽、陆秀夫、文天祥……乃至许多以立言而名传后世的理学家、文学家，例如张载、朱熹、陆游、辛弃疾等等，也都以他们所立之言体现的理想人格与爱国情操为后世所称道。宋代是士大夫最受重视的朝代，他们的自觉意识空前崛起，理想人格基本铸成。文天祥是宋代这种人格典范的最后代表，这正是他留给后世不朽的精神遗产。　　在13世纪七八十年代的中国历史舞台上，忽必烈与文天祥犹如耀眼的双子星座。当然，忽必烈的不朽主要在于“立功”。即位以后，他在至元八年（南宋咸淳七年，1271年）建立了元朝。元朝是中国历史发展的新阶段，关于元朝历史，自有黎东方先生的《细说元朝》在，毋庸在下饶舌。但关于忽必烈，却打算再说几句，作为对《细说宋朝》的结语。　　忽必烈建立元朝，取法前代中原王朝的政治体制，挥师南下消灭了南宋，结束了自晚唐五代以来长达四五百年之久的分裂局面，再次完成了全国大统一。　　元朝的统一，是宋辽夏金不同政权与不同民族之间长时期政治军事冲突与经济文化融合的历史结果，反过来又为中国境内各民族之间经济文化的进一步交流，为全国范围内社会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统一的空间，开拓了广阔的前景。　　正是在忽必烈的手里，元朝实现了对西藏的统治，确立了行省制度，初步奠定了中国后来的疆域与版图，这些政治遗产也一直影响到现在。说他与文天祥分别是同一时代对后世留下政治遗产与精神遗产最丰硕的历史人物，读者诸君当不会有什么异议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