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作者：[英] 温斯顿·丘吉尔原北京编译社译 李平沤校本卷的主题英国人民怎样单独坚守堡垒直至过去半盲的人们作好一半的准备。第二卷 最光辉的时刻上部 法国的沦陷 （1940年5——6月） 法军在三周内土崩瓦解，英国远征军被赶下大海。接着，贝当元帅在德国侵略者的卵翼下成立傀儡政府。英国顿时成了孤军，并且几乎已被解除了武装。节节胜利的德、意法西斯把英国逼进了死角。在远东，日本军国主义还在对英国的属地虎视眈眈。大洋另一边的美国，除罗斯福总统等少数有远见的政治家外，总的舆论仍倾向于孤立主义，想使美国置身于欧洲战事之外。 5月13日，丘吉尔在演说中说：我们要“用全部能力和全部力量在海上、陆地上和空中进行战争”；要“不惜一切代价去争取胜利，无论多么恐怖也要去争取胜利，无论道路多么遥远和艰难，也要去争取胜利”。法国停战后，这个决心丝毫也没有动摇。 从5月27日到6月4日的敦刻尔克大撤退的意义非常重大。英国远征军虽然丢掉了全部装备，但成功地撤回了三十余万官兵（包括一部分法国官兵），这是日后在英国重建一支军队的骨干。下部 单独作战 （1940年7月——12月底） 7月1日贝当伪政权迁往维希，7月5日与英国断交。伪政权属下还留有一支数量可观的舰队，随时有落入德国之手的危险。丘吉尔下令采取果断措施对停泊在奥兰等地的法国舰队突然袭击，“夺取、控制或击毁之”。这项命令被坚决地贯彻执行。尽管打击昨天的亲密战友是非常痛苦的事，然而这一行动是完全必要的。奥兰事件向全世界表明：英国决心战斗到底，绝不会投降。 保卫本土的“不列颠之战”是英国人民的光荣。希特勒已征服了法国，现在他集中整个欧洲的力量，决心登上英伦三岛。从7月10日开始，遮天蔽日的飞机轮番轰炸英国的港口、机场和战略设施，许多机场跑道都被炸得弹坑累累无法使用。从8月底开始，德国改为对伦敦、伯明翰、考文垂等大城市和工业中心狂轰滥炸。英国人民以坚韧不拔的精神不但顶住了敌人的疯狂攻击，并且还派飞机远航德国，对柏林进行报复性的袭击。这一举措是战时内阁决定的，意在让希特勒“认识到英国人的愤怒和意志力”。英国人上下一心，同仇敌忾。普通工人自觉自愿地加班加点生产军火，下班后又从事消防工作；许多优秀的上层人士也勇于自我牺牲，有一位萨福克伯爵志愿从事清除未爆炸炸弹的危险工作，他和两名助手在挖掘第三十五颗炸弹时，都被炸死了。有一次，丘吉尔视察被炸成一片废墟的一个工人住宅区，只见人们爱国情绪高昂，在瓦砾堆中插起许多面小小的英国旗，高声喊道： “我们要还击！”丘吉尔感动得流下热泪。一位老妇人见了喊道：“看啊，他真的关心我们，他哭了！”具有这样的精神状态的人民是不可战胜的。10月12日，希特勒不得不正式放弃入侵英国的“海狮计划”。 英国要想打下去就得大量补充军备。丘吉尔与罗斯福协商后决定：把英国在西印度群岛和纽芬兰的领地租给美国使用九十九年，以换取五十艘美国驱逐舰。为了抵偿英国向美国定购的武器货款，美国还派船到南非，运走了英国仅有的黄金储备。这对英国说来既是势在必行的，又是十分痛苦的事。丘吉尔认为，罗斯福这么做完全出于好意，他用心良苦，想引起美国各界认识到英国的牺牲和困难，从而改变孤立主义的立场。 后来，罗斯福决定以“租借”的方式为英国提供军火，他在说服国会通过“租借法案”时用了一个生动的比喻：邻居家失火了，我们应该立即把水龙带借给他，等火熄灭后把水龙带拿回来就是了！12月30日，罗斯福发表著名的“炉边谈话”，他告诫美国人民：“危险就在眼前……如果大不列颠一旦崩溃，我们整个美洲的人即将生活在枪口之下……。我们必须竭尽全力就我们所能支配的人力和物力，生产武器和舰只。……我们必须成为民主国家的大兵工厂。”这次谈话标志着美国对英国的公然支持和孤立主义的结束。 与此同时，苏联正在和德、意、日商谈签订《四国公约》。苏联要求：德国从芬兰撤军并同意苏联在博斯普鲁斯和达达尼尔海峡建立军事基地。德国认为苏联的要价太高，结果这个公约未能缔结。其实，希特勒早已制订了入侵苏联的“巴巴罗萨”作战计划，不久就要付诸实施了。本书的铭言战争时：坚决刚毅失败时：顽强不屈胜利时：宽容敦厚和平时：友好亲善志谢我应再次向协助我完成前卷书的各位友好致谢；他们是：陆军中将亨利·波纳尔爵士、艾伦海军准将、迪金上校、爱德华·马什爵士、丹尼斯·凯利先生和伍德先生。对于审阅过原稿并提出意见的许多其他人士，我也表示谢意。伊斯梅勋爵以及其他朋友曾继续给予我帮助。承蒙英王陛下政府准予复制某些官方文件的文本，此类文件的王家版权法定属于英王陛下政府文书局局长所有，再次表示感谢。遵照英王陛下政府的要求，为了保密起见，本卷中所刊载的某些电文，曾由我根据原意加以改写。这些更动，并未改变其原有的含义或实质。序言在本卷所涉及的这个时期里，我肩负着重任。我担任首相兼第一财政大臣、国防大臣和下院领袖。在最初的四十天之后，我们是孤独地面临节节胜利的德国和意大利对我们发动的致命的进攻，苏俄这个敌对的中立国家在积极援助希特勒，而日本又是一个未可预知的威胁，但是，英王战时内阁兢兢业业地忠诚地处理英王陛下的国务，在议会的支持下，在英联邦和英帝国各地政府和人民的拥护下，终于完成了一切任务，并且战胜了我们所有的敌人。温斯顿·斯潘塞·丘吉尔于肯特郡韦斯特汉，恰特韦尔庄园１９４９年１月１日第二版的说明人们一直要求再版本书，我利用这个机会改正了细节方面的几个错误。许多人写信给我，让我注意这些错误，我对他们非常感激。正像第一卷一样，我必须感谢人们给予本书的许多好评，我向许多写信给我对本书表示关心的人谨致衷心的谢意。温斯顿·斯潘塞·丘吉尔于恰特韦尔庄园１９５０年１月１０日第一章 全国联合 开始和结局——英国为共同事业所做的工作的分量——在整个战争中对敌作战的师数——光荣牺牲的人数——皇家海军的功勋——英国和美国投掷的炸弹——美国的军火援助加强了我们的作战力量——新内阁的组成——保守党对张伯伦克生的忠诚——下院的领导——迫害异端的行为及时受到制止——我5月11日致张伯伦先生的信——奇异的经验体会——大战方酣时组织政府——新同僚：克莱门特·艾德礼、阿瑟·格林伍德、阿奇博尔德·辛克莱、欧内斯特·贝文、马克斯·比弗布鲁克——小型战时内阁——5月11日至5月15日，组织政府的几个阶段——闲话权力——新的作战指挥机构的实际和形式——三军大臣责任的改变——作战指挥权集中在极少数人手中——我个人的方法——书面指示——伊斯梅将军——我和参谋长委员会的关系——爱德华·布里奇斯爵士——战时内阁表现的亲切和信任——国防大臣的办公厅——该厅人员：伊斯梅、霍利斯和雅各布——五年没有变动——参谋长委员会的稳定——自1941年至1945年，除一人死去外，没有其他变动——在最高机关政治家和军人亲密无间——私人通信——我同罗斯福总统的关系——我5月15日致总统的电报——“热血、辛劳、眼泪和汗水”。 那渐渐聚集、郁积已久的狂风暴雨，现在终于向我们猛烈袭来了。在这有史以来最残酷的战争中，第一次交锋就有四五百万人互相对垒。在上次大战的艰难岁月里和这次大战的初期，我们惯于躲在法国战线的后面过日子，而今这条战线在一个星期之内竟被摧毁得不堪收拾。不到三个星期，久负盛名的法国陆军竟土崩瓦解，溃不成军，英国的陆军被赶下大海，所有的装备损失无遗。不到六个星期，我们就发现自己成了孤军，几乎被解除了武装，节节胜利的德国和意大利掐住我们的咽喉，整个欧洲落入了希特勒的魔掌，而日本则在地球的另一半边虎视眈眈。正是面临这种种事实和黯淡的前景，我就任首相兼国防大臣的职务，担负起首先组织一个包括所有政党的政府的任务，以便采取一切被认为是最符合国家利益的办法，来处理英王陛下的国内外事务。 差不多正好是五个年头之后，我们才有可能对我们的处境抱比较乐观的看法。意大利被征服了，墨索里尼被杀死了。 强大的德国军队无条件投降了。希特勒自杀了。除了艾森豪威尔将军大批的俘获以外，在二十四小时内将近三百万德国士兵被陆军元帅亚历山大在意大利和蒙哥马利元帅在德国俘虏了。法国获得了解放，重整旗鼓，振作起来。我们同我们的盟国——世界上两个最强大的帝国——携手迈进，迅速地摧毁了日本的抵抗。这一对比确实是惊人的。这五年中所经历的道路是漫长的、艰苦的和危险的。那些在这条道路上倒下去的人们，并没有白白地牺牲他们的生命。那些昂首阔步地走到尽头的人们，将因为曾经光荣地走过这条道路而永远感到骄傲。 ※ ※ ※ 要阐明我做的工作和著名的全国联合政府的成立经过，我首先有责任阐明愈是艰难愈是紧密团结的大不列颠及其帝国对那最终成为这么多国家和民族的共同事业，做出的贡献有多么大和起了什么作用。我这样做，并不是要和我们最伟大的盟国美国作令人不快的比较，或者毫无意义地论个高低，我们对美国的感激是无法衡量和永远不忘的，但是，让大家知道和了解英国在战争方面所做的巨大努力，是符合英语世界的共同利益的。因此我作了一张表，这个表包括了整个的战争时期。表中指出，直到1944年7月为止，大不列颠和大英帝国与敌接触的师的数目大大超过了美国。这个总的数字不但包括了欧洲和非洲战区，并且也包括了在亚洲对日作战的所有地区。直到1944年秋天大批美国军队到达诺曼底为止，在太平洋和大洋洲以外的每一个战区，我们一直有权利至少作为一个平等的伙伴而且往往是最主要的伙伴讲话的； 直到上述时期为止，在任何月份内各个战区所有的师的集结情况也是如此。从1944年7月起，从与敌接触的师数来看，美国战线变得越来越突出，而且一直这样下去，不断扩大，捷报频传，直至十个月后取得最后胜利。与敌作战的地面部队（按同一兵额计算的师数） ①英国驻法远征军。 ②不包括在阿比西尼亚的游击队。 ③不包括菲律宾军队。 东方战区和西方战区的分界线画在一条通过卡拉奇的南北线。 以下各地·没·有当作作战地区： 印度西北边境、直布罗陀、西非洲、冰岛、夏威夷、巴勒斯坦、伊拉克、叙利亚。 （1941年7月1日除外）。 马耳他岛作为一个作战地区，从1942年1月到1943年7月，阿拉斯加也作为一个作战地区。 外国分遣队——如自由法国人、波兰人、捷克人——没有包括在内。 我作的另外一个比较表明：大不列颠和大英帝国人员的牺牲甚至比我们英勇的盟国人员的牺牲还要大。英国武装部队的死亡、失踪、被认为是已死亡的人数共达三十万零三千二百四十人，再加上各自治领、印度和各殖民地的十万零九千人，总数达四十一万二千二百四十人。这个数字还未包括联合王国国内死于空袭的六万零五百平民，也未包括大约三万名死亡的商船船员和渔民。与这些数字相比，美国陆军、空军、海军、海军陆战队和海岸警卫队牺牲的人数是三十二万二千一百八十八人①。我之所以列举这些令人伤心的光荣牺牲的人数，是深深相信由这么多宝贵的鲜血所凝成的平等的战友关系，将继续博得英语世界的人们的崇敬，并鼓舞他们的行动。 ①艾森豪威尔：《欧洲十字军》，第1页。 在海洋上，美国当然肩负了太平洋战争的几乎全部重担，1942年，他们在中途岛附近、在瓜达卡纳尔岛以及在珊瑚海所进行的决定性战役，使他们在那辽阔的海洋上获得了全部的主动权，给他们打开了袭击所有被日本占领的地方的道路，并最后袭击日本本土。美国海军是不能同时在大西洋和地中海承担重任的。在这里我有责任摆明事实。在欧洲战区、大西洋和印度洋上击沉的七百八十一艘德国潜艇和八十五艘意大利潜艇中，有五百九十四艘是英国海军和空军击沉的；英国海军和空军除了击毁或俘获意大利全部舰队外，还消灭了德国的全部战舰、巡洋舰和驱逐舰。 把击毁的潜艇数字列表如下：敌方的潜艇损失 击毁潜艇总数：996 ①“英军”和“美军”这两个词，包括他们作战时指挥的盟国部队在内。表中有零头数字的，是由英军、美军共同“击毁”的。共同“击毁”的事例很多，但在击毁的德国潜艇总数里，把零数加成为整数。 在空中，美国从珍珠港事件后的最初时刻起，便以最大的规模做出巨大的努力投入战斗，特别是使用了他们的白天“空中堡垒式”轰炸机；他们的空军既用来打击日本，也用来从英伦三岛打击德国。但是，当1943年1月我们到达卡萨布兰卡后，便没有一架美国轰炸机在白昼向德国投下过一颗炸弹，这是事实。不久之后，他们所做的巨大努力就有了成果； 但是，直到1943年年底为止，英国在德国投下的炸弹合计起来，无论白天或黑夜，都以八吨对一吨之比，超过了美国飞机所投的炸弹，只是在1944年的春天，美国的轰炸才超过了我们。在这方面，如同在陆地和海上一样，我们是从开始就参与了整个过程的，只是到了1944年，美国的巨大的作战努力才赶上和超过了我们。 有一点必须记住，从1941年1月开始实行租借法案起，由于美国的慷慨援助，我们的军需供应增加了五分之一以上。 有了他们给予我们的物资和武器，我们实际上就能够以全国四千八百万人当五千八百人去作战。同时，在海运方面“自由轮”的大量建造，使物资的供应能经过大西洋源源而来。另一方面，对整个战争期间各国的船运由于敌方军事行动而遭受的损失，也应作一个分析，记在心里，其数字如下： 国别 损失总吨数 百分比 英国 11，357，000 54 美国 3，334，000 16 （不受敌人控制的） 其他各国 6，503，000 30 __________________ 21，194，000 100 在这些损失中，有百分之八十是在大西洋，其中包括英国沿海水域和北海，只有百分之五的损失是在太平洋。 列举以上事实，并不是想得到不应有的功劳，而是要在一个能博得公正人士的尊敬的基础上，说明在世界历史的危急关头，首当其冲的这个小岛的人民在各种形式的战争活动中做出了多么艰巨的努力。 ※ ※ ※ 在大战方酣的时刻组织内阁，尤其是一个联合内阁，大概比在和平时期容易得多。责任感压倒一切，个人的打算也就退居其次了。把主要的安排同其他各党的领袖们——在各自的组织正式授权下——确定以后，所有我邀请的人，就像作战中的士兵一样，都毫无异议地表示要即刻走向指定给他们的岗位。把政党的基础正式确定后，据我看，在我所要会见的大批人士中，任何人都未抱有私心。即使少数几个人有所犹豫，那也还是为公考虑。这种崇高的行为在保守党和全国自由党的许多大臣身上表现得尤为突出，他们必须离开自己的职位，抛弃自己的事业，而且要在这种大关头和令人激动的时刻脱离公职，有许多人甚至是终身脱离。 保守党在下院所占的席位比其他各党加在一起还多一百二十余席。张伯伦先生是他们推选的领袖。我不能不认识到，在我对他们进行了多年的批评而且往往是严厉的谴责之后，我取张伯伦而代之，这对于他们当中的许多人来说必然是非常不愉快的，除此以外，他们大多数人必然了解，我的一生是在同保守党的摩擦或实际斗争中度过的；我曾经在自由贸易问题上与他们分道扬镳，后来，又作为财政大臣回来与他们共事。在此后的许多年里，在关于印度、外交政策和缺乏战争准备这些问题上，我是他们主要的对手。接受我当首相，这对他们来说是非常困难的。许多可敬的人感到痛苦，而且，忠于党所推选的领袖，是保守党人首要的特色。如果说在战前的几年里，他们在某些问题上未能履行他们对国家的责任，那也是由于他们忠于他们所选的领袖的缘故。这些考虑丝毫没有使我感到担忧。我知道，大炮的声音是压倒一切的。 首先，我请张伯伦先生担任下院的领袖兼枢密院长，他都一一接受了。这件事并未宣布。艾德礼先生告诉我，在这样的安排下，工党不容易工作。在联合政府中，下院的领袖必须是大家都接受的人。我把这点告诉了张伯伦先生，在他爽快的同意下，我亲自担任下院领袖，一直到1942年2月。 在这个时期内，艾德礼先生担任我的副职，处理日常工作。他在反对党中的长期经验是有很大价值的。我只在有最严重的事情时才到场。这样的情况是经常有的。许多保守党党员觉得：他们党的领袖没有被人看在眼里。每个人都敬佩他的为人。当他以新的身分第一次步入下院时（5月13日），他的党的所有党员——下院中的大多数人——一致起立，对他热烈表示同情和敬意。在最初的几个星期里，向我致意的主要来自工党议员席。不过，张伯伦先生对我的忠诚和支持是始终不渝的，我对自己满怀信心。 工党成员和某些又能干又积极但未纳入新政府的人，施加了相当大的压力，要求肃清那些“有罪的人”，肃清那些应对慕尼黑协定负责或由于备战不力而应受批评的大臣。其中哈利法克斯勋爵、西蒙勋爵和塞缪尔·霍尔爵士成了众矢之的，但是，目前并不是排斥那些长期担任要职的有才干的爱国人士的时候。如果这些爱好批评的人想怎么就怎么的话，保守党的大臣至少有三分之一就不得不辞职。由于张伯伦先生是保守党的领袖，所以我们不难看出，这样的运动对全国的团结是有害的，而且，我也无需研究所有这些罪责是不是应由一方来承担。正式的责任是应由当时的政府承担的，但是道义上的责任则牵连甚广。可以摘引工党大臣——自由党大臣也不例外——所发表的许许多多言论和投票记录，他们的那些言论和投票都被后来的事实证明是非常愚蠢的，这在我脑子里都记得，而且可以详细列举。我比任何人都更有资格不追究过去的事情，因此，我对这些分裂的倾向进行了抵制。 我在几星期以后说：“如果想拿现在来裁判过去，那就会失去未来。”这一论点以及当时的严重局势，制止了那些所谓的迫害异端的人们。 ※ ※ ※ 5月11日清晨，我给张伯伦先生写了一封信说：“一个月内谁也不变动住处。”这就在战争的紧要关头避免了一些小小的麻烦。我继续住在海军部大楼里，并且把地图室和楼下的几个好房间当作我的临时总部。我向他报告我同艾德礼先生的谈话和组织新政府的进展情形。“我希望今天晚上为英王把战时内阁和作战机构组织完备。战争促使我们不得不赶快完成……由于我们〔两人〕必须如此密切地一起工作，我希望你再次迁入我们都很熟悉的你在十一号的旧居①，并且希望你不要因此感到有什么不方便。”我接着写道： 我并不认为今天有什么必要举行一次内阁会议，因为陆军和其他部队都在按照预定计划进行战斗，但我仍希望你和爱德华〔哈利法克斯〕在晚间12时30分到海军部作战室来，以便我们一起察看地图，进行商谈。 ①在唐宁街的这幢房子，通常是财政大臣居住的。 英国和法国的先头部队已经到达安特卫普——那慕尔一线；这条战线在受到袭击之前，看来很有希望可由盟军加以牢固地占领。此事必须在大约四十八小时内完成，并且要认识到这是非常重要的。在另方面，德军还没有强渡艾伯特运河，而且据报告说比利时人打得很好。荷兰人也在进行顽强的抵抗。 ※ ※ ※ 我在最初那些天的经历是奇特的。一个人埋头于战事，一切思想都集中在战争上，可是对战争又拿不出什么办法来。在全部时间里，既要组织政府，又要会见客人，还要调整各政党之间的平衡，那些时刻是怎样度过的，我现在记不起来了，我的记录也没有记载。那时，一个英国政府拥有由英王任命的六十到七十位大臣，要把他们像拼图片似的拼成一体，而且在当时还要照顾到三个政党的要求。我不但需要会见所有的主要人物，而且还至少要腾出几分钟来会见大批被选出来担任重要职务的有才干的人。首相在组织联合政府时，在考虑各党中由哪些人来担任分配给该党的职务时，必须充分尊重各党领袖的意愿。我主要是依据这项原则办事的。如果有谁本该获得更好的职位，但由于他们党的负责人的意见而没有选上，或者，甚至不顾那种意见也没有选上，我就只好表示遗憾了。不过，从整个来说，这种难办的事情是很少的。 就克莱门特·艾德礼来说，他是我的一个具有战争经验并久谙下院工作的同僚。我们只是在对于社会主义的看法上有分歧，但是，这些分歧很快就被战争抛在一边，要求个人完全服从国家。在整个联合政府期间，我们一起工作得十分融洽，彼此信任。阿瑟·格林伍德先生是一位颇有胆量和见识的顾问，也是一位善于助人的好朋友。 阿奇博尔德·辛克莱爵士作为自由党正式领袖，感到难于接受空军大臣的职务，因为他的追随者觉得他应该在战时内阁中占有一个席位。但这是不符合小型战时内阁的原则的。 因此我建议：凡是遇到涉及重大政治问题或党派团结的事情时，便请他出席战时内阁。他是我的朋友，而且在我1916年在朴罗格斯提特（“普拉格街”）指挥皇家第六苏格兰火枪团时，他曾经担任我的副指挥，他本人也渴望进行我为他保留的范围广大的活动。经过一再磋商之后，这个问题便融洽地解决了。至于贝文先生，我是在战争初期因设法解决海军部对于拖网船的迫切需要才和他认识的，他在加入内阁出任劳工大臣这一极其重要的职务之前，必须同运输和普通工人工会磋商，因为他是该会的书记。这件事花费了两三天的工夫，但是是值得的。这个英国最大的工会，一致同意贝文出任该职，而且坚决支持他五年之久，直至我们获得胜利。 最大的困难发生在比弗布鲁克勋爵身上。我是相信他能做出非常卓越的贡献的。根据我在上次大战中取得的经验，我决定把飞机供应及设计的工作从空军部分出来，我希望他担任飞机生产大臣。他起初好像不大愿意担任这一职务，空军部当然也不愿意把他们的供应部门划分出去。还有其他阻力妨碍任命他担任这一职务。不过，我确信我们的生存有赖于新式飞机的源源不断的生产；我需要他那种生气勃勃的旺盛精力，因此我坚持了我的意见。 ※ ※ ※ 遵照议会和报界发表的普遍意见，战时内阁必须是小型的。因此，我开始只要五个成员，其中只有一个人，即外交大臣，掌管一个部。这些人自然是当时的主要政党的政治家。 为了便于处理事务起见，财政大臣和自由党领袖是要经常出席的；随着时间的推移，“经常出席”的人数就逐渐增加了，但是全部责任还是落在五位战时内阁大臣的身上的。如果我们不能打赢这场战争，应当被送到伦敦塔山①斩首的，就只是这五个人。其余的人要被处分的话，那只是因为他们掌管的部门有所失职，而不是因为他们制定了政府的政策。除了战时内阁以外，谁都可以说：“我不能对这件事或那件事负责。” 政策上的重担是由更高一级来承担的。这在即将来临的日子里使许多人打消了种种顾虑。 ①伦敦塔山是中世纪英国监禁、处决囚犯的地方。——译者 以下是全国联合政府在大战期间逐日建立的几个阶段。战时内阁1940年5月11日 首相兼第一财政大臣、国防大臣和下院领袖丘吉尔先生*保守党 枢密院长内维尔·张伯伦先生*保守党 掌玺大臣克·理·艾德礼先生工党 外交大臣哈利法克斯勋爵*保守党 不管部大臣阿瑟·格林伍德先生工党内阁级大臣 海军大臣A·V·亚历山大先生工党 陆军大臣安东尼·艾登先生*保守党 空军大臣阿奇博尔德·辛克莱爵士自由党5月12日 大法官约翰·西蒙爵士*（后为西蒙勋爵）国家自由党 财政大臣金斯利·伍德爵士*保守党 内政大臣兼国内安全大臣约翰·安德森爵士*无党派 殖民地事务大臣劳埃德勋爵保守党 贸易大臣安德鲁·邓肯爵士无党派 军需大臣赫伯特·莫里森先生工党 新闻大臣艾尔弗雷德·达夫·库珀先生保守党5月13日 印度与缅甸事务大臣L·S·艾默德先生保守党 卫生大臣马尔科姆·麦克唐纳先生国家工党 劳工与兵役大臣欧内斯特·贝文先生工党 粮食大臣伍尔顿勋爵B无党派5月14日 自治领事务大臣兼上院领袖考尔德科特子爵*保守党 苏格兰事务大臣欧内斯特·布朗先生国家自由党 飞机生产大臣比弗布鲁克勋爵保守党 教育委员会主席赫·拉姆斯博瑟姆先生*保守党 农业大臣罗伯特·赫德森先生*保守党 运输大臣约翰·里思爵士*无党派 海运大臣罗纳德·克罗斯先生*保守党 经济作战大臣休·多尔顿先生工党 兰开斯特公爵郡大臣汉基勋爵*无党派5月15日 年金大臣W·J·沃默斯利爵士*保守党 邮政大臣W·S·莫里逊先生*保守党 主计大臣克兰伯恩勋爵保守党 检察总长唐纳德·萨默维尔*（王室顾问）保守党 苏格兰检察总长T·M·库珀先生*（王室顾问）保守党 副检察总长威廉·乔伊特爵士*（王室顾问）工党 苏格兰副检察总长J·S·C·里德先生*（王室顾问）保守党 *上届政府成员。 在我的长期政治经历中，我曾经担任过国家的大部分重要职务，但我毫不迟疑地承认，我目前担任的职务是我最喜爱的。权力，如果被用来对同胞作威作福，或者用来增加个人的虚荣，就应该被认为是卑鄙的，但是，在国家危急存亡之际，当一个人相信自己知道应当发布何种号令的时候，执掌权力就是一件幸事。在任何活动范围内，第一号职位同第二号、第三号或第四号职位是无法相比的。除第一号人物之外，所有其他的人的职责和问题是迥然不同的，而且在许多方面是比较艰难的。当第二号或第三号人物不得不提出一项重大计划或政策的时候，那往往是一件不幸的事情。他不但要考虑政策的得失，而且要考虑领导的意图；不但要考虑提什么意见，而且要考虑在他的地位提哪些意见才恰当；不但要考虑做什么，而且要考虑怎样才能得到别人的同意，怎样才能付诸实施。而且，第二号或第三号人物还得考虑第四号、第五号和第六号人物的意见，说不定还要考虑内阁以外的某个头面人物——第二十号人物的意见。每个人都是雄心勃勃的，这倒不一定是为了达到庸俗的目的，而是为了博得名声。 往往有些观点也可能是正确的，而且有好些观点是颇有道理的。1915年，我在达达尼尔海峡吃过一回大亏，那时，我是一个下级，但却试图发动一次重大的作战行动，结果，我那雄伟的计划遭到彻底的失败。人们进行这种冒险行动是不明智的。这一教训深深影响了我的性格。 居于首脑地位，情况就简单多了。一个公认的领袖，只要他确信怎么做最好，就可以怎么做，也就是说，只要他决定那么做就可以那么做。对第一号人物的忠诚是巨大的。如果他跌倒了，就把他扶起来。如果他做错了，就对他的错误加以掩盖。如果他睡着了，就不要随便打扰他。如果他无能，就撤他的职，但是，最后这种极端的手段，是不能天天采用的；而在他刚刚当选之后的日子里，自然就更不会采用了。 ※ ※ ※ 作战指挥机构的根本改变重实际而不重表面。“宪法，”拿破仑说：“应当简短而且要措辞含糊。”现有的组织原封不动，人员一个也不改换。战时内阁和参谋长委员会起初还是每天碰头，和过去一样。在英王批准下，我自己担任国防大臣，我这样做，并没有对法律或宪法有所改变。我很谨慎，没有明确说明我有哪些权利和义务。我未向国王或议会要求特殊的权力。不过，有一点是大家明了和接受的，那就是在战时内阁和下院的支持下，由我全面指挥战争。我接任后的关键性改变，自然是由一位没有明确权限的国防大臣来监督和主持参谋长委员会。由于这位国防大臣又是首相，所以他享有这个职位所固有的一切权利，其中包括任免所有专门人员和政务人员的极其广泛的权力。这样，参谋长委员会在和政府行政首脑的日常的直接接触中，第一次获得了应有的适当地位，并且在同他取得一致的情况下全盘控制了战争和武装部队的指挥工作。 海军大臣以及陆军大臣和空军大臣的地位虽然形式上不变，但在实际上却大受影响。他们不是战时内阁的成员，也不出席三军参谋长委员会。他们仍然对各自的部门负完全的责任，但是他们很快地、而且几乎是不知不觉地就不再担负制订战略计划和逐日的作战指挥工作了。这些计划和工作是由参谋长委员会在首相兼国防大臣的直接领导下进行的，因而是得到战时内阁认可的。海陆空三军的大臣是我为海陆空三军挑选的我的非常能干而又可靠的朋友，他们办事是不拘泥于形式的。他们组织并管理日益壮大的部队，而且按照英国人爽快利落、讲求实效的方式尽量帮助大家。由于他们是国防委员会的成员并经常同我接触，所以他们了解全盘情况。 他们的专职部下，即各军参谋长，同他们讨论一切问题，对他们极其尊敬。但是，作战要有总的指挥，他们对这种指挥是忠实地服从的。从来没有发生过侵犯权力的事情，而且在这个圈子里，任何人都可以畅所欲言；但是战争的实际指挥权不久便掌握在少数几个人的手中；过去似乎是非常困难的事情，现在变得简单多了——当然，此事在希特勒就不同了。 尽管局势动荡，尽管我们要忍受许多灾难，但是这个机构几乎是在自动地工作，我们的思想连贯一致，能够非常迅速地付之实行。 ※ ※ ※ 虽然海峡的彼岸正在进行着一场恶战，同时读者又无疑要急于了解那里的情况，但是让我在此刻把我从当权之日起就拟订并执行的处理军事和其他事务的制度和方式描述一下，是有好处的。我坚决主张处理公务要用书面。毫无疑问，事后检查起来，在事务紧迫的情况下随时写下来的东西，有许多难免是不相符的或者是不可能实现的，但是我还是愿意冒险这么做。除了有关军事纪律的事情以外，我觉得发表意见和意愿，总是比发布命令妥当一些。然而，法定的政府首脑兼专门负责国防的大臣亲自发出的书面指示，却起了这样大的作用：在形式上虽非命令，但往往能付之实行。 为了确使我的名字不轻易使用，我在7月的紧急时期发出了下列备忘录： 首相致伊斯梅将军、帝国总参谋长 和爱德华·布里奇斯爵士 1940年7月19日 我发出的一切指示概用书面，或在事后立即用书面的形式加以证实，在国防问题上，一切被认为是由我决定的事，除有书面记录的以外，我概不负责，希望你们清楚地了解这一点。 当我上午8点左右醒来的时候，我就阅读所有的电报，并在床上口授大批发给各部及参谋长委员会的备忘录和指示。 这些备忘录和指示一经口授完毕就陆续打印出来，立即交给战时内阁副秘书（主管军事）兼我的驻参谋长委员会的代表伊斯梅将军，他每天清晨都来见我。这样，当参谋长委员会在10点30分开会时，他就有许多书面的东西带给他们。他们在讨论总的形势的同时，是充分考虑我的意见的。这样，在下午3点至5点，除非我们之间有某些异议需要进一步磋商之外，一整批由我或由各参谋长发布的经过我们大家同意的命令和电报就准备妥当了，就可以解决那些需要马上决定的事情了。 在总体战中，很难在军事问题和非军事问题之间划出什么明确的界线。军事参谋人员和战时内阁人员之间所以没有发生过这种摩擦，主要是由于战时内阁秘书爱德华·布里奇斯爵士的为人。这位前桂冠诗人①的儿子，不但是一个孜孜不倦、十分称职的工作人员，而且是个具有非凡的毅力、才干和优美风度的人，在他的性格中丝毫也没有一点忌妒心。他最关心的是，战时内阁秘书处作为一个整体应当尽最大的能力为首相和战时内阁服务。他从来没有考虑过他自己的个人地位，在秘书处的行政人员和军事人员之间，从来没有发生过龃龉。 在遇到较大的问题或意见分歧时，我就召开战时内阁国防委员会会议；这个委员会最初是由张伯伦先生、艾德礼先生和海陆空三军的大臣组成的，并由三军参谋长列席会议。这些正式会议在1941年以后就越来越少。②由于政府机构的工作开始进行得比较顺利，我就得出一个结论：由三军参谋长出席的战时内阁的日常会议是不再需要的了。因此，我最后想了一个办法，就是举行后来在我们之间所谓的“星期一内阁检阅会”。每逢星期一，就召开一个相当大的会议——战时内阁全体阁员、海陆空三军大臣、国内安全大臣、财政大臣、自治领大臣、印度事务大臣、新闻大臣、三军参谋长和外交部的长官都参加。在这些会议上，每个参谋长轮流报告过去七天内所发生的一切事情；接着，由外交大臣叙述外交方面的种种重要事态发展。在每周的其他日子里，战时内阁单独开会，一切需要决定的重大事情都提到会上讨论。其他大臣则主要是在讨论与他们主管的事情有关的问题时才出席。战时内阁阁员统统传阅有关战争的一切文件，并且阅读所有由我发出的重要电报。由于信任的程度日益加深，战时内阁就不更多地干预作战的活动了，尽管他们对战事是密切注意和充分了解的。战时内阁阁员几乎替我承担了内政和党务的全部重担，从而使我从其他事务中摆脱出来，集中精力处理主要问题。关于所有未来的重大军事行动，我总是及时同他们商量；他们虽然是很仔细地考虑有关战争的问题，却常常要求我不要告诉他们日期和详情，而且的确有几次在我正要告诉他们日期和详情的时候，他们阻止了我。 ①指桂冠诗人罗伯特·布里奇斯（1844-1930年）。——译者 ②国防委员会在1940年开会四十次，1941年七十六次，1942年二十次，1943年十四次，1944年十次。 我从来没有打算使国防大臣的职务体现在一个部里。如果我那样做的话，就需要立法手续，而我在前面谈到的一切微妙的调整——大都是依靠个人的善意而自行解决的——就不得不经过不合时宜的制定宪法的自由讨论之后，才能得到解决。不过，在首相的亲自领导下，是设立了战时内阁秘书处军事组进行工作的，这个组战前是帝国国防委员会秘书处。 领导军事组的是伊斯梅将军，并由霍利斯上校和雅各布上校担任主要助手，另外还有一批从三军中特别选拔出来的青年军官。这个军事组就成了国防大臣办公厅的参谋处。我对这个组的成员感激不尽。随着战事的进展，伊斯梅将军、霍利斯上校和雅各布上校的军阶和声望不断提高，但是他们当中没有一个人调换过工作。在这样一个与机要事务如此密切相关的圈子里，调职换人是不利于连续地和有效地处理事务的。 参谋长委员会议经过初期的一些人事变动后，几乎保持了同样的稳定。1940年9月，空军参谋长纽沃尔空军元帅任期届满后，调任新西兰总督，他的职务由大家公认的空军名将空军元帅波特尔接替。波特尔在整个战争期间始终同我共事。于1940年5月接替艾恩赛德将军职务的约翰·迪尔爵士，在1941年12月随我前往华盛顿之前，一直担任帝国总参谋长。其后，我派他担任我和美国总统联系的私人军事代表兼我国驻美英联合参谋长委员会代表团团长。他同美国陆军参谋长马歇尔将军的关系，在我们的一切工作中成了宝贵的纽带，当他两年之后殉职时，他享受了无比的荣誉，安葬在阿林顿公墓——这个烈士纪念堂在此之前是专门用来安葬美国战士的。艾伦·布鲁克爵士继迪尔爵士之后担任帝国参谋总长，并和我共事一直到大战结束。 从1941年起，在大约四年的时间里——其中最初的一段时期是在许多不幸和挫折中渡过的——在三军参谋长和国防部参谋人员这一小部分人中，只是由于海军上将庞德的殉职，才有过一次变动。这在英国军事史上可以说是一件从未有过的事情。罗斯福总统在他自己的圈子里也达到了同样程度的稳定性。美国三军参谋长——马歇尔将军、金海军上将和阿诺德将军，后来又加上李海①海军上将——从美国参战之日起便开始在一起工作，并且从来没有变动过。由于英国人和美国人当时建立了联合参谋长委员会，因而这对大家都有难以估计的好处。同盟国之间类似这样的事情还是前所未闻的。 ①原文为Leahy，发音应为莱希，这里从旧的定译。——译者 我不能说在我们内部从来没有发生过意见分歧，但我和英国参谋长委员会之间滋长了一种谅解，那就是：我们要彼此说服，而不是压服。其所以能够作到这一点，当然是得助于我们讲的是同一的术语，拥有一大套共同的军事理论和战争经验。在这个变化无常的局面中，我们的行动就像一个人一样，战时内阁授予我们更多的自行处置之权，并且始终如一地坚决支持我们。“大礼服”和“黄铜帽”①（会把事情弄糟的讨厌字眼），也如同上次大战时的政治家和军人一样，他们之间没有发生过不和。我们的确是亲密相处，而且建立了友谊，我相信大家是非常珍惜这种友谊的。 ①“大礼服”指高级文官，“黄铜帽”指高级军官。——译者 战时政府的效率，主要是取决于最高当局批发的决定是否真正得到严格地、忠实地和及时地遵照执行。由于战时内阁对于我们所致力的基本目标抱有巨大的诚意、理解和坚定的决心，所以在这危急存亡的关头我们在英国做到了这一点。 按照给与的指示，船只、军队和飞机行动起来了，工厂里的轮子转动起来了。由于采用了所有这些方法，由于大家对我表示信任、宽容和衷心拥戴，所以我不久就能够对战争的几乎每一个方面发出全面的指示。这实在是必不可少的，因为局势是那么的糟糕。这个办法被大家接受了，因为每个人都认识到死亡和毁灭是多么地近在眼前。不但是个人的死亡——人生终有一死——近在眼前，而且关系无比重大的是，英国的生存、英国的使命和英国的光荣也处在千钧一发之中。 ※ ※ ※ 如果不把我个人发给美国总统和其他国家与自治领政府首脑的一系列函电加以解释，就不可能充分阐明在全国联合政府领导下制定的政府施政方针。我必须叙述一下这些函电。 在内阁作出有关政策的特别决定后，我就亲自起草和口授文件，大部分是按照发给朋友和同事的亲切便函形式写的。一个人用自己的话来表达自己的思想，总是能够表达得好一些的。我只是偶尔才事先向内阁宣读函电的内容。由于我知道他们的意见，所以我放手进行我的工作。我同外交大臣和外交部自然是密切配合的，任何意见的分歧都是在一起解决的。 我把这些电报交给战时内阁的主要成员传阅（有时是在拍发以后送去传阅的）；凡是同自治领大臣有关的，也送给他们阅读。在拍发电报之前，我自然要各有关部门把我的要点和事实核对一下，所有的军事函电几乎都是通过伊斯梅之手送给参谋长委员会的。这种通信同大使们的正式联系或工作毫不抵触。这事实上成了洽商重大事务的手段，在我指挥战争方面所起的作用，并不次于我担任的国防大臣职务，有时甚至还过之。 经过遴选而处在我周围的人，完全可以自由发表他们的意见，他们对于我起草的函电几乎一致表示同意，这就使我日益增加信心。比方说，同美国当局的一些分歧，在第二级是无法解决的，但通过最高一级的直接联系，往往在几小时内就解决了。随着时间的推移，由于最高一级处理事务的效率确实显而易见，因此，我就倍加小心，不让它变成为处理部一级的普通事务的方法。我曾一再拒绝我的同僚们要求我亲自就重要的细节问题致函罗斯福总统。如果把这类问题不恰当地纳入私人的通信中，那不久就会破坏私人函电的机密性，从而破坏它的价值。 我同罗斯福总统的关系渐渐地变得如此密切，以致我们两国间的重大事项实际上是通过他和我之间的私人函电往来处理的。这样作法，我们便获得了充分的谅解。作为国家的元首，同时又是政府的首脑，罗斯福在各个方面的发言和行动都是有权威的；而在使战时内阁同意我的意见的情况下，我也几乎能够同等行动自由地代表大不列颠。这样就获得了高度的配合，而且大大节约了时间和减少参与其事的人数。我把电报送交美国驻伦敦大使馆，它通过特别的密码电报机直接同白宫的总统联系。获得答复和解决问题的速度是以小时计算的。我在傍晚、夜间或者甚至是清晨2点拟就的一切电文，都能在总统就寝以前到达他的手里；当我第二天早晨醒来时，他的答复往往就回来了。我总共发给他九百五十份电报，收到的回电大约有八百份。我觉得，我是在同一个非常伟大的人保持联系，这个人同时是一个热心的朋友，一个在我们共同努力的崇高事业中站在最前列的战士。 ※ ※ ※ 内阁赞成我试向美国政府要驱逐舰；我便在5月15日下午起草我担任首相以来第一次致罗斯福总统的电报。为了保持我们之间的通信的非正式性质，我在署名时自称“前海军人员”；而且在整个大战期间我几乎毫无例外地一直使用我喜爱的这个称呼。 我虽然变换了职务，但我相信你不愿意我中断我们之间的密切的私人通信。正如你必然知道的那样，局势已迅速地恶化了。敌人在空中显然占了优势，他们的新的技术正在法国人的心中产生深刻的印象。我本人认为，地面战争才刚刚开始，我很想看到群众都参加战争。直到目前为止，希特勒还是在用特种坦克部队和空军作战。那些小国简直像火柴杆一样，一个一个地被粉碎了。虽然还没有肯定，但我们必须预料到，墨索里尼也将急急忙忙地插手进来参加劫掠文明国家。我们预料，在不久的将来，我们这里会受到空中袭击以及伞兵和空运部队的袭击，我们对此已有所准备。如果必要的话，我们将继续单独作战，我们是不怕单独作战的。 但是，总统先生，我相信你会认识到，美国的呼声和力量如果压抑得太久，也许就起不到什么作用了。你将看到一个完全被征服的纳粹化的欧洲很快就会出现在眼前，这个压力也许是我们承受不了的。我现在所要求的是：你宣布非交战状态，这就是说，你们除了不实际派遣武装部队参战外，将尽一切力量帮助我们。目前我们迫切需要的是：第一，借用你们四五十艘较旧的驱逐舰，以弥补我们现有舰只和我们从战争开始时就着手建造的大批新舰艇之间的差缺。明年的这个时候我们就有足够的舰只了，但是，如果在这段差缺期间，意大利又用一百艘潜水艇来向我们进攻，我们就可能濒于崩溃。第二，我们需要数百架最新式的飞机；这些飞机，你们正陆续得到交货。我们可以用正在美国为我们制造的飞机来偿还。第三，防空设备和弹药，如果我们能支持下去的话，我们的防空设备和弹药明年也将是很充足的。第四，由于我们的矿石供应是来自瑞典、北非或许还来自西班牙北部，所以，我们就必须要在美国购买钢材。其他原料也是这样。只要我们还能付美元，就继续用美元购买，但是我有理由深深相信： 即便我们付不出钱，你也会照样把物资供给我们的。第五，我们得到许多报告，说德国伞兵部队或空运部队可能入侵爱尔兰。如果美国派一支分遣舰队访问爱尔兰的港口（最好是延长访问期），那将起到巨大的作用。第六，我指望你们能够使日本人在太平洋不要有所行动。你们觉得怎样利用新加坡好，就可以怎样利用。我们手中的详细材料，将另行送上。 致良好的祝愿和敬意。 5月18日，我接到了总统的复电，对我们继续私人通信表示欢迎，并且还谈到了我的特殊要求。复电说，借用或赠与四五十艘较旧的驱逐舰，需要国会授权，目前进行此事尚非其时。他愿尽力使各盟国政府顺利地得到最新式的美国飞机、防空设备、弹药和钢材。我们的代表，非常能干和忠诚的珀维斯先生（他不久之后便在一次飞机失事中牺牲了）在这些问题上提出的意见将得到最善意的考虑。关于我建议美国派遣一个分遣舰队访问爱尔兰港口一事，总统将仔细考虑。 关于日本人，他仅仅谈到美国舰队已在珍珠港集结。 ※ ※ ※ 5月13日星期一，下院召开特别会议；我要求下院对新政府举行信任投票。在报告了充实各部人员的进展情况后，我说：“我没有别的，我只有热血、辛劳、眼泪和汗水贡献给大家。”在我们的全部悠久的历史中，没有一位首相能够向议会和人民提出这样一个简明而又得人心的纲领。我在结束时说： 你们问：我们的政策是什么？我说：我们的政策就是用上帝所能给予我们的全部能力和全部力量在海上、陆地上和空中进行战争；同一个在邪恶悲惨的人类罪恶史上还从来没有见过的穷凶极恶的暴政进行战争。这就是我们的政策。你们问：我们的目的是什么？我可以用一个词来答复：胜利——不惜一切代价去争取胜利，无论多么恐怖也要去争取胜利；无论道路多么遥远和艰难，也要去争取胜利；因为没有胜利，就不能生存。大家都要认识到：没有胜利就没有大英帝国的存在，就没有大英帝国所代表的一切，就没有促使人类朝着目标前进的那种时代要求和动力。我满怀兴奋和希望，担负起我的工作。我深信，人们不会让我们的事业遭到失败。在这个时候，我觉得我有权利要求大家的支持，我说：“起来，让我们把力量联合起来，共同前进。” 下院对这几句简单的话，一致投票赞成，并且一直休会到5月21日。 我们就这样一起着手进行我们共同的工作。在此后的五年中，我从国内各党派人士得到的忠诚和真诚帮助，是任何一位英国首相从他的内阁同僚中未曾得到过的。议会在进行自由的积极的批评的同时，对于政府提出的全部措施始终给以压倒多数的支持；全国人民空前团结，热情奋发。这真是好的很，情况应当是这样的，因为即将落到我们头上的事情比任何人所预料的都更加可怕得多。第二章 法兰西之战 第一周 甘默林5月10日至5月16日 “D”计划——德军的阵势——德国和法国的装甲部队——法军和英军穿越比利时前进——荷兰遭到蹂躏——比利时问题——公认法国在军事艺术上首屈一指——阿登山脉中的缺口——英国在战争初期的困难——“D”计划的进展——13日和14日的坏消息——克莱斯特集团军群突破法军战线——英国空军损失惨重——我们本土防卫的最低极限——15日晨雷诺给我打电话——阿登山脉缺口对面法国第九集团军的溃败——在荷兰“停火”——意大利的威胁——我乘飞机到巴黎——在法国外交部的会谈——甘默林将军的谈话——没有战略后备队：“一个也没有。”——计划对德军“凸出部”发动进攻——法国要求英国增派战斗机中队——5月16日夜间我给内阁的电报——内阁同意增派十个战斗机中队。 当我在5月10日晚间就任首相的时候，还没有人要求我和尚未组成的新内阁中的同僚对于抵御德国进攻荷、比、卢三国的问题做出什么新的决定。我们早已确信，法国和英国的参谋人员完全同意甘默林将军的“D”计划，这个计划从拂晓就已经开始执行了。事实上，到了11日的早晨，整个规模庞大的军事行动已经取得了很大的进展。在靠海那一侧，吉罗将军的法国陆军第七集团军已经开始冒险冲入荷兰国境。 在中心区，英国第十二轻骑兵团的装甲车巡逻队已经到达代尔河，在我们的战线以南，以约特将军第一集团军群所有的其余部队都急急开往默兹河。盟国军事首脑们认为，如果“D”计划获得成功，就可以从缩短对德战线中节省十二个到十五个师的兵力；当然除了荷兰陆军的十个师以外，还有比利时集团军的二十二个师，如果没有这些师的兵力，我们在西线的总兵力就要在数量上处于劣势。因此，我丝毫不想干预军事计划，只是满怀希望地等待着迫在眉睫的交锋。 然而，如果我们在事后回顾当时的情景，就可看出，英国参谋长委员会在1939年9月18日所写的那篇重要报告①是写得非常出色的。在这篇报告中，曾明确指出：除非比利时人能够有效地守住默兹河和艾伯特运河的防线，否则英国人和法国人赶去支援他们就是错误的；英国人和法国人倒不如坚守法国的国境线，或者至多把左翼稍稍向前推进到斯凯尔特河一线。自从1939年9月的那几天以来，人们已经达成协议，要实行甘默林将军的“D”计划。然而，在这段期间并没有发生任何事情，足以动摇英国参谋长委员会原来的见解。相反，却发生了许多事情足以加强这一见解。德军势力逐月增长，愈趋成熟，现在已拥有一支力量非常强大的装甲部队了。法国陆军受到苏俄灌输的共产主义的腐蚀，并且在前线上被漫长的严冬弄得士气消沉，实际上已经军心涣散了。比利时政府把国家的生死存亡寄托在希特勒会尊重国际法和比利时的中立上面，因而没有在他们的军事首脑和盟国的军事首脑之间做出什么有效的联合计划。在那慕尔——卢万一线上设置的反坦克障碍和防线，既不充分又未竣工。比利时陆军中有许多勇敢而又坚决的人，可是由于害怕破坏中立，而未能奋勇投入战斗。事实上，甚至在甘默林将军还没有下令执行他那准备已久的计划以前，比利时战线就已经被德国袭击的第一阵浪潮冲破了许多点。现在，顶多就只能希望在法国最高统帅部本想极力避免的那场“遭遇战”中打一场胜仗。八个月以前，当战争刚刚爆发的时候，德国陆军和空军的主要力量都集中去进攻和征服波兰。沿着整个西方战线，从埃克斯-拉-夏佩勒到瑞士边界，共有四十二个没有配备装甲部队的德国师。法国动员之后，可以部署相当于七十个师的兵力和德军对峙。由于上面提到的理由，当时认为是不能够向德军进攻的。到1940年5月10日，形势就大不相同了。 ①参看第一卷，第二十六章。 敌人利用了历时八个月的拖延，并且由于摧毁了波兰，遂得以武装、配备和训练大约一百五十五个师，其中有十个师是装甲师（“坦克师”）。希特勒同斯大林签订了协定，因此他可以尽量减少东线的德军。据德军参谋长哈尔德将军说，他们对俄国“只部署了一支轻装的掩护部队，几乎还不够用来执行征收关税的任务”。苏联政府对于他们自己的未来毫无预感，眼看他们不久之后就那么苦苦要求并等了很久才得以开辟的“第二战场”遭到德军破坏。因此，希特勒便能够用一百二十六个师的兵力和十个坦克师的全部强大的装甲武器向法国猛攻，十个坦克师拥有将近三千辆装甲车，其中至少有一千辆是重型坦克。 这一支庞大的兵力按下列次序部署在从北海到瑞士的战线上： B集团军群，有二十八个师，由冯·博克将军指挥，集结在从北海到埃克斯-拉-夏佩勒一线，准备席卷荷兰和比利时，然后作为德军的右翼向法国推进。 A集团军群，有四十四个师，由冯·龙德施泰特将军指挥，构成挺进的主力，部署在从埃克斯-拉-夏佩勒到摩泽尔河一线。 C集团军群，有十七个师，由冯·勒布将军指挥，扼守从摩泽尔河到瑞士边境一带的莱茵河。 德国陆军最高统帅部的后备军大约有四十七个师，其中二十个师作为各集团军群后方的直接后备，另外二十七个师留作一般后备。 这一阵势的确实兵力和部署，我们在当时当然是不知道的；和这阵势对峙的是：第一集团军群，由比约特将军指挥，计五十一个师，其中有九个师由后备军司令部掌握，九个英国师包括在内；这个集团军从马奇诺防线靠近隆维的一端伸展到比利时边境，再沿着比利时边境后面伸展到敦刻尔克前面的海滨。第二和第三集团军，由普雷特拉将军和贝松将军指挥，连同后备军在内共四十三个师，守卫从隆维到瑞士的法国边境。此外，法国有相当于九个师的兵力驻守马奇诺防线——以上共一百零三个师。如果比利时和荷兰的军队也投入战争，那么，在这个数字上还要再加比利时的二十二个师和荷兰的十个师。由于这两个国家很快就遭到了攻击，因而在5月10日这一天盟国在名义上可供使用的各种质量的师的总数为一百三十五个，或者说，实际上同我们现在所知道的敌人的师的数目是相等的。如果这支兵力得到适当的组织和装备，并受到良好的训练和指挥，那么，按上次大战的标准来说是很有希望止住敌人的侵略的。 然而，德国人有充分的自由来选择他们进攻的时间、方向和用来进攻的兵力。法国军队有一半以上是驻在法国南部和东部地区的，因而比约特将军率领的第一集团军群的五十一个法国师和英国师，连同比利时和荷兰能够调来的援军在内，就不得不在隆维和海岸之间抵御博克和龙德施泰特指挥的七十多个师的敌军的猛攻。德军在波兰较小的范围内以大部分防弹的坦克和俯冲轰炸机相结合使用，曾证明是成功的，这次又采用这种方式作主攻的前锋，由克莱斯特指挥德国“A”集团军群所属五个坦克师和三个摩托化师，从阿登向色当和蒙得梅进攻。 为了抵抗这种现代化的战争，法国部署了大约两千三百辆坦克，其中大多数是轻坦克。他们的装甲部队拥有一些强有力的现代装备，不过他们全部的装甲兵力有一半以上编入了分散的轻坦克营，以便与步兵协同作战。他们只有六个装甲师①可以用来抵御德国坦克师的密集进攻，可是这六个装甲师在前线部署得很分散，无法集结起来配合作战。英国本来是坦克的发源地，可是这时才刚刚完成它的第一个装甲师（三百二十八辆坦克）的编制和训练工作，而且还在英格兰。 ①这个数字包括拥有坦克的所谓轻摩托化师在内。 这时集结在西方的德国战斗机，在数量上和质量上都远远超过法国。在法国的英国空军有十个战斗机中队（“旋风”式飞机），它们是从重要的本土防御中抽调出来的。另外还有八个“战斗”式战斗机中队，六个“布伦宁”式战斗机中队，五个“莱桑德”式战斗机中队。法国和英国空军当局都不曾给自己的空军配备俯冲轰炸机，这种俯冲轰炸机像在波兰战役中一样，在当时已经成为重要的武器，在后来挫败法国步兵的士气，尤其是挫败他们的黑人部队的士气方面，起了很大的作用。 在5月9日到10日的那一夜里，以大规模地空袭飞机场、交通线、司令部和军火库作为前奏，博克和龙德施泰特率领的集团军群的所有德国部队，全都跨过比利时、荷兰和卢森堡的国境线直奔法国而来。几乎每次都完全达到了全部的战术的突袭目的。从黑暗中猛然出现了无数支武器精良、士气高昂的突击队，有很多都配备着轻火炮，在拂晓前使一百五十哩长的战线变成一片火海。荷兰和比利时在德国丝毫没有提出任何借口或警告的情况下遭到袭击，只有高声呼救。荷兰人信赖他们的洪水防线；凡是未被占领或未被出卖给敌人的水闸全都打开了，荷兰的边防军也对侵略者开枪射击。比利时人成功地破坏了默兹河上的桥梁，可是德军却完整无缺地夺取了横跨艾伯特运河的两座桥梁。 根据“D”计划，由比约特将军指挥的盟国第一集团军群，连同人数虽少但却异常精锐的英国陆军，在德军侵犯国境的时刻，应当向东推进，进入比利时。这一行动的目的是为了拦阻敌军并据守默兹-卢万-安特卫普一线。在这道战线前面，沿默兹河和艾伯特运河，部署着比利时的主力部队。如果他们能顶住德军的第一次突击，第一集团军群就去接应他们。不过，看来更可能的是，比利时军队会马上被压回来，退到盟军的防线上。事实上，后来的情况正是这样。人们认为，这样一来，比利时的抵抗可以为英国和法国军队提供短暂的喘息机会，使他们能够布置新的阵地。除法国第九集团军的危急的阵线以外，这一点是做到了的。在极左翼即靠海的那一边，法国第七集团军应当占领那些控制着斯凯尔特河河口的海岛，而且，如果可能的话，还应当向布雷达推进，去援助荷兰人。人们认为在我们南翼，阿登山脉是不可逾越的壁垒，在阿登山之南又有巩固的马奇诺防线一直伸展到莱茵河，再沿莱茵河伸展到瑞士。因此，似乎一切都取决于盟军北方各集团军由左侧反击，而这又取决于占领比利时的速度。一切事情都是这样非常详细地安排好了的，只要一声令下，远远超过一百万人的盟军便可向前猛进。5月10日晨5点30分，戈特勋爵接到乔治将军的电报，命令他：“戒备一、二和三”，这就是说，立即准备进入比利时。早晨6点45分，甘默林将军下令执行“D”计划，法国最高统帅部（英国军队听它指挥）准备已久的计划立即付之实行。 ※ ※ ※ 柯立恩先生任荷兰首相时，于1937年来访问过我，他曾向我详细讲过荷兰洪水的惊人效力。他说，他只需从恰特韦尔的午餐桌上用电话传一道命令，就可以按一下电钮用无法逾越的洪水挡住侵略者。这是一个十足的无稽之谈。在现代的条件下，一个大国用来侵犯一个小国的军力是无法抵御的。 德军在各处都突破了，在运河上架起了桥梁，或者夺取了水闸和河水的控制设备。在一天之内荷兰防御工事的整个外线全被占领。同时，德国空军开始进攻一个没有设防的国家。鹿特丹被烧成一片废墟。海牙、乌德勒支和阿姆斯特丹也面临着同样的命运。荷兰人希望还像上次大战那样，德军右翼会从荷兰绕过去，但他们的希望落了空。 然而，荷兰人民在遭到打击的时候，立即以不屈不挠的勇气团结起来抵抗侵略。威廉明娜女王、她的家族和女王政府成员，由皇家海军安全地送到了英国，从英国继续鼓舞他们的人民，管理他们海外的庞大帝国。女王的海军和她的庞大的商船队毫无保留地交给英国指挥，在盟国的事业中起了无法估计的作用。 比利时的情况需要比较彻底地加以说明。比利时境内的几十万个英国人和法国人的坟墓，是上次大战的奋战标志。在两次大战之间的那些年里，比利时并没有认真地以过去为借鉴来制定它的政策。比利时的国家领导人以忧虑的目光注视着法国内部的衰弱和英国的摇摆的和平主义。他们严守中立。 在他们再次遭受侵略之前的几年中，他们对待互相对峙的两大阵营的态度，无论如何从官方来说是相当不偏不倚的。对这种处境中的一个小国所担心的问题，应当有充分的谅解，可是法国最高统帅部几年来都在指摘比利时政府所采取的方针。他们保卫边疆使之免遭德国进攻的唯一希望，就在于同法国和英国结成紧密的同盟。艾伯特运河防线和其他滨河阵地是满可以守住的，如果英国和法国军队有比利时军队的协助，在宣战之后及时开赴比利时边境，就可以从这些阵地准备和发动一次非常有力的攻势进攻德国。但是，比利时政府认为，他们的安全在于保持最严格的中立，他们把唯一的希望寄托在德国的诚意和对条约的尊重上。 甚至在英国和法国参战之后，仍然无法说服比利时人重新和过去的盟国站在一起。他们宣称要誓死保卫他们的中立，并把他们十分之九的兵力部署在同德国交界的边境，与此同时，他们严禁英法联军开进他们的国土去进行有效的准备来保卫比利时或进行先发制人的反击。我们唯一的办法只能是： 在1939年冬季，由英国军队和处在它的右翼的法国第一集团军沿法比边境修建新防线和反坦克壕。我们现在反复思考的问题是：“D计划”的全盘部署是不是应当在这一基础上重新加以考虑，我们是不是扼守法国边境进行战斗，坚决抵抗，请比利时军队退到这条防线上来，而不要冒险地匆忙地冲到代尔河或艾伯特运河，这样更为明智。 ※ ※ ※ 不了解法国的军事首脑拥有极大的权威，不了解每个法国军官都抱有法国军事艺术是首屈一指的信念，我们就无法理解那一时期的决策。在1914年到1918年的那次可怕的地面战斗中，法国指挥了战斗，并且负起战斗的主要重担。法国牺牲了一百四十万人之多。福煦担任最高统帅，英国本国的和英帝国的六七十个师，也像美国军队一样，毫无保留地听从他的指挥。现在，英国的远征军为数只有三四十万人，分散在从勒阿弗尔的基地沿海岸到前线的地区，与此相比较，法军拥有将近一百个师，或者说二百多万法国人，实际上防守着从比利时到瑞士的漫长战线。因此，我们当然应该把自己放在他们的指挥之下，接受他们的判断。人们曾经期望，从宣战的时刻起，乔治将军将全盘指挥战场上的法国和英国军队，而甘默林将军则回到法国军事委员会，处于咨询地位。然而，甘默林将军却不愿放弃总司令的职权。他保留了最高指挥权。在八个月的暂时平静期间里，他和乔治将军之间在指挥权上发生了令人气愤的冲突。依我看来，乔治将军始终没有机会单独负责制订通盘的战略计划。 很久以来，英军总参谋部和我们的战地司令就担心马奇诺防线北端和英国军队沿法比边境修筑的工事之间的空隙。 陆军部长霍尔－贝利沙先生曾在战时内阁几次提出这个问题。我们也曾通过军事途径向法国提出意见，然而，内阁和我们的军事首脑自然不好意思批评那些兵力比我们大十倍的人。法国人认为，阿登山脉是庞大的现代化军队无法通过的。 贝当元帅曾对参议院陆军委员会说过：“这一扇形地区没有危险。”他们曾沿默兹河修筑了许多野战工事，但是并没有像英国人沿比利时边境那样修筑设有碉堡和反坦克障碍的巩固的阵地。而且，柯拉将军统率的法国第九集团军主要是由一些肯定低于法国标准的军队所组成的。在它的九个师中，有两个是部分机械化的骑兵师，有一个是要塞师，有两个师（六十一师和五十三师）是属于第二流的，有两个师（二十二师和十八师）比现役师稍差一些；只有两个师是常备正规军。因此，从色当到瓦兹河上的伊尔松，在一条长达五十哩的战线上，没有永久性的防御工事，而且只有两个师是职业军队。 不可能处处都是坚不可摧的。用轻装的掩护部队据守国境线的漫长的地段，常常是正确的和必要的；不过，这样做的目的只能是：集结较大的后备兵力在敌人的进攻点暴露时，进行反击。把四十三个师，或者说把法国机动部队的一半，分散在从隆维到瑞士国境的战线上，这是毫无远见的部署；因为在整个这条线上，不是有马奇诺防线的碉堡就是有河面宽广、水流湍急的莱茵河作为掩护，而且在莱茵河后面还有要塞系统。防御部队面临的风险比进攻部队所冒的风险要大得多，因为进攻部队在攻击点上大抵是比较强大的。就很长的战线来说，只有依靠能够迅速投入一场决定性战斗的强大的机动后备兵力才能应付这种风险。这种有力的见解支持了这样一种评论，那就是法国的后备兵力不足，并且就他们当时的情况来说，分布得也很不恰当，所以就更可看出我们的这一评论是正确的。总之，阿登山脉背后的空隙是从德国通往巴黎的一条捷径；这个地方数百年来一直就是著名的战场。如果敌人从这里突破，北方各集团军的整个前进行动就要失去中心，而且它们与首都的一切交通联系也将同样受到威胁。 回顾往事，我们可以看出，张伯伦先生的战时内阁不应该在1939年秋季和冬季不敢同法国人彻底讨论这一问题；我曾参加张伯伦的内阁，对于内阁的一切措施和失策的地方，我应分担我应负的责任。那很可能是一场不愉快而困难的争论，因为法国人在每一个阶段都可以说：“你们为什么不增派更多的英国军队呢？你们不愿意接防更长的一段战线吗？如果后备兵力不足，就请你们补充吧！我们已经动员了五百万人了①。我们听从你们关于海上作战的意见；我们按英国海军部制定的计划行动。请你们对法国陆军和我们历来掌握的陆战艺术表示应有的信任吧！” ①法国“动员”的五百万人，有许多是非武装人员——例如在工厂、在田地里工作的人，等等。 尽管这样，我们还是应该同法国彻底讨论这一问题的。 希特勒和他的将领们对于他们对手的军事观点和总的安排了如指掌。就在这个秋季和冬季，德国的工业便生产了许多坦克，生产这些坦克的工厂必然是在1938年慕尼黑危机的时候就已经建立好了，所以在战争开始以来的这八个月中，才有这样大批的产品。他们丝毫没有被穿越阿登山脉要遇到的天然险阻所吓倒。相反，他们相信，现代的机械化运输和强大的有组织的筑路能力，会使过去被认为无法逾越的这一地区成为侵入法国和打乱法国全部反攻计划的一条最短的和最稳妥、容易的途径，因此，德国陆军最高统帅部便计划穿过阿登山脉进行大规模的突击，在肩胛处切断盟军北方集团军的弯曲的左臂。这一行动除规模较大和速度与武器不同以外，就很像拿破仑在奥斯特利茨①战役突袭普拉赞高原，切断和破坏奥俄联军的迂回运动，并突破其中央阵地。 ①奥斯特利茨是捷克斯洛伐克南摩拉维亚州的城镇。——译者 ※ ※ ※ 命令一下达，北方各集团军就去抢救比利时，沿着所有的公路在居民的欢呼声中奔赴前方。“D计划”的第一阶段在5月12日完成。法军控制了从默兹河左岸到于伊的阵地，他们在默兹河对岸的轻装部队在敌军越来越大的压力下向后退却。法国第一集团军的装甲师到达于伊-汉诺-蒂尔蒙战线。 比利时人在艾伯特运河失守之后，退到吉特河防线，进入从安特卫普到卢万他们的规定阵地。他们还在据守列日和那慕尔。法国第七集团军占领了伐耳赫伦岛和南比维兰，在赫伦塔耳斯-贝亨－沃普－索姆一线与德国第十八集团军的机械化部队作战。法国第七集团军推进得如此迅速，以致军火补给都供应不上。英国空军虽然在数量上不如德军，但质量上的优势已完全显出来了。因此，截至12日夜间为止，没有理由认为战争进行得不利。 然而，在13日，戈特勋爵的司令部便逐渐觉察到德军冲击法军第九集团军阵地的压力了。入夜时，敌人占领了迪南和色当之间的默兹河西岸。法国最高统帅部还弄不清楚：德军主力是要通过卢森堡进攻马奇诺防线的左翼呢，还是要通过马斯特里赫特，前往布鲁塞尔。沿着卢万-那慕尔-迪南到色当的整个战线，一场激烈的大战展开了，不过是在甘默林将军没有料到的情况下展开的，因为法军第九集团军在迪南还没有来得及安排就绪，敌人就到达了。 ※ ※ ※ 14日，坏消息开始传来。起初，什么情况都不清楚，下午7时，我向内阁宣读了一封雷诺先生拍来的电报；电报说，德军已经从色当突破，法国人不能抵抗坦克和俯冲轰炸机的联合进攻，要求增援十个战斗机中队，以便重整战线。参谋长委员会接到的其他电报所谈情况大致相同，另外还谈到甘默林将军和乔治将军都认为局势严重，甘默林将军没料到敌人的推进是如此迅速。事实上，克莱斯特集团军群以其大量的轻重装甲部队，已经在法军与敌直接接触的战线上完全击溃或歼灭了法国军队，以过去战争中未曾有过的速度向前推进。几乎在两军交锋的阵地上，所有德军攻势之猛和火力之强都是无法抵抗的。他们还有两个装甲师在迪南地区渡过默兹河。在迪南以北法国第一集团军战线上的战斗最为激烈。英军第一军和第二军还固守从瓦弗到卢万的阵地，在那里，我们的第三师在蒙哥马利将军的指挥下，曾进行了激烈的战斗。 再往北，比利时军正在向安特卫普的防线撤退。法国第七集团军在靠海的那一边正在后撤，后撤的速度比他们早先前进的速度还要快。 从敌人发动进攻的时刻起，我们就开始执行“皇家海军”作战计划，将漂浮水雷投入莱茵河，在战争的第一个星期就“流放”了将近一千七百枚①。这些水雷立即收到效果。 在卡尔斯鲁厄到美因茨之间几乎所有的河上交通都中断了，卡尔斯鲁厄的堤堰和许多浮桥受到很大的破坏。然而这一计划的成就，被纷至沓来的不幸事件淹没了。 ①“皇家海军”作战计划最初制定于1939年11月。这些水雷按计划是要沿莱茵河顺流而下，以破坏敌人的桥梁和船舶。这些水雷是从法国境内的上游投入河中的。参看第一卷附录。 所有的英国空军中队都在连续作战，他们主要的力量是用来攻击色当地区的浮桥。在英国空军英勇果敢地拚命攻击下，一些浮桥被摧毁，还有一些受到重创。在低空轰炸浮桥时，英国空军由于德国高射炮炮击造成的损失是很惨重的。有一次，六架飞机在完成任务之后只有一架飞回来。单是在这一天，我们一共损失了六十七架飞机，因为主要是同敌人的防空部队作战，所以只击落德机五十三架。那天夜间，皇家空军驻在法国的四百七十四架飞机，能用来作战的飞机只剩下二百零六架了。 这方面的详细情报是陆续得到的。不过已经可以清楚地看出，尽管就个别战斗来说我们是占上风，可是照这样规模继续战斗下去，用不了多久就会把皇家空军的飞机全部消耗殆尽。今后我们面临着这样一个紧迫的难题：在不使我们自己失去防御能力，从而不使我们丧失继续作战力量的前提下，我们究竟能够从英国派出多少架飞机。由于我们自己的天性驱使，同时由于有许多有力的军事论据，使我们感觉到法国不断提出的迫切要求是有道理的。但另一方面，却有一个限度，如果超过这个限度，那就会要我们的命。 当时，所有这些问题都由整个战时内阁加以讨论，战时内阁一天要开数次会。首都战斗机指挥部司令道丁空军上将曾对我说过，只要有二十五个战斗机中队，就可以保卫英伦三岛，抵御德国空军的全部力量，但如果少于这个数目，他就无能为力了。空战的失败，不但会使我们所有的机场和空军实力遭到毁灭，而且会使我们整个前途所系的飞机工厂也遭到毁灭。我的同事和我都决定：在那个限度内，我们可以为战争冒一切风险（那种风险是很大的），但是不管后果如何，决不超过那个限度。 15日清晨7点半左右，我被唤醒，说是雷诺先生打来电话，电话就在我的床边。他用英语讲，显得非常沉重。“我们被打败了。”我没有立即回答，于是他又重复说：“我们被打败了，我们这一仗打输了。”我说：“不会败得这样快吧？”可是他回答说：“在色当附近战线被突破了；他们的坦克和装甲车大批地涌了进来。”——他的话大意如此。于是我就说道： “所有的经验都表明，这种进攻不久就会停止的。我想起了1918年3月21日那一天。在五天或六天的进攻以后，他们不得不停下来等待补给，这就给我们提供了反攻的机会。这些话，是我当时听到福煦元帅亲口说的。”这种情形确实是我们过去常常看到的，也是我们目前应该看到的。然而，这位法国总理又再次重复他开头那句话（后来证实这句话是千真万确的）：“我们被打败了；我们这一仗打输了。”我说，我愿意到法国去一趟，当面谈谈。 这一天，柯拉率领的法国第九集团军完全溃不成军，残部分别由在北方接替柯拉的法国第七集团军司令吉罗将军和正在南方组成的法国第六集团军司令部加以整编。法军的防线的确被突破了一个缺口，差不多有五十哩长；通过这个缺口，敌军大量的装甲部队蜂拥而至。15日晚间，据说，德军的装甲车已经到了利亚尔和蒙科尔内；蒙科尔内在原来的战线后面六十哩。法国第一集团军在来梅尔以南一段五千码的战线上也被突破了。再往北，所有对英国军队的进攻都被击退了。德军的进攻和英军右翼的法军一个师的撤退，使英军不得不组成一个向南的侧翼防线。法国第七集团军退到斯凯尔特河以西，进入安特卫普的防线，并且被逐出了伐耳赫伦岛和南贝弗兰德岛。 这一天，在荷兰的战斗也结束了。由于荷兰最高统帅部在上午11点钟投降了，所以只有极少的荷兰军队撤退出来。 当然，这幅图画给人的总的印象是失败了。在上次大战中，这类的事情我曾见过许多，战线被突破，即使是辽阔的战线被突破，这并没有使我意识到目前由于战线被突破而产生的可怕后果。由于多年来没接触过官方情报，我没有领会，自从上次大战以来，利用大批快速重型装甲部队进行袭击，会造成这样大的变化。我听说过这种情形，可是这并没有改变我应当改变的内心的信念。即使真的改变了我内心的信念的话，我也是丝毫没有办法的。我给乔治将军通电话，他好像十分冷静，他向我报告说，正在堵塞色当的缺口。甘默林将军拍来的一封电报也说，那慕尔和色当之间的情况虽然危急，他对局势却处之泰然。上午11点钟我向内阁报告了雷诺的电话和其他消息。16日，德军的先头部队进抵拉卡佩耳-韦尔万-马尔-拉昂一线，德国第十四军的前锋则在蒙科尔内和埃纳河畔的纳夫沙泰尔给予支援。拉昂的陷落，证实敌人已经从色当附近的边界深入我方六十多哩。法国第一集团军和英国远征军，在这种威胁下，同时在他们自己的战线受到越来越大的压力，遂奉命分三个阶段撤退到斯凯尔特河。虽然连陆军部还未曾得到任何详细的报告，而且也看不清当时正在发生什么事情，可是情况的严重性是显而易见的。我觉得，当天下午就必须到巴黎去一趟。 ※ ※ ※ 我们必须预料到，前线的不幸的事件可能给我们带来新的敌人。虽然没有迹象表明意大利的政策有任何改变，可是我们已经指示海运大臣，要他疏散地中海的船只。英国的船只回国时不再取道亚丁。我们已经命令载运澳大利亚军队到英国来的船队绕道好望角。我们指示国防委员会考虑一旦同意大利作战，我们应采取什么行动，特别是对克里特岛应采取什么行动。从亚丁和直布罗陀撤退非战斗人员的计划已经实行。 ※ ※ ※ 大约在下午3点，我乘英国政府的“红鹤”式客机飞往巴黎，这种客机我们一共有三架。帝国副总参谋长迪尔将军和我同行，另外还有伊斯梅。 这是一架很好的飞机，很舒适，每小时大约飞一百六十哩。因为这架飞机是非武装的，所以需要护航，可是我们飞进雨云层中，一小时多一点就到了布尔歇。我们一走下“红鹤”式飞机就看到局势要比我们所想象的坏得多。迎接我们的官员告诉伊斯梅将军说，预料最多不过几天德军即将进入巴黎。我在英国驻法大使馆听取了关于局势的报告以后，就乘车去法国外交部，于5点半钟到达。我被领进一间精致的房间里，雷诺在那里，还有国防部长兼陆军部长达拉第和甘默林将军。大家都站着。我们一直没有围着桌子坐下来。每人的脸色都显得十分忧悒。在甘默林面前，在一个学生用的画架上挂着一幅地图，约有两码见方，有一条黑色墨水线标出盟军的战线。在这条线上的色当那里画了一块很小但是很不祥的凸出部。 总司令简单地说了一下事情的经过。在色当以北和色当以南，在大约五六十哩的一段战线上，德军突破了。迎击的法军已经被消灭或被击溃。一大批装甲车辆正以前所未闻的速度奔向亚眠和阿拉斯，目的显然是要在阿布维尔或其附近一带推进到海边，再不然就可能是指向巴黎。他说，在装甲部队后面有八个或十个全部摩托化的德国师正在挺进，分成左右两翼，进击两头被切断的法国军队。这位将军说了大约有五分钟，谁也没有插一句嘴。他说完以后，有一段时间相当长的沉默。我问：“战略后备队在哪里？”接着，我又毫不在意地（确实是毫不在意地）改用法语说：“机动部队在哪里？”①甘默林将军向我转过脸来，摇摇头，耸一下肩膀，说： “一个也没有。”② ①②原文法文是“Oùest lamassedemanceuvre？”及“Aucune”。——译者 又是一段长时间的沉默。窗外，在外交部的花园里，几大堆的火冒起滚滚黑烟，我隔窗望见年迈可敬的官员们正在用小车推着档案向火堆走去。可见，已经是在准备撤出巴黎了。 过去的经验对我们有好处，但同时也带来不利，那就是： 事情永远不会照原样重演。不然的话，我想生活就会太容易了。归根结蒂，我们在过去也常常有战线被突破的情况，但总是能够重整旗鼓，挫败敌人进攻的锐气的。不过现在有两个新的因素是我从来没想到过的。第一是，敌人的无法抵抗的装甲车辆到处袭击所有的交通线和乡村地区；第二，没有战略后备部队。“一个也没有”。我吃惊得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我们对于伟大的法国陆军及其最高的军事首脑应有什么样的看法呢？我还从来没有见过一个要防守前线五百哩长的阵地的司令官竟然没有给自己准备大批的机动力量。谁也不敢担保能确有把握地守住这样辽阔的战线；可是，当敌人用强大的兵力发动进攻并且突破了战线时，司令官总该有而且必须有许多个师，在敌人第一次猛攻的威力用尽后，能够冲上前去，进行猛烈的反击的。 马奇诺防线是作什么用的？它本来是可以在一长段国境线上使军队得到节约使用的，它不仅可以提供许多局部反攻的出击口，还可以使大批的部队留作后备力量；这是办好这些事情的唯一的办法。可是现在却没有后备部队。我承认，这是我一生中最使我吃惊的事情之一。虽然我过去是忙于海军部的事务，可是我为什么没有更多地了解这种情形呢？英国政府，尤其是陆军部，为什么没有更多地了解这种情形呢？我们不能借口说法国最高统帅部除了把笼统的轮廓告诉我们或戈特勋爵外，是不愿意让我们知道他们的部署的。我们有权利要知道这些。我们应该坚持这一点。因为双方军队正在一条战线上并肩作战。我回到窗前，望着用法兰西共和国的国家文件燃烧的火堆所升起的股股青烟。老先生们还在继续推着小车，使劲地把车上的文件投进火里。 人们三五成群地围着主要人物谈了相当长的时间，关于这次谈话，雷诺先生曾发表一份详细的记录。他在记录里说，我曾极力主张，北方各集团军不应撤退，相反，应当反攻。这确实是我当时的心情。不过，这并不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军事主张。须知，这是我们第一次认识到灾难的严重，或者说认识到法国人的明显的绝望的心情。我们未曾指挥作战，我们的陆军只占前线军队的十分之一，而且是听从法国指挥的。法国的总司令和主要的部长们显然深信一切都完了，这使我和同我一起去的英国军官们大吃一惊，我在我所说的话里，没有一句不是极力反对他们的这个看法的。①然而，他们无疑是十分正确的，尽快地向南撤退是不可避免的。人们不久就都看出这一点了。 ①由于叙述当时所发生的事情的其他记录纷纷出现，我便要求伊斯梅勋爵回忆当时的情形（他当时一直在我身旁）。他写道： “我们并没有围着桌子坐下来，我们三五成群地走来走去的时候，很可能讲了许多话。我敢肯定，关于应该怎样做，你并没有发表任何‘经过深思熟虑的军事主张’。当我们离开伦敦的时候，我们认为，色当被突破一事是严重的，但并不是致命的。1914-1918年间，曾有过多次的‘突破’，可是全都被顶住了，而且一般都是通过对凸出部的一侧或两侧展开反攻来顶住的。 “当你认识到法国最高统帅感到已经全盘失败的时候，你曾向甘默林提出许多问题，我相信这是具有双重目的的，第一，你想知道事情的经过以及他打算怎样做；第二，你想制止人们那种惊慌失措的样子。你提出的问题之一是：‘你将在什么时候和什么地方向这个凸出部的两侧展开反攻？从北面还是从南面？’我敢肯定，你在会上并没有提法任何特别的战略或战术主张。你的论调的主旨是：‘事情可能很糟，但绝不是不可挽救。’” 不久，甘默林将军又发言了。他在谈论是否现在应该集结兵力向突破口或“凸出部”——我们后来就是这样称呼这类东西的——侧翼展开反攻。有八九个师正在从战线的比较平静的地区——马奇诺防线撤下来；有两个或三个装甲师尚未投入战斗；还有八个或九个师正从非洲调来，两三个星期以后就可以到达作战地区。吉罗将军奉命担任缺口以北的法军的司令。今后德军前进就要通过两条战线之间的走廊地带，在这两条战线上可以按照1917年和1918年的作战方式进行战斗。由于德军要建立日益扩大的两个侧卫，同时又要为装甲部队的进攻提供补给，所以德国人或许保不住这条走廊地带。甘默林讲的话，似乎就是这个意思，他讲的听来很有道理。然而我意识到，他的话并没有使这少数几个迄今是担负重责的有力人物感到信服。我接着问甘默林将军打算在什么时候和什么地方向凸出部的侧翼进攻。他的回答是“数量上占劣势，装备上占劣势，方法上占劣势”，然后耸了耸肩膀表示毫无希望。我没有争论，也用不着争论。考虑到我们的贡献很微小——开战八个月了，才派出十个师，而且参加战斗的连一个现代化的坦克师也没有，我们英国人还有什么可说的？ 这是我最后一次同甘默林将军见面。他是一位爱国者，一位好心的人，对军事很精通，毫无疑问，他是有许多话可说的。① ①他的著作：《军中记事》（Servir）。并未阐明他本人在战争中的举措，也没有说明战争的一般过程。 ※ ※ ※ 甘默林将军的意见的主旨，而且的确也是法国最高统帅部以后提出的所有意见的主旨，就是强调他们的空军处于劣势，并迫切要求增派更多的皇家空军中队，轰炸机和战斗机都要，但首先是要战斗机。在其后的每一次会议上，直到法国沦陷为止，都一再请求增派战斗机去增援。在甘默林将军提出请求的过程中，他说，不但需要用战斗机来掩护法国陆军，也需要用战斗机来阻止德军的坦克。我针对这一点说道： “不然，阻止坦克是炮兵的事。战斗机的任务是扫清战场的上空。”我们的首都空军战斗机队无论如何也不能离开不列颠，这是非常重要的。我们的生存有赖于它。不过，现在需要把它缩减到最低限度。在我动身前的那天上午，内阁授权我再调四个战斗机中队到法国。我们回到大使馆同迪尔商谈以后，我决定要求内阁批准再增派六个中队。这就使我们国内只剩下二十五个战斗机中队了，这是最后极限。作出这一决定是使人左右为难的。我告诉伊斯梅将军给伦敦打电话，通知内阁立即开会，以便讨论我的一封紧急电报，这封电报大约一小时以后即可发出。伊斯梅用印地语通电话，因为事先曾安排了一名印度陆军军官在他的办公室值勤。我的电报如下： 1940年5月16日下午9时 内阁如能立即开会考虑下列事项，我将感到欣慰。局势极端严重。疯狂的德军从色当突破后，发现法军部署不当，许多是部署在北方，其他在阿尔萨斯。至少需要四天才能调集二十个师来防守巴黎和进攻凸出部的两翼，目前这个凸出部宽达五十公里。 三个〔德国〕装甲师连同两个或三个步兵师已经冲过缺口，另有大批部队在他们后面兼程前进。因此，有两个严重的危险。第一，英国远征军大部将得不到掩护，难以退出战斗，撤至旧防线。第二，在法军能够充分集结军队进行抵抗以前，德军的进攻将使法军的战斗力消耗殆尽。 已经下令不惜任何牺牲保卫巴黎，可是已在花园中焚毁外交部的档案。我认为今后的两三天或四天，对于巴黎而且可能对于法国陆军是具有决定的意义的。因此，我们必须面临的问题是：我们除援助四个战斗机中队以外——法国对于这四个中队非常感激——是否还能增派更多的战斗机中队，还有我们大部分的远程重轰炸机，是否能在明天和明天之后的几个夜间轰炸正在渡默兹河涌向凸出部的大批德军。即便这样作，结果如何，尚难保证；但是，除非凸出部这一仗能够打胜，否则法国的抵抗就可能像波兰的抵抗那样迅速崩溃。 我个人觉得，我们应该在明天调来他们要求的战斗机中队（即增派六个中队），并且集中法国和英国一切可以调用的空军，在以后的两天或三天中控制凸出部的上空，目的不是为了保卫那个局部地区，而是为了给法国陆军一个恢复士气和集结力量最后的机会。如果拒绝他们的请求从而招致他们的毁灭，这在历史上将是不好的。还有，我们无疑是能够调派强大的重轰炸机队进行夜间轰炸的。看来，目前敌人已将空军和坦克全部投入战斗中。我们不应低估他们的前进在有力的反击下将遇到的日益增加的困难。我想，如果此间完全失败，我们依然能够把我们自己剩下来的空中打击力量转用于协助我们的英国远征军，万一他们被迫撤退的话。我再次强调目前局势已极端严重，并陈述我的意见如上。请告诉我你们打算怎样做。迪尔同意我的意见。我必须在午夜以前得到答复，以便鼓舞法国人。用印地语打电话到大使馆给伊斯梅。 大约在11点半钟回电来了。内阁说，“同意”。我立即偕伊斯梅乘车去雷诺的官邸。我们发现他的官邸有点儿黑沉沉的。过了一会儿，雷诺穿着睡衣从卧室里走了出来，于是，我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他。十个战斗机中队！我劝他派人去请达拉第先生，达拉第先生立即应召前来总理官邸，听取英国内阁的决定。我希望，尽量在我们有限的力量许可的范围内，能够用这种方法，使我们的法国朋友重新振作起来。达拉第一直一言未发。他从椅子上慢慢站起来，同我紧紧握手。我大约在清晨2点钟回到了大使馆，睡得很好，尽管零星空袭的炮声不时使人辗转翻身。早晨我乘飞机回国，尽管还有其他应办的急事，我却首先要抓紧遴选新政府第二级人员的工作。第三章 法兰西之战 第二周 魏刚5月17日至5月24日 战争危急的程度在增加——地方防卫志愿军——从东部增援——5月18日和5月20日我致罗斯福总统的电报——5月19日甘默林将军第十二号最后命令——法国内阁改组——魏刚将军的任命——5月20日关于小型舰只的第一道命令——“发电机”作战计划——魏刚的前线之行——比约特因汽车失事殒命——法军无法应付德国的装甲部队——5月21日艾恩赛德的报告——议会通过赋予政府以特殊权力——我第二次访问巴黎——魏刚的计划——北方各集团军的危险——阿拉斯周围的战斗——与雷诺先生的通信——约翰·迪尔爵士就任帝国总参谋长。 17日上午10点战时内阁开会，我就我这次巴黎之行和我所观察到的局势尽可能详细地向阁员作了报告。 我说，我已经告诉了法国人，除非他们做出最大的努力，不然，我们就没有理由再增派战斗机中队到法国去，从而使我们国家的安全遭到严重的危险。我觉得，加强空军力量的问题是英国内阁前所未遇的最严重的问题之一。据说，德国空军的损失是我们的损失的四五倍，可是，我听说，法国的战斗机只剩下四分之一了。在这一天甘默林认为大势“已去”，据报导，他已经说了：“我只能在今天、明天（18日）和明天夜里担保巴黎的安全。”在挪威方面，看来我们是随时可以占领纳尔维克的，但是科克勋爵被告知，从来自法国的消息看来，已经不再能够向他增派援军了。 战事危急的紧张程度每小时都在增加。依照乔治将军的请求，英国陆军占据了从杜亚到佩龙讷的整个战线上的据点，以延长它的防护翼，从而试图掩护阿拉斯，因为阿拉斯是公路枢纽，对向南撤退极为重要。当天下午德军进入布鲁塞尔。 第二天进抵康布雷，经圣昆廷把我们的小股部队赶出了佩龙讷。法国第七集团军、比利时军、英军和法国第一集团军继续向斯凯尔特河撤退，那一天英军据守登德河沿岸，并编成“彼得军”分遣队（在彼得少将统率下由几个部队临时编成的），以防守阿拉斯。 午夜时分（5月18日-19日），比约特将军到戈特勋爵的司令部去会见他。不论是这位法国将军的面容表情，还是他当时提出的建议，都没有给盟军带来信心。从这个时刻起，英军总司令开始意识到有可能要向海岸撤退了。在1941年3月公布了戈特的电文，他在电文中写道：“当前（19日夜间）的情况不是一道防线被压弯或暂时被突破，而是一个堡垒被围困了。” 在我访问巴黎并和内阁讨论之后，我感觉到必须向我的同僚们提出一个总的问题。 首相致枢密院长 1940年5月17日 你们今夜如果就法国政府撤出巴黎或巴黎沦陷可能产生的后果，以及在必要时让英国远征军沿法国交通线或经比利时和海峡各港口撤出法国可能引起的问题，进行讨论，我将非常感激。不用说，首先这份报告只不过是列举了出现的主要问题，因此可以在以后交给参谋人员去研究。我将在6点半钟亲自会见军事负责人。 ※ ※ ※ 荷兰的急转直下的结局一直在我们的脑际萦回。艾登先生以前曾建议战时内阁组织地方防卫志愿军，这一计划也已积极推行。在全国各地，在各镇各村，都有成群的意志坚决的人们集合在一起，用霰弹枪、猎枪、棍棒和长矛武装起来。 这在不久以后就可发展成为一支庞大的队伍。但是正规军的需要也是非常迫切的。 首相致伊斯梅将军，转参谋长委员会 1940年5月18日一、鉴于继伞兵之后可能有大量空运部队着陆，所以我感觉到英国国内可以依靠的部队是不够的。我并不认为目前这种危险已迫在眉睫，因为法国大会战的胜负尚待分晓。 我希望你们对下列几点建议加以考虑，以便马上付诸实施： （1）用载运澳大利亚部队到苏伊士的船只，把八营正规步兵从巴勒斯坦运回英国，适当护航，尽管有点风险，你们认为哪条航线最好，就走哪条航线。我希望能够取道地中海。 （2）澳大利亚快速护航队载运一万四千人于6月初抵达。 （3）这些船只应立刻载送八营本土防卫队前往印度，再从印度载运八营（更多些）正规军来英。快速护航队的速度应该提高。 二、必须竭力执行委员会提出的关于控制外侨的建议，这些建议我已在另外一张纸上详细开列。对共产党人和法西斯分子也应采取措施；有相当多的人都应当加以保护性或预防性的拘留，包括他们的首脑在内。当然，这些措施在付诸实行以前必须提交内阁。 三、参谋长委员会应考虑，在所谓的装甲师中，只抽调一半前往法国，是否好一些。我们必须时刻准备面临这样一个事实，即德国可能向法国提出很有利的媾和条件，因而整个重担将转到我们身上。 ※ ※ ※ 我还认为：在取得我的同僚们的同意之下，必须把以下两份重要的电报发给罗斯福总统，向他指出，如果法国和英国都被征服，美国的利益将受到多么严重的影响。内阁对这两份电报稿考虑了一下，但是没作什么修改。 前海军人员致罗斯福总统 1940年5月18日 我无须告诉你事态的严重性。不管目前在法国进行的这场激战结果如何，我们都下定决心要坚持到底。无论如何，我们必须预料到，英国不久就要遭到荷兰所遭到的那种攻击。我们希望我们自己能够打好这一仗，但是，如果美国的援助要发挥作用的话，就必须从速发挥。 前海军人员致罗斯福总统 1940年5月20日 洛西恩已经把他和你谈话的内容向我报告了。我了解你的种种困难，但是我为那些驱逐舰的事情感到遗憾。如果它们能在六星期内到达这里，它们就一定会发挥无法估计的作用。法国的战事对于双方都有莫大的危险。我们虽然使敌人的空军遭受重大的损失，而且正在以一对二或一对三之比击落他们的飞机，但是他们在数量上仍然占有强大的优势。因此，我们最迫切需要的就是在尽可能早的日期尽可能多地运来目前出厂交付贵国军队使用的柯蒂斯P－40型战斗机。 关于你同洛西恩谈话的结尾部分，我们的意见是，无论发生什么事情，都要在英国本土奋战到底，而且，倘若我们能够得到我们要求的援助，我们希望，由于我们单个对单个比他们强，我们能够在空战中接近于势均力敌。如果这样进行下去结果不好，现政府成员便可能下台。但是在任何可以想象的情况下，我们都绝不投降。如果现政府成员下台，由另外一些人出面在这片废墟上和敌人进行谈判，那么，你就不能无视这样的事实，即同德国讨价还价的唯一筹码就只有舰队了。如果美国听任这个国家受命运的摆布，那么，只要当时的负责人能为残存下来的居民争取到最有利的媾和条件，那就谁也没有权利去责怪他们。总统先生，请原谅我这么直率地提出这个令人可怕的事情。显然，我不能替我的后继者负责，因为他们在极端绝望和孤立无援的情况下，很可能会屈从于德国人的意志。然而，幸好目前还没有必要去考虑这种事情。再一次谢谢你的好意。…… ※ ※ ※ 雷诺先生现在对法国内阁和最高统帅部进行了影响深远的改组。18日，贝当元帅被任命为法国军事委员会的副主席。 雷诺把达拉第调去主管外交，由他自己接任国防兼陆军部长。 19日晚7时，他任命刚从近东回来的魏刚接替甘默林将军。 我曾与魏刚相识，那时他是福煦元帅的左右手，我很赞赏他1920年8月在华沙战役中巧妙地拦阻布尔什维克侵入波兰——这是当时对欧洲具有决定意义的一件大事。他现在已经七十三岁了，不过，据说他办事雷厉风行，精力非常充沛。甘默林将军于5月19日上午9点45分发布了他最后的一道命令（第十二号），命令北方各集团军不要被敌人包围，要不惜任何牺牲强行向南转移到松姆河，并向切断他们的交通线的德国装甲师进攻。同时，第二集团军和新成立的第六集团军应当向北攻打到梅济埃尔。这几项决定都是很正确的。老实说，让北方各集团军向南总退却的命令至少已经迟误了四天。 一旦发现法军阵线中心有在色当被突破的危险，北方各集团军唯一的希望就是立即开往松姆河。然而，他们在比约特将军的指挥下，只是逐渐地一部分一部分地撤退到斯凯尔特河，建立右方的防御侧翼。甚至在这时，也还是来得及向南撤退的。 北方司令部的混乱、法国第一集团军的明显的瘫痪，以及前途的未可逆料，都使战时内阁感到极端焦虑。我们所有的行动都是沉着而镇静的，可是我们有一个一致的和明确的见解，在这个见解后面有着默默的苦痛。19日（下午4点30分），我们被告知，戈特勋爵正在“研究在万不得已的时候撤退到敦刻尔克的可能性”。帝国总参谋长（艾恩赛德）不能接受这项建议，因为他同我们大多数人一样，赞成开往南方。于是我们就派他带着我们的指示去见戈特勋爵，命令英国军队向西南方向转移，强行通过一切障碍，以便在南方同法军会师，并且敦促比利时军队遵从这一行动，或者，另一个办法就是，我们从海峡各港口尽量撤出他们的军队。还要告诉戈特勋爵，我们的决定将由我们自己通知法国政府。在这次内阁会议上，我们派迪尔前往乔治将军的司令部，我们和他的司令部有一条直通电话线。迪尔要在那里停留四天，把他所能了解的一切情况告诉我们。甚至同戈特勋爵的联系也是时断时续、非常困难，可是据报告，他们只有四天的给养和进行一次战斗的弹药了。 ※ ※ ※ 在5月20日晨的战时内阁会议上，我们又再次讨论了我们的陆军的形势。即使能够且战且退成功地撤到松姆河，我还是认为，可能有相当多的军队要被切断或被逐向海上。那次会议的记录上写道：“首相认为，作为预防措施，海军部应集结大量的小型船只，准备随时驶往法国沿海的港口和海湾。”海军部根据这个建议，立即采取行动，而且随着时日的迁移和形势的紧张，日益加强了这方面的努力。19日即派驻在多佛尔的拉姆齐海军上将负责指挥这一行动，当时他能够利用的船只是停泊在索斯安普敦和多佛尔的三十六只各式各样的私人船只。20日下午，根据伦敦的命令，包括海运部的代表在内的一切有关人员，在多佛尔举行了第一次会议，讨论“紧急撤退大量军队渡过海峡”的问题。当时的计划是，如果必需的话，就分别从加来、布洛涅和敦刻尔克撤退，每二十四小时从每一港口撤出一万人。用三十艘旅客渡船、十二艘海军的扫海船和六艘沿岸贸易船，作为第一批的船只。5月22日，海军部命令征用在我们这里避难的四十艘荷兰小船，并配备海军的水手。这些船只是在5月25日到5月27日之间编入现役的。从哈里奇到韦默思一带，海运官员奉命登记所有吨位达一千吨的适用船只，对停泊在英国各港口的一切船只也进行了调查。这一被称为“发电机”的作战计划，在十天之后证明是陆军的大救星。 ※ ※ ※ 德军推进的方向现在已经看得更加清楚了。装甲车辆和机械化师不断通过缺口涌向亚眠和阿拉斯，然后西折沿松姆河推向海边。20日夜间，他们越过并切断北方各集团军所有的交通线后，进入阿布维尔。把防线一突破，这些可怕的致命的战车镰刀，就很少或者根本没有遇到抵抗。德军的坦克车——可怕的“德国坦克车①”——在开阔的田野里自由往来，在机械化运输的协助和补给下，每天前进三十到四十哩。 他们经过了几十个城市和几百个村庄，丝毫没有遇到抵抗，他们的军官们从坦克车的打开的炮塔伸出头来张望，得意洋洋地向居民招手。目击者谈到成群结队的法国战俘跟在他们旁边走着，有许多人还带着步枪，这些步枪不时地被收集起来，放在坦克下面压毁。使我大为吃惊的是：德国装甲部队用几千辆战车会彻底打垮几个强大的集团军，而法国却完全没能同他们进行厮拼，战线一被突破，法国的一切抵抗便迅速瓦解。德军的整个行军路线都是沿主要公路前进的，然而在这些公路上似乎没有一处设有障碍。 ①原文为法文。——译者 我在17日就曾经问过空军参谋长：难道在夜间不能找到敌人装甲车队宿营的地方进行轰炸吗？我们在战线的后方快要被这些到处奔驰的装甲车队打得七零八散了。 我这时给雷诺发去一封电报： 1940年5月21日 我们祝贺你们任命了魏刚，我们这里完全信任他。 要阻止坦克纵队突破薄弱的战线并深入后方，这是不可能的。一切想要堵塞缺口和围困德国侵略军的办法都是错误的。恰恰相反，办法应该是：打开几个缺口。几辆坦克到达了某个地方，这并没有什么了不起。他们开进一个城镇有什么用呢？城镇应该由步兵防守，如果坦克兵要想爬出车辆，他们就会遭到射击。如果他们得不到粮食、饮水和汽油，他们必然乱作一团，离开了事。凡属可能的地方，就应炸毁建筑物来堵截他们。每一个有重要交叉路口的城镇都应当用这种方法来把守。其次，对于开阔地带的坦克纵队，必须用若干配备少数大炮的小股机动部队在开阔的乡间追击它们。坦克车的履带一定会磨损，它们的性能也会减低。这是对付入侵的装甲部队的一种方法。至于主力部队——它似乎不会很快到来——那么，对付它的唯一方法就是冲击其侧翼。只有增加这场战斗的混乱状况，才能澄清这种混乱状况，这样才能使这场战斗变成一场混战。他们袭击我们的交通线，我们也应当袭击他们的交通线。我觉得我比战争开始时更有信心；不过，各线军队必须同时作战，我希望英军不久就可以有作战的机会。以上所述只是我个人的见解，我深信，我把我的见解向你讲出来，不会使你感到不快。 祝你成功。 魏刚所做的头一件事就是同他的高级司令官们进行磋商。他想要亲自去视察北方的局势并同那里的司令官们会见，这是很自然的。对于一位在战事失利的危急时刻接管指挥权的将军是必须加以体谅的，但是现在已经没有多余的时间了。 他不应该在收拾残局的时候离开最高职位，不应当迁延时日，过多地亲自去做。我们不妨详细地记述后来发生的事情。20日晨，魏刚接任甘默林的职务后，即做出安排，要在21日去视察北方各集团军。当他得悉通往北方的道路已被德军切断后，他决定乘飞机前往。他的飞机遭到攻击，被迫在加来降落。原定在伊普尔开会的时间不得不改在21日下午3时。他在这里会见了比利时国王利奥波德和比约特将军。戈特勋爵没有接到开会时间和地点的通知，因而未能出席，也没有其他英国军官到会。比利时国王把这次会议说成是“四个小时杂乱无章地谈一阵”。会上讨论了三国军队的协作问题，魏刚计划的执行问题，以及万一这个计划失败后，英、法军队撤退到利斯河和比军撤退到伊土尔河的问题。下午7时，魏刚将军不得不离开。戈特勋爵直到8点钟才赶到，这时他从比约特将军那里收到一份会议的记录。魏刚乘车回到加来，乘潜水艇到迪埃普，转回巴黎。比约特驱车回去应付危急的局面，不到一小时，他就因撞车事故而殒命，因此，一切又被搁置起来了。 ※ ※ ※ 21日艾恩赛德回来报告说，戈特勋爵接到内阁的指示后，对他提出以下几点： 1．向南进军应同时包括斯凯尔特河的后卫行动，作为向敌人的装甲部队和机动部队固守地区的进攻。在这样的运动中，应对两翼进行掩护。 2．鉴于行政管理的情况，持续的攻击战是困难的。 3．如果这样行动，法国第一集团军和比利时部队看来都不可能一致行动。 艾恩赛德补充说，北方法军统帅部内一团混乱；过去八天中比约特将军没有尽到协作的责任，而且显得毫无计划；英国远征军士气良好，作战伤亡迄今大约是五百人。他生动地描绘了道路上的情景，沿途都是一群群的难民，惨遭德国空军的扫射。他自己也曾遇到一次危险。 因此，战时内阁面前有两个可供选择的可怕的办法。第一个，英国陆军不惜任何代价，不管法军和比军是否合作，都要打开一条南下的出路到松姆河，戈特勋爵对于他的兵力能否完成这一任务表示怀疑；第二个，退到敦刻尔克以便从海上撤退，这样会遭到敌机空袭，而且肯定要丧失所有一切的大炮和装备，这些东西在当时是很稀少而又很珍贵的。显然，应该冒极大的危险，实行第一个办法，可是也没有理由不为海上撤退做好一切可能的安排和准备，以防万一南下计划遭到失败。我向我的同僚们建议，我应前往法国会晤雷诺和魏刚，以便做出决定。迪尔可从乔治将军的司令部前往会晤地点同我见面。 ※ ※ ※ 这时，我的同僚们觉得，应当从议会取得一些特殊的权力；为此，在过去这几天中拟出了一项法案。这一法案实际上是要授与政府以无限的权力来支配英王陛下在大不列颠的全体臣民的生命、自由和财产。用法律的一般术语来说，议会赋与的权力是绝对的。《帝国国防法》“包括根据枢密院命令制定防卫条例的权力，规定：当英王陛下为了维护公共治安、保卫国土、维护公共秩序、或有效地进行英王陛下可能参与的任何战争、或为维持公众生活不可缺少的供应或劳役，而认为必要或有利时，英王陛下的臣民应将他们自身、他们的劳务和他们的财产交由英王陛下处置”。 关于人的问题，劳工大臣受权可以命令任何人从事任何需要的劳务。这个条例授与他的权力，包括有一项关于公平工资的条款，在法案中写明，借以规定工资条目。各大中心城市将成立劳工供应委员会。对最广义的财产的控制也同样办理。对包括银行在内的一切企业的控制，应根据政府的命令办理。可以要求企业主呈交他们的帐簿以供检查，超额利润课税百分之一百。要成立一个生产委员会，由格林伍德任主席；还要任命一名劳工供应局局长。 这项法案接着就由张伯伦先生和艾德礼先生于22日下午送交议会，艾德礼先生亲自提议二读。在一个下午的时间里，由保守党占绝大多数的上、下两院在表决的各个阶段中一致通过这个法案，并在当天晚上得到英王的批准。 在古代勇武的日子里， 罗马人为了罗马的纷争， 既不惜田产，又不吝金钱， 不顾妻子，不怕残废丧生。 这就是当时的心情。 ※ ※ ※ 5月22日，当我到达巴黎的时候，那里已是一番新的景象。甘默林去职了；达拉第退出了战争的舞台，雷诺一身兼任总理和陆军部长。由于德军进攻的方向肯定是转向海滨，巴黎目前还没有受到直接威胁。法国最高统帅部依然还在万森。 雷诺先生同我驱车到那里时大约是中午时分。在花园里，我见到几位我曾在甘默林左右见过的人物（其中一位是身材高大的骑兵军官）正在忧郁地踱来踱去。副官说：“还是原先那班旧人。”雷诺和我被引进魏刚的房间，随后又到地图室，在地图室里我们见到了最高统帅部的大地图。魏刚出来同我们见面。尽管他工作劳累又经过一夜的旅行，却依然精神饱满，心情轻松，行动敏捷。他给大家一个非常好的印象。他讲述他的作战计划。他不想让北方各集团军开向南方或向后撤退。 他们应该从康布雷和阿拉斯一带向东南圣昆廷的方向进攻，以便在侧翼歼灭目前在他所谓的圣昆廷-亚眠袋形阵地上作战的敌军装甲师。他认为，北方各集团军的后方应交给比利时军掩护，由比军掩护他们向东，如果必要的话，掩护他们向北进攻。同时，一个拥有自阿尔萨斯、马奇诺防线、非洲和其他各个地区调来的十八到二十个师组成的新的法国集团军，在弗雷尔将军统率下，将沿松姆河建立一道战线。他们的左翼要通过亚眠向前推进到阿拉斯，这样，尽他们的最大的努力，同北方各集团军会师。必须使敌人的装甲部队经常受到压力。魏刚说：“不允许德国的装甲师保持主动权。”一切必要的命令都已在可能送达的范围内发出了。这时我们听说比约特将军刚刚因汽车失事殒命，魏刚曾把全部计划告诉过他。迪尔和我一致认为除去赞同这一计划外，我们别无其他选择，而且确实也没有其他的想法。我强调说：“通过阿拉斯，重新取得北方各集团军同南方各集团军之间的联系是非常重要的。”我解释说，戈特勋爵在向西南进攻的时候，还必须防卫他通往沿海的道路。为了保证既经决定的计划不至发生差错，我亲自口授，作了一份摘要，给魏刚过目，他表示同意。我据此向内阁报告，并向戈特勋爵发出下列电报： 1940年5月22日 今晨我同迪尔等一同飞往巴黎。雷诺、魏刚和我们共同得出的结论概括如下。这些结论和你从陆军部接到的总的指示是正相符合的。我们衷心祝你在冲往巴波姆和康布雷的殊死战斗中取得成功。 决议如下： 1．比军应撤退到伊士尔河防线并在那里驻守，水闸正在打开。 2．英国军队和法国第一集团军应尽快向西南巴波姆和康布雷发起进攻，一定要在明天，大约用八个师的兵力，并在英军右翼布置比利时的骑兵队。 3．由于这次战役对双方军队至关重要而英军的交通线有赖于亚眠的解放，因此英国空军在这次战役进行中，日夜均应给与最大可能的援助。 4．新成立的法国集团军群正在向亚眠进攻并沿松姆河建立防线；该集团军群要向北进攻，并与向巴波姆一带向南进攻的英军会师。 由此可见，魏刚的新计划，除重点不同外，同撤销了的甘默林将军的第十二号命令并无区别。同战时内阁在19日发表的坚决的主张也没有不协调的地方。北方各集团军采取攻势向南进军，如果可能的话，就粉碎德国装甲部队的进攻。他们将和弗雷尔将军指挥的新成立的法国集团军群经亚眠向北的有利的推进相呼应。这一点如能实现就能起极重大的作用。 我曾私下对雷诺先生抱怨说，戈特曾一连四天没有接到任何命令。甚至在魏刚接任以后，也花了三天时间才做出决定。更换最高统帅是正确的，但因此而产生的拖延就是不幸的。 那天夜间我睡在大使馆里。空袭轻微，炮声震耳，可是没有听到一颗炸弹的爆炸声。巴黎的遭遇和伦敦不久就将忍受的灾难，真是大不相同。我渴望到贡比涅我的朋友乔治将军的司令部去看他。我们派在他的司令部的联络官斯韦恩准将曾有一个时期同我在一起，他就他所知道的法军的情况向我作了报告，而他所了解的，只是一部分情况而已。他们劝我，在这场大规模的、复杂的军事行动即将开始的时刻，有行政管理方面的种种困难和经常切断交通线的危险，所以最好不要去。 由于最高统帅部没有下达任何作战命令，战事的演变已经使敌人取得了支配权。17日，戈特已经开始指挥军队转到卢约尔古-阿尔勒防线，驻防阿拉斯，并不断加强其南部侧翼的兵力。法国第七集团军，除在伐耳赫伦岛战役遭受重创的第十六军以外，已经全部向南转移，与法军第一集团军会合。他们曾横断英军的后路，但并没有发生严重的骚乱。20日，戈特曾通知比约特将军和布朗夏尔将军，建议在5月21日用两个师和一个装甲旅从阿拉斯向南进攻，比约特也同意从法国第一集团军抽调两个师配合。法军第一集团军有十三个师，集结在一个长约十九哩宽约十哩的长方形地区：摩德-伐朗兴-得尼昂-杜埃之间的地区。20日，敌人已在乌顿那德附近跨过斯凯尔特河；当时还面向东方的三个英国军，于23日撤退到我们在冬季沿法比边境构筑的防线；而在十二天以前，他们曾那么斗志旺盛地从这道防线冲向前去。这一天，英国远征军只发了一半的口粮。从许多方面得到的有关法国颟顸无能的印象，促使我向雷诺提出抗议。 首相致雷诺先生 1940年5月23日 （抄件送戈特勋爵） 北方各集团军的交通线已被敌人强大的装甲部队切断。 只有立即执行魏刚的计划才能解救这些集团军。我要求向北方和南方的法军司令官和比利时总司令部发出最严格的命令，执行这一计划，转败为胜。由于补给缺乏，时间是极其紧迫的。 上午11点半战时内阁开会的时候，我在会上读了这封电报，并指出，魏刚计划的完全成功，要靠法军采取主动，可是他们并没有采取主动的迹象。下午7点我们又开了一次会。 第二天我又发了一个电报： 首相致雷诺先生，转魏刚将军 1940年5月24日 戈特将军来电说，北方战线三国军队互相协作是非常重要的。他说，他不能进行这种协作了，因为他已经在南北两面作战，而且他的交通线也受到威胁。同时，罗杰·凯斯爵士还告诉我，直到今天（23日）下午3点，比利时司令部和国王还未曾接到任何指示。这种情形怎么能符合你所说的布朗夏尔和戈特在通力合作呢？我完全知道交通很困难，可是我感觉到北方战场缺乏有效的协作行动，而敌人却正在向这一地区集结。我深信你一定能够纠正这种局面。戈特还说，他的任何推进都是突围性质的，并且必须从南方前往营救，因为他已经没有（重复说没有）供激烈战斗之用的弹药了。不过，我们已经命令他坚持执行你们的计划。我们此间甚至还没有见到你自己的命令，对于你的北方作战计划的细节，毫无所闻。可否请你通过法国使团尽快将详情送交我们？祝你成功。 ※ ※ ※ 在这里，必须记述一下英军在阿拉斯附近进行的一些小规模的战斗。司令官佛兰克林将军企图占领阿拉斯-康布雷-巴波姆地区。他统率的是英军第五师、第五十师和第一集团军坦克旅。他计划用这支装甲部队和两个师的各一个旅来进攻，由马特尔将军统一指挥，围绕阿拉斯的西面和南面，以森色河为直接目标。法军有两个师在东面康布雷-阿拉斯公路上协同作战。这两个英国师各只有两个旅；坦克的数目是： “马克Ⅰ”型65辆，“马克Ⅱ”型18辆，这些坦克的履带的寿命都很短，现在已将近损坏。5月21日下午2时开始攻击，不久就发现遭到的抵抗远比预期的大得多。东翼法军的支援并未实现，西面也只限于一个轻机械化师。敌人的装甲兵力实际上包括德国第七和第八装甲师的大约四百辆坦克，一个名叫隆美尔的将军指挥第七装甲师。开始时，进攻顺利，俘敌四百名，可是却没有到达森色河一线，而德军以数量上占压倒优势的兵力进行反攻，空军全面支援，使英军伤亡重大。 第十二轻骑兵团不久就报告说，强大的敌军部队正向圣波尔移动，似将转向西面的侧翼。夜间，集团军坦克旅、第五师、第十三旅和第五十师第一百五十一旅逐渐撤退到斯卡尔普河。英军的这三个旅在这里一直坚持到22日下午，在附近地区击退了敌人多次的进攻。我们仍据守着阿拉斯，可是敌人却逐渐向贝顿迂回。守卫我们西面侧翼的法军轻机械化师受到来自蒙圣爱罗瓦的压力，不久以后，敌军坦克就逼近了苏色兹。到23日下午7时，英军东翼遭到重大的压力，到达朗斯的敌军已经包围西翼。阵地岌岌可危。兵力过于悬殊，受到大批装甲部队的围攻，大部分被包围了。夜里10点，佛兰克林将军通知总司令部说，除非他的军队在夜间撤出，否则就无法撤退了。给他的回答是，三个小时以前就已经给他下了撤退的命令。这场战斗对于敌人有一些暂时的影响；他们当时写道：“配备装甲部队的英军大举反攻”，曾使他们感到相当大的不安。 ※ ※ ※ 为了执行魏刚计划，戈特向这时指挥北方集团军的布朗夏尔将军建议，两个英国师，一个法国师和法国骑兵团应在杜·诺尔运河和斯凯尔特运河之间向南进攻。事实上，两个法国师曾两次到达康布雷的外围，可是每次都因遭受飞机轰炸而撤退。这是法国第一集团军在这些日子里唯一的攻势作战。 ※ ※ ※ 在伦敦，我们对于从阿拉斯冒险突围的进展如何，毫无所悉。然而在二十四日却接连接到雷诺对我们大加责难的电报。他两封电报中的较短的那一封就可说明这种情形。 〔他说〕你在今早打电报给我说，你曾命令戈特将军继续执行魏刚的计划。现在魏刚将军告诉我，根据布朗夏尔将军的电报，当我们由南往北运动的军队顺利向北推进并希望在北方与盟军会师的时候，英军已擅自向沿海各港口撤退二十五哩。 英军的这种行动直接违反魏刚将军今天早晨再次正式下达的命令。这一撤退自然已使魏刚将军不得不改变他的全部部署。使他不得不放弃封闭缺口和恢复一条连续不断的战线的想法。我无须着重指出可能产生的后果的严重性。 直到此刻，魏刚将军一直在指望弗雷尔将军的军队向北推进到亚眠、艾伯特运河和佩龙讷。事实上，他们并没有取得任何显著的进展，他们还在整编和集结中。下面是我给雷诺的答复： 1940年5月25日 昨晚我在电报中已将我们此间获悉的一切奉告，我们现在依然没有从戈特勋爵那里接到任何与之相反的消息。不过我应该告诉你，有一个参谋军官曾向陆军部报告，证实了你在电报中对我提到的两个师从阿拉斯撤退的消息。我想，迪尔将军在戈特勋爵处，已经通知他尽快派一名参谋军官乘飞机回来。一俟我们得悉事实经过，我将向你报告详情，然而，北方各集团军实际上显然已被包围，除取道敦刻尔克和奥斯坦德外，其他交通线已全被切断。 1940年5月25日 我们有充分理由相信，戈特依然坚持向南移动。就我们所悉，他因西侧受到压力并且为了保持和敦刻尔克之间的交通线以取得必不可少的补给，不得不在两个师中抽一部分兵力布置在他自己和日益增加的德军装甲部队之间。德军装甲部队的实力显然是无法抵御的，他们已相继占领阿布维尔和布洛涅，威胁加来和敦刻尔克，并且已占领了圣·奥梅尔。除非在右方有掩护，他怎能撤离北方战线向南移动呢？据我们所知道的英国远征军的移动，绝不能成为你们放弃越过松姆河向北推进这一部署的借口，我们相信，你们向北推进是可以取得进展的。 第二，你抱怨说，从勒阿弗尔运走了大量物资。唯一运走的物资是瓦斯弹，把这种东西留在那里是轻率的，还有一些物资是从勒阿弗尔北岸搬到南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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