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帝制第十三章戴克里先的统治和他的三共治者。 他的祝捷大会和新秩序。宫廷礼仪的发展。 戴克里先的退位和死亡。艺术的衰落。 戴克里先的统治比其先代任何一位皇帝都更为显赫，而他的出身却比他们中任何一位都更为贫贱、低下。过去，对才能和飞扬拔扈的过分强调常常掩盖了理想的贵族特权；但从此以后，在人群中的自由人和奴隶之间却划下了一条清晰的界线。戴克里先的父母原是一个罗马元老阿努利乌斯家的奴隶；他自己除了由他妈妈在那里出生的一个位于达尔马提亚的小镇的名字而得名外，也再没有任何其它什么可以炫耀的名号。十分可能，他父亲在那主人家获得了自由，并不久得到一个在当时像他这种人常有可能得到的文书工作。吉利的神谕或更可能是由于自觉才能出众的意识，使得他的颇有抱负的儿子力求能进入军界，从而获得一官半职；看看他如何依靠计谋和偶然机遇使他能够一步步实现那些神谕中的预言，能够向世人显示他的才能，真让人感到这实在可说是个奇迹。戴克里先一步步高升，竟然达到负责梅西亚政府、获得执政官荣誉的地位，并获得了指挥宫中卫队的重大权力。他在对波斯的战争中显露出了非凡的才能；而在纽麦里安死后，这个奴隶通过他的对手们的陈述和评判，竟被宣称为最合适的皇位继承人。恶毒的宗教狂热在指责他的共治者马克西米安野蛮、残暴的同时，却又使人对戴克里先皇帝的个人勇气产生怀疑。我们很难相信像他那样一个在军团中一直受到尊重，并为那么多善战的皇帝所喜爱的幸运士兵会胆小怕死。然而，诽谤的言论也总会巧妙地专找对方薄弱的部位揭露和攻击。戴克里先虽在完成自己的职责或必须亲冒矢石时从不缺乏足够的勇气；但他却似乎没有一位英雄人物的无所畏惧的豪迈气概，为了追求名声甘冒危险，厌恶作伪，在个人武功上力求得到同辈人的敬仰。他的才能有实用而不显眼——生来强健的头脑因多种经历和对人类的研究更日益增强；精于处世；在他身上体现了慷慨和节俭、温和和严厉的明智的结合；在军人的坦率的掩盖下隐藏着极深的心计；对既定的目标永远锲而不舍；手段却不妨灵活；最重要的，他善于使他自己及别人的热情全用于为他的野心服务，而且更能运用颇能惑人的借口使他自己的野心带上正义和公共利益的色彩。和奥古斯都一样，戴克里先可以被看作是一个新帝国的奠基人。和恺撒的养子一样，他是一位极出色的政治家，而不是一位出色的军人；所有这些皇帝，凡在使用策略可以达到目的的问题上，从来都不使用武力。 戴克里先的胜利的最引人注目之处是他的异乎寻常的温和。一个习惯于对征服者的宽大政策欢呼的人民，如果对他们带着任何情绪公正地采用一般的处死、流放、没收财产等等处罚，便会在无比有趣的惊愕中，看到一场内战，只不过它的火焰已在战场上熄灭了。戴克里先把卡鲁斯家族的首席大臣阿里斯托布鲁斯引为心腹，尊重他的敌手的生命、财产和地位，甚至让卡里努斯的大部分奴仆仍继续按各自原来的位置供职。很有可能出于小心谨慎的动机也有助于帮助机智的戴克里先推行仁慈的政策：在这些奴仆中，有许多人因为秘密出卖旧主人而得到他的欢心；另有一些则由于他们心怀感激仍忠于不幸的旧主人而得到他的尊敬。奥勒良、普罗布斯和卡鲁斯的深刻的判断能力已为政府和军队中许多重要部门安排下确有能力的官员，现在如将他们全部撤换便只能损害公众的利益，而丝毫无助于推进新皇帝的事业。然而，这一类的举动却立即使得所有的罗马人对新的一代统治抱有最美好的希望，皇帝则更公开宣称，对于他的前代皇帝的种种美德，他最渴望效法的是马尔库斯·安东尼的仁爱思想，从而对那一先入之见进一步加以肯定。 在他的统治时期他首先关心的似乎是表明自己的真诚和温和态度。以马尔库斯为榜样，他让马克西米安作为他的共治者，并先给他加上恺撒的头衔，继而又加封他奥古斯都。但他这样做的动机以及他所以选择他的目的，与他所景仰的前辈可是完全不同的。马尔库斯让一个任性的青年享受到穿着紫袍的荣耀，完全是为了个人报恩而不惜牺牲国民的幸福。而戴克里先在国家处于危险之中的时候，让一个朋友和曾和他自己一起共过事的军人来共同肩负治国重任，却是同时为东部和西部增强了防御力量。马克西米安出身农民家庭，而且和奥勒良一样出生在西米乌姆地区。他大字不识，什么法律规章一概不看在眼里，一股乡土气息和笨拙的举止，在他荣登最高职位时仍随时透露出他的低下的出身。打仗是他唯一熟悉的行当。在长期担任军职的生活中，他曾在帝国的各条战线上大显身手；而且，虽然他的军事才能多表现在服从命令，而非自行指挥，虽然他也许始终未曾达到一位卓越将军的造诣，靠他的勇敢、坚毅和经验，他却能够负责完成最艰巨的军事行动。甚至连马克西米安的邪恶对他的恩人也同样大有用处。从无怜悯之心，对事情可能发生的任何后果都从不畏惧，对于那位机智的皇帝为实行他的某种政策随时可能提出又随时可能取消的任何残酷行动来说，他可以说是个再顺手不过的工具。 等待为了预防或出于报复已对他献过血腥的牺牲之后，戴克里先及时出面调停，轻描淡写地对他的共治者过于严厉的做法批评几句，救下剩下的几个他本来无心惩治的人，然后便可被用黄金时代和黑铁时代进行对比；这是人们普遍加之于他的统治原则的美誉，以别于另一种他们所说的黑铁时代。尽管他们两人性格各异，这两位在位的皇帝却始终维持着他们发迹前结成的友谊。马克西米安尽管具有后来对他自己和对公共安宁为害无穷的傲慢、暴躁脾气，却完全习惯于尊重戴克里先的天才，并承认理性的地位永远高于蛮横的暴力。出于骄傲或出于迷信的动机，这两位皇帝一位自称为约夫乌斯，另一个自称为赫耳枯勒乌斯（按照他们的御用宣传家的说法），世界在智慧的无所不见的朱庇特①的监视下运行，赫耳枯勒乌斯的无敌于天下的铁臂则从地球上清除掉一切妖魔和暴君。 但是，甚至全能的约夫乌斯和赫耳枯勒乌斯也无能承担治理国家的重任。明智的戴克里先发现四周全受到野蛮人攻击的帝国，需要在各个方面安置重兵和一个皇帝。出于这一考虑，他决定再次分割他手中的难以驾御的权力，用一个较低一级的恺撒的称号，把它分给两个才德卓着的将军，让他们和他享有同等的君权。于是以阿门塔里乌斯为姓，原来以牧牛为业的伽勒里乌斯和因为脸色苍白常被人称为克洛卢斯①的君士坦提乌斯两人便荣登了二皇帝的高位。在描述赫耳枯勒乌斯的国土、出身和为人的时候，我们已经讲了伽勒里乌斯在这些方面的情况，伽勒里乌斯常被不无道理地称作年轻的马克西米安，而实际有许多情况表明他在品德和才能方面都明显高于前者。君① 即约夫。——译者①原文Chlorus 疑系借用Chlorosis（一种使人脸色发绿的贫血病）一词。——译者士坦提乌斯的出身不像他的共治者那么低下。他的父亲尤特罗皮乌斯是达尔达尼亚的一位很有地位的贵族，他母亲是克劳狄皇帝的侄女。尽管君士坦提乌斯的青年时期在军队中度过，他却生性和蔼、善良，很久以前人们都已认为他正应登上他后来登上的位置。为了以家族的亲密关系增强政治上的联系，两位皇帝分别成为两个恺撒的父亲，戴克里先认伽勒里乌斯为子，马克西米安认君士坦提乌斯为子；而且还让他们俩全抛掉原来的妻子，各把自己的一个女儿嫁给养子为妻。这四位皇帝共同把罗马帝国的广大国土全部瓜分。高卢、西班牙和不列颠方面的防务由君士坦提乌斯负责，伽勒里乌斯驻守在多瑙河畔以保卫伊利里亚数省。意大利和非洲则被视为马克西米安的势力范围；戴克里先特地为自己保留下了色雷斯、埃及和富庶的亚洲地区。每一个人在自己的统辖范围内都是最高统治者；但他们的共同权威遍及整个帝国，他们中的每一个人都随时准备为他的共治者出主意或亲临效力。两位身居高位的恺撒尊重两位皇帝的权威，而三位年轻的皇帝，由于感激和顺从又全无例外地承认他们共同的，实际成全他们的父亲。在他们之间完全不存在互相猜忌的权力之争；他们团结在一起形成的独特的和谐景象一直被比作一段协奏的乐曲，完全靠首席乐师的技巧调节和保持着整个曲子的协调。 马克西米安镇压了一次高卢的农民起义。卡劳西乌斯由于控制了海峡舰队在不列颠自立为帝，但他很快被刺杀，君士坦提乌斯也便立即将不列颠收复。两恺撒守卫着莱茵河和多瑙河前线。戴克里先在镇压下埃及的一次叛乱后，转而集中注意力于东方。他在亚美尼亚安置了一位友好皇帝提里达特斯，把底格里斯河以西的地区全让给波斯，从而赢得了历时40 年之久的和平。 戴克里先的祝捷大会和新秩序戴克里先刚一进入他的统治的第20 个年头，便举行了一次盛大的罗马祝捷大会以纪念那个重要的节日，以及他在军事上所取得的胜利。拥有和他对等权力的共治者马克西米安在那个光荣日子里是他唯一的陪衬。两位恺撒虽也曾多次出征并攻城略地，但根据严格的古训，他们的功绩应完全归功于两位父亲和皇帝的有益熏陶。戴克里先和马克西米安的祝捷大会也许不如奥勒良和普罗布斯的祝捷会场面宏大，但它在几个方面却享有更高的名声、气魄更大。非洲和不列颠、莱茵河、多瑞河和尼罗河都各自提供了自己的战利品；而且最为突出的一件装饰品性质十分独特：在对波斯一战取得胜利之后，更征服了一些重要的土地。代表河流、山岭和省份的模型有人抬着走在皇帝的车子的前面。被俘虏的大国王的几个妻子、姊妹和儿女们的画像构成一幅新的大可满足人民虚荣心的动人场景。在后人的眼中，这次大会最为突出的却是另一种不怎么光彩的特点。它是在罗马城举行的最后一次庆典。在这时期之后，皇帝们再也不曾攻克外域，罗马从此也不再是帝国的首都了。 罗马城的所在地曾由古代各种仪式和想象中的奇迹使之神圣化。某些神灵的存在，或对某些英雄的记忆，似乎使得这个城市的任何一部分都具有生气，而这个世界帝国也早已奉献给了太阳神庙。土生的罗马人能感觉到并承认这一可喜幻想的力量。它来之于他们的祖先，在他们早年的生活习惯中得到进一步发展，并在某种程度上受到和政治效用有关的意见的保护。政府的形式及其所在地点已亲密地融合在一起，一般认为，我们已不可能舍弃其一而不同时毁灭其二。但首都的统治权却随着征服地域的日益扩大而逐渐消失了；地方省份慢慢升高到同样的水平，被征服的民族都获得了罗马人的名称和特权，但并没有接受他们的偏好。但是，在很长一段时间中，古代制度的残余和习俗的影响却保存了罗马的尊严。罗马皇帝，有些也许出生于非洲或伊利里亚，全都尊重他们被接纳的这个国家，把它看作是他们的权力的依据和他们的宽阔领土的中心。战争的紧迫性往往要求他们长时间呆在前线；但是，只有戴克里先和马克西米安是最早两位，在和平时期，一般也居住在省市里的皇帝；他们的行动，不管我们说可能出于什么个人动机，但从国家政策的各个方面来考虑，却都是无可指责的。西部皇帝的朝廷大都安置在米兰，这地方位于阿尔卑斯山脚下，为了观察野蛮的日耳曼人的动静，显然远比安置在罗马要便利得多。米兰很快便显出了一个帝国都城的气派。据记载，这里房屋众多，质量优良；人民举止高雅、大方。这里有一个马戏场、一座戏院、一个铸币厂、一座皇宫，和以他们的建造者马克西米安的名字命名的几处浴场；廊柱里装饰着各种雕像，一圈双层围墙，更增加了这座新首都的美；虽与罗马邻近而并无逊色之感。力求在宏伟方面与罗马争胜也是戴克里先的夙愿，他利用他的全部闲暇时间和东部所有的财富尽力美化位于欧亚交界处的一座城市尼科米底亚，这地方离开多瑙河和幼发拉底河的距离几乎彼此相等。由于君王的爱好，并由人民出资，尼科米底亚在几年的时间里所显现的宏伟气魄看上去简直像是数十年的经营的结果，成为一个在人口数量上仅次于罗马、亚历山大里亚和安条克的城市。戴克里先和马克西米安的一生是行动的一生，他们一生中相当大一部分时间都花费在军营中、在经常发生的长距离行军中；但一旦国家公务容许他们有一段闲暇，他们似乎都极愿意回到他们十分心爱的尼科米底亚和米兰的住所去。直到戴克里先的统治届满20年，他到罗马举行他的祝捷大会以前，十分值得怀疑，他是否曾到过一次那帝国的古都。即使在那次盛会期间，他在罗马停留的时间也未超过两个月。 对那里人民的放荡不羁的态度感到厌恶，他在第13 天便忽然决定离开了罗马，本来还预计他将前往元老院讲话，并将接受代表执政官地位的勋章的。 戴克里先对罗马和罗马的自由所表现的不悦，并非由于一时冲动，而是他的最灵巧的政策的结果。这位乖巧的皇帝早已拟定了一个后来才由君士坦丁家族完成的新的帝国政府体系；而由于旧体制的形象仍被视为神圣，保留在元老院的头脑中，他决心从那里清除掉所剩无几的权力和思想上的残余。 我们还可以回想起，大约在戴克里先登位七八年前，罗马元老院的短暂的崇高地位和巨大的抱负。在这种热情还存在的时候，许多贵族都鲁莽地表现了对自由事业的热忱；而当普罗布斯的继承人们撤回对共和派的支持之后，那些元老都掩盖不住他们的无可奈何的愤恨心情了。马克西米安作为意大利的君主受托消除这种，不一定有多大危险，但十分讨厌的情绪，这个任务对他的残暴性格来说却是再合适没有了。元老院中最有名望、戴克里先一直装着十分尊敬的一些成员，被他的共治者指控犯下了纯属想象的秘密谋反的罪行；而占有一座高级别墅或一片良田都被视为是犯罪的有力证据。禁卫军的军营一向对这罗马的权威机构采取压制的态度，现在却开始对它多方保护；那些一向十分傲慢的军队现在意识到自己的权力日益削弱，自然也便倾向于把自己的力量和元老院的权威联合起来。通过戴克里先的小心谨慎的步骤，禁卫军的人数在不知觉中日益减少，他们的特权也全被取消，他们的位置已逐步由伊利里亚的两个忠诚的军团所替代，这两个分别重新命名为约夫团和赫耳枯勒斯团的部队，担负着皇帝的警卫任务。但是，戴克里先和马克西米安加之于元老院的虽然不易看见却最为致命的伤害，则是他们从不在元老院露面所必然产生的后果。只要皇帝还住在罗马，元老院虽可能受到压制，但它却极少可能被全然弃置不顾。奥古斯都的继承者行使着他们觉得怎么好，或他们愿意怎么，便怎么制定他们的法令的权利；但那些法令却都要得到元老院的批准。这样在对它的研究和最后颁布的过程中还保存了古代的自由的模式；而一些尊重罗马人民偏见的明智的皇帝则不得不在某种程度上采取适合于共和国总行政官或第一执政官的语言和行动。在军队中或在地方各省市时，他们显示出君王的威严；而当他们定居在距首都较远的地方的时候，他们便永远抛开了奥古斯都告诫他的后继者一定不可抛弃的伪装。在行使司法和行政权力时，君主只是和大臣们商量商量，而不必听取全国性的议会的意见。直到帝国的最后一段时间，元老院这个名称仍然能引起人们的敬畏，它的虚荣的成员仍然以拥有元老这一光荣称号而沾沾自喜；但是，这个多少年来一直作为权力来源和权力行使工具的会议却被人们恭而敬之地逐渐全部遗忘了。与皇帝的朝廷和实际行政机构失去一切联系的罗马元老院，实际已成为卡匹托里亚山丘上的一座令人起敬但毫无用处的古迹纪念碑了。 在罗马皇帝眼前已见不到元老院和他们的古都的时候，他们便很容易会忘掉了他们的权力从何而来，属何种性质了。正是执政官、前执政、监察官和保民官等等的行政职务构成皇帝的权利，而人民也只是通过这些官员才能看到它的共和国的出身。现在这些低下的头衔全被扔在一边了；如果他们还用皇帝或最高统帅这一称号来表明他们的崇高地位，这个词却已被赋与新的更为庄严的含义，它已不再仅是指罗马军队的将军，而成为罗马世界的主宰了。一开始带有军事性质的皇帝这一名称，后来和一个较卑下的称谓联系在一起了。多米努斯（Dominus①）或主子这个称呼，最原始的含义并非表示统治他的臣民的一国之君、或统治军队的总司令员的身份，而只是表示对自己家养奴隶握有绝对权力的主人。正是从这个令人可厌的角度来看待这个词，才使得最早的几位恺撒厌恶地把它抛弃掉了。后来他们的厌恶心理无形中越来越减弱，这名称也变得不那么刺耳了；直到最后，我的主子和皇帝的称谓不仅常见于谄媚的言辞中，渐渐更进入了正式法令和公共纪念碑铭文之中。 这类高大的称呼已足以勾起和满足最极端的虚荣心了；而如果戴克里先的一些继承人现在仍然拒绝国王的称号，那似乎倒可能是由于他们不好意思，而并非真的由于谦恭。不论在任何使用拉丁语的地区（它在整个帝国各地一直是官方语言），只为他们所专用的皇帝的称谓，永远比成百的野蛮人酋长也都那么叫的国王要显得更为尊贵得多；再或者，这一称谓，往最好里说，也不过来源于主子或来源于塔克文②。但是，东部在这个问题上的感受可与西部大不相同。从最早的历史时期开始，亚洲的君主便以希腊文的巴赛勒斯（BASILEUS），或国王闻名于世；而且由于普遍认为它便代表着人群中最突出的一个人物，于是东部臣服的各省也便全使用这个谦恭的称谓来称呼罗马的君王，甚至神的属性，或至少是神的称号也被戴克里先和马克西米安僭用了，并由他们传给了他们的继承人。不过这种过头的恭维之词，由于失去了①拉丁语，等于英语Lord（主子）。——译者②原文Tarquin，公元前6 世纪半属神话传说的罗马国王。——译者意义，很快也便不再包含有亵渎神明的意思了；何况当人的耳朵对那声响已习以为常之后，不管它多么过火，听起来也只不过是一个模模糊糊表示敬意的词而已。 宫廷礼仪的发展从奥古斯都到戴克里先一般市民在和罗马皇帝随便交谈时，对他们表示的敬重通常和他们对元老和行政长官所表示的尊重是不相上下的。他们唯一的特殊标志是那御用或军用的紫袍，而元老服装则用一条较宽的、骑士阶级则用一条较窄的，同样那种尊贵颜色的带子或绶带作为他们的特殊标志。是戴克里先的傲气，或者更是出于政策考虑，使得这位机智的皇帝把波斯宫廷中的盛大气派引进到罗马来了。他开始又试着戴上了王冠，这罗马人十分厌恶的代表皇权的可厌的装饰品，卡利古拉当初戴上它便一直被看作是一种绝望的疯狂行为。戴克里先和他的几位继承人的豪华的袍子系用真丝和金线织成；人们愤怒地注意到连他们的鞋上也嵌满了最贵重的宝石。由于不断增加一些新的仪式和礼节，要想当面一睹圣颜一天比一天更加困难。皇宫的钱财由一些一开始被称作内宫官署的机构严格看守着。寝宫则交托给一些十分警惕的阉人看守。他们的人数和影响的日益增大可说是皇权日趋专制的绝对不容怀疑的标记。一个臣民如终于能够面见圣颜，不论他的地位如何，都必须俯伏在地，按东方的规矩，对他的主人或主子的圣体膜拜。戴克里先是一个很有头脑的人，他在较长时间的公私生活中，对他自己和对人类都已有一个较正确的估价；我们也难以想象，他这样用波斯的一套礼仪来代替罗马宫廷的旧制，真就是为满足个人虚荣这么一个十分低下的目的。他只是错误地以为，摆出无比豪华和高贵的气派，便可以使一般人民不敢存非份之想；使公众始终无法见到他本人，便可以使一个君王减少接触人民群众和士兵粗暴行动的机会；而且以为长期俯首贴耳的习惯将有助于在不知不觉中增加人的崇敬心情。和奥古斯都装出的谦卑一样，戴克里先也是始终在那里进行戏剧表演；但必须承认，这两台喜剧，前者远比后者具有更开明、更合乎人情的性质。一者的目的是掩盖，一者的目的则是尽量展示出，皇帝对罗马世界所拥有的无限权力。 戴克里先所建立的新体系的第一条原则便是炫耀。第二条则是分割。他把帝国、行省、一切行政和军事的分支机构全都分割成小块儿。他在政府这架大机器下面增添更多的轮子，以使它运行的速度减慢，却更为保险。不管这些革新的举动将会带来什么好处和缺点，责任在很大程度上都必须由它的最初发明人去负；但由于这一新政策的格局是在其后的几代皇帝逐步改进和完成的，那么对它的研究不妨且等到它完全成熟和接近完善的时候再说。因此，且为君士坦丁的统治时期保留一个更为准确的新帝国的图象，这里我们将满足于，按戴克里先亲手勾画的蓝图，描绘一下它的主要的、至关重要的轮廓。他找到三个共治者和他一起行使最高权力；由于他深信一个人的能力不足以应付公共防务的需要，他把四帝分治的办法并不看成是一种临时的权宜之计，而看作是一种治理国家的根本法则。按照他的设想，两个年长的皇帝应头戴王冠，并使用奥古斯都的称号以资区别；而由于个人喜爱或看重可能影响他们的选择，他们应该经常把两位低一级的共事人叫来协助他们工作；那两个恺撒，在轮到他们自己升高到第一位统治者的时候，便应该不间断地补充新一代的皇帝。帝国被分成四个部分。东部和意大利地位最高，多瑙河和莱因河地区则最为多事。前者需要奥古斯都亲临主事，后者则可交由两恺撒治理。军团的力量掌握在四个合伙君王手中，而要一举接连摧毁四个强大对手的巨大艰险必会使得一个最大胆的野心勃勃的将军也望而却步。在行政方面，两皇帝被认为享有管辖整个王国的统一权力，他们的法令，由他们共同签名，在由他们的共同的议会和他们自己批准发布后，各省都必须遵照执行。尽管有这么多的预防措施，罗马世界的政治上的联合不久便逐渐解体，而分裂的原则却越来越发生作用，以致在短短几年的时间中，便出现了东、西帝国的永久的分裂。 戴克里先体系还有另一个非常实际的弊端，这里也不应完全忽略过去；那就是他的政府机构必然花钱更多，因而赋税和对人民的压榨也相对加重。 原来能使奥古斯都和图拉真的简单的崇高地位得到满足的由奴隶和自由人组成的一般家庭现在不时兴了，在帝国的不同地方却建立起了三四个宏大的朝廷，因而同时有三四个国王，在一味追求虚荣的排场和奢侈方面彼此并和波斯君王争强斗胜。安插在国家机关各部门的大臣、行政官、一般官员和奴隶的数目成倍增加，已非昔日可比；而（如果我们可以借用当时十分流行的一种说法）“当收受的人所得份额超过奉献的人所提供的份额的时候，各省市便必将感受到赋税的沉重压力。”从这一时期直到帝国消亡，完全不难随时听到一阵阵连绵不断的发自人民内心的抱怨和呼号。各个作家根据他自己的宗教信仰和特殊处境，分别挑选出戴克里先，或君士坦丁，或瓦伦斯，或提奥多西乌斯，作为他咒诅的对象；但是，在一个问题上他们的意见却是完全一致的，那便是，全都认为公众的赋税，特别是土地税和人头税过重是他那个时代的日趋严重的难以忍耐的灾难。根据这一彼此一致的共同点，一个能够从一些讽刺和恭维言词中剔出真情的公正的历史学家，便会倾向于让他们所指责的这些皇帝共同承担责任，并把这种赋税不断加重的原因主要归之于他们的完全相同的行政体系，而并不认为是他们的个人罪恶所致。戴克里先皇帝确实是那一体系的创始人；但是，在他的统治时期，这一日趋严重的邪恶却一直被限制在温和和谨慎的范围之内，他应当受到指责的是他开创了那个罪恶的先例，但他并未实际实行对人民的压榨。还有一点应当说明的是，他在财政问题上始终本着谨慎和节约的精神；而且，在支付掉一切正常的经费开支之后，皇帝的金库里总还有足够的储备可以供合理的赏赐或国家紧急需要之用。 戴克里先的退位和死亡在戴克里先统治的第21 个年头，他终于实践了他决心退位的重大决策；这件事如果发生在大安托尼努斯或小安托尼努斯身上当会显得更为自然得多，因为现在的这位皇帝，实际从未真正获得或真正行使过最高权力。戴克里先为世界开了一个光荣退位的先例，只可惜后代帝王起而效法的却为数不多。这里我们自然必会想到查理五世的类似行径，这不仅因为一位极有辩才的现代历史学家已使得英国读者都已极熟悉他的名字，而且还由于这两个皇帝的性格十分相似：他们的政治才能都远在他们的军事天才之上，他们的未可尽信的高尚品德绝大部分出于伪装，而非天性使然。查理的退位看来颇受时运变迁的影响；他的得意的计谋给他带来的失望促使他放弃了他发现已不足以满足他的野心的权力。但戴克里先的统治却正在接连取得胜利一帆风顺的时候；也还似乎不是在他击败了他所有的敌人，完成了他的一切计划之后，他才开始严肃地想到退位问题。不论是查理，还是戴克里先，都并没有达到衰迈的年龄；因为他们一个才不过55 岁，另一个也不过59 岁；但是这两位皇帝的繁忙的生活、他们经历的战争和旅行、他们对国事的忧虑以及他们日理万机的实际操劳，已损害了他们的体质，使他们疾病缠身，未老先衰。 尽管天气严寒，阴雨连绵，戴克里先在他的祝捷大会刚一结束之后，便立即离开意大利，绕行伊利里亚诸省向东部进发。由于气候条件恶劣和旅途劳累，他很快便染上一种慢性病；尽管他每日不计里程，一般都坐在一顶封闭的肩舆中让人抬着，但在那年的夏末到达尼科米底亚以前他的病情便已严重恶化，并令人感到惊愕了。接下去整个一个冬天，他都一直呆在皇宫里，他病危的情况引起了普遍的发自内心的关注；但一般人却只能从皇帝侍从人员的脸色所透露的欢欣和惊惶来判断皇帝病情的变化。有一段时候他已死去的谣言到处流传；而且一般都认为其所以要对他的死秘而不宣，只是因为伽勒里乌斯恺撒不在，唯恐会引起麻烦。但是，最后直到3 月1 日他又一次公开露面了，但他当时是那样瘦弱、苍白，以致原来和他非常熟悉的人都难以认出他来了。在一年多的时间中，他一直在对个人健康和国家大事的忧虑之中勉强支撑着，现在已到了该结束这一痛苦斗争的时候了。为了身体健康，他需要完全放松，随心所欲地生活，但国家事务却强迫他躺在病床上指导一个庞大帝国的行政。他决心在光荣的安闲中度过他的残年，要把自己的荣誉置于命运的掌握之外，把世界这个舞台完全交给他的更年轻、更为活跃的共治者去管。 退位仪式是在距离尼科米底亚约3 英里的一块开阔的平原上举行的。皇帝登上一个高大的宝座，在一篇充满情理和威严的演说中，向在这一特殊场合聚集在这里的人民和士兵，宣告了他的意图，等到他一脱掉身上的紫袍，他便立即从人群的关切的目光下撤出，坐上一辆挂着帷幔的车子穿过市区，一刻不停地向他早在自己的家乡达尔马提亚选定的他所喜爱的退隐地奔去。 就在那同一天，5 月1 日，马克西米安，按照早已取得的协议，也在米兰辞去了皇帝圣职。甚至在罗马祝捷会的盛况中，戴克里先也在思考着他辞去政府职位的计划。由于他希望马克西米安一定服从他的安排，他或者已让他作出一般性许诺，一定按照他的恩公的决定采取行动，或者已让他明确保证，不论什么时候，只要他向他提出劝告，并作出榜样，他也便一定步下皇帝的宝座。这种约定，虽曾经过在卡匹托里亚山丘朱庇特庙的圣坛前的神圣盟誓，对性情凶狠、一向追求权势，既无意求得眼前安静，也无心买得身后美名的马克西米安来说，是不一定能发生完全的制约作用的。然而，不管如何勉强，他却终于屈服于他的更为聪慧的共事人多年培育成的凌驾于他之上的权势，退位之后立即退隐到卢卡尼亚的一座别墅里去，而在那里，像他那样一个脾气烦躁的人，恐怕几乎是不可能获得长时间的安宁的。 出身奴隶家庭，爬上皇帝高位的戴克里先，在平静的生活中度过了他最后的9 年。理性指示他急流勇退，对退隐后的生活，他似乎十分满意，一直受到那些从他手中接过统治世界大权的皇帝们的无比尊重。长时间忙于事务的头脑极少有和自身进行交谈的习惯，而在丧失权力之后，它们主要懊恼的是无事可干。为孤独提供多种娱乐的读书和拜神活动并不能集中戴克里先的注意力；但他却保留了，或至少是发现了，一种对一些最无害、最自然的消遣的爱好，他把他的闲暇时间的极大一部分用在建筑、种植和养育花草等等活动之中。他对马克西米安的几句回答的确很值得我们深思。那个急躁不安的老人请求他再着皇帝紫袍，重新握起驾御政府的丝缰。他只是淡淡一笑，丝毫也不为这种诱惑所动，并冷静地回答说，他要是能够让马克西米安看到他亲手在萨洛那种植的白菜，他一定再也不会劝他为了追求权力，放弃享受眼前的欢乐了。在他和朋友们的谈话中，他常常谈到，在一切技能中最难掌握的莫过于治理国家的技能；他每在谈起这一他最爱谈的主题的时候，总不免带着几分只能是来自于亲身经历的激情。“有多少时候”，他常爱说，“四五个大臣为了他们共同的利益愿意联合起来欺骗他们的君主！由于他的特殊的崇高地位，他无法了解任何一件事的事实真象；他只能用他们的眼睛来观看一切，只能听他们的歪曲事实的报告。他把最重要的职位交给罪恶的，软弱无能的人，他无端伤害他的臣民中最有品德和才能的人。”通过这种下流的技能，他接着补充说，“一些最好、最明智的皇帝也将被他们的朝臣所出卖，并陷入他们的贪污腐化中去。”对伟大的正当估价，和为了确保永垂不朽的名声，都会增进我们对退隐生活的向往；但这位罗马皇帝在当时的世界中所占据的位置是如此重要，使他根本不可能一心一意去享受闲居生活的舒适和安全。对于在他退位以后帝国所遭受的苦难，他不可能完全不问不闻。 对某些灾难可能产生的后果，他也不可能完全漠不关心。恐惧、悲伤和不安不时会找上门来，干扰他在萨洛那的平静生活。他的柔肠，或至少是他的高傲情绪，因他妻子和女儿的不幸受到莫大的伤害；戴克里先在临终之前更因受到一些侮辱而深感痛苦，对这样一位多位皇帝的父亲和他们自己的事业的第一玉成者，李锡尼和君士坦丁本该有所顾忌的。有一个尽管其真实性十分可疑，到今天我们还能看到的材料，表明他是自愿通过死亡解脱了他们加之于他的淫威。 在我们了结对戴克里先的生活和为人的研究之前，我们还将花费一点时间来观赏一下他退位后生活的地点。属于他的出生地达尔马提亚省的萨洛那是该省的一个主要城市，距阿魁利亚和意大利边境约200 罗马里（按公路长度计算），距过去皇帝们来到伊利里亚前线时一般停留的地点西米乌姆约270里。有一个破落的村子至今还保留着萨洛那的名称；但晚至16 世纪，一座戏院的残余，以及一片混乱的残破的拱门和一些大理石柱仍在述说着它们昔日的风光。在距城六七英里的地方，戴克里先修建了一座宏伟的宫殿，从这一浩大的工程，我们可以推断，戴克里先不知多久以前便已在思考他的退位计划了。选定这么一个既有益于健康又便于享受奢侈生活的退隐地点并不需要借助于自己是本地人这一特有的偏好。“这里的土地干爽、肥沃，空气洁净、清新，而且，尽管夏季天气极热，这地方却很少受到经常在伊斯的里亚海岸和意大利某些地区肆虐的狂风的袭击。从皇宫望去，眼前的一派美好景象的诱人程度也不在那土壤和气候的优越条件之下。向西是一弯亚得里亚海边的肥沃的海岸，在那里无数小岛分布其中，使得那一带海面完全像一片大湖了。 北边是海湾，从那里可以通向萨洛那的古城；清晰在望的海湾那边的田野和亚得里亚海向南和向东伸展的广阔的水域形成恰到好处的对照。向北，一群不规则的高山挡住了我们的视线，那山离这里距离适中，山上到处可以看到村落、树林和葡萄园。”①① 见亚当的《戴克里先在斯帕拉特罗的宫殿遗址》，第6 页。我们还可以据福蒂斯神父的说法，再补充一尽管君士坦丁，出于一种十分明显的偏见，故意对戴克里先的宫殿表示不屑一谈，但他们的一位只能见到它的荒废、破败情景的继承人，却使用了高度赞美的词句叙述着它的宏大气魄。宫殿占地在9—10 英亩之间，整体成方形，两侧矗立着十六个钟楼。两边的长度近600 英尺，另两边则将近700英尺。全部用从附近的特劳，或特拉古蒂乌姆石场采来，其美丽程度几乎不在大理石之下的软石建造，四条彼此以直角相交的街道，把这片大建筑分割成若干部分，一座非常高大，至今仍被称作金门的拱门直通正厅。通道的尽头是一座用花岗岩石柱装成的列柱中庭，在它的一侧我们看到埃斯库拉庇乌斯的方形神殿，另一侧则是朱庇特的八角神殿。这后一位神戴克里先尊为其命运保护神，前一种神则被看作是他的健康的保卫者。拿现在残存的遗迹和维特鲁维乌斯的说法作一番比较，我们发现他对这片建筑的许多部分，如浴场、卧室、中庭、长形大会堂以及西济克斯式、科林斯式和埃及式大厅的描绘都有一定程度的精确性，或至少相当近似。它们形式多样，比例协调，但它们却全都具有从情趣和便利的角度来看，现代人无法接受的两大缺点。这些宽敞高大的厅堂全部既没有窗户，也没有烟囱。屋内的光线全靠从屋顶供给（因为那些建筑似乎全都仅只一层），并依靠沿墙壁安装的管道供暖。整个中心厅堂的西南边有一排长517 英尺的廊子作为屏障，那里在自然景色之外如再配合上各种雕刻和绘画的美，便必将构成一个十分高贵并令人赏心悦目的游逛场所。 艺术的衰落这一宏伟建筑，如果位于一片荒无人烟地带，自然不免也会受到时间的损伤；但是，也很可能它将逃脱贪婪的人类造成的破坏。一个名叫阿斯帕拉图斯的村子以及在许久以后出现的斯帕拉特罗市镇都在它的废墟上成长起来。现在那金门正通向一个市场。浸礼会的圣约翰强占了埃斯库拉庇乌斯的庙址；朱庇特神庙，在圣母的保护下，已变成了一座基督教教堂，关于戴克里先的宫殿情况的这一段叙述我们主要得感谢我国我们同时代的一位极有才能的艺术家，他完全出于单纯的好奇心，曾深入到达尔马提亚的心腹地带。 但是，我们却也难免怀疑他的设计和刀法多少有些美化了他本意要如实复制的原物。一位最近去过那里的颇有见解的旅行家告诉我们，斯帕拉特罗的可怕的废墟，不仅能表现出在戴克里先统治时期罗马帝国的无比的博大和宏伟，它同时也表明了艺术的衰落。如果那建筑的情况果真如此，那我们便必然会相信，绘画、雕刻定然更经历过一个更为显着的衰败过程。指导建筑实践的不过只是几条笼统的，甚至是机械的原则。但是，雕刻，而尤其是绘画，要进行摹仿的不仅是自然界的各种形象，而且还要表现出人的心灵的特点和热情。在这类崇高的艺术中，仅有灵巧的手是没有多大用处的，它还必须插上想象的翅膀，并有最正确的鉴别力和观察能力作为指导。 这里几乎用不着说，帝国的政治动乱、士兵的横行、野蛮人的入侵，和日趋严重的专制政府，都是对天才，甚至对钻研学问极为不利的。一连串伊点情况：卢卡曾提到过的海德尔河盛产上等鲈鱼，有一位极有才华的作家，也许是一位僧人，把这看成是戴克里先所以决定在这里隐退的主要原因之一。这位作家还注意到，在斯帕拉特罗，人们对农业的兴趣又兴旺起来；而且在离城不远的地方，最近有一个由一群读书人组成的社团建立了一个实验农场。 利里亚皇帝的继位者恢复了帝国，却并没有恢复科学。他们的军事教育并无意要激起他们对文学的爱好；甚至戴克里先的思想，尽管在处理国事方面显得十分活跃，面面俱到，却完全和深入研究和思考问题无缘。法律和物理学两种职业，具有普遍用处，也能获得一定利益，因而不论什么时候总有足够的具有一定才能和知识的人来从事这方面的工作；但是，学习这两种行当的学生似乎完全引不起活跃在那一时期的大师们的兴趣。诗歌的声音沉默了，历史书全变成了干巴巴、思路不清的节本，既无兴趣，也无教益作用。一些闲扯淡的虚假的舌辩之士现在仍在朝廷供职，拿着皇家的薪俸，他们除了拍皇帝的马屁或为皇权辩护之外，别无任何才能。 不管怎么，新柏拉图学派的兴起和迅速发展却标志着学术和人类衰败时期的来临。亚历山大里亚学派使得雅典派的声音沉寂下去；一些古老的派别都纷纷站到更时髦的旗帜之下来，而他们则标榜自己的体系，方法新颖，态度严肃。这些大师中有许多——如阿摩尼奥斯托提努斯和波菲利——都是精于思想、勤于思考的人物；但是，由于他们没有弄清哲学的真正目的，他们的努力倒是更有助于损害，而非增进人类的理解能力。新柏拉图派完全忽略了适合于我们的情况和能力的知识，忽略了整个道德、自然科学和数理科学领域；他们竭尽全力进行徒托空言的形而上学的论争，企图使得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思想在一些他们自己其实和所有其他人一样毫无所知的问题上，彼此协调一致。把他们的理智消磨在这类虽似深刻却不切实际的思索之中，他们的头脑则完全暴露于空洞的幻想的侵袭之下。他们狂妄地自信握有使灵魂得以从肉体的禁锢中解脱出来的奥秘；声称能和魔鬼和各种精灵随意交谈；实际是，通过一次十分奇特的变革，把对哲学的探索，变成了对法术的研究。古代的智士便曾耻笑一般人民的迷信；现在托提努斯和波菲利的门徒们，经过用一层薄如纸的寓言形式对它加以装扮之后，却又成了它的狂热的辩护人。由于他们在关于信仰的几个神秘问题上和基督教徒的意见一致，他们便以进行内战似的狂怒对他们的神学体系的其余部分大肆攻击。新柏拉图派在科学史中几乎不配享有任何地位，但在教会史中也许免不了会随时提到它的名字。 第十四章君士坦丁在罗马。 他的司法改革。 戴克里先的政府组织的致命祸端是马克西米安和君士坦提乌斯都各有自己的儿子马克森提乌斯和君士坦丁。父子之情压倒了选举制度的权威。伽勒里乌斯试图把君士坦丁和他父亲分开。但那年轻人终于在不列颠与他父亲会合，并于他在约克去世之前加封他为奥古斯都。同年马克森提乌斯毁弃原来的盟约，东山再起。 在君士坦丁的主要策略中，战争纠纷和政治花招构成一条主线。当马克森提乌斯在意大利和非洲推行暴虐统治时，君士坦丁管辖着高卢地区，他后来出兵意大利。马克森提乌斯在罗马郊区的米尔番桥边战败被杀。正是在这一战役之前据说君士坦丁看到了上帝显灵，因而决定改信基督教。 君士坦丁在罗马在对这一胜利的利用方面，君士坦丁既不曾因其宽厚而受到赞扬，也没有因过于强暴而引起非议。他采取了如果他战败他本人和他的家人也必将受到的处置办法，将那暴君的两个儿子处死，彻底根除了他的整个家族。马克森提乌斯的一些重要追随者，既然曾分享他的富贵和罪恶，当然也料想必将和他同归于尽；但是，当罗马人民大声吆喝要求将更多的人置于死地的时候，这位征服者却从人道的观点出发，坚决抵制了那种夹杂着讨好和忿恨情绪，主要表示恭顺的呼声。对告密的人加以惩罚，以示此风不可长；在暴政之下遭到迫害的无辜都从流放地召回，并发还他们的财产。一种全面大赦令在意大利和非洲迅速使人心安定下来。使人人安居乐业。君士坦丁第一次赏光亲临元老院的时候，在一篇有节制的演说中概述了他自己的辛劳和功绩，保证尽可能对那里的众位要人加倍关心，并许诺将重新恢复元老院的古老的尊荣和特权。心怀感激之情的元老院也便用它当时还有权授与的空洞的尊贵头衔来报答他的毫无意义的许诺；而且，并未敢冒失地表示对君士坦丁的权限加以批准，却通过一项法令封他为统治过罗马世界的第一级的奥古斯都。于是，为使他的这次胜利名垂青史，立即举行了各种赛会和庆祝活动，并由马克森提乌斯出资修建几座大建筑物以纪念他的成功的对手的荣耀。君士坦丁的凯旋门至今仍是艺术衰落的可悲的见证和最无聊的虚荣的独特证明。由于在帝国的都城不可能找到一位力能胜任装点那一公共纪念物的雕刻家，竟然一不考虑对图拉真的怀念，二不考虑于情理是否妥当，竟然将图拉真凯旋门上的雕像全部挖走。至于时代不同和人物不同，事件不同，性质亦不相同等问题，一概不予理会。帕提亚人的俘虏跪倒在一位从未带兵越过幼发拉底河的皇帝脚前；而细心的文物学家至今仍能在君士坦丁的纪念物上找到图拉真的头像。新纪念碑上凡是古代雕刻留下空隙必须加以填补的地方，一望而知全是一些最粗劣、最无能的工匠的手艺。 最终完全取消禁卫军卫队是一种谨慎的做法，同时也是一种报复措施。 那支在数量和特权方面经马克森提乌斯予以恢复，甚至更为扩大的骄横的队伍，自始至终受到君士坦丁的压制。他们的坚固设防的兵营被拆毁了，少数逃脱一刀之苦的禁卫军官兵被分散到帝国边境的军团中去，在那里可以使用他们，但他们却再不可能兴风作浪了。通过大大削减一向驻扎在罗马城里的军队，君士坦丁给元老院和人民的威风以致命的打击，被解除武装的首都从此毫无自卫能力，完全暴露在远离都城的主子的凌辱和蔑视之下。我们可以看到，罗马人正是为了保住行将消灭的不受勒索之苦的一点自由才拥戴马克森提乌斯登上皇位的。结果他以自由捐赠的名义向元老院勒索。他们于是请求君士坦丁的帮助。他击败了暴君，改自由捐赠为固定赋税。元老，据各自按财产作出的申报，被分为若干等。最富有的每年交纳8 磅黄金，第二等4磅，最后一等2 磅，而那些由于贫穷可以申请免税的也需交纳7 个金币。除了正规的元老院成员，他们的儿子，他们的家臣，甚至他们的亲戚也都分享元老的空洞的特权，并分担元老阶层的沉重的赋税；君士坦丁为什么会热心增加如此有用的一类人的数目，我们当然就丝毫也不以为怪了。在击败马克森提乌斯之后，得胜的皇帝在罗马呆了不过两三个月，在他其后的一生中他也不过又来过两趟，那是为了庆贺他统治10 周年和20 周年的庄严庆典。君士坦丁几乎永远处在流动之中，让各军团演习或到各省去视察。特里夫、米兰、阿魁利亚、西米乌姆、纳伊苏斯和塞萨洛尼卡，在他在欧洲和亚洲接壤处修建起新罗马以前，都是他临时居住的城市。 君士坦丁先和李锡尼结盟，后来又和他开战了。在西巴利斯和马底亚的几次战斗之后，双方又言归于好。 君士坦丁的司法改革君士坦丁和李锡尼的和好，虽然由于彼此的仇恨和嫉妒，由于对相互造成的伤害记忆犹新，由于担心随时战端又起，而各怀鬼胎，却也在8 年多的时间中保持了罗马世界的平静。由于一系列的正规帝国法令都差不多开始实行于这一时期，要抄录出一些曾经花费掉君士坦丁许多闲暇时间的民法条文来，是极容易不过的事。但他所设计的和新政策体系和宗教直接有关的最重要的制度却是在他统治后期较平静的几年中才完全建立起来的。他的法令中有许多，就其与个人权利和财产的关系以及就其实际实施的过程来看，都更应当归之于私自的，而不是帝国公众的法律制度；他还公布过许多完全属于地方性的临时法令，实际不属于一般历史应加注意的范围。但在这里，从众多的法令中我们打算选出两条；一条因其极大的重要性，另一条则因其十分奇特；前一条还由于它为人民造福不浅，后一条则实在有点过于残酷。1.在古代十分流行的抛弃或杀害幼婴的做法在地方各省，特别是在意大利，一天比一天更为盛行起来。这是苦难生活的直接结果；而这苦难主要是由难以忍受的沉重赋税和催徼赋税的官员对欠税人的百般凌逼和残酷迫害造成的。人民中无钱无势的人家，不但不以人丁兴旺为可喜，反认为及早不让孩子面临他们自己所无法忍受的生活苦难，正是父母对儿女的最大关怀。君士坦丁的恻隐之心，也许被当时的某些因绝望而发生的过于悲惨的事件所激动，他先向意大利各城市，后又向非洲发布了一项命令，指示对那些带着自己的儿女面见地方行政官，证明自己由于贫穷对他们确实无力教养的父母，都将立即获得足够的补助。但是，由于补助过多，条文也过于含糊，根本不可能长时间普遍施行。这项法律，虽然也许值得嘉许，但事实上只起了一点揭露公众苦难的作用，而并未能真正缓解人民的苦难。对那些自己生活美满，根本不可能发现在一位慷慨大度的帝王的统治之下还存在罪恶或苦难的御用演说家们来说，它至今仍是一件对他们进行有力驳斥的铁证。2.君士坦丁的反强奸的法律对人性中这个最为可恕的缺点却显得略无宽大心怀；因为按该条文对上述罪状的描述，则不仅限于使用暴力强迫，而连采用温柔的手段勾引一个25 岁以下的未婚妇女离开父母家宅的都应包括在内。“得手的奸污犯将被处以死刑，而且似乎简单处死还不足以偿其辜，他将被或者活活烧死，或者在竞技场上让野兽撕成碎片。那处女如果出面声称她是自己愿意跟他，那不但不能救下她的情夫，却只会使得自己遭受和他相同的命运。这当众进行的酷行将由有罪的或受害的女方的父母执行；如果出于人的仁慈本性使他们不愿将这受到伤害的事张扬出去，并于事后双方正式结为姻亲，以挽回他们的家族的荣誉，那他们自己便将受到流放和财产充公的惩罚。奴隶，不论男女，如确犯有强奸或诱奸罪，一律活活烧死，或用另一种奇巧的，由口中灌入若干熔铅的酷刑处死。由于这种罪行具有公共性质，甚至对外来游客也可提出控告。起诉不受罪行发生时间的年代限制，判刑可以延及这种不正常婚姻的无辜的后代。”但是，每当一件罪行引起的恐怖远不如惩处的酷刑本身的时候，严酷的刑法仍不得不对共同的人的感情让步。这一敕令中的最为无理的部分，后代皇帝一般都予以修改或完全废除了；甚至君士坦丁自己也常常通过赦免令对他的通令的过于严酷之处予以缓解。这真可说是这位皇帝的独特的幽默，他在制订一条法令时显得那么严格，甚至残酷，而在执行的过程中他又显得那么手软，甚至不惜违法。不论是在这位皇帝的性格中，还是在他的政府的体制中，几乎再找不到比这更具有决定性意义的缺点了。 323 年在君士坦丁和李锡尼之间再次爆发内战，在经过亚德里亚堡和克里索波利斯战斗和李锡尼的死之后，君士坦丁便从此独揽了帝国的统治大权。 基督教的兴起第十五章基督教成长的五大原因。 适宜于它迅速发展的条件。 原始基督教徒的人数和处境。 对于基督教的成长和确立的过程进行一番公正而又合理的探索，可以说是罗马帝国史至关重要的一个部分。在那个巨大的机体或外遭强敌入侵，或内部缓慢腐败的情况下，一种纯洁、低级的宗教却于不知不觉中深入人心，在沉静和隐蔽中逐渐成长，因遭到反对而精力倍增，终于在朱庇特神庙的废墟上竖起了胜利的十字架的旗帜。基督教的影响也并非仅限于这一时期，或仅限于罗马帝国的范围之内。在经过一场长达十三四个世纪的变革之后，这一宗教至今仍为欧洲一些在艺术、学识以及武力方面在人类中较为优越的民族所信奉。由于欧洲人的努力和狂热，它已经在亚洲、非洲最遥远的海岸广泛传播；并通过他们的殖民地，从加拿大直到智利，在古代人闻所未闻的一个世界中也牢固地建立起来。 但是，这一探索，不论如何有用或有趣，却伴随着两个特殊的困难。教会历史资料的贫乏和众多疑点使我们几乎很难驱散笼罩着基督教开创时期的迷雾。伟大的公正原则，又常常迫使我们不得不揭示出一些平庸的福音导师和信徒们的不足征信的说法；而且对一个不十分留心的旁观者来说，他们的错误似乎已对他们所持的信仰投下了一片阴影。可是只要他们不仅想到神的启示是由何而来，而且想到是对谁作出的时候，那对虔诚基督教徒的攻击和不信教者的虚假的胜利，便都会立即不复存在了。神学家可以纵情描绘宗教仅披着她的天衣冉冉自天而降的愉快情景。而史学家所承担的任务可不那么轻松。他必须揭示出，她在和一个软弱、堕落的族类一起长时间居住在地球上时，不可避免必将沾染上的错误和腐化现象。 我们的好奇心很自然地促使我们要对基督教信仰究竟是通过什么手段对世上所有已建立的宗教取得如此巨大的胜利的问题作一番研究。对于这个问题，有人可以提出一个十分明显但又能令人满意的回答：那就是，这是由于其教义本身具有令人信服的证据，以及它的伟大创造者的支配一切的神力。 然而，在这个世界上真理和理性是很难如此顺当便能为人所接受的，而上天的智慧也常常屈尊以人心中的情欲和人类的一般处境，作为执行其旨意的工具，因此我们似乎仍可以带着必须的恭顺，丢开基督教教会何以能迅速发展的第一动因，大胆地问一问其次要原因究竟都有哪些？看来大约有以下五个方面的原因使它处于最有利的地位，给了它极大的帮助：——Ⅰ.基督教徒的一成不变和——如果我们可以大胆这样说的话——毫不容人的狂热情绪，这种情绪虽确乎出自于犹太教，但已清除掉了那种非但不设法诱导，反而阻碍非犹太教徒接受摩西戒律①的狭隘的不友好的精神。Ⅱ.关于来世生活的教义，这一教义更由于一些能使这一重要真理增加分量和影响的新情况的出现而得到了加强。Ⅲ.一般传说原始基督教教会具有的神奇力量。Ⅳ.基督教徒纯真、严谨的品德。Ⅴ.基督教世界的内部团结和纪律——它在罗马帝国的中① 《圣经·出埃及记》第20 章：耶和华在西乃山向摩西传十诫。其中有“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 不可崇拜偶像等等。——译者心逐渐形成一个独立的日益壮大的国家。 得之于犹太人的基督教徒的顽固的宗教狂热Ⅰ.我们前面已经讲述了古代世界在宗教问题上的和谐，以及一些彼此极不相同，甚至互相敌对的民族如何也极容易接受，或至少是尊重，彼此不同的迷信方式。只有一个民族拒绝参与全人类的交往。许多世代以来，被视为最下贱的奴隶，在亚述和波斯王朝的统治下痛苦呻吟的犹太人，在继亚历山大之后的几个王朝时期从阴暗之中走了出来；由于他们的人数先在东方，后又在西方以惊人的速度增长，很快便引起了其他民族的好奇和惊愕。他们赖以保持他们的特殊宗教仪式的沉静、顽劣的脾气及其不友好态度似乎表明他们是一个特殊的种族，不惜公开承认，或毫不掩饰，他们对人类其余部分的不可调和的憎恨。不论是安条克的暴力，②还是希罗德（旧译希律王）的计谋，还是邻近民族的榜样，都未能说服犹太人把希腊人的典雅的神话和摩西的教义结合起来。罗马人根据普遍宽容的原则，保护了一种他们十分厌恶的迷信。 宽厚的奥古斯都曾经客气地下令要在耶路撒冷的神庙里为他的繁荣昌盛献祭；而那些同样应向卡匹托里亚丘的朱庇特礼拜的亚拉伯罕后代中最卑贱的人们本应是他自己和他的弟兄们憎恶的对象。然而征服者的温和态度并不足以压制下他们的臣民的带有妒意的偏见，他们看到那些异教的标记不可避免地传入一个罗马行省，不免感到十分惊恐和忿慨。卡利古拉要将自己的雕像供入耶路撒冷神庙中的企图，由于一个对此类偶像崇拜的渎神行为的恐惧，更甚于对死亡恐惧的民族的一致反对而遭到失败。他们对于摩西戒律坚信不疑的程度，不次于他们对外来宗教的憎恶。宗教狂热和虔诚的细流，如逼入一条狭窄的通道，也会猛力奔流，有时甚至被激成一股巨浪。 这种对于古代世界似乎显得如此可厌或可笑的毫不通融的顽固态度，由于上帝有意向我们揭示了他的特选子民①的神秘历史，而更具有了可怕的性质。但是，这种在生活在第二神庙管辖下的犹太人身上表现得如此明显的对摩西宗教的衷心或甚至半信半疑的信奉，如果和他们的先辈的绝不轻信的态度相比起来，便显得更为令人吃惊了。当耶和华在西乃山的雷鸣闪电中传授戒律的时候，当海潮和行星为了方便以色列人而暂停活动的时候，当表示信奉或拒绝主将受到尘世的奖赏或惩罚的时候，他们却始终对眼前可见的神王的权威进行反抗，在耶和华的圣所中供奉各民族的偶像，模仿那些常在阿拉伯人的帐篷中或腓尼基的各城市中进行的各种荒诞的仪式。等到上天理所当然地撤回对这个不知感恩的民族的保护的时候，他们的信仰却得到了相当程度的加强和净化。摩西和约书亚①的同时代人曾经丝毫不以为意地目睹了这些无比惊人的奇迹。在各种灾难的压力之下，对于这些奇迹又深信不疑，终于使得后代的犹太人免于沾染普遍流行的偶像崇拜的习气；而且这个十分独特的民族，完全违反已知的一般人类思想的准则，和他们耳闻目睹的实际见证②② 当指叙利亚国王于公元前168 年间企图强使犹太人希腊化的斗争。——译者① 即指犹太人。——译者① 圣经所传犹太人的始祖。——译者②“这百姓藐视我要到几时呢？我在他们中间行了这一切神迹，他们还不信我要到几时呢”？（民数记第14章，第11 节。）从整个摩西的历史来看，要证明这位神灵确有理由抱怨实在再容易不过，只不过那未免有相比起来，似乎更易屈服于和相信他们的远代祖先的传统。 犹太教非常适宜于进行自身防卫，但它却从来无意于征服；很有可能新入教的人从来也没有超过叛教者的人数。神的诺言最初仅对一个家庭发出，那特殊的割礼也只限于在一个家庭中进行。当亚伯拉罕的后代繁衍得多如海中沙的时候，那位曾亲口向他们传授一套戒律和各种仪式的神，宣称自己是真正的以色列全民族的上帝；这样以一种特有的关怀和爱护，把他最喜爱的人民和其余的人类分离开来。对迦南土地的征服，伴随着许多奇妙的，也伴随着许多血腥的情况，以致获得胜利的犹太人便从此和他们所有的邻人处于不可调和的敌对状态之中。犹太人曾奉命铲除某些偶像崇拜最甚的部落，而他们对于神意的执行，很少由于人性的软弱而迟迟不前。他们被禁止同外族通婚或结盟；对于不得接纳外族参加礼拜仪式的禁令在有些情况下是永久性的，几乎一般都一直要延续到第三代、第七代，甚至第十代。对非犹太人宣讲摩西教义的义务，从来也没有写入律条之中；犹太人自己也无意自愿承担起这一责任。 在接纳新市民的问题上，这个不友好的民族所追随的并非罗马人的宽大政策，而是希腊人的出于自私的虚荣。亚伯拉罕的后代听人说只有他们才是那神的契约①的继承人而感到沾沾自喜，他们担心轻易和世上异族分享他们的遗产，会降低了它的价值。与人类更多的接触虽扩大了他们的知识范围，却并未纠正他们的偏见；以色列的上帝如果获得一个新信徒，他倒更应当感谢多神教的随和的心性，而并非由于他自己的传教士的积极行动。摩西的宗教似乎仅为一个特殊国家和一个独特民族而立；而如果严格按照命令的规定每个男子必须一年三次亲自前往朝拜主耶和华，那犹太人就根本不可能向那片狭窄的希望之乡以外发展了。这一障碍倒是由于耶路撤冷神庙的毁灭而消除了；但犹太教的绝大部分却也因而随之毁灭；那些许久以来对于关于一个空无一物的圣所的奇异报道感到诧异的异教徒，现在更无法理解一个没有神庙和祭坛，没有祭司和牺牲的宗教能以什么为崇拜对象，又以什么作为崇拜的工具。可是，甚至就在犹太人处境十分恶劣的时候，他们仍然念念不忘他们的独自享有的高傲的特权，避免而不是寻求与外族人的交往。他们仍然以不可动摇的毅力尽力执行戒律中他们所能执行的那一部分。他们的一些特殊的节日、只食某些特殊肉类以及其它一些无关紧要但十分繁琐的生活细节，都使其它的民族十分厌恶和反感，而那些民族的不同习惯和偏见他们又绝对反对。仅仅是那个痛苦的甚至具有危险性的割礼一项，就完全足以拒绝一个志愿皈依者于犹太教礼拜堂的大门之外。 在这种情况下，用摩西的戒律的力量武装自己，而又从它的桎梏中解脱出来的基督教便在世界范围内应运而生了。在新的体系中，也和在古代的旧体系中一样，始终着眼于培养专一的相信宗教的真理和同一上帝的热情；因而现在在关于最高神灵的本质和意旨的问题上，向人们透露的任何情况，都必须有助于增强他们对这一神秘教义的崇敬。摩西和先知们都具有神的权威，这一点已被承认，甚至被确认为基督教的最牢固的基础。自世界之始，便有连续不断的预言向世人昭告救世主即将来临，并为长时间期待着的那一些亵渎了。 ① 《圣经·出埃及记》第34 章中记有耶和华和以色列人“定约”情况。此处所谓“契约”想系指此而言。 ——译者天作好了准备，这救世主，按照犹太人的粗略的理解，常常被表现为一位国王和征服者的形象，而并非一位先知，一个殉道者和上帝的儿子。通过他为世人赎罪作出的牺牲，那些神庙中的不完美的牺牲立即被结束和消除了。现在一种纯洁的，同样适用于一切不同气候的地区，适用于人类所处的一切情况的精神崇拜，代替了那些徒有形式和图象的礼拜仪式；而且在入教礼中使用更为无害的水代替了原来使用的人血。获得神的恩惠的机会不像过去仅限于亚伯拉罕的后裔，而被普遍许诺给了自由人和奴隶、希腊人和野蛮人、犹太人和非犹太人。一切能够使一个皈依者由地下升到天上、能增强他的虔诚、保证他的幸福，或甚至能够满足那种在虔诚的幌子下潜入人心的秘密的骄傲的特权，却仍然仅为基督教教会的成员所专有；但是，与此同时，所有的人都容许，甚至被邀请，获得这一光荣的称号，它不仅被作为一种恩惠向人们提供，而且是一种强加于人的义务。因而，在亲戚朋友中传播他所得到的无法估量的幸福，告诫他们千万不要拒绝接受，因为那将被视为罪恶地冒犯仁慈的但无所不能的神灵的意旨，而受到严厉惩罚，便成了一个新入教者的最神圣的责任。 不论如何，基督教教会从犹太教堂的束缚中被解放出来却是一件经过相当长的时间和困难的工作。加入基督教的犹太人把耶稣看作是他们的古代神谕所预言的救世主，尊他为品德和宗教方面的先知的导师；但他们又固执地死守着祖先的各种仪式，并试图将它强加于数目日益增多的非犹太人信徒。 这些加入基督教的犹太人以摩西戒律起源于神，以及它的伟大创作者的永恒完美为据提出的论证却也有其一定的可信之处。他们肯定，其一，如果在永恒的时间中始终不变的神原打算取消那些曾有助于于众人之中区分出他的选民的神圣仪式，那他在取消它的时候也必会和当初宣告时一样的明确和严肃：其二，那就不但不应一再声明，或者假定，或者肯定摩西的宗教具有永久性，而且应该把它说成是一个仅仅只适用于救世主来临以前这段时间的临时计划，而那位救世主自会教给人类一种更为完美的信仰和宗教：其三，救世主自身以及在人世上和他交往的他的门徒们便不但不应自己作出榜样，不惜繁琐地遵守摩西戒律，倒应公开向世人宣布废除那些陈旧无用的仪式，那也便不致使基督教在那么多年中和犹太教会的许多教派糊里糊涂地混在一起了。这类议论似乎一直被用来为日益失去其存在理由的摩西戒律进行辩护；但是我们的饱学的圣职人员却已不辞辛劳对旧约全书中含糊的语句和使徒们的意义不明的行为作出了大量解释。这里，我们应该逐步揭示福音教义的整个体系，并以十分慎重和委婉的态度作出与犹太教的意向和偏见都难以相容的裁决。 耶路撒冷教会的历史生动地证明了这种谨慎措施的必要，也证明了犹太教在它的各教派的思想上产生的深刻印象。最早的一批15 名耶路撤冷主教全都是受过割礼的犹太人；他们所领导的会众完全把摩西的戒律和基督的教义结合起来了。一个在基督死去仅仅40 天后建立起来，而且在许多年中一直在他的使徒直接监督下活动的，教会的原始传统，会被看作是正统基督教的一面旗帜，那是很自然的事。远方的教会经常求助于他们的可尊敬的“母会”，并慷慨捐资以解救她的急难。但是，当许许多多富有的教会团体在帝国的各大城市，安条克、亚历山大里亚、以弗所、科林斯和罗马建立起来以后，各基督教殖民地对耶路撒冷原有的敬重便在不知不觉中减弱了。曾为教会奠定基础的犹太入教者，或后来所说的拿撒勒人，很快就发现自己已陷入由多神教的各种教派来到基督的旗帜之下的日益增加的会众的包围之中：而那些经他们的特别使徒的同意，摆脱了摩西宗教仪式的不堪忍受的沉重负担的非犹太人，最后却又拒绝让他们的更为拘谨的同教弟兄分享当初他们曾为自己的活动苦苦争取的容忍。犹太人的神庙、城市和公共教会的毁灭，使拿撒勒人十分伤心；因为他们在习俗方面，虽然不是在信仰上和那些不敬神的同胞始终保持着亲密的关系；关于他们这些同胞遭受不幸的原因，异教徒认为是由于最高神灵的鄙弃，而基督教徒却更为恰当他说，是因为他的震怒。拿撤勒人从耶路撤冷的废墟上撤出来，来到约旦河东岸一个名叫佩拉的小镇，在那里，这个古老的教会在寂寞、凄凉之中度过了60 多年的时光。他们仍然能享受经常朝拜圣城的欢乐，并抱着有一天还能重建这些天性和宗教都教导他们既爱且敬的神庙的希望。然而，最后在哈德良的统治下，犹太人的不顾死活的宗教狂热给他们带来了极大的灾难；罗马人，为他们屡屡叛乱的行为所激怒，不惜以非同一般的严峻态度行使他们的胜利者的权力。皇帝在锡昂山上修建了一座被称作埃利亚·卡皮托利纳的新城，并赋予它以殖民地的特权；他宣称任何犹太人如果胆敢走近该城便将受到极为严厉的惩罚，并在那里安置一队罗马步兵以加强对命令的执行。拿撤勒人现在只有一条路可以避开这对他们普遍适用的禁令了，而在这里现世利益的影响增强了真理的力量。他们选举出马尔库斯作为他们的主教，他是一个非犹太民族的高级教士，而且非常可能出生于意大利或某个拉丁省。在他的劝导之下，这个教区的绝大部分人都放弃了一个多世纪以来他们一直奉行的摩西戒律。通过这样自愿牺牲掉旧日的习惯和成见，他们才买得了自由进入哈德良殖民地的权利，并更为牢固地和正统基督教会团结起来。 当锡昂山重新恢复了耶路撤冷教堂的名声和荣誉的时候，创立异端邪说和制造分裂的罪名便被加在剩余的一小部分拒绝追随拉丁主教的不知名的拿撒勒人身上。他们依然保存着在佩拉的旧日的住地，逐步向大马士革附近一带的村庄扩展，并在叙利亚的现在名叫阿勒颇，当时被称为贝罗依的城市中，组建了一个影响不大的教会。拿撤勒人这个称呼用在那些信仰基督的犹太人身上，被认为未免过于尊贵，因而很快，因为他们被认为智力低下、处境贫困，而获得伊比奥尼派这个轻蔑的称呼。在耶路撒冷教堂重新恢复数年以后，一个衷心承认耶稣为救世主，但仍继续奉行摩西戒律的人，是否也有得救的希望，却成为一个可疑的引起争议的问题了。殉道者查士丁由于天性仁厚，对这个问题作了肯定回答；虽然他讲这话时十分犹豫，但他仍然决定为这种不完全的基督徒着想，表示如果他们只是自己实行摩西的各种仪式，但并不认为它普遍运用或需要而加以推广，则仍可得救。然而当有人追问贾斯丁教会的态度如何的时候，他承认在正统基督教徒中，有很多人不但把那些犹太弟兄排除在得救的希望之外，而且在一般的朋友交往、互相宴请和社交生活中，也拒绝与他们接触。凭常理也可以想到，更为激烈的意见必会压倒一些较温和的看法；因此在摩西的信徒与基督的信徒之间，始终存在着一条使两派分离的鸿沟。不幸的伊比奥尼派被一种宗教视为叛教者加以拒绝，而另一个宗教又认为他们是异端分子而加以排斥，这便使他们看到，他们非采取一个更为明确的立场不可了；因而，虽然迟至公元4 世纪时还可以找到这一逐渐消亡的教派的一些残迹，但它实际已在不知不觉中消融在基督教教会或犹太人的教会之中了。 当正统基督教教会对摩西的戒律保持着一种既不过分尊敬也不无端予以藐视的中正态度的时候，许多异端派别都陷入了错误和放肆的相等而又相反的两个极端之中，伊比奥尼派以犹太教的已被普遍接受的真理为据，断言它永远不可能被废除。但是诺斯替教派，却根据他们所想象的不完备之处，同样轻率地推断它从来也不是神的智慧的产物。有些反对摩西和先知权威性的说法极容易被一些抱有怀疑思想的人所接受；虽然这些意见只可能来之于我们对遥远的古代宗教的无知和我们无法对神的安排作出正确判断。诺斯替派的虚妄的科学一听到这些反对意见如获至宝，并同样无礼地加以大事宣扬。 而由于那些异端派别大多数都反对追求感官乐趣，它们对于早期主教的多妻、大卫的风流韵事和所罗门的嫔妃充斥的内宫，都愤然加以责难。对于迦南土地的征服，以及对那些纯朴的土着居民的灭绝，它们更不知道如何结合正常的人性和正义的观念来加以解释。但是，当它们想到几乎犹太人历史的每一页都为一连串暗杀、处决、屠戮的血淋淋的事件所玷污的时候，它们只得承认巴勒斯坦的野蛮人，对他们的崇拜偶像的仇敌所表现的同情，并不次于他们对他们的朋友和同胞所表达的同情。撇开戒律的不同派别，说到戒律本身，他们断言一个仅仅以血腥的牺牲和繁琐的仪式为内容，它的赏与罚又纯粹为肉体和尘世的性质的宗教就决不可能激发起向善之心或使人致力于克制情欲的冲动。对于摩西的上帝创造人类和人类走向堕落的说法，诺斯替教派只是亵渎地加以嘲讽，他们对于神在六天劳动之后便要休息一天之说，一直到亚当的肋骨、伊甸园、生命树和知识之树、会说话的蛇、禁果以及由于第一代祖先犯下轻微的过失因而对全人类进行惩罚的种种说法，他们连听也不耐烦听。诺斯替教派把以色列的上帝亵渎地描写为一个易于冲动和犯错误的灵物，对人喜怒无常，恨则刻骨仇恨，以卑下的妒嫉心情看待人们对他的迷信的礼拜，并使自己有所偏私的恩泽仅施于一个民族，并局限于短促的尘世的一生。在这样一种情况下，他们看不出他在什么地方具有明智的全能的宇宙之父的特征。他们承认，犹太人的宗教不像非犹太人的偶像崇拜那么有罪：但是他们赖以作为基本信念的是，他们视为首次显露的最灿烂的神的光辉而加以崇拜的基督降临人世是为了把人类从他们的种种错误中拯救出来，并向人类昭示一个真理和完善的新体制。最博学的神父，离奇地不惜降低身份，也贸然接受了诺斯替教徒的诡辩。他们承认他们的说法在字面上和任何一条信念和理智的原则都难以相容，但他们认为自己隐藏在一幅宽广的寓言的帷幕后面便绝对安全，不怕会受到任何攻击，因而公然把这种寓言向一切摩西教势力微弱的教区散播。 早有人颇有新意但不一定真实可信地指出，在图拉真或哈德良时代，也就是在基督去世大约一百年之后，教会的处女般的纯真一直还从未受到分裂或异端邪说的破坏。我们可以更恰当地说，在那一时期，救世主的信徒们，不论在信仰还是在实践方面，都享有比以后各个时代所能容许的更多的自由。及至对圣餐的理解在不知不觉中越来越狭窄，得势的教派所发挥的精神影响越来越严酷的时候，它的许多最有名望的追随者，在被要求放弃个人意见时，反被激怒而更坚持自己的观点，力图探求他们的错误原则的结论，并公开竖起了反对教会统一的叛旗。诺斯替教派一向被认为是被称为基督教徒的人群中最和蔼、最博学和最为富有的一部分；而这一显示学识优越的名称①，可能是他们自己以此自豪而自己定下，也可能是他们的嫉妒的对手出于戏① 诺斯替教派为存在于公元2 世纪的一个重要教派。“诺斯替”原文为Gnostic，含有具有丰富知识的人的弄加在他们头上的。他们几乎毫无例外地属于非犹太民族，他们的主要创始人似乎全都不外是叙利亚或埃及人，那地方的温和的气候使得人的身心都倾向于懒散的虔诚的遐想。诺斯替教派把许多从东方哲学，甚至从琐罗亚斯德教①中得来的崇高而晦涩难解的教义，如物质的永恒性，双重原则的存在以及不可见的世界的神秘的神职体系等等，和对基督的信仰混杂在一起了。他们一旦投身于那个广大深渊，他们便完全为一种混乱的想象所支配；而由于错误的道路本来就千变万化、无穷无尽，他们竟于不知不觉中分成了50 多个教派，其中最着名的有巴西里德派、瓦伦提尼安派、马西昂派以及更后一段时候的摩尼教派。每个教派都能夸耀自己的主教和会众，医生和殉道者；这些异端教派不理会教会所采用的四福音书，却自行编写了许多历史，按他们各自的教义的需要安排基督和十二使徒的言行。诺斯替教派很快在广阔的范围内获得了成功。他们的教派遍及亚洲和埃及，也在罗马建立起来，有一段时候甚至深入到西部诸省。他们绝大部分兴起于1 世纪，盛行于3 世纪，而在4 或5 世纪，由于更为时髦的争论的流行和政府统治权力的高涨而受到了压制。尽管他们常常扰乱宗教内部的和平，玷辱宗教的声誉，但他们实际却有助于、而非有碍于，基督教的发展。那些非犹太族的信徒，他们虽对摩西戒律怀有强烈的反感和偏见，却仍可以加入许多基督教教派，它们并不要求在他们的未经教化的头脑中找到任何先有神的启示的信念。他们的信仰是在不知不党中加强和扩大起来的，而教会通过对许多最顽固的敌手的征服，最终总可以得益不浅的。 但是，不管在关于摩西戒律的神性或责任问题上，在正统基督教、伊比奥尼派和诺斯替教派之间存在着多么大的意见分歧，他们却都同样受到一种排他的狂热和对偶像崇拜的憎恶的不断的激励，而这偶像崇拜却正是使犹太人有别于古代世界其他民族的标志。那个把多神教系统看作是人类的欺骗和谬误相结合的产物的哲学家，尽可以在一副虔诚的面具之下，隐藏着一种鄙视的微笑，而毫不担心这类嘲弄或顺从将会使他自己遭到任何一种看不见的，或按他的理解，凭空想象的神力的痛恨。但是，异教的建立在原始基督教教徒的眼中却看得更为可厌和可怕。在整个教会和许多异端教派中，普遍存在的一种情绪是，魔鬼是偶像崇拜的创造者和保护者，也是它所崇拜的对象。那些作乱的神灵①，虽然已失去天使的地位，被投入了地狱，但他们仍然可以在人世上到处游荡，折磨有罪的人的肉体，迷乱他们的心灵。魔鬼很快就发现人心天然倾向于信仰神灵，便极力加以破坏，他们巧妙地消除人类对他们的创造者的崇拜，篡夺了至高无上的神的地位和荣誉。由于他这一邪恶计谋的成功，他们立即使自己的虚荣和报复之心得到了满足，并得到了他唯一还渴望得到的一种安慰：有希望使人类的各个民族卷入他们的罪恶和苦难之中。人们已公开声明，或至少是据一般设想，魔鬼已在他们自己之间分割了多神教中的一些最主要的角色：一个拥有朱庇特的名字和特点，另一个装扮成埃斯库拉庇乌斯，第三个变成了维纳斯，第四个也许是阿波罗；而且他们凭借长时间的经验和来去如风的气质，完全能够以熟练的技巧和庄严的姿意思。——译者① 琐罗亚斯德为公元前6 世纪一波斯先知。其所创宗教的基本教义为：善与恶均为绝对概念。人可以自行选择善行而达到完美。该教在伊斯兰教兴起以前曾是波斯的国教。——译者① 关于撤旦纠集堕落的天使作乱的故事，米尔顿在《失去的天堂》中有详细描写。——译者态扮演他们所担任的角色。他们潜伏在神庙中，创立各种节日和祭礼，编造神话，发表神谕，常常还可以表演一些奇迹。一些由于恶神附体的基督教徒对所有荒唐的现象都能马上作出解释，他们全乐意，甚至极希望能相信异教神话中的最荒唐的故事。但是，一个基督教徒的这类信念却伴随着恐怖，因为对一种民族宗教所表现的极微末的敬意，他也会看成是对魔鬼直接崇拜的表示，并且是一种对上帝的尊严的冒犯。 由于这种意见的存在，一个基督教徒力求保持自己的纯洁，不为偶像崇拜所玷污，便成了他的首要的但颇为艰苦的职责。各民族的宗教并不单纯是在学校中奉行或在神庙中宣讲的抽象信条。多神教的无数神只和祭祀仪式，都和各种情况的工作、娱乐以及公私生活紧密地交织在一起；要想完完全全避开和它们的联系，而同时又不放弃人类的一切交往，以及自己的一切社会职务和娱乐，似乎是不可能的。有关战争与和平的重大决策，事前或事后都要举行庄严的祭礼，行政长官、元老和军人都必须前往主持或参加①。公开的欢庆场面是异教徒的充满欢乐的礼拜活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当朝皇帝和人民为庆祝某一神灵的特殊节日而举行的各种竞赛，被看作是诸神必会接受的最好的祭品②。一个出于对神的敬畏，避开那可厌的竞技场或戏院的基督教徒，发现自己在一切欢乐宴会上都会陷入可怕的陷阱的包围之中，因为到处都有他的朋友们在召唤着慈悲的神灵，并纷纷酹酒以相互祝福。当一个新娘假装挣扎着不肯出门被迫在盛大婚礼中跨过她的新居的门坎时，或是当一个凄惨的送丧队缓缓向火化堆①行进时，一个基督教徒在这种十分有趣的场合，却被迫只好离开他的最心爱的亲人，也决不愿去沾染上那些邪教仪式所必然带来的罪过。任何与偶像的制作或装饰有丝毫关系的技术或行业都属罪恶的偶像崇拜活动；这可是一个严厉的判决，因为这将使得社会中从事自由职业或手工业行业的绝大部分人都陷入永恒的苦难之中。如果我们放眼看看那众多的古代遗迹，我们将会觉察到，除了直接表现神灵和用以对他进行礼拜的圣器而外，希腊人凭借他们的想象制作出来用以奉献神明的优美的形象和动人的故事，一开始莫不全是异教徒的房屋、衣服和家具上的最华美的装饰。 甚至音乐和绘画艺术以及辩才和诗歌的技巧也莫不出于同一个与神灵无关的来源。在神父们的笔下，阿波罗和缪司是地狱精灵的喉舌；荷马和维吉尔则是它的最出色的奴仆；而充满他们的天才作品并使之生动有力的美丽的神话，则注定只能用以歌颂魔鬼的光荣业绩，甚至在希腊和罗马的普通语言中，也充斥着许多大家熟悉的亵渎的用语，一个粗心的基督教徒也可能一不小心脱口而出，或者听见了也不在意②。 ① 罗马元老院经常是在庙中或某一圣地举行集会。在他们正式议事之前，每一个元老都得先向圣坛上奠酒和撤乳香。 ②参见德尔图良：De Spectaculis。这位严峻的改革家对欧里庇得斯的悲剧也和对格斗士的打斗一样难以宽容。演员们的服装特别使他反感。脚下穿一双极厚的高底靴，这样对神极不尊重地妄图显得比自己真正的身高高出许多。 ①对古代葬礼（在米散努斯和帕拉斯的葬礼中）维吉尔所作的描写，其准确程度不在他的评论家塞菲乌斯的说明之下。火化堆本身就是一个圣坛，在火焰上不停地浇洒各种牺牲的鲜血，每一个协助火化的人身上都洒满了驱邪的法水。 德尔图良的偶像崇拜。如果一个异教朋友（也许在打喷嚏的时候）按一般的习惯说一声“朱庇特保佑你”，②一个基督教徒便应该对这把朱庇特视为神灵的说法表示抗议。 这种到处埋伏着随时准备向不曾提防的信徒发动袭击的危险的诱惑，在庄严的节日里则更以加倍的力量对他们发动进攻了。在整个一年之中，它们都被组合和配置得如此巧妙，以致那迷信活动往往具有娱乐，而且常常还带有善行的外貌。在罗马的宗教仪式中，有些最神圣的节目目的是要庆贺新年，为公众和私人的生活祝福；尽情在神前悼念死者，怀念生者；确定不可侵犯的财产界限；在大地春回的时候求神保佑五谷丰登；表示对罗马城的奠基和共和国的建立这两个重大年月永志不忘；以及在农神节人人纵情狂欢的时候恢复原始人类的平等。通过基督教徒在远非如此令人惊愕的场合也会表现出的犹豫和矜持来看，在这里可以想见他们对这种种渎神的宗教仪式是如何深恶痛绝了。在普通欢庆的节日里，古代人按习俗都得在自己的大门上装饰着灯笼和桂枝，头上戴着花环。这种无害的典雅的风俗可能一直作为一种民间传统而加以宽容了。然而，非常不幸的是，大门是在宅神的保护之下，桂枝是月桂女神崇拜者的圣物，而花环虽常常戴在头上作为喜庆或哀悼的象征，最早却使用于迷信活动的仪式之中。在这类问题上被劝说顺从本国风俗、遵守行政长官的命令的战战兢兢的基督教徒不免始终忧心如焚，唯恐受到自己良心的谴责，受到教会的责难和被神所抛弃的惩罚。 这就是为了维护福音教义的纯洁，使它丝毫不受偶像崇拜的风气的污染，所必不可少的常备不懈的警惕心情。在公众或私下进行的迷信仪式中的一些旧传统，那些已建立起来的宗教的追随者，由于所受教育和习惯的影响，一直仍在漫不经心地奉行着。但是，每当他们那么做的时候，他们便给基督教徒提供了一个公开表示和再次肯定他们激烈反对的机会。通过这类经常发生的抗议活动，他们对自己的信仰的坚贞得到了不断加强；而随着这种宗教狂热的增加，他们也便能以更强大的力量进行那场反对魔鬼帝国的神圣战争，并取得更大的胜利。 关于来世生活的学说Ⅱ.在有关灵魂永生的问题上，西塞罗在他的着作中以最生动的笔墨描绘了古代哲学家的无知、谬误和困惑。他们如果想让他们的门徒免除对死亡的恐惧，便告诉他们一个十分明显但不免有些悲惨的道理：人的生命的最后解脱实际同时也解除了人生的苦难；不复存在的人，也便不再有任何痛苦。但也有少数希腊和罗马的智者对人性抱有一种更崇高，而且在某些方面也更正确的理解；尽管我们也必须承认，在这种崇高的探索中，他们的理智常常为他们的想象所左右，而他们的想象又常为他们的虚荣心所激励。当他们看到自己的智力所能及的范围是如此广阔而自鸣得意，当他们在极其深刻的思索或极为重要的劳作中，大力施展各种记忆、想象和判断的才能，当他们想到自己对一种超越死亡和坟墓的界限、万古流芳的名声的苦苦追求的时候，他们便绝不愿把自己看成无异于田间野兽，或者认为他们一向对他的高贵无比赞赏的一种生物，也只能被局限在尺土之内和几年的岁月之中。他们带着这种一厢情愿的成见，于是便进而求助于形而上学的科学，或更应该说是形而上学的语言。他们很快发现既然没有任何一种物质的特性可以运用于思维活动，那么，人的灵魂便必然是一种与肉体完全不同的实体，它纯洁、简单、只作为一种精神存在，不可分解，而在脱离形骸的禁锢之后，便必能感受到更高级的美德和幸福。从这些似是而非的崇高的原则中，那些踏着柏拉图的足迹前进的哲学家得出了一个非常不合理的结论，因为他们不但肯定人的灵魂将从此永生，而且过去也一直长存，这样他们是十分轻易地把人的灵魂看作是弥漫和支持着整个宇宙的无限的自在的精神的一部分了。这样一种脱离人的感官和经验的学说，也许可以为一个具有哲学头脑的人消闲解闷；或者，在寂寞无聊之中，它有时也能为低沉的心志带来一丝安慰；但是人在学习时所获得的淡薄印象却很快便被现实生活中的事务和各种交往所磨灭。我们十分清楚地了解，生活在西塞罗和最初几位恺撒时代的着名人物，包括他们的行为，他们的品格和他们的动机，使我们完全可以断定，他们在人世上一生的所作所为从来也完全没有因认真相信死后将受到赏或罚而有所考虑。在罗马法庭上以及在元老院中，最有能力的演说家丝毫不怕引起听众的反感，公开揭露这种学说纯属荒唐的无稽之谈，并说它早已被每一个受过开明教育、头脑清醒的人所摒弃。 因此，既然哲学所能作出的最崇高的努力也只不过是模模糊糊地向人指出，人们有一个对未来世界的愿望、希求，或至多是其存在的可能性，那么除了神的启示，也便再没有任何东西可以肯定那个据说所有脱离肉体的灵魂都将前往的不可见的世界的存在，并对它的具体情况作一番描述了。但我们可以看到希腊和罗马的民间宗教也有一些固有的缺点，使它难以承担它自身的重任。1.它们的神话的整个体系没有任何一个确凿的牢固的支架；异教徒中最明智的人早已否认了它所窃取的权威。2.关于地狱情况的描写早已任凭画家和诗人的幻想去处理，他们在其中安置的是许多幽灵和妖魔，而加之于他们的奖赏和惩罚又毫无公正可言，以致一个对人心来说最为亲切的严肃的真理，竟被一堆乱七八糟的幻想所压抑和玷污了。3.希腊和罗马的虔诚的多神教教徒也很少把关于来世生活的学说看作是一个基本信条。众神的意旨，就其与公共社会的关系而非与私人的关系而言，主要显现在这个世界的可见的舞台上。人们在朱庇特或阿波罗的圣坛前祈求的愿望清楚地表明他们的崇拜者所关心的只是今世的幸福，而对于来世的生活则或者毫无所知，或者毫无兴趣。关于灵魂不灭这一重要真理，在印度、亚述、埃及和高卢一直大事宣扬，并获得一定的成功；但既然我们不能把这种差别归之于那些野蛮人的超越的知识，我们也便只能把它归之于一个已确立的祭司制度的影响，那些祭司拿道德的动机用作一种推动人的野心的工具。 我们或许很自然地会想到，一个对宗教来说如此重要的原理，神灵早该以毫不含糊的词句向巴勒斯坦的选民们讲明了，也或许毫无疑问已将这事托付给亚伦①的世袭的祭司身份了。当我们发现，在摩西戒律中并没有灵魂不灭一说，我们便只能赞美天意的神秘安排了；关于这一问题，先知们言辞隐讳；而在从遭受埃及人的奴役到遭受巴比伦人的奴役的漫长岁月中，犹太人的希望和恐惧似乎始终仅仅限制在今世生活的狭窄范围之内。在居鲁士允许这个被放逐的民族回到希望之乡以后，以及在埃兹拉②重新恢复他们的宗教的古代记录以后，在耶路撒冷不声不响出现了两个着名的教派，撒都该派和法利赛派。前者的成员多来自社会中较为高贵和富裕的人家，他们严格遵守摩西戒律的明文规定，虔敬地拒绝承认灵魂不灭之说，原因是，他们奉为他们的信仰的唯一准则的圣书并未肯定这一说法。法利赛派则在圣经之外又加上了一① 《圣经·出埃及记》中所讲摩西的哥哥。——译者② 居鲁士和埃兹拉分别为公元前6 世纪波斯皇帝和公元前5 世纪犹太人领袖。——译者些权威性的传统说法，他们在传统的名义下，接受了一些东方民族的哲学或宗教的纯推理性的教条。于是关于命运或宿命论、天使和精灵，以及死后将受到奖或惩的等等说法，都被列入新的信条之中；而由于法利赛派处世态度严肃，早已把犹太人团体纳入他们的教派中来，灵魂不灭之说因而在亚斯漠尼家族的君主和大祭司的统治时期成为在犹太教中普遍存在的情绪。让犹太人为使多神教者满意，满足于表示一种冷漠的，不动感情的同意，这是和他们的性格不能相容的；而一旦他们承认有一个死后世界的观念，他们就会以一向被视他们的整个民族特点的狂热全力信奉。不过，他们的狂热情绪并没有为它增加可信的证据，甚至也没有加强它存在的可能性：因此，这个为自然所提供、为理性所赞同，并为迷信所接受的关于生命和永生的学说，仍须依靠基督的权威和榜样来肯定它具有神的真实。 现在向人类提出，只要接受福音教的信仰并遵守它的教条，便保证可以获得永恒的幸福，对于如此优厚的条件，罗马帝国中各种宗教、各个等级，以及各个行省都有为数众多的人欣然接受，那是完全不足为奇的。古代基督教徒，由于受到对现世生活的鄙弃的激励，很自然地相信灵魂的永生，而关于这一点，近代多疑的、不完备的信仰，却不能使我们具有任何充分的概念。 在原始基督教教会中，真理的影响因有一种不论它的实用价值和古老程度如何值得我们尊重，但与实际经验却难以相容的意见，而大为加强了。当时人们普遍相信，世界的末日和天国已近在眼前了。这一奇妙事件的即将发生在使徒们的预言中原已说到，而且那说法由他们的最早期的信徒一直保存下来，那些对基督自己的言论一字一句都能理解的人们，则不得不盼望着，在曾目睹基督混迹人间，并尚可为犹太人在韦伯芗或哈德良治下所受苦难作见证的那一代人完全去世之前，“人的儿子”将第二次光辉灿烂地在云端中出现。17 个世纪的变革已经教会我们不要对神秘的预言和启示过于深究；但只要我们容许这一错误为了明智的目的在教会中继续存在下去，它便会对基督教徒的信仰和实践产生极为有利的影响，他们将永远怀着十分敬畏的心情，期待着一个新时刻的来临，那时整个地球和各个人种的人类都将在他们的神圣的审判者面前颤栗。 古代在民间普遍流行的千年盛世说和基督的第二次降临是密切相关的。 由于创造世界的工作是在6 天之内完成的，根据据说起源于先知以利亚的传统说法，这6 天的长度按规定的情况来计算，应共合6000 年。按这同一比例推算，我们可以知道这个用于劳作和竞争的漫长时期现在差不多已经过去，随之而来的便将是欢乐、安息的1000 年了；那时基督将带着大队功德圆满的圣徒和少数逃脱死亡、或神奇地得以复活的一些人，同来治理人世，一直到指定最后让人类全部复活的那一天。这种希望是如此使信徒们喜不自胜，于是，新耶路撒冷，这个幸福天国的所在地，很快便以人的想象所及的最轻快的色彩装饰起来了。但这种仅仅只有纯净的精神欢乐的幸福，对于这里的看来还仍然具有人的天性和感情的居民来说，似乎未免过于清高了。一个充满田园生活乐趣的伊甸园已经不再适合于已在罗马帝国中普遍存在的先进的社会生活。于是一座用金子和宝石做成的城市被修建起来，而且要使附近的郊区到处都超现实地堆满谷物和美酒；这里的幸福、善良的人民，在自由享受那自天而降的物产的时候，绝不会受到任何保护私有财产的法律的限制。这种肯定千年盛世必将来临的说法，从曾经亲自和使徒们的嫡传弟子有过交往的殉教者查士丁和伊里奈乌斯，直到曾充当君士坦丁的儿子的师傅的拉克坦提乌斯，一代一代的神父都曾不厌其详地反复加以申说。尽管这个说法可能并没有被普遍接受，但似乎在正统基督教信徒中，它始终是占主导地位的思想；而且它似乎正好和人类的希望和恐惧心理一拍即合，因而必然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基督教信仰的发展。但是，在基督教会的庞大结构已临近完成的时候，这种临时的支撑便被抛到一边去了。基督亲自治理人世的论点，最初被当作是一个奥秘的寓言看待，后来渐被看作是一种可疑而且无用的意见，到最后更被看作是异端和宗教狂热分子的荒唐杜撰而被抛弃了。这是一个至今仍构成神圣教义的一部分的神秘的预言，但它也被认为可能有利于那已被破除的思想，因而一直勉强逃脱了遭到教会禁止的命运。 在基督的门徒得到许诺可以得到暂时统治人间的幸福和光荣的时候，那不信奉基督教的世界，却被指明将遭受最可怕的灾难的袭击。新耶路撤冷的修建工作将和神秘的巴比伦的毁灭①同步前进；而只要在君士坦丁以前进行统治的皇帝信奉偶像崇拜，那适用于巴比伦的一切就会同样落到罗马城和罗马帝国头上。一连串凡能损害一个繁荣的民族的道德和肉体方面的灾害已准备就绪；内部纷争和来自北部蛮荒地区的最凶恶的野蛮人的入侵；疫疠和饥荒；彗星和日蚀、月蚀；以及地震和洪水。所有这些还都仅仅不过是罗马将面临的空前浩劫的先兆和预警，到那时候，西庇阿和恺撒家族统治过的国土便将被天火焚毁；那七座山之城，连同它的宫殿、它的神庙和它的凯旋门都将埋葬在火和硫磺的巨泊之中。不过，好虚荣的罗马倒还可以聊以自慰的是，他们的帝国正好与整个世界共存亡；这世界一如它曾一度毁灭于洪水一样，注定要经历第二次由火带来的迅速的毁灭。关于这将普遍出现的天火问题，基督教徒的信念有幸和东方的传统说法，和斯多噶派的哲学，以及和大自然的通则十分符合；甚至这个从宗教的角度考虑选作大火发生的起点和主要场地的国家，从自然和物质的条件来看，也最适合于达到此一目的——那里有深邃的洞穴，有硫磺的矿床，以及连爱特纳、维苏威、利帕里等也不过只能算得其中一部分的众多的火山。一个最冷静、最无所畏惧的怀疑论者，也难以拒不承认，非常可能现在的世界体系将最后毁灭于一场大火。至于那些更多的以传统的权威和对圣书的解释，而非以理智的不尽可信的推断，作为自己的信念基础的基督教徒，则怀着恐惧的心情十分相信并随时期待着这个必然的、即将来临的事件发生；而由于他们的心中永远记着这个可怕的想法，因而他们认为在帝国发生的一切灾祸，全都是这个世界已濒临毁灭的无可置疑的先兆。 仅由于对神的真实性的无知或不信，而对异教徒中一些最明智、最高尚的人便治以重罪的做法，似乎是现代人的理性和人道的观念所无法接受的。 但是，始终具有更为坚定的信仰的原始基督教教会本来就毫不犹豫地把在人类中绝大部分归之于应受永恒惩罚的一类。在福音之光升起之前曾求助于理性之光的苏格拉底或其他一些古代哲人，也许还可以容许抱有获得善果的希望。但是谁都肯定，那些在基督诞生或去世以后，仍然顽固地坚持崇拜魔鬼的人，便既不配，也不可能得到被激怒的神的正义的宽恕了。这种在古代世界中并不存在的严酷情绪似乎在爱和和谐的体系之中注入了一种酸苦的精神。血缘和友情的纽带常常被不同的宗教信仰的怨恨所折断了。而基督教徒发现自己在这个世界上始终遭受到异教势力的压迫，有时出于愤恨和精神上① 《圣经·启示录》第18 章曾预言巴比伦将忽然遭到毁灭的情景。——译者的自傲，便尽量使自己陶醉在未来的胜利之中。“你们喜爱热闹场面，”态度严厉的德尔图良叫喊着说：“那就等候那最庞大的热闹场面，世界末日最后的永恒审判的到来吧。当我们看到那么多骄傲的君王和出自幻想的神灵呻吟在最底层的黑暗的深渊之中，那么多曾经迫害过上帝的名声的长官消熔在比他们用以焚烧基督教徒的更为猛烈的火焰之中，那么多明智的哲学家和他们的受其愚弄的门徒一起在炽热的烈火中面红耳赤，那么多着名的诗人在基督的而不是在密诺斯①的法庭上战栗，那么多的悲剧家显然都更善于表达他们自己的痛苦，那么多舞蹈家——等等的时候，我将会多么快慰，如何大笑，如何欢乐，如何狂喜啊。”但是，这位狂热的非洲人用以描绘地狱情景的虚妄的、毫无情感的俏皮话还远不止此，我们的读者的人道主义精神定会允许我将其余部分掩藏起来吧。 毫无疑问，在原始基督教徒中，有许多人的性情更适合于他们所信奉的温善和慈爱精神。有许多人会对他们的朋友和同胞面临的危险抱有真切的同情，不惜竭尽最真挚的热情，把他们从迫在眉睫的毁灭之中拯救出来。冒失的多神教徒在遭受到新的出乎意料之外的恐怖的袭击的时候，不论是他们的祭司还是他们的哲学家都不能为他们提供任何可靠的保护，便常常很容易被永世折磨说的威胁所吓倒。他们的恐惧可能会有助于推进他们的信仰和理智的发展；而如果他们有一天忽然想到，基督教徒的宗教也许可能确是真的，这样一来，要让他们相信，信奉这一宗教可能是他们所能做到的最完全、最明智的选择，便不过是顺水推舟的事了。 原始基督教教会的神奇的力量Ⅲ.据认为基督教徒甚至在活在世上的时候便具有非常人所有的超自然的神力的说法，必然曾使他们自己得到安慰，而且也常常促使一些教外的人改而信奉基督教。除了一些偶然的，至高的神有时为了宗教的利益暂时停止自然法则的作用，亲自干预而形成的奇迹之外，基督教教会从使徒和他们的最早的弟子们的时代开始，便一直宣称自己始终不间断地拥有各种法力：有言能道神意、眼能见神灵显圣和预言吉凶的天赋，并有降伏魔鬼、医治疾病和使死者复生的能力。和伊里奈乌斯同时代的人经常有神传授他们通晓外语的能力，不过伊里奈乌斯本人在向高卢的土着宣讲福音教的时候，却被野蛮民族的方言弄得十分狼狈了。得自神的灵感，无论是在清醒时，还是在睡梦中见到神灵显形的人传达的，都被认为是一种十分慷慨的施与，包括妇女和老人，儿童和主教在内的，各个等级的信徒的恩典。当他们的虔敬之心通过长时间的祈祷、禁食和守夜，充分做好接受异乎寻常的感情冲动的准备的时候，他们便在一种迷糊状态中完全失去理智，于极度兴奋中说出从神那里得到的灵感，完全和任人吹奏的喇叭和笛子一样，成了神灵的喉舌。我们可以附带说明一下，这些幻境的目的绝大多数都不外或是揭示教会未来的历史，或是指导教会当前的教务。从那些被允许魔鬼加以折磨的不幸的人们身上驱除魔鬼，被看作不过是宗教的一项寻常的但极为重要的胜利；而且一再被古代护教者指之为基督教的真实的最令人信服的证据。这种可怕的驱鬼仪式通常都在众多的观众面前公开进行。患者的苦痛会当场由驱魔师的法力或法术① 希腊神话中所说克里特国王，死后成为阴曹的法官。——译者消除，观众还可以听到被降伏的魔鬼供称自己原是一个古代神话中的小神，不该亵渎神灵妄自窃取了人类的崇拜。但我们只要想一想，大约在公元2 世纪末的伊里奈乌斯时代，死人复活也完全不被认为是什么希罕事；而且只要情况需要，当地的教会便会组织大批斋戒的会众一同祈祷，以重演这种奇迹，连那个依靠他们的祈祷死而复活的人也能从此在人们中间长时间生活下去，那么这种神奇的治病的法术，不论治愈的是什么痼疾怪病，也不可能再引起人们的惊奇了。在这样一个时代，信教的人可以拿出那么多战胜死亡的例证来，而那些怀疑派的哲学家却仍然拒绝和嘲笑人能复活的说法，似乎有些让人难以理解。有一位出身贵族的希腊人便曾拿这一点作为全部争论的重要基点，他对安条克的主教提奥菲卢斯说，如果他能够让他亲眼看到有一个人确实死而复生，他便将立刻信奉基督教。但值得注意的是，这位东部的第一个教会的主教，尽管迫切希望能使他的这位朋友皈依基督教，还是觉得以拒绝这一公平合理的挑战为好。 原始教会的奇迹，在得到许多代人的承认之后，近来有人通过极其开明的深入的研究，对它接连进行了攻击；这种研究虽然得到公众的普遍赞许，但在我们自己的以及欧洲其它地方的新教教会的神职人员中，似乎引起了广泛的责难。我们在这个问题上的不同看法，并不完全是来之于某种特殊的论点，而倒是因为受到我们研究和思考问题的习惯的影响，尤其是我们一向惯于，要让我们相信一件神奇的事情便必须有充分的证据才行的影响。一个历史家的职责却并不要求他在这场微妙而重要的争论中夹入他自己的见解；但是我们也不应该隐瞒，要采取一种可以调和宗教和理性二者的利益的理论确有困难，也难以将这种理论恰当地加以运用，难以不出差错、不自以为是、如实准确地划定那一幸福时代的界限，而不致倾向于把它的成因归之于超自然的天赋。从第一个神父到最后一位教皇，一代接一代的主教、圣徒、殉道者和奇迹，从未有片刻间断；而迷信的进程是如此徐缓，几乎让人无从觉察，使我们根本不知道应当从那个特定环节截断这传统的链条。每个时代都能为那些使它有别于其它时代的奇异事件充作见证，而它的见证在分量和可信程度上似乎并不低于前代所提，这样一来，如果我们不用2 世纪时我们慷慨施之于查士丁或伊里奈乌斯①的同等程度的信赖，来对待8 世纪的尊敬的比德或12 世纪神圣的伯纳德，那我们就将会在不知不觉中被领上一条责怪自己前后矛盾的道路。如果任何这类奇迹的真实性得依靠它表面上的实用性和正当程度来得到承认，那我们知道，每个时代也都有许多不信教的人需要劝化。许多异端分子需要驳斥，以及一些偶像崇拜的民族需要使它皈依；所以什么时候都不能找到上天应当插手其事的足够的动机。然而，既然每一个接受神的启示的人无不相信神奇法力的真实性，而每一个有理性的人又无不肯定那种法力已不复存在，那么十分明显，那就必然有过某一个时期，这种力量或者突然一下，或者逐渐地在基督教教会中消失了。而我们不管把那一时期安排在那一时代，使徒去世的时代，罗马帝国改奉基督教的时代，或者阿里乌斯邪说归于消灭的时代①全部一样，生活在那个时代的基督教徒竟会毫无所感，① 也许多少有些令人奇怪的是，克莱尔沃的伯纳德，记录了那么多有关他的朋友圣马拉奇的奇迹，却从不提到关于他自己的情况，而和他自己有关的奇迹则又由他的朋友和门徒们详加叙述。在连篇累牍的宗教史中，我们能找到一位圣徒肯定自己具有实现奇迹的能力吗？ ① 新教徒们一般都把这一时期定在君士坦丁改信基督教的时代。更理智的神职人员不愿承认在4 世纪出现这同样都会未免让人感到十分惊讶。或者，他们在失去神奇力量之后仍然假装着具有那种力量。这样，轻信代替了信仰的职能，狂热被允许冒用神灵感召的言语；把一个偶然事件或人为的安排产生的效果全归之于出于超自然的原因。对于新发生的真正奇迹的经验，应该可以教会基督教世界的人们认清天道的规律，并使他们的眼睛（如果我们可以使用一个很不恰当的说法的话）习惯于“天工”的风格。如果近代的一位最有才能的意大利画家妄自用拉斐尔或科勒乔的名字来装扮他的拙劣的摹拟之作，这狂妄的欺骗行为一定会很快被揭穿，并遭到愤怒的斥责。 不管自使徒时代以后原始基督教教会对于奇迹问题抱有何种想法，这种在2—3 世纪的信徒中如此显着存在的什么都信的温和性格，无疑对宗教的事业和真实性都产生了一些意想不到的有利作用。在现代，一种潜在的、甚至无意的怀疑主义始终纠缠着最虔诚的人的思想。人们对于超自然力量的真实性的承认，多半都不是积极的欣然同意，而只是一种冷漠、被动的认可。我们的理智，或至少是我们的想象，已长时间习惯于观察并尊重大自然始终不变的秩序，对于亲自去观看可见的神的行动实在缺乏足够的心理准备。但是在基督教的初期阶段，人类的情况是绝对不同的。在异教徒中，最有好奇心或最易轻信的人，常常被劝说去参加一个声称确实具有神奇的法力的团体。 原始基督教教徒永远立足在神秘的土地上，而他们的思想经过训练已习惯于相信绝对违反常情的事物。他们感觉到，或者自以为感觉到，在他们的四周到处有魔鬼在不断对他们进行袭击，他们依靠从神的显灵中得到安慰，从预言中获得教导，并依靠教会的祈祷使自己出乎意外地从危险、疾病，甚至死亡中被解救出来。他们常常自以为是其目标、工具，或目睹者的真实或想象的奇异事迹，使他们十分愉快地以同样的轻松但却更为合理地去接受福音教历史上确凿有据的奇闻；在这种情况下，不曾超过他们自己的经验范围的奇迹就能启发他们，使他们以高度的信心去接受显然超出他们的理解能力的不可知的奥秘。正是这种超自然的真实所留下的深刻印象一直在信仰的名义下得到了百般赞赏，这样一种心理状态当时被视为获得神的恩典和未来幸福的最可靠的保证，并被描绘为一个基督教徒的最高或唯一的美德。按照更为严厉的学者们的说法，一些非基督教徒也同样可以实行的美德，在证明我们正确的工作中是没有任何价值或功效的。 首批基督教徒的严厉的道德观Ⅳ.但是，原始基督教教徒总以美德来显示他们的信仰；他们十分正确地认为，能够启发或压制人的理解能力的对神的信念必然同时能净化信徒的心灵，并指导他的行动。基督教中第一批肯定他们的兄弟们的纯洁性的辩护士，以及稍后一个时期赞扬他们的先辈的圣洁的作家，都曾以极其生动的色彩展示了通过对福音教的传播向世人推荐的习俗的改革。既然我的目的只在于说明一些可以用以支持启示说的影响的人的因素，我这里只打算简略地提出可以很自然地使得原始基督教教徒和他们同时代的异教徒或他们的堕落的后代相比起来，显得更为纯洁和更为严肃的两种动力——为过去的罪恶忏悔，以及值得称许的维护自己所属社团名誉的意愿。 的奇迹，而那些更为轻信的却对5 世纪的奇迹也不愿加以否认。 很早以前，便有一种由非基督教徒的无知或恶意引起的对基督教徒的责难，说他们诱使一些罪大恶极的罪犯来参加他们的组织，而他们一旦稍有悔改之意便极易被说服，依靠受洗用的净水冲洗掉他们所犯的、各个庙宇的诸神决不会轻予宽恕的罪行。然而这种责难，在对它的歪曲之处获得澄清之后，却和过去曾扩大教会的人数一样，更提高了它的声誉。基督教的朋友们可以毫无愧色地承认，许多最出色的圣徒，在受洗以前，都是最不可救药的罪人。 那些过去在尘世上，虽不够完善，却一直遵循着仁爱、宽厚的原则的人，现在从自己行为端正的意识中便可以得到一种恬静的满足，并进而使他们再不易受到那种忽然暴发出来的羞愧、悲伤和恐惧情绪的侵扰，而正是这种情绪促成了许多激动人心的突然的皈依。福音教的教士，效法他们的神圣的主子，对于那些因过去的罪恶行为受到良心谴责，而且常常是自食其果的男人，尤其是女人，并不采取鄙弃的态度。当他们一旦从罪恶和迷信中挣脱出来，并看到光荣的永生的时候，他们便会决心不仅终生致力于善行而且将终生忏悔。追求完美将成为他们的灵魂的主导情绪。谁都知道，理智只关心冷漠无情的平庸，而我们的热情，却促使我们以勇猛的步伐跨越过两个最遥远的极端中的空间。 当新的信教者已经加入信徒的队伍，并已能参与教堂的各种礼拜活动的时候，他们便会发现，由于另一种不全是宗教，而是一种无害的具有不可忽视的性质的考虑，使他们不致再次陷入他们旧时的混乱生活中去；任何一个特定的会社一旦和自己所属的民族大家庭或宗教脱离，马上就会受到普遍的和招人忌恨的注意。一个会社的人数愈少，它的名声便愈会受到其成员的善行或恶行的影响；每一个成员都有责任极为警惕地注意他本人的行为，同时也要注意他的同教弟兄们的行为，因为他既然可以希望分享大家共同的荣誉，也便必须准备蒙受共同的耻辱。当比提尼亚的基督教徒被带到小普林尼的法庭上的时候，他们恳切地向这位前执政官保证，他们绝不可能进行任何违法的阴谋，因为他们已立下庄严的誓言决不偷窃、抢劫、通奸、作伪证和诈骗等等扰乱社会公众和私人安宁的罪行。在此后将近一个世纪的时候，德尔图良还带着真诚的骄傲夸耀说，除了宗教的原因，很少有基督教徒死于刽子手的刀斧之下。他们的严肃的独居生活使他们憎恶当时人的骄奢，而习惯于奉行廉正、淡泊、俭朴，以及一切平凡的家庭美德。由于大部分教徒都从事某种行业或职业，他们便有责任以最大的诚实和最公平的交易方式，消除世俗的人对他们的外表的圣洁极易产生的怀疑。世人对他们的鄙视煅炼了他们的谦虚、温和和忍耐的习惯。他们愈是受到迫害，便愈是紧密地彼此团结在一起。他们之间的互相关怀和毫无猜忌的信赖使许多非基督教徒都十分感佩，也常给一些假情假义的朋友以可乘之机。 关于原始基督教徒的品德，有一个情况确实是真实可信的，那便是连他们的过失，或者可以说他们的错误，都是由于过分重视自己的品德造成的。 那些他们的言辞可以证实他们的权威性可以用来影响其同时代人的信念、原则、甚至具体实践的教会的主教和学者们，对圣书的研究全都可说是诚敬有余而技能不足；他们常常对基督和使徒们的严格的教义死板地按字面加以理解，而后来的注释家却明智地以更灵活、更为形象化的方式予以解释。狂热的神父，希图使福音教义的完美性超出哲学的智慧之上，把自我修炼、净化和忍耐的职责推到了一个在我们今天这种虚弱、腐败的状态中几乎不可能达到、更是无法长期保持的高度。一种如此非同一般、如此崇高的教义，必然不可避免地会博得人民的尊崇；但是却又不容易取得那些世俗哲学家的赞许，他们在这短暂的人生中的作为始终只从自然感觉和社会利益的角度来考虑。 在最高尚和开明的天性中，我们又可以区分出两种非常自然的倾向，喜爱欢乐和喜爱行动。前一种爱好如果受到学术和艺术的熏陶、社交游乐的陶冶，并通过对节俭、健康和名誉的关注而予以纠正，便可以成为个人生活中绝大部分幸福的来源。对行动的喜爱是一种具有更强烈、更难预测性质的原则。它常常导致愤怒、野心和报复行动；但是如能有公正、仁爱之心加以指导则它又将成为一切高尚品德的源泉，而且这些品德如果再配合以相应的才能，则一家、一国、或一个帝国便可能因他一人的无所畏惧的勇武精神而获得安全和繁荣。因此，我们可以把大多数可喜的特性都归之于喜爱欢乐一类，而把大多数有用和令人起敬的特性归之于喜爱行动一类。二者兼备而且彼此和谐地相互结合的性格便似乎就是最完美的理想的人性了。那种冷漠无情和无所作为的性格，自然可以说是二者皆不具备的性格，便应该遭到全人类一致的唾弃；因为它既不能使个人获得幸福，也不能为世人谋得任何公共的福利。但是，原始基督教教徒却完全无意使自己在这个世界上成为可爱或有用的人。 一个思想开明的人，一般总把他的闲暇时间用以增进知识、锻炼理智或想象以及和别人进行无保留的、快意的交谈。但是，这类有趣的消遣却被那些厌恶一切无益于灵魂获救的知识、把一切轻快的谈话说成是罪恶地滥用天赋语言才能的严厉的神父们，或者厌恶地加以拒绝，或者极其小心地勉强接受。在我们现在的生存状态中，肉体与灵魂的关系是那样密不可分，因此我们似乎全都有兴趣，以一种无害的温和的方式领略它的最忠实的伴侣也能体会的各种肉体的享受。然而，我们的虔敬的先辈对这个问题却完全是另一种看法；他们妄图模仿天使的完美，竟然厌恶、或装作厌恶，一切尘世和肉体的欢乐。实在说，我们的某些感官乃为我们的自我保存所必需，另一些我们需要赖以维持生命，更有一些能为我们获得信息；在此种情况下，拒绝使用感官，是根本不可能的事。第一次的欢乐引起的激动被指称为对感官的滥用。 那些没有感觉的、等待进入天堂的人所接受的教导是，不仅要抗拒味觉或嗅觉这类平凡的诱惑，而且还应闭耳不听世俗的和声，并以冷漠的态度来看待人类艺术的最完美的成就。华丽的衣服、豪华的住宅、优美的陈设，都被看作是具有骄奢和荒淫双重罪恶的象征：对于肯定自己有罪却不能肯定一定得救的基督教徒来说，俭朴、苦恼的外观对他们更为合适得多。神父们对于奢侈的斥责是非常细致和详尽的；在激起他们的虔诚的愤怒的多种物体中，我们这里可以列举出：假发、除白色以外的任何颜色的衣服、乐器、金银制作的花瓶、鸭绒枕头（雅各就把头枕在石头上睡觉）、白面包、外国酒、公众场合的颂扬、温水浴以及剃须；关于这一点，按德尔图良的说法，这是对自己的面容进行欺骗，并大不敬地妄图改进创世主的作品。但当基督教渐为富有的上流社会人所接受的时候，这些奇怪的规矩，也便如现在的情况一样，只有急于表明自己圣洁过人的少数人去遵守了。但是，要让人类中的低级阶层自称有一种对（命运不容他们得到的）豪华、享乐生活十分鄙弃的美德，那是十分容易，而且他们也十分乐意的。原始基督教徒的美德和早期的罗马人的一样，常常受着贫穷和愚昧的保护。 神父们在任何有关两性交往问题上的严酷的贞操所依据的也是同一个原则——他们对一切可以满足人的情欲，降低人的精神气质的欢乐都深感厌恶。他们常爱津津乐道的一个意见是，如果亚当一直谨守创世主的严命，他便会永远生活在童贞状态之中，而通过其它某种无罪的繁殖方式也会让天国中住满一个无害的永生的种族。婚姻制度只容许作为延续人种的一种必要的手段和对于自然的无餍情欲的虽是极不完备的一种约束，在他的堕落的后代中进行。正统的道德家在这个有趣的问题上所表现的犹豫，表明了人们在不愿赞同一项他们不能不予以容忍的制度时所感到的窘困。那些为夫妻同床所制定的各种极为荒唐的条款，如果在这里一一列举出来必会使青年人忍不住大笑，而使妇女们为之脸红。他们一致认为一个人结一次婚便完全足以满足自然和社会的一切需要了。情欲的结合被美化为有如基督与教会的神秘结合，并声称这种结合一旦形成便既非离婚也非死亡所能予以解除。再婚被斥责为合法的通奸；任何人犯下如此严重的侮辱基督教纯洁性的罪行的人会立即被排除在教会的荣誉，甚至教会的怀抱之外。既然情欲已被视为罪恶，而婚姻只不过是一种勉强被容忍的过失，那么按同一原则把独身生活看作是最易接近神的完美境界的途径也便合情合理了。古罗马要经常维持着6 个童女灶神的制度常感到困难重重①；而原始基督教教会中却住着大批发誓终身保持童贞的男女。他们中有少数人，包括博学的奥利金②在内，认为这是使魔鬼无用武之地的最明智的办法。③在肉欲的进攻面前，有些人无所感觉，有些人却始终能保持坚不可摧。处于非洲温暖气候条件下的童女们，因为鄙弃可耻的逃走行为，便不免和敌人进行短兵相接的战斗；她们只得允许教士和执事跟她们同床，以这样在欲火中仍能保持着清白的贞洁而自鸣得意。但是受屈辱的自然法则有时不免要伸张自己的权利，而这类新的殉教者只不过给教会增添一些新的丑闻①而已。可是，在基督教的苦行者（由于他们的十分痛苦的修练，他们很快便获得这一称号）之中，许多人，由于他们不是那么冒失，很可能取得较大的成功。他们在肉体欢乐方面的损失，从精神上的满足得到了补足和补偿。甚至广大的异教徒也止不住对这种显然不易实行的自我牺牲的美德表示赞赏；那些神父们，也正是在对这些贞洁的基督信徒的颂扬声中，显示出了他们的有似泥沙俱下的悬河般的辩才。以上便是基督教禁欲生活的原则和制度的早期遗迹，它们在以后的年代中，一直和基督教的种种世俗的利益起着平衡的作用。 基督教徒对尘世的俗务的厌恶程度不次于他们对享乐的厌恶。他们不知道如何把我们对人身和财产的保护权和要求大家无限宽恕旧日的冤仇、并命令他们一次受辱不怕再次受辱的忍让精神协调起来。赌咒发誓、地方行政官府的排场以及公众生活中的激烈斗争都为他们的俭朴生活所不容；他们的仁慈的无知使他们怎么也难以相信，在某些人的罪恶行径或敌意企图已威胁到整个社会的和平与安全的时候，利用正义的剑或战争手段把我们的这些同类① 尽管给予这些处女以极高的荣誉和极丰厚的报酬，要找到足够的自愿者始终十分困难；而对最可怕的死亡的恐惧也并不总能管住她们不犯戒。 ②早期（3 世纪初）基督教神学家。——译者③ 在奥利金的名声引起嫉妒和迫害以前，这种作法一直不但很少受到责难，倒颇受推崇。他一向本来总将圣书作为寓言看待，但唯独在这个问题上他却采取了坐实文字的态度，这似乎是太不幸了。 ① 很久以后人们还一直认为丰特夫罗拉特派的创建人也曾企图采取类似的冒失行动。贝勒为了自娱和为他的读者消遣曾大谈这一微妙问题。 置于死地是完全合法的。普遍认为，犹太体制的权力是依据一种不很完善的法令，经上天许可，由得到神的启示的先知和有神授权力的国王来行使的。 基督教徒们感觉到，也公开承认，对现今的世界体系来说，这样一种制度可能是必要的；他们因而愉快地承认他们的异教总督的权威性。但是，他们虽然念念不忘消极服从的箴言，却拒绝积极参与帝国的民政或军事防御工作。 有些人在改变宗教之前便已从事这类残暴和血腥的职业，对他们也许可以不予深究；但是让一些基督教徒在不曾放弃所负担的更为神圣的职责之前，便去充当兵士、行政长官或国王的角色，那是不可能的①。这种对公共福利的无情的甚至是犯罪的冷漠态度，使他们因而遭受异教徒的鄙视和谴责；他们经常问道，如果所有的人都抱着这个新教派的怯懦态度，那么这个到处受到野蛮民族攻击的帝国的命运又将如何呢？对于这个带侮辱性的问题，基督教的辩护士只能作出含糊的模棱两可的答案：因为他们不愿透露他们的秘密的安全保障；那就是他们料定，不等到使全人类皈依基督教的工作完成，战争、政府、罗马帝国以及世界本身都将不复存在了。可以看出，在这个问题上也完全一样，最初一批基督教徒的处境和他们在宗教上的疑虑是完全吻合的，他们对积极的生活的反感只是有助于使他们免于在政府和军队中服役，而并不妨碍他们在政府和军队中享有荣誉。 教会管理机构的发展Ⅴ.但是人的性格，不论会因暂时的情感变化而兴奋或消沉到何种程度，终归会逐渐回到它的正常的自然水平，恢复最适合于它当前状态的情绪。原始基督教教徒对人世的事务和欢乐全都毫不动心；但他们的永不可能完全灭绝的对行动的爱好却很快又重新复活，并在教会的管理机构中找到了新的用武之地。一个对帝国已建立的宗教进行攻击的独立的社团不可能不采取某种形式的内部政策，并任命足够数量的教士，让他们不仅在这个基督教共和国中行使精神职能，而且还要在其中行使世俗的领导职能。这个社团的安全、荣誉和壮大，即使是在最为虔诚的人的头脑中，也会引起一种有如早期罗马人对共和国所抱有的那种爱国精神，有时也同样会产生只要可能达到所希求的目的而对所使用的手段如何漠不关心。力图使自己或自己的朋友获得教会荣誉和职位的野心被用一种冠冕堂皇的意图掩盖起来，那就是，他们是把他们为此目的而有责任求得的权力和影响全部用以谋取公共福利。在行使职权的过程中，他们经常要负责查找出异端邪说的谬误或制造分裂的计谋，反对心怀叵测的同教弟兄的阴谋，用恰如其分的斥责点明它们的性质，并把他们从他们试图破坏其内部和平与幸福的社团中驱逐出去。基督教会的神职领导人物所受教育告诉他们，要集蛇的机智和鸽子的纯洁于一身；可是，统治的习惯既会使前者更趋精细，同时也会使后者于不知不党中遭到腐蚀。任何人不论是在教会里，或是在尘世上被推上任何公共职务的高位，都会使自己由于能言善辩、行动果敢、阅历丰富和精于世务而为人所敬重；当他们对别的人，也许也对自己，隐瞒自己的行为的秘密动机的时候，他们常常也会陷入积极生活的混乱情绪中去，只不过它们由于渗入了宗教狂热而增加了一定程① 德尔图良建议他们采取弃教的从权办法；这个主意，如果普遍传开，对于赢得皇帝对基督教教派的支持是不太合适的。 度的苦涩和顽固的味道罢了。 教会的治理常常就既是宗教争论的题目，又是宗教斗争的对象。罗马、巴黎、牛津以及日内瓦的互相敌对的论战者，全都无不力图使原始的使徒时代的教会模式①完全符合他们各自的政策的标准。少数以诚恳、公正的态度对这个问题进行研究的人则认为使徒们放弃了立法的职权，宁愿忍受某种不公正的指责和分裂，也不愿剥夺掉未来时代的基督教徒的自由，不让他们按自己时代和环境的特点来改变他们的教会管理机构的形式。一种得到他们许可，曾在1 世纪被采用的政策模式，现在也还可能在耶路撒冷、以弗所或科林斯教会的做法中找到。在罗马帝国的各个城市中建立的宗教团体之间，仅只有共同的信仰和仁爱精神作为彼此联系的纽带。独立和平等形成它的内部组织的基础，而纪律和人类知识的缺乏，则不时靠一些先知的帮助来加以补充，不分年龄、性别，或天生的不同才能，所有的人都能被召去担任这一职务，每当他们感到得到神力的冲动的时候，就可以在由信徒组成的大会上尽量倾吐神灵的意旨。不过这类非同一般的天赋常被这类先知的师长们滥用或误用。他们常在极不恰当的场合显露他们的天赋，任意打乱大会做礼拜的程序，并由于他们的傲气和错误的狂热，特别是在科林斯的使徒教会中，制造了一长串可悲的混乱。等到先知的制度已变得无用甚至有害的时候，他们的权力就被剥夺，他们的职位也被撤销了。宗教的公务此后便完全交托给了已建立起来的教会管事人，主教和长老；而这两个称呼，一开始似乎是用来指明同一职位和同一个人的。长老这个名称表示他们年龄较大或者更表明他们稳重和聪慧。主教这个头衔，表明他们对属于他们管辖的教区中的基督教徒的信仰和为人负有监督的责任。按照各教区信徒人数的多少，便有或多或少的一批主教团长老以平等的权力和共同协商的态度，指导着每一个新形成的教会团体。 但是，最完美的平等的自由必须有一个上级长官加以领导才行：群众会商的制度很快就导致主席职位的设立，这样至少可以授权给一个人，由他来收集会众的意见和执行大会的决议。对于常被每年一度或临时的选举打破的公众宁静的关心早已使得原始基督教徒建立起了一个极受尊重的永久性的领导机构，并从他们的长老中选出一位最明智、最圣洁的人，让他终生执行教会最高长官的职务。正是在这些情况下，主教这个崇高的头衔才开始从长老这一平凡的称号中冒了出来，后者仍是每一个基督教元老会成员的最自然的尊称，前者则被专用于它的新设立的高贵的主席职位。这种似乎在1 世纪①结束之前便已开始采用的主教统治形式的优点是如此明显，对于基督教未来的宏大和当前的平静来说是如此重要，因而马上就毫不迟疑地为早已散在帝国各处的会社所采纳，在很早以前便因合乎古制而得到承认①，而且直到现在仍被东方和西方最有影响的教会看作是原始的，甚至是神圣的机构而加以尊重②。我们用不着说，最早荣膺主教头衔的虔诚、谦卑的长老们是并不可能享① 法国和英国的贵族派都一直强烈主张主教职位的神的起源。但加尔文派教会的长老不能容忍忽然出来一位上司；而且罗马的教皇也不承认有人能和他平起平坐。 ①参看启示录。被称作安琪儿的主教当时已在7 个亚洲城市中设立。然而克莱门斯的书信（这信写作的时①间也可能同样古老）却又不曾帮助我们在科林斯或罗马发现任何主教制度的遗迹。 Nulla Ecclesiasine Episcopo 自德尔图良和伊里奈乌斯的时代以来一直便存在，并作为最大的限度。 ② 我们在度过了1 世纪的难关之后，便发现主教管理制，直到它受到瑞士的天才和德国的改革家的破坏以有，也或者他们拒绝了，现在环绕罗马教皇的三重冕或德国大主教的主教冠那种权势和排场的。但我们可以十分简略地概括说明一下，他们最初的，虽有时也带有世俗性质，但主要属于宗教方面的十分狭窄的权力范围。它包括掌理教会的礼拜活动和纪律、监督数量和名目都无形中日益增多的宗教仪式、任命由主教分别给他们指派职务的各种教堂执事、管理公共基金，以及处理一些虔诚的教徒们之间不愿在法庭上向偶像崇拜的法官暴露的纠纷。在一个短时期中，这些权力是根据长老团的建议，并经教徒大会的同意和批准后行使的。原始教会的主教只不过被看作是他们的同辈中的排头兵，是自由的人民的忠实的仆人。无论何时，如主教位置因原主教死亡而空缺，便由全体教徒大会从长老中选出一位新主教；其中每一个成员都认为自己具有神圣的担任圣职的资格。 在使徒们死后的一百多年中，基督教会所采用的就是这样一种温和、平等的制度。每一个社团本身自成一个独立的共和体。尽管在一些最遥远的小邦之间也相互保持着友好的文书和使臣来往，整个基督教世界却并没有任何最高权威或立法会议把大家统一起来。由于信徒的人数日渐增加，他们发现把他们的利益和计划更密切地结合起来，很可能会产生一些好处。到2 世纪末期，希腊和亚洲的教会便采取了省宗教会议这个有用的制度，我们完全可以有理由认为，他们的这种形式是以他们自己国家的尽人皆知的一些先例，如希腊的城邦代表会议、亚该亚同盟①，或爱奥尼亚诸城市代表会为模式建立起来的。各独立教会的主教必须在指定的春、秋两季在各自的省会集会的作法，很快就成为一种惯例和法律。他们对问题的考虑可以得到少数几位卓越的长老的帮助，也因有旁听的群众在场而受到一些限制。他们制定的被称为教规的法令决定着有关信仰和纪律问题的任何重大争论；人们很自然地会相信，圣灵的灵感必会大量地向这个基督教人民代表的联合会倾注。这种宗教会议制度既符合个人野心，又符合公共利益的需要，因而在短短几年之内，便在整个罗马帝国各地被普遍采用。在各省的会议之间也建立了经常的信函联系，以便彼此就会议进行情况互通信息、沟通意见；不久，正统基督教教会也采取了一个大联邦共和国的形式并获得名副其实的力量。 当某些教会的立法权力在不知不觉中为宗教会议所取代的时候，主教们却通过他们的联合行动获得了更多的行政和决断的权力；而且，在他们一旦意识到他们具有共同利益的时候，他们便可以采用联合的力量，侵犯教士和人民的最基本的权利了。3 世纪高级教士在不知不觉中已改劝告的口气为命令口气，为未来撒下了篡夺权力的种子，并用圣书中的寓言故事和武断的词藻来弥补他们的力量和理智方面的不足。他们提高了主教职位所代表的教会的团结和权力，对它每个主教都享有平等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人们常说，君主和行政长官可以吹嘘自己享有尘世的转瞬即逝的统治权：而只有主教的权威得自于神，并可以从这个世界延续到死后的世界。主教是基督的摄政者、使徒的继承人，也是摩西戒律中高级祭司的神秘的替身。他们专有的除授圣职的特权，同时侵犯了教士和人民选举的自由：而如果他们在教会管理工作上仍在征询长老的意见和人民的意向，他们一定先得反复思考这样主动去屈尊求教会有什么好处。主教们承认他们的同教弟兄的大会握有最高权力；可前，已普遍建立起来。 ① 希腊伯罗奔尼撒城邦的联盟。——译者是在他的特定教区的管理问题上，他们每一个人都同样迫使他的羊群对他绝对服从，仿佛教民真就是这个习惯用的比喻中的羊群，同时也仿佛牧羊人就是比羊群更高一等。而且这种服从也并非在一方无需强制，另一方毫不抗拒的情况下形成的。教会组织中的民主部分，在许多地方一直得到教士内部热心的或利害相关的反对派的热烈支持。但是，他们对教会的一片忠心，却被加上了自立宗派和分裂的恶名，而主教的事业得依靠一些积极主动的高级教士的努力才得以迅速发展，这些人，如迦太基的西普里安，能把最有野心的政治家的谋略和似乎仅为圣徒和殉教者所有的基督徒美德协调起来①。 最初破坏长老之间的平等地位的那些原因，同样也在主教中造成了特别显赫的地位，从而也便产生了最高的管辖权力。每当他们于春秋两季在行省宗教会议上集会的时候，各个人在才能和声望方面的差别，与会成员无不了然于心；广大会众则常为少数人的才智和辩才所控制。但是为使公共会议顺利进行，要求有一种比较正常的不那么招人忌恨的才德；各省宗教会议的永久主席的职位总由该省省城的主教担任；而这些野心勃勃的；很快就会获得总主教和首席主教高级头衔的高级教士于是全暗中准备，从他们的同辈主教弟兄的手中篡夺下不久前主教们所获得的凌驾于长老团之上的同样的权威。 而且没有多久，一种争夺最高权势和权力的斗争便在那些总主教们自己之间展开了，他们每一个人都尽力用最夸张的语言，陈述自己所管辖的城市的人间荣誉和优越性；由他负责管教的基督徒的人数之多和富足；从他们中产生了多少圣徒和殉教者，以及他们如何圣洁地保存了，经过一连串正统的主教，从一向被视为他们教会的奠基人的使徒或使徒的门徒传下来的基督教信仰的传统。无论从哪个方面，也无论是从政治还是宗教的角度来看，谁都很容易预见到，罗马必会受到各省的尊重，并且很快就会使各省臣服。教徒团体在帝国首都占有适当的比例；罗马教会在所有基督教组织中规模最大、人数最多，而且在西部，还最为古老，许多其它的基督教组织都是通过罗马教会传教士的虔诚努力而建立起来的。安条克、以弗所或科林斯，常以有一个使徒作为奠基人而百般自豪，而第伯河的两岸却可能曾获得有两位最杰出的使徒在此传道和殉教的光荣；罗马的主教们总都很谨慎地要求继承凡是圣彼得本人或他的职位所享有的一切特权①。意大利和各省的主教都愿承认他们在基督教的贵族政治中具有按顺序和联合上的首席地位（他们的原话便是如此）。 但是专制君主的权力却被厌恶地拒绝了，雄心勃勃的罗马的守护神从亚洲和非洲各民族身上体会到了一次比她过去抵制她的世俗统治时还要更为激烈的对她的精神统治的抵制。那位以最绝对的权威统治迦太基教会和省宗教会议的爱国的西普里安人坚决而有效地反对罗马教皇的野心，巧妙地把自己的事业和东方主教们的利益联系起来，而且像汉尼拔一样，在亚洲心腹地带寻找新的同盟。如果说这场布匿战争①并没有流血，那主要不是由于斗争双方的高级教士态度温和，而是由于他们无此能力。他们仅有的武器是互相辱骂和开① 如果被迦太基的主教从他的教会中，并从非洲驱逐的罗法图斯、费利奇西穆斯等等并非最可恶的恶魔，那西普里安的宗教热情大约有时也会胜过他的严酷了。 ①只有在法语中这个着名的对彼得的名字的隐喻是明确的。Tues Pierre，etsurcettepierre——在希腊、拉丁和意大利语中都不完备，而在条顿语系的语言中则全然不可理解。 ① 指公元前3 世纪和2 世纪罗马与迦太基所进行的三次战争。迦太基为腓尼基人的殖民地，罗马人称腓尼基人为布匿，故名。——译者除教籍；这种武器，在整个争论的过程中，他们可是也以同样的愤怒和激情拼命向对方投掷的。每当现代的正统基督教徒不得不把那些宗教卫士，以如此突出的、似乎只有在元老院或兵营中才有可能出现的激烈情绪，进行争论的细节，和一个教皇或一个圣徒和殉教者连系起来，对他们进行谴责的时候，总感到十分苦恼。 教会权威的发展引起了僧俗之间的重大差别，而这一点当时的希腊人和罗马人却是根本不知道的②。这里俗人这个名称包括全体基督教人民；而僧人，按字义来理解，则专指特别选出让他们从事宗教活动的那一部分人；正是这一类值得赞美的人民构成现代历史的最重要的，但不一定总是最有启迪意义的主题。他们相互的敌对情绪，有时会破坏新生的教会的安宁，但他们的热情和活动却会在共同的事业中联合起来，而必然侵入主教和殉教者胸怀的对权力的爱好（经过最巧妙的伪装）自会推动他们去增多他们的教民的人数，扩大基督教帝国的疆界。他们并没有任何世俗的力量，而且在很长时间中他们只是受到民政当局的制裁和压迫，而很少得到他们的帮助；然而他们却早已得到，并已在他们自己的社团内部加以运用两种最有效的治理的武器，赏赐和惩罚；前者来自信徒们的虔诚的慷慨捐献，后者则出自他们的虔敬的恐惧。 1.曾使柏拉图为之醉心，并在某种程度上存在于严酷的艾塞尼派①之中的资财共有制度，在一个很短的时期中曾被原始教会采用。最早一批信徒的狂热促使他们卖掉自己深感厌恶的世俗的财产，并把卖得的价款呈献在使徒们的脚下，自己则满足于接受大家平均分配的一份。随着基督教的进步，这种慷慨捐赠的制度便逐渐松弛并终于废除了，因为当它后来落到不似使徒那么纯洁的一些人手中的时候，重新回来的人性中的自私很快就会使它被滥用和遭到破坏；因而后来改信这一新宗教的教徒都准许保有其原有的世袭财产，可以接受遗产和遗赠，并可以通过一切合法的商业和工业，扩大他们各自独有的财产的数额。福音教的执事们只接受适当的一部分，而不要求全部捐献；而在每周或每月的集会上，各个信徒，可以根据需要的紧迫性、财产的多少和虔敬的程度，自愿适当捐助以充实公共基金之用。捐赠数量不论如何微薄，都不会被拒绝；但根据大家经常受到的教诲，谁都知道，摩西戒律中关于按什一制捐赠的条款仍是每一个人的神圣义务；另外，既然在一种不很完备的纪律要求之下，所有犹太人都奉命要交出他们所有财产的十分之一，那么基督的门徒就应该使自己显得更加慷慨，并通过放弃反正很快必将随整个世界一同毁灭①的多余的财富以立下功绩。几乎无须说明，每一个教会的忽多忽少没有定准的收入，必会随着教徒的贫或富而有很大的差异，他们本身在偏僻的乡村十分分散，而在帝国的大城市又非常集中。在德基乌斯皇帝时代，行政官员们都认为，罗马的基督教徒拥有十分可观的财富，他们在作宗教仪式时使用金银器皿；他们的新教徒中有许多，为了增加这个教派共有的财富，卖掉他们的土地和房屋，完全置不幸的儿女们的利益于不顾，而他们则常因②Clerus 和Laicus（拉丁语：僧人和俗人——译者）的区分，在德尔图良以前便已形成了。 ① 大约在公元前2 世纪到公元2 世纪存在于死海附近的一个犹太教派。教徒们在独自建立的居住区中实行财产公有制，追求与上帝的神秘沟通。——译者① 在大约公元1000 年时盛行的同样的意见，也产生了完全相同的效果。绝大多数捐赠人都表示他们知道，“appropinquant mundi fine”。（拉丁语：世界末日即将来临。——译者）父母成了圣徒，自己却当了乞丐。对于局外人和敌人的猜测，我们本不应完全信以为真，不过在这个问题上，从下述我们仅知的，曾提出具体数字或表示明确概念的两个情况来看，这种猜测倒是可信，或有可能属实的。几乎就在同一个时期，迦太基主教忽然发出募款赎回被沙漠地带的野蛮人所俘虏的努米底亚弟兄的号召，竟然能从一个远不如罗马富足的社团募集到了十万塞斯特斯（约850 英镑）。大约在德基乌斯时代一百年之前，罗马教会一次从一个希望在首都定居的本都人手中，获得了一笔数逾二十万塞斯特斯的巨额捐款。这些捐献绝大部分都是现金；当时的基督教社团既不愿要，也无能力承受，一定份额的地产的拖累。当时有不止一项法令和我们规定的永久管业权的目标一样，禁止任何团体不经皇帝或元老院特许或特殊命令，擅自接受不动产的捐献或遗赠；而对于最初受到皇帝和元老院的蔑视，后来又成为他们的畏惧和妒嫉对象的一个教派，他们是不会轻易给予那种恩惠的。不过，据记载，在亚历山大·塞维鲁时期出现的一件事，表明这种限制有时并不起作用或被人钻了空子，也表明基督教徒也可以在罗马境内占有土地。随着基督教的发展和帝国日益增加的政治混乱，这类法律的严格性渐趋松弛；以至到3 世纪结束之前，已有许多数量可观的地产被赠与罗马、米兰、迦太基、安条克、亚历山大里亚以及意大利和各省大城市的一些富裕的教会了。 主教是教会的当然掌财人，公共钱财，既无帐目，也无人监督，全交他一人掌管。长老们只限于进行一些教务活动，更无权的一些执事只是专门雇用来管理和分发教会平日的进项的。如果我们可以相信西普里安的激烈说法，那就不知道在他的非洲弟兄们之中，有多少人在执行职务时，不仅违反了福音主义的每一条戒律，而且更违反了一切道德原则。这些不忠实的管事，有的把大量教会的财富用以买得肉体上的享乐，有的利用它谋取私利，或任意盗用，或利用它大放高利贷。但是，只要教民的捐献还是出于自愿，不受任何强制，那也便不可能随意滥用他们的信任，对他们的慷慨捐献的一般用途，表明教会作为一个整体仍是可信的。有相当一部分款项专供维持主教和教士们的生活之用；另拨出足够的数量用于公众礼拜仪式，这种仪式中最愉快的一部分是一般称作agapoe 的爱的宴会。此外全部余款都是属贫民所有的神圣财产，这份财产由主教考虑决定，按一定比例用以维持本区的孤儿寡母、老弱病残的生活；用以接济外来游子和朝圣者，以及缓解囚徒和被俘人员，特别是因忠于宗教事业而遭受苦难的人们的不幸。一种慷慨的互通有无的做法把最遥远的省区也相互联接起来，规模较小的教会愉快地接受比较富裕的兄弟们的捐赠的帮助。这样一种重在解救人们的苦难，而不重其才德的制度，对基督教的发展产生了很大的促进作用。异教徒从人道主义思想出发，虽然嘲笑这个新教的这一原则，却也承认它有其仁德之处①。眼前可以得到救济、将来还可以得到保护的前景，使许多在尘世，由于被忽视，行将沦入贫病和衰老之中的不幸的人们，投入教会的温暖的怀抱。我们同样也还有理由相信，按照当时流行的不人道的作法，常有许多婴儿被父母遗弃，他们也常被虔诚的基督教徒，依靠公共积累的资金，救出死亡，使他们接受洗礼，得到教育，并维持了他们的生计②。 ① 尤利安似乎很不安地指出，基督教的慈善事业，不止是救济了他们自己的，也同样救济了异教徒的穷人。 ② 至少对更现代的传教士们来说，他们在同样情况下所进行的类似活动是颇值得称道的。在北京街头每年被遗弃的初生婴儿不下3000 名。 2.一切社团，对于拒不遵守或违犯经大家一致确认的规章制度的成员，都有不容怀疑的权力将他们排除在社团的组织和享受福利的圈子之外。基督教会在行使这种权力时，锋芒所向主要是一些重要罪犯，特别是那些犯有谋杀、诈骗或淫乱罪的罪犯；那些宣扬已经主教团明确斥责过的异端邪说的制作者及其追随者；以及那些在受洗之后，不论是出于自愿还是被迫，进行偶像崇拜活动以玷污自身圣洁的不幸的人们。开除教籍将会产生世俗和宗教两种性质的后果。凡受到这种处分的基督教徒将无权再参与信徒们的任何献祭活动。原来的教友关系和私人友谊关系都将会被全部切断：他将会发现在原来他所最崇敬的人或曾经最喜爱他的人中，自己已成了不敬神灵的他们所厌恶的对象，而且，仅是被一个体面的团体开除这一点就足以在他的品格上留下一个可耻的污点，一般人也都会尽量躲开他，或对他怀有戒心。这些不幸的被驱逐的人的处境也是十分痛苦和悲惨的；而且，在一般情况下，他们的恐惧常常更远甚于他们的苦难。参加基督徒会社的最大好处是有希望获得永生；有一种可怕的说法，说是神灵已把天堂和地狱的钥匙交给了那些有权判定谁有罪的教会统治者了，而他们却无法从自己的心中抹去这一说法。异端分子则由于自己原有明确的目标，并可以自我陶醉，认为只有自己才有真正发现得救的道路的希望，力图在自己另行组织的会众中，重新得到他们已不再可能从基督教徒的大团体中得到的世俗和宗教上的安慰。但那些一时失足犯下过失，或进行偶像崇拜的人，几乎无不感到自己的堕落处境，所以总殷切希望重新回到基督教徒的大家庭中去。 关于如何处理这些悔罪者的问题，有两种对立的意见：一者主张力求公正，一者主张宽大为怀，因而使得原始的教会分成了两派。严格、固执的道德家，永远毫无例外地拒绝他们，即使以最卑下的身份，重新回到曾经被他玷污或背叛的神圣的教会中来；让他们带着有罪的良心永远处于悔恨之中，而只让他们抱着一线微弱的希望，或许他们从生到死的忏悔也可能会感动至高的神①。教会中最纯洁、最体面的人，则在实践和理论方面都抱着较温和的态度。天堂的和解的大门一般都不会对重新回来的悔罪者紧闭；但是，为此而建立的一种严厉、庄重的惩罚方式一方面帮着清除他的罪过，一方面却可以有效地儆戒旁观的人们起而效尤。悔罪的人要难堪地公开认罪，因禁食而形容憔悴，身穿麻布衣服，匍匐在会场门口，含泪请求恕罪，并恳求信徒们代他祈祷②。如果罪行的性质十分恶劣，接连几个年头的忏悔，也不足以满足神的正义要求；因而，一些罪人、异端分子或叛教者必须经历缓慢的痛苦的过程和步骤才允许逐步重新回到教会的怀抱之中。至于永远开除教籍的处分，只专用于罪行异常严重，特别是那些已曾体验并玷辱了他们的教会官员对他们的宽厚处理的屡教不改的罪犯。基督教会的惩戒条例的施行，视犯罪情节的轻重和次数的多少，由主教考虑做出不同的裁决。安锡拉和伊利贝里斯两个宗教会议，一在加拉提亚，一在西班牙，差不多于同一时间举行；但是，他们各自的现在还可以见到的教规则似乎代表了两种很不相同的精神。 一个受洗后还一再向偶像献祭的加拉提亚人，经过7 年悔罪便可能得到宽恕；而如果他曾引诱别人效仿，也只在被驱逐的年限之外再加3 年。但是，① 一直以最严格、固执的态度坚持这一看法的蒙丹派和诺瓦替安派最后发现，他们自己也被列入被驱逐出教的异端分子的名单之中。 ② 厚古薄今的人对这种公开悔罪办法的消失颇感到惋惜。 一个不幸的西班牙人如果犯了同样的罪行却完全被剥夺掉了和解的希望，甚至直到他死后；他所犯的这种偶像崇拜罪，名列十八大罪之首，而其它17项罪过的处罚也都同样可怕。我们在这里不妨指出，其中也包括了诽谤主教、长老，乃至教堂执事等的无可缓解的罪过。 慷慨和严格的十分合理的搭配、根据政策原则，同时也根据正义执行的公正严明的赏罚，构成了教堂的人的力量。以慈爱之心掌管着两个世界治理大权的主教，完全体会到这类特权的重要性；他们用爱护秩序的堂皇的借口掩盖着自己的野心，在行使必要的教规以防止已经集结在十字架旗帜之下、人数日益增多的部队有人逃离的时候，是不能容许有任何对手和他们抗衡的。从西普里安的武断的文告中，我们可以很自然地得出开除教籍和悔罪的教规是构成宗教的最主要成分的结论；而且对基督的信徒来说，违反道德规范的危害性远不如蔑视主教的谴责和权威为大。有时候我们可能会想象着我们听到摩西的声音，正下令让地球裂开，在销毁一切的火焰中吞没掉那拒绝服从亚伦祭司的叛逆的种族；而有时我们又会假想，我们听到一个罗马执政官在重申共和国的权威，宣称他已不可改易地下定决心，要严格执法。“如果我们对这种目无法纪的行为听之任之，不加惩罚，”（迦太基的主教曾这样斥责他的过于宽厚的同僚）“如果我们对这种行为听之任之，那无疑便将带来主教的严厉权威的灭亡，统治教会的崇高而神圣的权力的灭亡和基督教本身的灭亡。”西普里安曾经放弃了那些很可能是他永远也不会得到的世俗的荣誉；但能对一群不论如何卑微或遭世人鄙视的会众的良心和思想，获得如此绝对的控制权，却比靠武力和征服强加于心中怀恨的人民的专制的绝对权力，更能满足人的内心的骄傲。 在对这个虽然也许令人厌烦却很重要的问题进行研究的过程中，我试图展示出一些非常有效的，有助于阐明基督教真理的第二位的原则。如果我们在这些原因中发现任何人为的渲染，任何出于偶然的情况，或任何错误和个人情感混杂其中，我们对于人类竟会如此易于为最适合于他们的不完善的天性的外力所动，似乎也不应深感诧异。正是在——专一的热忱、对即将来临的死后世界的憧憬、对各种奇迹的传闻、实行严格的德行规范，以及原始教会的那套体制——这些原因的帮助下，基督教才得以如此成功地在罗马帝国内发展起来。正是由于这第一个原因，基督教徒们才具有了不屈不挠的勇气，使他们决不向他们决心要加以征服的敌人屈服。接下去的三个原因为他们的勇气提供了最有力的武器。最后一个原因则把他们的勇气团结在一起，指挥他们如何运用他们的武器，并使他们的努力具有那种一小队训练有素、勇猛的志愿兵，常可以据以击败一大群既不知战斗目的何在，也不在意战斗结果如何的乌合之众的不可抗拒的威力。在多神教的各种教派中利用群众轻信的迷信思想诱骗他们的埃及和叙利亚游方的狂热教徒，也许是唯一一种全凭他们的教职获得全部声誉和支持、对自己的保护神的安全和昌盛真正亲切关怀的僧侣。罗马和各省的多神教教士，绝大多数出身高贵家庭、富有资财，他们把出面管理某一着名神庙或公众献祭活动完全看作是一件极光采的事，十有八九都是自己花钱举行祭神的赛会，而以十分冷漠的态度，按照他们本地区的法律和风尚举行古老的宗教仪式。由于他们在生活中自有正常职业，他们的热情和虔诚很少会为个人利益或与教职有关的习惯所左右。他们长时间生活在各自的神庙和城市之中，所以始终也没有使自己受到纪律约束或管辖的联系；而当他们接受元老院、大祭司团和皇帝的管辖权的时候，那些行政长官总满足于能轻而易举地在和平和庄严的气氛中维持住人民一般的宗教活动也便行了。我们已经看到了，多神教信徒的宗教情绪是多么彼此各异、多么松散和多么没有定准。他们几乎是毫无控制地听任自己随着迷信的幻想的自然趋势浮沉。他们的生活和处境中的偶然情况决定他们的虔诚的对象和程度；只要他们的崇拜始终可以如此接连滥用在一千个神灵的身上，那他们的心也便几乎不可能对其中任何一位真具有真诚的或生动的感情。 对基督教发展有利的条件当基督教在世界上出现的时候，甚至这些微弱的不完全的印记原有的力量也大部分都已经消失了。没有外力的帮助原不可能洞察信仰的奥秘的人类的理智，已经在揭开异教徒的愚昧问题上，获得了一次轻而易举的胜利；而在德尔图良和拉克坦提乌斯致力于揭露它的虚假和妄诞的时候，他们不得不借用了西塞罗的辩才和琉善的机智。这些怀疑主义的作品影响所及，远远超出了它们的读者的范围。怀疑思想的风气，从哲学家传到一心享乐或经商的凡人，从贵族传到平民，从主人传到在他饭桌边侍候、全神贯注倾听着他的放纵的谈论的奴仆。在公众场合，人类中具有哲学头脑的一部分人表面上都装着很尊重他们国家的正当的宗教制度，但透过那单薄的勉强的伪装，他们内心的鄙视却不免会显露出来；甚至一般人民，一旦发现他们崇拜的神，不但不被那些从地位或知识角度为他们所尊敬的人们所接受，而且还受到他们的嘲笑的时候，也不免会对他们一向衷心信仰的教义满怀疑虑和恐惧。古老的偏见的衰落，使得很大一部分人面临陷于痛苦不安境地的危险。怀疑思想和悬而不决的状态，可能使少数喜爱深思的人感到开心。但是，一般群众对各种迷信活动却是那样如鱼得水，如果勉强把他们唤醒，他们则只会因他们所喜爱的幻境的消失而为之痛苦。他们对怪异和超自然事物的喜爱、他们对未来情景的好奇，以及他们总爱把希望和恐惧向这个可见世界之外延伸的强烈倾向都是使多神教得以建立的主要原因。信仰对于凡俗的人是一种如此迫切的需要，因此任何一种神话体系的瓦解，十有八九很快就会有另一种形式的迷信起而代之。如果在紧要关头，充满智慧的上天不曾显露一个真正的完全足以唤起最合乎理性的尊敬和信服，同时又具有可以吸引人民的好奇心、惊异和敬仰的一切的启示，那很快便必会有某些更新、更时髦的神灵出来，占据那些荒废的朱庇特和阿波罗神庙。从人们的实际倾向来看，已有许多人几乎已从他们的人为的偏见中解脱出来，但他们却同样念念不忘并迫切希望使自己的信仰有所寄托，在这种情况下，即使是一个更无价值的目标，也完全可以填补他们心中的空缺，满足他们的无着落的急切情绪。任何人如愿对这一问题进行一番深思，那他对基督教的迅速发展，不但不会感到惊奇，却可能会惊异地感到，它为什么没有获得更加迅速、更加普遍的成功。 前面已经确切而公正地说过，罗马的征服为基督教的征服准备了条件，并加速了它的进程。在本书的第二章，我们曾试图说明，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欧洲、亚洲和非洲的一些最文明的省份在一个君主的统治之下统一起来，以及后来又如何通过法律、习俗、语言等最亲密的纽带，团结在一起。一直天真地热望有一个尘世救世主的巴勒斯坦的犹太人，对于神圣先知的奇迹表现得如此冷漠，以致人们认为出版或至少是保存任何希伯来文的福音书都已完全不必要了。关于基督言行的真实历史是在距耶路撒冷相当远的地方，在非犹太族信教人已有极大数量之后，用希腊文编写成的。这些历史一经译成拉丁语，罗马臣民，只除开埃及和叙利亚的农民之外，便全都完全理解，而为了那些农民，后来又专出了特别译本。原为供罗马军团使用的公路，也为基督教传教士开辟了从大马士革到科林斯、从意大利到西班牙极边远地区或不列颠的便利的通道；而且这些宗教征服者也从未遇到过那种通常在把一种外国宗教传入一个遥远地区时所遇到的障碍和阻挠。我们有最充分的理由相信，在戴克里先和君士坦丁统治时期之前，便已有人在帝国各省和所有大城市中传播对基督的信仰；不过关于一些教会建立的情况、组成这些教会的信徒的人教以及他们在不信教的群众中所占比例等等，现在却已无从查考，或者被幻想和虚夸的浮词所淹没了。我们对于基督教的声望在亚洲和希腊、在埃及、在意大利以及在西方日渐增高的情况，尽管所掌握的资料是如此极不完备，下面仍将尽力加以叙述；同时也不会忽略掉它在罗马帝国疆界以外获得的真实或假想的成就。 由幼发拉底河向爱奥尼亚海边延伸的那些富裕省份，是那位非犹太族的使徒显露他的热情和虔诚的主要场所。他播种在肥沃土壤上的福音的种子得到了他的门徒们的辛勤培植；而且看来在最初的两个世纪中，最大的一个基督教社团似乎也就建立在这个区域之内。在建立于叙利亚的社团中，最古老和最负盛名的莫过于大马士革、贝罗依或阿勒颇和安条克所属的教会。《启示录》的先知的前言描述了亚洲的以弗所、西麦拿、帕加马、提阿提拉、萨尔代斯、拉奥狄凯亚和菲拉德尔菲亚的七个教会，并使它们得以扬名后世；它们的派出单位也便很快遍布于那个人口众多的地区各处。在很早一段时期中，塞浦路斯和克里特岛、色雷斯省和马其顿省都曾热心接受这个新宗教；基督教共和体也很快在科林斯、斯巴达和雅典等城市建立起来。希腊和亚洲教会的古老经历容许它们有充分的时间来发展和扩大组织；甚至诺斯替派和其它一些异端教派的蜂起，也足以表明正统基督教会的兴旺状况，因为所谓异端这个名称总不外是用以指那些人数较少的派别而已。在这些内部的证据之外，我们还可以加上非犹太人自己的供状、抱怨和他们所表现的恐惧。从一位曾研究过人类，并以极生动的笔墨描绘过人类行状的哲学家琉善的着作中，我们可以知道在康茂德统治时期，他的故乡本都便充满了伊壁鸠鲁派教徒和基督教徒。在基督死后80 年之内，仁慈的普林尼慨叹他曾经徒然试图消灭的罪恶依然无比猖獗。在他写给皇帝图拉真的极为奇特的信中，他肯定神庙几乎全已荒废，神圣的作祭品的牺牲几乎无人购买，一种迷信活动不仅充斥各个城市，甚至已传遍本都和比提尼亚的乡村和旷野了。 用不着去对那些，对基督教在东方的发展表示颂扬或哀叹的作家的说法或动机，进行深入细致的研究，我们也可以笼统地说，他们谁也没有留下足够的证据使我们可以据以正确判断出那些省份的信徒的确切人数。但不论如何，有一个情况总算有幸保存下来，它似乎使我们对这个隐蔽而有趣的问题多少可以略见端倪。在提奥多西统治时期，在基督教沐浴在皇恩的阳光之中长达60 余年之后，古老而远近闻名的，共有会众十万人的安条克教会竟有三千人依靠公众的捐献为生。东方皇后的荣华和体面、公认为人口密集的恺撒里亚、塞琉西亚和亚历山大里亚诸城，以及在老贾士丁时期一次地震使安条克居民死去二十五万人的事件，都令人信服地证明它的全部居民恐不下五十万人；而基督教徒人数，不论由于宗教狂热或教会势力如何大大增加，也不可能超过这个大城市总人口的五分之一。但我们如若拿被迫害的教会和胜利的教会、西方和东方、遥远的村庄和人口众多的城市、最近改信基督教的地区和信徒们最早接受基督教称号的地方作一番比较，我们就会发现我们应当采取的比例数会是多么不同了！然而，我们也不能忘掉，在我们从中获得这些有用资料的克里索斯托的作品的另一节中，所列信徒会众的人数，甚至超过了犹太人和异教徒人数。但要解决这个似乎无法解答的难题其实是很容易，也显而易见的。因为这个善于巧辩的传教士只是在安条克的民政组织与教会组织之间进行比较、在因受洗而得以进入天堂的教徒人数和有权享受公众捐献的公民人数之间进行了比较。前者之中包括奴隶、外地人和儿童；后一种名单中他们却全然不包括在内。 亚历山大里亚城的广泛的商业活动以及它和巴勒斯坦的邻近，使得新宗教极易传入。首先信奉新教的是许许多多马里乌特湖区的特拉普提人，或艾塞尼人；这个犹太教的教派本来对摩西的宗教仪式的尊重已大不如前了。艾塞尼派的严肃的生活态度、他们的斋戒和逐出教门的规定、资产的公有、对独身的爱好、热中于殉教、以及他们的虽不纯洁但十分热烈的信仰，便已为原始教会的教规提供了一幅极其生动的图象。基督教神学似乎是在亚历山大里亚城的学校中初步具有正规的、科学的形式的；而当哈德良访问埃及的时候，他所看到的一个由犹太人和希腊人组成的教会，其重要性完全足以吸引住这位好问的君主的注意。但是，基督教的发展在很长一段时间中，一直仅限于这一它本身也只是一个殖民地的城市之内，而直到二世纪末，德米特里乌斯的几个前任仍是埃及教会仅有的几位高级教士。德米特里乌斯亲自任命了三位主教，他的继任者赫拉克拉斯把主教人数增加到了二十人。一群沉默寡言、生性顽固的当地人民冷漠地勉强接受了这种新教义；甚至在奥利金时代，也很少可能遇见一个埃及人，他已战胜过去的偏见不再去杀害当地用以祭神的动物了。但是，等到基督教一旦登上统治的宝座，那些野蛮民族的热情也立即屈服于普遍流行的情绪之下；很快埃及的城市中充满了主教；连蒂巴伊斯的沙漠地带也到处是隐遁的修士。 从外族和外省来的人流永远不停地流入罗马城的宽广的胸怀。任何一种离奇的或丑恶可憎的事物，任何一个犯罪的或有犯罪嫌疑的人都可以希望隐匿在人烟稠密的首都，以求逍遥法外。在这样一个多民族混杂的环境之中，任何一个传播真理或虚妄的教师，任何一个道德的或罪恶的社团的创建者，都极容易找到大批的门徒或从犯。罗马的基督教徒，按塔西佗的记述，在无端遭到尼禄的迫害的时候，数量已经很大，而这位大历史学家的用语，几乎和李维在叙述，始而接受继而又排除酒神巴克斯的祭祀仪式时，所用的笔调一样了。在酒神的信徒们引起元老院采取严厉措施之后，人们也同样担忧，已有数量极大的简直称得上另一个民族的人群，介入那些万分可厌的神秘活动之中。但若细加深究，我们马上便会发现，实际加入的并未超过七千人；当然，如果考虑到他们将是按国家法令加以处置的对象，那却仍是个相当令人吃惊的数字。我们也应以同样真诚的宽容态度来解释塔西佗和较早时候的普林尼，在他们过分夸大受骗的狂热分子有多少放弃原来对诸神的崇拜时所采取的含糊的措辞。罗马教会无疑是帝国中第一个，也是会众最多的一个教会；我们有一份可靠的记录，记载了大约在3 世纪中叶，38 年和平时期过去以后，这个城市的宗教情况。那时，这个教会的教士共有主教1 人，长老46人，执事7 人，副执事7 人，仪式助手42 人，以及读经师、驱邪师和看守共50 人。依靠教徒们的捐献赡养的寡妇、残疾人和穷人共有一千五百名之多。 按理推算，或拿安条克作个比较，我们可以大致肯定，罗马的基督教徒约为5 万人。关于这个伟大首都的总人数也许难以作出准确的推算，但按最低的标准估计，这里的居民想也决不可能少于一百万人，其中基督教徒最多占1/20。 西方诸省对基督教的了解似乎来之于在它们中间传播罗马语言、思想和习俗的同一类活动。在这一更为重要的情况方面，非洲，还有高卢，都逐渐趋向于步首都的后尘。然而，尽管有许多有利的时机，可能诱使罗马的传教士前往拜访他们的拉丁诸省，而他们实际前往却仍是在他们渡海或越过阿尔卑斯山之前不久的事；另外，在那些广阔的地区，我们也无法找到任何可信的迹象，表明这里曾出现过比两安东尼统治时期更高的信教热或迫害活动。 福音教在高卢严寒地带的缓慢发展，和它在非洲的炙热的沙漠中被迫不及待地接受的情况是极不相同的。非洲的基督教徒很快就形成了原始教会的主要集体之一。在这个省份开始采用的，在不重要的市镇，常常还是在最偏僻的乡村，安置主教的做法大大有助于提高他们的宗教社团的声望和重要性，而这些社团在整个3 世纪中更受到德尔图良的宗教热情的鼓舞、受到才能过人的西普里安的领导，并由巧于辞令的拉克坦提乌斯百般加以美化。然而如果反过来，我们转眼看看高卢，我们能够看到的也就只是马尔库斯·安东尼统治时期的里昂和维埃纳的人数不多、联合在一起的会众；甚至迟至德基乌斯时代，我们也只知道，只是在阿尔勒、纳博讷、图卢兹、利摩日、克莱蒙、图尔和巴黎等少数城市中确有一些零散的、由少数虔诚的教徒维持着的教会存在。沉默说来倒是适合虔诚的心灵的；但由于它和宗教热情难以相容，我们不免看到，并为那些，由于在头3 个世纪里未能产生一个教会作家而改克尔特语为拉丁语的省区的，基督教的委靡不振状况而慨然悲叹。从在阿尔卑斯山南麓的诸国中，在学术和知识方面的确处于领袖地位的高卢反射到西班牙和不列颠等遥远省份的福音的光芒，便显得更为微弱了；如果我们可以相信德尔图良的激烈的言辞，那么，当他对塞维鲁皇帝治下的行政长官发表他的辩解书的时候，这些省份便已在基督教信仰的日光的照耀之下了。但是关于欧洲西部教会的模糊和不完备的起源问题，现有的记载是那么草率，以致我们若要对它们建立的时间和情况作一番叙述，便必须用很久以后在阴暗的修道院中无所事事的僧侣，在贪婪或迷信的支配之下胡乱编写的传说来填补古代文献的空白。在这些神圣的传奇中，只有关于使徒圣詹姆士的一种，由于它的出奇的妄诞，值得在这里提一提。他从金纳萨雷特湖边的一个过着平静生活的渔夫，忽然被变成一个勇敢的武士，在对摩尔人的战斗中率领西班牙骑兵冲锋陷阵。最严肃的历史学家们都曾颂扬他的功绩；康波斯特拉带有奇迹色彩的神龛显示了他的威力；表示某一军阶的宝刀，再加上宗教法庭的可怕的拷问，已足以消除任何表示反对的亵渎神灵的议论了。 基督教的发展也不仅限于罗马帝国的范围之内；而按照用预言来说明事实的早期神父的说法，这个新宗教，在它的神圣的创立者死后的一百年中，已遍及地球上的每一个角落。“不存在任何一个民族，”殉教者圣查斯丁说，“不论他们是希腊人还是野蛮人，或任何其它人种，不论他们叫什么名字，以及在习俗上如何与众不同，也不管他们如何对工艺和农业一无所知，也不管他们是生活在帐篷中，还是住在大篷车上四处流浪，在他们之中绝不可能没有人曾经以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耶稣的名义，向天父和万物的创造主进行祈祷。”不过这种即使在今天也极难和人类的真实状况相一致的过分夸大的炫耀之辞，只能看作是把信仰建立在自己的愿望的基础上的一个虔诚而粗心的作家轻率发出的议论而已。但是，不论是这些神父的信念，还是他们的愿望，却都不能改变历史真实。至今仍然丝毫不容怀疑，后来推翻罗马君主国家的西徐亚和日耳曼的野蛮人，当时完全处在异教思想的黑暗之中；而且，甚至试图使伊比利亚、亚美尼亚或埃塞俄比亚改变宗教的做法，一直到国家的权杖落入一位正统基督教的皇帝手中之前，就不曾取得任何程度的成功。 在那个时期之前，由于多次发生的战争和商业活动，倒也可能曾向喀里多尼亚地区的一些部落和莱因河、多瑙河以及幼发拉底河的边界地区，传播过有关福音教的不完备的知识。在幼发拉底河的彼岸，只有埃德萨在很早就在坚决接受基督教信仰方面表现得十分突出。正是从埃德萨出发，基督教的教义才较为容易地传入了臣服于阿塔薛西斯的几位继位者的希腊和叙利亚的一些城市；但这些教义在波斯人的心灵上似乎并没有留下任何深刻的印象，波斯人的宗教体系，通过一个训练有素的僧侣集团的努力，和希腊、罗马的不确切的神话传统相比起来，已显然更为巧妙，也更为牢固地建立起来。 原始基督教徒的人数和处境根据这种虽不完备却很公正的对基督教发展的研究，我们或许可以说，由异教皈依基督教的人数，一方面是由于恐惧，一方面也由于虔诚心理，一直都被过分夸大了。按照奥利金的无可辩驳的证据，信徒人数和广大未信教的人群相比起来，仍然是微乎其微的；但是，由于我们没有找到任何可信的资料，我们根本不可能确定，甚至也难以猜测出原始基督教徒的确切人数。 不过，即使以安条克和罗马为例作出最高的估计，我们也难以设想在关系重大的君士坦丁皇帝改信基督教以前，帝国居民中已有1/20 以上的人站到十字架的旗帜之下来了。不过，他们的信仰、热情和团结的习惯，似乎使他们的人数大为增多了；这些同样也将有助于他们的未来发展的缘由，使他们的实际力量显得更加突出，更为强大了。 少数人因拥有财富、地位和知识而十分显赫，广大的人民都沦于寒微、无知和穷困之中，这便是文明社会的基本结构。基督教既然是面向整个人类的宗教，也便必然会从下层社会中得到远比从上层社会更多得多的信徒。这一无关紧要的自然情况慢慢竟然变成一种十分可憎的污蔑的借口；对于这种污蔑，基督教的敌人一直大肆渲染，而基督教的辩护者似乎也并不曾全力否认。他们污蔑说，新的基督教派几乎完全由农民和工匠、儿童和妇女、乞丐和奴隶等等人类的渣滓所组成，其中只有奴隶也许还有可能把传教士引进他们所属的富有、高贵的家庭中去。那些无名的教师（这是心怀恶意的、不信教的人对他们的攻击）在公开场合虽然沉默寡言，在私下却全都滔滔不绝，武断蛮横。他们小心翼翼地避免和哲学家发生危险的交锋，却尽量混在粗鲁无知的群众之中，向那些由于他们的年龄、性别或所受教育最易接受迷信的恐怖思想的人们灌输他们的学说。 这幅不友好的描绘，虽不能说毫无近似之处，从它对所歪曲的情节的阴暗渲染来看，显然出自一个敌人之手。由于卑微的基督教信仰广被整个世界，也有一些天赋过人或财产丰富而有一定地位的人成为它的信徒。曾向皇帝哈德良呈献明快的护教书的阿里斯提得斯便是雅典的一位哲学家。殉教者查斯丁，直到他幸运地遇见一位老人，或者说遇见天使，改变了他的注意力，使他开始对犹太的先知们进行研究以前，就曾向芝诺、亚里士多德、毕达哥拉斯以及柏拉图等学派求教过关于神学的知识。亚历山大里亚城的克莱门斯过去曾阅读过多种希腊文作品，德尔图良也读过许多拉丁文书籍。朱利叶斯·阿非利加努斯和奥利金大量掌握了他们那个时代的各种学问；而尽管西普里安的风格和拉克坦提乌斯的极不相同，我们仍几乎可以看出这两位作家都是公众的修辞学教师。他们最后甚至也在基督教徒中推广对哲学的研究；只不过并不总是产生最有益的效果罢了；知识可以导致虔诚之心，但也同样可以产生异端邪说，原用以形容阿特蒙的追随者的那番描述，同样也可以完全适用于抵制使徒的继承者的各个教派。“他们妄图修改圣书，放弃古老的信条，并根据奇异的逻辑概念来组成他们的意见。教会的科学遭到忽视，却致力于几何学的研究，当他们忙于对大地进行测量的时候，他们竟然忘记了天上。 他们永远只记得欧几里德。他们景仰的对象是亚里士多德和狄奥夫拉斯图斯①；对于伽伦②的着作他们更是百般赞赏。他们的错误来之于滥用不信教的人的技艺和科学，他们还通过对人类的理性进行过于精细的研究，败坏了福音教义的纯朴。” 我们倒也并不能完全肯定，出身高贵和富有的人永远和基督教信仰无缘。由于有几个罗马公民曾被带上普林尼的法庭，他很快就发现，在比提尼亚，社会各个阶层中都有为数众多的人背弃了他们的祖辈的宗教。德尔图良曾利用那位非洲前执政的恐惧心理和人道主义思想明确对他说：如果他坚持这种残酷的用心，那他就必须将迦太基人口除去1/10，而且他将在罪犯中找到许多和自己身份相同的人，找到出身最高贵家庭的元老和贵妇人，以及他的最亲密朋友的朋友或亲戚，但德尔图良的这种大胆的挑战，在这里却不如普林尼的这个从不曾遭人怀疑的证词更为可信。不过，现在看来大约到40年之后，皇帝瓦勒良才真相信了这种说法，因为在他的一道命令中，他显然认为已经有许多元老、罗马骑士以及一些有身份的夫人都参加了基督教的活动。教会虽已逐渐丧失其内部的纯结性，但外部的声势却仍然有增无已；以至到了戴克里先统治时期，皇宫、法院、甚至军队中，都隐藏着大批的基督教徒，他们都试图把现世利益同未来生活的利益协调起来。 然而，这些例外，或者数量太少，或者时间太晚，都不能完全消除掉横加于第一批基督教信徒头上的卑贱和无知的诽谤。我们不应该利用较晚时候的一些虚构的传说来为自己辩护，更明智的办法倒应是把遭受诽谤的情况变成一个可以使大家受到教育的题目。我们只要严肃地想一想便会认识到，使徒们本身本是上天从加利利渔人中挑选出来的，那么把第一批基督教徒在尘世的处境降得越低就使我们越有理由敬佩他们的品德和业绩了。我们有责任时刻记住，总的说来，天国的门是专为穷人敞开的；受过灾难和人类鄙视的磨练的心灵，听到神灵许诺给他的未来的幸福会无比振奋；而与此相反，幸运的人满足于自己在尘世的所有，聪明人则会在怀疑和争论之中，胡乱消磨掉他们在理性和知识方面的狂傲的优越性。 我们现在需要用这样一些想法，以安慰我们为失去某些杰出人物而感到的悲伤，在我们眼里，他们这些人似乎才最配接受上天的那种恩赐。塞内加、大小普林尼、塔西佗、普鲁塔克、伽伦、奴隶埃皮克泰图斯，以及皇帝马尔① 公元前4 世纪哲学家，亚里士多德的学生。——译者② 2 世纪帕加马的希腊医师。——译者库斯·安东尼等等名字，都为他们所生存的时代增添无限光彩，提高了人性的尊严。他们无论在实际生活或沉思默想的生活方面，都使各自所在的地位充满了光辉；他们杰出的理解力，因研究学习而更为增强；哲学从他们的思想中清除了一般人的迷信的成见；他们把自己的时光用于对真理的追求和善行之中。然而，所有这些圣哲（这既是一个令人惊异，又是一个令人关心的问题）都忽视了使基督教的体系趋于完善的问题，或对这个问题根本不予考虑。他们所讲的话或他们的沉默，都同样表现出他们对这个在当时已遍布罗马帝国各地的日益扩大的教派的鄙视。在他们中间，那些肯于屈尊提到基督教徒的人，也只是认为他们是一群顽固、蛮横的狂热分子，一味强求别人俯首贴耳，屈从他们的神秘的教义，却完全提不出一条真正能触动一位有见识、有学问的人的理论来。 这些哲学家是否曾仔细读过原始基督教徒一再为他们自己，也为他们的宗教发布的护教言论，至少是可疑的；但十分值得惋惜的是，竟没有一些更有才能的辩护人出来扞卫这一事业。他们为揭露多神教的荒诞花费了过多的机智和辩才。他们只是通过揭示他们的受害教友的无辜和痛苦来激起我们的同情。但在他们应当讲明基督教的神圣起源的时候，他们却大力强调宣告救世主即将来临的预言，而不曾讲清伴随救世主来临的各种奇迹。他们经常爱谈的理论或许能有助于启迪一位基督教徒，或使一个犹太人改教，因为他们两者都承认预言的权威性，都不得不带着虔敬的心情来寻求它的含义和它应验的情况。不过，这种劝导方式，如果用于一些既不理解也不尊重摩西的道路和预言风格的人身上，便会大大减弱它的力量和影响了。在贾斯丁及其后的护教者的拙劣的把握之中，希伯来神谕的崇高意义化作了遥远的形象、装模作样的自满，和冷冰冰的寓言；对于一个思想蔽塞的非犹太人来说，由于混杂着一些以奥尔甫斯①、赫尔姆斯②和女先知③的名义强加于他的，似乎和来自上天的真正的灵感具有同等价值的出于虔诚的伪作，因而甚至连那些神谕的真实性也变得可疑了。采取欺诈和诡辩的手段来保卫上帝的启示，总使我们想起那些给自己笔下的百战百胜的英雄，加上沉重、笨拙、易碎、无用的盔甲的诗人们的不明智的做法。 但是，异教和哲学世界对于万能的上帝，不是向他们的理性，而是向他们的感觉亲手提出的证据，竟如此毫不在意，我们又如何能原谅呢？在基督时代，他的使徒的时代，以及他们的第一批门徒的时代，他们宣讲的教义都曾为无数的神的奇迹所证实。跛脚的能走路了，盲人能看见了，有病的痊愈了，死者复生了，恶魔被驱除了，自然规律也往往为教会的利益而暂时不起作用了。但是，希腊、罗马的圣哲们却不理睬这些惊人的奇迹，只一味忙于日常的生活和学习，对于受着精神或物质统治的世界的任何改变，似乎完全无所觉察。在提比略统治时期，整个世界，或至少在罗马帝国的一个着名的① 希腊神话中能以歌声感动鸟兽木石的歌手。——译者② 希腊神话中为众神传递信息的神。——译者③ 那些对更古老的女先知们的预言进行嘲笑的哲学家们应该很容易看出，自殉教者贾斯丁到拉克坦提乌斯，许多神父曾一再得意地加以引用的犹太教和基督教的作品全属伪作。在女先知的诗文已完成了它应当完成的职务之后，也便像千年盛世说一样，被不声不响地抛在一边了。基督教的女先知不幸把罗马毁灭的年代定在195 年，罗马城建成后948 年了。 省份，出现过3 小时违反自然的天地一片漆黑的情景④。甚至如此神奇的，理应引起人类的惊愕、好奇和虔诚的事件，在一个注重科学和历史的时代，竟然无人注意，就那么过去了。这件事发生在塞内加和老普林尼在世的时代，他们一定亲身经历过这一奇异事件，或很快便得到关于这事的信息。这两位哲学家都曾在他们的苦心经营的着作中，记录了他们的不倦的好奇心所能收集到的一切重大自然现象，如地震、流星、彗星和日月蚀等等。但是他们俩对于自世界被创造以来，凡人的眼睛所曾亲见的那一最伟大的奇观，却都略而未谈。普林尼的作品中专有一章讲述一些性质奇特、历时较久的日蚀；但他却仅只满足于描述在恺撒被刺后奇特的天光反应，说是在那一年的绝大部分时间里太阳都显得暗淡无光。这一晦暗的季节，显然不能和耶稣受难时反自然的天昏地暗相比，但那个值得记忆的时代的大多数诗人和历史学家，却倒都对它大书特书了。 ④ 当指圣经所讲在耶稣受难时出现的情景。——译者第十六章罗马政府对基督教徒的作为。 罗马皇帝们的态度。西普里安殉教始末。 随时变换的迫害政策。戴克里先及其继承人治下的教会。伽勒里乌斯的宽容敕令。 如果我们严格地考虑到基督教教义的纯洁、它的道德律条的纯正以及在这一福音开始被人们接受的初期阶段大多数基督教徒所度过的纯真而艰苦的生活，我们必会很自然地认为：如此充满善意的一种教义，即使是教外人也必会对它十分推崇；那些有教养的上流社会人士，尽管他们可能会嘲笑关于奇迹的种种说法，也不免会对这一新教派的善行表示尊重；而且那些地方官员对这样一批虽不热心于战争和政治，却能够处处奉公守法的教徒也不但不会加以迫害，还定会尽力予以保护。而另一方面，如果我们再回想一下，由于始终受到民众的信任，由于哲学家们缺乏宗教思想，以及罗马元老院和历代皇帝奉行的政策的支持而到处流行的多神教却普遍受到宽容，我们更会感到简直无法理解，基督教徒究竟犯下了什么新的罪行，他们有什么新的冒犯行为触怒了那古老的一切听之任之的温和政策，又有什么新的动机促使那些一直安闲地听任一千种形形色色的宗教在他们的温和统治下安然存在的罗马帝王们，使他们忽然一反常态，偏要对这选择了一种独特的但无害于任何人的宗教信仰的臣民严加惩处？ 古代世界的宗教政策在制止基督教发展方面，似乎显得格外严厉和蛮横。大约在基督去世80 年之后，一位素以温和、明智着称的总督竟然作出判决，将基督的几个无辜的信徒处死，而他所依据的更是一位一般认为施政贤明的皇帝所颁布的法令，那一次次向图拉真的继任者们一再提出的申述状中充满了悲惨的呼号，声称在整个罗马帝国的无数臣民中，唯独遵守帝国法令、只不过是顺从良心的呼声谋求获得信仰的自由的基督教徒不能分沾贤良的政府普遍施与全民的恩泽。几位着名殉教者的死难情况的记载措词都十分谨慎；而从基督教执掌最高权力的那一天起，教会统治者们重演昔日他们的异教徒仇敌的故技，不惜充分显示出自己在做到残酷无情方面，也同样不遗余力。现在，本章的目的正是要从大堆未经整理、充满谬误和虚构的史料中，设法筛选出（如果有此可能的话）一些真实可信而且较为有趣的史料，力求清晰而合理地对首批基督教徒遭受迫害的原因、程度、持续的时间和一些最重要的情节重新作一番描述。 遭迫害的宗教的一些教派，由于恐惧感的压抑，由于愤怒情绪的刺激，也许还由于狂热的信仰的激励，一般都很难心平气和地去调查，或者热情公正地去欣赏敌人的某些行为的动机；而对这个问题，甚至连那些安全地远离开迫害的烈火、较有头脑的公正的人们，也往往不能公平、清醒地对待。关于罗马皇帝为什么那样对待原始基督教徒的原因有一种说法似乎较为真实可信，因为这是从公认的多神教教义的精髓中推论出来的。人们早已注意到，世界上的各种宗教之所以能和平共处，主要由于古代各民族对各自的宗教传统和仪式都不言自明地表示认可和尊重。因此可以想象，某个教派或民族要把自己从这人类的大家庭中分裂出去，声称唯有他们了解神的意旨，而且把该教派以外的一切宗教仪式都斥之为渎神活动和偶像崇拜，那它便必将触怒所有其它教派，使它们联合起来，群起而攻之；容忍的权利是靠彼此的宽容维持着的，如果谁拒绝履行这由来已久的义务，那这种权利也就会很自然地不复存在了。现在，那些犹太人，而且只有犹太人，毫不含糊地拒绝履行那种义务，那么仔细想一想，那些犹太人在罗马政府地方官员手中所受的待遇便将有助于我们了解上述推论究竟有多少事实依据，从而也能引导我们去探明基督教所以遭受迫害的真实原因了。 关于罗马君主和总督们对耶路撒冷神庙的尊重前面已经提到，这里不再重复了，我们这里只想讲明，伴随着耶路撤冷的庙宇和城市的毁灭以及随后发生的许多情况中的任何一件，都足以使那些征服者怒火中烧，并使他们能够以维护政治正义和公共安全一类最冠冕堂皇的理由公开进行宗教迫害。从尼禄到安东尼·皮乌斯王朝，犹太人对罗马的统治一直显示出一种无法忍受的情绪，因而多次引发出近乎疯狂的屠杀和叛乱。在埃及、塞浦路斯和昔兰尼等城市里的犹太人一直不露声色、假装友好地和毫无戒备之心的当地人生活在一起，而他们在那里所进行的种种可怕的残暴活动使任何耳闻的人也不禁为之发指；我们因而不禁倾向于要对罗马军团严厉的报复拍手欢呼了。因为他们所惩罚的这个疯狂的民族的愚昧荒谬的迷信似乎已使他们不仅成为罗马政府的仇敌，而且成了全人类的不共戴天的敌人了。犹太人之所以如此狂热，一是因为他们认为，他们没有理由向一个崇拜偶像的统治者交纳税款，一是因为根据从古代流传下来的神谕，他们一厢情愿地相信有一位威力无边的救世主很快就将降临人间，他将解开他们的枷锁，并将为他们这些天之骄子建立一个地上王国。着名的巴柯齐巴①，正是通过宣称自己是犹太人盼望已久的救世主，号召全体亚伯拉罕的子孙起来实现以色列人的梦想，才终于能组织起一支声势浩大的队伍，和哈德良皇帝浴血奋战达两年之久。 尽管犹太人一再如此进行挑衅，罗马皇帝们的愤怒总会随着胜利的取得而平息；而且战争和危险时期一过，他们也便不再惶恐不安了。由于对多神教的普遍的宽容，也由于安东尼·皮乌斯的温和性格，犹太人很快又恢复了他们的各种古老的特权，并又可以对他们自己的婴儿施行割礼了，唯一的一条无关紧要的限制，只是不得把他们的那个希伯来种族的特殊标志加之于任何皈依犹太教的外族人。残留下来的为数众多的犹太人虽然被排除在耶路撒冷的城区之外，他们却仍可以在意大利和其它各省市建立和维持相当数量的定居点，获得罗马法令所规定的自由，享有市民的荣誉，同时还能免除掉担任那些费力费钱的社会公职的义务。由于罗马人的温和性格或厌恶情绪，这个被征服的教派所建立的教权制度的形式竟获得了法律的认可。固定驻在提比里亚斯的大教长有权委任下属教士和使徒。行使内部司法权力，并每年从分散在各地的同教弟兄手中收取一定数量的贡奉。在帝国各个主要城市里都有新的犹太教堂被建立起来；那些或是按摩西戒律的规定，或是按犹太教教士代代相传的惯例一直奉行的安息日、戒斋日以及其它节日庆祝活动全可以十分认真地公开举行。这样一些温和政策终于在不知不觉中逐渐改变了犹太人的冷酷态度。他们终于从先知和征服的幻梦中清醒过来，逐渐也安于作驯良、勤劳的臣民了。他们原来的那种对整个人类的仇恨情绪，现在已不再发展为流血和暴乱行为，而是消融在无甚危害的发泄行为之中。他们在经商活动中不放过一切机会掠夺那些偶像崇拜者，暗暗念诵一些难以理解的咒语，诅咒那个傲慢的埃多姆王朝①。 ① 公元2 世纪初抗击罗马军队的一支起义军的犹太人领袖。——译者① 原指约公元前1200 年建于死海西南地区的闪米特人王国。——译者既然这些犹太人虽然十分厌恶并拒绝礼拜罗马皇帝和他的臣民所信奉的神灵，却仍能随意过着他们的不受欢迎的宗教生活，我们便不能不想到亚伯拉罕的子孙所以能幸免于遭受基督的门徒所遭受的苦难，其中必另有原因在。他们之间的区别是十分简单和显而易见的，但是，从古代人的情感来看，这差别却极关重要。犹太人是一个民族，基督教徒却只是一个教派；而如果说每一个集体都本应当尊重邻近的另一集体的神圣传统，他们却更有责任坚持他们的祖先建立的制度。神谕的声音、哲学家的教诲和法律的权威全都一致要求他们尽力完成这一民族义务。由于犹太人自视远比常人圣洁，他们有可能激怒多神教徒，认为他们是一个令人憎恶的下流种族。由于他们不屑与其他民族交往，他们这样遭人蔑视也许是罪有应得。摩西戒律的大部分内容可能都不过是信口开河，荒诞不经；然而，既然它许多世纪以来一直被一个庞大的社会所接受，他的信徒们当然也可以援例，因此一般人普遍认为他们有权奉行那些他们如果违背便将被视为犯罪的种种教规。但是，这一原则虽然可以保护犹太教堂，却对原始基督教会并无任何好处或保护作用。由于信仰了基督的福音，基督教徒便犯下了所谓的不合常情的、不可饶恕的罪行。 他们割断了习俗和教育之间的神圣纽带，破坏了国家的宗教制度，并狂妄地诋毁了他们的先辈长期信仰和崇拜的神圣的一切。而且这种叛教行为（如果我们可以这样说的话）还不仅是一个局部或限于某一地区的问题；因为这些虔诚的叛教者既然摒弃了埃及或叙利亚的神庙，自然同样会不屑于在雅典或迦太基的庙宇中去寻求庇护。每一个基督教徒都以厌恶的情绪抛弃了他的家族、他所在的城市和省区长期保有的迷信思想。全体基督教徒都无例外地拒绝再和罗马、帝国，乃至全人类所崇信的神灵发生任何关系。因此那些受压制的信徒们不论如何要求申张谁也不能剥夺的听从良心呼唤和自行判断的权利，也全然无济于事。他们的处境也许使人同情，但他们的申辩却始终不能被异教世界的有识之士或一般信徒所领会。按他们的理解，任何一个人竟然会这样对相沿已久、代代相传的信仰产生怀疑，这简直和有人会忽然对本乡本土的风尚、衣着或口音感到厌恶一样荒唐了。 异教徒的惊愕很快变成了憎恨，于是连那些最为虔诚的人都遭受到了不公正的、带有危险性的不信神的恶名。怨毒之心和偏见相互为用，把那些基督教徒完全说成是一群无神论者，而由于他们胆敢攻击帝国的宗教制度，他们受到罗马地方官员的严厉指责完全是罪有应得。他们使自己和世界各地形形色色的多神教的神庙所奉行的迷信活动全都断绝了关系（他们得意地公开承认这一点）：但是别的人却始终不很明白他们自己究竟信奉什么神灵以及以何种形式的宗教来代替古老的神灵和神庙。他们对“最高的神灵”所怀有的纯洁而崇高的观念完全非异教徒芸芸众生的粗俗头脑所能理解。他们无法体会一个存在于信徒心灵之中的的孤零零的上帝，他既不具有任何可见的有形的形体，又不按照习惯做法为他举行祭奠和庆祝，为他设置祭坛、供奉牺牲。曾经超然物外对第一动因的存在和属性进行深刻思考的希腊和罗马的先贤们或是出于理智的考虑或是出于虚荣，总愿意为他们自己和他们少数得意门徒保留致力于这种哲理思维的特权。他们绝对不肯承认人类的偏见是真理的标准，但他们也认为偏见是人性的原始意向的自然流露；他们认为，任何一种敢于置感官于不顾的民众性的信仰和宗教，脱离迷信的程度愈远，便愈将无力阻止不着边际的想象和由狂热情绪产生的幻景。一些才智之士抛向基督教徒的上帝启示说的不屑一顾的目光，只不过使他们更加坚信他们匆匆得出的结论，使他们更认为他们很可能会十分尊重的神性统一观念却被新教派的狂野的激情所损毁，并被它的虚无缥缈的玄想所磨灭了。一篇据称出自琉善之手的着名对话录的作者，在他蓄意以嬉笑怒骂的笔调论述三位一体这个神秘的题目时，却充分暴露出他自己对人的理性的软弱和深不可测的神性的完美全然无知。 基督教的创始人不仅被他的信徒们尊为圣人和先知，而且被当作神来崇拜，也许就不那么让人感到惊奇了。多神教教徒对任何看来和民间流传的神话似乎稍有相似之处的神物，也不管这种相似是如何牵强附会，都会拿来当作崇拜的对象；而关于巴克斯、赫耳枯勒斯和埃斯库拉庇乌斯的各种传说则早已在某种程度上为他们相信上帝之子会一如常人降临人世的想象铺平了道路。但是，使他们感到吃惊的是，那些基督教徒竟然要抛弃掉那些供奉古代英雄的神庙，而正是这些英雄在世界的幼年时代发明了各种工艺，制订了各种法律，征服了在世界各处为害人民的暴君和妖魔；却宁愿去选择一个鲜为人知的教长作为唯一崇拜对象，而那个教长，近年来，在一个野蛮民族中，已成了本族同胞的怨毒之心或罗马政府的嫉妒心情的牺牲品。广大的异教徒民众只对尘世的眼前利益感兴趣，而对拿撒勒的耶稣赐与人类的赛过无价之宝的生命和不朽却并不在意。在这些贪恋红尘的人们看来，基督的那种于残酷的、自愿忍受的苦难之中保持的坚贞、博爱的胸怀以及他的人品举止的崇高和朴实，并不足以弥补他缺乏声望、没有一个帝国和无所建树的缺陷；在他们拒不承认基督在战胜黑暗势力和死亡方面所取得的巨大胜利的同时，更对基督教的这位神圣创始人的可疑的出身、颠沛流离的生活和屈辱的死亡多方曲解或甚至多方加以污蔑。 基督教徒在这样坚持以个人情绪代替民族宗教的做法中所犯的每一件过失，都因犯罪人数众多和他们的联合行动而更加严重化了。众所周知，而且也早有人议论过，罗马当局对其臣民中的任何结社活动都极为仇视和十分猜疑；对那些即使全然无害或甚至抱着有益社会的目的而组成的团体，也很难得到政府的认可。那么这些脱离公共的敬神活动的基督教徒的宗教集会自然更显得令人可疑了：他们的组织原则是不合法的，最后完全可能成为具有危险性的组织，而那些罗马皇帝却没有想到，在他们以维护社会治安为理由禁止这些秘密的，有时在夜间举行的集会时，他们是违背了正义的法则。基督教徒由于信仰关系而表现的违拗更给他们的行为，或甚至他们的用心涂上了一层严重的犯罪色彩；而那些对于俯首听命的顺民或许会立即停止使用武力的罗马帝王却认为，他们的命令能否贯彻执行关系着他们自身的尊严，而这命令有时却正是要使用严厉的惩罚来压制那种胆敢认为世上还有一个凌驾于政府长官之上的权威的独立精神。带着这种精神的叛逆活动，其范围之广和持续时间之长都似乎使它一天比一天变得更有理由受到他们的咒诅了。我们已经看到，基督徒的积极的和卓有成效的宗教热情已使他们在不知不觉中遍及帝国的每一个行省，甚至几乎每一个城市。新的皈依者为了使自己和一个其性质显然与众不同的特殊社会建立牢不可破的联系，似乎都不惜抛弃掉自己的家庭和国家。他们的阴沉、严峻的神态，他们对正当谋生活动和各种人生乐趣的厌恶，加上他们经常散布的大难即将临头的预言，使得异教徒们不免忧心忡忡，担心这个新教派定会带来某种危害，而由于对这一切完全感到玄妙莫测，因而也更加感到可怕。普林尼曾说过，“不管他们的行为的宗旨是什么，只凭他们的桀骜不驯的态度就理当受到惩罚。” 基督的门徒进行宗教活动时总尽量避开别人的耳目，这在最初是出于恐惧和必需，但后来却完全是有意为之。基督教徒极力模仿古希腊伊流欣努神秘派的那种极端诡秘的做法，自信这样就会使他们的神圣的组织在异教徒心目中更显得可尊可敬。可是正像许多事情都不能尽如人意一样，后来的结果却完全与他们的意愿相反。人们普遍认为，他们之所以这样遮遮掩掩，只不过由于他们有些做法根本见不得人。他们的这种被曲解的小心谨慎只是为那些敌视他们的人提供了制造谣言的机会，也使那些怀疑的人更对那些可怕的谣传信以为真了，而在这些四处流传的故事中基督教徒被说成是人类中最邪恶的败类，说他们躲在黑暗的角落里干着最荒唐的下流勾当，并以人的一切尊严和道德品质作为牺牲以取悦于他们的那个不可知的神。有许多人假装着悔过自新的基督教徒，或者出面讲述自称亲眼所见的那个该死的教会举行拜神仪式的情景。他们肯定说，基督教徒作为入教的神秘象征，把一个刚刚出生的婴儿，浑身裹着面粉，捧到一个手持匕首的新入会的教徒面前，由他闭着眼在这个代他赎罪的牺牲品身上胡乱砍杀；而在这一残酷行动完成以后，教徒们便大口大口喝干那婴儿的血，把那还在颤动的小肢体大块撕来吞食，同时通过这共同的犯罪意识以保证彼此永守秘密。更有人煞有介事地证明说，“在这种惨无人道的献祭仪式之后，紧接着是大家一起吃喝，这时全都以狂饮等等来刺激各自的兽欲；然后，到了某个预定时刻，灯火突然全部熄灭，于是羞耻之心全被抛弃，人的天性也全被遗忘；大家在黑暗之中全都不顾伦常，姊妹和兄弟，儿子和母亲也可以胡乱交配。” 然而，只要仔细地读一读古代基督教徒的那些申辩书，便足以使任何一个正直的反对派人物对这些说法的虚假性不再有丝毫的怀疑了。基督教徒坚决依仗自身的清白向罗马政府地方官员呼吁，要求查实那些谣言。他们宣布，只要有人能够为诽谤加之于他们的罪行提供任何证据，他们甘愿领受最严厉的惩罚。他们同时还反驳说，这也同样是十分真实和令人信服的，别人胡乱加在他们头上的罪名不仅毫无证据，从情理上来推断也完全不可能。他们反问道：谁能认真地相信，既然福音书上一条条圣洁的戒律对于各种合法的享乐尚且要处处加以禁止，而今却会唆使教徒们去犯那些最值得咒诅的罪行，准能相信如此庞大的一个宗教团体竟会这样在自己的信徒心目中彻底毁掉自己的声誉；甚至相信这人数众多、品质各异、年龄不同、性别不同的人群对死亡或身败名裂的恐惧尚且无所畏惧，怎么倒会同意违背已被天性和教养深深印入脑中的做人的起码准则呢？这样一种无可辩驳的申辩，除了基督教的辩护士自身行为失当，为了发泄对教会内部敌人的切齿仇恨，不惜损伤共同的宗教事业的利益，是任何东西都无法动摇其真实性或将它驳倒的。他们有时暗示，有时更直截了当地宣称：强加于正统基督教徒头上的那些血腥的献祭活动和淫乱行为，事实上在马西昂派、卡勃克拉特派以及属于诺斯替派的几个小教派中是一直进行着的；而这些派别尽管有可能已成为异端，却仍然受着人之常情的驱使，并仍然遵循着基督教的戒律。其结果是，那些和基督教会脱离关系的分裂派也使用类似的罪名来指控基督教徒，而且在各个方面都有人声称，那种不堪入耳的最淫乱的行径在大批自称为基督教徒的人中，一直普遍存在。一个既没有时间也没有能力看清正统信仰和异端教派之间微妙的分界线的异教政府地方官们很容易会想象，这不同教派之间的仇恨迫使它们揭发出了彼此共同的罪行。政府的地方官员的温和、冷静的态度有时和他们的宗教狂热不相适应，在他们经过公正的慎重调查之后所作的报告中，总声称那些抛弃了正宗宗教信仰的派别所作的交待在他们看来是完全真诚的，他们的态度也是无可非议的，不管他们那种荒唐、过火的迷信如何会招致法律的惩处等等，这对首批基督教徒的安宁或至少对他们的名声来说，总是一件好事。 罗马皇帝们对待基督教徒的态度历史学的责任应是如实记录过去的史实以供后世借鉴，如果它曲意为暴君的行为开脱罪责或者为迫害活动寻找借口，那它实际是自取屈辱。但我们也必须承认，那些看来对原始基督教徒毫无善意的罗马帝王，其罪恶程度和动辄使用暴力和恐怖手段镇压任何不同宗教信仰的臣民的近代君主相比起来，仍可说是小巫见大巫。一个和查理五世或者路易十四相似的君王，从他们的思想情况或从他们的个人感情来说，完全应说能够理解不悖良心的权利、坚持信仰的责任以及过失不一定是犯罪的道理。但是古代的罗马帝王和各地政府官员对那些激励着基督教徒使他们不屈不挠地坚持自己的信仰的那些原则却一无所知，他们也不可能在自己的内心深处发现任何可以促使他们拒绝合法地，甚至也可以说很自然地皈依本国的神圣宗教制度的动机。那有助于缓解他们的罪责的理由一定也同样有助于缓和他们进行迫害的激烈程度。由于他们的行为的动力不是出于来自偏见的狂热情绪，而是出于立法者的温和政策，他们在执行针对卑贱的基督教徒制订的那些法律时，必常会由于蔑视情绪而有所缓和，或甚至由于慈悲心肠而免予处理了。全面地看看他们的性格和动机，我们很自然会得出以下结论：Ⅰ.只是在相当长一段时间过去以后，他们才感到政府对这些新教派不能漠然视之。Ⅱ.在给任何被控犯有这类奇特罪行的臣民定罪的时候，他们始终都小心谨慎从事。Ⅲ.他们从来不滥施重刑。Ⅳ.受攻击的基督教堂也常有一段和平、安宁的时期。尽管那些不厌其烦写下长篇巨制作品的异教徒作家们对有关基督教徒的问题显得十分冷淡，全不在意，我们却仍然可以根据真实的史料来证明这四点可能符合事实的假设。 Ⅰ.靠上天的巧妙安排，一层神秘的面纱蒙住了幼小时期的基督教会，而且在基督教徒的信仰趋于成熟，人数大为增多之前，一直保护着他们，不但免遭恶意的攻击，甚至使他们完全躲开了异教徒的耳目。缓慢而循序渐进地抛开摩西所规定的种种礼拜仪式，为更早皈依福音的人提供了一个安全无害的伪装。由于他们大部分都和亚伯拉罕同族，有行过割礼作为他们的特殊标志，直到耶路撒冷圣殿被毁以前，他们一直就在那里举行礼拜仪式，他们把摩西戒律和先知视为神的意旨的体现。那些在精神上接受以色列的天国之说的非犹太人，也被视作犹太人而受到咒诅；由于多神教徒们对于外表的礼拜仪式的重视更甚于实现信仰的内容，这个新教派原一直小心翼翼地掩盖着，或者说只是半吞半吐地吐露出，他们未来的伟大前景和期望，所以也能借助于，原来只给予罗马境内一个着名的古老民族的一般宽容政策，得到一定的保护。也许时隔不久，那些犹太人自己因受到某种狂热情绪和对异端的更大仇恨的刺激，慢慢觉查到他们的拿撒勒兄弟正在背弃犹太教堂的教义：于是他们十分乐意要把这些异端邪说淹没在它的信奉者的血泊之中。但是上天的意旨却已经解除了他们的这个恶毒念头的武装；虽然他们有时还能行使无法无天的煽动叛乱的特权，他们已不再拥有审判罪犯的司法权力：同时他们发现要在一个冷静的罗马政府地方官员的心中煽起他们自己的那种由狂热情绪和偏见引起的仇恨也确乎不易。各省总督曾宣布随时准备受理危害公共治安的案件，但当他们一听说问题的中心不是具体事实，而只是一些空话，只是关于某些犹太教的戒律和预言应如何解释的论争的时候，他们便觉得，认真地去研究在一些野蛮和迷信的人当中发生的不着边际的意见分歧，未免有损于罗马帝国的尊严。这样，第一批基督教徒的清白无辜倒是受到了无知和不屑过问的保护，异教徒地方官的法庭常常变成了他们躲避犹太教堂疯狂迫害的最安全的庇护所。确实，如果我们愿意接受那个过于轻信的从古代遗留下来的传说，我们也会在这里重述十二使徒漫游异邦的行程，他们的种种神奇业迹，以及他们各自不同的死难情景：但是，经过一番更细致的研究，却会使我们不能不怀疑，这些曾目睹基督创造各种奇迹的人，如何可能会被允许在巴勒斯坦境外，以自己的鲜血来证实他们所言不虚①。从一般人的正常寿命来判断，我们会很自然地认为，在犹太人的不满爆发成为那场必以耶路撒冷的彻底毁灭告终的疯狂战斗之前，十二使徒中的大多数都应该已经死去了。 从基督死去到那场令人难忘的暴乱之间经过了很长一段时间，而在整个这段时间中，除了在基督死后35 年，那场大暴乱发生之前两年，尼禄曾对帝国首都的基督教徒突然进行过一次短暂而残酷的迫害之外，我们没有发现罗马政府改变宽容政策的任何迹象。我们所以能够知道这一独特事件的历史面貌，主要依靠了那位具有哲学头脑的历史学家，仅凭他的人品也足以使我们不能不对这段史料作一番最认真的思考。 尼禄当政的第10 年，帝国首都遭到了一场声势空前、前所未有的大火灾。一座座希腊艺术和罗马业绩的丰碑，一件件布匿战争和高卢战争中俘获的战利品，最神圣的庙宇和最壮丽的建筑，全都在这一片火海中化为灰烬。 罗马城所划分的十四个区或地段只有四个区侥幸保持完好，三个区完全被夷为平地，其余七个区经过一场烈火的焚烧之后呈现出一派断壁残垣的凄惨景象。看来政府也曾十分留心，不遗余力地缓和这场巨大灾难所产生的心理影响。所有的皇家花园都为受灾的民众敞开了大门，迅速搭起大批临时建筑供灾民栖身，同时还以较低廉的价格向灾民提供充足的粮食和其它必需品。关于重整市容和修筑民房的命令似乎体现了一种最宽厚的政策；而且，正如在昌盛时期通常会发生的情况一样，罗马大火，在经过数年之后，倒造就了一座比以前更加整齐和更加华丽的新城市。但是，在这期间尼禄极力装出谨慎小心和仁慈的态度也全都不足以消除民众对他的怀疑。任何罪行都可能会被加在这个杀妻弑母的凶手的身上；对于一个自甘下贱居然去登台献艺的国君，谁都会认为没有什么他不可能干的最荒唐的蠢事。因此当时谣言四起，竟说是这位皇帝本人放火烧毁了自己的都城；由于愈是荒诞不经的故事往往愈能为怒火中烧的民众所接受，当时更有一个耸人听闻，而且被人们坚决相信的说法，说是尼禄曾一面欣赏着由他亲手点燃的满城大火，一面弹着七弦琴，高唱着古代特洛伊城的毁灭。为了转移靠专制权力也无法压制下去的这种疑心，这位皇帝决定抓出几个虚假的纵火犯以洗刷自己的罪行。“带着这种想法（塔西佗继续写道）他对那几个被斥为基督教徒，早已声名狼藉的人① 在德尔图良和亚历山大里亚的克莱门斯时代，殉教者的荣誉仅只加之于圣彼得、圣保罗和圣雅各。只是到后来，较晚的希腊人才把这一荣誉逐步加到其余的使徒们身上，他们还谨慎地在罗马帝国疆域之外的某个遥远的国家，为这些使徒选定了传道和受难的场所。 用尽各种奇妙的酷刑。基督是在提比略在位时被巡抚庞提厄斯·彼拉多下令处死的，基督教徒便是来之于他，并以他的名字命名的。这个有害的迷信教派曾在短时期内遭到压制，但它后来又再度发作，而且不仅只出现在这个邪恶教派的发源地犹地亚境内，而且甚至蔓延到了一向能为最下流、最恶毒的活动提供保护的罪恶渊薮罗马城。被抓的人供出了大批的同谋者，这些人最后全部被定罪，但并不是因为他们放火烧了罗马城，而是因为他们憎恨人类。 他们在残酷折磨中被处死，同时还受到种种凌辱和嘲弄，有的人被钉在十字架上，有的人给周身缝上兽皮给发狂的猎犬去撕咬，还有些人身上涂满易燃物质，点着了用作照亮黑夜的火把。尼禄的花园更是这惨无人道的景象的集中地点，届时还举行赛马活动，皇帝本人则往往打扮成驾车人模样，混杂在人群之中。基督教徒们所犯的罪真是应该受到严惩，由于人们感觉到，这些不幸的可怜人的牺牲并无益于公共福利，而只不过是满足了一个凶残成性的暴君的嫉妒心理，民众对他们的憎恶很快又变成了怜悯。”以好奇的眼光观察人类进化史的人或许会注意到，尼禄的那些曾经被首批基督教徒的鲜血污染，座落在梵蒂冈的御花园和竞技场，后来却由于这个被迫害的宗教的胜利和滥加处置而变得更加知名了。在同一块地方，一座比古代的太阳神神庙还更为壮丽的宫殿已经由历代基督教教皇修建起来，这些教皇已经从一个加利利的的卑贱的渔夫①的手中获得了统治全世界的权力。继承了罗马皇帝的宝座，为征服罗马的野蛮民族制订了法律，并把他们的精神统治的范围从波罗的海岸边一直扩展到大西洋岸边。 但是，关于尼禄所进行的大迫害活动的记述还不能就此结束，我们还必须作出几点说明，以期解开有关此一问题的几个疑团，并为了解其后的教会的历史演变提供一些线索。 1.疑心最重的批评家也不得不承认上述这一离奇事件的真实性，以及塔西佗这段着名记述的可靠性。前一点已经为勤奋和治学谨严的苏埃托尼乌斯所证实，他也提到过尼禄曾对一个新的罪恶的教派基督教徒进行过惩罚。可为后一点作证的则有：一些说法相同的古老的手稿；塔西佗的那无法模仿的独特风格；他的可以保证他的着作不致被狂热分子篡改的那崇高的声望；以及他那段记述的主要精神，虽曾指控第一批基督教徒罪恶滔天，却丝毫并未暗示他们有任何异乎常人的超凡的或甚至奇异的能力。2.尽管塔西佗有可能出生于罗马大火的前几年，他也只能通过阅读史料和从别人的谈话中了解到在他幼年时期发生的那一事件。但他却曾一直没没无闻地生活了许多年，直到他的天才已完全成熟之后，他才开始为公务献身，但当他由于对高尚的阿古利科拉的出于感激之情的怀念，写出使千载之后的人也将为之震奋，并受到教育的最早的一部分历史篇章时，他已是40 多岁了。在以阿古利科拉的传记和日耳曼人简史一试身手之后，他开始设想，并最后完成了一部更加宏伟的巨着——自尼禄败亡至涅尔瓦即位的30 卷本罗马史。涅尔瓦的治理迎来了一个公正和繁荣的时期，塔西佗的晚年便完全用以撰写这段时期的历史；但是当他更仔细地研究了他要写的题材之后，或许他感觉到从自己的荣誉和免遭人怨来考虑，与其颂扬在朝的专制帝王的美德，倒不如去记述昔日的暴君的罪恶，因而他决定以编年史的形式描绘了奥古斯都前后相继的四代帝王的行迹。要将80 年间的各种历史事实搜集起来，整理、剪裁和润色成一部不朽① 指耶稣的第一个门徒彼得。——译者的着作，使这部史书中的每一句话都包含着真知灼见，并描绘得唯妙唯肖，这样一件工作甚至对像塔西佗这样的一位天才来说，也完全足以消耗掉他的大半生的时间了，在图拉真统治末期，当这位战功显赫的君王把罗马的势力扩展到它的旧的疆域之外的时候，这位历史学家却在他的编年史第二和第四两卷中描写了提比略的暴政；而当塔西佗按照预定的程序还没来得及写到首都大火和尼禄对不幸的基督教徒的残酷行径的时候，哈德良必是已经继承王位了。其间相距仅仅60 年，作为编年史家他有责任接纳当代人的各种观点；但是，作为一位哲学家，他在悉心研究那个新教派的起源、发展和性质的时候，却很自然地不得不抛弃尼禄时代的认识或偏见，而以哈德良时代的一般见解为依据。3.塔西佗常常信赖读者的好奇心和想象力，他把许多中间环节的事实和观点，留给读者自己去补充，而由于过分注意文字简洁，自己也想着略去为好。因此，我们可以大胆设想必有什么特殊原因导致了尼禄对基督教徒的残酷迫害，否则，按当时的基督教徒们的隐秘生活和他们的清白无辜来看，他们原不可能会触怒尼禄，甚至也不会引起他的注意的；在故乡备受压迫，那时大量聚居在首都的犹太人显然更容易引起皇帝和民众的怀疑：何况一个已经感到对罗马的压迫忍无可忍的被征服的民族，不惜采取最残酷的手段来报此深仇大恨，似乎并不是决不可能的事。但是，犹太人在皇宫里，甚至在暴君的心腹中都有很有权势的辩护人；尼禄的皇后和情妇，美丽的波培娅以及一个受宠的犹太族演员，已经在为这个惹人厌恶的民族说情。现在为了让犹太人不受惩罚，便必须另找到一些替罪羊，于是也就很可能马上有人提出，虽然真正的摩西信徒与罗马大火没有关系，他们当中却产生了一个有害的新教派加利利派，这个教派可是什么罪恶活动都干得出来的。在加利利派这个名称之下，有行为和信仰都截然相反的两类人被混为一谈了：一类是拿撒勒的耶稣的信奉者，一类是高卢人犹大的狂热信徒。前一类人是人类的朋友，后一类才是人类的敌人；他们之间的唯一相似之处在于，在扞卫自己的信仰方面他们都从来决不让步，因而使得他们对死亡和残酷折磨全然无所畏惧。犹大的追随者在煽动起自己的同胞进行叛乱之后，很快全都葬身于耶路撒冷的废墟之中，而后来普遍被称为基督教徒的耶稣的信徒却遍布在整个罗马帝国各地。处在哈德良时代，塔西佗竟把这类原应更公正、更合理地归之于一个几乎已被人完全淡忘的邪恶教派的罪行和灾难归之于基督教徒，实在是再自然不过的事！4.不管人们对这种猜想（因为这实际只不过是一种猜想）抱着什么看法，非常显然，尼禄对基督教徒进行迫害所产生的后果，包括它的原因都仅限于罗马城的区域之内；加利利派或基督教徒所信奉的教义本身从来不曾成为惩罚或甚至加以追究的的罚证；以后，由于他们曾在较长时间内遭受苦难的观念一直和残暴和无理虐待的观念连系在一起，后来继位的几位较为温和的皇帝便都倾向于尽量宽容这个曾长期受到一个始终与善良和无辜的人为敌的暴君压迫的教派。 值得注意的是，耶路撒冷的庙宇和罗马的太阳神庙几乎是同时毁于战火之中；看来也同样让人感到奇怪的是，信徒们自愿向耶路撒冷神庙所作的捐献，竟然被一个横暴的征服者挪作修复和装饰太阳神庙之用。罗马帝王向犹太人普遍征收了人头税；虽然每个个人所缴税额十分有限，但这笔税款所派的用途以及征敛手段之严厉，却使人认为是一项让民众不堪其苦的苛政。由于税务官们对许多和犹太人既无血缘关系也无宗教关系的人都可以任意照样收税，那么那些原来借犹太教堂为庇护所的基督徒们自然不可能逃脱了那种贪婪的勒索。基督教徒一向就唯恐沾惹上偶像崇拜的嫌疑，他们的良心自然不容许他们去为一个以太阳神庙朱庇特的身份出现的魔鬼尽力。由于基督教徒中尽管数目日减，却仍有相当数目的人依旧信奉摩西的戒律，他们想掩饰自己的犹太人出身的努力是很容易被行过割礼的事实立即加以揭穿的；而罗马政府的地方官员也没有功夫去研究这两派教义上的差异。在被带到皇帝的，看来更有可能是犹太巡抚的，法庭上受审的基督教徒中，据说曾有两个人，以其出身论，甚至比那些最伟大的君主还要更高贵得多。他们是基督的亲兄弟使徒圣犹大的两个孙子。他们本来具有的继承大卫王位的资格也许很可能会引起民众的尊敬，从而招致巡抚的猜疑；但他们衣着的破旧和谈吐的平庸很快便使巡抚相信，他们既无意也全然无能扰乱罗马帝国的安宁。他们公开承认了自己的王室血统以及他们和救世主的近亲关系；但他们否认有任何世俗的想法，声称他们希望建立的王国是纯属精神世界的天国。当被问到他们的财产和职业的时候，他们伸出了那由于每日辛勤劳动而长满老茧的双手，说他们完全靠耕种为生，他们在科卡巴村庄附近有一块面积约24 英亩的土地，价值约9000 德拉克马，或约300 英镑。于是，这两个圣犹大的孙子便被巡抚在既怜悯又鄙视的心情之中释放了。 但尽管大卫王室的衰落终使他们免遭暴君的怀疑，当时他的本家族的兴旺鼎盛却使得天性怯懦的图密善感到坐卧不安，而这种不安只能靠那些为他所恐惧、所憎恨或者所尊敬的罗马人的鲜血才能消除。他叔父弗拉维乌斯·萨比努斯的两个儿子，大的很快便以谋反意图被定罪，小的弗拉维乌斯·克莱门斯则只是由于自己怯弱、无能，才得以免于一死。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皇上对这个十分老实的亲属恩宠备至，把自己的侄女多米蒂娜嫁给他，把他们生的孩子收为嗣子，将来有希望继承王位，还赐与孩子们的父亲以保民官的荣誉。可是，这位保民官一年的任期还没有届满，他便被以一个微小的借口判刑处死；多米蒂娜也被放逐到坎帕利亚海岸边的一个荒岛上去；另外一大批被株连的人也或者被处死，或者财产被没收了。加之于他们的罪名是宣扬无神论和行同犹太人；按照当时的地方政府官员和作家对基督教徒模糊而片面的理解，由此二者离奇结合而成的罪名，除了基督教徒，加在任何人身上都是绝对不合适的。凭着这样一个似乎可能的解释，并由于过于迫切地希望拿一个暴君的多疑作为他们死得光荣的证据，于是教会便把克勒门斯和多米蒂娜都算在第一批殉教者的名单之中，并把图密善的暴虐行径称为第二次大迫害。但是，这一次迫害（如果可以这样称谓的话）延续的时间却不长。在克勒门斯被处决，多米蒂娜被流放数月之后，原属多米蒂娜的一名深得她的恩宠，但并未信奉她的宗教的已获得释放的奴隶斯梯芬便在皇宫里刺杀了图密善。元老院加于死去的皇帝种种恶名，他的一些敕令被废除；被他流放的人被赦回；在涅尔瓦温和的统治下不仅无辜的受害者恢复了原来的地位，发还了财产，就连一些罪恶极大的人也获得赦免，或者逃脱了惩罚。 Ⅱ.大约10 年以后，在图拉真的统治之下，小普林尼被他的朋友和主子任命为比萨尼亚和本都地方的总督。他到任不久，很快就发现对于这样一个和他的仁慈心地完全不相容的差事，他完全不知道该根据何种司法准则或法律条文来进行工作。小普林尼从来不曾参与审理和惩治基督教徒的案件，对于基督教徒他仅只知道这个名称，至于他们的罪行的性质如何，该如何定罪，以及该给他们何种惩罚，他全然一无所知。在这种不知所措的情况下，小普林尼便按他惯常采取的策略，对这个新迷信教派的情况写下一篇公正的，有时甚至有些偏袒的奏章呈交给图拉真裁定，请求皇帝屈尊解开他的疑团，开导他的无知。小普林尼一生既热心于求知，也一直在官场中周旋。他从19岁开始便在罗马法庭上以出色的辩词一鸣惊人，在元老院占有一席之地，荣任过保民官，而且交游甚广，同意大利以及各行省的各阶层的人都有联系。 因此从他的无知中，我们倒可以得出一些有用的信息。我们可以断定，当他担任比萨尼亚总督的时候，当时并不曾有任何有效的反基督教徒的法令或由元老院发布的训令；无论是皇帝图拉真或是在他以前的几位较公正的皇帝，他们的敕令都被收入在民事或刑事法典中，他们谁也没有公开表明过他们对这个新教派有何打算；而且，不论在法庭上曾进行过何种反对基督教徒的活动，其中却没有一件具有足够的影响和权威性，使它足以构成可供政府地方官员遵循的先例。 图拉真的批复，对比着他那套有关宗教政策的错误思想来看，也算表现了足够的公正和仁慈，因而其后有相当长一段时期，基督徒常据此来为自己辩护。图拉真皇帝并没有表现出宗教法庭审问官的那种热情，一定要查问出点滴的异端邪说，使被判罪的人数越多越好，与此相反，他更关心的倒是保护无辜者的安全，而不是防止犯罪者漏网。他承认要制订一套普遍适用的法律甚为困难；但他颁布的两项较为宽大的法令对一些受折磨的基督教徒倒起了支持和保护作用。他虽然也明令指示地方官员惩办那些已经依法定罪的基督教徒，但出于人道的考虑，又自相矛盾地禁止他们对假定的罪犯进行审讯。 他同时还规定不要因有人告发便立即进行追究。对匿名指控，这位皇帝一律拒不受理，认为这种可鄙的做法有损于政府公道；因此他严格规定，如要以信奉基督教异端给人定罪，便必须有光明正大的控告人正式出庭作证。也还完全可能，任何充当告发人这样一个招怨的角色的人，都必须公开说明他产生怀疑的根据，具体指出被控告的基督教徒在何时何地参加过什么秘密集会，而且还要列举出一大批基督教徒对外界异教徒严格保密的种种内部情况。如果他们的指控奏效，他们将招致一个人数众多而又颇为活跃的集体的痛恨，遭到思想比较开明的一部人的谴责，并将一如在其它任何国家和任何时代一样，被视为卑鄙的告密者。反过来，如果最后证明他控告不实，按照哈德良皇帝颁布的一项反坐法，凡诬告自己的同胞犯有基督教异端罪者，将受到极为严厉，直至死刑的惩罚。个人之间或出于宗教考虑的仇恨，当然有时候也可能会压过了遭受侮辱和危害的极其自然的恐惧；但我们却也很难想象，对于如此冒险的一种指控，罗马帝国的异教徒们会不经意地轻易一试。 一种常被用来逃脱法网的计谋，颇足以证明他们常常如何有效地制止了一些出于私人仇恨，或出于迷信狂热而定下的害人的计谋。恐惧和羞耻之心只对个人具有强大的节制作用，但在一个盛大的、喧闹的集会上，它的作用便会丧失殆尽了。那些虔诚的基督教徒，有的希望获得，有的又力求逃避殉道的光荣，因而他们或是迫不及待，或者提心吊胆地等待着按规定又将来临的节日庆典和竞技会的到来。一到了这种场合，帝国各大城市的居民全都会聚集到竞技场或者露天大剧场去，那地方的气氛以及在那里举行的各种宗教仪式全都能激发起他们的狂热情绪，而淹没掉他们的人性。当无数的观众头戴花环，满身经过香薰，用牺牲的鲜血净化过自己的灵魂，置身于他们的保护神的神像和祭坛之中，全部沉浸在他们认为是他们的宗教信仰所必不可少的一部分的欢乐之中的时候，他们便会想起，只有基督教徒憎恶全人类共有的诸神，他们怀着阴暗心情拒不参加这庄严的集会，看来就是在对这公共的喜庆活动进行侮辱或表示厌恶。如果帝国最近遭到过任何灾难，比如一场瘟疫、一次饥荒，或一场战争失利；如果第伯河泛滥成灾，或者尼罗河水没有漫进地里；如果发生过地震或者季节的寒暑失调，那么迷信的非基督教徒便相信这全是基督教徒的过错，他们的罪孽和渎神活动，虽得到过分仁慈的政府的宽恕，上天却终于震怒了。在一大群狂乱的、被激怒的暴民中，诉讼案是不会按正当的法律程序进行的；在一个被野兽和格斗士的鲜血染污的露天剧场里是不可能听到怜悯的声音的。巨大人群的不耐烦的吼叫声指控基督教徒是所有的人和神的公敌，呼吁判处他们最残酷的刑罚，而且会在这个新教派中挑出一两个出头最多的人物，带着无比激愤的情绪呼喊着他们的名字，要求把他们立即抓来扔进狮子房去。主持这类集会的行省长官和地方官，一般都会满足民众的这种要求，牺牲几个最惹人恨的基督教徒，以平息他们的怒火。但是，一些罗马皇帝的明智保护了基督教徒，使他们免遭暴乱群众通过这种任意指控的办法给他们带来的伤害，而且还公正地谴责了这类做法，认为这既不符合他们的坚强统治的要求，也有损帝国政府的公道。哈德良和安东尼·皮乌斯的敕令都明确宣布，集会上民众的呼喊永远不能作为对热心信仰基督教的人定罪或进行惩罚的合理见证。 Ⅲ.定罪之后也不一定必将服刑，那些通过证人的证词，或甚至自愿招供，充分说明自己有罪的人也仍然自己掌握着选择生或死的权力。因为使地方政府官员最为忿恨并不是过去的罪行，而是目前的抗拒态度。他们自信对被定罪的人提出了非常宽大的赦免条件，因为他们只要同意在祭坛上敬几柱香，就可以平平安安地在一片掌声之中当场被释放。一个仁慈的法官的责任，大家都认为，应该是竭力感化，而不是惩罚那些迷途的狂热分子。他们根据被告人的不同年龄、性别和具体处境而采取不同态度，常不惜屈尊为他们一一指出活着将如何如何充满乐趣，死亡是何等可怕；他们苦口婆心地劝说，有时甚至于请求他们要多少对他们自己以及他们的家人和亲友有几分同情之心。如果劝说和威胁都不起作用，他们还会使用暴力；于是皮鞭和刑架便会用来以补充劝说之不足。为了制服一个在异教徒看来如此顽固、如此怙恶不悛的罪犯，他们会不惜使用各式各样的酷刑。古代的基督教的辩护人多曾真实而严厉地指责过他们的迫害者的这种离奇的行为，他们违反一切原则和正当的法庭程序，使用酷刑的目的不是要强迫罪犯承认自己所犯罪行，却是要他否认自己的罪行。其后接连几代的修道士们孤寂无聊，竟以研究早期殉教者所受各种死刑和苦刑为乐，他们更挖空心思自己发明了许多想入非非的离奇的酷刑，特别是他们公然假想，狂热的罗马政府地方官置一切道德观念和公共廉耻于不顾，竟然对那些他们无法征服的人进行奸污，而且下令说对那些拒绝被奸的人可以使用最野蛮的暴力。据说那些视死如归的虔诚的妇女往往被迫受到更严酷的考验，要她们决定，在她们看来宗教信仰和自己的贞洁究竟何者更为重要。奉命前来奸污她们的淫荡的青年事先都曾受到法官庄严的告诫，要他们对那些不愿向维纳斯爱神的祭坛敬香的渎神的处女，必须尽最大的努力来维护爱神的荣誉。可是，他们的强暴行为一般都不能得逞，总会有某种神奇的力量及时进行干预，使这些贞洁的女基督教徒终于免遭即便是身不由己的蹂躏。在这里我们不能不讲明，在比较古老的，也比较更为可信的教会的记录中，却很少有这类夸大其词的污秽的笔墨①。 ① 杰罗姆，在他的有关保罗和隐士的传说中就讲了这么一个离奇的故事。说有一个年轻人，被捆绑在一张对早期殉教者所以会作出此种完全不顾事实真伪和有无可能性的描绘，主要是由一个很自然的误解引起的。四五世纪的教会作者妄加猜度，认为罗马政府地方官也必然像他们自己对他们那个时代的异教徒或偶像崇拜者一样，对这些人怀有势不两立的狂热仇恨。诚然，一些由普通人变为朝廷显贵的人也可能会沾染上了民众的偏见，另一些人出于贪欲或个人恩怨也可能会变得和别人一样残酷无情①。但是必须肯定，同时我们还可以以早期基督教徒的感激涕零的供状作为证明，绝大多数在各省代替皇帝或元老院行使权力并专被赋予生杀大权的地方官员都是些温文尔雅颇有教养的人，他们尊重法治精神，通晓各种哲理。他们往往拒绝执行可厌的迫害人的任务，对某些控告根本不予受理，或者向被控告的基督教徒指明一些逃脱法律罪责的办法，使他们免遭法律的惩处。每当他们被授与可以自行决断的权力的时候，他们总尽量运用这种权力去解救、去帮助一直遭受迫害的基督教徒，而不是利用它去进一步压迫他们。他们完全没有对被告到他们的法庭上来的基督教徒一个个全都判罪。更没有把那些狂热地坚持新信仰而被判罪的人全都处死。在大多数情况下，他们一般都满足于给他们一些比较温和的处罚，如监禁、流放或者发配到矿山服苦役，让这些在他们手下遭到不幸的牺牲者存在一线希望，万一遇上新主即位、皇室婚姻或者某位皇帝战争得胜等国家庆典，大赦天下，他们也就很快可以恢复原来的处境了。被罗马政府地方官立即处死的殉教者，看来只是从两个极端中仔细挑选的少数人。他们或者是主教或长老，一些在基督教徒中最有地位和影响的人，处死他们对全体教徒可以有杀一儆百的作用；再不然就是些基督教徒中最卑贱的人，特别是那些处于被奴役地位的贫民，这些人的生命被看作不值一钱，他们的苦难在古代人看来，根本不值得在意。通过亲身经历和广泛阅读精通基督教史的学识渊博的奥利金，曾经十分明确地讲，真正殉道者的人数是微不足道的。单凭奥利金的权威性实在已足以完全推翻所谓曾出现一支殉道者大军的说法，尽管从遍布罗马各地许多地下墓穴中搜寻到的殉教者遗骨和遗物塞满了许许多多的教堂① 他们的神奇业绩更成了连篇累牍的圣徒传奇的主题②。而且，奥利金的一般性论(，) 断还可以从他的朋友狄奥尼苏斯的具体证词中得到解释和证明，狄奥尼苏斯生活在亚历山大里亚那样一座大城市里，并一直受到狄奥尼西乌斯的严厉迫害，但按他估计因信奉基督教而被迫害至死的殉道者，大约仅只有十男七女。 铺满鲜花的床上，忽然有一个美丽、淫荡的荡妇前来对他进行勾引。他为了抑制住自己越来越大的冲动，不得已咬掉了自己的舌头。 ① 卡帕多西亚的总督克劳狄·赫尔米亚努斯就因为他自己的妻子信了基督教，而对基督教徒变得无比凶残。 ① 如果我们记得罗马的平民并不都是基督教徒，而所有的基督教徒并不都是圣徒或殉教者。我们便立即可以判断，把从一个公共坟场中挖出来的一块骸骨或一个骨灰罐随便尊之为神物，其正确性是多么微乎其微。 在10 个世纪的自由、公开贸易之后，一些最有学识的天主教徒也开始怀疑了。他们现在要求有B.M.字样，一小瓶被假定为血浆的红色液体或一棵棕梠形象，作为神物或殉教者的证据。但那前二者实际无足重轻，至于最后一项，有些批评家已经指出——1.那所谓的棕梠树的形象可能只不过是一棵柏树，或者只是一个句点，或在碑文中常用的一个逗号的花体。2.在异教徒中棕梠树一般被看作是胜利的象征。3.在基督教徒中，它也不仅用来作为殉道者的象征，常常还作为令人欢欣的复活的象征。 ② 作为这类传说的一个典型例证，我们只须想一想，有10000 基督教士兵在同一天中被图拉真或哈德良一起钉在十字架上一事就完全够了。据说这里是由于有一个既可作一千解，又可作士兵解的缩写字Mil，于是引起了某种离奇的误会。 西普里安殉教始末就在迫害正在进行的这同一时期，那位能言善辩、雄心勃勃的西普里安，不仅统治着迦太基，甚至还统治着整个阿非利加的教会。他具备着能使信徒们对他肃然起敬，而使异教徒地方官对他产生怀疑嫉恨的一切品质。这位主教的性格和地位，似乎使他注定要成为最显眼的引起嫉妒和招致危险的目标。然而西普里安一生的经历已足以证明，我们凭着想象过分夸大了这位基督教主教的危险的处境；他所遭到的危险比一些世俗的野心家，为追求富贵荣华而甘愿受到的风险，要小得多。在短短的10 年当中，先后就有四位罗马皇帝随同他们的家族亲信和追随者死于刀刃之下，而在这期间这位迦太基主教却凭着自己的威望和辩才一直指导着阿非利加教士团的工作。只是在他就任主教3 年后短短的数月内，他有理由对德基乌斯皇帝的严厉的赦令，对地方长官的猜疑，对在公共集会上要求把基督教徒的领袖西普里安扔进狮子窝的狂喊乱叫感到恐惧。出于谨慎考虑，他感到有必要暂时回避，最后也这样做了。他只身逃到一个无人知晓的偏远的地方隐藏起来，从那里他仍同迦太基的教士及民众保持着经常的联系；在那里他一直等到风暴过去，这样他不但保全了自己的性命，而且于自己的权力或声望也丝毫无损。不过，他这种过于谨慎的做法仍不免遭到一些更严厉的基督教徒的批评和惋惜，并受到一些私敌的辱骂，他们都认为他这种做法是公然放弃最神圣的职责的一种怯懦和犯罪行为。据说他为自己辩护提出的理由是，他认为暂时保存性命以便日后紧急时为教会效命并无不当之处，过去的几位主教已经有例在先，而且他自己还说，他经常受到神的启示，要他这样做。但他的最有效的辩护却是在大约八年之后他决定以身殉教时的视死如归的气概。关于他殉教的真实情况，已有人以高度的热情和公正态度记载下来。因此，这里只要摘录其中一些最重要的情节便足以使我们对罗马当局迫害基督教徒的方式和精神有一个最清楚的了解了。 当瓦勒良第三次、伽利埃努斯第四次担任执政官的时候，阿非利加总督帕特努斯在自己的私人议事厅里招见了西普里安。他在那里向他传达了他刚刚收到的一道皇帝敕令，要求所有背弃罗马宗教的人立即重新参加自己的列祖列宗一向进行的宗教仪式。西普里安毫不犹豫地回答说，他是一个基督教徒，并且是主教，只信仰唯一的真正的神，现在他每天都在这位真神面前为自己的合法君主，两位皇帝陛下祈祷。他以不卑不亢的态度申辩说，一个公民有权对总督提出的这类令人不快、甚至有些越出法律权限的问题拒绝回答。就这样，西普里安以抗上罪被判处流刑；他立即被遣送到库鲁比斯去，那是泽吉塔那的一个自由的海滨城市，气候宜人，土地肥沃，距离迦太基大约40 英里。这位被流放的主教在那里过着舒适的生活，并以自己的坚贞不屈态度自负。他的声名传遍了阿非利加行省和意大利；为教导广大的基督教徒，他的事迹被编印成册，广为传播；他的闲居生活也常被基督教徒们的书信、来访，和表示祝贺的文书所打断。后来，来了一位新总督，有一段时间西普里安似乎生活得更好一些了。他被从流放地赦回，这时虽然仍不准许他重返迦太基，却让他在首府郊区原来属于他的一个花园里居住。 后来，就在西普里安第一次被捕整整1 年之后，阿非利加总督加列里阿·马克西姆斯接到了皇帝关于处死一批基督教教父的敕令，迦太基主教意识到自己必将被挑选出作为第一批牺牲者之一，一开始脆弱的性格使他决定秘密潜逃，以躲开危险和回避殉教者的光荣；但很快他就又恢复了和他身份相称的坚强毅力，于是他又返回花园住地，静待死神的使者来临。奉命前来押解他的两名高级军官让他夹在他俩中间坐上了一辆马车，由于当时总督无有空闲，他们没有把他带往监狱，而把他带到属于他们二人之一的一所私宅里去。他们预备了一桌精美的晚餐来款待这位主教，并允许他的朋友们最后一次来和他相会。而同时，外面的街上已挤满了为自己的精神领袖面临的命运感到焦虑和恐惧的大群的信徒。第二天早晨，西普里安被带上了总督的法庭，总督先询问了他的姓名和案情之后，便命令他向罗马神献祭，并一再要他考虑拒绝献祭的后果。西普里安毫不含糊地断然拒绝了，于是，总督在和身边的陪审人员商量一番之后，便带着不得已的神态宣布了死刑判决。判决书是这样写的：“由于塔西乌斯·西普里安敌视罗马诸神，更由于他私自纠集犯罪集团，在他的诱导下，公然违抗二位至高无上的瓦勒良与伽利埃努斯皇帝陛下的法律，本法庭宣判，将他立即斩首。”处决他的方式，以其温和程度和力争减少死者痛苦的情况而论，可谓前所未有，另外也没有准许对这位迦太基主教动用酷刑逼迫他放弃自己的信仰或供出同谋。 判决一宣布，守候在总督府门口等信的大群基督教徒，立即爆发出一阵“我们愿同他一道死”的呼声。他们的这种强烈的热情的流露对西普里安没有任何帮助，对他们自己倒也不致招来任何危险。在几个保民官和百夫长的护卫下他既没有反抗，也没有受到任何侮辱，他被解往刑场去，那是近郊的一处宽敞的平地，在那里早已挤满看热闹的人群了。忠于他的他原来的执事和副主祭们获准陪伴着他们的主教。他们帮助他脱下上衣，在地面铺上亚麻布以便承接他的宝贵的圣血，并听取了让他们赠给刽子手25 枚金币的命令。 然后，这位殉教者用双手蒙住了自己的脸，于是一击之下，他的头颅便离开了他的躯体。他的尸体在原处存放了几个小时供好奇的异教徒观看，但是到了晚间便被一支高举着灯笼火把的壮观的队伍搬走，送往了基督教徒的墓地。公开举行的西普里安的葬礼没有受到政府地方官的任何干涉；那些参加送葬和祭奠活动的基督教徒也没有遭到审问或受到惩罚。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在阿非利加行省共有那么多的主教，却只有西普里安第一个被认定有资格获得殉教者的桂冠。 西普里安当时有权选择或者作为一个殉教者死去，或者作为一个叛教者活着，不过这种选择却关系着他死后的毁誉荣辱。即使我们假定这位迦太基主教当初从事基督教活动仅是为了满足自己的贪欲或野心，他这时仍然不能不全力保持自己一直表现出来的面目，而且，如果他还具有一点最起码的男子汉气概，他也只能宁愿去忍受最残酷的折磨，而不能一失足成千古恨，置自己一生的名望于不顾，使自己从此遭受基督教徒弟兄的唾骂，并为异教徒所不齿。但如果西普里安的宗教热情的确曾得到了对他所宣讲的那些教义的信念的支持，那么那殉教者的桂冠对他便只会是一件求之不得的荣誉，而决不会使他感到恐惧。从前代教父们的一些振振有辞，但语义含糊的演说词里，我们很难弄清他们的确切思想，同时也无法确定，那些有幸为基督教事业献身的人们，对于生前十分肯定许诺给他们的不朽的光荣和幸福究竟体会到何种程度。他们不辞辛劳地反复对人们宣讲殉教的烈火将如何弥补人的一切过失，洗清一切罪愆；并说普通基督教徒的灵魂必须要经过一个缓慢而痛苦的净化过程，那经过了考验的受难者才会立即进入永远幸福的天国，在那里他们将跻身于众先知、使徒和大教长之中，与基督一同统治人世，并协助基督掌管审判全人类的职责。这种可以流芳百世的保证和一般人天生的虚荣心极易吻合，因而常常能给殉教者鼓起勇气。罗马或雅典授与那些为国捐躯的公民们的荣誉，和早期教会对壮烈的殉教者所表达的热烈的感激之情和崇敬相比，便显得只不过是冷冰冰、空洞洞地虚应故事而已。每年都要举行一次神圣的仪式以纪念殉教者高尚品德和所受苦难，最后并以全体进行祈祷作为结束。在那些曾当众坚持自己的宗教信仰的基督教徒中，有些人被执法官从法庭或从监狱里释放出来（这是常有的事）。也会受到和他们殉教未成的行为和他们所表示的决心相应的荣耀。最虔诚的女教徒会纷纷请求亲吻他们曾戴过的镣铐和他们身上的伤口。他们的身体被视为神圣，他们的意见会受到额外的尊重，但他们也常常由于得意忘形、不自检点而滥用了他们靠宗教热情和坚韧精神给他们带来的尊荣①。这类殊荣一方面表彰了那些为信仰基督教而受苦和献身的人的高尚美德，但也显示出这种人实在为数不多。 头脑清醒、较为谨慎的现代人，对早期基督教徒的狂热情绪可能只会指责而不会仰慕，也或者虽可能仰慕却决不会去摹仿，因为根据苏比西乌斯·塞维鲁的生动的描述，那时的基督教徒之渴望成为殉教者的急切心情更甚于后代人之渴求获得一个主教席位。依纳爵在戴着镣铐穿行于亚细亚各大城市之间时写下的一些书信所表现的情绪，实非普通人的天性所能容忍。他狂热地祈求罗马人，在他被投入露天斗兽场的时候，千万不要出于好心，但实际十分无理地进行干预，夺去他将获得的殉教者的光荣，并声称他已决心要挑逗或激怒那些可能成为他的解脱工具的野兽。也有些故事特别谈到了某些殉教者的勇气，他们真把依纳爵说他要做的事付诸实施了，他们故意引得狮子发怒，催促刽子手赶快行刑，或兴高采烈地往专为他们预备的烈火中跳去，并且在那剧烈的痛苦折磨中表现出无比欢欣的神态。有些故事还讲到有的狂热分子对罗马皇帝为保护基督教徒的安全而颁布的一些限制性法令表示不能忍耐。有些基督教徒有时因为没有人告发他们，就主动坦白自己的信仰，粗暴地去搅扰异教徒公开的宗教仪式，或成群结队地涌到罗马地方官的法庭周围，大喊大叫要求官府拿他们去治罪。基督教徒的这类做法实在太露骨，不可能会不引起早期哲学家们的注意，但他们的反应似乎只是感到惊讶，而很少钦佩之意。他们无法理解，有时候有些基督教徒的坚毅精神竟是那样超出常态，不合常情，究竟是出于何种动机，因而把这种急于求死的激情看成是极度绝望，过于愚顽，或狂热的迷信所造成的离奇结果。“不幸的人们！” 总督安托尼努斯对亚细亚行省的基督徒叫喊着说，“不幸的人们！如果你们真要是对生活如此厌倦了，找一根绳子或一处悬崖不是再容易不过吗？”对于那些除了自己说，另外无人告发的人，在判刑时他极为谨慎（一位博学而虔诚的历史学家曾特别提到这一点），而对这样一个意想不到的情况，帝国的法律又没有做出任何具体规定；因此他只挑选出少数几个人来定罪，借以警告他们的教友，对其他大多数的教徒他总是带着气愤和鄙夷的情绪全给打发走。但是，不管这种厌恶情绪是真是假，信徒们的这种始终不屈的表现对那些天性易于接受宗教真理的人却颇有正面影响。每到那种可悲的时刻，总会有许多人，出于怜悯，由于敬佩，最后皈依了基督教。悲壮的激情往往从受难者身上传染给旁观者，可是，正像早已有人说过的，殉教者的鲜血变成① 由于后来采取了对自动忏悔的人也加以这种荣名的做法，假冒殉教者的人数便成倍增加了。 了基督教发展的种子。 随时变换的迫害政策但是，尽管这种献身精神曾经大大提高，动听的说教仍在继续煽动这种狂热情绪，它却仍然不知不觉地逐渐为正常人性的希望和恐惧、对生的留恋、对痛苦的害怕和对死亡的恐惧的情感所代替。更加谨慎的教会负责人也慢慢体会到，有必要对徒众的那种不顾一切后果的狂热情绪加以限制，也不再轻信那种常会在生死关头全然丧失理性的坚毅精神。随着信徒们的生活日益变得不再那样刻苦和严峻，他们慢慢也便不再热中于追求殉教者的光荣了；基督的士兵常不肯自愿去干一番英雄业绩以求扬名于世，却往往在他们有责任抵抗的敌人面前狼狈逃窜。不过，他们有三种可以逃避迫害的烈火的方法，其罪行的严重程度也各自不同：第一种是公认为完全无罪的；第二种性质可疑，或至少属于有罪范围；第三种则被视为是具有对基督教信仰直接背叛的罪行。 Ⅰ.每当罗马地方官遇到有人告发他的管区内某人信基督教时，他总会把有关情况通知被告本人，给他一定的时间，让他可以先料理好自己的家务，并准备好为他被控告的条款作出答复，所有这些情况，显然会使得后世的宗教法庭的审判官感到无比惊奇。如果被告对自己的坚韧精神把握不大，那在这段宽出的时间里，他就可以有机会即时逃跑以保全自己的性命和荣誉，可以躲到一个无人知晓的偏僻地方或外省去，在那里耐心地等待风头过去，以便再获得平静和安全。这种如此合乎人情的办法，很快便为最神圣的高级教士们的建议和行动所肯定，而且似乎很少受到人们的非议，只除了由于要一丝不苟，顽固坚持古代教规而沦为异端的蒙特鲁派①。Ⅱ.其宗教热忱远不及其贪欲强大的行省总督们，往往对出卖证书（一般称之为“免罪证”）的做法采取放任的态度，它可以证明证书持有者奉公守法，并曾向罗马神只奉献牺牲。凭着这份假证书，那些富裕而胆小的基督教徒就可以让恶毒的告密者无法开口，同时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安全地维持自己的宗教信仰。这种渎神的做法只要有一点小小的赎罪行动就可以抵销了。Ⅲ.在每一次迫害活动中，总有不少不肖的基督教徒公开否认或实际放弃自己原来的信仰；他们以法定的焚香或奉献牺牲的做法来证明他们改邪归正的诚意。有些叛教者刚一受到政府地方官的虚声恫吓就屈服了，而另一些较有耐力的人则常在长时间反复受刑之后才停止反抗。有些人惊恐的面容流露出他们内心的痛苦，而另有些人却若无其事愉快地走向罗马诸神的祭坛。但是，只要眼前的危险一过去，这些因恐惧而假作的姿态便也宣告结束。一旦严酷的迫害有所缓和，教堂的门前就又挤满了回来悔过的人群，他们对自己对偶像崇拜的屈服表示十分痛心，一个个以同样的热情请求允准他们重新加入基督教会，但并不一定人人都能获得成功。 Ⅳ.尽管对基督教徒判决和惩罚的一般原则早有明确规定，但处在这么一个疆域辽阔、各自为政的地方政府的统治之下，这一教派的命运在很大程度① 德尔图良认为因惧怕遭受迫害而逃走，实是有意抗拒上帝意旨，因而虽不能说是完全的，但仍属极有限的，背叛行为等等。他曾写过一篇专门讨论此一问题的文章，文中充满了最荒诞的说教和语无伦次的叫嚣。 但值得注意的是，德尔图良自己并没有亲尝殉教者的痛苦。 上仍取决于他们自己的行为、当时的具体情况，以及最高统治者和他的下属各级官吏的一时的心情。一时的宗教狂热有时便会激起异教徒出于迷信而产生的疯狂情绪，而慎重的思考却又常会压下或减轻这种情绪。各种各样的动机都会驱使行省总督们严格执行法律，也可以使他们放宽尺度；而在这些动机之中，最强有力的一项莫过于他们不仅要注意已公布的敕令，而且更要揣摸皇帝秘而不宣的意向，他的一个眼色就足以点燃或熄灭掉那一次迫害的烈火。每当帝国各地偶然采取一些严厉措施，早期基督教徒就会鸣冤叫屈，甚而至于夸大自己的苦难；但所谓“十大迫害”这个人人皆知的数字却是由5世纪的教会作家议定的。他们对于从尼禄到戴克里先时代教会的兴衰祸福应看得更为清晰一些。埃及发生十大瘟役和《圣径·启示录》提到的怪兽十角等先例首先启发他们也想到十这个数字；而在他们把对预言的信仰应用于历史事实的时候，他们却十分小心只选择了那对基督教事业最为仇恨的朝代。 可是，那几次短暂的迫害活动仅足以复活信徒们的热忱和强化他们对教规的信念而已；每一次异常严厉的时刻倒总会有长时间的和平与安宁时期作为补偿。一些君主的漠不关心和另一些君主的宽容态度，使得基督教徒的信仰完全能得到了，也许并不合法，但实际存在的公众的容忍。 德尔图良的《护教论》里举了两个非常古老，非常奇特，但同时也是十分可疑的皇帝大开恩的例子；那就是提比略和马尔库斯·安东尼所颁布的一些敕令，那些敕令不仅要保护基督教徒的清白无辜，甚至还完全肯定了那些可以证明基督教的教义的真实性的伟大奇迹。这两个例子中的第一个显然有若干可能使不肯轻信的人大惑不解的疑团。它要求我们相信，彼拉多本人曾禀告皇帝，说他自己曾把一个清白无辜的人，而且似乎还是一个圣人，极不公正地判处了死刑；因而，他自己虽无其德，却遭到了有可能成为基督教殉教者的危险；相信那个曾公开表示蔑视一切宗教的提比略却忽然想到要把犹太人的救世主算入罗马的诸神之列；相信那个一向对他唯命是从的元老院居然敢违抗主子的命令；相信提比略不但没有对元老院的抗拒态度生气，反倒很乐意在保护基督教徒的法令得以实施，并在该教会有个明确名称并实际存在以前的许多年，由他来保护基督教徒免受严刑峻法的伤害；最后还相信，关于这样一项异常事件的记载虽然保存在完全公开和绝对可信的文卷之中，却居然没有被希腊和罗马的历史学家所发现，却只显现在这个在提比略死后160 年撰写《护教论》的阿非利加基督教徒的眼前了。马尔库斯·安东尼敕令的发布据说是出于感激之情，因为在和马科曼人的一次战争中，由于他向上帝祈祷，竟使他神奇地获救了。好几位异教徒作家都曾连篇累牍地记述过当罗马军团如何陷于困境，暴风雨和冰雹如何及时来临，一时间如何雷电交加，以致蛮族军队如何在恐惧中望风逃窜等等。如果当时军中有些基督教徒，他们当然会把这一切归功于，在危急关头，他们为了自身以及全军的安全而作的祷告。但是，黄铜和大理石的纪念碑、帝国的奖章以及安东尼的纪功柱却都十分肯定地告诉我们，无论是君主还是民众谁也没有注意到基督教徒的这种重大贡献，因为他们毫无例外把他们的获救归功于天神朱庇特的护卫和天神墨丘利的干预。在马尔库斯临朝的整个那段时间，作为一个哲学家，他始终鄙视基督教徒，而作为一个统治者，他随时在对他们进行惩罚。 命运无常，基督教徒在这位有德之君的治理下所遭受的种种苦难，等到一位暴君即位反倒立即终止了；由于除了他们再没有任何其他人身受过马尔库斯暴政的残害，所以也只有他们受到了康茂德宽容政策的保护。康茂德最宠爱的妃嫔，也就是那个最终策划谋害她的皇帝情人的着名的马西娅，对于受迫害的基督教会一直有一种异乎寻常的偏爱；尽管她不可能让罪恶行为和福音书的戒律彼此调和起来，但是她可能希望通过宣布自己是基督教徒的保护者而为自己的女性的脆弱带来的不正当行为赎罪。在马西娅仁慈的保护下，基督教徒安然度过了残酷暴政的统治下的13 年；等到塞维鲁家族建立起对帝国的统治的时候，基督教徒和新的朝廷已建立起了一种从属的但更为体面的联系。皇帝被说得终于相信，在他一次身患重病的时候，一个奴仆献给他让他涂身的圣油，对他的身体或精神产生了极有效的作用。因而对宫里的几个信奉新教的男女，他总另眼看待。卡拉卡拉的乳母和侍读都是基督教徒；如果说那位年轻的君主也曾显露过仁慈心怀，那便是他在一个偶然事件中的表现；这件事虽然微不足道，却和基督教事业不无关系。在塞维鲁统治下，民众的愤怒情绪已有所控制；严峻的古老法律也暂时搁置起来；各行省的总督们满足于每年从管区内的基督教会那里收取一份礼物，以作为他们奉行温和政策的代价或报酬。为确定庆祝复活节的具体时间而引起的争论，使小亚细亚和意大利的主教们互以武力相向，这被看作是这个较为闲暇和安静时期的最重大的事件。直到后来改信新教的人日益增多，似乎终于引起塞维鲁的注意，并使他心怀疑虑之前，教会的安宁一直也并没有受到干扰。为了抑制基督教的发展，他颁布了一道敕令，这敕令虽然只是针对新入教的人而发，但如严格执行起来，那些最热情的布道者和传教士便不可能不遇到危险，遭到惩罚。在这次不甚严厉的迫害中，我们仍然可以看到罗马和多神教的宽容精神，根据这种精神，为了保护那些奉行祖先宗教仪式的人差不多任何借口都可以被接受。 但是，塞维鲁制订的法律很快就随同那位皇帝的权威一起结束了；而基督教徒在经过这样一段忽然袭来的暴风雨之后，一连享受了38 年的安宁。在这以前，他们通常只是在私人住宅和什么隐蔽地方举行集会。现在他们却可以修建为举行礼拜仪式用的专设的馆所；甚至可以在罗马城内购置供教会使用的土地，还可以公开选举神职人员，选举的方式也堪称楷模，颇得非基督教徒的钦敬。这一段较长时期的平静也使教会的声威日增。那些出身于亚细亚各行省的君主的政府显然都对基督教徒最为温和；这时这个教派的杰出人士不但没有不得不去哀求一个奴隶或一个情妇的保护，却常被体面地作为教士或作为哲学家请进宫去；而他们的那一套早已在人民中传播的神秘的教义，现在也不知不觉引起了他们的君主的好奇心。在马梅亚女王途经安条克的时候，她表示愿意与知名的奥利金谈谈，这个人的虔诚和学识早已闻名东方了。奥利金当然接受了这一殊荣，他虽然不能奢望使这样一个通权达变而又野心勃勃的女人改信基督教，但她却也愉快地听完了他的娓娓动听的劝导，最后并体面地打发他返回了他在巴勒斯坦的退隐住所。马梅亚的这种情绪后来被她的儿子亚历山大所承袭，那位皇帝对基督教所表现的十分奇特和不够明智的偏爱，说明了他在思想上的虔敬。他在宫内小教堂里供奉了亚伯拉罕、奥尔甫斯、阿波洛尼和基督的神像，以示对他们的恰如其份的崇敬，因为正是这些圣者曾以种种方式教导人类向无处不在的至高无上的神顶礼膜拜。在他的家属中，有人公开表示信奉一种更为纯洁的信仰，并实际遵守其仪式。在宫廷里，也许是第一次，也有主教来往；而在亚历山大逝世以后，当惨无人性的马克西明对他那个不幸的恩主遗留下的宠信和奴仆发泄自己的愤恨的时候，一大批各种身份的男男女女的基督教徒便被卷入一次不分青红皂白的大屠杀之中，也正是因为他们的缘故，这场杀戮便被不恰当地称作“迫害”。 不管马克西明生性如何残忍，他对基督教徒的愤恨所产生的实际作用范围有限，时间也很短，而且那位虔诚的一直被公认为一心向主的牺牲品的奥利金还仍然保留下来，继续向专制君主们的耳朵里灌输福音书的真理。他给菲利普皇帝、他的妻子和母亲写了好几封劝善的信；等到那位出生于巴勒斯坦一带的君王篡夺了王位，他却立即成了基督教徒的朋友和保护人。菲利普对这个新教派公开表示的好感，甚至偏爱，他对教堂祭司一贯表示的尊敬，使得当时已在流行，说皇帝本人已改信新教的怀疑更显得有声有色了；而且后来还有人据此编造一套故事，说他因为谋害无辜的前代皇帝而犯下了罪行，不得不向上帝忏悔并以苦行赎罪了。菲利普的统治的结束随着新主子即位立即出现了一个对基督教徒进行残酷压迫的新政府，其残酷的程度使得他们，如果和他们在短促的德基乌斯统治下所受到的待遇相比，他们会觉得他们自图密善时代以来的处境简直可以称之为完全自由和绝对安全的。从这位君主的道德品质来看，我们几乎难以相信，他所以那么干只是出于他对前代皇帝的宠信怀着卑劣的仇恨情绪；而更为可信的是，为了执行他的恢复罗马纯朴旧俗的总计划，他渴望把帝国从他斥之为新近出现的罪恶迷信中解救出来。一些最重要的城市的主教或者被流放，或者被处死：地方官的警惕在长达16 个月的时间内阻止了罗马教士团进行一轮新的选举；当时的基督教徒都认为，皇帝宁愿遇到一位皇位竞争者，也不能容忍在首都有一个主教。如果我们可以假定，德基乌斯的洞察力已发现在谦恭的伪装之下隐藏着骄傲，或者他能够预见到，世俗的统治权可以不知不觉由精神统治权中产生，那么，他这样把圣彼得的继承者看作是奥古斯都的继承者的最强大的竞争对手，我们也不会感到那么惊奇了。 瓦勒良的治理显得是那么轻率和反复无常，这是和罗马监察官的威严极不相称的。在他的统治前期，他的宽容态度甚至超过了那些被怀疑暗奉基督教信仰的君主们。在最后三年半时间中，他接受一个醉心于埃及迷信的大臣的诱导，采用了他的前代皇帝德基乌斯的论点，并模仿他实行严厉统治。伽利埃努斯的执政增加了帝国的灾难，却恢复了教会的安宁；发给主教的一道按其精神似乎承认了主教的可以公开的职位，因而也就使得基督教徒完全可以自由进行宗教活动了。过去的法令虽未被正式废除，却渐渐听其湮没了；这样（除了被归之于奥勒良皇帝的某些敌意做法外），基督教徒一连气度过了40 多年的繁荣时期，这对于他们的品德来说，可是较之最为严峻的迫害时期，还要更为危险得多。 当东方被掌握在奥登纳图斯和芝诺比娅手中的时候，萨摩萨塔的保罗担任了安条克大主教的职位，关于他的故事也许可以让我们明了那个时代的状况和特征。那位高级教士的巨大财富本身就足以证明他有罪，因为这财产既非祖先的遗产，也非依靠诚实的劳动所得。但是，保罗把为教会工作看作是一种极为有利可图的职业。他手中的教权成了他贪污受贿，巧取豪夺的工具；他经常向最富有的信徒敲诈勒索，并把很大一部分公共收入据为己用。由于他的阔绰和奢侈生活，在异教徒眼中，基督教变得丑恶不堪了。他的议事厅和他的宝座、他公开露面时的豪华气派、恳求他接见的盈门的人群、由他口述复信的大量来信和请愿书，以及使他永远忙乱不堪的事务等等，都显然更符合于一个民政长官的职位①，而与一个早期主教的卑微地位极不相称。每当保罗登坛滔滔不绝向他的教民讲道的时候，他总采取一些形象的说法，像一个亚洲的诡辩家打着戏剧性的手势，这时大教堂里便会响起一阵阵震耳欲聋的喝彩声，以示为他的神奇的口才欢呼。对那些胆敢抗拒他的权势，或不肯对他阿谀奉承的人，这位安条克大主教是十分傲慢、十分严厉，毫不客气的；可是，对那些依附于他的教士他却十分宽纵，把教会的金银随意赏给他们，并容许他们和他这位主子一样满足自己的各种世俗的欲望。至于保罗自己更是肆无忌惮地大吃大喝，还把两个年轻美貌的妇女接进主教宫，长期充当他悠闲时刻的伴侣。 尽管萨摩萨塔的保罗是如此罪恶昭彰，如果他能保全住这一正统信仰的纯洁性，那么他对叙利亚首都教会的统治也只会随着他的生命的结束而结束；而且，如果恰在这时教会再次遭到迫害，一次英勇行为也许还会使他被尊为圣徒和殉教者。不幸在涉及三位一体论问题上他轻率地犯下了，而且顽固地坚持了，一些十分微妙的错误，以致激起东方各个教会的狂热情绪和愤怒。从埃及直到黑海，所有的主教都拿起武器行动起来。经过多次会议，发表一系列争吵的文字，公开宣布逐出教门的惩罚，各种含糊不清的解释一时被接受，一时又被否定，一次次协议被签订，又被违反，最后，七八十名主教为此特别在安条克集会，终于做出判决，将萨摩萨塔的保罗赶下大主教的宝座，并未经商得教士团和教民的同意，擅自委任了一个新的继承人。这种显然不合常规的做法使心怀不满的派别人数大为增长；而对于宫廷里的各种花招并不陌生的保罗终于设法得到了芝诺比娅的欢心，因而得以占据主教的住所和职位4 年有余。奥勒良的胜利改变了东部的面貌，竞相以分裂和异端的罪名相指责的斗争的双方都接到命令，或获准到这位征服者的法庭上去陈述各自的缘由。这一公开的颇为奇特的审判的结果只是让人完全相信，基督教徒的存在、他们拥有的财产和各种特权以及他们奉行的内部策略，即使没有得到法律的认可，至少也是已经得到了帝国行政官员的承认了。身为异教徒和军人的奥勒良自然很少可能会去参加他们的争论，看看究竟是保罗的思想还是他的对手们的思想更符合真正正统信仰的标准。他的决断是以公正和合乎理性的一般原则作为基础的。他认为意大利的主教是所有基督教徒中最公正、最受尊敬的评审人，而当他得知他们已经一致同意宗教会议的判决的时候，他也就不再表示任何异议，并立即下令强迫保罗放弃，据他的同教弟兄们判断，原属于一个教职所有，但一直被他剥夺的一些世俗财产。不过，在我们为他的这种公正欢呼的时候，我们却不应该忘了奥勒良的策略，是急于想采用种种可以笼络住任何一部分臣民的兴趣和偏见的办法，从而恢复和进一步加固各省对首都的依赖。 戴克里先及其继承人治下的教会在帝国频繁发生的革命运动中，基督教徒仍在和平与繁荣中日益兴盛起来；虽然一般认为着名的殉教者时代始于戴克里先继位之后，这位贤明的君① 出售职位在当时已不是稀罕事；他们打算卖什么官职就会有些教士给买下来。迦太基的主教职位便彷佛是被一位名叫琉西娜的富有的太太给她的仆人马约里努斯买下了。价钱是400 福里。一福里是125 个银币，所以总数可以在2400 镑左右。 主所采用并一直坚持了18 年之久的新政策体系，却体现了一种最温和和最开明的宗教上的宽容。戴克里先本人的确不擅长进行深入的思考，而更宜于从事进行战争和管理政务等积极的活动。他的谨慎态度使他反对任何重大改革，虽然他天性不易为宗教狂热或激情所动，对于帝国古代的神灵他却总抱有一种出于习惯上的关心。但是他的妻子普利斯卡和他的女儿瓦勒里娅这两位女皇却有更多的时间可以去满怀敬意倾听有关基督教的真理，而这一宗教谁都承认许多世代以来一直大大有赖于妇女的虔诚之心的支持。贴身侍候戴克里先、享有他的恩宠，并管理着他的家务的大太监琉善和多罗西斯、戈哥尼乌斯和安德鲁以他们的显赫的权势保护着他们已公开信奉的信仰。宫里的许多因自己的职位所在经管着皇帝的各种饰物、衣袍、陈设、珠宝，甚至个人私产的重要官员们全纷纷模仿他们的榜样；而尽管他们有时不得不陪同皇帝到神庙里敬献牺牲，但是，他们仍可以同他们的妻子、儿女、奴仆一起自由自在地进行基督教的活动。戴克里先和他的共事人常常把最重要的职务委托给一些公开表示决不叩拜罗马诸神，但却显示出确有治国才能的人才。主教在各自的省区都享有崇高的地位，不仅受到一般民众的尊重，当地的地方官员们自己也对他们另眼相看。几乎在每一个城市里，这古老的教堂都感到原来的规模太小不足以容纳日益增多的大批新入教的会众；于是，在它们的旧址上修建起了更为壮丽和宽敞的建筑，以供信徒们举行公共礼拜之用。优西比乌斯曾经激烈地为之悲叹的风气和原则的堕落不仅可以看作是戴克里先治下的基督教徒曾经享受和滥用自由的结果，也可以作为确实存在那种情况的证明。繁荣已松弛了纪律的神经。欺诈，嫉妒和恶毒用心在每一个地区的会众中普遍流行。长老觊觎主教职位，并日益野心勃勃为得到这一职位惨淡经营。主教们则互相争夺教会中独掌大权的地位，他们的所作所为全明显表现出他们要在教会中攫取世俗的独断专行的权力；以致仍使基督教徒显得有别于异教徒的那种生动的信仰，常常仅见之于他们的论战着作中，而不多见于他们的日常生活之中。 尽管存在这种表面上的安全感，但一位细心人仍可以觉察到有一些迹象表明，教会正受着一种空前激烈的迫害活动的威胁。基督教徒的狂热情绪和迅速发展已把多神教徒们从冷漠的安卧中唤醒，使他们决心要起而维护习俗和教育一直教导他们应予尊崇的神灵。业已持续了两百多年的一场宗教战争的相互挑衅活动已使怀着敌意的斗争双方到了忍无可忍的程度，一个过去从未听说新近出现的教派公然鲁莽地指责自己的同胞完全错误，并要使他们的祖先永远处于凄惨的地位，这不免激怒了异教徒。总有办法在死敌的咒骂声中为民间神话辩护的习惯，使得他们在他们的头脑中对于一个他们一向毫不在意等闲视之的宗教体系产生了某种信仰和崇敬的情绪。基督教会声称具有的超然的神力，同时既能使人感到恐惧，也能使人渴望自己能得到那种力量。 原来大家奉行的宗教的信徒们也以同样的用奇迹堆起的堡垒把自己保护起来；他们也发明了各种新的献祭方式、赎罪方式和入教仪式①；他们企图重振已濒临灭绝的神谕的声威；听到任何一个骗子编造的一些迎合他们的偏见的有关奇迹故事，他们都急切表示相信。双方对敌手所宣扬的一些奇迹也似乎① 在众多例证中，我们也许可以引录密特拉派和塔罗波利亚派的神秘的礼拜仪式做个例子；后者在两安东尼时代非常流行。阿普里阿斯（公元2 世纪罗马讽刺作家——译者）所写传奇既充满虔诚之心也充满了讽刺。 都信以为真；他们一方面满足于把奇迹归之于巫术和魔鬼的力量，一方面却又在恢复和建立迷信统治的问题上彼此一拍即合②。哲学，这迷信的最危险的敌人，现在却变成它的最有用的盟友了。学院中的树林，伊壁鸠鲁派的花园，甚至斯多噶派的门廊，也和许多形形色色的怀疑学派和不敬神的学派一样，几乎全都荒废了；而许许多多罗马人却都非常希望靠元老院的威力对西塞罗的作品加以取缔和压制。新柏拉图派中最得势的一派则认为，最明智的办法是同那些他们也许瞧不起的祭司们保持联系，以对抗他们有理由惧怕的基督教徒。这些时髦的哲学家一心想从希腊诗人虚构的作品中寻找充满智慧的寓言；并专为他们选出的门徒制订出神秘的献祭仪式；奉劝大家把古老的神灵作为至高无上的神的象征或使者来崇拜，并撰写了许多反福音信仰的长篇的论文，但这些论着后来都被谨慎的正统教派的皇帝付之一炬了。 尽管戴克里先的策略和君士坦提乌斯的仁慈使他们倾向于尽量不违反宽容的原则，但很快便发现，他们的两个共治者，马克西米安和伽勒里乌斯，对基督教徒的名称和他们的宗教都怀有不可调和的仇恨。这两位君王的心灵从未受到科学的启迪；教育也从未对他们的脾性有所感化。他们的伟大来之于他们手中的刀剑，而在他们爬上幸运的顶峰之后，他们却仍然保持着士兵和农夫的迷信的偏见。在治理各省的一般事务中，他们完全遵守着他们的恩主所立下的法令；但是，在他们的兵营和皇宫内部，也由于基督教徒的有欠审慎的过分的狂热不时会提供可以利用的借口，他们却常常可以找到机会秘密地对他们进行迫害。一个非洲青年马克西米利安努斯被自己的父亲作为合格、合法的新兵带到行政长官面前，可就因为他顽固地声称，他的良心不允许他接受当兵的职业，结果被处死刑。对于百夫长马塞卢斯的行为，我们大约不能希望任何一个政府会听之任之不加惩罚的。在一个公共节日里，这个军官竟忽然扔掉他的皮带、武器和军衔的标记，高声大叫，除了那永恒的王耶稣基督之外，他谁也不服从，他将永远不再使用杀人的武器，不再为偶像崇拜的主子效命。士兵们一从惊愕中清醒过来，便将马塞卢斯抓住。他在延吉城受到毛里塔尼亚地区长官的审询；由于他对自己所作所为供认不讳，他被判以逃兵的罪名而被斩首。这类性质的例证更像是有关军法或甚至民法问题，不一定带有很多宗教迫害的味道：但它们却能使皇帝们对基督教产生恶感，为曾经大批解除基督教徒军官职务的伽勒里乌斯的严酷措施提供借口；并有助于肯定一种说法：凡由一群狂热分子组成，其所奉行的原则完全有害于公共安全的教派或者永远毫无用处，或者很快将成为危害帝国安宁的臣民。 在波斯战争的胜利使得伽勒里乌斯的希望和声誉有所提高之后，他和戴克里先一起在尼科米底亚宫共同度过了一个冬天；其时，基督教的命运成了他们秘密商谈的话题。经验丰富的皇帝仍然倾向于采取宽大措施；虽然他当即同意不容基督教徒在内廷或军队中担任任何职务，他却曾不遗余力地强调，任意杀害那些误入歧途的狂热分子是十分危险，也过于残忍的。伽勒里乌斯最后终于强使他同意召集一次仅由国家军队和行政部门的少数重要人物参加的会议。这一重要问题现在当着他们的面提出进行商讨，那些野心勃勃的朝臣马上看出，他们必须凭自己的鼓簧之舌支持恺撒的激烈主张。可以想② 一个深深让人感到遗憾的情况是，基督教的神父们，由于承认了异教中的超自然，或他们所认为的魔鬼的威力，实际是亲手毁掉了否则我们将可以从敌手的大量让步中获得的巨大好处。 象在消灭基督教的问题上，凡能引起他们的君王的骄傲、虔诚或恐惧心理的题目，他们一定全都反复谈到了。也许他们还会绘声绘色地说，只要容许一批自行其是的人民在各行省的心腹地带生存和壮大，那帝国解放的光荣事业就不能算已经完成。基督教徒（他们完全可以似乎很有理地说），既然否认罗马的神灵和制度，实际已经自成一个独特的共和国，现在在它还没有拥有任何武装力量以前，还有可能给镇压下去；而它现在已是靠自己的法律和行政官员治理，已经有了自己的金库，它的各个部分已经由经常举行的主教会议紧密连系起来，那些人数众多、十分富有的会众则无不对主教们唯命是从。 类似这样的一些论据似乎终于使戴克里先勉强下了决心，采取一套新的迫害政策：但我们虽可怀疑，却无法肯定讲出宫廷中的种种密谋、个人的见解和彼此之间的恩怨、妇女或太监的嫉妒心情以及一些常常能左右一个帝国和最英明的君主的谋士会议的命运的许多微不足道，却具有决定性作用的原因。 皇帝们的意愿终于为基督教徒们表明了，他们在整个那个凄凉的冬天，一直都在焦急不安地等待着那没完没了的秘密协商的结果。2 月23 日是罗马的护界神节，也正好在这一天（不知是出于偶合还是有意安排）提出从此将限制基督教的发展。那天天刚一破晓，禁卫军卫队长在几个将军、保民官、税务官的陪同下，来到位于该城人口最稠密、风景最秀丽的一块高地上的尼科米底亚大教堂。大门立即被撞开；他们蜂拥冲进了教堂内的圣所；由于他们并没有找到任何有形的崇拜的对象，他们也便只好把几卷圣书用火烧掉了事。戴克里先的大臣们后面跟随着大队的侍卫和开路先锋，排成作战队形向前推进，他们配备着各种可以破坏城市防线的工具。通过他们的不懈的努力，一座早已激起非犹太人愤恨和嫉妒、高耸于皇宫之上的一座圣洁的建筑，在几个小时之内便被夷为平地了。 第二天，总的迫害令公布了；尽管戴克里先这时仍然反对流血，使得伽勒里乌斯的疯狂情绪多少有些缓和，因为要按他的提议，凡是拒绝向罗马神灵献祭的人都应当立即活活烧死，但从现在规定的对倔强的基督教徒的惩罚来看，也可算足够严厉和彻底的了。命令规定，帝国所有各省的基督教教堂都要彻底拆毁，凡是敢于为了宗教崇拜的目的秘密集会的均应处以死刑。那些如今承担起指导盲目的迫害狂活动的可耻职务的哲学家们，过去都曾对基督教这一宗教的性质和精神进行过一番孜孜不倦的研究，而他们既然知道基督教信仰的真正的理论应该是包含在先知、福音书作者和使徒们的着作之中，他们很可能曾建议发布命令，让主教和长老把所有的圣书都交付地方行政长官；然后命令他们慎重其事地公开将那些书籍全部焚毁，否则将受到极严厉的惩罚。依据同一敕令，教会的财产立即被全部没收，这些财产可能分成的各个部分或者高价拍卖，或并入皇室产业，或赐给所有城市和行会，或赏给多方恳求的贪婪的廷臣。在采取了这些取缔基督教的礼拜活动，解散它的管理机构的有效步骤之后，他们还认为有必要让那些仍然顽固地拒不接受他们的祖先传下来的自然宗教，罗马教的人，处于最难堪的境地。出身为自由民的人被宣称不能享有任何荣誉或职务；奴隶已被永远剥夺获得自由的希望；全体人民都被置于法律保护之外了。法官被授权可以接受并审理所有控告基督教徒的案件。但基督教徒却不允许因自身受到任何伤害向法官提出控诉；这样一来，这些不幸的教民便只能受到公共司法机构的严厉惩处，却得不到它的任何好处。这种既痛苦又持久，既不为人所知又屈辱不堪的新形式的殉教活动，也许是真正最使坚定的基督的信徒们难以忍受的一招：另外，无可置疑，在这种情况下，人类的热情和利害关系也总倾向于支持皇帝们的计划。但是，一个贤明的政府有时也必须采取干预的政策，以缓解基督教徒所受的压迫；另外，罗马的君主们也不可能完全消除遭受惩罚的恐惧，或对一切欺诈和暴力行为都听之任之，而不使他们自己的权威和他们的臣民处于最可怕的危险之中。 这敕令张贴在尼科米底亚的一个最显着的地方，但是几乎还没有等公众看到，便被一个基督教徒撕了下来，他同时还以最恶毒的语言谩骂着，说他对那些不信上帝的专横拔扈的总督既看不起，更十分厌恶。他的这一罪行，根据温和的法律，也相当于谋反，应处以极刑。而且，如果他确实是有地位和有教养的人，这种情况只能加重他的罪责。他被活活烧死，或者更应当说是，被用小火慢慢烤死；那些行刑吏虽然热心为皇帝本人所受到的侮辱报仇，用尽了可以想到的各种酷刑，却始终丝毫未能改变他从容就义的神态，也未能改变他在死亡的痛苦之中仍然挂在脸上的那种坚毅而藐视的微笑。一般的基督教徒，虽然说他的行为严格地说不符合谨慎的原则，却对他的那神圣的炽热的情绪十分钦佩；他们大量加之于自己的这位英雄和殉教者的英灵的赞美之词，更在戴克里先的心中加深了恐怖和仇恨的印象。 不久戴克里先险些遭到一场危险，更使他的恐惧几乎成为现实了。在短短15 天之内，戴克里先在尼科米底亚的皇宫，甚至他的卧室里先后两次起火，尽管这两次火灾都被即时扑灭，并未造成什么重大损失，但这火离奇地两次重复出现，不能不让人感觉到十分显然这绝不是出于偶然或一时疏忽造成的。基督教徒自然成了怀疑对象；有人认为，这似乎也有一定的可能性，一些走投无路的狂热分子，既无法忍受当前的苦难，更担心立即有更可怕的大祸临头，于是同他们的忠诚的同教兄弟，宫里的一些太监合谋，企图暗害被他们视为上帝的教会的死敌的两皇帝的性命。每个人的胸中都充满猜疑和忿恨情绪，其中特别是戴克里先。一大批或者由于所担任的职务，或者由于一直受到额外恩宠的人也都被投入了监狱。到处可以见到各种形式的刑讯和逼供，不论在宫廷中还是在市区里，随处都遭到被处决的人的血迹的污染。 但是，不论采用什么办法却始终无法得到关于这一神秘案件的任何线索，我们对那些遭难的人看来也只能或者认定他们清白无辜，或者钦佩他们的坚韧不屈。几天之后，伽勒里乌斯仓促退出尼科米底亚，声称如果他迟迟不离开那虔心向主的皇宫，他将会成为基督教徒怒火下的牺牲品了。关于这次迫害的情况，我们只能从那些教会历史学家那里获得一些带有偏见的不完全的资料；而他们对于皇帝何以会如此惊恐万状也完全茫然。他们中有两位作者，一位亲王和一位修辞学家，曾亲眼看到尼科米底亚的那场大火。一个把它归之于雷电和上天震怒，另一个则肯定是恶毒的伽勒里乌斯本人自己放的火。 由于这反对基督教的敕令原计划作为一个通令在全帝国范围内施行，又由于戴克里先和伽勒里乌斯虽可能不必等待西部君王的批准，但已肯定知道他们必会同意，因此，按我们今天的政策观念来推论，所有各省的总督必然都曾事先接到密令，让他们在同一天在他们各自的管辖区发布这一宣战书。 我们至少可以想象，宽阔的大道和已建立起来的驿站已使得皇帝完全能够把他们的命令以最快的速度从尼科米底亚传达到罗马世界最遥远的地方去；他们不会容许这道敕令在50 天之后还不能在叙利亚公布，在将近4 个月之后还没有通知到阿非利加的各个城市。这种推迟也许可以归之于戴克里先的遇事谨慎的脾性，他一直对这些迫害措施不很赞成，愿意先在他眼皮底下进行一番实验，然后再去冒在边远省份必然会引起混乱和不满的风险。事实上，在一开头，地方行政官员也不敢轻易造成流血事件；但是后来允许他们采取其它种种残酷手段，甚至鼓励起他们这方面的热情；而基督教徒们尽管很乐意放弃了他们教堂里的华丽的装饰，却不能下定决心中断他们的宗教集会，或者将他们的圣书付之一炬。一位阿非利加主教费利克斯，出于宗教虔诚的执拗态度，看来曾使政府的某位下级官员十分难堪。他所在城市的狱长把他拴起来，送交前执政官处治。这前执政官又把他转送到意大利的禁卫军卫队长那里去；而费利克斯甚至不肯作出一个含糊其辞的回答，最后终于在因其为贺拉斯的诞生地而特别加以封号的卢卡尼亚的维约西阿将他斩首了。这一事件造成的先例，也许皇帝因此事另发有诏书，似乎从此便允许各省总督有权对拒不交出圣书的基督教徒处以死刑。毫无疑问，许多基督教徒借这个机会得到了殉教者的桂冠；但是也必有同样多的人，通过交出或告密以使圣书落入不信教人之手，而苟且偷生。甚至有不少主教和地方教会监督人都由于作出这种罪恶的顺从而获得了Traditor①的恶名；而他们的这种过失在阿非利加教会中更造成了许多眼前的丑闻，和许多未来的纷争。 当时在帝国范围内，圣书的不同版本和印数已经多得无数，因此，即使最严厉的清查也不能取得任何重大成果了；就连查禁任何一个教堂里为供公众使用而保存的经书，也需要有一些卑鄙无耻的基督教的叛徒的配合才能办到。但是，只要有政府下一道命令，再加上异教徒的努力，要破坏一所教堂却是非常容易的。不过，有些省份的行政官员感到只要把一些礼拜场所封闭起来就行了。在另一些省份他们又更加严格地按照诏令的条文办事。他们让人拆下门窗，搬走长凳和讲经桌，把它们像火葬柴堆一样一把火烧掉，然后把残存的建筑物也尽力捣毁。说到这类悲惨事件，也许我们在这里可以引用一个非常奇特的故事，只是关于这个故事有许多不同的说法，而且令人难以相信，恐怕只足以挑起，而并不能满足我们的好奇心。在弗里吉亚的一个其名称和位置我们都不得而知的小镇上，看来是那里的行政官员和全体民众都皈依了基督教；该省总督由于害怕在执行皇帝敕令时会遭到反抗，特地取得了罗马军团的一个人数众多的支队的支持。在他们逼近时，市民们全进入教堂，决心或者武力保卫那神圣的教堂，或者就死在它的废墟之中。他们愤怒地拒绝了允许他们撤离的通知，后来士兵们被他们的顽固态度所激怒，便从四面八方纵火焚烧，于是在这一十分奇特的殉教活动中，大批弗里吉亚市民连同他们的妻子儿女，都葬身火海了。 在叙利亚和亚美尼亚边境发生的一些轻微的动乱，尽管都是刚一发起便被扑灭，却为教会的敌人提供了一个貌似有理的口实，散布流言，说这些麻烦全都是那些已经忘掉了他们曾公开声称决不抵抗和无限服从的誓言的主教们暗中阴谋鼓动的。戴克里先的愤恨或恐惧终于使他越过了他迄今一直保持着的温和态度的界线。在一连串残酷的敕令中宣布他决心要彻底取缔基督教。第一道敕令指示各省总督把基督教会的全体教士全都给抓起来；原为关押重大罪犯的监狱，现在却挤满了大批的主教、地方教会监督人、祭司、读经师和祓魔师。第二道敕令命令地方行政官员使用任何严酷的手段把他们从可厌的迷信中挽救出来，使他们必须回头来礼拜罗马的众神。这一项严酷的命令后来又通过另一道敕令推广到包括全体基督教徒，他们也就因此普遍受① 似为意大利语“叛徒”之意。——译者到一次残酷的迫害。完全不再像过去，在那健康的温和政策指导之下，控告人都必须先拿出直接和严肃的证据来，现在，发现、追查和折磨最顽固的信徒竟成了帝国官员的职责和兴趣所在。凡胆敢拯救一个被查禁的教派，使之逃脱罗马诸神和诸皇的正当的震怒者，均将处以重刑。然而，尽管法律森严，许多异教徒出于善行的勇气，仍处处掩护了他们的朋友或亲戚，从而体面地证明，迷信的怒火并未能使他们心中的天性和仁德的情操完全泯灭。 戴克里先在发布了这些针对基督教徒的敕令之后，仿佛他急于想把这迫害工作交给别的人去干，他本人很快就自行脱下了皇帝的紫袍。他的共治者和继位者的性格和处境却有时让他们想强迫推行，有时却又使他们倾向于暂缓执行那些严峻的法律；对于教会史中这一重要时期的情况，除非我们对自戴克里先颁发第一批敕令到教会重新恢复平静这10 年中，基督教会在帝国各地的状况分别予以考察，我们便无法获得一个正确而清晰的概念。 君士坦提乌斯的温和而仁慈的天性使他决不愿无端压迫他治下的任何臣民。在他皇宫里担任主要职务的都是基督教徒。他喜爱他们的为人，尊重他们的忠诚，对他们的宗教信仰也从没有任何不满。但是，只要君士坦提乌斯仍然处于凯撒这一次要地位，他便无力公开拒不执行戴克里先的敕令，或者不服从马克西米安的命令。他的权威倒可以有助于减轻他所同情和厌恶的人为的苦难。他勉强同意了捣毁教堂的做法，但又尽量设法保护基督教徒，使他们免遭民众的怒火和严酷的法律的打击。高卢各省（我们也许还可以将不列颠包括在内）之所以能独享安宁，完全应归功于他们的君主的温和的调解。 但是，西班牙的省长或总督达提阿努斯出于狂热或策略考虑，却一心只要执行皇帝们的公开颁发的敕令，而不愿去体会君士坦提乌斯的苦心；因此，几乎不用怀疑，他的省政府必曾沾染上某些殉教者的鲜血。君士坦提乌斯最后升至奥古斯都这一至高无上唯我独尊的地位，使他得以放手实施他的德政，而他统治的时间虽短，也并未阻止他建立起一种宽容制度，并把它通过自己的训示和自己做出的榜样留给了他的儿子君士坦丁。他那幸运的儿子继位伊始便宣布保护教会，后来终于名副其实地成了第一位公开信仰和大力建立起基督教这一宗教的皇帝。他改信基督教的动机，由于情况复杂，可以归之于仁慈的天性、他的政策、他的信念、或出于忏悔，也可以归之于在他和他的儿子们强有力的影响之下，使基督教成为罗马帝国主要宗教的那一改革运动的进展，将成为本书第3 卷中极为有趣和重要的一章①。现在只需说明一点： 君士坦丁的每一个胜利都使教会得到一些安慰或恩赐。 意大利和阿非利加两省也经历过一次短暂而残暴的迫害。戴克里先的严厉的敕令被早就仇恨基督教徒，而且喜欢流血和暴力活动的他的共治者马克西米安严格而痛快地予以执行了，在进行迫害的第1 年的秋天，这两位皇帝在罗马聚会以庆祝他们的胜利，其后的几项镇压性的法令似乎就是他们那次秘密协商的结果，而地方行政官员则更由于两位君王驾临而格外卖力了。在戴克里先自动脱下紫袍以后，意大利和阿非利加名誉上由塞维鲁统治，这里的基督教也就毫无防卫地暴露在他的主子伽勒里乌斯的不可调和的仇恨之下。在罗马的殉教者中，阿达克图斯值得后代人的景仰。他出身于一个意大利贵族家庭，由于屡受宫廷封赏，升到执掌皇家私产的财务大臣的地位。阿达克图斯尤为使人注意的一点是，在整个这场普遍进行的大迫害中，他似乎① 在此节选本中此章似略去。——译者是死难者中唯一一位显贵的人物。 马克森提乌斯的叛乱立即使意大利和阿非利加的教会恢复了平静，这位对其他各阶级臣民多方压迫的暴君，对于受尽苦难的基督教徒却显示了自己的公正、仁慈，甚至偏爱。他完全信赖他们的感激和爱戴，因而自然也必会认为，他们既然在他的不共戴天的仇敌的手中曾遭受过那么多苦难，而且至今还心有余悸，那便势必能保证他可以得到这个现有人数和财富都已颇为可观的一派人的忠心的支持。就连马克森提乌斯对待罗马和迦太基的主教们的态度也可看作是他们宽容态度的证明，因为很有可能，那些最正统的君王也都会采取同样的政策来对待他们各自的教士集团，两位高级教士中的第一位，马塞卢斯由于对在迫害期间背叛或隐瞒自己宗教信仰的大批基督教徒严加惩处，而使首都陷入一片混乱之中。派别之间的愤怒情绪多次形成强大的骚乱；基督教徒们彼此自相残杀；以致将这位狂热似乎远胜于明智的马塞卢斯流放出去，变成了使动乱的罗马教会得以恢复平静的唯一手段了。迦太基主教门苏里乌斯的行为似乎更为无理。该城的一个祭司发表了一篇诋毁皇帝的文字。罪犯躲进了主教府，尽管在当时还不可能提出任何教会豁免权的要求，这位主教却拒绝将他交给司法官员审处。由于这种反叛性的抗拒，门苏里乌斯被法庭传唤，但在经过短时间的审问以后，他并没有被判处死刑或流放，而是仍让他回到自己的教区去。这便是马克森提乌斯治下的基督教臣民的愉快处境，以致他们如果出于自身需要想弄到任何殉教者的尸骨，他们便必须到一个最遥远的省份去购买。有一个故事讲一位叫阿格拉伊的罗马太太，她出身于执政官世家，家财之丰富竟需要73 名管家来管理。在这些管家当中，卜尼法最为女主人所宠爱，而由于阿格拉伊混淆了虔诚同爱情的界线，据说她竟允许他与她同床。她的家产使她完全能满足从东方获取某些圣徒遗骨的虔诚愿望。她于是把相当数量的金子和香料交托给卜尼法，她的这位情人也便在12 个马夫和3 辆有篷马车的护送下，开始了一次远至西里西亚的塔尔苏斯的长途朝圣旅行。 伽勒里乌斯的宽容敕令此次迫害的首要策划者伽勒里乌斯嗜杀成性，真是不幸落入他的统治之下的基督教徒的死对头；因此可以想象，许多既不为财富所累，也不为穷困所苦的中等人家，常会背井离乡，到气氛比较缓和的西部去寻求避难所。在他仅指挥着伊里利亚的军队和省区的时候，他已能稍费些周折，在一个对待宣扬福音的传教士比帝国任何其它地方都更加冷淡和厌恶的好战的地区，寻找到或者制造出大批的殉教者。但是，当伽勒里乌斯获得最高权力和东部的统治权之后，他便让他的狂热情绪和残酷行为得到了尽情的发挥，不仅在属于他直接管辖之下的色雷斯和亚细亚如此，而且在马克西明因感到正中下怀于是坚决遵从他的恩人的严酷命令的叙利亚、巴勒斯坦和埃及也是如此。但是，他那勃勃的野心经常遭到的失望、六年来迫害政策的经历以及经常缠绕着他的痛苦的烦扰心情，在伽勒里乌斯心中所引起的有益回忆，终于使他明白了，任何暴政即使尽最大的努力也无能使一个民族彻底灭绝或者完全消除他们的宗教迷信。为了弥补他所造成的损害，于是以他本人的名义，同时也以李锡尼和君士坦丁的名义发布了一道通令，通令在开列了一大批皇家种种头衔之后，基本内容如下： “尽管为了保证帝国的统一和安全有许多重大问题使我们日夜操劳，但我们仍时刻不忘改正各方面的错误，使一切都能恢复罗马的古制，并重振罗马的公众秩序。我们还特别希望使那些抛弃他们的祖先所建立的宗教和仪式，狂妄地厌弃古代的一切做法，完全凭自己胡思乱想凭空造出一些荒唐的法律和奇谈怪论，并在我们帝国的不同省份自行组成社团的受蒙骗的基督教徒们重新回到理性和合乎自然的道路上来。我们在此前发布的一些意在敦促大家崇敬诸神的敕令已使许多基督教徒陷于危险和苦难之中，其中许多还丧失了性命，而且还有更多的人，由于始终仍坚持其渎神的愚蠢做法，至今不能参加任何正常的公众宗教活动，为此我们本着一向宽大为怀的宗旨，决定对那些不幸的人格外开恩。我们今后将允许他们自由表达各自的想法，只要他们永远不忘对已公布的法律和政府抱着适当的尊敬，他们便可以毫无畏惧，不受任何干扰地在各自的会场中集会。我们马上还将另有一道敕令将我们的意图告知各法院法官和地方行政官员，我们希望我们的宽容将会使得基督教徒们在他们所崇拜的神前祷告时勿忘为我们的安全和繁荣，为他们自身以及为共和国祈祷。”我们一般是不会在敕令和文告的字里行间去寻找帝王们的真正意图或秘密动机的，但由于这里的这些话出自一个垂死的皇帝之口，也许他的这种处境倒可以作为他的诚意的保证。 在伽勒里乌斯签署这道宽容的敕令的时候，他断定李锡尼必会欣然同意他的朋友和恩主的这一意图，而且任何有利于基督教徒的政策都会得到君士坦丁的赞许。但是，这位皇帝却不敢贸然在前言里写进马克西明的名字，而他的同意与否却是至关重要的，而且他在几天之后就继承了亚细亚各省的统治权。不管怎样，在马克西明建立新的统治的头六个月里，他始终装着采纳他的前任的谨慎的策略；尽管他从不曾费神发布一道通令以保证教会的安宁，他的禁卫军卫队长萨比努斯却向各省总督和行政官员发出通知，大谈皇帝的宽厚，承认基督教徒不屈不挠的顽固性，并指示执法官员停止他们的无效的控诉，对那些狂热分子秘密集会不再加以干预。根据这些命令，大批基督教徒被从监狱和矿山里释放出来。坚强的信徒们唱着胜利的赞美诗返回各自的故乡；那些经受不起狂风暴雨般的摧残的人们则含着悔恨的眼泪要求重新进入教会的怀抱。 但是，这种带有欺骗性的平静转瞬即逝；东部的基督教徒也不可能对他们的君王的为人抱有任何信心。残酷和迷信思想浸透了马克西明的灵魂。前者提出迫害的手段，后者则为他指明迫害的对象。这位皇帝全心全意地崇拜罗马诸神，研究魔法，并相信各种神谕。他视若天上来客百般敬重的先知和哲学家常被他提升到行省负责人的高位，并让他们参加他的最机密的国事会议。这些人很容易便使他相信，基督教徒所以能获得胜利，完全依靠他们始终有严格的纪律，而多神教的虚弱则主要来之于祭司之间缺乏团结和上下级关系不明。于是，一种显然不过按基督教会的办法照猫画虎的管理体制被建立起来。遵照马克西明的命令，帝国各大城市里的神庙都一一加以修缮和装新，各个神庙里管事的祭司也都全归在一个高级的大祭司的管辖之下，这个大祭司将可以和主教对抗，并推进异教的事业。这些大祭司反过来又得承认市级或作为皇帝本人的直接代理人的省级大祭司的最高权威。白袍是他们的高贵地位的标记；这些新的高级祭司都是从最高贵、最富有的家族中精选出来的。通过地方行政官和祭司团的影响，从各地，特别是从尼科米底亚、安条克和推罗，送上来大批表示效忠的表章，全都巧妙地作为民众的呼声，迎合提出众所周知的朝廷的意图；吁请皇帝坚持法律的公正，而不要一味只顾宽大为怀；表示他们对基督教徒的憎恶，请求政府至少将那些不敬神的宗派逐出他们各自的地区之外去。马克西明在推罗市民的表章上所作的批语至今尚在。他以无比满意的口吻赞扬了他们的热情和虔诚，申斥了基督教徒的不敬神的顽固态度，并通过迫不及待地同意他们流放基督教徒的要求，显示出，他认为自己只是接受了而并非提出了一项义务。祭司和地方行政官员们全都被授权执行他的那些刻在铜牌上的敕令，敕令虽然告诫他们要避免流血，但是对一些执拗的基督教徒却仍然施以最残酷和最恶毒的惩罚。 对于一个如此有计划地制订暴虐政策的顽固而残暴的君王，亚细亚的基督教徒无不谈虎色变。但是，没过几个月，由西部两皇帝颁布的敕令却迫使马克西明不得不暂时中止执行他的迫害计划了：他轻率地对李锡尼发动的内战占据了他的全部注意力；而马克西明的失败和死亡很快便使得基督教会从它的最后的也是最凶狠的敌人的手中解脱出来了。 在这段关于最初由戴克里先的几道敕令授权进行的这一迫害活动的描述中，我有意略去了某些基督教殉教者遭受苦难和死亡的情景。事实上，要从优西比乌斯的历史书、从拉克坦提乌斯慷慨激昂的演说词以及从最古老的案卷中收集起大堆令人毛骨悚然和厌恶之极的描绘，以便让各种刑架和皮鞭、铁钩和烧红的铁床，以各种各样用火与铁，用野兽和比野兽更加野蛮的刽子手，所能加之于人体的刑具充斥我们的若干书页，原是再容易不过的事。这些凄惨的图景还可以用目的为了推迟死亡，或庆祝胜利，或指引人们去发现那些为基督献身、被奉为圣徒的遗骨的形形色色显灵场面和奇迹加以烘托。 但是，在我弄清楚我对这些记述应当相信到何种程度以前，我却无法决定该抄录哪些内容。最严肃的教会史学家优西比乌斯本人就曾间接承认，他重述了一切能为基督教增光的记载，却略去了所有可能使基督教丢脸的东西。这样一种承认不免会使人怀疑，一个如此公开违反历史学基本法则的作者，恐怕对它的另一条法则也未必会严格遵守。而优西比乌斯本人，几乎和任何一个同时代的人相比，都更少轻信的色彩，并更为熟悉宫廷里的各种手腕，也使这种怀疑更为可信了。在某些特定场合，当政府官员为某些个人的利害或冤仇所激怒、当殉教者的狂热情绪促使他们忘记了小心从事的准则，甚至忘记了起码的体面，竟然动手推倒祭坛、对皇帝肆意漫骂、殴打开庭审案的法官的时候，那恐怕不论什么样人类所能想象、最坚强的信念所能受忍的种种酷刑都会用来加在那些虔诚的牺牲者的身上。然而，有两个无意中提到的情况却让人体会到，一般对那些被司法官员逮捕的基督教徒的处置实际并不像通常所设想的那么不堪。1.被判在矿坑中劳动的信徒，由于看守的仁慈或疏忽，完全可以在那些阴郁凄凉的住处修建小教堂，自由地表达自己的宗教信仰。2.主教们不得不去阻止和谴责一些自动向行政官员投案的头脑过于发热的基督教徒。他们中有些被贫困和债务所迫，盲目地希望借机光荣的死去以了结自己悲惨的一生；另一些则天真地希望经过一段短时间的监禁便会洗去自己一生的罪孽；还有一些人则出于一种不光彩的动机，盼着得到一大笔教会给予坐监者的补贴，使他们从此可以过较富足的生活。在教会战胜它的一切敌人之后，被囚的人出于私利和虚荣心的考虑，都极力夸大各自所受苦难的程度。时间或地点的距离使他们完全有充裕的余地可以信口开河地编造： 谁谁的伤口如何顿时自愈，谁谁转眼恢复了健康，谁谁断掉的肢体立即神奇地又重新接上等等，关于神圣的殉教者的各种例证，他们全可以十分方便地用来解决编造的困难和压下别人的改正意见。最夸张的传说，只要有助于为教会增添光彩，便会受到轻信的会众的喝采，得到有权力的教士团的容忍，并为教会历史采用一些可疑的证据所证明。 关于流放和监禁、苦难和折磨的含含糊糊描述，在一个伶巧的演说家的笔下，十分容易被任意加以夸大或冲淡，使得我们不得不决定对一个更为清楚、不易篡改的事实进行一番探索；那就是由于戴克里先、他的共治者以及他的继位者颁布的敕令而丧命的人究竟有多少？近代的传说记载了整支军队和整个城市的市民如何在一次不分青红皂白的迫害怒潮中被一扫而光的例子。更早一些的作家则仅仅满足于不着边际地悲愤地大发一通牢骚，却都不屑于弄清楚究竟有多少人被容许用鲜血证实了自己对福音的信仰。不过，从优西比乌斯的史书中我们可以看出，仅只有9 位主教被处死；而根据他具体列举的巴勒斯坦的殉教者名单，我们可以断定，真正被加上那个称号的基督教徒也不会超过92 人①。由于我们不了解那一时期一般主教们的热诚和勇气究竟如何，我们也便不可能从这些事实的前者作出任何有用的推断；但其后者却可以帮着确证一个十分重要和极为可能的结论。根据罗马帝国行省划分的情况看，巴勒斯坦的面积可以看作是东帝国的1/16：而既然有些总督不论是出于真诚的还是假装的仁慈，始终不曾使自己的手上沾染基督教徒的鲜血，我们也便有理由相信，那个过去的基督教的诞生地，在伽勒里乌斯和马克西明治下被处死的殉教者至少应占全国殉教者的1/16；那么其全数便可能达到1500 人，这个数字如果按这场迫害延续的10 个年头平均分配，每年实际牺牲的殉教者则为150 人。在意大利、阿非利加，也许还有西班牙等省，经过两三年之后，严峻的刑法或者被暂时搁置，或者被废止了，这几省如果也按同样的比例计算，那么，在罗马帝国境内经法院判决处以极刑的基督教徒群众将减至不足2000 人。即然无可怀疑，同以往任何一次迫害相比，在戴克里先时代，基督教徒的人数更多，他们的敌人也更加疯狂，这个或许可信的温和的估计数也许可以帮助我们推算出到底有多少原始的圣徒和殉教者为了在世界范围内引进基督教这一重大目标而牺牲了性命。 我们将以一个自动勉强闯入我们的思想的、深可悲叹的事实来结束这一章；那就是：在殉教的问题上，即使我们毫不犹疑，也不去深究，完全承认一切史书上的记载或者虔诚的教徒所杜撰的一切，我们仍然必须看到，基督教徒在他们长时期的内部斗争中彼此之间造成的伤害远远超过异教徒的狂热使他们遭到的迫害。在西罗马帝国被推翻后的那段愚昧时代，帝国都城的主教们把他们的统辖权既扩大到俗人头上，也扩大到拉丁教会的神职人员头① 他在结束这段叙述时明确告诉我们，这便是在整个迫害时间在巴勒斯坦出现的殉教事件。他的书中讲述埃及的蒂巴伊斯的第8 卷第9 章可能显得有些和我们的保守的估计不甚协调，但那也只会使我们不免对这位史学家的巧妙安排深感钦佩。为那最精巧的残暴行径选定了罗马帝国最遥远、最偏僻的场地，他却说在蒂巴伊斯常常在同一天里就有10～100 人殉教。但当他接下去讲他自己前往埃及旅游的时候，他的话却在不自觉中变得更加小心和更为温和了。他不再使用巨大而确定的数字，而只说许多基督教徒，而且还特意巧妙地挑选了两个含糊的字眼，让人既可以理解为他亲眼所见，又可理解为他听人说过；既可以理解为打算执行，也可以理解为已经执行了某种惩罚命令。在这样给自己留下一条安全的退路之后，他就这么把一些摸棱两可的段落交到了他的读者和译者手中；他完全有道理想到，反正他们的虔诚必会使他们选择最有利的含义。提奥多鲁斯·墨托奇塔的话也许是带着恶意的，他说，所有像优西比乌斯一样对埃及人深刻了解的人，都喜欢使用一种晦涩的、复杂的风格。 上。他们建立起来很有可能会长期抵制理性的微弱力量的冲击的一套迷信体系却终于遭到了从12—16 世纪一直存在的以一群改革家的面貌出现的无数大胆的狂热分子的摧毁。罗马教会以暴力保卫他们以欺骗手段得来的帝国；一个和平和仁慈的体系很快就被放逐令、战争、屠杀以及宗教法庭的建立而弄得乌烟瘴气。而由于改革派更受到热爱民权和宗教自由的人们的鼓舞，天主教的亲王们便把自己的利益同教士的利益结合起来，并不惜用火与剑来推行宗教惩罚的恐怖。据说，仅在荷兰地区，查理五世的臣民就有10 万余人倒在刽子手的屠刀之下。这个惊人的数字曾得到格劳修斯的证实，这个人才华出众，学识渊博，在疯狂的教派斗争之中始终保持着冷静的头脑，他还在由于印刷术的发明较易得到情报，但同时也增大了被人发觉的危险的时候，为自己的那个时代和自己的国家撰写了一部编年史。如果我们不能不相信格劳修斯的权威性，那我们就必须承认，仅仅在一个行省和一个君主的统治时期中，被处决的新教徒就远远超过了在三百年时间中，在整个罗马帝国范围内的原始殉教者的人数。但是，如果这一事实实在让人难信的感觉竟然压倒了这些证据的力量，如果我们认定格劳修斯过分夸大了宗教改革派的功绩和苦难；那我们便很自然地要问一问，对于古代的那些出于轻信写下的可疑的极不完备的重要作品，我们又能相信到什么程度；对于一个在君士坦丁的保护之下，独享记述仁德的皇帝被征服的对手或完全失势的前任迫害基督教徒情况的宫廷里的主教和狂热的演说家，我们又如何能完全相信呢？ 向东推进第十七章新罗马。君士坦丁堡的兴建及其落成。 新型政府的职权划分。警察国家的开端。 不幸的李锡尼是君士坦丁的崇高地位的最后一个挑战者，也是为他的胜利增添光彩的最后一个俘虏。这位征服者在度过了一段安宁、昌盛的统治时期之后，留给他的家族的是一个罗马帝国，一个新的都城，一项新的政策和一种新的宗教；而且，他所推行的改革政策一直都受到后代统治者的奉行和推崇。在君士坦丁大帝和他的儿辈统治下的那一时期，许许多多重大事件纷至沓来。一位历史学家，如果不能不辞辛劳，把那些仅只有时间上联系的各种具体材料一一分解开来，他自己便会被那数量庞大、千头万绪的事件弄得束手无策了。在他开始叙述加速帝国衰落的战争和革命之前，他应该先把那些有助于帝国强大和稳定的政治制度详细描绘一番。他应当采取一种古代的俗人和僧人都无法想象的分类法：以基督教的胜利及其内部纷争为线索，这样便能为教育后人以及为便于后人批判提供充分而明确的史料。 在李锡尼被击败并让位以后，他的得胜的对手便开始筹建一座法定在将来将长存于君士坦丁的帝国和宗教，作为东方霸主继续统治下去的城市。最初使戴克里先从那古代政治中心退出的那些不知是出于骄傲还是出于策略需要的动机，后来由于他的一些后继者的榜样作用和40 年的一贯做法，显示出了更大的威力。那些原来依附于罗马并承认它的最高权力的几个王国与罗马的附庸关系在不知不觉中被打乱了；而一位出生于多瑙河畔，在亚洲的宫廷和部队中受过教育，由不列颠军团使之紫袍加身的好战的君王更是把这恺撒的王国根本不放在眼里。原来把君士坦丁视为他们的救星的意大利人一直都恭顺地接受了他不时屈尊向元老院和罗马民众发布的敕令；但是对这位新君王他们却很少有机会有幸一见。君士坦丁在他的盛年时期，总根据和平和战争的不同需要，或者迟缓而庄严地或者不辞辛劳地在他统治的广阔国土的边界上活动；时刻准备着与外来的或国内的敌人一战。但是，随着他逐渐接近鼎盛时期，并日趋衰老的时候，他开始设想如何才能永久地保持他的国家的强大和王权的尊严。在经过权衡轻重之后，他决定把目光集中在欧洲和亚洲的土地上，用强大的兵力压制住生活在多瑙河和塔奈斯河之间的野蛮人，随时警惕着那个一直对一项屈辱条约强加于身的枷锁感到怒不可遏的波斯王的动静。戴克里先当年也正是由于这样一些考虑才选定并大力建设了尼科米底亚居住区；但是，这位教会的保护者完全有理由对已死去的戴克里先十分厌恶，而君士坦丁却又不无野心，愿意建立一座能使自己的名字随之而永存的城市。在与李锡尼交战的后期阶段，他完全有足够的时间，从军人以及从政治家的角度反复考虑拜占廷的无与伦比的战略位置，并注意到它的自然条件如何有利于阻止外来敌人的进攻，同时又四通八达，极有利于经济交往。在君士坦丁之前几代人便有一位极有眼光的古代史学家曾指出地理位置的极大重要性，并说就是因为这个，希腊这一块十分弱小的殖民地才能拥有海上霸权，并有幸成为一个独立而繁荣的共和国。 如果我们按君士坦丁堡的赫赫威名所及的边界来观察拜占廷，这座皇都的形象可以说近似一个不等边的三角形。它的指向东方和亚洲海岸的钝角尖端直逼色雷斯人的博斯普鲁斯海峡的波涛。该城的北部以海港为界，南面濒临普罗蓬提斯或马尔马拉海。三角形的底边正对着西方，以欧洲大陆为界。 但对它令人赞叹的地形和周围的大陆和水域的分布情况，如果不加以详尽的描写，是很难充分地明确理解的。 黑海的水流日夜不停迅速奔向地中海时所经过的那曲折的海峡被称为博斯普鲁斯海峡。这个名字不仅在历史上，实际在古代神话故事中便早已广为人知了。在那陡峭的绿树成荫的海岸上到处布满了庙宇和求神的祭坛，充分显示出了那些踏着阿尔古船的英雄们①的足迹重访险恶的黑海的希腊航海家们的无能、胆怯和虔诚。在这一带海岸长期流传着关于淫邪的鸟身女怪占领菲纽斯神殿的故事，流传着关于森林之王阿密科斯在塞斯图斯向勒达的儿子挑战的故事。博斯普鲁斯海峡的尽头是库阿尼恩岛礁，这岛礁据一些诗人描写，最早全浮出海面，原是天神为防止俗人出于好奇的窥探特意用来守护这黑海入口处的屏障。从库阿尼恩岛礁到拜占廷的顶端的港口，蜿蜒曲折的博斯普鲁斯海峡长达16 英里，它的最一般的宽度大约在一英里半左右。在欧、亚两大陆上修建的新城堡则建筑在两座着名的庙宇，塞拉庇斯庙和朱庇特·乌利乌斯庙的基础之上。而一些由希腊皇帝修建的老城堡，则占据了海峡最狭窄部分的一些地区，那地方和对岸突出的海滩相距仅不过五百步了。 这里的要塞在穆罕默德二世企图包围君士坦丁堡时，曾重新修建并予以加固：但是这位土耳其的征服者很可能完全不知道，在他的统治时期近两千年前，大流士皇帝就曾选定这同一地点企图修建一座把两个大陆连接起来的浮桥。在距离那些老城堡不远的地方已发现了被称为克吕索波里斯，或称斯库台的小城，这里很可能就是君士坦丁堡的亚洲郊区。博斯普鲁斯海峡在它开始逐渐展开并和普罗蓬提斯海汇合的时候，正好穿过拜占廷和卡尔西冬之间的一段海域。卡尔西冬城是在希腊人修建拜占廷城的前几年建成的。那些建造者竟然没有看到从地理位置讲，海峡对岸显然比这边更为优越百倍，他们的这一糊涂作法一直被传为笑柄。 可以算得是博斯普鲁斯的一条臂膀的君士坦丁堡港口在很早以前就得到了金牛角的美称。这名称所指的弯曲部分很有点像鹿的犄角，或者应该说更像一头公牛的角。前面的形容词金字更是生动地说出了从四面八方最遥远的国土被风吹送到君士坦丁堡这个安全而宽阔的海港来的各种财富。由两条小河汇合而成的吕库斯河永不停息地向这海港注入淡水，这不但可以清除掉港口的水底污物，还为定期返回河口的鱼群提供了方便的栖息地。由于这块水域几乎感觉不到潮汐的影响，港口经久不变的水深使得船上的货物不需要小船的帮助便能方便地直接运上码头；而且早已有人注意到，这里经常可以看到许多停靠着的庞大的船只，船头靠在房屋边，而船尾却仍然在海上漂浮。 从吕库斯河口伸到海港港口的这只博斯普鲁斯的臂膀共长7 英里有余。该港的入口处却仅宽约500 码，必要时横拉起一根粗壮的锁链便可使港口和城市免遭敌舰的侵袭。 在博斯普鲁斯海峡和赫勒海峡之间，欧洲和亚洲的海岸同时从两边后撤，环抱着马尔马拉海，这里在古代却被称作普罗蓬提斯。从博斯普鲁斯海口出来到进入赫勒海峡的入口处的航程约为120 英里。谁要是穿过普罗蓬提斯的中部向西航行，他便会立即远远看到色雷斯和比提尼亚高地，并发现远处高耸的奥林匹斯山的终年积雪的山峰始终都在自己的眼前。在他的左侧越① 希腊神话中随依阿宋到海外寻找金羊毛的船员。——译者去越远的是一个深深的海湾，座落在海湾底部的是戴克里先的皇都尼科米底亚城。他还将经过库济库斯和普罗科那苏斯等几个小岛，然后才能在加利波利抛锚停泊。而在这里，分隔欧亚两大洲的这片海域又收缩起来，变成了一条狭长的海峡。 有些地理学家，利用最精确的测算方法考察了赫勒海峡的形貌和大小，他们认定这条着名海峡的曲折长度是60 英里，一般宽度为3 英里。但我们发现这个海峡最狭窄的地方是土耳其古城堡以北，塞斯图斯和阿比杜斯城之间的一段海面。正是在这里，冒险家勒安得耳①为了得到他的心上人曾多次游过这片巨浪。也正是在这里，薛西斯，为了将170 万野蛮人运往欧洲，在一处两岸距离不超过500 步的地方用船只搭起了一座无比宽大的浮桥。一片收缩得如此狭窄的海面，似乎绝称不上宽广，而荷马和奥尔甫斯却经常这样来形容赫勒海峡。但是，我们对大小的概念原是相对的：那位沿着赫勒海峡前进的旅客，尤其是那位诗人，在蜿蜒曲折的海流中随波荡漾，极目远望似乎已是天地尽头的四周的田园风光，便会在不知不觉中忘却大海的存在；他们的想象力很容易使他们把这海峡看成是宽广奔腾的河流，河水湍急地在丛林和陆地之中流过，最后，通过一个宽阔的入海口流入爱琴海，或称多岛之海。 远古的特洛伊城就座落在伊季山脚下的一个高地上，居高临下俯视着赫勒海口。注入赫勒海峡的两条永不干涸的小河西摩伊斯河和斯卡曼尔河几乎不能给它增添水量。当时希腊人的军营沿岸延伸约12 英里，从西格安直到罗提安海岬，军营的两翼则由举着阿加门农战旗的最勇敢的精锐部队守卫。这些海岬中的第一个先被阿喀琉斯和他率领的无敌的战将占领，接着，大无畏的埃阿斯便在另一个海岬上安营了。由于过分自傲而终于成为忘恩负义的希腊人的牺牲品的埃阿斯的坟墓就建立在他曾经奋力保护海军使之免遭愤怒的约夫和赫克托耳的战火破坏的地方；那时已正在兴起的罗提安镇上的居民一直都把他奉为神明。君士坦丁在终于正确地选定拜占廷之前，曾想到把帝国的中心建立在这个着名的，据传说罗马人最初生息繁衍的地方。他首先选作他的新都城地址的便是这片位于古特洛伊城下，面朝罗提安海岬和埃阿斯坟墓的广阔的平原。尽管这个计划很快就被放弃了，但是在这里留下来的一些未完工的雄伟的墙壁和城堡至今仍然吸引着每一位航行经过赫勒海峡的旅客的注意。 我们现在完全可以有根据来评论君士坦丁堡的优越地位了。它仿佛正是大自然专为一个庞大的君主国家设计的中心点和都城。这座位于北纬41°线上的皇都正好可以从它的七座小山上俯瞰着欧、亚两大洲的海岸；这里气候温和宜人、土地肥沃、海港宽阔而安全，要往欧洲大陆距离也不远，而且易于防守。博斯普鲁斯和赫勒海峡可以被视为君士坦丁堡的两道大门，占有这两条水上重要通道的君主随时都可以在敌人的海军来犯时将它们关闭起来，而为前来贸易的商船敞开。东部诸省份所以得以保存，在某种程度上应归功于君士坦丁的政策，因为在上一代曾经向地中海心腹地带疯狂显示武力的黑海地区的野蛮人，很快便自认为无法超越这不可逾越的屏障，被迫终止了海盗行径。即使在赫勒海峡和博斯普鲁斯海峡这两道大门都关闭起来的时候，这都城依靠它所圈入的宽广土地，仍能进行各种生产以满足它的众多居民的生活必需和高级享受。在土耳其的压迫下呻吟的色雷斯和比拉尼斯海岸，凭① 在希腊神话中，勒安得耳是女祭司希罗的情人，他为了和她相会，每天夜里游过这一海峡。——译者着它的葡萄园、果园和农业的丰收仍然展现出一幅富足的景象；而普罗蓬提斯则一直以拥有取之不尽的最佳鱼类资源着称，这鱼，到了汛期，不需要任何技术，甚至几乎不需要花费多少劳力便可大量捕获。而在这两个通道为了对外贸易完全敞开时，它们则可以更番接纳来自南面和北面，来自黑海和地中海的天然物产和人工制作的财富。凡是从日耳曼和西徐亚森林直到遥远的塔奈斯河和玻里斯提尼斯河的源头，能收集到的任何粗糙的土产，凡是欧洲或亚洲的工艺能制作的任何手工艺品；加上埃及的玉米，最遥远的印度的宝石和调味品都会始终被不时变换方向的风吹送到君士坦丁堡的港口中来，使它在接连许多代的时间内一直是古代的世界贸易中心。 君士坦丁堡的兴建一个地点同时具备美丽、安全而且富足的条件，这便完全足以证明君士坦丁的选择是无可非议的了。但是，不论在任何时代，一个伟大的城市的诞生总得和一些神话传说或一些非凡人物联系在一起以显示它的威严，因此这位皇帝也便不愿过多地把他的决定归之于难以作准的人的决策，而倒愿意更多地把它说成是依靠永恒的、万无一失的神的智慧作出的。在他的一份法典里，他十分认真地告诉他的后代，他完全是听从神的意旨才为君士坦丁堡奠定了永恒的基础；对这一点，尽管他自己没有肯费神说明上天的启示是如何传入他的头脑中去的，但他这种谦虚的沉默所留下的空白却被后来一代一代的作家，凭着自己的聪明才智，充分填补起来。他们详细描绘了当君士坦丁夜宿拜占廷城内的时候，在他的睡梦中天神对他显灵的情景。该城的守护神，一位年老体衰的老婆婆在他面前忽然间变成了一位如花似玉的少女，他于是亲手用帝国的一切伟大的象征为她作装饰。这位君王醒来以后对这吉利的朕兆细细揣摸了一番，然后就毫不犹豫地遵从天意行事了。在一座城市或一个殖民地诞生的日子，罗马人总按照传统的带有迷信观念的旧习，不惜一切地举行隆重的庆典；尽管君士坦丁可能减去了一些异教味道过于浓厚的陈旧仪式，但他却显然十分醉心于在在场的臣民心中留下一个威严而充满希望的深刻印象。这位皇帝手执长矛，步行走在那庄严的队伍的最前面，亲自领导着圈画下这座未来城市的边界线，那圈入的范围越来越大。一直到有些随从在惊愕之余不得不壮着胆子告诉他说，他所圈入的地面已经超过一座巨大城市的最大面积了。“我还得继续前进，”他说，“一直到引导我前进的不可见的神灵认为应该停止的时候。”对这位超凡的领导者的性情或意图，我们这里不打算进行研究了；让我们还是脚踏实地来描述一下君士坦丁堡的疆域和范围吧。 这座城的实际情况是，皇宫和宫廷园林占踞了东面的那一海岬，也就是那七座山丘的第一座，按我们今天的尺度计算，占地150 英亩。那土耳其式的对女人专宠、对臣民专制的中心正好就建在一个希腊式的共和国的基础之上，不过我们也可以假定，当时的拜占廷人由于看到那港口的便利条件，急于想超越现在的皇城的边界向那个方向扩大他们的居住区。君士坦丁的新城墙，横跨三角形的宽阔的腰部，在距离古堡垒15 斯达底亚①的地方，从港口直砌到普罗蓬提斯。这城墙，包括拜占廷城在内，把七座山丘中的五座全都① 古罗马长度，约合607 英尺。——译者包容进去。而这七座山丘，在走近君士坦丁堡的人看来，一层高似一层，煞是壮观。这位奠基人死去约一个世纪之后，这一新兴城市一侧向港湾上部发展，一侧沿普罗蓬提斯延伸，现在已覆盖了第六山丘的狭窄的山脊和第七山丘的宽广的山顶。由于必须保护这些城郊地区不受野蛮人的不断骚扰，较年轻的提奥多西乌斯兴工建造了足够的永久性城墙把这座城包围起来。从东面的海岬到那金色的门户，横贯君士坦丁堡的最长的一条线约为3 罗马里，周长在10～11 罗马里之间，面积如果按英制计算，大约合3000 英亩。现代旅游者有时把君士坦丁堡的边界一直延伸到连欧洲甚至亚洲边界上的一些小村镇都包括进去，他们的这种虚妄的夸大其辞的说法是没有任何根据的。不过佩拉和加拉塔等地区，虽然越出了海港范围，却仍可以看作是该城的一部分，而如果加上这块地方的面积，有一位拜占廷历史学家曾把作为他的出生地的这座城市的周长估算为16 希腊里（约合14 罗马里）也许就不能说是完全没有道理了。如此宽广的一块地方不能说不配作为一个帝国的都城。但是君士坦丁堡却仍旧必须屈居于巴比伦、底比斯、伦敦甚至巴黎等城市之下。 这位立志要为自己的光辉统治立下永恒丰碑的罗马世界的主人，为了完成这项伟大的工程，可以竭尽他的千百万驯服的臣民的全部财富、劳力和智慧。这次帝国慷慨地花在修建君士坦丁堡上的总费用，通过光是建筑城墙、门廊和渡槽便花去大约250 万英镑这个数字，便可以大致估算出来了。覆盖黑海海岸的森林，普罗科那苏斯小岛上的着名白色大理石采石场，都可以提供取之不尽的建筑材料，而且只须经过一小段水路就能源源不断地运往拜占廷港口。千千万万的劳工和技术工人都希望这耗尽无限劳力的工程早日完工；而这位不耐烦的君士坦丁却很快发现，由于技术水平日益下降，现有的建筑师不论在技术上还是在数量上都远远满足不了他的庞大设计的要求。于是，他指示帝国最遥远地区的各省总督立即兴办学校，指派教师，并利用可以获得奖金或特权的诱惑，把大批曾受过较好教育，有一定天赋的年轻人集中起来，学习并从事建筑行业的工作。新城的建筑工作是君士坦丁依靠他的统治势力所能找到的最优秀的人才进行的；但装饰用的作品却全都出自伯里克利和亚力山大时代最着名的大师之手。要想再使菲迪亚斯和利西波斯的天才复活，那确实超出了一位罗马皇帝力所能及的范围；然而，他们留给后代的不朽的作品却无处躲藏，全部暴露在这位专好虚荣的暴君面前，任其掠夺。 在他的命令之下，希腊和亚洲的许多城市的最有价值的珍宝全都被洗劫一空。着名战役的俘获品，具有宗教意义的圣物，技艺极为精巧的神像、英雄像以及古代着名智者和诗人的雕像等等全都被用来增强君士坦丁堡的不可一世的辉煌景象；无怪乎历史学家凯德列努斯不无感慨地评论说，这里除了缺少这些令人赞叹不已的艺术品企图体现的杰出人物的灵魂以外，可以说无不应有尽有了。但是，很明显，在这君士坦丁的城中，在一个人的思想受到政治和宗教双重奴役的衰落时期的帝国中，我们是决不可能找到荷马或德漠斯提尼的灵魂的。 在围攻拜占廷时，这位征服者曾把他的营帐安置在居高临下的第二座山丘的山顶上。为了永久纪念他的这次胜利，他仍选定这个极有利的地位建造了该城的中心广场，这广场看上去可能是圆形的，也可能是椭圆形的。广场的两个遥遥相对的入口做成凯旋门形状。环绕广场四周的柱廊中布满了各种雕像，广场的中心矗立着一根高大的石柱，这石柱现在仅剩下断裂的一段，被人们不经意地叫作“烧焦的柱子”。这柱子原立在一个20 英尺高的白色大理石基座上，系由10 块高10 英尺，周长约33 英尺的斑岩拼成。在石柱的顶端，大约距地面120 英尺的高处。矗立着太阳神的巨大雕像。雕像是铜制的，据猜测可能是从雅典或者从一个名叫弗里吉亚的镇上运到这里来的，一般认为出自菲迪亚斯之手。这位艺术大师使他所塑造的白日之神，或者按照后人的说法，实为君士坦丁皇帝本人，右手拿着权杖，左手抓着代表整个世界的地球，头戴金光闪闪的王冠。那马戏场，或称竞技场，长400 步，宽约100步，也修建得十分气派，两门之间的空间布满了各种雕像和石碑；这里我们可以观察到一件非同一般的古物残余：三条蛇缠绕在一根铜柱上。它们的三个头一度曾支撑过金色的三角祭坛，但在薛西斯被击败以后，得胜的希腊人便把它奉献给德尔斐神庙了。竞技场的美在土耳其征服者的蹂躏下早已失去了原有的光辉，但是仍沿用着阿特梅丹的旧名，这地方实际被当作了他们的驯马场。从皇帝可以坐观竞技节目的宝座前有一条螺旋形的阶梯直通王宫；这里有一群宏伟的建筑，几乎不亚于罗马城的王宫，加上附属的庭院、花园、柱廊等，整个建筑群从竞技场到圣索菲亚大教堂占据了普罗蓬提斯沿岸很大一片地方。我们还可以对大浴场也大加赞赏一番，它在君士坦丁慷慨地用高大的石柱、各种大理石雕刻，以及60 多座青铜像加以装饰之后，却仍沿用着宙克西普斯这个旧名。不过我们在这里如果着意地去详细描写城中各个不同地点的不同建筑，那我们就会偏离这段历史的大关节了。一言以蔽之，一切凡能有助于显示一座伟大都城的宏伟、壮丽的东西，一切有助于为它的居民提供便利和娱乐的东西，在君士坦丁堡这座城市的四墙之内无不应有尽有。 有一份在该城建成后约一百年写成的颇为奇特的文章开列了：1 座学校或学府、1 个竞技场、两个剧场、8 个公共浴场、153 个私人浴场、52 条柱廊、5座谷仓、8 条水渠或水库、4 座用于元老院会议或法庭审判的宽广的大厅、14座教堂、14 座宫殿；还有4388 间在高大和华丽方面显然非一般平民住宅所能比的房屋。 该城的建造者对这个他心爱的城市下一步最为关心的一个严重问题是人口过多。在紧接在罗马帝国东迁之后的黑暗时期，这一重大问题的远期和近期危害都奇怪地被好虚荣的希腊人和轻信的拉丁人完全忽视了。人们都说并且相信，罗马所有的贵族家庭、元老院成员、骑士阶级以及他们的不计其数的随从人员都跟随皇帝迁到普罗蓬提斯岸边去；相信那荒凉的古都则完全留给了由外来户和当地平民混杂而成的人群；而那早已被改作果园的大片意大利土地马上就完全无人居住和耕作了。在现在的这部历史中，对这些夸大失实的说法我们都将还它个本来面目；但是，由于君士坦丁堡的发展并不能归之于一般的人口增长或工业发展，我们必须承认这块人为的殖民地完全是以帝国原有的许多旧城作为牺牲兴建起来的。罗马城及东部几省的许多富有的元老都曾受到君士坦丁的邀请，让他们到他为自己的住所选择的这块福地来定居。一个主子的邀请往往是难以和命令相区别的，因而皇帝的这种慷慨态度立即赢得了心甘情愿和兴高采烈的服从。他把他在新都城多处修建的宫殿分赠给他的亲信，还分给他们土地和固定津贴，以使他们能维持高贵而体面的生活，他并且还把本都山脉和亚洲的领地划给在都城中的永久住户，作为他们世袭的产业。但是这类鼓励措施和优惠条件是很容易变成多余的，因而很快便被废止了。无论政权中心安置在什么地方，国民收入的相当大一部分总都会被皇帝本人，被他手下的大臣，被法庭的官员以及宫内人员挥霍掉。 外省的最富有的人自然都会为这巨大的利益、权势、欢乐和新奇的强大诱惑而垂涎不已。于是，居民中的人数众多的第三阶层，也便在不知不觉中由仆役、手艺人和商人们形成。他们靠出卖劳力，靠满足上层人士的需要或奢侈生活来谋生，在不到一百年的时间中，君士坦丁堡在财富和人口数量方面已可与罗马城争雄。一片一片的新建筑群根本不考虑卫生条件或生活上的便利，稠密地挤在一起，留下极其狭窄的街道，使得永远拥挤不堪的人群、马匹和车辆几乎都无法通行了。原来圈定的城区范围已渐渐容不下日益增长的人口，新的建筑由两边向大海方向延伸。这新增部分已足够自成一座相当大的城市了。 经常不断地分发酒和油，分发粮食或面包、钱或实物，几乎使罗马的贫穷人民全用不着劳动了。这位君士坦丁堡的创建人这样在某种程度上效法了第一位恺撒大帝的仁政；却遭到了后代的指责。一个由立法者和征服者统治的国度可能会认为他们对自己付出血的代价在非洲大陆取得的收获拥有理所当然的主权；而奥古斯都却更是费尽心机力图使罗马人民感到，现在既然已能过上富裕的生活，便应彻底忘掉过去的自由。然而，君士坦丁的这种荒唐的挥霍不论从公共利益还是从私人利益来考虑都是不可原谅的；为建造他的新都城，每年从埃及强征来的税收实际全用来养活了一大群妄自尊大的懒汉。这位皇帝制订的其他一些法规倒是无可厚非，但却也都无关紧要。他把君士坦丁堡分作14 个地区或区域，把公众议会尊称为元老院，使这里的公民享受意大利式的特权，并把这座新兴的城市称作殖民地，使它成为古罗马第一位最受宠的爱女。而她的德高望重的母亲却仍然享有着公认的法律上的最高领导地位，而这是和她的年岁、她的威严以及她过去的伟大完全相适应的。 君士坦丁堡的落成典礼由于君士坦丁对这座城市的无比酷爱，迫不及待地督促加速施工，全部城墙、门廊及其主要建筑在几年时间里，或者，根据另一记载，在几个月的时间里就完工了。但这种超乎寻常的速度却令人不敢恭维，因为许多建筑都是在极端仓促中草率完成的，以致在以后的几代皇帝手中，为了维护某些建筑物不致彻底坍塌，真花费了不少力气。但在这些建筑刚刚建成，显示出一派新奇和宏伟气势时，该城的创始人已在为庆祝它的落成进行筹备了。在这样一个盛大的、值得纪念的节日里，会上所表演的节目和花费之大不难想见；但是还有一个具有永久意义的奇特情况，我们这里却不能不讲一讲。每当该城的生日来临时，按照君士坦丁的命令，都要在一辆凯旋式战车上竖立一尊右手擎着该城守护神小型塑像的君士坦丁包金的木制雕像。仪仗队的士兵，手持白色细蜡烛，身着盛装，随着这庄严行进的队伍一起穿过大竞技场。当队伍行经这位在位皇帝的宝座对面时，他便从座位上站起来，虔诚地向他的前代皇帝表示感激和尊敬。在这座城市的落成典礼上，还通过一道雕刻于一根大理石柱上的敕令，赋予这座城市第二罗马或新罗马的名称。然而君士坦丁堡这个名字却始终胜过了那个高贵的称呼，而且，在经过14 个世纪的变革之后一直保留着它的缔造者的不朽名称。 新型政府的职权划分新都城的建立一般必然伴随着新的民政和军政管理制度。由戴克里先提出，由君士坦丁加以改进，并由他后面的几位继位者使之完成的一套复杂的政治体系的明确见解，可能不仅仅是通过一个庞大帝国的奇特形像而发人深思，同时还向人们揭示出了帝国迅速衰退的秘密的内在原因。我们在追溯过去的任何一种独特的制度的时候，总不免要联系到更早或更晚的罗马历史；但这种研究的比较适当的时间界线应该包括从君士坦丁继位到颁布狄奥多西法令的这大约130 年间，从这一段历史中，以及从西部和东部的百官志①中，我们可以得到有关帝国情况的最丰富、最有权威性的资料。当然，要讲一讲这些杂乱的内容便不得不在短时间内中断我们的正常叙述；不过却也只有那些不了解法律和社会习俗重要性的读者会感到不满，因为他们出于好奇，只是一味追索着一些转瞬即逝的宫廷变难或某个战役中偶然发生的事件。 罗马人满足于掌握实权的阳刚的傲气，把貌似伟大的形式和虚假场面留给了崇尚虚荣的东方。但是，在他们的从古代的自由生活中所获得的高尚品德渐渐连虚名也难以维持的时候，罗马人的社会风尚也在不知不觉中被亚洲朝廷的气派十足的装模作样的风气所败坏。个人的出众的功绩和影响，在一个共和国中是那样引人注目，在君主国家中是那样无足轻重，无人注意，而在罗马帝国的专制制度下则完全被消灭了。他们用以代替它们的是森严的下级服从上级的等级制度，从那些坐在皇座的阶梯上的拥有特殊头衔的奴隶到那些最下贱的滥施权力的工具。这种大量存在的可鄙的依赖关系，十分有利于维护现政权的存在，因为人们会担心一次变故便将断送他们的前程，并中断他们的劳役可能得到的报酬。在这种神圣的等级制（这正是大家常用的一种称呼）中，每一个等级都有一丝不苟的极严格的标记，不同的庄严程度又须靠各式各样毫无意义的严肃的礼节表现出来，这些礼节学起来是一门大学问，做起来些须差错便是大逆不道。由于在傲慢与献媚的交往中采用了大量西塞罗可能几乎听不懂，奥古斯都更可能愤怒地予以禁止的词汇，拉丁语的纯洁性完全被破坏了。见到帝国的高级官员，甚至包括君主本人，总给他们加上一些让人完全莫名其妙的称谓，如真诚的阁下、庄严的阁下、高越的阁下、高超的阁下、崇高和绝妙的伟大的阁下、辉煌和雄伟的大人阁下等等。委任他们职务的命令或证书上总装饰着最能表明其工作性质和高贵地位的图案——在位皇帝的肖像或画像，一辆凯旋而归的战车，放在一张桌子上覆盖着华贵绒毯，用四支蜡烛照亮的法典；代表他们所管辖的行省的象征性的图形；或他们所统率的军队的名称和旗帜。这些表示官阶的象征物有时真地就陈列在他们的大客厅里；有的则当他们公开露面时出现在他们的浩浩荡荡的仪仗队的最前面；他们的一举一动、他们的服装、他们的装饰物以及他们的随从人员莫不曾经过精心安排，以求引起对那些皇帝陛下的钦差的最大崇敬。罗马帝国政府的这一套制度在一位思想深刻的观察家看来，很可能会误以为这确实是一台好戏，剧中充满了各种不同性格和职位的演员，一个个都在重复背诵着最初那些人物的语言，模仿着他们的感情。 能在帝国中央政府中占一席之地的重要地方官员可以明确地分为三类： ——1. 杰出者；2. 德高望重者或众望所归者；以及3.Clarissimi，这一类人的称谓也许可以译作尊贵的阁下。在罗马帝国还是简单的罗马时期，最后提到的这个词儿只不过是一个一般用来表示尊重的称呼，但后来却变成专用①百官志古罗马文武百官职名录。原件失传，现存1551 年抄本。它是了解古罗马帝国后期（公元4 世纪末5 世纪初）行政组织的主要史料。——译者以指元老院成员的特殊称呼，最后又变为用以称呼那些由元老院选出，担任各省总督的官员了。后来，那些认为自己官职和地位显然高于一般元老，因而必须有所区别的人，为虚荣心所驱使，全都热衷于众望所归者这个新称呼。 不过杰出者这个称谓还一直保留着，专用于称呼那些出类拔萃，并为较低的另外两类人所尊敬和服从的人物。这称呼只可以用于：Ⅰ.执政官和贵族；Ⅱ. 禁卫军卫队长，包括罗马城和君士坦丁堡的司令官；Ⅲ.骑兵和步兵总司令；以及Ⅳ.皇宫中负有侍奉皇帝的神圣职责的七位大臣。在那些一般认为应该处于平等地位的杰出的行政官员中，老资格的官员也只能和其他同行享受同等的荣誉。本来乐于不断对臣下施恩的皇帝，时而会通过毫不费力地颁发一些荣誉证书以满足那些迫不及待的朝臣的虚荣心——但绝不是他们的野心。 执政官与贵族Ⅰ.在罗马执政官还是一个自由国家的最早的一批行政官的时候，他们的权力便来之于人民的抉择。只要在位的罗马皇帝还肯于对他们推行的奴隶制度加以掩饰，他们便还真正是，或者似乎是由元老院的选票选出的。从戴克里先的统治时期以后，这一点点自由的痕迹也被彻底消灭了，那些一年一度被授与执政官荣誉的获胜的候选人还假装着哀叹他们的前任所受到的可耻遭遇。而几代的西庇阿和几代的加图，为了通过一项既无意义而又劳民伤财的公众选举的形式却早已不得不甘冒被人民所拒绝的屈辱的风险，恳求民众投自己的票了；而他们的难得的幸运却使他们进入了一个高尚的品德定能得到一位贤明皇帝给与正当报偿的时代和政府。这位皇帝在写给两位当选的执政官的信中明确声言，他们的官职完全是由他独自决定的。他们的名字及肖像被雕刻在镶金的象牙板上，作为向各行省、各市镇、各级官员、元老院以及向人民赠送的礼品在帝国境内到处散发。他们的庄重的就职仪式一般都在皇帝的住处进行；而在120 年的时间里，在罗马实际常常并不存在那种古老的行政官了。在1 月的第1 天早晨，执政官们全都佩戴上表明他们的高贵地位的标记。他们的服装是紫色的，用丝绒和金丝绣成的袍子，有的还缀有珍贵的宝石。在这个庄严的场合，陪伴他们的是穿着元老服装最有地位的政府和军队中的官员；在他们前面走着的是手里擎着一度绑着明晃晃的大斧，现在却毫无实际用处的束棒的几个侍从。游行队伍从皇宫向大竞技场或城市的中心广场进发，在这里，执政官们登上他们的台子，坐在为他们专设的仿照古代的式样制作的座椅上。于是他们立即开始行使一项司法权力：宣布解放一个专为此一目的被带到他们面前来的奴隶；这一仪式的用意是要再现自由和执政官的创始人布鲁图斯的一次闻名于世的措施，正式接受告发塔克文阴谋的忠实的温德克斯为自己的同胞。接连几天，这种公开的庆祝活动一直在所有各主要城市里进行着；在罗马是出于传统习惯；在君士坦丁堡是为了学样；在迦太基、安条克和亚历山大里亚，则是由于喜欢热闹和过于富足。在帝国的两个都城里，每年在演戏、杂耍和竞技活动等方面的花销足有4000 磅黄金，（约合16 万英镑）；而如果如此巨大的开支超出了行政官员的财力或意愿，亏空部分将由帝国的国库予以补助。各执政官在完成了这些传统的活动以后，便可以随意退到幕后去过他们自己的生活，在这一年的剩余时间里安安静静地去回味自己的伟大。他们不再需要主持国家的政务会；不再参与和平还是战争的抉择。他们既无才能（除非他们在责任更大的部门另有职务），实际也无关紧要；而他们的名字也只不过作为记录之用，标明在一年的某一天他们曾坐过马略和西塞罗的宝座。然而，在罗马奴隶制的末期，人们仍然感觉到并且承认这种空名并不亚于拥有实权，甚至比掌握实权更好。执政官的头衔仍旧是野心家一心追求的最辉煌的目标，并且是对高尚品德和忠诚的最高奖励。而那些连共和制影子都厌恶的皇帝们也意识到，只要他们每年接受一次执政官的地位和荣誉，他们就能感受到额外的尊严和威风。 在各个朝代和各个国家中，贵族和平民的划分最为泾渭分明，也最为彻底的，也许莫过于在罗马共和国的初期便已确立的贵族和平民的分界。财富和荣耀、国家机关的职位、各种宗教仪式，几乎全都属于贵族所有，他们令人十分不堪地保卫着自己的纯洁的血统，把依附于他们的平民完全置于奴仆之列。但这种区分和一个自由人民的精神完全无法相容，因而经过许多保民官的不懈努力，经过长期的斗争，终于被消灭了。平民中最活跃和最有出息的人也积累了大量财富，开始追求荣誉并获得成功，还结交了一些盟友，这样经过几代人之后，他们也以古代贵族的后裔自居了。而另一方面，那些真正的贵族家庭，或者由于一般的自然原因，以及由于频繁的对外和国内战争的消耗，或者由于无能或无钱，在不知不觉中已混入普通人民群众之中，他们的数目直至共和国末期一直没有丝毫增加。现在还能够把自己的真正的纯正的出身追溯到这座城市或这个国家始建的初期的贵族家庭已为数极少，那时，恺撒、奥古斯都、克劳狄乌斯和韦伯芗等人，为了使一批当时还被视为高贵和神圣的家庭能永远延续下去，从元老院中选拔出一些有才能的人使他们成为新贵族。而这种人为的补充（其中总永远包括一些最主要的家族）却很快又被暴君的愤怒、频繁的革命运动、习惯的改变或不同民族的混合所消除。因此，到君士坦丁登上王位时，他们已所剩无几，只不过让人模模糊糊地记得在旧的传统中曾经有一个贵族阶层一直被看作是罗马人中的上等人而已。组织起一个贵族集团，让它在保证王权得以行使的同时也具有限制王权的作用，这可是与君士坦丁的性格和政策极不相容的；但是，如果他真地曾经这么想过，要想随便发一个文告便能批准一种必须得到时间和舆论的认可才能成立的体制，恐怕也已超出他的权限之外了。他的确重新恢复了罗马贵族这个头衔，但他只是把它作为加之于某一个个人的荣誉，却并不是世袭的称号。他们仅仅听命于那些一年一度具有临时权限的执政官；他们却享受高于国家所有重要官员之上的地位，并可以极随便地接近皇帝本人。这特殊身份的授予是终身的；而且，由于这些人大多数是在皇宫中生活到老的宠臣或大臣，这个词的根本含义，由于无知或逢迎等原因，已被曲解了；君士坦丁时代的贵族被尊为皇帝和共和国的养父。 卫队长、前执政官和总督Ⅱ.禁卫军卫队长的命运与执政官和贵族的命运是截然不同的。执政官或贵族眼看着自己过去的显赫地位已化为乌有，仅只剩下一个空洞的头衔了。 而禁卫军卫队长则逐渐从最低贱的地位步步高升，直至真正掌握着罗马世界的行政和军事大权了。从塞维鲁到戴克里先的统治时期，卫队长和皇宫，法律和财政，军队和行省全部都被置于他们的监督之下；他们就像东方帝国的总理大臣一样，一手握着玉玺，一手握着帝国的大旗。卫队长永远抱有强大的野心，有时对他们所侍奉的主人构成致命的威胁的卫队长一般都受到禁卫军分队的支持；但是，在这傲慢的军队的实力被戴克里先削弱，并最终被君士坦丁所制服以后，那些仍能保住官职的卫队长也便毫不费力地被置于一种有用而恭顺的侍臣的地位了。在他们不再对皇帝的人身安全负责以后，他们也就失去了他们在此以前对整个宫廷中各个部门一直拥有和行使的司法权力。在他们不再直接指挥罗马军队中的精华冲锋陷阵以后，君士坦丁又立即剥夺了他们的全部军队指挥权；而且，最后，通过一项奇妙的变革，卫队中的队长全都变成了各省的行政官。按戴克里先所建立的政府计划，四个亲王每人都有自己的禁卫军卫队长；而且在这个王国在君士坦丁手中又一次统一以后，他仍旧沿用四卫队长的办法，并仍把原由他们管辖的省份交给他们管理。1.东部卫队长把他们的司法权伸展到了地球上在罗马管辖之下的三部分地区，从尼罗河大瀑布到发西斯河岸边，从色雷斯的山区到波斯的边界。2. 潘诺尼亚、达西亚、马其顿和希腊等重要省份一度曾接受伊里利亚卫队长的管辖。3.意大利卫队长的权力并不仅限于他的头衔所表明的地区；他实际还统治着远至多瑙河畔的雷西亚，统治着地中海上处于附属地位的岛屿，以及非洲大陆上从昔兰尼到延吉塔尼亚之间的大片地区。4.高卢的卫队长所统辖的地区在这个复合名称之下包括了相关联的不列颠和西班牙；事实上从安东尼土垒直到阿特拉斯山脚的整个区域莫不接受并服从他的权威。 在禁卫军卫队长被完全剥夺掉指挥权以后，他们奉命对许多臣服的民族行使的民政管理权已足以满足一个最有能耐的大臣的野心并让他施展他的全部才能了。由于他们具有的才智，他们被委以司法和财政的最高管理权，这两项权力在国家的和平时期，几乎包括了国家和人民各自应承担的全部职责；前者的职责主要是保护遵守法律的公民，后者则是拿出自己应拿出的部分财产以满足国家开支的需要。钱币、公路、邮政、粮食储备、制造业等一切对帝国的繁荣有利的生产活动都受到禁卫军卫队长的控制。他们是皇帝陛下的直接代言人，有权在宣布一项敕令时按自己的意图对它进行解释、加以实施、有时甚至作出某种修改。他们监督着各省总督的活动，免去玩忽职守者的职务，对犯有罪行者予以惩处。下级司法机关的任何重要案件，无论是民事还是刑事案，如须上诉，都可以被送到卫队长的公案前来进行审判；他的判决是最后的判决，绝不容改易；皇帝本人也决不容任何人对这种判决或对他如此信赖，赋与无限权力的官员表示不满。他的任命是符合他的身份的；如果他一心贪得无厌，那随时都有机会捞到大笔的酬金、礼品以及各种回扣。 尽管皇帝再也用不着担心他的卫队长的野心了，但他们却也十分留意通过任期较短或年限不定的办法来抵消他们的这一重要职位的权力。 只有罗马和君士坦丁堡这两个城市，由于它们的特殊地位和无比重要性，不受禁卫军卫队长的管辖。由于这座城市的辽阔地域和按过去的经验，法律的实施一般都十分缓慢而无效，这便使得奥古斯都可以有一个冠冕堂皇的借口在这里专设一位新的行政官，只有他能依靠具有无限权力的铁腕，控制住卑贱的爱闹事的民众。瓦勒里乌斯·墨萨拉雷曾被任命为罗马城的第一任行政官①，只有以他的名声也许可以当此重任而不致引起非议；但仅在他上①原文为Prefect，《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6 年8 月）译作“长官”，谓为古罗马地方行政长官指定的助手，在共和国之初在罗马周围160 公里内拥有司法和财政权力，后来更独揽大权。书中Pr(torian Prefect（译作“禁卫军卫队长”）有时亦省作Prefect，两者关系究竟如何不详。——译者任几天之后，这位才能出众的公民便辞去了他的职务，以一种真不愧为布鲁图斯的朋友的口吻宣布说，他无法行使这种与公民的自由完全不能相容的权力。后来随着人们的自由意识逐渐淡薄，大家也便越来越体会到了良好社会秩序的优越性；看来最初设想似乎仅专用于对奴隶和流浪汉进行威慑的执政官，现在已可以把他的民事和刑事案件的司法权扩展到把骑士阶级和罗马贵族都包括在内了。一年一度被委托作为行使法律和主持公道的法官的下级执政官，不可能长时间地与通常是皇帝心腹、任期无限的强有力的行政官员争夺审判席的控制权。他们的法庭经常无人问津；他们的重要职能也逐渐仅限于花费巨资为人民的娱乐筹办各种运动会了。在罗马执政官的职位变为有名无实的虚架子，而且在首都连虚架子的作用都说不上以后，这些下级执政官便占据了他们在元老院中空出的位置，并很快就被接受为这个重要议会的一般主席了。他们接受来自一百英里以外的起诉案件；并作为一项原则规定一切市政府的权力全由他们授予。罗马的总督在完成他的繁重任务时有15 个官员作他的助手，其中有些原来职位与他相等，或甚至还是他的上级。这里的各个主要部门都和一个人数众多的监察单位相联系，这个监察单位是专为负责防火、防偷盗和抢劫、防夜间骚乱而设的；同时还管公众所需粮食及其他食物的储存和分配；还负责管理港口、水道、公用水沟以及第伯尔河上的航运和河道；并负责监督市场、剧院的工作和一些私人及公共的工程。他们的警觉保证了一般警察应负责的三个主要方面：——安全、富足和清洁卫生；此外为了表明市政府十分留意保存首都的市容和各种装饰物，还专门委任了一位保管雕像的检察官；或者叫他这批无生命的罗马人的保卫者，这批人，根据一位老作家的夸张的计算，其总数不在活着的人之下。在君士坦丁堡建立约30 年之后，在这座发展中的城市中也曾有过一个为了相同的目的、具有相同权力的近似的行政官员。总之在这两座城市之间以及四个禁卫军卫队长之间彼此的地位是完全平等的。 那些在帝国统治体系中被尊称为众望所归者的一批人在各省的杰出的卫队长和德高望重者行政官员之间形成一个中间层。在这个阶层中，亚洲、阿哈伊亚和非洲的前执政官自视高人一等，对这一点，由于他们过去的威望特高也便得到了承认；他们审判的案件可以上诉到卫队长那里去作出终审，这可以说是表明他们不能独断专行的唯一标记。然而帝国的民众政府被分为13 个主教管区，每一个管区的面积都相当于一个强大的王国。这些选区中第一个区则处于东方伯爵的管辖之下；我们只要看一看在他的办公室里竟有我们可以称之为秘书、文书或信使的600 名工作人员在他手下工作，我们也便可以设想他的职务的重要性和杂乱了。埃及的奥古斯都式的卫队长职务已不再由罗马骑士担任；但是这个名称仍然保留着；而由于地理位置的特殊和居民的脾性一度使得它不可或缺的非同一般的权力现在仍然握在总督的手中。余下的11 个主教管区——其中有阿西阿那、庞梯卡、色雷斯区、马其顿、达西亚和潘诺尼亚，或称伊里利亚区；意大利和非洲教区；高卢、西班牙和不列颠教区——则由12 个教区代表，或称副卫队长治理，这称呼本身便足以表明他们的身份和从属于人的地位了。这里顺带提一句，下文中将讲到的罗马军队中的中将，那些军人中的伯爵和公爵，也都容许使用众望所归者的头衔和称号。 由于在皇帝的政务会中总弥漫着彼此忌妒和争讲排场的空气，他们全都迫不及待地尽力瓜分可以瓜分到的实利并无限制地增加各种具有实际权力的头衔。罗马征服者用一个简单的政权形式统一起来的大片国土现在已在不知不觉中被砸碎成无数小块，分别归入160 个行省，各自维持着一个花费巨大的庞大的政治机构。其中有3 个省由前执政官治理，这些行政官员的头衔不同，官阶也依次一个高过一个，他们用以代表自己身份的标记也五花八门，而他们的处境，由于一些偶然情况，其舒服程度、油水多少并不完全一样。 不过他们全都（除了前执政官）属于德高望重者这一阶层；而且他们都是在皇帝高兴的时候，在各区卫队长或其代理人的管辖之下，被委任以掌管本地区司法和财政大权的重任。卷帙浩繁的法典和法令全书可以为在前后6 个世纪中，经充满智慧的罗马政治家和法律家加以改进的各行省政府体系的极细致的研究提供丰富的资料。这里本书作者只须摘取两个制止滥用权力的独特、健康的规定就完全能够说明问题了。1.为了维护和平和秩序，各省的总督都佩戴着执法的利剑。他们可以进行人身处罚，对重大罪行更掌有生杀大权。但他们却无权听任被判死刑的罪犯自己选择处决方法，也不能对一个犯人判处最温和、最有光彩的流刑。这个特权只为行政官所专有，他们可以向犯人处罚高达50 镑黄金的罚金：而他们的代理人则仅限于决定处罚几盎司黄金的罚款而已。这种似乎放纵大权而对较小的权力却不肯放松的做法实际出于一个十分合理的考虑，较小权力一般容易被滥用。各省的行政官员的情绪常常很可能会促使他们采取只会不利于臣民的自由和财运的压迫行动；虽然，从谨慎，或者也许从人道的角度考虑，他可能仍然惧怕自己犯下杀害无辜的罪行。我们同样还可以考虑到，流放、巨额罚款或选择较容易的死法等等都特别更和有钱人和贵族有关；而那些最容易被省行政官当作满足贪欲或发泄愤怒对象的人，这样便可以躲开他的暗中迫害，而去接受禁卫军卫队长的更严格、更为公正的裁判。2.由于我们完全有理由担心正直的审判官也可能会因牵涉到自己的利益，或有某种感情连系而带有偏见，因而制定了严格规定：凡在本地出生的，不需要皇帝的任何特殊诏令，一律不得在本省政府内任职，并禁止总督或他的儿子与当地居民联姻；并不得在自己权限所及范围内购买奴隶、土地或房屋。尽管已有如此严格的预防措施，君士坦丁皇帝在他经过了25 年的统治之后仍然对司法部门的贪污受贿和欺诈行为十分痛心，并对审判官自己或他的法庭里的官员公开出买和法官面谈的机会、对案件的及时安排或有利的拖延，以及最终如何判决等等情况表现了极大的愤怒。而这些违法活动的始终存在，而且也许从未受到惩罚的情况，从那些一再重申的重要法令和一些收效甚微的威胁中已可得到证明了。 所有的行政官员都来自法律工作这个行业。着名的查士丁尼①学院便是查士丁尼为他的国土内热心研究罗马法律学的青年兴办的；这位君王为了鼓励他们勤奋学习，还屈尊向他们保证，有一天他们的能力和才智一定会从共和国政府中得到一份丰厚的报偿。这门有益的学科的基础知识在西方和东方的一些较大的城市中都有学校专门讲授；但其中最着名的一所学校是腓尼基海滨的贝里图斯学校；这学校自亚历山大·塞维鲁（他也许就是这所给自己国家带来许多好处的学院的创始人）以来的300 多年中一直都很兴旺。经过5年正规课程的教育以后，学生们便分散到各个省去寻求机遇和体面的工作；在这个早已被五花八门的法令、技艺和罪恶所败坏的庞大的帝国中，他们并不缺乏无穷的就业机会。仅是东部的禁卫军卫队长法庭便可以为150 个法律① 当指6 世纪拜占廷皇帝查士丁尼一世。——译者工作者提供职业，其中64 名享有特权，另有每年选出的两名，年薪60 镑黄金，主要是为国库的利益充当辩护士。考验他们法律才能的第一个办法是指派他们去不定期地充当行政官员的陪审推事，从这里他们被提升为他们曾出庭辩护的审判席上的审判长。他们可以得到一个省的管辖权；而且，依靠自己的才能、名声，或强有力的靠山，他们有可能步步高升，直至达到国家杰出者的地位。在法庭的实际工作中，这些人总把说理看成是一种争辩的工具；他们全根据自身的利益来解释法律；这种有害的风气，在他们公开处理国家司法事务时，可能成为他们的性格的一部分。古往今来的许多法律工作者真是都表现得无愧于这个崇高的开明的职业，他们怀着纯真的忠诚竭尽自己的全部智慧担任了这个无比重要的职位。但是，到了罗马帝国司法制度的衰落时期，一个法律工作者的一次普通提升都充满了种种营私舞弊的迹象。 这个曾一度被视为贵族的神圣遗产的高尚艺术，现在却落入了一些刚刚抛掉奴隶身份的自由人和平民之手，他们不是靠技巧，而是靠诡诈在经营一项下流的罪恶业务。他们中有些设法钻到别人家里去，目的是要挑起不和，引起诉讼，以便为自己或自己的哥儿们大捞一笔作准备。还有一些把自己关在住房中，为了摆出一副大律师的架子，竟对自己的富有的当事人把一些无关紧要的细节说得天花乱坠，弄得他对事情的简单真相都完全糊里糊涂，或者添枝加叶，把一件决无道理的事说得头头是道。这些辩护士组成了一个十分体面的人人尽知的特殊阶级，他们的喋喋不休、夸夸其谈的空论充满了整个法庭。他们对公正的名声不感兴趣，大多数被人称作无知的行同土匪的法律指导，他们把他们的当事人带进一个高额花销、拖延时间和接连失望的迷宫，然后，在受过几年无聊的折磨，他们的耐心和财产都已差不多到了尽头的时候，最后便把他们一脚踢开。 皇宫中的七大臣行政官员和将军们总是在远离朝廷之外，在各行省和军队中行使他们代表皇帝的权力，除此之外，皇帝还把与他更为亲近的七位侍臣加封为杰出者，并依赖他们的忠诚，分别委任他们以管理有关他个人安全、为他出谋划策和他的财产等方面的事务。1.皇宫中皇帝的寝宫由一名受宠的宦官掌管，这个人，按当时的说法称作Proepositus，意思是神圣卧室长官。他的职责是在皇帝处理国事或娱乐时侍候他，他在皇帝身边所干的一切只是因为沾点御气才显得有几分光彩。在一个确有资格统治的皇帝手下，他们的卧室侍从（我们原可以这样称呼他）一般都是一个有用的身份低下的仆人；而一位机灵的在任何时候都善于处理偶尔听到的不应听到的机密的仆人定能无形中凭着无大用的头脑得到凭尖刻的智慧和坚持正确见解的高尚品德很难得到的高位。提奥多西乌斯的几个堕落的孙子，他们的臣民从来见不到他们，他们的敌人认为他们可鄙以极，竟把他们的卧室长官的地位抬得高过了宫中其他一切主事的大臣；甚至他的代理人，那在皇帝身边服役的一大批体面的奴隶中的第一名，都被认为应当比埃及或亚洲的众望所归的前执政官更高一等。卧室侍从的司法权是得到伯爵，或称监督官的承认的，他的两大职权范围是管理皇帝豪华的衣橱和奢侈的餐桌。2.对重大公共事务的处理则完全交托给办公室长官，由他凭他的勤劳和才能去办。他是皇宫中的最高行政官员，负责检查民政和军事讲习班的纪律，并接受来自帝国各地与大批特权人物有关案件的上诉；这些人，作为皇宫里的仆人，都为自己和他们家属获得可以拒绝接受一般法庭裁决的特权。皇帝和他的臣民之间的通信由四个scrinia，或国务大臣的四个办公室管辖。其中第一个负责纪念事宜，第二个负责书信，第三个负责请愿书，第四个负责文献和各种法令、法规。每个办公室都由一名属于众望所归品级的地位较低的长官管辖，而四个办公室的工作共由148名秘书分担，由于这些部门的工作经常要处理各种各样内容复杂的报告或文献资料，这些人大部分是从法律工作人员中挑选出来的。其中还破例任命了一位希腊语的秘书，这在过去却被看作是有失罗马帝国尊严的做法；为了接待来自野蛮民族的使臣，还任命了一些翻译；而在现代国家中起重要作用的外交事务部门在当时却很少引起办公室长官的注意。在他的思想中他更为严重注意的是帝国的驿站和武器的生产。帝国只有城市34 座，15 座在东部，19 座在西部，在这些城市都有有组织的长期雇佣的工人，生产各种各样防御性的铠甲或进攻性的武器以及军用机械；这些东西一般都先储存在兵器库中，有的也直接送往部队中去使用。3.在长达9 个世纪的过程中，财务官的职务已经历了重大的变革。在罗马的年轻时期，每年都由人民选举两名较低级的行政官员，以消除执政官亲自管理国库经常引起的非议；对每一个执掌军队指挥权或行省管理权的前执政官和执政官也都配备了类似的助手；随着帝国领土的逐步扩大，原来的两名财务官逐渐增加到了4 名、20 名，还可能在某一短期内达到了40 名；许多最高贵的公民的最大野心是取得一个能使他们在元老院中占一席之地的职位，争取获得共和国的荣誉，这也是一种正当的希望。奥古斯都一方面极力表示支持自由选举，可他同时又同意自己具有每年推举，或者说提名一部分候选人的特权；他常常习惯于从那些表现出色的青年中挑选出一位来在元老院会议上宣读他的演说或书信。奥古斯都的这种做法后来继任的一些皇帝也跟着摹仿；那个临时性的委托竟然演变成了固定的职位，那受宠的财务官由于具有了一种新的、更引人注目的性质，终能独自逃脱了他的那些完全是虚设的先辈同行们所受到的压抑。由于他代替皇帝草拟的演说具有绝对法令的力量，最后更具有法令的形式，于是他便被认为是立法权力的代表，议会的喉舌和民法条例的原始出处。他有时被邀请去与禁卫军卫队长和办公室长官一起参加帝国的最高司法会议；他还经常接受下级法官解决疑难问题的请求；但由于他并没有许多属于他的管理范围的杂乱的事务，他的空闲时间和才智主要用于培养那种尽管人的趣味和语言的运用已日趋衰落，却仍能使罗马法律保持某种庄严气概的雄辩口才。在某些方面帝国财务官的职务与现代的司法官职务相似；但似乎是由无知的野蛮人开始使用的表示皇帝预闻其事的大印却从来也未出现过。4.国库财政总管被加以一个十分奇特的称号，神圣赏赐伯爵，用意也许是让人们感觉到每一项支出都是靠君主慷慨解囊。要想弄清一个庞大帝国各地行政和军事部门每年和每天几乎无数的开销的详细情况，那是一个想象力最丰富的人也无能为力的。实际为了管理帐目而雇用了分属11 个不同办公室的好几百人，各办公室按专业分工，负责检查和监督他们各自负责的工作。参与这一工作的人数总会很自然地有日益增多的趋势；所以曾多次想到过最好的办法是把那些无用的多余人员打发回家去，特别是他们中有些人原有可以勤恳劳动的工作可做，却丢开不干而削尖脑袋钻进了收入丰厚的财务部门。各行省的29 个收税官，其中18 人都和国库司库大臣一样被加以伯爵头衔；他还把自己司法权力扩展到各个开采和提炼贵重金属的矿场、把金属铸成通用货币的铸币厂，以及一些最重要城市中为国家急需储备各种财宝的金库方面去。帝国的外贸活动也由这位大臣监管，他同样还控制着供皇宫和军队使用的所有毛、麻织品生产厂，生产的各个工序，包括纺、织、染，都在这里主要由大群奴隶身份的妇女进行。这样的工厂在引进纺织技术较晚的西部曾被列举的有26 座，因而可以想象，在工业发达的东部各省，这样的工厂可能更多了。5.一个专制君王除了他可以随心所欲地征收和挥霍公众的财政收入之外，皇帝本人作为一个十分富有的公民还占有由伯爵或一个司库大臣管理，范围广泛的私家财产。这些财产中一部分可能是早先的国王或共和国的地产，一部分也许是得之于某些世代着紫的家族；但其中绝大部分却是极不光彩地靠没收和侵占他人财产而来。帝国的财产遍布于从毛里塔尼亚到不列颠的各省中；但是卡帕多西亚的肥沃的土地却诱使这位君王要对那片地区占有相当的份额；而君士坦丁或他的继位者们必曾抓住这个机会利用宗教热忱来掩饰他们的贪婪。他们取缔了科马纳的富有的神庙，尽管这里的战争女神的祭司长曾维护过一位在位亲王的荣誉；他们把居住着战神和她的大臣的6000 臣民或奴隶的大片献给神灵的土地全部划归私有。但这里的居住者之中真正有价值的可不是他们：在从阿格莱乌斯到萨鲁斯河的那广大平原上大量繁殖着一种以其神骏的体态和无可比拟的速度闻名于古代世界的好马。这种肯定将作为皇宫和帝国竞技活动之用的神圣的动物，依靠法律的保护，一个鄙俗的养马人都不得随便对它们不敬。卡帕多西亚的这些田产由于其地位的重要，特派一位伯爵监管；在帝国的其他地方则都由低一级的官员监管，而管理私产以及那些公共财产的司库大臣的代理人却到处都是，他们各自独立行使他们的权力，有时甚至控制着各省行政官员的权力。6，7.保护皇帝人身安全，经过精心挑选的骑兵队和步兵队由两名内务伯爵指挥。他们的总数为3500 人，分为7 个训练组，或分队，每队500 人；在东部，这一光荣的任务几乎全部由亚美尼亚人担当。每当有什么公共纪念活动，他们便会列队出现在皇宫的大院里和门廊上，他们高大的身躯、寂静无声的纪律，以及所持的用金银镶嵌的兵刃都能表现出一种不失罗马帝国威严的强大的军威。从这7 个分队中再挑选出两队骑兵作为近卫，这近卫的地位是只有最优秀的士兵才有希望获得的特殊荣誉。他们骑着马在内宫值勤上岗，有时还会被派到外省去，以便迅速有效地执行主子的命令。内务伯爵有的后来做了禁卫军卫队长；与卫队长一样，他们都希望由服务于皇宫进而能指挥军队。 警察国家的开端大批道路的修建以及驿站的建立大大方便了朝廷与各省之间的频繁交往。但是这些有用的设施却有时被滥加利用，造成令人不能容忍的弊端。总共雇用了二三百名驿站员或信差在办公室长官的管辖之下工作，负责通报每年选定的执政官的名册，以及皇帝的敕令或战争得胜的消息。他们不知不觉中竟然擅自报导他们所见到的某些行政官员或某些普通公民的所作所为；因而很快便被看作是君王的耳目和人民的祸害。在一种软弱无力的有害统治的影响之下，使他们的人数令人难以置信地增加到了10000 人，他们完全不顾当时虽然无力却也三令五申告诫他们的法令，竟把那有利可图的驿站业务变成了掠夺性的压榨工具。这些经常与皇宫有联系的密探，在常常能得到好处和奖励的鼓舞下，急切希望能发现某种在进行中的叛乱计划，从轻微的甚至暗藏的不满到打算进行公开叛乱的准备活动。他们的不可侵犯的貌似热忱的面具遮掩住了他们对真理和正义的随意践踏或罪恶的歪曲。他们可以把诬陷的毒箭随意对准任何一个有罪或清白无辜的人的胸膛，只因为他惹怒了他们，或不肯花钱买得他们的沉默。每一个或许出生于叙利亚或者出生于不列颠的忠诚臣民都有被戴上镣铐拉到米兰或君士坦丁堡的法庭上去的危险，或至少会有遭到某种厄运的恐惧；在那里他们将面对那些拥有特权的告密者的罪恶诬陷，为自己的身家性命进行辩解。而按当时采取的一般法律程序，只有绝对的必须才能容许辩解；如果定罪的证据不足，完全可以随意使用酷刑以求得到补充。 这种罪恶的一般称之为审判委员会带有很大欺骗性的危险的实验在古罗马的司法界虽允许存在，但并未得到公开承认。罗马人只将这种血腥的审讯办法用在奴隶身上，他们的痛苦，不论从正义或人道的角度来讲，在那些傲慢的共和国人的眼中，是完全不足挂齿的；他们如果没有确凿的犯罪证据，是决不会同意对一个公民的神圣的肉体进行折磨的。看一看从提比略到图密善这些暴君的政史，那里也许详细记载了许多滥杀无辜的情况，但是，只要国民自由和荣誉的思想还能发挥一定的影响，一个罗马人在临终时刻是决不会受到屈辱性的酷刑①的。然而，各省行政官员的行为并不受罗马城的行为准则或罗马人民严格的信条的约束。他们发现酷刑的使用不仅限于对付东部暴君统治下的奴隶，还用于对付只服从受宪法制约的君主的马其顿人；用于靠自由经商而兴盛起来的罗得岛人，甚至还用于对付维护并提高人的尊严的雅典人。由于各省居民的默许，使得各地总督获得了，或者说夺得了随意使用残酷刑具的权力，从强使一些游民或平民罪犯交代出他们的罪行，直至逐渐发展到完全混淆了等级界线，完全置罗马公民的基本权利于不顾。臣民的恐惧心理使他们不得不请求颁布了一系列特殊的豁免令，君王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也十分愿意颁发这些特别豁免令，这实质上是变相容许使用，或甚至授权广泛使用酷刑。它们保护了所有属于杰出的或德高望重阶层的人；保护主教和他们下属的长老、讲授人文学科的教授、士兵和他们的家属、市政府官员和他们三代以内的子女，并保护所有未成年的儿童。但是，这帝国的新的司法制度却又加进了一条致命的原则，那便是只要一牵涉到叛国罪，其中包括律师经过深文周纳证明某人对皇帝或共和国怀有敌意，那一切特权便全都无效了，那所有的人的地位也便一律变得同样可悲了。由于不容怀疑，皇帝的安全比任何公正和人道的考虑都更为重要得多，因而老人的尊严和青年的无知全都同样被置于最残酷的刑罚之下了。这种无端被告密，被指控为一项全出臆造的犯罪活动的同谋者，或仅仅是被指控为见证人的恐惧永远悬在罗马世界一些主要公民的心头。 任何一个一味趾高气扬，或整天垂头丧气的民族都不大可能对自己的实际处境作出正确的估计。君士坦丁的臣民不可能觉察到人的才智和高尚品德的日趋堕落已使他们失去了他们的前辈所具有的尊严；但他们却能感觉到并痛恨暴政的疯狂、纪律的松弛以及日益增多的赋税。但不怀偏见的历史学家，一方面承认他们的确有理由感到不满，同时也会看到一些能减轻他们的苦难①在比索密谋杀害尼禄，仅只有埃比卡里斯（libertina mulier）受到严刑拷问；其他人全都intacti tormentis（丝毫未受折磨——译者）。这里再要补充一个更轻的例证未免多余，但要找一个更为有力的例子却又十分困难了。塔西佗《历史》XV.57。 生活的有利条件。转眼间便使罗马帝国的伟大失去基础的野蛮人入侵的巨大风暴，至今仍被拒于，或被阻挡在边境地区。整个地球上相当大部分的居民，仍然在培育着艺术和文学，仍然在享受着高雅的社交活动。民政机构的形成、气派和开支都有助于遏止住士兵的胡作非为；尽管法律受到某些特权的破坏或遭到巧辩的歪曲，罗马的司法制度的明智的原则却使得一种东方的专制政府难以想象的秩序和公正感一直保存下来了。宗教和哲学可能对人权有一定的保护作用；自由这个词虽已不再可能使奥古斯都的继承人们感到惊愕，但却也可能提醒他们，他们所统治的并不是一国奴隶或野蛮人。 第十八章君士坦丁其人。他的家庭。他的死。 在沙普尔二世统治下波斯的崛起。 这位曾迁移帝国的统治中心，对他的国家的行政及宗教制度进行过如此巨大变革的君王的品性究竟如何，一直是人们注意的中心，并引起了极大的分歧。基督教徒出于强烈的感激之情，不惜使用一切描绘英雄，甚至圣徒的色彩来装点这位基督教会的解放者；而那些遭到压制的人群出于愤怒，又把君士坦丁说成是历史上最可憎恶，而且由于其懦弱和邪恶，有辱帝国尊严的暴君。类似的不同情绪在一定程度上，都一代一代一直保留下来，甚至在今天，君士坦丁的为人仍既有人作为讥讽的对象，也有人百般颂扬。只有真正不怀偏见地把他的最热忱的崇拜者也不加否认的那些缺点和他的不共戴天的仇敌也不得不承认的那些优点综合起来，我们也许才能希望对这位非同一般的历史人物勾画出一个公正的、历史的真实和热忱能以毫无愧色地接受的形象来。但是，如果我们不能从一个恰当而明晰的角度把君士坦丁的统治时期仔细地划分为几个阶段来加以观察，我们马上就会发现，要想把如此不协调的色彩混合在一起，并把如此不相容的性格特点调和起来，结果其所产生的形象很可能完全像个怪物而不像人。 君士坦丁的外形和内心在许多方面都得天独厚。他身材伟岸，相貌英俊，举止高雅；在各种男人的活动中他都表现出强大的体力和灵巧，而且他始终坚持在家庭生活中奉行清淡、节欲的原则，他从青少年时候起直至完全进入老年之后，始终保持着强有力的体魄。他非常喜欢彼此随意交谈的社交活动；尽管他有时会不顾自己高贵的身份随意对人大发脾气，但他那待人以礼的态度赢得了所有接近过他的人的心。有人曾怀疑他的友谊是否真诚；但在有些情况下他确曾表明他并非那种毫无热情，不能和人长久相处的轻薄之徒。没有受过教育的缺点并未妨碍他正确估量知识的重要性；艺术和科学因得到君士坦丁的慷慨支持还获得了一定的发展。他勤奋地处理公务，从来不知疲倦；他的十分活跃的头脑几乎不间断地一直用于阅读、写作、思考、接见外国使节、研究臣民们的疾苦和不满。即使那些指责他措施不当的人也不得不承认，他确实具有博大的胸怀才使他能设想出，只有极大耐心才使他能坚决贯彻那无比艰巨的计划，而不被所受教育的偏见和群众的叫喊声所阻挠。在战场上，他成功地把自己的大无畏精神灌输给手下的士兵，并以一个完美的指挥官的才智指挥着他们；我们应该把他对国外和国内的敌人所取得的辉煌胜利归功于他的才能，而不是他的幸运。他热爱荣誉，并把它看作是自己的辛劳的奖赏，或甚至是原动力。自从他在约克接受王位的那一天起，似乎已成为他的主导情绪的无止境的野心，也可以说是由于他自己的危险处境、他的一些对手的为人、他意识到自己的高超的品德，以及他预见到自己的成功将能给无路可走的帝国带来和平和秩序等等原因所造成的。早在他与马克森提乌斯和李锡尼进行内战的时候，他就已经为自己的这一边赢得了人民的好感，他们很自然地把这些暴君的赤裸裸的行径和似乎可以说是君士坦丁施政基础的明智和公正进行了比较。 如果当时君士坦丁在第伯河畔，或甚至在哈德良堡的平原上倒下了，这些除了极少数例外，后人所知道的君士坦丁的为人可能不外乎此。但是，他最后一段时间的统治（根据和他同时代的一位作家的温和的甚至也不无关怀的描写），却使他丧失掉了他已经得到的无愧于后代的罗马皇帝的荣誉。在奥古斯都的一生中，我们看到一位共和国暴君几乎在不知不觉中变成了他的国家以及全人类的父亲。而在君士坦丁的一生中，我们看到的却是一个长期得到他的臣民的爱戴，并使他的敌人丧胆的英雄，为自己的幸运所毒害，或由于赫赫战功而对自己的一切行为无须掩饰，堕落成一位残暴而放荡的君主。在他统治的最后14 年中他所维持的大体平静的局面只能说是表面的太平，而不能说是真正的繁荣；而进入老年的君士坦丁更被两种彼此对立但也可以调和的恶行、掠夺和慷慨所玷污。在马克森提乌斯和李锡尼宫中多年积累下的财富全被他挥霍一空；这位征服者引进的各种革新措施都得大量增加开支，他的各种建筑、他的宫廷以及他规定的庆祝活动的开销都需要立即开发大量的财源；而对人民的压榨却是能维持这君王的挥霍的唯一的资金来源。他的一些品德低下的亲信依靠他们的主子的无限的慷慨全都十分富有，更肆无忌惮地掠夺和贪污受贿。一种陷蔽的但普遍存在的腐败现象在政府公开的行政机构各个部门中已完全可以觉察到了，而皇帝本人尽管仍然能够得到臣民的顺从，却已渐渐失去了他们的敬爱。他在渐入晚年时刻意追求的动人的穿戴和举止，只不过使他在人们眼中更显得可鄙。充满傲气的戴克里先所显示的亚洲式的气派在君士坦丁身上却变得只见其软弱和女人气。据说他戴着当时的能工巧匠精心制作的各种颜色的假发，一顶新式的无比昂贵的皇冠；浑身珠光宝气，还戴着项圈和手镯；再加上一件绣着金碧辉煌的花朵的锦缎长袍像水波似的拖在身后。这样的装束，即使出现在年轻、愚昧的埃拉伽巴卢斯身上也会让人感到不可原谅，现在更无处去找一位年事已高的君主的智慧和一位罗马老军人的简朴了。一个由于繁荣和放纵已变得如此松弛的头脑是不可能上升到敢于对人宽恕、以多疑为可鄙的真正宽宏大量的地步的。马克西米安和李锡尼的死按他们从暴君学校所学到的政策原则看，也许可以说是死得其所；但一篇对那些有损君士坦丁晚年名声的血腥的处决，或屠杀的客观描述在一些至诚人士的心中所能勾起的联想，也只能是这样一位皇帝在自己的情绪或利益的支配下，是会毫不犹豫地牺牲掉法律所主持的公道和起码的人性的。 君士坦丁的家庭那始终一成不变地追随着君士坦丁的胜利旗帜的好运似乎同时也使他的家庭生活充满希望和欢乐。那些统治时间最长，而且使国家最繁荣的他的前辈，如奥古斯都、图拉真和戴克里先，都因没有后代而不安；经常发生的革命运动不容任何一个皇帝有时间在紫袍的庇荫之下壮大、繁衍起来。但是，最先由哥特人克劳狄获得皇位的弗拉维皇族却延续了好几代；君士坦丁本人也把从他皇父那里继承来的荣誉传给了他的后代。这位皇帝曾两次结婚。出身寒门的密涅维娜是他年轻时的合法爱侣，她仅只给他留下一个儿子，名叫克里斯普斯。马克西米安的女儿福斯塔生有三个女儿和三个大家都知道名字十分相近的儿子：君士坦丁、君士坦提乌斯和君士坦斯。君士坦丁大帝的三个无大志的兄弟尤利乌斯·君士坦提乌斯、达尔马提乌斯和汉尼拔利阿努斯都享受到无官职的人所能享有的最高荣誉和最富足的财产。三兄弟中最年轻的一个活着的时候鲜为人知，死时也未留下后代；而他的两个哥哥却都娶了有钱的元老的女儿，亦为这个皇族增添了新的支派。罗马贵族尤利乌斯·君士坦提努斯的儿子中，伽卢斯和尤利安两个名声最大。后来得到户籍官官名的达尔马提乌斯的两个儿子分别叫达尔马提乌斯和汉尼拔利阿努斯。君士坦丁大帝的两个姊妹，阿纳斯塔西娅和尤特罗皮娅，分别嫁给两个出身贵族，并具有执政官身份的元老奥普塔图斯和涅波提阿努斯。他的第三个姊妹君士坦提阿的伟大行径和所遭受的苦难都非同一般。在他的丈夫李锡尼败亡之后，她一直寡居；并且在她的恳求下，他们结婚后生下的一个无罪的儿子才得以在一段时间中生存下来，保留下恺撒的头衔，和某种渺茫的继位的希望。 在这个弗拉维家族中，除去这些妇女和她们的亲眷之外，还有按照现代法律术语应被称作皇族血缘亲王的10～12 个男性，似乎全应按出生顺序，继承或辅佐君士坦丁的王位。但是，在不到30 年的时间内，这个数目众多的兴旺的家族很快就只剩下君士坦提努斯和尤利安两人了，只有他俩在一系列类似悲剧诗人在悲叹珀罗普斯和卡德摩斯①的诗中所描写的重大罪恶和巨大灾难中活了下来。 公正的史学家都把似将成为帝国王位继承人的君士坦丁的大儿子，克里斯普斯说成是一位可爱的、卓有成就的年轻人。关于他的教育，或至少关于他学习的问题全交托给在基督徒中最有口才的拉克坦提乌斯负责；在培养这位杰出的学生的兴趣，唤醒他的良知方面，他可以说得上是一位再称职不过的导师。克里斯普斯17 岁时就被授与恺撒称号并被赋与管辖高卢各行省的权力，那一地区的日耳曼人的进犯正好可以尽早让他一显他的军事才能。在其后不久爆发的内战中，父亲和儿子分掌兵权；这段历史，特别在强攻李锡尼以优势舰队全力固守赫敕海峡的行动中充分显示了克里斯普斯的英勇和才干。赫勒海战的胜利对结束这一战争起了很大作用，在他们的东部臣民向他们欢呼的时候，君士坦丁和克里斯普斯这两个名字已合而为一，他们高声宣告，整个世界已被征服，现在全处于一位十分仁德的皇帝和他的儿子的统治之下了。一个皇帝在老年时很难得到的公众喜爱却在年轻的克里斯普斯身上布满了光辉。他完全有理由受到朝臣、军队和人民的尊敬，也确实得到了他们的爱戴。对于一个治国多年的有经验的君王，他的臣民很难痛快地承认他的功绩，而常常总不免夹杂着一些不公正的、表示不满的抱怨；而一看到他的继位者开始表现出一点良好的品德便一厢情愿地在获得个人和公共幸福方面对他抱有无限的希望。 这种带有危险性的人民的爱戴很快就引起了君士坦丁的注意。不论作为父亲还是国王，他不能容忍这样一个与自己处于平等地位的人存在。但他并没有用信赖和使他感恩的做法来确保儿子对自己的忠诚，却是决心要阻止无法实现的野心可能引发的越轨行为。克里斯普斯很快就因看到他的未成年的弟弟被授与恺撒头衔并对高卢各省属他管辖的特殊部门掌握统治权，而他自己，一个已成熟的王子，又在近年内有过重大功绩，却非但没有得到奥古斯都的高位，反而被像囚犯一样关在父亲的王宫里，听任他的一些阴险的敌人对他进行恶意中伤，而毫无自卫能力，自然深感不满。处在这样一种痛苦的境地中，这位年轻的王子恐怕很难做到处处注意自己的举止，或尽量压制着自己的情绪了；我们还可以断言，在他身边一定聚集着许多冒失或怀有二心的随从，他们用尽心机故意挑逗他发泄不满，也许他们还接受到密令，要随时对他告发。就在这一时期前后，君士坦丁发布了一道敕令，明确表示他真① 珀罗普斯和卡德摩斯都是希腊神话中的人物。前者曾被其父肢解以供奉神灵；后者为一腓尼基王子，曾杀死一龙并锯开龙牙，从中获得数武士，与他同建底比斯城。——译者的，或假装着怀疑有人正在阴谋策划推翻他本人和他的政府。他还以荣誉或重金报酬为诱饵，呼唤各种层次的告密者可以放胆告发他的执政官或大臣，他的朋友或最贴身的亲信，无一例外；他还庄严宣布，他将亲自聆听这些指控，并将亲自对有害于他的人进行报复；最后，他还用一段祷告结束他的敕令，这祷词倒真是表露出了他对某种危险的担忧，他祈求最高的神灵仍一如既往保佑皇帝和帝国的安全。 按照如此优厚的条件奉邀行事的告密者自然全都通晓宫廷里的争斗艺术，他们都选定克里斯普斯的朋友和亲信作为有罪的告发对象；再说，皇帝既已答应要进行充分的报复和惩罚。他的真诚显然是无庸置疑的。然而，对这样一个已被他视为势不两立的敌人的儿子，君士坦丁在表面上却仍保持着关心和信任的态度。他仍然授与他各种勋章，并和以往一样为这位年轻的恺撒的长久、太平的统治祝福；一位请求将他从流放地召回的诗人，用同样的热情歌颂了父亲的宏伟，也歌颂了儿子的伟大。现在到了庄严庆祝君士坦丁统治20 周年纪念大会的时节，为此目的，皇帝决定把他的朝廷从尼科米底亚迁到罗马，在那里为他准备下了极其盛大的欢迎仪式。这时每一双眼睛和每一张嘴都极力装着要表达说不出的幸福，庆祝仪式和伪装的帷幕暂时掩盖住了最阴险的复仇和谋杀计划。就在这节日期间，不幸的克里斯普斯被皇帝下令逮捕了，他放下了父亲的柔情，却并没有主持法官的公正。审讯极为草率而且是秘密进行的；看来他也感到让罗马人全都看到这位年轻王子的厄运未免有失体面。他被押解到伊斯的里亚的波拉去，在那里不久便或者被刽子手杀害，或者被用较温和的办法给毒死了。态度和蔼可亲的青年恺撒李锡尼也因克里斯普斯的事受到株连；君士坦丁最喜爱的妹妹痛哭流涕哀求他保留她的这个除了他的地位别无罪过的儿子的性命，也完全没能动摇他的顽固的妒心；她在儿子死后很快也就死去了。有关这些不幸的王子的故事、他们的犯罪事实真相、他们接受审判的方式以及他们如何被处死的细节，都已淹没在不可知的神秘气氛之中了；那位显贵的大主教虽在一部洋洋洒洒的作品中盛赞他的这位英雄的美德和虔诚，但有关这段悲剧的细节却小心地避而不着一词。这种悍然不顾遭人责难的做法也不能不使我们想起现今一位最伟大的君王的完全不同的态度。拥有全部专制权力的沙皇彼得大帝却把他不得不对自己有罪的，或至少是已十分堕落的儿子判处死刑的理由完全交给俄国人、欧洲人以及他的子孙后代去评说。 克里斯普斯的无辜早已得到普遍承认，以致于现代希腊人，虽然对他们的那位都城奠基人无比崇敬，但对于他的这一杀死亲生儿子的罪行，因碍于普通人的感情，无法为之辩解，也只能勉强加以掩饰而已。他们只能说，当这位伤心的父亲一发现对他的指控不实，只是由于自己的轻信以致错误地置他于死地的时候，他立即向世人公开表白了他的悔恨和痛苦；并为儿子哀悼了40 天，在这期间他从不曾洗浴，并断绝了一切一般的生活享受；还说，为了让子孙后代引以为戒，他给克里斯普斯立了一座金像，上面镌刻着纪念铭文：“献给我的被我错误定罪的儿子。”如此深明大义的一篇有趣的故事理所当然必会得到一些更有份量的权威的支持；但是，如果我们查阅一下更早、更可信的作家们的记述，他们却告诉我们，君士坦丁只曾用血腥的屠杀和报复来表达他的忏悔，他为了弥补误杀一个无辜儿子的过失，却处决了一个也许真有罪的妻子。他们把克里斯普斯的不幸归之于他的继母福斯塔的阴谋，是她的无法消除的仇恨或无法满足的情欲使她在君士坦丁的宫廷里重演了希波吕托斯和淮德拉①的悲剧。和米诺斯的女儿一样，马克西米安的女儿诬告她的非亲生儿子对他这个贞洁的王后有乱伦的企图，由于皇帝嫉妒心重，她很容易便因此得到了处死这位年轻王子的敕令，从而除掉了她有理由认为妨碍她亲生儿子得宠的最可怕的对手。但君士坦丁的老母亲海伦娜对孙儿克里斯的早死非常伤心，并进行了报复；没过多久就有人发现，或假说发现福斯塔自己正和一个在御马厩服役的奴隶进行罪恶勾搭。对她的判决和治罪是在这指控提出后立即进行的，奸妇是用特意烧得更热的蒸汽浴池中的高温给闷死的。有人也许会想到，对20 年的夫妻生活的回忆，以及考虑到他们的子女，命定的王位继承人的荣誉应该会软化了君士坦丁的铁石心肠，使他能够容忍他的妻子，不管她似乎犯下多大的罪行，在一间独自关押的牢房中去消磨掉她罪恶的余生。但是，现在看来讨论究竟如何做更为恰当似乎是多余的，因为现在我们无法弄清这一段尚有许多疑点和混乱的奇特历史的真实情况究竟如何。那些攻击君士坦丁的为人和那些为他的为人进行辩护的人们都同样忽略了一个在下一位皇帝统治期间发布的两篇重要文告中的两个十分重要的段落。头一段盛赞那位作为女儿、妻子、姊妹和那么多王子的母亲的皇后福斯塔的美德、美貌和幸运。后一段却用明白的语言肯定说，小君士坦丁在他父亲死后3 年被杀害，他的母亲却活下来得以为自己的儿子的不幸哭泣。尽管有许多异教和基督教的作家都提出肯定的证据，但我们仍有理由相信，至少不免怀疑，福斯塔实际逃过了他丈夫的盲目怀疑的残暴行径。一个儿子和一个侄儿的死，再加上和她们的死有关的一大批有地位并可能是无辜的朋友的被处决，不论如何，也许已足以表明罗马人完全有理由感到不满，也足以说明他们为什么会在宫门口张贴一些讽刺诗，把君士坦丁的辉煌而又充满血腥气味的统治和尼禄的统治相比。 克里斯普斯死后，帝国王位继承权似乎已落到前文提到的福斯塔的三个儿子，君士坦丁、君士坦提乌斯和君士坦斯身上。这三位年轻王子先后都被授与恺撒称号，晋升的时间可以说分别为他们的父亲在位的第10 年、第12年和第13 年。这种做法尽管会导致罗马帝国出现众多的主子，但我们还可以说这完全是出于父亲的偏爱而加以原谅；但这位皇帝究竟出于何种动机，竟不惜置自己的家庭，乃至全体人民的安危于不顾，毫无必要地把他的两个侄子达尔马提乌斯和汉尼拔利阿努斯也提上高位，就令人难以理解了。前一个被授予恺撒头衔，与他的堂兄弟们地位平等，为了讨好后一个，君士坦丁特意创造了一个新奇的称号Nobilissimus，随着这称号更赏给他一件金紫色的袍子。但在罗马帝国各个时代的所有亲王中，只有汉尼拔利阿努斯曾被破格加以国王称号；即使是在君士坦丁治下，也是一件离奇的无法解释的事，这是凭借帝国的勋章和当代作家的权威性都无法使人接受的。 整个帝国全都对这五位年轻的君士坦丁的公认的继承人的教育问题感到十分关心。各种体育锻炼为他们将来必须应付的疲劳的战争生活和各种繁忙的职务作准备。那些偶尔提到君士坦提乌斯的教育情况或他的才能的人，认为他在跳远和赛跑等体育运动方面能力出众；还说他是神箭手、熟练的骑手，说他对各种不论是骑兵还是步兵使用的武器全都能运用自如。同样艰苦的训练，尽管也许不那么成功，也曾用以增强君士坦丁的儿子和侄子们的头脑。 ① 在希腊神话中，淮德拉是米诺斯的女儿，雅典王子提修斯的妻子。她因勾引非亲生儿子希波吕托斯被拒而自杀。——译者这位皇帝不惜重金请来了最着名的基督教教义、希腊哲学以及罗马法理学方面的教授，至于向这些皇家青年讲授如何治理政府，认识人世这个最重要的任务，则由他亲自去做。但君士坦丁的才干是从逆境中和亲身经历中得来的。 在私人生活的自由交往中，在伽勒里乌斯的充满危险的宫廷里，他学会了如何控制住自己的感情，如何和与自己地位相当的人交锋，以及如何依靠自己的个人行为所表现的谨慎和坚强，以求得眼下的安全和未来的伟大成就。而他的这些命中注定的继承人却生于，并受教育于皇宫之中。身边总围着阿谀奉承之徒，从小便过着奢侈的享乐生活，并总想着自己将继承王位；他们的高贵地位的尊荣又不允许他们从那高位上走下来看看事情真象，因为从那高位上看去，各种各样的人都显得十分平常和单一。君士坦丁对他们的纵容使得他们在极年轻的时候就分担了帝国的统治权；他们以自己管辖下的人民作实验来研究统治艺术。小君士坦丁被指派到高卢地区掌权，他的弟弟君士坦提乌斯则用过去他们父亲的世袭领地换取了更富庶、战事较少的东部各行省。意大利、西伊利里亚和阿非利加都习惯于尊崇君士坦丁的三儿子君士坦斯，把他看作是君士坦丁大帝的代表。君士坦丁还把达尔马提乌斯安插在哥特的边区，后来色雷斯、马其顿和希腊也全都由他统治。恺撒里亚城被选作汉尼拔利阿努斯的住处，计划以本都、卡帕多西亚和小亚美尼亚等省组成他的新王国。为所有这些王子都分别建立了适当的行政机构。为了维护他们的高贵地位和安全，对他们每人都分给一定数量的卫队、军团士兵和一些辅助人员。安排在他们身边的大臣和司令官都是君士坦丁能够托付他们协助那些年轻王子行使他们被赋予的权限，甚至能对他们进行一定控制的人。在他们年纪渐大、经验较为丰富之后，对他们的权力的限制则在不知不觉中放松了： 但是，这位皇帝却始终把奥古斯都的头衔留给自己专用；尽管他常往军队和各省委派一些恺撒，但他却始终让帝国的每一部分全都听命于它的最高首领。塞浦路斯岛上的一个赶骆驼的人发起的可厌的叛乱，或者君士坦丁的政策使他必须积极参与的反哥特人和萨尔马提亚人的战争，都几乎没有扰乱他最后14 年宁静的统治。 与萨尔马提亚人和哥特人的旷日持久的战争始终伴随着君士坦丁的晚年。 君士坦丁之死通过打下哥特人的傲气，并接受了这个拱手称臣的民族的效忠宣誓，君士坦丁进一步肯定了罗马帝国的威严；来自埃塞俄比亚、波斯以及最遥远的印度的使节们都来向他的政府所取得的和平和繁荣祝贺。如果他把他的大儿子、他的侄儿和他妻子的死都看作是莫大的幸运，那么直到他进入第三十年的统治时期以前，从公私两方面看，他可一直毫不间断地过着美满幸福的生活；这样长的统治是自奥古斯都以后所有他的前代皇帝都不曾享受过的。在30 周年的隆重庆典之后，君士坦丁大约又活了10 个月；他在64 岁的高龄，在经过短期患病，便在尼科米底亚郊外的阿库里昂宫结束了他的令人难忘的一生；他来到这里原是为了这里的清新空气，他还希望借助于使用这里的温泉浴能重新恢复他日见不支的体力。过于铺张的哀悼活动，或至少是丧礼仪式，超过了以往任何一位皇帝丧事的规模。完全不顾古老罗马城中元老院和人民的要求，故去的皇帝遗体仍然按照他生前最后的遗愿被运到了将以他的建造者命名，以对他表示永久纪念的城市。君士坦丁的遗体被用各种象征伟大的饰物装扮起来，他身着紫袍，头戴王冠，安置在王宫一处专为此布置得金碧辉煌、照得一派通明的殿堂的一张金床上。朝见的仪式仍然严格按照过去的形式进行。在每天规定的时间里，政府、军队和皇族的重要官员仍旧跪在地上，显得无比严肃的样子来到君主的身边，仿佛他还仍然活着一样严肃地向他表示忠心。出于政治上的需要，这种儿戏的仪式持续了相当一段时间；一些阿谀之徒也不会甘心随便放过这个机会的，他们说，只有君士坦丁受到上天的特殊恩宠，使他死后仍能继续进行统治。 然而，这种统治只能存在于空洞的形式中；没有多久人们便发现，当所有的臣民不可能再希望得到他的任何恩赐，或者再也不害怕他的不满的时候，这位绝对专制的君王的愿望已很少有人在意了。同是这些在他们已死去的君王的遗体前鞠躬到地表示无比崇敬的大臣和将军，已在暗中策划要夺掉君士坦丁指定由他的两个侄儿达尔马提乌斯和汉尼拔利阿努斯继承的那部分帝国的统治权。由于对君士坦丁宫廷中的具体情况了解得太少，我们很难断言那些密谋的发起者所以要这样做究竟是出于什么思想动机；我们至多只能假想他们这样做也许是出于对禁卫军卫队长阿布拉维乌斯的忌妒，并要对他进行报复；此人因受死去的皇帝的宠爱而十分狂傲，有很长一段时间左右着皇帝的意志，并有负于皇帝的信赖。他们为求得军队和臣民的同意，讲的自然是一些更为冠冕堂皇的道理：他们可以振振有辞，同时也并非虚妄地说，君士坦丁的亲生儿子必须享有最高权力、指出争权的君王日益增多的危险性，以及现在这么多并没有由于手足之情而相亲相爱的众多彼此敌对的王子已经随时威胁着共和国的安全了。这项计划是在秘密情况下积极进行的，直至有一天各个部队忽然异口同声宣布，除了不幸死去的皇帝的亲生儿子以外，他们不能接受任何其他人来统治罗马帝国：较年轻的达尔马提乌斯靠友情和利害关系而成为联合对象，被认为继承了君士坦丁大帝相当一部分的才能，但是即使在这种情况下，他似乎也没有采取任何手段用武力来保护他和他的皇兄从慷慨的叔父那里获得的正当权益。处于公众疯狂的怒涛的威慑和压力之下，他们似乎一直被掌握在一些无法和解的仇敌的手中，既无能逃跑，也无力反抗。他们的这种命运就这样一直延续到君士坦提乌斯，君士坦丁的第二个，或许是他最宠爱的儿子的到来。 皇帝临终以前曾提出让孝顺的君士坦提乌斯来主持他的葬礼，这位王子以他近在东部的地位可以很容易阻止远在意大利和高卢的弟兄有所行动。他占据了君士坦丁堡皇宫后的第一件事是消除他的皇亲们的恐惧心理，庄严宣誓他将保证他们的安全。他忙于进行的第二件事则是寻找某种合理的借口，使自己的良心能从这一时冒失作出的承诺中解放出来。这时欺骗的艺术被用来为残忍的阴谋服务了；一件显而易见的伪造文件却得到了一位最神圣的人物的肯定。君士坦提乌斯从这位尼科米底亚主教的手中得到了一份被确认为他父亲的遗嘱的性命交关的文件；在这文件中皇帝表示怀疑自己是被他的弟兄们毒死，并要求他的儿子们惩罚罪恶的凶手，以为他的死报仇，并保障他们自己的安全。那些可怜的亲王，无论他们能提出什么样的理由来反驳那谁也无法相信指控，为自己的性命和名誉辩护，也立即被愤怒的士兵们的呼声压了下去，他们当即公然宣称，他们同时是他们的仇敌，他们的审判官和处决他们的刽子手。在一通乱砍乱杀中诉讼程序的基本精神，甚至起码的形式也屡遭破坏，被屠杀的人包括君士坦提乌斯的两个叔叔和七个堂兄弟，其中以达尔马提乌斯和汉尼拔利阿努斯最为知名；以及曾和新故皇帝的一个妹妹结婚的罗马贵族奥普塔图斯，还有以其权势和财富论都大有可能觊觎皇位的禁卫军卫队长阿布拉维乌斯。如果我们对这血腥的场面的描绘还嫌不够，我们还可以补上，君士坦提乌斯自己曾娶他的叔父尤利乌斯的女儿为妻，而且他还亲自把自己的妹妹嫁给了汉尼拔利阿努斯。这些君士坦丁出于策略考虑，不顾世俗偏见的反对，在不同支派皇族之间结成的姻缘关系仅足以向世人表明，这些王子王孙既然对极近的血缘关系和天真幼小的亲属的苦苦哀求都无动于衷，他们对以婚姻为基础的亲密关系也同样是冷漠无情的。在这样一个大家族中，仅仅只有尤利乌斯·君士坦提乌斯的两个最小的儿子伽卢斯和尤利安被从刽子手的屠刀下救了下来，那些疯狂的刽子手直到杀得心满意足才慢慢安静下来。在他的弟兄们不在的时候最应受到犯罪指责的君士坦提乌斯皇帝后来有一个时期，不免对他年轻无知时候，在一些不怀好意的大臣的怂恿下和军队的无法抗拒的威逼下干出的那许多残害暴行曾一度略感悔恨。 在弗拉维家族的大屠杀之后，三兄弟经过磋商重新分割了帝国各省的领土。年纪最长的恺撒君士坦丁除被加以某种较高职位之外，还获得了以他父亲的名字，也是以他自己的名字命名的都城。色雷斯以及东部地区划归君士坦提乌斯，以作为他可以世袭的领地；君士坦斯则被承认是意大利、阿非利加以及西伊利里亚的合法君主。军队全都接受了他们的统治权的管辖，他们在经过一段时间的拖延之后同意接受了罗马元老院加于他们的奥古斯都的头衔。这三位王子登基之时，年龄最大的不过21 岁，其次为20 岁，最小的一个才不过17 岁。 波斯在沙普尔二世统治下的崛起欧洲的好战民族都已集中在那两兄弟的旗帜之下，于是，作为亚洲软弱部队统帅的君士坦提乌斯只得独自承受波斯战争的重担了。在君士坦丁去世的时候，沙普尔登上了东部的王位；他是霍尔木兹或何尔米斯达斯的儿子，纳尔塞斯的孙子。纳尔塞斯在被伽勒里乌斯战败以后已顺从地承认了罗马的统治地位。尽管在沙普尔的长期统治中现在已进入第30 个年头，他本人却还正当盛年时期，因为由于命运的某种特殊安排，他登位的日期早于他出生的日期。霍尔木兹的妻子在她丈夫死去时正在妊娠期中；由于腹中孩子的性别难以确定以及能否顺利生产都无法预料，不免在萨珊家族的诸亲王中挑起了非份之想。但发生内战的威胁终于由于祭司肯定霍尔木兹的遗孀必将顺当产下一男孩而得以消除。屈从于这种迷信的预言，于是波斯人便毫不迟疑准备为他举行加冕典礼。在皇宫正厅的中央放着一张皇帝的御床，王后庄严地躺在上面；一顶王冠放在可能掩盖着未来的阿塔薛西斯的继承人头部的地方。 俯伏在地上的波斯总督们虔诚地对他们看不见的无知觉的君主表示崇敬。如果这段从人民的反应和他的统治时间异常长久来看，似乎不一定全然无据的奇特故事确有几分可信性的话，那我们真不仅要羡慕沙普尔的幸运，同时也应钦佩他的天赋了。生长在波斯后宫，受着与外界隔绝的柔顺的教育，他居然能认识到锻炼自己的意志和躯体的重要性，而且仅凭自己的才能他完全无愧于在他对绝对专制王权的职责和诱惑还毫无体会时便已登上的王座。他幼小的年纪可说不可避免地必将受到各种内部争端造成的灾难的袭击；他的都城经常受到强大的也门，或阿拉比亚的国王泰尔的不断骚扰和掠夺；由于先一代皇帝的一个妹妹，一位公主被掳，王室的尊严也受到了损害。然而，自沙普尔成年以后，骄纵的泰乐、他的民族以及他的国家便全都拜倒在这位初试锋芒的年轻武士的脚下了；他无比明智地采取恩威并用的办法，以求最大限度地利用他已取得的这次胜利，竟使得对他既恐惧又感激的阿拉伯人对他加以Dhoulacnaf，或民族扞卫者的称号。 公元340 年，君士坦斯在阿魁利亚大败君士坦丁二世，而成为西部的统治者。统治着东部的君士坦提乌斯必需随时准备对付沙普尔二世统治下的波斯人的进犯。波斯对亚美尼亚的入侵对基督教在东方的发展造成极大的威胁。公元348 年在辛加拉获得的一次胜利由于一时疏忽变成了一次惨败。尼西比斯的要塞先后经历了三次围困，到350 年双方终于媾和了。在同一年，君士坦斯被马格嫩提乌斯消灭，而维特兰尼奥代表君士坦提乌斯登上了王位。351 年君士坦提乌斯终于在默瑟的萨瓦河谷击败了马格嫩提乌斯，而于353 年开始统治着一个统一的帝国。 第十九章尤利安的兴起。他在高卢地区的行政措施。他对巴黎城的热爱。 帝国被分割的诸省通过君士坦提乌斯的胜利又一次重新统一起来；但由于这位软弱的亲王无论在和平时期还是战争时期都缺乏天生的才能；由于他惧怕自己的军事将领，又不相信自己的大臣；他在军事上的胜利只不过使他在罗马世界建立起了一种宦官的统治。那些不幸的人，那东方古老的对女人专宠和对人民专制的制度的产物，通过对亚洲奢华生活的摹仿也被引入了希腊和罗马。他们的人数发展迅速；在奥古斯都时代，招人厌恶的阉人被看成是一些专为侍奉埃及王后的怪物，后来却逐渐进入了贵妇人的家、元老的家和皇帝的宫廷。阉人曾受到图密善和涅尔瓦的严厉限制，受到高傲的戴克里先的重视，并被谨慎的君士坦丁置于下贱的地位；但是他们在他们的堕落的儿子们的宫廷中却日益增多起来，并逐渐了解并掌握了君士坦提乌斯的秘密会议的内幕。人们对这种五体不全的人普遍抱有的反感和蔑视似乎降低了他们的性格，使他们变得几乎真像人们所想象的那样根本不可能再怀有任何高尚的感情，或进行任何有意义的活动了。但是，阉人们却都擅长阿谀奉承和耍弄阴谋诡计，因此他们交替利用君士坦提乌斯的恐惧、懒散和虚荣完全控制着他的思想。他完全从一面扭曲的镜子中看到帝国的繁荣，因而竟随便容许他们从中拦截住受害省份向皇帝诉苦的诉状；容许他们贪赃枉法、出卖官爵，获取大量财富；通过提高那些从他们手中买得特殊权力的人的地位，而使一些最重要的人物受到屈辱；并听任他们对那些具有独立精神，不屑求得奴隶保护的人发泄他们的仇恨。在这些奴隶中最着名的一个是寝宫侍者尤西比乌斯，君主和整个皇宫全都完全处于他的控制之下，以致一位公正的历史学家讽刺地说，君士坦提乌斯倒能得到他的这位狂傲的宠臣的几分信赖。在他的诡诈的怂恿下，皇帝对不幸的伽卢斯签署了处决令。从而在玷污君士坦丁家族荣誉的长长的滥杀无辜的名单上又增添了一项新罪行。 君士坦丁的两个侄子伽卢斯和尤利安侥幸逃过士兵们愤怒的屠刀的时候，哥哥才不过12 岁，弟弟刚6 岁；由于哥哥被认为体弱多病，于是就留在君士坦提乌斯身边依靠他的虚假的怜悯过着十分不稳的依赖生活；君士坦提乌斯知道，如果杀死这两个幼小的孤儿，必将被所有的人认为是赤裸裸的残暴。他们被分别安置在爱奥尼亚和比提尼亚两个城市中，作为他们的流放地和受教育的地方；然而，在他们逐渐长大，勾起皇帝的妒嫉之心的时候，他感到为万全之计最好将两个不幸的青年囚禁在恺撒里亚附近的马色兰城堡中。他们在这里的6 年囚禁中所受到的待遇一半可以说是他们在一个细心的监护人手中所希望得到的，一半则充满了他们对一个多疑的暴君的恐惧。他们的监狱是一座王宫，是几代卡帕多西亚国王的住所；那地方环境优美，建筑壮观，室内十分宽敞。在这里，他们在最优秀的老师指导下进行学习和各种锻炼；被指派前来侍奉或更应该说是看管君士坦丁的两个侄子的人口众多的一家人倒也无愧于他们的高贵的身份。但是，他们却无法欺骗自己不想到自己已失去财产、自由和安全的保障；不想到自己已和整个社会，和他们所信任或尊敬的人隔绝，每天只能和一些严格按一个暴君的命令行事的奴隶们相伴，度过凄凉的时光，而那暴君对他们已经造成的伤害也使他们绝无和解之望了。然而，最后由于政治形势的紧迫，皇帝，或者更是他的宦官们不得不加给年已21 岁的伽卢斯以恺撒的头衔，而且，为了在他们之间形成牢固的政治关系，还把公主君士坦提娜嫁给了他。在一次正式会晤中，两位亲王互相保证从此永远不再干相互伤害的事，然后便毫不迟延到各自的住所去了。 君士坦提乌斯继续向西进发，而伽卢斯则在安条克定居下来；在这里，他开始以代表皇帝的身份统治着东部地区的五个大教区。在这次幸运的变迁中，这位新加封的恺撒当然不会不关心到他的弟弟尤利安，他这时也同样得到了适合他的身份的称号、表面上的自由和还给他的一份世袭的财产。 后来证明伽卢斯不适合作统治者，并终于被谋杀。尽管一开始谁也不曾想到尤利安有作皇帝的可能性，但随着他日益获得更多的经验和权力，他于355 年终于获得了恺撒的称号。当君士坦提乌斯正忙于在多瑙河前线作战时，他却在高卢方面击退了阿勒曼人和法兰克人的入侵。他并且立即着手重建和修复高卢地区的一些城市，“这工作是更适合于他的仁慈和爱思索的性格的”。 尤利安在高卢地区的行政措施一种对臣民的安宁与幸福的深切关怀乃是，或至少似乎是，尤利安的行政措施的指挥原则。他把自己住在冬营地的空闲时间都用来处理行政事务；而且常常更喜欢以行政长官，而不喜欢以将军的面貌出现。在他准备出征以前，他总把已呈上来让他审定的大部分公、私案件全交给各省的总督去处理；但是，他在回来以后，总会重新仔细检察他们的处理情况，对法律过严的地方略加缓和，并对法官的判决提出自己的二审意见。他既不受善良的心地愿作好人的诱惑，也不热衷于草率、莽撞地一味实现法律的公正，终于能心平气和，以理服人地压下了一位控诉纳博讷省长敲诈勒索罪的法官过于偏激的情绪。十分激动的德尔菲迪乌斯大声叫着说：“如果只凭自己否认就能定案，那世上还有谁能被定为有罪？”尤利安则回答说：“如果只凭别人认定有罪就能定案，那世上还有谁能算得清白无辜呢？”在和平与战争的处理上，这位君王的利益一般总是和他的人民的利益相一致的；但是如果尤利安的美德夺去了任何一点君士坦提乌斯从一个深受压迫、已是民穷财尽的国家掠夺来的贡品，他便会认为自己受到了伤害。拥有皇家特权的亲王可能有时会出面纠正下级官员的公然的贪污行为，揭露他们进行掠夺的各种手法，并提出新的均等的更简单化的税制。但是整个财政事务已更为安稳地交托给了高卢禁卫军卫队长弗洛伦提乌斯，一个根本不知道什么叫怜悯和同情的泼妇般的暴君；这个傲慢的大臣对任何非常客气和温和的反对意见都抱怨不已，而尤利安本人却只觉得自己的行为未免过于软弱了。但位恺撒以十分厌恶的心情批驳了一项征收特别税的法令；卫队长送给他签字的一项新的高级诉讼法和一份他据以批驳新税制的关于人民大众的苦难的真实情况的报告，终于激怒了君士坦提乌斯的朝廷。尤利安在写给他的一个最亲近的朋友的一封信中，毫无顾忌、充满热情地表达了他自己的情绪，我们现在也许很愿意读它一读。 在讲述了他自己的作为以后，他接下去是这样说的：——“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门徒们有可能会采取与我不同的做法吗？我能够抛弃掉那些由我管辖的不幸的臣民吗？难道我不是责无旁贷地必须保卫着他们，使他们免遭那些无人性的强盗的无尽无休的伤害吗？一个放弃职守的保民官将被处死刑，并被剥夺举行葬礼的荣誉。如果我自己，在遇到危险的时候，也放弃了我的更为神圣得多、重要得多的职责，那我有什么资格定他的罪呢？上帝既把我放置在这个高位上，他的一切安排便必会指引我并支持我的。如果我终于必将遭受苦难，我将会因为自己确有一颗纯洁、正直的良心而感到欣慰。真希望上天能让我现在仍有一个像萨卢斯那样的参谋！如果他们认为应该派个人来接替我，我将毫无怨言地拱手让位；我宁愿尽量用短暂的机会做些好事，也不愿意长时间，或永远作恶多端而不受惩罚。”尤利安的不稳定的依附于人的处境使他充分显示出了他的美德，却也掩盖住了他的缺点。这位在高卢地区维护着君士坦提乌斯统治的年轻英雄没有彻底清除政府的弊端的权力；但他却有勇气减轻人民的痛苦和苦难。除非他有能力使罗马人的尚武精神复活，或者能够使与他们为敌的野蛮人学会过勤劳、高雅的生活，那不论是和日耳曼人媾和还是征服日耳曼都不可能合理地指望能保证人民的安宁。然而，尤利安所取得的胜利却也在一段不长的时间内制止住了野蛮人的入侵，从而延缓了西罗马帝国的灭亡。 尤利安与巴黎城尤利安的健康的影响使得那些长期遭受到内部纷争、与野蛮人进行战争和国内暴政蹂躏的高卢地区的城市重新恢复了生机；随着享受生活的希望日增，勤劳的精神也逐渐恢复了。农业、制造业和商业都在法律的保护下重新兴旺起来；一些民间合作组织，或curice 中又挤满了有用的，受人尊敬的人物：年轻人不再反对结婚；结了婚的人也不再反对生孩子；公众的和个人家的庆祝活动又都按照传统的格局进行；在各省之间经常进行的安全交往显示出国家一派繁荣景象。一个具有尤利安思想情况的人一定会充分感受到他给人们带来的这普遍欢乐情绪；然而对巴黎这座城市，这个他冬天的住所和他特别偏爱的地方，他却格外感到满意和亲切。这座现已占据着塞纳河西岸大片土地的辉煌的都城最初只不过局限于河中的一个小岛，居民靠那河流供给纯净的富有营养的饮水。河水拍打着四周的城墙，只有两座木桥可以通入城中。塞纳河的北边覆盖着一片森林，而在河的南边，现在称作大学的地方原是一大片房屋，其中点缀着一座王宫和竞技场、几处浴池、一条水槽和一个用于操练罗马军队的战神广场。这里的严竣的气候条件，由于靠近海洋而得到了调剂；通过实践取得的一些经验，在这里精心种植葡萄和无花果树获得成功。但在特别严寒的冬季，塞纳河水常结出极厚的冰；那顺流而下的巨大冰块可能会使一个亚洲人联想到从弗里吉亚采石场采来的白色大理石。安条克市的违法乱纪和腐败现象使尤利安留恋他心爱的卢特夏①严格而简单的生活态度，那里的人们还不懂得或不屑于搞什么娱乐性的戏剧活动。他愤怒地将女人气的叙利亚人与勇敢、诚实的高卢人加以对比，因而使他对克尔特人性格中过于放纵这唯一的污点也加以原谅了。如果尤利安今天能再来重游法国首都，他可能会去和一些能够理解和教诲一个希腊弟子的科学家交谈；他可能会宽恕了一个从没有因沉湎于奢侈生活而丧失其勇武精神的民族所犯下的生动、高雅、愚蠢的过失；但是他必定会对使人类社会生活的交往得以柔化、净化和美化的无价的艺术的完美性百般赞赏。 ① 原文Lutetia，罗马人对巴黎的称谓。——译者对基督的承认和异端的出现第二十章君士坦丁大帝改变信仰。 他对基督教表示宽容的敕令。 他见到上帝显灵以及他的洗礼。 基督教法定地位的确立。 宗教势力和世俗力量的划分。 基督教教会的公开建立可以说是帝国内部的一次既能引起人们经久不衰的好奇心，又能为人们提供极有价值的教益的重大革命。尽管君士坦丁的胜利和他的国内政策已不再继续影响欧洲的局势，但这位君王改变信仰的举动所产生的印象却至今在世界相当大一部分地区中仍未完全磨灭；一条牢不可破的锁链仍把他执政时期的教会体系与今天这一代人的观念、情感和利益联系在一起。 在我们考虑这样一个可以采取不偏不倚的态度，但决不能冷漠对待的问题时，总有一个意想不到的困难会忽然冒出来——那便是难以判断君士坦丁改变信仰的真实的准确时间。在他的宫廷任职的琉克坦提乌斯似乎迫不及待地要向世界宣告，这位高卢的君王如何堪称光辉的典范；他在称帝伊始便承认了那真正的唯一上帝的无上威严，并对他无比崇拜。饱学的优西比乌斯①却把君士坦丁的虔诚归之于在他正为远征意大利进行筹划时，在天空忽然出现的一种神奇景象。而历史学家佐西穆斯②则更恶意地断言，这位皇帝是在双手沾满他大儿子的鲜血之后才公开抛弃掉他的祖先所信奉的罗马帝国的神灵的。这些名家各执己见的混乱说法实际是君士坦丁本人的行为所造成的。按照神圣教义的严格说法，第一位基督教皇帝直到他临死以前是不配使用这个头衔的；因为他只是在他最后一次患病时，才以教友的身份举行了按手礼，然后才又按惯例接受洗礼，成为教徒的。君士坦丁对基督教的态度实际应该说是比较模糊，而且是有所保留的。要真正弄清这位帝王如何先自称为教会的保护者，后又自称是该教会教徒的这个缓慢得几乎让人难以觉察的过程，必须要有十分细心和精确的研究态度才行。对他来说，要消除原来所受教育使他养成的各种习惯和偏见，转而承认基督的神圣权威，并认清他的启示和自己原来崇拜的多神教完全不能相容等等，都必须经过一段非常艰难的过程。也许在他的思想上曾经经受过的困扰一定曾教导他，在推进帝国的宗教改革的重大问题上必须采取谨慎的态度；他对他的一些新观点也总在能安全而有效地加以推行的情况下，才不露声色地表露出来。在他的整个统治时间，基督教像一条缓慢但逐渐加快的河流向前流动着：但它的总的前进方向却不时受到当时变化不定的局势和那位专制君主的小心谨慎，也许还有一时心血来潮的阻挠或诱导。他允许他的大臣们用各种最适合于表达他们各自的原则的不同的语言来说明主子的意旨；为了巧妙地使他的臣民在希望和恐惧之间获得平衡，他在同一年发布了两条敕令，一条是下令实行庄严的礼拜日大休假制度，另一条是命令定期实施肠卜祭祀活动。在这场大革命还处于前途未卜状态的时期，基督教徒和异教徒都同样以十分急切的心情注视着他们的君①巴勒斯坦恺撒里亚主教（260—339），着有《基督教史》一书。——译者② 公元5 世纪前后希腊历史学家，着有公元3 世纪后期至约410 年的罗马帝国史。——译者王的行动，但二者的心境却恰恰相反。基督教徒们出于不断高涨的热情和虚荣感，尽量夸大他对基督教的偏爱和对上帝的忠诚。而那些异教徒在他们事出有因的恐惧心理尚未转变为失望和仇恨之前，一直力图对世人，甚至对他们自已，也避而不谈罗马的诸神已不可能仍把这位皇帝视为他们的信徒了。 正是这种类似的热情和偏见，使得当时怀有偏见的作家把基督教公然大为风行的情况和罗马史上最为辉煌，也或者最为肮脏的君士坦丁的统治时期联系在一起了。 不管君士坦丁在他的讲话或行动中，曾如何透露出对基督教的虔诚，但他却直到接近40 岁时仍一直坚持奉行旧教的各种仪式；他这种在尼科米底亚的宫廷中发生也许会被认为是出于恐惧的行径，也可以认为是这位高卢统治者的思想倾向或政策的结果。他的慷慨做法使得多神教的殿堂也得以恢复并富足起来；他的帝国铸造厂出产的纹章上都铸有朱庇特和阿波罗、玛尔斯和赫耳枯勒斯的图像和象征。他对父亲君士坦提乌斯的孝心使这奥林匹斯山的众神像中又增加了他父亲神圣化了的形象。但君士坦丁所最敬奉的却是希腊和罗马神话中的太阳神阿波罗；他还特别喜欢人们把自己比作光和诗之神的化身。那位神灵的百发百中的神箭，他的炯炯有神的目光，他的用月桂枝做成的花冠和不朽的英姿似乎都表明他正是一位年轻英雄的保护人。阿波罗的圣坛上总是堆满了君士坦丁热心奉献的供品；对他那些轻信的平民却尽量让他们相信他们的皇帝受到神的特许可以用肉眼直接看到他的保护神的威仪；而且不论他在清醒时还是在和神相悟的时候都会有种种吉兆表明他将是永久的和常胜的统治者。太阳被广大人民普遍作为君士坦丁的无敌的指引者和保护神；而异教徒们则显然有理由完全相信他的忘恩负义的信徒如缺乏虔诚，冒犯了这一神灵，他便会毫不留情地进行报复。 在君士坦丁对这几个高卢省份实行有限统治的时期，他的信奉基督教的臣民一直受到这位亲王的权威和他所制订的法律的保护，至于维护众神荣耀的事他明智地把它全留给他们自己去解决。如果我们真能相信君士坦丁自己所讲的话，他说他曾怀着十分愤怒的情绪，亲眼见到罗马士兵对一些仅仅由于宗教信仰不同的罪犯所采取的野蛮的残暴行径。①在西部和东部他看到了实行暴政和宽容政策的不同结果；而且前者以他不共戴天的仇人伽勒里乌斯的行为为例，使他更加觉得难以容忍，后者却在他垂死的父亲的权威和忠告下使他不能不加以效法。这便使得这个君士坦提乌斯的儿子毅然终止或废除了那些带有迫害性的敕令，并给予所有公开宣称自己是教会成员的人以从事各自的宗教活动的自由。他们因此也便很快就对他们的这位早已暗自对基督的名字和基督教的上帝表示由衷尊敬的君王的仁德和公正产生了信任。 对基督教表示宽容的敕令在征服意大利约5 个月后，罗马皇帝通过闻名遐迩的米兰敕令庄严而明确地声明了他的主张。这道敕令恢复了正统基督教会①的和平。西部两位君主① 但事实上我们很容易看出，希腊文的译者大大增强了他的原拉丁文的语气；而这位皇帝在年老以后回忆戴克里先加之于基督教徒的迫害时所感到的愤怒和憎恶，可能远远超过了他在年轻时崇信异教时期的实际感受。 ① 原文为catholic church，中文一般译为天主教会。但在本书中该词显然仅指新、旧教分裂前的基督教会，在一次面对面会晤中，在聪明才智和权势地位上都略胜一筹的君士坦丁使对手李锡尼乌斯欣然同意与他联合。这两个名字和政权的联合使震怒的马克西米安不敢轻举妄动。在这东部暴君死去之后，米兰敕令就成了罗马世界通行的基本法。 这两位皇帝英明地重新恢复了基督教徒们被残酷剥夺的所有公民权及宗教权力。他们规定，凡被没收的做礼拜的场所和集会地，都必须立即无条件、无代价地归还给教会；发布这道严格命令的同时还慷慨许诺：对归还的原以公正合理价格购得的财产，帝国的国库将予以补偿。这些得以使信徒们从此平静下来的有益规定是以广泛和平等的宽容原则为基础的；这种平等无疑会被后来的教派作为一种对他们有利的、高贵的殊荣看待。这两位皇帝向世界宣告，他们已给与基督教徒和所有其他人绝对的自由和权利来选择自己希望加入的，或已经笃信的，或认为对自己最有用的教派。他们认真地解释其中每一个易于含混的词语，排除各种例外情况，并命令各省总督对这份旨在最大限度确立并保护宗教自由的敕令的要点不折不扣地加以执行。他们不惜屈尊向下面的臣民阐述使他们颁布这道宽容基督教敕令的两大原因：一是出于维护万民的和平与幸福的善良愿望，二是希望以此来安慰在天上的造物主，并向他赎罪。他们对在他们身上应验的许多神的恩惠感恩戴德，并且相信，同样的天恩还将永远保佑君王和万民繁荣昌盛。从这些模糊而不太确切的虔诚表现中，可以推断出三种不同的，但非彼此不相关联的假设。首先，君士坦丁的思想可能一直在异教和基督教之间徘徊。第二，根据多神教的一些松散的但十分谨慎的说法，他也可能把基督教的上帝视为组成上天庞大统治集团的诸神中的一员。再或者，他还可能抱定一种富有哲理的更令人开心的想法：尽管有众多神的名字、各种宗教仪式和不同观点的存在，崇信一个共同的造物天主有助于加强所有教派和各族人民的统一。 但是，在两个君王的商谈中，受世俗利益的影响总多于对抽象的、纯理论的真理的考虑。君士坦丁的那些逐渐增长的喜好和偏向，究其根源，不外是由于他对基督教徒品格的敬仰，以及他对宣传福音精神可以指导个人及公众道德行为的信心。对一位专制的君主来说，无论他是多么一意孤行，也无论他如何处处表现得唯我独尊，有一点必然是与他利害相关的，那就是，他的所有臣民必须遵守作为公民的社会职责。然而，即使是最高明的法律条文，执行起来也常是不完整和带有很大随意性的。法律很难起到鼓励善行的作用，有时也不能制止罪行。单凭法律的力量往往并不能完全阻止它所谴责的行为，或惩罚它所禁止的行为。因而古代立法者把扩大教育和舆论的影响作为辅助手段。但是曾一度为罗马和斯巴达带来繁荣和生气的各种准则又都随着帝国的日趋专制和衰败而消失了。尽管哲学仍在一定程度上支配着人的思想，但异教的迷信活动却不能起到鼓励人们行善的作用。处于这种令人失望的情况下，细心的统治者在看到这样一种宗教不断发展壮大时，一定会很高兴；这种宗教在人民中间传播纯正的、充满仁爱的、具有普遍意义的道德体系，对各行各业、对不同生活水平的人都适合，同时被人们尊为上帝的教诲和意志，并被永恒的善恶均有报应的说法进一步加强了。希腊和罗马的历史经验都不能告诉世人，神的启示的观念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推进并改革国家体系；君士坦丁也许不无信服地听从了拉克坦提乌斯的带几分恭维而又极富故暂译如此。下同。——译者哲理的言论。这位雄辩的护教学家可能很坚定地相信，并敢于大胆断定，推崇基督教将重现原始时期的纯真与美好；断定真诚地信仰上帝会消除这些自认为起源于同一祖先的人们之间的战乱和纠纷；断定福音书的真知灼见会遏制人们所有的不良欲望和敌意或自私的情感，断定对一个广泛受到真理和虔诚、平等和温顺、合谐和博爱思想激励的民族，她的统治者是可以不用刀剑来维持正义的。 在君王的统治甚至压迫之下，依然主张服从和无条件依顺的这种福音精神，无疑早已被享有绝对权威的君王们视为值得利用和提倡的美德。原始基督教徒建立行政制度的基本思想，并不是出于人民的共用意愿，而是出于上天的意旨。这位独裁的皇帝，尽管他曾经采取大逆不道的残杀手段篡夺政权，嗣后却急于为自己打出受命于天的神圣旗号。这样，他滥用权力的行为就只对上帝负责；他的臣民们却被效忠的誓言紧紧地束缚于这样一位曾践踏过一切自然及社会法则的暴君的统治之下。善良的基督徒们就像送入狼群中的羔羊一样来到这个世界上；即使为了保卫宗教，他们也无权使用武力，因而在短暂人生的虚浮利益或占有私欲所引起的争端中杀戮同类，就更是莫大的罪过了。在纪元之初的三个世纪中，广大基督徒表现出了对早在尼禄时代就宣扬逆来顺受的耶稣门徒的忠诚，一直以不搞阴谋，不进行公开暴动等罪恶活动为道德宗旨。哪怕是受到残酷的迫害，他们也未曾想到过揭竿而起或愤然到世界一隅另找一块土地谋生。而后来的那些敢于争取公民和宗教自由权的德国、法国和英国的新教徒门，又因被人称为改革教派并与原始基督徒混为一谈而备觉受到侮辱。其实，我们或应赞许而不是指责我们的祖先们的进步思想和精神，他们也是相信宗教并不能抹杀人类与生俱来的自主权利的；或应把原始教会的忍辱求全既看作一个弱点，也看作一种美德。必然已有一批毫无战斗力，没有首领，没有武器，没有防御工事的平民，因为在罗马大军的统帅面前作无谓的反抗而自取灭亡了。反之，这些基督徒们，在他们祈求戴克里先息怒或恳请君士坦丁开恩时，却可以有理有据地提出他们信守的顺从和驯服的原则；以及在过去的3 个世纪里，他们的作为也一直是符合这个原则的。他们甚至会进一步提出，如果皇帝周围信奉基督教义的臣民都学会了忍辱和顺从，帝王的宝座就有了牢固而恒久的基础。 按照上天的总的安排，一切君主和暴君都被看作是上天派来治理或惩罚地球上各个民族的使者。但神圣的历史却又多次提出人所共知的例子，表明上帝又对他的特选子民的治理问题直接进行了干预。他把权杖和宝剑交到摩西、约书亚、吉迪恩、大卫、马卡比父子等等英雄的手中；这些英雄的崇高品德就是圣恩的动力或直接结果，他们的武装斗争的目的是为了挽救教会或保证它的胜利。如果说以色列的士师①只是些偶然任职的临时的行政官员，那么犹太②的国王们却从他们伟大祖先的临终的御体涂油礼中得到一种世袭的、永远有效的权力，这种权力是不会因他们自己的恶行而丧失，也不会因他们的子民的一时不满而被剥夺的。同样，那个具有特殊神力的上天现已不专为犹太人所有，也就完全可能选中君士坦丁和他的家族作为基督世界的保护人；虔信上帝的拉克坦提乌斯，以先知的口吻宣称，君士坦丁必将长时间①原文Judges，《圣经·旧约》有“士师记”一篇，英译篇名即是此字。“士师”实指当时希伯莱部落的军事领袖。——译者② 巴勒斯坦南部古王国，存在于公元前923—586 年。——译者维持他的光辉的普遍的统治。伽勒里乌斯和马克西明，马克森提乌斯和李锡尼，都是和神的宠儿分享帝国各省统治权的他的竞争对手。接着，伽勒里乌斯和马克西明的惨死很快便了结了基督教徒对他们的仇恨，也满足了他们讨还血债的愿望。君士坦丁反对马克森提乌斯和李锡尼所取得的胜利清除掉了两个现在仍然反对第二大卫胜利的可怕的竞争对手；而他的事业看来似乎真需要上天的特殊干预。这位罗马暴君的性质既有负于皇帝的尊严，也玷污了人类的天性；尽管基督教徒们也可以受到他的一些心血来潮的恩惠，他们却同时又和他的其他臣民一道，随时可能受到他的心血来潮的无节制的暴政之苦。李锡尼的所作所为很快就暴露出他当时对米兰敕令的明智的人道主义的规定表示赞同全系勉强。在他的统治区内他禁止召开全省的宗教大会；他的基督教的官员全被极不光采地解职了；如果他避开了广泛地进行迫害的罪过，或者说可能引起的危险，他对一部分人的压迫却因为他公然撕毁自己自愿作出的庄严诺言，反将更为令人深恶痛绝了。当东部，根据优西比乌斯的生动描写，正处于地狱般的黑暗阴影中的时候，吉祥的来自天堂的光却温暖并照亮了西部各省。君士坦丁的虔诚被认为是完全有理由使用武力的不可辩驳的证明；而他对于军事上的胜利的利用则进一步肯定了一般基督教徒的想法：他们的这位英雄的一切活动全都是受万军之主耶和华的感召和引导的。 对意大利的征服产生了广泛宽容的敕令；等到李锡尼的失败一旦使得君士坦丁获得了罗马世界的一切统治权之后，他便立即多次发出通知，敦促所有臣民刻不容缓地效法他们的君主的榜样，皈依神圣的基督教。 认为君士坦丁能爬上高位一事直接与天意有关的想法在基督教徒的思想中引起了两种看法，这两种看法以完全不同的方式帮着证实了拉克坦提乌斯的预言。一是他们的诚挚、积极的忠诚使他们为他用尽了一切勤劳的努力；二是他们充满信心地期待着他们勤奋的努力定会得到某种神奇的神力的帮助。君士坦丁的敌人把他于不知不觉中与基督教会形成的结盟归结为出于利害相关的动机，并说这种结盟显然在实现他的野心方面起了重要作用。在公元4 世纪初期，在帝国人口中基督教徒还只占很小的比例；然而，在一群日趋堕落的人群中，他们看待主子的更换，就如同奴隶一样漠不关心，而这种宗教团体的精神和团结却可能对他们从良心的原则出发，不惜为他牺牲身家性命的人民领袖有些帮助。父亲的榜样和教导告诉君士坦丁要重视并奖励有才能的基督教徒，在分派公共职务时，他有机会通过选派他能够对他们的忠诚毫无保留地完全信赖的大臣或将军，以加强他的政府。在这些有声望的传教士的影响下，在宫廷和军队中，接受新教信仰的人数必然会迅速增加；充斥罗马军团各个阶层的野蛮的日耳曼人全部对什么都毫不在意，在宗教问题上他们会毫不考虑就很容易接受他们的主帅的信仰；我们完全可以断言，在他们越过阿尔卑斯山以后，大多数士兵都发誓用手中的武器来效忠于耶稣基督和君士坦丁的事业了。人类的自然习惯和宗教的利益逐渐消除了长期流行于基督教徒中的战争和流血的惨剧；在君士坦丁的善意的保护下召开的宗教会议上，主教的权威及时被用来核定宣誓的军人应尽的义务，或用以对在教会内部平安无事时放下武器的士兵进行革出教会的惩罚。君士坦丁在他自己的统治区域不断增加他的忠实追随者的人数和热情，而在那些仍然为他的对手所占有或被他们篡权的省份，他们却可以依靠一个强有力的派别的支持。 一种不满情绪在马克森提乌斯和李锡尼治下的基督教徒臣民中暗暗滋长；而后者的不加掩饰的仇恨情绪只不过使他们更热心于为他的对手的利益进行斗争。彼此相距甚远的不同省份的主教们之间的定期书信往来使他们可以自由地表达各自的愿望和计划，并可以毫无危险地传递任何可能有助于推动君士坦丁的事业的有用的情报，或在宗教方面做出贡献。因为他已曾宣称，他已为拯救教会拿起武器。 君士坦丁见到上帝显灵鼓舞着军队，也许还鼓舞着皇帝本人的这种宗教热情，在安抚他们的良心的同时，也增强了他们的战斗力。他们在奔赴战场时充分相信，同一个过去曾为以色列人在约旦河水中开道，并在约书亚的号角声中让耶利哥城墙立即倒塌①的上帝将为了君士坦丁的胜利显现出他可见的真身和威力。教会的历史曾试图证明他们的这种期望是确有道理的，因为它已被大家几乎一致认为是使第一个基督教皇帝改变信仰的原因的那一明显的奇迹所证实了。如此重大的一个历史事件的真实或想象的原由究竟是什么，是值得，也要求，后人去加以研究的；我这里将尽力通过对其中所涉及的旗标、梦境和神示的符号逐一进行考虑，并通过把这段奇妙故事的历史部分、合乎自然部分和神奇部分分离开来（所有这些在一篇似是而非的论文中已被巧妙地揉成一个外表华美但完全经不起推敲的整体），以使我们对君士坦丁见到上帝显灵的那段着名的故事有一个正当的估计。 Ⅰ.原来只对奴隶和异族使用的一种残酷的刑具现在已在罗马人的眼中变成了令人不能容忍的东西，而犯罪、痛苦和丑恶行为的概念变得和十字架①的概念紧密联系在一起了。君士坦丁之所以在自己的统治区域内很快废止了这种连人类的救世主都免不了亲自忍受的刑罚，并非出于仁慈，而是出于他的虔诚；但是，在他能够在罗马城中竖立起自己的雕像，让他右手擎着一个十字架，并附上一篇记述他的战绩，记述他对罗马的解放，并把这一切全归功于这一吉祥形象，这真正力量和勇气的象征的威力的铭文之前，他早已学会对自己所受教育及他的人民所怀有的偏见表示厌恶了。这同一形象也使君士坦丁的士兵们的武器神圣化了；十字架在他们的头盔上闪光，被雕刻在他们的盾牌上，编织在他们的旗帜上；甚至那用以装饰君士坦丁本人的神圣的象征也只不过比一般人所用的用料更考究、做工更精细罢了。但那用于表现十字架所取得的成绩的主要旗帜则被称为拉伯兰旗②，这个含义不明但却十分闻名的名称据说是以世界几乎所有的语言为基础定下的。它的基本形象是一根长杆中间横架着一根短棒。悬挂于短棒之下的丝绸幡上十分奇妙地编织着这位当政君王和他的孩子们的形象。长杆的顶端是一顶金质的王冠，王冠里掩藏着一个既表现出十字架形态又包含着基督教的名字的缩写的神秘的图案。拉伯兰旗被交托给50 名经过考验的骁勇而忠诚的卫兵保卫；他们所享受的荣誉和待遇使他们都显得与众不同；几次幸运的偶然事件很快引起一种说法，以为保卫拉伯兰旗的卫兵在执行任务时，在敌人的攻击下是刀枪不入的。 ① 此处所讲的两段故事分别见于《圣经·约书亚记》第四、六章。——译者① 基督教作家查士丁、费利克斯·米努乌斯、德尔图良、杰罗姆和马克西穆斯相当成功地研究了几乎所有自然界和艺术形象都莫不带有十字架或类似十字架的形态；如子午线与赤道的交叉、人的脸面、飞鸟、游泳的人、桅杆和桁、犁、一副旗标，等等等等。 ② 君士坦丁皇帝皈依基督教后所用的军旗。——译者在第二次内战中，李锡尼便曾感觉到这种神圣旗帜的可怕威力，处于战争困境中的君士坦丁的士兵，一看到它便立即充满了不可战胜的激情和信心，使敌军中的官兵无不惊慌失措，恐惧万分。此后许多愿以君士坦丁为榜样的基督教皇帝派出的远征队中无不高举着十字架的旗帜；但当提奥多西的一些堕落的继承人不再亲自身先士卒带兵打仗以后，这拉伯兰旗便作为一件神圣而无用的圣器陈列在君士坦丁堡王宫中了。它所表现的荣誉还保留在弗拉维家族的纹章上。他们的出于感激的宗教热忱使他们一直把基督名字的缩写图案安放在罗马国旗的正中央。为了共和国的安全，为了军队的荣誉以及重新恢复人民的幸福生活等等庄严的词句无所区分地同时使用在宗教和军事胜利纪念碑上。在保存至今的一枚君士坦提乌斯皇帝的勋章上，伴随着拉伯兰旗的是一行令人难忘的字样：有了它你将无往不胜。 Ⅱ.原始基督教徒在遇到任何危险和不幸的时候，都用画十字的办法来保卫他们的精神和肉体的安全，这办法他们在一切宗教活动中使用，同时也使用于日常生活琐事中，实际是把它看作是可以使自己免受一切神灵和世俗的邪恶力量侵害的万能法宝了。君士坦丁以同样谨慎的、循序渐进的步骤最后接受了基督教的真理并承认了它的信条，但他的这种宗教热忱是否正当，那只有教会的权威有足够的力量加以确定。但是曾在一篇正式文章中对宗教的成因作过全面研究的与他同时代的一位作家所提出的证据，却赋与这位皇帝的宗教虔诚一种更可怕、更崇高的性质。他毫不怀疑地肯定说，在与马克森提乌斯决战的前夜，君士坦丁在睡梦中得到神的指示，要他将代表上帝的神圣符号，基督的名字的缩写图案，刻于士兵的盾牌上；并说他遵从了上天的命令，于是他获得了米尔维乌斯桥的一次决定性胜利，以作为对他的勇猛和顺从的酬报。有些问题或许使得一些持怀疑态度的人对这位善于词令的作家所作出的判断或对其真实性产生怀疑，因为他，或者出于热情，或者出于利害关系，一直是全力支持当时正得势的一派的。他似乎在这次罗马胜利约3年之后发表他的有关尼科米底亚的迫害者之死一书的；但是地点相距1000英里，再加上1000 天的时间的间隔，这就完全足够制作出一批得到一部分人轻信，并获得皇帝默认的宣传家来；因为皇帝可能在听到这样一个既能提高自己声望，又有利于推进他的计谋的绝妙的故事时，并不曾表示反感。同样这位作家，站在当时还掩盖着自己对基督教徒的仇恨的李锡尼的立场上，给他也预备下了一个出以祷告形式的显灵的景象，向他显灵的是一位天使，而且那景象在他与暴君马克西明的军团作战之前，在他的全部军队面前又重新显现了一次。这种奇迹的一再出现，在它不曾起抑制作用的地方，倒是更加激发了人类的理智；但是，如果把君士坦丁的梦境单独拿来加以考虑，我们很自然会从这位皇帝所推行的政策或他对宗教的热情来加以解释。当他时刻不安地等待那决定帝国命运的一天即将到来的烦躁情绪被一阵短暂的、时断时续的睡眠打断时，那令人景仰的基督的形象，这人所共知的他的宗教的象征很可能会贸然自动出现在这位崇拜他的名字，并可能暗中乞求基督教徒的上帝显示神威的帝王的活跃的想象之中。正如一位杰出的政治家会毫不犹豫尽量使用各种军事计谋一样，他也使用了菲利普和塞多留曾如此巧妙并成功地加以利用的宗教方面的骗局。梦来之于一种超自然的力量的安排，这是远古民族普遍承认的，而高卢军队中有相当一部分人早已准备把自己的信念交托给基督教的灵验的象征了。君士坦丁见到的上帝显灵一事的真伪，只有事实本身能予以证明；而这位已越过阿尔卑斯山和亚平宁山脉的不可一世的英雄，可能对在罗马城下一战而败的后果虽感失望，也并不十分在意。由于自身忽然从暴君统治下被解放出来而欣喜万状的元老院成员和人民，全把君士坦丁的胜利看作是非人力所及的事，但又不敢明说胜利完全是在众神的保佑下获得的。在这次战役3 年之后建立起来的凯旋门，以模糊的语言宣称，依靠他自己的伟大思想，依靠神的本能或推动，他拯救了罗马共和国，并为它洗去了耻辱。一位最早抓住机会为这位征服者歌功颂德的异教徒演说家，却认为只有他有幸能与最高神灵保持秘密的直接交往，关于一般平常人的事他已交托给下级众神管辖；这样他便提出了一个似乎很有道理的理由，君士坦丁的臣民为什么不应该追随他们的君王，也去信奉那新的宗教。 Ⅲ.一位以冷静的怀疑态度研究过世俗或甚至宗教历史中的梦和朕兆，奇迹和怪诞事件的哲学家，可能会得出这样的结论：如果目击者的眼睛受到假象的欺骗，那么读者的理解多一半时候都会受到编造的故事的愚弄。任何一件似乎违背正常情理的事物或形象或意外事件，总会有人随意把它看作其背后必有神灵直接参与其事；而处于惊愕之中的群众的想象力有时更会给一些迅速在天空滑过的不同寻常的流星加上想象的形状和颜色，而且还有语言和动作。那扎里乌斯和优西比乌斯是两位着名的演说家，他们在精心制作的颂词中不遗余力地渲染君士坦丁的丰功伟绩。在罗马取得胜利9 年之后，那扎里乌斯曾撰文描写了似乎是自天而降的神将，还特别注意描绘了他们的美、他们的精神面貌、他们的巨人般的形体、他们的神圣的铠甲所散发的耀眼的光芒，以及他们如何毫不在意听任一些凡人对他们随意观望，听他们交谈；他们同时还自称是被派遣飞往君士坦丁皇帝那里给他助战去的。为了表明这段奇观的真实性，这位异教徒演说家更求助于在他面前听他讲演的全体高卢民族；而他似乎还希望通过现在公开发生的这件事为古代神灵显圣的事找到可信的根据。最初可能源于那一梦境的优西比乌斯的基督教神话，经过26年，已纳入一个更正确、更高雅的模式。其中写到在君士坦丁多次行军中，有一次他亲眼看到在正当午的太阳上方立着一个闪光的十字架形的饰物，上而镌刻着：以此克敌几个字。这天上的景象使全军为之震惊，也震惊了当时在选择宗教信仰问题上还没有拿定主意的皇帝本人；但他的这种震惊，再加上当天晚上他所见到的景象却决定了他的宗教信仰。耶稣基督亲自在他的眼前出现了；他向他展示了与天空所见相同的十字架的形象，告诉君士坦丁制作出同样的旗帜，抱着必胜的信心，举着它向马克西穆斯和他的敌人前进。 这位饱学的恺撒里亚主教，似乎也感觉到，最近新发现的这段神奇传闻可能会使一些虔诚的读者感到吃惊或难以相信。但优西比乌斯既没有对常常直接有助于分辨事件真伪的事情发生的时间和地点严格加以查证；也没有收集并记录下那众多的想必曾目睹那一惊人奇迹的实际情况的活人的证词；优西比乌斯却满足于仅仅提出已死的君士坦丁提供的一个十分奇特的证据，说是他在事情发生许多年后，在一次无拘无束的谈话中，曾对他讲述过他本人亲身经历的这一段离奇的意外事件，他同时还郑重发誓，保证他所讲的情况绝无虚假。这位饱学的教长的审慎态度和感激之情不容许他怀疑他的胜利的主子所讲的话的真实性；他却也曾明确表示，像这样一件事，如果出自任何一个比他地位稍低的人之口，他是绝不会相信的。这样一种信念的基础是不可能在弗拉维家族失势后继续存在下去；那可能被后来的一些不信教的人百般嘲笑的天空出现的图象，紧随在君士坦丁改变信仰后那一时期的基督教徒根本不予理睬。但是无论是西方还是东方的教会却都采纳了这一段有助于，或似乎有助于，促使一般人民崇拜十字架的神奇故事。在一些勇敢而明智的批评家如实降低这第一位基督教皇帝的胜利成果，并对他所讲的话的真实性表示怀疑之前，君士坦丁见到上帝显灵的故事在迷信的传统中一直占据着十分光彩的地位。 君士坦丁的洗礼今天的信奉新教的勤于思索的读者，或许会倾向于相信，君士坦丁在讲述自己改变宗教信仰的过程时，一定曾通过一次慎重其事的、有意作出的伪证，以求把虚假说成真实。他们还可能不加思索地断言，他在考虑选择自己的宗教信仰时完全是从自身的利益出发，并（根据一位不信上帝的诗人的描述）相信他是利用教堂的祭坛作为阶梯登上帝国的宝座的。然而这一严酷而绝对化的结论从我们对人性的理解看来，是难以成立的。在一个宗教热十分流行的时期，我们可以看到，一些最有手腕的政治家也不免在某种程度上为自己所挑起的狂热所动；而最正统的圣徒也会止不住要利用自己的危险的特权，以欺骗和弄虚作假的手段来保卫真理的事业。个人利益往往是我们决定信仰什么的标准，它同时也指引着我们的行动；同样那种出于自身世俗的利益考虑可能影响君士坦丁在公众面前的行为和声望的动机必会在不知不觉中促使他选择了这一显然将使他名利双收的教派。公众认为他是被上天派来统治人世的说法满足了他的虚荣，他的成功又使他有理由相信自己享有的最高统治权来自神授，而这种权利却是以基督启示的真实性作为基础的。由于无意夸大的颂扬声有时也可能激发真正的美德，君士坦丁表面的虔诚，如果最初确只是半真半假，也可能会由于人们的赞扬声，由于匀惯和榜样的影响，逐渐变成为严肃的信仰和热诚的皈依。这个新教派的主教和牧师们，以他们的衣着举止论都不配进入宫廷，可他们却被邀去与皇帝一同进食；他们跟随这位专制君王出外远征。他们之中的一位埃及人，也可能是西班牙人，由于在智力上超过这位皇帝，则被异教徒们说成必是使用了某种魔法的结果。用西塞罗的辩才装点过福音书的名句的拉克坦提乌斯和致力于使希腊人的学识和哲理服务于宗教的优西比乌斯都被他们这位君王视为挚友，彼此亲密无间；这些口若悬河的辩论大师，可以耐心地观察着他逐步被说服的缓慢过程，巧妙地使用着他的性格特点和理解能力最易于接受的各种论点。无论得到这么一个皇帝教徒会带来多少实际好处，这位皇帝不同于数以千计的信奉基督教义的臣民之处，不过在于他身着紫袍，而并非由于他有什么异于常人的智慧和美德。对于在一个更为开明的时代使得一位格老秀斯，一位帕斯卡尔或一位洛克加以赞赏或深为信服的道理，这样一个知识有限的军人的头脑却也能完全接受，也不应该被看作是完全令人难以置信的事。这位军人在白天日理万机的工作之余利用晚上的时间，或许佯装利用晚上的时间，勤奋学习圣经教义并撰写神学论文，然后拿到人数众多，掌声雷动的集会上去宣读。在一次至今尚可见到记录的长篇演说中，这位皇帝传教士详细论述了许多有关宗教的道理；但是他却满怀喜悦地畅谈西比林的诗集①和维吉尔的第四田园诗。在耶稣诞生之前40 年，这位曼图亚②的吟游诗人似乎受到以赛亚③的神圣① 可能即指犹太教徒和基督教徒于公元2—4世纪所编《西比林神谕集》。——译者② 曼图亚，意大利城市，维吉尔的出生地。——译者的启示，用充满东方宏伟象征意义的壮丽词句呕歌了圣母的再临，蛇的失败，和即将出生的上帝之子，天神朱庇特的后代，他将清洗掉人类的罪孽，并用他父亲的美德来统治着和平的宇宙；一代和天神一样的人类将出现和成长起来，整个世界将变成一个原始的公有的国家；一个纯真而幸福的黄金时代将逐渐恢复。这位诗人可能并未意识到他这光辉的预言的秘密涵义和目标，它最后被毫无价值地加在一位行政官或一位执政者的幼小儿子的头上了！但是如果对第四田园诗所作的一种华美的，可能实在有些似是而非的解释，真地曾有助于使这第一位基督教皇帝改变宗教信仰，那维吉尔真可算得是最杰出的教士了。 基督教徒们的宗教活动和仪式的进行都十分机密，并不惜故作神秘，竭力避开非教徒，甚至新教友的耳目，借以增加他们的神秘感和好奇心。但是主教们出于小心所制订的种种十分严厉的教规，现在出于同样的小心谨慎的考虑，却对这位帝王新教友完全放松了。因为不惜采取一切迁就办法把他拉入教会圈子里来是至关重要的；因而在这位君王曾承担作为一个基督徒的任何义务之前，他便已获得允许，或至少是默许，他可以享受最大限度的特权了。在教长宣布让异教会众退出时，他却不曾离开大会会场，而是在与信徒共同祈祷，和主教们辩论问题，宣讲最深奥、复杂的神学问题，参加盛大的复活节的各种神圣的守夜仪式，他甚至当众宣称，自己不仅仅是一个参加者，而且已在某种程度上是一位教士和参与基督教各种神秘活动的圣师。君士坦丁的骄傲情绪或许使他不免要，他所做的贡献也使他有资格，摆出一副与众不同的架势；一种时机尚不成熟的过份严格的措施很可能会断送掉他的尚未成熟的改变宗教信仰的果实；而如果教会严励地把这位已经抛弃供奉着多神的祭坛的君王拒之门外，那这位帝国的主人便没有任何形式的宗教可以信奉了。在他最后一次前往罗马城的时候，通过拒绝引导由骑士组成的军队，拒绝当众向卡匹托里亚丘的太阳神许愿等做法，实际已真诚地宣告放弃并侮辱了他的祖先的迷信传统。在君士坦丁接受洗礼和去世之前很多年，他便已向世人宣告，他本人或他的图象将永远不会出现在偶像崇拜的神庙之中，同时他却向各行省散发了多种奖章和图片，上面都刻画着这位皇帝参加基督教仪式的虔诚而恭顺的形象。 拒绝享受新入教者的种种特权的君士坦丁所表现的骄傲情绪是让人难以解释或轻易加以原谅的。但他的洗礼之所以一再推迟却可以用基督教会古老习俗的一些准则和做法来加以说明。洗礼仪式一般都是在几个教士的协助下，在庄严的复活节和圣灵降临节之间的50 天里，由主教亲自主持，在本教区大教堂里举行；在这段神圣的日子里，总有一批儿童和成年人被接纳入教会。父母的小心谨慎常常把自己儿女的洗礼推迟到他们已能明白自己所许诺的责任的时候；古代严厉的主教一定要一个新入教的教徒经历两年或三年的见习期，而那些新教徒本身出于各种不同的世俗或宗教方面的原因，也很少表现出急于要拥有完全的新基督徒身份的迫不及待的心情。洗礼仪式一般认为包括全面、彻底地消除一切罪孽，受洗后的灵魂将立即恢复原来的纯真，并从此可以永恒得救。在那些改信基督教的人中有许多人都认为，匆忙地履行完一种不可能重复第二次的可喜的仪式，轻易抛弃掉一种一去不复返的无价特权是很不明智的。而推迟洗礼却使他们可以放纵自己的情欲来享受现实③ 以赛亚，公元7—8世纪希伯来大预言家。——译者世界中的一切，而同时又能把确保自己得以赎罪的简便办法掌握在自己手中。①福音书的崇高理论在君士坦丁本人的感情上所留下的印象，与在他思想上所产生的影响相比起来是微乎其微的。为了实现他的野心所指引的伟大目标，他走过了一条黑暗的、血腥的战争和策略的道路；而在胜利之后，他更毫无保留地使自己完全听任命运的摆弄。他从不曾表明，他完全有理由认为他的一切作为远在图拉真和两安东尼的欠完备的英雄主义和不信上帝的哲学思想之上，而进入成熟年龄的君士坦丁却把自己年轻时获得的声誉完全给断送了。随着他对真理的认识的逐渐深入，他相应地越来越背离了仁德的做法。 在他统治期间召开尼斯宗教会议的那一年也因他处决，或谋杀了，他的大儿子而弄得乌烟瘴气。仅是这个时期也完全足以驳斥无知和恶毒的佐西穆斯的毫无道理的说法，他肯定说，在克里斯普斯死后，他父亲的悔恨从基督教教士那里得到了他从异教的祭司那里所得不到的清偿。克里斯普斯的死使得君士坦丁在选择宗教的问题上不能再犹豫了；他不可能到现在还不了解，教会确实具有一种无比灵验的药方，只不过他自己决定一再推延使用那药方的时间，一直到死亡已临近，他不可能再试图翻悔，也不再存在翻悔危险的时候。 在他最后一次病中，他在尼科米底亚宫中召见的几位主教，看到他那样热情地请求并接受为他进行洗礼，听到他郑重宣称，在他的余生中他一定要做到不愧为基督的门徒以及他在受过洗礼，穿上新入教者的白袍以后谦恭地拒绝再换上皇帝的紫袍的做法，无不使主教们受到很大的启发。君士坦丁的榜样作用和他的威望似乎支持了推迟洗礼的做法。后来的暴君都可能因而相信，在他们的长期统治中他们可能双手沾满的无辜者的鲜血全都会立即在那带来新生的圣水中冲刷得一干二净了；这种对宗教教义的滥加解释，危险地威胁着高尚品德的基础。 基督教合法地位的确立教会对这位把基督教置于罗马世界皇帝宝座上的慷慨的倡导者的感谢之情使他们高度赞扬他的美德，却原谅了他的种种缺点；而那些不忘庆祝这位皇帝圣徒的节日的希腊人，在提到君士坦丁的名字时，很少不特别冠以行同使徒的称号。这样一种比喻，如果指的是那些神圣使徒的品德，那当然便只能说是一种夸张的世俗奉承。但是，如果这种对比只限于指基督福音取得胜利的程度和次数，那君士坦丁的功劳或许并不次于那些上帝的使徒们本身。 通过他的宽容基督教的敕令，他排除掉了阻碍基督教前进的种种不利的世俗因素；基督教的众多活跃的教士都得到许诺和慷慨的鼓励，让他们自由地用任何能打动人的理智和宗教热忱的说法去宣扬神的启示的真谛。两种宗教势力真正处于均势状态的时间是很短的，野心和贪婪的锐利眼光很快就一眼看① 那些对这种有罪的拖延大加反对的神父却不能不承认，即使在临终时接受洗礼也肯定能表示基督教胜利的效验。对于这种小心谨慎的基督徒，极其善于辞令的克里索斯托姆也不过提出了三点反对意见。1.我们的爱和对美德的追求都应以其本身为目的，而不是为了得到报偿。2.我们有可能突然死去而没有机会接受洗礼。3.虽然我们将在天上找到我们的位置，但和那如此辛劳地、成功地、光荣地走过它的预定行程的正义的太阳相比起来，我们却只不过是闪着微光的星星而已。我相信，这种推迟洗礼的做法尽管必然产生极为有害的后果，却从未遭到过全国或某省宗教会议的谴责，教会也从没有对它发布过任何法令或宣言。而在某些比这小得多的事情上主教的护教热情也常会很容易给挑动起来了。 透，加入基督教可能不论是对眼前的利益，还是对将来的生活都有好处。对财富和荣誉的希求、一位皇帝作出的榜样、他的劝诱、他那不可抗拒的笑脸，在通常总是充斥皇宫的唯利是图、奴颜卑膝的人群中，为基督教赢得了不少信徒。通过自愿拆除原来的神庙以显示其日增的宗教热情的城市都被授予某些特权，并能获得人民群众的捐赠；东部的新都城君士坦丁堡则更以其从未遭受过偶像崇拜的玷污的独特优越条件而受到众人景仰。由于社会下层民众总以模仿为其行为准则，因而那些在出身、权势，或财富方面处于优越地位的人士一旦改变信仰，那些附属于他们的群众便立即会纷纷效法。据说在一年中，除相应数目的妇女和儿童外，就有12000 男人在罗马接受了洗礼，又说，皇帝许诺赠给每个改变信仰的人一件白袍，外带20 个金币，如果这些说法果属真实，那要买得普通人民的得救也未免太容易了。君士坦丁的强大影响是并不仅限于他短促的一生，或他所统治的疆域之内的。他让自己的儿子和侄儿们所受的教育，确保帝国有了一批信仰颇为坚定，更为真诚的王子，因为他们在很小的时候便已被灌输了基督教精神或至少是有关基督教的学说。战争和商业活动已把关于福音教的知识传到罗马帝国以外的地区去，而原来对一种卑贱的、奉令信仰的教派深为厌恶的野蛮人很快便学会对那新近得到那世上最伟大的君王和最先进的民族信仰的宗教表示无限崇敬。那些已聚集在罗马的旗帜下的哥特人和日耳曼人对高举在军团前面的闪光的十字架表示崇敬，而他们的凶猛的同胞又同时获得了宗教信仰和人性方面的教育。 伊比利亚和亚美尼亚的国王仍旧崇拜他的保护神；而他的始终保存着基督教徒名称的臣民很快就在他们的罗马教友之间建立起一种神圣的、永久性的联系。波斯的基督教徒，在战争期间有人怀疑他们是宁可不要国家，也不放弃他们的宗教的；但只要在这两大帝国之间一出现和平，麻葛祭司①的迫害精神便在君士坦丁的干预下受到了有效的制约。福音教的光芒照亮了印度的海岸，原来深入到阿拉比亚和埃塞俄比亚的犹太人殖民地都反对基督教的扩张；但传教士的努力由于人们对摩西的启示早已有所了解而在某种程度上更易于收效了；阿比西尼亚人对在君士坦丁时代终身致力于使那些封闭地区的人民改变宗教信仰的弗鲁孟提乌斯仍十分尊敬。在他的儿子君士坦提乌斯的统治时期，本人出身印度的西奥菲卢斯曾被同时授与大使和主教职务。他带着皇帝送给塞伯伊人或荷马后裔的王子的200 匹纯种卡帕多西亚马匹踏上了在红海航行的船只。西奥菲卢斯还带去了许多其他有用的新奇的可能引起野蛮人钦羡和赢得他们的友情的礼物；他终于花费了好几年的时光，在这片灼热的土地上成功地在各处进行了教事访问。 罗马皇帝们的不可抗拒的力量在这些重大而危险的改变民族宗教信仰的问题上也完全表现出来。军事力量的威慑压下了异教徒们得不到支持的微弱的抱怨声，我们也有理由相信基督教教士以及一般人民的欣然归顺完全是出于良心的驱使和感激之情。罗马帝国的宪法中早已确定下这样一条基本原则，就是任何社会阶层的公民在法律面前都是相同的臣民，对宗教的关心既是行政官员的权力也是他的义务。君士坦丁和他的继承者们都不能轻易自以为由于改变了宗教，他们便丧失了任何一方面的皇家特权，也不会认为，他们不能为自己所保护并笃信的宗教制订法律。罗马皇帝对于整个教会仍然拥① 曾领导袄教的波斯祭司团：相信善神永远处于遭到恶神反对的斗争之中。此处所谓“迫害精神”可能因此而来。——译者有最高的司法权；提奥多西乌斯法典的第16 卷，在几个不同的标题下，表述了他们在基督教会行政机构中所享有的权力。 精神权力和世俗权力的划分但是，对希腊和罗马的自由精神从未产生过影响的这种精神权力和世俗权力相互区分的观念却被合法建立的基督教会所接受并加以肯定了。从努马时期直至奥古斯都时期，最高祭司的职务总是由最杰出的元老担任，最后更和帝国的高级官员混在一起了。国家的最高行政官出于迷信或政策需要，一般总亲自行使祭司的职能；无论在罗马还是在各省再也没有任何一派的教士敢于自称比他们更具有人的圣洁性格，或者比他们更能和诸神直接沟通。但在圣坛前的祭奠活动永远由专职教士负责的基督教会中，君王的精神地位却比最大一级的祭司还要低，所以只能坐在教堂内殿的围柱以外，与普通教徒混在一起。皇帝可以作为人民的父亲受到叩拜，但他对教堂的神父却必须表示儿子般的恭顺和尊敬，而君士坦丁对圣徒和忏悔牧师所表示的尊敬很快就让骄傲的主教团也设法取得了。行政和教会司法权力之间的暗中的斗争使得帝国的政府处处感到为难；而一个虔诚的皇帝对于用一只不洁的手碰一碰那神圣的约柜①所能带来的罪过和危险不免感到吃惊。把人分为教民和俗人两大类的确在古代的许多民族中都早已盛行；印度、波斯、亚述、犹太、埃塞俄比亚、埃及以及高卢的牧师都是通过宗教的渠道获得世俗的权力和他们所占有的财产的。这些受人尊重的制度逐渐使自己融入各国的社会习俗和政治体制之中，而当时的行政权力机关对原始基督教会的反对或蔑视却反而增强了它的纪律性。基督徒们早已不得不选举自己的行政官员来征集和分配特殊的税收，并以曾得到人民同意经过300 年实践的法令的形式，规定了他们教区的内部政策。当君士坦丁皈依基督教的时候，他似乎是和一个特殊的独立社会签订了一项永久性的盟约，而这位皇帝或他的继承人所授予或认可的特权，竟没有人会看作是朝廷的一时的恩宠，而被认为是教会赋与的正当的永远不能剥夺的权利。 掌管基督教教会工作的一共有1800 名握有教会及合法的司法权力的主教；其中1000 人在帝国的各希腊省区，800 人在各拉丁省区。他们各自的教区的范围和边界是在各不相同的情况下，由最早来到的一批传教士的热情和成就，人民群众的意愿和福音书获得传播的程度等等情况偶然形成的。主教派教会的教堂一个接一个排列在尼罗河的两岸、非洲海岸以及前执政官管辖下的亚洲地区，直至南部意大利各省。高卢和西班牙，色雷斯和本都的主教都管辖着极大一片土地，他们还委派一些农村副主教代替他们在下级教区行使职权。一个基督教教区可能遍及一个省，也可能仅限于一个村庄；但所有的主教都有平等的、不可动摇的地位，他们全都得到使徒、人民以及法律赋予的同样的权力和特权。当君士坦丁推行把行政和军事职务分开的政策的时候，一种新的永久性的，始终受人尊敬，有时十分危险的神职官员便在教会和国家内产生了。关于他的地位和特性，可以择要按以下几个方面来讲一讲： Ⅰ.人民选举。Ⅱ.教士圣职的重要。Ⅲ.财产。Ⅳ.行政司法权。Ⅴ.教会的谴责。Ⅵ.公开演说的训练。Ⅶ.立法会议的特权。 ① 指犹太教堂中珍藏着石刻十诫的木柜。——译者Ⅰ.选举自由在基督教会合法地位建立起来很久以后还依然存在，罗马臣民在教会中享受着他们在共和国中已失去的选举他们必须服从的行政官员的权利。只要有一个主教一闭上眼睛，大主教教区立即发出一份命令，委任某一位副主教代行主教职权，并限期准备进行一次选举。选举权掌握在下级教士手中，因为他们最有资格评定候选人的优劣；也掌握在该城的元老和贵族手中，掌握在所有在地位或财富方面出人头地的人手中；最后还掌握在全体人民手中，他们在指定的那一天，成群结队地从教区最遥远的角落前来，有时候他们的喧闹的呼喊声可能会完全压下了理智和法纪的声音。他们的这种呼喊声有时可能碰巧正好落在某个最合格的候选人的头上，也可能选中某个年长的地方教会监督人，或某位高僧，或某位以虔诚和狂热着称的世俗人。 然而，求取主教职位，特别是在那些富裕的大城市里，人们所以热心争取获得主教职位，主要是把它当作一种世俗的高官，而并不在乎它在宗教界的地位。利害关系、自私和仇恨情绪、背信弃义和虚情假意的伎俩、人背后的腐化堕落，以及公开的甚至流血的暴力活动等等，过去曾脏污过希腊和罗马共和国的选举自由，现在也经常影响着圣徒继承人的遴选。一个候选人大谈自己家族的荣誉，另一个则用一桌丰盛的佳肴笼络他的选民，还有第三个，比他的竞争对手更是不择手段，公然提出谁帮助他实现了他的下流无耻的愿望，将可以分摊一份他将能从教会贪污到的财产。民政和教会法令都试图把一般人民群众排斥在这一庄严的重大活动之外。古代宗教法规曾规定具有担任主教资格的年龄、地位等等的限制，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控制了选举人在进行选举时的随意性。各省主教在主教空出的教堂举行会议以任命人民选出的候选人，他们的权威性多少可以控制住他们的情绪，纠正他们的错误。这些主教有权拒绝任命不合格的主教，不同派别的激烈争斗有时可能由于他们的公正的调解而得到解决。教士和教区人民的顺从或反抗在许多情况下，都会形成各种不同的先例，而且最后全会在不知不觉中成为正式法令和各省的习俗。但有一点是被作为宗教原则普遍接受的，那就是在没有得到教民的同意之前，不得将任何主教强加于一个正教教堂。皇帝，作为和平的保卫者，作为罗马或君士坦丁堡的第一公民，可以有效地公开宣告自己所希望的大主教人选；但这些专制君王都尊重教会的选举自由；因为在他们重新分配国家和军队的职位时，他们容许1800 个终身任职的行政官员，通过人民的自由选举接受他们的职务。这些不能被免职的行政官员自己也绝不能擅自抛弃那一光荣的职位，这自然是和一般法律的原则相一致的；但明智的宗教会议曾企图使每个主教都有固定处所，不得随意调动，但成效不大。西部纪律松弛的情况确比东部要好得多；但同样那种使得某种规定成为必需的热情却同时也使得它全然无效了。愤怒的主教们彼此严厉责难的对立情绪只不过帮助暴露出他们的共同罪行和彼此都不够检点。 Ⅱ.只有主教具有精神世界的生殖功能。这种非同一般的特权在一定程度上，对于作为一种美德，一种义务，以及最后作为一种必须肩负的责任加于他们的痛苦万分的独身生活可能是一种补偿。古代宗教都专有一种独恃的教士，常把一个神圣的种族，一个部落或一个家族作为一种奉献，让它永远为神灵服役。这种体系的建立只是为了占有而不是为了征服。这些教士的孩子们可以骄傲地十拿九稳地接受他们的神圣遗传；而家庭生活的烦恼、欢乐和相互关怀又可以消灭他们的剧烈的宗教热情。然而基督教的圣殿的门却是对每一个渴望进入未来的天堂或得到现世职位的雄心勃勃的候选人敞开的。 教士的职务，和军人或行政官员的职务一样，是由那些天生性格和能力促使他们热心于宗教职务，或是有某位有眼光的主教看中，认为他的品行最有利于教会的荣誉和利益的人尽心奉行。那些主教（直至法律制止他们滥用权力以前）可以强制一些三心二意的人行动起来，保护受苦的人，而任何一次委任教职的按手礼总永远会授予他们世俗社会的某些最珍贵的特权。整个基督教会教士的人数可能比罗马军团的人数更多，皇帝却免除了他们的一切公私劳役、一切市政职务、一切个人赋税和奉献，而对一般公民来说那可是难以忍受的沉重负担；他们担任的圣职就算抵消了他们对帝国应尽的全部义务。 每个主教都对自己委任的牧师拥有绝对的、不可动摇的支配权；而每个主教派教会的教士们，连同它的独立的教区各自形成一个永久性的正常的社会；而君士坦丁堡和迦太基的大教堂都维持着一个拥有500 名圣职人员的特殊机构。①由于当时迷信盛行，把犹太教或异教圣书中的各种盛大仪式都引入了基督教会，他们的职位和人数都在不自觉中迅速增加了。大队大队的执事、副执事、侍僧、祓魔师、读经师、唱诗班以及看门人等都各自在自己的职位上为盛大的礼拜仪式增添气势和光彩。教士的称号和特权还常被推而广之授给许多热心支持教会皇权的虔诚的教友。曾有600 名parabolani，或称云游教士在亚历山大里亚的病榻边为病人祈祷，1100 名copiatae，或称堀墓人在君士坦丁堡埋葬死者；成群结队来自尼罗河畔的僧侣布满了，整个淹没了，基督教世界。 Ⅲ.米兰敕令的颁布使教会的收入和安宁都有了保障。基督教教徒不仅重新获得了被戴克里先的迫害政策夺去的土地和房屋，而且对他们在行政官员的默许下一直占有的财产也从此具有了真正的主权。在基督教已成为皇帝和帝国的宗教以后，全国的教士马上便有权正大光明地要求得到一定数量的生活费：而对一般人民来说，每年征收一定数量的税款可能倒使他们摆脱掉了迷信活动所要求的奉献加之于他们的更沉重的负担。然而随着基督教的日益壮大，它的要求和开支也逐渐增大，教士队伍仍只能依靠信徒们的供奉才能维持生活并富裕起来。在米兰敕令已发布8 年之后，君士坦丁又公开许可他的全部臣民可自由地将自己的财产遗留给神圣的基督教会；这样便使得信徒们在活着时候因生活奢侈或贪心而受到约制的对宗教的慷慨在临死时候便如潮水般一起发泄出来。有钱的基督教徒免不了跟着学习他们的君王的榜样。 一位虽然富有，但并没有世袭遗产的专制君王，有可能不论如何行善也没有善果；君士坦丁不免过于轻信，以为如果他牺牲勤劳的人的利益来养活一帮闲人，并把共和国的财富全分给圣徒们就可以得到上天的恩宠了。那个将马克森提乌斯的头带到非洲去的使臣可能还受皇帝之托带着给迦太基主教克基利安的一封信。皇帝在信中通知他，他已命令该省的金库把一笔3000福尔或18000 镑白银的巨款支付给他本人，还将进一步指示他们设法解决阿非利加、努米底亚和毛里塔尼亚各地教会的困难。君士坦丁的慷慨随着他的宗教热情和他的罪恶行径一同迅速增长。他命令各城市分配一定数量的粮食以充实教会慈善事业的基金，而不论男女只要甘愿过着僧侣生活的便都将受到他们的君王的特殊宠爱。从位于安条克、亚历山大里亚、耶路撒冷、君士坦丁① 60 名地方教会监督人或牧师。100 名执事、40 名女执事、90 名副执事、110 名读经师、25 名领唱人，以及100 名看门人；总数为525 人。这个略加压缩的数字是皇帝为了缓解教会的困难亲自定下的。因许多原因教会原来都负债累累，还借高利贷，形成更上层机构的重大负担。 堡以及其他地方的基督教大教堂全可以清楚看到一位年已衰迈的皇帝要想与完美的古代建树争雄而显露出来的只图眩耀的宗教热忱。这些宗教建筑的形式多为简洁的长方形，但也有的两边涨出而形成圆顶建筑，还有伸出两臂，成为十字架形的。所用木材大部分是利巴纽斯的雪松；屋顶上铺的可能是镀金的铜瓦；墙壁、柱子、地面等则都用色彩斑驳的大理石镶面。装饰圣坛用的是大量最珍贵的金银、珠宝、绸缎，而这华贵的宏伟永远是靠地产投入作为它的牢固的基础的。在从君士坦丁的统治到查士丁尼的统治的两个世纪里。帝国的1800 座教堂由于不停地得到皇帝和人民赠与的不容侵犯的财富而日益富有起来。合理分配给主教的年收入可能是600 英镑，这样可以使他们和富人和穷人保持差不多相等的距离，但他们的财富的标准却随着他们所管辖的城市的升级和繁荣而无形中提高了。一份虽不完整①但真实可信的租税清单详细列举了分属于意大利、阿非利加和东部几个省的三座罗马长方形大教堂——圣彼得、圣保罗和圣约翰·拉特兰大教堂——的房产、作坊、果园和农庄的收益。它们除了留作专用的油、亚麻、纸张、香料等租税外，每年还将生产22000 金币，或12000 英镑的税金。在君士坦丁和贾士丁尼时代，主教们便早已不再得到，或实际已不配得到他们的教士和人民的真正信任了。 各教区教会的收入总分为四部分，一部分主教自己支配，一部分归下级教士，一部分救济穷人，一部分用于公众礼拜费用；对这项神圣的委托有无舞弊情况经常受到严格的核查。教会的财产仍然要按章向国家缴纳各种税款。罗马、亚历山大里亚、塞萨洛尼卡等城市的教士可以要求并获得减免部分捐税；但是里米尼宗教大会提出的希望全部减免的要求，由于时机尚不成熟，终于被君士坦丁的儿子拒绝了。 Ⅳ.在民事法及公共法规的废墟上建立起自己的宗教法庭的拉丁地区的教士们作为君士坦丁赐与他们的礼物，感激地接受了这独立的司法权力①，而这实际却是时间、偶然机遇以及他们自己的勤奋所产生的结果。不过一些基督教皇帝的慷慨实际却也曾赐与他们一些司法特权，使他们得以保住，并进一步提高，圣职人员的地位②。1.在一个专制政府的统治下，只有主教享有并实际做到，仅由同僚对他进行审判的无比宝贵的特权；即使是犯下最重大的罪行，也只是由同教的弟兄们组成的宗教会议来判定他是否有罪。这样的法庭，除非因为有个人仇恨或宗教思想不能相容而激起的愤怒，一般对犯罪的教士总是尽量宽容，或甚至公然偏袒的。然而，君士坦丁却对此十分满意，他认为公开的丑闻比暗中让某些人消遥法外更为有害，他曾公开宣称，如果① 所有来自梵蒂冈的历史资料全都有理由让人觉得可疑；但这些租税清单却似确为古物而较为可信；至少很明显，如果确系伪造，那它也是在教皇贪婪的目标还只限于庄园，尚未转向王国的时代伪造的。 ① 从优西比乌斯和索佐门的作品中我们得知，君士坦丁扩大并明确肯定了宗教裁判权；但有一份没有被正式收入提奥多西乌斯法典的着名敕令已被戈德弗雷令人信服地证明确系伪造。奇怪的是身为法律学家兼哲学家的孟德斯鸠先生在提到君士坦丁的这份敕令时竟然丝毫不曾表示怀疑。 ② 宗教裁判权的问题一直被认为被淹没在情欲、偏见和利害关系的迷雾之中。我手头现有的两本写得最好的书，是德·弗勒利神父的“教令法规概要”和“詹农的那不勒斯民政史”。他们的温和态度是由他们所在环境和自身的性格决定的。弗勒利是一位法国基督教教士，他尊重议会的权威；詹农是一位意大利法学家，他害怕教会的权势。这里我必须说明，由于我所提出的总的看法是以许多特殊的不尽完备的史实作为根据的，我只能要么请读者自己去阅读那些明确阐述这个问题的现代着作，要么把这里的注释扩大到令人反感的不成比例的程度。 他碰上某位主教正在和人通奸，他将脱下他的御袍，用它把那位宗教罪犯给遮盖住，尼斯的宗教会议则更是受到了他这些话的启发。2.主教的教内司法权对教士阶层来说既是一种特权，又是一种限制，因为他们的民事纠纷已不在一个世俗法官审理范围之内。他们的轻微的过失不会由于公开审判或处分而丢失脸面；年幼的孩子可能从他们的父母或教师那里得到温和的指责，在这里可要受到主教的较为严厉的训斥。但是，如果某位教士所犯的罪行比较严重，仅是撤消他的神圣的、待遇优厚的职务已不足以抵偿他的罪行，那罗马的行政官员便将使用他们的正义之剑，不再管什么宗教豁免权了。3.主教的仲裁权是得到一项正式法令批准的，法官被委以执行迄今为止仅因各方均表示同意而被视为有效的宗教法规，不容上诉，也不得推延。行政官员本身以及整个帝国臣民纷纷加入基督教的情景可能逐渐消除了基督教徒的恐惧和顾虑。但是他们遇事仍旧求助于对其能力和忠诚他们都能信赖的主教法庭，因而圣徒奥斯丁有幸满意地抱怨说，他作为宗教官员的功能永远不停地总受到决定谁该得到多少金银，谁该得到多少土地、牛羊等招人怨恨的俗务的干扰。4.古老的对罪犯的庇护权也转移到了基督教教堂；并由慷慨而虔诚的小提奥多西乌斯把它扩大到了圣地的邻近地区。逃亡的人，包括罪犯，都可以前来恳求上帝和他的使者主持正义或给予宽恕。这样，专制主义的粗暴行为由于教会的插手而有所缓和，最有地位的臣民的生命或财产可能在主教的斡旋下得以保全。 Ⅴ.主教永远是他的教民的品德的监督者，有关赎罪的一些教规也全都融入了一整套宗教法规的体系之中，它精确地规定了私下或公开忏悔的责任、取证、量罪以及量刑的原则等等。一位基督教教皇，如果他在惩罚一般人的隐蔽的罪行时，却对行政官员的明显的恶行和具有破坏性的罪行仿佛视而不见，那他就不可能真正行使这种精神监督权。而要对行政官员的行为依法审理，却又非有对政权机构的管辖权不可。某些宗教意识，或忠诚思想，或恐惧心理保护了皇帝的圣职人员，使他们不致受到主教的狂热或愤恨的伤害；但主教们却大胆谴责了那些没有穿上紫袍的下级暴君，并把他们逐出教会。 圣阿塔纳西乌斯就曾将埃及的一位大臣逐出教会，他所宣布的有关火和水的禁令也被庄严地送交卡帕多西亚的教会。在小提奥多西乌斯统治时期，赫耳枯勒斯的一个后代子孙，口才出众、彬彬有礼的叙奈西乌斯在昔兰尼古城遗址附近接替了托勒密的主教地位，这位颇有头脑的主教尽管甚不乐意担当这一角色，却仍处处表现出主教的威仪①。他击败了被称作利比亚怪物的安德洛奈卡首席官，此人滥用一个有利可图的职位的权力，采用了一套搜刮民财和使用酷刑的新办法，他更因渎神罪而加重了他压榨百姓的罪行。叙奈西乌斯在企图用温和的宗教方面的劝戒办法对这位傲慢的行政官员进行挽救无效之后，便不得不用宗教法庭的权威对他进行最后裁判。结果使得安德洛奈卡，他的同伙以及他的家族，全都遭到人类和上天的唾弃。那些比法拉里斯或辛那赫里布更为残酷，比战争，瘟疫或蝗灾破坏性更大的不肯悔改的罪人将被剥夺掉作为基督教徒和参加宗教活动的权利，因而也就失去了进入天堂的希望。主教告诫广大教士、行政官员和人民，断绝一切与耶稣的敌人的交往，① 叙奈西乌斯事先曾讲明自己如何不宜担任此一职务。他喜欢研究世俗的学问，热爱世俗的体育活动；他不能忍受独身生活；他不相信耶稣复活说；因此，如果不容许他在家里进行哲学研究，他便不能去对公众宣讲那些神话。埃及的大主教提奥菲卢斯深知他的才干，竟接受了这些不可思议的妥协条件。 不容他们进入自己的家门，不和他们共餐，不和他们共同生活，也不让他们参加庄重的葬礼。托勒密教堂虽然名声不大并招人厌恶，却向全世界所有的姊妹教会发出了这份声明；那些拒绝遵守这项教令的俗人将被视为与安德洛奈卡及其邪恶的追随者同罪，并受到同样的惩罚。这一可怕的宗教法规被巧妙地强加于拜占庭法庭，使得惶恐万分的庭长不得不向教会乞求宽恕，而使得这位赫耳枯勒斯的后代子孙享受到了命令一位俯伏在地的暴君站起身来的快乐。这类教规和这类事例一直都在不知不觉中为长期踩在帝王脖子上的罗马教皇的胜利铺平了道路。 Ⅵ.每一个得民心的政府都曾经历过粗鄙或虚假辩才的效应。通过迅速传播流行的令人冲动的情绪，每一个听讲的人都同时既受到他自己的，又受到周围广大群众的情绪的影响。公民自由的彻底被破坏使得雅典的政治蛊惑家和罗马的民权保卫者都沉默下来；布道的风气似乎是基督教徒献身宗教的相当重要的一部分表现，但在古代宗教庙堂里却根本没有；而直至帝国各地的布道坛挤满享受着他们的异教前辈想也不曾想到的特权的神圣的宣讲人以前，帝王的耳朵里还从未响起过群众演说家的刺耳的声音。民权保卫者的理论和雄辩马上就会有许多熟练的、坚决的反对者，以同样多的拥护者，出面加以反驳，在这种情况下，真理和理智的事业往往可能从这种敌对情绪的斗争中获得意外的支持。而主教，或者受主教慎重委任以布道特权的地方教会监督人，则完全可以对着已被各种可怕的宗教仪式弄得服服贴贴的顺从的听众信口开河，丝毫不用担心会有被打断或被质疑的危险。基督教教会对上级的指示是如此严格服从，只要罗马城或亚历山大里亚城的大主教用他的高手定个调子①，从意大利或埃及的一百个布道坛便立即会响起完全相同的和声。 这种制度的设计是值得称道的；但它的效果却并不总是有益的。布道者敦促大家履行社会职责；但他们所赞扬的完美的修道士的品德却是对个人极端痛苦，而对人类无益的。他们对慈善事业的规劝透露出他们暗中希望为了赈济穷人最好让教士来管理信徒们的财产。代表上帝的最崇高的属性和法则遭到了形而上学的诡辩、稚气的仪式和虚构的奇迹的无聊混杂物的破坏，而他们以最大的热情所鼓吹的不外是憎恨反对者、服从教堂牧师的宗教美德。当公众的和平因异端邪说和分裂活动而受到干扰时，神圣的布道者便吹响了引起不和，或者甚至煽动叛乱的号角。他们的会众的头脑被一些神秘的论调所搅乱，许多挑逗性的言词更激起了他们的狂热情绪，于是他们从安条克或亚历山大里亚的基督教教堂里冲了出来，决心不是自己去作，便是让别人成为，殉教者。这种在语言和文采上的堕落在拉丁区的主教们的激烈的演说词中随处可见；但格列戈里和克里索斯托姆的文章却常被和雅典，或至少是和亚洲的最辉煌的典范相比。②。 Ⅶ.这个基督教共和国的代表会议每年定期在春季和秋季召开；这些会议向罗马世界所有1120 个行省传播基督教教规和立法精神。法律授权大主教或首席主教召集他所管辖行省的副主教举行会议，以改进他们的行为、重申他们的权利、表达他们的忠诚，并对由教士和人民选出填补红衣主教团空缺的① 伊丽莎白女王曾用过这一比喻，并且每当她希望使她的人民在思想上先有所准备，肯于接受政府的任何特殊政策时，她都采用这个办法。但对这种音乐可能产生的对对情绪，她的继承者却感到十分担心，她的儿子对此感受尤深。“每当布道台上响起基督教的鼓声”等等。 ② 这些谦虚的演说家们承认，他们没有奇迹般的天赋，他们只是要努力获得演说的技能。 候选人的才能进行审查。罗马城、亚历山大里亚、安条克、迦太基以及后来的君士坦丁堡的主教享有更大的司法权。可以召集所属的主教举行多种会议。但非同一般的宗教大会却只有皇帝本人有权决定。每当教会中出现某种紧急情况需要采取这种重大步骤时，他会立即向各省的主教或其代理人发出强制性召唤令，并同时附有可以使用驿马并给以足够旅费津贴的命令。早些时候，那时君士坦丁还是基督教的保护人，而非新教徒，他把有关非洲问题的争论交给阿尔勒议会去处理；在这个会议上来自约克、特里尔、米兰以及迦太基的主教各自操着自己的方言，像朋友和兄弟般地坐在一起辩论与大家利害相关的有关拉丁或西部教会的问题。11 年之后，在比提尼亚的尼斯召开了一次更盛大、更着名的宗教大会；以求通过他们的最后裁决，彻底解决在埃及出现的关于三位一体问题的闲磨牙的争论。380 名主教全听从他们的宽容的君王的召唤；各级、各派、各种称号的教士总共为2048 人；希腊教士们都亲自到场，拉丁区的教士由罗马教皇的使者代为表示同意。这个为期近两个月的大会皇帝经常御驾亲临。他让自己的卫兵等在门外，他自己（在得到会议的同意之后）就座于大厅中央的一个矮凳上。君士坦丁耐心地听别人发言，讲话时非常谦虚；如果他的话对辩论产生了影响，他总是谦恭地声名，对这些被奉为地上的宗师和神的使徒的继承人们来说，他只不过是一个仆人，而决不是审判官。一位专制君王对自己手下的赤手空拳的臣民的组织竟然表示出如此巨大的尊敬，那唯一的先例就只有采取奥古斯都政策的那些罗马帝王一度对元老院所表示的敬意了。就在这短短50 年之中，一位精于哲理的旁观者看到这人世的风云变幻可能不免想到罗马元老院的塔西佗和在尼斯会议上的君士坦丁。朱庇特神殿的神父和基督教教会的神父们都同样日趋堕落，在品德方面全都已无法和它们原来的创始人相比；但是，由于主教们更深地扎根于公众舆论之中，他们还能用较为合理的傲气保持住他们的尊严，有时甚至还能以勇武的气概反对君王的意愿。随着时间的推移和迷信思想的进一步发展，曾使这些宗教会议丧失威信的软弱、意气用事和愚昧都已被人们渐渐淡忘了；整个基督教世界都无例外地完全听命于这些全国性大会的永远正确的条令。 第二十一章阿里乌斯教派。 尼西亚会议和圣父圣子同体论。 有关皇帝与阿里乌斯派的论争。 阿塔纳西乌斯的为人及其坎坷经历。 阿尔勒会议和米兰会议。 基督教各派概况。 君士坦丁刚开始统治不久，便面临基督教的异端邪说问题。在非洲，从迦太基的一位持不同意见的主教多纳图斯的追随者开始的分裂活动将持续300 年之久——与基督教在非洲存在的时间相等。但是当时涉及范围最广、最带有根本性的争论是有关三位一体说的看法，这一原则的论争至少可以追溯到柏拉图提出宇宙论的时期。在公元1 世纪里，有关圣子的性质问题导致了伊比奥尼教派和诺斯替教派的互相对立的两种异端。到了该世纪末，这两种异端都被第四福音书的作者圣约翰所驳倒，他用基督教的观点解释了柏拉图的宇宙论：他解释说，耶稣基督就是柏拉图所谓的逻各斯，或理智的化身，而这理智对于上帝则是与生俱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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