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汉史-秦汉史-15 - 天天读书网

③　　《华阳国志？蜀志》。　　（四）七弃与三不去　　七弃在秦汉时期又称七去，即后来所说的七出，是指秦汉时期男子主动解除婚姻关系的七个条件。据《大戴礼记？本命》和《公羊传》庄公二十七年何休注所说，七弃的内容大致如下：（１）无子弃妻。孟子说过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在宗法社会里能不能传宗接代被看作头等大事，所以不能生育作为出妻的头一条理由自是理所当然的。如西汉后期，扬雄在《答刘歆书》中写道：妇，蜀郡掌氏子，无子而去。《东观汉记》卷十九载，东汉人应顺与许敬是好朋友，许敬婚后始终无子，于是应顺帮许敬休妻另娶。《拾遗记》载，贾逵姐为韩瑶妻，因无子而归娘家。又据《后汉书？桓荣传》，汉明帝的太师桓荣到４０岁还没有生子，他的得意门生何汤就替老师作主把师母送回娘家，并替桓荣物色了一位女子。可见无子被弃是多么天经地义。　　（２）淫佚弃妻。如果女子不信守贞节，和丈夫之外的任何男人发生性关系，一经发觉便可被丈夫抛弃。而男子却可以纳妾，可以嬖婢，可以狎妓，可以和家室以外的女子成奸而不受社会的责难。这种两性间的不合理现象在中国几千年封建社会中却往往被认为是合理的。（３）不顺父母弃妻。　　侍候公婆是媳妇的本分，如果被认为没有做到这一点，这个女人就是无德的了，按理说是不能留在家里的，特别是如遇到挑剔的婆婆或苛刻的丈夫则更是如此，如《后汉书？鲍永传》载，鲍永对后母非常孝顺，鲍永的妻子曾在鲍永的后母面前斥责狗，结果被鲍永赶出家门。《后汉书？姜诗传》也载，姜诗极其孝顺母亲，他的妻子对婆婆则更是小心谨慎。老太太有个习惯，喜欢食用江水，因此媳妇经常要到离家六七里的地方去弄江水回来。有一次风很大，媳妇回来晚了，老太太感到口渴，姜诗责骂了妻子之后便把她打发走了。　　④　　《艺文类聚》八十五，《婚礼谒文》。　　⑤　　《盐铁论？散不足》。　　⑥　　《汉书？陈平传》。　　①　　彭卫：《汉代婚姻形态》，三秦出版社 1988 年版，第 134～143 页。　　（４）口多言弃妻。古人认为，女子话多就会导致亲戚关系不和，造成恶果，如《诗？瞻邛》：妇有长舌，维厉之阶，乱匪天降，生自妇人。班昭在《女诫》中也以妇言为四行之一。因此多嘴多事的女子也要被离弃。据《汉书？陈平传》，汉初陈平早年因家庭穷困，住在哥哥陈伯家里，陈伯与弟弟非常友爱，自己耕田，让弟弟读书。陈伯的妻子因为要经常拿钱供养陈平便很有怨气。有人看陈平既魁梧又漂亮，就说：陈平这么穷，怎么长得这么好？嫂子嫉恨陈平光读书不干活，便接口回答道，也一样吃糠呗，有这样的小叔子，不如没有。陈伯听到后嫌她多嘴多事而弃之。　　（５）盗窃弃妻。盗窃固然不好，但有人往往因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以盗窃为由把妻子休掉。如《汉书？蒯通传》载，某家在夜里丢了肉，婆婆硬是认为被儿媳偷走的，结果将儿媳逐走。《汉书？王吉传》也载，王吉求学时曾和妻子住在长安，东面邻居的大枣树伸到王吉的院子中。有一天王吉的妻子摘了几颗枣给王吉吃，王吉便认为这是偷盗，把妻子休了。邻居听说后很不忍心，要砍掉枣树，结果许多邻里相劝，王吉才答应把妻子接回来。　　（６）嫉妒弃妻。在以男子为中心的封建社会，女子嫉妒会妨碍丈夫讨妾，妨碍丈夫宠婢，妨碍丈夫对一切别的女子产生染指之欲，因此男子十分忌恨女子的这种嫉妒。如《汉书？元后传》载，王禁妻对王禁的多置宠妾表示不满，王禁便以嫉妒为借口与妻子离婚。《后汉书？冯衍传》也载，冯衍的妻子任氏泼辣而嫉妒，不许冯衍蓄妾，夫妻共同生活了大半辈子，老了竟把妻子给休了。他给任氏的弟弟任武达写了一封信，谈他弃妻的理由：先圣之礼，士有妻妾，虽宗之眇微，尚欲逾制。年衰岁暮，恨入黄泉，遭遇嫉妒，家道崩坏。可见在古人的观念中，男人讨妾是多么神圣和必要。　　而遇上个不让讨妾的妻子，竟是败坏家道，令人羞愧了。最后说：不去此妇，则家不宁；不去此妇，则家不清；不去此妇，则福不生；不去此妇，则事不成。自恨以华盛时不早自定，至于垂白、家贫、身贱之日，养痈长疽，自生祸殃。衍以室家纷然之故，捐弃衣冠，侧身山野，绝交游之路，杜仕宦之门，阖门不出，心专耕耘，以求衣食，何敢有功名之路哉！（７）恶疾弃妻。妻子患有重病或恶性传染病，就不能主持家庭饮食和对祖宗的祭祀，以封建观念看来，这样的妻子在家庭中已经基本失去了存在的价值，所以须弃之。但在秦汉时期的史籍中，目前尚未找到因恶疾而弃妻的实例①。　　从目前掌握的史料看，除七弃之外，以下三个方面也可体现男子的离婚权。　　（１）妻子主张分居或争财。如《后汉书？独行列传》载，李充家境贫苦，兄弟六人同食递衣，其妻主张分居，结果李充呵叱其妇，逐令出门.《华阳国志？广汉士女赞》载，广汉某女因争夺财物而到处挑拨，破坏了家庭和睦，其丈夫马上出妻，让财还弟.（２）妻子家中有人犯法。如《汉书？金日ｃ传》载，霍光女嫁给金日ｃ子，不久，霍光家谋反事发，于是，金日ｃ子上书去妻.又据《晋书？礼志》，东汉末，刘仲武娶妻于毋丘氏，当毋丘氏家族成员毋丘俭拥兵造反时，刘仲武则出其妻.（３）政治上的需要。据《太平御览》卷三八九引《三辅决录》载，汉桓帝诏令窦叔高娶公主为妻，窦叔高便与其妻离婚。　　①　　樊静：《中国婚姻的历史与现状》，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1990 年版，第 68 ～71页。　　从妻子的角度看，一方面有所谓三不去的规定，另一方面在某些情况下也可体现离婚权。　　据《大戴礼记？本命》和《公羊传》庄公二十七年何休注，三不去用现在的话说是指：（１）娘家已无人的妻子可以不去，以免离异后妻子无法生活。　　（２）与大夫共同为父母居三年丧的妻子可以不去，表示不忘她的恩德。　　（３）贫贱时娶的妻子在丈夫富贵后要求离婚时可以不去，表示不使丈夫违背道德规范。　　就妻子的离婚权说，主要体现在以下三种情况中：（１）丈夫的品德不良。如《后汉书？列女传》载，吕荣的丈夫许升少为博徒，不理操行，吕荣的父亲乃呼荣欲改嫁之.（２）丈夫患有恶疾.如《汉书？卫青传》载，曹寿患恶疾，其妻平阳公主离婚而去。　　（３）丈夫家中贫苦。如《汉书？朱买臣传》载，朱买臣家中十分贫困，其妻因此与朱买臣离婚①。　　（五）改嫁与再嫁　　秦汉时期人们关于女子的贞节观念比唐宋时期以后相对淡漠，所以改嫁与再嫁的现象广泛存在。　　改嫁指女子与丈夫离婚后另寻新夫。如外黄富人之女在离开丈夫家后改嫁张耳；景帝王皇后在入宫前先嫁给金王孙，后又与金王孙离婚，改嫁文帝太子刘启。长诗《孔雀东南飞》也描述了刘兰芝与焦仲卿离婚后，县令即遣人聘她为妻的情形。　　再嫁指丈夫死后女子的重新婚配，它在秦汉时期比改嫁更普遍。在平民中，如西汉时长陵人臧儿，先出嫁王仲，王仲死后再嫁另一男子田氏。在富商大户中，如西汉武帝时临邛大贾卓王孙之女卓文君，在丈夫死后与司马相如成婚。在官吏和贵族中，如西汉中期苏武出使匈奴长期被扣押，其妻误以为苏武已死于漠北而再嫁他人。东汉后期陈相骆俊为袁术所害，其妻再嫁华歆。在学者中，如东汉著名学者蔡邕之女蔡文姬最初出嫁卫仲道，卫仲道死后，蔡文姬又力匈奴所掳成为左贤王夫人，从匈奴返回内地后，再嫁为董祀之妻。在皇族中，东汉光武帝刘秀之姐湖阳公主在寡居之后请刘秀为其寻觅新夫，刘秀也郑重其事地亲自处理此事。　　除正妻外，妾、小妻、旁妻等在丈夫死后也可以再嫁。如东汉时钟由与荀攸过从甚密，荀攸死后，钟由助其妾再嫁他人，使之得以善处.女子改嫁或再嫁的次数在汉代也没有限制，在一般- 情形下是一至二次，多者可达五至六次。如阳武户牖富人张负孙女先后结婚六次。　　有人认为，张负孙女、卓文君以及平阳公主等人在再嫁时，都遇到很大阻力，说明女子的再嫁与改嫁在汉代趋于消失。这种看法是欠妥的。乍看起来，张负孙女的再嫁中经波折，人莫敢娶，卓王孙对女儿自作主张再嫁司马相如十分不满；平阳公主对于自己的改嫁也曾犹豫再三。但进一步分析便可看出，人们不敢娶张负孙女，并非因其多次再嫁声名不好，而是顾虑她每次出嫁，丈夫辄死去，颇有克夫之嫌；卓王孙所愤慨的是，女儿不经自己同意就私奔于其门第相差殊远的司马相如；平阳公主担心的则是，她所欲改嫁之人卫青在飞黄腾达以前曾是自己家中的从骑，与他结婚有失旧日主人的身份。而张负孙女遇到不惧克夫后果的陈平，便顺利地再次出嫁；当司马相如得宠于武帝时，势利的卓王孙便喟然而叹，自以为得使女尚司马长卿晚；当人们盛言大将军卫青于今尊贵无比、决非昔日家奴可比之后，平阳公主的疑虑顿时冰释，心安理得地改嫁卫青。　　①　　彭卫：《汉代婚姻形态》，三秦出版社 1988 年版，第 270～272 页。　　秦汉时期盛行妇女的改嫁与再嫁有着深刻的社会原因：（１）男女交往比较随便。　　女子可以和男子一起宴饮。这在社会上层和下层中都相当普遍。如西汉初，高祖刘邦还于沛，置酒于沛宫，沛地男子和女子日乐饮极欢 ①。文帝和窦皇后、慎夫人在上林苑中饮酒，也要让侍郎袁盎于旁作陪。东汉后期，琅琊有种习俗是：倡优男女杂坐 ②。夏侯惇在出任陈留太守后，与官属及妇人一起饮酒作- 乐①。成都市郊和河南密县打虎亭出土的宴饮观舞画像砖，也生动展现了这样的场面。　　男女结伴同路而行也是正常之事。如东汉末年，简雍与刘备巡游时见一男女行道 ②。有时还出现陌生男女路上相逢，相互询问，以致产生好感的情形。《汉乐府？相逢行》形象地描述说：相逢狭路间，道隘不容车。不知何少年，夹毂问君家。君家诚易知，易知复难忘。男女同车而行也是正常行为。相传，东汉人糜竺乘车归家，未达家数十里，路旁见一妇人，从竺求寄载，行数里，妇谢竺去。 ③女子可以单独会见男宾。如淮南国中大夫及医者，共饮于医家④。山东临沂金雀山九号汉墓第四组帛画中，画面上有一男一女，男子是医生，在向女主人问候。　　１９８０年山东出土的汉画像石上刻画一座二层楼房，房中女子正襟危坐，其左有二男子拜谒。男子身后跟一女子，手持一棵珠树。下层为车骑行列图。这显然是男子进入闺阁之中拜访女主人的场景，它是现实生活的写照。　　（２）性禁忌观比较淡薄。　　这可从人的裸体画像和塑像在许多地区的发现得到印证。如西汉长安城遗址出土了数量众多的裸体男女塑像，形体造型十分逼真，塑像表面涂有肉红色，与人体自然颜色十分相仿；洛阳西汉壁画墓门额上有裸体长发女子横卧于树下，绘制逼真，形象也颇为生动；江苏涟水三里墩西汉墓出土了三件裸体铜制人俑，从人形象看是一男二女，其形象的逼真程度也绝非写意之作；南阳出土的画像石上有一男子，动作甚为活泼，又似裸体；山东曲阜颜氏乐园的汉画像中有一石上左右各雕刻三人，其中两人裸体相搏，情趣颇为生动；广西贵县东汉墓中，出土一件裸体男子承灯俑，男子肌肉丰满，面目安祥。　　①　　《汉书？高帝纪》。　　②　　《风俗通义？怪神》。　　①　　《三国志？魏志？卫臻传》。　　②　　《三国志？蜀志？简雍传》。　　③　　《三国志？蜀志？糜竺传》注引《搜神记》。　　④　　《汉书？英布传》。　　（３）男子不以娶离婚女或寡妇为耻。　　在一个社会中，如果施行女子从一而终和夫死不嫁，则应同时主张并施行男子也不娶寡妇或离婚女。但在汉代婚姻关系中，男子娶离婚女及寡妇的现象十分普遍，不仅广泛见诸平民阶层之中，而且在皇族和贵族中也极为常见。如汉高祖刘邦的薄夫人初为魏王豹妻、汉军破魏杀豹后，有诏纳（薄氏）后宫 ①。有趣的是，东汉末年的曹丕、刘备、孙权——以后分别成为魏、蜀、吴的第一代皇帝——都曾以寡妇为夫人。　　（４）及时行乐观比较流行。　　改嫁和再嫁还与汉代人及时行乐的观念有关。悲叹去日苦多是汉代社会颇为流行的一种心态。时人用人生如白驹过隙耳来解释自己的尽情享乐。如《古诗十九首？生年不满百》说：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昼短苦夜长，何不秉烛游。为乐当及时，何能待来兹。愚者爱惜费，但为后世嗤。《三国志？魏志？诸夏侯曹传》注引皇甫谧《列女传》记载，东汉人曹文叔在丈夫死后十分悲痛，不欲再嫁，以致于以刀断鼻，毁容自誓，人们劝她：人生世间，如轻尘栖弱草耳，何至辛苦乃尔！ ②　　①　　《汉书？外戚传》。　　②　　彭卫：《汉代婚姻形态》，三秦出版社 1988 年版，第 195～202 页。　　七、丧葬　　中国古人既重视养生，也重视送死，有时对于送死的重视程度甚至超过了养生，所以表现送死的丧葬礼俗在中国古代十分盛行。　　秦汉时期丧葬礼俗的发展变化以西汉中期为界，大致可分为两个阶段。　　西汉中期以前的贵族大墓多土坑直穴木椁墓，沿用旧的丧葬礼仪，讲究棺椁、礼器制度。墓主人上下有等，身份有定，法度森严，不得逾制，而且墓中随葬品组合是以礼器为主。另外，墓中纳有珍宝、食物、器皿等，品类繁多，资用丰厚。这完全是基于宗教迷信的态度，相信死者在阴间是继续生存的方式，相信死者有知觉和物质要求，相信超自然的幻想世界。亲情哀思只是敬神明鬼的附属。西汉中期以后，随着儒家思想对人日常生活的制约，其以伦理为基础并以人情为旨归的丧葬态度，逐步改变了盲目信奉鬼神的丧葬仪式，象征性的墓室、器物、俑开始大量出现。丧礼者，以生者饰死者也，大象其生，以送其死，事死如生，事亡如存，以生者之貌为死者设置、装饰，以传达一种感情的寄托，表现生人的哀思①。　　西汉中期以后用陶质明器取代实用的贵重器物随葬，是中- 国古代丧葬礼俗的一次重大变革，说明随着庄园经济的发展，社会上层对随葬品的观念有了显著的改变，认为将庄园中的所有财产都制成象征性的陶质明器埋入墓中，比那些数量有限的贵重器物更有意义，更能全面展示他们所拥有的财富①。　　（一）厚　　葬　　厚葬是秦汉时期丧葬礼俗中的重要特点之一。先以秦始皇陵为例，《水经注》卷八载：秦始皇大兴厚葬，营建冢圹于丽戎之山，一名蓝田，其阴多金，其阳多玉，始皇贪其美名，因而葬焉。斩山凿石，下锢三泉，以桐为椁，旁行周回三十余里，上画天文星宿之象，下以水银为四渎百川五岳九州，象其地理之势。宫观百官，奇器珍宝充满其中。令匠作机弩，有所穿近辄射之。以人鱼膏为灯烛，取其不灭者久之。后宫无子者，皆使殉葬，甚众。坟高五丈，周回五里余，作者七十万人，积年方成……项羽入关发之，以三十万人，三十日运物不能穷。关东盗贼销椁取铜，牧人寻羊烧之，火延九十日不能灭。秦始皇陵在三国时残存的封土堆仍高达１２０多米，底部周长２１６７米。据考古工作者的实地测量，现在陵高约６５米，底边长４８５米至５１５米，有人测算建陵时堆土约　　１１８０多万立方米。秦始皇陵还围有长方形的内、外二域。内城周长３８４０米，面积９７２６７５平方米；外城周长６２１０米，面积２０３５１００平方米。１９７４年，在陵东１５００米处发现了规模巨大的、被誉为世界第八大奇迹的兵马俑坑。据秦俑考古队的发掘报告，一号兵马俑坑已出土陶俑、陶马约２０００件，木质战车２０乘，各- 种青铜兵器４００００余件。估计此俑坑内埋藏的陶俑、陶马约６０００件，战车４０余乘。二号俑坑根据试掘情况估计有战车８９乘，驾车陶马３５６匹，陶质鞍马１１６匹，各类武士俑９００余件。三号俑坑计有驷马战车１乘，陶马４匹，各类武士俑６８件。总计三个兵马俑坑面积约２０７８０平方米，有陶俑、陶马７０００余件，战车１００余乘①。　　①　　李宏：《汉代丧葬制度的伦理意向》，《中原文物》1986年第 4期。　　①　　周苏平：《中国古代丧葬习俗》，陕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 104～105 页。　　汉代的丧葬习俗仍然依照秦代实行厚葬。如《晋书？索琳传》说：汉天子即位一年而为陵，天下贡献三分之，一供宗庙，一供宾客，一充山陵。这就是说，一个新皇帝继位一年之后就开始给自己建造陵墓。要把每年天下贡献的三分之一贡赋作为修筑皇帝陵的费用。如果此说不误，那么汉代皇帝群中寿命最长的汉武帝即位后共执政五十四年，他的茂陵要耗费汉代鼎盛时期十八年的贡赋，这是一个多么令人吃惊的数字。据《长安志》引《关中志》说：西汉陵墓一般高汉尺十二丈，方一百二十步，唯茂陵高十四丈，方一百四十步。近年考古工作者实测，茂陵现高仍有４６。５米，顶部东西长３９。５米，南北宽３３。５米，陵底边长２４０米。陵园垣墙长４３０米，南北宽４１４。８７米，墙基宽５。８米。其他各陵如高帝长陵底部东西１６２米，南北１３２。３米，高３１。９４米；吕后陵底部东西１５３。９米，南北１３５米，高３１。８４米；景帝阳陵底部东西１６６。５米，南北１５５。４米，高３１。６４米；昭帝以后诸陵的底部边长也都在１５０米以上，高３０米左右。这些数字与《关中志》所载基本上是一致的。　　茂陵不仅工程规模浩大，令人瞠目结舌，而且埋葬的珍宝之多也使后世为之惊叹不已。据文献记载，汉代皇帝死后则沐浴饭- 含，饭含之物为珍贵宝珠。身上穿的衣服是以玉为襦、以黄金为缕的珠襦玉匣（详见后文玉衣部分）。据《汉书？贡禹传》载，茂陵多藏金钱财物，有鸟、兽、鱼、鳖、牛、马、虎、豹等生禽，共有１９０种物品。及至武帝死时，由于平日储藏过多，竟达到陵中不复容物的程度。此外，相传武帝墓中还有外国赠送的玉箱、玉杖，以及他生前阅读的杂经三十余卷。尽管后来这些丰富的葬品被赤眉军发掘去一部分，但时隔２０００多年后的今天，仅茂陵附近的群众就交献了鎏金兽头银盘、金饼等文物１１８件。茂陵还出土了我国稀有铜犀牛尊等珍品。以此推测，茂陵中仍遗存着极为珍贵而丰富的古代文物。　　汉文帝被称为倡导薄葬的皇帝，《汉书？文帝纪》说：治霸陵，皆瓦器，不得以金银铜锡为饰，因其山，不起坟。但晋建兴年间（公元３１３- ３１６年），有人盗掘了霸陵和杜陵（汉宣帝的陵墓）却获得了大量珍宝，以致当时的晋愍帝都大为惊叹：汉陵中物何乃多邪！ ①汉成帝为修造陵寝，大兴徭役，重增赋敛，征发如雨、取土东山，与谷同价 ②。其劳民伤财的情况就可想而知，结果弄得国库空虚，民穷财尽，竟然到了公家无一年之畜，百姓无旬日之储，上下俱匮，无以相救 ③的地步，也真是骇人听闻了④。　　秦汉时期不仅皇帝的陵墓高大如山，贵族的坟墓也具有相当的高度。《周礼？春官？冢人》注引汉律：列侯坟高四丈，关内候以下至庶人各有差。如同周代相比，则汉代列侯坟墓的高度- 超过周天子的陵墓。因为周天子的陵墓才高三仞，即高二丈四尺①。又如汉文帝窦皇后幼年家贫如洗，其父以钓鱼为生，不幸坠渊而死。后来窦氏入宫，被立为皇后，于是一人得道，鸡犬升天.朝廷派遣使者重新安葬了皇后父亲，起大坟于观津县城之南，高大如山，百姓号曰窦氏青山.西汉名将卫青死后，武帝为他筑冢象庐山。　　霍去病死后，武帝为他筑冢象祁连山，并在冢前雕刻了大型石人石马及其他动物塑像。其中像马踏匈奴、跃马、卧马、伏虎等石雕，都堪称一流的珍品。　　①　　详见《文物》1975年第 11 期、1978年第 5期、1979年第 12 期。　　①　　《晋书？索琳传》。　　②　　《汉书？扬雄传》。　　③　　《汉书？谷永传》。　　④　　韩养民等：《秦汉风俗》，陕西人民出版社 1987 版，第 167～168 页。　　①　　尚秉和：《历代社会风俗事物考》，岳麓书社 1991 年版，第 231页。　　贵族厚葬的习俗在考古发掘中也可窥其大概。如湖南长沙马王堆一、三号墓尽管受当时文帝不得以金银铜锡为饰禁令的限制，没有随葬金银珠宝，但所花费的钱财仍然十分惊人。拿漆器来说，西汉漆器被统治阶级视作很时髦的东西，价钱很贵。据《盐铁论？散不足》说：夫一文（纹）杯得铜杯十.就是说一件有花纹的漆杯要卖十件铜杯的价钱。根据出土的汉代漆器上的题字，可以知道当时官营作坊中有素工（作内胎），髹工、上工（刷漆）、黄涂工（在铜制附件上鎏金）、画工（描绘花纹）、淜工（或写作■、羽、彤的，意思为锥刻铭文、图纹）、清工（最后修整）、造工（管全面的工师）等工种。由于工序复杂，所花工时极多，一杯棬用百人之力，一屏风就万人之功.如果家里拥有大批漆器，被认为是豪富。《史记？货殖列传》列举了当时通都大邑商贾们用以致富的若干种商品，其中就有木器髹者千枚一项，认为手里掌握了千件漆器，只要经营得法，可以富足得比千乘之家（和千户侯一样的富有）。这里虽然没有具体地讲到漆器的价钱，但可看出它一定是十分昂贵的。马王堆三座墓共出土七百多件漆- 器，该是要耗费多么大的一笔财富①！此外，湖北江陵凤凰山一六七号墓的墓主是一普通地主，但从墓中发掘的大量豪华的随葬品来看，其葬礼竟与周天子不相上下②。　　据《后汉书？光武帝纪》载，东汉初有人对社会上的厚葬陋俗感叹道：世以厚葬为德，薄终为鄙，至于富者奢僭，贫者殚财，法令不能禁，礼仪不能达.因埋葬死者弄得倾家荡产，致使活着的人无法维持生活。光武帝针对这一弊病而提倡薄葬送终，但收效甚微，到了东汉中期以后，不仅厚葬之风未能稍减，而且有愈演愈烈之势。史载，安帝恭陵高十五丈③，其高远远超过茂陵。一般大臣死后，也往往在冢前修筑石祠、石庙、石阙，雕梁画栋，备极华丽。如《水经注？济水篇》载：黄水东南流，水南有汉荆州刺史李刚墓，有石阙、祠堂石室三间，椽架高丈余。镂石作椽瓦，屋施平天，造方井，侧荷梁柱，四壁引起，雕刻为君臣官属、龟、龙、麟、凤之文，飞禽走兽之像，作制工丽，不甚伤毁。此外，还有弘农太守张伯雅墓、汉司隶校尉鲁峻冢、蜀郡太守王子雅冢等，其墓旁建筑也都规模巨大，石材精美，雕镂工丽。对于当时的这种厚葬陋俗，时人多有讥讽。如《后汉书？赵咨传》说：国资糜于三泉，人力单于郦墓，玩好穷于粪土，伎巧费于窀穸，自生民以来，厚终之弊未有若此者。又如《潜夫论？浮侈篇》说：今京师贵戚，郡县豪家，生不极养，死乃崇丧，或至金镂、玉匣、檽梓、梗、柟。多埋珍宝、偶人、车马，起造大冢，广种松柏，庐舍祠堂，务崇华侈。贵族死后，国家有时特遣羽林孤儿挽送，或派军队列阵送行。如西汉重臣孔光死后，送葬时羽林孤儿诸生共４００人挽送，车辆达万余乘，道路皆举哀以过丧。霍去病死后送葬时，武帝发属国玄用军阵送行，从长安一直摆到茂陵①。由于厚葬成风，所以有时一般人的送葬队伍也蔚为壮观。如《汉书？爰盎传》：剧孟虽博徒，然母死，送葬车千馀乘。《后汉书？范式传》：乃见有素车白马，号哭而来。会葬者千人，咸为挥涕。又《后汉书？郭太传》：四方之士千余人，皆来会葬。　　①　　何介钧等：《马王堆汉墓》，文物出版社 1982 年版，第 30 ～31页。　　②　　纪烈敏等：《凤凰山一六七号墓所见汉初地主阶级丧葬礼俗》，《文物》1976年第 10 期。　　③　　《后汉书？礼仪志》注引《古今注》。　　厚葬成风还表现在助丧家钱财的赙赠上。赙赠分为官赙和私赙两种。如果说私赙还具有某种助生送死的意义的话，那么官赙则完全是厚葬的产物并促进了厚葬的盛行。西汉时官赙并不常见，从史料记载看，只限于诸侯王、三公、太后、太后之师以及二千石官吏。到东汉时，官赙已很普遍，见于正史记载的就很多，再加上其他文献资料，东汉官赙内容十分丰富，并且不限于钱和帛，绢、缣、布和粟也成了官赙的内容。据《后汉书？光武十王列传》记载：自中兴至和帝时，皇子始封薨者，皆赙钱三千万，布三万匹；嗣王薨，赙钱千万，布万匹。据此可知，在东汉光武帝至和帝时期，诸侯王的赙赠是有明确规定的，一般都遵照执行。但个别也有超过赙赠制度的规定，如光武帝的儿子中山简王刘焉，死后竟得赙钱一亿，这是汉代赙赠钱数最多的一次。相当东汉全部官吏一年俸禄的二十分之一。安帝时，官赙制度发生了变化，由于戎狄叛乱，国用不足，始封诸侯王和嗣诸侯王的官赙数量不得不有所削减，如始封诸侯王在和帝前为赙钱三千万，安帝时减为一千万；嗣诸侯王在和帝前为赙钱一千万，安帝时减为五百万；二千石赙钱为百万①。　　在厚葬之风盛行的同时，社会上也出现了有识之士反对厚葬的薄葬之论。如《汉书？杨王孙传》载，武帝时杨王孙学黄老之术，家业千金，厚自奉养生，亡所不致。得病且终，先令其子曰：' 吾欲裸葬，以反吾真，必亡易吾意！死则为布囊盛尸，入地七尺，既下，从足引脱其囊，以身亲土。'但对于杨王孙的要求裸葬，其儿子却很为难，如按父亲的遗嘱办则于心不忍，如不按父亲的遗嘱办又违抗父命，不得已便将此事告诉了父亲的好友祁侯。　　祁侯反对杨王孙裸葬。于是杨王孙重申自己的薄葬论。说裸葬的主要目的是要矫正和改变当时社会盛行的厚葬之风：盖闻古之圣王，缘人情不忍其亲，故为制礼。今则越之。吾是以裸葬，将以矫世也。夫厚葬诚亡益于死者，而俗人竞以相高，糜财单币，腐之地下。或乃今日入而明日发，此真与暴骸于中野何异？又说：故圣王生易尚，死易葬也。不加功于亡用，不损财于亡谓。今费财厚葬，留归鬲至，死者不知，生者不得，是谓重感。于戏！吾不为也。最后祁侯称善，杨王孙也实践了自己的裸葬主张。此外，刘向、王充和王符等人对厚葬之风的盛行也有猛烈的抨击。　　（二）葬具　　在中国历上上曾出现过多种多样的葬具，如金棺、银棺、铜棺、铁棺、水晶棺、玉棺、木棺、石棺、瓮棺、腊棺、革棺、纸棺等。秦汉时期的葬具值得提及的有木棺、石棺和瓮棺。　　木棺在秦汉时期最为常见。皇帝使用棺椁的情况因其陵墓皆未被发掘而不太明朗。诸侯按规定应使用一椁三棺，在考古发掘中与这一制度相符的有某长沙王妻子曹娂墓、北京大葆台某燕王墓、长沙马王堆西汉第二代轪侯墓（三号墓）、长沙象鼻嘴某长沙王墓（一号墓）等①。西汉中期以后砖室和石室墓的掘起，取代了土坑木椁墓的地位，原先的棺椁制度也失去了存在的基础，从而迅速地由成熟走向衰弱。　　①　　韩养民等：《秦汉风俗》，陕西人民出版社 1987 年版，第 171～173页。　　①　　齐书深：《汉代赙赠初探》，《社会科学战线》1989年第 2期。　　汉代统治者对木棺的制造特别用力，满城发现的中山靖王刘胜妻子窦绾所用的漆棺外镶嵌着２６块玉壁，内壁镶满玉版片，共用玉版达１９２片，玉版背面还有朱书编号文字，可见它们是预先按照编排顺序而加工和粘贴的。马王堆一号墓用四层套棺，外棺为黑漆素棺；二层棺是黑地彩绘棺，彩绘复杂的云气纹以及穿插其间的许多神怪、禽兽图象；三层棺为朱地彩绘棺，彩绘龙、虎、朱雀、仙人等瑞祥图象；内棺内髹朱漆，外髹黑漆，再饰以绒锦和羽毛帖花绢，可谓极尽工巧之能事。当时，宫廷之内设专人管理棺椁制造，皇室成员、高官勋臣常得皇帝赏赐的高级棺椁，如霍光得赐梓宫、便房、黄肠题凑各一具，枞木外藏椁十五具；董贤得赐东园秘器、便房、刚柏题凑；东汉时，蔡茂、梁商等都曾获赐东园梓宫.《后汉书？礼仪志》说皇帝死，东园匠、考工令奏东园秘器，表里洞赤，虡文画日、月、鸟、龟、龙、虎、连壁、偃月，牙桧梓宫如故事，诸侯王、公主等死，皆用樟棺，洞朱，云气画，公，特进樟棺黑漆.这些高级棺具和马王堆一号墓出土的棺形式相似，木材均用楠梓一类，装饰必求豪华富贵，制造繁琐，耗资巨大。东汉人王符曾尖锐批评这种劳民伤财的做法：其后京师贵戚，必欲江南檽梓，豫章楩楠，边远下士，亦竞相仿效。夫檽梓、豫章，所出殊远，又乃生于深山穷谷，经历山岭，立千步之高，百丈之溪，倾倚险阻，崎岖不便，求之连日，然后见之，伐斫连月然后讫，会众然后能动担，牛列然后能致水，油溃入海，连淮逆河，行数千里然后到雒。工匠雕治，积累日月，计一棺之成，功将千万。夫既其终用，重且万斤，非大众不能举，非大车不能挽，东至乐浪，西至敦煌，万里之中，相竞用之。此之费功伤农，可为痛心！ ①正因如此，所以三国时曹氏父子一再下令薄葬，其中内容之一就是简化棺木的制造。魏文帝《终制》说：为棺椁足以朽骨，衣食足以朽肉而已。 ②梁容若先生对于中国人过分重视棺椁的倾向评论说：某些人生前未必有一把楸木桌子椅子和桧木天花板，死后要用楸木桧木棺材；生前未必有多少楠木箱子橱柜，死后要用楠木作椁。英国人用最好的木材作船，日本人用最好的木材作建筑，美国人、法国人用最好的木材作家具艺术品，中国人却用最好的木材作棺椁。棺椁一埋了事，使用数量最多，时间最短，造成全国山童野秃，越来越难应付③。　　在贵族的木棺上还常见一种与棺等长的旌幡，其中长沙马王堆的二幅旌幡上部较宽，全体呈Ｔ字形；临沂金雀山的一幅旌幡上下等宽，全体成长方条状。它们都系由绢帛制成，绘有精致的彩色图画。图画的内容自上而下分三段，分别表示天上、人间、地下。天上和地下都是根据各种神话传说描绘的。前者主要是绘太阳和月亮，有时也有星辰，太阳中有金鸟，月亮中有蟾蜍和玉兔，有时还有奔月的嫦娥。后者则绘各种怪异的水族动物，实际上是表示海底的水府.至于人间，则绘墓主人日常生活的情况，并突出地绘有他本人肖像。上述长沙马王堆和临沂金雀山的三幅旌幡由于有着细致、精美的彩色图画，所以称为帛画，被作为珍贵的艺术品而受到重视。类似的旌幡在甘肃武威县磨咀子汉墓中也有发现，有的为丝织品，有的为麻织品，都覆盖在棺上，它们或者完全没有图画，或者只简单地绘着太阳和月亮，但都书写着墓主人的姓名和籍贯等，代替了上述帛画中的墓主人肖像，这就是所谓铭旌 ①。　　①　　李玉洁：《试论我国古代棺椁制度》，《中原文物》1990年第 2期。　　①　　《潜夫论？浮侈》。　　②　　徐吉军等：《中国丧葬礼俗》，浙江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281～282 页。　　③　　梁容若：《中国丧葬制度之回顾与前瞻》，《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82年第 5期。　　在棺木方面的等级差别十分明显，各阶层不仅在木棺的规模、数量和装饰上存在很大差别，而且在木材质地上也有明显不同。一般而言，统治阶层多用梓木和楠木做棺，普通人多用桐木、杉木、■木或其他杂木做棺，贫穷者只能以席卷尸。　　石棺在四川省境内多有发现，这种棺是指挖一个长方形的墓穴，以厚约半寸的石板若干块镶作棺的四周（一般无底，少数也有用鹅卵石镶砌的），将尸体及随葬品放入后，上面再用几块石板覆盖后封土。据普查统计，四川省已发现石棺葬地点８４处，墓葬３４７３座。１９７８年在四川茂汶羌族自治县县城东北角内外发掘清理了４０多座石棺墓，出土的陶器以双耳罐较为普遍，还有三连罐、小颈壶、豆、矮罐、纺轮等。葬式比较简单，墓底用黄土平铺，尸身上有用麻布覆盖的痕迹。墓坑分布集中，坑位排列有序，方位大体一致。　　墓内均为单体，无合葬现象。男的随葬品为剑、盾等，女的随葬品为贝、蚌饰、纺纶等。１９８２年至１９８５年在四川宝兴县陇东乡发掘石棺墓１０８座。葬式比较复杂，出土文物除了大量双耳罐外，还有三足和四足双耳罐、戒指、发饰等，可能是东汉时青衣羌人的墓葬，是目前所知石棺葬文化时代最晚的一处典型墓地①。　　瓮棺在海南省境内有所发现。考古工作者从省内汉墓比较集中的地区的发掘情况看，墓坑多为长方形，较浅，主要是瓮棺葬，有的用三釜一甑，另有一釜套在死者头部，并用两块火烧石置于瓮棺之上；有的用二釜二瓮，其中一瓮高５０厘米，口径３０厘米，腹径６０厘米，两瓮瓮底相接，瓮口向外，釜在头部。随葬品有铁釜、三彩琉璃珠和琥珀珠等。有的葬具由五件陶器组成，如番岭坡Ｍ１０，中间为三件陶釜，头、脚各一件陶罐，脚旁随葬一件小陶釜，棺上放置两块火烧石。Ｍ１１用五件陶釜相套，釜皆穿底，串连套合；脚部随葬二件小陶釜。作为葬具的陶罐，多饰水波纹、篦纹、方格纹地加小戳印；陶釜为板沿口、素面、圜底。在东方县和乐东县一带，葬具和随葬品有米字纹大陶瓮、菱形纹陶罐，也有方格纹加小戳印的陶罐和板沿口、素面、圜底的陶釜。在琼中县乌石发现的一座瓮棺葬，葬具为一件水波纹大陶瓮，口盖一面铜锣；随葬品有铜锅和漆盘等。在儋县、临高一带的瓮棺葬的随葬品还有五铢钱。从葬具排列有长有短、有竖有横的情况看，死者中有小孩也有成年人；有一次葬也有二次葬。从墓葬的年代看，有西汉也有东汉②。　　①　　王仲殊：《汉代考古学概说》，中华书局 1984 年版，第 92 ～93页。　　①　　文物编委会：《文物考古工作三十年》，文物出版社 1979 年版，第 352～353 页；文物编委会：《文物考古工作十年》，文物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256页。　　②　　文物编委会：《文物考古工作十年》，文物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246页。　　（三）居丧　　居丧又称守丧、值丧或丁忧，是人们为了表达对死者的哀悼之情而产生的一种习俗。在居丧期间，死者的亲属或其他有关人员一般要遵守某些特定的规范或禁忌，这些规范或禁忌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不同的内涵。　　秦始皇曾以法令的形式首先在国丧中强制人民实行居丧制度。如《晋书？礼志》：秦燔书籍，率意而行，亢上抑下。……乃至率天下皆终重服，旦夕哀临，经罹寒暑，禁塞嫁娶饮酒食肉，制不称情。按照儒家礼制的规定，臣为君服斩衰三年①，民为君服齐衰三月。而秦朝却规定臣与百姓一律为天子服丧三年，所以《晋书》的作者说是率意而行.秦朝规定天下臣民皆为天子居丧三年，并不准饮酒食肉，嫁女娶妇，显然不太符合现实，所以《晋书》说其制不称情.汉代时的居丧制度出现了礼、法统一的趋向。西汉初年，汉高祖因江山草创，所以下令承袭秦制，因而不革，率天下为天子修服三年.但实行不久，汉文帝便意识到其制不可久行，在遗诏中改变了这一制度，要求出临三日，皆释服；既葬，服大红（功）十五日，小红（功）十四日，纤七日，释服 ②。在这里，儒家的三年之丧制度被以日易月，变成３６天，并垂为定制。儒家原来服丧三年的主张，到此时被文帝的一纸遗诏修正了。　　武帝初年，好儒术的窦婴、田蚡二人想恢复儒家原来的三年之丧制度，但未能成功。据《汉书？翟方进传》记载，成帝时方进为相，其后母终，葬后三十六日除服，起视事，声称不敢逾国家之制.可见当时仍然遵循文帝之制。到了哀帝时，又开始提倡三年之丧。如《汉书？哀帝纪》：哀帝诏曰：河间王良丧太后三年，为宗室仪表，益封万户。……博士弟子父母死，予宁三年。行三年之丧而可得万户侯的封赏；博士弟子员有父母死，也诏准告假丁忧。王莽时，开始盛倡三年丧制。《汉书？王莽传》说：平帝崩，大赦天下，莽征明礼者宗伯凤等与定：天下吏六百石以上，皆服丧三年。又说：居摄三年九月，莽母功显君死，意不在哀。令新都侯宗为主，服丧三年。建国五年二月，文母皇太后崩，莽为太皇服丧三年。这样，汉文帝的短丧制度又被正式取消。　　东汉光武帝刘秀执政期间，国政多趋向简易，因此遗诏丧葬制度皆如孝文皇帝制度，务从约省 ①，并诏告大臣不许告宁.但在这一时期，三年之丧在社会上已蔚然成风。如《后汉书？韦彪传》：彪孝行纯至，义母卒，哀毁三年，不出庐寝。服竟，羸疾骨立异形，医疗数年乃起。《后汉书？鲍永传》：永迁扬州牧，会遭母忧去官。《后汉书？廉范传》：父遭丧乱，客死蜀汉，范遂流寓西州。西州平，归乡里。年十五，辞母西迎父丧归葬，服竟，诣京师受业。《后汉书？刘平传》：拜济阴郡丞，太守刘育甚重之，任以郡职，上书荐平。会平遭父丧去官，服阕，拜全椒长。《后汉书？江革传》：建武末年，与母归乡里。母终，至性殆灭。尝寝伏冢庐，服竟不忍除，郡守遣丞掾释服，因请以为吏。以上这些事例，据杨树达先生考证均发生在光武帝时期②。由此可见，儒家的三年之丧制度经封建最高统治者和儒家的反复倡导、宣扬，至此已深入民心，以致光武帝不许大臣告宁及如孝文皇帝制度的短丧遗诏也变成了一纸空文。光武帝以后，儒家的三年之丧制度更是大行于世。不仅孝子贤孙们多行此制，而且女子亦行之。如《后汉书？和熹邓皇后纪》：永元四年，当以选入。会（父）　　训卒，后昼夜号泣，终三年不食盐菜。憔悴毁容，亲人不识之。如果大臣不服三年之丧，便为天子所讥。到明帝时，天子本人也自行三年之丧。安帝永初三年（公元１０９年），邓太后临朝执政时，又提倡三年之丧。《后汉书？刘恺传》说：旧制，公卿二千石刺史不得行三年丧，由是内外众职并废丧礼。　　元初中，邓太后诏：长吏以下，不以亲行服者，不得典城选举。这一诏令，后又被列入《汉律》之中。此后，行三年之丧成为选举仕进的一种资格。久而久之，儒家的三年之丧制度终于成为天下之通丧.　　①　　所谓三年一般只有二十五个月，如《礼记？三年间》：三年之丧，二十五月而毕。也有人认为死者死后的第二十五个月进行大祥之祭，再隔一个月还要进行　　祭，所以三年之丧的丧期应为二十七个月。　　②　　《汉书？文帝纪》。　　①　　《后汉书？光武帝纪》。　　至于三年之丧的履行，也有某些特殊情况，如按规定，军人可以遭丧不服；皇帝也可专门下诏，令臣下释服，后代称此为夺情起复之制。还有某些人利用丧期弄虚作假，欺世盗名，如《后汉书？陈蕃传》所记载的赵宣，葬亲后在墓道中居丧二十多年，被当地人称为大孝之子，但后来太守陈蕃发现赵宣的五个孩子皆在所谓居丧期间所生，真相由此才大白于天下。　　按照汉代的居丧之礼，死者的某些亲属主要是子女在死者未葬时应居服舍，葬后应居住在墓旁的草屋中，并不饮酒吃肉，不近妇人，不作乐，不聘妻，不访友。杨树达先生曾援引大量史料对此做过认真的考证①，可以参看。　　居丧之礼对于贵族的规范尤其严格，例如汉武帝元鼎元年（公元前１１６年），隆虑侯陈融、堂邑侯陈季须都因在为母居丧期间奸淫、兄弟争财而服罪自杀。元鼎三年，常山王刘勃也因在父服丧期间奸淫，饮酒作乐而被其庶兄刘悦告发，结果削去爵位，徒徙房陵。刘贺则因居丧违礼被废去帝位。《汉书？霍光传》载：汉昭帝死后无子，大将军霍光等文武大臣迎立昌邑王刘贺继承皇位。但刘贺在居丧期间，毫无悲哀之心，当昭帝的灵柩还停放在前殿时，他居然让随从的昌邑乐人击鼓、吹箫、唱歌、演戏。而且还经常派人去买猪肉、狗肉，私下偷偷吃掉。他还与随从的昌邑官员一道偷吃祭灵用的供牲食品和美酒。刚即位二十七天，他就开始与宫女淫乱。由于刘贺居丧作乐、饮酒食肉及淫乐等丑行违背了居丧制度，引起了朝廷上下的一致不满，于是即位不到一月的刘贺被废去了皇位。又据《后汉书？赵孝王良传》，赵惠王刘乾因居父丧私下纳妾淫乐而获罪，被汉安帝削去王位。　　汉朝对于遵守居丧之礼的贵族一般都给以赞美和奖励。如《后汉书？东平王苍传》：敞丧母至孝，国相陈珍上其状。永宁元年，邓太皇增邑五千户。《后汉书？济北惠王传》：次九岁丧父，至孝。建和元年，梁太后下诏曰：' 济北王次以幼年守藩，躬履孝道，父没哀恸，焦毁过礼，草庐，土席，衰杖在身，头不枇沐，体生疮肿。谅暗已来，二十八月。自诸国有忧，未之闻也，朝廷甚嘉焉。今增次封五千户，广其土宇，以慰孝子恻隐之劳。'《后汉书？任城孝王尚传》记载：任城王尚也博有孝行，丧母服制如礼，为此曾受到桓帝嘉奖，增封三千户。又《后汉书？彭城靖王恭传》：和性至孝，太夫人薨，行丧陵次，毁胔过礼，傅以相闻，桓帝诏使奉生酒迎王还宫。 ①　　②　　杨树达：《汉代婚丧礼俗考》，商务印书馆 1933 年版，第 242～243页。　　①　　杨树达：《汉代婚丧礼俗考》，商务印书馆 1933 年版，第 268～273页。　　（四）黄肠题凑　　黄肠题凑是流行于秦汉时期的一种特殊葬制，其使用者主要是帝王及其妻妾，还有皇帝特许的宠臣。三国时魏人苏林在注释《汉书？霍光传》中释该词时说：以柏木黄心致累棺外，故曰黄肠；木头皆内向，故曰题凑。即黄肠是指墓葬的材料和颜色（柏木黄心），题凑是指墓葬的形式和结构（木头皆内向）。黄肠题凑是西汉中期才出现的名称，而在此之前，则称为题凑. 黄肠题凑葬制在史书中有这样一些记载：《汉旧仪》武帝坟高二十丈，明中高一丈七尺，四周二丈，用梓棺黄肠题凑。《汉书？霍光传》：光薨，上及皇太后亲临光丧……赐……黄肠题凑各一具，枞木外臧椁十五具。《汉书？董贤传》：（帝）令将作为贤起冢茔陵旁，内为便房，刚柏题凑。《续汉书？礼仪志》：治黄肠题凑，便房如礼。《盐铁论？散不足》：今富者绣墙题凑，中者梓棺楩椁。目前最早的黄肠题凑墓发现于河北石家庄市小沿村，墓主身份属诸侯王，时代约当西汉早期。题凑木与椁壁板呈垂直方向垒砌于椁室四周，木头皆内向，题凑前壁略呈方形，长宽各约４米，直达墓道尽头，因墓在历史上被盗挖而烧毁，详细情况不得而知。　　在长沙湘江西岸咸家湖畔发现的象鼻嘴一号墓和陡壁山一号墓为了解黄肠题凑葬制提供了丰富的资料。这两座墓都是带斜坡墓道的岩坑竖穴墓，研究者们认为可能分属于西汉某位长沙王和他的妻子。象鼻嘴一号墓坑口长２０米，宽１８米，坑深７。９米，底部置木结构的甬道、题凑、前室、后室、两层回廊以及两重木椁和三重套棺。题凑由９０８根柏木垒成，围在外椁四周，并略低于外椁，平面呈凸字形，前、后壁宽１３。２米，两侧壁长１４。１米。题凑木宽２５米，厚０。３米，长度在１。５～１。７米左右。题凑内的外椁空间分前室、内椁和回廊三部分，内椁内设后室，中央置放三重套棺，左右和后方三面有内回廊，分为七室，外椁回廊也分十二室，各小室分别放置陶器、漆器、丝织物、冥钱等随葬品。陡壁山一号墓的黄肠题凑是在外椁壁板四周用１７９根粗大的黄心柏木垒成，其中，东边垒三层，每层东西方向铺１５根，共４５根；南北两边各垒三层，每层南北方向铺１８根，共５４根；西边通墓道只垒二层，每层东西方向铺１３根，共２６根。四边高度都低于椁室外壁板。南北两边最下层的第四、十、十六三根木枋都是平铺垒叠，没有榫卯扣接。现存最长的黄肠木为１。１７米，最短的（有被盗掘者砍断的痕迹）为０。２７米，多数残长０。７～０。９米，均为０。４米左右的见方。椁顶和题凑外围填塞木炭和白膏泥，起防潮和密封的作用。　　①　　徐吉军等：《中国丧葬礼俗》，浙江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358～361 、382 ～383 页；林剑鸣等：《秦汉社会文明》，西北大学出版社 1985 年版，第 347～348 页；丁凌华：《中国古代守丧之制述论》，《史林》1990年第1 期。　　１９７４年到１９７５年在北京大葆台发掘的两座墓也属黄肠题凑式，墓主人据测可能是西汉燕王刘旦或广阳顷王刘建和王后。其中一号墓保存较好，这座墓的题凑用１５８８０根柏木椽垒成，平面呈长方框形，外径长１８米，宽１０。８米，高约３米，壁厚０。９米。北壁共垒３０层，每层纵铺１０８根，东西两壁亦各３０层，每层横铺１６０根，南壁有缺口（即门），东西两侧３０层，每层纵铺３４根。黄肠木绝大多数制作平整，表面打磨光滑，呈棕褐色，木质很好，经鉴定，是柏木。一般长９０厘米，宽、高各１０厘米，个别也有高、宽各２０厘米的。层层之间没有榫卯固定，全是平堆起来的。有的黄肠木不平正，就垫上薄木片或木屑加以调整，使各层保持严密紧凑，只是在黄肠题凑顶部加一层压边木，以巩固整个结构。这种形式与前引《汉书？霍光传》苏林注所讲的情况完全吻合。与长沙题凑墓不同的是，题凑高度超过了椁室，墓室顶盖棚木直接压在题凑上面，题凑起了承重墙的作用，从而使整个墓室结构更加严密。另外，这座题凑墓的外藏椁建在题凑外面，由扁平立木构成双层外回廊，题凑内部空间则被划分为前室、后室和内回廊三部分，后室中部置重椁和三层套棺。形制最复杂、保存最好的黄肠题凑墓发现于江苏高邮县天山，墓主人可能是西汉中晚期的某代广陵王或王后。一号汉墓的题凑平面呈长方形。南北长１。３５米，东西宽１１。２米，高约４米，前后两面设门，门外均用短题凑封闭，使墓室俨如方城。题凑内外各有一层回廊，内回廊同于椁室，重椁套合在一起，椁室内分前、后室，套椁置于后室。内外回廊均被分隔成若干小间，内置木俑、木兽、陶器、漆器、铜钱等随葬品，小室门扉、壁板上有食官内户、中府内府等字样，表明这些小间是对地面宫室的模拟。这座墓的题凑木较有特点，在８５７根木头上均涂有一层黄色颜料，两端横截面中心部位嵌小方木块，又在四面凿出阴阳榫，使与上下左右的题凑木互相吻合。题凑木上加涂黄色颜料，可能与用楠木代替柏木有关，而在两端中心部位镶嵌小方木，或许是《盐铁论？散不足》上绣墙题凑的实物证据。　　西汉黄肠题凑墓是中国传统的木椁墓的继续和发展，前堂、后室、梓宫、便房、黄肠题凑、外藏椁以及多重棺椁、积石积炭等复杂结构标志着木构墓室制的完全成熟。西汉以后随着砖室墓和石室墓的兴起，木结构的黄肠题凑葬制慢慢退出了历史舞台。但作为一种高级的葬制，黄肠题凑仍受到人们的重视，为了克服建筑材料不足的困难，东汉时期出现了用石头取代木材的做法，于是黄肠石应运而生。《后汉书？礼仪志》载：建造陵墓时，方石治黄肠题凑便房如礼。考古中已发现多座黄肠石墓，河北定县的一座东汉诸侯王墓中出黄肠石４０００多块，大部分凿成近方形，长宽各１米左右，厚约０。２５米，其中１７４块有铭刻或墨书文字，内容为进贡石材的县名和石工的籍贯、姓名或尺寸。黄肠石垒成题凑，围绕在砖构墓室的外侧，在砖室上面又平铺石块三层，用黄肠石建成一个封闭的空间，与高邮天山汉墓的题凑结构较为相似。河南孟津的邙山上发现过一座东汉晚期的黄肠石墓，部分黄肠石上刻有文字，主要是姓氏或尺寸。在徐州土山的东汉彭城国王室墓中也发现过十几块黄肠石①。　　①　　徐吉军等：《中国丧葬礼俗》，浙江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27O～274 页；林剑鸣等：《秦汉社会文明》，西北大学出版社 1985 年版，第 359页；尤振尧：《黄肠题凑葬制的探讨》，《南京博物院集刊》1982年第 4期。　　（五）玉衣　　玉衣是供皇帝和贵族死后穿的葬服，又称玉柙或玉匣，是用许多四角穿有小孔的玉片并以金丝、银丝或铜丝相连而制成的。分别称为金缕玉衣、银缕玉衣和铜缕玉衣②。　　玉衣的出现大约是在西汉文帝和景帝时期，属于这一时期的实物目前已发现于陕西咸阳杨家湾汉墓、江苏徐州北洞山汉墓和山东临沂洪家店汉墓等。玉衣存在的下限大约是在东汉末年或三国初年。安徽亳县董家村汉墓所出土玉衣的准确年代为汉桓帝延熹七年（公元１６４年），是目前所见实物中年代最晚的。据《三国志？魏志？文帝纪》，魏文帝曹丕于黄初三年（公元２２２年）下令禁止使用玉衣，而在考古发掘中也确实还未见到三国以后的玉衣。但某些少数民族的情况有些例外，如《三国志？魏志扶余传》记载，扶余国王埋葬时所用玉衣由汉朝政府供给，方法是汉朝将玉衣存放在玄菟郡（其治所在今辽宁省沈阳附近），扶余国王死后可派人前来领取。司马懿消灭公孙渊时，发现玄菟郡库房中还存留玉衣一件，这已在曹丕下禁令之后。以玉衣为葬服的主要目的是使尸体得以永久保存，如《汉书？杨王孙传》载，杨王孙认为玉石能使尸体千年不朽，他说：口含玉石，欲化不得，郁为枯腊，千载之后，棺椁朽腐，乃得归土，就其真宅。《后汉书？刘盆子传》也载，西汉各皇帝陵墓中凡穿有玉衣的尸体都完好如生人，这当然不足为信，但也在某种意义上反映了当时人对于玉能防腐的认识①。　　根据已发表的材料，我国目前出土汉代玉衣或玉衣片的省、市有：北京、河北、山东、江苏、河南、陕西、安徽、湖南、广东和云南，其中河北出土的数量最多（见附表）。　　从附表所列资料可以看出，出土玉衣的西汉墓葬有十八座，所出玉衣为金缕的八座，银缕的二座，铜缕的二座，丝缕的一座，不知为何种缕质的五座。就玉衣片的质料而言，除玉质外，还有用琉璃片作为代用品的。出土玉衣的东汉墓葬有十六座，其中出银缕、铜缕玉衣各一套的有三座，出银缕玉衣的三座，出鎏金铜缕玉衣一座，出铜缕玉衣的七座，所出玉衣不明缕质的二座。玉片的质料有玉质的，也有石质的②。　　汉代玉衣中最具代表性的是１９６８年在河北满城一号汉墓中出土的中山靖王刘胜的金缕玉衣和１９７３年在河北定县４０号汉墓中出土的中山怀王刘修的金缕玉衣。　　刘胜的金缕玉衣（图９１）在刚发掘时因年代久远已经变形，部分玉片也因金丝折断而散乱，但整个玉衣仍然完整地保存下来。经考古工作者精心地修复后，这件玉衣全长１。８８米，共用玉片２４９８片。玉片的大小和形状按人体各部分的不同形状而设计，以长方形和方形者居多，另外还有三角形、梯形、多边形等。玉片角上穿孔，以便用金丝编缀。玉衣分头部、上衣、裤、手套和袜五个部分，每部分又由若干部件构成。头部由脸盖和头罩组成，上衣由前片、后片和左右袖筒组成，裤由左右裤筒组成。玉衣外表和人体相似，共用金丝１１００克①。这些金丝都经过了细致的加工，并且随部位的不同，既有圆型、扁圆型和麻花型之分，也有单股和用许多根金丝拧成的合股之分。　　②　　史为：《关于金缕玉衣的资料简介》，《考古》1972年第 2期。　　①　　王仲殊：《汉代考古学概说》，中华书局 1984 年版，第 93 ～94页。　　②　　卢兆荫：《再论两汉的玉衣》，《文物》1989年第 10 期。　　①　　中国社科院考古所等：《满城汉墓》，文物出版社 1978 年版，第 22页。　　刘修的金缕玉衣全长１。８２米，包括头、上身、双臂、双手、双腿、双足，以及三角形臂饰二件，在腹部上下垫盖的小玉帘二件，共十三个部件组成，总计用玉片１２０３块，金丝约２５８０克。玉片形状多为梯形和长方形，少数为三角形和不规则的四边形。玉衣头部长约３０厘米，最大径２１厘米，由头罩和脸盖组成。头罩与风帽相似，顶部为一较大的圆形玉片，全罩用玉片９９块。脸盖长１３厘米，最宽处１９厘米，用玉片３０块，脸盖上还用一块整玉刻出鼻罩。上身分前后两片，均由肩部和身部（包括胸、腹部）两段联接而成。　　上身长５２。５厘米，最宽处３５厘米，前后两片结构相同，前片用玉片１２５块，后片用１５７块，双臂缀成袖筒状，内侧有开缝，展开后片呈梯形，长约５３厘米，上宽３４。７厘米、下宽２５。５厘米，共用玉片１６２块。双手作拳握状，长１７厘米、最宽处１０。５厘米。大拇指单独分出，手掌一侧和手指、掌心交界处开缝。左手用玉片４６块，右手用玉片４７块。双腿缀成裤筒状，出土时长５５厘米，上宽５０厘米、下宽３３。５厘米，内侧开缝，共用玉片２４０块。双足均作齐头高腰平底鞋状，长２７厘米，最宽处１１。４厘米，鞋帮高６。３厘米、鞋腰高９。５厘米、腰口直径９。８厘米。左右足可分辨，足后跟外侧开缝，共用玉片１７８块。所有玉衣部件都用金丝编缀，而各部件相互之间则不联缀。　　金丝编缀方法一般为四孔联结，用两根金丝在背面十字交叉，穿过园孔，再在正面拧一道麻花，然后自左至右向下盘成圆结。锁边则用一根金丝从相邻的两孔背面穿过，在正面再拧一道麻花，再盘成圆结。玉片大部分用黄玉和青玉制成，色调协调，正面抛光，背面很少切割锯痕。金丝较粗，抽拔成丝后还经过仔细加工，断面一律为圆形，长短也差不多①。　　有人认为按汉代葬制的规定，诸侯王死后只能穿银缕玉衣，而刘胜与刘修之所以能穿金缕玉衣，应是皇帝对他们的特殊优待。这种意见实际上是忽视了在葬制方面两汉的区别，而以东汉的葬制比附西汉的诸侯王。按西汉的葬制，皇帝和王侯的玉衣皆可以使用金缕，如《后汉书？礼仪志》注引《汉旧仪》：帝崩……以玉为襦，如铠状，连缝之，以黄金为缕。腰以下以玉为札，长一尺，［广］二寸半，为柙，下至足，亦缝以黄金缕。《后汉书？梁竦传》注引《汉仪注》：王侯葬，腰以下玉为札，长尺，广二寸半，为匣，下至足，缀以黄金缕为之。从考古发掘中看，西汉诸侯王和列侯的玉衣大多数是金缕的，但也有银缕、铜缕和丝缕的。只是因为西汉的皇帝陵还未发掘，所以皇帝玉衣的形制究竟如何尚缺乏实物来印证，但仍可从《西京杂记》的下述记载中窥见一斑：汉帝送死皆珠襦玉匣，形如铠甲，连以金缕，武帝匣上皆缕为蛟龙鸾凤龟麟之象，世谓为蛟龙玉匣。到了东汉时期，玉衣分级使用的制度已经确立。　　《后汉书？礼仪志》记载，皇帝使用金缕玉衣，诸侯王、列侯、始封贵人、公主使用银缕玉衣，大贵人、长公主使用铜缕玉衣。在发掘出土的资料中，可以确定为东汉诸侯王的除中山简王焉用鎏金铜缕玉衣外，其余如中山穆王畅、鲁孝王庆忌、陈顷王崇、鼓城王、下邳王等，皆用银缕玉衣。刘焉的玉衣使用鎏金铜缕可能属于当时皇帝的特赐。《后汉书？中山简王焉传》记载，刘焉与窦太后及窦宪兄弟关系密切，死后丧葬规格特别高，制度余国莫及，因而特赐鎏金铜缕玉衣是完全可能的。亳县董园村一号汉墓的银缕玉衣可能属于始封的列侯，蠡县汉墓的铜缕玉衣应是嗣侯使用的。可见考古发现的东汉玉衣，其等级制度与《后汉书？礼仪志》所载基本相符。　　①　　林剑鸣等：《秦汉社会文明》，西北大学出版社 1985 年版，第 358～359 页。　　从上述《后汉书？礼仪志》记载可以看出，玉衣是汉代皇帝以及诸侯王、列侯、贵人、公主等皇室成员专用的殓服。这些皇室贵族死后殓以玉衣，是当时丧葬礼仪制度所规定，所以史书纪传一般不作记载。例如皇后、皇太后按制度皆用玉衣，而史书多不载，只在《汉书？定陶丁姬传》和《后汉书？孝崇匽皇后纪》中见到有关玉衣的文字。前者记述王莽奏贬傅太后为定陶共王母，丁太后为丁姬，以其为藩妾，去珠玉衣.后者记载孝崇匽皇后死后，敛以东园画梓寿器、玉匣、饭含之具，礼仪制度比恭怀皇后.匽皇后为蠡吾侯翼的媵妾，本不应该享受玉匣等待遇，但由于她是桓帝的生母，和平元年（公元１５０年）尊为皇后，所以死后以皇后之礼葬之，史书因此特加记载。至于考古发现中殓以玉衣的诸侯王，如中山靖王刘胜、怀王刘修、简王刘焉、穆王刘畅和鲁孝王刘庆忌等，在其列传中也没有关于使用玉衣的记述。由此可见，皇族葬以玉衣在当时是理所当然，如无特殊缘故史传无需记载①。　　《汉书》和《后汉书》中有关赐以玉衣的记载皆见于外戚、宠臣的列传。　　如霍光为博陆侯，赐璧珠玑玉衣；董贤受哀帝宠爱，预赐珠襦玉柙；耿秉为美阳侯，赐以朱棺玉衣；梁竦追封褒亲愍侯，赐东园画棺玉匣衣衾；梁商袭封乘氏侯，赐以东园朱寿之器、银缕、黄肠、玉匣什物十八种.这些外戚、宠臣皆非皇族，因而虽为列侯也需要朝廷特赐才能使用玉衣。这在当时属于特殊礼遇，所以史传特别予以记载。　　西汉诸侯王夫妇多并穴合葬，即所谓同坟异藏，王和正妃所用的玉衣，属同一等级，例如中山靖王刘胜夫妇所用的玉衣皆为金缕。东汉王侯盛行夫妇同穴合葬，在已发掘的东汉王侯夫妇合葬墓中，除中山简王刘焉墓可能为两套鎏金铜缕玉衣外，其余如中山穆王刘畅墓、下邳王墓、费亭侯墓所出的玉衣都是银缕、铜缕各一套。这个现象十分值得注意，它可能说明在玉衣分级使用的制度确立以后，王侯的配偶只能使用铜缕玉衣②。　　附表：考古发现玉衣资料一览表①　　①那志良：《珠襦玉匣与金缕玉衣》，台湾《故宫学术季刊》第 2卷第 2期。　　②卢兆荫：《再论两汉的玉衣》，《文物》1989年第 10 期。　　八、结语　　我们已介绍和分析了秦汉时期有关服饰、饮食、居住、交通、婚姻和丧葬等六个方面的礼仪习俗。其实，秦汉时期绚丽多姿的礼仪习俗远非这六个方面所能包罗，而这六个方面本身丰富多彩的内容也远非书中所列的几点就能概括。惟因限于本书的字数规定和整套丛书的以下要求：不写或少写前代已详述而本代变化不大的内容，多写或重点写本代有特色又对后代影响较深的内容。所以本书要叙述的内容只好到此为止，更全面系统和更深入细致的探讨只好待以来日。　　在阅读本书时，您也许会发现秦汉时期的某些礼仪习俗在以后的各个朝代继续盛行，甚至至今在您的周围仍然存在。这完全是一种正常现象，它除了说明秦汉时期的礼仪习俗在整个中国礼仪习俗史上所具有的重要地位外，也从一个侧面说明礼仪习俗本身所具有的相对稳定性和传承性，但愿您能从我们对秦汉时期礼仪习俗的介绍和分析中，以及您自己对古今礼仪习俗的比较和思考中得到某种有益的启示。　　最后需要说明的是，秦汉习俗史的研究在本世纪８０年代以前相对薄弱，但近１０余年来情况有了很大改观，有关专著和论文不断问世，其中不乏高质量的力作，这将秦汉习俗史的研究大大向前推进了一步。本人学识浅薄，对秦汉习俗史研究不深，又鉴于本书偏重于描述性而不是理论性，所以在书中较多地参考、概括和引用了先贤和时贤的优秀研究成果。除了随文皆详加注明外，这里还要专门向那些研究成果被引用的先贤和时贤们表示衷心的感谢！◆◆◆第027卷秦汉科技史　　本卷提要　　本书以文献史料和考古发现作为最主要资料，从天文学、算学、农学、医学、地理学等各方面系统地介绍了我国秦汉时期科学技术的成就和这个时期的生产技术发展水平，同时还介绍了与这些科技成就相关的政策法令、杰出的科技人物及其思想等。这些史实充分说明：秦汉时期是我国古代科学技术发展史上极其重要的时期，我国古代各学科体系在这时期大多已形成，许多生产技术也趋于成熟。这一时期的科技成就为后世科学技术的发展决定了方向，搭成了骨架。中国古代的科学技术都是沿着这一方向向前发展的。　　一、秦汉科技概述　　秦灭六国，结束了诸侯长期割据的局面，公元前２２１年建立了我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的、中央集权的专制主义国家。秦始皇废除分封制，建立郡县，统一货币和度量衡，统一文字和车轨，下令摧毁战国时代在各国边境所修筑的城郭，拆除了在险要地区建立的堡垒，大规模移民于西北与五岭等边远地区，修筑堤防，疏浚河道，兴建驰道、栈道，整治长城。这些措施对巩固全国的统一，加强中央集权的统治有着重要的意义，对生产的发展和科学技术的交流也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但是由于秦王朝对人民进行残酷的压迫和剥削，滥用人力和物力，并实行严厉的思想统治，焚书坑儒，致使民怨沸腾，在人民起义的猛烈冲击下，很快就灭亡了。　　汉承秦制，西汉初年继续采取巩固和发展封建制的措施，实行休养生息的政策，提倡农桑，鼓励增殖人口和开垦土地，减徭薄赋，使经济得到恢复和发展。汉文帝、景帝时期出现了治世的兴盛景象，据《史记？平准书》记载，文景之世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同时在思想领域里打破了秦时的思想禁锢，战国时期百家争鸣的余波仍在荡漾。这些对生产和科学技术的发展都提供了有利条件。长沙马王堆西汉墓出土的各种精美文物，正反映了西汉初年科学技术发展的景象。　　汉武帝时，实行盐、铁、酒等官营政策，大大增加了中央的财政收入，对农业生产和钢铁生产的发展以及冶铁术的进步有一定积极意义；实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策，主张天人感应的神学目的论，加强了思想统治。为巩固国家的统一，汉武帝北击匈奴，并开发西南，开辟通往西域的丝绸之路，既促进了国内各民族间的交流，又加强了中外经济和文化的交流。汉武帝还施行垦荒戍边、寓兵于农的政策，对繁荣边区经济和科学技术的传播起了很好的作用。　　汉武帝重视农业生产和水利灌溉，他认为：农，天下之本也。泉流灌浸，所以育五谷也，通沟渎，畜陂泽，所以备旱也（《汉书？沟恤志》）。　　在他统治期间，造成了用事者争言水利（《史记？河渠书》）的局面，一批大型的水利工程先后筑成，中小型水利工程的兴建不可胜数，出现了我国古代水利史上罕见的盛况。他任用比较熟悉农业生产的赵过为搜粟都尉，推广耦（ǒｕ，音偶）犁和耧车，在西北部分干旱地区施行较先进的代田法.又令全国郡守派遣所属县令、三老、力田、乡里老农，到京师学习新的耕作技术。这一系列措施，对于当时农业生产和水利工程技术、农业科学技术水平的提高，都起着重要的作用。这一时期粮食亩产比汉初有较大增长，水利工程中井渠法（即坎儿井）的发明等等，都说明了这个问题。　　为了加强中央集权，扩大西汉王朝的统治基础，汉武帝颁行了一套新的选用官吏制度，注意选拔人才，充实官僚机构。太学的兴办和各种人才的选拔，对于文化的传播和提高产生了积极的作用。在人才的选用方面，也包括了科技人才的选用。如《太初历》的制定，就是在由民间征募来的２０多名天文专家的参与下完成的。在推广新式农具时，也征用了各地的能工巧匠，等等。　　汉武帝统治时期，是我国科学技术史上一个重要的发展时期。这个时期，是社会经济有较快的发展时期，但却由于武帝好大喜功，连年发动战争，加之统治者的挥霍浪费，几乎将人民创造的财富消耗殆尽。在民怨沸腾的情况下，汉武帝不得不下轮台罪己之诏，宣布：当今务在禁苛暴，止（废除）　　擅赋，力本农（《汉书？西域传》），表示与民更始，发展生产，与民休息。汉武帝死后，昭帝、宣帝相继当政，由于汉武帝晚年和昭、宣二帝采取了轻徭薄赋，与民休息的政策，才使昭、宣时期的社会又暂趋安定，社会生产和科学技术才得以保持继续发展的势头。刘向评论汉宣帝时称赞他政教明，法令行，边境安，四夷清，单于款塞，天　下殷富，百姓康乐，其治过于太宗（文帝）之时（《风俗通？正失篇》）。　　西汉末年，皇室、贵戚、官僚和豪强地主依仗政治、经济特权，疯狂地兼并土地，强占民田，加速了农民的破产流亡。而统治集团的荒淫腐朽，弄得国库空虚，民穷财尽。社会危机越来越严重。虽经王莽改制，但却没有挽救社会危机，相反，频繁的战争，沉重的赋税征发，残酷的刑法，使得百姓力作所得，不足以给贡税。闭门自守，又坐邻伍铸钱挟铜。奸吏因以愁民，民穷，悉起为盗贼（《汉书？王莽传》下）。人民已无法生活，更谈不上发展科学技术。终于爆发了赤眉、绿林农民大起义，沉重地打击了豪强势力。　　在这一革命浪潮的冲击下，新建立的东汉政权接连颁布许多道有关部分赦免奴婢和提高奴婢地位的诏书，并安辑流民，组织屯田，对生产关系作了部分的调整。这些政策均有利于生产力的解放与发展。东汉前期，农民的租税徭役相对减轻；在农田水利事业的兴建方面，不仅修复和扩建了许多已堙废的陂塘，而且又新修了一批水利灌溉工程，特别是汉明帝时期，较好地对黄河进行了治理；农业技术基础得到了加强，农耕工具、灌溉工具、农产品加工工具都比以前有所进步。这些措施使社会经济得到恢复和发展。由于东汉政府注重选拔人才，涌现出了以张衡为代表的一大批科学家，科学技术也很快恢复并且超过了西汉时期的水平。　　在这时期的科学技术中，耕犁得到改进，牛耕技术也受到了普遍的重视，精耕细作的经营方法得到大力推广。铁制农具已经普及，从而也推动了冶铁技术的改进，南阳地区的冶铁工人发明了水力鼓风炉（水排），利用河水冲力转动机械，这是冶炼技术上的一大进步，冶铁效率和铸造技术都有了进一步的提高。纺织技术也有重大进步。而造纸业的发展，造纸技术的重大突破，更对中国和世界科学文化的发展，作出了伟大贡献。天文学也有进一步的发展。因此，继汉武、昭、宣时期科技发展的第一次高潮后，在这个时期出现了科技发展的第二次高潮。　　思想上，董仲舒天人感应的神学体系，在东汉前期更被典范化和宗教化，谶纬之说极为流行，具有和经学同样崇高的学术地位。另一方面，与之相对立的思想也在发展，出现了杨雄①、　桓谭、王充以及张衡等一系列杰出人物，形成了两刃相割、两论相订（《论衡？案书》）的激烈论争。这是中国古代著名的一场反对天人感应论、反对谶纬迷信说的论争，这场论争对于科学技术的发展是十分有利的。　　科学技术的发展有自身的规律性，有一个积累、提高和总结、飞跃的过程。东汉前期科学技术出现的一系列进步是在西汉以来长期积累、提高的基础上实现的。如历法、天文仪器的改进以及天文学其它方面的进步，都有一个发展的过程；造纸术的改善也有一个摸索的过程；等等。　　①　　杨雄，即扬雄。《汉书》作扬雄。经清人段玉裁考证，扬应作杨.　　东汉后期，统治者日趋腐朽，统治阶级内部有党锢之祸，阶级矛盾也进一步激化，导致了黄巾起义。但在医学上却出现了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这样的巨著，奠定了我国传统医学的理论基础，而华佗更以外科手术、方药、针灸等精湛医术，流传千古。这除了战乱与疫病蔓延的直接刺激外，主要同医药学知识的长期积累有密切关系。同样，这时的天文学亦趋活跃，长期天文观测资料的积累是其主要原因之一。　　古希腊的亚历山大里亚时期约与我国战国晚期和秦汉时期相当，这一时期的后期，在古希腊出现了托勒玫（Ｐｔｏｌｅｍａｅｎｓ，约公元９０- １６８年）、盖伦（Ｇａｌｅｎ，公元１２９- １９９年）等著名的科学家，他们在天文学、医学等领域进行了总结，形成了古希腊天文学、医学的独特体系。可是他们又是古希腊科学的终结的代表人物，在他们之后，科学的发展几乎陷于停顿，进入中世纪以后更是如此。而东汉时期的张衡（公元７８- １３９年）、张仲景（公元１５０- ２１９年）也在天文学、医学等领域有很高的造诣，为我国古代天文学、医学体系的建立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他们又是继往开来的人物，在他们以后，科学技术均得到持续不断的波浪式的发展，并逐渐形成了自己的高峰。在秦汉时期，我国在许多科技领域已经超过了古希腊的水平，在中世纪以后，我国古代科技更处于领先地位。　　二、我国古代天文学体系的形成　　（一）历法体系的形成　　１。秦及汉初历法战国末期齐国人邹衍等倡立五行学说，论著终始五德之运，他认为周朝是火德，替代它的必须是水德。秦统一中国后，认为秦以水德代替周火德，遂采用颛顼历，相应地改变正朔，在历日制度上作了一些改革。汉代秦，对于秦朝制度，很少改革。因此，汉初仍继续沿用颛顼历。颛顼历和黄帝历、夏历、殷历、周历、鲁历等六历，是我国最古的历法，创立于公元前约四世　　纪，它的回归年采　　3651日的长度。由于秦始皇焚书，六历原本早已失散；　　4 其法散见于各史志及纬书子书等，这些一鳞半爪的资料，只是这些历法的印象，学者早已产生怀疑。　　从秦始皇二十六年（公元前２２１年）到汉武帝元封七年（公元前１０４年）　　五月，共１１７年用颛顼历，十月为每年的第一个月，仍称十月而不称正月；第四个月，秦朝因避始皇名讳称端月，汉代则改称正月；最后一个月叫做九月，《史记》中《秦始皇本纪》从二十六年起，秦二世和汉高祖、吕太后、文帝、景帝各本纪中，史事发生年月，完全按照冬、春、夏、秋的顺序排列。　　汉文帝十四年（公元前１６６年）鲁人公孙臣上书说，汉代秦，应该改变正朔、服色制度，丞相张苍坚持汉朝也是水德，不宜改变秦朝制度，所以没有采用公孙臣的建议。秦及汉初规定十月朔日举行一年开始的朝贺大典，月名和四季名称一律照旧。　　２。太初历——三统历汉初使用从十月朔日开始的历日制度，随着农业生产的发展，显然渐觉这种政治年度和人们习惯通用的春夏秋冬不合。于是大中大夫公孙卿、壶遂、太史令司马迁等建议修改历法。同时汉初以后，人们对于天象观测和天文知识，确有些进步，这为修改历法创造了良好的条件。武帝元封七年（公元前１０４年）十一月初一恰好是甲子日，又恰交冬至节气，是一个难逢的机会。　　这年五月，汉武帝命公孙卿、壶遂、司马迁等人议造汉历，并征募民间天文学家２０余人参加，其中包括治历邓平、长乐司马可、酒泉郡侯宜君、方士唐都和巴郡落下闳等人。他们或作仪器进行实测，或进行推考计算，对所提出的１８种改历方案，进行了一番辩论、比较和实测检验，最后选定了邓平、落下闳提出的八十一分律历。把元封七年改为太初元年，并规定以十二月底为太初元年终，以后每年都从孟春正月开始，到季冬十二月年终。这种历法叫做太初历，它是我国最早根据一定规制而颁行的历法。从改历的过程我们可以看到，当时朝野两方对天文学有较深研究者，可谓人才济济。特别是来自民间的天文学家数量之多，说明在社会上对天文学的研究受到广泛的重视，有着雄厚的基础。我国古代制历必先测天，历法的优劣需由天文观测来判定的原则，这时就已得到了确认和充分的体现，这对后代历法的制定产生十分深远的影响。它的制定是划时代的。　　太初历的基本常数是，一朔望月为29 4381日，所以叫做八十一分法，或八十一分律历。这个朔望月的日数比战国时期四分历的朔望月日数更大，当然是不够精确的，但太初历的颁布施行是经过考验的。昭帝元凤三年（公元前７８年），太史令张寿王反对施行太初历，主张用殷历。经考验后，因殷历疏远而仍用太初历。　　太初历已具备了气朔、闰法、五星、交食周期等内容。它首次提出了以没有中气（雨水、春分、谷雨等十二节气）的月份为闰月的原则，把季节和月份的关系调整得十分合理，这个历法在农历（夏历）中一直沿用到现在。　　太初历还第一次明确提出了１３５个朔望月中有２３个食季的食周概念，关于五星会合周期的精度也较前有明显提高，并且依据五星在一个会合周期内动态的认识，建立了一套推算五星位置的历法。这些都为后世历法树立了范例。　　太初历的原著早已失传，西汉末年，刘歆基本上采用了太初历的数据，据太初历改为三统历。它被收在《汉书？律历志》里，一直流传至今。实际太初历以改元而得名，而三统历是以法数而得名。刘歆把邓平的八十一分法作了系统的叙述，又补充了很多原来简略的天文知识和上古以来天文文献的考证，写成了《三统历谱》。《三统历谱》以统和纪为基本，统是推算日月的躔（ｃｈáｎ，音缠，日月运行时经过某一区域）离，纪是推算五星的见伏。　　统和纪又各有母和术的区别，母是讲立法的原则，术是讲推算的方法。所以有统母、纪母、统术、纪术的名称；还有岁术，是以推算岁星（木星）的位置来纪年；其他有五步，是实测五星来验证立法的正确性如何；此外，还有世经，是考研古代的年，来证明它的方法是否有所依据。这些就是《三统历谱》的七节。这部历法是我国古代流传下来的一部完整的天文著作。它的内容有造历的理论，有节气、朔望、月食及五星等的常数和运算推步方法；还有基本恒星的距度，可以说含有现代天文年历的基本内容，因而《三统历谱》被认为是世界上最早的天文年历的雏形。　　依据三统历所讲的根数和原则推算气朔的条件，都已齐全。就推算气朔　　一方面来讲，其出发点在于规定一月的日数为　　294381 日；其余日数，则反而　　是从这朔推出或迁就而得的。即三统历先议定：　　　　这个一朔望月的日数，一回归年的月数和日数都嫌太大些。　　１章＝１９年＝２３５月在这个周期，朔旦冬至复在同一天。　　１统＝８１章＝１５３９年＝５６２１２０日＝１９０３５月在这个周期，朔旦冬至复在同一天的夜半。　　１元＝３统＝４６１７年在这个周期，朔旦冬至又复在甲子那天的夜半。因为一统的日数是５６２１２０用６０来除，还剩４０。所以若以甲子日为元，则一统后得甲辰，二统后得甲申，三统后才复得甲子。这就是三统名称的由来。这个元法４６１７以６０除不尽，所以元首的年名，不能一样。　　三统历的元首，设在汉武帝元封七年岁前仲冬甲子，据《汉书？律历志》所载，当时曾实际观测，得到这天朔旦冬至，所以改元封七年为太初元年。　　古人除了甲子夜半朔旦冬至之外，还要配合日月合璧和五星连珠的周期，所以三统历又立５１２０元即３６３９０４０年的大周期，其起首叫做太极上元.并定太初元年二距太极上元的积年为１４３１２７岁，即在大周中已过了三十一个元法。　　三统历是我国首先使用交点年和恒星月的历法。它的置闰方法是先定闰余，闰余是所求年前冬至距前朔得朔实（一月的日数）十九分之几分。例如　二十四气名称顺序和《淮南子？天文训》所载的相同。并称从冬至起，奇数次的气，如大寒、雨水等为中气；偶数次的气，如小寒、立春等为节气。而在《三统历谱》中，则把雨水和惊蛰二气次序颠倒，清明和谷雨二气次序颠倒，其他各气次序没有改变。（这四个节气次序的改变，是由于刘歆本人的偏见，而不是当时人们遵行的历法）。　　太初历的制定是以天文观测记录为依据的，是与生产实践相结合的，它的内容比过去的颛顼历丰富得多。《三统历谱》中所叙述历法的天文数据和运算推步方法，都是合乎科学的，成为后世历法的范例。但是，西汉时期逞才邀宠的士大夫，大都利用经术来粉饰各种制度，刘歆为了支持王莽的托古改制，也特意利用《易经？系辞传》来解释太初历的天文数据。这样假借经传来穿凿附会，使天文科学染上神秘的色彩，开２０００年来术数家所走歧途的先例，而和科学背道而驰，至为可惜。　　王莽篡汉时候，以夏正十二月为正月，以它为岁首；而历法的常数，仍用三统历的数值。东汉初期也用三统历，太初历从太初元年（公元前１０４年）　　行用到东汉章帝元和元年（公元８４年），共行了１８８年。　　３。四分历太初历施行１００多年后，到东汉初年，人们发现日月合朔常在历书上朔日之前，月食日期，也比太史预推的早一日，东汉光武帝（公元２５-５７年）　　时，虽已建议改历，但到章帝元和二年（公元８５年）才废止太初历，重订四分历并颁布施行。　　东汉四分历的基本常数即岁实和朔策，与战国时期的四分历相同。　　　　1 回归年 = 365.25日　　1 朔望月 = 29又499/940日　　　　东汉四分历以文帝后元三年庚辰（公元前１６１年）冬十有一月甲子夜半朔旦冬至为历元，这样就校正了太初历施行１００多年后所发生的后天现象。它又从庚辰年上推两元即９１２０年（公元前９２８１年），作为日月食和五星循环周期的开始。又如二十八宿距星间黄赤道度数，二十四气的昏正中星，昼夜漏刻和八尺表日中影的长短等等，这历都载有当时实测的记录。东汉四分历叫做庚申元历。　　东汉天文学家不但重视实际观测和前代天文记录，还要同一般迷信纬书、图谶的人们展开斗争，使中国天文学向前发展了。这个时期天文学的进步，给后来制定历法以划时代的影响，如月行速度的迟疾和漏刻的革新是其主要者。　　东汉在元和改历以后，屡提改历论，而其议论中心，始终是关于历法的细枝末节，并没有谈到问题的核心。因而仍以支持四分历的人居多，终东汉之世，没有再行改历。　　东汉四分历是经过长时期的实测酝酿而制定的。除了有关测定恒星的记录外，还有二十四节气的测定太阳的三种记录：ａ。日所在黄道去极度即太阳距离北天极的度数，是用浑仪测定的；ｂ。晷景，即太阳经过子午线时表影的长度，是用圭表测定的（汉代表高为八尺）；ｃ。昼夜漏刻是漏壶测定的，昼漏刻等于从日出到日没的时间，再加上五刻，夜漏刻等于一百刻减去昼漏刻。它是我国科学史上最古的、最完整的有关太阳的实测记录，是珍贵的天文史料。　　４。乾象历乾象历是后汉灵帝光和年间（公元１７８- １８３年）刘洪所创的划时代的历法，它形成一个完整的历法，至迟是在献帝建安十一年（公元２０６年）。乾象历创法很多，确比四分历精密，为后世历法的师法。灵帝末年，政局动荡不安，乾象历没有被采用，至吴黄武二年（公元２２３年）始颁行使用。　　刘洪认为四分历的缺点主要是回归年和朔望月都嫌太长，乾象历遂减短为：　　1 回归年 =365又145/689日 =215130/589日　　　　他仍保留十九年七闰的闰周，朔望月减短为：1 朔望月 = 43026/1457日 = 29773/1457日　　　　这种改革，确比旧法进步，但回归年仍是太长，而朔望月又略嫌太短。　　乾象历一回归年的分数中，分母５８９叫做纪法，朔旦冬至以这个年数而复原，它相当于四分历的一纪（１５２０年）；二纪叫做乾法，即１１７８年，朔望节气日期和干支都可复原。它以太初历历元即元封七年丁丑十一月朔旦冬至为历元，再上推十二纪到上元乙丑年，作为推算日月五星的起点。　　乾象历被称为划时代的历法，首先由于它计算了月行的迟疾；它从过周分（指月行疾迟一周，过于周天的度数），计算出近点月的日数，和近世实测所得的结果，相差不远。它从实测得出一近点月内，每天月球实际运行的度数，并造表列出了每天实际速度超过或不及平均速度的损益率；从损益率累积而得盈缩积等项。为了预推日月食的时刻，乾象历有求朔望定大小余和求朔望加时定度两个算法。它还创月行三道术（三　　道指中道、内道和外道。中道为黄道；内道为阴历，在黄道北；外道为阳历，在黄道南）；推算五星方法，也比四分历进步，其所测五星会合周期，除火星外，都和今值接近。　　（二）天文仪器和天象记录　　１。浑仪浑仪是我国古代天文学家用来测量天体坐标和两天体间角距离的主要仪器。浑仪的关键部位是窥管，这是一根中空的管子，好象现代的望远镜，但是没有镜头。人眼在管的一端，通过空管看见天上一个小的部分，将窥管放置于不同方向就能看到天上不同的区域。用来支撑这个窥管，使它能指向天上任何一个方位的是四游仪。四游仪的结构是这样的：一个双重的圆环，把窥管（又称望筒）夹在中间，窥管可以在这个双环里滑动，这个双环平面内的任何方向都可以看到；这个双环又可以绕两个支点转动，双环所在平面可以扫过全天球；借助双环的旋转和窥管的旋转，两种运动的结合就可以使窥管指向天球上任何一个方向。历史上制造过许多浑仪，这种四游仪都是其中不可缺少的部分。除了四游仪和窥管外，浑仪的其他部分就是代表各种天文意义的环圈和支承结构。一般说来，有地平圈，代表地平面；有子午环，经过天顶过南北方向的环；有卯酉环，东西方向的环；赤道环；黄道环；白道环等。　　史籍记载浑仪的制造始于汉落下闳。他是蜀郡人，汉武帝时应召到京师长安参与制订《太初历》。落下闳以他制造的浑仪观测天象，测定了二十八宿的距度、五大行星的运动情况等等，为制定《太初历》取得了第一手资料。　　浑仪并不是落下闳最先发明的，他说：年轻的时候就能做这种仪器，那时只根据尺寸制作而已，不知道其中的道理，以后越做越明白，做得也好了，至今已七十岁，才知道了一点其中奥妙，可我又快要老死了。这说明在落下闳年轻的时候，社会上就已出现了浑仪，他并不是首创者。也许，他的家族是世代做浑仪的工匠或发明家。　　汉初的浑仪结构不会复杂，大概只有一个赤道环，一个赤经双环夹着窥管，能测得天体的赤经和去极度。赤经以２８宿距星为各个标准点，以入宿度的形式表达出来。用这架只有赤道坐标的仪器来度量太阳月亮的运动，发现两者的运动都不均匀，这同西汉天文学家们的想法不同，于是大家都在找原因，后来发现，日月的运动都是沿黄道的（当时月亮依白道而行的认识还未达到），它们即使在黄道上均匀运动，以赤道来度量当然就是不均匀的了。　　公元１０４年，东汉和帝下令贾逵另制一架仪器，用来测量日月的运动，他在浑仪上增设了黄道环，以黄道来测量日月运动，这就是我国历史上第一架黄道铜仪。　　贾逵用他的黄道铜仪来测量日月的运动，发现太阳的运动显得均匀了（其实也应该是不均匀的，因他的仪器精度不够，当时也没有这样的认识），而月亮的运动仍是不均匀的。贾逵根据自己的实际观测，大胆地得出结论：月亮的运动是不均匀的。这一发现是改进仪器得到的第一个结果，它导致了历法的进步，也丰富了人们对天体运动的知识，为以后太阳运动不均匀的发现打下了思想基础。　　２。浑象　　浑象是另一种古代天文仪器，主要用于象征天球的运动，表演天象的变化，有时也称浑天象或浑天仪，甚至称为浑仪，同用于观测的浑仪互相混淆。　　浑象的基本形状是一个大圆球，象征天球，大圆球上布满星辰，画有南北极、黄赤道、恒显圈、恒隐圈、二十八宿、银河等等，另有转动轴以供旋转，还有象征地平的圈（在圆球之外）或框，亦或有象征地体的块（在圆球之内）。　　由于大圆球的转动带动星辰也转，在地平以上的部分就是可见到的天象了。　　历史上最早记载制造浑象的是耿中丞，即耿寿昌，他是西汉宣帝时的大司农中丞，大概是因为农业生产同天象变化关系密切，他对天文学也有研究。　　他把从浑天说认识到的天球形象化地表现出来，可见浑象的大体形状应该是个大圆球，在球上布列了许多星辰，大圆球的旋转就表演出天象的变化。可惜，耿寿昌的浑象和著作都未能保留下来，我们无从知道它的具体结构。　　现在我们能见到的有关浑象的记载要数东汉张衡的《浑天仪图注》为最早了。张衡在前人制造浑象的基础上也制作了一架水运浑天仪，实际上就是一个浑象。那是一个大圆球，周长为１丈４尺６寸１分，相当于４分为1 度，周天共365.25度，上面标有二十八宿中外星官、南北二极、黄赤二道，北极周围有恒显圈，南极附近有恒隐圈，还有二十四节气，日、月、五大行星等。整个浑象以水力推动，与天球转动合拍，这是在我国古代历史上一个很著名的创造。　　张衡的仪器当然由于年湮代远而不能见到了，但是张衡浑象的式样已被历代继承下来。　　３。天象记录秦汉时期，对于天象的观测和记录有两个明显的特点：第一，各种天象的记录趋于齐备现今世界公认的最早的黑子记录，是西汉河平元年（公元前２８年）三月所见的太阳黑子记录。载于《汉书？五行志》：河平元年……三月己未，日出黄，有黑气，大如钱，居日中央。这一记录把黑子的位置和时间都叙述得很详尽。事实上，在这以前，我国还有更早的黑子记载。在约成书于公元前１４０年的《淮南子》中，就有日中有踆乌的叙述。踆乌，也就是黑子的形象；而比这稍后的，还有汉元帝永光元年（公元前４３年），日黑居仄，大如弹丸（《汉书？五行志》），这表明太阳边侧有黑子成倾斜形状，大小和弹丸差不多。黑子，在太阳表面表现为发黑的区域，由于物质的激烈运动，经常处于变化之中，有的存在不到一天，有的可到一月以上，个别长达半年。这种现象在《后汉书？五行志》中也有记载：中平五年（公元１８８年）正月，日色赤黄，中有黑气如飞鹊，数月乃销。我们祖先观测天象，全靠目力，对于太阳只有利用日赤无光，烟幕蔽日之际，或太阳近于地平，烟气朦胧之中，始可观望记录。此后，从汉到明，黑子的记载超过１００次。　　有些星原来很暗弱，多数是人目所看不见的。但是在某个时候它的亮度突然增强几千到几百万倍，叫做新星，有的增强到一亿至几亿倍，叫做超新星，以后慢慢减弱，在几年或十几年后才恢复原来亮度，好象是在星空作客似的，因此我国古代凡称客星的，绝大多数是指新星和超新星。新星和超新星的明确系统的记载也首见于汉代，《汉书？天文志》中有：元光元年（公元前１３４年）六月，客星见于房.房就是二十八宿里的房宿，相当于现在天蝎星座的头部，这是人们发现，并在中外历史上都有记载的第一颗新星，但西洋记录未注明月日，也没有注明方位，不如《汉书？天文志》记录简明、准确。又如中平二年（公元１８５年）十月癸亥，客星出南门中，大如半筵，五色喜怒，稍小，至后年六月消（《后汉书？天文志》），这是世界上最早的有关超新星的记录。自此以后到１７００年，我国有９０个关于新星的记录，这９０颗新星中，可能有１１颗是超新星。　　第二，天象记录日趋详尽、精细对日食的观测，不但有发生日期的记载，而且开始注意到了食分、方位、亏起方向及初亏和复圆时刻等等。日月食是怎样发生的呢？成书于西汉中期（相当于公元前１００年）的《周髀算经》中就曾认识到日兆（照）月，月光乃出，说的是月亮上的光亮是太阳光照上后发射出来的，而不是月面所固有。月亮本身不发光是发生月食的先决条件之一，因此，《周髀算经》上的认识很重要。东汉张衡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他已经知道了月食是由于地球遮住了太阳光而造成的这个非常重要的道理，即地球的影子投到月面上就要发生月食。张衡把这种影子叫做暗虚.关于彗星，绕太阳运行平均周期是７６年，出现的时候形态庞然，明亮易见。据统计，从春秋战国到清末的２０００多年中，关于彗星的记录共有３１次。其中，以《汉书？五行志》元延元年（公元前１２年）记载的最详细：元延元年七月辛未，有星孛于东井，践五诸侯，出河戍北，率行轩辕、太微，后日六度有余，晨出东方。十三日，夕见西方，……锋炎再贯紫宫中。……南逝度犯大角、摄提。至天市而按节徐行，炎入市中，旬而后西去；五十六日与苍龙俱伏。我国古代科学家已能用这样生动而简洁的语言，把气势雄壮的彗星的出现时间、运行速度及路线，描绘得栩栩如生。对于极光的记录，无论数量还是质量，此时也较以前有增加和提高。如《汉书？天文志》：汉惠帝二年（公元前１９３年），天开东北，广十余丈，长二十余丈。汉永始二年二月癸未夜（公元前１５年３月２７日）东方有赤色，大三四围，长二三丈，索索如树，南方有大四五围，下行十余丈，皆不至地灭。我国古代对天象的观测和记录的传统，在汉代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以后历代延续不断且有所发展。在望远镜发明以前的漫长年代里，积累了大量有关日食、黑子、彗星、流星雨、新星、超新星和极光等十分准确、丰富的记录，为近现代科学研究提供了宝贵的历史资料。　　（三）天文学派　　人生天地之间，从远古时代起就在思考这盖我载我之天地到底具有什么形状，它们之间的关系如何？《诗经？小雅？正月》：谓天盖高，不敢不局（弯曲）；谓地盖厚，不敢不蹐（ｊí，音及，谓后脚尖紧跟着前脚跟）。这里表达了古人天高地厚的原始认识，古人仰观这摸不着的天，俯察这挖不透的地，产生了很多有关天地结构的理论。在汉代，有关宇宙结构理论的有盖天、浑天、宣夜三个学派，人称谈天三家。　　１。盖天说盖天说，无疑是我国最古老的宇宙说之一。天似穹庐，笼盖四野，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当你来到茫茫原野，举目四望，只见天空从四面八方将你包围，有如巨大的半球形天盖笼罩在大地之上，而无垠的大地在远处似与天相接，挡住了你的视线，使一切景色都消失在天地相接的地方。这一景象无疑会使人们产生天在上，地在下，天盖地的宇宙结构观念。　　盖天说正是以此作为其基本观点的。　　盖天说的出现大约可以追溯到商周之际，当时有天圆如地盖，地方如棋局的说法。到了汉代盖天说形成了较为成熟的理论，西汉中期成书的《周髀算经》是盖天说的代表作。认为天象盖笠，地法覆盘，即：天地都是圆拱形状，互相平行，相距８万里，天总在地上。　　盖天说为了解释天体的东升西落和日月行星在恒星间的位置变化，设想出一种蚁在磨上的模型。认为天体都附着在天盖上，天盖周日旋转不息，带着诸天体东升西落。但日月行星又在天盖上缓慢地东移，由于天盖转得快，日月行星运动慢，都仍被带着做周日旋转，这就如同磨盘上带着几个缓慢爬行的蚂蚁，虽然它们向东爬，但仍被磨盘带着向西转。　　太阳在天空的位置时高时低，冬天在南方低空中，一天之内绕一个大圈子；夏天在天顶附近，绕一个小圈子；春秋分则介于其中，盖天说认为，太阳冬至日在天盖上的轨道很大，直径有４７。６万华里，夏至日则只有２３。８万华里。盖天说又认为人目所及范围为１６。７万华里，再远就看不见了，所以白天的到来是因为太阳走近了，晚上是太阳走远了。这样就可以解释昼夜长短和日出入方向的周年变化。　　盖天说的主要观测器是表（即髀），利用勾股定理做出定量计算，赋予盖天说以数学化的形式，使盖天说成为当时有影响的一个学派。　　２。浑天说盖天说解释自然现象的出发点是把天当做盖在地上的一个半球，日月星辰都在这个半球形的天盖上运动，不会没到地下面去，有时看不见只是因为它们离我们太远了。浑天说正是在这些基本出发点上提出了不同的看法：浑天说认为天是一个整球，一半在地上，一半在地下，日月星辰随天球而运动；有时看不见是因为它们转到地下面去了。这一看法的起源也很早，在《尚书？顾命》中讲皇室里放置的摆设，其中就有天球在西璧。　　浑天说是我国古代科学家为了更好地解释自然现象，避开盖天说所遇到的困难而逐渐发展起来的，它同盖天说在科学上的争论延续了好几百年，从汉代以后的１０００多年一直占主要地位。经汉代落下闳、鲜于妄人、耿寿昌、杨雄等人的努力，浑天说渐为人们所接受，尤其是西汉末的杨雄提出了难盖天八事，给盖天说以较大打击，东汉张衡则是浑天说的集大成者。　　汉代，浑天说制造的浑象和浑仪广泛应用于天文学研究，浑象是浑天体系的形象化仪器，张衡在前人的基础上加以改进，制成了水运浑天仪，他以漏水做动力，使浑象自动运转，其速度同人们所视天空物体运动速度相一致。浑象绕着极轴转动，北极出地的高度为３６度。以北极为中心，在半径为３６度的范围之内的星永远不会转到地下去，这就成功地解释了为什么北极附近的一部分恒星常年可见，不断绕北极转动的现象。同样的道理，在南极附近３６度的范围内永远不会转到地上，所以看不见那里的星星。　　在浑象上标出二十八宿和其他恒星，随天球而转动。很显然，二十八宿和其他恒星大体上总是一半在地上可见，一半在地下不可见。由于浑象的旋转，有的星渐渐从东方升起，有的星从西方落下。这就成功地说明了星辰的东升西没，运转不息的现象。　　至于四季循环，昼夜长短的交替，盖天说虽然有自己的一套解释办法，但也确实存在若干不能解释的问题。而浑天说却较能精确地予以说明，在浑象南北两极的正中间画一个大圆，将浑象分成南北两个半球，这个大圆就是赤道；跟赤道斜分又划一个大圆，两者交角成２４度，这个大圆是黄道，太阳就循黄道而运动。浑象绕极轴转一圈就是一昼夜，当太阳处在黄道上最北点（离赤道最远）时就是夏至日，在浑象转一圈的时间内太阳有一大半时间在地上，一小半时间在地下，这就说明日出在东北方，日没在西北方，说明夏至日白天长黑夜短的现象；当春秋分时，太阳正处于黄道与赤道的交点上，浑象转一圈太阳一半时间在地上，一半在地下，这就说明了日出东、日没西、昼夜相等的现象；当冬至的太阳处于黄道最南点，浑象转一圈太阳在地上的时间少而在地下的时间多，这正好说明冬至日出东南方，日没西南方，昼短夜长的现象。　　主张浑天说的许多天文学家对地体的形状作过不少叙述，他们认为地体不是球形，而是上平下圆的半球形，正好填满天球的下半部，圆形地面的直径正好同天球的直径相等，而地面的中心就在阳城（今河南商水西南），不管什么季节，什么时刻，太阳跟阳城的距离都是相等的，由此还可以计算出冬至夏至等不同节气中午时的太阳距地高度，方法仍是勾股定理。这一套看法和知识可算是沿袭了盖天说的成果，没有什么新发展。　　浑天说对地体形状的上述看法显然有很大毛病，所以必然惹来麻烦。例如，既然地面同天球的腰正好一样大，那么太阳、月亮等天体怎么能自由地转到地下去呢？浑天说同盖天说都曾认为太阳和月亮的直径都有１０００里，那么地面边缘同天球之间必须有１０００里的空隙才能容许太阳、月亮自由出入，于是张衡对圆形的天球作了微小的改变，认为东西方向要长１０００里，南北方向要短１０００里，这大概就是为了太阳、月亮出入的方便，但是在进行计算时仍把天球当做一个圆球来看待。可是后人也许没有十分了解张衡的用意，说天球像一个鸡蛋那样的扁球形，居然还把浑象也做成一个鸡蛋状，转动起来很不方便，后来又改成了球形。还有就是地中之说，认为不管人们走到地面上什么地方，抬头望天总感到自己处于天球正中的下面，都有地中之感。这些都是对地体形状的看法不正确所带来的麻烦，没有得到满意的解决。　　浑天、盖天，哪个正确？这个问题很难回答，可以说都不对，又都有点儿对。浑天和盖天代表了历史上人们认识天地结构的不同水平，虽然它们距事实都甚远，但是反映了人们对天体认识的一个发展阶段。　　３。宣夜说按照盖天、浑天的体系，日月星辰都有一个依靠，或附在天盖上，随天盖一起运动；或附缀在鸡蛋壳式的天球上，跟着天球东升西落。在这些系统里不会产生日月星辰是否会掉下来的问题。但是人们的思想是很活跃的，盖天说和浑天说都有不少漏洞，特别是日月星辰的运动都各有不同，有快有慢，全不像附在同一个东西上运动，所以在汉代以前就产生了另一种有关天地结构的新思考，它既不同于浑天说，也不同于盖天说。古书上记载为宣夜之学，通称为宣夜说. 宣夜这个名字很怪，初看不知为何义，历来也无解释，直到清末邹伯奇（１８１７- １８６７年）才说：宣劳午夜，斯为谈天家之宣夜乎？这是一种望文生义的解释，但在没有任何说法的情况下可聊备一说，即宣表示喧嚣达旦，夜就是整个夜里，表示天文学家整夜忙于天文观测，又互相讨论，可见宣夜之学即为有关天文学的知识。　　同浑天说和盖天说相类似，宣夜说也是古人提出的一种宇宙学说。《晋书？天文志》说：宣夜之书亡，惟汉秘书郎郄萌记先师相传云，天了无质，仰而瞻之，高远无极，眼瞀（ｍàｏ，音冒）精绝，故苍苍然也。譬之旁望远道之黄山而皆青，俯察千仞之深谷而幽黑。夫青非真色，而黑非有体也。日月众星，自然浮生虚空之中，其行其止皆须气焉。是以七曜（ｙàｏ，音耀，七曜指日、月及金、木、水、火、土五星）或逝或住，或顺或逆，伏见无常，进退不同，由乎无所根系，故各异也。故辰极常居其所，而北斗不与众星同没也；摄提、填星皆东行，日行一度；月行十三度。迟疾任情，其无所系著可知矣，若缀附天体，不得尔也。这是关于宣夜说的一段最完整的史料，它包含了有关宣夜说的许多内容。首先，宣夜说起源很早，汉代郄萌（公元１世纪）只是记下了先帅传投的东西。第二，宣夜说认为天是没有形体的无限空间，因无限高远才显出苍色。第三，以远方的黄色山脉看上去呈青色，千仞之深谷看上去呈黑色，实际上山并非青色，深谷并非有实体，以此证明苍天既无形体，也非苍色。第四，日月众星自然浮生虚空之中，依赖气的作用而运动或静止。第五，各天体运动状态不同，速度各异，是因为它们不是附缀在有形质的天上，而是漂浮在空中。　　无可否认，这些看法是相当先进的，它同盖天浑天说本质的不同在于：它承认天是没有形质的，天体各有自己的运动规律，宇宙是无限的空间。这三点即使在今天也是有意义的。或许正因为它的先进思想离开当时人们的认识水平太远，它不可能为多数人所接受。试想，一个无限的宇宙空间已是难以想象，更何况众多的天体都毫无依赖地飘浮在空中各自运动呢？在近代科学诞生以后，依据万有引力定律和天体力学规律说明了天体的运动，证明了宣夜说的基本观点是正确的，然而在古代缺乏理论的证明，只能使它保留在思想领域，成为一种思辩的假说。随着时间的流逝，人们对宣夜说的观点也渐渐淡漠了。唐代天文学家李淳风，在他所著的《晋书？天文志》中保留了宣夜说的唯一资料，才使这一思想得以保存下来。　　（四）张　　衡　　张衡（公元７８- １３９年），字平子，东汉南阳西鄂（今河南南召县南）　　人，东汉时最杰出的科学家，也是世界上最早的伟大天文学家之一。　　张衡是浑天说的集大成者，他的《浑天仪图注》是浑天说的代表作，他认为：浑天如鸡子，天体圆如弹丸，地如鸡中黄，孤居于内，天大而地小，天表里有水，天之包地，犹壳之裹黄。天地各乘气而立，载水而俘。他还指出天体每天绕地旋转一周，总是半见于地平之上，半隐于地平之下，等等。　　这里张衡明确地指出大地是个圆球，形象地说明了天与地的关系，但天表里有水等说法，却是一个重大的缺欠。　　张衡不但倡导浑天说，而且在前人工作的基础上，着手制造了用于演示浑天思想的仪器——水运浑象，这对浑天说能得到社会的广泛承认，起了重要的作用。该仪器以一直径约５尺的空心铜球表示天球，上面画有二十八宿，中外星官以及互成２４度交角的黄道和赤道，黄道上还标明二十四节气的名称。紧附在天球外的有地平环和子午环等。天体半露于地平环之上，半隐于地平环之下。天轴则支架在子午环上，其北极高出地平环３６度，天球可绕天轴转动，这就是浑象的外表结构，它们均十分形象地表达了浑天思想。张衡又利用当时已得到发展的机械工程技术，巧妙地把计量时间用的漏壶与浑象联系起来，即利用漏壶的等时性，以漏壶流出的水为原动力，再通过浑象内部装置的齿轮系等传动和控制设备，使浑象每日均匀地绕天轴旋转一周，从而达到自动地、近似正确地演示天象的目的。此外，水运浑象还带动一个称作瑞轮蓂荚（ｍíｎｇ　ｊｉá，音名夹）的巧妙仪器。传说蓂荚是一种奇妙的植物，它每天长一片叶子，到月半共长十五片，以后每天掉一片叶子，到月底正好掉光。瑞轮蓂荚就是按这种现象构思的，用机械的方法使得在一个杆子上每天转出一片叶子来月半之后每天又落下一片叶子，上半月看长出几片就知道是初几，下半月看落了几片就知道月半后又过了几天，同时也可知道月相，这个巧妙的仪器就是机械日历。据史书记载，水运浑象制成后，置于一暗室中运转，其伺之者以告灵台之观天者曰：某星始见，某星已中，某星今没，皆如合符也。张衡在宇宙理论领域的探索，还涉及到宇宙起源、演化以及无限性等论题，这方面的研究成果均载于他的另一天文学名著《灵宪》中。张衡认为宇宙是在演化着的，其过程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在溟涬（ｘìｎｇ，音幸）阶段，只存在一切虚无的空间。到庞鸿阶段，则已经萌生出物质性的元气，但还混沌不分。而到太元阶段时，元气已分成了阴、阳两气，又由于刚柔、清浊、动静等物理因素的作用，逐渐形成了天地万物。在张衡看来，每一阶段都是其前一阶段长期渐变的结果，而且前后两个阶段又是由突变的方式相衔接的。对于太元阶段，张衡还特别强调了自然相生的理论。　　他认为由于自然界自身旁通感薄，即存在着互相助成，互相影响，互相矛盾的作用或运动，便自然而然地造成了物质世界情性万殊的状况。张衡的这些理论是在前人有关论述的基础上所作的新概括和新发展。虽然他在宇宙本原的问题上，引进了虚无的观念，但关于宇宙是在发展变化着的，变化分阶段有层次的，其形式有渐变也有突变，其原因则存在于事物的内部等认识，都是十分宝贵的。另外，张衡还认为宇之表无极，宙之端无穷，这则是关于宇宙无限性的精辟论述。　　对于日月五星的运动规律，张衡亦试图从理论上加以探讨。他认为日月五星在恒星间运动速度的快或慢，则由它们离天的远或近决定的，二者间的关系是近天则迟，远天则速.虽然这种描述还是定性的，而且以此解释五星的运动并不可取，可是，这些理论不但反映了张衡关于日月五星与地球的距离有远有近的观点，并且对日月运动的研究具有指导的意义。　　张衡对于月食的成因也提供了理论的说明：当日之冲，光常不合者，蔽于地也，是谓闇（àｎ，音案，昏暗）虚，月过则食.这里当日是指月望之时，之是至或抵达之意。冲则有黄白交点或其附近时，才可能发生月食。张衡以为，在阳光的照射下，地总是拖着一条长长的影子——闇虚，在当日之冲时，只要月体与闇虚相遇，本身不发光的月亮就要发生亏虚现象。这一理论的基本点与我们现今的认识是一致的。　　对于陨星和彗星，张衡也有很精彩的论述。他以为陨星原是同日月五星一样绕地运行的天体，只是当其运动失去常态时，才自天而降成为陨石的。　　张衡还提到一类错乎五纬之间，其见无期，其行无度的天体，其见无期，特别是其行无度应是彗星出没运动的重要特征。张衡把它们与恒星相区别，并把它们归于五大行星的范畴内，亦即把彗星归于太阳系内的天体，这一认识也是十分可贵的。　　张衡还对太阳、月亮出没于中天时视大小的变化作了认真的讨论和说明。　　张衡对恒星亦进行了长期的观测和统计工作。他把星空共划分成４４４个星官，计得２５００颗恒星，这还不包括他从航海者那里得知的在南半球看到的星宿。这一工作不仅大大超过了石申、甘德的同类工作，而且亦非他的同代人甚至后世人可比拟。可惜，张衡的这一工作大都失传。通过观测，张衡得到太阳和月亮的视直径值均为半度的结果，这相当于３６０°u21046X的２９′６与现代所测的太阳、月亮视直径值（分为３２′Ｏ和３１′１）已比较接近。　　张衡还曾致力于当时历法问题的研究。他曾积极参与有关历法问题的争论。他参案议注，考往较今，以为九道法最密，极力主张用月行九道法（由月亮运动不均匀性的认识推导出来的月亮实际行度的计算方法）改进当时的四分历，以更准确地推算朔日的时刻。虽然，张衡的建议未被采纳，但这是试图用定朔法替代平朔法的一次早期努力，在历法史上占有不可忽视的地位。　　在张衡那个时期，较大的地震屡屡发生，于是对地震的研究成了他十分关切的课题，基于对地震及其方向性的认识，特别是从当时建筑中有一种所谓都柱（即宫室中间设柱）的启示，张衡于公元１３２年首创了世界上第一架地震仪——地动仪。地动仪以精铜铸成，圆径八尺，合盖隆起，形似酒尊（《后汉书？张衡传》），里面有精巧的结构，主要是中间的都柱（装置在摆的周围的八组机械装置）。尊外相应地设置八条口含小铜珠的龙，每个龙头下面都有一只蟾蜍张口向上，一旦发生较强的地震，都柱因震动失去平衡而触动八道中的一道，使相应的龙口张开，小铜珠即落入蟾蜍口中，观测者便可知道地震发生的时间和方向。据载，地动仪成功地记录了公元１３８年在甘肃发生的一次强烈地震，证明了张衡所制仪器的准确性和可靠性。　　张衡还研究过地理学，曾撰有《地形图》一卷，其中可能附有地形图，此书一直流传到唐代。在数学方面，他对圆周　　率、球体积的计算法等问题作了研究，所取用的π =　　10 = 3.162，是当　　时比较好的一个数值。张衡又是当时有名的文学家，有不少歌赋之作流传于世，其中以《二京赋》尤为著名，他还是一个画家，曾被人列为东汉六大名画家之一。　　张衡是当时一位全面发展的科学家，他在天文历法、仪器制造、地理、数学、文学和绘画等领域均有很高的造诣，是我国历史上非常罕见的人物。　　一方面，是那个时代造就了这样一位科学巨人；另一方面，又与他个人的努力和素质分不开。张衡好学不倦，如川之逝，不舍昼夜。（崔瑗：《河间相张平子碑》）。他虚怀若谷，虽才高于世而无骄尚之情，他不耻禄之不伙，而耻知之不博，即不以追求金钱作为人生的目标，而以探索真知作为人生的最大乐趣。他约己博艺，无坚不钻，即抱定向博大精深的知识领域不断开拓进取的决心，有一种坚韧不拔的攻坚精神。张衡曾自称：捷径邪至，我不忍心投步，这是他在探索新知的过程中，不存侥幸心理，不走邪门歪道，而是脚踏实地地工作。对于当时盛行的反科学的谶讳神学，张衡持反对态度，主张收藏图谶，一禁绝之.所有这些都是张衡能够攀上那个时代的科学高峰的内在因素。但是，张衡也不可避免地带有时代的局限性，他曾涉足于卦侯、九宫、凤角（以上均见《后汉书？张衡列传》）　　之术，被后人称为阴阳之宗（《后汉书？方术列传》）。他的宇宙生成与演化的思想也带有不少客观唯心主义性质，这也给后人带来不好的影响。　　三、数学体系的形成　　（一）《九章算术》的出现　　在春秋战国数学发展的基础上，秦汉时期出现了我国古代最早的一批数学专著，见于《汉书？艺文志》著录的《杜忠算术》（１６卷）、《许商算术》（２６卷）两部数学书，早已失传，现在有传本的《九章算术》九卷在《汉书？艺文志》中则没有著录。班固的《汉书？艺文志》是依据刘歆的《七略》写成的，可知《九章算术》的编成在刘歆《七略》之后，在公元５０年前后（汉光武帝时）郑众解释《周礼》九数时，句股还没有被安排到九数内去，说明包含句股章的《九章算术》的编成不会在公元５０年前。另，《后汉书？马援传》说，他的侄孙马续十六治诗，博观群籍，善《九章算术》.马续是马严之子，马融（公元７９- １６６年）之兄，他的生年约在公元７０年前后，他研究《九章算术》大概是在公元９０年前后。因此，《九章算术》的写成大约是在公元５０年到１００年之间（近人孙文青以为马续就是《九章算术》的编纂者，证据虽不够充分，但这是可能的）。《九章算术》是我国现有传本的古算书中最古老的数学著作。《九章算术》对后世历代数学的发展，影响很大。它的出现，标志着我国古代以算筹为工具，具有自己独特风格的数学体系的形成。　　经过春秋战国到西汉中期数百年间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发展，《九章算术》比较系统地总结和概括了这段时期人们在社会实践中积累的数学成果。　　这一时期的社会变革和生产发展，给数学提出了不少急需解决的测量和计算的问题：实行按田亩多寡履亩而税的政策，就需要测量和计算各种形状的土地面积；合理地摊派税收，就需要进行各种比例分配和摊派的计算；大规模的水利工程、土木工程，需要计算各种形状的体积以及如何合理地使用人力、物力；商业、贸易的发展，需要解决各种按比例核算等问题；愈加准确的天文历法工作，就愈是需要提高计算的精确程度等等。《九章算术》正是由各类问题中，选出２４６个例题，按解题的方法和应用的范围分为九大类，每一大类作为一章，纂集而成的。它所提供的数学解法，当然为生产和科学技术的进一步发展，以及为封建政府计算赋税，摊派徭役等，提供了方便。　　三国时代的刘徽曾为《九章算术》作过注，他在原序言中说：周公制礼而有九数，九数之流则《九章》是矣。他认为《九章》是由周公制礼的九数演进而来的，接下去又说，入汉以后张苍和耿寿昌（二人均以善算著称）等因旧文之遗残，各称删补，故校其目与古或异，而所论者多近语也.说周公制礼而有九数可能是扯得太远，说《九章》是由张苍等人在旧文基础上增删而成，可能是真实情况。《九章》的章目都产生过变化，书中文字也和汉代的相近。也就是说《九章算术》一书，是经过长时期由许多人删订增补才最后成书的，它是中国先秦至汉初许多学者共同工作的结晶。经过数学史工作者的努力，大多数人认为《九章算术》大约是在公元一世纪时成书，形成了现传本的样子。　　（二）《九章算术》内容介绍　　该书的体例，有时是举出一个或几个问题之后，叙述解决这类问题的解法；有时则是首先叙述一种解法之后，再举出一些例题。不论那一种，都是符合人们认识事物的理论联系实际和由个别到一般或由一般到个别的认识规律的。它的内容可分章简介如下：第一章　方田（共３８个例题）。是讲关于田亩面积的计算方法。包括有正方形、矩形、三角形、梯形、圆形、环形、弓形、截球形体表面积的计算（后两者的公式为近似公式）方法。在这一章中，还有关于分数的系统叙述，并给出约分、通分、四则运算、求最大公约数等运算法则。　　第二章　粟米（共４６个例题）。讲的是比例问题，特别是按比例互相交换谷物的问题。因在粟米问题里使用比例算法比较广泛，而且最早，故取作章名。　　第三章　衰（ｃｕｉ，音崔，差也）分（共２０个例题）。衰是按比率，分是分配，是各种按比例分配的问题。衰分是讲依等级分配物资或按等级摊派税收的比例分配问题。　　第四章　少广（共２４个例题）。由已知面积和体积，反求一边之长，讲的是开平方和开立方的方法。值得指出的是，用算筹列出几层来进行开平方和开立方的计算，相当于列出一个二次或三次的数字方程，把筹算的位置制发展到新的阶段，即用上下不同的各层表示一个方程的各次项的系数。在此基础上，后来逐渐发展成为具有世界意义的数字高次方程的解法。　　第五章　商功（共２８个例题）。商是估算，功是工程量，是有关各种工程（城、垣、沟、堑、渠、仓、窖、窑等等），即关于各种体积的计算。还有按季节不同，劳力情况不同，土质不同来计算巨大的工程所需土方和人工安排的问题等等。　　第六章　均输（共２８个例题）。是计算如何按人口多少（按正比例）、物价高低、路途远近（按反比例）等条件，合理摊派税收和派出民工等问题，还包括复比例、连比例等比较复杂的比例配分问题。　　第七章　盈不足（共２０个例题）。其中大多数是对如下一类题目的求解方法：今有共买物，人出八盈三，人出七不足四，问人数、物价各几何？即假设人出八则多三，人出七则不足四，这就是盈不足问题。因为这类问题一般都有两次假设，所以在其他国家的一些中世纪数学著作中称之为双设法，这种方法可用来解决各种问题。　　第八章　方程（共１８个例题）。方是列算筹呈方形，程是计算多少。方程是指把算筹摆成方形来求解一次方程组，其中方程的含意和现代方程含意不同。这里的方程都是一次联立方程问题（包括有二至六个未知数），解法和现在一般中学代数学课本中的加减消元法基本相同。当时，是用算筹摆出方程的各系数。一个方程摆一个竖行，方程组中有几个方程就摆出几行，这也可说是筹算位置制的又一新发展。特别值得指出的是，本章还引入了负数（用红算筹表示正数，黑表示负数；或者以正摆的算筹表示正数，斜摆的表示负数），并且给出了正负数的加减运算法则。　　第九章　勾股（共２４个例题）。勾股，前称句股，讲的是利用勾股定理（直角三角形中，夹直角二边的平方和等于斜边平方）进行测量计算高、深、广、远的问题。它表明当时测量数学的发达以及测绘地图的水平已达到相当的程度。　　（三）《九章算术》在数学方面的成就　　１。算术方面主要有系统的分数运算、各种比例问题、盈不足问题等等。　　《九章算术》是世界上最早对分数运算详加叙述的著作（方田章），它讲述了约分、通分、比较两个分数的大小、分数的加减乘除四则运算等。　　在求分母、分子的最大公约数时，用了辗转相除（实际是辗转相减）。而巴比伦、古埃及、古希腊的分数，多是限定分子为１的单分数，印度关于分数的论述最早是在公元７世纪方才出现。至于欧洲就更晚了。《九章算术》中的比例问题（粟米、衰分、均输等章）很是多见，计算赋税和徭役的按比例摊派，按等级分物等，都是和社会实际需要密切相关的，应用十分广泛。在一个比例式中，已知三数即可算出第四数，这在欧洲被称为三率法. 三率法在欧洲的出现是比较晚的。盈不足算法需要进行两次假说，在中世纪阿拉伯国家的数学著作中，这种算法常被称为契丹算法，说明是由中国传入的。在欧洲早期的著作中，也有人沿用契丹算法这一名称。　　２。代数方面主要有联立一次方程组解法、负数概念的引入和正负数加减法法则、开平方、开立方、一般二次方程解法等等。　　关于一次方程组解法，都集中在第八章方程之中，这一章共有１８个问题，其中：二元一次方程组：８问；三元一次方程组：６问；四元一次方程组：２问；五元一次方程组：１问；不定方程（６个未知数，可列五个方程）：１问。利用一套完整的消元程序，即可准确无误地得出正确的解答。印度一次方程组解法是在１２世纪初方才出现；而在欧洲则迟至１６世纪。　　《九章算术》方程章，还在人类文明史上第一次引入了负数的概念，并利用正、负数的概念进行计算（只限于加、减）。在这里，是把卖出的数目视为正，把买入的视为负；凡是加入的数目都视为正数，视减掉的为负数。　　负数概念，在印度，是在７世纪的算术中出现的；而在欧洲，一直到１６-１７世纪方才对负数有比较正确的认识。值得指出的是，在中国古代，负数概念还被应用于天文历法的计算（也只限于加减法，正负数的乘除法运算法则，最早出现在元代朱世杰所著《算学启蒙》之中）。　　开方和开立方的方法，本应属算术范围，但《九章算术》所载中国古代的开方法却具有代数的意义。　　a和3a实际上也相当于求解x = a2，或是ｘ２＝ａ。在利用算筹开方时，常在最下一层摆一根算筹，相当于摆出未知数的平方ｘ２，或立方ｘ３。整个开方、开立方的过程实际上就是进行代数变换的过程。因此在中国古代，一般二次方程解法被称为带从开方，而三次方程解法则被称为带从开立方.直到宋元时期发展到可以求解任意高次的方程—— 增乘开方，仍是离不开开方.　　（四）《九章算术》的意义及影响　　《九章算术》的内容包括了现代小学算术的大部分和中学数学的一部分内容，即包括了初等数学中算术、代数以及几何的相当大部分的内容，有着辉煌的成就，而且它形成了有自己特点的完整体系。这些特点就是：它重视理论，但不是那种严重脱离实际的理论，而在实际的计算方面具有很高的水平，有着一整套在当时世界上堪称是十分先进的算筹算法，用算筹的不同位置和不同摆法，不仅可以表示任意大的数目，而且可以表示一个方程的各次项系数或是表示一个方程组中各方程的系数，进一步又可以表示正数和负数。在数学命题的叙述方法上，也是从实际的问题出发，而不是从抽象的定义和公理出发。这些特点，使得中国数学在许多重要方面，特别是在解决实际的计算问题方面，远远胜过古希腊的数学体系，但是《九章算术》却缺乏象古希腊《几何原本》那样严密逻辑的几何学和数学思想。对现代数学来讲，精密的计算和严密的证明理论同样都是不可缺少的。《九章算术》作为中国古代数学体系形成的代表作，所显示的在十进制解决实际问题以及在计算技术等方面的显著优点，正都是古希腊数学的欠缺之处。后来，正是中国古代数学的这些内容经过印度和中世纪伊斯兰国家辗转传入欧洲，对文艺复兴前后世界数学的发展，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九章算术》对中国后世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它一直是人们学习数学的重要教科书。１６世纪以前的中国数学著作，从成书方式来看，大都沿袭《九章算术》的体例。从实际问题出发，提供数学解决方法的传统承继不断。后世许多著名的数学家都曾对《九章算术》进行注释工作，并在这些注释工作中不断引入新的数学概念和方法，从而推动中国古代数学不断前进。　　四、造纸术和漆器工艺　　（一）造纸术的发明和蔡伦的革新　　造纸是我国古代的一项伟大发明，它的出现对人类文明进程有着难以估量的意义。　　文字出现以后，就出现了在什么材料上进行书写的问题。在纸张发明以前，我国古代曾用过许多书写材料。四、五千年前曾在石壁、陶器上刻画文字符号；三、四千年前在龟甲和兽骨上刻写文字；接着又在青铜器上刻铸铭文。后人称在陶器上的文字符号为陶文，把刻在龟甲、兽骨上的文字叫甲骨文，青铜器上的铭文叫金文.从春秋战国时起，随着文化事业的发展，书写材料发生了重大的变革，开始流行在竹、木片上书写，用来写字的竹片称做简，把许多简编在一起叫做策，编简成策所用的绳带称为编，把丝绳的叫丝编，用皮带的叫韦编.用来书写的木片叫版牍，一尺见方的版牍叫方，常用于通信。后人把信称为尺牍，把文稿称为文牍，就是版牍字义的引伸。古人一般把短文写在版牍上，把长文写在简策上。简从５寸到３尺不等，一般是长２尺４寸。每简大都只写一行字，字数通常是２２到２５个，最少的仅有２字。汉代的简也有写二、三行，甚至五、六行的。版牍的行数则一般为四、五行。编连的简策不用时可以卷成一束，这就是后来的书籍以编计数的来源。　　与简版同时流行的还有帛书，即在缣帛上书写、作画，如同今天在素绢上写字作画一般，缣帛尺幅的大小可按书写的需要剪裁，一般是每幅为一段，卷成一束，叫做一卷. 卷后来也就被延用，作为书籍的一般计数单位。用缣帛写书非常考究，东汉时有个叫襄楷的人，得到一部《太平清领书》，共计１７０卷，书上用红色画直格，在格中写字。后来纸本书的朱丝栏、乌丝栏就是由此演化而来。　　简版和缣帛作为书写材料，比起甲骨、铜器等来是一个重大的变革。它们的使用在我国文明发展史上曾经起过很大的作用，汉以前的重要典籍就是靠简牍和帛书才得以流传下来的。但是缣帛和简牍都有其自身无法克服的弱点。缣帛是用蚕丝织成，产量有限，价格昂贵，一般的读书人是用不起的，要广泛地作为传播文化的材料更是不可能的。读书人著书立说或抄录典籍时通常都用竹简。竹简资源丰富，又很便宜，但竹简每简仅写２０多字，要写一部书，或抄一部书往往要用数百甚至数千根竹简，编成简策后体积很大，又很笨重。战国时诸子外出游说，讲学，随身所带的书籍往往要用车运载。墨子南游到卫国去，车厢里就载有许多的书。据说惠施出外游学，随身载有五车的书，后来便衍生出学富五车的成语，用来形容人的知识渊博。《汉书？刑法志》载，秦始皇勤于政务，每天要批阅公文一石（秦制一石１２０斤，约合今５０余斤）。汉武帝时，有一个叫东方朔的人，写了一篇奏文，用了３０００枚木牍，串成一册，当事官读时得令两个人举起奏文来，花了二个月才读完。简牍之笨重和不便，由此可见一斑。同时，简编的绳带很容易弄断，《史记？孔子世家》中说，孔子晚年很爱读《易经》，经常翻读，简编的皮带曾断了３次。简编的绳带一断，经常要造成错简、乱简，整理起来相当费事。所以，竹简也不是理想的书写材料。于是寻求廉价、方便易得的新型书写材料，逐渐成了迫切的社会要求。经过长期的实践和探索，人们终于发明了用麻绳头、破布、旧渔网等废旧麻料制成植物纤维纸的方法，引起了书写材料的一场革命，使之成为交流思想、传播文化、沟通情况、发展生产和科学技术的强有力的工具。　　纸字以丝为偏旁，似乎是用丝做原料而制成的。在东汉以来的许多典籍中，在解说纸字时，也都说纸最初是用丝絮制成的。但是，自３０年代以来，特别是３０多年来考古发掘中出土的西汉古纸，经化验都不包含有丝的成分。现代模拟实验也说明丝不能作为造纸的原料。最早关于纸字的解说见于东汉许慎的《说文解字》中，许慎的生活年代与蔡伦同时，是纸的应用得到推广的年代，因而他的记载是有所根据的，也与造纸术的发明并不矛盾。许慎在《说文解字》中解说纸字时说：纸，絮一苫也，从京，氏声。清段玉裁在《说文解字》注中说：造纸昉于漂絮，其初丝絮为之，以■荐而为之。东汉服虔《通俗文》也说：方絮曰纸.也就是说，造纸发端于漂絮。在我国古代蚕丝生产中，优质的蚕茧用来抽丝，以纺织丝绸；而质次的蚕茧则用来制丝绵。制丝绵时先要把蚕茧煮烂，脱除蚕丝上的胶质，用手工把茧剥开，放在浸于水中的蔑席或竹筐上，反复捶打，使成丝绵，这个过程叫做漂絮。漂絮过程中，会在蔑席或竹筐上残存一层丝絮，干后剥下成一薄丝片，可用于书写。最早的纸字可能就是由此而造出来的，而且汉时用来写字的缣帛也曾被称做纸.所以纸字开始时是同用丝分不开的。问题不在于纸的原意，而是它的含义后来起了变化，被用来作为现今的纸之称谓。　　人们从漂絮的过程中也得到启示：既然漂絮能得到薄层状丝片，那么植物纤维经过同样的操作过程，是否也会有同样的效果。由此，人们终于发明了造纸的工艺技术，理想的书写材料——纸也因而问世了。　　纸是何时问世的，现在已很难确知了。根据考古出土的文献，我们可以知道纸发明于西汉时期。１９３３年，在新疆罗布淖尔汉代烽燧亭故址中出土了一片麻纸，同时出土的木简有汉宣帝黄龙元年（公元前４９年）的年号；１９５７年，在西安市东郊的灞桥出土了公元前二世纪的古纸，纸呈泛黄色，已裂成碎片，最大的长宽约１０厘米，最小的也有３×u65300X厘米。经鉴定，它是以大麻和少量苎麻的纤维为原料的，其制作技术比较原始，质地粗糙，还不便于书写。１９７７年，考古工作者在甘肃居延肩水金关西汉烽塞遗址的发掘中，也发现了麻纸二块。其中之一，出土时团成一团，经修复展开，长宽为１２×u65297X９厘米，色泽白净，薄而匀，一面平整，一面稍起毛，质地细密坚韧，含微量细麻线头，显微观察和化学鉴定都表明，它只含大麻纤维，同一处出土的竹简最晚年代是汉宣帝甘露二年（公元前５２年）。这些情况表明至迟于公元前一世纪中叶，在遥远的边塞已有了质量较高的纸，这种纸在内地的出现应更早一些，即它是在灞桥纸后约数十年内出现的。从这些事实说明造纸术自发明以后，其技术的进步是很快的。１９７８年，在陕西扶风又发掘得西汉宣帝时期的纸。１９０１年，先后在新疆和甘肃敦煌发现两张东汉纸；１９４２年，在内蒙古额济纳河旁的东汉烽燧遗址中，考古工作者又掘得东汉时期约公元二世纪初年的纸张，即所谓额济纳纸，上有六、七行残字，这可说是现存最早的字纸实物；１９５９年，在新疆民丰县也发现了一张东汉纸；１９７４年，在甘肃武威县一座东汉墓中，更发掘了一批东汉纸，这些纸比起西汉纸有着明显的进步，十数张纸的上面都有书写的字迹，有的是书信、诗抄，也有的是日常文书，可见这时的纸已经比较普遍地被人们用作书写的材料了。东汉时期，不仅中原地区使用纸，而且传播到了新疆、甘肃、内蒙古等地区。另外，也不仅限于上层统治者使用，而是连民间也比较广泛地使用起来了。可以说，东汉时期是造纸技术已经比较成熟的时期了。　　从出土的实物中我们可以知道，早期的纸都是以大麻为原料制成的。其制造工艺大致为：沤麻，即把麻浸泡水中，使它脱胶；接着把麻加工成麻缕；然后把麻缕捣烂，又称打浆，使麻纤维分散开；最后进行捞纸，也就是使麻纤维均匀地散布在浸入水中的篾席上，再捞出干燥，就成纸张。　　这个工艺过程与漂絮法极其相似，表明造纸工艺正是脱胎于漂絮法。当然，早期的纸还是很粗糙的，麻纤维捣得不够烂，纤维在成纸时也分布得很不均匀，因此还不便于书写，大都只是用来包装物品。但这毕竟是世界上最早的纸张，正是由于它的出现，才引起了书写材料的革命。在这场书写材料的革命中，蔡伦以其重大的贡献而留名青史。　　蔡伦，字敬仲，桂阳（郡治今湖南郴州市）人，生年不详，卒于公元１２１年。他在汉明帝永平末年（约公元７５年或稍前）入皇宫做太监，章帝建初年间（公元７６- ８４年），任小黄门（宦官中职务比较低的）。汉和帝即位（公元８９年）后，蔡伦升任侍从皇帝的宦官中常侍，参预朝廷的政务。后来（约公元９７年或稍前），蔡伦被任命为尚方令，负责监制御用器物。他总结了西汉以来造纸的经验，进行了大胆的试验和革新。在原料上，除采用破布、旧鱼网等废旧麻料外，同时还采用了树皮，从而开拓了一个崭新的原料领域，既增加了原料来源，又降低了纸的成本。用树皮做原料，开创了近代木浆纸的先声，为造纸业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途径。在技术工艺上，也较以前完备和精细，除淘洗、碎切、泡沤原料之外，还可能已经开始用石灰进行碱液烹煮。这是一项重要的工艺革新。它既加速了纤维的离解速度，又使植物纤维分解得更细更散，大大提高了生产效率和纸张的质量，为纸的推广和普及开辟了广阔的道路。公元１０５年，蔡伦把他用树皮、麻头和破布、旧鱼网制成的纸，献给了汉和帝，很受欢迎。因此他在公元１１４年被封为龙亭侯，故他主持制造的纸被称为蔡侯纸.蔡伦造纸是现存史籍中关于造纸的最早记载。《后汉书？蔡伦传》载：自古书契多编以竹简，其用缣帛者谓之为纸。缣贵而简重，并不便于人。　　伦乃造意，用树肤、麻头及敝布、鱼网以为纸。元兴六年（公元１０５年）奏上之，帝善其能，自是莫不从用焉，故天下咸称' 蔡侯纸'. 后世便以这段记载为根据，把蔡伦视为造纸的鼻祖，流传了１０００多年。尽管西汉麻纸接二连三地被发现，表明蔡伦并不是纸的最早发明者。但他首先用树皮、麻头、废旧的麻布（当时的布是麻布，不是棉布）和鱼网等作原料，造出了适用于书写的优质纸张来。因此，尽管纸不是蔡伦所发明的，但他作为一位造纸术的杰出改革家，所立下的伟大功勋仍是巨大的，值得人们赞颂和怀念。　　造纸术的发明和发展，可以大大推动文化知识的迅速传播和提高，是我国古代劳动人民对世界文明的巨大贡献之一。　　（二）漆器的发展与兴盛　　漆器在我国有着十分悠久的历史和卓越的成就。用漆装饰或制造器物是我国古代的一项创造性发明。漆器如同瓷器一样，把实用性与艺术性有机地结合在一起，既是实用器具，又是可使人赏心悦目的工艺美术品。　　漆俗称大漆，是原产我国的漆科木本植物漆树的一种分泌物，其主要成分是漆醇。《说文解字》中说，漆是木汁可以漆物。从漆树中分泌出来的漆液含有漆酚，在日光作用下会变成黑色发光的漆膜，人们可能就是观察到漆树的自然分泌液形成黑色漆膜的现象，受到启示，而有意识地利用漆液来装饰器物的。后来，人们又发现漆膜美观精致，经久耐用，能对器物起保护作用而开始制造漆器的。　　根据出土文物和古文献记载可以知道，我国用漆的历史至少已经有六、七千年之久了。而到了春秋战国时期，漆器日见兴盛，这时期出土的大量漆器，表明了当时漆器技术已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秦汉时期漆器工艺又有了进一步的发展。这时期的漆器制造业几乎遍及于全国各地，设有官营漆器手工业的就有十个郡县，其中以蜀郡（今四川成都一带）和广汉郡（今四川广汉郡一带）的金银饰漆器最为著名。蜀、广汉主金银器，岁各用五百万。（《汉书？贡禹传》），河南郡怀县（今河南武涉西南）、蜀郡、广汉郡的官营漆器工场每年耗资达５０００万钱，可见其规模之大。除官营外，民间漆工经营也相当发达，陈、夏千亩漆，其富与千户侯等，更有木器髹（ｘｉū，音休，用漆涂器物）者千枚、漆千斗的通都大邑（《史记？货殖列传》），足见当时漆器业的发达。出土的两汉漆器种类繁多，质量优良，其中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大批汉初精美的漆器，则是漆器工艺提高的明证。从出土的汉代漆器铭文中，可以看到当时的官营工场内部的分工和管理情况。当时油漆技术的工序有：素工（作内胎）、髹工和上工（上油漆）、黄涂工（在铜制附饰上鎏金）、画工（描绘油彩纹饰）、■工（刻写铭文）、清工（最后修整）等，开始于素工，完成于清工，井然有序。此外，还有供工（负责供料）、造工（管全面的工师）以及护工卒史、长、丞、掾（ｙｕàｎ；音愿）、令史、佐、啬夫等监造工官，组织十分严密。各工种的工人各尽所长，分工合作，使漆器工艺日臻完善，盛极一时。《盐铁论？散不足》说，在漆器的制造中，一杯卷用百人之力，一屏风就万人之功，形象地说明了当时官营漆器工场内生产和管理的精细和复杂程度。　　除了承继和发展前代的各种漆器外，饰以金银铜箍的漆器—— 扣器，在秦汉时期有较大的发展。扣器华贵艳丽，是一种高级的工艺品，被作为皇帝的赏赐之物和富家大户的奢侈品。《汉书？贡禹传》说：见赐杯案，尽文画金银饰，《盐铁论？散不足》说：富者银口黄耳，金罍（ｌéｉ，酒器）　　玉钟；中者舒玉纻器，金错蜀杯，又说：夫一文（纹）杯得铜杯十，就是说一件纹饰漆器等于十件铜杯，而金银扣器自然要比这还要贵重。　　这时期，由于人们已经认识到器物上漆之后，不能日晒或风干，否则会干裂或起皱；同时，日晒或风干又易落入杂物灰尘，污染器物，因而采用阴干的方法，漆中的漆醇在阴湿的环境下容易聚合成膜，干后不易产生裂纹或皱摺。为此，人们特意建造了阴室（又写作荫室），创造阴湿无尘的环境，以供漆器阴干之用。《史记？滑稽列传》记载有这样一个故事：秦二世胡亥登基之后，想要用漆来漆绘城郭。由于胡亥暴虐、专横，没有人敢于谏止。　　当时一个聪慧的侏儒叫优旃（ｚｈāｎ，音沾）的，对胡亥说：好。主上如果不提出这件事情，臣也一定会向主上提议的。漆城虽然会使老百姓感到发愁和增加经济负担，但这是一件大好事。漆城光滑无比，敌人来了无法上城。　　马上就兴工的话，涂漆是很容易的，但是要建造荫室却非常难了。于是，胡亥一笑了之，停止了这次劳民伤财的工程。由此可见，阴室在当时已成为漆器制造的重用设施。这种阴干方法后来一直沿用。　　秦汉以后，由于瓷器的发展，漆器日用品如杯、壶、盘等渐为瓷器所代替，漆器作为生活用品减少了，但是作为工艺品，仍深受人们的喜爱，传统工艺一直沿袭，并不断有所创新，并先后传到日本、朝鲜、东南亚，以及中亚、西亚各国，并传到了欧洲，受到了世界各国人民的欢迎。漆器及其制造工艺技术，是我国历史上对世界文明的一项重大贡献。　　五、地理学　　（一）《汉书？地理志》的编纂　　《汉书？地理志》是我国第一部用地理命名的地学著作。在这之前，地理一词的含义是指地表的形态而言，并且地理与天文二者常被放在一定的关系上相提并论。如《周易？系辞》说：仰以观于天文，俯以察于地理，《淮南子？泰族训》写道：俯视地理，以制度量，察陵陆、水泽、肥墩、高下之宜，立事生财，以除饥寒之患。这里不但指出了地理是研究大地的陵陆、水泽等情况，而且进一步说明了研究地理的目的是根据不同的地形条件，因地制宜地从事生产，以解决穿衣吃饭问题。《山经》和《禹贡》等著作描述了一定地区的山川、物产等的分布情况，它们虽不以地理命名，但却是我国最古老的地理著作。自《汉书？地理志》出现之后和在它所产生的影响下，我国地理学的发展又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班固（公元３２- ９２年）著的《汉书？地理志》由三部分组成，卷首收录我国古代地理名著《禹贡》和《职分》二篇，这是对前代沿革的简单交待；卷末有刘向的《域分》和朱赣的《风俗》，作为附录；中间是主体部分，是班固的创作，这部分以记述疆域政区的建制为主，为地理学著作开创了一种新的体制，即疆域地理志。作者根据汉平帝元始二年（公元２年）的建制，以疆域政区为纲，依次叙述了１０３个郡国及所辖的１５８７个县、道、邑、侯国的建置沿革。在郡国项下，都记有户口数字，把这些数字加起来，就能得出汉平帝二年的全国人口数为５９５９４９７８人，这个数字虽不能说十分准确，但它却是当时全国各郡县户口数汇总而成的，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同时，这也是最早的提供全国人口数字的一部史书。在县、道、邑、侯国的项下，则根据地区特点，分别选择有关山川河流、矿藏、物产、经济发展和民情风俗等等，各郡写法体例一致，便于对比、查找，为今天研究历史地理，提供了宝贵的史料。全书还记录了周秦以来许多宝贵的地理资料，如在上郡高奴县下记有洧（ｗěｉ，音委，洧水，水名，在河南省）水，可（燃），这是最早的关于石油资源的记载；在西河郡鸿门县下记有天封火井祠，火从地出也，这里所记的火井，就是天然气；据统计，它载有盐官共３６处，铁官共４８处，反映了当时盐、铁产地的分布情况；书中记水道和陂、泽、湖、池等，合计３００多处，记在发源地所在的县下说明它的发源和流向，较大的河流还记所纳支流和经行里数，这为了解古今水道的改变情况，提供了可靠的依据。　　在《汉书？地理志》的影响下，后世以论述疆域政区建制沿革为主的著作不断涌现，例如２０部正史中，有地理志的共１６部，它们都是以《汉书？地理志》为典范写成的。自唐代以后编修的历代地理总志，如《元和郡县志》、《元丰九域志》和元、明、清的《一统志》等，都与《汉书？地理志》同为疆域地理志性质的著作。宋代以来，大量增加的地方志如各府志、州志和县志等，也无不受到《汉书？地理志》的影响。　　《汉书？地理志》的写作，是在中央集权大一统的形势下出现的，并为统治者所欢迎和需要。从科学史的角度来看，《汉书？地理志》对于我国的地理学发展的影响是相当大的。一方面，它开辟了一门沿革地理研究的领域，这是值得称道的。但是另一方面，在它的影响下，地理学的研究忽视了对于山川本身的地貌形态与发展规律的探索。后来，地理学更多地涉及到历史学方面的内容，这也与《汉书？地理志》为地理著作所建立的体制有一定关系。　　由于历代编修的疆域政区地理志是我国古代地理著述中最基本最重要的一部分，因此具有传统特色。如果这种传统可以称之为体系的话，那么古代地理学体系的形成是从《汉书？地理志》开始的。　　（二）秦汉舆地图及测绘技术　　秦灭六国后，收集了包括秦本身的七国图籍，集中贮存于关中咸阳，作为行政管理和军事用兵的依据。之后，为了加强全国的统治、发展驿道交通等需要，秦中央政府又把地图作为工具，曾收集大量图籍，不仅备有天下各处之地图，还有全国综合性的一统之图，作为全国军政用兵的准则和依据。　　秦末，刘邦进兵关中，入咸阳后，大臣萧何首先收集了秦王朝图籍，藏于石渠阁，成为刘邦治理天下的参考。　　《汉书？高帝纪》：高祖元年（公元前２０６年），沛公至霸上，……　　遂西入咸阳，欲止宫休舍，樊哙、张良谏，乃封秦重宝财物府库，还军霸上，萧何尽收秦丞相府图籍之书。《汉书？萧何传》又载：及高祖起为沛公，何尝为丞督事。沛公至咸阳，诸将皆争走金帛财物之府分之，何独光入，收秦丞相御史律令图书藏之。沛公具知天下阨（è，通厄）塞、户口多少、强弱处、民所疾苦者，以何得秦图书也。《三辅黄图》卷６载：石渠阁，萧何造，其下砻（ｌóｎｇ，音龙）石以导水，若今御沟，因为阁名。所藏入关所得秦之图籍。萧何入咸阳后，他不去搜虏金银财帛，而是先收取秦王朝政府律令图书、天下图籍，并在京城修建了石渠阁，善藏秘书要图，始创了中国古代第一图库.由于汉收藏了秦图籍，掌握了全国山川险要，天下阨塞，以及物产的分布、经济的虚实、郡县户籍的数字、当时的社会情况等，因而在楚汉之争中，萧何以丞相的身份，留守于关中，负责输送士卒、粮饷，对刘邦战胜项羽，建立汉王朝起了重要作用。而且由于汉高祖刘邦通过萧何全盘获得了秦王朝行政管理所用的图籍，使汉立国后，行政区划、行政管理体制上基本上沿袭了秦代的郡统县的制度。萧何所收集的秦地图，在东汉班固所撰的《汉书？地理志》中还有所引用。　　汉立国后，中央政府同秦一样，对地图的绘制、收集和管理等都非常重视。班固的《东都赋》载：天子授四海之图籍，说明汉王朝曾建立和实行了由各郡国向中央定期呈送地图的制度。特别是汉武帝时对周边地区的战争，必然会促进地图的绘制；促使当时的汉中央政府，通令地方奏进地图，并汇集起来以备绘制全国总图。这些图籍秘书由帝王委派的御史中丞执掌。　　中国古往今来通称地图为舆地图，或简称为舆图。从历史上看，舆地图的称谓开始于汉代。《史记》卷１１８《淮南衡山列传？索隐》引虞喜《志林》说：舆地图，汉家所画，非出远古也。这里的舆，是尽载行事之意，即在舆地图上，尽量包罗当时的田赋、户口、行政、车乘等内容。我国史籍中关于汉代舆地图的记载很多。从史籍的记载得知汉代舆地图不仅汉代马援（公元前１４-公元１９年）、晋代裴秀看到过，其它，东晋虞喜的《志林》、北魏郦道元的《水经注》以及唐代徐坚的《初学记》等都曾提及汉代的舆地图。　　关于汉廷应用舆地图和个人绘画地图的事，史书上也有不少有关记载。　　《汉书？淮南王传》载：日夜与佐吴等按舆地图，部署兵所从入。《汉书？李广传》载：陵于是其步卒五千人，出居延，北行三十里，至浚稽山止营，举图所过山川地形，使麾下骑陈步乐还以闻。《后汉书？邓禹传》：光武舍城楼上，按舆地图，指示禹曰：天下郡国如是，今始乃得其一。《后汉书？皇后纪？明德马皇后》：十五年（明帝永平十五年，公元７２年），帝按地图，将封皇子，悉半诸国。《后汉书？李恂传》：后拜侍御史，持节幽州，宣布恩泽，慰抚北狄，所过皆图乌山川、屯田、聚落百余卷。悉封奏上，肃宗嘉之。说明当时地图广泛应用于军事，还按舆地图评定土地疆界、封建王国。此外，当时的地图测绘技术还有应用于农田水利。　　如武帝时，水工徐伯就使用了以竖标测定漕渠路线的方法，东汉明帝时，王景治河，疏决壅塞，开凿山阜，进行了地形的测量，东汉末关于地图应用于军事方面的故事就更多了。　　由于秦汉时科学技术有了较大的发展，使得地图测绘技术当时在世界上处于领先时期，测绘工作的基础数学已经开始形成了体系。我国测绘术萌芽于上古的夏禹治水，战国时使用较广泛，秦汉时测绘术已发展成理论完善、技术较为先进的广泛用于地图测绘的一门测绘技术了。开始时理论上主要建立在勾、股、弦定理的基础上，后来发展为重差法.在技术上，创造和发明了基本的测量仪器和工具，其中测方向的仪器司南和测距离的仪器矩是这一时期主要的测量仪器。随着生产和生活的需要，研究出测定目标物高、远、大小的各种测量方法，这些都记载在《海岛算经》和《周髀算经》中，这是我国劳动人民在长期的测山、测海、开路、治水的测量实践中总结出的世界上最早的一部应用测量学，在世界数学史和测量史上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三）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地图　　１９７３年冬至１９７４年春，考古工作者在湖南长沙东郊马王堆发掘了一、二、三号汉墓，其中三号汉墓出土了３幅绘在帛上的地图，它们分别是地形图，驻军图和城邑图，根据与地图同时出土的一件随葬木牍的记载，有十二年二月乙巳朔戊辰字样，可以断定地图是汉文帝初元十二年（公元前１６８年）以前制作下葬的，迄今已有２１００多年历史。　　地图按一定的比例、方位，详细地彩绘了西汉长沙国南部（今湖南、广东、广西等省区的衔接地带）的山脉、山峰、河流、水源、县城、乡里、道路、里程等，内容之丰富，勘测之精密，绘画之艺术，均显示了当时的高超水平，是我国现存最早的并以实际勘测为基础的彩色地图，并以其古老、精湛而名震中外，堪称为中国古典地图观止，被世界历史地理制图界人士誉称为惊人的发现.马王堆出土的汉初地图，是目前世界上发现最早的以实测为基础的古典地图。它表明了我国２１００多年前地图科学的蓬勃发展和地图测绘技术的高度水平。　　１。地形图马王堆汉墓出土的３幅古地图中，第一幅属于地形图，经过修复后的原图尺寸，长宽各９８厘米，成正方形。原图无图名，图例，亦未标注比例尺、绘制年代或任何说明文字。但地图本身的内容很丰富、详备，包括山脉、河流、聚落和道路等要素，从地图所表示的基本内容来看，它相当于现代的普通地理图或地形图。也就是汉代通常所称的舆地图。制图区域范围大致包括东经１１０°u33267X１１２°u65299X０′，北纬２３°u33267X２６°u20043X间，地跨今湖南、广东和广西三省衔接地带，地图的主区为西汉初年长沙国的南部，即今湘江上游潇水和南岭九嶷山一带，这部分绘得比较准确、详细。主区以外的邻区，尤其是南粤部分表示的内容则很粗略，这部分地区是当时南粤王赵佗的辖地，图的精准程度显然下降，特别是海岸线绘得很不准确，这主要是缺少具有较高水平的测量材料的缘故。整幅地图的比例尺经过对比量测估算，平均的概数为十八万分之一。　　图上所绘聚落即居民点共有８０多个，分为二级：县级和乡里级，其中县级居民地共有８个，乡里级居民地，可辨认的有７４个。县城用方框表示，乡里用圆圈表示，注记写在框里，所用字体近于篆书和隶书之间，这表明地图所使用的符号已作了统一的设计。地图上大部分县城和一些主要乡里居民地之间都有道路联系，图上道路用粗细均匀的实线表示，个别道路用虚线表示，可以判读出来的道路共有２０多条。这幅地形图上山脉、河流的绘制也别具匠心，据统计，图上所绘的河流大小共３０多条，其中有９条主要河流注记了河流名。图上还标有冷水和澡水河源所在，河流的线状符号的表示如同现代地图，从上源至下游，线条由细变粗，例如图上最大的一条河流，河源部分线符粗０。１厘米，到营浦以下逐渐加粗到０。８厘米，水系绘制生动、合理，同现代地形图上的相应部分的水系相比，可以看出河流的分布、流向和弯曲情形大致相符，主、支流的关系明确，河流与山脉间关系处理得当，弯曲自然，河流交汇点的绘法合理，河流名称的注记在汇入主流的河口处，便利读图。　　由此可见此图的绘制技术已相当高明且有条理。南岭地区山岭纵横交错或盘结成簇，该图采用闭合的山形线表示山脉的座落、山体的轮廓及其延伸方向，在闭合曲线内还附加晕线，使山脉十分醒目，所有山脉在图上皆未注其名称，但在图上九嶷山所在位置标注有帝舜和深水源五字，九嶷山是传说帝舜死后墓葬地舜陵所在，为当时的名山，因比图上绘画得特别明细，这里的山形曲线绘制成鱼鳞状，以表示其峰峦起伏耸立，又添了九条高低不等的柱状符号，大概是代表九座不同高度的山峰。　　综观全图，此图的显著特点是水系表示得较为详尽而醒目，有的河流名称、河源、流向与现代实测地图基本一致；而该图山形地貌的表示，已不拘泥于通常的形象图画，而且用了闭合曲线来表示山体的范围、谷地、山脉延伸方向，并辅以侧视、俯视相结合的方法表示了九嶷山区耸立的峰丛，这与现代地形图上利用等高线，配合山峰符号的画法是相似的。尤其是在地图绘制技术方面，看来当时已有了初步的制图原则，例如，对地图内容的分类分级、化简取舍，地图符号图式的设计，以及主区详邻区略等，有些原则至今还在应用。这充分说明了２１００多年前，中国的地图测绘已达到了很高的水平。　　２。驻军图马王堆汉墓出土的第二幅地图是驻军图，长９８厘米，宽７８厘米，是用黑、朱红、田青三色彩绘成的彩色军用地图。其范围仅仅是地形图的东南部地区。比例尺大致是八万分之一至十万分之一左右，图面注记的字头方向不一致，也许为着便利使用地图的人们从四面观看地图。　　驻军图的基本内容除山脉、河流、居民点和道路外，突出表示了九支驻军名称、布防位置和防区界线、指挥城堡、军事要塞、烽燧点、防火水池等地形要素。该图把有关军事方面的内容，用朱红色突出表现于第一平面，而河流等地理基础用浅色表示于第二平面，这与现代专门地图的多层平面表示法是相类似的。山脉的表示在图上也被化简为用单线（相当于山脊线）表示山脉的走向，而与地形图的山脉表示方法完全两样。这对于减轻非专门内容要素的载负量是有好处的，使地图明显易读。驻军图上至少有９个山头标注了名称，如留山、昭山、蛇山等，专门标注名称，或许是因为它们都是军事上制高点的缘故。图上的河流用淡色调的田青色标绘，大小总计有２０多条，其中１４条河流在其上源注记河名，如：大深水、资水、如水等。　　居民地和道路在驻军图上作为与军事驻防有密切关系的地图内容要素来表示。全图注有名称的居民地至少有４９处，大多数用红色圈形符号表示，地名注于圈内，一般旁注居民户数，户数最多的龙里１０８户，最少的资里１２户。此外，一部分居民地旁注不反（返），一部分居民地旁注今毋（无）　　人字样，该是当时因军事驻防需要而进行调查后记载下来的实际情况；还有一些居民地如胡里旁注并路里，诱里旁注并波里，看来是为了军事需要，当时实行了移民并村的措施。道路在驻军图上也作了突出的表示，用红点线标绘，有的还注明了里程数。　　驻军图重点表示的军事内容是九支部队的设营地。它们包括周都尉军两支、徐都尉军四支、司马得军两支、桂阳□□军一支，共九支驻军。在图上用黑、红两色双线勾框、突出表示，框内标出驻军名称。各支驻军营地大多选择布设在河谷地带内的制高点上。地图中央绘有三角形的城堡，内注箭道字样，它是驻军图上的中心城堡，是各支军队的总指挥部。从图形上分析，属于城堡一类，它的位置正当大深水河谷几条支流的汇合点上，三面环水，一面傍山，筑有城垣、战楼和瞭望楼等附属建筑。这种三角形城堡，只需在三个顶点分设岗楼即可控制周围形势。朝着前沿的南边城外，增设一瞭望楼，有复道与城垣连接。为了进一步加强军事守备的需要，在图上用朱红色线划绘出了警备设防区域的界线，前沿的防区界上标出了留封、昭封、居向封等边塞烽燧点，相当于现代战争的前沿监视哨所。　　总之，驻军图作为军事要图，主题鲜明，层次清楚，体现了中国古代军事测绘的高度水平。军事专家们认为该地图反映了汉初长沙国守备作战的兵力部署情况，体现了中国古代的传统的复线式部署兵力，重视组织指挥并充分利用地形条件的守备作战思想。从图面上分析这幅图，驻防区域正面约４０公里，纵深约有５０余公里，分兵两线，并依托山谷扼守通道，第一线前沿地带和第二线三条山谷，各部署三支军队，西线距离约１５- ２０公里，三角形指挥部的左后方有两支军队，类似当今军事上的预备队，以上各军队成梯队布列。还有一支左邻部队。在第一线前沿，顺山坡向下前出约５- １０公里处，标有８个前哨点，形成警戒阵地。从图上反映出守备重点地段在左前方，预备部队和友邻的加强部队的兵力有重点地配置在这里。同时，左翼居民地较多，地形条件利于驻军的隐蔽，又便于防守。加上这里又南临南粤大川，在此驻军又利于出击，通向敌后。从图上可知指挥机关居中部四水汇合口，通过水路与前后方的联系均较方便。三角形指挥城堡设有五个箭楼及防守工事和复道.驻军图不愧为我国现存最早、内容精湛的彩色军事地图，是中国古典专门地图珍品中之瑰宝。　　３。城邑图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弟三幅地图是城邑图，开始时曾称为街坊图，这是一个城的平面图，绘有城垣和房屋等，该图表示的城邑具有相当的规模。有人认为它是长沙国首邑以外的某个县城，但图上又绘有多座豪华的宫殿建筑。　　墓主人是利苍之子，他是长沙国丞相轪（ｄàｉ，音代）侯家族后代，较大可能图上绘的是长沙国首邑。　　这幅古老城邑图的发现，对研究中国早期城邑的形制、规划布局、城防设施、城垣、城堡、古楼阁建筑艺术等方面都是很有价值的图面资料。　　（四）气　象　知　识　　我国古代对气象知识方面十分重视，这主要是由于农业生产发展的需要，对降水和风力需要有很好的预测和把握。　　降水与农业生产关系密切。秦汉时期，政府就规定要上报作物生产时期的雨泽。秦代把它作为一项法令，如湖北省云梦县出土的秦墓竹简中有关农业生产的律文规定稼已生后而雨，亦辄言雨少多，所利顷数（《睡虎地秦墓竹简》，文物出版社１９７８年版，第２４页）。汉代也要求自立春至立夏尽立秋，郡国上雨泽（《后汉书？礼仪志》），即在整个农作物生产期间，各地都要向中央上报降雨情况。这时既能报雨泽多少，必有计量单位，但是否已经使用了雨量具，还不很清楚。云的观测在预报天气中用处很大，《汉书？艺文志》中著录有《泰壹朵子云雨》和《国章观霓云雨》（这些书很可能都有附图）等书，这说明当时人们已很注重通过云来判断未来晴雨。　　汉代已用多种风信器观测风向。最简单的一种叫作伣（ｑｉàｎ，音欠），殷墟卜辞中已有伣字，它可能是一种在长杆上系以帛条或鸟羽而成的简单示风器。《淮南子？齐俗》记载：伣之见风，无须臾之间定矣。就是说伣在风的作用下，没有一刻是平静的。《后汉书？张衡传》说，阳嘉元年（公元１３２年），张衡造候风地动仪. 候风和地动应是不同的两种仪器，可惜作者对候风仪未加介绍。《三辅黄图》中有两处提到候风仪，一处记台榭时说：郭延主《述征记》曰：长安宫南有灵台，高十五仞，上有浑仪，张衡所制，又有相风铜乌，遇风乃动。另一处记建章宫时说：建章宫南有玉堂，……铸铜凤高五尺，饰黄金，栖屋上，下有转枢，向风若翔。这两种候风仪都是铜制的，一作乌状，一作凤形，都能随风转动，以示风向。汉代的《京房风角》是以风来处远近而论风的急缓。至于风向，在战国和汉代著作中常见八方风名。而由八个天干、十二地支和四个卦名组成的二十四个方向在汉代已经出现。　　观测湿度的仪器在我国的出现也较早。据《史记？天官书》和《淮南子？天文训》记载，当时是用悬土炭的方法，观测冬至或夏至天气的湿度情况。　　即在衡（类似现在的天平）的两端，一端悬土，一端悬炭（因炭吸湿性强），以测湿度的变化。那时在冬至前两三天把土、炭分别悬在衡的两端，使之平衡。到冬至日，如果炭重，就说明大气的湿度增大了；测夏至日湿度变化的方法也是这样。同时，以阴阳二气的理论进行解释，如《淮南子？天文训》说：阳气为火，阴气为水。水胜，故夏至湿；火胜，故冬至燥。燥故炭轻，湿故炭重。此后，这种观测炭的轻重变化的器具，就成为悬炭识雨的晴雨计了。此外，汉代又能视琴弦的弛张，以测晴雨，如王充在《论衡》中指出：天且雨，琴弦缓。因为湿度增大时，弦线也会随之伸长。　　汉代有关天气现象的理论，以董仲舒和王充的有关论述为代表。董仲舒的《雨雹对》以阴阳二气相互作用的理论阐述各种天气现象如风、云、雨、雾、电、雷、雪、雹的产生，是唯物的，他认为：攒聚相合，其体稍重，故雨乘虚而坠。……风多则合速，故雨大而疏；风少则合迟，故雨细而密。即雨滴是由小云滴受风合并变重下降而成。风大则云滴合并快，使下降的雨滴大而疏，风小则云滴合并慢，使下降的雨滴细而密。这种认识基本上符合现代的暖云降雨理论。王充在《论衡》中也提出了云、雨、雷、电等的形成原因和水分循环理论，他认为雷电是由于爆炸起电，他用一斗水灌冶铸之火来解释雷声是很有道理的；王充特别对雷电现象有季节性作了科学解释，他把雷电的季节性出现，归结为太阳的热力作用发生变化，认为春季太阳热力作用渐强，所以有发生雷电的可能，夏季太阳热力作用强盛，所以雷电也比较厉害，秋冬太阳热力作用已经衰弱，所以雷电现象也就很难出现了。《论衡》中还有不少天气谚语，如朝有繁露，夕有列光，意即早晨要是有很多的霜，夜间的星必定既多又亮。这些说明当时的劳动人民在生产活动中，已了解到不少有关天气变化规律的现象。　　六、农艺学　　秦汉时期，全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是黄河流域。这个时期，农业生产虽有短时期衰落的现象，但总的说来，是不断向前发展的。　　秦汉之际，由于战争影响了农业生产，致使国家不富，百姓生活艰苦。　　汉初，一些有影响的政治家如贾谊、晁错等，都上书皇帝，劝皇帝采取重农政策，发展农业生产。人民获得了６０多年的休养生息时间，经过文景之治，到汉武帝时，已是国家富裕，非遇水旱之灾，民则人给家足，都鄙廪庾皆满，而府库余货财。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众庶街巷有马，而阡陌之间成群，而乘字牝者傧而不得聚会。（《史记？平准书》）然而，汉武帝为了解决来自北方的军事威胁，长年用兵，使国力消耗很大。武帝末年，国库空虚，于是又积极推行重农政策，任命赵过为搜粟都尉，对农业进行了一些技术改革。　　刘秀建起的东汉王朝由于两汉交替期间的连年混战，豪强横行，土地荒芜，百姓饥困。但刘秀毕竟是长于民间，颇达情伪；见稼穑艰难，百姓病害，所以至天下已定，务于安静；解王莽之繁密，还汉世之轻法（《后汉书？循吏列传》）。从而形成了全国人口、农业和社会经济迅速恢复和发展的中兴局面。刘秀的儿子明帝仍能遵奉建武制度，无敢违者，因而呈现了天下安平，人无徭役，岁比登稔，百姓殷富，粟斛三十，牛羊遍野（《后汉书？明帝纪》）的繁荣景象。　　两汉前期之所以有文景之治、武帝鼎盛和光武中兴的形成，因素很多，情况复杂，主要是在治国总方针上，以黄老刑名之学力指导思想，实行清静无为、与民休息、重农贵粟，抑制豪强商贾，保护和开发边疆；在征税上，实行轻徭薄赋和复除制度；在土地制度上，推行限田度田，强化私有，遏制兼并，致力屯垦；在农业生产中，大力推广高产耕作法、先进农具和技术，引进、培育优良动植物品种，兴修农田水利，发展灌溉、漕运事业。　　此外，在抚困济贫，促进人口增殖诸方面也有显著成效。这些强有力的政策和措施对提高农业生产，发展国民经济，安定社会秩序，巩固中央集权等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一）重农思想和农学思想１。重农思想我国的重农思想有深远的历史渊源。早在西周时代，就有了重农思想的萌芽；及至春秋战国时代，则形成了以农本论为特色的重农思想；秦汉以后，则产生了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的重农理论，而成为我国重农的传统。　　秦汉时的重农思想，除了继承和发展了农本思想外，更多的是从农业是人民的衣食之源的角度申论重农的必要，从而把我国古代的重农思想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也为秦汉时期农业科学技术的发展提供了理论保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