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向我报告说： 1945年5月1日 铁托的正规部队现在正在的里雅斯特作战，而且已经占领了伊斯的利亚的大部分。我十分肯定，如果命令他的部队撤出，他不会照办，除非俄国人叫他这样做。 如果联合参谋长委员会命令我在必要时用武力去占领整个威尼西亚·朱利亚，我们当然就负责去跟南斯拉夫军队作战，他们至少得到了俄国人的道义上的支持。在我们还没有负此责任以前，我想我们最好考虑一下我们自己的部队对于这件事情的心情。他们对铁托的游击部队深为钦佩，并且对于他们的为自由而斗争十分同情。因此在叫他们从对共同的敌人掉转方向去攻打一个盟国以前，我们必须十分小心。当然我不应当擅自揣度我们国内人民的反应，你对于他们熟悉得多。※ ※ ※ 事实上铁托的部队在4月30日已经进入的里雅斯特，他们不仅希望夺占那个城市及其周围的地区，而且希望接受七千名德国驻防军的投降，收缴其全部装备。直到第二天下午，南斯拉夫的军队才在蒙法尔科内以西的地方，跟新西兰第二师的先头部队接触。5月2日弗赖伯格将军和他的新西兰部队进入的里雅斯特，接受了德国驻防军的投降并且占领了船坞地区。 5月5日亚历山大来电称： 铁托……自己觉得在军事地位上，比起以前我在贝尔格莱德的时候，他所预见的来得强，因此想拿赢到手的筹码来兑取现钱了。当初他曾希望在我最后离开的里雅斯特以后，他再走进去。现在他要盘踞在那里而仅许我有使用的权利。 我们必须记住自从我们上次会见以后，他曾经去过莫斯科。如果我能向他保证：当我不再需用的里雅斯特作为奥地利我军的基地时，就可以让他并入他的新南斯拉夫里边去，我相信他会遵守我们的原议的。 亚历山大电文中的最后一句，使我有必要把我们的政治见解说清楚。 5月6日我答复说：“对于所有你同铁托的通信我完全感到满意。我很高兴你们已经进入了的里雅斯特、戈里齐亚和蒙法尔科内，你及时地把你们的脚跨进门槛。铁托有俄国作后盾，他要极力挺进，但是我不认为他们敢于在你们现在的情况下攻击你们。除非你能够跟铁托商定一个满意的工作安排，如有什么争议的事情，必须由有关政府来处理。并不存在你同他订立什么关于把伊斯的利亚，或战前意大利的任何部分归并到他的‘新南斯拉夫’的协定这样的问题。世界的这一地区的命运当留待和平会议桌上来解决，你务必让他了解这一点。”①我又加上： ①作者后来用的着垂体。 为避免引起铁托或南斯拉夫指挥官的任何妄想起见，最好的办法是在这个地区里驻有一支充实的军队，在现代武器上须占有极大的优势，并且时常有空军示威，但要尽可能不妨害你向维也纳的进军，那一方面，我相信你正以最高的速度在加紧进行。 我料想你已经清除了的里雅斯特入口处障碍物，这样你很快可以有若干强大的海军在那里。实力就是安全与和平。 你无疑已经看到关于我们在维也纳受到〔俄国人的〕待遇而表示不平的电报。你们显然有权尽可能快和尽可能远地前进到从前的敌人的领土以内，直到你们跟俄国或南斯拉夫军队互相接触，那时候你们应该采取在西线上已证明为成功的友好招呼的方法。※ ※ ※ 一星期后，5月12日，在西战场已经出现一些伟大的事件以后，杜鲁门总统来了一个最受欢迎的强有力的电报。他说他对铁托在威尼西亚·朱利亚的行动越来越关切。铁托似乎无意放弃那块土地或让这个由来已久的问题等到战后作总的解决。总统说，我们现在必须决定：是否应该捍卫关于领土问题应由正规手续来解决的基本原则，而反对用武力、惆吓，或讹诈。如果铁托得逞，他或许还会要求南奥地利、匈牙利和希腊的一部分地区。尽管这可能危及意大利的稳定及其同俄国的关系，但是现在的问题不是在意大利和南斯拉夫之间的争端上应偏袒哪一方，或者卷入巴尔干的政治问题中去，而是要决定英国和美国是否准备容许它们的盟国不受约束地从事攫取土地，或者采取一种令人很容易回忆到希特勒和日本所使用过的策略。南斯拉夫占领的里雅斯特，其后果要比眼前所牵涉到的领土问题远大得多。他极力主张，我们应该坚持让亚历山大元帅有权完全和独占地控制的里雅斯特和普拉，通过哥里齐亚和蒙法尔科内的交通线，以及东边很大的一块地区，足以保证适当的管理。杜鲁门先生说，我们应该准备考虑促使铁托实行撤兵的任何必要步骤。 他又附来一份将由我们的大使送交贝尔格莱德的电报稿。 他们建议我们根据雅尔塔协定把我们的计划通知斯大林，并且在结束时有下面几句话：“如果我们在这个问题上坚定不移，像我们正在波兰所做的那样，那么我们就有希望避免其他大量类似的侵占行为。” 我从我的新伙伴那里得到了这样无上宝贵的支持，不用说我感到怎样的放心。 首相致杜鲁门总统：1945年5月12日 你所说的话，我字字同意，而且我要照你所建议的方针，尽我的一切力量去做……如果在我们的力量分散以前，我们能够牢牢地驾驭局势，欧洲也许可以避免另一次大屠杀。不然的话，我们的全部胜利果实可能要付诸东流，而世界组织所要防止的领土侵略和未来战争这两个目标，将一个也达不到。 我希望对从欧洲〔向远东〕转移的美国陆、空军能发出一道停止移动的命令，无论如何在几周内应当这样。我们在复员方面也应当如此。这个停止移动的命令即使给人知道也只有好处而没有害处。…… 我正在按照你的建议向我们在贝尔格莱德的大使发出指示，照你提出的方针去同铁托会谈，并且要在每一个阶段跟你们的大使步调一致，不论是口头表示，还是递送相同的、平行的或联合的外交文件。 我赶快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亚历山大。 首相致陆军元帅亚历山大：1945年5月12日 你即可看到我刚接到的总统关于铁托的一个最坚定和令人鼓舞的电报。我已经向他保证：我们将支持他的政策，并且正在给在贝尔格莱德的史蒂文森发出指示，要他跟那里的美国大使采取一致行动。在有关的十八个师中，我认为你都可以指望动用。六个英国和英印师是听帝国的命令的。我想那个巴西师大概会跟那七个美国师一致行动。据我想象，对那两个波兰人的〔波兰师〕，没有比这更加情愿的事了。英美一致行动这一个事实应该使所有部队对它有明确的理解。 看到有我们许多伟大盟国和这一个新总统给我们这么许多帮助，你一定十分高兴。这种行动如果坚持下去，大可以防止世界大战的再一次发生。我当然认识到它会影响每一个战区，因此，我深信杜鲁门总统也有同样的认识。※ ※ ※ 自从新总统给我大胆的电报以后，华盛顿内部看来有一些强烈反应的模样。 “别让我们绑在欧洲”，这种论调一向是可怕的。毫无疑问，从前因美国退出而使国际联盟遭到破坏，以致引起第二次世界大战。现在前途未卜，那种论调起着几乎同样致命的作用。这时候还有一种愿望，就是想把一切可用和适合的力量集中于远东方面来消灭日本。这种愿望得到有势力的一派的支持，这一派从开头就把远东放在欧洲的前面。我主张发出“停止移动”或“坚守阵地”命令的建议，似乎已经在总统的圈子里突然引起了这种争辩。无论如何，他的复文似乎比以前有关的里雅斯特的来电，在语气方面已略有不同。 5月14日他说，在考虑西方盟国应否继续占领——即使是暂时占领——在德国的苏占区时，他宁愿先看看事态的发展。杜鲁门先生说，至于南斯拉夫人，我们应该等待有关贝尔格莱德去电的报告，然后决定用什么兵力，如果我们的军队被攻击的话。除非铁托实行攻击，就不可能把美国卷入另一个战争中去。两天以后他又重申，他不能也不愿他的国家卷入一场对南斯拉夫人的战争中去，除非他们攻击我们。在那种情况下，我们才有理由用盟国的军队把他们打退到足够远的地方，以防止再发生任何侵略。 这时候，围绕的里雅斯特局部的事态变得尖锐化起来。起初亚历山大认为如果铁托能把他的作战部队和后勤部队置于盟军司令部指挥之下也就可以满意了，至少在我们行动的地区里能做到这样，虽然我们更希望他们能完全撤退。但是南斯拉夫的守军和哨兵正在限制我们的行动。他们在奥地利和威尼西亚·朱利亚的行为在英美两个盟军中产生了不良的印象。我们方面的人对于触犯他们正义感的行为也只能袖手旁观而无权干涉，因此感觉到他们是在宽恕不法行为。亚历山大来电说，“结果是，现在反对南斯拉夫的情绪是强烈的，而且日益增强。现在我们已经确信，跟南斯拉夫军队或游击队共占一个地区，或者允许南斯拉夫的行政机构发挥作用的解决办法都是行不通的。” 5月19日我给总统复电如下： 首相致杜鲁门总统：1945年5月19日 我十分恭敬地请你对于“对南斯拉夫人的战争”以及“攻击我们”这些话作一些进一步的考虑，希望你不要有所介意。我并不指望跟南斯拉夫人有一场战争，而且除了战争之外，我认为我们的大使们就不应撤出。正是在危急关头，大使们应该留在当地。同时铁托的答复已经到来，完全是否定的。我们显然不能让事情这样下去，现在必须立即采取行动。 否则将显出我们一向只是虚声恫吓，而事实上却是会让人吓跑的。 我认为我们应该防止对我们前线军队的粗暴对待，或者表面上是和平的渗入而实际与盟军司令的指示相违反，并且在规模上足以危害我军现在所处的地位。举例来说，假定他们在某一个英国或美国部队的周围占取阵地，以致那一个部队的命运操在他们的掌握之中，那么我们是否不先要求他们退到你所指定的合适的界线以外，而等待他们向我们开火？我确信你的意思并不如此，但是我想可能发生的正是这类的事。 我不认为在这些情况下，亚历山大为保证他的军政府发挥固有的职能所采取的行动构成“对南斯拉夫人的战争”。但是我当然认为应该施加压力使他们离开的里雅斯特和普拉而回到划定的界线中去，这种压力应该视作为边界事件的性质而不作为主要的外交决策。我认为不能以我们自己的军队在任何情况之下不得开火为根据，而让他们在你我都认为有权占领的地带以内，挨打和受人虐待。今天已经有许多南斯拉夫人正在越过伊松佐回去，而且他们的凶焰已略有减退。我信赖你5月12日所给我的电报。 5月21日杜鲁门先生说，他也认为我们不能让事情这样下去。我们应该拒绝铁托的答复而立即加强我们的兵力，使南斯拉夫人对我们的意图明确无疑。他建议艾森豪威尔和亚历山大应该在陆地上和空中显示一次力量，并且把它安排在与我们拒绝铁托要求的同一时间内。总统认为有一次厉害的示威也许可以使铁托清醒过来，但是如果发生冲突，他怀疑是否能当作边界事件看待。 因此他给我一份他发给亚历山大和艾森豪威尔的相应指示的文本，但是他在电报的结尾露出一句话来：“对于美军向太平洋方面调动，我不应有任何可以避免的妨碍。” 首相致杜鲁门总统：1945年5月21日 我完全同意你发给亚历山大和艾森豪威尔的电报，而且我们的参谋长委员会将照此通知你们的参谋长联席会议以便联合参谋长委员会可以发出必要的指示。为节省时间起见，我正在秘密地通知陆军元帅亚历山大。 2．我想，如果我们展开的阵势令人感到可怕，那么我们很有希望或许可以不经战争而得到解决。我相信我们在这件事情上的坚决态度，在跟斯大林讨论的时候，将是有价值的。 据我看来，大有必要使我们三人尽早会见。在6月间，这里或将进行大选的竞选运动，但是各党在外交政策上既然意见一致，就不会有延迟的必要。你能否告诉我关于适宜的日期和地点的意见，以便我们分别向斯大林提出要求。我就怕他拖延时间，等到我们军队解散的时候，他可以留下来在欧洲称霸…… 亚历山大的参谋长，陆军中将摩根终于跟南斯拉夫人在一条环绕的里雅斯特的分界线上达成协议。※ ※ ※ 跟苏联和铁托的摩擦继续增加，这样经过了一个月以后，斯大林本人才跟我谈到南斯拉夫的问题。 斯大林元帅致首相：1945年6月21日 尽管南斯拉夫政府已经接受了美、英政府关于伊斯的里亚-的里雅斯特区域的建议，可是的里雅斯特的会谈似乎已陷于僵局。主要原因在于地中海盟军司令部代表们对南斯拉夫人哪怕是最起码的愿望，也不愿加以考虑。然而南斯拉夫人把这一地区从德国侵略者手中解放出来是立过功的，尤其是在这一地区内南斯拉夫的人口占大多数。从盟国的观点来看，这种局面是不能认为令人满意的。 由于我不愿使事情恶化，所以我一直没有在我们的通信中，对于陆军元帅亚历山大的行为唤起你的注意，但是现在我不得不强调，我不能接受陆军元帅亚历山大在这些会谈中有时候谈到南斯拉夫人时所用的傲慢的语调。尤其绝对不可容忍的是，陆军元帅亚历山大在一件正式的公开的函电中，竟把铁托元帅同希特勒和墨索里尼相提并论。这种比拟是没有道理的，而且对南斯拉夫是一种侮辱。 苏联政府对于6月2日英、美代表送交南斯拉夫政府的使用最后通牒的语调的照会也感到出于意料之外。用这种方法怎么能够得到切实而积极的效果呢？ 这一切使我不得不提请你注意已经产生的这种局面。 像以前一样，我希望关于的里雅斯特-伊斯的里亚问题，南斯拉夫的合法利益应予以满足。尤其因为在主要的问题上，南斯拉夫人已经向盟国作了妥协。 我的答复如下： 首相致斯大林元帅：1945年6月23日 感谢你6月21日的来电。10月间我们在克里姆林宫中共同的意见是，处理南斯拉夫的事情应该做到俄国和英国大约各占一半势力。目前事实上却很像是百分之九十与十之比，甚至在那可怜的百分之十中，我们已经受到铁托元帅的猛烈的压力。这种压力是如此地猛烈，以致美国和英王陛下政府不得不调动好几十万军队以免受到铁托元帅的攻击。 2．南斯拉夫人对世界这一部分地区的意大利人很残酷，特别是在的里雅斯特和阜姆，而且总的说来，显示出一种倾向，就是他们想利用已经侵入的轻装部队来攫取那里的全部领土。如果没有你们那一方面从东方和北方来的受人欢迎的大规模进军，如果没有陆军元帅亚历山大在他的意大利战线上控制了二十七个师的敌军而且终于迫使他们投降，那么，这些轻装部队绝不可能有什么进展。我认为不能说铁托元帅曾经攻克了这整个地区。这一地区的攻克是由于东西两方面强大得多的军队的行动，才迫使德国人从巴尔干作战略的撤退。 3．无论如何，我们已经达成一项协议，并建议付诸实施。 我们认为任何领土的永久改变，应该放到和平会议桌面上去解决，因此在和平会议举行以前，铁托元帅绝不会由于接受了我们所要求的目前的分界线而受到任何损害。在这中间的一段时期里，一切事情，我们都可以在柏林共同商议。 4．陆军元帅亚历山大电报的措词，实际上大部分采用了美国总统的原稿。我们不明白为什么我们到处要受人攻击，尤其是受我们所帮助过的人的排挤。那些人，在你们能够和他们接触以前，我们已经加以帮助。因此，在我看来，没有理由要为陆军元帅亚历山大请求原谅，虽然我并不知道他要用如你所说的方式来起草他的电报。 5．照我看来，从吕贝克经由艾森纳赫和的里雅斯特，往下直达到阿尔巴尼亚而连成一线的俄国化的边界，是一桩在好朋友之间需要一番大辩论的事情。 6．我们在不久就要举行的会议上必须共同来商量的正是这些事情。 在以下几页里，我们暂且把铁托和的里雅斯特的问题放下不谈。※ ※ ※ 在德国投降和柏林三国会议之间这段令人不安的间隔时间里，戴高乐将军也决心既要维护法国在叙利亚的地位，在这方面他跟我们一贯追求的叙利亚独立的政策相违反；又要保持在意大利的地位，在那方面他跟美国有抵触。 早在2月27日那一天，我曾经在下院以明白的措词声明我们的政策。 我必须直接了当地把英王陛下政府对叙利亚和黎巴嫩以及对同法兰西盟国的关系的立场讲清楚。那种立场受着1941年作出的声明的约束，在声明里英法两国曾明确宣告这些地中海东岸国家的独立。在那个时候和从那以后，英王陛下政府一直表明他们绝不打算在地中海东岸国家中以英国势力取代法国势力。我们也决意尊重这些国家的独立，鉴于法国久已和叙利亚建立了许多文化上和历史上的关系，我们竭尽全力来为法国保持一个特殊地位。我们希望法国人可能保持那种特殊地位。我们相信这些国家将得到世界组织的许可而能够牢固地建立起来，同时法国的权利也将得到承认。 然而我必须说明，不论是叙利亚或黎巴嫩的独立，或是法国的权利，都不能单由我们用武力来保卫。我们谋求二者，而且不认为它们是互不相容的。所以切不可把过重的担子让英国单独来挑。我们应当注意到这样的事实：俄国和美国已经承认和赞成叙利亚和黎巴嫩的独立，但是不赞成任何外国有什么特殊的地位。 法国的解放在地中海东岸国家方面引起一种严重的危机。若干时间以来，已显出需要一个新的条约来规定法国在这个地区的权利。我从雅尔塔回国途中，曾在开罗会见了叙利亚的总统，并且极力劝他跟法国和平解决。地中海东岸国家本来不愿开始谈判，但是我们曾说服他们这样做，于是会谈开始。法国的代表贝内将军到巴黎去请示，而整个叙利亚抱着不安和激动的心情等待他的方案。由于发生了拖延，方案没有送来；消息随即传开，说法国援军已在路上。5月4日我曾经给戴高乐一份友好的电报，说明我们对地中海东岸国家没有任何野心，新的条约一经缔结实施，我们即将从叙利亚和黎巴嫩撤出全部军队。但是我也提到，我们在整个中东地区的战时交通必须保持，不受扰乱或阻碍。我向他说明，派遣援军到那里去，不管人数怎样少，必然被看作一种高压的手段，并且可能引起严重的后果。这个忠告没有被接受。5月17日法国军队在贝鲁特登陆了。 接着愤怒爆发了。叙利亚和黎巴嫩政府中断谈判，并且说现在战争已经结束，要求盟国应撤出一切外国军队。反对法国人的罢工和示威开始了。在阿勒颇被杀死的有八个人，受伤的有二十五人。叙利亚下议院下令征兵。5月26日我们外交部对于法军增援表示遗憾的声明引起了第二天巴黎方面的答复，扰乱是由人为的原因激起的，并且说英国军队调进去的更多，叙利亚人和黎巴嫩人却没有提出抗议，也没有经过法国人的同意。事实上我们在5月25日曾向叙利亚政府呼吁，请他们控制局势，但是28日他们告诉我们，事情太大，担当不了，因此他们对于国内秩序，不再能负责任。法国人已在霍姆斯和哈马开始炮轰；法国装甲车正在大马士革和阿勒颇的街道上巡逻；法国飞机正低飞在进行祈祷的伊斯兰教寺院屋顶上，而且机关枪架在建筑物的屋顶上。 5月29日晚上大约在七点钟的时候，法国军队和叙利亚人在大马士革发生了剧烈的战斗，并且继续了好几小时直到深夜。法国炮队开火，使很多人丧命，财产也遭毁损，法国军队则占领了叙利亚议会的房屋。炮击时断时续地继续下去，直到5月31日的早晨为止，伤亡的人数大约有两千人。 霍姆斯的省长已恳求英国第九集团军来进行调停休战。 我们现在不可袖手旁观，因此在5月31日通知中东总司令伯纳德·佩吉特将军恢复秩序。他把我们的要求传达给法国司令，后者奉到巴黎的指示后，宣布“停火”。我给戴高乐将军下面一份电报： 首相致戴高乐将军（巴黎）：1945年5月31日 鉴于贵国军队和地中海东岸国家之间所发生的严重局势，和已经爆发出来的剧烈战斗，我们深感遗憾地命令中东总司令进行干涉，以便防止更多的流血，这样做是为了整个中东地区的安全，而且涉及对日本作战的交通线。为了避免英法两军的冲突起见，我们请求你立即命令法军停火并退回兵营。 一俟实现停火并且恢复秩序以后，我们将准备在伦敦举行一个三方会议。 由于传达的错误，而不是有意无礼，这份电报在送达这位将军以前的三刻钟，已被艾登先生在下院中当众宣读。于是他觉得不得不在6月1日在巴黎发出一个公开答复，大意说，法军曾受到叙利亚人攻击，但是现已控制各处，而且法国政府已经于5月31日自行下令“停火”。 我收到叙利亚共和国总统一份很激昂的抗议。但是我们所采取的行动证明是有效的。除非万不得已，我渴望不要去激怒法国人。我了解戴高乐对于他怀有强烈感情的事业的观点和心境，但是他也发出有政治家风度的语调。他说：“我们对于英国人没有感到丝毫的怨恨或愤慨。法国和我本人对于他们怀有最高的敬意和深切的感情。但是既有利害冲突，就必须加以调和。我希望这一切不至于发生影响太过深远的后果。和我们密切有关的共同利益太多了。我们必须有和平。” 我对这种观点表示同意，因此6月5日当我向下院报告这些令人惋惜的事件时，我说这是一件“少说为妙”的事情。 首相致佩吉特将军：1945年6月3日 你一控制了局势，就应对法国人表示充分的尊重。在欧洲，我们和法国是十分密切地连结在一起的，而你的最大的胜利就在于产生一种不带怨恨的和平。除军事行动以外，你在任何一点上遇有需要，应即随时征求意见。 根据报道，曾有法国士兵被杀，请你竭尽全力来保护他们。 对于叙利亚总统，我认为他是一个通情达理而能干的人，我打电报给他： 1945年6月3日 我们既已帮了你们的忙，我希望你们别用狂怒和过甚其词来增加我们工作上的困难。法国人，正像你们一样，应当得到公平的待遇，而我们英国人绝不贪图你们所有的任何东西，而只指望你们能对我们的无私的效劳采取克制的态度和予以协助。 我们的介入立刻见效。大马士革的法国驻军于6月3日撤到城外的营地，由英国军舰“阿勒修泽”号运来，在贝鲁特登岸的一支英国分遣队也于同一天进入了叙利亚的首都。 6月4日，我们驻大马士革的公使肖恩先生，把我的电报递交叙利亚总统，他欣然接受，并作答如下： 5月31日我给阁下电报的时候，正是处在炮轰的重压之下，同时因叙利亚人民经受苦难而心情异常激动。我向你保证这绝非过甚其词。嗣后，阁下一定已经收到我6月1日的电报，表达叙利亚人民对英国政府干涉的感激，而且我和我的政府已经向英王陛下的公使和总司令保证：我们的惟一愿望是跟英国当局在他们恢复叙利亚的秩序和安全的工作中合作。阁下可以深信和英国当局这样的合作，不久就可以得到良好的结果。 肖恩先生说：“当总统发出5月31日的电报时，他正卧病在床，现在已经起来了，而且看来十分镇静。他跟你完全一致，而且深为感激。关于对法国人公平待遇一事，他说他们可以保持他们的学校（如果还有叙利亚人想进那些学校的话）以及他们的商业利益，但是自从此次事件发生以后，不论叙利亚政府或议会或人民，都绝不能在这个国家里面再给他们任何特权。” 佩吉特将军应付这种局势极为小心。一切都很顺利，因此这个困难而不幸的叙利亚插曲即告结束。※ ※ ※ 在戴高乐和杜鲁门总统之间发生了一件事情较小而烦恼不小的争端。 在战事将近结束的日子里，法国第一集团军在阿尔卑斯山区的部队，越过边境前进到意大利的西北部，进入库内奥省内的地区。艾森豪威尔将军立即发出命令要他们撤退。有关的法国部队在其政府授权下，对这些命令置之不理。 5月30日，指挥阿尔卑斯山区法军的杜瓦扬将军给在意大利西北部的美国第四军司令克里顿伯格少将送去一封信，谈到打算在库内奥省内设立盟军军政府的问题。这封信的末尾有下面一段话：“法国不能同意违背了它的意志而改变阿尔卑斯滨海省的现状。这会有损法国的荣誉和安全。我已奉法兰西共和国临时政府之命占领和管理这个地区。这个任务跟在同一地区内设立盟军军事管制机构一事是不相容的，我认为不得不提出抗议。任何坚持这种做法的行动，显然是不友好的，甚至是带有敌意的，并且可能会引起严重的后果。”① ①作者后来用的着重体。 6月2日，克里顿伯格将军又收到杜瓦扬将军的一封信： 戴高乐将军指示我尽可能明确地向盟军司令部说明：我已奉命·毫·无·例·外·地·用·一·切·必·要·的·手·段来阻止盟军在我军占领和已由我国管制的地区内建立军政府。 在任何情况之下，用这样的措词是令人惊骇的。当亚历山大报告这些事实时，我写信给总统说：“我们以牺牲美国人和英国人的鲜血和财富为代价，使戴高乐将军得以在解放后的法国恢复政权，而他对我们却说出这样的话来，岂不令人大不愉快？我们对于法国的政策是一个友好的政策。” 杜鲁门先生是愤慨的。他发电报给戴高乐，指出这些信件含有几乎令人难以相信的威胁，就是说手持美国武器的法国军队竟要攻打美国和盟国的士兵，由于他们的努力和牺牲，到最近才成功地帮助法国得到解放。总统说只要这种威胁存在，就不再有配备或军火供应法军。 这样一来，立刻发生效果。戴高乐通过他的外交部长写了如下的信： 显然，无论在法国政府的命令中，或在指挥阿尔卑斯山陆军分遣部队的杜瓦扬将军的命令中，从来没有一种意图要用武力来反对美军留在法军所占领的位于1939年法、意边界以东的一小块地区。不仅如此，在这些地区里，现在美军跟法军相处在一起，正如别处一样，发扬着良好的伙伴关系…… 明天早晨朱安将军将到陆军元帅亚历山大的总部去，本着极其和好精神来讨论这件事情，以便得到一个解决。 这件事情就这样结束，即使不愉快，至少不再有争吵。英国公众的注意力已经从世界大事转移到大选上去，对于这些事情就不去关心了。第三十四章 分歧的开始 苏联的威胁——华盛顿的各种压力和政策——有必要同斯大林一起开会——5月12日我发出有关“铁幕”的电报——我设法保存西方民主国家的军事实力——史末资的来电——5月26日约瑟夫·戴维斯先生前来访问——“结成一伙”——5月27日我的备忘录和总统的友好的答复——斯大林建议在柏林会晤——哈里·霍普金斯到莫斯科去——他打开波兰僵局的努力——英美两国在7月5日承认一个新的波兰临时政府。 当我在欢呼的伦敦人群中走动时，看到饱尝忧患的人们，正沉浸在得来不易的欢乐之中，我心中却充满着对未来的忧虑和许多困惑。希特勒的危害以及随之而来的考验和艰难，在大多数人看来，似乎已经消失在光荣的火焰之中。五年多来，他们曾与之搏斗过的强大敌人已经无条件投降了。三个强大的战胜国未了的工作只不过是建立由一个世界机构来保障的正义的和持久的和平，遣送士兵还乡同他们的盼望已久的亲人团聚，从此进入一个繁荣与进步的黄金时代。的确，这些国家的人民所想的，不多不少恰就是这些。 然而那幅图景还有它的另一面。日本还没有被征服。原子弹还没有制成。世界还处在混乱之中。由于有了共同危险这一条主要纽带曾把伟大盟国联合起来，但是这条纽带已于一夜之间消失殆尽了。而在我看来，苏联的威胁已经取代了纳粹敌人的威胁，但是与之相抗衡的伙伴关系尚未形成。在国内，战时内阁赖以岿然不动的全国团结一致的基础，也已经一去不复返了。我们的力量，曾经战胜过这么许多风暴，在灿烂阳光下却不再能维持下去了。那么，我们又怎样能够达成最后的解决，而只有它才能使这场斗争的艰辛痛苦得到补偿？我心上丢不开那种恐惧，就是民主国家的胜利的军队即将解散，而真正的和最严峻的考验还在我们的前头。这一切我过去全见过。我记起将近三十年以前的欢乐的一天，那时我曾经同我的妻子驱车从军需部通过和今天相仿佛的热情沸腾的人群前往唐宁街，去向首相祝贺。那时候，像现在一样，我对于世界整个局势有一个理解，但是那时候至少没有足以使我们需要惧怕的强大的军队。※ ※ ※ 我的主要考虑是三大国开一个会议，并且希望杜鲁门总统在赴会的路上会先到伦敦来一下。以后我们可以看到，各种大不相同的意见，正从华盛顿的各个有势力的方面冲着新总统提出。以前在雅尔塔我们注意到的那种心情和看法一直有所加强。有人主张，美国必须留神别让它自己被引入到任何反苏的行动中去。他们认为，这种反苏行动将激起英国的野心而在欧洲造成一条新的鸿沟。另一方面，正确的政策应当是美国站在英国和俄国之间，充当一个友好的调停者，甚或是一个仲裁者，力图缩小这两个国家之间关于波兰或奥地利的分歧，使问题得到解决，达成安定和幸福的和平，从而使美国得以集中兵力来对付日本。这些意见对于杜鲁门的压力一定是十分强大的。从他的历史上著名的行动表现来看，他的本能反应可能与此迥不相同。我当然无法衡量在我们最亲密的同盟者的神经中枢上起着作用的是哪些力量，虽然不久以后我对于它们有所意识。我只觉得拥有巨大声势的苏维埃和俄国帝国主义正朝着那些无能为力的国土上席卷而前。 显然首要的一个目标是必须同斯大林开一次会。在德国投降的三天以内，我打一个电报给总统： 首相致杜鲁门总统：1945年5月11日 我想我们应该联名或者同时分别地邀约斯大林于7月间在彼此同意的某一未遭破坏的德国城市同我们会见，召开一次三国会议。不应当在俄军目前占领地区中的任何地点会见。 我们已经两次奔走去会见他。由于我们所拥有的文明和各种技术器械，他们对我们还有所顾虑。但是一旦我们的军队解散，这种顾虑也将大大减少。 2．现在我还不知道我们的大选将在什么时候举行，但我认为只要公职需要，就不应该有任何理由因这事而影响你我的行动。如果你有意在7月初到这里来的话，英王陛下将向你发出最热诚的邀请，而你将受到不列颠民族的盛大欢迎。如果不是因为你提到贵国的会计年度〔6月30日〕关系，我本想建议在6月中举行，因为我觉得一分钟也不能轻易放过。然后，我们可以到商定好的德国的会晤地点去，慎重讨论最近将来世界上一些重大的问题。我当然要带着我国的两党代表，而且两党在外交事务上将说完全相同的话，因为我们是密切一致的。因此我力劝你在7月的最初几天里到这里来，然后我们一同到俄国占领区以外能吸引约大叔前往的任何最适宜的地点去同他会见。·同·时·我·殷·切·希·望·美·国·的·战·线·不·要·撤·离·现·经·一·致·同·意·的·战·术·战·线。① ①作者后来加的着重号。 3．我很难想象有什么事情能怂恿斯大林出来提议召开一个三国会议。但是我认为如果邀请他，他会答应来的。否则我们又应该怎么办？ 4．我很高兴，你现在的意向仍然是坚持我们对雅尔塔协定的正确解释，并且对所有争执问题坚持近来所宣示的态度。 总统先生，在最近的两个月内，我们将决定世界上一些最重大的问题。我想补充一句，通过我们之间的相互通信，我已经得到了一种极大的信心。 5．按照你的希望，我们正在起草一份供我们三人之间讨论的问题一览表，这需要几天的工夫，一俟拟成，将立即送上。 他立刻回复道，他宁愿由斯大林来提议开会，他并且希望由我们的大使们去劝诱他作此提议。杜鲁门先生又说他和我应该分别前往出席会议，以避免“结成一伙”的嫌疑，等到会议结束以后，他希望前来英国访问，如果他的职务容许的话。 我不难看出这个电报所表达出来的不同的看法，但是我接受了总统所提出的程序。 首相致杜鲁门总统：1945年5月13日 F．D．R．①曾答应我在到法国去以前——或者，按现在说已经变为德国——他将先到英国来访问。如果你不到我们这边来，我们将感到失望。但是考虑到以后几个月的严重情况起见，任何礼节上的问题不应该妨碍事情的先后缓急的次序。因此我对于三国会议，希望愈快愈好，并且在哪里都可以。 ①罗斯福姓名的第一个字母。——译者 2．在这种情况之下，我认为我们应该设法将会议放在6月间举行，并且希望不要因为你们的会计年度而把它推迟。我们十分希望你随后能到英国来。 3．我同意让我们的大使们尽力去劝诱斯大林来发起开会，我们当照此发出指示。我很怀疑他是否会同意。如果正当我们的力量冰消雪化的时候，他却在巩固他的地位，时间对他是有利的。 4．我盼望你将同艾登会见。 就在这几天里，我又发给杜鲁门总统一份可以称为有关“铁幕”的电报。在我所写的有关这个问题的一切公开文件中，我宁愿以这一份电报供人们对我作出判断。 首相致杜鲁门总统：1945年5月12日 我对于欧洲局势感到十分忧虑。我得悉美国在欧洲的空军已有一半开始向太平洋战区移动。报纸上充满了美军从欧洲大批开拔的消息。我们的军队，按照以前所拟定的办法，也很可能要有很大的裁减。加拿大军队当然要走。法国人力量薄弱，不足以应付。谁都能看出，我们在大陆上的武装力量，除留下少量部队用来管制德国以外，将在很短的时间以内消失。 2．同时俄国方面将会有些什么情况？我始终为同俄国建立友好关系而努力，但是，像你一样，我感到深切忧虑，因为他们对雅尔塔决定作了曲解，他们对波兰的态度，他们在巴尔干半岛各国，除希腊以外，占有压倒的势力，他们在维也纳所造成的困难，他们把俄国的实力同在他们控制或占领之下的地区结合起来，再配合上他们在其他许多的国家里所施展的共产党伎俩，尤其是他们能够在广大地区里长时间维持着的庞大的军事实力。一二年后，那时英美的军队已经散掉，法国军队还不能大规模地建立起来，我们可能只有寥寥几个师，大部分是法国师，而俄国人可以随意保持现役的二三百个师，试问那时的局面将会怎样？ 3．他们将在前沿地区拉下一道铁幕。我们不知道这个铁幕后面将发生些什么事情。在吕贝克——的里雅斯特——科孚一线以东的整个地区看样子毫无疑问，不久将完全落到他们手中。此外，还得加上美军所攻占的在艾森纳赫和易北河之间的一大片地区，据我料想，当美军一撤回，这一地区在几个星期之内，又将被俄军占领。当俄军大举向欧洲中心前进的时候，艾森豪威尔将军必须作好一切安排以防止又有一大批的德国人向西逃走。到那时候，铁幕又将在一个很大的范围内（即使不是完全地）降下来。这样，将有一个好几百哩宽的俄国占领区的广阔地带，把我们同波兰隔开。 4．同时，我们的人民方集中注意力严厉惩办已被摧毁残破并已屈服的德国，这就给了俄国人以可乘之机，如果他们想进入北海和大西洋的水域，他们在很短时间内就可进来。 5．的确，在我们军队极度削减，或退到占领区内以前，现在就十分需要同俄国达成一项谅解或者看看我们跟它的关系究竟如何。要做到这一层，只有亲自会面。余对于你的意见和指教将非常感激。当然我们也可以采取一种看法，即认为俄国的行径将是无可非议的，那无疑提供了最方便的解决办法。总而言之，在我们的力量还没有消散之前跟俄国解决问题，在我看来这是压倒一切的当务之急。※ ※ ※ 从一开头起，我就在我力所能及的范围内，采取一切实际步骤来保持我们的地位而防止西方军队的消散。 首相致艾森豪威尔将军（在法国）：1945年5月9日 我很关切地听说德国人准备把他们的所有飞机就地销毁，我希望对武器及其他形式的装备不要采取这种政策。有一天，我们或许又很需要这些东西，就是现在，在法国，尤其在意大利，它们也都会有用处。我认为一切值得保存的东西，都应该予以保存。我从上次大战保存下来的重炮在这次战争中就经常在多佛的高地上用来发炮。 我们这里正在热烈欢庆。 艾森豪威尔将军致首相：1945年5月10日 我们在投降条件中所规定的政策是，德国人不得毁坏飞机，这种政策也适用于德国人对其他一切装备的行动。如果德国人正在毁坏装备，那是违反投降条件的，我欢迎提供有关这类事情的细节，以便惩处犯法者。 〔我们这里〕也在热烈欢庆。 首相致艾登先生（在旧金山）：1945年5月11日 今天报纸上有美军从现在起逐月大批撤走的通告。我们怎么办？我们〔国内〕不久将受到很大的压力，要求作部分的复员。很短时间内我们的军队势必风流云散，而俄国人却可能仍旧保持几百个师，占有从吕贝克到的里雅斯特这一部分的欧洲，并且达到亚得里亚海的希腊边境。这一切事情比世界宪法的修订重要得多。世界宪法很可能永远不会订立出来，直等到经过一段姑息时期之后，再来一次第三次世界大战，修订宪法也就用不着了。 艾登先生在华盛顿根据我的愿望，于14日向马歇尔将军和史汀生先生询问关于美军从欧洲撤退的事情。就整个来说，那位将军所说的话是令人放心的。在以后几个月里撤退的实际数字，从总数三百万人中每月撤出的人数将不满五万名。艾登于是又转到从以前同意划归苏联占领地区里撤出英美军队的问题。马歇尔已经看到我给总统的电报，似乎对于我的建议表示同情。他说，俄国人可是已经从奥地利他们曾经占领的一小块划归美国占领地区内撤走。他认为他们是有意这样做的，以便将来他们要求我们从我们所占领的俄占区里撤走的时候，可以振振有词。※ ※ ※ 我至少能够保持英国空军的有效实力。 首相致伊斯梅将军，转参谋长委员会：1945年5月17日 轰炸机司令部的一切削减应予停止。首都空军的一切压缩，除沿海司令部以外，应予停止。在上述两方面有必要时都可以给假，但是中队的组织和数目，非战时内阁另有命令不得削减。 首相致空军大臣和空军参谋长：1945年5月17日 在意大利的空军不得削弱，目前也不得进行复员。 首相致空军参谋长和伊斯梅将军，并转所有有关人员：1945年5月17日 凡在英国控制之下而在作战上有使用价值的德国飞机，包括备件在内，非事前获得内阁的准许，一概不得由德国人或由我们加以毁坏。 首相致伊斯梅将军转参谋长委员会：1945年5月20日 自从我发出空军不得再有复员事情，以及陆军在复员方面应当“稳步进行”的指示以来，大约已有一个星期了。我自然相信参谋长委员会能订出最妥善的措施，使这些必要的程序得以贯彻。※ ※ ※ 史末资当时正在旧金山，我曾把一切情节通知他，他和我的心情和行动是完全一致的。5月14日他来电称： 来信已证实若干时间以来在我心中形成的危险的预感，当时俄国已在波兰、罗马尼亚、保加利亚、捷克斯洛伐克和奥地利露出一手。现在同样的事情正以更为剧烈的形式发生于南斯拉夫，在那里，发出的声音虽是铁托的，而手腕却是俄国人的。此外还得加上斯大林对你的友好的去信所作的蛮横无礼的答复。看样子，好像把消除德国当作是俄国的机会，或者好像要它合作对付日本，它就要漫天要价一样。 我认为关于日本的那点理由并不是有充分的根据，但是我想国务院方面或许会衡量过当，因此我打一个电报给我们的大使： 首相致哈利法克斯勋爵（在华盛顿）：1945年5月14日 我们指望苏联尽早参加对日战争。鉴于他们自己在远东的重大利益，别人无须去恳求他们，也不应该为了他们参加而付出让步的代价，损害中欧或巴尔干半岛各国的自由与正义的统治。※ ※ ※ 关于那些重大问题，我已经有一个星期还没有得到杜鲁门先生的回信。后来在5月22日来了电报说，他已经派戴维斯先生在三国会议以前来看我，在许多事情上他还是不用电报处理的好。 戴维斯在战前曾任美国驻俄大使，以对苏联政权深表同情而著名。事实上他曾经写过一本关于他出使莫斯科的书，那本书也曾拍成电影，那部电影似乎有许多地方为苏维埃制度辩解。我当然立即准备接待他。他于26日跟我一起在契克斯过夜。我同他进行了长谈。他所必须提出的难题是，总统在和我见面以前，先要在欧洲的某地会见斯大林。我对这样的建议的确感到惊讶。总统以前在一份电报中谈到他同我会见时，用“结成一伙”的字样，我也不高兴。英国和美国是根据原则上的结合和多方面政策的一致而联合起来的，而我们两国在许多最重大的问题上，都与苏联有深刻的分歧。由美国总统和英国首相在这个共同的立场上一起商谈，这在罗斯福时代，我们是时常那样做的，现在不应承受“结成一伙”那样轻蔑的措词。另一方面，总统绕过大不列颠而单独跟苏联国家元首会见，诚然不是一种“结成一伙”——因为那是不可能的——的例子，但毕竟是试图在我们和美国所由联合一致的主要问题上，单独同俄国达成谅解。我国自战争的第一天起，就为自由的事业而效忠。在任何情况下，对于我国的迹近侮辱，即使出于无意，我也不能同意。我反对那种言外之意，认为同苏联发生的新的争吵，只存在于不列颠和俄国之间。美国同我们一样也是十分关心和负有责任的。在谈话中我把这一点跟戴维斯先生说得很明白，谈话也涉及东欧和南欧事务的整个范围。 为避免误解起见，我在取得了现已回到伦敦的外交大臣的真诚同意之后，就写一份正式的备忘录交给戴维斯先生。 首相关于戴维斯先生所传口信的备忘录：1945年5月27日 三大国之间尽可能在最早的日期召开一次会议是十分必要的。首相准备在其他两大国同意的任何日期、任何地点，参加会议。但是他希望美国和大不列颠不至于认为有必要到俄国境内或俄国占领区去开会。我们到莫斯科去访问已经有好多次，最后一次雅尔塔会议，也是在俄国国土上举行的。首相声称伦敦这个世界最大的城市，在战争中遭到极严重的破坏，是三大国胜利聚会的自然而适当的地点。然而，如果对于这点不同意，英王陛下政府仍然愿意同美国和苏联讨论指定一个最适当的地点。 2．戴维斯先生传达称，杜鲁门总统将同斯大林总理在某一约定地点举行会议，而英王陛下政府的代表则于几天之后才被邀请参加会议，首相听到这个建议感到有些惊讶。·必·须·了·解，·英·国·政·府·的·代·表·除·非·一·开·头·就·以·平·等·的·伙·伴·身·份·参·加，·就·将·不·能·参·加·任·何·会·议，·这·样·做·无·疑·是·令·人·感·到·遗·憾·的。·首·相·不·了·解·有·什·么·必·要·提·出·对·不·列·颠、·不·列·颠·帝·国·和·英·联·邦·如·此·有·伤·感·情·的·问·题。① ①作者于后来加的着重号。 像这样一类的会议，总需要历时二三天的预备会议，以便订立议事日程，并且使三国首脑之间，有时间作礼节上的往来。在这种情形之下，三大国之间可以按照各自愿望自由接触和在他们愿意的时间接触。 3．首相体会到杜鲁门总统必然喜欢同斯大林总理结识一下，这种乐趣他以前没有享受过。在这些会议中，没有一个盟国曾试图对于政府首脑间或外长间极度自由的互相往来加以丝毫限制。首相本人就指望同杜鲁门总统初次见面认识。他并且满怀希望能在正式会议开始以前，同总统作几次私人谈话。然而在这样的会见中，一切是完全自由的，首脑们愿意怎样会见，在什么时候会见，和会见多久都可以，而且可以讨论他们所要讨论的任何问题。这样当然并不妨碍一定的午餐和宴会，在那种场合，由于愉快的酬酢可使向来把三大国团结起来的强有力的维系更具有生气，并且常常成为意气相投的举杯祝贺的题材。据首相的经验，这些事情很容易当场实现。 4．如果三大国会议在7月5日以后举行，对于首相当然更为方便，那时英国的选举投票已经完毕。但是他认为比起趁欧洲大部分美军尚未解散前尽先开会的极端重要性来说，这种考虑就无足轻重了。因此，如果能够得到斯大林总理的同意，他十分愿意尽早在6月15日开会。 5．必须记住英国和美国在这个时候是团结在同样的意识形态之上的，即自由，以及在美国宪法中所宣示的，并以现代改变了的方式概括重现于大西洋宪章中的各项原则。苏联政府则有不同的哲学，即共产主义，并充分运用警察统治的办法，他们把这套办法也应用到落进他们解放武力的手里去了的每一个国家中去。首相不能轻易地接受这样的意见，即认为美国的立场是：英国和苏联就是两个外国强国，彼此半斤八两，它们需要调整这场战争中的一些纠纷。除了就力量强弱而论以外，是与非之间不存在对等关系的。英国和美国为之而受苦和获得胜利的伟大事业及其原则不仅仅是均势的问题。实际上包含着世界的拯救问题。 6．首相在过去多年中曾日夜奋斗，以求在俄国和大不列颠的人民之间建立真正的友谊。而且在他的权限范围之内，对于美国也是如此。在作这种努力中，他决心排除万难，坚持不懈。他绝不放弃一种令人满意的解决办法，既使苏联可以得到巨大的利益，同时又使现被红军蹂躏的许多国家和民族获得主权的独立和内政的自由。波兰的自由、独立和主权曾使不列颠人民为之而参战，尽管当时并无充分的准备。对已经更好地武装起来的这个民族和帝国来说，现在它更成为攸关荣誉的问题了。捷克斯洛伐克的权利在不列颠人民的心目中是十分珍视的。马札尔人在匈牙利的地位，经过许多世纪以来的千辛万苦方得维持过来，因而必须永远当作一个完整的欧洲实体。它现在被淹没于俄国的洪流之中，将来不免或者成为冲突的根源，或者出现亡国的景象，使每一颗高尚的心感到恐怖。奥地利和它的文化以及有历史性的首都维也纳，则应该成为欧洲的生活和进步的自由中心。 7．巴尔干国家经过了这么许多世纪的战争而保存下来，已经建立了它们自己的坚实的文明。南斯拉夫目前是被共产党训练出来的领袖铁托统治着，但他所以能获得权力，主要由于英美军队在意大利的进军。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的所以沉沦，主要由于这样的事实：它们紧邻苏俄而在几次战争中它们又都站到错误的一边。然而这些国家应有生存的权利。至于希腊，由于希腊人和英国军队的艰苦作战，已经为希腊人民赢得了这样的权利，能在即将到来的选举中，没有受人阻挠的恐惧，而在普选和不记名投票的基础上，表达他们对政体和政府的不受限制的、自由选择。 8．首相认为，如果为了想满足苏维埃共产党俄国的帝国主义要求而把这一切问题抛开不谈，那是不明智的。尽管首相多么希望能达成一种妥善、友好和持久的安排，并使世界组织得以成立并多少发挥实际作用，但他深信包含在上述摘要中的一些欧洲关系中的重大事项却不能加以忽视。因此他竭力主张（1）尽速开会；（2）三大国应以平等地位被邀参加。 他强调这一件事：大不列颠将不可能参加任何具有另一种性质的会议，当然由此而发生的争论还将使他不得不公开捍卫英王陛下政府所矢忠的政策。 总统以友好和谅解的精神接受了这个备忘录，并且在5月29日答复说，他正在考虑三国会议的可能的日期。 5月27日斯大林建议，而且我们的亲爱的朋友对于我们的正义观点并没有不予理会。 5月27日斯大林建议，“我们三个人”应该“在最近的将来”在柏林会见。我答复他，我将十分高兴在该城的残余部分见到他和总统，并且希望这个会议能在6月中旬举行。我现在接到下面一个电报： 斯大林元帅致首相：1945年5月30日 在我接到你的电报几小时后，霍普金斯先生曾来访，并且告诉我杜鲁门总统认为这次三国会议的最方便的日期是7月15日。我对于那个日期并无异议，如果你也同意的话。 敬致最良好的祝愿！※ ※ ※ 大约就在杜鲁门总统派戴维斯先生来看我的时候，他已经让哈里·霍普金斯作为他的特使前往莫斯科再作一次尝试，以期在波兰问题上达成一种可以执行的协议。尽管身体很差，霍普金斯还是带了他的新婚夫人勇敢地启程前往莫斯科。他跟俄国的友谊是有名的，因此受到了一次极友好的欢迎。的确，第一次取得了一些进展。斯大林同意，按照我们对于雅尔塔协定的解释，邀请米科莱契克和他的同僚二人从伦敦到莫斯科去进行协商。他也同意从波兰国内邀请几个重要的非卢布林派的波兰人。 总统在给我的一份电报中说，他认为这是谈判中一个很令人鼓舞而积极的阶段。被捕的波兰领袖中大多数显然仅以非法使用无线电发报机的罪名被起诉，而且霍普金斯正在力劝斯大林答应给他们特赦，以便协商会议在尽可能良好的气氛之中进行。他请我力促米科莱契克接受斯大林的邀请。 我们当然同意这些建议，不论它们真有多大价值。 首相致杜鲁门总统：1945年6月4日 ……我同意你的意见，霍普金斯的忠诚努力已经打开了僵局。如果目前不能取得更多的进展的话，我乐意看到在那种基础上把邀请书送给非卢布林派的波兰人。我也同意十五六名被捕的波兰人的问题，不应该阻碍这些讨论的开始。然而我们也不能中止为他们所作的努力。因此，我决意和你站在一起，或联名或分别地致电斯大林表示接受霍普金斯可能获得的最好的结果，当然，其条件是，一旦会谈重新开始，在邀请与会者的问题上，我们的大使们仍可敦促作出更多的改进。 虽然在目前这样做法是慎重而合适的，我深信你会同意，这些建议并没有比雅尔塔前进一步。它们只是在打开僵局上稍有前进，但是我们现在应该根据雅尔塔会议及其精神，使一个有代表性的波兰政府建立起来。我们所已经得到的只是对于在国外的波兰人方面有若干让步，使他们能参加预备会议，从而可能使卢布林政府作出一些改进。因此，我认为我们只能把这件事看成本来不应让我们去跋涉的漫长山路的一块里程碑而已。我想我们应该提防任何报纸的臆断，认为波兰问题已经解决，或者说西方民主国家跟苏联政府之间在这个问题上的纠葛已经远不止是缓和了。我们目前只能认为又出现了希望，还不能恣情欢乐……※ ※ ※ 我向霍普金斯致贺。第二天他复电说： 十分感谢你的亲切的私人电报。 我希望你会同意：释放犯人〔十六个波兰犯人的释放〕只能列为一种提议，而不能当作此地开始协商的条件。我当竭尽我的一切可能，设法使这些人可以出狱，但是据我看来，更重要的事情是，使这些波兰人立刻一起到莫斯科来。 后面还有特殊语调的话： 今晨我将离开莫斯科，准备到柏林去略为观光一下，然后回国。这里事情还算解决得差强人意，艾夫里尔和我都觉得很有希望，至少这些犯人中有些人将得到释放。 我告诉你我对于“特赦”一词的意义毫无所知，并且希望英国内阁在这上面别花过多的时间去辩论。我对斯大林说过的仅仅是把这些可怜的波兰人释放出狱。如果你能找出“特赦”的专门定义，能不能请你告诉我？ 我说服了米科莱契克到莫斯科去，结果是一个新的波兰临时政府建立起来了。根据杜鲁门的要求，这个政府在7月5日得到了英美两国的承认。很难看出我们还能作出什么更多的事来。五个月来，苏联人寸土必争。他们利用拖延的手法而达到目的。在这期间，贝鲁特领导下的卢布林政府，得到了俄国军队的实力支持，使他们能够完全控制波兰，时常厉行驱逐和清洗。他们始终不让我们的观察员进去，尽管他们曾经应允这样做。所有的波兰政党，除了他们自己的共产党傀儡以外，在新获承认的波兰临时政府中只占有毫无希望的少数。我们距离争取通过自由选举来表达波兰民族的意志的任何真正的有希望的努力还很远。但是还有一个希望——也是唯一的希望——就是从即将召开的“三大国”会议中可能得到一个真实而光荣的解决。到目前为止，我们所取得的结果只是像尘土一般微不足道，而这些就是今天关于波兰民族自由所能留给我们的了。第三十五章 联合政府的结束 联合政府的成就——两个竞选的政党组织的力量和弱点——1944年10月31日我对下院的演说——一旦打败德国，需要诉诸全国选民——6月和10月之间的选择——我渴望把大选推迟到日本投降时为止——同艾登先生的通信——我建议联合政府应延续到取得对日胜利以后——艾德礼先生拒绝这个建议——5月23日我向英王提出辞呈——“看守政府”——宣布投票结果日期定于7月26日。 无论国家或私人的问题，很少像决定大选日那样使我心中感到很为难。战时议会几已经历十年，或者说已达正常任期的一倍。各党派于1940年5月间为之而联合在一起的最高任务已经完成。全国各党派的联合政府拥有强大的力量，足以顶住漫长岁月的祸患、不幸以及由于战争中的错误和意外而造成的失望情绪，除了联合政府，再没有任何别的力量能使不列颠唤起它的巨大的潜力和持久力。现在，我们为之而联合在一起的关于欧洲的任务已告完成。它的果实尚待采集。 这一个过程包含着一系列虽不那么激烈但重要性并不减弱的问题，这些问题足以影响我们曾为之而战的一切。如果不用战时的干劲并处理得不好，就不能得到有成果的，更不用说持久的和平了。 从来没有别的首相能盼望得到比我在工党中所曾得到的更加忠实、坚定的同僚。尽管如此，当完全打败德国的前景越来越迫近的时候，他们的党派机器开始发挥作用，开展了广泛的和越来越多的活动。这当然是他们的权利。当战争日益深化情景趋于黯淡的时候，保守党的骨干几乎全部参加战时工作。许多比较年轻的则入了伍。工党，或者像我们在争论激昂时所称之为社会党，它的该心在当时是工会。工会中的许多领袖当然想到前线去，但是组织我们的生产和争取逐日取得最高成果的整个过程，却不容许他们脱身。他们全部在国内战线上做了别人所不能做的工作，而同时他们又维持着——谁又能责备他们？——他们的党派关系；等到我们的致命危险一旦过去以后，这些关系越发增加了党派的色彩。这样一来，这一边的政党完全去掉党派活动，而另一边的政党却不受阻拦地继续开展党派活动。这不是谴责而是事实。党派斗争和党派政府不应该加以贬低。在和平时期中，国家安全不受威胁的时候，那是自由的议会民主的条件之一，至今还不知有什么东西可以永久代替它。 在保守党方面，我们尖锐地意识到，当战争的危险缩小下去，而胜利的曙光出现在我们的地平线上的时候，就政治组织来说，我们是站在非常不利的地位。我们突如其来地面临着通过大选投票诉诸全国人民的宪法上的需要。当大选越来越迫近的时候，政府里的成员感觉到他们正在向着相反的方向分道扬镳，而且越来越明显地出现一整套新的标准。我们已经不再是战友而变为竞争权力的敌手了。在不列颠，所谓党派的分歧其实主要是着重点的分歧，彼此势必争夺一切有利的地位，成群的男男女女都在为游说争取对他们的观点和组织的支持而日夜奔忙。 1944年10月31日当我动议延长议会任期的时候，我曾对下院说过： 让我们假定对德战争在3月、4月或5月间结束，参加联合政府的某一政党或所有其他各政党要从政府中撤回它们的部长，或者想要从那些日子起结束联合政府。这样，无论在公的或在私的立场上将有很多人认为这是一件遗憾的事情； 但是德国一经击败之后，这样的事情无论在这个政府里，或者在这个议院里，在我们之间都不会成为一件受到责难或可悲的事…… 当我们把整个日本问题加以审议的时候，单就军事上来看，如果假设在击溃希特勒之后不到十八个月的时间就可以彻底摧毁日本的斗志或作战能力，那肯定是不够慎重的，而且这段时期还必须由联合参谋长委员会不断地每隔几个月作一次修正。 把本届议会的寿命再延长两年式三年在宪法上将是一个极严重的错误。就拿现在来说，没有一个三十岁以下的人，投过一次大选的票，甚至于在补缺选举上也没有投过票，因为选民登记在战争一开始就停止进行了。·因·此，·据·我·看·来，·除·非·所·有·的·党·派·决·定·把·现·在·的·联·合·政·府·维·持·到·击·败·日·本·时·为·止，·我·们·惟·有·以·反·纳·粹·战·争·的·结·束·作·为·决·定·大·选·日·期·的·指·针。① ①作者后来加的着重号。 现政府的效率这样高而竟然要拆散，我是引为遗憾的。 这个政府不但在进行战争方面获得空前的成功，而且在过去两年内已经拟订出或已在实行一个革新的和谋求社会进步的方案。这在平时通常情况下很可能要占去整整一届议会长达五六年之久的时间才能做到。实际上，我可以说——而且我在这一点上的确十分坦白——我在这个议会里，已经服务了四十二年，从来没有见过任何一个政府使我能够一直给以更忠实、更信任和更始终一贯的支持。〔大笑〕。虽然我对于这些由于个人的善意、由于在伟大事业的战斗友谊，以及从这种战友之谊中产生的日益增长的胜利的意识交织在一起的力量一旦拆散不免感到遗憾和惋惜，但是我对任何人主张在德国的危害消除后应诉诸于人民却不能有所责怪。·的·确，·我·自·己·也·清·楚·地·看·出，·本·届·议·会·在·对·德·战·争·时·期·终·了·以·后，·再·延·续·下·去·将·是·错·误·的①…… ①作者后来加的着重号。 我可以向本院保证，如果工党和自由党没有十分真诚的表示，我不能不在有效和正式结束对德战争之后，把解散议会一事，呈请国王裁可。我深信这是处理从许多方面来说是一种空前局势的一个老实、公正和合乎宪法的办法，尽管这种局势还不至于破坏我们英国的灵活制度。同时我必须承认我们的处境不会变得越来越顺利。解散的气味已经在扩散，各党正倾向于怀着日益增长的即将散伙的心情，在议会两边彼此侧目相看…… 宣布议会解散必然会标志着现政府的结束。保守党在本届议会中拥有超过其他一切党派及无党派者一百席以上的多数，因此应该由我们来为不可避免的大选作好安排。我想不会有人希望在万分匆忙之中，或正当在庆祝胜利和感谢上帝拯救我们得免于难之际举行选举。势必要有一个间隙时期。还有，我们特别需要小心的是，务使实际上每一个有选举权的人能有公平的机会去参加选举。这对于士兵们尤其适用，他们中间有许多人正在离开本国很远的地方服役…… 因此可以肯定，从国王批准解散之日起，将需要有两三个月的一段时间。这对各个政党和候选人也是公平的，他们通常要在精力充沛的状态下，着手互相较量……最后，要政府继续任职到法定任期或法定展延任期的最后一刻，既与惯例不合，而且采用那一类的实例也是很不健全的。※ ※ ※ 可以看出，去年秋天我自己曾经怎样决然地许诺过，在对德战争结束时举行选举。回顾一下，如果我当时要求把期限比我所要求的放宽一些，那就更妥当些。这件事在当时是很容易办得到的。 我没有这样做，而从德国投降的时刻起，公众的思想就很快地从举国欢庆转到党争上去。现在选择的就在于6月和10月之间。我现在希望并且竭力主张我们应该继续呆在一起直到击败了日本、签订了和约和军队回国以后。赫伯特·莫里森先生站在党务的最前列，他终于提议工党的部长应该留在政府里直到10月底为止。我们从德国祸患中解救出来的感觉将逐渐减弱，而我们重新部署兵力对日本作战的负担势将加重，因此在10月15日开始实行新的选民登记将被认为对工党有更大的好处。我们既把地方和全国的选举权划一起来，从而把市区的选民团体的数目增加了一倍，他们可能期望在地方选举中得到胜利作为议会斗争的令人鼓舞的前奏。同样这些理由反过来，使保守党的党务经理人们倾向于6月。在保守党主要部长的一次会议上，我一反常例要求每一个人把他的意见写在一张纸条上。除两人以外，全都赞成6月。这当然不能作为定议。向国王提请解散的权利完全属于首相。除此以外，当我的同僚们从我的态度上看出我对党争是怎样的不欢迎，他们立即向我保证，不论我作出什么决定，他们均将予以支持。 我对于6月或10月都不喜欢。六个月以前，当打败德国的问题压倒其他一切问题的时候，不难以超然的姿态来谈论以后将发生什么事情。但是现在有了前面各章中所述的新的严重问题压在我的身上，我殷切希望全国的战友之谊和团结一致能保持到对日战争结束时为止。这很可能再需要一年或甚至于一年半的联合。这样对于我们所服务得还不错的全国是否要求过多？看来这确实是符合国家的利益的。但是这唯有在两党之间有一个友好协定才有实现的可能。鉴于我在1944年秋天说过的话，我觉得我们应该要求选民通过公民投票或以其他方式来认可我们这个有限而合理的任期的延长。 自从打败德国之日日益迫近之时起，竞选的气氛已经压迫着我们，但无论如何在年底以前势将归于消散，而对于摆在前面需要我们通力合作的各项重大任务，或许我们大家还能够一道工作。据我看来，在解决我们的问题的一切办法中，最坏的无过于在10月里进行选举了。这个时间太短，不能使政治上的紧张真正地松一口气，那种紧张气氛在以后的四五个月中，必然还要逐月加强起来，而且必然要损害到我们对国内外问题的思考和处理。如果一定要在1945年内进行选举的话，那么还是来得愈快愈好。 谁也不能说出将来的结果会怎样。根据上面所说的理由，保守党在组织工作上比工党准备得差很多。另一方面，许多人相信全国人民大概不至于收回我所执掌的权力。关于结果如何，双方的意见是分歧的，而相反的猜测占上风。我本人一想到从全国的领袖降为一党的领袖的前景就深感难过。我自然希望仍给我以权力来设法解决欧洲问题，结束对日战争，并且使士兵们回家。这倒不是因为过私人生活似乎不如执掌国家大事来得愉快。在这时候，我十分疲乏，身体是这样的衰弱，以至于在新楼的底层开完内阁会议之后，需要海军陆战队士兵把我用椅子抬到楼上。然而我心中还是以整个世界局势为念，而且我自信拥有可能发挥作用的知识、影响，乃至权威。因此我认为我有试一试的义务，同时这也是我的权利。我不相信会不让我这样做。 我把这个6月或10月的问题直率地向在旧金山的艾登先生提出。 1945年5月11日 国内政治问题。关于6月和10月之间的问题，我还没有作最后的决定。6月28日的选举登记，最迟要在5月17日定夺，因此在这三四天内必须作出决定。我们这边一致的意见是，6月对我党更有利；而10月将使目前这种不安的竞选气氛延长下去。在这样的气氛中，对许多需要解决的问题会从党派的角度来考虑，政府可能陷于瘫痪。你临走的时候是赞成6月的。你的意见如有改变，请即告诉我。如果你和克兰伯恩未能在16日以前赶回，那么这件事也得在你们不在的情况下解决了。 2．另一方面，我认为俄国的危险是巨大的，但是如果我们仍然联合在一起，就能够对付得更好一些，我预料工党将提议维持到10月，没有疑问这对他们是有利的。 在回电中，他把事情作公正的说明后，作了明确的答复。 外交大臣（在旧金山）致首相：1949年5月12日 我同意在6月进行选举，对我党来说，可能要比10月好，虽然工党会为结束联合政府而责备我们，我相信全国也是希望再保持一段时间。但是随着竞选运动的展开，他们从这上面可能得到的任何好处大概也将消失。 2．还有不可避免的是，把联合政府延长到10月，那时必然要分手，却是一件不舒服的事情。面对着这种情况，可以让现在的劳工大臣〔欧内斯特·贝文先生〕在那个时期里继续掌管复员计划，从全国的观点来看，这大概是有利的。 3．大问题是在外交方面。当前局势的危险已毋庸强调。 有时候我感到我们正在进入仿佛是把第二次巴尔干战争搬到世界舞台上的一个时期。我们以全国联合政府来处理外交，显然处于更有力的地位，而今后几个月里我们需要运用我们的全部力量。在这种情况下，到了10月，国际局势是否能更缓和些，或者到那个时候对联合政府的需要是否更少些？根据我的判断，一切迹象表明，10月的困难要比今天大。到那时举行选举，就国际局势的关系来说，要比在6月举行选举可能更为有害。但是到了10月就不可能再推延了。因此，是在忐忑不安的基础上把联合政府延长到10月以得到有限的好处呢，还是到了国际事务比现在甚至更恶化的时期，并且社会党人取胜的机会更增多的10月里去冒选举的危险，我们必须把这二者加以权衡。把这些互相矛盾的思想经过仔细的衡量以后，我仍然坚持我以前所发表的意见，即从全国的观点来看，在6月里进行选举的论据比较有力。 首相致艾登先生（在旧金山）：1944年5月13日 我已经收到你的电报，你的意见大体上跟我自己的和这里我们大多数人的意见是一致的。请容许我说，你对局势的衡量，多么令人钦佩。 2．但是，我随后接到总统于5月12日发出的关于的里雅斯特的电报①，我已照转给你。我必须把它看作历来我有幸读到的最有远见、最踏实和最坚决的电报之一。我已经复电表示愿以全力支持他。我将在紧接着的一封电报中把我的复电的原文送给你。另外还有一份电报，我也已经将抄件送给你，就是关于不要在一切胜利果实尚未采集以前，就把我们的军队解散的事。我深信你跟总统会谈时，对于这一切问题，你定能妥善地阐明我们的立场，尤其是关于停止解散我们的军队这一点。 ①见第三十三章，第483页（原书页码——译者）。 3．这一切在选举问题上产生了一个新的因素。在这样严重的担风险的事业中，我们绝不要一面要求工党同僚们的支持，一面又随即拆散政府。如果发生这一类的麻烦而向全国提出这件事的原委时，那么像艾德礼、贝文、莫里森和乔治·霍尔这些人的支持就是绝对必要的。在那种情况之下，我绝不同意在10月里进行选举，而只能直截了当地说我们必须延长我们的共同任期。我们这样一种联盟的结束，应该取决于共同的目标而不是取决于固定的日期。然而，在今后的两三天里，别为了这件事情操心，我当步步留神。大有可能在7月5日进行选举，这样我们又多一个星期来把所有问题放在一起考虑。 工党正在布莱克普尔开会，莫里森先生是公认的掌握党务策略的领袖。贝文先生不愿意使联合政府垮台，其理由或许跟指导我的那些思想差不多。艾德礼先生现在已经从美国回来，并且在去布莱克普尔以前，先到唐宁街来看我。我同他作了一次长谈，在谈话中，我竭力主张，我们应当想方设法把选举推迟，不仅到10月为止，而且把它推迟到对日本战争结束的时候。他也并不从狭隘的党派的观点来对待这个问题，而且显然很同情地听取我的呼吁。他走的时候，我确有一个印象，认为他将尽最大努力使我们团结在一起，因此我就照这样告诉我的同僚们。可是，党的感情的浪潮，实在太强烈了。※ ※ ※ 我得不到令人满意的消息，便寄给艾德礼先生下面一封信： 我亲爱的艾德礼：1945年5月18日 从我同你和你们工党的主要的同僚们的谈话中，我所得到的印象是，工党并不要在德国打败时就离开政府，而是愿意把联合政府继续维持到秋天。 我已经对这个建议予以最慎重和最殷切的考虑，我遗憾地说，按照目前的方式，我认为它是不符合公众的利益的。像目前这样的各党联合应该是大家走到一起，通力协作。不能只为着一个特定的日期，而不顾到世界的大事；倒是应该为着达到某种全国性的大目标，而超脱于一切党派的分歧之上。 在过去的五六个月中，因大家认为德国战事结束后，大选即将到来，我们的各部事务和议会方面的事务受到越来越大的影响。单就国内事务来说，这种情况对于全国利益是不利的。 因此我向你作如下的建议，我迫切希望你不要轻易加以拒绝——即是说，我们应该把我们的共同努力集中于另一个目标上，而把我们分手的问题推延到实现这个目标以后。海军大臣〔亚历山大先生〕在伦敦市的演说中，已经对于要在日本战事结束以前进行大选一事表示遗憾。如果你和你的朋友们表示决心跟我们一起干下去直到对日本战争取得决定性的胜利时为止，那将使我大大放心。同时我将共同尽我们最大的努力来执行我们已向议会提出的白皮书中所包含的社会安全和全部就业的方案。在这个基础上我们能够以我们的悠久的、光荣的联合所特有的全副精力和战友之谊来一起工作。 虽然如此，由于我们职务的高度责任感，我意识到应通过全国意志的直接表现来加强我们自己。如果你们决定跟我们继续站到一起，大家团结在一起，直到日本被迫投降为止，那么让我们讨论一下用什么方法来征求全国的意见——例如采取公民投票——以解决本届议会在这种情况下是否应该再延长其寿命的问题。 我正在给阿奇博尔德·辛克莱和欧内斯特·布朗先生发出措词与此相同的信件。 温斯顿·S·丘吉尔 艾德礼先生在答复我的信中拒绝我关于延长联合政府的建议，因此我又给他寄去如下的第二封信： 我亲爱的艾德礼： 我收到你5月21日的来信，感到很遗憾。你在信中拒绝了把我们的合作继续到打败日本、完成我们任务之时的建议。 在这封信里你告诉我，我们唯一的途径是把现在的联合政府延长到10月大选为止。这将意味着从现在起到10月，在政府外面，甚至于在政府内部，我们将不断地为选举而作准备。几个月来，我们已经受到这种竞选运动的气氛的影响，我深信这种气氛已经影响到行政的效率，而且我们的国家正当特别需要加强的时候，不久却可能因此在全世界面前削弱了地位。 我同意你信中所说的“党派的最尖锐的分歧在于全国经济生活的建设问题”。你说，“所需要的是果断的行动。这只能从一个在原则和政策上团结一致的政府产生出来。”我也同意你所说的，“我的同僚们和我认为，对于选举的期待既已吸引了全国的注意力，就不可能把政治上的争论搁在一旁。”至于我，我深信长此动荡不定和鼓动下去将有害于恢复贸易和改变工业生产的整个过程。在即将来临的大选的吸引之下，经受这么长的一段时间，对于任何国家都没有好处，对于任何联合政府是不可能的。在局势像现在那样动荡和危机四伏的世界里，这更绝无可能。…… 我觉得遗憾的是，你竟然说要“突击”搞选举。你应当还记得，因为预见到对德战争结束的时候将会发生什么情况，我们曾在战时内阁里详细讨论了整个程序问题。在解散议会和选举投票之间的正常期间是十七天，而正是你和你的同僚们提议，鉴于当前的特殊情况，至少应该有三个星期的外加的间隔时间。我们很高兴地接受了这个合理的要求，而且内阁的一致决议是在1月17日由你宣布的，当时你在下院宣称此际已蒙国王恩准他至少预先在三个星期以前宣布他解散议会的意旨。 温斯顿·S·丘吉尔※ ※ ※ 5月23日，面对着党派之间的决然破裂，我向国王递了辞呈。这几乎是一个英国首相在宪法上所拥有的唯一特权。但是由于它涉及政府的结束，因而不失为权力的相当坚实的基础。我当然向国王陈明一切经过，他仁慈地欣然接受了我的辞呈，并且问我能否另行组织一个政府。保守党既然在下院中拥有超过其他各党加起来的总数达一百席的多数，我就接受了这项任务，并且着手组成一个我把它当作全国性的政府，但是实际上只能叫作“看守政府”。它的主要骨干和核心当然是我们保守党和自由党的同僚们，但是还有那些不属于任何政治派别的，即无党派的人物，他们在战时内阁中曾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因此毫无例外地仍留在他们的岗位上。这些人包括财政大臣约翰·安得森爵士、莱瑟斯勋爵、安德鲁·邓肯爵士、詹姆斯·格里格爵士、格威利姆·劳埃德·乔治先生等。 组织一个现代式的英国内阁是一件复杂的事情，它包括将近八十个人和职务。当我想到格拉德斯通时代，组织政府采用私人通信或会晤等那些细致的步骤时，我觉得我只在极紧急时使用电话才情有可原。在四十八小时之内新政府已经组成。对于它的特点或质量没有人加以指摘。它在下院里控制了多数，因此必要的财政议案和其它议案均能获得通过。28日我在唐宁街举行茶会款待了前政府的主要部长们。当时的心情是友好的，但也是激动的。许多人为了离开他们的工作而真正感到难过，却没有人比我因失去他们的帮助而更加难过。我们已经在一起经历了这么许多事情；大家把过去的五年作为一生中的光辉时期。历史会承认这样的估计。 “看守内阁”名单如下：内阁 首相兼国防大臣 温斯顿·丘吉尔先生 外交大臣 安东尼·艾登先生 财政大臣 约翰·安德森爵士 枢密院长 伍尔顿勋爵 掌玺大臣 比弗布鲁克勋爵 贸易大臣兼生产大臣 奥利弗·利特尔顿先生 劳工与兵役大臣 R．A．巴特勒先生 内政大臣 唐纳德·萨默维尔 自治领事务大臣 克兰伯恩勋爵 印度及缅甸事务大臣 L．S．艾默里先生 殖民地事务大臣 奥利弗·斯坦利先生 海军大臣 布伦丹·布雷肯先生 陆军大臣 詹姆斯·格里格爵士 空军大臣 哈罗德·麦克米伦先生 苏格兰事务大臣 罗斯伯里勋爵 农业与渔业大臣 R．S．赫德森先生其他内阁级的大臣 大法官 西蒙子爵 教育大臣 理查德·劳先生 卫生大臣 H．U．威林克先生 军需部大臣 安德鲁·邓肯爵士 飞机生产大臣 欧内斯特·布朗先生 公共工程大臣 邓肯·桑兹先生 粮食大臣 卢埃林上校 军事运输大臣 莱瑟斯勋爵 燃料和动力大臣 格威利姆·劳埃德·乔治少校 城乡计划大臣 莫里森先生，王室法律顾问 国民保险大臣 莱斯利·霍尔—贝利沙先生 民用航空大臣 斯温顿勋爵 新闻大臣 杰弗里·劳埃德先生 邮政大臣 克鲁克香克上尉 国务大臣 威廉·马贝恩先生 驻中东大臣 爱德华·格里格爵士 驻西非大臣 鲍尔福上尉 兰开斯特公爵郡大臣 阿瑟·索尔特爵士 主计大臣 彻韦尔勋爵 年金大臣 沃尔特·沃默斯利爵士 检察总长 戴维·马克斯韦尔·法伊夫爵士，王室法律顾问 苏格兰检察总长 里德先生，王室法律顾问 副检察总长 沃尔特·蒙克顿爵士，王室法律顾问 苏格兰副检察总长 戴维·金·默里爵士，王室法律顾问 关于各选举阶段的日期和时间，都已一一安排得使其他党派感到满意。国王已准许宣布，自从我接到他的新任命起经过三个星期后，他将同意解散议会。因此，议会在6月15日被解散了。在候选人提名以前应该有十天工夫，而在7月5日选节日以前还得再经过十天。关于把候选人从前线调回本国、关于制服和汽油的定量配给，一切都严格按照平等待遇作出安排，执掌这些权力的人没有受到丝毫的谴责。由于士兵的票数事实上必须等选票寄回来后计算，因此从联合王国内进行选举到计算票数和宣布结果之间又须经过二十一天。这个最后的一段定于7月26日。在有些大陆国家里，听说投票箱将由英国政府保管达三星期之久，便表示惊异，以为其结果不无可疑。然而，在我们的国家里，这些事件完全当作板球比赛或其他体育运动竞赛一样严格看待，但愿此风能长此保持下去。第三十六章 一个命运攸关的决定 斯大林同意于7月中在柏林举行三国会议——我试图安排及早召开——我邀请艾德礼先生同到波茨坦去——他同意——美军即将撤退到它自己的占领区去——欧洲有优先解决的必要——今天的形势——6月4日和9日我致杜鲁门总统的电报——为他草拟的给斯大林的电报稿——6月14日我给总统的答复——6月15日我给斯大林的电报——他的答复——西方盟国军队的撤退——大选的负担——苏联军队占领了分配给它们的占领区——旧金山会议的结束——我对于一个世界机构组成的看法——同哈利法克斯勋爵通信——在昂代的假期。 6月1日杜鲁门总统告诉我，斯大林元帅已同意于7月15日左右在柏林举行一个他所称为的“三人”会议。我立即答复说，我将很高兴地带着英国代表团到柏林去，但是我认为杜鲁门所提议的7月15日，对于要求我们彼此注意的紧迫问题来说，是太晚了，而且我们如果让我们个人或一个国的需要妨碍及早开会的话，我们还将使全世界的希望和团结受到损害。我复电中有这样的话，“我虽然处于火热的竞选运动之中，我并不认为我在这里的任务可以与我们三人之间的会议比拟。如果6月15日不可能，为什么不在7月1日、2日、3日？”杜鲁门先生答称，经过充分考虑后，就他来说，7月15日是最早的了，并且说正在依此进行布置。斯大林是不愿意把会期提前的。 这件事我不便再进一步坚持。 首相致杜鲁门总统：1945年6月9日 我虽然原则上同意于7月15日在柏林举行三方会议，我希望你会同意我的意见，英、美、苏三国的代表团应该各有分属于他们的完全分开的寓所，而且有他们自己的警卫，此外另有第四个场所供我们开会之用。我们所商定的是由我们三国或连法国在内，以四国平等地位到柏林去开会，而不能接受像从前前往雅尔塔时只作为苏联政府和军队的客人看待的那样的原则。我们应该由自己来预备一切东西，并且在平等的条件下开会。我愿意知道你在这方面的意见。 斯大林同意各代表团应该按照我的建议来安排各自的住宿。每一个代表团应该有它自己的禁区，由它的首脑来决定应该在哪一种方式之下加以管理。波茨坦的德国皇太子的王宫将作为共同的会场之用。附近有一个良好的飞机场。※ ※ ※ 我曾经说过，我多么强烈地认为每一个政府的首脑，在危机时期中，应该有一个副手能参与一切事情，如果有什么意外发生，他就能够因此保持连续性。在战时的议会中，保守党占了大多数，我一向把艾登先生看成我的继任人，并且在国王召见的时候，我曾照这样禀明了国王。但是现在已进行一个新议会的选举，而结果尚未揭晓。因此我觉得理应邀请反对党领袖艾德礼先生出席波茨坦会议，使他能熟悉一切事务而不致脱节。6月15日我写信给他： 1945年6月15日 我现在正式邀请你在最近期间跟我们一起去参加即将举行的三方会议。 自从我向议会宣布了这个意图以后，我注意到工党主席拉斯基教授昨天晚上发表了一个声明，他说，“当然重要的是，如果艾德礼先生出席这次会议，他只能以一个观察员的身分出席。” 英国政府当然必须对于一切决议负责，但是我的意思，你应当以朋友和顾问的身分前往，并且在我们久已意见一致和通过公开宣言被公认为意见一致的一切问题上帮助我们。实际上我认为英国代表团应当像在旧金山时一样地工作，不同的是，像我已经说过的，你除了枢密顾问的身分以外，对国王不负任何正式的责任。 如果仅仅以一个默不作声的观察员身分来参加，我想是有损于你作为我们党的领袖的地位的，而且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我也没有权利把这种负担推到你的身上去。 无论如何我希望你能确切告诉我你是否接受我的邀请。 艾德礼先生在他的来信中接受了邀请，他在信中说，他已经同下院里他的主要同僚们商量过，他们同意他应该在他信中所表明的基础上接受我的邀请。艾德礼先生补充说，从来没有人建议说他只应作为一个观察员去出席会议。 这次会议叫作“终点”。※ ※ ※ 我所以一直着急要趁早开会，主要理由当然是因美军急于要从战争中所曾经赢到手的界线撤退到占领协定中所规定的区域中去。关于占领区协定的来历，以及赞成和反对把它们改变的论据，在前面的一章已有记述。①我所担忧的是华盛顿有一天会作出决定，让出这一大片地区——长达四百哩，最深处达一百二十哩。这里面拥有好几百万的德国人和捷克人。放弃它就将在我们同波兰领土之间设置一道很广阔的鸿沟，并将实际上结束我们影响她的命运的能力。俄国对我们的态度的改变，雅尔塔所达成的谅解经常遭到的破坏，它向丹麦的挺进幸被蒙哥马利及时的行动所挫败，对于奥地利的侵占，以及铁托元帅在的里雅斯特的威胁性的压力，这一切，在我和我的顾问们看来，已经造成与两年前规定占领区时完全不同的形势。的确，所有这些问题应该通盘考虑，而现在正是时候了。此时英美两国的陆军和空军，在未因复员及对日作战的压倒的要求而离散之前，仍然是一支强大的武装力量，因此当前是作出总解决的最后时机。 ①参看第三十章。 能早一个月那就更好，但是现在还不算太晚。另一方面，断送德国的整个中心和心脏——不，欧洲的中心和拱心石——作为一种孤立的行动，在我看来，是一种不顾到将来的严重的决策。如果一定要这样做的话，也只能作为一种总的和持久的解决方案的一部分。我们到波茨坦去将没有什么可以讨价还价的东西，而且欧洲未来和平的前途可能由于不履行责任而落空。然而事情不由我作主。我们自己撤退到占领区边界以内关系还不大。美国军队有三百万，而我们只有一百万。我所能做的事情，首先是呼吁提早召开“三方”会议。 如果不成，其次是暂缓撤退，直等到我们能够在平等的条件下，面对面地把我们所有的问题整个提出来。 经过八年之后，现在是什么样的景象？俄国的占领线已经是从吕贝克起直伸到林茨为止。捷克斯洛伐克已被席卷。波罗的海国家、波兰、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已经沦为极权主义的共产党统治下的卫星国。奥地利问题完全得不到解决。南斯拉夫已经像一匹脱缰之马。只有希腊得到拯救。我们的军队已经散去，要对付俄国军队，就是要再集合六十个师也非经过一个长时间不可，而俄军在装甲力量和兵员上都占有压倒优势的力量。这还没有把远东所发生的一切事情计算在内。 只有原子弹在我们面前展开它的一面凶恶的盾牌。除了这个新的可怕的武器以外，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危险，从一开始就在严重不利的条件下，把它的阴惨的影子笼罩在全世界自由国家头上。所以这个胜利的时刻，也是我们最好的、也可能是最后的维持世界持久和平的机会，就这样被从从容容地听任其消失。6月4日我把下面这些话打了一个电报给总统，这些话现在不再有什么人争辩了： 首相致杜鲁门总统：1945年6月4日 我深信你会理解我为什么切望开会日期提早的理由，即提早到［7月］3号或4号的理由。对于美军撤退到中部地区我们的占领线内，因而使苏联的力量深入到西欧的心脏，并且放下一道铁幕使我们和东边的一切事物隔开，我认为是深可忧虑的事。如果非撤不可的话，我希望这次的撤退能和将真正奠定世界和平的基础的许多重大事情连带一起解决。实际上，至今没有什么真正重要的事情曾经获得解决，你和我都不可避免地要对将来负重大的责任。所以我仍然希望日期可以提前些。 我提到俄国人在维也纳的高压手段来加强这种论据。 首相致杜鲁门总统：1945年6月9日 我们派到维也纳去的代表团，接到托耳布金元帅的命令，限于6月10日或11日以前离开。他们不允许越出市区界限以外去看任何事物。而且只有一个飞机场允许盟国使用。这里是奥地利的首都，根据协定，应该像全国一样，分成四个占领区；但是在那里除俄国人以外，任何人没有一点权力，甚至于通常外交上的权利也不给。如果我们在这件事情上让步，我们就必须把奥地利视为已属于苏维埃化的半个欧洲之内。 2．另一方面，俄国人要求英美在德国的军队撤退到占领线里面去，这是很久以前在完全不同的情况下规定出来的，而柏林到那时势必已经完全苏维埃化了。 3．在奥地利问题得到解决以前，我们拒绝在主要的欧洲战线上撤出，会不会更好些？最少关于占领区的全部协定也要同时付诸实施，这是否更稳当些？ 4．已经有一份电报发给国务院，说明我们在维也纳的代表团的真实情况。我推测他们将在提出抗议之后，按照命令于6月10日或11日离开。 两天以后，我给外交部一份节略，由于艾登先生因公留在华盛顿，我此时向该部作如下的指示： 1945年6月11日 我仍然希望美军从中心区撤退到占领线一事能够延缓到“三方”会议以后。而且我认为，我们如大规模调动以便使法国能接管同意它占领的那一部分占领区，这将刺激俄国人占领德国心脏的要求。当然，美国人可能在任何时刻迁就俄国人的要求，而我们也不得不顺从。到那时候才是和法国人作出这一局部安排［关于他们的占领区］的时候，而不是在这以前，即使拖延时间会对军队的重新部署带来一些不方便。对于这样一个命运攸关的重大问题，我们不应当仓促作出决定。 同时也不反对把这件事交给英国参谋长委员会去考虑。 6月12日总统答复了我6月4日的去电。他说，关于占领德国的三方协定，是罗斯福总统同我经过“长时间考虑和仔细讨论”之后才批准了的，这使得他们不可能为了促使其他问题的解决而推迟美国部队从苏联占领区的撤出。盟国管制委员会非等到它们撤离不能开始行使职务，而原由盟军最高统帅行使权力的军政府应该即时结束，改由艾森豪威尔和蒙哥马利分任其事。他说，有人向他提出意见，如果把撤出的行动推迟到7月里我们召开会议时，那将损害我们跟苏联的关系，因此，他主张发一个电报给斯大林。 上述这一文件中提出，我们应该立即训令我们的军队去占领他们各自的占领区。关于德国占领区，他已准备命令全部美军从6月21日起开始撤出。军队指挥官应该为同时占领柏林及为便利美军由公路、铁路和空中从法兰克福和不来梅自由进入柏林作好安排。在奥地利，可由当地指挥官负责划定全境和维也纳的占领区；碰到他们自己不能解决的事件，才由他们分别向各自的政府请示；这样安排可以完成得更快而更令人满意。 这件事在我心头敲了一下丧钟，但是我除顺从外，没有选择的余地。 首相致杜鲁门总统：1945年6月14日 显然我们不能不遵照你的决定，并即发出必要的指示。 2．至于说德国占领区的三方协定，是我同罗斯福总统经过“长时间考虑和仔细讨论”的问题，那是不正确的。当初在魁北克会议时只简单谈到，而且只涉及英美两方面的安排，关于这个，总统不愿意事前在通信中提出来讨论。这些意见后来交给联合参谋长委员会去决定，他们的确曾认为是可以接受的。 3．关于奥地利的尚待解决的问题，我不认为可以由当地的指挥官们去负责解决。斯大林元帅在5月18日的电报中说得很清楚，关于奥地利的占领和管制的协定，必须由欧洲咨询委员会去解决。我不相信他会同意更改，而且无论如何我们的代表团可能已经离开了维也纳。你给斯大林元帅电报稿中倒数第二段，我建议重新起草如下，供你参考： “我认为奥地利问题的解决跟德国事件同样的迫切。按照欧洲咨询委员会业经商定的原则，把军队重新分布到各占领区去，把国家警备部队调进维也纳，以及设立盟军对奥地利的管制委员会等事项，应该同在德国进行的这些事项齐头并进。因此我对解决奥地利的尚待解决的问题极端重视，以便德奥两国事务的通盘安排可以同时进行。我希望最近美国、英国和法国代表团到维也纳去访问的结果，能使欧洲咨询委员会毫不拖延地为了这个目的而作出其余必要的决议。” 4．就我来说，我特别重视在英美军队从德国的俄占区撤出的同时，俄国人也应该从他们现在奥地利所占领的原划归由英军占领的地区中撤走。 5．我真诚希望你的行动终将有裨于欧洲的持久和平。 总统原原本本地接受了我所建议重新起草的关于奥地利的那一段电文，并且于6月14日把电报发给斯大林。我也没有更多的事可做了。我答复说，“我感谢你迁就我们关于奥地利的意见。像我所已经对你说过的那样，我们是在顺应你的愿望，而且我已经这样告诉了斯大林。” 翌日我给斯大林去电： 我已经看到杜鲁门总统于6月14日给你的信件的抄件，该信是关于美国部队将根据各有关司令官之间的协议从6月21日起将全部撤退到他们自己的占领区去。 我也准备指示陆军元帅蒙哥马利，要他同他的同事们商谈一下，作好下列必要的安排：在德国的英国军队同样撤回到它们自己的占领区；各盟国卫戍部队同时调进大柏林；以及为英国军队从空中、铁路和公路往返英占区与柏林之间的运行自由提供便利。 我完全赞同杜鲁门总统关于奥地利的意见。我尤其相信你会发出指示，使俄国军队在驻德国部队开始挪动的同一日期，按照欧洲咨询委员会已商定的原则，从划归英国占领的那一部分奥地利地区里开始撤出。 不应忽视的是，在当初划定占领区的时候，杜鲁门总统未曾参加，也没有同他商量过。在他接掌权力不久，摆在面前的问题就是，他是否要改变——在某种意义上来说，是否要否定——他的杰出的前任所已商定的英美政府的政策。我不怀疑，他的行动是得到他的文武顾问们的支持的。在这个问题上，他的责任仅仅限于作出决定，究竟情况已否起了这样根本的变化，因而他应该采取一种完全不同的处理办法，以至于不免要受到背信爽约的谴责，那些只是事后聪明的人，还是免开尊口的好。 斯大林的答复了结了这些问题。 斯大林元帅致首相：1945年6月17日 我已经收到你关于盟国军队分别撤退到在德、奥的各自的占领区去的电报。 很抱歉，我必须通知你，英美军队要从6月21日开始撤退到他们的占领区里去并且要把军队开进柏林，这是有困难的，因为从6月19日起，朱可夫元帅及我们所有其他战地司令官，都已被邀请来莫斯科去参加最高苏维埃会议，而且还要筹备并参加6月24日的检阅。他们将能在6月28——30日之间回到柏林。还应该考虑到，柏林的地雷清除工作还没有完成，大概要到6月底才能结束。 关于奥地利，我得重复一遍我上面所说的格苏联一些司令官召回莫斯科，以及他们回到维也纳的日期的话。还有必要在不久未来，欧洲咨询委员会必须在最近期内结束关于确定奥地利及维也纳占领区的工作，这一工作至今尚未解决。 基于上述的一切，我建议有关部队开始调动和进驻它们各自在德、奥两国的占领区的日期，推迟到7月1日。 此外，关于德国和奥国，最好现在就确定法国军队在该两国的占领区。 在德国和奥国，我们将按照上面的计划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 我也已经把整个情况电告杜鲁门总统。 7月1日，美国和英国军队开始撤到指定给他们的占领区里去，有大量的难民跟着走。苏联从此在欧洲的心脏地区站住了脚。这是关乎人类命运的一块里程牌。※ ※ ※ 当这一切正在发生的时候，我投身于大选的纷扰之中。这次大选从6月的第一个星期起认真开始了。所以这个月是不容易度过的。我辛苦地坐了汽车周游英格兰和苏格兰各大城市，一天之中，要对着人数众多而看样子很热心的群众讲演三四次，还要加上四次准备得很吃力的广播，把我的时间和精力都给消耗掉了。在这一段时间里，我一直感觉到我们在欧洲为之而作长期斗争的许多东西正在悄悄溜掉；而早日实现持久和平的希望却正在黯淡起来。白天，在群众的喧嚷中度过；一到晚上，疲倦不堪，我回到作为我的总部的火车上去。那里又有众多的人员和一大堆寄来的电报在等待着我，我还得辛苦地继续工作许多小时。党派的激昂慷慨情绪和喧嚣的场面，同我脑海中充满着的阴沉忧郁的背景何等不调和，而这种不调和本身又是跟客观实际和平衡感相抵触的。当投票日终于到来的时候，我真高兴，而选举票就要安全地封存在投票箱之中经过三个星期之久。※ ※ ※ 当苏联军队像潮涌一般进入他们的指定的占领地区而没有发生什么事故的时候，我们一心一意为谋求和平而建立一个世界机构的旧金山会议，其工作也已经到达结束阶段。艾登先生和艾德礼先生为了选举不得不先离开，但是在6月26日我发出贺电给哈利法克斯勋爵、克兰伯恩勋爵以及我们代表团中的其他一切成员，祝贺他们工作的成功以及在非常困难的情况下所获得的成果的质量。“由于深思熟虑的智慧和信念的真诚，联合王国的代表们做了许多事情来取得意见的一致，一个世界组织缺少了意见一致就没有什么现实性。你们对于为将来重建一个有希望的基础作出了无法估量的贡献。” 不幸的是，到目前为止，这些希望实现的还很少。 我一向主张一个世界机构的基础应该在地区性组织的基础上去探求。浮现在我心中的大部分主要地区有：美国、联合的欧洲、英联邦及帝国、苏联、南美。其他部分在目前比较难于定出界限——像一个或几个亚洲集团，或非洲集团——然而经过研究是可以得出结论的。但目的是在于使各局部地区许多争执得很剧烈的问题在地区会议里经过讨论而得到解决，然后由地区会议选派三四个显要人物作为代表参加最高级的团体组织。这样将组成一个具有三四十个世界政治家的最高级团体，每人不仅负责代表他自己的地区并且负责处理全世界的事务，主要在于防止战争。对于达到这样一个突出的目的来说，我们现在所拥有的措施是不够有效的。把所有的国家，不论大小强弱，在平等的地位上都召集到中心组织上来，这就像组织一支军队，不分最高司令官、师的和旅的指挥官，把所有的人都邀请到总部里来一样。目前所达到的只是一个吵吵闹闹的会议场所，靠熟练的会外活动以通过或否决议案而得到调节。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得进行不屈不挠的努力。※ ※ ※ 几天以后，我拍给哈利法克斯一份电报，告诉他一些有关的细节，我想那是总统和他的僚属们所乐于知道的。 首相致哈利法克斯勋爵（在华盛顿）：1945年7月6日 我自然十分盼望能跟总统会见。英国代表团里的政界成员将于7月25日离开［波茨坦］会议以便在英国等候选举结果。这样可以避免选举揭晓时的尴尬局面。我有理由相信政府可以得到多数，但是，像总统所知道的，选举运动中常有很多意料不到的事。除非投票结果等于是全国有极端不满的表示，我认为无论如何极不可能由于选举宣告失利而使我不得不卸任。我应当等待在英王致词后由下院投信任票的结果，并且接受议会对我的免职。这将使各党和个人能够通过投票而表示其立场。 2．因此英国代表团能够在27日回到柏林，而我个人如有必要可以留在那里直到8月5日或6日。议会在［8月］1日选举议长并且由议员宣誓。但是要等到8日（星期三）才由英王正式召开议会，而有决定性的分组表决在10日（星期五）以前不会举行。我认为这一切细节，其中有些是极秘密的，是会使总统感到兴趣的。 3．我很高兴听到总统在考虑需要两周甚至三周的时间，我也认为，不论在英国会发生什么事情，会议是不能草草结束的，这是极其重要的。在克里米亚的时候，会议就有点像突然缩短似的。我们在这里必须力求把具有极其重大后果的大量问题加以解决，并且为一个和平会议作好准备。那个会议大致将在今年晚一些时候或明年早春举行。 翌日，他回了下面一个电报，这表示他对于华盛顿的看法多么熟悉。 哈利法克斯勋爵（在华盛顿）致首相：1945年7月7日 我接到你的电报的时候，总统已经动身到波茨坦去了。你的来电当即转送到他的船上去。我深信你会发觉杜鲁门迫切希望和我们合作，而且他对于我们所必须作出的决定的长远的含义和暂时的困难，都充分意识到。据我判断，美国人对付俄国人的策略是一开头就对于俄国人的愿意合作表示信任。我还预料到美国人在同我们打交道中，对于我们根据欧洲各国经济混乱的危险而作出的论断，比对于·我·们·毫·不·隐·饰·地·谈·论·极·左·政·府·或·共·产·主·义·扩·散·的·危·险，①容易作出反应。他们对于我把欧洲描绘（不管事实怎样）成为思想冲突之地，苏联跟西方势力可能会在这里面互相抵触，发生对立，表示略感不安。在他们的思想后面，他们还怀疑我们仅仅为了右翼政府或君主国家的本身而支持这些政府和国家。但这绝对不意味着，遇必要时，他们也愿站起来跟我们一起去反对俄国人。不过，他们可能小心行事，并且多半希望扮演成为或者至少表现出要充当我们跟俄国人之间的一个中间角色。 ①作者加的着重点。 经过几年以后，倒是英国和西欧却受到多方面的督促，出来扮演美国和苏联之间的“中间角色”。这才是命运之中的滑稽事情。※ ※ ※ 我决意在大选和波茨坦会议之间让我自己在和煦的阳光中度一周假期。7月7日，选举投票日以后两天，我同丘吉尔夫人和玛丽一起飞到波尔多去，被安顿舒适地住在布鲁廷内尔将军的别墅中。那是靠近西班牙边境的昂代。有很好的沐浴场所和美丽的环境。早晨，我大多在床上读一位杰出的法国作家所写的一本关于波尔多停战及其在奥兰之悲惨结局的很好的记述。奇怪的是，它却唤醒了我自己五年前往事的回忆，并且了解到了我在那个时候所不知道的许多事情。下午，我甚至带了精致的画具突然走出门去，在尼夫河上及圣让德路兹湾旁边找到动人的题材。我发现驻波尔多的英国领事的妻子、奈恩夫人是一位有天赋的画伴，我是一年以前在马拉喀什跟她成为朋友的。我只处理了几件有关即将召开的会议的电报，而努力把政党政治置之脑后。然而我不得不承认投票箱和它的内容的神秘有一种邪恶的幻术，它会敲我的房门盯着我的窗口。当我打开调色板、手执画笔的时候，就容易把这些闯入思想中的不速之客赶走。 巴斯克人到处都热烈欢迎来客。他们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经受了德国的占领，因此在再度获得自由呼吸的时候就感到很高兴。我毋须为那个会议作准备，因为我头脑里已经装满了这么许多东西，哪怕在这么几天过得飞快的日子里把它摆脱一下，也是快活了。总统这时正在海上，他所乘的美国巡洋舰“奥古斯塔”号，就是1941年载送罗斯福到我们的大西洋会议去的那条船。15日我乘汽车经过森林而到达波尔多机场，那里“空中霸王”式飞机把我送到柏林。第三十七章 击败日本 东南亚的计划和难题——第十四集团军渡过了伊洛瓦底江——斯利姆将军在密铁拉战役打了胜仗——蒋介石召回了中国的几个师——我就美空军运输中队撤退事致电马歇尔将军——他的使人不安的答复——3月20日攻克曼德勒——抢占仰光——5月2日的两栖袭击——长期战斗的结束——5月9日我给海军上将蒙巴顿的贺电——太平洋战争的最高潮——一个英国舰队到达澳大利亚——美国进攻硫磺岛——拉姆斯登将军阵亡——6月22日攻克冲绳岛——我向总统祝贺——东印度群岛的解放——英国认真帮助最后袭击日本——幸免于更大的牺牲。 缅甸的冬季战役前面已经谈过①。有决定性的渡过伊洛瓦底江战役在1945年2月开始时，蒙巴顿上将在战略的决策上碰到了困难。他奉到的训令是解放缅甸，但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除了靠现有的物资以外，不能希望有其它的东西；而且随后还要他占领马来亚和打通马六甲海峡。天气是起着支配作用的。首先的任务是要在雨季以前占领缅甸中部平原并攻取仰光。而雨季的来临是在5月初。他可以集中第十四集团军全部兵力在曼德勒平原作一次决战，然后急速南进；或者分兵对仰光作两栖作战行动，而同时北进打击日军的后方。克拉地峡海岸外的普吉岛是向马来亚进军的一块有价值的垫脚石，如果对仰光水陆两栖进攻，就意味着对普吉岛的占领将因而延搁。有些重要但又难以捉摸的因素使他在选择的时候感到棘手。航空补给对于胜利的关系很大。这方面，美国飞机起着重大的作用，而我们也希望一直在腊戍以北对日本两个师作战的萨尔顿将军指挥下的中美联合部队，能和我们共同作战到底。但是帮助中国仍然是美国的头等重要的政策，所以对我们的帮助或许会取消，而上将的计划就可能要遭到破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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