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国最后的荣耀-17

面对日军的严阵以待，明军停止了前进。李如松和刘綎从来没看到过这样的城堡，但他们都不是傻瓜，一眼便能估计出，明军要攻克这些城堡需要付出多少的伤亡。此时明军的一线兵力不过五万出头，且除了川军以外，都已经师老兵疲，尤其是辽东军团，战马损失八九成，人也被饿得皮包骨头。以这样的状态和不占优势的兵力去跟日军一个城一个城地打攻城战，无异于自杀。更麻烦的是，随着日军大踏步后退与明、朝联军的大踏步前进，双方的补给优劣也悄然发生了转换。明军的补给线被拉扯得更长，转运起来更加艰苦；而日军背靠大海，距离对马岛非常近，只要李舜臣不出来捣乱，侵朝军团的补给便可以源源不断地从海上运过来。针对日军的这种防守态势，明军决定暂缓进攻，作出了人盯人式的战略部署：吴惟忠屯兵善山凤溪县、骆尚志、王必迪、宋大斌所部进驻庆州、南原，监视蔚山的加藤清正；辽东军李宁、祖承训、葛逢夏驻屯庆尚南道的居昌，坐扼守东江上游；刘綎所部则去了星州，坐镇八莒縣。这个兵力部署，恰好坐落在日军当初三路并进的路线之上，这给日本人传递了一个明确的信息：“我打不进去，你也别想再打出来。”朝鲜人这次倒表现不错，没再嚷嚷着让明军继续进攻——他们正忙着收复南部四道的土地。这四道土地被日本人蹂躏了一年多，已经惨得不成样子，无论是收拢流民还是重开耕种，都有大把工作要做。朝鲜国王李昖一声令下，整个小朝廷的官员都被分派到各地去安抚民心，不少人被累得吐血。金命元、权慄率领的朝鲜军主力驻在了宜宁。宜宁位于明军防御网的右翼突前部，靠近日军防线的南侧，可以威胁到马山、昌原乃至巨济、加德二岛，从陆上对李舜臣的水师起到配合作用。当初红衣大将军郭再佑曾在此大破日军，几乎让日军右路崩溃。柳成龙把军队摆在这里，是存了一点侥幸心理。万一宋应昌下令继续进攻，他们可以从宜宁策应明军，把日本人赶下海。可宋应昌在得到日军修建倭城的报告之后，便下了决心，断不会让明军给朝鲜人当炮灰。他连续发了数道咨文，严令明、朝联军与日军开战，以免破坏正在进行的和平谈判。于是在壬辰战争爆发一周年之际，在釜山周边这一片不大的区域内里，突然涌入了来自三个国家近二十万人，军事力量前所未有地密集。他们彼此仇视地望着对方，尽管已经偃旗息鼓，手里的武器却从没松开。接下来，就看沈惟敬跟日本人谈得怎么样了。第六章 欺骗的开始沈惟敬的谈判团队在四月十八日跟随日军一起退出汉城，一路来到釜山。在釜山，沈惟敬听到了明军开始追击的消息，而且在大邱还取得了一场胜利。沈惟敬一度陷入恐慌，生怕自己被当成一枚迷惑敌人的弃子，他连忙写了封信给李如松，警告说明军的军事动作可能会危机到和谈进程。不知道这封信是否真正起到了作用，总之明军很快止步于大邱一线，与日军开始了微妙的对峙。沈惟敬这才松了一口气，继续自己的和谈。按照约定，沈惟敬本人留在釜山，居中协调；而大明官方使节谢用梓、徐一贯则乘坐船前往日本。谢、徐二人一万个不情愿，但事到如今，后悔也来不及了，只得登上日本人的安宅大舰，战战兢兢地朝对马岛而去。与他们同船回去的，还有小西行长和三位奉行大人。五月十六日，谢、徐二人顺利抵达了肥前名护屋。在那里，他们受到了热烈欢迎，要知道，这可是自嘉靖年间以来第一批来自大明的官方使臣。日方极隆重之能事，各路大名轮番过来祝酒请客，把谢、徐两位天使忽悠得晕头转向。连续欢迎了好几天，谈判才算正式拉开帷幕。日方代表主要负责谈判的人是景辙玄苏这个老和尚，他是外交老手，一直跟随第一军团在第一线奋斗，对于明、日双方战斗力以及战场态势都有深切的把握。谈判一开始，景辙玄苏还是老一套手法，指鹿为马，颠倒黑白，先指责朝鲜背信弃义，日本是迫不得已才发动的战争，又指责明军追得太紧，不讲信用。谢用梓、徐一贯在日本这几天呆得十分舒服，对倭国的印象也随之改观。畏惧心理一去，天朝上国的心理优势便回到两个人身上，气势大不相同。他们的谈判技巧没有玄苏好，可笨人有笨人的办法。任凭景辙玄苏说得天花乱坠，他们只坚持两点：一，双方都撤军回国；二，日方派人去北京上降书，再议封贡。这两点是大明的底线，如果守不住，是要掉脑袋的，由不得他们不讲原则。玄苏招数用尽，甚至连“日本愿意替大明去打女真人”这种胡话都提出来当条件，谢、徐二人脑袋摇得像个拨浪鼓，死活就是不答应。谈判陷入了僵局。小西行长与玄苏很着急，太阁那边还等着好消息呢，如果还是无法说服明使，和谈就黄了。这时候，远在釜山的加藤清正，出了一个主意。谈判有一条万古不易的原则：舌头解决不了的，就用牙齿搞定。加藤清正觉得，明使如此强硬是因为他们认为在军事上占据优势，日军软弱可欺。因此，有必要再发动一次军事行动，狠狠地抽对方一巴掌，才能迫使他们在谈判桌上让步。加藤清正早就对小西行长负责与明谈判不顺眼，认为药贩子是抢了自己的功劳，不遗余力地往里掺砂子。他这一手棋走的，相当精明：报复行动如果达到预期目的，那么和谈的功劳也有他加藤一份；如果没达到预期目的，谈判破裂，也是小西行长扛这个黑锅。怎么算，加藤都不吃亏。加藤清正的建议很合秀吉心意，很快被批准并传达给了在釜山的宇喜多秀家。秀家接到这个任务，有点头疼。秀吉不知道明军虚实也就罢了，秀家可是在碧蹄馆见识过明军战斗力的，无论是辽东军还是南兵，都极其可怕。日军现在守在倭城里，还算有点底气，可若是放出去打野战，秀家可真没什么信心能取得一场大胜。明军打不得，那么干脆打朝鲜人算了。毕竟日军打朝鲜人，一点心理压力也没有。千挑万选，秀家选中了晋州作为日军试刀的目标。晋州位于庆尚道与全罗道交界处，背靠南江与普阳湖，是全罗道的大门，战略位置十分重要。而且，从釜山出发，途经昌原、金海、马山、咸安等地，全程约一百二十六里，一路都是相对宽阔的大道，没有什么山区，方便大军进退。综合以上几个条件，晋州最适合作为这一次杀鸡儆猴之用。日军在去年十月份在晋州吃过一次亏。当时负责主攻的是第九军团的细川忠兴，他试图打通庆尚与全罗二道的联系，结果在晋州城下碰了个头破血流，被守将金时敏和各地赴援义军打败。从那时候起，日军一直未能完全控制周边地区。所以这一次出兵，日军打出旗号，声称要报去年晋州城下的大仇。宇喜多秀家亲自披挂上阵，麾下加藤清正、小西行长（他在六月初已经赶回了釜山港）、黑田长政、小早川隆景、毛利秀元、岛津义弘、锅岛直茂、长曾我部元亲诸多大将都随军出征——其中还包括了刚刚从日本赶到朝鲜的陆奥名将伊达政宗的三千人，总兵力高达六万余人，精锐齐出。日本人拿出了狮子搏兔的劲头，对晋州是志在必得。加藤清正看小西行长不顺眼，小西行长看加藤清正也不舒服。他本人不主张开战，开战等于是撕毁了双方的休战默契，对和谈会产生负面影响，把他一直以来的努力都毁于一旦。可这是秀吉大人定下的策略，小西不敢反对。他唯一能做的，就是把日本要出兵的情报偷偷告诉沈惟敬，解释说这事我也不知道，都是加藤那兔崽子一手撺掇的。沈惟敬说那你们赶紧撤兵回来啊，小西一脸苦笑：事已至此，我无法阻止。你们干脆把人都撤出晋州城，让加藤清正夺个空城算了。反正他也守不住，他一撤你们跟着拿回来便是。小西这个建议固然保藏祸心，但也不失为一个解决办法。沈惟敬连忙写了封信给李如松，告诉他们日本人的打算，建议不要硬碰硬，避敌锋芒为上。李如松听到这个消息，顾不得鄙视日本人的出尔反尔，立刻命令诸军都不得轻举妄动。如果演变成两军主力对决，明军的分散状况会很危险。距离日军防线最近的刘綎，还特意给加藤清正写了一封信，劝他趁早打消这个念头，可惜加藤清正根本不予理睬。眼看晋州城已是危如累卵，朝鲜军的大部分将领开始转向赞同沈惟敬的意见，干脆让个空城出来，何苦死扛。可是，由江华岛义军转正的倡义使金千镒坚决反对，他认为日本人的话不能信，万一他们打下晋州不撤了，那全罗道可就危险了。金千镒纠集了庆尚道右兵使崔庆会、忠清兵使黄进等一批赞同自己观点的将领，带着各自部属进入晋州，守军总计有八千人。另外在外围还有一些朝鲜军与明军的小部队作为策应，刘綎还答应金千镒会派援军过来。六月二十一日，日军主力抵达晋州城下，开始四面攻城。这是一次无比惨烈的围城战，日军出动了数万精锐与铁炮、龟甲车等武器，日夜不停地拍击城墙。整个晋州城陷入一片火海，到处险象环生。金千镒、崔庆会、黄进等人坚守城头，亲自指挥各种守城器械，抵死不退，打退了日军无数次进攻，守军也伤亡惨重，疲惫不堪。从六月二十一日到六月二十九日，日军的攻势持续了九天。晋州城的高大城墙被连日大火烧得发脆，又被从天而降的大雨生生泡塌了一角。日军趁机一涌而入，绝望的朝鲜守军展开巷战，很快寡不敌众，逐渐被一一消灭。面对蜂拥而至的日军，金千镒带着自己的儿子金象乾，与崔庆会等人跳入南江自尽。晋州就此陷落。大概是知道这座城市是守不住的，日军在晋州城兽性大发，竟然灭绝人性地发动了屠城。城中的朝鲜军民死伤枕籍，血流成河，整个晋州城六万多居民，被屠戮一空，成为壬辰战争中的第一惨案。那些所谓的“日军名将”们平日里玩玩茶道，写写诗词，似乎风雅文明得很，可一闻到血腥，立刻便忘记了文明与人性，可见有些民族的有些本质，是从来不会变的。在晋州发泄够了兽欲，日军留下满城的尸体，得意洋洋撤回釜山。明、朝两军看到晋州的惨状，都异常震惊，甚至连远在北京的万历皇帝听说后都对此表示不安。除去道德上的谴责以外，宋应昌和李如松还有一件事急于弄清楚：日本人肆无忌惮地搞这么一出，到底还想不想谈和平了。按照文明世界的理解，在和谈期间玩这么一出大屠杀，等于是彻底撕破脸皮，没什么好谈的了。他们去问沈惟敬，沈惟敬赶紧说谈啊，为什么不谈！对于晋州惨案，沈惟敬解释说这是日军内部不合所引发的，加藤清正不满小西行长的谈判斡旋，擅自开战，如果我们拂袖而去，便中了主战派的奸计。这个解释勉强压服了宋应昌与李如松的怒气，沈惟敬擦了擦冷汗，又去试探日本人的心思。结果他发现日本人完全没把晋州大屠杀当回事。他们觉得六万多条人命根本不算啥大事，该谈的事还得要谈，没有任何心理负担，反觉得自己多了几分威风，沾沾自喜。在名护屋的秀吉听说日军在晋州大捷以后，兴奋得难以自抑，认为这一下明使会彻底屈服。他连夜召见玄苏，给了他一封书信，转给明方的两位谈判代表。玄苏脑袋不糊涂，他一看秀吉的信件内容，差点哭了。秀吉的语气大得出奇，他声称大明是个忘恩负义的国家，朝鲜是不知好歹的邻邦，不用大军教训一下你们是不知道本大人的利害，现在提出七点要求，答应了就赦免你们的罪过：1、明朝贡献一位公主，给天皇陛下当妃子。2、恢复堪合贸易。3、明日两国永誓盟好。4、汉城与西四道归还朝鲜，东四道割让给日本。5、朝鲜送一位王子到日本当人质。6、日本释放两位王子与陪臣。7、朝鲜发誓永远不背叛日本。玄苏眼前一黑，差点没晕倒。这已经不是和谈了，这是要逼着大明签城下之盟。这个要求一递过去，肯定炸锅，根本就是一封宣战书。“这全都怪黑田那个家伙啊。”玄苏恨恨地骂道。原来当初宇喜多秀家给秀吉写信请求撤军时，生怕秀吉因此而生气，用了黑田长政的主意，把实际情况描绘为“日军大胜，明军乞和”，这才换来秀吉的撤退首肯。秀吉本来是个聪明人，可他的年纪不小了，脑子已经糊涂。他每天呆在名护屋里，对战况的把握完全来自于前线将领的书信，而那些将领深谙秀吉心理，一贯讳败扬胜，给远在日本的秀吉勾勒出一幅无比璀璨的前景图像。所以在秀吉老爷心目中，一直认为谢用梓、徐一贯这两位明使来日本不是谈判的，而是乞降的。在五月二十二日接见明使的时候，太阁老爷虽然热情洋溢，但一切规制举动，都是对待降臣的做派。现在又有晋州大捷的消息传来，在秀吉的错觉中，明、朝联军应该已经摄于天威，闻风丧胆，浑身颤抖着乞求宽恕才是。他提出的这七点要求，可谓是合理合法，一点都不苛刻，充分显示了一位胜利者博大的胸襟与宽容。要说类似的事，以前也有过先例。壬辰战争开战之前，宗义智曾经把朝鲜使臣以“祝贺”的名义诓来日本，骗秀吉说是朝鲜来献降表，结果秀吉对朝鲜使臣表现得非常趾高气扬，气得使团直接回国，差点断送了日本的侵朝大计。这种极其短视的小伎俩，只要稍加对质便会被揭穿，不知为何，日本人却对这个手法乐此不疲。回想起在二战末期，日军穷途末路之际还在大吹大擂，从上到下都做着美梦，不得不感叹，民族性这东西，真是江山易改本性难移。“秀七条”提出以后，玄苏一脑门子官司，他不敢提醒秀吉您产生了错觉，也不敢把这七条直接扔到明使脸上，左右权衡了半天，他只能硬着头皮跟明使坦白说了。谢、徐两个人一听秀吉的这七点要求，脸都白了。如果这七条他们点头答应，回到大明不再是杀头的罪过，而是要被千刀万剐了。没等他们翻脸，玄苏赶紧又含含糊糊地补充了一句，说这七点不是最后通牒，有什么条件咱们可以慢慢磨合嘛。谢、徐二人一听，面面相觑，表示兹事体大，这事儿不是我们能定夺的，还是回去禀告上峰，再给你们答复吧。话都说到这份儿上了，那也没什么好谈的了。名护屋谈判就此告一段落。送走了明使，玄苏告诉秀吉，明使已经答应了您的七条意见，现在要带回北京去盖章确认。秀吉听了大为欢喜，乐呵呵地到处写信炫耀，这从一个侧面表明，他的自大症已经严重影响到了对常识的判断力。在谢用梓、徐一贯返回朝鲜之前，已经把谈判结果和“秀七条”说给等候多时的沈惟敬听。沈惟敬一听，登时傻了。日本人在晋州的举动本来已让明、朝都对和议产生极大的疑惑，现在秀吉又提出这么一堆不靠谱儿的要求，一旦公布出去，铁定开战，到时候他这个游击将军的人生，也就走到了尽头——他跟和议现在是一根绳上的蚂蚱。他必须让议和成立，无论用什么手段。沈惟敬写信吓唬谢、徐两位，说日本人提的条件太苛刻了，这么带回去说给宋经略听，肯定会惹下大祸。谢、徐赶紧问他该怎么办，沈惟敬是个老骗子，一屁三个谎，告诉他们回去什么也别说，只说日本人如何如何恭顺如何如何畏惧天朝，剩下的事交给他来张罗。这时候，日本派往北京的使者抵达了釜山。这位使者叫做内藤如安，出身丹波内藤家，是小西行长的心腹之臣。因为他曾授赠“小西”苗字，官拜飞騨守，所以在明史与朝鲜史料里，被不熟悉日本风俗的史官当成了两个人，一个叫小西飞，一个叫禅守藤。内藤如安跟沈惟敬也是老相识了，当初还跟着沈惟敬在顺安谒见过李如松。两个人这次在釜山一见面，彼此都先苦笑了好久。内藤如安这一次被秀吉委派去北京，身负着两件绝对不可能完成的使命：让万历把朝鲜割让四道的文书签了；再把明室公主迎回来。秀吉不知道实情，小西行长和内藤如安怎么会不知道，这铁定是个有去无回的差事。沈惟敬和小西行长最后想出来的解决办法，可谓石破天惊。说白了就一个字：瞒！瞒着秀吉，瞒着大明，两头都糊弄着。这可真是个大手笔，但也是个极其愚蠢的做法。可那个时候沈惟敬已经顾不得那么多了。沈惟敬告诉内藤如安，你这一次去大明，关于秀七点一个字都别提，拣好听的说就行。内藤如安知道利害，连连点头。可是现在还存在一个问题。晋州之战后，大明对日本已经失去了信任，如果日本仍旧在朝鲜保持驻军，就算内藤如安去了北京，也没人会相信。内藤如安的上司小西行长是个惯于欺上瞒下的老手，他拍着胸脯允诺说太阁大人这边我来搞定，肯定给你们创造一个好的谈判氛围。于是这三个胆大包天的家伙便自作主张，定下了一个要骗过中、朝、日三国的超级大谎言。内藤如安与沈惟敬等不及谢、徐二人返回釜山，先启程奔赴汉城。小西行长也在同一时间赶回日本，伙同玄苏一起，设法劝说秀吉先让几步。沈惟敬和内藤如安带着三十名随从，在七月七日抵达汉城。可内藤如安在汉城遭遇了冷遇，所有人都认为日本人不可信，这个人表面上是使者，其实是来刺探军情的，甚至还有人建议把他砍了祭旗。内藤如安被困在汉城，进不能进，退不能退，惶惶不可终日。但很快沈惟敬和内藤如安就听到了好消息，不是一条，而是一系列好消息。第七章 去与留七月中旬，秀吉在名护屋突然宣布，对大明做出让步。这个让步不再是虚话，而是实打实的让步。七月十四日，毛利辉元、小早川隆景两个军团开始从釜山撤退回国；到了七月二十一日，被俘一年多的临海君、顺和君两位朝鲜王子抵达釜山港，他们没有多作停留，与谢、徐两位明使直奔汉城而去。到了八月五日，他又送了一个大礼包，正式下达了在朝日军撤退令，日军开始有次序地缓缓朝国内归还。这个一贯眼高于顶的小老头，突然之间变得格外善解人意。日本人的这一连串让步让朝、明联军大惑不解，他们已经习惯了日本人的狡诈与不守信用，怎么这些禽兽突然转性了呢？究其原因，不是什么经济结构上的需要，不是什么政治军事上的诉求，更不是社会阶层的呼声。这个理由非常单纯，单纯到每一个老百姓都能够理解：太阁大人老来得子，得好好庆祝一下。八月三日，在大阪的侧室淀姬为秀吉产下了一个健康的儿子，起名为丰臣秀赖。秀吉想要有个自己的儿子都快想疯了，他曾经有过一个儿子鹤松，但在壬辰战争前一年夭折，让他痛不欲生，间接促成了侵朝战争。在鹤松死后，秀吉一直认为自己身体衰微，再也没机会有亲生儿子了。想不到这一次铁树开花，一击中的，淀姬居然顺利产下一个儿子。这让太阁大人高兴得简直要疯了。早在淀姬生产之前，小西行长便劝说过秀吉，说孩子即将出世，应该少动兵戈，增加福德。秀吉很迷信，生怕因为自己的杀业而让这孩子也夭折，所以在七月底，秀吉同意释放了两位王子，并撤回了一部分军队。等到八月三日秀赖出生以后，欣喜若狂的秀吉当即连名护屋也不想呆了，迫不及待地要返回大阪去亲手抱一下自己儿子。这种时候，他变回了一个普通老人，满心都充塞着喜悦，除了儿子什么都不想考虑。小西行长趁机又提出撤军事宜，这次秀吉答应得更加痛快，二话不说就批准了。就这样，因晋州之战而骤然紧张的朝鲜局势，随着这个婴儿的降生而戏剧性地发生了转变。日军从八月份开始撤军，截止到十月底，先后有浅野长吉、毛利重政、羽柴秀胜、宇喜多秀家、毛利秀元、福岛正则、伊达政宗等大名相继撤退，前后五万人归国，占日本占领军的一半。日军的撤退在秀吉看来是大胜归国，在明、朝联军眼中，却是日本服软的标志，看来战争即将结束了。无论是柳成龙还是李如松，此时都大大地松了一口气。此时明方已经接到谢、徐的报告，说“关白极其恭谨礼待，愿顺天朝”，现在秀吉用实际行动证明了这一点。原本围绕在内藤如安与沈惟敬身边的冷言冷语逐渐消失了，越来越多的人相信，内藤如安确实是带着诚意去北京请降纳款的。内藤如安与沈惟敬对小西行长充满了感激，若不是他在日本的周旋，恐怕他们这辈子都要在汉城渡过了。八月底，沈惟敬和内藤如安终于艰难地迈出了使明的第二步，从汉城向平壤进发。随着他们后撤的，还有三万名明军。这三万名明军，大部分属于李如松的辽东军编制。他们在朝鲜奋战了将近一年的时间，已经疲惫不堪。朝鲜大臣曾经在辽东军中听到《山坡羊小詞》，一共十来首，都是抱怨朝鲜生活艰苦的，当时便断言说辽东军已无再战的士气。辽东军的最高统帅李如松一接到撤兵的命令，半点都没延误，拔腿就走。八月十四日，撤到半途的李如松在黄州得到了朝鲜国王李昖的接见。尽管朝鲜对李如松颇多微词，但朝鲜三都八道毕竟是在这位提督手中光复的，无论如何得表达一下对恩人的感激才是。朝鲜国王李昖一见到李如松，恭恭敬敬向他叩了三个头。以国王之尊向一位提督叩头，这已经大大超越了礼数的规格。李如松吓了一跳，赶紧把李昖搀起来，说我因为粮草不继兵马多疲，没有彻底把日本人赶走，真是太惭愧了。接下来两个人拉了半天家常，李如松人之将走，其言也善，拽着李昖絮絮叨叨叮嘱了半天，说要击败倭寇，一定要兵精粮足云云，还指点朝鲜人在庆尚、全罗两道应该如何防守。这时候一位朝鲜大臣张云翼站出来大声问：“提督这一次西归，就再也不回来了吗？”李如松肃然道：“倭寇还没打完了，我怎么可能不回来呢。”李提督食言了。他在黄州见完李昖以后，继续带人朝西撤去，在九月十二日渡江回到辽东，结束了在朝鲜为期九个月的征程。回国以后，因抗倭有功李如松被加太子少保，中军都督府左都督。五年以后，李如松在一次与鞑靼人的战斗中轻军深入，战死于浑河，终其一生再没有踏入过朝鲜半步。在他回国之后，朝廷里不停地有言官上书，批评他一心求和丧权辱国。此后历代对于李如松的评价，众说纷纭，朝鲜史书固然没什么好话，中国史书上也对他评价不高，贬多褒少。必须承认，李如松在朝鲜确实有很多污点，比如他对南兵不遗余力地打压；比如他对朝鲜大臣们的恶劣态度；比如辽东军在朝鲜的军纪劣迹斑斑；他在后期消极避战的举动，也广为人所诟病。但李如松在朝鲜战场上的功绩同样不容抹煞。在他入朝之前，李朝只能龟缩在平安道一角苟延残喘；在他入朝之后，三都八道相继光复，日军被压缩到了釜山一地。一名将军，以数量少于敌人、补给劣于敌人的军队克复三都，转战三千里，这无论如何都可以称得上是名将了。无论是日本史书还是朝鲜史书，都把日军的最后退缩归功于李舜臣与朝鲜义军，这是一种本末倒置的评价。李舜臣和朝鲜义军从日军入侵开始以后一直在奋战，战术上的几次胜利却未能削弱日军在战略上的优势。即便是李舜臣在海上奇迹般的反攻，也只是延缓了日军的推进速度，并没从根本上扭转局势。真正的战争拐点，恰好是在李如松入朝之后。除了平壤之外，李如松没有跟日军打过几仗，战绩上不那么漂亮。可正所谓“善战者无赫赫战功”，在他的指挥之下，明军对日军造成了极大的外线压力，这种压力让日军在战略上逐渐陷入被动，迫使他们从进攻转入防守，并最终不得不撤退——要知道，这可是四万缺衣少食的明军对十万日军的战果。《孙子兵法》里说：“善战者之胜也，无智名，无勇功，故其战胜不忒。不忒者，其所措胜，胜已败者也。”意思是说，擅于打仗的人，别人看不出他多么足智多谋，也数不出什么煊赫战绩，但他总能悄无声息地引导自己的军队立于不败之地，让胜利看起来理所当然。孙子说的，正是李如松这样的人。我们不妨作一个假设。假设李如松最终没有入朝，那么朝鲜人可以依靠自身力量实现反攻么？答案显而易见：不可能。李提督的价值，就在这里。李如松走了，但也有没走的。宋应昌在八月十日下了一道命令，要求刘綎的川军和吴惟忠、骆尚志、王必迪的浙兵留了下，协助防守庆尚、全罗两道，总兵力一万六千余人。饷银大明出，粮草由朝鲜供——毕竟日军还有一半兵力留在了朝鲜，没撤干净，必须得派人盯着。宋应昌始终认为，明、日之间终有一战，和谈封贡什么的只是权宜之计，当不得真。因此，一切部署都必须着眼于未来要打一场大战。这在战略上是一个英明的决定，可是在政治上却很糟糕。主战派的人认为宋应昌卑躬屈膝，一味求和；主和派认为宋应昌存心挑衅，破坏和谈——结果导致他两边都不是人。更糟糕的是，主和派的中坚大将，是曾经站在背后鼎立支持他的上级——兵部尚书石星。在战争爆发之前，石星是朝中最坚定的主战派，一力主张援助朝鲜，并促成了明军出兵。而现在战争进展到了这个地步，他的立场却悄然发生了转变。万历二十一年恰好是京察之年，石星想在职场上更进一步，混入内阁的话，必须得力求稳妥，不能出任何岔子。现在朝鲜三都光复，国王归位，大明援助朝鲜的战略目的已经达成，足可以给万历皇帝与朝野一个交代。只要和议一成，一份“襄助藩国，倭人臣服”的大功是少不了的。在这个节骨眼上，实在没必要再冒险开战，应该见好就收。可是朝廷对封贡这件事，一直存有争议，分成两派，彼此争论不休。一派是大学士张位等人，他们认为封贡是件好事，可以免动干戈，作买卖总比打仗强。可是更多的人对倭寇仍旧心存疑惑，兵科给事中张辅之就认为“许贡则中外解严，其祸迟而大；绝贡则战守豫备，其祸速而小。”地方大员更是极力反对，浙江巡按彭应参上表说倭寇天性就是一群强盗，允许他们从宁波入贡，等于是打开了中国的大门，万一趁机作乱，沿海都会受起荼毒。他们对宋应昌与石星群起而攻之，认为两个人为了贪功牺牲国家利益，还翻出旧帐，说在平壤和汉城沈惟敬跟倭寇许诺封贡，肯定是出于宋、石两个人的授意，三个家伙都该撤职查办。这个指控相当严重，宋应昌不得不上书自辩，解释在平壤和汉城假意许贡，只是为了【文。】迷惑倭寇，并不是拿朝【人。】廷公器开玩笑。石星虽然心【书。】里有讲和的想法，可看到群【屋。】情汹汹，不敢明说，也赶紧为宋应昌辩护，坚称“封贡”是假，欺敌是真。不过石星到底是宦海老手，他在奏表里玩了个心眼，没把话说死。奏折里一面替宋应昌辩护，一面隐隐约约地暗示，日本人确实有乞封的意向，万一他们真带着降表过来，咱们可得好好检查一下他们是否有诚意，再说封贡的事。曾经有一个笑话，说有一个餐厅服务员，他每次接待顾客，都比别人赚得多。顾客点菜的时候，别人问：“您要不要吃鸡蛋”，而他问的却是：“您是要一个鸡蛋还是两个鸡蛋？”石星用的，也是这种技巧。他不说该不该给日本封贡，而是说如果日本人来乞降，咱们该怎么处理，无形中替万历与朝廷预设了一个议和的立场。万历皇帝听了石星的建议，觉得不错，便开口说给秀吉封一个日本国王没问题，就是个空头名分。至于入贡，还是免了吧，让他们老老实实呆在日本岛上就行了。根据万历的口谕，朝廷拟定了一个底线：日本从朝鲜全部撤军；秀吉派人上一份降表请罪；大明封秀吉为日本国王。皇帝既然定了基调，群臣也暂时消停了。石星心中大喜，赶紧告诉宋应昌，你手里不是还扣着一个日本使臣么？赶紧弄过来吧。石星说的日本使臣，正是内藤如安。原来沈惟敬和内藤如安两个人在汉城随明军后撤，满心以为能跟宋经略、李提督一同赴辽。可是九月十二号宋应昌和李如松渡江回辽，他们两个却被留在了平壤，一呆就是两个多月。对于截留使臣这件事，宋应昌的解释冠冕堂皇：“我是打算把内藤如安羁留几个月，到时候留守的明军部队都安置好了，朝鲜军队也都整训完毕，届时无论进攻还是防守，都没后顾之忧了。至于这个日本人使者要杀要剐还是要送去北京，听朝廷一句话。”现在石星要求把使者送到北京去，宋应昌却没答应。宋应昌心里正来气呢，我刚上书说封贡是假的，现在石大人您又让把日本使者送北京议和，这不是让我自己抽自己嘴巴吗？在之前那一轮弹劾里，宋应昌被弹的最凄惨，替石星背了不少黑锅。现在石星又来这么一出儿，让宋应昌十分不爽。石星对宋应昌的消极也很不高兴，三番五次催促，宋应昌却始终不予正面回应。他的理由是：内藤如安自称是为和平而来，可身上什么文书都没有。陛下要求必须有关白的降表，议和才能继续。宋应昌搬出皇帝来当挡箭牌，石星无可奈何，只得指示他尽快去日本弄一份降表回来。宋应昌、石星之间书信往返，一转眼就到了十一月份。在这期间，沈惟敬在平壤呆得如坐针毡。内藤如安迟迟不能赶赴北京，这让他有很不好的预感。拖的时间越长，他的谎话被识破的可能性就越高。需要说明一点。在沈惟敬胆大包天的操作下，内藤如安表现得非常恭顺，一副要去膜拜天朝的嘴脸。无论是万历皇帝、石星还是宋应昌，在这个阶段都不知道秀吉曾经提出过七条极其苛刻的要求——若是他们知道这个，恐怕早就掀桌子开打，断断不会再有任何和谈。另外一个谎言制造者小西行长在西生浦也特别着急，太阁大人已经从秀赖公子的狂喜中逐渐清醒过来，开始询问北京啥时候把割让朝鲜的文书签下来。小西行长实在等不及了，给沈惟敬写了一封信，言辞严厉，质问他到底怎么回事。沈惟敬接到信后一阵苦笑，这事已经有点脱离控制了，他也没好办法。事情就僵在那儿了。沈惟敬和小西行长万万没想到的是，最后帮他们解了围的人，居然是加藤清正。自从明、日停战以后，大规模战斗停息了，可小打小闹却始终不断。在庆州、熊川等地，日军与明、朝联军经常发生战斗。在十月二十九日，加藤清正与朝军在永善又爆发了一次冲突，朝军将领赵希仁战死。十一月二日，明方本想派遣沈惟敬去交涉，可是他离前线太远了，临时派出了一个叫谭宗仁的指挥，前往熊川质询。加藤清正二话不说，把谭宗仁软禁在了营中。消息传回到明军这边，沈惟敬精神一振，意识到这是个机会，主动请缨前去交涉。明军军中没人愿意去跟倭寇来往，既然他主动要求，便把他放了出去。沈惟敬到了熊川以后，没去找加藤清正，先找到了小西行长。两人一见面，沈惟敬赶紧把大明提出的条件告诉行长，行长一听急了，说这跟太阁大人提的要求差太多，根本不可能谈得拢啊。这事若是揭穿，无论小西行长还是沈惟敬，都没好果子吃。两个人愁容满面，都在问到底该怎么办才好。还能怎么办？继续瞒吧！万历皇帝不是要关白降表吗？没问题，我们给你伪造一个！十二月二十一日，两个胆大包天的家伙，居然真的伪造了一份降表。在这一份伪造的降表里，“丰臣秀吉”极其恭顺地表示，先前的战争完全是一场误会，实在是因为日本太过迫切要向大明进贡。现在误会既然消除了，日本知道自己的错误，希望大明皇帝能够原谅，并赐予“日本国王”的称号。小西行长怕这谎撒的太大无法收场，还特意修改了“秀七条”的内容。秀吉说要割让四道，他大笔一挥，改成割庆尚一道；秀吉说要公主，他大笔一挥，说女人不要了，赏赐两万两银子就行；秀吉说了四、五条要求，他大笔一挥，改成只要堪合贸易恢复就好。若是让秀吉知道，这每一处改动，都足以让小西行长剖腹一万次。很多人看到这一段历史，对小西行长和沈惟敬的举动都大惑不解，这么明显的谎言，难道他们以为日本和大明是白痴吗？其实，如果把整个议和活动串起来就会发现，两人开始时候只想撒一个微不足道的谎言，接着为了遮掩这个谎言，不得不去撒一个更大的，逐渐升级，逐渐失去控制，等到他们意识到整件事情已经上升到一个荒谬地步的时候，已经无法回头了。这个故事告诉我们，谎言有多可怕。第八章 这是误会沈惟敬和内藤如安兴致勃勃带着《关白降表》回来的时候，已经是万历二十二年春天了。他觉得这次出使非常完美，满怀希望地去找宋应昌表功，可是等到他的，却是一个晴天霹雳。宋应昌离职了。无论是主战派还是主和派，这个时候都已经对宋应昌失去了耐心。万历二十一年十二月五日，石星上书，先称赞了一番宋应昌在过去两年里的贡献，然后说他既然已经回国，但倭寇的事不能没有人管，推荐了一个叫顾养谦的人来接替。对于宋应昌，石星自认仁至义尽。他并没有剥夺宋的职务，而是让他以胜战之身回京卸职交任。更何况，此时主战派对宋应昌不满已久，如果他还留在这个位子上，早晚要出问题，还不如急流勇退，保全自身——把他召回北京，也算是一种爱护。宋应昌没办法，只得返回大明。在临走之前，他还反复叮嘱朝鲜人和驻朝明军，千万不可撤军，否则局面会不可收拾。他回到北京，交接了职务，还得到了万历皇帝的称许。可他在京城屁股还没坐热，铺天盖地的攻击就涌了过来。广东道御史唐一鹏、河南道御史黄一龙、辽东巡抚韩取善、兵科给事中吴文梓、直隶巡按李尧民等人开始对宋应昌展开了持续不断地参劾，参劾的内容五花八门：从“经略失当”到“畏缩避战”，从“贪冒军功”到“任用不当”，甚至还有人说他伙同袁黄与刘黄裳等人，从战马买卖中牟取暴利，总之什么屎盆子都有。其中最重的一条罪过，是吴文梓提出来的。万历二十一年十二月初二，日军一万人兵分三路，进攻庆州的安康。驻守庆州的南军当时有数千人，主将吴惟忠、骆尚志、王必迪听说日军来袭后，立刻与朝鲜守将高彦伯出战，与日军正面相磕，打了一个平手。吴文梓以此为论据，力陈日军狼子野心，和议是假，主张和谈的宋应昌是汉奸。宋应昌有苦也说不出，石星骂他破坏和谈，言官们又骂他只想着和谈，这大明朝做点事怎么就这么难呐！一时间，宋应昌的处境风雨飘摇，眼看就要被打成大逆不道的罪臣。不幸中的大幸是，这些言官弹劾宋应昌的时候，捎带着弹劾了一个人，李如松。李如松是什么人？他爹李成梁是名副其实的东北王，他本人是东北李氏家族的家主，辽东精骑的最高领导人，他的升迁贬谪对帝国政局影响极大。不要说李如松这次从朝鲜返回，是打了胜仗的，就是他败退而回，朝廷也不敢拿他怎么样。李如松回辽东以后，他家中有一个叫诸龙光的私塾先生，不知出于什么目的，突然跳出来向朝廷控诉李如松暗中与倭寇勾结。朝廷毫不客气地判了诸龙光一个诬陷罪，“枷刑日中”，几乎暴毙而死。朝廷对李氏的态度，可见一斑。李如松和宋应昌在朝鲜战场上一直不和，可现在却被一群言官栓成了一根绳上的蚂蚱。朝廷既然不敢动李如松，自然也不能动宋应昌。经过一番真真假假的调查，最终证明，大部分对宋应昌的指控都属子虚乌有。可惜这时候宋应昌已经是心灰意冷，不想再趟这里的浑水，终于提了辞呈，回原籍养老去了。至此，明军援朝的一文一武两名大员，全都退出了朝鲜战场，终其一生都不曾再度踏足那片土地。宋应昌自从接手经略一职之后，兢兢业业，驱动大明这尊迟钝的战争机器，与袁黄、刘黄裳等幕僚制订了详尽周密的作战计划，调派各地军队，统筹后勤，协调与鞭策朝鲜官员等等。这些大多是琐碎事情，毫不显山露水，很少为人所留意。可如果没有了宋应昌强力而缜密的经营，残破萎靡的朝鲜根本无法支撑明军在朝鲜的军事活动，李如松更不可能打得那么随心所欲。纵观第一次援朝战局，明军运动颇有章法，进退有度，没出过任何大差错，此皆宋应昌运筹之功。至于广为人诟病的补给问题，这是一个客观困难。宋应昌从国内筹措粮草没出半点疏漏，中朝边境粮草辎重堆积如山，奈何朝鲜就那么三五头骡子七八个人，换了谁来也解决不了。在这种极其局限的环境之下，宋应昌勉力支撑，让明军没出现大面积饥绥，应该是有功无过。宋应昌在朝鲜战争中扮演的角色，很像是一个清洁工。无论你怎么努力扫地，都看不出成果，可一旦你撂挑子了，立刻就看出来了。当然，宋应昌本人不能说没有毛病。他对南军的偏袒程度不比李如松护犊子的劲头差，南北之争他至少得复49％的责任；他还曾经指使手底下的人向朝鲜人索要倭寇头颅，用来换取军功。这也是宋应昌的污点之一。不过这些错误瑕不掩瑜，不能掩盖宋应昌所做出的贡献。朝鲜战争历时六年，大明经略先后换了四任，宋应昌的表现是最出色的一位，他在朝鲜战争中的尽心尽力，值得历史给予一个客观、公正的评价。有趣的是，不光是大明有人对宋应昌不满，就连朝鲜人也对他不那么瞧得起。这其中的表面原因，是因为宋应昌在粮草运输问题上对朝鲜官员不假辞色，动辄呵斥，甚至还越权干涉朝鲜官员的任免，惹得朝鲜朝廷不满；但深层次的原因，却是一个跟战争八杆子打不着的学术歧见。李朝一直以来师从大明，意识形态上信奉的是朱子学说为基础的儒学。而宋应昌、袁黄等人，则是王阳明的信徒，其中袁黄与王学渊源极深，他父亲袁坡是王阳明的弟子之一，他的老师是王阳明的嫡传学生王畿。宋应昌、袁黄和其他“王学”门人一样，满怀着将阳明之学传遍天下的伟大理想。在万历十二年，王学门人已经取得了初步胜利，让王阳明正式配祀孔庙。等到宋、袁来到朝鲜以后，却惊讶地发现，一向对大明亦步亦趋的朝鲜，居然对阳明学说无动于衷，这实在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于是，宋应昌、袁黄在打仗之余，还希望把王学萌芽播种在这片荒地之中。王阳明文武双全，所以他们就从最要紧之处入手，先教朝鲜军人阳明兵法，等到时机成熟了，又正式向朝鲜国王提出要讲习王学，传授儒生们阳明心法，甚至建议在朝鲜孔庙里也摆上一尊阳明像。这一下子可捅了马蜂窝，朝鲜大臣们即使被日本人占领国土时，都没这么气愤。他们对宋、袁的这种做法极其不满，明里暗里拼命抵制，无论如何也要维护朱子学说的尊严，甚至骂宋应昌等人是“世衰妖兴，一至于此”。后来袁黄被李如松弹劾了十条罪过，其中一条就是他在“左道惑众”，连带着一些对王学有兴趣的朝鲜儒生，都被问罪处罚。在这种情绪带动之下，朝鲜官员对宋应昌的一切都看不惯，种种记载里颇多讥讽。讽刺的是，这种激烈反弹与争论，反而让王学在朝鲜人所共知，引发了更多人思考，并最终发展出朝鲜阳明学分支的江华学派，也算是无心插柳。宋应昌、袁黄若知后事，也足堪欣慰了。插播完毕，咱们回到正题。宋应昌走了，顾养谦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