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两天,平壤附近的顺安郡守黄瑗给都元帅金命元发了一份信,信里说日军主力向汉城收缩,目前平壤已近乎空城,甚至有被掳走的女子站在城头,深情呼唤朝鲜士兵去解救(《寄斋史草下·壬辰录三》)。朝鲜的一切军情都向明军公开,所以祖承训也看到了。他读完以后,大喜过望,不费力气却能克复首都,天下还有比这更好的立功机会么?他兴高采烈地点齐人马,准备出发。这时候柳成龙和金命元赶紧跑出来,拽着马头齐齐劝阻。朝鲜不是一直希望大明快点进兵么?怎么他们也转性了?一切只因为一场大雨。时值朝鲜夏季,雨水繁多。从七月十四开始,定州到平壤之间开始下起连绵大雨。柳成龙等人对朝鲜天气再了解不过,知道这雨一下起来,没完没了,而且会让道路变得泥泞难行。这种气候条件下进兵,无论作战还是后勤,压力都非常之大,实在不是个好选择。而且大明的辽东军是以骑兵为主,这天气朝鲜的两条腿后勤显然跟不上大明的四条腿骑兵。面对朝鲜人的阻拦,祖承训在马上哈哈大笑,一扬马鞭:“我在辽东的时候,经常率领三万骑兵,歼灭十万鞑子都不再话下,何况这些狗倭寇!”压根不听劝说,执意进兵。柳成龙一看拦不住这位大明天将,只得也让三个朝鲜向导营随军出发,派急使通告各地按照补给计划抓紧运粮。远在义州的国王李昖听了柳成龙的汇报,无可奈何,吩咐礼曹官吏祭告山川,祈祷天气赶紧晴朗起来。兵曹判書李恒福是朝中最铁杆的亲华派,可就连他听说祖承训出兵以后,都满脸忧虑,摇着头说祖承训这个人,性子如此急躁,又没什么谋略,我看这次要完(《再造藩邦录》)。从定州到平壤,一共有四百里路,又适逢大雨,道路难行。祖承训在七月十四日出发,一路风驰电掣,这回他是强行军了,一天时间走了一百六十里路,在七月十五日傍晚赶到了嘉山。到了嘉山以后,祖承训又听到了两个消息。一个是前线传回的一份战报,说宽奠堡守将佟养正的侄子佟大刚在顺安阵亡。(《宣祖实录》壬辰年七月十四日)这里是日朝交战最为激烈的地方,佟大刚作为大明的军事观察员,一直在此与朝军并肩做战,传递了大量情报回辽东。他的战死,说明日军开始重新变得活跃起来。这份战报根本没引起祖承训的警觉,他特意问当地人平壤城的情况。当地人告诉他,城里仍旧还有日军在。可由于之前的朝鲜情报误导,祖承训断定是少数日军,大喜过望,举酒向上天致谢,说这是天意让我成功啊!当下也不休息,继续催促进兵,连夜赶路,一天一夜突进一百八十里,赶到了顺安县城。顺安是平壤的门户,距离平壤只有六十里路。后世的平壤国际机场,正设在这里。抵达顺安之时,明军已成疲惫之师。史儒建议说大军连续赶了三天路,已经疲惫不堪,不如就在顺安休整一下,次日再进军不急。祖承训有些犹豫,军事常识告诉他史儒说的是对的,可他又担心错过攻城良机,最后好胜之心作祟,还是决定继续前进。从顺安出发走了十几里路,开始天降大雨,雨下得越来越大了,几乎看不清路。道路被雨水灌成了泥浆地,许多骑兵的马匹都泡坏了蹄子,稍微一登坡就裂开,再无力疾驰,只能更换马匹。史儒见势不妙,再次建议撤军。祖承训沉吟了一下,这回倒是没有独断专行,他找了一个算命的。辽东将官有些非常迷信,尊崇以关公为首的各路神明,他们会随军带上一两个信得过的算命先生,以方便在阵前卜占吉凶。祖承训带来的这个算命先生,叫王蛮子。算命先生一向最擅于察言观色,王蛮子早看出祖承训急于进兵建功的心理,自然要顺着他的话说,装模作样地卜了一卦,然后告诉祖承训:“别撤,本月十七日正是大吉的日子,利于攻城。”祖承训听了大喜,传令全军连夜疾行,顶风冒雨。为了防止走散,他把部队重新整编了一下,让前军史儒部分出五哨人马,每哨由一百名朝鲜士兵为先导,向平壤疾去。终于,在七月十七日凌晨时分,明军先锋赶到了平壤城西侧。朝鲜军从来没经历过这么艰苦的行军,五哨向导居然跑散了四哨,奇怪的是不认识路的明军一路都没跑散。好在平壤城也近在咫尺,不需要他们再指路了(《宣祖实录》壬辰年七月二十六日)。在飘摇的雨中,祖承训眯着眼睛,看到了平壤城那巍峨的城墙。“打下城池,再吃早饭!”祖承训威风凛凛地下了命令。而此时日本人还对即将到来的危机茫然无知。第九章 败北祖承训是个彻头彻尾的辽东军人。他的十世祖先祖世荣本是安徽人,当年跟随朱元璋在滁阳起兵,担任他的贴身侍卫,是从龙之臣。后来徐达北伐,祖世荣随军北上,遂定居在辽东蒲兰。祖世荣之后,祖家历代一直在辽东军中,俨然已成为军人世家。到了祖承训这一代,他作为辽东名将李成梁的家丁,跟随李成梁与蒙古作战,表现出众,于是一路青云直上,做到了副总兵的位子。祖承训不算是最成功的,不过他有个儿子,以后的名气远远大过他——这个儿子的名字叫祖大寿。那个时代的辽东军人,打起仗来嗷嗷叫,抢起东西来也是嗷嗷叫。辽东复杂、残酷的形势赋予了他们复杂的性格,让他们变成了明军之中少有的悍勇之师,却又有残暴、贪婪的一面。这些军人既有深入敌疆浴血杀敌的功勋,也干得出杀百姓冒领军功讨赏的恶行。辽东军的残暴名声,让朝鲜人心存忌惮。早在讨论向大明求援时,就有大臣不无担心地提出来,说朝鲜就剩下这么一片干净地方,如果让辽东军来了,以他们的军纪,只怕朝鲜除了地也剩不下什么了。对随时可能战死沙场的辽东军来说,声望、道德什么之类的,远不如实在的金银财宝来得重要。正是在这种心理的驱动之下,祖承训日夜兼程,要第一个拿下平壤城,成就不世伟业。平心而论。祖承训疯狂赶路的举动,固然有掺杂着自私的功利心,但从兵法的角度来说,并不为错。既然知道日军主力不在,那么兵贵神速,尽快夺城是理所当然的选择。更何况,祖承训在顺安冒雨强行军的行为,明军其他将领想不到,日本人更不会想到。战争最基本的一个理论,是不去作敌人认为你会作的事情。当年邓艾偷渡阴平、李愬雪夜袭蔡州,都是在绝对想象不到的地点和时机出击,收获全功。有这些先辈的光辉战例作为背书,祖承训今日想重现一次经典。踌躇满志的祖承训策马来到平壤城前,手搭凉篷远远望去,看到远处的平壤城头旌旗飘摇,却没有一个守城的士兵,心中突生疑窦。在这里,有必须作一点简单的考证。对于祖承训军究竟抵达平壤的哪个城门,史料记载不太一样。《朝野佥载卷》、《惩毖录》、《再造藩邦志》等史料记录的是明军从七星门入城。而《寄斋史草》里却说明军是自普通门而入。不过所有的材料在这里都众口一词地强调:城头没人。但另外一本《乱中杂录》,却简略地提及了明军进攻平壤城门时经历了一番战斗,才破城而入。《宣祖实录》二十八卷壬辰年七月二十二日里提到过,祖承训曾在西门结阵。先说平壤城。这城分为四城:内城、中城、外城和北城。外城以牡丹峰为北部顶端,循普通、大同二江的走势把平壤城裹起来,形成两边环水,一侧枕山的态势。外城严格来说,只是城郭,没有城墙。真正的城墙要从中城开始。中城之内,还有一圈内城城墙。在北部,还有一道北城城郭,环绕牡丹峰一周。普通门位于中城西侧,因流经此地的大同江支流普通江而得名。七星门位于内城东北侧。这两个门,并不是同一圈城墙的通道,而是一内一外,一西一北。综合这些说法,可以推测出一个结论:祖承训的部队从顺安抵达平壤以后,先从平壤西侧的普通门进入中城,然后再绕行至北方,抵达七星门外。这条路线意味着,当明军大摇大摆通过平壤外城与中城的时候,没有遭到任何阻挠。外城看不见守军,这个可以理解。平壤的外城周长有三十二里,如果守城部队兵力太少,往往会干脆放弃外围阵地。但日军居然连中城都无人把守,这便可堪玩味了。要么是日本人故意设下的圈套;要么是日本人麻痹大意,根本没设防。相信任何人面对这种状况,都要心中生疑。祖承训久经阵仗,这点警惕心自然是有的。他率军连过两道城墙,不见任何守军,不免狐疑。可他没有停止前进的步伐,这样的机会实在是太难得了,抱着姑且一试的心理,祖承训命令继续前进,但同时往平壤城附近撒出许多斥候,严密监视城中动静。主力陆陆续续都集结到了七星门外,这次他们终于看到了日军守军。祖承训一声令下,五千人马一齐呐喊,声威震天。朝鲜军与明军围住七星门,箭矢如同泼水一般朝城头飞去。《乱中杂录》记载的“喊杀连天,矢石如雨”,应该就是指在七星门前的战斗。负责镇守七星门的,是第一军团副将松浦镇信的侄子松浦源次郎定,年轻人才二十一岁,所以身旁还跟着松浦家的一位老臣子日高喜,以及三百人的部属。当明军突然出现在城下的时候,猝不及防的日军立刻大乱,日高喜还没明白怎么回事,便稀里糊涂地战死沙场,松浦源次郎定依仗着手脚麻利,侥幸逃脱。日高喜的战死,是一个略带喜感的误会。日军此时在平壤城中的总兵力并没有多少,主将小西行长虽在,可主力都分散在平安道,疲于应付各路义军,还得肩负着从后方督运粮草辎重的重任——李舜臣已经掐断了海上运补线,日本人只能走旱路翻山越岭——所以这个时候平壤城内的日军总兵力,应该只有五千人或者更少。小西行长很早的时候,便已经觉察到明军的行动了,可他手底下的兵力不足以出城迎击,因此便制定了一个诱敌深入的作战计划。他首先主动出击,打掉了大明、朝鲜在顺安设下的耳目——佟大刚即在是战中阵亡——使来袭的明军无法得到平壤城的真实动态,然后迅速退缩到城内,弃守外、中二城,示敌以弱,把真正的杀着留在了内城。各门守将接到的命令是,一看到明军袭来,马上后撤,不必恋战。松浦源次郎定和日高喜也接到了这条命令,但他和其他日军将领没有想到的是,祖承训来得太快了。按照日军预计,明军怎么也得十八、九号才能赶到,没料到祖承训一路催促着,明军趁夜冒雨,在十七号便赶到了平壤城下。恰好十七日的清晨又是个雨天,视野受到了很大限制。烟雨濛濛,没人发现明军已经靠近。所以当明军从雨中冲到七星门城下时,日高喜还没作好任何诱敌的心理准备。明朝联军的第一轮箭雨,便把这个倒霉鬼送进了西天。可以这么说,他的阵亡,纯粹是因为敌人没有严格遵守时刻表的结果。据说日高喜的遗体被送回日本国后,还死不瞑目,一直闹鬼作祟,成为壹歧地方的著名鬼故事。这也是可以理解的,换了谁在这种场合阵亡,都不会甘心吧。日高喜的阵亡,证明了第一次平壤城之战本质上属于一场遭遇战。日军并没有成竹在胸,坐等明军踏入陷阱——事实正好相反,在明军进攻的初期,日军根本毫无防备,还一度陷入了混乱。如果小西行长从一开始就设下圈套的话,根本没必要让松浦家承受这么大的风险,赔上一员老将和一名亲族。明军阵斩日高喜,吓退了松浦定,一时间士气大振,很快便驱散了七星门的守敌。但祖承训这时候仍旧没动,打的这么轻易,他心中还是有些不放心,还想再等等。他还想等,日本人却不想再等了。就在七星门饱受攻击之时,大同门的守军害怕了。大同门位于内城东侧,与内城东北的七星门距离很近。这里的守军看到同伴猝然遇袭,慌不择路,打开了大同门朝外跑去。大同门外有一个瓮城,外接通往开城的康庄大道,位置进可守,退可逃。大同门守军的出逃,究竟是日军一早策划好的诱敌策略,还是日军确实想逃跑,已经无从判断,但这个举动,对这次战役产生了关键性的影响。大同门守敌的出逃,很快被明军斥候侦知,迅速回报祖承训(《乱中杂录》《再造藩邦志》)。祖承训见到敌人开城跑了,原本的疑心尽去。他大手一挥,史儒率领一千余名辽东铁骑一口气冲到城下。七星门的大门本来也没锁太严实,被明军几下子捣开了。大军一涌而入,松浦家的几名家臣试图抵抗,立刻便被格杀。压制了七星门之后,祖承训让朝军在门口等着,然后吩咐史儒一马当先,杀入平壤内城,紧接着是戴朝弁部和祖承训的主力,鱼贯而入。明军选择的第一个城内建筑,是位于城市东部的大同馆。这倒不是这里的战略价值有多大,而是每次大明使者前往汉城路过平壤时,都会住在这里,明军路熟……到了这个时候,祖承训终于放心了。他在辽东见过太多城池和堡垒的陷落,当攻方的步骑杀入内城后,守军便无法再控制局面,胜负基本上已经可以确定——祖承训甚至不再担心守军还有什么圈套。到了这份儿上,什么圈套都没意义了。任何已知战法,都不可能在这种局势下翻盘。问题就出在这儿。这个世界上,还有祖承训不知道的战法。那个时代的明军,和日军一样,正处于冷、热兵器交替的时代,但两支军队攀升的科技树不太一样。日本是岛国,资源少,因此更重视火枪,也就是日本人说的“铁炮”的研发,他们制造出的铁炮小巧方便,几乎超过了同时代欧洲;而大明对这种单兵火铳的兴趣没多大,却对大炮这尊战争之神情有独钟,不断开发各种型号的大口径火炮。两支军队喜欢的尽管都是“炮”,其战术内涵却大不相同。祖承训出身辽东,他耳濡目染的热兵器作战,大多是守城时大炮对着城外猛轰,要么是攻城时大炮对着城内猛轰,这种火炮战法无比犀利。大明骑兵的战法更有风格,虽然装备有弓箭和砍刀,但最主要的作战武器也是火枪。不过这种火枪和日本的铁炮大不一样。这种火枪长得不太像传统意义上的火枪,它的名字叫三眼铳,一般是大约一米二长的铁棍,头上三角形焊合了三、四十厘米长的三个火铳管。在作战时,骑兵冲锋进入射程后,连发三记火铳,等这三发打完,他们也就冲到了敌人面前,这纯铁铸造的三眼铳直接就是杆三棱铁锤,砸起人来非常之疼,堪比闷棍(《兵录》)。辽东军常年交战的敌人盔甲厚实,哪怕刀砍枪扎皆不能入,用这种三眼火铳去楞砸就能发挥奇效——可想而知这玩意儿有多沉重了,整个儿就是一个大铁疙瘩,近身格斗利器。问题在于这东西下雨天就不太好使了,在没有遮挡和阵地的时候,别说弹药的干燥了,就是点火都别想。尤其还在马上,更没辙。无论是趁夜奔袭还是强攻七星门,祖承训在他的知识范围内,已经作出了最好的抉择。我相信同时代的任何明军将领身处在此,也不会比祖承训做得更好。目前的局面,他想象不出日本人还有什么办法能够反制。他唯一犯的错误——也是最致命的错误——是漏算了日军的铁炮。比这还更要命的但不属于他的错误的问题——是城内的日军有遮挡和掩护,他们压根不存在辽东骑兵那种下雨天无法随时开枪的问题。他们可以随时开火,一直开火。大明虽然跟倭寇交手多年,但倭寇不象大名的正规军有成建制的铁炮部队,即便是江浙的明军,对日本铁炮也没有刻骨铭心的认识。许仪后、郭国高等人的情报虽有提及,也缺乏直观印象,很难引起高层的特别关注,更不要说把这种战术情报传递到遥远的辽东了。祖承训在抵达朝鲜以后,根本没有与曾跟日军交手的朝鲜军人交流过,对于日军的铁炮战术认识不足,还停留在大明炮铳的概念上。他无法想象单兵铁炮在狭窄巷道内齐射的威力。其实此时的日军,也相当惊恐。明军突如其来的打击,让许多士兵一时不知该如何是好。这种心态很常见,人对每一件事情都会有一个心理预期值,并按照这个预期来作计划。一旦发现事情与心理预期不符,人们往往会出现一段时期的心理不适——用通俗一点的话说,就是“一时没反应过来”。比如说告诉一个学生三天以后考试,然后在第二天突然通知他考试提前了,即便这个学生已经复习好了功课,他肯定还是会惊慌失措。每个人都会出现这种不适,但心理素质好的人会迅速恢复正常,并采取相应策略。小西行长就是这么一个人。他经历了最初的慌乱,很快便恢复了镇定。咱们已经有了计划,明军也已经入城,那还慌张个屁!赶紧动手是正格。不得不说日军士兵的素养是相当高的。指挥官既然下了命令,很快他们便按部就班,进入预设阵地。日军铁炮手和弓弩手纷纷隐藏在大同馆附近街道两侧,藏身木屋楼台等制高点。这样有三个好处,一来隐蔽自己行踪;二来居高临下;三来有屋顶遮蔽,雨再大也不影响火器射击。日军的埋伏部队里,既有铁炮,也有大量的弓箭手。这些弓箭手都是朝鲜人,他们出于各种不同的目的,在平壤城内为日本人卖命,数量还不少,是一支由朝奸组成的皇协军。朝奸太坏了,帮着鬼子打大明天军。平壤内城是按照大明城池的样式修建,四面城墙围成一个不规则的矩形,城内是棋盘布局。因为欠缺规划的缘故,平壤城里的房屋杂乱无章,街道十分狭窄,两侧多为一二层木屋,屋檐逼仄,宛若迷宫。明军与朝鲜军只能排成纵队前进,分别从多个街道前进。骑兵在这里没办法奔驰,马匹没法展开四蹄奔跑,而且屋檐太低,骑士很容易会被刮伤。当明军的大部队越过大同馆之后,日军一声令下,数百挺铁炮齐发,弓弩乱射。在如此狭窄的街道中,突然遭遇敌人居高临下的重火力打击,再精锐的部队也要陷入混乱。明军先锋一下子被枪林弹雨淹没,平壤街头霎时血流成河。这些不幸的士兵甚至没办法转身逃跑,因为士兵和马匹在大街上挤成一团,把狭窄的街道堵得死死,进不能进,退不能退。如果只是单纯的弓箭袭击,明军部队尚可以凭借马匹为依托,强行突破。但铁炮的穿透力远在弓箭之上,在这种狭窄街道里,无论是坐骑还是甲胄都无法阻挡。铁炮声一响,胜负便已经注定。冲在最前面的史儒勃然大怒,他没料到敌人如此阴险。他的部队已经冲到了箕子庙,正好位于平壤城制高点乙密台的打击范围,承受的打击也特别大,瞬间就伤亡过半。这位辽东大将掂过一支三眼火铳,观察了一下形势,发现箕子庙旁松林茂密,当即以其为依托,登高与敌人展开对射。(《再造藩邦志》、《宣祖实录》壬辰年七月三十日)可惜昨天在顺安淋了一夜的雨,明军身上携带的火药早被湿了个精透,只有个别几把火铳还能使用,其他的全变成了铁锤头。没关系,锤头就锤头吧,能杀鬼子就是好兵器。日军足轻一见偷袭得手,立刻一涌而上。史儒的三眼火铳精度和威力都比铁炮差,但声势惊人,他与部众死战不退,有枪的放枪,有刀的扔刀——弓箭在下雨天也大都不能用了,所以只能飞刀飞枪了。日军的近身攻势一时间居然被遏制住了,松林中陈尸累累。可惜这种局面没维持多久,史儒的英勇表现很快就成为了战场的焦点,附近制高点的日军纷纷瞄准他,十几把铁炮霎一通乱放。史儒身中十几弹,直挺挺地跌落在地,当场壮烈牺牲。他的同僚戴朝弁仅仅只比他多活了一会儿,同样也是中弹身亡。随即千总张国忠、马世龙也相继阵亡,他们都是在不同地点被日军狙截。明军先锋部队的指挥系统,甫一开战便遭到了毁灭性打击。先锋官尽皆战死,失去指挥的明军士兵更加混乱,一片人仰马翻的哀鸣声。前军的混乱很快传染给了所有入城的部队,整个军队的队形大乱。隐藏在四面八方的武士、足轻也纷纷涌了出来,提刀架枪,把明军截成了无数个首尾不能相顾的小段。祖承训在这个时候慌了,他在队列的中后方,刚刚走过七星门,暂时还没承受最大密度的打击。但枪炮声越发响亮,说明在歼灭明军先锋以后,日军的铁炮部队已经开始朝这边移动。埋伏在牡丹峰上的日军也都纷纷抬起头来,居高临下地收割着七星门附近的明军生命。面临绝境的祖承训,选择了为将者最失败的一条路:临阵脱逃。他拨转马头,转身就往七星门外跑,祖承训的副手张世隆紧紧跟随着主将,结果走晚了一步,身中一弹,没走出去几步便从马上跌下来,活活摔死。主帅一逃,士兵们更加混乱,纷纷扔下武器,没命地朝城外跑去。郭梦征负责殿后,他一见城内枪声大作,败兵涌出,便知不妙,也返身逃跑。明军一溃,朝军更抵挡不住,也一哄而散。幸亏这时候七星门还在明军的控制之下,不致于变成瓮中捉鳖的局面。祖承训和惊慌的士兵们涌出七星门,再折向西边的普通门,试图杀出一条血路。普通门正对着普通江,附近的土地因为连日大雨河水泛滥,已被浸泡成了泥沼。先前明军入城井然有序,尚还不觉什么,这时候仓皇而出,慌不择路,许多人竟被困在泥沼里动弹不得,被随后赶来的日军杀死。小西行长率军大出,衔尾追击,一直追出好远才得意洋洋地收兵回城。明军本来打算攻下城池再吃饭,因此炊具都捆缚在马背上,此时什么也顾不得了,铁锅饭釜扔了一路,全被日本人捡了便宜。(《宣祖实录》壬辰年七月二十六日)祖承训退出平壤城后,一路狂奔,跑得比来时还快。一天之内,他跑了三百多里路,只身回到了安州地界。到了安州以后,他碰到了朝鲜翻译官朴义俭。朴义俭看到他失魂落魄的样子,吓了一跳,问怎么回事。祖承训这时扯了个谎,说前头打了一个大胜仗,可惜史儒战死。现在雨下得太大了,战事无法继续,他要回大明多叫些人过来。他为何要撒这么一个转眼就会被戳穿的谎呢?不是顾虑个人面子,而是怕回不了国。明军进军之时,朝鲜人在晴川江和大定江搭起了两道浮桥,方便大家能南下。如果平壤兵败的消息传来,朝鲜人担心小西行长挥师北上,第一时间将浮桥拆掉,把自己退军的道路断绝。到那时候,可就全完了。所以他又叮嘱了一句:“你们千万别撤浮桥啊。”(《再造藩邦志》)祖承训渡江之后,在控江亭等了两天,收拾败军。清点了一下,明军伤亡十分惨重,将领只有王守官、郭梦征几员还健在,幸存的部下士气全无。这些明军士兵没地方住,没东西吃,都开始骂祖承训。祖承训无言以对,谁让自己打输了呢。明军在平壤城的损失,历来估计不一。有说三千人全军覆没,祖承训仅以身免,有说伤亡了三分之二。在半年后李如松在平壤取得大捷之后,明军伤亡报告传回义州。朝鲜国王李昖说了一句话:“之前祖总兵打了败仗,实际死伤并没多少,结果中朝却传言说全军尽墨。这次咱们别着急说,先数数清楚再说吧。”(《宣祖实录》二十六年一月十日)据此推断,祖承训部队的伤亡并不很大。其实也可以理解,前方直接接战的部队肯定伤亡很重,但无法在狭窄的街道上展开的后续部队,是成纵队前进的,前军接战败亡,后面退出的部队应该是大部分。关键在于这是个败仗,四员带队大将战死两员,于是在明朝本就简略之极的记载里,就成了全军尽墨。听说败战传来,柳成龙一肚子气,他殚精竭虑整顿出如此周详的补给计划,本指望明军能拿下平壤。想不到祖承训如此不争气,一下子就把买卖给赔光了。他敢怒,却不敢言,还得指望祖承训继续作战,只得拽着祖承训马头,苦苦劝说道:“将军您就算不为我们小邦着想,也得为大明想想啊。”祖承训此时知道就算自己肯留,手底下这批士兵也别指望能继续作战,执意要走。他带人一路北撤,连义州也不进了,直接渡过鸭绿江跑回国去。话说在义州的朝鲜王室还喜孜孜地等着前方的大捷,国王李昖在七月二十日召开了一次会议,煞有其事地吩咐平安、黄海、咸镜道的朝军都尽快动员起来,沿途追击从平壤败走的日军,尽量扩大战果。(《宣祖实录》壬辰年七月二十日)幸亏有细心的大臣提醒,说咱们先派人去问问柳成龙、金命元两位大人,探实了胜报,再发兵不迟。李昖一想也对,结果探子还未出发,前线就传回战报:明军大败,祖承训回国!李昖听到,有如晴天霹雳,惊得半天没说话。在他心目中,明军都是天兵天将,天兵天将怎么会输呢?呆了半晌,日本人给送来一封信。信是小西行长写的,他在信里说平壤一战我军大捷,就好似是孤虎遇见群羊。他自诩为老虎,群羊自然指的就是明、朝联军,还说自己不日将提兵进犯,让朝鲜王室好生准备着。其实这时候小西行长根本没有进攻的打算,四处骚扰了一下,看明军退干净了,便缩回平壤城去。经过平壤一役,虽然击溃明军,可也让日军本来就很紧张的铁炮补给捉襟见肘。第一军团的火器消耗已到了谷底,再不补充便无以为战。再说他目前兵力尚少,勉强追击,恐怕连分驻各城的守备部队都凑不够。更让小西行长心存忌惮的是,祖承训的到来,意味着明军正式介入朝鲜战争。这次是捡了个敌人不谙军情的便宜,下一次如何,却难说了。光靠他自己,恐怕独木难支。小西行长很快写信给宇喜多秀家,报告大明介入战争的重要情报,同时敦促他多运辎重,把一军团在各地的军队召集回来。他写这么一封信给李昖,不过是为了恐吓朝鲜人,争取时间。可惜李昖已经被明军的失败吓晕了头,根本不及分辨这封信中的内情,整个义州一夕数惊。此时柳成龙还在定州督粮,不在身边,只有一位老臣尹斗寿提醒李昖道:“要不咱们派人去问问杨总兵以后该怎么办吧。”一句话提醒了梦中人,李昖连忙派了一个叫沈喜寿的使者,去找杨绍勋咨询。这一咨询,却咨询出了一场大麻烦。第十章 第一次平壤之战:幕后的真相杨绍勋本来是在义州,但他不方便久留,呆了几天就回了辽东境内的九连城。沈喜寿到了九连城,找到杨绍勋,提出希望祖承训继续留在朝鲜,攻略平壤。没想到杨绍勋根本没给他好脸色,劈头就大骂了朝鲜一通,说我们大明这么讲义气,大老远地为你们动员这么多军队,你们怎么能干出这等下作之事!沈喜寿被骂得楞住了,杨大人哪来的这么大火?杨绍勋骂累了,拿出一份文书给沈喜寿,冷冷地说你自己看吧。沈喜寿接过文书一看,登时冷汗涔涔。这份文书是祖承训返回辽东以后呈给杨绍勋的,里面对于平壤城的失败作了解释,主要有五点原因:第一,朝鲜人后勤不给力。第二,朝鲜人军队不配合。第三,在平壤城内,除了铁炮,还有许多朝鲜弓箭手,作为日军内应。第四,情报有问题,城内日军有万人以上,而非原来估计的千人不到。第五,联军攻城的时候,朝鲜将领和部队公然投靠日本人。沈喜寿觉得这五点都不靠谱,但他知道此事若不说清楚,恐怕会导致大明与朝鲜关系的全面破裂,再也不用指望援军了。他拼命向杨绍勋申辩,可惜自己未亲历战场,只能晓之以大义。听到后来杨绍勋总算气消了,说你们也是礼仪之邦,应该不会有帮日本人当内应的事。我有一名亲兵杨得功,就在你们军中,我去问问看详情。沈喜寿得了这句话,这才略微轻松了点,赶紧表示我回去也禀明国王,彻底调查此事。(《宣祖实录》壬辰年七月二十日)在义州的朝鲜君臣听到沈喜寿传回来的消息,顿时坐如针毡。前头日本人没干掉,现在后头大明又起了疑心,真可谓是屋漏偏逢连夜雨。这时候左议政尹斗寿站出来,慨然说道:“这事太大了,必须得说清楚。光是沈喜寿肯定不行,得派个有分量的大臣。我愿意亲自去辽东,跟杨总兵辩解一下。”左议政尹斗寿这个建议,有他的私人动机。大明援军是东人党中的南人党柳成龙、李德馨一力促成,让南人党在朝中势力大增。现在明军一败,等若是狠狠抽了南人党一耳光。如果此时他能让大明的信任危机转圜,西人党必然分数大增,说不定能重新取回优势。国王李昖此时已顾不上什么党派争端了,见尹斗寿主动请缨,忙不迭地答应下来。于是尹斗寿带了一个副手洪秀彦,加上沈喜寿,三个人再赴辽东。尹斗寿与洪秀彦直接去找杨绍勋,沈喜寿命比较苦,他的任务是去找祖承训对质,不能太得罪这位副总兵,还得让他把报告改过来。(《宣祖实录》壬辰年七月二十日)尹斗寿手里还暗埋着一招棋。如果杨绍勋还是坚持相信祖承训的说法,那他们就告去都察院。明代的都察院职“专纠劾百司,辩明冤枉,提督各道,为天子耳目风纪之司”是各级政府的监察机构,上访找他们,是最合适不过。这是一招风险很大的招数,一旦祭出,必然会惹怒祖承训、杨绍勋以及其他一大批辽东军官。大明朝廷对于辽东将领的处罚一向不甚严厉,当年郝杰还在都察院当右佥都御史的时候,也曾弹劾过辽东军的类似行为,几经周折,结果差点不了了之——中朝人要弹劾辽东军,尚且如此结局,何况这些外国人。千万不能偷鸡不成蚀把米,告不成状反把辽东军给得罪了。这招是压箱底的,万不得已才能用。杨绍勋此时正在气头上,尹斗寿知道开场白很重要。一上门就气势汹汹地对质,绝对不行,那是拱火,得寻求一个切入点,让大家心平气和地对话。所以他一见到杨绍勋,先恭恭敬敬地问安,然后提起了一个人。谁呀?史儒。朝鲜人对祖承训的表现很气愤,对于战死平壤的史儒却十分尊重,觉得这是一位伟大的国际主义战士。不光是因为他英勇奋战,而且因为史儒的部队是辽东军中军纪最好的,入朝的明军都有骚扰地方的记录,惟独他的部队没拿群众一针一线。尹斗寿和洪秀彦把史儒狠狠地夸了一通,说我们朝鲜对他的牺牲悲痛万分,然后又把这种伟大的牺牲升华到大明对藩国无微不至关怀的高度,哭着说这次史儒的牺牲,不怪别人,只怪我们自己人品太差。人家都说到这份儿上了,杨绍勋实在没法再黑着脸骂人了,只得顺着尹斗寿的话往上爬,长叹一声说史儒死的有点冤枉,这次打仗打的实在是艰苦,粮秣也不足,老天爷也不给方便,你们的部下也不争气。虽然仍旧是指责,但语气比头一天对沈喜寿和缓了不少。尹斗寿和洪秀彦一听杨绍勋气有点消了,赶紧趁热打铁,解释说平壤之战我们的人也损失了不少。杨绍勋直截了当问道:“你们当初说平壤的日本人总共才一两千,手里的武器也不是几把武士刀,结果我军将士很多都是死在弓箭下,而且敌人至少有一万,到底是怎么回事?”朝鲜军战力极弱,但有一个优点,就是弓箭特别出名。在战争初期,朝鲜弓手是唯一能和日军抗衡的兵种,声威远播。辽东也知道,所以当祖承训报告说敌人箭如雨下时,自然要怀疑一下。对这两个问题,洪秀彦解释说朝鲜军从来没见过倭寇大规模使用弓箭,可能是倭寇强迫我方俘虏所为;至于敌人数量情报不准,当地官员就是这么报上来的,我们也就信了。杨绍勋问证据呢?洪秀彦把早就准备好的军情报告递上去,杨绍勋翻了一遍,默然接受了这个解释。但他很快又提出新的质疑,询问关于祖承训所谓“朝鲜军一部投敌”的指控。这其实才是今天的核心议题,如果这件事得不到澄清,明、朝两军之间的信任将荡然无存。这时候详细的战报还未传回来,朝鲜人手里也没有太多资料。洪秀彦不敢乱说,只能约略辩解了一下,从常理去分析朝鲜人投敌之不可能。杨绍勋听了,觉得有几分道理。这件事太敏感,他也不敢擅下结论,便表态说,确实不能轻信祖承训的一面之辞,等在朝军中的大明观察员回来,再详细询问不迟。尹斗寿和洪秀彦忙活了一晚上,等的就是这一句话。听到杨总兵这么说,两个人终于踏实了。洪秀彦赶紧又问另外一个朝鲜人急切想知道的问题:祖承训还回不回朝鲜。祖承训确实打了败仗,但他代表了大明在半岛上的存在。他在不在朝鲜,战略意义十分重大。对此,杨绍勋的回答是祖承训所部伤亡太过惨重,已经伤了元气,不堪战斗,另外会派遣两支部队前往义州。他还告诉尹斗寿一个好消息,从南边过来的五千抗倭部队已经入关,不日将到;但同时他也提醒朝鲜人,说平安道进军平壤的补给物资十分堪忧,这个问题不解决,大明军队不会继续前进。得了这个准话,尹斗寿和洪秀彦心满意足地回禀国王去了。(《宣祖实录》壬辰年七月二十日)第二天,朝鲜人准备了全套的丧具、丧賻等一系列丧葬用品,写上史儒的名字,抬至宽奠堡,极尽哀荣。国王李昖还特意派了礼曹的官员,代表王室吊祭,以个人名义捐了五十两银子。当时在宽奠堡迎接遗体的,有佟大刚的叔叔佟养正、平壤之战的幸存者郭梦征、还有史儒的弟弟史得。八天之前,朝鲜人也是摆出完全相同的仪仗,把佟养正的侄子佟大刚的遗体送来了这里。他们这么作,一方面是确实想表达感激之情,另外一方面也是借机收买人心,讨好辽东将领,以免让平壤之败影响到大明的出兵决策。与此同时,大明官方的调查官员也抵达了义州,还是那两位:锦衣卫指挥使黄应阳和徐一贯,都是上一次来调查的老熟人。熟人说话好办事。这时候朝鲜人自己也差不多查明白了,胸有成竹。等到黄、徐二位一到,还没等问,司谏李幼澄迫不及待地解释起所谓“投敌”真相来。他首先回放了祖承训的说辞:明军攻破七星门入城之际,朝军将领李薲被安排在队伍的最后方。史儒先锋崩溃之后,祖承训迅速撤出了西边的普通门。在这个时候,祖承训看到李薲跟倭寇说了几句话,然后倭寇的部队开始后退。他认为李薲已经投靠了敌人,事不可为,连忙转身撤走。倭寇冲出来追赶他,李薲紧跟上来,杀了数十个敌人,倭寇才徐徐退去。李幼澄表示,祖承训的说辞里存在着巨大矛盾。如果李薲投了敌人,怎么可能还会象祖承训所说,反身又杀了许多敌人呢?李幼澄越说越激愤,说我们朝鲜上下与倭寇不共戴天,绝不会跟他们在阵前交谈,更别说投靠了。黄应阳、徐一贯听了,连连点头,大为感慨。黄应阳激动地表示,你们为天朝蒙受兵难,现在还要被加诸如此恶名,实在是太过分了,你放心你,我一定为你们辩诬!(《宣祖实录》壬辰年七月二十四日)临走之前,黄应阳还不无得意地对朝鲜人说道:“怎么样?我上次来说什么来着?打倭寇靠这些辽东骑兵不行,还得靠我们浙兵的炮手。”朝鲜人对这一句话的印象更加深刻,对于南兵的到来更加热切。有了黄应阳、徐一贯的报告,大明朝廷对于平壤之败的态度逐渐转变。朝鲜一看到杨绍勋、黄应阳都接受了解释,胆子变大了,决定再走走都察院的路线,把这件事敲钉转角,办成铁案。他们派了一名叫韩润辅的译官韩润辅前往辽东,找到了巡按御史李时孶。李时孶把祖承训的报告拿出来,又责问他,还多加了一条罪过,说祖承训撤兵的时候,朝鲜人故意不给马豆,以致所有的马匹都折损了。韩润辅不慌不忙地解释道:“祖总兵一天一夜退了三百里,换什么马也撑不住啊。”李时孶给逗笑了,说你说的对。(《寄斋史草》)李时孶综合了各方面的调查意见,把这事报给了前同事郝杰。之所以说是前同事,是因为郝杰恰好在七月六日升任兵部右侍郎总督蓟辽保定军务,权柄大涨。(《神宗实录》二十年七月癸亥)郝杰是万历布置在辽东的一枚制衡军方的棋子,一直在跟李成梁手底下的辽东军人明争暗斗,有胜有负。现在他被提拔为总督,自然要下手段整整辽东军。当他接到黄应阳、徐一贯、李时孶等人的报告后,郝杰不禁一声冷笑。辽东军人的纪律性他比谁都清楚,打胜了就肆意掳掠,打败了便互相推诿。祖承训这套逃避责任的说辞,朝鲜人觉得新鲜,他可耳熟得紧。于是郝杰毫不客气地把平壤之败的责任归到祖承训头上,并报告了北京兵部。兵部给事中许弘刚便就此事上书皇帝,说祖承训贪功取败,有失机之罪。朝廷很快便给出了处理意见,革掉了祖承训的职务,任行巡按御史提问——就是说被祖承训被“双规”了,要在规定地点、规定时间内交代问题(《神宗实录》二十年八月壬辰)。后来把他扔到了凤凰城,负责修理盔甲。(《宣祖实录》二十五年八月十日)板子就打到这里为止,不轻不重。因为祖承训是李成梁的嫡系,也是李如松的嫡系。现在李如松和其他将帅在宁夏,已经包围了宁夏城,哱拜之乱旦夕可破,一份平叛的大功是稳稳到手。这时候实在没有必要因为一场小败得罪他。不过兵部在同时也没忘记提醒其他辽东将领:“勿以小败自阻、亦不必以深入为功”,警告他们不要学祖承训轻举妄动,回归到万历六月那份谕令里的战略原则上来:拖。有趣的是,有几个脑子不太灵光的御史一查,发现祖承训居然是郝杰主张派去朝鲜的,这还了得,挽起袖子写起弹劾,要弹郝杰一个失察之罪。可郝杰根本就不怕。因为六月渡江这个决策,从根子上说是万历自己作的决定,他不过是替万历背了黑锅而已。果然,万历对于弹劾一事没作任何解释,特别赦免了郝杰。(《明史郝杰传》)于是,第一次平壤攻防战就这么结束了。大明的援朝之战,一开始便沾染了污点。而祖承训刚愎自用、侵功诿过的丑恶嘴脸,成为了壬辰战争期间大明的耻辱。但这事真的就这么盖棺定论了么?未必。请注意,祖承训同志在报告里对朝鲜一共提出了五点指责:粮秣不足、情报不准、朝军不配合、弓手犀利,还有最关键的李薲投敌。我们来逐条分析一下。粮秣不足这一条,祖承训的指责好象没道理。尽管朝鲜粮食匮乏,但柳成龙费尽心机,还是为明军搜集到数量可观的粮草。尤其是在祖承训进军途中,柳成龙从忠清道的牙山仓奇迹般地抢出了一千二百石白米,运抵定州、安州各处,已暂保无虞。(《惩毖录》)情报不准这一条,没错,铁的事实,但朝鲜人认为非战之罪。朝鲜人情报工作确实作的不怎么样,否则也不至于败的如此凄惨。这是能力问题,不是态度问题。至于弓手犀利的问题——也没错,铁的事实,但朝鲜方面认为那些朝奸非要给日本人当伪军,朝廷就算不情愿,也拦不住啊。朝军不配合,更没错,铁的事实。祖承训抵达平壤城后,四哨朝鲜向导营居然“失期不至”全跑光了。这是朝鲜军的责任,不过他们好歹完成了向导任务,没让明军走错路。李薲投敌这个指控,很荒谬。李薲本人在平壤败战之后,退屯到了顺安,继续坚守前线,后来参加了第二、第三次平壤会战,并跟随李如松在朝鲜抗战了许久,从来没有任何叛逃的记录。看起来,祖承训的指责完全属于胡乱栽赃,不值一驳。且慢,让我们回顾一下心理学的基本理论:江山易改,本性难移。有些事情看似顺理成章,但当我们把参与者的性格标亮之后,便会发现里面矛盾重重。比如说李薲的人品,就不怎么样。他从来就不是个好将领。当初日军逼近平壤之时,朝军在临津江一线布防,本来形势不错,结果李薲看到日军大举袭来,吓得掉头就跑,结果引发了整个阵线的崩溃。亏得他与都元帅金命元关系好,才免于处罚。(《宣祖实录》壬辰年六月十八日)这么一个怯懦的将领,很难相信他会在明军败走之际,奋勇搏杀数十人,然后全身而退。这么分析,有诛心之嫌。那我们不妨看看与李薲同时代的其他人是怎么评价他的。黄应阳认为李薲是清白的,但他根本不了解朝鲜将领,别人说什么,他就信什么,不足为凭;至于郝杰、李时孶等人,更是不了解朝鲜内情,而且他们与辽东军关系一直不甚和睦。这些大明官员作出的判断,全是基于朝鲜各路说客的言辞,以及自己的好恶与利益,与真实会有很大差距。只有朝鲜君臣,才是最为可信的当事人。他们的言语之中,应该会有最客观、最真实的信息。在七月二十六日,朝鲜国王李昖和尹斗寿在义州的东轩宫内,进行了一场意味深长的对话。敬业的朝鲜史官把这番对话完全记录下来,让我们来看其中最重要的一段:李昖:天将打了败仗,却把屎盆子扣到咱们头上,真不幸啊。尹斗寿:咱们管粮船的军官,没有及时跟进,参与战斗;带兵的将领,也是裹足不前,也难怪人家生气。李昖:你说的带兵者,是节度使吗?(指李薲)尹根寿:平壤之战,祖承训把我军分成五队,与他们一起行动。可到了城下,已经跑光了四队。李昖:我靠,看来祖总兵的愤怒,是有道理的啊。李薲这臭小子难辞其咎。尹根寿:不能处罚李薲,应该惩罚的是那四队带队的军官。其中一个已经逮到了,叫金应缄,已被杖责。李昖:监兵使怎么不告诉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