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不幸命运从罗斯托夫开始。当我在11月23日飞到集团军总部去的时候，结果是一无所获，一切还是照旧进行。接着我们北面的友军先败了下来；而南面的友军更早已脆弱不堪，所以我只好决定停止进攻，局势是如此险恶，何况天气又已经冷到了零下32度，我实在无力肩负整个东线的成败。我要求巴尔克把这种情形和我的意见，转达陆军总司令，但是我却不知道他是否已经办到。昨天，空军方面的里希特霍芬元帅来访问我。我们两人之间做了一次长时间的密谈，结果发现我们对于现今的局势具有相同的见解。我又曾经和施密特将军会谈过，他是我右方的军团司令，和我处于同样的地位，他也同意我的见解。所以我的意见绝不是孤立的，但是这也没有什么区别，因为根本就无人关心及此。我绝不相信这样拖下去，两个月内军事局面就可以明朗化。假使现在决定在适当的时机摆脱敌人，退到一条可守的防线过冬，那么我们也许就可以平安度过。在过去这几个月当中，一切都是一个大疑问号……我并不是为我个人打算盘，我所忧惧的是我们德国的前途。12月9日，敌人在利夫内地区扩张他们的战果，曾将第九十五步兵师的一部分加以包围。在我的战区里，我命令第四十七装甲军开始向西南撤退；第二十四装甲军则击退了苏军从图拉所发动的攻势。12月10日，我分别写信给希特勒的副官长希孟德和陆军人事处长小凯特尔，告诉他们我们所处的情形，我希望他们对于这个地区不要再存任何的幻想。在同一天我又写信给我的太太，说道：我希望我的两封信都能够到达它们的适当目的地，因为即令在目前，若能有明确的思想和坚定的决心，则仍然还可以挽救大局的一部分。我们对于敌人的天时地利人和，都完全估计得太低，所以现在自食其恶果……事实上我惟一满意的好事，就是我至少在12月5日，曾经负起责任来停止再行攻击，假使我不这样做，那么一个大悲剧就绝无可避免。12月10日，已经有人在卡斯托尔拉尼亚（Kastornaia）和叶列茨地区看到苏军。在第二军团方面，敌人的突破更深入，已经越过了利夫内—切尔诺瓦（Chernova）公路。在我自己的战区，第十摩托化步兵师正在防守叶皮凡。第五十三军和第二十四装甲军到达顿河—夏特河—乌帕河之线。这一天内，在第二九六和第三十一两个步兵师之间的防线，出现了一个很危险的漏洞。12月11日，我们右翼友军继续向西撤退，叶夫列莫夫已经感受到威胁，因此到了次日必须撤出。为了填塞第四十三军的防线漏洞，第四军团奉命借调第一三七步兵师给我应急。但是距离既远，而天气又坏，该师也必须要等很久才能到达。12月12日这一天，由于我们的右翼友军被困，我把本军团现在可以动用的机动兵力，都送去支援他们。12月13日，第二军团还再继续撤退。在这一战况之下，第二装甲军团原先准备坚守斯大林诺戈尔斯科—夏特河—乌帕河之线的计划，也变得不适用了，尤其是第一一二步兵师已经无力抵抗苏联生力军的攻击，所以必须撤过普拉伐河（River Plava）。我们左翼的友军，第四军团，以及第三、第四两个装甲军团，也都守不住他们的阵地了。12月14日，我到罗斯拉夫尔去和陆军总司令勃劳希契会商，第四军团司令克卢格元帅也在座。为了参加这次会商，我必须要在大风雪中驾车行进24小时之久。我当面把所部的处境报告给总司令听，并且要求他准许我把部队撤到苏夏河—奥卡河之线，另外也提出了如何阻塞第四十三军和第二十四装甲军之间缺口的问题，现在它已经宽达25英里。本来第四军团应该把第一三七步兵师借给我去填塞这个缺口，但是克卢格只派了该师的四个步兵营由该师师长率领前来。我认为这个兵力完全不够用，要求赶紧把该师另外一半兵力也送到。以后在战斗中，该师的师长布格曼将军（Gen.Bergmann）英勇战死，而这个重要的缺口还是没能填住。罗斯拉夫尔会议达成的结果就是下述的命令：“第二军团暂时受第二装甲军团的指挥。两军团合守库尔斯克—奥廖尔—普拉夫斯柯以—阿列克辛之线，必要时可以撤到奥卡河。”我当然以为陆军总司令会把这个决定报告给希特勒知道，以后的事实却证明他并没有告诉希特勒。第六部分 1941年苏联的战役向图拉和莫斯科进攻(8)这一天，苏军从12月13日早已突入第二军团防线的攻势，又开始更深入，由利夫内直达奥廖尔，其结果使第四十五步兵师被围并被消灭掉了一部分。冰冻后的地面使一切的运动都深感困难。冻伤对于我们所造成的死伤数字，比敌人的攻击还要严重。第四十七装甲军必须撤回，因为它的右翼友军，第二军团的第二九三步兵师已经由叶夫列莫夫撤退。12月16日，希特勒的副官长希孟德，本在我的邻近地区内，但在我的紧急要求之下，就飞到奥廖尔机场和我会谈。我们面谈了半个钟点。我用极严重的语气把目前的情形讲述给他听，要求他把我所说的一切照直转达。我希望希特勒在夜里会打电话给我，答复我所提出的一些意见。从与希孟德的谈话中，我才知道陆军总部正在酝酿大改组，而勃劳希契元帅即将被免职。在那天夜里，我这样写道：我最近在夜间常常失眠，我的脑筋一直在转念头，想用尽一切的方法来帮助我这些可怜的士兵。在这种奇冷的天气中，他们还是露宿着，这真是太可怕，简直无法想象。OKH和OKW中的大人物们从来不曾到过前线，所以当然也不知道前线上的实际情形。他们还是把许多无法执行的命令送了下来，而对于我们的要求和建议，一概置之不理。那一天夜里，诚如我所预料的，真的收到了希特勒所打来的电话。他命令我们坚守原阵地，不准再退却，并且答应送援兵来——说到援兵数字却太荒唐可笑，准备空运500人来。那天电话效果很坏，希特勒就把他的命令又重述了一遍。至于说到我们的撤退，是自与勃劳希契在罗斯拉夫尔会晤以后，就早已开始进行，所以现在根本无法制止了。12月17日，我又去访问第二十四装甲军、第四十七装甲军和第五十三军的军长，目的是为了明了当前的情况，并商论对策。这三位将军都一致认为，用我们现有的兵力，是不可能在奥卡河以东建立一条防线的。现在的问题就是如何维持部队的战斗力，等待援军到达并实行坚守。他们并且报告说，部队对于最高指挥官的能力深感怀疑，为什么把敌人的实力估计得那样错误，来发动这种必败的攻势。他们说：“假使我们还能够保持着旧有的机动性和战斗力，则这种攻击也不过是儿戏罢了。可是现在苏军有冬季作战的训练和装备，而我们却完全没有。”这一天，第二军团非常担心敌人会冲到诺夫西利（Novosil）。在检视一般局势后，我得到了集团军的批准决定亲自飞往元首大本营，把前方的一切情况当面报告给希特勒，因为电话和书面的报告都早已完全不生效力了。预定谒见的日期定在12月20日，但当天中央集团军总司令博克元帅称病辞职，由克卢格元帅继任。12月18日，第二军团本奉命守住提门—里弗尔—维巧以（Verchoei）之线，而在以后几天内，应与第二装甲军团的右翼取得联系，撤到巴尔夏尼亚里卡（Bolshaia Reka）—苏夏河之线。第二装甲军团则将占领莫基尔基—弗尔夏以普瓦维—索罗齐卡—周尼拉—柯斯卡拉之线（Mogilki-Vershoie Plavy-Ssorochenka-Chunina-Kosmina）。第四十三军改由第四军团指挥。12月19日，第四十七装甲军和第五十三军撤到了普拉伐河之线。我决定把第四十七装甲军从阿斯尔基（Oserki），撤到波地西尼弗基（Podissiniovke）的西北面，又把第二十四装甲军撤到奥廖尔地区，作为军团预备队，这样就可以使该军各部队获得一个短暂的休息，并且使我手里可以有一支能供调遣的机动兵力。第四军团正在他们右翼方面拼命进攻，但已有一部分为敌人所逐回。第六部分 1941年苏联的战役我第一次被免职(1)当1521年宗教革命的时候，马丁路德博士（Dr.Martin Luther）将出席会审，送行的人曾经对他说：“小修道士，小修道士，你有一段艰巨的路程要走呵！”当我的幕僚们听到我要到元首大本营里去，他们就引用这一句古话来向我话别，这的确是很合题的。我当然也知道，要想说服希特勒听进我的意见，那真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不过在那个时候，我还以为我们的最高统帅对于一个来自前线、身经百战的将领所说的一切，总能听进去几成。当我从冰天雪地的战场上，飞往人间天上的大本营时，心中还是抱着这样的想法。12月20日15点30分，我在拉斯滕堡（Rastenburg）的飞机场着陆。我预定和希特勒会谈五个钟点，中间只暂停两次，每次都是半个钟点，一次是为了吃晚饭，一次是为例行每周汇报，那是希特勒依惯例要出席的。希特勒接见我的时候大约是在18点钟。凯特尔、希孟德和希特勒的一些其他宠臣也都在座。陆军参谋总长或是OKH的其他代表人却都没有出席，希特勒在把勃劳希契元帅免职之后，任命他自己兼任陆军总司令。所以，正和8月23日的情形一样，我面对着OKW中的许多显要人物，完全是处于孤立的地位。当希特勒走向前来向我表示欢迎的时候，我就感到很惊讶，因为这是第一次，我看见他的眼光里充满了一种生硬和不友好的表情。这使我深信一定是我的对头在他面前先进了谗言。室内的灯光黯淡，更增加了不愉快的气氛。会谈一开始，我讲述了第二装甲军团和第二军团所处的情况。之后我就说到我把这两个军团逐渐撤退到苏夏河—奥卡河一线的意图，这也是我在12月14日罗斯拉夫尔会议中，曾经获过勃劳希契所批准的计划。我以为他应该已经把详情向希特勒报告过了。因此当希特勒突然喊了起来：“不，我禁止撤退！”的时候，不禁使我骇了一大跳。我报告他撤退早已开始，而且中途无险可守，势必要撤到那两条河边不可。假使他若是认为保全士卒性命，暂取守势过冬的理想是对的，那么他就只有准许撤退之一法。希特勒说道：“假使是这样的情形，那么他们就应该原地掘壕固守，不准放弃尺寸的土地！”我回答说：“在多数的地方，地面都已经挖掘不进了。因为它已经冻结到了五英尺的深度，而我们那些可怜的筑城工具根本就吃不消。”希特勒说道：“在那种情形之下，他们可以用重榴弹炮打出一些弹坑来。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我们在佛兰德平原上就曾经采用过这种办法。”我说：“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候，我们驻在佛兰德平原上的每一个师，平均所防守的地区不过两三英里宽，而每一个师都有两三营重榴弹炮的支援，而且弹药的供应也极充足。现在我们每一个师所要防守的前线都有25英里到35英里的宽度，而每一师只有四门重榴弹炮，每一门炮又只有50发炮弹。假使我们来制造弹坑，则一共只能在地面上打成50个浅浅的空洞，每一个大小深度都和一个浴盆差不多一样大，那又有什么用处？在佛兰德从来没有碰过这样的冷天，此外我们也还要保留炮弹去打苏联人。我们甚至于为装电话想树一根木杆都不可能，因为这也必须要使用高威力炸药，我们又从哪里去寻找足够的炸药，以来炸出你心中所想象的防御阵地呢？”但是希特勒还是坚决不肯收回他的成命，他坚持要求我们必须守在现在的位置，不准再退。我说道：“那么就是说要在一个不适宜的地形上，采取阵地战的战术，正好和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西线的情形一样，结果我们就会消耗同样多的资源，和牺牲同样多的生命，而却毫无获得决定性胜利的希望。假使是采取这样的战术，那么我们在一个冬天里面，就要把我们的官兵消耗殆尽，这种牺牲不仅是毫无用处，而且也无法弥补。”希特勒说道：“你难道以为菲德烈大帝的掷弹兵都是自己想死么？他们当然也想偷生，但是国家却有权要求他们牺牲他们自己的生命。我也相信，我有权要求任何德国的军人牺牲他的生命。”我说：“所有的德国军人都知道，在战时他们是应该为国捐躯的，而且截至目前为止，事实上也可以证明我们的士兵是真能视死如归的。但是假使要求他们效死，那么必须使他们不是白白的牺牲，才可以对得起他们。照现在这样的办法，只不过是使他们冤送了性命罢了。我的部队在没有到达苏夏河—奥卡河之线以前，不可能抵抗天气和苏军的双重压力。我请你注意这一点，就是天气比苏联人更可怕，我们由于寒冷所遭受到的死伤数字，要比敌人造成的大了一倍。任何人只要看到医院里挤满了冻伤的人，就可以明了这个真实的情形。”希特勒说道：“我知道你是最肯同士卒共甘苦的，你曾经花了不少的时间和部队在一起生活，对于这一点我很嘉奖。但是你所看过的事情使你陷入了当局者的迷思，你对于士兵的痛苦产生过深的印象。所以你会觉得他们太可怜，你应该稍为再站远一点看。相信我，当在较远的距离观察时，事实反而可以看得更清楚。”我说：“只要是我能力可能达到的范围，我当然应该尽量减轻士兵的苦痛，这也是我的义务。不过甚至到今天，士兵们都还没有收到他们的冬服，多数的步兵现在还穿着单衣服。军靴、背心、手套、羊毛帽子等等不是完全没有，就是已经磨得稀烂。这叫我又有什么办法。”第六部分 1941年苏联的战役我第一次被免职(2)希特勒高声地喊道：“那完全不对，军需总监报告我说，冬衣是早已经发过了。”我说：“我敢说发是发过了，但是却从来没有到达前线。我有责任要查询这些事实的真相。在目前它们还留在华沙车站，已经有好几个星期了，因为铁路运输发生了困难，所以无法转运，我们本来要求在9、10月间即行运往前线，但是挨了一顿官腔，现在却已经是太迟了。”希特勒马上去找军需总监来对质，结果他承认了我所说的一点都不错。戈培尔后来在圣诞节发动为士兵们捐募寒衣的运动，就是由这一次谈话所引起的。可是所收集的衣服在那一年冬天却始终没有能够送达前线。之后就谈到战斗兵力和补给兵力的支配问题。由于泥泞和寒冷的原因，我们的车辆已经损失颇重，所以不够战斗部队和补给部队的应用。因为我们并没有获得任何的补充，所以部队就只好就地取材，去寻找补充的运输工具。主要的就是雪橇之类，载重量极有限。所以必须要有数量庞大的车辆补充损失，而且我们还要有更多的人员去转运这些物资。希特勒坚持以为补给部队占用的人力，实在是太多了，所以希望把它大加裁减，而使前线上的兵力可以增加。事实上，我们在前线上早已开始实行这种办法，现在已经是减无可减了。若是再想减少补给方面的人力，那么交通工具就必需能够大有改良才行，尤其是铁路的情形，想要使希特勒明了这个简单的事实，似乎都是很困难的。于是就再谈到住的问题。几个星期之前，在柏林曾经有一次展览会，是由OKH所主办，专门表演怎样为部队准备过冬的情形，勃劳希契元帅曾经坚请希特勒去亲自参观。那一切都是极富丽堂皇之能事，并且还曾摄制成电影。不过很不幸，前方部队对于这些美丽的东西却是想都不敢想。由于部队总是在运动中，当然也不可能来建筑这样的营舍，而且前方也不可能找到这些材料。实际上，我们住的情形可以说是恶劣不堪，而希特勒对于这种情形也是毫无所知。军需生产部部长托德博士也曾参加这一部分的讨论。他是一个头脑清楚且具有正常人性的人，他对于我所叙述的前方生活情形，不禁深受触动，他把他刚刚制造好的两种战壕用的火炉模型拿给我看。这种模型本是做给希特勒看的，可供前方部队拿去做样本，使用手边可以找到的材料把它制成。这至少可以算是这一场讨论的一个具体结果。在吃晚饭的时候，我就坐在希特勒的旁边，我利用机会把前线生活上的一些零碎资料讲给他听。但是我的努力并不能收到我所预期的效果。希特勒和他的宠臣们都很明白地表现出来，觉得我是在夸大其词。吃过晚饭之后，我们继续讨论，我就建议应该把在前线上有实际战斗经验的参谋人员，调回最高统帅部和陆军总司令部里来服务。我说：“从OKW（最高统帅部）诸公的反应上看来，我似乎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就是他们对于我们的报告，并没有能够获得正确的了解。结果他们也没有对你做适当的解释。所以，我认为把前线上有经验的参谋人员调回OKH和OKW充当幕僚，实在是有此必要。现在已经到了要换班的时候了。自从开战以来，这两个总部里的人员就一直是在千里以外指挥着这场战争，那就是说差不多已经有两年多的时间，从来没有到前线上去看过一次。这一次战争和第一次世界大战可以说是完全不同，所以凭着上次大战的经验，是不足以了解这一次战争的。”我这个建议可以说是惹动了一个黄蜂窝。希特勒怒声地回答道：“现在我不能离开我的私人幕僚们。”我说：“这并不需要调换你的亲信助手，完全不是这一个问题。问题是可以把最近在前方有经验的人员——尤其是对于冬季作战方面——调到统帅部中，去充当重要的幕僚人员而已。”这个要求也被粗暴地拒绝了。于是我和希特勒的会谈到此就可以说已经全盘失败。当我离开那间会议室的时候，我听见希特勒向凯特尔说：“我还没有能够说服那个人！”这个裂痕现在已经完全表现了出来，再也合不拢了。第二天上午，在尚未飞返前线之前，我又打电话给三军参谋总长约德尔将军，再向他重述一遍，照目前这样的办法只是徒增无益的牺牲，而毫无价值。我这一次电话也没有产生显著的效果。12月21日，在与约德尔通过电话之后，我就飞回奥廖尔。根据希特勒的命令，我军的左界改摆在希斯德拉河与奥卡河交汇的地点。这种变化使我这个军团的责任增加到了无法负荷的程度，在这一天之内，我都在忙于做新的部署，以符合希特勒的意图。为了使这些命令确实能被奉行，在12月22日这一天，我又去视察第四十七装甲军所属的各师。在军部举行了一次简短的汇报之后，我就转往切尔尼，那是第十摩托化步兵师的驻地，我当面将希特勒的命令和他所持的理由，讲述给该师师长罗普尔将军听。那一天下午我又去第十七和第十八两个装甲师的师部，也是为了同样的理由。回到奥廖尔的时候已经是深夜，人都冻僵了。我这个地区西端的各级指挥官，在我亲自解释之下，至少是已经了解了这一次变局的原因。所以我就想到在以后数日，虽然必将遭受到很重的打击，但是我的良心上却可以比较安静一点。第六部分 1941年苏联的战役我第一次被免职(3)12月23日我又去访问其他的各军师长。第五十三军报告说，第一六七步兵师现在也已经受到严重的攻击，第二九六步兵师在比里夫已经支持不住了，这个军此时的防守能力已经脆弱不堪。在它左翼方面与第四十三军之间，仍然还留着一个大漏洞，因为部队已经完全丧失了机动性，一离开道路就寸步难移，所以事实上漏洞永远无法填起。因此我就决定把第三和第四两个装甲师，经由图拉—奥廖尔公路，撤到奥廖尔，让他们暂时休息三天，然后再由第二十四装甲军指挥着向北进攻，经卡拉齐夫和布良斯克，侧击向奥卡河挺进之敌军侧翼。此时深入第二战车军战线的敌军必须转移部分兵力应付这个新危机，因而延迟了他们的集中时间。这样第二十四装甲军的非机动部分就集中在奥廖尔，以来防守这个城市。12月24日我访问了一些医院，参加他们的圣诞节庆祝仪式。我设法给与那些英勇士兵们一些有限的安慰和温情，但是我自己的内心却是痛苦异常。在这天黄昏时候，我几乎完全是一个人工作着。以后李本斯坦、布辛、卡尔登诸人来见我，我们短暂相聚了一下，使我稍为感受到一点人间的温暖。12月24日，第二军团丢掉了利夫内。在那个地方的北面，苏军已经越过了奥卡河。根据OKH的命令，已经派遣第四装甲师向比里夫方面阻止敌人的前进。因为兵力都已分散，所以我所计划的第二十四装甲军的统一反攻，也就宣布流产了。在12月24日的夜间，由于苏联包围进攻的缘故，第十摩托化步兵师丧失了切尔尼。苏军的这次收获大出他们意料之外，因为在左翼方面作战的第五十三军守不住了，所以敌人才获得了一个突破的机会。第十摩托化步兵师的一部分在切尔尼被围，我立即把这个不幸事件报告集团军总部。克卢格元帅就用粗暴的口气指控我，说一定是我命令撤出切尔尼，并且还说，至少是24小时以前就已经撤退了。这完全与事实不符，因为我还曾经亲自向该师师长说过，根据希特勒的命令，该城必须死守到底。所以我也非常愤怒，立即否认克卢格元帅对于我所做的这种不公正的指控。12月25日，被围的部队居然还能够突围而出，并且还带回了几百名俘虏。我就命令开始向苏夏河—奥卡河之线撤退。在黄昏的时候，我又和克卢格元帅发生了另一场激烈的争论，他指摘我的报告不正确。他在挂电话的时候说道：“我要把你的情形报告元首。”我已经受够了，我就立即打电话告诉集团军参谋长说，我再也不想干了，我要求立即解除我的职务。接着我又发出一个正式的辞职电报。但是克卢格元帅却已经抢了先，他已经要求OKH将我免职。12月26日的上午，我就接到通知，说希特勒已经把我调回OKH，另候任用了。我的后任是第二军团的司令施密特将军。12月26日，我向我的幕僚们话别之后，就又向我的部队发了一个简短的每日命令。27日我离开了前方，在罗斯拉夫尔过夜；28日过了明斯克，29日夜里过了华沙，30日夜过了波森（Possen），恰好在除夕回到了柏林。在我离去之后，克卢格和我的旧部之间还发生了一次冲突，那是由于我那个给部队的告别书所引起的。克卢格希望不要发表它，因为他害怕我会批评高级长官们。事实上它却毫不带刺，李本斯坦终于使我的部下们都收到了我的告别书。我最后的命令是这样的：第二装甲军团的全体官兵们！元首兼三军最高统帅在今天已经解除了我的职务。当我要离开你们的时候，我不禁回忆起这六个月以来我们并肩作战的情形，这是为了国家的光荣和陆军的胜利而战的。同时我对于那些已经为了祖国而流血捐躯的勇士们，更是不胜感念。从我的内心深处，我向你们表示极诚恳的感谢，在这个长期的作战中，你们是尽了最大的努力和发挥了最大的团结力量。我们曾经是安危与共，只要能够帮助你们和保护你们，就是我最大的快乐。祝你们鹏程万里！我知道你们还是会和过去一样英勇作战，尽管必须在严寒的冬天，和优势的敌军作战，但我相信你们一定可以把这些困难全都加以克服。当你们做艰苦的奋斗时，我的思想是永远和你们在一起的。你们这是为了德意志而战！希特勒万岁！古德里安第七部分 投闲置散投闲置散(1)遭到了这种不公正的待遇之后，我感到很痛心。于是我在1942年1月初，就从柏林发出一个呈文，要求举行一次军法会审，来审理我所以被免职的原因，看到底是我对，还是克卢格元帅对。希特勒却批驳了我的要求，他也没有让我知道是凭着什么理由批驳我的要求。不过很明显，希特勒是不愿意将这一件事的真相公布出来。大家都完全明白我受了不公正的处罚。在我离开奥廖尔之后，希特勒的副官长希孟德上校就来到了前线，他是奉希特勒的命令来调查这一次事件的真相。李本斯坦和其他在前线上的将领们，就把全部故事的经过告诉了他。希孟德回到大本营之后，他就向他的同僚们说道：“这个人的确是受了不公正的待遇。他的全部僚属都是站在他那一面，而且都信任他。我们应该设法将这一件冤案平反过来。”关于希孟德的善意是毫无疑问的，因为他的确是一个品格高尚的君子。不过他这个好意却并没有下文，原因是因为有其他的人加以破坏。所以现在我就待在柏林，无所事事，而我的部下却还继续在前线上拼死作战。我知道我已经被监视，我的言行都有人在旁边注意着。所以在之后几个月当中，我过着完全退休的生活，难得离开家门一步。同时我也闭门谢客，来拜访我的人可以说是为数极少。其中有一位是近卫师的师长迪特里希，他从总理官邸打电话给我，说他要来看我。他郑重地解释着说，他是有意采取这个行动的，表示“上级”虽然亏待了我，但是他却要表示他并不同意这种处理态度。不过迪特里希却还是没有勇气把他的心事向希特勒说明出来。陆军中高级将领的人事异动，还不仅限于我和龙德施泰元帅的去职。还有许多功高望重的宿将，也都纷纷地被免职了，有的简直毫无理由，有的也只有一点很勉强的借口。这些人中间有盖尔、弗斯特（Forster）、霍普纳尔几位将军。至于李布元帅和库柏纳尔（Kubler）将军却是自动辞职的。这种大“清算”曾经惹起了相当的抗议。最显著的是霍普纳尔上将的案件：希特勒在把他免职的同时，还剥夺了他穿着制服和佩戴勋章的权利，取消他的年俸恤金，不准他使用原先分配给他的官舍。霍普纳尔拒绝承认这个不合理的命令，而这一次OKH和OKW的军法人员，却显示出来相当的勇气，他们居然敢反对希特勒，指出若是要使霍普纳尔接受这种处分，那么首先就要经过正式的审判，而这种审判显然对于霍普纳尔是有利的。霍普纳尔之所以得罪希特勒，是因为他在和他的顶头上司，克卢格元帅通电话的时候，曾经提到一个刺耳的名词，那就是“非军人的领导”。克卢格认为他是有意讥讽希特勒，马上就把这个情形报告了希特勒。希特勒听了之后，当然不免会大发脾气。这些恶感的累积，结果遂使希特勒更一意孤行，1942年4月26日，德国国会又通过了一条法律，准许希特勒可以完全不必经过国会的讨论，而用命令改变一切的法律，从此希特勒的独裁权就真正到了毫无限制的程度。从此德国已经不再是一个近代化的法治国家。这些法案的通过，军人们并无责任，不过他们却饱尝了这些恶果的滋味。这几个月的不愉快生活，更使我的心脏益增其脆弱，常常出现紧张过度的现象。由于医师的忠告，我决定带着太太一起，在1942年的3月底，迁到巴登韦勒（Badenweiler）去做四个星期的异地疗养。春天里的田园美景，加上那个小温泉的医疗效力，逐渐使我的心脏和灵魂，都得到了一点安慰。不过当我回到柏林之后，我的太太却突然患了极严重的恶性血中毒病，睡在床上好几个月，使我大伤脑筋。此外，我在柏林的生活也非常不愉快，尤其是常常还有不速之客来访，使我感到厌烦。于是我们就想搬到德国南部去住，以避免开首都的政治空气。9月底，我就向国内军总司令弗洛姆将军提出要求，看能不能请假去从事这种迁居的安排，弗洛姆就回答说请我去和他当面一谈。前几天，隆美尔曾经从非洲发了一个电报给我，说他因为健康的关系，必须回欧洲来休养，他已经向希特勒建议让我去代理他的职务。这个建议却为希特勒所否决。于是现在，弗洛姆就问我，是否考虑到再被召用的情形，我说我想是不会再有这种机会的。当我从南部旅行回来之后，弗洛姆又用电话请我再去见他一次。他告诉我，他曾经和希孟德谈到我的问题，据希孟德说我的被召出山是不会有问题的。不过希特勒听说我准备在德国南部购置产业，由于他知道我的祖籍是西普鲁士，所以他希望我住在那里，而不要迁到南方去。据说他准备对于凡是获得橡叶骑士级铁十字勋章的人，都由国家赠与一些地产。他劝我到我的故乡去寻找一个合适的产业。当我听了这一席话之后，就知道我还是没有办法脱去这一套灰色的制服，安分守己地去当我的老百姓。不过至少目前还谈不上这些问题。到了1942年的秋季，我的心脏病再次复发。在11月底，我突然昏死过去有好几天之久，一点营养都不能吸收。多亏柏林名医多马拉斯教授（Prof.Domarus）的妙手回春，我才慢慢恢复了。到了圣诞节的时候，我一天可以离开床铺几个钟点，到了2月底才完全恢复。我以为可以到西普鲁士去寻找房产，准备开始过一个地主式的平民生活。但是天意却并不肯做如此的安排。第七部分 投闲置散投闲置散(2)1942年一年当中，德军从6月28日到8月底，还是一再地发动新的攻势，在南翼方面，克莱斯特的部队到达了高加索山地，而在北面的第六军团，在鲍卢斯的领导之下，已经深入到了伏尔加河上的斯大林格勒。那些作战计划的基础又是一个荒唐的理想。在1941年到1942年间的冬季苦战之后，德军的实力早已大形减弱，根本就无余力来达成这种狂想的目标。正和1941年的8月一样，希特勒所注意的目标都是经济性质和思想性质的，而忽略了首先应该击败敌人的军事力量。希特勒作战的目的，是想要夺取里海（Caspian）的油田，切断伏尔加河的水运，并且毁灭斯大林格勒的工业中心，可是从纯军事立场上来看，这些行动都毫无道理。关于当时的战场情况，我所知道的也只是报纸上和广播中的消息，不过有时偶然会有一两位朋友把更详细的情形描述给我知道。但是这一点残缺不全的信息已经足以使我认清了现在局势的逆转：在1943年1月间斯大林格勒惨败之后，甚至于当西方国家尚未加入战争之前，就已经可以看出来我们已经败定了。而英国人在1942年8月19日所做的迪耶普（Dieppe）突袭，更已经显示出第二战场的威胁已经迫在眉睫。1942年11月，盟军在北非登陆，那个战场上的德军已经陷于苦战之中。9月25日，希特勒终于把陆军参谋总长哈尔德上将免职了，并且指派蔡兹勒将军继任。同时，参谋本部军官的任免权也不再归参谋总长所控制，而改由陆军人事处主管，这个机关直接又受着希特勒的指挥。这样一来，参谋总长的职权又缩小了一节。蔡兹勒虽然提出抗议，但是却毫无效果。自从哈尔德去职之后，希特勒对于陆军军权的掌握，才算是完全完成了，但此刻他和陆军中的高级将领们之间，已经产生了一种完全不信任的心理。三年以来，陆军中都始终没有建立一种互信的精神。现在蔡兹勒上台之后，这个局面能够发生变化么？希特勒对于他，能否比对勃劳希契和哈尔德更为信任呢？德意志的命运似乎就寄托在这些问题的答案上面。无论如何，新人初上台，总还是拼命努力工作。他毫不犹豫地把他的意见表达给希特勒知道，并且不惜为他自己的意见而据理力争。他曾经五度提出辞呈，但都为希特勒所拒绝，最后希特勒实在是不再信任他了，于是才让他走了。蔡兹勒始终还是无法改变希特勒的态度。第八部分 装甲兵的发展装甲兵的发展(1)（1942年1月到1943年2月）自从1941年12月间希特勒自己兼任了陆军总司令之后，他才开始逐渐注意到兵器的技术发展问题，尤其是装甲兵。以下所引用的数字，都是军需生产部长史贝尔（Albert Speer）的副手绍尔（Saur）所提供的。从这些记录上，就可以看出来希特勒是如何热心于兵器的改进和发展，并且从这里也可以看出来他的特殊个性。上文早已说过，在1941年11月间，有一群由武器设计专家、工业负责人和兵工署人员组成的一个考察团，来到前线访问我的军团，其目的就是研究我们最近和苏式T-34战车交战的实际经验，并且研究应该采取什么方法才能够使我们对于苏联人重新恢复技术上的优势。前线上的军官们都主张干脆将T-34照抄下来，因为这是使德军战车部队重获平衡的最简单和迅速的方法。但是设计专家却并不同意这种见解。这不仅是因为设计者对于自己的发明总会有一种自负的心理，而不愿意去模仿人家；并且因为要想大量生产T-34式战车实际上也不可能，例如那种铝质柴油引擎，就无法迅速加以制造。此外，说到钢质合金方面，德国因为缺乏原料，也较苏联居于劣势的地位。所以，就决定采取下列的解决方式：一方面生产一种虎型（Tiger）战车，这是一种60吨的重型战车；另一方面还设计一种轻型战车，叫作豹型（Panther），重量约在35吨到45吨之间。1942年1月23日，这一计划呈到了希特勒的手里。在这次会议中，希特勒就命令把战车的产量提高到每个月600辆的标准。在1940年的5月间，我们各式的战车产量，都还只有125辆。由此就可以看出来，经过了差不多两年以上的战争，对于这种最重要兵器的生产，其产量的增幅仍十分的有限。由此也可以证明希特勒和德国的参谋本部始终就没有认清战车对于战争的重要性。甚至于1939年到1941年间的许多战车的伟大胜利，也都不足以改变他们的观念。在这次会议中希特勒所表示出的意见，都足以证明他对于战车的技术发展和战术战略上的应用，都还是没有明确的认识。他相信，炮兵马上就要使用的中空装药（hollowcharge）炮弹，足以增加对于装甲的透穿能力，所以使战车在将来的功效受到相当的打击。他相信，假使这个新发明真能达到预期的效果，那么最好的答案就是多生产自行火炮，所以他想到利用战车的车身、底盘，去改装自行火炮。在这一次会议中，希特勒要求大家照着他的这个思路去进行工作。1942年2月8日，军需生产部长托德博士因为飞机失事而逝世。他的继任人就是史贝尔。在3月间，克虏伯（Krupp）公司和波尔舍教授（Prof.Porsche）奉命开始设计一种重达100吨的重型战车。这个工作是在加速进行之中，所以在1943年的春天已经可以制造出来它的模型。为了加速战车的发展，所以就需要更多的设计专家，结果使平日汽车工业的设计工作都停顿了。1942年3月19日，史贝尔报告希特勒说，到了1942年10月，就可以有60辆的波尔舍虎型战车和25辆亨舍尔（Henschel）虎型战车，而到了1943年3月间，还可以再生产135辆，使那个时候的总数达到220辆——假定它们都是可以应用的。4月间，希特勒命令为虎型和豹型战车的80mm大炮和75mm大炮，设计战车专用的炮弹。第一辆试验用的虎型战车是由亨舍尔和波尔舍两个公司制造的。在这同一个月里面，希特勒突然又高谈到远征马耳他岛的问题，并且又命令设计12辆正面装甲厚达80mm的Ⅳ型战车，以来攻击这个岛上的要塞。不过以后这个非常重要的作战，却又反而毫无下文了。1942年5月，希特勒批准了豹型战车的设计，交给MAN公司制造，该公司亦受命制造可运输超重型战车的运输车。这时突击炮的生产量增到了每月100辆，而Ⅲ型战车则增到每月190辆。1942年6月间，希特勒又关心到战车的装甲是否已经够厚。他命令把Ⅳ型战车和突击炮的正面装甲增加到80mm，并且他还怀疑虎型战车80mm厚的正面装甲是否足够。所以他又命令把豹型的装甲增加到100mm的厚度。此外，他也命令设法把虎型战车的正面装甲增厚到120mm。在1942年6月23日，又举行过一次会议，对于1943年5月的生产数字曾做下列的估计：战车类型〖〗战车数量（辆）利用旧式Ⅱ型战车的底盘所改造的装甲搜索车〖〗131豹型战车〖〗250虎型战车〖〗285希特勒对于这个计划表示完全满意。他希望能够赶快发明一种气冷式的柴油引擎，以供战车之用，这是鲁兹将军在1932年就早已表示出来的愿望，不过仅仅是过去克虏伯公司建造小型Ⅰ型战车时，曾经实现了这个理想。希特勒又详细审核战车制造的一些基本问题，并且也同意专家们所拟定的设计优先次序，那就是：火力第一，速度第二，装甲第三。但是他却是一个思想矛盾的人，另一方面他又认为厚重的装甲是最重要的条件。他的幻想使他进入了想入非非的境界。他命令设计一种重达100吨的巨型战车，仅腹部装甲就厚到100mm，采用37倍径身的150mm火炮或70倍径身的100mm火炮。波尔舍教授说1943年5月12日可以把第一辆模型交货。1942年7月8日，希特勒命令第一个虎型战车连应赶紧送往斯大林格勒参加作战。到了7月23日，也就是15天之后，他又突然改变心意，要求最迟在9月间，虎型战车应该能在法国境内参加作战。这似乎证明了希特勒已经料想到盟军即将做大规模的登陆。第八部分 装甲兵的发展装甲兵的发展(2)为了改良旧有的Ⅲ型战车，希特勒命令把它们改装上24倍径身的75mm火炮。他一方面十分希望提高战车的生产，但是利用战车底盘改装自行火炮的问题，在会议中又再度有过热烈的讨论，虽然大家都明知这两者是不可兼得的，要多生产自行火炮，就不免要减产战车。1942年8月，希特勒又追问要多少时间才能够将88mm的火炮安装在虎型战车上。该炮的威力可以透穿200mm厚的装甲。他又命令将所有的Ⅳ型战车都送到工厂里去，改装长炮身的火炮，这样就可以使战车的威力大增。1942年9月又提出了一个新的生产计划。预计在1944年春天的生产数字大致如下：类型〖〗数量（辆）轻型搜索战车〖〗150豹型〖〗600虎型〖〗50战车总产量〖〗800突击炮〖〗300轻型自行火炮〖〗150重型自行火炮〖〗130超重型自行火炮〖〗20使用战车底盘的自行火炮总产量〖〗600为了不影响战车生产，所以自行火炮的装甲都奉命改用“非硬钢”。不过，很明显现在的生产重心已经是火炮而非战车了，自行火炮是一种守势的武器——事实上它的防御效果并不理想，因为部队对于现在已经在战场上使用的自行火炮，并不感到满意。在讨论到虎型战车的时候，希特勒认为这种战车既然是电动的（炮塔）而且又是气冷的（引擎），所以应很适宜非洲战场上的使用，不过它的续航里程却只有30英里，实在过短，应该设法增加到90英里。这个话倒是不错，只可惜说迟了一点。这些讨论是在9月间举行的，在斯大林格勒附近的苦战对议题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其中有一点就是突击炮必须要加以改良。它们应改装70倍径身的75mm的长炮，并且前面加上100mm厚的装甲，另外又把重型步兵炮装在突击炮或是Ⅳ型战车的底盘上面。有些波尔舍虎型战车本已在建造之中，现在又把它们改装成突击炮，卸下它的旋转炮塔，而改装上88mm火炮和200mm的正面装甲。在这种战车中装载210mm迫击炮的想法也曾被讨论过。无疑问的，在那个时候我们所有的战车，都不适宜于街市战的用途。反言之，正当的解决办法却不是经常的改变战车的设计，因为这会使战车的类型太多，造成零组件过于繁杂，于是使战场上修理的工作无法进行。1942年9月，第一辆虎型战车开始参加作战。从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我们获得了一个经验，就是对于新兵器的使用一定要有耐心，不要随便地把它试用了出来，非要等到数量足够了，再做大量的使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英法两国对于战车的使用，都是轻于小试，所以没有能够获得期待中的伟大胜利。军事专家都一致持这样的看法，我自己对于这个问题也曾发表过意见。希特勒对于这种事实当然并非不了解，但是他却急于想试验他的新武器。所以，他就命令用虎型战车去参加一次并不太重要的作战，而且地形也完全不适宜。因为在列宁格勒附近的沼泽森林地里面，重型战车只能成单行沿着森林中的小径行动，而毫无疑问的，敌军的战防炮就会在那里伏着等候它们。结果是不仅遭受到了严重的损失，而且还泄露了机密，使其在尔后的作战中丧失了奇袭的作用。10月间，突击炮的产量还是占了上风：Ⅳ型战车将改装70倍径身的75mm炮，豹型战车改装71倍径身的88mm炮。另外还有40门到60门的重步兵炮被装在Ⅳ型战车的车身上。希特勒又谈到把迫击炮装在Ⅳ型战车上的问题，这种炮的炮身极短，只能当作掷雷器（Minethrower）使用。虽然新的设计是五花八门颇饶兴趣，但其真正的结果却是使最重要的战斗战车的产量反而降低。Ⅳ型战车还要算是产量最高的，在这个月里也只有100辆。不仅如此，军需生产部又主张再新造一种搜索用豹型战车。幸亏这个设想没有成为事实。这是战车生产量方面的大致错误情形。此外，希特勒又坚持虎型战车上面一定要用长炮身且弹道平直的88mm炮；而不用口径更大、初速较低的重炮。这一点希特勒的看法并不错，因为战车炮的主要目的本是为了攻击敌人的战车，其他则是次要的。11月间，希特勒已经把虎型战车的产量由每月13辆增加到25辆。而突击炮的产量却已经高达100辆。到了12月初，关于战车的正确使用问题，又曾经重新提出来讨论。有人指出希特勒把虎型战车做零星的使用是很不利的。希特勒却发表高见说，在东线战场是宜于分割使用，而在非洲则宜于集中使用。针对这点，我真不懂他的所见是以何为依据的。Ⅲ型战车现在已完全停止生产，这部分工业力量就全部改造突击炮，所以到了1943年6月，突击炮的产量已达每月220辆，其中有24辆配有轻野战榴弹炮的，这种炮的初速低、弹道高，非常适合步兵的需要，但是它的生产却使我们对付敌人战车的防御力量更形减弱了。有一次希特勒与克虏伯公司的米勒博士（Dr.Muller）会谈，谈到他需要一种鼠型（Mauschen）战车，那是种重达100吨的重型战车。预定1943年夏天就可以完成它的模型，他希望克虏伯公司每个月能够生产5辆。现在提出困难的报告已经开始如雪片般飞来，由于设计种类太多，而且又变化无常，所以生产上和零件的补充都已经发生了问题。第八部分 装甲兵的发展装甲兵的发展(3)1943年1月，对于装甲、战车炮和巨型战车的问题又有更进一步的讨论。关于旧式Ⅳ型战车的垂直面决定用100mm的装甲，而豹型战车的正面装甲也是同样的厚度，至于轻型搜索用战车的生产计划则又完全取消。这时虎型战车的装备决定为88mm长炮、正面装甲150mm、侧面装甲80mm。波尔舍鼠型战车也决定开始生产，数字提高到每月10辆。这种巨型的战车是希特勒和他的顾问们在幻想中的产物，现在连一个木制的模型都还没有做好。不过这还是一样，已经决定在1943年底开始大量生产，它的炮口径为128mm，并且还在研究使用150mm口径的可能性。专为街市战，希特勒又下令制造一种“撞击虎”（RamTigers）。这完全是一种想入非非的幻想，它被设计为可以撞毁敌人的战车和其他的障碍物。为了使这种巨怪能获得足够的燃料，又设计了一种油料载运车。希特勒命令为战车制造一种多管的发烟迫击炮，并且宣布说直升飞机才是炮兵观察和战车联络用的最理想飞机。1943年1月22日，希特勒又向所有与战车生产有关的人员发出呼吁说，他已经授权史贝尔部长负责提高这一方面的生产，并且表示他对于德国装甲兵力的逐渐衰颓非常关切。实际上他的敌人却是采取坚定的政策，继续不断地大量生产一种战车，那就是T-34型。尽管希特勒也认请了这种事实，但是他的本性却无法改变，还是欢喜好奇立异，创造出许多种类的新花样。最后，陆军参谋本部也觉得这种情形是愈来愈乱，于是就想出了一个简化生产的建议，那就是除了虎豹两型以外，其余一切的战车完全停止生产，不过当时豹型战车实际上却尚未开始大量生产。希特勒居然欣然同意了，而军需生产部也感到满意，因为这使它的工作大为简化。不过这个计划却有一个极大的弱点，因为若是停止了Ⅳ型战车的生产，那么德国目前每个月就只剩下了25辆虎型战车的生产。这无疑问将使德军在最近就会一败而不可收拾。那么苏军可以不需要西方盟军的帮助，就可以单独战胜德国，并且占领全欧。地球上不会有任何力量可以阻止它，如此一来欧洲的问题就早已简单地解决掉了，而我们也都会早已尝到了真“民主”的滋味了！这个危机实在是太大了，所以装甲兵种的军官们，和希特勒亲信中比较明达之士，现在都希望能够找到一个人，在这个最危险的关头，来担负这个重建装甲兵的重任，以使我们大家不至于同归于尽。我在战前所写的文章，被他们摆在希特勒的书桌上，他们极力劝希特勒再阅读那些文章。他们又力劝希特勒再召用我。最后他们终于成功了，希特勒同意暂时放弃对我的不信任，至少愿意和我再做一次长谈。于是到了1943年2月17日，完全出乎我意料之外的，陆军人事处打电话给我，叫我立即向文尼察（Vinnitsa）的大本营报到并与希特勒会谈。第九部分 装甲兵总监接受任命与第一次行动(1)当我在1943年2月17日和陆军人事处通电话的时候，我对于我的前途还是一无所知。仅仅在一个星期以前，在我心脏病刚好之后，我曾经去拜访过陆军人事处长小凯特尔将军。照他谈话的口气上来判断，我不仅复职无望，而且所得的印象正完全相反。现在凯特尔的副处长林纳尔兹将军（Gen.Linnarz），却告诉我要马上赶到文尼察向元首本人报到，他不能够把这次召见的原因说给我听。不过很明显，是由于事实上的必要，希特勒才会采取这个步骤。斯大林格勒的惨败，已经使全国人心惶惶，陆军和国民的士气现在都已经降到了最低点。在政治方面，德国在国内和国外都受到了严重的打击，使情况益显得严重。自从西方国家在北非登陆之后，情况就已经急转直下。1943年1月14日到23日，罗丘二氏在卡萨布兰卡（Casablanca）举行会议，就更表示这一方面的战争已经日增其重要性。对于德国人而言，这一次会议的最重要结果“就是无条件投降”要求的宣布。这个野蛮的政策对于德国民众和德国军队都具有极大的影响作用。军人们至少会感觉到，敌人的目的现在已经是要整个毁灭德国，而并不是如他们所一向宣传的，只是为了要消灭希特勒和所谓纳粹主义。当时，西方国家既然不愿与德国人谈和，而希特勒也无法放下屠刀。所以他的命运和德国的命运，就都悬在刀口上面，随时都有刎颈的可能。在这种情形之下，我由贝克中尉（Lt.Becke）陪伴着，坐火车到东普鲁士的拉斯滕堡，然后再改乘飞机。在火车上，我碰到了肯夫将军，他是我的老同事，从他的口中我才知道了许多去年的战事经过。我在拉斯滕堡遇见凯特尔的副官魏斯少校（Maj.Weiss），但是他也不能够把召见我的理由弄得很清楚。与肯夫将军同机飞往文尼察，19日下午到达了目的地后就先到招待所休息。20日的上午，希特勒的副官长希孟德将军来看我。我们之间曾经有一次非常详细的长谈，谈到希特勒的意图，以及有无把它们变成事实的希望。希孟德向我解释着，由于苏军已经逐渐占了优势，所以德军的装甲兵实力已经到了非重新改革不可的阶段了。参谋本部和军需部之间已经发生了争论，更重要的是，装甲部队对于最高统帅部也已经丧失了信心，他们坚持着应该由一个真正的内行来控制这个兵种。所以希特勒才决定要我来担负这个重大的责任。希孟德就问我对于这个任命有什么意见。我就回答他说，由于国家和我这个兵种的需要，我愿意接受希特勒的任命。不过必须能取得某些先决条件，那么我出任这个职务才会有真正的作用，尤其是因为我久病方好，实在不愿意浪费我的精力，以来从事毫无收获的争执。所以我坚持我既不属参谋总长管，也不属训练军总司令管，而直接受希特勒指挥。此外在兵器装备方面的发展，兵工署和军需生产部也都应该尊重我的意见，否则装甲兵的战斗效率还是无法提高。最后我对于党卫军和空军所属的战车部队，在组织和训练方面，也应该具有同样的监督权。我要求希孟德将我的意见转达希特勒，并且声明除非希特勒同意了这些要求，否则就不必召见我。假使他不同意，我绝不强求，还是让我回柏林去，而不必再想雇用我。我和希孟德一共长谈了两个钟点之久。希孟德回去后不久，就又有一个通知送来，说希特勒约定与我在本日下午15点15分谈话。我准时被召见，最初希孟德陪同在侧，之后我和希特勒就退到他的书房里面去，只有我们两个人在一起。自从1941年12月20日以后，我就再没有和希特勒见过面。在这14个月当中，他似乎已经老了很多。他的态度已经没有过去那样坚定，他说话也没有过去那样流利，他的左手一直在发抖。在他的书桌上还摆着我所著的书籍，他用下列的话来作为谈话的引子：“自从1941年我们分手以来就不曾见过面，那个时候有许多的误会，这是我很抱歉的。我还是需要你帮忙。”我回答他说，只要环境许可，能够让我真正做一点有益的事情，那么我愿意接受他的任命。希特勒就告诉我说，他想任命我担任装甲兵总监的职务。希孟德已经把我的态度告诉了他，他也表示同意，就要我自己拟定一个职掌的大纲，再送交他批准，他又提出他已经把我在战前所写的文章重读了一遍，发现我对于未来的发展，有许多地方都已经很正确的预言到了。所以现在我可以有机会将我的理想变成事实。希特勒接着就转而论及当前的军事情况。他也认清了由于斯大林格勒的大败，和我们在东线上的撤退，已经使我们无论在政治方面、军事方面，和精神方面都受到了严重的打击。此外他又重申他的决心，准备坚守到底，并迅速地使战局好转。我这第一次和希特勒的久别重逢，一共历时45分钟，所有的谈话都是说的公事，到16点钟才结束。我第二个要见的人就是陆军参谋总长蔡兹勒将军，目的是要明了当前的军事情况。那天夜间我又和一些老朋友们一起闲谈。因为我已经闲散了很久，有许多事情我都已经脱了节，所以希望他们向我解释解释。他们告诉我德国人在占领区的行政实在是太坏。那些行政人员简直是把乌克兰人化友为敌。所不幸的，就是我们军事当局对于这种政策根本就无力干涉。那是由党卫军人员所主管的，他们不必征得军方的同意，甚至于完全违反了军方的意见。只有出了乱子之后，我们才会晓得。第九部分 装甲兵总监接受任命与第一次行动(2)2月21日那一天，我和约德尔、蔡兹勒、希孟德、英格尔（Col.Engel——他也是希特勒的一位副官）四个人整天举行会商，把我的职权草案的大纲算是完全敲定了。2月22日，我又飞回拉斯滕堡，与凯特尔元帅讨论，但他当时并不在文尼察的大本营。23日，训练军总司令弗洛姆也被邀请赴会。过了几天这个文件就草拟完成了，并在2月28日获得了希特勒的签字批准。因为它就是我以后数年活动的基础，所以在这里将它的原文大概节录如下：命令摘由：装甲兵总监的职权时间：1943年2月28日地点：大本营（一）装甲兵总监对我负责，促进装甲兵种的将来发展，以使其成为决胜的武器。该总监直属于我个人。他具有与军团司令相当的指挥权，并为装甲兵种的首席军官。（注：此处所谓的装甲兵种包括：战车兵、装甲师中的步兵部分、摩托化步兵、装甲搜索部队、战防部队和重突击炮单位。）（二）与陆军参谋总长会商后，装甲兵总监对于装甲部队及陆军中的大型机动单位的组织和训练，都负有全责。根据我的命令，他的管辖权还可以及于党卫军及空军的装甲部队，但我保留着最后的决定权。关于技术发展和生产计划方面，应与军需生产部会商后，提请我批准。（三）因为装甲兵总监是该兵种的首席军官，所以该兵种的训练部队也由他指挥。他应负责使野战军的人员和物资的供应，源源不绝。在我指导之下，他有责任决定各部队所应该分配的车辆数字。（四）装甲兵总监对于装甲机动部队的补充，一定要使其能符合既定的计划。此外对于已经没有战车的装甲兵员应如何使用，他应和陆军参谋总长咨商后再做决定。（五）凡与装甲兵指挥、装备、训练、组织有关系的战斗经验报告，装甲兵总监都有审核的权限。在这一方面，他有权视察或校阅国防军和党卫军的一切装甲部队。他更有权与野战军中的各装甲部队，直接通信以讨论这些问题。他的意见和结论应送请有关单位，及军需生产部加以注意采纳。关于装甲兵的训练组织规程等项文书，都由该总监负责颁发，凡与其他兵种合作有关者，则应与参谋总长会商发行。（六）装甲兵总监由于具有该兵种首席军官的地位，所以具有下列的权限：（1）指挥所有的机动训练单位和预备部队，（2）连同短期训练在内的一切机动兵种的学校。（七）在有关职权之内，装甲兵总监有权向陆军参谋本部各单位下达训令。同时各单位也应该奉命与他合作，并提供他以一切的便利。元首希特勒这个命令使我具有相当大的权力，而且是其他兵种的首席军官都望尘莫及的。他们几乎完全没有自主权，一切都受着参谋本部的控制，所以很少有所建树。这也就可以解释为什么过去这种制度会一点成效都没有，有经验的军官都愿意赶快回到前线上去，而不愿意从事这种有名无实的工作。不过我这一次的出任装甲兵总监，却把这种颓风振奋了起来。很明显的，陆军参谋本部，尤其是参谋总长，对于我拥有这样的大权，是很不满的，因为他们觉得这无异于是侵占了他们的权力。结果使以后在许多地方我都遇到阻难，这种恶感一直维持到战后尚未了结，还是有人恶意中伤我。实际上这种新规定对于全体陆军而言，是有益无损的，对于装甲兵的发展更是大有裨益。在这个原稿中只犯了一个重要的错误，那就是有关炮兵的部分。本来突击炮是属于炮兵的范围，但是我却把它们列入装甲兵的范围。我这一想法具有很充分的理由，因为突击炮的生产已经把战车的生产总量吃下去了一大部分，而且因为它们的火炮威力不够，又不能担负理想中的战防任务。效力更差的却是那些旧式的战防炮营。他们所使用的火炮还是用半履带车辆牵引的，炮弹的穿透力不足以击穿敌人的战车，所以实在是一种无用的废物。因为如此，我就想对它们做全面的革新。但是不知道是谁在原稿中的“突击炮”一项上加了一个“重”字，这我没有注意到，于是装甲兵总监的控制权就只能以重突击炮为限，而这种武器还刚刚问世，它们就是以虎型或豹型的底盘所装成的战车歼击车。所以在我发现了这个诡计之后，我就不免抱怨说，这不是和我个人开玩笑，而是和整个陆军的战防部门开玩笑，其结果必定会使整个陆军都要吃亏。当这个任职命令还正在公文旅行之中，我就飞回柏林部署我的人事，并且准备立即开始工作。我的办公室还是设在战前我当机动兵总监时的旧址。参谋长一席我请了一位具有充分作战经验的老装甲战士托马勒上校（Col.Thomale）担任。他对于这个新职务始终充满热忱，并尽了最大的努力，直到德国崩溃。无论个人品性方面或职业能力方面，我都有深庆得人之感。另外还有两个参谋军官和我在一起服务，一个管组织，一个管人事。前者是费尔中校（Lt.Col.Freyer），他已经负有重伤，所以不适于前方的工作；后者是考夫曼少校（Maj.Kauffmann），他是一位精力充沛的青年。不久他的位置又为富尔华兹少校（Maj.von Wollwarth）所接替。我的副官是马克斯中校（Lt.Col.Prince Max zu Waldeck），他也是一个受了重伤的人。在装甲兵种的每一部门，每个主管都有一位助手：这些人都是在前线具有充分经验的，且年纪比较大或是受了重伤，至少需要在后方休息一个时期的。当他们身体康复之后，就又可以重新调往前线工作。利用这种前后方轮换的方法，装甲兵总监部就可以和前线上作战的部队维持着密切的关系。为了主管装甲部队的训练，另外在国内军的范围中设立了一个装甲兵监，由艾贝尔巴赫将军负责。他的参谋长同时也是国内训练军总司令部的装甲兵科的主管人。利用这种安排，我和弗洛姆始终都能够维持着密切的合作。关于学校和训练班方面，也另外有专人主管，那就是豪恩希德将军（Gen.von Hauenschild）。最后，我又派了一些军官充任我与前线部队之间的联络官。这样就可以使我与前线的实际发展不至于脱节。第九部分 装甲兵总监接受任命与第一次行动(3)在教材的发行方面，由蔡斯上校（Col.Theiss）负责，我和他在1938年就已经认识，那时他还是旧奥地利军队中的一位战车营长。他一直任职到德国崩溃时为止，而且他对于战史的资料搜集，具有很大的贡献。在柏林我又去拜访许多部门的主管人，这些人都是与我未来工作有合作关系的。在这许多人中间，有一位是空军方面的米尔希元帅（Marshal Milch），那是我战前就有深交的老朋友。他把当前的政界内幕分析给我听，内容十分精彩。他又告诉我，在这许多纳粹要人当中，只有几个人是希特勒的真正心腹，具有重大的影响作用，对于这些人，他劝我都去拜访一番。那就是戈培尔、希姆莱和史贝尔，最后这个人正是军需生产部长，那本是我一定要去看的人。由于米尔希元帅的建议，我就在3月3日去拜访戈培尔博士，当面报告他我已经出任装甲兵总监的新职。他用非常友好的姿态招待我，并且立即与我长谈，讨论到一般的政治军事情况。在希特勒的心腹当中，戈培尔无疑问是个聪明绝顶的人才。他可能对我当前的情势有所补益。所以我马上就感觉到，应该使他明了军事方面需要有一个高级领导的重要性。这虽然是我和他的第一次谈话，但是我觉得他这个人很有理性，所以我就不顾一切地把老实话讲给他听。我指出在我们现有的最高指挥系统当中，不仅组织不够健全，而且到处都有人事上的冲突。我又把种种叠床架屋的现象解释给他听，例如OKW、陆军、海军、空军、党卫军、军需生产部都可以各自为政，所以使一切的指挥领导都混乱不堪。这样就使希特勒本人不能不多管不相干的小事，而使他感到应接不暇。因为希特勒本人并没有受过正规参谋业务的训练，所以他最后还得指派一个能力较佳的人，担任三军参谋总长，这个人应该有实际指挥的权限，其能力要比凯特尔元帅高明，因为这是一个很困难的职务。我要求戈培尔能够以一种适合的方式，将这个意见转达希特勒，因为从一个文人身份且又是最亲信的人口里提出的意见，也许可以有较大的效力，同时根据我过去的经验，希特勒对于军人是一向不太信任。戈培尔博士也很坦白地表示这是一个很难处理的问题，但是他答应我，只要有适当的机会，他一定会根据我的意见力劝希特勒改组他的最高统帅部。在这一个阶段中，我也去拜访了史贝尔，他也以友好和公开的态度来欢迎我。在以后几个月当中，我和这个聪明而天真的人合作得非常轻松而愉快。史贝尔的一切见解和决定都是合理考虑的结果，他不受私人好恶和恩怨的影响。在那个时候，他还是希特勒的一个狂热信徒之—，但是他却具有独立的头脑，他能够看清现有制度的错误和弱点，并努力加以纠正。为了明了德国现今战车工业的生产情形，我又访问了各地的工厂，亲自去视察实际的情况。最后，我又为1943年的装甲师和装甲步兵师（Panzergrenadier——由从前的摩托化步兵师改编而成）拟定一个新的组织方案，这个方案估计可以适用到1944年。我的意图是尽量节省人力和装备，而改用新的武器和新的战术，来增强战斗力量。出于这个目的，我就要求在3月9日与希特勒举行首次的会商。我和我的参谋长一同飞往文尼察。我发现一大堆的高级将领都集合在那里，想要看看我的第一次登台表演。当我看见有这样许多人进入会场，使我大感不愉快，因为我原先只想在极少数人的面前陈述我的意见。这也是我自己犯了一个错误，不该将我所想要提出的意见，写成了一个节录先送给希特勒的侍从室。所以现在凡是关心我这个计划的人就都来了，其中有OKW的全体人员，陆军参谋本部的高级人员，步兵总监和炮兵总监，最后还有希孟德，希特勒的副官长。这些出席的诸位先生们对于我的计划都发表了批评的意见，尤其是我主张把突击炮也交由装甲兵总监控制，并且要使现有各步兵师中的战防单位，也换用新式的突击炮，最引起他们的反对。因为许多人反对我，所以这个会议一开就是四个钟点之久。当散会之后，我已经是精疲力竭，所以走出会场之后，我就昏倒在地上。幸亏我只昏倒了片刻，马上就醒转了，其他人也就不知道有这一回事发生。在这一次会议之前，我曾经自己准备了一个备忘录，很碰巧这个文件现在还保留着。因为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资料，所以我现在把它的要点摘录如下：会议备忘录（一）1943年的工作就是要供给一部分的装甲师充分的战斗效率，使它们能担负有限目标的攻势。到了1944年，我们就要准备发动大规模的攻势。一个装甲师，只有当它的战车和它的其他种类的兵器和车辆，保持一种正确的比例时，才会具有充分的战斗效率。德军每一个装甲师，照原定计划应具有4个战车营，换言之，全师战车总数约为400辆。若是战车的数量已经减到400辆以下，那么他们的全部组织就已经不能和攻击力量相称，在目前，很不幸的，我们没有一个装甲师可以说是具有充分的战斗效率。我们希望今年甚或以后多少年内能够获胜，主要的关键就是要重新建立这种战斗效率。假使这个目的能够达到，再加上潜水艇和空军的合作，我们就可以赢得这一次的战争。否则陆上的战争就一定会旷日持久，而使我们蒙受着重大的死伤数字。第九部分 装甲兵总监接受任命与第一次行动(4)所以当前的问题，是不要再延迟，应无视所有任何方面的特殊利益，而一心一意来重建装甲师的完整战斗效率。从这一方面说来，是宁可只有少数的精兵，而不要滥增许多装备不够完善的单位。这种装备不够完善的单位也照样需要许多的车辆、燃料和人员，但是从效率上看来却是完全不成比例。它们对于指挥和供应而言，都是一种负担，并且还阻塞了道路。为了达到这个目标，所以我就拟定了一个1943年适用的组织系统表。这个图表已经遗失。（二）关于战车装备方面，有下列诸点应加以注意：目前我们主要的战车还是Ⅳ型。就目前非洲和东线的补充所需，以及训练方面的需要量而言，现有的生产量每一个月只够成立或再装备一个战车营之用。此外，在1943年，可以预计成立若干使用有限的虎豹两型战车的战车营。不过无论如何，豹型的各战车营在7、8月以前，绝无参加作战的可能性。所以，为了从速补充装甲师，使其具有相当的战斗效率，我建议使用现在保有相当生产数量的轻突击炮。我主张一个月至少应有一个战车营，以轻突击炮进行再装备，然后把它编入现有的各装甲师，这个办法应一直持续下去，等到战车的产量足以完全满足装甲师的需要时，再来调换。此外，在不影响虎型和豹型的生产条件之下，Ⅳ型战车的产量在1944年到1945年之间，应尽量予以提高。（三）为了配合1944年的需要，我主张每师的战车团扩编为战车旅，每旅辖4个营。这种扩编所需要的战车，由Ⅳ改良型、豹型和虎型战车的产量，以及使用轻突击炮来凑足。这种突击炮装在Ⅳ型战车的底盘上，采用48倍径身的75mm火炮。另外一个增加战车数量的方法，就是使战车的寿命能够延长。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又有下述的四个必要的条件：（1）对于新的模型，例如豹型，应有彻底的试验，使其尽善尽美，才开始做正式的使用。（2）对人员应有彻底的训练。（3）对于训练单位应给与充足的示范装备。（4）持续的训练与充足的训练时间。没有完成训练的部队不要轻易调用。（四）要想在战场上获致成功，最主要的办法就是在适当的地形条件之下，在具有决定性的地点，突然地集中极大量的装甲兵力，在数量和装备两方面都需要有奇袭的效力，始可以奏效。因为如此，所以下列就是必要的条件：（1）次要的战场不补充新型的战车。在这些地区的装甲兵力以使用俘获的战车为限。（2）把所有的战车单位（包括虎型、豹型、Ⅳ型和轻突击炮），都一律编成装甲师和装甲军，由对于装甲兵运用具有经验的专家加以指挥。（3）在尚未发动攻势之前，应首先考虑地形的条件。（4）新的装备应暂时保留（就目前而言，为虎型、豹型的战车，以及重突击炮），一直等到数量足够保证奇袭式的胜利时，始大量地投入战场。过早地把新武器用在战场上，只会使敌人在明年可以生产出有效的防御工具，而我们自己在短时间之内，却反而无法应付。（5）避免成立新的单位。旧有的装甲师和摩托化步兵师的基干都是一些具有优良训练的专门人员，用来重新编组他们的师，是最有价值的。新的单位绝对不会具有同等的价值。目前这种让装甲师长时期担负纯粹防守任务的办法，完全是一种浪费。这会使这些师无法恢复他们的实力，而延误他们完成攻势准备的时间。所以目前的重要工作就是要把在前线上困守的装甲师的残部，撤到后方来加以整编。（五）战车防御的任务逐渐由突击炮来担负，因为用其他的战防武器来对付敌人的战车，不是效力微弱，就是要甘冒极大的损失。所以在主战场上，每一个师都要补充相当数量的突击炮。在次要战场上应由较高级单位控制一部分突击炮以作总预备队，而各师则暂时使用自行火炮。为了节省人力和物力起见，突击炮营和战防营应逐渐合并。新型重突击炮只使用在主战场上，担负特种任务。它们是主要的战车歼击工具。新型70倍径身的75mm突击炮的价值尚未加以试验。（六）装甲搜索营已经变成了装甲师的继子。它们在非洲的价值是很显而易见的，虽然在东线战场却很少表现，不过这只是偶然的例外。假使我们希望在1944年发动大规模的攻势，那就一定需要适用的地面搜索单位。其必要的条件如下：（1）需要足够数量的一吨重的轻型装甲人员载运车（此时已在生产中，不久即可开始使用，它是半履带的）。（2）要有一种快速的（每小时35英里到45英里）装甲搜索车辆，并配有适当的装甲和武器。目前还没有这种车辆。我要求我有权与史贝尔部长共同商决这件事。（七）对于装甲步兵师而言，最主要的问题是继续大量生产3吨重的装甲人员载运车，对于它的设计不要再加以改变，以期生产数量可以早日足额。装甲工兵和装甲通信兵也可以采用这种车辆。（八）装甲师和摩托化师从现在起，应该配备相当数量的自行火炮炮车，这本已经是十年前的一贯要求。炮兵观测人员应使用最新型的战车。第九部分 装甲兵总监接受任命与第一次行动(5)九）这一次会议中的最重要要求，是下列几项：（1）批准装甲兵总监部和它的附属单位的各项组织法。（2）批准这些编制表。（3）将一切突击炮兵都拨交装甲兵总监控制。（4）取消成立新装甲师的计划，把这些单位连同空军的装甲单位在内，都照新编制表加以改编。（5）批准1944—1945年间的继续生产Ⅳ型战车的计划。（6）设计新型装甲搜索车。（7）进一步研究制造70倍径身的75mm轻突击炮是否必要？可以仍用48倍径身的75mm火炮以增加产量。我所提出的各点，都引起了热烈的讨论。最后除了装甲兵总监可以控制全部突击炮单位这一点以外，其他各点，他们至少理论上都一致表示赞成。关于这一点曾经使整个会场都为之骚动。除了史贝尔以外所有的人，没有一个人是拥护我的。连希孟德也反对我，他提出目前只有突击炮这一样兵器，可以使炮兵们也能够获得骑士级的铁十字勋章。希特勒用一副乞怜的表情看着我，然后说道：“你看他们大家都反对你。所以我也无法批准这一点。”这个决定产生了严重的后果：突击炮仍然是独立的兵器；战防营依然继续使用那种效率不高的牵引式战防炮，而步兵师始终没有适当的战防装备。9个月以后，希特勒才认清了这个错误，可是一直到战争结束时为止，这个错误的结果还是没有能够补救起来。至于其他的方面虽然原则上已经批准，可是执行的时候还是问题颇多。尤其是关于下列这一点：我主张赶紧把装甲师的残部由前线上抽回，及时加以整训，以使最高统帅部可以拥有一支机动的总预备队。我们的最高军事当局不懂得强大机动战略预备部队的重要性，是使战争失败的主要原因之一。希特勒的军事顾问们也应该分负这个责任，因为他们不仅不支持我，而且实际上还阻挠我的工作。3月10日，我回到柏林开始工作。3月12日我去视察温斯多夫（Wunsdorf）的战车学校；17日又去视察在卡塞尔（Cassel）的亨舍尔工厂，那里生产着虎型、豹型的战车和88mm战防炮。3月18日我又到爱森纳赫（Eisenach）去视察第三百战车营，它负责遥控战车的研究，当天也顺便访问了战车军士学校。3月19日又在路根华德（Rugenwalde）参加一个兵器展示会，希特勒也出席参加。所展示的武器有下列三种：分别为古斯塔夫（Gustav）列车炮、斐迪南（Ferdinand）战车和附加装甲侧裙（Aprons）的Ⅳ型战车。“斐迪南”式的战车就是波尔舍教授所设计的一种虎型战车，一门70倍径身的88mm火炮装在一个固定的电动式炮塔里面，完全像一辆突击炮。除了这一门单独的长炮以外，就再没有其他的武器，所以完全不适宜于近战之用。尽管它具有厚重的装甲和优良的火炮，但仍存在致命的弱点。不过因为它已经生产了90辆之多，所以我还是要设法来利用它，但是站在战术的立场上看，我却不能同意希特勒的乐观看法——他对波尔舍设计的武器充满信心。我最后成立了一个战车团，下辖两个营，每营45辆战车，把它们都编进去了。侧裙是一种钢板，悬挂在Ⅲ型、Ⅳ型战车和突击炮的侧面和后面，其目的是要抵消苏联步兵战防武器的威力，否则这些车辆的轻装甲是经不起一击的。这个发明倒似乎是很有用处。“古斯塔夫”是一门口径800mm的强力列车炮，它必须有双轨铁路始能运动。这个本来与我无关，可是表演完毕之后，希特勒却突然叫住我说道：“你听呀！米勒博士刚刚向我说，‘古斯塔夫’也可以射击战车。你认为怎样？”我想到希特勒也许就会命令大量生产这种东西，真使我一时很难开口，不过马上我就鼓足了勇气回答他说：“射击当然是可以的，但是我敢说，却是绝对打不中。”米勒博士当时和我大吵了一场。这种炮每装一颗炮弹需时45分钟，它怎样会打得中一辆战车。以后米勒本人也自认自己是胡说。3月22日，我又和戈林伞兵装甲师的师长讨论如何改组他们的部队（这是一种完全由空军人员组成的部队）。当时他们的人数有34000人之多，而却只具有一个师的实际战斗能力，多数的人员都在荷兰过着很安逸的生活。即令在1943年，我们的补给问题已经很严重，这种情形当然使人难以忍受。最后，到了3月底，根据我们最近的经验，装甲步兵师的新组织也终于做了最后的决定。第九部分 装甲兵总监哥尔德内博士的来访这个时候，我正忙得要命，突然我的老朋友拉本劳将军（Gen.von Rabenau）带着哥尔德内博士（Dr.Goerdeler）来访，因为这位博士极希望和我恳谈一次。哥尔德内向我解释说，因为希特勒已经无法胜任德国的总理兼三军统帅的重责，所以最好还是设法停止他的职权。他详细说明了一种改组政府的方案，这个方案在理论上的确是很有价值，不过哥尔德内却并没有这个实力，能使它成为事实。即令他的计划成功，他也还是无法获得国外的支持。他曾经设法和外国取得接触，但是结果却使他很失望。即令他能够推翻希特勒，我们的敌人还是不会放弃无条件投降的口号。我问他怎样去限制希特勒的权力。他说应该把希特勒圈禁在一个安全的地方，使他只担任名义上的元首。我又问他如何对付那些纳粹的要人，他说这要让国防军来决定。可是哥尔德内博士的计划，却并不曾获得任何现役将领的赞成。他要求我，在访问前线的时候，顺便把他的这个意见提出来，征求其他高级将领的同意。我又问他到底是什么人在领导这个运动，他告诉我是前参谋总长贝克上将。贝克这个人一向是群疑满腹，做事畏首畏尾，我对他具有深刻的认识，知道他绝对不适宜于这种工作。他不能当机独断，他在军队中也并不孚众望，要发动一个政变，实在是一个最不合标准的领袖。他是一个哲学家，而不是一个革命者。希特勒的个人错误和纳粹党的弱点，即令照我看来，也觉得应该加以推翻的。不过自从斯大林格勒惨败之后，接着我们的敌国也提出了无条件投降的要求，所以一切的行为就不可以不特别谨慎，否则很可能会招致大祸。我认为哥尔德内的计划绝对是有损无益，而且根本上不可能成为事实，所以我拒绝参加。和陆军中其他的将领一样，我还是效忠于我的誓词，所以我便劝哥尔德内博士放弃他这个计划。尽管我提出了反对的意见，他还是要求我代他向其他的将领征询意见。我答应我可以照办，我的意思是好让这位理想家知道军人中采取我这态度的人，绝不只是我一个，这样也许可以打消他这种幼稚的想法。以后在4月间，我又和哥尔德内博士见了一次面，当时我就告诉他在陆军中，没有一位高级将领同意他的看法。其理由不仅是受了誓词的束缚，而且也因为前线战况极为危险，所以大家都不敢轻举妄动。于是我又再度劝他放弃这个计划。在谈话中，哥尔德内博士曾经否认有任何暗杀希特勒的企图。最后他要求我严守秘密。我一直遵守我的诺言到1947年为止，因为在那一年有一位希拉布仑多尔夫律师（von Schlabrendorff）曾经写过一本书，叫作《反对希特勒的军官们》（Offiziere gegen Hitler），这本书的内容证明哥尔德内博士和拉本劳将军都并没有遵守他们的诺言，并且对于我有不确实的记载。所以我不能不加以答辩。在1943年4月以后，我就再没有和哥尔德内博士再见过面，而且我也不曾听到过他的消息。现在就让我再转过笔来，叙述军事方面的故事。第九部分 装甲兵总监卫城作战计划(1)1943年3月29日，我飞到设在扎波罗热的南方集团军总司令部，去访问曼斯坦因元帅。他最近在这一战线曾获得了一次相当漂亮的胜利：由于在战术上使用装甲部队颇为得当，他已经重新夺回了哈尔科夫城。我飞到这里来访问曼斯坦因的原因，就是为了要知道虎型战车营的作战成绩，因为大德意志师和希特勒近卫师都曾经使用这种战车。在他的总司令部中，我又遇见了我的老朋友——霍斯，第四装甲军团的司令，他也把他个人的经验完全告诉了我。这一次我又再度认清了希特勒的心胸是如何狭窄得可怜，以至于他无法把像曼斯坦因这样优秀的人才，容纳在他的身边。他们在个性方面是太对立了：一方面，希特勒具有高度的幻想力和意志力，另一方面，曼斯坦因也是一个真正的军事天才，是德国参谋本部制度中所培养出来的少数杰出之士，他冷静，敏感，是我们当中第一流的战略头脑。以后，当我担任陆军参谋总长的时候，我曾经一再地向希特勒提议，希望他能够任命曼斯坦因做OKW的主管人（即三军联合参谋总长），以代替那个疲软无能的凯特尔，但是结果却毫无效果。实际上，凯特尔对于希特勒是遇事逢迎，伺候得希特勒很舒服满意，他不要等到希特勒开口，就已经把他所要交办的事情都做好了。反言之，与曼斯坦因在一起共事，却并不会那样的愉快，他有他个人的意见，而且敢于高声地把它说出来。因为我曾经一再地饶舌，所以最后，希特勒就回答我说；“固然曼斯坦因可能是参谋本部中曾经产生过的最好的头脑，但是他却只能运用新锐的兵力，而不会运用我们现在这样的残兵败将。因为我们现在既然没有新锐的兵力，所以我不能让曼斯坦因担任这个职务。”实际上，这当然完全是遁词。以后我就飞往波尔塔瓦，那是肯夫将军的军团部所在地，3月30日我去视察大德意志师，31日又去视察党卫军近卫师和克罗贝尔斯多夫将军（Gen.Knobelsdorff）的军部。我到这三个司令部的主要目的是为了研究虎型战车的最近作战经验，由此对于这种战车的战术和技术性能，才可以有一个综合的了解，进一步就可以知道虎型战车的单位究竟应该如何编组，以适合未来的需要。最后我又折回扎波罗热与曼斯坦因再度会晤，这样就结束了我出任装甲兵总监之后的第一次前线视察之行。回来之后，我又立即与史贝尔会谈，讨论到虎型和豹型战车的生产问题。在4月11日我又到贝希特斯加登（Berchtesgaden）去谒见希特勒，也是讨论这些问题，这还是我第一次到希特勒的离宫里面去观光。在他这所别墅里面，有一个显著的特点，那就是，至少是在我有资格参观的这一部分，每两间房子之间都设有连通着的房门。那个仅有的巨型的会议室，可以说是相当的华贵，从那间房子的大窗户里面，可以居高临下看到对面的优美风景。在火炉的周围，有一块高起的地区，那是希特勒在每天所谓黄昏汇报之后，和他的亲信们和女秘书们，在那里尽情欢乐几个钟点的地方——我可没有那个福气参加这种盛会。在同一天之内，我又去拜访希姆莱，其目的是为了讨论党卫军中装甲部队的组织问题，以便能与整个陆军互相配合。我的努力只获得了一部分的成功，尤其是尽管我一再主张不要成立新的单位，但是希姆莱并不表示同意。固然在3月9日的会议上，希特勒大体都是尊重我的意见，但是关于党卫军方面，他和希姆莱却另有一重心事。希特勒根本上就不信任陆军，所以他要组织一支私人的军队，作为他的最后资本。由于希特勒和希姆莱采取这种政策，才使党卫军在战后，为天下所诟病。在战时，由于党卫军们的一切装备补充都居于优先的次序，也引起一般陆军的不满。幸亏德国军人都有一种不自私的美德，所以在前线上才没有引起太大的纠纷。4月12日，我又去拜访空军参谋总长耶学尼克上将（Col.Gen.Jeschonnek）。我发现他已经是疲惫不堪，从态度上就可以看出来他早已丧失了勇气和信心。我既无法和他开诚布公地讨论到空军和装甲兵的合作问题，也更无法和他建立一种私人间的感情。不久之后，在1943年8月，由于受了希特勒和戈林的斥责，耶学尼克就黯然自杀了。他这样的做法，正是步着他的伙伴乌德特（Udet）的后尘，乌德特是在1941年11月自杀的，因为他实在无法解开他自己所面临的矛盾：一方面，他认清了战争的需要，但是另一方面，却无法使花花公子戈林革除他那个懒惰无能的作风。我也曾经要求和戈林面谈一切的问题，可是这位大元帅为了非军事性的活动，占据了太多时间，所以实在无暇来接见我这个不重要的小人物。回到柏林之后，我在4月13日又曾经和希孟德做过一次长谈。非洲的情况是已经毫无希望了，所以我要求希孟德帮助我把那里许多优秀的战车人员，设法抢救回来，尤其是那些具有许多年经验的指挥人员和技术人员，那简直是无价之宝。但事与愿违，要么，就是我没有能够说服希孟德，不然就是他没有出力去劝说希特勒，因为第二天我再向希特勒提出同样的要求时，他却漠然视之，所以毫无结果。面子问题常常战胜了常识，有许多飞机都是放空飞回意大利，若是能够把那些重要的人员顺便装运了回来，那么对于尔后装甲部队的编组，都具有无与伦比的价值。这一次的会谈是在4月29日举行的，地点还是贝希特斯加登，在同一天之内，我也和布尔（Buhle）、凯特尔和史贝尔三个人，讨论到组织与装备的问题。第九部分 装甲兵总监卫城作战计划(2)〖〗〖〗图30东线局势的发展（1943年2月22日至1944年3月4日）还继续有部队被派往非洲，在这种飞蛾扑火的行动当中，其中还包括着有我们最新成立的虎型战车营。我虽然据理力争，但仍然毫无结果，以后在西西里岛（Sicily）的防御战中，也发生了同样的事件。在西西里岛之战我力主把虎型战车撤回欧洲大陆，戈林却提出反对的意见说：“古德里安上将！你应该认清，虎型战车并没有方法渡过墨西拿海峡（The Straits of Messina）呀！”我回答他说：“只要你真正能够赢得墨西拿海峡上的空中优势，那么虎型战车既然能够开入西西里岛，也就同样可以撤出了。”这位空军专家就一声不响了，但是虎型战车却还是留在西西里岛，并没有能够撤回。4月30日，我由贝希特斯加登飞到巴黎，目的是要拜访西线战场总司令龙德施泰元帅，并且视察他这个战区的装甲部队；同时我也想亲自去考察大西洋长城的真正实力，看它对于战车的登陆到底有多大的抵抗力。在鲁昂（Rouen）的第八十一军军部中，我遇到了1940年法国战役中的旧同僚昆特森将军（Gen.Kuntzen），彼此对于海岸的防御问题曾经有一番讨论。以后又到伊沃托（Yvetot）视察第一百战车团，这个团所用的装备还是过去虏获的法国战车。我没有再继续前进，因为希特勒有电报来，叫我到慕尼黑去开会。5月2日我才到了慕尼黑。第一次会议在5月3日举行，而第二次则在5月4日举行，这个时候我的参谋长托马勒将军也从柏林赶来，并且带来许多新的资料。出席这次会议的包括OKW和OKH的各重要人员、南方集团军总司令曼斯坦因、中央集团军总司令克卢格、第七军团司令穆德尔、军需生产部长史贝尔等人。所讨论的最主要问题就是在1943年的夏季，东线战场上这两个集团军是否应该发动一次攻势。结果，陆军参谋总长蔡兹勒就提出了一次攻击计划，主张用双重包围的攻击来消灭苏军在库尔斯克以西的一个巨型突出地区，假使这个作战获得成功，就可以击毁一大批苏军的兵力，使苏军的进攻力量大为削弱，从而使德军在东线战场上居于有利的地位。这个问题在4月间早就已经热烈讨论过了，不过因为刚刚在斯大林格勒经历惨败，而且东线战场上南面侧翼上又一再地受到挫折，所以此时要做大规模的攻击，似乎不太可能。可是，现在蔡兹勒却认为使用新型的虎、豹战车，即足以获得决定性的胜利，从而在东线战场上重新获得主动的地位。希特勒首先致开会词，历时三刻钟。他首先说明东线战场的实际情况，然后又接着说明参谋总长的计划，以及穆德尔将军所提出的反对意见。穆德尔所提出的意见，是以情报为根据，主要的都是以空中照相为基础，由相片上可以看出来苏军在德军准备进攻的地区中，已经准备好了纵深和非常坚强的防御阵地，苏军早已把他们的大批机动部队，撤出了这个突出地区，为了预防我们将会使用钳形的攻势，他们对于可能的突破点都早已使用强大的炮兵和战防部队来加强它们的防务。穆德尔根据这些情报就得到了一个简单的结论，敌人对于我们这个攻势早已在预料之中，所以要想成功，就必须采取一种全新的战术路线，否则就不如放弃这整个的构想。照希特勒说明穆德尔意见时的姿态看来，就可以知道他对这项看法深为重视，同时也表示出来他并不赞成蔡兹勒的意见。他现在首先要求曼斯坦因元帅发表他对于蔡兹勒计划的意见。曼斯坦因这个人，当他和希特勒面对面的时候，常常有词不达意之感。他认为要是在4月间发动这个攻势，则成功希望颇大，到了现在就很成疑问了，同时他又说至少还要再增加两个步兵师的生力军，他才有能力发动攻势。希特勒却告诉他生力军是绝对无法筹措到的，曼斯坦因也就没有再坚持下去。希特勒接着又询问克卢格元帅的意见，他的措词很含混，不过大致是赞成蔡兹勒计划的。我接着就要求希特勒准我发言，并且立即宣布这个攻击实在是毫无意义：我们刚刚完成了东线战场部队的再编组和再装备的工作，若是此时照陆军参谋总长的计划实行进攻，则战车方面势必会受到严重的损失，而这是1943年一年中的产量所无法补充的，其实我们新战车的产量是应该用来成立西线战场上的机动总预备队，因为盟军在1944年一定会企图登陆的。此外，我又指出，虽然参谋总长对于豹型战车是期待颇殷，可是事实上技术方面的困难还非常多，在发动攻击之前，不一定可以完全解决得了。站在生产方面的立场，史贝尔也支持我的意见，不过在场的诸人当中，就只有我们两个人是公开反对蔡兹勒计划的。希特勒当时还是犹豫不决，所以在那一天并没有能够得到一个结论。除了军事方面的争论以外，在慕尼黑会议时，我私人方面还遭遇到了一件大事。自从1941年12月以后，这是我与克卢格元帅久别后的第一次重逢。他向我打招呼的时候，态度很不友好，所以就更触痛了我的旧创痕，因此我对于他的态度也是非常的冷淡。在会议之后，克卢格请我到另外一间房子里去，要我解释为什么采取这样冷漠的态度。我就老老实实告诉他，因为他对于1941年12月间的误会，始终没有给我一个圆满解释，所以我的感情是已经伤透了。结果我们又不欢而散。第九部分 装甲兵总监卫城作战计划(3)不久之后，希孟德到柏林来看我，把克卢格写给希特勒的一封私信带给我看，信中的内容是说准备要与我决斗。克卢格明知希特勒早已明令禁止将军们在战时举行决斗，所以就故意作此姿态。希孟德就代表希特勒向我致意，说希望大事化小，把这个误会设法结束了事。为了表示服从希特勒的命令，我写了一封信给克卢格，说假使我在慕尼黑的行为有对不起他的地方，希望他能原谅。不过因为他在1941年对我曾经做过恶意的中伤，所以我实在无法不采取那样的行动。在战车生产方面，由于我的主张，Ⅳ型战车还是继续生产，一直要到豹型战车可以大量生产时才停止。对于主要的战车生产中心，也已经奉命开始加强防空的准备。在5月4日的会议中，我又要求对于战车工厂的设备应有双套的准备，可是史贝尔的主要助手绍尔先生却反对这个意见，他认为敌人现在只会集中全力来炸毁德国的航空工业中心，对于战车工业还没有余力来加以顾及。希特勒在5月10日回到了柏林，又把我喊到总理府中去商讨豹型战车的生产问题，因为工业界认为他们已经不可能完成预定的计划。为了弥补这个损失，工业界答应以后再努力生产，准备在5月31日交出324辆的总数（原定是250辆）。在会议结束之后，我抓着希特勒的手问道，我能不能够向他坦白地说几句话。他说我可以这样，于是我就力劝他放弃东线战场的攻击计划。其实他早已经看出来了这计划的困难，而且是得不偿失，会使我们在西线方面的防务受到相当严重的损失。最后我向他问道：“你到底为什么今年一定要在东线进攻呢？”说到这里，凯特尔就接腔说：“我们因为政治上的理由，必须要进攻！”我回答他说：“你想想看，到底又有几个人知道库尔斯克是在什么地方？我们攻下了库尔斯克与否，对于全世界而言，都是一件无关痛痒的事情，所以你为什么一定要在今年发动攻势呢？”希特勒回答我说：“你说的一点都不错。我一想到这个攻势，就不免要作呕。”我回答说：“你对于这个问题的反应是一点都不错。所以就搁置它吧！”希特勒就向我保证说，他并没有决定要实行这个计划，这样就结束了这一次谈话。除了现在已经不在世的凯特尔元帅以外，当时在场的人还有我的参谋长托马勒，和生产部的绍尔先生，他们都可以当作这一段故事的人证。第二天我又乘火车到勒特曾去，我的幕僚都暂时住在那里，所以我要去看看我们的一切设备布置得怎样。5月13日，我又和史贝尔会晤，在那一天下午又和希特勒举行了一次会议。5月1日，希特勒曾经视察过一辆鼠型战车的木制模型，这是波尔舍教授和克虏伯工厂的杰作，它准备装上一门150mm的大炮。它的全部重量最初定为175吨，照惯例希特勒对于原有的设计总还会有一些修改，所以它的总重在将来一定会接近200吨左右。不过这个模型上面却并没有装备机关枪，以供近战之用。因为这个原因我就决定不采用这种武器，这与波尔舍在设计他的“斐迪南虎型”战车时，是犯了同样的错误，结果使它在近战中完全成为废物，任何战车都无法避免会要实行近距离战斗的，而当它与步兵协同作战时尤然。于是我们之间又发生了激烈的辩论，因为差不多除了我个人以外，其余在场的人都无不称赞“鼠型”是一种非常优秀的战车。实际上，除了大而无当以外，它可以说是一无所长。在这一次战车表演完毕之后，我就飞返柏林。5月24、25日两天，我去视察驻在布鲁克（Bruck）的第六五四战车营，这个营所用的战车就是上文所说的波尔舍虎型战车。接着我又去视察生产豹型战车和战防炮的工厂。到了5月26日，我又飞往巴黎，主要的目标是视察设在那里的战车营长训练班。5月27日我到亚眠去视察第二一六战车营，28日又到凡尔赛去视察了一个连长训练班，并且又到了南特（Nantes）去与第十四和第十六两个装甲师的师长会商。最后，我在5月29日又去视察圣纳泽尔（St.Nazaire）的要塞，其目的是为了要研究大西洋长城到底有多大的防御力量。结果我才知道，这个所谓长城者，实在远不如宣传中的那样坚固。我在5月30日飞回柏林，31日又与史贝尔会晤。6月1日又到格拉芬沃尔（Grafenwohr）去视察第五十一和第五十二两个豹型战车营，并且在当天赶回柏林。这个时候，最高统帅部里面，突然产生了一种想入非非的意见，主张把第一装甲师调到希腊去，以防止英军在那里登陆。这个师的实力刚刚补充完毕，并且装备着全新的豹型战车。它是我们所拥有的最强力的预备队，现在他们却准备这样把它随便地浪费掉。我当然立即提出抗议，于是不免与凯特尔发生了激烈的舌战。我说也许一个山地师对于希腊的情形还更适合些，他却说因为供应此种部队的马匹饲料需要太多的运输工具，所以不能这样办。对于这种妙论，我实在无法和他辩论，不过最后我还是设法留下了那些豹型战车。有一个派往希腊侦察地形的战车军官回来向我报告说，希腊的狭窄山路和桥梁实在不能容豹型战车通过。于是我才获得了希特勒的批准，把豹型战车营截留了下来。可是苏联战场上少了第一装甲师，不久就使我们尝到了恶果。第九部分 装甲兵总监卫城作战计划(4)6月15日，我又在为了我们的问题儿童——豹型战车——大伤脑筋，因为它的履带和操纵系统都还有毛病，而且光学仪器也不能令人完全满意。在第二天，我就告诉希特勒，我不主张让豹型战车在东线战场上参加战斗，因为它们还不能够正式作战。我又到慕尼黑去访问隆美尔元帅，目的是请教他在非洲战场上所学得的经验，当天晚上我飞回柏林。6月16日，我先到于特博格（Juterbog）去视察炮兵武器，然后再飞往贝希特斯加登，去和希特勒举行会议。在中途我又在格拉芬沃尔降落，再度去检查那两个豹型战车营的毛病，以便可以向希特勒提出直接的报告。除了战车在技术上的弱点以外，所有的官兵在操纵上的经验也都还不够，而且还有人缺少战斗经验。但不幸的，就是这些事实并不能够说服希特勒和他的陆军参谋总长，放弃那个从头就错起的东线攻势。这个攻势现在已经定名为“卫城作战”（Operation Citadel）。自5月12日突尼斯（Tunis）沦陷之后，我们就已经丧失了整个的非洲战场。7月10日盟军在西西里岛登陆。25日墨索里尼已被推翻和囚禁，巴多格里奥元帅已经奉命出组新的政府。所以意大利的退出战争，是已经可以指日而待了。当南欧的局势日非，战祸日益接近德国本土的时候，希特勒却正在东线上开始发动攻势，这次攻势的计划和执行都可以说是完全不适当。从别尔哥罗德地区起，在南面一共有10个装甲师、1个装甲步兵师和7个步兵师开始攻击，而在北面，也有7个装甲师、2个装甲步兵师和9个步兵师，从奥廖尔以西的地区，开入战场。这一次德国的陆军可以算是把一切攻击力量都用尽了。希特勒本来是不主张作这一次的攻势，可是后来不知道到底是为了什么，又改变了初衷。似乎陆军参谋总长的压力是一个具有决定性的因素。这个攻势在7月5日开始，我们所用的战术，还是那一套老办法，这是苏联人早已有经验的，所以一切都不出他们料想之外。希特勒本来有两种替代计划，一是从谢夫斯克向苏联突出地区的最前段部分攻击，一是在哈尔科夫的东南面突破苏军的防线。可是他这一次居然完全放弃了自己的主见，而热烈支持蔡兹勒的计划，那就是在提门地区内，向苏军突出地区实行双包围的行动，以求在东线上重获主动的地位。在7月10日到15日之间，我曾经到两方面的前线去视察。我先到南线，然后再到北线，并且在战地与战车部队的指挥官举行商谈。这样我才可以看清一切行动的内幕，发现我方人员和装备的弱点。我对豹型战车的预言可以说是不幸而言中。在穆德尔军团中，虽然有90辆波尔舍虎型战车，但是它们却无法作近战之用，因为它们既缺乏足够的弹药，又没有机关枪。所以它们虽然能够突入敌军的步兵阵地，却无法毁灭敌人的火力，因此我们的步兵根本无法跟上去。等到它们攻抵了苏军的炮兵阵地，结果反而都为苏军所击毁了。尽管战车部队作战十分勇敢，而且不惜惨重的牺牲，但是步兵们却还是无法扩张战果。穆德尔进展了大约6英里远后，就停顿了下来。在南面，德军比较成功，但是既不足以封锁住这个突出地带，也不足以强迫敌军退却。苏军在7月15日开始向奥廖尔反攻，因为要加以防守，所以我们的攻势就更形减弱了。到了8月4日就不得不撤出该城。同一天别尔哥罗德也失陷了。一直到这个时候为止，在奥廖尔东北面的苏夏河—奥卡河阵地已经饱受了一切的风浪。这也是我在1941年12月所选择的防线。我上次去职的原因就是为了它，不禁令人唏嘘不已。由于“卫城作战”失败了，我们遭受到了一次具有决定性的挫折。那些辛辛苦苦改编的装甲师，在这一战中都受到了严重的损失，恐怕很长时间都恢复不了元气。他们是不是还来得及参与东线的作战，都已经成问题，至于想在明年春天来对付盟军的登陆威胁，则希望更渺茫了。毫无疑问的，苏军对于他们的胜利战果，是已经极尽扩张之能事，从此东线上就更无宁日，苏军不断地在发挥他们的主动优势。第九部分 装甲兵总监1943年下半年的不如意事(1)7月15日我又到法国去视察那一方面的装甲部队。7月底我正在塞纳河附近的训练地区，视察一些虎型战车单位，突然接到希特勒的一个电报，要我速到东普鲁士去开会。但在开会的时候，我却病倒了。当我访问苏联前线时，不慎染上了痢疾，可是当时并未加以注意，所以也未加以治疗。现在却突然发作了，非躺在病床上去不可。当我稍微好一点，可以旅行的时候，我就立即飞回柏林，以便作适当的治疗。不料在8月初又要动一次手术，所以一直躺到8月底才起床。在尚未动手术之前，有一位托瑞斯寇将军（von Treskow）来访问我，他过去曾经做过克卢格元帅的作战处长。他向我说，他是代表克卢格来看我的。克卢格表示愿意与我重修旧好，不过希望我先采取第一个步骤。他建议我和他应该合作，以共同限制希特勒的统帅权。我素来知道克卢格元帅的性格极不稳定，是一个反复无常的人，所以我拒绝了这个建议。我的病况慢慢地恢复。但是柏林自1943年8月起，就开始受到猛烈的空袭，所以根本已经无法待在这儿养病。于是我和我的妻子就接受了史贝尔的邀请，搬到上奥地利的一家政府控制的小旅馆里面，暂住休养，那个房子面对着阿尔卑斯山，风景十分秀丽。我在9月3日才到达那里，第二天就得着一个消息，说我们在柏林的家已经为炸弹直接命中，变成了碎瓦颓垣，不能再住了，我所残余的一切财产都已经储存在温斯多夫军营中的地下室里面，这对于我而言也可以算是一个严重的打击。当我和妻子正在辩论着，是不是就干脆永久迁居在上奥地利地区的时候，突然又接着了一个电报，告诉我政府已经实践了1942年秋天所发出的诺言，决定把一处房地产赠与我。这是希孟德的好意，当他一听到我家被毁之后，马上就做了这样的安排。照我们当时的情形，自然是欣然接受了。1943年10月，我带着我的妻子到第芬霍夫（Deifpenhof）接收了我们的采地，从此我的妻子就住在那里，一直到1945年1月20日，苏军到达的时候，她才迁出了该地。当我请病假的时候，就有人企图停止Ⅳ型战车的生产，而代之以突击炮。同时，负责修建大西洋长城和其他要塞的托德组织（Todt Organisation），又主张把战车的旋转炮塔装在碉堡里面，当作要塞炮用。由于我们当时的生产能力实在有限，所以这些办法对于真正的机动战车实力，毫无疑问地是一种严重的打击，而且也正可以表示这些人对于真正的情况，完全缺乏了解。当我销假视事之后，马上就开始研究防空战车的问题。希特勒批准了建造双连装37mm高射炮的计划。但他却不赞成把早已经制造好了的四连装20mm高射炮，立即装在豹型战车的车身上面，结果就使这一种重要的防空武器的生产，一再地受到耽搁。1943年10月20日，希特勒又在阿利斯练兵场视察了一些新型装备。其中包括有虎型Ⅱ式战车的木制模型——以后我们的敌人称呼它是“虎王”战车，这实在是一种非常成功的新型战车——还有沃马格型（Vomag）战车歼击车，以及专用于猎杀战车（JagdPanzer）的猎虎型战车歼击车（JagdTiger）的铁制模型，配有一门128mm的重炮。另外还有装在虎型战车底盘上的380mm装甲重迫击炮，最后还有特种的Ⅲ型战车，以及准备在铁路上行驶的各种轻重装甲车辆。10月22日，设在卡塞尔的战车工厂为强烈轰炸所毁，暂时使那里的一切生产都完全停顿。我在本年年初，就早已料到敌人在最近的将来，是会轰炸我方的战车工业中心的。我立即赶往卡塞尔，向工厂中的工人深致慰问之意，他们中有许多人都已经无家可归，而他们的亲属中也有很多受到了伤亡。我在大的防空掩蔽部中向许多的工人讲话，我用纯粹合乎人性的语言，来向他们表示真正的同情，而没有学一般要人的榜样，只是随便打了一顿官腔。结果他们都对我表示好感，使我感到十分愉快。11月26日，又来了第二次的大空袭，所受损失也就更大。12月7日，决定把旧式捷克38吨战车的全部生产量，改为制造战车歼击车，这种车辆就使用捷克战车的底盘，外面加上倾斜装甲的保护，车上所装配的武器是一门无后坐力火炮和一支弯曲枪管的机关枪。试验的结果表示它们是一种可以令人满意的武器。这种战车歼击车是准备当作步兵师战防营的基本武器，这也就是我在3月9日所建议的办法，只不过是时间上已经迟了一步。因为苏军的战车数量与日俱增，德国步兵缺乏一种防御的武器，结果使死伤的人数大为增加。有一次在汇报的时候，希特勒发表了一个很冗长而粗暴的声明，痛斥把没有充分战防武器的步兵师送上前线，实在是一种没有头脑的行为。碰巧这一次我也是列席人员之一。当他大发牢骚的时候，我正站在他的对面，毫无疑问他已经注意到了我脸上讽刺意味的表情，于是他突然住口了，用眼睛向我注视着有一两秒钟之后说道：“你的话是对的。你在九个月之前就已经向我说过。但不幸的，是我并没有听你的话。”现在我已经有权照我的意见去做，不过却已经太迟了。到了苏军发动1945年冬季攻势的时候，我们所有的战防连，却还只有三分之一接收了新式的武器。第九部分 装甲兵总监1943年下半年的不如意事(2)关于1943年年底以前战车的技术发展，就谈到这里为止，现在再谈到这年下半年的军事情况，在这一方面已经发生迅速逆转，而使我们居于完全不利的地位。当我们那个不幸的库尔斯克攻势顿挫之后，东线的位置有如下述：从亚速海上的塔甘罗格起，沿着顿涅茨河，一直到达伏罗希洛夫格勒（Voroshilovgrad）以西的某一点，然后又沿着顿涅茨河再到哈尔科夫以南的河湾，再经过伊尔门湖（Lake Ilmen），一直从列宁格勒的南面，直达芬兰湾的海岸为止。苏军现在就向着这一条防线开始进攻，首先进攻的对象是A集团军所处地区的中部和南部。在7月16日到24日之间，指向斯大林诺的苏军攻势，算是被德军挡住了。不过在另一方面，苏军以52个师的步兵和10个军的战车，从哈尔科夫与波尔塔瓦之间进攻，深深刺进了德军的防线。苏军的突破固然被阻住了，但是哈尔科夫在8月20日却已经丢失。8月24日，苏军又从塔甘罗格到伏罗希洛夫格勒之线，发动了新的攻势，终于达到了突破的目的。到了9月8日，德军防线已经撤到了马里乌波尔（Mariupol）—斯大林诺以西—沙拉费安斯克（Sslaviansk）以西之线。到了9月中旬，顿涅茨防线就已经弃守；9月底苏军已经到了梅利托波尔（Melitopol）和扎波罗热的城外，并且直抵第聂伯河之线。苏军对于中央集团军的反攻是从7月11日开始的，到8月5日奥廖尔就已经丧失。在8月26日到9月4日之间，苏军向科诺托普—涅任地区实行深入的攻击，在以后几天之内，他们所攻占的地区已经大幅扩大。到了9月底，苏军已经进到了第聂伯河流入普里佩特沼泽地的入口点。从这里，德军的防线向北进展，通过戈梅利，直到韦利日（Velish）。在10月的下半月中，苏军在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Dniepropetrovsk）与克列缅丘格之间，渡过了第聂伯河。到了10月底，在扎波罗热南面的德军防线已经崩溃了，到了11月中旬，他们已经被赶过了第聂伯河。不过我们还保持着两个桥头阵地，一个大的在尼科波尔（Nikopol）附近，一个小的在齐尔逊地区（Cherson）以南。更推向北面，在11月3日到13日之间，苏军占领了基辅，并且向日托米尔（Zhitomir）推进。希特勒决定实行反攻。还是照他往常的做法，这次攻击的兵力又是完全不适当。在与陆军参谋总长商谈了之后，我就利用11月9日所召开的一次讨论战车问题的会议，向希特勒建议，请他放弃这种小型反攻的计划。他主张集中在基辅以南地区的一切装甲师，来参加通过别尔季切夫（Berdichev）向基辅的攻势。在这一方面，我建议把防守尼科波尔桥头阵地的装甲师撤出，再加上现在齐尔逊地区扼守第聂伯河的克莱斯特集团军的装甲师，合并在一起以加厚兵力。我使用我平常惯用的口头禅说：“只准集中，不准分散。”希特勒虽然注意到我所说的话，但是他却并没有改变他的计划。我接着又为此事提出了一个简单的备忘录，请希特勒注意，可是战场上负直接指挥责任的将领，其反应却并不有利，结果遂使希特勒没有采取任何的行动。所以别尔季切夫的反攻，在开动时兵力即已不够充足，经过了激烈的冬季战斗之后，终于在12月间完全受挫了，想夺回基辅和重建第聂伯河防线的企图已经完全失败。1943年12月24日，苏军接着又开始反攻了，结果把德军的防线从别尔季切夫逐退到文尼察城外的某点。第二十五装甲师的作战，可以当作说明希特勒攻击战术的一个最好的例证。不过在叙述这一段故事之前，我应该回溯到更久以前。在斯大林格勒惨败之后，有几个在那里被击毁的装甲师，又奉命重新整编，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势必就要搜罗一切可用的人力，所以有许多过去因为负伤、患病，或是其他原因没有被俘的残部，又再度被召集了起来。在非洲战事失败之后，我对于在那个战场所打垮的装甲师，也是采取同样的办法。第二十一装甲师已在法国编成，所使用的就是占领军和俘获的装备。同样的，第二十五装甲师也已在挪威编成。这个师的师长由希尔将军（Gen.von Schell）充任。在1927年到1930年之间，希尔是我在国防部中的同事，那个时候我正在从事于军队摩托化运输问题的研究。以后他曾经在美国充任武官达相当长的时间，在享利·福特（Henry Ford）的国家中研究过摩托化的问题。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前，他就已经变成了陆军中的首席摩托化问题专家，发表了许多新奇的意见。因为希特勒一向重视摩托化问题，所以对他也很赏识。希尔是一个精明、果断和善于词令的人。他居然劝服了希特勒，要他接受他的意见，例如简化型式、大量生产等等。结果，他获得了多次的擢升，做了德国政府中运输部的次长，负责主管德国运输器材的未来发展。这在德国是很少有的情形，但因为他太锐进，不久就引起工业界的反感。因为这些工业家都不愿意变更他们那种陈旧的生产方法。在党内有一些要人是与工业界有勾结的，他们就在希特勒的面前讲希尔的坏话，于是他就被排挤下台。他被送往挪威，那是一个最冷清的战场，使他永远没有立功表现的机会。这个能力优越、雄心未死的人，还是不甘寂寞，不久他就设法把那些零星分散的占领部队，改组成为一支有用的兵力。我尽量地支持他这种工作，于是这个部队终于扩充成为一个装甲师，并且由于我的要求，把它调驻法国。因为当时正是“卫城作战”失败之后，在法国的部队已经大量调往东线，所以西线方面也十分需要补充兵力。当然的，这个新成立的部队一定要调换新式的装备，因为他们现在所使用的还是俘获的旧东西。而更重要的是需要有相当的时间，来训练他们如何使用新武器，使他们学会一些旁人已经在东线上早已学会了的作战技术，否则他们还是没有能力参加大规模作战的。第九部分 装甲兵总监1943年下半年的不如意事(3)但是结果怎样呢？1943年10月间，该师奉到希特勒的命令，把他们的600辆新式车辆移交给第十四装甲师接收。这个师也是一个新成立的单位，现在正准备调往东线战场，因为OKW和OKH都相信第二十五装甲师将在法国驻留一个相当长的时间，所以他们使用次等的法国车辆也没有什么关系。因为丧失了这些车辆，最主要受到影响的部分，就是该师的补给部队，他们只能够在西欧这样的环境中行动。在这个时候，该师的装甲搜索营已经重新装备装甲人员载运车。师属工兵已接收了新的运输车辆，装甲步兵团也已经有一个营获得了新的车辆，但战车团还没有完全装备好，炮兵团和战防营也正在开始调换新的武器。这个情形是大众都知道的，这个师还必须要在法国慢慢地培养它的实力。可是到了10月中旬，该师却突然奉命调往东线。我立即向希特勒个人提出了控诉，请他至少延缓执行这个命令，以便我可以有时间来再视察一次，看这支部队是否吃得消东线上的大战。我立刻飞往法国，在检阅了部队并和各级指挥官会谈之后，我就立即上了一个报告，说这个师至少还需要用四个星期的时间来接受新的装备和训练。这个电报发出之后，不久回电就来了，仍然还是命令该师立即出发。很明显，希特勒和统帅部的诸公似乎根本上就不看负责的指挥官和装甲兵总监的报告。这个师的出发日期已经硬性地定在10月29日。这个师缺乏准备只不过是故事的一方面而已。当时的运输计划是既不合于该师的希望，又不合于前方的战术情况。当该师已经在半途中时，命令又变换了好几次，许多部队都混杂在一起。为了想增加该师的打击力量，我又决定把新成立的第五〇九虎型战车营拨给该师指挥。碰巧得很，这个营的装备也没有完备，而且更糟的是该营的营长突然又有调动。当该营出发时，旧营长已经离职，而新营长却未到达。这个师被匆匆运往南方集团军的战区。集团军总司令部命令该师的轮型车辆单位都在别尔季切夫—柯沙丁（Kosatin）地区下车，而履带车辆则在基洛沃格勒—新乌克兰卡（Kirovograd-Novolinka）地区下车。这两个下车地点之间相隔有三天行军的距离。而该师根本搞不清楚大炮的牵引车和装甲人员载运车到底应该在哪一个地区下火车。这个师的参谋长和前进部队，一同从别尔季切夫到了新乌克兰卡，而师长则前往文尼察向集团军总部报到。他们定在11月6日就向集中地区开进。但是在各单位之间都还没有电话联络，为了要接受一个命令，负责的指挥官要坐上汽车，奔跑一个很远的距离。11月5日，敌军在基辅附近做了一个深入的穿透。11月6日，南方集团军总部就下达了下列的命令：“第二十五装甲师由第四装甲军团指挥。所有各汽车单位在本日内应向白采尔科维—法斯托夫（Biala Zerkov-Fastov）地区移动。在集中时由该师本身担负掩护之责。各履带单位由基洛沃格勒开动，以与该师其他部分会合。”集团军总部对于该师的情形应该十分明了。16点钟。该师师长召集各单位的指挥官，当面对他们下达命令，给每一个团长和营长都发了一张三十万分之一的地图。在这个时候，该师的师长所拥有的兵力如下：第一四六装甲步兵团：一个团部，两个营部，每一营有两连多的实力。第一四七装甲步兵团：同上。第九战车团：一个团部，第二营营部和多个连级单位，总兵力为30辆Ⅳ型战车和15辆虎型战车。第九十一装甲炮兵团：一个团部，第一营营部，下辖第一、二两连。第三营有人员但是没有炮。战防营：营部和一个勉强凑成的连。通信营：大致完整，但无营长，已经和前进部队在一起。工兵营：大致完整，惟缺轻工兵纵队和架桥纵队。高射炮营：营部和一个连。〖〗〖〗）月11年3491（战作的师甲装五十二第13图师长身边所有的幕僚就只有他的副官和第二传令官，以及少数的车辆和摩托车。为了适应当时的紧急情况，该师师长就决定组成几个行军集团，分别规定了他们的时间和距离。这些集团要经过卡扎京（Kasatin）和斯克维拉（Skvira），以到达白采尔科维以西的地区。到了那里之后，他就希望等待他的其余单位都到齐了，再来决定如何行动。他认为在11月6日22点钟以前，绝无开始行动的可能，因为这种用车辆传达命令的方法，需要相当长的时间。他仍然缺乏无线电通信工具，不过这却没有什么关系，因为不久各部队就接到不准使用无线电通信的命令，以免泄露机密。当各级指挥官回到他们各人的部队以后，第四装甲军团最后算是与该师师长取得了电话上的联络。于是军团部就命令该师：“立即向法斯托夫迅速前进，并设法坚守该地。第二十五装甲师师长对于该地区中的战斗，负全权指挥之责。”由他指挥的还有一些零星的部队，因为他前进路上的桥梁已经被苏联游击队所炸毁，所以他必须绕着小路走。师长决定在第一个行军集团的前面领头走。行军准时开始，一切似乎都很顺利。在下半夜里，前方退下来的纵队多数都是空军的人员，曾经制造出很多的混乱，经过师长的紧急处置，才算是恢复了秩序。之前的天气都很好，到了这个时候就开始转坏，天开始下大雨，一直到第二天都没有停过，道路变得泥泞不堪。汽车都被迫必须拣着好路走，不过履带车辆却还是照常前进。各行军集团之间都已经失去了联络。第九部分 装甲兵总监1943年下半年的不如意事(4)差不多在11月7日12点钟的时候，师长从前方退下来的败兵口中，才知道敌人早已进入了法斯托夫。他带着他的传令官匆匆赶向前面，准备安排反攻该地的计划。因为在前进中，他有几次几乎为敌人步枪所击中，所以他现在坐在一辆装甲人员载运车中，领着前卫部队前进。结果他一头和苏军的T-34战车碰上了。第一四六装甲步兵团的第九连，携带着4门重步兵炮，就跟在他的后面前进。可是苏军战车一发炮，这些部队就慌忙退走。该师师长花了很多的工夫，才制止住了部队的恐怖心理，并且命令他们趁着黑夜，开始挖掘工事。在夜里苏军的战车又来冲击，把该团第二营的运输车辆击毁了一部分。这时师长就决定趁着黑夜，冲出苏军战车的包围，向法斯托夫方向前进，以与其他已经前进的部队相会合。他这个小型的战斗团，前面一个连，后面一个连，而把车辆和重武器夹在中间。希尔将军就在最前头领先挺进。经过了激烈战斗之后，他到了11月8日凌晨4点钟的时候，才突出了苏军战车的包围圈，到了14点钟左右，他才到达了第四十七装甲军在白采尔科维的军部。他这一师现在已拨归该军指挥。在这个时候，该师的其他部分由魏赫马尔上校（Col.von Wechmar）指挥着，经由格列标恩卡（Grebenki）和斯拉维亚（Slavia）的路线，正向法斯托夫行动。在11月9日的清晨，希尔与他们会合在一起。在法斯托夫的东面，有一个村落叫作法斯托费兹（Fastovetz），正由强大的敌军据守着，所以必须把它攻下。该师师长亲自率领部队进攻，到了正午的时候，就把这个村落攻下了，接着就奉命立即向法斯托夫进攻。敌人的死伤很惨重，到了11月10日，德军已经攻入法斯托夫的东郊。当他们正想再前进的时候，却为敌人强大兵力所阻。不过无论如何，第二十五装甲师总算是阻止住了敌人的前进。因为该师既无充分的准备，且又是一部分一部分地投入战斗，所以作战的情况实在是十分困难，即令希尔将军是一个很了不得的将才，所成就的也还是十分有限。固然敌军的损失很重，但是自己的损失也不轻。由于缺乏战斗经验，在他们未习惯于东线战场冬季作战的艰苦环境之前，部队不免在心理上发生了一种惊惧的现象。在那种紧急的情况之下，局部的高级指挥官（集团军、军团和军部）是不得已而把该师做这样不合理的使用，这还情有可原。但是真正要负责的人却是最高统帅部，他们应该知道尚未成熟的部队，在运用时是必须更慎重的。在以后的战斗中，从12月24日到30日之间，该师又不幸遭遇到一个更困难的情况。他们防守着一条长达25英里的防线，而受到绝对优势的敌军的攻击。结果伤亡惨重，几乎全师覆没。希特勒和OKH决定要把这一个师的番号取消。我在适当时机之下，把这个意见打消了，因为这个师事实上并没有责任。希尔将军抱着重病离开了前线，他看见他辛辛苦苦所培养起来的一株幼苗，就这样给人糟踏掉了，真是伤心已极。希特勒还是不信任他，以后他就再也没被起用过。这样一个天才也就白白浪费了。为了使西线方面总能有一点装甲预备兵力，我就命令把各学校中的训练单位都集中起来编成一个师，开始在法国境内加以集中训练。这个师就叫作装甲训练师（PanzerLehr）。我把新的装备发给他们，并且选用了一些优秀的军官训练他们。他们的师长就是拜尔林将军，他过去在苏联作战时，曾经充任我的作战处长。希特勒在12月间批准了成立这个师，并且加了一个按语说：“这个想法实在不错，可惜我事先并没有想到。”在这个时候，激烈的战斗始终没有停息。在里齐特沙（Rechitsa）地区的中央集团军防线，已经为苏军所突破。在维捷布斯克和涅韦尔（Nevel）等地都已经发生了激烈的战斗。戈梅利和普罗普斯克都已经沦陷了，不过德军在莫吉廖夫和奥尔沙的东面，还守住了第聂伯河上的一处桥头阵地。这时在第聂伯河上保留桥头阵地，实在是一个颇值检讨的问题，因为我们再向东面进攻的希望，真是可以说太渺茫了。不过，如果说希特勒是为了要获得尼科波尔的锰矿供应，这多少是一个理由，但这只是一个经济上的理由，而在军事上说，这种桥头阵地的保持，却实在是有损无益。我们军人都一致主张完全退过河来，利用宽广的河流，当作一条比较可靠的防线。这样就可以重新建立预备兵力，主要的是采取装甲师的形式，有了这种机动预备队之后，才可以进行机动性的战争，以达到战略上的目标。但是希特勒一听到“战略”两字，马上就会大发脾气。他认为将军们口里所说的“战略”，实际上就是退却的意思，这是他所痛恨的，因此他主张死守一切的地盘，即令是对于我们只有害无益，他也不管。这一年东线冬季作战，德军遭到了严重的损失，结果使OKH感到焦头烂额。于是他们就顾不了在西线战场上进军的计划，但是我们可以很准确地预料着，在1944年的春天，盟军是一定会登陆的。所以，我就认为这是我的责任，不得不一再提出要求，将那些疲兵久战的装甲师撤回来，加以整编和补充。OKW本来应该也赞成这一点，因为西线是他们直接指挥的，可是他们却没有完全支持我。于是这个问题一拖再拖，终于我不得不向希特勒提出直接的申诉。蔡兹勒说他所颁发撤回某装甲师的命令，非常的明确，但是我反驳他的说法，指出OKH的命令漏洞百出，前线的将军们很容易按着自己的意思解释这些命令，蔡兹勒对我的直言当然予以否认。OKH的命令常常是这样说的：“只要战斗的情况许可，某装甲师应立即由前线撤回。”事实上该师可能一直与敌方保持作战接触，OKH应该明确地指出何时开始撤出才对。于是前方集团军和军指挥官的回应，也都是千篇一律地说：“前方的情况不许可，该装甲师一时无法撤出。”这样一拖就常常好几个星期。被留在前方的一定是拥有较强大战斗力的作战单位，特别是战车和装甲步兵尤然，而他们又是最急需休息和补给的部队。前线部队的正常轮调程序，最初是师属补给部队，再来是师参谋和多数师炮兵单位，而最重要的战车部分仍被他们扣着不放，于是我的整编工作还是无法进行。为了这件事，我和蔡兹勒之间发生了极大的冲突，但是西线战场的安危，我却不能坐视不管。第九部分 装甲兵总监1943年下半年的不如意事(5)到了1944年6月6日，盟军开始侵入的时候，我们在万难之中，在西线方面算是勉强供给了10个装甲师和装甲步兵师。这些事留待以后再讨论。对于这些师的训练，我把他们托付给我的老朋友盖尔将军。花了很多的口舌，希特勒才批准了这个任命。盖尔的头衔是“西线装甲兵总指挥”，受西线战场总司令部的节制，但是有关装甲兵方面的工作，却完全听命于我。我们彼此之间早已建立有互相的信任，因此对于工作的推动是大有助益。在1943年这一年当中，也还有少数偶然的事件值得在此一提。上文已经说过，当我出任装甲兵总监的时候，我曾经拜访过戈培尔博士。当时我曾经和他讨论到最高统帅部组织不适当的问题，我要求戈培尔劝希特勒把它加以改组，并且任命一个具有相当实权的参谋总长，以减轻希特勒在军事方面的负担。戈培尔认为这个问题是很棘手的，但是他却答应我在适当之时机，他可以设法提出。1943年7月底，戈培尔恰好正在东普鲁士，我就趁着拜访他的机会，请他不要忘记了上次的谈话。于是他立即和我讨论这个问题，并且也承认目前军事情形已经日益严重，最后他这样说：“当我想到有一天苏联人会进入柏林，我们不得不毒死我们的妻儿，以免落在他们的手里，这个时候你所提出的问题，就好像山一样的重，压在我的心上。”戈培尔是一个聪明人，他知道长此以往，战局一定会演变成怎样一个局面，但是他言行却并不能够一致。他缺乏足够的勇气，始终不敢向希特勒开口，提出这个生死存亡的大问题。于是我又改向希姆莱试探，这位特务头子态度却很坏，他以为我是想要限制希特勒的权力。11月间我又去看约德尔，我向他提出改组最高统帅部的建议，主张参谋总长对于作战应具有真正的指挥权，而希特勒所应该过问的事情应限于一般政略和最高级世界战略的指导。当我说得很起劲的时候，约德尔却浇了我一瓢冷水，他反问我说：“你还知道有比希特勒更好的最高统帅人才么？”我只好把我的计划塞在我的皮包里面，匆匆走出了他的房间。1944年1月间，希特勒写了一个便条叫我去吃早饭，他说：“有人送了一只野鸭给我，你知道我是吃素的。所以你能不能来陪我吃早餐，代我享受这只野鸭？”吃饭的时候只有我和他两个人，坐在一张小圆桌的旁边，室内的光线很暗淡，因为只有一个窗口有光线透进来。只有他的爱犬伏在他的脚下，希特勒顺手扯了一点干面包去喂狗。一个伺候的仆人，只是轻手轻脚地走来走去。在这种稀有的机会之下，也许可以谈论甚至于解决比较困难的问题。在略事寒暄之后，我们的谈话就又转向军事问题。我提到在明年春季，盟军可能在西面登陆，而我们现有的预备兵力却是绝对还不够充足。为了能从东线抽出更多的兵力，所以东线似乎有建立一条坚固防线的必要。我认为在我们前线的后方，没有一条防线，作为支撑的骨干，这实在是一种非常不合理的做法，我觉得若是能够把过去德苏边界上的要塞加以修复，其效用一定比目前随意选定任何村镇来当作据点的办法，要好得多了。当我说到这里的时候，我才发现我又触了一个黄蜂窝。希特勒说：“请你相信我！我是有史以来的第一位伟大要塞工程师。我建筑了西线长城，我又建筑了大西洋长城，我曾经用了无数吨水泥。我懂得一切有关要塞工程的问题。在东线方面我们现在缺乏劳工材料和运输工具。甚至于到今天，铁路所能运输的物资，都还不足以满足前线上的需要。所以我无法调出火车来装运建筑材料，用来供给东线作建筑的用途。”他照例是一口气可以背得出来许多统计数字，却不管这数字是否可靠，总而言之却可以使旁人无法开口。虽然如此，我还是极力表示不同意。我知道铁路运输的情形，过了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之后，才开始有壅塞不通的情形发生，所以要塞的建筑绝不会影响到前线上的物资供应。铁路的负荷力是不会成问题的，而当地也不乏可用的材料和劳力。另外就战略来说，未来假使遇到两面作战的情况，就势必要在其中一线实行固守不可。所以我说，既然他在西线方面已经有了那样好的准备，那么为什么在东线方面，却毫不准备呢？结果希特勒又还是唱他的老调，他说假使他在后方修好了一道防线，那么东线上的将领们就只会想不战而退了。所以关于这一点他已经下了决心，是怎样都不会再改变了。于是谈话的主题又转到各位将领们和最高统帅部的组织问题方面。因为我以前所作的一切间接的努力，希望使希特勒少过问军事指挥问题，是早已失败了。现在我就觉得我有这种责任，直接和他谈论这个问题，希特勒可以任命一位他信任得过的将领，担任真正的参谋总长，而把今天这种乱杂无章的指挥系统，整理出一个头绪来。结果我这一番努力也还是完全失败了。希特勒舍不得与他的亲信凯特尔元帅分开。他似乎很不相信我，而认为我是企图想限制他的权力。我算是碰了一个钉子。此外，实际上又有哪一位将军是希特勒所能够信任的呢？在这次谈话之后，我也觉得我实在太幼稚了，因为我也找不到一位可以供他信任的参谋总长。所以一切都还是原封不动，依然还是采取寸土必争的战术。甚至当情况已经毫无希望时，也从未有过适合时机的撤退。不过，以后有许多许多次，希特勒常在我面前诉苦说：“我真不懂为什么在过去两年当中，一切的情势都完全不对了。”我的答复每次都是一样的，我说：“改变你的方法。”可是每一次希特勒都不肯接受我的意见。第九部分 装甲兵总监决定性的一年(1)1944年1月中旬，苏军就已经开始在东线方面发动了猛烈的攻击。首当其冲的是基洛沃格勒，在1月24日到26日之间，苏军向切尔卡瑟（Cherkassy）以西的德军突出地区发动了一个钳形的攻势；而在1月30日，苏军又向克里沃伊罗格（Krivoirog）以东的突出地区再发动了一个新攻势。苏军在数量上居于相当的优势。所使用的兵力如下：对付德军的乌克兰南方集团军：34个步兵师及11个装甲师对付德军的乌克兰北方集团军：67个步兵师及52个装甲师2月的下半月内前线状况平静无事，可是到了3月3日、4日和5日，苏军又再度大举进攻，将德军逐退到布格河之线。中央集团军在3月底以前，还大致能够保持着它原有的防线。4月间整个克里米亚半岛，除了塞瓦斯托波尔（Sebastopol）以外，都全部丧失了。苏军已经渡过了布格河，和普鲁斯河（Pruth）与锡雷特河（Sereth）的上游。最后苏军的攻势又被德军所阻止，在塞瓦斯托波尔失陷之后，前线就稳定了下来，一直到8月里为止。1月间，苏军也同时向北方集团军的防区进攻。在最初，他们只是在依尔门湖的北面和列宁格勒西面，获得了有限度的成功。但是到了1月21日，苏军的兵力突然加强，强逼着德军撤过了卢加河（Luga），2月间又撤过了纳尔瓦河（Narva）。3月间，德军撤到了韦利卡亚河（Velikaia）和普斯科夫湖（Pleskau）和佩普西湖（Peipus）的后面。在这里德军总算又站定了脚跟。东线战场上只有一个极短时间的喘息期，维持到6月22日为止。我们在冬季战役中所受到的损失实在是太重。现在已经完全没有预备兵力可用。凡是一切可以节省得出来的兵力，都已经送去防守大西洋长城，可是实际上这个所谓长城者，不过只是吓唬人而已。我在这个时候，却奉到希特勒的命令，负责处理一件非常无趣味的特殊案件。和平常一样，他每打了一个败仗一定要找一个代他受过的替死鬼，这一次冬季战役的失败也自不例外。其中有一位是耶尼克上将（Col.Gen.Janicke），希特勒认为他对于克里米亚的失陷应负全责。我就奉命调查这一个案件，当时希特勒正处在盛怒之下，一心想入人于罪，所以我只有使用拖延的战术，才可以免兴大狱。耶尼克最后对于我这种故意的拖延，反而感到不耐烦，殊不知我却是有意保全他的性命。上文早已说过，在1943年我就已经开始研究西线战场的防御问题。新年一过，这个问题就更日显重要。2月间，我又到法国去视察，顺便与龙德施泰元帅和盖尔将军举行会商。我们都一致认为敌人的海空优势会使我们的工作感到十分困难。盟军的空中优势尤其会影响到我方在地面上调动军队的能力，为了想获得充分的速度和集中起见，我们被迫在夜间采取行动。我们认为一切的关键，就在于我们是否能够组建一支适当的装甲预备兵力：这些装甲师和装甲步兵师应该部署在所谓大西洋长城的后方，保持着相当的距离，以便当我们认清了敌人是在何处主攻时，即可以将它们迅速地调往截击。为了使它们的行动便利起见，对于法国的公路网应该加以必要的修补，并且还要多准备预备性质的渡河工具，例如水底桥梁和浮桥等等。当我去视察部队时，就随时感觉到敌军的空中优势是早已存在着。当我们部队在训练场中操练的时候，敌人的飞机就在他们的头上编队飞过，谁也无法预料它们会不会把炸弹扔下来。回到总司令部之后，我再研究OKW所颁发的命令，以及我们现有预备兵力的情况，才发现了这些担任预备主力的装甲师，其位置距离海岸线都是很近的。这样的分布，它们就不容易迅速调动，以来应付敌军在其他地区的登陆。有一次和希特勒会谈的时候，我就指出这个错处来，并且提议把这些机动部队的配置重新加以调整。希特勒回答道：“目前这种安排是隆美尔元帅所建议的。在没有征得前线负责指挥官的同意之前我不想发出一个矛盾的命令。你自己再到法国去一次，好与隆美尔当面商谈这个问题。”4月间，我又再到法国去作了一次访问。敌方的空军此时已经十分的活跃，并且开始攻击战略性的目标。在我视察后的几天内，我们设在马伊营（Camp de Mailly）的战车仓库完全被炸毁了。不过幸亏盖尔早已有了疏散的准备，所以损失并不算重。在和龙德施泰元帅与他的幕僚们重新讨论了一番之后，我就遵照希特勒的命令，由盖尔陪同一路，到古荣（La Roche Guyon）去拜访隆美尔。在大战以前我就已经和隆美尔认识。他一度曾经指挥过的戈斯拉尔（Goslar Jager Battalion）轻步兵营，就是我所属的原有单位，与我有极深切的友谊。以后我们在波兰战役中也曾经见过面，他那时是希特勒大本营的警卫部队指挥官。不久他也就转到装甲兵方面来，并从战绩上证明了他是一个优秀的指挥官。1940年他在法国充任第七装甲师的师长，以后调往非洲，升任军长和军团长，终于获得了名将的荣誉。隆美尔不仅是一个公平正直的好人，同时也是一个勇敢的军人，并且更是一个具有高度天才的指挥官。他充满了活力，而且料事如神，对于最困难的问题，他常常可以找到一个适当的答案。他也具有知人之明，深得部下的爱戴，所以他的负有盛名，是绝非偶然的。1942年9月，疾病强迫着隆美尔必须离开非洲，他曾经要求希特勒任命我为他的副帅，在他请假期中，代行他的职权。当时他也深知我已经与希特勒闹翻了，但是他却还是提出了这个要求。事虽不成，其盛意却很感人。事实上这次我未去非洲实在是不幸中之大幸，不久德军就遭到了阿拉曼（El Alamein）的大败，我要是去了，也一样不足以挽回这个危局，而徒然有损于我的英名。第九部分 装甲兵总监决定性的一年(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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