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让科学家们头疼的是，所有的水稻品种，都没有能够让“不育系”成为可育的杂交良种。袁隆平先生的运气好，他的努力研究，加上有准备的头脑，让他在海南岛育种时，从一种野稗子上，找到了“恢复系”，一举攻破了这项多少人攻不下来的技术难关，从而在世界上第一个培育出了水稻杂交良种，水稻的产量翻番。从这里，你难道不相信，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吗？ 我们这里的小麦，与水稻近似，也是属于自花传粉植物，雄蕊和雌蕊同体同位。研究小麦良种的专家们就没有袁隆平先生那样幸运。他们至今还没有找到一种办法，像解决“不育系”、“保持系”和“恢复系”问题一样，探索出小麦杂交育种技术。我是一个爱吃面食的北方人。我常常想，如果有谁能把小麦杂交育种技术的难关攻破，其贡献不亚于袁隆平先生，奖给他一千万元我都拥护。 在我们这里，有一句农谚说，产于我们这一带的农作物，丰收的标志是，“谷三千，麦露齿，豌豆好收八蓬子”。其实，就小麦而言，在20世纪60年代之前，每亩地打上一百多斤就是好收成。因为虽然另有“哭不活的伯，瞎不枯的麦” 和“稠谷子稀麦，坑死老伯”这样的说法，但是，生长期较长的小麦并非是铁杆庄稼。过去的小麦秸秆长，种得稠了，容易倒伏。往往在抽穗期间，一场风雨过后，麦子从根部连同青青的穗子，卧在地上，搞不好就是颗粒不收。小麦育种专家们，通过多年的研究，重点在小麦秸秆的“矮化”上做文章。他们通过多种方法，包括杂交技术，诱使不同的小麦种子发生基因突变，从中通过粒选、穗选和株选，挑出矮秆品种小麦，然后历经试验、推广，花十几年工夫，终于达到了目的。从最初的 “矮丰三号”到后来的“宛7107”，推出了一代比一代更加优良的小麦品种。 到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时，优良品种的大普及，带来了小麦亩产的大提高。要再为孙乃社的诗，狗尾续貂地添上几句，有可能把单干后粮食增产说得更完备一些： …… 种了几亩责任田， 种子换换，肥料换换。 麦子浓密秸秆矮， 穗也饱满，粒也饱满。 收打以后进仓库， 东屋一圈，西屋一圈。 …… 当然，这几句是加不上去的。孙乃社或许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即使意识到了也不会写，反而会对我加上去的句子嗤之以鼻：“你们这些年轻人，读的书算白搭了，不知道写诗不可太实的道理，哪能这么没有水平，把种子、农药、化肥也写进去呢！”第45节 交粮 不要说后来县委书记在全县 “三级干部会议”上，拿孙乃社的诗作为反面典型，痛批小农经济意识，如果让孙乃社知道了，是件很没有面子的事情。就连孙乃社本人，这种怡然自得的心情也没有维持几年。一肚子又粗浅又酸腐学问的孙乃社，分田到户后，主动地当了自己家里的会计，一年记一本收入支出的明细账。那首诗，是一种满足现状的定性描述，这本账，才是对现实生活的定量分析。 分田到户的第一年麦季，我们寨子家家户户大丰收。看着囤在屋子里那么多的粮食，孙乃社心里的喜悦无法形容。他有生以来，没有见到过这么多属于自己家里的小麦。他找来一个本子，记了一笔账。全家七口人，打了八十六个“长虫皮袋”小麦。（“长虫皮袋”又叫“蛇皮袋”，我们那里的群众把蛇叫做“长虫”。装化肥的口袋是塑料篾子编织的，很像蛇皮，故得名“长虫皮袋”，化肥撒在地里后，这种袋子用来盛粮食。）每袋按一百斤计算，一共打了八千六百斤小麦，大人小孩均拉起来，全部吃白面，每人每年消耗六百斤，只要四千二百斤就足够了，节余四千四百斤，也就是说，足够两年吃了。不要说秋天还有更多的收成，就是颗粒不收，一点也不存在生活问题。 已经替代贵亭叔当了八组组长的刘继安，向各家各户宣布了交公粮的数字以后，大家很不习惯，因为这在生产队的时候，本不是群众考虑的事情。那年月，在粮食收打以后，自然由大队安排，生产队执行，群众只管“扬鞭催马送公粮”就行了。不过，大家很快由愕然变为释然，上缴“皇粮国税”，千古一律，是老百姓天经地义的事情。你当农民的，不上缴粮食，解放军吃什么，谁来保卫国家？工人老大哥吃什么，谁给你生产农药、化肥？干部们吃什么，谁带领你走上致富道路？这是人人都能够想得通的简单道理。再说，平均分配，一口人才三十二斤，牙缝里漏下来的就够了。孙乃社家需要上缴二百二十四斤，不过是两个“长虫皮袋”多一点儿，就这么多粮食，犯不着心疼，拉去交了就是了。 要不是高楼乡的领导们，早已预测到各家各户交粮是一件很麻烦的事情，事先做了周到严密的部署，交粮的秩序肯定混乱，千家万户拥进了粮站，交不多粮食，也要排上长龙一般的队伍。英明的领导们预见性很强，把全乡群众划了几个片，分期分批进站交粮食，虽然仍要排队，一般的，排不到一天，就可以把粮食交上去了。 上级提倡交公粮，卖余粮，所以，大家都没有按照自己分配的任务交粮，而是都多交了一倍以上。拿到交粮条子以后，刘继安把条子收集起来，交给了村里，村里再拿到乡里进行结算。扣除了乡统筹、村提留这些五粮三款，分到各家各户的钱基本上没有了，大家也不见怪，因为事先已经算好，交上去的粮食，公粮和余粮折成钱，足够他们扣了。 刚刚单干的前几年，年年丰产，屋里盛不下了，家家户户喜欢把多余的粮食卖出去。可是，粮站没有那么多的仓库，也装不下了，国家调拨的速度跟不上形势发展，上级开始限制收购，严格控制群众上缴粮食的数量，再也不提倡卖余粮了，这就出现了历史上少有的“卖粮难”。 我们寨子里的老百姓，没有多少副业收入，全指望用卖粮食的钱抵顶五粮三款。况且这几年乡、村领导学能了，发明的扣钱名目越来越多，除了五粮三款，还有各种“民工建勤以资代劳”啦，“保险”啦，“人防费”和“畜禽防疫”啦等等说不清的项目，累计起来，是一笔不小的开支。再说，卖粮本身，也是群众干了一年换成现钱的机会，夏季卖小麦，一季管全年的上缴款，秋季卖粮食，是落到自己腰包里的。小孩子要上学，年轻人要婚嫁，老年人要下葬，家家都有难念的经，没有钱啥事儿都办不成，不卖余粮怎么行？于是，多卖粮的呼声越来越高。 我们县里的崔县长，冒着政治风险，跑到省里为民请命，终于要回来了增加公粮收购的指标。分配下来，各家各户增长了一倍多，老百姓好好地喜欢了一阵子。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孙乃社写下了那首诗，暴露了他长期潜存在心里的“小农经济意识”。 毛主席的辩证法真的厉害，他老人家说“坏事变好事，好事变坏事”的规律十分灵验，又过了两年，沉重的粮食任务又成了老百姓的负担。任务上去了，就降不下来了，收成不好时，仍然得上缴那么多的粮食，老百姓又开始咒骂起那个早已调走的崔县长来，骂他太缺德，把任务长上去了，一拍屁股就走了，下一任的虽然不姓崔，也是“催命鬼”。到了夏粮征购的时候，干群之间形成了相互敌对的关系，一些不愿意交那么多粮食的人，想方设法给领导对赖，让他们征收粮款的茬子越来越高，征收的难度越来越大。 孙乃社把几年的账本子摆在一起，算了一笔细账，终于发现种粮食，不但不赚钱，而且赔钱。精打细算，扣除种子、化肥、农药，一亩地基本上扯平，所有的劳力投入等于白干了。于是压减经济投入，谁知产量降了下来。孙乃社再也无心写诗了，开始对那几个鼓噪上访的人打心眼里赞成。后来，“上访专业户”刘继先他们几个的炮弹，有一些典型的数据，就是孙乃社提供的。第46节 抓大肚 80年代最初的那一年，计划生育工作被列为基本国策，一上来势头很猛。许多识字的中国人都知道，最早提出中国要搞计划生育的是北京大学校长马寅初先生。这个活了一百岁的老学者，据说有大小两个老婆，一个叫张团妹，一个叫王仲贞，两个女人为他一共生了五个女儿、两个儿子。快六十岁的老人马寅初，可能痛感孩子多了，是一种拖累，再加上走遍美国，学识渊博，忧国忧民，是耶鲁大学经济学硕士和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博士，对“马尔萨斯的人口论”，以及人口与经济发展的关系理解深刻，在1958年就提出中国要搞计划生育，谁知与伟人毛泽东的理念相差甚远，于是挨了大批判，被打趴下了几十年。“批了一个人，多生好几亿”，到我说故事的这一年，我们寨子里，家家户户都是多子女的大家庭，比刚解放那一年的人口膨胀了五六倍。 我们马寨人根本不知道，在中国政坛上，曾经为人口生育进行过如此激烈的斗争，要是知道的话，肯定站在毛主席一边。尤其是那些小门小户的人家，真是沾了他老人家的光。多子虽然没有多福，他们依然在传宗接代上，有着不懈的追求和旺盛的精力，对于生育后代具有强烈的责任感和自觉性。山里本来土地资源缺乏，人口剧烈增加，吃穿都成了大问题，反正依靠的是大集体，劳力多了，当然挣的工分也多，没有人肯替国家分忧。 实际上，毛主席在世时，已经意识到人口问题的严重性，从上世纪70年代就开始提倡计划生育。当时，一些领导讲话时，幽默地动员上上下下，干部职工群众，“男的要戴套，女的要戴环，领导干部要带头”，喊了近十年，效用不太大，该生的照样生，人口增长的速度并没有明显地降下来。 治乱要用重典。这一年上级规定：“一对夫妇只准生两个孩子，超生的一律结扎。”控制生育的指标数字层层下达，采取的措施一级比一级严厉。咱们这个省，历来好刮风，各级都把计划生育工作列在首位，采取绥靖政策，大打一场节制生育的攻坚战。 紧接着，高楼乡机关人员和村组干部全部编成了“小分队”，主要任务是催粮催款，刮宫引产。工作的重点放在计划生育上，一年四季不停地抓“大肚”。 我们马寨的墙上，到处写有宣传计划生育的大标语，最为醒目的是： 对抗国策，死路一条！ 一户生育，五户联保！ 要生不要命，要命不要生！ 超生对象，人民公敌！ 撒下计划生育的天罗地网，让超生对象插翅难逃！ 这些口号十分吓人，你要是第一次看到，一定会觉得杀气腾腾的。 支书刘庆典的兄弟媳妇兰秀娟，是我们村的计生专干。她这个女人在没有过门时，就是她娘家那里的妇联主任。嫁给刘庆玺以后，一直没有当什么大队干部，大队安排她学习了接生技术，她在大队卫生所当接生婆。到了抓计划生育的时候，得到了提拔重用，成为计生专干。有了领导职务，这女人的积极性爆发出来，工作就像 “瞎子打娃子——抓住不丢”，在她的肚子里，有全村育龄妇女的一本账，谁家的女人肚子只要鼓起来，都逃不过她的火眼金睛，领着小分队，抓了这个抓那个。全寨子的妇女们恨死了她，看见她就急忙躲起来，说她是“催命鬼”，没有少骂她的祖宗八代。这更让兰秀娟觉得自己的工作神圣，没明没夜地跟着小分队抓“大肚”。 狼叔的二儿子刘继省的媳妇，怀上了第四胎，听到春季计划生育大突击的风声，在一个月黑风高的夜里，跑了个无影无踪。村里把刘继省抓到村部，逼问他女人的下落。这家伙不知是真的不知道，还是意志坚强，什么也不供认。村里决定处罚他，他家里竟然坚壁清野，粮食、牲口，什么也找不到。特别让领导们生气的是，年迈的狼叔狼婶，好像根本不知道这回事儿，闭门不出，冷眼旁观。于是，干部们想，如果不在这个太岁头上动土，恐怕撬不开刘继省的嘴巴。然后采取了先礼而后兵的办法，动员狼叔说出儿媳妇的下落。狼叔说：“我们已经分门另住，扎鞭缠脖子，各自顾各自，你们把她杀了我也不管！”也没有咬槽任何人，一副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模样，把小分队领导的肺都快气炸了，组织一群小伙子，用粗绳拴着他家的瓦门楼，一声令下，这门楼轰然倒地，大门也拉得歪歪斜斜的，没法让人出入。 狼叔气得摇头跺脚，大叫：“反了，反了！不让人过了！”要是当年，说不定要掂着刀出来拼命，这时却让狼婶给他准备了干粮，去县城找已经当了多年干警的大儿子刘继华告状去了。谁知刘继华也因为超生，正在停职反省，劝慰了狼叔。狼叔无可奈何，回到家里，把门楼简单地修复一下，仍然对老二采取了不闻不问的态度。 小分队一计不成又生二计，在兰秀娟的提示下，去山里丁庄把刘继省媳妇的娘家妈，带到乡计生办审问，这老太婆问小分队，凭什么抓我？计生办的人说，就凭你是刘继省的老丈母。说吧，把你的女儿藏到哪里去了？那老太婆说，嫁出去的闺女泼出去的水，是个螃蟹都有 “家”（夹），我为什么要藏她？计生办的人员无论怎么劝，刘继省的老丈母就是不肯承认知道女儿的下落。计生办的人也不着急，把她关到了乡礼堂里受罪。礼堂里关满了老太太，刘继省的丈母娘一打听，原来这些都是丈母娘。凡是能够得到解脱的，是已经见到成效的。只要“大肚”不露面，这个丈母娘一直在这里喝稀饭，别想出去。 这样的招数真是灵验，每天都有一批丈母娘放出去。刘继省的小舅子给他妈来送饭时，丈母娘对儿子说，孩子，你表伯、表母都不管这事儿，咱犯不着为他老刘家卖命，回家让你姐引产吧。说罢，丈母娘号啕大哭了一场。 生育本来是一种光彩而又羞于出口的事情。自古至今，人们光明正大而又偷偷摸摸地干着这个延续种族的伟大事业。许多闺房里的隐秘事情，只可意会，不可言传，言传出来，肯定是男人们的笑谈。到了这个年代，大气候使然，人们没有什么可避讳的了。一家老少，大闺女、小媳妇在一起讨论起结扎、上环来，没有丝毫羞怯的成分。 你要是不信，我给你说一个典型事儿。我们寨子里破落文人孙乃社的女儿，是头号“大封建”，她从小受父亲熏陶，对男女之大防，最为严谨。当她长大后，家里给她找婆家时，她说啥也不嫁人。只要在她面前一提这事儿，她就恼了，脸蛋子通红地说：“羞死了，羞死了！”还是她爹孙乃社劝她：“妮啊，男大当婚，女大当嫁，夫妻行的是周公之礼，没有什么可以害羞的。”这才出门嫁人。临出嫁时，羞得要命，怕得要死，哭得像个泪人儿，家里人好说歹说，才把她劝上了“席篷车”。到了婆家，前两个晚上，她穿着衣服睡觉，把新郎急得抓耳挠腮，死缠活缠，到第三天晚上才让这位夫君占领了身子。第四天嫂子去叫她回门时，她竟然害羞得把头部包得只剩下眼睛，回到娘家躲着不出来见人。现在，像变了一个人，去接受孕检时，竟然大大方方地躺在床上，任凭计生工作人员反复摆弄，临了，还搂起上衣，问人家：“摸妈儿不？” 尽管撒下了计划生育的天罗地网，只要是网，就有漏网之鱼。高恩典的大妹妹高恩慧已经嫁到外村，一口气生了两个孩子，被小分队抓去，年轻轻的做了结扎手术。二妹高恩慈刚刚定亲，婆家给了彩礼钱。她们两个一个出钱，一个出力，帮助她哥高恩典带上嫂子和两个孩子，穿破罗网，逃向了地旷人稀的内蒙古。这一去就是九年，终于有一天，高恩典从那遥远的地方，带回了大大小小七个孩子。第47节 罚款 高恩典带着女人和孩子们，扒火车再回到家乡时，计划生育的形势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许多厉害措施主要演变成经济手段。 在他们出走的这九年里，他妈没有少哭泣，跪在主的面前，求神保佑他们。等他们一群人，大的背着小的，哭哭闹闹地排着乱七八糟的队伍，回到寨子里时，全寨子没有人不感到惊奇，纷纷说：“咦，养人专业户回来了！”他爹和他妈则是惊喜，惊喜过后，就是无奈，不知道这一家大小该怎么生活。别人家都已经盖了瓦房或者平房，唯独他家还是那两间处在风雨飘摇中的草房。好不容易打开生了铁锈的锁，屋子里空空荡荡，吃的穿的，什么也没有。两个老人和他的小弟弟高恩佑，给他们送来了衣服、被褥和一些粮食，日子算安顿下来。他妈不知道的是，他在内蒙古以捡破烂为生，有一点积蓄。他把这几千块钱，在墙上挖下一块土坯，用一塑料包，把这笔流动资金，包裹得严严实实地藏了起来，慢慢地进行消费。 他们回来的消息，本来就没有秘密可保，乡计生办闻风而动，抓计划生育的女副乡长亲自带队，领了十来个人，立即扑了上来。 见到这种阵势，小时候和杜思宝、孙二孬一起去偷书，连屋子都不敢进的高恩典，经过多年磨炼，现在的脸皮比县城的古城墙还厚，不但不知害怕，竟然娴熟老到地对女副乡长耍起了赖皮。他嬉皮笑脸地看着计生办人员，一宗一宗地算应当处罚他的账，算下来，有好几万元。女副乡长责成他立即交出五千元罚款，否则加倍处罚。高恩典说：“乡长妹子，你罚我多少我都认，这样办，你看屋里什么值钱你就拿什么吧！” 女副乡长推开他吱吱呀呀的破门，一屋子狼烟动地，床上、破桌子上，像一架猴山，高恩典的女人正在打了这个，呵斥那个，大大小小的一群孩子，哭的哭，笑的笑，闹的闹，叫的叫，一个个像泥猴子，穿得破破烂烂，不像样子。床上有两三条露着棉絮的破被子，墙角处，有三个土坯支起来的铁锅，铁锅的一边，放了一个红色的塑料桶，桶上盖着一个脏兮兮的案板，爬满了蝇子。飞扬的尘土和着扑鼻的腥臭味儿，把女副乡长呛得退了出来，心里泛出一丝同情和可怜，嘴里还硬邦邦地说：“高恩典，你不要耍赖，你是个顽固的钉子户。你给计划生育工作，带来了很大难度。只有交出罚款，我们才好做其他群众的工作。” 高恩典说：“乡长妹子，我的财产就是这一群孩子，你看上哪个，你就把他牵走吧！”说这话的口气，就好像这些孩子不过是一群会说话的小牲口。 女副乡长气恼地说：“干这么多年计划生育了，从来没有见过你这种滚刀肉人。我看你屋里确实没有什么东西，你要到你亲戚邻居那里转借一下，赶紧把罚款交上！” 高恩典涎着脸说：“乡长妹子，要不然我把一个孩子认给你当干女儿，或干儿子，咱们成了亲家，你得帮衬我一下！”这个馊主意，让一群工作人员忍俊不禁，一个个“哧哧”发笑，把女副乡长气得俏脸一青一红的，拿他没有丝毫办法。气了半天，只好自找台阶下，威严地警告高恩典说：“今天到此为止，限你五天时间内准备好罚款，不然，有你好看的！”说完，带上工作人员，一无所获，悻悻地走了。 第二天，计生办又来了一群工作人员，要把高恩典的老婆抓走，说是去乡计生所做绝育手术。高恩典第一次有点着急，他对工作人员们说：“你们让我生，我也不生了哇，她一身病，咋能结扎呀？” 工作人员不客气地说：“谁相信你们不再生了？她不结扎，你就得结扎！” 高恩典说：“叫我结扎，我就结扎！咱们走吧！” 高恩典的女人本来害怕得要死，这时候却大义凛然起来：“他爹，你不能去，一家人还得指望你养活哩。还是我去吧，大不了也是个死！”说这个话，就好像结扎手术是上刑场，去了以后再也不能活了一样。两口子争来争去，还是把他女人结扎了。从此，这女人落下了一个腰痛毛病，动不动就疼得一头汗珠子。 寨子里的邻居们很可怜高恩典，纷纷给他送来一些粮食和衣物。两个妹妹也都来看望他们一家，送来了不少东西。高恩典的日子在父母、亲戚和邻居的接济下，勉强过了下来。他的头两个孩子还有户口，安插进学校上了学。其余五个孩子都是黑户口。人口普查时，倒是给记上了，但发给他家的户籍本上，却没有这几个孩子。高恩典去找兰秀娟反映情况，要求在计划生育的册子上把孩子上进去。兰秀娟对高恩典解释说，你只要交了罚款，孩子们就可以上户口了。高恩典一听又要钱，硬邦邦地顶了回去：“报不上去个 ，我就不信你们能把老子怎么样！”兰秀娟说：“你这个人真是的，狗咬吕洞宾，不识好人心！我劝你算是劝错人了！” 那时候，报户口对于我们寨子里的群众来说，确实是一件大事，没有户口，就分不了土地，到年龄的孩子，连上小学都不允许。所以，家家户户为超生的子女上户口费了不少劲儿。计生专干兰秀娟权力虽然很大，也得生尽千方百计，才把自己的孙子、孙女上了户口。除了大儿子刘继昆在外工作，她家里还有两个儿子、两个儿媳妇，生了四个孩子，三个女孩，一个男孩，年龄差别不大，都按双胞胎报的户口。其中一个男孩和一个女孩报的是龙凤胎。当然，村里的户口簿都是她发的，她以为自己能够瞒天过海，别人不知道其中的诀窍。 那次高恩典顶了兰秀娟以后，兰秀娟表面上虽然没有生气，实际上恨得牙根痒，从此盯上了高恩典一家。经常拿一些青菜送给高恩典家，表现出特别的关心。一进了高恩典家，眼珠子滴溜溜地转。高恩典的女人表面上很感激这个邻居婶子，她一走就对高恩典说：“这女人给我们送菜，我看是黄鼠狼给鸡拜年，没安好心。”高恩典说：“不怕她，咬不了谁的鸡巴！”但他们谁也猜不透兰秀娟搞的什么鬼。兰秀娟经常看到高恩典买东西，就开始不相信他家真的穷得揭不开锅。终于，在她多次留心以后，从高恩典家的墙上发现了秘密，就偷偷地去高楼街，向乡计生办主任打了小报告。 这一天，乡计生办来了一群工作人员，突袭了高恩典家。这些人没有费多大工夫，就从他家的墙洞里，搜出了那一包钱，点了整数，留下了点零钱，给高恩典打了收条走了。挖走了这点浮财，高恩典如同被挖了祖坟，从油嘴滑舌一下子变成了凶猛的狮子，大闹起来。他和老婆认真猜想，认定是兰秀娟把他们的家底告发了。于是，掂了一个锅盖，在寨子里边敲边骂：“兰秀娟，日你妈，你缺了八辈子德了，你不给俺的孩子报户口也就算了，为啥告老子的黑状，把俺一家的救命钱抢走，还让不让俺过日子？” 要在平时，老刘家一姓的人肯定会站出来，往高恩典的嘴里塞屎也不解气，可这时，竟然没有一个人站出来。大家都恨透了兰秀娟这个老妖婆，抓计划生育红了眼，没有向一家高抬贵手过，自己却把啥光都沾完了。所以，许多人在心里一边同情高恩典，一边感到解气。兰秀娟自知理亏，吓得钻到屋子里，任凭高恩典怎么辱骂，只是当缩头乌龟，说啥也不出来。她的两个儿子气不过，要出去找事儿，狠狠地揍高恩典一顿，也让她拦了下来。 高恩典的这种反差巨大的变化，他儿时的小朋友杜小宝，也就是现在的杜思宝并不知道，因为他早已离开家乡，上大学走了。第48节 考学 杜思宝的上一代人对招工、当兵最感兴趣，因为那是年轻人可以盼到的少有的出路，自从杜思宝考上大学以后，这情况突然发生了变化。 时兴推荐上大学的时候，寨子走的第一个人，是支书刘庆典的女儿刘继苹，上的是唐都市卫生学校，是个中专生，学的是护理专业。又隔了几年，支书的侄儿，就是刘庆玺和兰秀娟的大儿子刘继昆，被推荐上了我们省的一个师范院校。 由于刘继昆在上高中的时候程度最差，到了那个师范院校，学业上遇到了十分巨大的困难，起初，招生分配他学习的是数学专业。他上了不到一个月，根本啃不动一元微积分那种洋知识，苦恼极了，向系里要求调剂专业。那时候，每一个工农兵学员都是在计划的，想调剂专业很不容易。刘继昆在他妈来信的指导下，给数学系的主任送了一条香烟和两瓶酒，系主任很感动，把他的申请报给了学校革委会。谁知操作起来十二分困难，学校革委会请示到省教育厅革委会，也没有得到批准。幸好在美术系上学的一个豫北学员，是个色盲，看不清那些花花绿绿的颜色。这个学生在美术系学了一个月素描，黑色的4B铅笔，用不着分辨颜色，倒也没有露馅儿。当这个豫北学生跟别的同学去逛街时，认不出红绿灯，才露了馅儿。他们系把这个情况报给学校革委会后，学校领导研究了一下，决定采取变通措施，把他们两个对调一下，同时对他们说明，毕业时还按各自既定的专业拿文凭。他们两个都表示同意。教室、寝室都更换了，就是更换不了入学档案。 后来，到这批工农兵学员分配工作时，我们县一高正缺数学教师，一高校长亲自把刘继昆的档案从县人事劳动局提走。等他到一高报到后，一高安排他担任高二的数学课，他才吞吞吐吐地向学校领导说明了情况，一高校长毫不客气地把他的人事档案退还给了人劳局。人劳局只得把他重新分配到县文化馆。县文化馆里的同志们笑他是“数学系毕业的画家”，说他是当代的达·芬奇，让他感到很脸红，在肚子里没有少骂那个缺德的一高校长。等他当上了局里的领导后，反而经常在心眼里感激那个一点不给他留面子的一高校长。要不是人家给退回来，当一个美术教师，肯定混不到领导岗位上。 刘继苹本来就是我们寨子里的小公主，上了中专以后，更以公主自居。第一学期学校放了假，她回到家里，说上了一口流利的普通话。有点发暗的瓷娃娃脸上涂抹了厚厚的雪花膏，从人群中走过去，年轻人都要吸鼻子。衣着打扮也比我们那些村姑别致得多，草绿色大翻领女装军衣，扣上红棕色的人造革皮带，把腰身束得细细的，把胸脯衬托得鼓鼓的，虽然还没有穿山里根本不适应的高跟鞋，屁股依然向后翘翘的，一副英姿飒爽的样子。 我们那里的群众，对中专、大专、本科这些学历层次，在当时是十分模糊的，只要离开山沟，都是吃上了商品粮，端上了铁饭碗，让一茬子年轻人既羡慕，又自愧弗如。大家从元叔的杂书里边找到了一种算命的办法，就是根据自己的生辰八字，算出自己的命是几两几钱，推断一下自己究竟是个什么命运。大家算来算去，有的人命很重，对照一下判断词，也不见得好到哪里去。孙二孬就说，其实用不着算命，只要生在干部家庭里，要风得风，要雨得雨，命运肯定好。 杜思宝高中毕业后，便成为一个回乡知识青年。他一直在生产队里干农活，栾二哥爱才，觉得一个高中毕业生是难得的人才，硬拉他参加了大队的文艺宣传队。可他一点也不热心，说自己五音不全，坚决不学唱戏。让他学乐器，他也不喜欢，好说歹说退出了宣传队。年轻人的脑子闲不住，体力劳动之余，他怀念七太爷那种孜孜不倦的对新事物的追求，身在山沟里，心却早就飞出了大山以外。在元叔的熏陶下，他对自然科学充满了浓厚的学习兴趣，每天晚上，点着一盏柴油灯，努力钻研数理化方面的知识。他并非不清楚，在当时的条件下，学这些东西没有丝毫用处，但他学起来，心里感到十分充实，这纯粹是一种爱好，也是一种自强不息的动力。 由于他爱学习，常常读书到深夜，他妈心疼他，劝他休息，抱怨他费心费油，有什么用处！话是这么说，并不干涉他，而且家里有了客人，烙了白面馍，吃剩下的，妈妈就要包起来，不让弟弟妹妹们吃，专门留给他，让他在夜里学得久了，垫一垫肚子。这样长时间地坚持学习，体力和精力不免都有点透支，再加上他的身材本来瘦弱，干农业活不是一块好料，到地里干活时，癔癔怔怔的，提不起精神。并且干到中间休息时间，他也从来不与其他年轻人扎堆儿，独自在地上写写画画，默记数学、物理公式、定义、定理和法则。有时干脆躲在荒沟里，背那些枯燥的化学元素符号和化合价口诀：“Au金，Cu铜，C碳O氧H氢……” “一价氟氯溴碘氢，钾钠金银铜和汞，二价镉氧硫镁汞，钙钡钋铜铁，锡铅锌，锰镍钴镭铬……”或者画一些老道士都画不好的有机物质的分子结构式。 对杜思宝如此好学，好多人不理解，说这小子是个“响圣人蛋”，学那些东西有个用，当不得吃，当不得喝，混不来工分。贵亭叔就多次批评他，年轻人不要好高骛远，要把心操在安心劳动生产上。在大队干部的眼中，这小子是一个落后青年。刘庆典就曾经发话说：“农村是一个广阔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表现不好，学的知识再多，照样没有推荐上大学的份儿！”所以，全寨子里的人都知道，这孩子没有多大出息。年轻人是追求进步的，杜思宝曾经写了几次入团申请，都不能得到批准。大队团支部本来就是刘姓一家的天下，容不得外姓人，更何况杜思宝是一个落后青年，一个书呆子！这一切反而更加激发了杜思宝的学习狂热，元叔在暗中不断地鼓励他，帮助他，他就在知识的海洋里孤独地遨游。 谁知，恢复高考制度后的第一次高考，这种知识的积累，让他在考场上的发挥十分出色，他以高分考上了省综合大学，成了我们这一带方圆几十里唯一的大学生。那时候，政审十分严格，支书刘庆典曾经对公社来调查他的人员，搜肠刮肚地说他坏话，主要说他干“三大革命建设”不积极。政审人员说，这一条不成立，“三大革命建设”是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去了前边两条，如果科学实验不积极，显然考不出好成绩。刘庆典他们几个忽然想起他不在文艺宣传队干，找到了致命的一条，说他 “不热心宣传毛泽东思想”。这一条就记在了他的政审材料里。当然，政审活动杜思宝并不知道，说他了多少坏话，他都被蒙在鼓里。正因为这些，在录取他时，学校的老师看到这一条严重问题，犯了不少踌躇，把他的档案提出来又退掉，退掉了，又提出来，反复数次。终因他考试的成绩特别好，好几个招生学校争着要录取他，他报考第一志愿的学校，才下定决心，担着风险，破格地把他录取了。 接到录取通知书后，一家人就像过年一样高兴。杜思宝的爷爷杜兴和爹爹杜凤翔商量，要请客庆贺。刘庆典是支部书记，当然在被请之列。刘庆典高兴地参加了酒宴，喝到半酣之时，掏出了五十元钱，说是给杜思宝送盘缠。其他的人也不约而同地凑上了份子，十元、二十元不等，让杜思宝一家很感动。刘庆典说：“小宝上了大学，是我们全寨子里的光荣，送点盘缠是理所应当的。小宝，你到了学校，要好好读书，不要忘了咱马寨的乡亲们！”杜思宝激动地表示，一定要为庆典叔争光，为爷爷和父母争气，为全寨子父老乡亲争脸，学好本领，报效祖国。大家都夸这个孩子有志气。 元叔为小宝精心制作了一个小巧的桐木箱子，箱底里压了零零碎碎一百元，这是元叔多年积攒下来的钱，是最贵重的礼物。元叔说：“小宝，你去上大学了，就好像我也去上大学了，完成了我多年的心愿！”小宝的眼里滚动着泪水，打心眼里感激这个比任何人对他帮助都大的长者。 紧接着，寨子里不少与杜家交厚的乡亲，纷纷送来礼品，有三元、两元钱的，有鸡蛋、衣物的等等，杜思宝从一个不起眼的农家孩子，一下子变成了全寨子里一颗耀眼的明星。临走的时候，刚刚进入县第五高中读书的孙丫丫，偷偷地送给杜思宝了一个红色塑料封面的笔记本和一支钢笔，上边写着“祝小宝哥哥鹏程万里，妹妹丫丫”。而那个花了五百元彩礼和一台缝纫机，才定下几个月的未婚媳妇，却没有前来送他。他从小最要好的朋友孙二孬和高恩典，拉着平板车，把他一直送到县城，坐上了去省城的公共汽车。 打那以后，寨子里的学生学习更加发奋，大家都向杜思宝看齐，几乎每年都有学生升上大中专学校的，在我们这一带，成了有名的状元村。出去的人多了，反而没有什么了不起了。多年以后，人们议论起的，仍然是杜思宝破天荒的升学过程。大家习以为常后，虽然不再有那么热烈的气氛，但是，为升学的学生送盘缠，成了寨子里的定例，让莘莘学子，背负了多少乡亲们的感情和期望。第49节 随礼 上面提到的杜思宝的未婚媳妇，在杜思宝一生的记忆中，非常淡薄。因为这女孩来得突然，去得恍惚，前后经历不足半年光景。 实际上，在杜思宝下学以后，他爹妈就没有少操心给他说媳妇。开始他说什么也不同意，后来眼看前途渺茫，只得同意了。一连串相看了好几个女孩子，不是人家看不中他，就是他看不中人家。就在离高考的消息下来不到一个月以前，他表姨给他领来一个姑娘，排起来还有一点远房亲戚的扯拉。在他没有点头的情况下，他妈急了，容不得他说话，首先同意定了下来。这姑娘的妗子、姑姑又领着她来了一次，待了客，给了彩礼，买了一台缝纫机，就算是定亲了。杜思宝连正眼也没有瞧过人家，只知道“是个女的，是个活的”，记不起这个女孩是什么模样。一开始恢复高考，姑娘的父母知道这门亲事不会长久，干脆不让这女孩上门，静观其变。听说他考上了，就更加不上门了。 杜思宝到了大学以后，全班同学最大的三十六岁，最小的才十八岁，整整相差一半年龄。不到一年光景，退婚、离婚形成了一股潜流，系里的领导没有少处理“陈世美事件”，却最终没有开除过一个学生。杜思宝也在这一股退婚热中，乘势而上，给人家姑娘写了一封委婉的退婚信。家里白白损失了几百块钱和一台缝纫机，这事情无疾而终。刘庆典的女儿刘继苹在家里打听到他的地址，给他发来了一封热情洋溢的祝贺信，希望经常同他保持联系，他拿着那封香喷喷的信纸，呆了好久，终于咬咬牙，连一个字也没有回。 杜思宝从上学到分配工作后的数年中，除了让家里感到光彩外，基本上没有任何贡献。他妈妈倒是为偿还他上学时欠的人情债，花了不少冤枉钱。 在我们寨子里，亲戚邻居们，不论谁家有了婚丧嫁娶、生儿育女等红白喜事以及上学、出门的大事儿，家家户户都要凑份子，叫做“随礼”。这种“随礼”活动，是一年四季不断的，并且愈演愈烈，直到现在也都是这个样子。以前，谁家生了孩子，“随礼”叫做“送米面”，现在“米面”不稀罕了，都是送钱，由此可见，钱这种东西，无论到什么时候，人们都是稀罕的。小门小户人家，“随礼”的表示，从十元、二十元，慢慢发展到五十元钱。对于特殊的人家，到我们讲故事的年代，没有百十元钱，是拿不出门的。百十元钱，对于一个农户来说，不是一笔小开支，况且经常发生，积少成多，许多家庭都吃不消。当然，没有清风，得不到细雨，给别人送，当然是为了自己家里，有了大事时，能够得到回报。发旺哥说：“零碎吃瓦碴，打总屙砖头。”用在这里作比喻，不太恰当，但也可以说明一个道理。 “随礼”的高潮，要数刘继苹结婚的那一回。中专毕业的刘继苹，分配到地区的人民医院当了护士，其间，谈过好多次恋爱，都没有成功。当她听说杜思宝考上大学以后，立即在心中萌生一种情愫，觉得那个和她同龄的小宝是多么的可爱，比起围绕在她身边的一些男孩子不知强了多少倍，在寨子里时没有瞧得起人家，简直是一生的失误！想来想去，她给杜思宝写了那么热情洋溢的信，投石问路，梦想着有一天，只要和杜思宝建立了恋爱关系，情愿节衣缩食，支持杜思宝上学。谁知这杜思宝当时的心理还没有调整过来，给她来了个不理不睬。女孩的矜持，让她断了再写信的念头。又过了几年，找了一个在行署上班的小干部，谈婚论嫁。恰在这时，突然知道了杜思宝在市科委工作，马上向杜思宝身上倾斜，却没有得到杜思宝的响应。一怒之下，与那个小干部办理了结婚手续。两口子本来打算旅游结婚，可她爹妈说啥也不同意，执意让她从家里出门，一来好好地陪送她，二来让家里风光风光。 支书刘庆典对全寨子的这类礼仪活动，历来是乐此不疲的。当然，他从来不用出钱，无论哪一家有了类似的待客活动，只要能把支书请到场，就是这一家的荣耀。要是支书没有参加，这一家人就是寨子里天字第一号的“老鳖尾儿”。已经上了年纪的刘庆典支书，非常注意处理好与乡亲们的关系，只要有人打声招呼，没有不到场的。这一点，让全寨子里的群众都很感动。 你想，支书刘庆典家出了这种好事，当然很快就传遍了全寨子。到他家里“随礼”的络绎不绝，熙熙攘攘。村文书，过去叫做“大队会计”的，坐在一张抽屉桌前记账，摊了一张红纸，边记边大声地报数： “…… 刘继安，一百元； 孙丙会，一百元； 曾丑儿，一百元； ……” 不到一晌工夫，抽屉里塞满了一沓沓的人民币。 杜思宝的爹妈，记起人家刘庆典在杜思宝上大学时，送过五十元钱的好处，算起来，好几年了，再拿一百元，实在出不了手。赶紧卖了几只羊，东拼西凑，凑够了五百元。杜凤翔正要送去，被小宝的妈妈拦着了，让他晚上再送去，免得让别人知道不好看。况且，送这么重的礼，连面也不见一个，显得窝囊。 到了晚上，杜凤翔揣着这些钱，去了刘庆典家。院子内外，电灯泡扯了好几个，让人觉得耀眼。屋子里坐了一些人，都是村里做生意的，大声地谈笑着。刘庆典给杜凤翔递了一支烟卷儿，请他坐下。一群人在烟雾中，谁也不主动先递上礼去，磨蹭了好久，终于有人带头，向刘庆典支书送上了自己的份子，基本上都是千元以上的，刘庆典虚虚地客套一下，就立刻笑纳了。杜凤翔一看势头不对，赶紧把自己的五百块钱递过去，灰溜溜地赶紧告辞，心里说，早知这样，还不如白天拿来一二百块钱好看一些。第50节 摊派 孙丙豪在曹部长陪同下，回归故乡时，要不是有人带路，他们两个人都找不到原来的道路了，因为整个地形地物变化很大，他们走的是高楼街到马寨村新修的大宽路。 过去，这条土路是牛车路，既窄，又不平整。有些地段，是皮沙石，牛车的铁轱辘把路面压出了很深的槽沟，这种深深的槽沟，并不是均衡的，往往是一边深，一边浅，“趄”很大，高载车很容易翻车。牛把们赶着重载时的车，到了这样的地段，不好走时，就往这些沟里扔一些碎石头垫一垫，然后，一甩鞭子，两头牛眼瞪着，尾巴往下挺着，猛一用力，也就过去了。这条路，更多的地方是黄泥路面，天干路响时不要紧，雨天一过，黏糊糊的，骑自行车的人算遭了罪，只好让车子骑着自己。小两口走亲戚时，丈夫载着媳妇，在这样的路面上行走，骑车的时候没有走路的时候多，到了泥巴路段，男的在前边用力推，女的在后边拿根树棍儿，走不了几步，就得捅一次泥巴，少不得，还得靠男人背着车子走，还不如直接背着老婆，既浪漫，又省事儿。 现在不比过去，已经分田到户了，一家一户往往只有一头牛，若要拉东西，就得两家联合，两头合适的牲口“配犋儿”，才能用一次牛车。开始分田到户的前二年，人们就是这样做的，后来，一家一户实在没有那么多重载可拉，合伙“配犋儿”，又显得麻烦，牛车就被搁置了起来。长时间不用，牛套找不到了，车脚丢了，“车辕挑”折了，渐渐地，牛车绝迹了。人家交通条件好的行政村，家家户户买了胶皮轱辘的平板车，还有一些家庭买了手扶拖拉机。我们马寨村还没有这些玩意儿。因为走这样的路，用不上这些东西。尤其是到了交公粮的时候，上边催得紧，村干部们不愿落后，逼着群众抓紧完成任务。山里地少，任务不太重，一家一户三二百斤的不等。 在这种道路上去交公粮，没有了牛车，自行车推不成，就得担出去。现在的年轻人，最不愿意出这种牛力气，骂当官的，骂这条路，人们对修好这条路的呼声越来越高。高楼乡的书记、乡长们研究了许多次，决定彻底整修一下这条道路，派了乡水利站的工作人员，进行了测量和规划，到入冬以后，利用大搞农田水利基本建设的时机，动员和组织沿途各村群众，把道路修成了沙石路面的大宽路。 路面的扩展、整修、挖方垫方，铺上沙石，是用民工建勤完成的，我们马寨修了一公里多。在这一截儿路上，还有四五条河流，要修成漫水桥。所以仅仅依靠出力不行，还要花钱，这钱没有地方给，就得靠集资。 这年头，不同大集体那时候，老百姓只要干活挣工分就行了。现在的群众没有工分可挣了，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公家的财产分光了，集体经济成了空壳。所以，乡里、村里的各种开销，还有好些公益事业需要花钱，没有来源，只好靠向群众敛钱。你想，交了五粮三款，统筹提留后，还有许多要花钱的地方，群众不把这些钱抬出来，哪里来钱？干部们又没有开银行，或者有印票子机器，所以，动不动就向群众集资、摊派、罚款。村里办电、办教育，要集资；修道路，要摊派；盖村部、计划生育指导站和党建活动室，要摊派；领导们吃喝招待，要摊派。有时候，村组干部要钱时，连因为啥要这个钱都说不清楚，反正都是些“达标”一类的项目。这些“达标”项目，老百姓弄不明白啥意思，只要摊到你的头上，你就得拿出来。 干部们向谁家要钱，都不是一件容易事儿，谁家也不会放着人民币，专门等着干部们来搜刮地皮。当干部们整天为集资、摊派、罚款头疼的时候，群众也对无休止的要钱怨气冲天，不交钱要骂大街，交了钱更有理由骂大街。 比如这次修路，集资是按人头分配的。计划生育超生的孩子，户口虽然上不了，出这种钱时，就像张艺谋的影片，“一个都不能少”。也不知干部们是如何算出来的，一口人要交一百二十元。交的钱虽然多，但修路毕竟是好事，是大家盼望已久、人人拥护的事情，这钱就比较好敛起来。 张榜公布时，高恩典家就要交一千零八十元。高恩典的女人卧床不起，一下子拿不出这么多钱，弄得高恩典愁眉不展。组长刘继安到他家收这笔钱时，高恩典说：“队长，你看能不能宽限几天？”刘继安说：“都要求宽限几天，这钱我啥时候才能收齐？废话少说，没有工夫跟你磨牙！”高恩典又提出个要求，与刘继安商量，看能不能把自己该出的钱零头甩掉，刘继安说：“你想得倒 美！把你的零头甩了，别人家也要求甩零头，给大队交不够，难道叫老子给你们垫上？” 收到刘臭蛋的兄弟刘继宗家的时候，更叫刘继安作难。五年前，这刘继宗娶了个体格健壮的婆娘，叫许翠翠，娶过来就分了家。两口子挺能干，喂有猪，喂有牛，把几亩地伺候得流油。刘继宗还在孙二孬办的小砖瓦窑场打零工，月月都有进项，小日子过得滋滋润润的。结婚的第三年，生下他们的女儿时，刘继宗突然得了一种怪病，浑身瘫软，怎么也提不起劲儿。吃了大量的中药，一点也不见效，整天少气无力的。他爹妈以为是邪病，跑十几里，请了一个会跳神的女人来治病，这女人说是“软骨大仙”附体了，又是画符，又是拿一把钢刀在身上划来划去，喝了一大碗香灰泡的神水，果然好了一些。 等那个“大仙”走后不久，这毛病又犯了。就这样熬了大半年，眼看着刘继宗连脖颈都抬不起来了，寨子里的老中医说：“这孩子怕是不行了，准备后事吧。”许翠翠哭得像个泪人儿。还是刘臭蛋说：“去把元叔请来吧，兴许他还有点办法。” 元叔来了以后，先用针灸的办法，扎了几处穴位，刘继宗没有啥明显的反应。家里还要去请那个“大仙”来治，说喝了人家一碗神水就可以好上几天。元叔听了，灵机一动，说：“不用请大仙了，这孩子八成是缺钾了，身上的水电解质失去平衡了。你们到卫生所买回来一些氯化钾水，让他喝一点试试。”刘臭蛋跑到卫生所，一问没有这东西，只得骑上车子，去了乡卫生院，花了三毛六分钱买回来一瓶氯化钾药水。灌下去一调羹，还没有咽到肚里，刘继宗就觉得食道里发热，喝下去不到十分钟，刘继宗就坐了起来，说自己好了。 刘继宗一家人对元叔非常感激，说元叔简直是神医。元叔说：“不要这么说，我这是听你们说他喝香灰泡的水有效，才考虑是不是缺钾。这算是歪打正着。按说水电解质失去平衡不是他这种情况下得的，只有恶性腹泻的人，严重脱水后，才容易产生。如果手指、腿脚抽搐，是缺钙，浑身无力，是缺钾。继宗的病不是这样得的，缺钾只是表象，真正的原因只有到大医院才能查清。” 听了这话，许翠翠不敢怠慢，筹了钱就去了唐都市的大医院。医院里反复检查了不少项目，也找不出病根儿，最后的结论，可能是内分泌方面的原因。这是不可能一下子治疗好的。医院让他们住院观察治疗。刘继宗住上院，治疗了一段时间，身体基本恢复后，回到了家里，没有多久又犯了病，只得重新到医院住院。就这样，两年多时间内，断断续续住了多次医院。渐渐地把家里弄穷了，结婚时的家具、被褥变卖一空，后来没有钱住院了，只好待在家里，犯病时，喝一点氯化钾药水，日子过得一天不如一天。 刘继安到他家收取修路集资费时，心里很矛盾，收这个堂弟的钱，明知他们拿不出来，不收吧，群众肯定有意见。给许翠翠讲清以后，许翠翠却慷慨地说：“这是好事，俺再穷，也要交上。” 许翠翠找他哥刘臭蛋借，刘臭蛋正在开萤石矿，矿洞打了很多进尺，把所有的积蓄花光了，也没有挖出一点矿石，况且他已经给他兄弟两口子接济了不少，自己女人没有少跟他生气。二哥处借不来，大哥那个赌博鬼，根本蹦不出一分钱来，许翠翠愁得上火。还是碰上了杜思磊，杜思磊爽快地给许翠翠了四百块钱，救了许翠翠的急。“给饥人一口，胜过给饱人一斗”，让许翠翠好生感激。 一冬一春，这条路终于修好了。路一好，有的人家率先买了架子车（平板车）。这种新型的运输工具，在我们山里，过去很少见，除了修小铁路的人用过外，其他人没有用过。住在寨外的胡顺昌，比较早地买了一辆架子车，爱惜得了不得，谁要去借用一下，他都舍不得，说出一大堆的毛病，让人家失望而去。有时碍于邻居们的面子，不得不让人家用时，他就说，这东西娇嫩，你们不会拉，不好掌把儿，我去给你们拉去！只有亲自给人家拉东西时，他才放心，到了转弯的时候，他总是要绕很大的圈子，说是怕拐得猛了，会挤烂钢套里边的“钢子”（钢套就是轴承的俗称）。 正像乡里领导们的口头禅：“要想富，先修路。”路一修好，好几个村组干部率先富了起来。富起来的标志是，他们都买了“电驴子”，就是屁股后会冒烟的摩托车。若在以前，走路去高楼街用的时间和骑自行车差不多，没有三个钟头到不了。现在，走路仍然需要三个钟头，骑自行车只需要一个钟头，若骑着“电驴子”，二十几分钟就到了，这几个年轻一点的村组干部，有时候到了小晌午，互相约一下，“突突突”地就走了，下午回来，一个个醉醺醺的。没有多久，几辆摩托车摔得少皮没毛的。七组的组长脸摔烂了，胳膊摔折了，在乡卫生院里，缠着一头绷带，打着石膏，住了四十多天医院。 这几个干部经常到高楼街下馆子吃饭，和那里年轻漂亮的女服务员打情骂俏的情况，引起了群众的怀疑。在刘继先的操纵下，狼叔的二儿子刘继省和几个好事的人，仔细地算了算，说什么也不相信群众集资的钱全部用到了路上。于是，就到村部，强烈要求村干部把集资款的用项公开一下。这可惹恼了刘庆典，他出来呵斥这几个人说：“咋，想咬蛋哩？有啥好算的，有本事你们告老子去！”这些话，真的把这几个人惹火了，他们几个一商量，动员全寨子群众去上访告状，扬言说，谁要是不去，查清了，退钱时，没有谁的！于是，一群人跑到高楼乡把几个村干部告上了。打这一天起，寨子里失去了往日的平静，再也没有了以往安定的日子。第51节 告状 粉碎“四人帮”以后，刘继先就没有好日子过。先是作为帮派分子，把革委会主任的头衔撸掉了，后是女人和他离了婚，带走了他们唯一的儿子。刘继先很怀念自己那些风光的日子，认定这都是刘庆典坑害了他，经常骂大街，把刘庆典的祖孙几代，当然也是他自己的祖宗几代，骂遍了。终于惹恼了刘庆典，组织人整理了他的劣迹，让公安局把他抓走，劳教了半年时间。 从劳教所出来以后，刘继先安生了好多年，一个人过着寡淡的日子，人不人，鬼不鬼的。他自己解嘲说：“老子一个人吃饱了，全家不饥，出了门，不怕饿死小板凳。”再没有人能够约束他，他就经常混迹于各种赌博场合。没有了钱，就偷，有了钱，就去赌。有时输急了，欠人家的赌债还不起时，让人家打一顿了事。因为他的赌技高超，又有几个铁杆赌友，合伙宰了不少“冤大头”，倒也不至于穷困潦倒。个别时候，逮着一头“肥猪”，一夜之间突然暴富，立即花钱大吃大喝，找一些不正经的女人鬼混。 从那次接受劳教回来以后，他就和刘庆典结下了仇。他认为，这个堂叔薄情寡义，翻脸不认人，多少次想整刘庆典，只是没有机会。这次修路集资的一开始，他就留意，记了小账本，看到群众有这么大的意见，他以为机会来到了，就把狼叔的儿子刘继省叫去，算了一笔细账，越算越觉得，这里边的漏洞很大。于是，他俩串通了一部分人，把火烧了起来。 刘继先和刘继省组织了二百多个群众到了乡政府，要求领导解决马寨村的问题。并且扬言，乡里解决不好，到县里闹，县里解决不好，就上县以上告状。那时候，上级要求，稳定压倒一切，这么多人聚集乡里，可把领导们急坏了，一边打电话让刘庆典来乡里领人，一边给发了馒头，安抚群众。主抓稳定工作的副书记亲自出面，与激情汹涌的群众对话，代表书记表态说，一定要把马寨村的问题查清楚，给群众一个说法。 刘庆典接到电话以后，气得脸铁青，带了几个村干部，赶到了乡里。一看这阵势，没有敢上前去劝解。等人群散后，才到书记、乡长处请罪。书记非常恼火，逮着刘庆典狠狠地熊了一顿，书记说：“你还是一个鸡巴老同志，一点政治敏锐性都没有，竟然让村里出了这么大问题！谁家的孩子谁抱走，你村里出了问题，就得由你负责，一定要把事态给我平息下去！”乡长也说：“现在是树欲静而风不止，一点矛盾就会引起大上访，你这个村闹事儿了，说不定其他村也会跟着闹事儿，捂都捂不住。像这样闹下去，乡机关里还办不办公？经济还发不发展？我们已经跟县里签订了稳定工作的责任状，搞不好是下不了台的。书记和我商量了，哪个村出了问题，先拿你们是问。老刘，我相信你能够做好矛盾化解工作，再不能让这么多人来闹事儿了。”刘庆典说：“其实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事情，就是村里有几个横梁棍，吃饱了撑得没事干，才聚众闹事儿。请领导放心，我们回去一定处理好这件事情。” 从书记处出来，刘庆典请乡纪检书记到高楼街最好的饭店“小洞天”撮了一顿。席间，刘庆典倒了满满的一大杯，差不多有半斤酒，自己先饮了下去，说是先喝为敬，然后向纪检书记敬酒。纪检书记一看这么多，说啥也不喝，刘庆典就让那个外地来的服务小姐搂起上衣，对纪检书记说：“你要是不喝，就得吃一口小姐的奶子！”纪检书记只得说：“我不吃，我喝！”龇牙咧嘴地喝了下去，包公脸霎时间变成了关公。喝到“二八板”上，大家都有点醉意，就开始又吃又喝，乱成一团。就这样，兴致勃勃地喝喝闹闹，亲亲热热地把如何平息马寨村事态的方案敲定了。 紧接着，根据乡主要领导的安排，纪检书记带了乡财政所和农经站的四个人员，驻进了马寨村。这几个人作风严谨、廉洁，不到干部家里吃饭，也不到群众家里吃派饭，由村里供应米面油盐和酒肉，自己起锅灶做饭。把村组的账目全部调来，几把算盘“噼里啪啦”的，清理起了村里的财务。 参加清财的几个群众代表，是会同村干部商定后找的，都是些比较听话的老实人。刘继先、刘继省他们几个不依，说这几个“草包”顶个屌用，一定要亲自参加清财班子。几个老实的群众代表，听了这话就不老实了，与他们对骂起来。有的说：“就你们几个能，我们是组织上委派的，你当老子愿意干这出力不讨好的差事！越不让我们干，老子偏要干，看你们能够把老子们的鸡巴咬下来！”纪检书记连忙劝他们说：“不要吵了，再吵再闹也不解决问题，影响团结。继先和继省，不是不让你们参加清财，主要是因为你们几个人的情绪过激，立场不公正，才让你们暂时靠边站。清到底，会给你们一个交代的，如果弄得不好，再提意见不迟。你们应该相信我们，一定会公平地解决你们村里的问题，要是搞不好，我这乡干部算他妈的白当了！”这伙人才半信半疑地等待结果。 结果出来以后，倒也没有多大问题，就是吃喝招待费偏高了一些。其中一个白条，是招待乡水利站工作人员的，喝的白酒和整件的啤酒不说，仅这五个人吃卤肉，就吃了四十二斤。一公布，全寨子炸了窝，纷纷要求退赔。纪检书记报请乡里主要领导们同意以后，高铲低平，让村组干部分别退还了一些不合理开支，平均每口人退了七块多钱，事态终于平息下来。 刘继先和刘继省们，当然对这个结果不满意，说这个结果根本反映不了干部吃喝多占的问题，简直是糊弄群众。然而大多数群众感到小气好生，都是乡里乡亲的，再闹下去不好意思，跟着跑的人立刻见少了。 又过了一段时日，寨子里眼看趋于平静。在一个月黑风高的夜里，刘继先和刘继省分别被一些不知什么人，痛打了一顿。刘继省被打得相对轻一些，刘继先则被打得浑身是血，爬到家里时，天已经大亮了。 刘臭蛋平时很不待见这个赌博鬼哥哥，这时候，到底是弟兄们“打折胳膊袖里接”，见他不成器的哥哥被人打成这样，既心疼，又愤恨。一边请医生为他哥治伤，一边到乡派出所报案。乡派出所来了两个干警，详细询问了笔录。问到刘继先时，刘继先说不上来到底是什么人打的，打他的人蒙着面，只是不停劲儿地猛揍，连一句话也没有说。他知道肯定是因为自己这次组织告状，才得到的报应。因为告的人太多，几乎得罪了所有的村组干部，究竟是谁指使人，办的这种缺德事儿，一时难以瞄准到哪个人头上。 问到刘继省时，这家伙哭得说不出话来。刘继县说他二哥简直是草包一个，一家伙就让人给打怕了。问了半天，刘继省说出的挨打情节，与刘继先没有什么区别，也是搞不清楚到底是哪些人下的毒手。派出所的干警说，按你们说的情节，这事儿不好办。 刘继县见难以给他哥刘继省出气，就到乡里打公共汽车，去另一个乡镇找在那里当派出所长的大哥刘继华。刘继华也被本乡的老百姓点干部的麦秸垛、毀干部家的青苗的案件频频发生，破不了案，急得焦头烂额。听了老三刘继县说自己大弟被打，心里如同明镜，脸色却很冷淡。他对二弟说：“打他不亏他，谁让他好惹事儿？我一想起咱爹的绰号叫‘狼’，就气不打一处来。到咱这一辈，这门风应当改一改了，你回去告诉你二哥，以后再也不要惹是生非了。”刘继县叫大哥给高楼乡派出所打个电话关照一下，刘继华说：“算了，不用打他们也知道你们是我的亲兄弟，自然会处理好的。”刘继县看大哥竟是这个态度，心里很凉，觉得无怪乎人们常说，谁变蝎子谁蜇人，看看大哥那个样儿，当上官就没有亲兄弟了。 高楼乡派出所的干警确实努力进行了侦破，搞了十多天也没有搞出个所以然来，乡里突发的治安案件日益增多，到处都像救火一样，就撤了回去，事情终于不了了之。 刘继省确实被吓怕了，不敢再出头露面告状。刘继先越想越生气，想来想去，最后把矛头对准了刘庆典。他一边养伤，一边搜集整理告刘庆典的材料，列出了刘庆典的十大罪状。待伤势好一点以后，就到县里告状去了。寨子里的群众一方面在暗地里很同情刘继先，另一方面，知道这是刘姓家里的窝里斗，没有人敢招惹他们。 这个年头，老百姓的肚子里也不知吃了啥药，会生出一种怨气。我们马寨的老少爷儿们，跟外村的乡亲们一样，不仅对我们那里的村组干部生气，也对上级领导有气。他们说中央的经是好经，硬是让下边的“歪嘴子和尚”念歪了。大家的气无处可撒，于是，想方设法给上级领导对急。第52节 七所八站 刘继昆的抽象思维能力不怎么样，拿着数学专业毕业的文凭，可他却是个画画儿的。他的形象思维能力也不怎么样，画出的画儿，还不如县文化馆那些自学成才的人画的好。他在县文化馆工作期间，同事们笑他是“数学系毕业的画家”，说他是当代的达·芬奇，你不要以为这是奉承他，其中的含义，多半是挖苦。 不会微积分，不会画画儿，不见得不会当官。刘继昆在个人进步方面的脑子却比许多人强。他在省里的那所师范学院当工农兵学员时，为了调剂专业，提着烟酒找了系主任，系主任非常卖力地为他办事，让他从此明白了一个深刻的道理：“要想事办好，送礼不能少。”他从理论上总结出，自己向上爬的运作过程，面对的是一台社会大机器，在这台大机器上，有一些齿轮、轴承，处在非常关键的部位上，必须经常“膏油”，才能润滑，快速转动。不然，就会生锈，怎么也玩不转。琢磨透了这个道理以后，他在送礼方面的研究，颇有心得，颇有成效。 刘继昆到文化馆刚刚开始工作，没有掂起画笔画一幅画，就立即开始给局领导送礼，不久就换到了一顶股长的帽子，成了这架社会机器上的螺丝钉。接着，继续往上送礼，不几年就当上了文化局的副局长，成了这架社会机器上的齿轮和轴承，就有人开始给他有所表示了，送礼和收礼达到了动态平衡状态。副局长当了两年多一点，他觉得文化局是个清水衙门，没有多大油水，必须得跳出去。于是，加大了送礼的力度，加高了送礼的层次。 功夫不负有心人，刘继昆终于被组织上安排到我们高楼乡当上了副乡长，分管财政所、税务所、村建土地所、民政所等几个要害部门。刘副乡长比抓农业的副乡长名次靠后，却比那个副乡长管的水利站、畜牧站、农机站和农业技术推广站要实惠一些。当然，又比不上管计生办的副乡级领导。他妈兰秀娟比他爹刘庆玺更能洞察一切，对刘继昆说：“这样好，你要好好做事儿。农村工作两台戏，计划生育宅基地，你能够管这几个站所，就是有权，有了权，不愁没有人巴结。” 在我们马寨是个小公社的时候，干部们很少，不过只有曹书记、胡社长、张武装部长、范治安专干和通信员小李那么几个人。现在社会发展了，事业壮大了，社会分工明细了，管理社会的责任就得有好多人承担。乡里的领导一大群，书记、副书记、乡长、副乡长、人大主席、政协联络员有二十多个，党委办、政府办、乡镇企业办等内设机构十来个。 政府下边，还有乡直二三十个部门，说是七所八站，那只是一种集约化了的称呼。也许，在公社改称乡镇阶段，算起来就有七所八站。后来，职能部门越来越多，隔一段时间就会冒出来一个。有的是从原来设立的部门中分出来的，就像细胞分裂；有的是新成立的，就像细胞增殖。如烟叶办公室、林果办公室，就是从农业口分出来的，专门强化它们的工作职能。而保险站、水稻办都是新成立的单位。反正只要工作需要，就会分生出一个部门。这一点，我们看小说的不一定弄得清楚，我们那里的群众比我们清楚，当然，也有把他们搞糊涂的时候。 安排在这些部门的头头，都是在乡里干了一段时间的人，没有功劳，也有苦劳，给一个部门，就算是提拔重用。村里退下来的支部书记们，如果没有办法安置，乡里领导就想办法把他们安插在乡直部门，表示对他们多少年来为革命辛勤工作的安慰。 有了神，就得设庙，有了庙，就得有小鬼。于是，七大妗子八大姨就被招聘进来，成了乡里不在编的干部。遇到了机会，可以转正；没有机会时，照样可以领到工资，反正比我们当农民的强得多。县里和乡里已经分灶吃饭了，乡里没有多少税收，连正式干部的工资都不能保证。对这么多的人员，乡财政是拿不出来钱来养活的，这不要紧，反正各自都带了一双爪子，自己挠食儿吃。 我们寨子里的刘八爷的儿子刘庆奎进了司法所，孙二孬的堂兄孙丙会的儿子孙松奇进了交管站。支书刘庆典的小姨子苏凤仙不是我们寨子里的人，会一手好算盘，经刘庆典找乡里的领导说情、送礼，安排进了农经站。这些从农村进到机关工作的人，若没有头脸，是进不去的。在这些站所里，这一批人算不得凤毛麟角，然而更多的人员，是家住本地的乡领导们的家属和子女。只有计生办的那几个如狼似虎的工作人员，雇用的是街上的 痞烂杆子。 所站的工作人员到村里来，主要是收费。报纸杂志是上边派给的，这钱你出不出？出。青苗保险是按土地面积均摊的，你出不出？出。畜禽防疫费是摊到一家一户的，你出不出？出。收了钱，还要管吃喝，吃饱了，喝晕了，工作人员满载而归。 支书刘庆典天天陪着一拨儿一拨儿的人吃喝，吃的大鱼大肉不好消化，喝的不上档次的酒容易伤身子，天天如此，陪得老胃病经常发作，搞得不胜其烦。后来人越来越多，刘庆典渐渐地学能了，给村干部们交代，按人下菜碟儿。各级领导来了分层次设立招待标准。对有一些人，他们在乡里没有地位，只给他们捞面条吃，炒鸡蛋做菜，就是不给他们酒喝。谁知这些没有地位的人，却很要面子，很有能量，把他们得罪了，他们回到乡机关里，编派出许多不利于刘庆典的怪话，糟蹋刘庆典说，这个鸡巴刘庆典，说起来还是老支部书记，不好好配合工作，一点政治觉悟、工作热情都没有。这话经刘庆典的小姨子苏凤仙，传到了刘庆典的耳朵里，刘庆典想，老子当支部书记时，你们这些娃娃儿，还穿着开裆裤子，牛×个啥？从此更加不尿他们那一套，得罪了不少乡机关工作人员，种下了他下台的祸根儿。 苏凤仙在乡农经站是管钱的，脸蛋长得不错，工作岗位又好，与乡领导走得自然近一些。乡里的那一任书记对她特别好，经常要她到书记屋里搞情况汇报。和书记单独相处时，书记的两只眼睛常常不安分地在她浑身上下摸索。苏凤仙开始时有点不好意思，出书记办公室的门时，脸很红，就像喝醉了酒一样。后来就习惯了，胆大了，敢和书记的眼对着看了，脸也不红了。 有一天中午，书记陪客回来，喝了一点酒，脸比苏凤仙刚开始见他时，要红得多，趁着酒意，要通信员把苏凤仙叫过来说事儿。 苏凤仙吃过午饭，正要睡午觉，一听书记叫她，赶紧往脸上抹了一层香喷喷的雪花膏，把有点蓬松的头发拾掇了一下，穿着碎花裙子，颠着酥胸，扭着俏丽的屁股，一溜儿小跑来到领导们办公的地方。 小通信员很知趣，叫了苏凤仙以后，根本没有回机关，找地方玩去了。苏凤仙看看周围没有人，心里咚咚地跳着，进了书记的办公室，顺手把书记的门掩了，只留下一条小缝儿。书记到门口的洗脸处，对着镜子擦了一把脸，把那条湿毛巾搭在门后的铁丝绳上时，这门就轻轻地合上了。书记没有回到自己的老板椅子上去，一屁股坐在苏凤仙的身旁，苏凤仙害羞地向里边挪挪，书记也靠近挪挪，胳膊一抬，顺势搭在了苏凤仙胖乎乎的肩上。苏凤仙一愣，身子立刻瘫软了，头一偏，就拱到了书记怀里。这一过程从开始到结束，两个人都没有说话，都在喘着粗气。 刘庆奎进的司法所，主要是管民事调解。哪个村里的人打架了，两口子生气了，回汉两族发生纠纷了，有人欠别人的债不还了，只要让他们插手，他们都可以从双方那里收取一定费用。所长给他们每个人下达的都有任务，大家为了完成任务，积极地找米下锅，在开展民事调解的同时，想尽办法敛钱。到了年终工作总结时，司法所向上汇报的民事调解次数，当然是临时凑出来的，并不准确，但并非凭空捏造，他们在经济利益的驱动下，确实办了不少案件。这里边的某个案件，含金量并不小。所以，刘庆奎在司法所干得有滋有味的，配发有服装，没有多久，俨然是一个懂得法律的小干部。 孙松奇所在的交管站，主要是管理全乡的各种拖拉机，只要是会“嘭嘭”响的，都在他们管理之列，收费自然是少不了的。这些开小手扶拖拉机的，都不好缠，收上几块钱，就要吵上一架。咋，你在后边带一个架子车，拉了一群妇女们给生孩子的亲戚送米面，这是不允许的，不罚你几个钱怎么行？当然，如果有内部人暗暗地说，这是我的亲戚，孙松奇他们就可以一笑放过，还嘱咐一句，开车要当心，拉一车人，翻到沟里，可不是闹着玩的！开小手扶拖拉机的农民，赶紧敬一支烟，赔着笑脸儿，松松地放过了。后来，车辆越来越多，交管站的业务更加繁忙，有时站长夜里也叫他们出动，专逮那些张着篷子拉人拉货的小三轮。 乡里的工作，阶段性很强，一个时期的中心工作来了，乡领导就把各个部门集中起来使用，成立各个小分队，分片包村。人手实在不够时，还要拉一批中小学校长、教师上阵。只有这样才能把工作抓透，抓到千家万户。比如种烟叶，老百姓很掉蛋，都不愿意种，就得加大工作力度，一季子下来，经过奋战，为乡财政组织了一笔不小的收入。可是，工作抓出了很大毛病，让一部分上访户抓住了把柄。第53节 种烟叶(上) 我们马寨所处的位置，是在高楼街的东边，所以，乡里把马寨划分为东管理区。全乡有二百多平方公里，面积特别大，为了便于指挥，共分了东西南北中五个管理区。 这些年里，在我们乡有两个现象，值得骄傲。一是考上大学的年轻人很多；二是乡里的主要领导被提拔为县级领导干部的多，很出人才。当了祖师顶山上祖师庙道长的“静宇”道人，在恭维乡里领导们时，胡诌说，这五个管理区分得好啊，暗合了八卦方位，“东青龙，西白虎，南朱雀，北玄武，分别属金木水火，中央属土，这金木水火土占全了。一把手在高楼乡干，受到提拔重用是合乎天机的”。 有道是“天机不可泄露”，泄露了就不灵了。在当时，道长说出这个论断时，说得我们那位书记心里美滋滋的，脸上自然有遮掩不住的笑容。后来，这位很信这一套的书记，竟然没有能够当上县级领导，只调到了一个重要局任局长，心里很不痛快。他曾经对自己那个爱好到庙里烧香的老婆说，别迷信这一套，道人们全他妈的胡说八道。 乡里临时突击中心到来时，副乡长刘继昆分包的是我们东管理区。东管理区有七个行政村，刘乡长一般不回我们村，只是让别的干部前来督战。因为他妈兰秀娟对他说：“本地和尚不念经，咱们村的屎盆子你别搅，你庆典伯不是个好惹的。”刘乡长很以为然，就不进马寨。尽管没有深入实际，但他即使不听分包我们马寨村的干部汇报，心里照样明镜一般。 可在这年春上，安排种烟叶的时候，工作阻力十分巨大，我们马寨的种烟叶面积最不好落实，刘庆典支书阳奉阴违，顶得厉害。刘乡长只得屈就，提着烟酒到三伯刘庆典家，亲自登门做耐心细致的说服工作。终于，刘庆典看在堂侄子和烟酒的分上，答应做群众的工作，安排落实种烟叶面积。 其实，也不能全怪刘庆典要顶撞上级领导，而是群众越来越不听话，你叫他往东，他偏偏往西。这几年，安排落实种烟叶面积，年年都是乡里工作的突击中心。只要秋庄稼一放倒，村里几个干部，分包到村民组，负责把各家各户的种烟叶土地规划出来，严禁他们种上小麦及其他农作物。为了落实上级分配下来的种烟叶面积，这面积就得放大一倍以上。不然，等你村干部前边走，群众后边就把小麦种上了，弄得村干部没有脾气。现在当村干部的，对老百姓没有一点“拿法”，要抓的工作，尽是得罪人的事情。狼叔就当面骂过刘庆典，说你们这些当官的，啥也不会，只知道“要钱要命”！说来也怪，除了抓计划生育“要命”，收五粮三款“要钱”外，凡是上级推广的让群众发家致富的项目，几乎没有一项是成功的。 发生这种情况，说来话长。 自从出现卖粮难以后，乡亲们种粮食的积极性受到挫伤，纷纷转向了种植经济作物。上级也察觉到了这个苗头，知道群众的粮食已经够吃了，主要是缺钱花，因此号召调整种植业结构。上边的目的是要求群众，向有限的耕地要高产，要优质，要高效益。一个将军一个令，换一任主要领导，就产生一个新思路，今天叫种这种东西，明天叫种那种东西，老百姓跟着这个指挥棒转，种出来的东西不是卖不出去，就是不适合我们这里的土壤、气候条件，根本种不好。比如有一年，乡里让群众种植“蔬菜种子田”，说“卖原种比卖蔬菜赚钱”，他们安排乡农业技术推广站的人员，从山东引回了大葱、大白菜。农经站实行有偿服务，首先赚了种子钱。老百姓满怀挣钱的渴望，种了一季子，结果大葱长得如同香葶儿，大白菜抽出了穗儿，开了花，就是不会结子。谁家种植这种东西，谁家就倒霉，有人到乡政府骂大街，政府的领导和农业技术推广站的人员躲起来不见面。 这两年，县里经过充分论证，根据全县的地域特点，提出了“东抓烟，西抓棉，南抓花生北抓蚕，全县建成林果园”的号召，要搞什么“农业行动计划”，打破“传统习惯”，推行“三改五化”，实行“深度开发”。老百姓实在不知道上级要他们干什么，上级的号召都是一些浓缩出来的新词汇。你要是想弄明白这些名堂，可以到当时家家户户的院墙前，看一看写得一层压一层的标语，兴许能够知道这些词汇意味着什么。 我们高楼乡在县城东部，自然属于植烟区。本来我们乡就是一个农业大乡，经济小乡，工业弱乡，财政穷乡，只有抓烟叶种植，才是来钱最好最快的办法。这是因为烟叶特产税很高，领导们常说的一句口号是： “党政军民一齐抓，一切为了三十八”，“三十八”指的就是烟叶的特产税率为百分之三十八。有这么大甜头在里边，你要是当乡里的一把手，不狠狠地抓烟叶种植，才是“信 ”一个。（“信 ”是我们那里的土话，和“二蛋”一样，意思是傻瓜。） 我们那里，早年并没有大面积种烟叶的习惯。七太爷在世的时候，吸的烟片儿，是那些爱吸烟的人，在一小片生荒地上种那么一点点儿，摘下来的烟叶，晒干了，揉碎了，就能抽了。这是生烟，不是炕烟，抽起来较“暴”，呛喉咙。为了增强味道，使烟味柔和一些，吸烟的瘾君子们，想出了不少办法，其中一个办法，就是往揉碎的烟片里边，拌少许的香油，吸起来，有一股香油味道。发旺哥说过：“吸了这号烟，放屁油裤裆。” 到了80年代，上级号召种烟，高楼乡的领导们，才从“烟叶王国”河南省襄县引进了种烟叶的技术。 种烟叶的主要技术是育苗、打畦儿，等烟叶上的烟筋发白了，就是成熟了，采摘下来，这个过程叫“打烟”。整架子车的青烟叶拉到火炕边上时，烟农们把青烟叶放在一根竹竿上，用麻经子编成一绺儿，叫做“上烟”。然后，烟农把上好的烟竿一竿竿、一层层地排在火炕里，进行烘烤，青叶子变成金黄的颜色，这个过程就是 “炕烟”。 炕烟才是烟草种植中最为核心的技术。一开始，我们那里谁也不知道怎样种烟叶，怎样建火炕，上级就从襄县那边请来烟师，指导我的乡亲们烧烟炕。经过一年的努力，炕烟的技术大家基本上掌握了，烟师们就不再来赚我们这里的技术费了。 啥东西都不能赶浪头。市场是个怪物，我们老百姓的土脑袋瓜子捉摸不透。那年月，有一些人养长毛兔，很赚钱，大家一窝蜂一样，买了他们价格很贵的兔娃儿，养起了长毛兔，到了只能卖兔毛时，就不赚钱了。有人又引进了美国牛蛙、荷兰鼠等，谁占了先机，赚的都是昂贵的种钱，跟着闻风而上的人，最后的结局都像养长毛兔一样。 种烟叶也是如此，开始的两年，确实是赚钱的。第一年赚回了建炕烟楼的本钱，第二年就有了效益，烟叶种植从此在我们这里扎下了根儿。全省到处都改种烟草，面积放大了数倍，种了几年以后，卷烟厂的烟叶积压了，烟草公司收购烟叶的积极性明显降低，要不是上级硬逼他们保护农民的利益，他们不停止收购才怪。虽说没有停止收购，但压级压价，群众很有意见。你想，从育苗开始，到大田移栽，施肥、打药，采摘、编绺儿上烟，装炕、烧火，在炎热的夏日里进到二三百摄氏度高温的火炕里出炕，放在外边，让新出的焦烟叶上点潮气，再到后来，还要分级拣选，打包出售。这一系列工序，非常繁杂，付出了辛勤的劳动。忙了几个月，蜕了一层皮，没有赚到钱，白搭工夫，叫谁也不会愿意再种了。 在这种情况下，不要说乡亲们想不通，连支书刘庆典他们几个村干部也想不通。经过副乡长刘继昆反复做工作，刘庆典动了真劲儿，把已经成为马寨小学校长的堂弟刘庆立叫来，要他们组织宣传。刘庆立安排教师们，把各家各户墙上原来的标语铲掉，重新写上号召种烟的标语。刘乡长对刘庆立说：“庆立叔，治慢病要用猛药，你看能不能把声势再搞大一点？”刘庆立说： “乡长放心，没问题！” 果然，乡亲们看到了“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从来没有见到过的场面，学校的老师们带着学生，敲锣打鼓，举着彩色三角旗，到寨子各个角落游行示威，高呼着口号： 热烈响应上级号召，坚决完成种烟任务！ 抵制种烟，死路一条！ 看着娃娃们的举动，听着他们喊着吓人的口号，寨子里的群众笑嘻嘻的，一点也不感到害怕，只觉得有点可笑。第54节 种烟叶(下) 我的乡亲们不愿意种烟叶，问题的关键，是出在收购环节上。 烟叶收购是烟草公司的经营行为，他们与政府和烟农不一条心。政府虽然没法干预，他们也不敢在明里得罪各级领导，但他们对老百姓就可以任意苛刻，刁难我们这些可怜巴巴的烟农。各个烟叶收购站点，天天都有烟农与收购人员吵架打架的事情发生。 刘继县的脾气本来就倔，加上年轻气盛，他去卖烟叶，分明是“中二”的烟叶，硬是叫女验质员判为“下一”，差了两个等级，一斤少卖一块多钱，脑门子上开始蹿火星子，与验质员吵了一架。那个女验质员对他耐心地解释说，今年的等级普遍提高了，我没有办法。在场的其他卖烟叶的人，也纷纷抱怨自己的烟叶被压了等级。这虽然不是给那个小妮帮腔儿，竟让刘继县的心情稍微平衡了一些。 在他去过磅时，那个男过磅员要扣他百分之十三的水分，再一次把他惹火了，粗鲁地说：“日他妈，扣这么多水分，老子不卖了！”那个过磅员也不是好说话的，冷冷地说：“你愿意卖了卖个 ，不愿意卖了去个！”刘继县就把三十多斤烟叶从磅上拽下来，掏出打火机把烟点了，边点边说：“我让你看看，这烟叶的水分到底大不大！”烟叶本来是冒烟的，点着了，竟然比干柴火着得厉害，火苗子蹿了很高。其余卖烟的群众，同样十分生气，立即与刘继县一道，同这个过磅员吵了起来。烟站站长亲自出面维持秩序，一看这阵势，感到众怒难犯，连忙把这个过磅员撤了，另换了一个过磅员，扣的水分和杂质少了一些，这才平息了事态。 邻近的县，收购烟叶比我们宽松。他们的地方保护主义严重，不知道用了什么手段，让他们的烟站，收购烟叶的级别比我们这里低，收购价格却比我们这里高，这就有了利润空间。到了收购季节，烟贩子们开始活跃起来。他们走村串户，把群众刚刚拣好的烟叶，用与我们烟站差不多的价格收购。种烟的人家乐意这么做，尽管没有卖上好价钱，毕竟少跑了一趟路。 烟贩们翻山越岭，不辞劳苦，到邻县去赚差价。连高恩典他们几个收购破烂的小贩，也临时加入了烟贩子的行列。也有的人因为自己种的烟多，值得跑出去卖，就亲自把拣好的烟叶打包，运出境去。到了那里，卖烟人很受欢迎，烟叶能够卖上价钱不说，人家当地政府专门安排人员接待他们，管茶喝，管饭吃。我的乡亲们始终弄不明白，同是一个阳光照，同是一个党领导，为啥人家那里比我们这里收得好？“人为财死，鸟为食亡”，谁不愿意把辛苦得到的成果卖个高价钱？所以，消息很快传遍了全乡，我们这里所有离外县近的村子，大量的烟叶外流，再也没有人到高楼街上的烟站去卖烟了。 这情况被乡领导知道后，引起了高度重视。这还了得，跑掉了一捆烟，就等于几十块钱的烟税白白损失了！于是，乡领导快速反应，赶紧抽调精兵强将，组织了十几个小分队，同这些烟贩子展开了一场游击战争。 刘继昆乡长包的是东管理区，自然责无旁贷，他带了几十个乡机关工作人员，分兵几路，把守在各个要道口，见到烟贩子，把他们所背的烟叶一律没收。没收到的烟叶，给小分队成员百分之二十提成，重赏之下，必有勇夫，大家逮烟贩子的积极性非常高。可是，烟贩子们与小分队就好像动画片《猫和老鼠》一样，你有你的打法，我有我的躲法，在青纱帐里与小分队捉起了迷藏。他们昼伏夜出，神出鬼没，看见小分队的人员，立刻机警地躲在苞谷棵里、高粱地里，迂回前进。到了山上，专拣没有路的地方走。小分队的人员了解到这个动向后，也赶紧改变战术，放开大路，占领两厢。那些狡猾的烟贩子，反而大摇大摆地从较好的路上向外飞奔，出了县界，你小分队就无可奈何了。可惜那个时候还没有传呼机、手机这些玩意儿，要是有这些，烟贩子们更能够如虎添翼，坚壁清野反扫荡，让你根本捉不到他们。就这样，能够让小分队逮住的烟贩子虽然不少，没收的烟叶也不少，到底没有流失的多，一季子下来，乡里少说也要损失百十万元的烟税。 到了秋末，又一轮落实烟叶面积时，乡村干部遇到了更大的阻力。乡领导们开了几道会议，研究促使农民种烟的有效办法。只要精神不滑坡，办法总比困难多。经过数次研究后，书记、乡长下了最大决心，想出了高招儿、奇招儿和妙招儿，要求各村跟群众签订种烟合同。分配给谁家的烟叶面积，如果不种，过罢年按亩产量折算成烟税，当做“违约金”上缴。书记向机关干部和村干部解释说：“实行区域化种植，调整种植业结构，是上级的明确要求。我们处在烟叶生产区，强调群众种烟是理所应当的。再说，乡里没有其他收入来源，如果放弃了种烟，干部、职工、教师的工资从哪里来？我们必须痛下决心，背水一战，坚决把种烟面积落到实处，实在不行，也要按面积把烟税收缴上来。” 乡里印制了几十捆合同，分给各行政村，让村里对准千家万户签订。合同上注明，如果不种烟，应当上缴多少“种烟违约金”。这个办法，用现在的话说，显然是“霸王条款”，乡里和村里的干部本来就是霸王，让群众签这种合同，没有什么不对的地方。 命令一下，多数群众已经对种烟叶非常厌倦，乖乖地把“违约金”违心地缴了。谁知就在收缴到一多半时，有些烟农从中央文件中找到了依据，坚决顶着，不签合同，也不缴“违约金”。这事儿一直拖到了第二年春上育苗的时候，村里把这些群众逼急了，他们开着小拖拉机，拉上好多人，到乡政府去闹。政府领导吓唬他们，振振有词地说：“让你们签合同你们不签，是违背了区域化种植的政策。签了合同，合同是什么？合同是法律，不落实种烟面积，就是违法行为。违背了政策，违了法，还要聚众闹事儿，更是‘文革’遗风，是无政府主义表现！” 烟农们不吃这一套，你不给解决问题，我们向上闹。于是又和其他村的烟农组成了几百人上访团，开进了县城，围住了县政府的大门。这其中，就有我们村的下台干部刘继先。 县里领导出面，安抚了群众，让他们回去，等候处理结果。随后，县里的领导们狠狠地批评了我们乡领导的做法，责成他们尽快解决矛盾，稳定大局。 已经缴过钱的群众听说官司打赢了，也纷纷找大队干部，要求退钱。村干部说，这钱都上缴了，我们上哪里去退？群众就到乡里要钱，乡里已经把这一笔钱，在年终时给干部、职工和教师们发了工资。吃过饭、拉过屎的事情，乡里又没有印票子机器，窑里倒不出柴火。这事情从此拖了下来，乡亲们知道，闹也是白闹，就没有继续鼓劲儿上访。但是，到了麦季，在村组收缴统筹提留款时，群众以此为理由，顶着不缴，留下了很高的工作茬子。乡干部们明显感到，从此以后，他们推行任何工作，都会遇上强大的阻力。现在的老百姓越来越不听话了，越来越难以管理了。乡村两级干部们，都盼望深化农村改革，强化“统”的功能，重新回到大集体的那个年代。 大集体的回归显然是不可能了，孙丙豪夫妇却从台湾回归大陆了。第55节 回归 孙丙豪夫妇从台湾桃园机场起飞时，心情激动得没法形容。涂有青天白日标志和“中华民国”字样的大型客机，是不可能直飞祖国大陆的，而是飞向了香港启德机场。为了转机，两口子不得不在香港，整整逗留了十六个钟头四十七分钟五十一秒，通过了第二次烦琐的验关手续，终于坐在了香港通往郑州的客机上。这架飞机悠悠地转到跑道上，调顺了身子，突然动劲儿，发出了嗡嗡的轰鸣声，机翼闪动着，强力加速，直插蓝天。就在离地的那一刻，孙丙豪看了看手腕上的那块瑞士表，就是上边说的那个时间。 真是“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未改鬓毛衰”啊，打扮得像个小姑娘一样，看不出实际年龄的夫人，用小牛角梳子，一遍遍地为孙丙豪梳理着稀疏花白的头发，把孙丙豪抚弄得心情更加亢奋，脑海中一直浮现出当年小妹妹孙转抱着他的腿不让他走的场景，那是多么叫人难割难舍的一幕。人家毛泽东主席为了拯救中华民族，回归故园用了三十二年时间。孙丙豪为了这一天，所用的时间更长，算起来，整整用了四十一年三个月零十七天时间。 妹妹孙转在郑州机场接到了他们，与哥哥相拥大哭，孙丙豪夫人和孙转的丈夫眼含热泪，站在一边一直看着兄妹二人哭足哭够。本来，孙转两口子打算和哥嫂坐公共大巴回到县城，再转车回高楼街，孙丙豪却要包一辆出租车，说这样做，主要是方便带回大大小小的一堆包裹。孙转认为那个司机要价太高，孙丙豪却说不贵不贵，比台湾便宜多了。就这样，他们依然顺着当年孙丙豪和十三军一起逃亡的107国道，迤逦向西南奔去。当然，现在的107国道已经不是土路，而是柏油路面，汽车跑起来，只用了四个多小时，就回到了高楼街。一路上，孙丙豪不住地叹息，变化太大了，远远不是自己想象的那个样子。 安顿下来后，孙转家比东京还热闹，另两个妹妹和家人早已在这里等候，堂弟孙乃社和儿子当然也少不了在此，他们把阶级斗争中划清的界限，模糊成了最亲的亲人。街上看热闹的邻居们，来了一拨又一拨。县委统战部曹部长，带着县里小报的女记者也闻讯赶来，在高楼乡书记陪同下，与孙丙豪先生接上了头。孙丙豪先生半是感动，半是忐忑不安，不停地向人们打恭，敬请“曹长官自便”。曹部长已经接待过好几批台湾返乡人员，深刻理解从台湾第一次归来人的心情，练就了一套十分熟练的统战手段，与孙丙豪先生商定了陪同孙丙豪回马寨的事宜后，和一干儿人等回到乡机关打牌、喝酒去了。 孙丙豪夫妇给亲戚们分发了携带的礼品，主要是电子表、尼龙丝光袜和打火机，人人都有一份。一群孩子很喜欢这种黑色塑料壳的电子表，从上边的方块液晶显示屏上，一下子就能够读出时间来。还有一种让盲人用的电子表，一按上边的一个三角键，会发出公鸡打鸣的叫声，随后报出即时的时刻。打火机是现在司空见惯的气体打火机，比当时群众用的汽油打火机好多了，一拨齿轮，百发百中。也有十几个防风的电子打火机，按下开关，会蹿出蓝色的火焰，这些主要是送给了曹部长、乡领导和村干部。 让孙丙豪后悔的是，他们把在台湾不用的许多衣服带了回来，满满的三大包袱，满以为这才是最实惠的礼物，谁知亲戚们并不需要这些。孙丙豪看到亲戚们大人小孩衣着光鲜，根本不存在《宝岛日报》上描述的衣衫褴褛、贫穷落后的模样。早知如此，实在没有必要动这么大心思，费这么大劲儿，把一大堆衣物带回来。孙丙豪夫人分发给三家亲戚的红包，厚度略有差别，让另外两个妹妹在肚子里嘀嘀咕咕地猜测起来，她们对小妹妹孙转的过分热情有点嫉妒。这种嫉妒的表情不好遮掩，让孙丙豪太太看在眼里，记在心里。 第二天，孙丙豪夫妇坐着曹部长带来的白色“伏尔加”汽车，其他亲戚坐着手扶拖拉机，回到了阔别四十一年的马寨村。道路是新修过的，曾经在我们马寨当过小公社党委书记的曹部长，差一点认不得道路。孙丙豪回到老家的第一件事儿，就是去了他父母的坟上，凭吊了那个草色青青的土包子。围绕他们的人们都以为孙丙豪会跪在地上，痛哭流涕的，其实没有，孙丙豪只是面无表情地站在父母的墓前，深深地鞠了三个躬，长久地盯着坟墓，呆呆地站立在那里。他夫人急忙让几个外甥折了一些松树枝子，编织了一个花圈，放在了坟墓的下方。 中午，在孙乃社的家里，待了十六桌客，县里来的曹部长、记者和村组干部，还有姓孙的大人小孩，乱哄哄地坐满了半条街。事前，孙丙豪给他乃社叔了一笔不菲的资金，酒席办得比刘庆典那次嫁出刘继苹时还要丰盛。刘庆典知道孙乃社没有什么组织能力，主动当起了“大肇”的角色，帮助维持秩序，安排座位，弄得井井有条。孙丙豪让孙乃社把“乃”字辈、“丙”字辈和“松”字辈的亲属们一个一个地介绍给他，用金派克笔，在一个装帧精美的小本子上，认真地记了下来。记着记着，皱起了眉头，不经意间，说怎么下辈的孩子们名字起得这么乱，很不好记清是哪一辈人。孙乃社得了这话，立刻大声宣布，今后，孙家的后代一定要按“字派” 起名，不能乱套。这个意思传出去以后，其他各种姓氏的人从此都对“字派”重视起来。 席间，根据孙丙豪较早的安排，特意让孙乃社把孙二孬和刚刚在唐都市人民医院工作的孙丫丫叫来，坐在他的身旁。孙二孬兄妹有点拘束，不知道这个堂兄是什么意思。孙丙豪把他们兄妹叫到一边，潸然泪下，对他们说，我们虽然不是血亲，但你们妈妈陪伴过我的父亲，你们两个就是我的亲兄妹。我给你们留下一点钱，你们要好好地过日子。今后，我还会关照和接济你们。这些话，叫孙二孬十分感动，说啥也不接孙丙豪送给他们的花花绿绿的美元。孙二孬说：“大哥，你的心意我们领了，我现在生意越做越大，不缺钱花，只要你在台湾过得好，身体健康，我们在家里就放心了。”孙丙豪执意要把钱送出去，孙二孬只得接了下来，对孙丙豪说：“这样办，这点钱我就给妹妹留着，在唐都市给她买套房子，让她永远记着这是大哥给她的。”孙丫丫也甜甜地叫着这个能够当爷爷的大哥，表示了诚挚的感谢。 也不知是因为孙丙豪的母亲临终时是住在小妹妹孙转家，还是孙转曾经告诉过他两个姐家早年与妈妈划清界限，很少来往的缘故，或者是孙转和他联系上最早，以及其他什么原因，另两个妹妹虽然向哥哥没有少诉说哭穷，说自己家里娶媳妇、盖房子，欠了一屁股的债，孙丙豪都是似听不听的，没有任何表示，这让两个妹妹很失望。而且，孙丙豪夫妇到另两个妹妹家里，只是蜻蜓点水，吃了一顿饭，就赶回了高楼街孙转家里。三个妹妹之间就生了不少嫌隙，别别扭扭地生分了好几年。到了孙丙豪第二次返乡，为父母立碑的时候，那是又过了七八年以后的事情。各家的家境都比孙丙豪第一次回来时好多了，亲情到底是占上风的，姊妹们依然相互走动，所有不冒烟儿的恩怨，消解得无影无踪。 卸去了浓浓乡愁的孙丙豪，感触最深的是家乡的巨大变化。孙丙豪想，百年以后，能让孩子们把自己的骨灰送回来，埋在父母的脚下，才能了却自己最后的夙愿。第56节 生意 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后，老百姓的生活确实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人们不再以红薯为主食了，一年四季吃的都是白面。在高楼乡高中读书的学生们，连粮食都不用带，拿一个乡粮站办的面粉厂存粮条子，想吃多少就吃多少。这一点，让杜思宝他们那一代人感慨万千，自叹弗如。因为在他们到高楼乡上初中的那阵子，每周都要回家背红薯，近二十里地，脖颈压得红红的，两天都缓不过来劲儿。到了学校，红薯就是主食，学生们用网兜兜着，或者用粗铁丝串着，掏二分钱的加工费，交给食堂，放在大蒸笼里蒸熟了，再配一碗苞谷糁子稀饭，就打发了肚子。许多学生没有吃过菜，就是能够吃菜的，也都是一分钱一调羹的酱豆。他们常常记起，就是这样的伙食，家里人也不肯放开量去吃，他们上学在外，比在家里吃得还多一些。 另外村里还发生了最大的变化，那就是不再以“阶级斗争”为纲，而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摘掉了“地富反坏右”这些政治帽子以后，原来处在这类阶层的人们，仿佛拨开云雾，见到了青天。 元叔从来没有戴过帽子，但戴在他母亲头上的帽子，实际上是他戴着的。母亲活着的时候，他在别人眼中，不过是个“地主羔子”，他母亲去世了，他仍然脱不了地主出身的身份。因为不再划分阶级成分后，虽然统称“村民”了，但“身份”与“成分”是两码事儿，不是立刻就能变更的，这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 元叔的聪明、勤劳和与世无争，本身就体现了一种高贵的人格。在阶级斗争的年代里，寨子里大多数人不仅没有歧视他，倒很尊重他，同情他。到了80年代以后，随着他家的小日子越过越好，又乐于助人，大家更加高看他了。渐渐地，自卑的元叔成了寨子里一些群众的主心骨，许多人对种什么庄稼，做什么生意，都要找到元叔“论证”一下，做起来才感到踏实。就连谁家两口子生气了，也请元叔去劝导，元叔说出去的道理，人们信服。一来二去，元叔成了寨子里举足轻重的人物。 人们最佩服的，自然是元叔高超的医术。尤其是那次看好了刘继宗的怪病，在寨子里越传越邪乎，差不多成神医了。刘臭蛋说，元叔看病很有洋味道，诊断病情很准，是因为他在理论上有一套。打那以后，寨子里常见的疑难杂症，那几个略懂“岐黄”的赤脚医生，常常在束手无策的时候，让位于元叔处理。老话说，“同行是冤家”，他们开始是排挤元叔的，认为他不过是个自己摸索出来的医生，没有老师传授，缺乏理论功底儿，不是一个合格的医生。随着元叔在群众中的声望越来越高，他们不得不默认了元叔的客观存在，默认了元叔作为医生的价值。自己实在看不了的疾病，他们自觉地与病人家属商量：“不行，你们去请孙丙元来看看？”元叔到场与他们共同会诊，总是谦虚地请他们讲自己的看法，把他们说对的地方予以充分肯定，然后再作出处理。这几个医生受到抬举，没有不赞成元叔的。 到了后来，一般地说，只要谁家的大人小孩生了病，总是直奔元叔这里，请他去看。元叔挺责己，若是病人或者得病的孩子亲自到了，就认真地给予检查，在自己孩子的作业本子上，写个处方，告诉人家哪些注意事项，让他们到卫生所抓药，这些人就非常满意。小药铺里照样扣处方钱，却从来没有给元叔提过一分。在其他的情况下，元叔就把他们推给了村卫生所的医生。这是因为元叔虽然没有了阶级成分，却一直没有行医资格。人们理解元叔的苦衷，即使不给他们看病，也没有人抱怨他见死不救的。 大家都劝元叔自己开一个小药铺，干脆坐堂行医，元叔当然不敢冒这种风险。在他与孙二孬合伙开豆腐坊两年以后，有了点积蓄，他就把主房前边的院墙拆了，盖了三间房子，一间当做过道，另外两间办起了一个小杂货铺。开始时，元叔对进哪些货，虽然动了不少脑筋，并不全都适销对路，一年下来，利润差不多都变成了积压商品。 元叔琢磨出一套办法，就是在乡亲们来买东西时，若是没有的商品，他就赶紧记下来，及时补充货源。这是一种很好的社会调查方法，非常直接，立竿见影。比如啤酒这种饮料，那玩意儿像马尿一样，喝下去，苦苦的有一种怪味，远不如烧酒喝着痛快淋漓。谁也没有料到这种小孩们称作“尿酒”的东西，后来竟然会兴盛起来。元叔的小杂货铺，当然没有进过这种货。年轻人赶时髦，追着元叔要买啤酒喝，元叔就进了几件，一试销路很好，洋口味占领土嘴巴，几乎没有过渡过程。到了麦季，家家户户都要在元叔这里买走几捆啤酒，到麦地里干活时当茶喝，当“液体面包” 吃。一瓶啤酒下到肚子里以后，当饥当渴，喝得晕晕的，割麦的速度能够加快，并且不感到腰疼。时间久了，元叔的商品越来越丰富，小杂货铺办得很兴旺，盖过了双代点。双代点倒是年年亏损，终于办不下去了，高楼乡供销社就把它承包给了自己的职工，生意反而能够继续做下去了。 元叔从来不计较蝇头小利，在他站柜台时，给来买东西的人，足顶实数，几乎没有差价。四川女人才认为这样下去实在“要不得”，一般不让他在前边做买卖，自己和两个女儿当营业员。开始，她算账不很在行，小女儿总是能把价钱一口说出来，她才开始跟着元叔学习打算盘，粗通了算账记账的方法，没有多久就能独当一面了。 寨子里许多人在元叔的小杂货铺开业的时候，曾经嘲笑过他，说“山里人，有出息，穷死也不做生意”，很瞧不起元叔率先起步的举动。几个在外当工人的人回来说，县里领导们搞起了“星期日经济”。到了星期天，县委、县政府大院里的领导和一般干部都上街摆摊做生意，才让人感到眼热起来。那些临街的住户，有心做买卖，却没有这种胆量，羞羞答答的。他们没有仿效元叔做买卖，却首先仿效了元叔重新改造住房的办法，把院墙和大门统统拆掉，盖起了这种一间过道两间门面的房子。这种改造果然有用，不二年的光景，寨子里的各种生意兴旺起来，有的办起了电焊修理铺，有的办起了蒸馍组，有的办起了打面房。 杜思宝的叔叔杜凤梧，办起了一个木工房，主要产品仍然是做棺材。他的后院比较宽大，买了一台山东潍坊产的木工刨床，体力活得到了解放。因为地里的农活，不像在生产队那样，大家出勤不出力，出力不出汗，整天要挣工分，干不完的活儿。现在到自己的农田里耕作，有了活儿，自然抓得很紧，很快就能做完。农忙时间也有许多闲暇工夫，剩下很多的时间，就做他最拿手的“老屋”。前边的两间房子摆不下了，就摆在当街里。死人的速度当然赶不上他做棺材的速度，这东西又不能以销定产，在大街上摆满了棺材，很不雅观。发旺哥说：“凤梧啊，你做这么多棺材，卖不出去，敢情是留着自己用吧？”杜凤梧并不生气，他说，棺材是人人离不了的，你挑一口结实的，要是你今年去见阎王爷了，我不要一分钱，白送给你。发旺哥连说，骚气，骚气，朝着在当街里晒得龇牙咧嘴的棺材“呸”了一口。 高恩典没有资金，做不了大买卖，他的房子又不临街，从内蒙古回来以后，操起了在那里干过的老本行，到周围村子里收破烂。这东西很脏，一般人不愿意干。谁也没有想到，小生意里潜在着大利润，回收破纸板子、破塑料袋子、啤酒瓶子、白酒瓶子，有对半以上的利润。有些人不稀罕钱，干脆白送给他，这利润就是百分之百了。没有几年，高恩典盖起的小楼比干部家里的还好一些，人们才恍然大悟，称高恩典为“破烂王”，许多没有钱扎本的人，都效法起来，山里出现了一群收破烂的队伍，大家一窝蜂上来后，造成资源枯竭，收上一自行车破烂，要跑很远的地方。 大家越来越往钱眼里钻。过去，人们相互之间帮忙，是不计较报酬的，只要有劣质烟卷抽，有白面馒头吃，招待一下就行了。现在，慢慢没有了帮忙的说法，凡是能够央到的帮忙人，首先商定给多少报酬。只有在哪一家死了人这一点上，才真心实意地去帮忙，不再计较那么多，还保存着乡亲们之间美好的情意。老学究孙乃社家里翻修房子，儿子说，大工每天给人家十块钱，小工每天给人家五块钱，叫孙乃社感到既心疼，又惋惜，文绉绉地说：“世风日下，人心不古啊！”第57节 饭铺 就这部书的作者平心而论，县委书记痛批孙乃社的那首诗，一点也没有错，算不得没有水平。要是所有人都是孙乃社那个心态，整个大中国就会永远停留在农业社会。好在像孙乃社那样的人实在不多，我们已经看到，我们可爱的乡亲们正在试摸着一切向钱看了。向钱看，未必是坏事。人的善恶之分，只能从挣钱的手段去辨别，不能从挣钱的欲望去判断。欲望是经济发展的原动力。然而，人的欲望确实是无止境的，吃饱肚子想挣钱，当了皇帝想成仙。好多人深刻地意识到，仅仅指望扒拉那几亩土坷垃，肯定不能发家致富。 就说刘臭蛋吧，他在开萤石矿之前，为了圆自己的发财梦，曾经在高楼街开过两年饭铺。 刘臭蛋名字虽臭，做出来的饭菜却很香。他和杜思宝一道上学，上到初中毕业后，没有再去上高中，他爹让他跟他舅学习厨子的手艺。开始，刘臭蛋很不愿意学这种手艺，说是束条水裙，像个娘儿们，丢人现眼的。他爹说，你懂个屁，家有万贯，不如薄技在身。咱是饿怕的人，学了这门手艺，啥时候都用得上，隔三差五的，谁家请客时不央你？饿死客人饿不死厨子，你肚里肯定比别人有油水，要不是你舅会这一门手艺，别人还不一定教你哩。刘臭蛋想想也是这个道理，就开始跟着他舅学习刀工的本领。办了几次酒席后，很快爱上了这个职业。当然，开始的动机，纯粹是为了能够吃上大鱼大肉，到了后来，站在锅台前，油气都给熏饱了，反而吃不下去了，再也不眼馋大鱼大肉了。他宁愿在客人走后，吃上一个小蒸馍，喝一碗油花花的粉条汤。做这种活儿真是养人，没有多久，刘臭蛋裸露的肚脐眼深深地陷了下去，脸蛋圆了起来，脑门子上经常冒出一层油汗。 看到孙二孬和马玉花办了小砖瓦窑场，刘臭蛋想，老子不干则已，要干就干大的。他跑到高楼街，选中了计生办楼下的那几间房子，通过协商，给抓计生工作的副乡长和计生办主任送了烟酒，用很低的价格租赁过来。租赁费也没有立即拿出来，计生办主任说，你管我们吃喝抵账吧，这事情办得异乎寻常的顺利。那时候，上级提倡发展个体经济，有许多优惠政策，其他手续办下来，也不太复杂，头头们只要见了一条“白河桥”烟，两瓶“夜郎村”酒，办事的工作效率很高，不几天，刘臭蛋盘好了锅灶就放鞭炮开张了。 饭铺的生意一开始就很火爆，天天到了中午和晚上，十张桌子坐得满满的。刘臭蛋在村里带去了一个女孩，一个男孩，让他们端盘子洗碗，每月分别给两个孩子开三百块钱工资。这两个孩子白天干活很卖力气，就是晚上瞌睡大，刘臭蛋两口子觉得都是自己村里的孩子，把人家累坏了，对不起他们父母，就不忍心让两个孩子打夜作。发面、过油等备料活儿，都是自己干的，两口子天天忙活到深夜。他女人说，他爹，再这样干下去，我都熬不住了。刘臭蛋拿着算盘，“噼里啪啦”地一算账，这些天盈利不少，真是 “生意做遍，不如卖饭”啊，噌噌上升的数字，能让他女人的精神立刻抖擞起来。 我说是数字，就是说，不是现金。刘臭蛋扎本儿投进去的两万多块现钱日渐减少。都消耗到购买时令鲜菜、猪牛羊肉、油盐酱醋、味精调料、烟酒纸巾上了。他堂叔刘庆典为他拉了不少客户，都是乡直部门的干部，这些人吃喝是记账的。另外，街上的几个痞烂杆子，到刘臭蛋的饭铺吃饭，也要记账。刘臭蛋是从山沟里来的，知道做生意要活套一些，离不开这些地头蛇，不敢得罪他们，只得赔着笑脸，让他们在账单上签字。 最让人可气的是，这些痞烂杆子，在喝酒以后，对刘臭蛋带来的女孩动手动脚的，弄得小妮哭了几次，说啥也不干了。刘臭蛋好言相劝，偷偷地给这个女孩加了一百块钱工钱，女孩才坚持下来。到了后来，这女孩的脸皮渐渐地磨厚了，所有的粗话、脏话当成了耳旁风，对付伸出来的脏爪子，有一套既不得罪客人，又巧妙地婉拒的经验，客人们反而不怎么敢欺负她了。 乡干部们在吃饭喝酒前，没有那些痞烂杆子那样放肆。喝了酒以后，一样不老实，对着女孩说一些放肆的浑话儿，有时手脚也不牢稳。刘臭蛋看见了，上前对人家说：“对不起领导，这是我侄女，你们不要跟她一般见识。”这些人就很知趣，说话收敛一些，动作的幅度降低一些，到底比粗糙人文明一些。时间长了，刘臭蛋解释不及，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不再管那么多了。 开饭铺不让记账就没有多少生意，拉不到大客户。记账了一时收不上来，就得往里边贴现钱。刘臭蛋自己的现金贴进去以后，在亲戚家、朋友家和老同学们家里，转转借借，又在信用社贷了小额贷款，保持了资金正常流动，保持了饭铺的兴旺势头。 街上卖肉、卖菜的商贩，也不怕他赊账。刘臭蛋知道，长时间给菜贩们打白条肯定不行，人家也是做生意的，给你的肉、菜，已经比在街上买的价格低了许多，再不给人家结账，实在说不过去。隔一段时间，他就想办法付给人家一部分，不让人家亏本。这些卖肉、菜的小贩，知道刘臭蛋性子直，为人正派，不是赖账的人，乐意跟他打交道。有几家菜贩，干脆专门给刘臭蛋送菜上门，让刘臭蛋心里整天充满感激，感激这些商贩，感激来吃饭的领导们。但他留了一个心眼，知道部门记账肯定偿还得不及时，就采取了两种办法，一是“看人下菜碟”，对那些较穷的部门，像教办室、物价所那样的单位，脸色不好看些，对营业所、信用社这些财大气粗的单位，热情备至。对乡里的领导们和工商税务部门更是不敢得罪，怕他们一脚把自己的生意踢飞了。二是他把记账单位的利息加了进去，好在这些领导吃饱了，喝足了，非常大气，花公家的钱谁也不心疼，往往连账单上的数目看都不看一眼，大笔一挥，名字就在纸上熟练地龙飞凤舞起来。 到年底时，刘臭蛋搂了一下底子，舍去那几个痞烂杆子欠的几千块钱账，净赚了三万多块。这仍然是个账面数字，现金基本上扯平，略有剩余。计生办兑账后，还欠他一些钱，及时地还了，有钱的部门也都把钱还了。欠钱的大头在乡政府，只是乡政府的账不好要。乡长说，年底日子不好过，给你五千块钱，余下的两万多块钱，到年后再给你。乡领导确实没有埋没刘臭蛋的功劳，到过罢年在全乡的“三级干部会议”上，让刘臭蛋披红戴花，发了一张“致富能手”的奖状。 第二年，街上的小饭铺多了起来，并没有影响到刘臭蛋的生意。到了秋天，“小洞天”酒店开业，大客户呼啦一下子撤了过去，刘臭蛋的生意立刻清淡起来。刘臭蛋打听了一下，人家那里比他这里的服务水平和服务质量高多了，仅是人家从外地招聘过来的几个如花似玉的小姐，就是绝招儿。这几个小姐非常开放，对自己身上的敏感器官没有当成宝贝，客人想怎么办就让他们怎么办，客人们在那里享受到无穷的乐趣。上级来客，也要高标准接待，乡里的领导们嫌刘臭蛋的饭铺太土气，就不怎么来记账了。刘臭蛋不顾女人的强烈反对，也在门外写了“急招女服务员” 的广告，真有几个妮们来报名。一问都是本地人，一个也没法用。他女人说，他爹，咱就是不做这生意，也不能昧着良心害人，干那些缺德事儿，让乡亲们捣咱们的脊梁筋。刘臭蛋忽然觉得，开饭铺真他妈的太累，辛辛苦苦干了两年，落了一把白条子，就决定不再继续干下去了。于是，他一边讨债，一边做一些大路饭维持着，虽然赚钱不多，不赊账了，倒比以前好过一些。生意一走下坡路，送菜的变成了要账的，弄得刘臭蛋焦头烂额，疲于应付。 又到了年底，只剩下乡政府的三万多块钱要不过来，刘臭蛋捉襟见肘，急得恨不能抢银行。刘臭蛋亲自去找书记、乡长，书记乡长正为发不下来工资发愁，哪里有闲钱打发他？连五千块钱也给不了。当然，你整天赶着要账，“致富能手”也不能让你当了。 不到年底，刘臭蛋就回到马寨，卖菜的那一群人寻上门来大吵大闹，发旺哥又说起了风凉话：“看看，生成的舅子命，一辈子当不了姐夫，刘臭蛋现在成杨白劳了，谁让你们两口子生了一个带把的，要是生个闺女，也能当喜儿卖了！” 最可气的是，信用社催那一千块钱贷款不说，亲戚们也都上门哭穷要账，过去他们到饭铺白吃白喝算喂狗了！弄得刘臭蛋躲都没有地方躲，只得硬着头皮顶着，要命有一条，要钱办不到。他几乎隔几天都要上街找乡里领导们要账，听说他来了，乡里的领导比那些痞烂杆子还会耍赖皮，躲着不见面。他哥刘继先给他出主意，让他起诉乡政府，说现在允许行政诉讼了。刘臭蛋苦笑着说：“自古民不跟官斗，斗来斗去，我的那点钱全部赔进去也不够。就是赢了官司，也没有东西了。” 就这样，要了一年多，一个大子也没有要过来。到了第三年年底，他女人背着他，拿了一个农药“乐果”的空瓶子，装了一些清水，蹲在乡政府门口挤领导们。功夫不负有心人，终于见到乡长进屋了。刘臭蛋的女人说：“乡长，你们不还俺的血汗钱，俺已经过不下去了。”乡长和蔼地说：“嫂子，你再等等，我想办法还你们的钱！”女人说，我等不及了，你不给我钱，今天拴着日头下不来。乡长见这女人这么难缠，就想发火，女人掏出准备好的药瓶子，咕嘟咕嘟地喝了下去，然后直挺挺地躺在地上装死。乡长一看要出人命，慌了手脚，赶紧叫人拉她到乡卫生院抢救。同时，给书记汇报后，把财政所、计生办几家叫来，黑着脸，勒逼他们赶紧凑钱，给刘臭蛋女人结账。刘臭蛋女人虽说喝的是清水，里边还有农药残留，本来她对输水过敏，两种情况加在一起，真的头晕了好长一段时间。 这事发生以后，乡里交代严格保密，但还是慢慢地传了开来。别人再仿效这种要账办法就不灵了。刘臭蛋真的感激自己老婆。要不是老婆舍命相搏，这点钱不知猴年马月才能要过来。倒是那几个街上的痞烂杆子，让他认识了几个倒卖萤石砂的贩子，为他后来开萤石矿创造了机遇。 当刘臭蛋整天为自己欠钱发愁时，他哥刘继先上访告状越来越上劲儿了。第58节 上瘾 上访告状这种营生，容易上瘾。这同去法院打官司一个道理，只要陷了进去，就会纠缠不休，不容易拔出来。刘继先自从那次带领刘继省等一帮人，告了村组干部以后，挨了一顿暴打，与刘庆典结下了不共戴天的冤仇，一肚子死血窝在心里，就走上了长年上访的道路。 他把自己整理的刘庆典十大罪状，写成了满满七页纸，到县城打印了几十份，送到信访局。信访局的领导热情接待了他，安排人听他反映问题。负责听情况的这位科员，比较年轻，也可能正在热恋季节，获得了无比的幸福，所以这一天心情特别好。接待他时，远不是人们常说的“门难进，脸难看，话难说，事难办”，而是和颜悦色，还给他端了一杯开水，扔给了他一支烟卷儿，让他非常感激。 刘继先前三皇后五帝地讲述了刘庆典支书的所有错误，说刘庆典简直就是村霸，炮敲他十次都不亏。科员耐心地听完了他反映的问题以后，答应把他的上访材料转给有关部门，及时给予处理，让他回家等候消息。刘继先觉得上级机关就是比下级强得多，异想天开，天真地要和那个科员建立朋友关系，那个科员鄙夷地笑笑说：“这又何必呢，我们本来就是人民的朋友，专门给人民群众解决问题的。”刘继先头点得像鸡子叨麦子一样，连连说：“对，对，当官不给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碰上你这个领导，我算是碰上包青天了。回去后，我等候消息。若解决不了问题，我还会来找你。” 那时候，村级的集体经济全面弱化，全县三分之一的村班子处于瘫痪状态。县里领导对此十分重视，成立了后进村“治理整顿办公室”，让每个乡镇报上来三至五个行政村，进行治理整顿。县整顿办公室从县直抽调人员，组成工作队，派到这些地方。我们马寨村近几年来，各项工作处于落后状态，上缴统筹提留、安排种烟面积、落实节育措施等任务，没有一项唱“响戏”的，件件“拽蛋”扯后腿，乡领导十分恼火，就把我们寨子当做后进村报了上去。 这年头，各种名目的工作队，像“扶贫”啦，“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啦等，年年都要下派。这些工作队煞有介事，工作方案条理清晰，领导讲话头头是道，汇报工作扎扎实实，实际作用却微乎其微。因为大家都在埋头干自己的营生，对政治似乎不太关心，除非带着钱物下来，老百姓们并不欢迎他们。明智的工作队，“老公鸡屙屎——头橛子硬”，在开始务虚的一段，还能够住在村里大呼隆一阵子，应付上边检查，后来就蜻蜓点水，每次下来，到村干部家里吃一顿饭，喝一场酒，拔腿就走了。 可这次派到我们马寨的工作队就不是这样，工作非常认真。带队的是县农牧局一个退二线的老副局长，姓周，是一个党性原则非常强的老同志。本来，这老头对自己退了下来，不能发挥余热，经常牢骚满腹。这一次，局里抽调人员时，人手不足，就请他出山。老周得到重用后，革命热情像火山一样喷发出来。到了村里，无论刘庆典怎么请，也不到支书家里吃饭，坚持自己做饭吃，在其他队员肚子里骂他“大傻帽儿”，不识时务时，老周不为所动，严格地按照上级规划的步骤开展工作。没有几天就把刘庆典惹火了，和他吵了一架，说他：“老母狗坐花轿——不识抬举！”然后到乡里找领导大闹一场，扬言要驱逐这个“鸡巴工作队”。 刘庆典在支书的位置上，干了将近三十年了，属于资深的那一茬老支部书记，历届领导都很尊重他。偏偏遇上这一位新来的书记，年轻有为，想干一番大事业。而且没有同苏凤仙好上，没有牵挂。他和老周一样，成为刘庆典的克星。这位书记上任以来，部署的工作任务，只要不合刘庆典的心意，他就带头硬顶，书记打心眼里讨厌他倚老卖老，本来就想抓把柄把他捋下来。这一次，借助这股东风，从清财入手，挖出了不少问题。老周把问题集中上来以后，乡党委经过研究，撤销了刘庆典的职务，并且通过对全寨子十几个党员认真考察一遍，发现了人才，把那个会念“幺拐洞”的退伍军人刘庆河扶到了支部书记的位置上。 这一切内幕，刘继先并不知道。自从工作队进村的那一天起，他就以为是他那七张稿纸起了作用。把刘庆典扳倒后，刘继先在自己门前放了一挂很长的鞭炮，庆贺自己上访告状的胜利。 刘庆河一上台，刘庆典就想串通一部分人，找新任支部书记的碴子，但没有几个人肯听他的。群众对刘庆河十分拥护，安排工作，叫干什么就干什么。再加上刘庆河很会办事儿，在全村群众大会上，历数了刘庆典执政期间的一些群众公认的政绩，让刘庆典有了面子，从此对刘庆河不再抱有严重的抵触情绪，我们马寨又由大乱走上大治，一度成了高楼乡的先进村。 有一天，刘继先到新任支部书记刘庆河家，对刘庆河说：“六叔，我终于扳倒了刘庆典！”话里边很有点表功的意味儿。刘庆河却不吃这一套，虎着脸说：“继先，以后再不能当二流子赖汉了，你要是再聚众赌博，看我不收拾你！”刘继先一听这话，脑门子蹿火，再一次走上了上访的道路。 俗话说，行行出状元。一个人无论干什么事情，只要潜心钻研，就能够钻出名堂来。刘继先自从迷上上访以后，再也没有工夫参与赌博，只是偶尔手中没有了吃饭钱，就到车站附近翻“黑环儿”，糊弄几个钱花花。他把主要的精力全部投入到告状上面，访了几年以后，颇有收获，颇有心得。 一开始，他从翻案的角度出发，为自己鸣冤叫屈。他对信访部门和纠正冤假错案办公室的领导反映，自己“不仅不在帮派体系，而且同老支部书记一道，坚决地同极左路线进行了斗争”，要求上级为他平反，恢复他的党籍和职务，补偿他受劳动教养的损失。有关部门认真审查了他的档案材料，知道他劣迹斑斑，拿出他自己按着红指头印子的供词，驳得他只剩下狡辩，没有证据说出能够平反的理由。 后来，刘继先发现，其他的告状人，都是以揭露腐败为主要内容，往往成效不小。他本来就对刘庆河越来越不满，于是，不再纠缠自己的陈年旧账，开始把斗争的矛头对准了乡、村两级干部。他开始从报纸上搜集了许多上级文件，粘贴了满满的几大本子，从各个方面抨击现在的乡、村领导，抨击腐败现象，抨击强迫种植烟叶等。那时候，各级领导的这些毛病是很容易找到的，刘继先猛烈地展开抨击，大有一点美国“在野党”的味道。 渐渐地，刘继先觉得自己孤掌难鸣。他想，“老子为你们打抱不平，你们当缩头乌龟不行，要干大家就一块儿干”。于是，开始鼓动一些对现实不满的人，一块儿上访告状。别人不愿意参加，又觉得他是为自己出气的，就有人给他凑份子，给他提供一些赞助。吃到甜头以后，他又抓住一批人的不满心理，怂恿大家告状。后来，在我们马寨行不通了，他就到其他村串联。这年头，人们的生活好了以后，“拿起筷子吃肉，放下饭碗骂娘”已经成为普遍现象，老百姓对各种集资、摊派、罚款心怀不满，恨不能找机会出出气，愿意出钱让刘继先为民请命，慢慢地形成了一种势头，刘继先又成了我们这一带响当当的上访代表。 有一次，他组织了几个村的群众，开着手扶拖拉机，拉了百十个人，为了抵制上缴农林特产税，到县政府去闹。政府有人出面，要求去几个群众代表直接对话，大家就把他当做群众代表推了上去。领导逐个问了代表们的情况后，了解到他不是这几个村的人，说他没有代表性，把他赶了出去。他一走，几个代表没有了头领，其他人拙嘴笨舌的，说不出个道道儿来，这场群访来势凶猛，一泡尿就给浇灭了。事后，上访的群众抱怨他临阵脱逃，他反过来骂这些人是天生的笨蛋，双方闹得很不愉快。这件失败的上访活动，让他的形象大打折扣，从此再也没有人跟着他跑了。 人们以为，刘继先从此不会再上访了，其实不然，刘继先上了瘾，他已经和县里领导机关的一些工作人员混得飞熟，领导机关大院附近的小饭馆都对他很熟悉，有油水的残汤剩饭没有少免费让他吃。他去县里上访，就像是去上班、串门一样，混迹在各种上访队伍中，天天可以见到他的身影。 刘继先不停地上访，在寨子里混成了臭狗屎，没有人肯搭理他。好在他一直在外边跑，寨子里很少见到他，人们以为他可有可无，连他的两个弟弟刘臭蛋和刘继宗都差点忘掉了他。刘臭蛋正在为自己的小饭铺关张后要不回来钱闹心，他们的三弟、刘家老十五刘继宗的病一直治不好，成了村里最贫困的一户人家。第59节 空壳 刘庆河当上支部书记后，就开始作难。刘庆典不愿意交出来的是权力，愿意交出来的是一个烂摊子。 刘庆河第一次召开村“两委班子”会议时，计生专干兰秀娟率先向他发难。兰秀娟话里有话地说：“庆河，兵有头，将有主，庆典哥不当支部书记了，俺拥护你。你年轻有为，相信你一定能够带领大家脱贫致富奔小康。我代表大家提一条要求，就是请你先把我们这两年的工资清了，现在当干部是干拉磨不吃麸子，君买臣心，你总得有所表示不是？”兰秀娟这么一说，大家随声附和。 刘庆河皱了皱眉头，问村主任胡顺盛，真的两年没有发工资了？胡顺盛说，真的。刘庆河又问村文书刘继山，年年都收村提留，这些钱都到哪里去了？刘继山说，那一点钱根本不够打发要账的。刘庆河问，村里到底欠多少外债？刘继山说，不多，就十来万块钱。刘庆河火了，十来万块钱，你还说不多。刘继山辩解说，真的不多嘛，有的村欠外债几十万。刘庆河问，咋会欠那么多外债？胡顺盛说：“零碎吃瓦碴儿，打总儿屙砖头，日积月累，债务就上去了。”至于具体是因为啥，大家都碍于刘庆典的虎威，谁也不肯说出来。 会议下来，刘庆河与胡顺盛和刘继山等人逐个座谈，才初步澄清了底子。 原来，自从分田到户后，村组两级的财产分光了，大队的那个染坊曾经保留过一段，后来没有人染布了，就倒闭了。村里的一切开支，全靠收统筹提留过日子。统筹费是要上缴乡政府的，村提留用于村办事业，主要给村干部发工资。村民组长们没有工资，每月只有十块钱的补助费。前几年，干部们的工资标准定得很低，也就是二三十块钱，收上来的提留，还可以发下去。到了后来，逐年上升，按说向村民收的人头费也增加了，维持下去，也不成问题。恰在这个时候毛病就出来了。 上级号召大办乡镇企业，要求各村上项目。这事情说起来容易，办起来挺难。究竟上什么项目，让村里几个干部们研究来研究去，拿不出主意来。正在打瞌睡时，有人送来了枕头。 当大家被上级逼得发愁时，副乡长刘继昆给村里引来了两个外乡人，推广一种织袜子、手套的项目。那两个精明的外乡人，在刘庆典他们热情的招待下，一场酒下来，就和刘庆典称兄道弟。他们谈的条件很优惠，由他们向村里的群众提供织机，每台织机原价一千八百块钱，先预收一千二百块钱。其余的钱，靠收上来的成品袜子、手套抵账。当然，也不是一下子抵完，每双袜子、每副手套给村里提一毛钱，给群众发一毛钱。抵完以后，各户落下一台织机，到那时候，人家专门来收购成品袜子和手套。当然，原料钱由群众负担，那种棉纱线其实要不了几个钱。刘庆典很兴奋，和文书在一起算了一笔账，一家一台织机，全村可以安排三百四十多台，村里每个月从一台织机上提十块钱，就是三千多块。一年下来，村里可以收入三四万元，同时可以带动千家万户致富。 由于设备和销路都不成问题，刘庆典支书通过召开“两委班子”会、村组干部会和群众大会，认真组织动员，这个项目就轰轰烈烈地干了起来。但是，乡亲们说，一户交一千二百块钱，要卖两头大猪才能凑够，有一些人一下子拿不出这么多。村“两委班子”研究决定，一户暂收八百块钱，其余四百块钱由村里立约，从信用社贷款，到麦收以后，从群众交粮的款中扣除，大家就接受了。 那两个外乡人拉来了机器，带了十来个技术员，分别到各家各户帮助安装，并教会人们织袜子和手套的技术。外乡人信誓旦旦地说，这袜子和手套是供应俄罗斯的，要常年供货，而且供不应求，一定要保证质量。现在俄罗斯人正和美国的“车沉”、法国的伊朗打仗，那地方远在北极，冰天雪地的，哈出去的气成冰，尿泡要用棍子敲。抱着火箭弹那种冰凉的铁家伙，士兵们不戴两双手套，穿几层厚袜子，是受不了的。有一些年轻人好像懂得，问他们说，车臣是俄罗斯的一个地区，伊朗是个独立的国家，怎么变成了美国的和法国的？这两个外乡人不耐烦地说，反正这是出口产品，马虎不得的。 这两个外乡人很守信用，第一个月刚到月底，就来马寨收购成品袜子和手套。对有一些农户做得太不像话的，也勉强地收了，说是这种袜子和手套供应出去，人家肯定是不穿不戴，不过也可以用来擦炮弹。按照合同数额，家家户户发了一些手工钱。临走的时候，两个外乡人偷偷地塞给了刘庆典支书一千块钱，说是感谢刘支书的大力支持，刘庆典就笑纳了。 到了第二个月底，这两个外乡人没有来，大家以为可能人家业务繁忙，继续抓紧生产。到了第三个月，左等右等，还不见这两个外乡人的踪影。支书刘庆典急了，亲自到乡里找到副乡长刘继昆，刘继昆马上打电话给那两个人联系。拨出去的电话，电脑话务员提示说：“你拨打的电话是空号！”刘继昆的脑门子上立刻冒出了一头冷汗。事情很明显，他们受骗上当了。原来，这批破机器只不过值二三百块钱，他们卖设备，在我们马寨就净赚了三十多万，在其他几个村推广，也是同样的手段。 所有的设备停止了运转，放在群众的屋子里生锈。寨子里的群众怨气很大，说村干部尽他妈的坑人。欠信用社的贷款，自然是收不回来了，村里一下子亏空了十二三万元。好在群众手里都落下了一台织机，还有一些没有用来擦炮弹、只能用来擦自行车的袜子、手套和烂棉线，大家干瞪眼没有办法。 从这以后，统筹提留不好收缴了，村里给群众结算粮食钱时，该退给群众的一概给群众打“白条”。这个打“白条”的办法，实在是出于无奈，因为信用社的贷款还不起，高额的利息还是要还的，你群众不摊钱，叫村里怎么办？ 这些情况，刘庆河心里是清楚的。他手里就有一把村里欠他的白条子。要在过去，他还可以向村干部要钱，现在自己当上了支部书记，这白条子只能成为废纸了。他不知道的是，连年来，村里在收缴统筹提留的时候，年年都收不齐，乡里的一块儿必须保证，村里的提留款就不能足额收到。有时，为了赶进度，乡里在村里尚未收齐时，让村里立约，在乡信用社贷款，先保证乡里的那一块儿。这样一来，村里的债务年年累加，哪里还有钱给干部们发工资？不过，村里猫渍狗尿地收一点上不得账目的钱，偷偷地给干部们发了一些，不算工资，只能算作补贴。同时，在高楼街开会，大家吃烩面的钱，都记在了饭铺里。“赖好当个官儿，强似卖水烟儿”，在村里跑些事儿，相当吃得开，到乡里找领导办点私事儿，也比老百姓强，当干部还是有许多好处的，所以大家宁愿苦熬着，也没有人撂挑子。 刘庆河把自己这几年的积蓄拿出来一万多块钱，说是借给村里的，每个干部多多少少给了一些，把班子和组长们稳住了。大家觉得，新支书就是比刘庆典好，关心部下，心齐了，气顺了，干工作肯卖力了。只有刘庆河的老婆有点不高兴，对刘庆河说：“他爹，要是照这样下去，咱家就弄穷了，这支书咱不当也罢！”刘庆河心里乱糟糟的，连在床上安慰老婆的心情都没有了。第60节 开矿（一） 这几年不知怎么啦，春季连连大旱天。我们寨子的南河、北河，过去常年流水潺潺，平时清亮见底儿，到了夏季，山洪暴发时，才狂流一些发出黑黄颜色的河水。这是因为山上的植被好，下了大雨，等于为葱茏茂密的树木花草洗净了身子。我们寨子两旁的河流，满河长的都是茂密的鬼柳树（学名枫杨柳）。这种树喜水，能够长在“砂石坝子”里，主根、须根把河道固定得很好，限制了洪水泛滥，年年发大水时，河道很少滚来滚去的。那时节，鬼柳树是一道风景，最好看的时候，是在鬼柳树发芽的初春，站在山上朝下望去，两道河的岸边上，一片嫩黄色，就像铺上了两条金色地毯，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 分田到户后，河道里的鬼柳树也给分了。大家也许怕再归大堆儿，争先恐后地把分给自己的几棵大树出了，卖给了树贩子。开始时，还能够卖上价钱，后来稀乎烂贱地处理了，谁也不心疼。等县林业局的人知道了，火速赶来制止这种乱砍乱伐行为，已经晚了。因为到处都是这么做的，法不罚众，他们只是象征性地挨家挨户收了一些罚没款，张贴了严禁乱采乱伐树木的通告，一度遏止住了伐树的势头。 后来，因为过去人口增长过快，土地资源缺乏，上级又号召治山整地，各村到了冬季，就组织群众在山上围垦建造梯田。领导们的心情和出发点无可挑剔，不料想有一利就有一弊，增加了耕地面积，却严重地破坏了植被，自然环境急剧恶化，春旱秋涝，年复一年。中央电视台说，这是“厄尔尼诺现象”，老百姓弄不懂啥现象不现象的，反正我们寨子到了春天，南河和北河的河道干枯，乔木枫杨柳变成了一丛丛灌木的鬼柳树茅子。一到夏天，山洪暴发，黄龙般混浊的河水，奔腾咆哮，把这些鬼柳树茅子，连根卷走。要不是刘庆典从县水利局要回了一些小流域治理的钱，在南河修了几道防浪墙，离寨子最近的南河早就滚到了寨子里。洪水过后，原来满河的大石头不见了，被深深地埋在了粗砂下面，河道成了暗河，过去的明水流不见了，到处都是晒得耀眼的砂粒。即使有水的地方，妇女们到河里洗衣服，竟然找不到一块搓布、捶布的石头。 刘臭蛋就是因为动手早，率先把分给他的那百十棵鬼柳树砍掉后，才有了积蓄。我们第八村民组的河道面积大，所以家家户户分的树比较多。刘臭蛋首先把他分到的树用白石灰圈了起来，请了一帮子年轻人，喝着啤酒，唱着梆子戏，把树出了。不到十来天时间，就成了暴发起来的万元户。等别的群众灵醒过来，树价大跌，同样的棵数，卖到的钱不到他的三分之一。有些人家，砍下来的树，好长时间没有人收购，只得垛在院子外边。 那年头，人人都做着发财梦。刘臭蛋两口子有了这些钱后，他女人一分也不让动，自己也舍不得花，全部存在了村信贷员那里生息。当人民币的“五十元”、“一百元”票面出现后，人人都传着，票子眼看“毛了”，不值钱了。两口子才发了慌，赶紧拿这些钱到公社（那时候人们习惯把乡仍然称为“公社”）办了饭铺，不两年，把老本赔了进去，还欠了一屁股债。刘臭蛋上天无路，入地无门，干起了卖豆腐的行当，渐渐地又积攒了两千多块钱。叫他始终想不通的是，在街上开饭铺时，那些痞烂杆子结识的朋友，整天吃吃喝喝，游手好闲，却不知在哪里有大把大把的票子赚。一次，他到街上去，见到了一个痞烂杆子朋友，向人家讨教赚钱的办法，那家伙神秘地说，你到县水泥厂看看，自己揣摩吧。 刘臭蛋信以为真，到水泥厂蹲在厂门口看了几天，只见进进出出的不少车辆，一个个灰头土脸的，拉进去的是原料，拉出来的是“洋灰”。最后的一天，他终于碰到了一个曾经在他的饭店里吃喝过的人，这人正是痞烂杆子的朋友，说了半天，这人才想起他是谁。这人告诉他，我在这里倒腾萤石砂，一吨本钱十块多，卖出一百三十元，刨除送礼花销，还可以挣到八十多块钱。他说，能不能让我跟你一块儿干？这人说，这怎么行，我花了好大本钱才打进去的，你如果想干就自己干吧。他又向人家打听，怎样才能打进去，这个朋友同样神秘地说，路道你自己去摸吧，我能够给你提供这些情况，就算是很对得起你了。这人实在瞧不起他，不屑一顾地想，一个“土包子”，还想做生意？谅你也没有办法打进去。 刘臭蛋从下班的工人那里打听到，管供销的副厂长很当家，说话算数，只是不太好见面，也不太好说话。有了这个信息，刘臭蛋就想孤注一掷，他买了一条香烟，给厂办公楼的那个死筋的门岗送去。这个门岗曾经拒绝过他进大门，见到这条不值五十元的香烟眉开眼笑，一个劲儿地问他找谁。他说，我就在你这里坐坐，要是管供销的厂长来了，你指给我看就行了。门岗说，好办，好办。 等那个副厂长骑着车子来上班时，门岗真的指给了他。他尾追着这个厂长去了人家的办公室，没有扯上几句闲话，副厂长问他有什么事情。他把早已准备好的两千块钱装在一个信封里，拉开副厂长的抽屉塞了进去，二话没说就走了。 那个副厂长下班以后，出了大门，没有走多远，就碰上了他。副厂长笑着说：“你这个人真是的，也没有说啥事就走了，我还一直在纳闷，不知你有啥事要说？” 刘臭蛋说：“明人不说暗话，我也想往你这里送萤石砂，你得答应我。请你相信我，反正我也不会白给厂里送。”副厂长装作为难的样子，想了想说：“行吧，念你是个实在人，只要保证质量，想送萤石砂你就送吧。” 得着这句话，他等于听到了圣旨，恨不能给副厂长磕头。出来后，忽然想到，自己把仅有的两千块钱全部送进去了，连一点本钱也没有。盘算了半天，自己已经没地方借钱了，就让他女人回娘家向老丈人打饥荒。他女人给娘家爹一说，那老汉气得火冒三丈，对女儿说：“别说没有钱，就是有，也不给这个败家子！”他女人哭哭啼啼回来，把刘臭蛋骂得进不了屋子，一跺脚走了。刘臭蛋想，人背时的时候，真他妈的，盐罐子里生蛆，喝凉水塞牙，放屁崩烂脚后跟儿，没人敢招惹。想起《水浒》中杨志卖刀的故事，英雄途穷时不过都是如此。等老子有了钱，让你们巴结也来不及。他女人见这个狠心的人竟然走了，又哭了一场，哭着哭着，想出了去乡政府讨债的妙计。 刘臭蛋跑到北山的一个位置偏僻的萤石矿，见到矿长，说自己想赊一些矿砂。谁知道，运气来了门板都挡不住。矿上的那些矿砂是下脚料，没有人要时干占地方，这个矿积压了好些矿砂，并且质量很好，却因为太远，路不好，没有人愿意来拉，一直堆在那里。矿长为这些矿砂经常发愁，正在瞌睡时有人送来了枕头，马上以不到十块钱一吨的价格赊给了他。刘臭蛋找了几辆没有活儿干的小四轮拖拉机，许给他们高运费，正式开始了往水泥厂运送矿砂的生涯，不久就搞到了第一桶金。 刘臭蛋东山再起后，不满足现状，还想干更大的事情。他通过长时间的摸索，慢慢地摸到了开萤石矿的秘密，知道投资虽然不小，利润更大。他又从县矿管办了解到，我们马寨的后山上，也有萤石矿，就把卖矿砂赚到的全部资金投到了开萤石矿的事业上。上边正在提倡发展乡镇企业，他仍然像上次开饭铺一样，给有关人员送了不少好处，办来了开矿许可证。然后请来技术员，选了一个好位置，开始打矿井，再一次到了山穷水尽的时候，找到了矿苗。矿线挺窄，但是足够刘臭蛋吃了，没有两年，刘臭蛋成了我们那一带的首富。盖起了洋气与土气相混合的楼房，后来还到唐都市找杜思宝和孙二孬，买了一辆小汽车。他与老丈人家的关系又和好如初，只是他从来不去走这门亲戚。朋友们又多了起来，围着他嘤嘤嗡嗡地转，自己不得不用香烟、酒、肉，养他们这群食客。刘臭蛋如同众星捧月一样光彩，心里却知道一个颠扑不破的真理，“穷到大街没人问，富在深山有远亲”。 在刘臭蛋三起三落地搞事业的时候，孙二孬稳步前进，由开办砖瓦窑场，挣了钱后，打起了开金矿的主意。第61节 开矿（二） 当年的小姑娘马玉花肯嫁给孙二孬，完全是因为马玉花及其父母看中这小子有志气。一个半大小伙子，带着一个两三岁的小妹妹，日子过得艰难而且感人。马玉花在那些年中，曾经背着爹妈来偷偷地看过孙二孬兄妹，起初是因为两个人是老同学，一半是感情，一半是出于同情，后来就朦朦胧胧地产生了爱情。 马玉花的父母年纪大了，有三个男孩子一个宝贝女儿，正应了“仨娃儿六个蛋，比着不管饭”那句老话，把三个媳妇娶进来以后，都不够孝顺，一个个都闹分家。分开后，儿子们连一挑水也不给父母担了。 老两口见养儿子没有用处，就把养老的希望寄托在女儿身上。他们对女儿将来嫁什么人极其挑剔，又很尊重马玉花的意见。当他们张罗着为马玉花找一个合意的婆家时，马玉花向二老说出了自己的心事，两个老人到我们马寨孙二孬的家里看了看，除了家里穷一点以外，没有什么其他毛病。 孙二孬在生活的重压下，造就得比同龄人成熟。若把隐私抖搂出来，这小子具有杂种优势，长得很帅气。况且已经没有了爹妈的拖累，最合乎马玉花爹妈的择婿标准。所以，两下里私自商量好以后，孙二孬又央着元叔公开保媒，亲事如同闪电一般地定了下来。 马玉花爹妈看出两个年轻人生米已经做成熟饭，什么也不要，把女儿嫁了过来，果然没有失眼。直到后来，孙二孬在唐都市做大生意，整天在酒场和欢场里泡得纸醉金迷时，却始终对马玉花的父母孝敬得无微不至，都是因为有这么最初的原因。孙二孬报恩一样地为两个老人，做完了他们的三个儿子所不能办到的一切，这是我们这一带有口皆碑的事实。高楼乡计生办的人员，一旦向群众宣传，一定把孙二孬和马玉花的故事，当做典型例证，说生儿子不如生女儿。这种宣传，让马玉花的三个哥哥和嫂子们很有意见，但孙二孬有的是钱，经常接济他们，他们还是能够忍气吞声的。马玉花的大嫂公平地说：“咱家的小花太孝顺了，轮不到我们，表扬他们我们应当感到光荣。” 在上个世纪80年代，有一个最时髦的词是“乡镇企业”，“大力发展”的高调唱了许多年。上级和乡亲们一样，都是想快速致富，他们在各种大小会议上反复说，无农不稳，无商不活，无工不富，乡镇企业是农业走向工业化的必由之路，是县域经济的半壁河山，是解决农民离土不离乡的有效途径。为了加快发展步伐，层层下达了高指标，乡镇企业的产值数字，年年都有重大突破，不管有没有利税，考核领导政绩靠的就是产值。县里带领各乡镇的领导，到外地考察了一遍又一遍，还搞过多次乡镇企业产品展览。 最早一点办展览的那一年，是在县城东关的大街上，搞了一次产品展示活动。县里出高额的奖金颁发给优秀乡镇、优质产品和优秀组织工作者，把全县各级的积极性大幅度地调动起来。各个乡镇领导使尽了浑身解数，想尽了千方百计，力图在这场“临潼斗宝”一样的盛会上夺魁，各种产品琳琅满目，摆满了一街两行。 现在的人回到那个时代仔细看看，肯定觉得滑稽可笑。大家都把自己封为“中州名镇”、“工矿之乡”，高音喇叭不停地哇哇叫着，宣传着自己乡镇的成果。其实，那么多展台上摆着的东西，没有什么高精尖的产品，不过是过去常见的东西。多数乡镇，把自己农修厂的铁匠炉、木匠铺做的商品摆了出来，有犁面、犁铧、耩地用的耧，还有油漆得明亮的捷克式立柜，装上一面能够照着全身的穿衣镜，让一些即将出阁的女孩子流口水。有些乡镇的产品简直拿不出手，把已经没有人穿的布鞋、花鞋垫儿，做饭用的莛子“锅拍”（锅盖）、蒸馍用的箅子，下雨时穿的木泥屐儿，小孩子冬天打的“皮牛儿”，都当做手工造的工艺品摆在颇为显眼的地方。更多的是一些食品，说是农副产品深加工，有粉条、粉皮、豆腐筋，用塑料袋子包装起来。有个乡镇，干脆在展台的后边办了一个饭铺，让观众边尝边看不要钱，煮出来、炒出来的都是乡镇企业产品。 还有一个乡镇，用麦秸火、杀猪锅，炕了十几个四五十斤重的大锅盔，一溜儿排开，威风八面。这种大锅盔，是我们那里的特产，已经没有了水分，类似于压缩饼干，是古代供应战场上浴血奋战将士们的食品，现在成了乡镇企业的产品，居然获奖。这种大锅盔，看上去像个锅盖，纹路上焦黄发黑，走到跟前，发出诱人的烤麦香味。展览快要结束的时候，工作人员就把它分吃了，边吃边说，“呸，呸”，这么大的“扑土味儿”。 孙二孬和元叔合伙开豆腐坊的时候，上级还没有提倡发展乡镇企业，但他们干了两年，从此垫着了家底儿。元叔开小杂货铺后，孙二孬看准乡亲们即将兴起盖房热，就搞了一个砖瓦窑场，当然，他的产品也被乡里征集上来，拿到县里展览，高楼乡的个别工作人员一开始不知道这是展品，把那些青砖都用来支了桌子，只把小青瓦摆在了台上。 等乡亲们差不多都把自己的草房换成了青砖、青瓦房后，孙二孬觉得做这种活太累，还有好些老陈账不好讨要，就把它转让给了别人。几乎与刘臭蛋开萤石矿的同时，孙二孬到山上开起了金矿。我们周围的山上，确实有零零星星的“鸡窝矿”，有一些古采洞，有力地证明着金矿的存在。活该孙二孬有福，搞了下去不久，找到了一窝子金矿石，是一些一摸下去一手红的石头。把这些矿石，放在碗里研磨一下，用清水漂漂，在阳光下，可以看到闪闪发亮的金子，品位相当高。开了几吨矿石后，再挖下去，就断了线，再也找不到了，让兴奋如狂的孙二孬很泄气。其他人听说孙二孬开出了金矿，纷纷仿效，一下子冒出了十多家开金矿的。 从那时起，南河和北河的河床边上，支起了十几盘红汞碾，这种碾不是石碾，是用生铁铸成的，周围圈着铁槽子，下边马达带动着铁磙子，装进矿石，加上水银 ——这玩意儿吸附金子，红汞碾不停地用水管子注入清水，金子和汞亲热地欢聚在底部，其他杂质被碾碎后，和浑水一道流了出去。两岸缺水的河流，流下去的是红颜色的水。发旺哥说：“这就像妇女们流出的血水一样，又脏又臭。”刘继先扬言要告这一帮子金矿迷，说他们严重污染了环境，这几家开金矿的人聚在一块儿商量了一下，知道他是借上访之名“敲竹杠”的，为了不影响经营，给他对了一点钱，封住了他的嘴巴，他就没有上访告状。 孙二孬到底搞了多少金子，财不露白，谁也说不清楚，我说他搞了一百多万元，大家都不会相信。有的说不止这些，应该有三百多万；有的说，也不过六七十万元。反正大家都知道，孙二孬炼金子的时间，全部是在深夜里进行的。在这种时候，没有一个人在他身边，人们从来没有见到过他用的是什么设备，只听到，一个小电动鼓风机一股劲儿响了几个月。这期间，他白天出来时，眼睛珠儿红得像吃了死孩子。他还雇用了两个年轻人，几个月不离他的宅子，出门时不离他的身子，防范严密。后来，他把这两个年轻人一直留在身边，这两个年轻人对他十分忠诚。人们只要见到这两个年轻人有工夫和大家玩了，那一定是他已经把浮财转移了。人们非常佩服孙二孬的机警与聪明。最让人佩服的，是他能够急流勇退，见好即收，当高楼乡派出所的警车来我们马寨宣传，要治理整顿金矿秩序时，他就金盆洗手，不再干了。 他用孙丙豪给他的钱，等他妹妹孙丫丫医科大学毕业后，他托人把妹妹安排到市里最高级的医院上班。接着，又给妹妹在唐都市买了一套房子，装修好以后，交给了孙丫丫，让她一个人住在一套豪华房子里。孙丫丫的富足，惹得单位的同事们非常羡慕，说她有个好哥哥。这个好哥哥停止开金矿以后，先到县城干了一气房地产开发，再一次发了财。也在唐都市买了一套更大一点的房子，然后把丈人、丈母都接去，一家老少过起了城市生活。他的房地产开发公司，兴旺发达，他能够把市里的大领导，哄得围着他团团转，这自然是后话。不过，孙二孬从来没有忘本，他有空经常回到马寨去。他在马寨的那套楼房，让他父亲孙满仓的一个较为老实的堂弟居住，说是看门，其实明眼人都知道，等于白白地送给了人家。尤其是每年春节，孙二孬和珠光宝气的马玉花总要回到村里，办上两桌酒席，请一些亲友，把元叔总是请在第一席的上座。但是，刘庆典一直到死，都没有吸过孙二孬一支烟卷。 十几年的光景中，我们马寨的贫富差距确实拉开了，刘继宗、孙松寅等几家乡亲还在最低的温饱线上挣扎。第62节 扶贫 有几年时间，孙乃社常常写一副老得掉牙的对联： 春前有雨花开早， 秋后无霜叶落迟。 这几年，因为天气应不了景，他不再这样写了。春天常常没雨，花不会开得早了。不过，这花儿该开还开，节令这东西不饶人，也不饶花朵。就好像政策不适应时，照样有投机倒把，政策适应了，有的人更加富得快一个道理。 当孙二孬、刘臭蛋等几个人率先富起来以后，大多数农户并没有暴富，只是日子比起过去好多了。连续几年的大旱天，以及后来出现的“拉尼娜现象”，发生洪涝灾害，并没有闹饥荒，家家户户照样是大囤满、小囤流的。只有在1984年，由于小麦种子没有选对头，这种麦的子粒没有熟化期，在即将收割前，一连下了几天雾细雨，空气湿热，麦粒在穗子上发了芽，让人们吃了一年多出芽麦面，这种面很黏，很不好吃。 到了这时候，栾二哥等几个老年人好回忆旧社会。他们说起“三十年年成”时（民国纪元，公元1941年），也是大旱天，饿殍遍野，人们没有吃的，只有逃荒要饭的份儿。要到了麦收时节，家家户户打下的粮食，不够交租子。人们把希望寄托到秋天。谁知这年的秋天，又来了一场蝗灾。突然有一天，无数飞蝗发出巨大的嗡嗡声，遮天盖日地飞了过来，大白天变成了昏黄的颜色，人们惊恐地发现，自己又一次陷入了灭顶之灾，妇女们齐哭乱叫。几个钟头过去，凡是带一点青颜色的植物，被啃了个精光，玉米秆啃得只剩下一个出来地面的小橛橛儿。那家伙太厉害了，人站在地上，蝗虫能够埋着人腿半尺深。蝗虫飞走以后，家里的水缸里、脸盆里，地里的水沟里、河坑里，淹死了成堆成堆的蚂蚱。有人用麦糠火烧这些死虫时，到处飘散着一股烧肉的腥香味儿。没有多久，地里又生出了一层蝗虫的幼虫，叫做“蹦蹦儿”，也是见啥吃啥，刚刚发出的植物嫩芽，就立刻被啃到根部。到即将入冬的时候，这些害虫冻死了，人们赶紧补种了晚茬子荞麦，这东西耐寒，生长周期短，是大荒年最救急的植物。凡是种了荞麦的农户，才免得一年颗粒无收。 现在就不是这个样子了，人们不缺吃的，只是缺钱花。卖“打账鸭娃儿”的人来了，把他们认为都是母鸭的小鸭娃儿，赊给了各户。买鸭娃儿的妇女问，你啥时候来收账啊？卖鸭娃儿的人说，大嫂，不用急，到红薯干一块钱一斤时我再来。这话真的应验了，不到一年，红薯干就涨价到一块多，比小麦还要贵。孩子们看到别人吃花卷儿馍时，觉得一定好吃，回家就闹大人也做这种好看的馍，弄得大人哭笑不得。 这一年春天，一口气干旱了一百五十多天。偶尔滴过几滴雨，还不如蛤蟆尿多。开始时，上级组织群众抗旱，车拉人担，给庄稼浇保命水。后来，群众的吃水发生了严重困难，吃一担水要到四五里以外的一个山沟里去挑，还是一些浑浊的泥汁子。偏偏在这个时候，孙松寅家的房子失了火。由于没有水浇，只得眼睁睁地看着房子着得卧了下去。幸亏他家住在寨子以外，周围没有其他民房，况且风向正好朝寨子外的方向吹，才没有“城门失火，殃及池鱼”。 事故发生的原因，是孙松寅的小孩子玩火造成的。孙松寅顾不得女人跺着脚大哭，冒着生命危险，蹿进屋子，抢出了一些衣服，头发眉毛全部烧焦了。别人拉着他，说啥也不让他再进去了。他又蹿到了离房屋最近的猪圈，打开了猪圈门，两头即将长成的大猪，被烈火熏烤得十分难受，号叫着蹿了出来，撞倒了一大群人，跑了个无影无踪。后来，外村的好心人听说了他家的遭遇，不忍心昧良心，把捡到的猪又给他赶了回来。 玩火的这个孩子，还没有起正经名字，叫孙九，才十岁，是个“硬地藕儿”，既顽皮、淘气，又性子执拗。孙松寅的女人从来舍不得打他，有时气急了，打他几下，他就站在妈妈跟前硬挺着，他妈又气又心疼，说出去的责备话让人发笑：“我打你了，你还不跑哩？”孙松寅平时不动这孩子一指头，有时打一下，女人护得像“蝎子后肚儿”。 可是这一次，孙松寅把孩子狠狠地痛打了一顿，他女人没有心疼。因为打得过重，别人看不上眼，组长刘继安上前拉住了，说你再打他于事无补，打伤了，还是罪孽。然后，刘继安把他们一家人安置到原来八队的牛屋院里。这里的牛屋多数塌了，只剩下两小间，破败得不像样子。然后，东一家西一家的给他家对了吃穿用品，乡民政所根据村里的申请，补助了孙松寅二百块钱，日子勉强过了下来。比比刘继宗家，好不了多少。 刘继宗害的是“拉秧儿病”，不仅把自己折磨苦了，也把他老婆许翠翠害苦了。许翠翠白天要下地干活儿，回到家里，还要伺候病人，奶孩子。家里的东西已经变卖光了，也没有治好他的病。好在他现在吃药不多了，按照元叔的治疗办法，身上发软时，就喝一点“口服氯化钾溶液”。上边的脖颈挺起来了，下边的脖颈却一直挺不起来。两口子夜里的神圣工作，是别人无法了解到的。许翠翠再苦再累，也不会有怨言，只是到了夜晚，不愿意和刘继宗在一个床上睡，因为在一起睡时，太折磨人了。挨着刘继宗，就是刘继宗不摸她一下，身上都会起一层鸡皮疙瘩，心里火烧火燎的，不知是为什么。后来，索性让刘继宗睡在地铺上。刘继宗睡在地铺上了，本来应该好一些，可是这床是两口子睡惯的老物件，也照样折磨人。许翠翠干脆和刘继宗对换了一下，和小女儿打地铺，这样一来，竟然好受一些。邻居们到他家去，一眼就看出来，两口子不在一块儿睡了，看看地铺上的用品比床上的好，大约是刘继宗睡的，心里很感动，交口称赞许翠翠真是一个极为难得的好媳妇。 这一年的春上，县里派来了一支扶贫工作队。带队的是一个教育局的副局长。工作队的任务是，对于因灾返贫、因病返贫的农户要给予帮助，特别强调要变扶贫的“输血功能”为 “造血功能”，要让他们从贫困状态下，先把精神扶起来，志气扶起来，再把生产生活搞上去。当然，这只是上级领导一厢情愿的美好愿望，像刘继宗这样的人，早已没有了心劲儿，精神和志气如同他的小弟弟一样，再扶也扶不起来。 刘继宗和孙松寅当然都在扶助之列，教育局的那个副局长，亲自带领工作人员到他们两家和其他各家看了看。在刘继宗家，副局长一会儿用一个小纸巾，做出向上扶眼镜的动作，其实是在捂鼻子，遮掩难闻的气味儿。出门后，副局长说，一定要动员全县教职工举行捐助活动，给这些无力抗御灾害的人以实质性的帮助。在场的人很感动，连说：“多亏了各级领导，刘继宗一家应该有救了！” 副局长走后，再也没有来过，留下了一个科长，在村里待了几天也班师回朝。后来，不过是送来了一批米面和一批衣服，给贫困户每家撇下了几百块钱。他们给刘继宗家的最多，一千元整。到年底时，又用两辆大车，送来了一批经过修理的桌椅，还有不少乱七八糟的读物，全部捐给了马寨学校。 刘继宗得到这些钱后，一点也不打算归还欠别人的债务。许翠翠说：“人活得要有志气，有借有还，再借不难，再苦再穷，也别欠别人太多的情！”刘继宗只得依着她。 及到还钱时，许翠翠盘算了又盘算，实在不好还清债务。欠人家的钱太多了，只好每处都点补一点。到了最后，还有欠杜思磊的钱不够还，手里只剩二百块钱，还要留下一百块钱给刘继宗买药吃。许翠翠拿着这一百块钱，去了杜思磊家。这一去，成为许翠翠变心的开始，寨子里发生了一件人人津津乐道的风流韵事儿。第63节 私奔 杜思磊是二十四岁那一年娶到媳妇的。这个媳妇的娶法，与他妈到老杜家如出一辙，也是在杜思磊到外村看电影时认识的，当晚就带回家，住在了一起。等她娘家父亲寻来的时候，杜思磊女人说，打死她，也不回家了。她父亲并没有打她，只是当着她两口子的面，狠狠地抽自己的耳光。不到一会儿工夫，两边脸颊就肿了起来，这一点也没有让杜思磊的女人动心。杜凤梧两口子好说歹说，把这个汉子劝阻着了，安慰他说：“她爹，你不要这么苦自己，俺家的孩子也不是东西。这样吧，我们好好地劝劝你的闺女，等她回心转意了，我们把她给你送回去。”她爹恨恨地说：“我打自己的脸，就是只当没有这个闺女，是死是活，我不管了。”说完，扬长而去。后来，杜凤梧备了厚礼，托人带着他两口子亲自上门，那老两口把他们带去的东西扔了出来。杜凤梧夫妇一点也不气恼，继续亲自上门，带了彩礼，其中有五千块钱。这一次，终于让亲家破涕为笑，承认了这门亲事。事情有了完满的结局后，寨子里的人都说，从七太爷、杜凤梧到杜思磊，一脉相承，可能与他们家的祖坟风水有关，老婆都是跑到手的。 杜思磊娶到这个女人之后，杜凤梧没有重蹈他们两口子的覆辙，连和这个媳妇生气的机会也不给，马上就跟他们分了家。谁知，杜思磊是这个女人命中的克星，这女人生孩子的时候，请的是兰秀娟接生，当婴儿探出脑袋，在小母亲的用力下，挣扎着要冲进这个混乱、荒唐的世界上时，小母亲用力过猛，孩子一落地，就发生了血崩，流下了一脸盆子鲜血。杜凤梧马上把元叔请来，打了超几倍剂量的止血针，毫无效果。他们全家把这个可怜的女人用被子包着，飞风一样朝高楼乡卫生院跑，赶到卫生院，已经成了僵尸。 孩子是保住了，大人却死了。杜思磊的丈人、丈母赶来，哭得死去活来。丈人对着杜思磊的脸，猛烈地扇了起来，出手的劲倒比那次抽他自己要重得多。杜思磊哭嚎着，打不还手，骂不还口，要以自己受虐的实际行动，还清对自己心爱的女人那份良心债。打足了，打够了，杜思磊和丈人、丈母三个人哭得抱成一团，杜凤梧夫妇陪着他们落泪。 最后，丈人、丈母提出一个令人意想不到的要求，就是要把婴儿带走，由他们抚养。理由很简单，就是见到了这个孩子，就好像见到了他们气死人的女儿一样。杜凤梧的两个大孩子生的孙子、孙女让杜凤梧老婆早就伺候烦了，此时竟然有点舍不得，看到人家死了女儿，又这么诚心诚意，只好答应了。也提出了一个要求，说这婴儿是杜家的种，不能改姓。那两口子说，大哥、嫂子你们尽管放心，我们替你们伺候这个孩子，当然是你们的孙子，有了他，俺的闺女不在了，咱们继续当亲戚走下去。 这以后的两年多里，杜思磊像没有了灵魂，脸蛋瘦了一大圈儿。杜凤梧夫妇心疼孩子，要他回去，他说啥也不跟爹妈合户，仍然是自己过日子。慢慢地，恢复了理智，非常卖力地干活挣钱。有了积蓄，就给丈人家送去，说是给老人的孝敬费，给孩子的抚养费。丈人、丈母让他自己留着，通情达理地说，孩子，你还年轻，终究还要娶媳妇。杜思磊说，我下了决心，再也不找女人了。老两口说，孩子，别傻，等你再娶了媳妇，领回来，我们认个女儿就行了。这么说了几次，把杜思磊的心眼说得活动起来。 杜思磊眼中有了女人之后，看看所有的女人都不如自己的老婆漂亮。后来左看右看，说不清哪一点，刘继宗的老婆许翠翠有些老婆的模样，又知道许翠翠的日子过得并不幸福，在梦中就与许翠翠缠绵起来。 自从许翠翠那次找他借钱以后，他心里狂喜了一阵子。后来，每当见到许翠翠以后，就对着许翠翠傻笑，往往笑得许翠翠面红耳赤，头低着，一阵心跳。两人的眼里和心里，都有了那种别样的意思。 我们山里人表达感情喜欢直接。有一次，许翠翠见到杜思磊，声音甜甜地虚虚地对他说：“思磊哥，那点钱暂时还不上你了。”杜思磊说：“永不要提那件事儿，就算我帮你了。”许翠翠说：“那怎么行？我这个人最怕欠人家的情。”杜思磊说：“我对你有情，你也应当对我有情啊！”许翠翠看着自己的脚尖，脸红得像飞扬的彩霞，半天没有说话，良久才说：“终归要还你的。”话中的意思也不知是还钱，还是还情。杜思磊看看周围没有人，涎着脸说：“要还，你让我日一回就得了，我会喜欢你一辈子的！”许翠翠“啐”了他一口，转身跑了。就这么一跑，杜思磊越发感到，真和自己死去的老婆一个样儿。 打那以后，两个人都洞悉了对方的心思，想往一块儿凑，又不肯多往一块儿凑。特别是许翠翠，只要见到杜思磊，狠狠地剜上一眼，赶快走掉。可是，两个人像得了魔怔，一天不见面就急得发慌。 这一天，许翠翠拿着一百块钱，到杜思磊屋里还钱。杜思磊当然不肯要，两个人胶着在那里，用眼睛说话。杜思磊把许翠翠上上下下看了个够，最后死盯在许翠翠饱满的胸脯上。许翠翠说：“看啥看，两眼就像个贼一样，没有见过女人？”说着，伸出指头去刮杜思磊的鼻子，杜思磊趁势把许翠翠揽在怀里，一用力，抱了起来，向前几步，就把身子已经软了的许翠翠按倒在床上。 许翠翠喘息着说：“你要干什么？别这样，别这样，让人看到了，多不好意思！” 杜思磊也不答话，只管忙乱地动作着。许翠翠用力地推他，推不动了就掐他，嘴里说，我要喊了，我要喊了，身子却不肯动弹。 杜思磊用上身压着许翠翠的上身，下边腾出一只手，几下就扯下了许翠翠的松紧带裤子，把许翠翠的裤头差点撕叉，许翠翠就不再踢腾，任凭杜思磊胡作非为。杜思磊一下子冲了进去，许翠翠“哎哟”一声，大叫着：“杜思磊，我要杀你呀！杀，杀，杀……”随着杜思磊一下比一下猛烈的动作，这“杀”声好像录音棚中，有调音师管着，一声比一声减小，最后只剩下“吭吭哧哧”的痛苦和欢乐的混合音响，下部有节律地迎合着杜思磊的冲撞，最后“哎呀”一声，平摊在床上，好像停止了呼吸，两只眼角流出大粒大粒的泪珠儿。 许久，许翠翠推一推杜思磊说：“思磊哥，你真的喜欢我吗？” 杜思磊狠狠地亲了她一口说：“这一年多来，我都想死你了！” 许翠翠说：“以后我们怎么办？” 杜思磊说：“反正我没有什么牵挂，你说怎么办就怎么办！” 许翠翠说：“我们跑！” 杜思磊说：“跑是行，上哪里跑？” 许翠翠说：“我想了好久了，我们跑到广东去，我有一个表哥，在一个叫厚街的地方工厂里打工，一个月能挣几百块钱，我们就投奔他去！” 杜思磊说：“好，我们着手准备。” 许翠翠想了一想，又不放心地说：“要说，咱们走了，那个死鬼刘继宗怎么办呢？” 杜思磊说：“我也想好了，我们不亏待他，我把自己这几年积攒的一万多块钱，大部分给他留下，咱们年轻力壮，不愁没有饭吃。” 许翠翠一听杜思磊有这么多钱，又舍不得了。她对杜思磊说：“给他留五千块钱就不少了。这几年，我这么伺候他，也算是对得起他了。” 他们最终离开家里这一天，许翠翠早已把刘继宗所有的衣服全部洗了一遍儿，把五千块钱塞到了床上刘继宗的枕头底下。到了小晌午的时候，许翠翠把女儿抱给了婆婆，说自己娘家有急事，自己要赶紧回家看看。这种事情发生过多次，婆婆不假思索地就答应了。 等到了第二天，杜家和刘家都发现他们两个不见了以后，猜测这事情有点蹊跷。刘家父母和刘继宗一起分析，许翠翠应该留下点什么，他们在屋子里搜寻，发现了那五千元钱，三个人恍然大悟，这女人八成是被杜思磊拐跑了。刘家父母要告诉刘臭蛋，然后去杜家闹，刘继宗少气无力地说：“闹什么闹，还嫌不够丢人？你们要是去闹，就是嫌我死得慢。”一席话，说得他爹娘倒咽气。他妈妈越想越生气，站在当院里，骂天，骂地，骂日头，骂月亮，骂猪和鸡子解气。后来，见到了杜凤梧一家，就指桑骂槐。杜家自知理亏，随刘继宗的妈妈怎么骂，就是不招惹。 好事不出门，坏事行千里。这事情捂都捂不住，更不要说刘继宗妈妈终日叫骂，没有几天在寨子里就传开了。许多人像亲眼看到一样，把两个人私奔的细节说得活灵活现的。一些人同情地说，这许翠翠跟着刘继宗这些年，没少遭罪，守着一个没有用的男人，跟守活寡一样。更多的男人女人抨击他们的行为，说许翠翠有男人，有孩子，竟然这么不守妇道，算不得一个好女人。也有人说，都 80年代了，啥都改革开放，发生这样的事情犯不着大惊小怪。又有人抬杠说，你也让自己的女人开放开放。头发稀少的发旺哥比别人看得透，善于总结，他说： “这都是鸡巴在作怪，继宗家的完全是让小磊的一根鸡巴戳得晕头转向。唉，这杜思磊真是的，胜过了他祖上任何一个人。七太爷是私奔，他爹是拐带，他是把这两个人占全了。”总之，议论纷纷，莫衷一是。人们发现，这许翠翠走后，刘继宗一下子失去了靠山，没有人可以依赖了，身体反而比以前好了一些。 寨子里小一点的年轻人，又是一种不同见解，他们看到这两个私奔的男女，很久没有回来，据说是到南方打工去了，并且听说混得很不错，一颗颗不安分的心跟着飞向了南方。第64节 修庙 我的乡亲们不知怎么啦，过去整天为吃穿发愁，现在钻进了钱眼子里边。有的人三起三落，有的人快速致富，有的人稳定上升，有的人由富变贫，寨子里一扫过去淳朴的民风，每天都有稀奇古怪的事情发生。不仅经济生活发生着裂变，而且精神生活也发生着裂变。这不，基督教这几年有所退缩，其他教派开始占上风。一些老年人不仅对修坟祭祖、续家谱感兴趣，对恢复寺院、庙产也动上了劲儿。 挑这个头儿的第一人，是老学究孙乃社，这老头已经七十多岁了，突发奇想，找到支书刘庆河说：“庆河，我给你建个议，应该把小学搬迁出去，把声顶寺恢复了。” 刘庆河说：“你这老头真是胡 扯，恢复寺院干啥？” 孙乃社说：“声顶寺是咱们这山区一带的一大景观，现在上边提倡旅游了，咱山里人没有地方去，把声顶寺修复了，大家烧烧香、拜拜佛总是可以吧？再说，香火闹大了，说不定城市里的人也会来观光旅游，也是个经济发展项目嘛。” 刘庆河说：“你真是异想天开，把学校迁到哪里去？把你家几处宅子全部腾了，也不够学校用。小学是要村里负责的，反正村里没有钱，你要是能够招商引资，我就把学校迁出去，随你的便瞎折腾。” 孙乃社以退为进，对刘庆河说：“我这是请示领导，你不答应就算了，为啥要难为我？要不，我召集人，把祖师顶恢复了吧。” 刘庆河果然中计，他说：“我不管你那扯 蛋闲事儿，祖师顶你想咋搞就咋搞！” 得着这句话，孙乃社放下心来，跑了十几里路，把过去最后一个住持的道人请来，主持大事儿。这个道人，道号叫“静宇”，据他所说，他们属于丘祖的门派，丘祖就是道教名人丘处机。 中国本土产生的道教，好像是姜子牙（吕尚）创建的。当然，还可以把周文王扯进来，因为是他在被囚禁在汤阴县羑里城的时候（羑，音yǒu），大彻大悟演绎了“易经八卦”。道教的理论基础，正是这些古董，所以，周文王应为道教的开山鼻祖。后来出现的鬼谷子、炼丹术士葛洪等奇人，都可以认为，他们为创建道教作出过突出贡献。再往后，道教有了更大的发展，宋朝末年的王重阳、丘处机等几个大道人，师出同门，又创立了各自不同的门派。那部在文学史上算不得名著的《封神演义》，更是为道教的发展壮大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俺们山里人对那个花花公子贾宝玉，整天哭哭啼啼的病美人林黛玉不感兴趣，做过土匪的喜欢《水浒传》里的人物，其他更多的人是把《封神演义》视为经典。孙乃社经常挂在嘴上的，就是“上八仙”中的吕洞宾、曹国舅、何仙姑以及倒骑小毛驴的张果老，此外，还有托塔李天王李靖、踏着风火轮的哪吒太子、手持双锤的雷震子，这些人物，又常常与《西游记》中的人物搅在一起。 最让孙乃社津津乐道的是，道教最赫赫有名的张天师（俗名张三丰），虽然能够向天作法、呼风唤雨，法力无边，其实就是我们寨子祖师顶山东边的人氏，在他当年未修炼得道成仙之前，娶的夫人就是我们寨子里的姑娘，所以我们这一带官称张三丰为“姑夫”。我们这一带有“骂姑夫、骂姐夫”的传统风俗，张三丰是姑夫，当然可以在尊敬的同时，随便辱骂开玩笑。只要是我们马寨的大人、小孩，如果上了道教圣地武当山，可以骂骂咧咧的，神仙不但不怪罪，还会非常高兴，因为这是他亲戚门里的后人来了。要是张三丰还活着，一定会对着亲戚们笑骂一番。这种做派，让那些外地虔诚的香客们惊诧莫名，唯恐我们的张狂，得罪了神仙。当他们知道了这个典故以后，所有香客们，又有点嫉妒，他们想，这个神仙张天师一定会“开后门儿”，特别优待我们这一带人，无不投来羡慕的目光，让我们这一带人，在庄严、神圣的地方既得意，又风光。 “静宇”道人已经六十多岁了，过去一直是个农民。近几年来，宗教信仰不受阶级斗争限制了，气候一适应，他马上重新留了长发，束上了发髻，穿上了道袍、道靴，打上了白色裹腿，再加上飘飘冉冉的胡须，如果手捧拂尘，俨然一副仙风道骨的模样。改革开放后，他的懒骨头开始起作用，不愿种地下力了，经常被人请去做法事，获得了不少好处。尤其是上了年纪，眼睛花了，头发花了，心也花了，做法事的时候，两只眼睛总是在大闺女、小媳妇身上打转转。他已经厌烦了这种漂泊不定的道教活动，总想回到祖师顶，替神仙享受香火。就怕人家马寨人不同意，一直没有敢提出来。这一次，孙乃社专程来请他，“静宇”道人非常兴奋，打了小包裹，背了把雨伞就来了。 在孙乃社家里，两个人商量了很久，拿出了修复祖师顶的方案。“静宇”道人还答应，等事情办成了，给孙乃社抽成一定比例，孙乃社更加热心了这项公益事业。于是，亲自起草了“召子”，向四外村分发张贴。 事情远远比他们想象的还要顺利，这里振臂一呼，响应的人竟然那么多。在起初的那些天里，信男善女犹如蚂蚁行雨一般，拥上了祖师顶。上去的人没有空手的，有的带了四五块砖，有的带了十几片瓦。因为在“召子”上有号召，凡是来捐钱的人，将按照贡献大小，分别刻写在功德碑上，所以，更多的人是为了捐钱而来。 “静宇”道人和孙乃社组织了一帮子人忙得不亦乐乎，饭都顾不上吃，每人发了方便面和矿泉水，兴奋地收集花花绿绿的票子，一天下来，收满了好几个纸箱子。夜里他们点上蜡烛，把票子整理成捆儿，交给孙乃社和“静宇”道人保管。因为事先所有的工作人员，都发了毒誓，没有人敢贪污这些敬奉神仙的钱。“静宇”道人很公平、很大方地代表神仙给大家发了不少的辛苦费，所以一干人等非常高兴，非常敬业。这“静宇”道人真是神奇，拿这么多的钱，在山上转了一圈儿，谁也不知道他把钱藏匿到哪里去了。第二天，照收不误。 这样下来，收到的钱拢到一块儿，远远超出了想象的数目，“静宇”道人给孙乃社分了一些，孙乃社嫌少，有点小争执，“静宇”道人宽大地又给了他一些，并且告诫他，这是香火钱，不可争执，不可声张，等庙院盖起了，石碑上刻着你的首功，你拿多少钱也买不到。 修庙工作终于要开工了，孙乃社原来打算让刘庆河来山上，主持开工典礼，“静宇”道人说：“一个小支部书记有什么了不起，我打算请县里的领导来！” “静宇”道人测算了开工的黄道吉日，在这个日子到来的前几天，下山去走了一遭儿。果然，高楼乡的领导陪着县委抓宣传工作的邢副书记、统战部曹部长来到了祖师顶，举行了隆重的开工仪式。那个邢副书记对这里的环境赞不绝口，说跑遍全县，也没有发现这么幽静动人之处。曹部长原来在这里当过小公社书记，详细地给邢副书记介绍了当地的民风、民俗以及土特产什么的，让邢副书记倍加感慨。“静宇”道人乖巧得很，马上拿出纸笔，请上级领导题词，这位领导先是抬头望天，后是眉头紧皱，经过一番思索，欣然命笔： 奇峰兀立群峦间， 松涛石阵舞翩跹。 丽日当空耀盛世， 改革长剑破险关。 写毕，邢副书记竟然像那个醉酒的大诗人李白，有点癫狂，把一管新毛笔奋力掷在地上。一群人纷纷叫好，都说这诗太好了，好，实在好，非常好，好得很，好得出奇，好得没有比这首诗再好的了。至于如何个好法，紧紧围绕邢副书记转的一群人中，没有一个有学问的，谁也说不出个所以然来。邢副书记心知肚明，这是一群人在无聊地恭维他，但也没有说破。自己正在陶醉之中，说破了，败大家的兴，也败自己的兴。 这一群领导，在山上活动时，只和“静宇”道人说话，把跑前跑后的孙乃社晾在了一边，让孙乃社的书袋子掉不出来，使孙乃社多少有点遗憾。只有邢副书记曾经把右手伸给他，让他用双手捧了一下，他感到非常兴奋，因为这是他一生中握过的最大官员的手。官员们走了以后，他舍不得洗这双手，说是怕把领导的仙气洗掉了。年轻人不屑一顾，笑着打趣他，表爷，你要是把胳膊砍下来，岂不是永远做个纪念了？孙乃社没有理他们，仔细地品味了邢副书记的诗，品了半天说：“这诗是无比的好了，平平仄仄的，只是欠缺一点歌颂道教的味儿。”“静宇”道人说：“怎么没有？这‘盛世’二字就包含进去了，只有盛世，才能修庙嘛。”孙乃社说：“对，对。还是道长的悟性高！”道长把这张纸恭恭敬敬地卷了起来，打算拿下山去，裱糊了以后，挂在显眼的部位，当做镇山之宝。 后来，悟性高的“静宇”道人，经常揣着香火钱到县统战部走动，肩上背着的大袋子里，装的是一些黄绢子，上面用红朱砂画满了像朝鲜文字那样的符咒，只有个别领导在场时，他都会神秘地送上一条，说是请领导把这条黄绢子，带在身边或者放在枕头底下，可以驱邪避灾，防小人作祟，保佑他升官发财。这些领导无不欣然地接受，并且真的悄悄地按照他的秘嘱办理，心理上很受安慰。在一些场合下，大家议论起来，都说这个“静宇”道人是个难得的人才。众人拾柴火焰高，“人才”终于当上了县里的政协委员，进入了参政议政的行列。倒是对建庙功劳最大的孙乃社，自从下山以后，得了一场大病，吃了十几服汤药不见回头。孙乃社心里想，八成是自己从山上拿回来的钱是不义之财，神仙不太喜欢，才用这种方式警示他。于是，就要把这些钱如数退还给“静宇”道人，道长说：“这是神仙给你的辛苦费，并不多，没有什么。”孙乃社的心一下子放宽了，这钱当然不用退了，当天就吃下了一大碗饭，病也好了起来。 办在声顶寺里边的马寨小学，因为刘庆河不同意恢复寺院，躲过了一场大劫。可是，家长们纷纷到刘庆河那里告状，说现在的小学越办越不像话，教学质量太差了，村里再不整顿一下，没有人肯送孩子去上学了。第65节 转正 马寨小学确实越办越不像话，自从刘庆立当上了校长后，教学的是清一色转正的民办教师。转正的民办教师，身份虽然变了，仍然是“本地造”。这些老师，离家里很近，都是“一头沉”，女人和孩子们分的责任田，当的是“地主”，教师就要天天回家给他们“扛长工”。一到农忙季节，学校里就会放假，一年四季都有农忙的时候，放假的次数不计其数。甚至不管农忙不农忙，只要哪个老师家里有事儿了，就不去学校上课。没有老师教了，学生们可以到学校外边的小河里摸螃蟹、捞蚂虾、逮小鱼儿，玩足了，玩够了，到岸上背起脏书包回家吃饭。家长以为孩子上学去了，其实，这些孩子不过是在外边玩了一天。这些农村孩子确实比城市里的孩子们幸福，学习的压力不大，一点也不像城市里的孩子，整天有写不完的作业。用迷信人的说法，这些城里的孩子，一定是欠了老师们的“文字债”，才托生到城市，专门写作业还债的。 刘庆立当上民办教师最早，转正却最晚。民办教师是时代的产物，是在20世纪60年代到70年代，在生育过剩、生源过剩，教育资源严重不足时产生的怪胎。这一大批民办教师，都是从回乡知识青年或乡里多多少少识一些字的人中，由生产大队安排、公社教育部门备案安插进来的。当然，能够当上一个民办教师，没有头脸儿的人，是办不到的。后来，教师队伍的成分越来越复杂，公社教革办安排的是“代课教师”，村干部安排的是“队办教师”，都是依靠关系进来的。 教师队伍的急剧膨胀，让国家负担不起。新进教师队伍的人，还要靠工分吃饭，这就与国家发工资的教师有了差别，分别叫做“公办教师”和“民办教师”。公办教师是发工资、吃商品粮的，每月二十九斤面粉，百分之七十是细米白面，另加半斤香油。民办教师没有工资，只有工分，农业户口，生产队分多少吃多少，分到的红薯论斤称，确实比公办教师的要重得多。教师厕所里的大便，堆小的是公办教师，堆大的一定是民办教师。国家对这一批民办教师，并非不管，每月发给一点补贴。最早的时候，补贴很少，流传着一句顺口溜儿：“民办教师不简单，仨月发了五钱三。”后来，才逐步涨到每月五、六、七块钱三个档次。有时，在一个学校里，上级拨给了两块钱的工资指标，要求分配给两个人，民办教师们为了这一块钱，争来争去，评来评去，落实到谁的头上，谁都像现在的干部受到提拔重用一样幸福，一年下来，净增十二块钱啊。 当上了“孩子王”的民办教师，在人格上并不低下。在我们乡亲们眼中，民办教师也是“朝廷老子”封过的，能够当上民办教师的，都是一些有学问的人，干的是高尚的工作，比他们风刮日头晒在地里干活儿强得多。这些民办教师出去家访，在许多学生家里，还能够喝到一碗“荷包鸡蛋茶”。刘庆立的女人生二胎孩子的时候，女人心疼他，把自己碗里的红糖鸡蛋拨给他吃，他说啥也不吃这种“荷包蛋”，说自己在学生家里喝“荷包蛋茶”喝伤了，一闻见“荷包蛋”，就觉得有一股子鸡屎味儿。同时，民办教师在学校里，除了工资册子上有较大的差别以外，发备课本子、墨水、蘸笔，每月发一公斤煤油、一条毛巾、一块“洋碱”，都与公办教师是同等的。那时候不抓教学质量，要不然，在这一方面，也一定是同等的。 多种成分教师并存，已经成为一个重大的社会问题。公办、民办、队办和代课教师掺和在一起，分成三六九等，很不好管理。改革开放后，国家的经济状况逐步好转，每年都要下拨一定的转正指标，消化掉一批民办教师。这些民办教师从此有了盼头，不仅教学卖力，而且刻苦钻研知识。县城高中的教学质量快速上升，显然与他们的努力分不开。但是，转正并不是一件容易事儿，有着严格的条件限制。开始时，人人比照条件，有了资格，才可以参加转正考试。考上后，还要在县一级的教师进修学校培训两年，颁发中等师范专业毕业文凭。进修的这两年，记工龄，然后才能接受国家分配，与刚刚从中等师范学校毕业的学生一道，当上公办教师。所以，到毕业分配的时候，去教育主管部门参加分配会议的人员，爷是爷孙是孙的，年龄的差距很大。不过，民办教师转正的这个特殊群体，毕竟有家事所累，往往分配得离家里近一些，那些年轻人往往分配到县城或者乡镇工作。 刘庆立上学的时候，并不是一个学习成绩突出的好学生。当上民办教师后，他一度很满足。因为当教师了，登门说媒的人比其他年轻人多了几倍，择偶的余地大得多。经过反复挑拣，他找了一个漂亮一点的老婆，早早地娶了过来。这女人白天在地里干活是一把好手，到了晚上，在床上折腾，也是一把好手。往往吃罢晚饭，他女人最烦刘庆立备课改作业，早早地把灯强制性地吹了，要刘庆立陪她睡觉，刘庆立当然也乐意这么做。那几年，女人养得白白胖胖的，刘庆立养得黄皮寡瘦的。 是女人都脱不了闹分家的套套儿，一大家子在一起过，必定有不尽如人意之处。刘庆立的女人常常抱怨，没有办法补贴自己出了大力的男人，总想分家过小日子。况且刘庆立还有活收入，在一起过，买油买盐，都要有工资的人掏腰包，肯定吃亏。结婚不到两年，就闹分家。于是，这家就分开了，两口子一连生了三个孩子，把刘庆立的才气、志气都生没有了。男人没有了这两种东西，肯定怕老婆。分田到户后，种地比当民办教师强，他老婆叫他往东，他不敢往西，上班时到学校里糊弄一下学生，就得赶紧回到地里干活儿。久而久之，把原来上学时学到的东西几乎全部伴着汗水，输送给了大地。到时兴考试转正的时候，刘庆立的各种条件绰绰有余，就是在参加考试时，卷子摊在桌上，“张飞穿针，大眼儿瞪小眼儿”，卷子中的试题都认得他，他却不认得试题。成绩一公布，离录取分数线总差一大截子。 待民办教师差不多都已经转正以后，国家处理民办教师的遗留问题，对这些年龄偏大、教龄很长的民办教师，一股脑儿全部免试转了正，刘庆立才时来运转，吃上了商品粮。当民办教师时，评职称的条件比公办教师宽松，已经是小教高级职称的刘庆立，当上了公办教师后，上级承认这个职称，第一个月就领到了厚厚的一沓子人民币，让刘庆立激动得流下眼泪，回到家里，和老婆狠狠地撒了一次欢儿。 不久，我们马寨小学校长调走了，乡教办室派不来人员，宣布刘庆立当上了校长。他老婆当上了小学的“第一夫人”后，非常骄傲和自豪，动不动就到学校里指手画脚，惹得老师们相当讨厌。在这种情况下，教学的积极性怎么能够高涨起来？于是，放假就成了学校的家常便饭。甚至有的老师把小学生领到地里，给自己薅草、摘棉花。 是和尚就得撞钟，是老师就得教学，吃着商品粮，领着工资，不上课实在说不过去。可是这些老师，即使上课，也极不认真。有一次，乡教办室的领导下来突击检查，发现我们马寨小学一个老师批改的作文，批语就那么几个字：干净一点的，批了“很对头”，中等的批了“对头”，差劲的作业批了 “不对头”，潦草得看不清内容的作业批的是“很不对头”。就这么四个档次，有时候还舍不得批。乡教办室主任极为恼火，当做典型，在全乡教师大会上，狠狠地批评了一通，说“误人子弟”是轻的，批评到痛快处，主任骂开了大街，让全乡教师们无不凛然，教学秩序从此好了好长一段时间。 在这种情况下，家境好一点的学生，家长们把孩子送到外地就读，实在没有办法了，才坚持在马寨小学里混。好在现在实行的是九年制义务教育，个个孩子都能够上初中。但也不能说，在刘庆立校长的领导下，我们马寨小学的老师们没有一点“功劳”，他们教出的学生，由于没有了杜小宝那种学习精神，个个质量不高，上到初中时，就非常吃力。混到初中毕业，想方设法出去打工，为南方那片改革开放的热土输送出了大批劳力。有十几个孩子，后来就在孙丙豪小儿子在南方办的工厂里打工，挣了不少钱。第66节 户口 一生聪明不过的元叔，竟办过一件糊涂事儿，就是花了两万四千多块钱，给两个大一点的孩子买了商品粮户口。 事情发生得很突然，凤姑她二姑从县城突然回到了娘家，给凤姑的爹捎信儿，让她的两个娘家侄子赶紧到县城去给孩子买户口。本来她要两个侄子严格保密，当她的两个侄子匆匆地在寨子里借钱的时候，吞吞吐吐地把借钱的原因说了出去。这是一件石破天惊的大事儿，马上在寨子里传开了。再说，经凤姑她二姑说媒到县城的老姑娘们，也闻风而动，很快给娘家带来信息。这个用钱财购买，可以由农业户口摇身一变成为商品粮户口的消息，就像一颗原子弹爆炸，形成的冲击波，快速地一层层地传播到了离全县行政中心最远的地方。 卖户口这个举措，是县里领导们一次重大而又神秘的决策，但不是他们的发明创造。在加快发展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的形势下，举国上下，到处都在日新月异地前进。最能够体现领导政绩的，是解决县城“脏乱差”的局面。而县城要发展，最欠缺的就是建设资金。靠上级划拨、靠银行贷款，都是不现实的，各地都在改革的大潮中，敢闯敢冒，想尽了千方百计筹措资金。我们县的主要领导密切注意各地的动向，当外县传来卖户口的消息以后，立即做出了快速反应，急事急办，特事特办，县委书记半夜里把几个主要领导叫起来开会，研究学习外地的这一先进经验。 领导们的信息普遍灵通，大家都已经知道外县在这个敏感问题上已经起步了，吃不准这样做，是正确还是错误。在讨论时，有领导就提醒一把手，户籍制度是个政策性很强的制度，牵涉到方方面面的利益关系，这样做的结果，要担很大风险。 那个后来在祖师顶写“改革长剑破险关”的邢副书记，当时就想不通，是一个反对派。他辛辣地说，我们抢卖户口，是不是有点像清朝的老佛爷慈禧太后，为了筹措军饷和修造颐和园的经费，卖官鬻爵一样？ 成竹在胸的县委书记白了他一眼，打断了他，果断地说，千秋功罪，没有人能够说得清楚。机遇这东西，稍纵即逝，如果抓不住，我们将是背负遗憾。这点风险，我来承担，我已经做好了充分的思想准备。我以为，这是利国利民的大好事，一是可以解决长期以来“一头沉”的干部职工子女的安置问题；二是可以扩充国有企业的职工队伍，打破原有的招工体制，为我们的工商企业注入新的活力；三是可以组织社会闲散资金，投入到县城建设，我们谁也装不了腰包，犯不了多大错误。我们现在还不能预测，到底能够筹措多大规模的资金，但从外地传来的消息得知，效果肯定不错。先拿出八千个非农业户口指标投石问路，看看实际效果和社会反应，再做进一步的部署。 县委书记敢于拍板，大家自然没有话说。随后又研究了策略问题，这事情毕竟没有上级的红头文件，县里决定也不制定文件，不大肆张扬，只做出口头安排，各位副书记和有关领导，在本战线传达，悄悄地进行。并且决定简化办事程序，县财政局、公安局、粮食局和银行这么四家，联合办公，所收的钱，不能叫做“卖户口”，那太难听了，太直白了。领导们琢磨后，决定把一个户口要一万两千块钱，叫做“城市增容配套费”。收到的钱，粮食、公安两家得小头，财政得大头。而且，在试运营阶段，这八千个农转非指标，只限于“一头沉”的县城干部职工子女，单位必须出具证明才能办理。 消息传出，从县委、县政府两个大院首先开始，正副科级干部带头，科员职工殿后，很快形成了抢购的热潮，八千个指标不到两天告罄。多少年来，城乡差别一直存在，“农转非”是多少人梦寐以求的事情，过去一年之中，为数不多的一些农转非指标，有许多条条框框限制，多少人可望而不可即。现在居然花钱可以买到，用不着“开后门儿”了，自然有人愿意拿出全部积蓄，办这一件安置子女的大事儿。 当乡镇的干部知道这件事情时，就有点晚了，很有意见，纷纷抱怨上级不把在乡里工作的干部当人看。不过不晚，县里很快又拨出指标，而且把范围扩大，价格升高，面向社会，在金钱面前，人人平等。这就是凤姑她二姑以及那些老姑娘们，向娘家人传递消息的开始。 县城以上的大城市，曾经刮起过一股“抢购风”。人们倾其所有，不仅把食盐、糖烟酒、香皂、肥皂、洗衣粉等日常生活用品购买一空，而且高档的电冰箱、洗衣机严重脱销，闹出了一家买了几台洗衣机没有用处，用来盛酱油的笑话。在这次抢购风中，我们马寨的乡亲们无动于衷。可是，买户口却引起了一批人高度重视。元叔非常羡慕那批民办教师吃上了商品粮，一定要为自己的孩子成为非农业户口不惜一切代价。因为我们那里有一个从省城到乡村，人人都会唱的地方戏《朝阳沟》，上边有一个角色叫“银环妈”，她唱道：“就是当个营业员，也比农民强得多！”这句话，在戏里边是反面的内容，但在当时是个真理，道出了多少人的心声。 花这么大代价买户口，不是人人能够办得到的事情，我们寨子里，最后落实下来，不过是买了六七个商品粮本本。刘庆立校长的女人就要刘庆立给大一点的孩子买一个户口。刘庆立说，算了吧，我这商品粮本本何时用过？再说，现在的工资都发不齐，拿什么花这笔钱？一下子挫败了“第一夫人”的锐气。 寨子里那些没有钱的人，很嫉恨有钱人为自己子女买户口，说出口的风凉话，非常难听：“生成的挠粪堆鸡子，上不了高门台，有本事买个县官当当。” 那些买到户口的人，不多久就遇上了麻烦，村民组的干部，因为他们的孩子已经成了非农业户口，要把地收回来重新分配。县里领导发现了这一苗头，立即做出英明的决定，要求各乡镇，在这一批人没有上岗之前，不允许把土地收回，这才让那些对“烧包”的有钱人不满的农民没有话说。他们编了一个顺口溜儿，专门讽刺买到户口的人： 说是商品粮， 还是庄稼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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