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春，正月，甲子，帝加元服。庚午，赦天下。 [1]春季，正月甲子（十九日），桓帝行成年加冠礼。庚午（二十五日），大赦天下。 [2]三月，戊辰，帝从皇太后幸大将军冀府。 [2]三月戊辰（二十四日），桓帝跟随梁太后临幸大将军梁冀府。 [3]白马羌寇广汉属国，杀长吏。益州刺史率板蛮讨破之。 [3]白马种羌人攻打广汉属国，杀害地方官吏。益州刺史率领板蛮人将其击破。 [4]夏，四月，丙子，封帝弟顾为平原王，奉孝崇皇祀；尊孝崇皇夫人为孝崇园贵人。 [4]夏季，四月丙子（初三），梁太后下诏，封桓帝的弟弟刘顾为平原王，侍奉孝崇皇的祭祀；尊孝崇皇夫人为孝崇园贵人。 [5]五月，癸丑，北宫掖庭中德阳殿及左掖门火，车驾移幸南宫。 [5]五月癸丑（初十），北宫掖庭中的德阳殿和左掖门失火，桓帝移住南宫。 [6]六月，改清河为甘陵。立安平孝王得子经侯理为甘陵王，奉孝德皇祀。 [6]六月，改清河国为甘陵国。封安平孝王刘得的儿子、经侯刘理为甘陵王，侍奉孝德皇的祭祀。 [7]秋，七月，京师大水。 [7]秋季，七月，京都洛阳发生水灾。 三年（己丑、149）三年（己丑，公元149年） [1]夏，四月，丁卯晦，日有食之。 [1]夏季，四月丁卯晦（三十日），出现日食。 [2]秋，八月，乙丑，有星孛于天市。[2]秋季，八月乙丑（三十日），有异星出现在天市星旁。 [3]京师大水。 [3]京都洛阳发生水灾。 [4]九月，己卯，地震。庚寅，地又震。 [4]九月己卯（十四日），发生地震。庚寅（二十五日），再次发生地震。 [5]郡、国五山崩。 [5]有五个郡和封国发生山崩。 [6]冬，十月，太尉赵戒免；以司徒袁汤为太尉，大司农河内张歆为司徒。 [6]冬季，十月，太尉赵戒被免职，任命司徒袁汤为太尉，擢升大司农、河内人张歆为司徒。 [7]是岁，前朗陵侯相荀淑卒。淑少博学有高行，当世名贤李固、李膺皆师宗之。在朗陵，莅事明治，称为神君。有子八从：俭、绲、靖、焘、汪、爽、肃、专，并有名称，时人谓之八龙。所居里旧名西豪，颍阴令渤海苑康以为昔高阳氏有才子八人，更命其里曰高阳里。 [7]同年，前任朗陵侯国相荀淑去世。荀淑年轻时，不仅学问渊博，而且德行高尚，当时最著名的贤人李固、李膺，都像对待老师一样地尊崇他。荀淑在朗陵侯国任职，治理政事明快果断，被人们奉若神明。荀淑共有八个儿子：荀俭、荀绲、荀靖、荀焘、荀汪、荀爽、荀肃、荀专，都享有盛名，当时人称他们为“八龙”。荀淑所居住的里名，原来叫西豪里，颍阴县令渤海人苑康，因从前高阳氏有八个多才的儿子，就将西豪里改名为高阳里。 膺性简亢，无所交接，唯以淑为师，以同郡陈为友。荀爽尝就谒膺，因为其御；即还，喜曰：“今日乃得御李君矣！”其见慕如此。 李膺性格简朴正直，跟人很少交往，只把荀淑当作老师，和同郡人陈结交。荀爽曾经去拜见李膺，就势给李膺驾车。回来后，他高兴地说：“今天，我竟得以为李君驾车了！“李膺就是这样被人倾慕。 陈出于单微，为郡西门亭长。同郡钟皓以笃行称，前后九辟公府，年辈远在前，引与为友。皓为郡功曹，辟司徒府；临辞，太守问：“谁可代卿者？”皓曰：“明府欲必得其人，西门亭长陈可。”闻之曰：“钟君似不察人，不知何独识我！”太守遂以为功曹。时中常侍侯览托太守高伦用吏，伦教署为文学掾，知非其人，怀檄请见，言曰：“此人不宜用，而侯常侍不可违，乞从外署，不足以尘明德。”伦从之。于是乡论怪其非举，终无所言。伦后被徵为尚书，郡中士大夫送至纶氏，伦谓众人曰：“吾前为侯常侍用吏，陈君密持教还而于外白署，比闻议者以此少之，此咎由故人畏惮强御，陈君可谓‘善则称君，过则称己’者也。”固自引愆，闻者方叹息，由是天下服其德。后为太丘长，修德清静，百姓以安。邻县民归附者，辄训导譬解发遣，各令还本。司官行部，吏虑民有讼者，白欲禁之；曰：“讼以求直，禁之，理将何申！其勿有所拘。”司官闻而叹息曰：“陈君所言若是，岂有冤于人乎！”亦竟无讼者。以沛相赋敛违法，解印绶去；吏民追思之。 陈出身贫贱，担任颍川郡西门亭长。同郡人钟皓，以行为厚著称，前后九次被三公府征聘，年龄和辈份都远在陈之上，却跟陈成为好友。钟皓原任郡功曹，后被征聘到司徒府去任职，他向郡太守辞行时，郡太守问：“谁可以接替你的职务？”钟皓回答说：“如果您一定想要得到合适的人选，西门亭长陈可以胜任。”陈听到消息后说：“钟君似乎不会推荐人，不知为什么单单举荐我？”于是，郡太守就任命陈为郡功曹。当时，中常侍侯览嘱托郡太守高伦任用自己所推荐的人为吏，高伦便签署命令，将这个人命为文学掾。陈知道这个人不能胜任，就拿着高伦签署的命令求见，对高伦说：“这个人不可任用，然而侯常侍的意旨也不可违抗。不如由我来签署任命，这样的话，就不会玷污您完美的品德。”高伦听从。于是，乡里的舆论哗然，都奇怪陈怎么会举用这样不合适的人，而陈始终不作分辩。后来，高伦被征召到朝廷去担任尚书，郡太守府的官吏和士绅们都来为他送行，一直送到纶氏县。高伦对大家说：“我前些时把侯常侍推荐的人任命为吏，陈却把我签署的任命书秘密送还，而改由他来任用。我接连听说议论此事的人因此轻视陈，而这件事的责任，是因为我畏惧侯览的势力太大，才这样做的，而陈君可以称得上把善行归于主君，把过错归于自己的人。”但陈仍然坚持是自己的过失，听到的人无不叹息。从此，天下的人都佩服他的品德。后来，陈担任太丘县的县长，修饬德教，无为而治，使百姓得以安居乐业。邻县的人民都来归附，陈总是对他们进行开导和解释，然后遣送他们回到原县。上级官员来县视察，本县的官吏恐怕人民上诉，请求陈加以禁止。陈说：“上诉的目的，是为了求得公平，如果加以禁止，将怎样讲理！不要限制。”前来视察的主管官员听到后，叹息说：“陈君说这样的话，难道会冤枉人吗？”终究也没有人来越级上诉。后来陈担任沛国相，被指控违法征收赋税，他便解下印信，离职而去。官吏和人民都很怀念他。 钟皓素与荀淑齐名，刘膺常叹曰：“荀君清识难尚；钟君至德可师。”皓兄子瑾母，膺之姑也。瑾好学慕古，有退让之风，与膺同年，俱有声名。膺祖太尉修常言：“瑾似我家性，‘邦有道，不废；邦无道，免于刑戮’。”复以膺妹妻之。膺谓瑾曰：“孟子以为‘人无是非之心，非人也’，弟于是何太无皂白邪！”瑾尝以膺言白皓。皓曰：“元礼祖、父在位，诸宗并盛，故得然乎！昔国子好招人过，以致怨恶，今岂其时邪！必欲保身全家，尔道为贵。” 钟皓一向和荀淑享有同等的声誉，李膺经常叹息说：“荀君的清高和见识，很难学习；钟君的高贵品德，可以为人师表。”钟皓的侄儿钟瑾的母亲，是李膺的姑妈。钟瑾喜爱读书，效法古人，有退让的风度，和李膺同岁，都有名声。李膺的祖父、太尉李经常说：“钟瑾像我们李家人的性格，国家有道，不会久居人下；国家无道，不会受到诛杀。”于是，又把李膺的妹妹嫁给钟瑾为妻。李膺对钟瑾说：“孟子认为，‘人要是没有是非之心，就不是人’，你对于黑白，为何太不分明？”钟瑾曾经将李膺的话，告诉钟皓，钟皓安慰他说：“李膺的祖父、父亲都身居高位，整个家族都很兴盛，所以才能那样做。从前，齐国的国佐专好挑剔别人的过失，以致招来怨恨和报复。现在哪里是黑白分明的时代？如果一定想保全自己的身家性命，还是你的办法最为高明。”和平元年（庚寅、150） 和平元年（庚寅，公元150年） [1]春，正月，甲子，赦天下，改元。 [1]春季，正月甲子（初一），大赦天下。改年号。 [2]乙丑，太后诏归政于帝，始罢称制。二月，甲寅，太后梁氏崩。 [2]乙丑（初二），梁太后下诏，将朝政大权归还给桓帝，从此开始不再行使皇帝权力。二月甲寅（二十二日）梁太后去世。 [3]三月，车驾徙幸北宫。 [3]三月，桓帝迁回北宫居住。 [4]甲午，葬顺烈皇后。增封大将军冀万户，并前合三万户；封冀妻孙寿为襄城君，兼食阴翟租，岁入五千万，加赐赤绂，比长公主。寿善为妖态以蛊惑冀，冀甚宠惮之。冀爱监奴秦宫，官至太仓令，得出入寿所，威权大震，刺史、二千石皆谒辞之。冀与寿对街为宅，殚极土木，互相夸竞，金玉珍怪，充积藏室；又广开园圃，采土筑山，十里九阪，深林绝涧，有若自然，奇禽驯兽飞走其间。冀、寿共乘辇车，游观第内，多从倡伎，酣讴竟路，或连日继夜以聘娱恣。客到门不得通，皆请谢门者；门者累千金。又多拓林苑，周遍近县，起兔苑于河南城西，经亘数十里，移檄所在调发生兔，刻其毛以为识，人有犯者，罪至死刑。尝有西域贾胡不知禁忌，误杀一兔，转相告言，坐死者十余人。又起别第于城西，以纳奸亡；或取良人悉为奴婢，至数千口，名曰自卖人。冀用寿言，多斥夺诸梁在位者，外以示谦让，而实崇孙氏。孙氏宗亲冒名为侍中、卿、校、郡守、长吏者十余人，皆贪饕凶淫，各使私客籍属县富人，被以他罪，闭狱掠拷，使出钱自赎，赀物少者至于死。又扶风人士孙奋，居富而性吝，冀以马乘遗之，从贷钱五千万，奋以三千万与之。冀大怒，乃告郡县，认奋母为其守藏婢，云盗白珠十斛、紫金千斤以叛，遂收考奋兄弟死于狱中，悉没其赀财亿七千余万。冀又遣客周流四方，远至塞外，广求异物，而使人复乘势横暴，妻略妇女，殴击吏卒；所在怨毒。 [4]甲午（疑误），安葬梁太后，谥号为顺烈皇后。增封大将军梁冀食邑一万户，连同以前所封食邑，共三万户。封梁冀的妻子孙寿为襄城君，同时阳翟和租税，每年收入达五千万钱之多，加赐红色的绶带，与长公主相同。孙寿善于作出各种妖媚的姿态来迷惑梁冀，梁冀对她既很宠爱，又非常害怕。梁冀所宠爱的管家奴秦宫，做官做到太仓令，可以出入孙寿的住所，威势和权力都很大，州刺史和郡太守等二千石高级地方官吏，在赴任之前都要谒见秦宫，向他辞行。梁冀和孙寿分别在街道两旁相对兴建住宅，建筑工程穷极奢华，互相竞争夸耀，金银财宝，奇珍怪物，充满房舍。又大举开拓园林，从各处运来土石，堆砌假山，十里大道，有九里都紧傍池塘，林木深远，山涧流水，宛如天然生成。奇异的珍禽和驯养的走兽在园林中飞翔奔跑。梁冀和孙寿共同乘坐人力辇车，在家宅之内游玩观赏，后面还跟随着许多歌舞艺人，一路欢唱。有时，甚至夜以继日地纵情娱乐。客人登门拜访和求见，也不许通报。求见的人全都向看门的人行贿，以致看门的人家产达千金之多。梁冀在京都洛阳邻近各县都修筑了园林，在河南洛阳城西建立了一处兔苑，面积纵横数十里，发布文书，命令当地官府向人民征调活兔，每只兔都剃掉一撮兔毛，作为标志。若有人胆敢猎取苑兔，甚至要判处死刑。曾有一位西域的胡商，不知道这个兔苑的禁令，误杀了一只兔，结果人们互相控告，因罪至死的达十余人。梁冀又在洛阳城西兴建了一座别墅，用来收容奸民和藏匿逃亡犯。甚至抢夺良家子女，都用来充当奴婢，多达数千人，称他们为“自卖人”。梁冀采纳孙寿的建议，罢免了许多梁姓家族成员的官职，表面上显示梁冀的谦让，而实际上却抬高了孙氏家族的地位。在孙氏家族中假冒虚名担任侍中、卿、校、郡守、长吏的，共有十余人，全都贪得无厌、穷凶极恶。他们派自己的私人宾客，分别到所管辖的各县，调查登记当地富人，然后加以罪名，将富人逮捕关押，严刑拷打，让富人出钱赎罪。家财不足的，因为出不起那么多钱，甚至活活被打死。扶风人士孙奋，富有而吝啬，梁冀曾送给他一匹乘马，要求借贷五千万钱，而士孙奋只借给他三千万钱。梁冀大怒，于是派人到士孙奋所在的郡县，诬告士孙奋的母亲是梁冀家里看守库房的婢女，曾经偷盗白珍珠十斛、紫金一千斤逃亡。于是将士孙奋兄弟逮捕下狱，严刑拷打至死，全部没收士孙奋的家产，共值一亿七千余万钱。梁冀还派遣门客周游四方，甚至远到寒外，四处征求各地的异物，而这些被派出的门客，又都仗着梁冀的势力横征暴敛，抢夺百姓的妻子和女儿，殴打地方官吏和士卒，他们所到之处，都激起怨恨。 侍御史朱穆自以冀故吏，奏记谏曰：“明将军地有申伯之尊，位为群公之首，一日行善，天下归仁；终朝为恶，四海倾覆。顷者官民俱匮，加以水虫为害，京师诸官费用增多，诏书发调，或至十倍，各言官无见财，皆当出民，掠割剥，强令充足。公赋既重，私敛又深，牧守长吏多非德选，贪聚无厌，遇民如虏，或绝命于棰楚之下，或自贼于迫切之求。又掠夺百姓，皆托之尊府，遂令将军结怨天下，吏民酸毒，道路叹嗟。昔永和之末，纲纪少弛，颇失人望，四五岁耳，而财空户散，下有离心，马勉之徒乘敝而起，荆、扬之间几成大患；幸赖顺烈皇后初政清静，内外同力，仅乃讨定。今百姓戚戚，困于永和，内非仁爱之心可得容忍，外非守国之计所宜久安也。夫将相大臣，均体元首，共舆而驰，同舟而济，舆倾舟覆，患实共之。岂可以去明即昧，履危自安，主孤时困而莫之恤乎！宜时易宰守非其人者，减省第宅园池之费，拒绝郡国诸所奉送，内以自明，外解人惑；使挟奸之吏无所依托，司察之臣得尽耳目。宪度既张，远迩清壹，则将军身尊事显，德耀无穷矣！”冀不纳。冀虽专朝纵横，而犹交结左右宦官，任其子弟、宾客为州郡要职，欲以自固恩宠。穆又奏记极谏，冀终不悟，报书云：“如此，仆亦无一可邪！”然素重穆，亦不甚罪也。 侍御史朱穆，因为自己是梁冀过去的属吏，向梁冀上书进谏说：“大将军的地位，和申国国君一样的尊贵，位居三公之上，只要一天行善，天下无不感恩；只要一天作恶，四海立即沸腾。近来，官府和民间都已十分穷困，又加上水灾和虫灾的侵害，京都洛阳各官府的费用增多，皇帝下诏征调的款项，有时高达平时的十倍。而地方的各级官府都说库里没有现钱，全都要向百姓征收，于是用鞭子抽打，残酷榨取，强迫凑足数目。朝廷征收的赋税已经十分沉重，官吏私人的聚敛更是变本加厉。州牧和郡太守等地方高级官吏，大多数不是有品德的人选，他们都贪得无厌，对待百姓如同对待盗贼和仇敌。百姓有的在官府的鞭击棒打之下毙命，有的不堪忍受追逼勒索而自杀。而且，这些掠夺百姓的暴行，都用于大将军府的名义，就使将军受到天下的怨恨，官吏和百姓，都感到伤心悲痛，在路上嗟叹。过去，在永和末年，朝廷纲纪稍有松弛，颇让百姓失望，只不过四五年时间，就弄得全国财政空虚，户口流散，百姓离心离德。马勉之徒乘机起兵，在荆州和扬州之间，几乎酿成大祸。幸赖梁太后开始主持朝政，清静无为，朝廷内外齐心合力，才得以讨平。现在，百姓的忧惧，较之永和末年更为严重。如果对内不能发扬仁爱之心予以容忍，对外又没有保全国家的方略，是不可能获得长治久安的。大将相等朝廷大臣，跟国家君主同为一体，共乘一车奔驰，共坐一船渡河，车辆一旦颠翻，舟船一旦倾覆，大家实际上是患难与共的。怎么可以抛弃光明，投向黑暗？怎么可以走在危险的路上，却自以为平安？又怎么可以在主上孤单而时局艰难之际，毫不在意？应该及时裁撤那些不称职的州牧和郡太守，减省兴建宅第和园林池塘的费用，拒绝接受各郡和各封国奉送的礼物，对内表明自己的高贵品德，对外解除人民的疑惑，使仗势为恶的奸吏无所依靠，负责监察的官吏得以尽职。法纪伸张以后，远 近将一片清平。将军就会地位更加尊贵，事业更加显赫，明德将永垂于世。”梁冀没有采纳。梁冀虽然垄断朝政，专横跋扈，然而，仍交结皇帝左右的当权宦官，任命他们的子弟和宾客亲友担任州郡官府的重要职务，目的在于巩固皇帝对自己的恩德和宠信。因此，朱穆又向梁冀上书极力劝谏，但梁冀始终不觉悟，他给朱穆回信说：“照你这样说，我是一无是处吗！”然而，梁冀一向尊重朱穆，所以也不很怪罪他。 冀遣书诣乐安太守陈蕃，有所请托，不得通。使者诈称他客求谒蕃；蕃怒，笞杀之。坐左转武令。 梁冀写信给乐安郡太守陈蕃，托他办事，但陈蕃拒绝会见梁冀派来的使者。于是，使者冒充是其他客人，请求谒见陈蕃。陈蕃大怒，将使者鞭打而死。陈蕃因罪被贬为武县县令。 时皇子有疾，下郡县市珍药；而冀遣客赍书诣京兆，并货牛黄。京兆尹南阳延笃发书收客，曰：“大将军椒房外家，而皇子有疾，必应陈进医方，岂当使客千里求利乎！”遂杀之。冀惭而不得言。有司承旨求其事，笃以病免。 这时，皇子有病，下令各郡县购买珍贵的药材。梁冀也趁此机会，派门客带着他写的书信去京兆，要求同时购买牛黄。京兆尹南阳人延笃打开梁冀所写的书信一看，便将梁冀派来的门客逮捕，说：“大将军是皇亲国戚，而皇子有病，必应进献医方，怎么会派门客到千里之外谋利呢？”于是将其斩杀。梁冀虽然感到羞惭，但不能开口。其后，有关官吏奉承梁冀的意旨，追查这一杀人案件，以延笃有病为理由，将他免职。 [5]夏，五月，庚辰，尊博园贵人曰孝崇后，宫曰永乐；置太仆、少府以下，皆如长乐宫故事。分钜鹿九县为后汤沐邑。 [5]夏季，五月庚辰（十九日），桓帝尊其母博园贵人为孝崇后，所住宫室称作永乐宫，设置太仆、少府及以下官吏，一切都遵照西汉时期长乐宫的前例。从钜鹿郡分割九个县，作为孝崇后的汤沐邑，收取赋税以供个人奉养。 [6]秋，七月，梓潼山崩。 [6]秋季，七月，广汉郡梓潼县发生山崩。元嘉元年（辛卯、151） 元嘉元年（辛卯，公元151年） [1]春，正月朔，群臣朝会，大将军冀带剑入省。尚书蜀郡张陵呵叱令出，敕虎贲、羽林夺剑，冀跪谢，陵不应，即劾奏冀，请廷尉论罪。有诏，以一岁俸赎；百僚肃然。河南尹不疑尝举陵孝廉，乃谓陵曰：“昔举君，适所以自罚也！”陵曰：“明府不以陵不肖，误见擢序，今申公宪以报私恩！不疑有愧色。 [1]春季，正月朔（初一），群臣朝见桓帝，大将军梁冀佩戴宝剑，进入宫中。尚书蜀郡人张陵厉声斥责梁冀，让他退出，并命令虎贲和羽林卫士，夺下他所佩带的宝剑。于是，梁冀跪下向张陵认错，张陵没有答应，立即向桓帝上书弹劾梁冀，请求将他交给廷尉治罪。桓帝下诏，罚梁冀一年的俸禄赎罪。因此，文武百官都对张陵肃然起敬。河南尹梁不疑，曾经荐举张陵为孝廉，于是对张陵说：“过去荐举你，今天正好来惩罚我们梁家自己！”张陵回答说：“您不认为我没有才能，错误地将我提拔任用，我今天伸张朝廷法度，以报答您的私恩！”梁不疑面有愧色。 [2]癸酉，赦天下，改元。 [2]癸酉（十六日），大赦天下，改年号。 [3]梁不疑好经书，喜待士，梁冀疾之，转不疑为光禄勋；以其子胤为河南尹。胤年十六，容貌甚陋，不胜冠带；道路见者莫不蚩笑。不疑自耻兄弟有隙，遂让位归第，与弟蒙闭门自守。冀不欲令与宾客交通，阴使人变服至门，记往来者。南郡太守马融、江夏太守田明初除，过谒不疑；冀讽有司奏融在郡贪浊，及以他事陷明，皆髡笞徙朔方。融自刺不殊，明遂死于路。[3]梁不疑喜好儒家的经书，乐于接待有学问的人士，梁冀对此很是憎恶，于是调他担任光禄勋，而任命自己的儿子梁胤为河南尹。当时，梁胤年仅十六岁，容貌非常丑陋，穿上官服以后不堪入目，道路上的行人见到他这副模样，没有一个不嘲笑的。梁不疑认为兄弟之间有嫌隙，对自己是一种耻辱，于是辞去官职，回到自己的宅第，和弟弟梁蒙闭门在家自守。梁冀不愿意他再与外面的宾客交往，于是暗地里派人更换衣服，到梁不疑的大门前，记下和他交往的宾客。南郡太守马融、江夏郡太守田明，刚被任命时，路过梁不疑家，曾经去晋见梁不疑，向他辞行。梁冀便授意有关官吏弹劾马融在南郡贪污，并用其他的事诬陷田明，将他们二人都处以髡刑、笞刑，放逐到朔方郡。马融自杀未遂，田明就死在发配途中。 [4]夏，四月，己丑，上微行，幸河南尹梁胤府舍。是日，大风拔树，昼昏。尚书杨秉上疏曰：“臣闻天不言语，以灾异谴告。王者至尊，出入有常，警跸而行，静室而止，自非郊庙之事，则銮旗不驾。故诸侯入诸臣之家，《春秋》尚列其诫；况于以先王法服而私出游，降乱尊卑，等威无序，侍卫守空宫，玺绂委女妾！设有非常之变，任章之谋，上负先帝，下悔靡及！”帝不纳。秉，震之子也。 [4]夏季，四月己丑（初三），桓帝秘密出行，临幸河南尹梁胤家。当天，突刮大风，拔起树木，白昼一片昏暗。尚书杨秉上书说：“我曾经听说，上天不会说话，用灾异谴责告诫君王。君王至为尊贵，出入皇宫都有常规。凡是出宫，前面有人清道和警戒行人，左右有人侍卫；凡是入宫，必先派人清宫，然后才能居住。除非是到郊外祭祀天地，或者到皇庙祭祀祖宗，君王的銮旗御车，从不离开皇宫。所以，各国的诸侯到臣属之家，《春秋》尚且举出，作为鉴戒，更何况是穿着先王规定的朝服，私自外出游玩？尊贵和卑贱混乱不分，威仪失去等级秩序，侍卫守护空宫，天子的玺印交给妇女保管，万一发生非常的变化，出现任章一类的谋反事件，上则辜负先帝的希望，下则后悔莫及！”桓帝不能采纳。杨秉，即杨震的儿子。 [5]京师旱，任城、梁国饥，民相食。 [5]京都洛阳发生旱灾，任城、梁国发生饥荒，出现人吃人的现象。 [6]司徒张歆罢，以光禄勋吴雄为司徒。 [6]司徒张歆被罢官，擢升光禄勋吴雄为司徒。 [7]北匈奴呼衍王寇伊吾，败伊吾司马毛恺，攻伊吾屯城。诏敦煌太守马达将兵救之；至蒲类海，呼衍王引去。 [7]北匈奴呼衍王攻打伊吾，击败伊吾司马毛恺，又乘胜进攻伊吾屯城。桓帝下诏，命敦煌太守马达率军援救，当援军到达蒲类海时，呼衍王率兵退走。 [8]秋，七月，武陵蛮反。 [8]秋季，七月，武陵郡蛮人起兵反叛。 [9]冬，十月，司空胡广致仕。 [9]冬季，十月，司空胡广辞官退休。 [10]十一月，辛巳，京师地震。诏百官举独行之士。涿郡举崔，诣公车，称病，不对策；退而论世事，名曰《政论》。其辞曰：“凡天下所以不治者，常由人主承平日久，俗渐敝而不悟，政衰而不改，习乱安危，不自睹。或荒耽耆欲，不恤万机；或耳蔽诲，厌伪忽真；或犹豫岐路，莫适所从；或见信之佐，括囊守禄；或疏远之臣，言以贱废；是以王纲纵弛于上，智士郁伊于下。悲夫！ [10]十一月辛巳（二十八日），京都洛阳发生地震。桓帝下诏，命朝廷的文武百官推荐志节高尚，不随俗浮沉的“独行”人才。涿郡太守推荐崔。崔到达京都洛阳皇宫负责接待的公车衙门时，声称有病，没有参加回答皇帝策问的考试。回乡后，撰写了一篇评论当代政事的文章，篇名叫作《政论》。文章说：“凡天下所以不能治理，通常是由于人主继承太平盛世为时太久。风俗已经逐渐敝败，却仍不觉悟；政令已经逐渐衰败，却不知道改弦更张。以乱为治，以危为安，熟视无睹。有的沉溺于酒色，荒淫纵欲，不忧虑国事；有的听不进任何规劝，爱听假话而听不进真话；有的不能分辨人的忠和奸，事情的是和非，在歧路上犹豫不决，不知所从；于是，亲信的辅佐大臣，害怕得罪奸邪，闭口不言，只求保全自己的高官厚禄；而疏远的臣下，虽然敢说真话，但因为地位卑微，意见不能受到重视和采用。因此，朝廷的法度在上面遭到破坏，才智之士在下面感到无可奈何，真是可悲！ 自汉兴以来，三百五十余岁矣，政令垢玩，上下怠懈，百姓嚣然，咸复思中兴之救矣！且济时拯世之术，在于补决坏，枝拄邪倾，随形裁割，要措斯世于安宁之域而已。故圣人执权，遭时定制，步骤之差，各有云设，不强人以不能，背急切而慕所闻也。盖孔子对叶公以来远，哀公以临人，景公以节礼，非其不同，所急异务也。俗人拘文牵古，不达权制，奇伟所闻，简忽所 见，乌可与论国家之大事哉！故言事者虽合圣听，辄见掎夺。何者？其顽士暗于时权，安习所见，不知乐成，况可虑始，苟云率由旧章而已；其达者或矜名妒能，耻策非己，舞笔奋辞以破其义。寡不胜众，遂见摈弃，虽稷、契复存，犹将困焉。斯贤智之论所以常愤郁而不伸者也。 “自从汉王朝建立迄今，已经三百五十余年，政令已经严重荒废，上下松懈怠惰，百姓怨声载道，都盼望重新得到中兴，挽救目前的危局。而且，拯救时世办法，在于把裂缝补好，把倾斜支住，根据实际情况，采取必要的措施，目的只是要使整个天下达到安宁的境地而已。所以，圣人掌权，就会根据当时面临的形势，制订相应的制度和措施。虽然采取的步骤会有差异，设置的制度和措施也各不相同，但都不会强迫人们去做根本做不到的事，也不会不做当前急需的事，而只是追求遥远空洞的思想。孔子回答叶公说，为政在于使远处的人都来归服；他回答鲁哀公说，为政在于选用贤才；他回答齐景公说，为政在于节约财富。并不是孔子对为政本身有不同的见解，而是针对他们所面临的不同的要务。庸俗的人，只知拘泥于古书上的文字，不懂得根据不同的情势，制订不同的制度和措施的道理。只看重从书中听来的古人古事，而忽略眼前的现实，怎么可以和这种人讨论国家的大事呢！所以，臣属上书奏事，虽然主上愿意聆听，但每每遭到牵制和破坏。为什么会这样呢？有些顽劣的人士不懂审时度势，只知安于所见到过的事情，即使是事情已经成功，也不知快乐，何况在操心事情的开端时，就让他同意？只是马马虎虎地说，大致遵循原来的法令规章而已；有的人，虽然见识通达，但居名自负，忌妒贤能，因为计策不是出于自己而感到羞耻，于是舞文弄墨，去诋毁别人提出的计策。即便是最好的计策，因为寡不敌众，也终于遭到摈弃，纵使后稷、子契重生，也束手无策。这就是持贤能智慧的言论的人，所以常常悲愤压抑而不能得到伸展的原因。 凡为天下者，自非上德，严之则治，宽之则乱。何以明其然也？近孝宣皇帝明于君人之道，审于为政之理，故严刑峻法，破奸轨之胆，海内清肃，天下密如，算计见效，优于孝文。及元帝即位，多行宽政，卒以堕损，威权始夺，遂为汉室基祸之主。政道得失，于斯可鉴。昔孔子作《春秋》，褒齐桓，懿晋文，叹管仲之功；夫岂不美文、武之道哉？诚达权救敝之理也。圣人能与世推移，而俗士苦不知变，以为结绳之约，可复治乱秦之绪，干戚之舞，足以解平城之围。夫熊经鸟伸，虽延历之术，非伤寒之理；呼吸吐纳，虽度纪之道，非续骨之膏。盖为国之法，有似理身，平则致养，疾则攻焉。夫刑罚者，治乱之药石也；德教者，兴平之粱肉也。夫以德教除残，是以粱肉养疾也；以刑罚治平，是以药石供养也。方今承百王之敝，值厄运之会，自数世以来，政多恩贷，驭委其辔，马骀其衔，四牡横奔，皇路险倾，方将勒以救之，岂暇鸣和銮，调节奏哉！昔文帝虽除肉刑，当斩右趾者弃市，笞者往往至死。是文帝以严致平，非以宽致平也。”，瑗之子也。山阳仲长统尝见其书，叹曰：“凡为人主，宜写一通，置之坐侧。” “凡治理天下的君主，如果不是具有最好的品德，则采用严厉的手段，就能够治理；采用宽纵的手段，国家就混乱。何以知道会是这样？近代孝宣皇帝，明白统治人民的道理，知道为政的真谛，所以，采用严刑峻法，使为非作歹的人心胆俱裂，海内清平，天下安静，总结他的政绩，高于文帝。等到元帝即位，在许多方面放宽了政令，终使朝政衰败，皇帝的威势和权力开始下降，汉王朝的大祸，在他手中奠下基础。为政之道的得失，从这里可以明鉴。过去，孔子作《春秋》，褒奖齐桓公，夸奖晋文公，赞叹管仲。那么，孔子难道不赞美周文王、周武王的为政之道？实在是为了通达权变、拯救时弊的道理。圣人能够随着时代的前进，而不断改变制度和措施，然而，庸人却苦于不知道随着时代的变迁而改变自己的认识，以为上古时代所采用的结绳记事的原始方法，仍然可以治理纷乱如麻的秦王朝；以为舞弄红色的盾牌和玉石制作的斧��干戚之舞，足可以解除汉高祖受困的平城之围。像熊那样攀援树木，伸手展足，象鸟那样飞翔高空，伸腿展翅，虽然可以延年益寿，却治不了伤寒重病。用口不断吐出浊气，用鼻不断吸进清气，虽然可以使身体健康，却不能连接折断的骨骼。治理国家的方法，和养护身体相类似，平时注意营养和保护，有病时则使用药物进行治疗。刑罚是治理乱世的药物，德教是治理太平盛世的美食佳肴。如果用德教去铲除凶残，就好比用美食佳肴去治疗疾病；反之，如果用刑罚去治理太平盛世，就好比用药物去营养和保护身体，都是不合适的。可是，现在继承历代帝王遗留下来的弊病，又正逢艰难的时局，自最近几代以来，政令大多宽容，如同驾马车的人扔掉了缰绳，马匹脱掉了衔勒，四匹牡马横冲直撞，前面的道路又非常艰险，应该紧急勒马刹车，进行拯救，怎么还有闲暇一边听着车铃的节奏声，一边从容不迫地往前走呢？过去，汉文帝虽然废除了肉刑，但是，将应当砍掉右脚趾的改为斩首示众，受笞刑的人也往往被鞭打至死。所以，汉文帝仍是用严而非用宽的办法，实现了天下太平。”崔是崔瑗的儿子。山阳郡人仲长统曾经看到了这篇文章，叹息说：“凡是君主，都应把它抄写下来，放在座位旁边，作为座右铭。” 臣光曰：汉家之法已严矣，而崔犹病其宽，何哉？盖衰世之君，率多柔懦，凡愚之佐，唯知姑息，是以权幸之臣有罪不坐，豪猾之民犯法不诛 ；仁恩所施，止于目前；奸宄得志，纪纲不立。故崔之论，以矫一时之枉，非百世之通义也。孔子曰：“政宽则民慢，慢则纠之以猛；猛则民残，残则施之以宽。宽以济猛，猛以济宽，政是以和。”斯不易之常道矣。 臣司马光曰：汉朝的法令已经是严厉的了，然而，崔还嫌它宽大，这是为什么呢？因为衰败之世的君王大多懦弱，平庸愚昧的辅佐之臣，只知道姑息。所以，有权势而得君王宠幸的臣下，即使有罪，也得不到应有的惩罚；豪强和不守法度的刁徒，即使违法，也不被诛杀；施加仁爱恩惠，只限于眼前；使为非作歹的人得逞，纲纪不能维持。所以，崔的评论是用来矫正一时的弊端，不是百代通用的法则。孔子说：“为政太宽大，则人民不在乎，人民一旦不在乎，则用严刑峻法来纠正。施行严刑峻法，则人民感到暴虐，人民一旦感到暴虐，则改施宽大之政。用宽大和严厉两种手段互相补充，政局才能稳定。”这是永世不变的常轨。 [11]闰月，庚午，任城节王崇薨；无子，国绝。 [11]闰十二月庚午（十八日），任城节王刘崇去世，没有子嗣，封国灭绝。 [12]以太常黄琼为司空。 [12]擢升太常黄琼为司空。 [13]帝欲褒崇梁冀，使中朝二千石以上会议其礼。特进胡广、太常羊溥、司隶校尉祝恬、太中大夫边韶等咸称冀之勋德宜比周公，锡之 山川、土田、附庸。黄琼独曰：“冀前以亲迎之劳，增邑万三千户；又其子胤亦加封赏。今诸侯以户邑为制，不以里数为限，冀可比邓禹，合食四县。”朝廷从之。于是有司奏：“冀入朝不趋，剑履上殿，谒赞不名，礼仪比萧何；悉以定陶、阳成余户增封为四县，比邓禹；赏赐金钱、奴婢、彩帛、车马、衣服、甲第，比霍光；以殊元勋。每朝会，与三公绝席。十日一入，平尚书事。宣布天下，为万世法。”冀犹以所奏礼薄，意不悦。 [13]桓帝想要褒奖和尊崇梁冀，命朝廷中二千石以上的官员集会讨论有关礼仪。特进胡广、太常羊溥、司隶校尉祝恬、太中大夫边韶等人，都称赞梁冀的功德，应该比拟周公，赏赐给他山川、土地、以及附属于他的小封国。唯独司空黄琼提出异议说：“梁冀以前因亲自迎立桓帝的功劳，已增封食邑一万三千户；而且，他的儿梁胤也得到了封赏。现在，诸侯的封国都是用食邑的户、县数为标准，而不以面积大小为限，所以，梁冀可以比拟邓禹，赏赐给他共合四县的食邑。”桓帝批准。当时，有关官吏上奏：“梁冀入朝之时，可以不必小步疾行，可以带剑穿鞋上殿，拜见皇帝时，礼宾官只称他的官衔，不报姓名，礼仪比照萧何；加封定陶县、阳成县余下的全部 户数，连同以前封的两县，使食邑增为四县，比照邓禹；赏赐金钱、奴婢、采色丝织物、车马、衣服、住宅，比照霍光；以表示不同于其他的元勋。每次朝见皇帝时，梁冀不与三公同席，另设一个专席。每隔十天，入朝一次，处理尚书台事务。并把这项殊荣，布告天下，作为万世的表率。”可是，梁冀还认为有关官吏所上奏的礼仪太轻，心里不高兴。 二年（壬辰、152）二年（壬辰，公元152年） [1]春，正月，西域长史王敬为于所杀。初，西域长史赵评在于，病痈死。评子迎丧，道经拘弥。拘弥王成国与于王建素有隙，谓评子曰：“于王令胡医持毒药著创中，故致死耳！”评子信之，还，以告敦煌太守马达。会敬代为长史，马达令敬隐核于事。敬先过拘弥，成国复说云：“于国人欲以我为王；今可因此罪诛建，于必服矣。”敬贪立功名，前到于，设供具，请建而阴图之。或以敬谋告建，建不信，曰：“我无罪，王长史何为欲杀我？”旦日，建从官属数十人诣敬，坐定，建起行酒，敬叱左右执之。吏士并无杀建意，官属悉得突走。时成国主簿秦牧随敬在会，持刀出，曰：“大事已定，何为复疑！”即前斩建。于侯、将输等遂会兵攻敬，敬持建头上楼宣告曰：“天下使我诛建耳！”输不听，上楼斩敬，县首于市。输自立为王；国人杀之，而立建子安国。马达闻王敬死，欲将诸郡兵出塞击于；帝不听，徵达还，而以宋亮代为敦煌太守。亮到，开募于，令自斩输；时输死已经月，乃断死人头送敦煌而不言其状，亮后知其诈，而竟不能讨也。 [1]春季，正月，西域长史王敬被于阗国诛杀。起初，前任西域长史赵评在于阗，因生恶性脓疮而死，赵评的儿子前往迎接灵柩，路上经过拘弥国。因拘弥王成国和于阗王建一向有怨隙，于是成国对赵评的儿子说：“于阗王让匈奴医生将毒药放在伤口上，所以使令尊致死。”赵评的儿子信以为真，回来后，将此情况报告敦煌太守马达。当时，正逢王敬接任西域长史，马达命王敬秘密调查核实此事。王敬去于阗，先经过拘弥国，拘弥王成国又对王敬说：“于阗国人打算拥戴我当国王，现在可以用害死西域长史的罪名将于阗王建诛杀，于阗一定归服。”王敬贪图建立功名，来到于阗后，摆设酒席，请于阗王建赴宴，而暗中却图谋杀害他。有人将王敬的密谋报告于阗王建，但建并不相信，说：“我没有罪，王长史为什么要杀我？”次日，于阗王建率领随从官属数十人去拜见王敬。宾主坐定后，于阗王建起身敬酒，王敬喝令左右的人将他逮捕。当时，官吏和卫士都没有杀建的意思，所以，跟随建来赴宴的随从官属全都突围逃走。当时拘弥王成国的主簿秦牧也在宴会上，他持刀站出来说：“大事已定，为什么还疑惑！”随即上前将建斩首。于是，于阗国侯、大将输等集合部队攻打王敬，王敬拿着建的人头上楼宣告说：“是天子派我来诛杀建的！”输不听，冲到楼上，斩杀王敬，将他的人头悬挂在街市上示众。输自立为于阗王，国人将他杀死，另行拥立建的儿子安国为于阗王。马达听说王敬被杀死后，准备率领各郡的地方兵，出塞攻击于阗国。桓帝不批准，将马达征召回京都洛阳，任命宋亮接任敦煌郡太守。宋亮到任以后，开导和招募于阗人，命他们自己斩杀输。这时，输已经死了一个月，于是他们将死人的头砍下，送到敦煌郡太守府，但没有说斩杀的具体情况。宋亮后来才知道其中有诈，但到底不能再出兵讨伐。 [2]丙辰，京师地震。 [2]丙辰（疑误），京都洛阳发生地震。 [3]夏，四月，甲辰，孝崇皇后氏崩；以帝弟平原王石为丧主，敛送制度比恭怀皇后。五月，辛卯，葬于博陵。 [3]夏季，四月甲辰（疑误），桓帝的母亲孝崇皇后氏去世，由桓帝的弟弟平原王刘石主持丧事，装殓和送葬的制度，比照和帝的母亲恭怀皇后。五月辛卯（十二日），将她安葬在博陵。 [4]秋，七月，庚辰，日有食之。 [4]秋季，七月庚辰（初二），出现日食。 [5]冬，十月，乙亥，京师地震。 [5]冬季，十月乙亥（二十八日），京都洛阳发生地震。 [6]十一月，司空黄琼免。十二月，以特进赵戒为司空。 [6]十一月，司空黄琼被免官。十二月，任命特进赵戒为司空。永兴元年（癸巳、153） 永兴元年（癸巳，公元153年） [1]春，三月，丁亥，帝幸鸿池。 [1]春季，三月丁亥（十二日），桓帝前往鸿池。 [2]夏，四月，丙申，赦天下，改元。 [2]夏季，四月丙申（疑误），大赦天下。改年号。 [3]丁酉，济南悼王广薨；无子，国除。 [3]丁酉（疑误），济南悼王刘广去世，没有子嗣，封国撤除。 [4]秋，七月，郡、国三十二蝗，河水溢。百姓饥穷流冗者数十万户，冀州尤甚。诏以侍御史朱穆为冀州刺史。冀部令长闻穆济河，解印绶去者四十余人。及到，奏劾诸郡贪污者，有至自杀，或死狱中。宦者赵忠丧父，归葬安平，僭为玉匣；穆下郡案验，吏畏其严，遂发墓剖棺，陈尸出之。帝闻，大怒，征穆诣廷尉，输作左校。大学书生颍川刘陶等数千人诣阙上书讼穆曰：“伏见弛刑徒朱穆，处公忧国，拜州之日，志清奸恶。诚以常侍贵宠，父子兄弟布在州郡，竞为虎狼，噬食小民，故穆张理天纲，补缀漏目，罗取残祸，以塞天意。由是内官咸共恚疾，谤烦兴，才隙仍作，极其刑谪，输作左校。天下有识，皆以穆同勤禹、稷而被共、鲧之戾，若死者有知，则唐帝怒于崇山，重华忿于苍墓矣！当今中官近习，窃持国柄，手握王爵，口衔天宪，运赏则使饿隶富于季孙，呼则令伊、颜化为桀、跖；而穆独亢然不顾身害，非恶荣而好辱，恶生而好死也，徒感王纲之不摄，惧天纲之久失，故竭心怀忧，为上深计。臣愿黥首系趾，代穆输作。”帝览其奏，乃赦之。 [4]秋季，七月，有三十二个郡和封国发生蝗灾，黄河河水上涨，泛滥成灾。百姓饥饿和贫穷所困迫，四处流散的达数十万户，冀州的情况尤为严重。桓帝下诏，任命侍御史朱穆为冀州刺史。冀州所属的各县县令和县长，听说朱穆已渡过黄河，解下印信绶带自动离职而去的有四十余人。乃至到任，朱穆便向朝廷上奏弹劾各郡的贪官污吏。这些官吏有的甚至自杀，有的死在狱中。宦官赵忠的父亲去世，将棺材运回故乡安平国埋葬。他超越身份，制作了皇帝和王侯才准许穿的玉衣来装殓死者。朱穆命令郡太守调查核实。郡太守等地方官吏畏惧他的严厉，于是挖开坟墓，劈开棺木，把尸首抬出来进行检查。桓帝得到报告后，大怒，征召朱穆到廷尉问罪，判处他到左校罚作苦役。于是，太学的学生、颍川人刘陶等数千人前往宫门上书，为朱穆申辩说：“我们认为，减刑囚徒朱穆，秉公处事，尽忠报国，从他被任命为冀州刺史的那一天起，就立志铲除奸佞和邪恶。的确是因为中常侍居位尊贵，又受到皇帝的宠信，他们的父亲、养子、兄弟散布在各州各郡，象虎狼一样地竞相吞食小民，所以朱穆才伸张国法，修补连缀破漏的法纲，惩处残暴和作恶的人，以合天意。因此，宦官们对他都很痛恨，非议和责难四起，谗言接踵而来，使他遭受刑罚，被送到左校营罚作苦役。天下的有识之士，都认为朱穆勤于王事，如同禹和后稷，却与共工和鲧一样，遭到惩罚，如果死了的人仍有知觉，则唐尧帝将会在崇山坟墓里发怒，虞舜帝也会在苍梧坟墓里忿恨。当今，宦官等皇帝左右的亲信，窃据和把持着国家的权力，手中掌握着生杀予夺大权，他们说的话，就等于是皇帝的旨意，行赏时可使快要饿死的奴隶变得比季孙还要富有，不高兴时，也可将将伊尹、颜渊顷刻化作桀和盗跖。然而朱穆却昂然而出，奋不顾身，并不是因为他憎恶荣耀而喜爱羞辱，憎恶生命而喜爱死亡，只是因为他深感朝廷的纲纪不振，畏惧国家法令长久丧失，所以竭尽忠心，报答国家，为皇上深谋远虑。我们愿意接受黥刑，在脸上刺字，脚戴铁镣，代替朱穆去服苦役。”桓帝看到他们的奏章后，于是，下令赦免朱穆。 [5]冬，十月，太尉袁汤免，以太常胡广为太尉。司徒吴雄、司空赵戒免，以太仆黄琼为司徒，光禄勋房植为司空。 [5]冬季，十月，太尉袁汤被免官，擢升太常胡广为太尉。司徒吴雄和司空赵戒，均被免官，擢升太仆黄琼为司徒，擢升光禄勋房植为司空。 [6]武陵蛮詹山等反，武陵太守汝南应奉招降之。 [6]武陵蛮人首领詹山等起兵反叛，武陵郡太守汝南郡人应奉招抚他们归降。 [7]车师后部王阿罗多与戊部候严皓不相得，忿戾而反，攻围屯田，杀伤吏士。后部侯炭遮领余民畔阿罗多，诣汉吏降。阿罗多迫急，从百余骑亡入北匈奴。敦煌太守宋亮上立后部故王军就质子卑君为王。后阿罗多复从匈奴中还，与卑君争国，颇收其国人。戊校尉严详虑其招引北虏，将乱西域，乃开信告示，许复为王；陈罗多乃诣详降。于是更立阿罗多为王，将卑君还敦煌，以后部人三百帐与之。 [7]车师后王国国王阿罗多，和戊部候严皓不投合，阿罗多因愤怒而起兵反叛，攻打和包围屯田，杀伤将吏和士卒。后部侯炭遮率领其余的百姓背叛了阿罗多，向汉朝的官吏归降。阿罗多处于危急之中，被迫率领一百余骑兵投奔北匈奴。敦煌太守宋亮上奏朝廷，请求批准封立后王国以前的国王军就送到汉朝当人质的儿子卑君为王。后来，阿罗多又从北匈奴返回，和卑君争夺王位，得到不少国人的归附。戊校尉严详担心阿罗多招引北匈奴，扰乱西域，就开诚布公地晓告阿罗多，允许他重新为王。阿罗多便向严详归降。于是，改立阿罗多为后王国国王，而将卑君护送回敦煌，将后王国三百个帐篷的民户交给他管辖。二年（甲午、154） 二年（甲午，公元154年） [1]春，正月，甲午，赦天下。 [1]春季，正月甲午（二十四日），大赦天下。 [2]二月，辛丑，复听刺史、二千石行三年丧。 [2]二月辛丑（初二），恢复许可刺史和官秩二千石以上的高级官吏为父母守丧三年的制度。 [3]癸卯，京师地震。 [3]癸卯（初四），京都洛阳发生地震。 [4]夏，蝗。 [4]夏季，发生蝗灾。 [5]东海朐山崩。 [5]东海朐山发生山崩。 [6]乙卯，封乳母马惠子初为列侯。 [6]乙卯（疑误），桓帝封乳母马惠的儿子马初为列侯。 [7]秋，九月，丁卯朔，日有食之。 [7]秋季，九月丁卯朔（初一），出现日食。 [8]太尉胡广免；以司徒黄琼为太尉。闰月，以光禄勋尹颂为司徒。 [8]太尉胡广被免官，任命司徒黄琼为太尉。闰九月，擢升光禄勋尹颂为司徒。 [9]冬，十一月，甲辰，帝校猎上林苑，遂至函谷关。 [9]冬季，十一月甲辰（初九），桓帝前往上林苑打猎，随后到函谷关。 [10]泰山、琅邪贼公孙举、东郭窦等反，杀长吏。 [10]泰山郡、琅邪郡贼帅公孙举、东郭窦等起兵叛，杀害地方官吏。永寿元年（乙未、155） 永寿元年（乙未，公元155年） [1]春，正月，戊申，赦天下，改元。 [1]春季，正月戊申（十四日），大赦天下。改年号。 [2]二月，司隶、冀州饥，人相食。 [2]二月，司隶、冀州发生饥荒，出现人吃人的现象。 [3]太学生刘陶上疏陈事曰：“夫天之与帝，帝之与民，犹头之与足，相须而行也。陛下目不视鸣条之事，耳不闻檀车之声，天灾不有痛于肌肤，震食不即损于圣体，故蔑三光之谬，轻上天之怒。伏念高祖之起，始自布衣，合散扶伤，克成帝业，勤亦至矣；流福遗祚，至于陛下。陛下既不能增明烈考之轨，而忽高祖之勤，妄假利器，委授国柄，使群丑刑隶，芟刈小民，虎豹窟于场，豺狼乳于春囿，货殖者为穷冤之魂，贫馁者作饥寒之鬼，死者悲于窀穸，生者戚于朝野，是愚臣所为咨嗟长怀叹息者也！且秦之将亡，正谏者诛，谀进者赏，嘉言结于忠舌，国命出于谗口，擅阎乐天咸阳，授赵高以车府，权去己而不知，威离身而不顾。古今一揆，成败同势；愿陛下远览强秦之倾，近察哀、平之变，得失昭然，祸福可见。臣又闻危非仁不扶，乱非智不救；窃见故冀州刺史南阳朱穆、前乌桓校尉臣同郡李膺，皆履正清平，贞高绝俗，斯实中兴之良佐，国家之柱臣也，宜还本朝，夹辅王室。臣敢吐不时之义于讳言之朝，犹冰霜见日，必至消灭；臣始悲天下之可悲，今天下亦悲臣之愚惑也。”书奏，不省。 [3]太学生刘陶上书评论政事说：“上天和皇帝之间，皇帝和人民之间，犹如头和脚的关系，必须互相配合才行。陛下的眼睛没有看见过鸣条战争的情况，耳朵没有听见过战车厮杀的声音。天灾并没有伤害到陛下的肌肉和皮肤，地震和日食也没有损毁陛下的身体；所以，陛下轻视日月星辰的变异，也不在乎上天的发怒。我想到高祖当初起事时，原是一个平民，集结流散之人，救死扶伤，才得以完成帝王大业，其艰苦勤劳已到极点。福禄和帝位，一代接一代地流传下来，直到陛下。陛下既不能为祖先创立的法制增添光彩，而又辜负高祖的千辛万苦，随便地将刑赏和兵权给予人家，把国家权力委付他人，致使一群丑恶的宦官宰割小民，如同虎豹在幼鹿场中挖洞，豺狼在春天的林园中生下幼崽。富人惨死于严刑酷法，成为冤魂，穷人死于饥饿和寒冷，成为冻馁之鬼。已死的人在长夜中悲鸣，活着的人无论在朝、在野，无不愁苦，这就是我所以长怀叹息的原因。而且，秦王朝将要灭亡时，直言进谏的人遭到诛杀，阿谀奉承的人得到封赏，规劝的忠言被堵塞，国家的政令，出于奸佞之口，纵容阎乐在京都咸阳横行，任命赵高为中车府令，权力离开自己而不知，威严已经丧失而不顾。古往今来，成功和失败的情势都是一样的。希望陛下远观强大的秦王朝倾覆的往事，近察哀帝、平帝时期的政局变乱，得失祸福将看得非常清楚。我又听说，危难时没有仁爱之心就不能扶持，变乱时没有智慧之人就不能拯救。我个人认为，前冀州刺史、南阳人朱穆，前乌桓校尉、我的同郡人李膺，都遵行正道，清廉公平，忠贞高尚，与众不同，他们真正是中兴的优良辅佐，国家的栋梁之臣，应该将他们召回朝廷任职，共同辅佐陛下。我胆敢在忌讳讲真话的朝廷，说出不合时宜的道理，犹如冰霜见到太阳，一定会被消灭；我刚刚为天下人的可悲而感到悲伤，现在天下人也要为我的愚昧困惑而悲伤。”奏章呈上去后，桓帝没有理会。 [4]夏，南阳大水。 [4]夏季，南阳郡发生大水灾。 [5]司空房植免；以太常韩为司空。 [5]司空房植被免官；擢升太常韩为司空。 [6]巴郡、益州郡山崩。 [6]巴郡和益州郡，发生山崩。 [7]秋，南匈奴左台耆、且渠伯德等反，寇美稷；东羌复举种应之。安定属国都尉敦煌张奂初到职，壁中唯有二百许人，闻之，即勒兵而出；军吏以为力不敌，叩头争止之。奂不听，遂进屯长城，收集兵士，遣将王卫招诱东羌，因据龟兹县，使南匈奴不得交通。东羌诸豪遂相率与奂共击等，破之。伯德惶恐，将其众降，郡界以宁。羌豪遗奂马二十匹，金八枚。奂于诸羌前以酒酹地曰：“使马如羊，不以入厩；使金如粟，不以入怀。”悉以还之。前此八都尉率好财货，为羌所患苦；及奂正身洁己，无不悦服，威化大行。 [7]秋季，南匈奴左台耆、且渠伯德等起兵反叛，攻打美稷，东羌诸种全体起来响应。安定属国都尉、敦煌郡人张奂刚刚到任，军垒中只有二百余人，得到消息后，他立即率军出击，军营中的属吏都认为无法抵挡，跪下来叩头劝阻，但张奂不听。于是，进兵屯守长城要塞，征集兵士，派部将王卫招诱东羌诸种降服，因而得以进据龟兹县，使南匈奴和东羌诸种之间不能来往。于是，东羌诸种豪帅相继和张奂共同进击左等，将其击破。且渠伯德感到非常惶恐，率领部众投降，郡境内得到安宁。东羌诸种豪帅赠送给张奂战马二十匹，金耳环八枚。张奂在诸种豪帅面前，用酒洒地，发誓说：“即使赠送的马匹像羊群，我也绝不能牵入马棚；即使黄金像粟米，我也绝不能装进自己的腰包。”将它们全部退还。在此之前，八任都尉大都贪图金钱和财物，使羌人感到愁苦。及至张奂继任，他端正自身，清廉克己，东羌人无不心悦诚服，政令和教化，推行无阻。二年（丙申、156） 二年（丙申，公元156年） [1]春，三月，蜀郡属国夷反。 [1]春季，三月，蜀郡属国的夷人起兵反叛。 [2]初，鲜卑檀石槐，勇健有智略，部落畏服，乃施法禁，平曲直，无敢犯者，遂推以为大人。檀石槐立庭于弹山、仇水上，去高柳北三百余里，兵马甚盛；东、西部大人皆归焉。因南抄缘边，北拒丁零，东却夫馀，西击乌孙，尽据匈奴故地，东西万四千余里。 [2]起初，鲜卑人檀石槐勇敢健壮，又有谋略，在部落中深受众人的敬畏和信服。檀石槐制定法令，审理诉讼，没有人敢违犯，于是被推举为部落的首领。檀石槐在弹污山和仇水畔建立了王庭，位于高柳以北三百余里，兵强马壮，非常强盛；东部和西部的部落首领都向他归附。于是，鲜卑人在南方劫掠沿边各郡，北方抗拒丁零，东方击退夫余，西方进击乌孙，完全占领匈奴的故土，东西广达一万四千余里。 秋，七月，檀石槐寇云中。以故乌桓校尉李膺为度辽将军。膺到边，羌、胡皆望风畏服，先所掠男女，悉诣塞下送还之。 秋季，七月，檀石槐攻打云中郡，桓帝任命前任乌桓校尉李膺为度辽将军。李膺到任以后，羌人和胡人都望风敬畏归服，把先前掠夺的男女俘虏全部送到塞下归还。 [3]公孙举、东郭窦等聚众至三万人，寇青、兖、徐三州，破坏郡县。连年讨之，不能克。尚书选能治剧者，以司徒掾颍川韩韶为嬴长。贼闻其贤，相戒不入嬴境。余县流民万余户入县界；韶开仓赈之，主者争谓不可。韶曰：“长活沟壑之人，而以此伏罪，含笑入地矣。”太守素知韶名德，竟无所坐。韶与同郡荀淑、钟皓、陈皆尝为县长，所至以德政称，时人谓之“颍川四长”。 [3]公孙举、东郭窦等聚集部众达三万人，攻打青州、兖州、徐州，使三州所管辖下的郡县受到破坏。连年进行讨伐，都不能取胜。尚书挑选能够处理繁重难办事务的官吏，将司徒掾、颍川人韩韶任命为嬴县县长。盗贼听说他很贤能，互相告诫不进入嬴县境内。其他县的流民一万余户逃到嬴县，韩韶打开粮仓，进行赈济。主管粮仓的官吏反对，认为不能这样做。韩韶说：“救活了水沟和山谷里面的人，而因此被处死，我会含笑入地的。”泰山郡太守一向知道韩韶的名声和品德，竟然没有给他处罚。韩韶和同郡人荀淑、钟皓、陈，都曾经担任过县长，在他们任职的所在县，都以施行德政而著称，当时人们称他们为“颍川四长”。 [4]初，鲜卑寇辽东，属国都尉段率所领驰赴之。既而恐贼惊去，乃使驿骑诈赍玺书召，于道伪退，潜于还路设伏；虏以为信然，乃入追，因大纵兵，悉斩获之。坐诈为玺书，当伏重刑；以有功，论司寇；刑竟，拜议郎。至是，诏以东方盗贼昌炽，令公卿选将帅有文武材者。司徒尹颂荐，拜中郎将，击举、窦等，大破斩之，获首万余级，余党降散。封为列侯。 [4]起初，鲜卑攻打辽东郡，属国都尉段率领所统辖的军队驰马前去迎战。随后担心鲜卑惊恐逃走，于是，派驿骑假装送来皇帝诏书，征召段回京都洛阳。段在行军路上假装向后撤退，后又秘密返回原来的地方，设下埋伏。鲜卑信以为真，于是入境追击段，段因而纵兵大战，将鲜卑全部斩杀、俘虏。因段伪造诏书，应该判处死刑；但因讨伐鲜卑有功，判处两年徒刑；刑期满后，被任命为议郎。到了本年，桓帝下诏，因为东方盗贼昌獗，命三公九卿推荐文武双全的将帅人才。司徒尹颂推荐了段，段被任命为中郎将，于是率军进击公孙举、东郭窦等，取得大胜，斩杀了一万多人，余众有的归降，有的解散。封段为列侯。 [5]冬，十二月，地震。 [5]冬季，十二月，发生地震。 [6]封梁不疑子马为颍阴侯，梁胤子桃为城父侯。 [6]封梁不疑的儿子梁马为颍阴侯，梁胤的儿子梁桃为城父侯。-------------------------------------------------------------------------------- 资治通鉴第五十四卷汉纪四十六 孝桓皇帝上之下永寿三年（丁酉、157） 汉纪四十六 汉桓帝永寿三年（丁酉，公元157年） 春，正月，己未，赦天下。 [1]春季，正月己未（疑误），大赦天下。 [2]居风令贪暴无度，县人朱达等与蛮夷同反，攻杀令， 聚众至四五千人。夏， 四月，进攻九真，九真太守式战死。诏九真都尉魏朗讨破之。 [2]居风县县令贪污暴虐没有限度，县民朱达等和蛮夷联合反叛，攻打县城，杀死县令，聚集群众四五千人。夏季，四月，进攻九真郡，九真郡太守式战死。桓帝下诏，命九真郡都尉魏朗率军将朱达等击败。 [3]闰月，庚辰晦，日有食之。 [3]闰五月庚辰晦（疑误），出现日食。 [4]京师蝗。 [4]京都洛阳发生蝗灾。 [5]或上言：“民之贫困以货轻钱薄，宜改铸大钱。 ”事下四府群僚及太学能言之士议之。太学生刘陶上议曰：“当今之忧，不在于货，在乎民饥。窃见比年已来，良苗尽于蝗螟之口，杼轴空于公私之求。民所患者，岂谓钱货之厚薄，铢两之轻重哉！就使当今沙砾化为南金，瓦石变为和玉，使百姓渴无所饮，饥无所食，虽皇、羲之纯德，唐、虞之文明，犹不能以保萧之内也。盖民可百年无货，不可一朝有饥，故食为至急也。议者不达农殖之本，多言铸冶之便。盖万人铸之，一人夺之，犹不能给；况今一人铸之，则万人夺之乎！虽以阴阳为炭，万物为铜，役不食之民，使不饥之士，犹不能足无厌之求也。夫欲民殷财阜，要在止役禁夺，则百姓不劳而足。陛下愍海内之忧戚，欲铸钱齐货以救其弊，犹养鱼沸鼎之中，栖鸟烈火之上；水、木，本鱼鸟之所生也，用之不时，必至焦烂。愿陛下宽锲薄之禁，后冶铸之议，听民庶之谣吟，问路叟之所忧，瞰三光之文耀，视山河之分流，天下之心，国家大事，粲然皆见，无有遗惑者矣。伏念当今地广而不得耕，民众而无所食，群小竞进，秉国之位，鹰扬天下，鸟钞求饱，吞肌及骨，并噬无厌。诚恐卒有役夫、穷匠起于版筑之间，投斤攘臂，登高远呼，使愁怨之民响应云合，虽方尺之钱，何有能救其危也！”遂不改钱。 [5]有人上书说：“人民所以贫困，原因在于钱币的重量太轻，厚度太薄，应该改铸大钱。”奏章交付给大将军、太尉、司徒、司空等四府的官员，以及太学中有见解的学生，共同讨论。太学生刘陶上书说：“我们当前面临的忧患，不在于钱币，而在于人民饥荒。我看到，连年以来，茂盛的庄稼都被蝗虫和螟虫吃光；民间所织的布匹都被朝廷和官吏私人搜刮一空。人民所忧患的，难道是钱币的厚薄和铢两的轻重吗？即令当前能把沙砾化作南方出产的黄金，把瓦片变成和发现的白玉，而让百姓渴了没有水喝，饿了没有饭吃，尽管有天皇氏、伏羲氏的纯洁美德，唐尧和虞舜的清明政治，仍不能保证宫室门屏之内的安全。人民可以有一百年不用钱币，不可以有一天饥饿，所以吃饭才是最急迫的问题。主张改铸钱币的人，不了解农业生产是国家的根本大计，多数只说改铸钱币的好处。但是，如果一万个人铸钱，一个人掠夺，仍是不能满足。何况现在是一个人铸钱，而有一万个人来掠夺！尽管把天地间的阴阳二气都当作炭火，把万物都当成铜，驱使不吃饭的人民，使用不饥饿的役夫，仍不能满足永无止境的需求。要想使人民富裕，财富充足，最要紧的在于停止征役，禁止掠夺，则百姓不必劳苦而自然富足。如果陛下哀怜天下百姓的忧愁，想改铸钱币，使其整齐划一，用来拯救时弊，这就犹如将鱼养在鼎的沸水之中，让鸟栖息在燃烧着烈火的树木之上。水和树木，本来是鱼和鸟赖以生存的，用的不是时候，一定会被烧焦煮烂。希望陛下放宽刻薄的禁令，暂缓实行改铸钱币的建议，倾听民间百姓流传的评议时政的歌谣和谚语，询问路旁老人的忧患，观察日、月、星辰等三光的变异，察视山峰崩裂和河水干涸的警告。天下人民的心愿，国家急需办理的大事，就可以看得明明白白，没有遗漏和疑惑的地方。我想到，当今田地虽然宽广却得不到耕种，人民虽然很多却得不到食物。众小人争相抢夺官爵，掌握国家的高位，犹如兀鹰凶残而横行天下，犹如乌鸦掠夺而贪婪无厌，连皮带骨，把人民一口吞下，而仍不能满足。我担心役夫和穷困的工匠会突然从版筑之间崛起，扔掉斧头，捋衣出臂，登高向远方呐喊，使忧愁怨恨的人民起来响应，犹如云一样纷纷集合，到那时候，即令有一尺见方的钱币，营怎能挽救危亡！”于是不改铸钱币。 [6]冬，十一月，司徒尹颂薨。 [6]冬季，十一月，司徒尹颂去世。 [7]长沙蛮反，寇益阳。 [7]长沙郡蛮人反叛，攻打益阳县。 [8]以司空韩为司徒；以太常北海孙朗为司空。 [8]任命司空韩为司徒；擢升太常、北海人孙朗为司空。延熹元年（戊戌、158） 延熹元年（戊戌，公元158年） [1]夏，五月，甲戌晦，日有食之。 太史令陈授因小黄门徐璜陈“日食之变咎在大将军冀”。冀闻之，讽雒阳收考授，死于狱。帝由是怒冀。 [1]夏季，五月甲戌晦（二十九日），出现日食。太史令陈授通过小黄门徐璜，奏称：“出现日食灾异，罪过在于大将军梁冀。”梁冀听到这个消息后，于是，授意洛阳县令逮捕和拷问陈授，陈授死在狱中。桓帝因此恼恨梁冀。 [2]京师蝗。 [2]京都洛阳发生蝗灾。 [3]六月，戊寅，赦天下，改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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