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进！”赵瑞芝转过头朝门口望去。 门被推开，进来的是张国焘同学。 “噢，是国焘同学。请进！”赵瑞芝放下手中的笔，热情地招呼道，“进来坐！进来坐！” 张国焘走了进来，朝寝室四周看一看。 赵瑞芝笑着问：“是来找美玲的吧？” 张国焘一来，赵瑞芝就知道他是来找陶美玲的，最近一个时期，他们两人打得火热。 被赵瑞芝一言把来意点破，张国焘有点狼狈，脸微微一红，笑笑，点点头，又摇摇头，‘支支吾吾地说： “嗯，是的！噢，不，不是……” 看着张国焘的那狼狈样儿，赵瑞芝笑了。此公平时很是自负，傲气十足，目中无人，不想英雄也有气短的时候。赵瑞芝笑着说： “美玲、还有丽萍，都跟上小玉上她们家去了。小玉她爸今天过寿。” 张国焘问：“那你怎么没去？” “我有点事情。蔡校长找我去征求了一下关于怎样在平民女子中进行文化教育普及方面的意见，另外，今天下午在图书馆红楼举行的《新青年》讨论会上，我想作个发言，对李主任的这两篇文章谈一谈体会，我得稍微作一点准备，写个简略的发言提纲。” “不用写了，也不用发言了。” “怎么？”赵瑞芝奇怪地望着张国焘。 “你不知道？” 赵瑞芝摇摇头。 “今天下午的讨论会不开了。” “为什么？”赵瑞芝惑然不解。 “听我慢慢道来——－”本性难移，张国焘又卖起了关子，他搬了把椅子坐下，故作神秘地，而又自以为是地说：“要说事情的缘由嘛，还是我张国焘引起的。情况是这样的，你看，自欧战胜利以来，人们的思想也都特别活跃起来，对欧战胜利和对中国前途的论战越来越激烈。各种主义，各种观点，各种对局势的看法，风起云涌。那各种不同的社团，各种思潮的派别，又都在想方设法地把自己的观点，不断地推将出来，竭力地在宣传自己和扩大自己的影响。咱们的《新青年》呢，在咱们陈学长的坚持下，只是向封建专制主义开炮，只是在反对复古、反一对文言文、提倡文学革命、提倡白话文、宣传‘德先生’和‘赛先生’上卖力，而其他社会政治问题，都好像不怎么涉及。这怎么能行呢？于是，我就思考这个问题。我思考了好久，经过反复思索，我觉得应该办一个专门进行时局评论的刊物或者报纸。我把这个建议给陈学长和李主任提出来之后，他们都非常欣赏也非常赞同我的这个建议，尤其是陈学长，连连称赞我，说我和他是英雄所见略同。” 张国焘洋洋自得地说着，俨然是个救世主的样子。赵瑞芝和很多同学都知道张国焘同学这个浮夸自傲的毛病，他经常是把自己摆在高人一等的位置上，自以为是，自鸣得意，有时候还经常把别人有创见的思想说成是他张国焘如何如何思考的，把别人做成的有影响的好事情，也划在他的名下，占为己有，说他张国焘是如何如何参与、如何如何运筹的。李大钊主任就曾经说过：张国焘同学很热情，很积极，也有一定才干，但他的好大喜功和虚妄浮夸，将是他致命的弱点。 这一次，张国焘同学是不是就像他说的他给李大钊主任和陈独秀学长提了这么个建议呢？陈独秀学长真的说了张国焘同学和他陈学长是“英雄所见略同”了？ 赵瑞芝望着洋洋自得地说着的张国焘。 要真的是这样，真的再办起一个专门评论时局的刊物或者报纸，确实很不错。最近一段时间，赵瑞芝每次等待看《新青年》，等得很焦灼，尤其是当碰上某一个一时弄不大清楚的问题时，很想尽快地从新的一期《新青年》上能得到一些启示，可是，这每一期新的《新青年》总是栅栅来迟，有时候，好不容易盼来了，翻开一看，里面也没有多少自己所需要的东西。她也觉得，《新青年》确实有一点跟不上形势了。 不管怎么说，在这一点上，赵瑞芝觉得张国焘同学还是很有一点思想的。 张国焘见赵瑞芝一直在望着他，在认真地听着他说话，越发地显得得意起来。 “陈学长和李主任决定认真考虑一下我的建议。我想好了，他们如果不考虑，那我张国焘就自己搞。不过他们还是准备认真考虑的！今天下午在图书馆红楼的例行讨论会不举行了，就是陈学长决定的。陈学长已让人去找许德珩同学去了，他让许德珩同学给你们都通知一下今天下午讨论会取消的事情。他下午就去和李大钊主任商量一下我的那个建议。许德珩同学说不定等一会儿就来通知你们讨论会取消的事儿。” 正说着，敲门声传来。 “请进！”赵瑞芝招呼道。 门打开，外面来的正就是许德珩同学。 二 张国焘在赵瑞芝寝室里给赵瑞芝大侃大吹的事情，正是陈独秀和李大钊这许多天来认真思索、反复考虑的事情。 说实在的，《新青年》确实有一点跟不上政治形势迅猛发展的需要了。 关于这一点，半个月以前，李大钊就曾与陈独秀学长先后做过两次诚恳的长谈—— 那是李大钊在天安门广场上发表了题为《庶民的胜利》的演讲、蔡元培校长接着也发表了题为《劳工神圣》的演讲之后，在北大校园里乃至社会上引起了巨大的反响，尤其是国人们对李大钊主任的《庶民的胜利》反响很为热烈。陈独秀学长来找李大钊主任，说要把李大钊主任的《庶民的胜利》和蔡元培校长的《劳工神圣》这两篇演讲稿都要全文刊登在新的一期《新青年》上。李大钊说，讲演稿《庶民的胜利》太简短了，有些道理都没有说透，他想再认真写一篇稍长一点的政治评论文章，和《庶民的胜利》一起发表，作为对《庶民的胜利》的一篇比较详尽的附注。陈独秀也同意了。 两天后，李大钊把文章拿来了，题目是：《Bolshevism的胜利》（《布尔塞维主义的胜利》）。 陈独秀接过文章，打开一看，“Bolshevism（布尔塞维主义）”几个字醒目地，在他陈独秀看来，是有些刺眼地，映现在他的面前。 Bolshevism（布尔塞维主义），是苏俄劳工阶级的赤色党的组织名称，是赤色主义的代表，现在国际和国内一些人，包括一些政治势力，正视Bolshevism为洪水猛兽，为妖魔鬼怪，说Bolshevism是“过激主义”，是“共产共妻”之主义，在这样的情况下，这样明目张胆地在《新青年》上刊登《Bolshevi的胜利》的政论文章，宣传和赞扬Bolshevism的胜利，陈独秀认为，有些不大合适，会引起一些人的反感以至反对，另外，也与他当初创办《新青年》的指导思想和宗旨不大一致，所以，这篇文章发好呢，还是不发为好。 当初，他陈仲甫陈独秀创办《青年杂志》后改为《新青年》时，其指导思想和宗旨就是反对封建主义，反对封建专制的君主制度和封建礼教，大力提倡民主主义，宣传民主与科学，拥护德莫克拉西（Democracy，民主）先生和赛因斯（Science，科学）先生，对于过于敏感的时政问题，尽量不会触碰或者少触碰。到后来，高举起“文学革命”大旗，掀起文学革命运动，提出“文学改良”之口号以及提倡白话文，反对文言文，提倡新文化，反对旧文化，也都尽量遵循这一原则。现在，这样公开地宣传赤色革命，这样直接地去涉及很敏感的时政问题，甚至还以国际上的时政为依据，是否得当？昨天，他在编辑蔡元培校长的那篇《劳工神圣》的讲演稿时，看到“此后的世界，将全是劳工的世界”这句话，犹豫再三，都差一点把这句话删去。 李大钊看着陈学长拿着他的文章沉吟着，知道他陈学长在犹豫不决，便问道： “仲甫先生，有什么问题吗？” 陈独秀把手中的文槁又来回翻了翻，浓眉微蹩，沉吟迟疑了好大一阵子，抬起头来。 “守常先生，以什市之见，你这篇大作暂时不适宜在《新青年》上刊登。” “为什么？” “你这篇大作这样过细地介绍和宣传苏俄劳工赤色革命，宣传布尔塞维主义，并公开以此为中国应学习的楷模，恐怕目前欠妥。” “仲甫先生的意思是……”李大钊有点疑惑不解，用询问的目光望着陈独秀。 “我这并非是反对过细地介绍和宣传苏俄劳工赤色革命，反对介绍和宣传布尔塞维主义，也并非是反对介绍和宣传马克思主义。我不怀疑，苏俄劳工十月赤色革命的胜利，是马克思主义和布尔塞维主义的验证；我也不怀疑，作为人类社会政治的最新一种思潮的马克思主义，不可否认地将来可能会对人类社会的进程与发展，起很大的甚至是关键性的、以至还可能是决定性的作用。但就目前来说，以此而这样直露地触及时政，我觉得是和《新青年》的宗旨是不很一致的，所以，我说，暂时不适宜在《新青年》上刊登。” “仲甫先生，守常知道您当初创办《新青年》时，是以反对旧文化，宣扬新文化，反对封建专制，拥护德赛两位先生为主导，尽量不触及或者少触及时政，然而，”李大钊笑笑，轻轻摇摇头，“恕守常直言，仲甫先生您自己首先就违背了您自己所制定的尽量不触及或者少触及时政的这一宗旨。” “守常先生，噢，不，李主任，你这话是从何而说起？！”陈独秀语气很是生硬，明显的有些不快。 李大钊依旧笑着说：“仲甫先生，您回顾一下，当初您是怎么创办《青年杂志》也就是《新青年》的？” 陈独秀傲然不语，斜视了李大钊一眼，又转过脸去，望着窗外，一副不屑一答的神态。 李大钊沉稳而缓缓地说着：“据守常所知，当年，仲甫先生您步我中华英杰邹容、陈天华之后，以‘独枝一秀’在皖河河畔奋起，创办‘藏书楼’，提倡科学，反对迷信，鼓吹反清，弘扬爱国，力主抵御外侮，一身正气，满腔热血，创办《爱国新报》、《国民日报》以革命激进思想和文才名扬大江南北。从那时起，仲甫先生您不仅仅是触及，而且就是时政的勇敢的参与者，即使被捕入狱，也是英雄气概不减，几度被迫出国，亡命东洋，也是革命恒心依旧。那一年，为拙作《国情》和《厌世心与自觉心》两篇文章，在章行严章士钊先生家里，得幸与仲甫先生您第一次会面并相识，仲甫先生您当时的把科学与民主这两盏明灯当作两面战斗的旗帜，高高地举起来，把神州中华从愚昧和落后的黑暗深渊中引出来，把神州中华从危难中解救出来的一席话，是那么豪情洋溢，铿锵有力，掷地有声，使守常获得很大教益，给了守常以极大的激励。后来，很长一段时间里，守常都以仲甫先生您的这些话为座右铭。您以您的宣言和行动在表明，您在时时刻刻寻求把神州中华从愚昧和落后的黑暗深渊中，从危难之中拯救出来的可行之路。这又一次证明，您不仅时时在触及时政，您还是积极参与时政、敢于为国家和民族的命运前途而抛头颅、洒热血的勇猛的斗士。后来，仲甫先生您在上海创办了《青年杂志》，当时正值袁世凯为复辟称帝，实现他的皇帝梦，一方面跪拜在东洋日本国的脚下，称儿臣，签订了耻辱的‘二十一条’，让日本人支持他当皇帝，另一方面，大力地宣扬尊孔复古，重兴纲常之旧的封建专制文化，以陈腐古道之复兴，来为他复辟帝制呜锣开道。而先生您创办的《青年杂志》，旗帜鲜明地呐喊出‘打倒孔家店’，勇敢地吹响了向旧的封建专制主义营垒猛烈进击的战斗号角，一直到后来，《青年杂志》改为《新青年》，把民主与科学两面战斗旗帜越举越高，这都已经触及并完全参与了时政。所以，守常才敢冒昧地说先生自己实际上已经违背了自己开始时所制定的宗旨。” 因为李大钊说的都是实情，陈独秀也不得不从心里服这个理，尽管他嘴上很硬，仍是那么不屑一理地傲然望着窗外，但面部的神态和气色还是平和了许多。 稍微停顿了一下，李大钊又接着说道：“文化，作为人类社会的一种社会形态，它总是不可避免地带有着某一种社会内容，也就是不可避免地带有着某一种社会政治色彩。书报，作为文化传播的工具，当然也绝对不可避免地带有着一定的社会内容即社会政治色彩。不论是旧古时期，还是现今阶段，也不管是在中国，还是在外国，都是如此，无一例外。这就导致了文化以至传播文化的工具——书报，都与时政分隔不开。这一点，先生您想必比守常明了得多。而且，您自己的实际正就证实了这一点” 陈独秀两眼依旧望着窗外，头转都不转一下地冷冷地问李大钊道： “就算你说的也有一定道理，那我们宣扬的民主与科学，拥护的‘德先生’和‘赛先生’，和苏俄的布尔塞维克主义又有什么关系呢？” 李大钊也缓缓走到窗户跟前，和陈独秀并排站在窗口，也朝外望着，沉稳地说： “仲甫先生您是最先高举起民主与科学这两面战斗旗帜，反对封建主义，反对旧文化、旧道德，提倡新文化、新道德的。作为这新文化运动的先驱和主帅，您当然是非常之清楚的，在反对旧的、树立新的的运动中，树立起新的是反对旧的的最终目标，而新的呢，也必须是在把旧的一切彻底打破以后，才能真正地树立起来。关于这一方面，守常也不敢过于在先生您面前班门弄斧。守常只是以此引发而说一点，守常所讲所写的《庶民的胜利》和《Bolshevism的胜利》，也就是想以苏俄劳工的胜利，来说明并阐述一下‘只有把旧的腐朽的彻底打破以后，新的富有生气的才能真正树立起来’这个道理。让人们通过苏俄劳工革命的胜利、布尔塞维克主义的胜利，能有所收益，有所启示，也能使我们的新文化运动富有更充实的内容。 李大钊的这一席话，似乎确实引发了陈独秀的思索。他站在那儿，望着窗外，默默的，一言不语；浓黑的刀眉微蹙着；博士型金丝边眼镜后的那双不大而极有神采的眼睛，此时专注地凝视着窗外的一个地方，显然是沉浸在了一种深沉的思索之中。 李大钊再也没有说什么，也在默默地望着窗外，静候着，他也想让陈独秀学长能认真地好好思索一下。 屋子里的时钟在“嘀哒、嘀哒”地走着。 过了好长一阵子，陈独秀轻轻地而又很清晰地对李大钊说了一句： “下午我把槁子再看一看吧！” 晚饭后，陈独秀来到图书馆红楼，他是来告诉李大钊，他下午又仔细地看了一下《庶民的胜利》和《Bolshevism的胜利》这两篇稿子，决定这两篇稿子，还有蔡元培校长的那篇《劳工神圣》的演讲稿，三篇都同时全文刊登。 陈独秀一走进李大钊的主任办公室，见里面围满了学生，有许德珩、邓仲澥、高尚德、赵瑞芝、宋维新、张国焘、漆小玉、陶美玲、傅斯年、罗家伦等人，还有一些好像是外校来的学生；他们都围拢在李大钊周围，有坐着的，有站着的。 陈独秀一听，他们是来找李大钊主任，完后还准备去找他陈学长，是要谈二下他们这几天走出学校，深入到社会各界中去宣讲“劳工神圣”的情况。 他们谈得正热火朝天，谁也没有注意到陈独秀学长走进来了。 陈独秀也没有言声，默然轻声地坐到了门旁边的一把椅子上，听同学们在和李大钊谈着。 许德珩介绍说：“这几天，我们先后在东城区、西城区、南城区、北城区四个城区进行了宣讲。每次到一个地方，开始时，都总是人特别少。就像那一次我们为了要求政府取消《中日共同防敌军事协定》，去新华门大总统府请愿一样，国人们都不知道我们这些青年学生们在干什么，也不知道我们想干什么。过来过去的行人们，只是好奇地望了望我们，后都若无其事地走了，很是冷漠。到后来，人们开始知道一些我们是干什么的了，人也渐渐地多了起来，也都开始慢慢地把我们围拢了起来，听我们宣讲，听得都还很认真。” 张国焘大着嗓门儿介绍说：“这些平民国人们，愚昧的时候很糊涂，不开窍，木不楞登的，让人气恨，恨铁不成钢，但一旦开了一点窍，又让人感到很可爱，听我们讲演特别认真，有时候三遍五遍地听我们讲演，有时候还提上一两个问题。当我们讲到仇恨的时候，他们有些人也都两眼冒火；而当我们讲到悲愤的时候，他们有的人也都双月含泪。” 邓仲澥接上了一句：“还有，我们给他们教那首《劳工歌》，他们可喜欢学，可喜欢唱，教上两三遍，就都会唱了，唱得可是带劲儿。” 李大钊饶有兴趣地问道：“什么歌？什么歌？” 邓仲澥回答说：“《劳工歌》。” “《劳工歌》？《劳工歌》？”李大钊两眼灼灼闪亮，沉吟了一会儿，问邓仲澥道：“我怎么没有听说过？这歌是哪个国家的？” 张国焘扯开大嗓门笑着抢着回答说：“哪是哪个国家的，就是我们中国的！” “我们中国的？”李大钊主任显得兴趣更浓了。 张国焘摆出一副洋洋自得的样子：“是的，中国的！李主任，这可是地地道道的国货。” 傅斯年笑着说：“行了，国焘！再别在李主任跟前卖关子了！”说完，转过脸，对李大钊说：“李主任，这歌是……” 傅斯年后面的话还没有说出，就又被张国焘的大嗓门儿一下抢在前面打断了： “李主任，这歌是我们自己创作的。” “噢？”李大钊更为惊奇而又欢欣了，“你们自己创作的？” 张国焘洋洋自得地说：“是的，是我们自己创作的！是瑞芝同学写的词，仲澥同学谱的曲子，由美玲同学演唱和教唱。” “噢？是什么样的词？怎么唱的？唱唱，让我也欣赏欣赏，怎么样？”李大钊笑着问道。 同学们一下也都来劲了，高兴地喊道： “对，唱唱！让李主任听听！” “美玲同学，给李主任唱唱！” “唱唱，给李主任唱唱！” “美玲同学，唱唱！” 陶美玲猛一下脸上涨起了一层红晕，有些羞赧，转过脸望了望赵瑞芝。 赵瑞芝抿着嘴笑着，给陶美玲鼓劲地点了点头。 陶美玲那双大眼睛眨巴眨巴了几下，深深吞咽了一口气，自我镇静了一下，然后，鼓足勇气，放声唱了起来： 我们是劳工， 我们是劳工； 我们是社会的主宰， 我们是国家的主人。 世界是我们双手造， 社会是我们双手建， 哪里没有我们奔忙的身影？！ 哪里没洒着我们劳工的血汗？！ 没有我们劳工去种田， 世人哪有美味餐？！ 没有我们劳工去织布， 世人哪有好衣衫？！ 没有我们劳工去盖房， 世人何处避风寒？！ 我们是劳工， 我们是劳工； 我们是社会的主宰， 我们是国家的主人！ 当陶美玲重复最后一段时，屋子里的同学们也都不约而同地跟着陶美玲一起唱了起来： 我们是劳工， 我们是劳工； 我们是社会的主宰， 我们是国家的主人！ 歌词朴实无华，言简意丰，曲声深沉、雄伟、壮烈、亢越，很有一股子激励人心的内力。 李大钊听着，赞赏地连连点着头。 歌唱完后，李大钊带头热烈地鼓起掌来；他鼓着掌，一选连声地说： “太好了！太好了！歌词写得好，曲子也好，唱得也好。同学们，这是真正的《劳工歌》！你们写出了真正的《劳工歌》，你们真正表达出了广大劳工的心声。” 许德珩说：“李主任，这首《劳工歌》，不仅那些卖力下苦的劳工们都特别欢迎，爱学，爱唱，就那些中小学堂的教员们、学生们、商会的一些职员们，也都非常欢迎，爱学，爱唱。” 宋维新说：“就是的。我们去过一所中学，在那里进行了宣讲，演唱了这首歌，后来又教了这首歌。第二天，我们路过这所学校时，听见学校里的教员们在领着学生唱这首歌，唱得都非常带劲儿。” 李大钊点点头：“这都是好现象。这说明你们的宣传都已经深入进了民心，还说明广大劳工们，广大的庶民百姓们，也已经开始意识到了自己在社会与国家中的地位和作用，这也是我们社会与国家进步的开始。” 邓仲澥说：“李主任，我觉得，”他们一些人不仅开始意识到自己在社会与国家中应有的地位和作用，他们有的还想参与社会与国家的一些活动，许多人已经关心起时政来了。我们去过的一些地方，很多人都提到了欧战的问题，提到了洋人列强对我中华的欺侮，还提到了德国和日本，提到了‘二十一条’、提到了《中日共同防敌军事协定》，提到了山东问题，提到了青岛问题……” 这时，傅斯年无意中一回头，看见了坐在后面门旁边听他们讲述情况的陈独秀，叫道： “陈学长！陈学长来了！” 人们都回过头去望。有些人转过身向后迎去。 陈独秀见不可能再坐在后面了，站起身来，笑着向同学们点头致意，走上前来。 许德珩向陈独秀迎来：“陈学长，我们正还要准备到您那儿去呢！我们这几天走上社会、去各个城区宣讲……” 陈独秀笑着点着头：“刚才都听到了。真不错！你们搞得确实真不错！你们下一步准备……” 许德珩说：“我们就是要来听一下您和李主任的意见，我们想正式组织一个‘平民教育讲演团’，希望能得到您和李主任的支持指导。” 张国焘搬来把椅子，放在李大钊旁边。陈独秀坐了下来，问许德珩道： “‘平民教育讲演团’？你们这几天的宣讲不是已经在进行了吗？” 许德珩回答说：“我们这几天的宣讲，只是想先从各方面摸摸情况。通过这几天摸的情况来看，就如刚才仲澥同学说的那样，一些平民已经意识自己在社会与国家中应有的地位和作用，他们已经有了参与社会与国家活动的愿望，他们已经开始关心起时政，特别是对国内国际局势的发展也已经开始有所关注，然而，从摸的情况也可以看出，平民普遍缺少文化知识，或者根本就没有，或者特别低，以至在自觉心上也是非常的被动。为此，我们觉得很有必要成立一个‘平民教育讲演团’，旨在增进平民知识，唤起广大平民之自觉心。我们渴望得到两位师长的支持和指导。” 陈独秀慷慨答允：“这是绝顶的好事，仲甫当竭尽全力辅助。李主任，我想，定和仲甫一样，将竭尽全力辅助。”说着，问李大钊：“守常先生，是这样吧？” 李大钊点头：“守常定与仲甫先生一起将竭尽全力辅助同学们把平民教育讲演团尽快组建起来！” “太好了！”许德珩高兴得当即拍手称快。 屋子里的同学们也都以热烈的掌声表示感谢。 掌声落后，许德珩说：“我们今天来，是向两位师长先说明一下情况，回去后，我们还要详细制定组建方案和讲演计划。等我们的具体方案和计划草拟出来以后，我们还要送来请两位师长予以指正。” “希望能尽快地草拟出来！”李大钊满带着深切的期望对许德珩说。 许德珩充满了信心，双目灼灼闪亮：“一定尽快地草拟出来，请两位师长放心！” 许德珩、邓仲澥、赵瑞芝他们一帮子同学都走了以后，李大钊和陈独秀这两位学界巨匠仍还沉浸在刚才的激奋之中。 “这些同学确实都很不错。”陈独秀深有感触地说，“当今中国正就需要他们这样有志有为的热血青年。” “就是。”李大钊赞同地点点头，“冲破黑暗，必须得有这么一批年轻的猛士。因为笼罩在中国大地上的黑暗太浓厚、太沉重了！” “是的！愚昧，封建，陈腐，迷信，贫穷，落后，将近五千年的封建专制的统治呀！加之眼下当政者的腐败……”陈独秀语气沉痛地说。 “贫穷就要受辱，落后就要挨打，这是人类社会在向文明发展进步过程中，随带的一种不可避免的竞争中弱肉强食的阴影。”李大钊说着，声调不由自主地一下提高起来，充满了激愤，“那些东西洋列强们，不正就是依仗着自己的强，利用我们的贫穷与落后以及当政者的腐败，才敢这样肆无忌惮地在我中华神州大地上横行霸道的吗？！” 李大钊的话使陈独秀又一次陷入了默默的沉思之中。 “所以，仲甫先生，这近一年时间来，我反复思索着关于苏俄劳工革命方面的问题。我隐隐约约觉得，苏俄劳工革命的胜利，从马克思主义学说的角度出发，是不是给我们也指出了一条使神州中华彻底冲破黑暗、从贫穷与落后中挺身自立而起、大步子走向繁荣与富强的可行之路？”李大钊停歇了一下，边沉思着，边继续说着，“我在发表了那篇《庶民的胜利》的演说后，经反复思索，又写了《Bolshevism的胜利》，其想法也就在于此。” 陈独秀望着李大钊：“我来就是要告诉你，《Bolshevism的胜利》我又看了看，决定和《庶民的胜利》一起同在这一期《新青年》上一并全文刊登。我想了想，你上午的话有一定道理。刊物，作为宣传文化的工具，不可能不触及时政。不涉及时政的纯文化是不存在的！布尔塞维主义及其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新的社会思潮，大力宣传一下并无坏处，或许还真的对我中华冲破黑暗、走向光明能有所借鉴。” 李大钊诚挚地说：“仲甫先生能这样与守常所想一致，这是守常之幸，守常不胜感激！” 陈独秀笑笑，也很真诚地说：“守常先生不必过谦！说实在的，别看守常先生小于仲甫十多岁，倒是仲市经常受启示于守常先生，经常使仲甫迷之豁然，得益不浅。” 李大钊摇摇手：“仲甫先生切不可这样过于抬举守常！切不可这样！守常实实不敢领受！” 陈独秀很认真地说：“我这可是真心话，守常先生。噢，对了，我还有个不大成熟的想法，很想听听你的意见。” “请仲甫先生明示！” “从《新青年》下一期起，我想对《新青年》进行改刊，改个名字，换成半月刊。” “为什么？” “这几天，我一直在思考：《新青年》继续应该怎么办下去？就像我那时候把《青年杂志》从上海迁到北京来改成《新青年》一样，想让刊物能适应一下新的形势。许多天来，我看到我们北大校园里热火朝天。各种主义，各种观点，各种对国内‘国际的局势的看法，风起云涌。它们之间论战之激烈，如千军万马之相搏。国民社，新潮社，少年中国社，乃至国故社，都在想方设法地把自己的观点不断地推出来，竭力地在宣传自己和扩大自己的影响。各种各样的揭帖铺天盖地。《新青年》在中间由于过于四平八稳而显得有些柔弱力薄了，不似以前那样名盛势威了。另外，我了解到，在校外社会各界，《新青年》也不如以前那样受国民欢迎了。所以，我想进行改刊，让它能跟上形势，能适应新的形势的发展。” 李大钊沉思地说：“这种情况我也发现了，我也在思考。咱们《新青年》长期以来，只是向封建专制主义开炮，只是在反对复古倒退、反对文言文、提倡白话文、宣传德先生和赛先生上下功夫，其他社会政治问题都好像不怎么涉及，即使是涉及上那么一点，也因为是月刊，每个月才出那么一期，许多观点本来是新的，但等它一刊登出来，也就早已成为陈腐旧货了，所以，它已不适应当前社会发展的要求，已跟不上社会前进的步伐了。” 陈独秀接过话头：“所以我才想着改刊。” “可是，仲甫先生，您想过没有？”李大钊望着陈独秀说，“您刚刚决定《新青年》从下一期起，成立编辑委员会，实行轮流担任编辑的办法，现在突然又决定改刊，您让适之教授、玄同教授、半农教授、以及鲁迅先生等这些编委会成员们怎么想呢？”李大钊略停顿了一下，接着又说：“当然，玄同教授、半农教授以及鲁迅先生，把话讲开了，他们会理解，也会支持的，但适之教授那里就不大好说了。” 陈独秀沉吟着，点点头：“这倒是的。那你说，守常先生，怎么力、为好？” 李大钊想想，说：“守常也思考了很多天，依守常不成熟之见，是否可以与《新青年》并举，再创办一个快速的杂志或报纸，以及时地反映社会政治形势为主，对社会革命形势发展的动态和各方面的思想潮流进行简介和评论，与《新青年》杂志并举而又相互补充。最好是能每星期出一期，能办成个周刊或者周报，这样就可以达到‘快’和‘新’了。” 陈独秀高兴地说：“这倒是个好办法。搞吧！咱们一起来搞吧！尽快地把它创办起来。到时候如果人手不够的话，可以把适之教授、玄同教授他们也拉过来。起个什么名称呢？到底是办个周刊呢，还是办个周报呢？” “这倒无关紧要，说它是周报也行，说它是周刊也行，反正是每周出一期，还可以固定地分成几个专栏，把国内的和国际的分开。” 陈独秀又问：“起个什么名称呢？” 李大钊想想，沉吟道：“可以不可以叫个《每周评论》？要不，我们再想想！” 三 新的刊物问世了。名称就按李大钊最初所建议的，叫《每周评论》。就按李大钊所说的，说它是周刊也行，说它是周报也行，反正是每周出一期，采取的是小型报纸的形式，每星期日出四开一张，分四个版面，分栏为国内大事述评、国外大事述评、社论、随感录等，除此而外，根据社会动态，还分栏有文艺时评、新文艺、通信、读者来论、新刊批评、名著评介等。 《每周评论》一问世，就把矛头直对准了封建专制势力和东西洋列强尤其是东洋日本国的侵略主义。 陈独秀学长在发刊词中，把“主张公理，反对强权”定为《每周评论》的宗旨。 《每周评论》一问世，很快就受到了社会上的欢迎。每一期都供不应求。 《新青年》和《每周评论》，一个以反对封建专制主义为主，一个以反对洋人列强的侵略主义为主，两者互补，犹如两股并行而汇合的巨流，在古老而冷凝的神州大地上涌腾着，在酝酿着汹涌春潮的大波。 现在，许德珩、邓仲澥、赵瑞芝他们，可是忙得不亦乐乎。原来定的每月一次的《新青年》讨论会仍在继续进行，又增加了每周一次的《每周评论》讨论会，具体时间是在每期《每周评论》出版后第二天（即星期一）下午。这些讨论会，他们都积极参加。许德珩仍是《新青年》讨论会的召集人。邓仲澥是《每周评论》讨论会的召集人。参加讨论会的，不仅有原来的如高尚德、赵瑞芝、漆小玉、张国焘等这些北大的学生，还有许多的外校同学，如已加入了国民杂志社的北高师数理部的陈宏勋同学、清华学校的闻一多同学等，也都积极地来参加讨论会。除此而外，许德珩、邓仲澥、赵瑞芝、张国焘等，还和所有参加讨论会的校内和校外的同学，一起参加筹建平民教育讲演团的工作和社会调查活动，还一起上街去宣传和叫卖《新青年》和《每周评论》。 一天下午，赵瑞芝和宋维新、高尚德刚第二次把一大摞《每周评论》卖完，回到学校，在校门口碰见前面早已卖完《新青年》回来了，双双打扮得漂漂亮亮的、正准备上街去的张国焘和陶美玲，陶美玲告诉赵瑞芝： “孔文才从湖南来信了！” 第二十四章 赵瑞芝有意在躲着孔文才。孔文才悲凄痛彻而离京回湘。赵瑞芝不赞成爱情高于一切，她觉得宋维新倒和她有点志同道合，她心中爱情的天平开始向她的这位继陆兄倾斜…… 一 孔文才是半个月以前回湘水奔父丧去的。 半个月前的一天，那是个阴阴的天日，孔文才从北大回来，回到寝室，中午饭也没去吃，连鞋子都没脱，就一头跌倒在床上，躺在床铺上胡思乱想着。他心情很不好，像是掉了魂似的，六神无主，而且委靡不振的。 这已经好多天他都没能得上和赵瑞芝单独在一起说说话的机会，也不知是赵瑞芝确实太繁忙了，还是在有意躲着他。 他觉得，赵瑞芝是在有意躲着他。 当然，繁忙也的确是繁忙。北京大学现在是北京乃至全国学生运动和社会思潮激流的中心，首先是社团林立——除了《新青年》以外，又是少年中国学会，又是《国民》月刊社，又是《新潮》月刊社，又是《国故》月刊社，这即将又要有一个什么《每周评论》的周刊，等等；与此同时，思潮纷纭——有新文化派，有旧文化派，有文言文派，有白话文派，有复古派，有拥护“德先生”和“赛先生”派，有崇服洋人派，有反对洋人列强派。苏俄十月劳工革命后，又有了劳工派和马克思主义派。欧战胜利后，又有了“强权”派与“公理”派，等等；相随的，当然也就活动繁多——又是固定每月一次的《新青年》讨论会，又是“劳工神圣”的宣讲，又是有关平民教育的社会调查和成立平民教育讲演团的准备工作，甚至还要上街去叫卖书报杂志，除此而外，还要时不时去李大钊主任那儿和陈独秀学长那儿进行请教或商讨一些问题，等等。这些确实都够她一个柔弱女子受的！这种繁忙，他孔文才也能理解。因为这些社团中的绝大多数社团，和这些思潮中的主流思潮，都是在努力寻求着救国救民的途径，在努力寻求着中华神州摆脱落后与贫穷、走向自强与光明的可行之路。赵瑞芝是个有志有为的刚烈女子，勤学善思，忧国忧民，积极投身于这些爱国社团和思潮中，是理所当然的。再说，他孔文才也是神州中华的儿子，也是一名从孔府那黑色铁门中奋力冲出来的热血青年，虽然不是北大的学生，但也是国民社和少年中国学会的成员，也是每期《新青年》讨论会的积极参加者，所以，对这种繁忙也本应理解和无可非议。但是，他心里面总是笼罩着阴影。繁忙归繁忙，但再忙，也总该有个说几句话的时间吧！现在连这一点都没有。她完全是有意地在躲着他孔文才。 她完全是有意地在躲着他孔文才！不是吗？ 他来找她赵瑞芝，十次有九次见不着面，偶尔相碰上一次，她也是把他胡乱搪塞一下，说她如何如何正在忙，对不起，实在抽不出空来招呼他，让他先回去。有一次，瑞芝小姐总算开思了一点，没有当场让他回去，说她还有一点小事处理完就再没别的事儿了，让他在前面校门口旁边的那个小亭子里等一等她，她很快就来，说是有什么事儿还要跟他孔文才好好聊一聊。他高兴得不知怎么办才好，心里就像灌进了蜜糖水似的，甜津津的，而且还一个劲儿地直跳腾。结果呢？他等啊，等啊，左等右等也等不来，一直等到开晚饭了，又等到晚饭过后，等到天麻麻黑了，也没见着她赵瑞芝的半个影儿。他只得满腹怨恨地回法专去了。后来才知道，她是跟许德珩、邓仲澥一起出去上街去散发什么“警世简报”去了。当然，事后，赵瑞芝见了他，也确实觉得很对不住他，很不好意思，再三向他解释当时是个临时情况，而且挺紧急的，是一个在东京的中国留学生不知是从哪个渠道把东洋日本国最近制定的一个关于继续实施“海狼计划”的秘密文件的抄本弄到了手，并迅速托人送回到国内，交到了李大钊主任和陈独秀学长的手中。《海狼计划》是四年前东洋日本国政府由大隈重信内阁总理大臣起草制定的一个先整个吞吃掉神州中华、把神州这块宝地从普鲁士大皮靴下抢过来、进而再称霸整个太平洋地区的军国侵略主义计划。东洋人曾通过签订“：二十一条”在袁世凯袁大头手中企图实施过，后来又通过签订《中日共同防敌军事协定》在段大人段祺瑞手中企图实施过，现在又提出来“继续实施”，这切不可等闲视之，一定要尽快地告诫于国人！于是，《新青年》、学生救国会、少年中国学会、国民社、新潮社等，联名印发了一个“警世简报”，当天就上街散发了出去。这事情听起来有理，确实是个应该谅解也应该支持的特殊情况，但他孔文才心里总是有一种说不出来的郁闷。尤其是，他经常看到赵瑞芝和许德珩、邓仲澥、高尚德他们在一起总是那么高兴，总是那么欢声笑语的，他心里就像塞进了一团杂乱的毛一样，毛扎扎的。特别有几次，他看到赵瑞芝和许德珩、邓仲澥、高尚德等几个同学一起，不知是上街叫卖报刊回来，还是去搞讲演、搞社会调查回来，边说边走地进了校门，说着，笑着，是那样开心；左边是许德珩、高尚德几个同学，右边是邓仲澥和几个同学，并排走着，互相挨得那么近，几乎就要胳膊和胳膊挽在一起了，他孔文才看着，心里很不是滋味，他硬是忍着自己心中的不快，闪身隐在了树后，没有出来。他真想哭！瑞芝小姐为什么对那些人都是那么热情，对他却是这样冷漠？她那么喜欢经常和那些人在一起，总是有时间和那些人在一起，而总没有时间和他孔文才单独在一起？ 毫无疑义，她是在有意地躲着他孔文才！ 今天又是这样。他在街上碰见去医院看病的林丽萍，说赵瑞芝身体也不大舒服，正在寝室里躺着哩。他一听，喜出望外，觉得总算有了个大好机会，忙在街上买了些赵瑞芝最喜欢吃的水果和点心，兴致勃勃地来到北大，谁知又是一场空欢喜，他又扑了个空，寝室里连她赵瑞芝的鬼影子都没有。听旁边寝室的一个同学讲：赵瑞芝刚刚和邓仲澥、高尚德等几个同学走了，抱着两大摞子新出版的《新青年》和《每周评论》，可能去街上叫卖杂志去了。他愣怔怔地在赵瑞芝她们寝室门口站了好大一阵子，心里空落落的；站在那儿，周围再也没有什么人，就像阴霾的天空下，一个被抛弃在空寂旷野中的孤魂，孤苦伶什，可怜可悲，不知所去，也不知所措地在那里徘徊着，游荡着。失望的凄楚攫住了他整个身心，脑子一片空白。最后还是一阵凉风吹来，一个冷噤，他才清醒了些。他再提着水果、点心，满怀着失望的悲戚之情，回到了法专。回来后，正是中午饭时间，他连中午饭都没心去吃，回到寝室就躺下了。 孔文才躺在床上，头枕在十指交叉的双手上，胸中涌腾着痛苦的情潮。他回想着他和赵瑞芝的相识和相见，回想着那天夜里他帮助她从他们家跑出来的情景。在回想起在那巷口他用身子遮护着她，而她几乎就是偎依在他胸怀里的情景时，他情不自禁地竟又有些激奋和冲动。接着他又回想着他怎么把她带到了宋维新家，怎么安顿在了宋维新家，后来又怎么在宋家兄妹的护卫下来到了北京，她赵瑞芝又怎么在他孔文才和宋维新的积极努力下进了北大；成了北大第一名女大学生，回想着他对赵瑞芝是怎样从钦佩到崇敬，到倾慕，到爱恋，赵瑞芝又是怎样越来越强烈、也越来越牢固地占据着他的心，啊，“欲奉锦字终难偶”，“断雁无凭，冉冉飞至红楼，思悠悠”，“表白不尽，有多少，情意幽幽”，“挥毫倾怀诉，凝伫望月楼，夜风传讯，春阳何时，沐浴心头？”他孔文才是似执著的笔蘸着浓浓的情，表述着他对赵瑞芝的刻骨铭心的爱，对赵瑞芝的一片深挚的痴情呀！然而，他得到的是什么呢？是躲避！是有意识地躲避不见他！ 失望、悲酸、凄切、痛彻的浪头，一阵阵在他胸中凶猛地涌腾着，掀卷着，无情地扑打着、咬啮着他那已经衰竭的心。 他伤感地躺着，旁边的窗户大开着。阴阴的天日，越来越沉闷。灰蒙蒙的太阳，被低垂着的碎云遮掩着。碎云越聚拢越多，越聚拢越厚，越沉重，颜色也越浓黑，不一会儿，碎云汇聚成了厚实的云层，完完全全遮住了太阳，使天色立时黯然无光，天地间阴黑一片，像是出现了日全蚀似的，给人一种被浓黑笼罩的憋闷和沉郁。 孔文才也越发感到伤切的郁闷。 紧随着阴云的脚步，风雨骤然而至。先是一股股凉嗖嗖的冷风从窗口吹进，尔后便是风挟着雨，雨裹着风，倾盆而入，霎时间，靠窗户的桌子和靠窗口最近的孔文才的床铺、以至正躺在床铺上的孔文才，都被雨水泼湿了，就这样，孔文才躺在床上也是一动不动，也不起来去关窗户。他伤痛欲绝，对一切都已经无所谓，就这狂风暴雨从窗口扑进，扑打着他，他也毫无知觉，丝毫不去理会。 哀莫大于心死。孔文才觉得自己的心已经死了。 正这时，房门被猛地推开，同寝室的一位同学满身裹带着一股风雨跑了进来，后面还紧跟着一个人。 同寝室的同学大声喊道：“孔文才，你家里来人了！” 后面跟着的那个人，孔文才侧脸一看，是他们孔府的管家。管家上前一步： “二少爷，老爷不幸病故了，请你马上回去一趟！” 孔文才第二天天还没亮就跟管家一起走了，给宋维新和赵瑞芝连个招呼都没打。 二 孔文才给宋维新，尤其是给赵瑞芝连个招呼都没打，他也不想打，就回湖南了。 他太伤感、太寒心了。 人怕伤心，树怕伤皮。他孔文才没心再见赵瑞芝了。这次回家去，正是躲开她和力争忘掉她的一个机会。他甚至还想，这次回去奔父丧，完后，也没心再回北京来了，学也没心上了，永远永远地和她赵瑞芝天各一方。 伤心至极往往就成了怨恨。 孔文才带着这种由痛切和怨恨交织在一起的伤感、苦涩、凄惘的纷乱如麻的心绪，回到了湘水县。 老爷子孔德仁是三天前过世的。 说是说，老爷子也真够可怜的！他从小就是在孔府的那沉重冰寒的黑色大铁门里长大，从小在那幽深阴暗的高墙深院里，在厉声喝斥和打板子的陪伴下，像灰老鼠一样死啃着《四书五经》，面壁而沉湎于对祖上孔大圣人圣经圣道的吟诵熟背之中。他一年四季不分白天黑夜地就被埋在那些陈腐发黄的、散发着霉味儿的故纸堆中度日子。后来，“老佛爷”西太后皇恩浩荡，给了个湖南学政，对先祖孔大圣人的圣经圣道越发地捧为至尊。民国后，清王朝没有了，老爷子的湖南学政当然也就随之而没有了，他痛心疾首之余，自己将自己关闭在高墙深院内，更是潜心于吟诵《四书五经》，以此来消磨度日。而在他内心深处，他无时无刻不在期盼着封建皇朝的再现，无时无刻不在向往着他的圣祖的圣经圣道重扬起其威赫之势。他同时也坚信会有这样的一天来临。所以，他在家里严格地制定下了遵祖训、循祖风的府律家规。他视新学、新文化、新思想为可伯的洪水猛兽，对违背孔大圣祖的圣经圣道、对“打倒孔家店”的口号深恶痛绝。赵瑞芝的抗婚出逃，使他经历了一次灭顶之灾。他一下如大厦倾倒，先是羞愤交加，尔后暴跳如雷，狂呼乱骂，然后就浑身发抖，口吐白沫，两眼翻着白眼，一下病倒在床，在床上躺了一个多月，下床时，人整个如脱了一层皮，形销骨立，走形脱相。也就是说，差一点点就把他老爷子的老命要掉。后来，过了好长时间，总算稍微平缓了一些，老爷子的气色也略微有些好转。就在这时，除了京城那边一些好事的、而又是惹不起的大文人学士在报刊上写文章替那逃婚逆女张言而旁敲侧击、指桑骂槐地说他孔德仁而外，长沙又来了些学生，是什么“新民学会”的会员们，由一个叫毛泽东的学生率领着，在他孔德仁孔府门前，又到他们亲家赵钦恩赵府门前，一连闹腾了好几天，把他孔德仁气得又病倒在了床上，紧跟着，像催命符一样，孔文义，那被送日本东京去治病、把病治好了而把心也治歪了的不肖逆子，又是来信，又是登报，说他与赵瑞芝是什么封建迷信、封建专制主义的受害者，表示坚决要同赵府二小姐彻底解除婚约，这无疑是雪上加霜，使老人家越发病上加病，这孔子孔大圣人的第四十六代侄孙，躺在床上，只有出的气而没有进的气了，终于扭曲着个焦黄枯槁的脸，睁大着一双黯然无一光的眼睛，呆望着房顶，满带着怨恨，老泪纵横地悻悻而去二 老人家就这样以故纸堆为伴，把自己也还想把别人都禁烟在阴冷、沉黑、潮湿、孤凄之中，死抱着腐朽，苦度一生。 老爷子真够可怜的！ 孔文才站在父亲形如枯槁的遗体面前，心中不由得涌起一股凄楚之情。 父亲的丧事很快也很顺利地处理完了。办得场面挺大，这不是孔文才的本意，是那些亲朋好友们特别是亲戚们执意要这样办的。孔文才拗不起，也没有再强拗，由着他们去随意张罗。想想也是，拗什么呢？就让这高墙黑门的孔府再虚飘飘地最后一次炫示一下自己孔家店的赫赫的威势吧！ 老爷子的过世，没有给在日本的孔文义通知。一则是太远，消息来不及送到，就是送到了，他也来不及赶回来；二则是老爷子坚决不让给孔文义通知。老爷子奄奄一息时以至临咽气前都用手势再三地告诉家里人不许那逆子再登孔家的门，任何人都不得允许那逆子回来！谁违背了他孔德仁定下的规定，他孔德仁决不罢休！他孔德仁就是到了阴曹地府后，也要找那个人清算这笔账。 丧事处理完毕，忙乱了一阵，现在松了口气，静下心来，孔文才反倒觉得又有一种说不大清楚的忧郁袭来。 母亲是半年前春夏之交时节病逝的。这父亲现在又离世而去了。大哥孔文义又远在东洋日本国的东京。树倒猢狲散，家人们见家道中落，现老爷子去世，家中又无主，便纷纷离去。偌大的一个大府大宅，高房大院，空荡荡的，孔文才立时感到一阵悚然的空落。空落的同时，又感到一种悲寒的孤凄。 夜色已深。孔文才在院子里踽踽踯躅。 冷清的残月，黯然无光，沉郁地俯照着阴黑空荡的府宅。那一排排、一座座、一间间大大小小的房子，在残月冷光的映照下，如是一排排、一座座、一孔孔坟堆墓穴；这空旷的院子，也如是一个阴凄凄的墓园坟场。夜风凄凄，使人感到一阵阵寒瑟。 残月黯光下，孔文才的脑海里，不知怎么，倏然又闪现出了赵瑞芝那娟美秀丽的面容。他实在不想再想她，可是，由不得自己。“孔文才，你怎么这么没出息？没一点志气？”他自己狠狠地骂了骂自己，又使劲地摇了摇头，想把脑海里的赵瑞芝的面影摇去，然而，无济于事，怎么摇也摇不去，反而还越来越清晰，越来越清晰，以至于他甚至觉得，赵瑞芝就在他眼前站着，正对他微微笑着。 孔文才浑身打着寒战。他觉得自己心口上有着一把锋利无比的刀子，在一下一下地割着、剜着他的心。他感到一阵阵地抽搐地疼痛。血也在一滴一滴地往下滴落着。哦，疼痛难忍。他不由自主地痛楚地呻吟起来。他一只手捂在了左胸上，狠抓着左胸，像是想抑制住心房的剧疼，但抑制不住，而且越来越厉害。刀子，他感觉到已不是一把刀子了，而是千把刀子、万把刀子，在他心头残忍地刺戳着，切割着，剜挖着。赵瑞芝对他微微笑着。那笑容，姣丽而秀美，但又是那么的凶残。笑容上，妩媚迷人的笑纹，大而黑亮的眼睛，那每一条笑纹都是一把锋利的刀子，那扑闪扑闪的黑亮的大眼睛，孔文才觉得，每扑闪一下，刀子就凶残地在他心头上割剜一下，使他钻心地疼痛一下。而且，疼痛越来越扩散，从心头扩散到了全身，全身都在受着疼痛的折磨。剧烈的疼痛使孔文才觉得自己掉入进了一个黑沉沉的万丈深渊里，沉沉黑暗如高耸的大山一样压着他，如黑浪起伏的大海似地淹没着他，他话也说不出来，气也透不过来，他觉得自己窒息得浑身的血已经凝固了，手脚以至全身都已经麻木得没有一点知觉了。 天哪，这是为什么？为什么要这样残忍地折磨我？为什么呀？为什么呀？ ——孔文才抬起头，仰望着迷蒙的夜空，仰望着夜幕间那冰寒而黯淡的残月，用滴血的心在拼力地无声地呐喊着。 想忘掉又忘不掉，想甩开又甩开不了，是爱又是恨，是恨又是爱，恨中有爱，爱中有恨，无法理顺，也无法分得清。世界上还有什么痛苦，能比孔文才现在所经受的这种痛苦，更为锐利，更为深刻，也更为复杂，更为沉重呢？ 断掉吧！彻底断掉吧！ 彻底断掉这只有一头而没有另一头的情丝！ 不回去了。孔文才决计不回北京去了。伤其九指不如断其一指。长疼不如短疼。索性这次再不回北京去了，赵瑞芝也决然不会再回到这湘水县来，与她这次彻底分隔开来。 不回去了。留在湘水老家这里，把自家这陈旧的孔府改建成一座新学的小学堂，也算是我孔文才为救国救民做了一点实际的工作。 不回去了！决计不回去了！过去的一切，就让它永远过去。把一切都忘记了吧！ 三 赵瑞芝坐在桌前，手里拿着刚拆开的孔文才写给她的信，凝望着窗外，心绪很是不平静，对孔文才的怨恨和自己的愧悔以及不知所措的愁思，都交混在一起，使得她心里乱糟糟的。 半个月前，孔文才回老家湘水县奔父丧不辞而别，连声招呼都没打，赵瑞芝就觉得有些不大对劲。虽然说，她已经不是他们孔家的儿媳妇了，也当然已经不是他孔文才的大嫂了，老爷子孔德仁的去世，和她也没有任何关系了，但他孔文才和她赵瑞芝还总算是结识了一场的好朋友吧！作为朋友之间，回家奔父丧也该说一声呀！人不在，也该留个条子什么的，也不能这样悄无声息地目个儿就走了、好朋友之间都不能这样，更何况他们之间，虽说一直没有捅明，但也曾心心相撞过，怎么能这样断情绝义呢？ 一去半个多月，无一点音信，这才总算来了一封信，赵瑞芝拆开一看，里面也根本就没有什么信，只有一张纸上写着一首词—— 鹧鸪天 别情 湘夜凝眸倾怀诉， 伫立寒楼寄书邮。 期盼春阳浴心头， 欲奉锦字思悠悠。 衣带宽，人憔悴， 无奈秀枝傲天酬， 风雨雷电觅风流， 意断情了各两头。 这显然是一首和孔文才那次赠给她的那首《曲玉管·倾怀》词词意完全相反的词。那首词，字里行间都直白地表述着孔文才对她赵瑞芝的深切的爱慕和灼热的思恋。而这首词，这首《鹧鸪天·别情》词，从一开始的题目立意上，就透露出了一种怨恨与绝望之情，尔后，在追忆了那首《白玉管·倾怀》词中所表述的爱慕与思恋之后，字里行间都表达着这种令人伤痛至极的怨恨与绝望。 “无奈秀枝傲天酬”，“风雨雷电觅风流”。 这位文才兄，他认为在北大校园掀起的轰轰烈烈如“风雨雷电”般的新文化运动和寻求救国救民之路的热潮，是切断了他和赵瑞芝之间情丝的“罪魁祸首”。他觉得，赵瑞芝完全被那些新文化、新思想，被那些反对封建专制主义、反对洋人列强，被那些“劳工神圣”、“苏俄劳工革命”等吸引过去了，一门心思想着成为拯救国家与民族的巾帼英杰，心目中已经完全没有他孔文才的影子了。过去也可能就没有过，现在是完全没有了。她总是在想方设法地躲避着他孔文才，不就是很好的明证吗？ 新文化，新思想，反对封建专制主义，反对洋人列强，以及“劳工神圣”，“苏俄劳工革命”，他孔文才也不是不赞同，他也觉得这都是些社会的新潮流，他也很感兴趣，但是，全力以赴地去搞，整个身心地投入，以至牺牲自己的爱情，他就觉得得不偿失。爱情，应该是人生中的一切。没有爱情，人世间的一切都将没有存在的价值，都将黯然失色。人生一世，得一红颜知己，足矣！连古人都以词表志：“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那些洋人们不是也说过“不爱江山爱美人”吗？！孔文才曾经把自己的这种想法对赵瑞芝说过，但没有得到赵瑞芝的完全赞同。 变了，变了，完全变了。他孔文才已认定她赵瑞芝完全变了。他觉得她已经完全不再是那天晚上鼓足勇气胆胆怯怯从新房逃出来的那个赵府二小姐了。她已经完全变了。 那时候，在来北京之前，暂时还躲藏在宋维新家里时，她说过，她抗婚出逃，就是向往自身的解放和真正的爱情。她说她要像真正的一个人那样去吸取新鲜空气和享受真正的爱情，她决不做封建专制婚姻的殉葬品。她还说过，她宁肯为真正的爱情去死，也不愿在封建枷锁的婚姻中活！ 可是，现在呢？现在她丝毫不再提“爱情”两个字了。好像在她赵瑞芝的字典里，已经彻底把“爱情”这个词抹去了似的。 当然，在她还没有同他孔文才大哥孔文义正式解除婚约之前，她还被一根无形的绳索紧紧地系着，使她无法自由。但后来婚约解除了以后，她已经完全自由了，可她依然还是那么冷漠。有时候简直就像是一块悟不化的寒冰似的。 变了，完全变了。她赵瑞芝完全变了。 或许她本身就是一个“冷血动物”？！ 她不仅对他孔文才这样，对宋维新也是这样。孔文才知道，宋维新也在痴迷地爱着她。 真是令人伤感，令人痛切至极。 “无奈秀枝傲天酬”。 “无奈。两字，已隐隐露出了他孔文才的后悔之情。他在心底深处暗暗后悔当初不该帮助她赵瑞芝，不该引见她认识宋维新兄妹，当然也更不应该让宋维新、宋一茗兄妹把她赵瑞芝带到北京来。 现在，一切都没有办法了，都无可挽回了。强摘的瓜不甜。爱情是决不可强求的。也只能是“意断情了各两头”了。 自己种的苦果自己吃吧！ 孔文才这一系列想法，其实也早已经完全在赵瑞芝的揣测之中了。今天，她接到孔文才的这样一封信，惊奇，而同时也不惊奇，但是，她没想到，孔文才对她的怨恨会这么深。 仔细地想想，她也觉得有点对不住孔文才。 孔文才才华横溢，他有点狭隘，有点自私，他把爱情看作高于一切，他觉得爱情是他人生最大的追求，是他人生的最终目的和归宿。在这一点上，她赵瑞芝过去也曾有过类似的想法。母亲从小就给她灌输“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嫁块床板背上走”的思想。她被捆绑在《烈女传》、《女儿经》等之类的书上，被禁铜在“三从四德”之中，不敢越雷池一步。那时候，她只是有时候在自己心里默默地祈求神灵保佑她，不要给她配个瞎子、瘸子就行。后来，慢慢大一点了，她的要求也高一些了，她希望将来能有个对她好的夫君，一辈子术愁吃穿，生儿育女，安安稳稳过日子就行。后来，接触了一些新学，看了一些新书报，还上了女子学校，她认识到了女人也是人，女人不是男人泄欲和生儿育女的工具，不是男人的附属品，女人也应该有自己的爱和恨，也应该有自己的独立的人格和追求。这也是她结婚那天晚上敢于抗婚出逃的原因。来北大后，她的认识更加深了一步。她认识到，女人和男人一样，都是社会的一员，都是国家和民族的一分子，都应该一样地参与社会活动，为国家与民族的生存与发展，积极贡献自己的力量。爱情需要不需要？爱情当然也需要。既然女人和男人都是一样的，都是平等的，谁也不是谁的工具，谁也不是谁的附属品，那女人也应该有自己的爱情和追求自己真正爱情的自由。也就在这同时，她也认识到，男人和女人都需要有自己真正的爱情，但这也决不是人生追求的唯一目标，当然也决不是人生的根本目的。爱情只能是人生道路上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因为人都是有感情的，没有爱情的人生，是苍白的人生，病弱的人生以至冷凝的人生。就她赵瑞芝来说，她并非是“冷血动物”，她不是无情无义的，不是不要爱情的木头人。她也需要爱情，也渴望爱情，渴望爱情春潮对她强猛的冲撞和激荡，但她希望爱情的春潮能和社会的时代大潮，和理想的绚丽多彩的大波，相交汇融合在一起。她觉得，这样的爱情，才是真正的有意义的感情，才是充实的爱情。这是她从来到北大以后，越来越深切地体会到的。 从心底深处讲，她对孔文才还是很有感情的。 首先，她钦佩他的文学才华。他文思敏捷，珠语连篇；妙词警句，常令人拍掌叫绝，叹服不已。尤其是他的诗与词写得特别的好。他和他大哥孔文义在湘水老家时，就是名扬湘江两岸的“孔府两才子”。曾有人把他兄弟两人的“两孔”，与唐朝的李白、李贺、李商隐“三李”、杜甫、杜牧“两杜”、宋朝的苏洵、苏轼、苏辙“三苏”相提并论。还曾有人以“湘水有‘两孔’，神笔行同文，豪似陆放翁，柔若柳耆卿。”为诗把他和他大哥孔文义的文才，和古代诗词大家们等同相比，足以见他和他大哥孔文义的文才之高。而且她赵瑞芝也曾多次亲自拜读过和领受过； 次二，她敬服他的侠义热肠。他们孔家以冲喜治他哥哥孔文义的病，迎娶赵瑞芝进门，还要他代替哥哥拜堂，他认为这是封建恶行，害人之举，他明确反对家里人的这种作法，自己也拒绝参与，根本不回来。后来是为了救她才又回来的。他回来后，帮助她从自己家抗婚出逃，帮助她认识了宋维新、宋一茗兄妹，又让宋家兄妹带她从湘水县逃出，到了北京，后又积极热情地到处奔走，想方设法地帮助她进北大读书； 次三，她感谢他对她的一片真情。他诚挚地、如痴如醉地追恋着她。别的就不说了，就看他孔文才写给她赵瑞芝的《曲玉管·倾怀》词，虽说是多少套用了一点北宋风流才子柳耆卿柳永的《曲玉管·陇首云飞》一词中的一些词句，但深挚浓烈的情意，无不迸发于字里行间。当时，她接到这首相当于求爱信似的词时，她还真有些心激情热，尤其是孔文才冒着大雪站在她寝室外的那棵老榆树下，凝望着她的窗户，凝望着，一动不动，把她感动得两眼热泪滚滚，心中一阵阵涌腾着热浪。今天这首《鹧鸽天·别情》词，虽然是一首如同断交信似的别情词，但怨中有爱，爱中有怨，怨其实还是爱。她完全可以想象得出，孔文才是怎样心碎肠断、泪雨滂沱地写下“衣带宽，人憔悴，无奈秀校做天酬，风雨雷电觅风流，意断情了各两头”这几句词的。完全可以想象得出！ 就凭这几点，她赵瑞芝对他孔文才就不可能冷漠无情。她对他也是满怀着深情厚意。但这种深情厚意里，钦佩之情和感激之情占据为多，那种爱恋之情占据为少，或者占据极少，因为在她炽热的心房里，较多地还装着另外一个人。 四 《地狱之门》群雕的仿塑已经搞出来了，刘季芳刘海粟先生也到北大来过了，讲学也讲过了，个人画展也展过了，但宋维新依然没有去法兰西勤工俭学的意思。 他的心已经被死死地拴在了北大。 他在给妹妹宋一茗的信中写道：他的一切的一切都已经暗暗地给了一个人，不管这个人接受不接受，他都要坚决不动摇地给她，所以，他去不去法兰西勤工俭学，扶定权已经不属于他自己了，而是已经彻底属于那个她本人可能还不完全明了的人。 她本人可能还不完全明了？ 不，我们的这位继陆兄错了！赵瑞芝完全明了这位继陆兄对她的一片痴心深情。 从她逃婚出来，由孔文才介绍，认识了宋维新，暂时躲藏在宋维新家里，后来在宋维新、宋一茗兄妹的掩护下来到北京，一直到她成了北大的第一名女大学生，以至一直到现在，宋维新那超人的艺术才华，那广博的知识，那西洋艺术大师般的滞洒的气质与丰采，都令她崇服之至，也深深地吸引着她，除此而外，宋维新还和孔文才一样，也是那么竭尽全力地帮助她，无微不至地关怀她，对她情真意切，对她一直都像是一团熊熊燃烧的火一样，是那么炽烈而又执著，是那么通红而又透亮，温暖着她，也烧灼着她，既使她无比地感动，又使她激奋不已。 人非铁石草木，孰能无情？孔文才和宋维新这两位才子都如此钟情、痴情于她赵瑞芝，她赵瑞芝不可能一点也不心动情热。只是过去，那可恶透顶的封建专制主义下她和孔府大少爷孔文义名存实亡的婚约，如一条绳索紧紧地捆绑着她，她心头宠压着沉沉冰寒的阴霸，她丝毫不敢放松开自己的感情。后来，那害人的婚约终于解除了，绳索解开了，阴霸消散了，她才开始大胆地放开了自己的感情。也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孔文才和宋维新两个人的面影，开始经常地频繁地在她脑海里闪现，引发着她心中惊慌失措的骚动；在前一段时间里，孔文才闪现得多一些，而在这后一段时间里，宋维新明显地闪现得多了。因为相对而言，她更喜欢这位继陆兄，喜欢他要以戊戌六君子为榜样而起号为“继陆”的宏伟壮烈的抱负，喜欢他的艺术才华和对艺术的追求，喜欢他的大胆、外露、坦率的感情表达，喜欢他的开放的思想。她觉得宋维新真正是一位她赵瑞芝志同道合、能为国家与民族的奋起与振兴而献身的有志有为而又有才的青年，正是她理想中的人生伴侣。 她喜欢上他了。 她从心底开始真正爱上这位继陆兄了。 尤其是在孔文才满怀失望的怨恨，离她弃学回湖南去以后，她决心大胆地接受宋维新对她的痴情的追求。 这天，寝室里又只剩下了她赵瑞芝一个人。赵瑞芝看了一会儿书，休息了一会儿，突然，心血来潮，把桌子抽屉拉开，从老里边把卷成简简的她的画像又拿了出来，轻轻地铺展开，看着；那天宋维新给画像时的情景，尤其是把像画好后，宋维新又不想给她了，想自己留下，答应另外再给她临摹一张的情景，又都清晰地重新映现在了她的面前。 ……窗外，漫天飞舞的大雪…… ……窗户玻璃上奇丽多姿的冰花…… ……窗台上鲜艳似火的红梅…… ……她坐在那里，凝望着前方，大而黑亮的眼晴，白皙排红的面颊，丰润的嘴唇；整个的她，在红梅傲雪的映衬下，在红白相映的娇艳中，使她在恬静的美之中，洋溢着一种青春的气息，还蕴含着一种对未来执著追求、信念坚定的内在气质…… 赵瑞芝完全又置身于那天的情景之中了。 ……“你本人比这画像还漂亮得多。”宋维新发自内心地诚挚地说着…… ……她不胜娇羞，黑亮的大眼晴扑闪扑闪着，闪射着欢悦的火花…… ……宋维新大胆地注视着她，第一次这样大胆地、满含着诚挚的深情注视着她，也以炽烈的倾慕烧灼着她…… ……她的心剧烈地狂跳着，心慌意乱…… ……“这张画像留给我吧！我把它贴在我的床头，让我每天都能看一看，行吗？”宋维新满含着恳切乞求的神情望着她，“过几天，我一定给你再画一张更好的！一定！”…… ……“瑞芝同学，求求你啦！”…… ……“瑞芝同学，你知道吗？我是多么想天天都能看见你，每时每刻都能看见你呀！”…… ……“瑞芝同学，求求你啦！”…… ……“实在想要，你就拿去吧！”她轻轻地说道，细语盈盈，柔情似水，“不过你一定要给我画一张更好的！”…… ……“一定！”宋维新两眼迸射着狂喜与幸福。 ……“那你就先拿去吧！”…… 赵瑞芝完全沉浸在那天的情景中。 恍惚中，听见有人在轻轻地敲门。 恍惚中，她下意识地轻声回应了一句： “请进！” 门被推开，进来的是宋维新。 “瑞芝同学！” “继陆兄！”她在恍惚中情不自禁地起身相迎。 宋维新受宠若惊，但很快地满面欢欣。 两人相迎地走近，相迎地走到一块儿。 “瑞芝同学！……” “继陆兄。……” 又一次轻轻地呼唤，尔后便是默默地相互对视，深情地而又情火炽烈地相互对视——对视着，宋维新猛地一下扑上前，抱住了赵瑞芝，在赵瑞芝脸上、眼睛上、脖颈上疯狂地亲吻了起来；赵瑞芝也不由自主地心摇神荡起来，双臂紧紧地搂住了宋维新的脖颈…… 两人灼烫的嘴唇紧紧地相贴在了一起…… 恍恍惚惚里，一切都像是那天的情景。 但一切又都确实是现实。 第二十五章 一九一九年春天，一个很不寻常的春天。新春与残冬在激烈地搏战。《荆生》大闹陶然亭，李大钊的《新旧思潮之激战》予以猛烈反击，并决定把《新青年》第六期编成马克思主义的专号。毛泽东决定回湘创办《湘江评论》。 一 暖流融化了楼宇亭阁飞檐上的冰层，滴落下了第一颗大而晶莹透亮的水珠，宣告了春天的来临。 一九一九年的春天，是个很不寻常的春天。 神州大地，先是南国水乡，尔后是北方沃野，都涌动着一股尚还带有点寒意的暖流。尤其是在这北方，在这燕山京都多风沙的春天，乍寒乍暖的气息还十分浓。严酷的寒冬和温煦的暖春在风沙中激烈地搏斗着。在这里，严酷的寒冬显得是那样的顽硬，总是不肯轻易地退去，不肯轻易地放弃它逞凶耍狂、施展淫威的领地，总想最后再顽抗一下。你看吧：气候欲暖乍寒，天气忽晴忽阴，时而是雨，时而是雪，时而雨雪交加，时而冰雹乱砸，时而飞沙走石；正在解冻中的大地，总还是这一块、那一片地遗留着一些残冰余雪；地面冻结着的硬壳，白天被太阳一晒，溶化开了，晚上被寒风一吹，又冷凝在了一起；就那悬挂在高空中的太阳，也是那样反复无常：一阵子红红的，暖融融的；一阵子被风沙遮住，迷蒙蒙的；一阵子又是白花花的，透射着一股冰冷的寒意。严酷的寒冬尽管这样顽硬地抗拒着，拼搏着，但春天的来临终究还是阻挡不住的！古都大地毕竟到处都已布满了洋溢着勃勃生机的明丽的春光。天色阳光虽有些多变，风沙也常扑天盖地，但温暖、明媚、亮丽仍还占据着主导地位。在温暖明亮的春阳下，大地上蒸发荡漾着一种融融流动着的透明的气流，到处都熠熠闪烁着使人眼花缭乱的绚丽缤纷的色彩。那被冰雪覆盖着度过了严酷漫长的寒冬的树条草根，已被和煦的春风唤醒，在融融春阳、细细春雨的沐浴滋润下，以在严冬中顽强地孕育而成的强大的生命力，冲破地面冻结的硬壳和余雪残冰的沉压，抖落净笼罩在自己身上的尘沙，从陈腐霉烂的败叶枯草中，绽出了自己生机盎然的嫩绿的新芽。 春天的来临终究是挡不住的！是决然挡不住的！不管你严酷的寒冬多么死硬地顽抗，多么不愿意退出历史舞台，你终究决然是阻挡不住春天坚实而强劲的脚步的！是阻挡不住的！ 尤其是这一九一九年的春天，它在漫长的寒冬中孕育而成的内力，更是格外的强劲而富有丰厚的底蕴。 这时，陶然亭公园里，和京都的其他所有地方一样，也是一片挡不住的春光。 陶然亭公园，位于北京西南角处，景色十分秀丽。冶人。园内西南角高台阶处，有一所慈悲庵，据说是在元代时就有，明清时又曾在这里设窑厂，烧砖制瓦，后在清朝康熙三十四年间，在此管窑厂的工部郎中又在庵中盖了三间敞厅，以唐代大诗人白居易赠友人刘禹锡的诗《与梦得沽酒闹饮且约后期》中的“更待菊黄家酝熟，共君一醉一陶然”的诗句，而取名为陶然亭，并由此而沿袭了下来。 陶然亭由于环境幽雅宁静，无尘嚣之骚扰，李大钊、陈独秀、胡适、钱玄同、刘半农，以及鲁迅先生等这些新文化运动的名将们，经常来这里相聚，共同商讨关于如何进一步发展和深化新文化运动的有关事宜，这里实际上成了除了北大图书馆红楼之外的又一所新文化运动的参谋部。 陶然亭和北大图书馆红楼一样，也成了那些死硬维护封建专制主义的复古派们的眼中钉、肉中刺，成了那些孔家店卫道士们咬牙切齿、口诛笔伐的对象。 那位曾经以一篇“豆腐块”小文章《尊孔读经乃正道》以及《论古文白话之相消长》、《致蔡鹤卿太史书》等文章而受到段祺瑞段大人宠爱的林琴南林纾，为进一步向幕后的段祺瑞和为向新当选为大总统的幕前的徐卜五徐世昌邀宠，这次又急促促地跳将了出来，在上海《新申报》上发表了题目为《荆生》的小说。 小说就以陶然亭为场景，写了田其美、金心异、狄莫三书生聚谈于陶然亭尔后与荆生的争斗。田其美极力主张新文化，怒责孔丘的“三纲五常”。金心异也极力主张新文化，主张推行白话。狄莫也极力主张新文化，倡导新文学。三人正在兴致勃勃地畅谈之时，忽然间，从旁边相邻的屋子里跳过来一个名叫荆生的“伟丈夫”，狗血喷头地把三人厉声恶骂了一通。结果，“田生尚欲抗辩，伟丈夫骄二指按其首，脑痛如被锥刺；更以足践狄莫，狄腰痛欲断。金生短视，丈夫取其眼镜掷之，则怕死如猬，泥首不已。丈夫笑曰：‘尔之发狂似李贽，直人间之怪物。今日吾当以香水沐吾手足，不应触尔背天反常禽兽之躯干。尔可鼠窜下山，勿污吾之铜简。’三人相顾无言，敛具下山。” 在小说的结尾，那位刻骨仇恨新文化运动的林大人，颇为感慨地叹呼道： “如此混沌世界，亦但有田生狄生足以自豪耳！安有荆生？” 字里行间，无不迸发着这位封建专制卫道者的林大人妄阻社会行进之潮流、切切希望有荆生那样的“伟丈夫”出现、拳打脚踢、对新文化运动者予以凶残痛击、进而赶下“山”去的心愿。 明眼人一眼便可看出，林纾林大人在以田其美影射陈独秀，以金心异影射钱玄同，以狄莫影射胡适。他笔下的骤然挺胸而出的“伟丈夫”；。他寄予了无限希望的“救世英雄”荆生，无异地，他指的是段祺瑞、徐世昌、徐树铮等这一伙亲东洋人的北洋政府的当权者，林纾林大人寄希望于他们，竭力地美化他们，吹捧他们，希望他们“忽然跳出”，拳脚相加——运用武力，把新文化界人士们统统赶下“山”去，彻底剿灭铲尽。 不用说，林纾的小说《荆生》立即讨得了段祺瑞、徐世昌、徐树铮等人的欢心，因为他们正想着要对那些逆抗政府的尊孔复古、亲日倚洋的国策的新文化人士们狠狠警告一下，这林好的小说《荆生》正好替他们起了个威吓作用。除此而外，小说《荆生》也深得刘师培等人这些与新文化运动对着干、誓不两立的国故派、复古派们的欢迎，他们打心眼里热切希望“伟丈夫”荆生出来，替他们出出气。当然，与此同时，小说《荆生》也激起了新文化人士们的无比愤慨。 新春和残冬在这里也展开了激烈的生死搏战。 这天，鲁迅去部里上班，刚走进教育部大门，就听见过道里有几个职员正在议论林纾的小说《荆生》。 一位年轻一点的职员说：“林纾的《荆生》这篇小说，我看了也并不怎么样嘛！比起他翻译的人家法国人的小说《茶花女遗事》及其他的一些洋人的小说，就相差甚远了。这位林先生林大人，依我看已经是年衰才尽，也只能为他人翻译膺作而苟延残喘，自己独作已决无其能其力了。” 一位年老一些的职员摇着头说道：“此话差矣！你等切不可小看林纾的这篇小说。你等没看见，一个伟丈夫，就把陈仲甫、李守常、胡适之、钱中季、刘曲庵那些赫赫有名的新文化运动的大帅大将们都吓回去了？” 旁边另外一个职员说：“不吧？或许人家都正在准备力量，伺机反击呢！” 年长一点的职员笑笑，摇摇头，说：“非也！非也！这已经好几天了，他们都缄默不语，他们哪有一点准备力量、伺机反击的架势呢？看来他们确实是已经被伟丈夫的拳打脚踢威慑住了，而逃下‘山’去了。” 年长一点的职员说完，仰面哈哈大笑起来。 旁边那位职员也点头赞同道：“也许于兄说的是。昨天小弟在北大校院里看见国故学教授刘申叔刘师培先生，满面得意之色，很有点天下已被他刘某握于手中之势。” 鲁迅听到这里，没有再往前走去，转身又从教育部大门走了出来，叫了一辆洋车，来到了北大。 二 鲁迅走进北大图书馆红楼主任办公室，见陈独秀学长也正在那里，手里正拿着一篇文稿，背着门在走来走去地看着。 办公室里，胡适、钱玄同、刘半农几位教授，以及许德珩、邓仲澥、高尚德、张国焘、赵瑞芝、漆小玉、傅斯年、罗家伦几位同学，也都在座。 图书馆新来的助理员、从湖南来的毛泽东同学，也在座。 李大钊看见鲁迅，忙起身招呼道：“哦，豫才先生，快请进！快请进！” 陈独秀闻言转过身，高兴地大声说道：“豫才兄，你来得正好！快进请！快请进！我和守常先生正要准备去你那里，有事商议。” 鲁迅进来，坐到桌子旁边，望着陈独秀：“不知仲甫兄有何要紧之事，如此之急？” 陈独秀问道：“上海《新申报》近日刊登出了一篇题为《荆生》的小说，不知豫才兄看到过没有？” 鲁迅点点头：“看到了，也读过了。豫才今日就是为这篇当今之奇文而来拜会二位。” 陈独秀愤激地说：“这位林公近日依仗北洋段祺瑞、徐世昌之权势，嚣狂至极，以作小说《荆生》影射我新文化人士，恶毒攻击新文化运动，实实欺人太甚！对此恶犬之狂吠乱咬，我们不能默然坐视！我们当以猛烈反击才是。” 鲁迅赞同地说：“豫才也是此意。豫才正就是为此而来同二位商量的。那位林公作此小说《荆生》，决非是为作小说而作小说的。这或许就是彻底剿杀新文化的一个信号。” 李大钊点头说：“豫才先生所言极是，切中了那位林公作《荆生》小说的要害。守常几日来也是这样在思考。那位林纾林大人完全是‘项庄舞剑，意在沛公’。” 陈独秀说：“守常先生这几日白天黑夜奋笔疾书，赶写出来了一篇《新旧思潮之激战》，是一篇真正的讨贼檄文，我看了几遍，很是不错。豫才兄，你也给看看！” 陈独秀边说，边把手中的文稿递给了鲁迅。 鲁迅接过文稿，认真地看着；看着，点着头，双目炯炯闪射着兴奋的光彩；后来，竟情不自禁地放声读了起来： 我正告那些顽旧鬼祟，抱着腐败思想的人：你们应该本着你们所信的道理，光明磊落地出来同这新派思想家辩驳、讨论。公众比一个人的聪明质量广、方面多，总可以判断出来谁是谁非。你们若是对于公众失败，那就当真要有个自觉才是。若是公众袒右你们，哪个能够推倒你们？你们若是不知道这个道理，总是隐在人家的背后，想抱着那位伟丈夫的大腿，拿强暴的势力压倒你们所反对的人，替你们出出气，或是作篇鬼话妄想的小说快快口，造段谣言宽宽心，那真是极无聊的举动。…… 鲁迅停顿了一下，缓了一口气，然后，语调更为激越昂扬地继续读道： ……须知中国今日如果有觉醒的青年，断不怕你们那伟丈夫的摧残；你们的伟丈夫，也断不能摧残这些青年的精神。当年的俄罗斯的暴虐政府，也不知用尽多少残忍的心性，杀戮多少青年的志士。哪知道这些青年牺牲的血，都是培植革命花的肥料：那些暗沉沉的监狱，都是这些青年运动奔劳的休息所；那暴横政府的压制却为他们增加了一层革命的新趣味。直到今日这样滔滔滚滚的新潮，一决不可复遏，不知道那些当年摧残青年、压制思想的伟丈夫哪里去了。…… 鲁迅高声读着，瘦削而坚毅的脸上，烁烁闪灼着欢欣激奋的亮光，滚烫的热血在体内急剧狂烈地呼啸奔涌着。他浑身一阵畅快。近来好长时间了，他都没有这样欢畅过，没有这样痛快淋漓过。洋人列强的弱肉强食，似虎狼下山般地在神州大地上的逞凶施虐，北洋政府的媚外卖国、复古亲日的倒行逆施，以及那些封建腐朽文人倚恶势而恃强的得意猖撅，都相聚合在一起，如凝结在一起的阴黑冰冷的风雨大磐，沉沉笼压在神州的上空，使中华民族陷于极其深重的悲苦的灾难之中，他曾激奋地大声呐喊过：“寄意寒星荃不察，我以我血荐轩辕。”今天，在这沉暗的风雨黑夜里，他越来越清晰地看到了希望的曙光，他从内心深处涌腾起了一种预感，一种使他欢欣而亢奋的预感。新文化运动，苏俄十月劳工赤色革命，以劳苦大众为天下真正主人的马克思主义，这很可能就是中华民族冲破风雨黑夜、从深重的苦难中挣脱出来、走向辉煌灿烂的明晨、走向光明未来的可行之路。 鲁迅读李大钊的《新旧思潮之激战》一文的激奋昂扬，极大地感染了在座的许多人。陈独秀学长、钱玄同、刘半农两位教授、和许德珩、张国焘、赵瑞芝等同学们，也都激动不已，脸上、眼睛里也都迸发着亢奋的光芒。当鲁迅把全文都读完了以后，人们激昂的情潮还难以平息下来，还在狂烈地奔涌着。大家一边热烈地鼓着掌，一边连连赞叹不绝： “真好！写得真好！” “痛快！真痛快！” “真带劲儿！可真让人过瘾！” 李大钊微笑着，诚挚地说：“诸位过誉了！诸位过誉了！守常只是激奋之下，匆匆苍促笔就，尚还不知是否击中要害，恳望诸位不吝赐正为感。” “守常先生勿需过谦。豫才与仲甫先生同感，先生这是一篇很不错的力作。”鲁迅边说，边把手中的文稿还给陈独秀，“守常先生不知准备将这篇文章交何处刊登？” “我已与《晨报》商定，将于后日见报。另外，刚才我还与仲甫学长商定，将拙文连同林纾先生的小说《荆生》一并再次在《每周评论》上刊载一次，让更广泛的人接触一下。‘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守常以为：邪不压正。那位林纾先生的影射小说《荆生》，也只能是在背阴沟里自我显示一下，它决然不敢到光天化日之下来亮相的！因为手中握有真理的民众，是最能明辩是非曲直的，他们不会相信背阴沟里的鬼话，同时，他们又是强劲有力的，他们也决不会被邪恶的伟大夫所吓住。” 陈独秀把鲁迅递过来的文稿放到桌子上，说：“守常先生的这篇《新旧思潮之激战》在《晨报》上一刊登，完后又与小说《荆生》原文同时在《每周评论》又一刊登，谁正谁邪，谁是谁非，世人便可一目了然。” 刘半农说：“这一下子，看那林纾老儿以及他的那伟丈夫还有什么戏文可唱？他们还能再跳腾出个什么名堂来？” “就是。”钱玄同赞同地点点头。“那老头儿总不至于再胡编乱造出来一个更是张牙舞爪的伟母老虎来吧？” 刘半农笑笑，说：“林纾老儿若是再能胡编乱造出来一个伟母老虎，我们就请守常先生或者仲甫先生再奉送他一篇《新武松痛打伟母老虎》。” 钱玄同赞同说：“对。这叫有来必然有往，来而不往非礼也！”说完，一阵朗朗大笑。 一直在旁边阴沉个脸的胡适很不以为然地斜视了刘半农和钱玄同一眼，不无讥讽地问道： “曲庵、中季两位先生是不是在为守常先生的革命文章增加革命的新趣味呀？” 刘半农和钱玄同被胡适这阴阳怪气的话弄得猛一下没有反应过来，一怔，一时竟无言以对。 鲁迅在一旁冷峻地说道：“曲庵、中季两位先生是否在为守常先生的革命文章增加革命的新趣味，豫才不知，但豫才看得出来，适之先生对守常先生文章中的‘革命’之词极为反感以至痛恶，是吧？” 胡适傲然回答道：“是这样的！适之从不隐讳自己的观点。政见各自相异，这何足为怪？新文化运动旨在文学改良，从学术上探求促进文化发展之路，何以现在作文说话时时刻刻都要把‘革命’二字反复挂之于口头、行之于笔端呢？” 鲁迅浓眉微微蹙起：“适之先生这话就使豫才大为不解了。豫才尚还记忆犹新，适之先生当初在美国以及后来回国，在到处写文章、演讲宣传你的文学‘八事’时，不也是时时刻刻都把‘革命’二字反复挂之于口头、行之于笔端的吗？怎么现在就对这一词如此反感以至深恶痛绝呢？” “请周先生弄清楚：适之所倡导的‘革命’二字，是指文学上的革命，而绝非是你们所热衷于的那种革命。”胡适瞪大了眼睛，胖而白净的圆脸涨得通红，怒冲冲地大声说，“守常先生的这篇《新旧思想之激战》，什么‘俄罗斯的暴虐政府’呀，什么‘杀戮’呀，‘血’呀‘暗沉沉的监狱’呀，等等，早已超出了文学上的范畴。守常先生哪里是在宣扬文学革命？守常先生完完全全是在宣扬国家与社会的革命！完完全全是在为马克思主义蛊惑而起俄国劳工十月赤色革命鼓而吹之！” “那请胡先生赐教，”鲁迅微微冷笑道，“文学活动是不是社会活动？它能否完全脱离开国家与社会，而飘浮于真空之中？” “这已经是政治范畴上的问题了。适之从来对政治不感兴趣。”胡适愤然站起，“对不起！适之的美国恩师杜威教授近期要来我国讲学，适之要暂时离京南下，去迎接杜威教授。适之向诸位告辞了！” 胡适说完，怒冲冲地离开了座位。 “适之先生！”陈独秀厉声喝道，想喝止住胡适，但胡适丝毫不予理会，傲然出门而去。 傅斯年、罗家伦也站了起来，向四处看了看，迟疑了一下，终也跟随上出门而去。 “岂有此理！”陈独秀气得浑身发抖，两眼迸射着不可遏止的怒火，冲着已经走出了门去的胡适等人的背影，大声吼斥了一句。 门扇由于被狠劲地推开尔后又狠狠地一关而来回不停地扇动着。 一股早春的砭骨的冷风，微微呼啸着，趁机从门外飒飒扑了进来。李大钊的主任办公室里一阵充满了一种瑟然的寒意。 突如其来的情况使办公室陷入了突如其来的沉静。人们都从惊愕中还没有回过神儿来，一个个都面面相觑，默然不语。 李大钊站起身，走到门口，把门扇关好，转过身，边回到自己座位上，边沉稳冷静地轻轻地打破了人们默默相觑的沉寂，说： “刚才适之先生说得也对：政见各自相异，这丝毫不足为怪。人各有其志，乃天下之道。仲甫先生勿需动怒，在座的各位也匆需惊而愕然。守常以为，适之先生今日之举，并非突发，也非偶然。适之先生积极投身于新文化运动，竭力主张文学革命，倡导白话文，反对文言文，大力推进国家与民族的进步和社会的发展，功不可抹，但适之先生所怀之志的思想根底，与我等并非完全一致。我与他近期相互交谈过几次，首先他对广大劳工是国家与社会的真正主人这一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就坚决不赞同，反感以至反对以至深恶痛绝。广大劳工群众是不是国家与社会的真正主人，这我们应该是很明了的！是广大劳工群众用自己的双手、用自己的血汗创造了世界，推动了社会的进步，适之先生不承认这个现实，对此实际情况熟视无睹，矢口否认，这是完全不对的！” 陈独秀赞同地点头插话道：“是这样的。这也是适之先生竭力要把文学革命和社会革命分隔开来的缘由所在。适之先生一直认为文学革命和新文化运动都是文人们的事，它们与广大劳工群众没有一点关系，与社会没有一点关系。岂不知文学革命和新文化运动本身就是一种社会活动。如果没有社会革命，那会有文学革命和新文化运动的持久性吗？” 陈独秀说完，望着李大钊，示意李大钊继续说下去。 李大钊接着说道：“所以，守常以为，为了要使文学革命和新文化运动能持久下去，必须要把文学革命和新文化运动同社会革命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必须要同我们奋力所寻求的救国救民之路结合在一起，要把广大劳工群众推到他们应有的位置上，让他们发挥他们国家与社会真正主人的作用。为此，守常与仲甫先生商议定，在继续推动文学革命和新文化运动的同时，有必要结合苏俄十月劳工革命胜利的实例，进一步广泛地宣传马克思主义。我们打算在这次狠狠反击小说《荆生》所刮起的逆风的基础上，把下期也就是第六期《新青年》办成马克思主义的专号，不知在座的诸位，特别是鲁迅先生和中季、曲庵二位先生有无异议？” 鲁迅明确表态地说：“豫才完全赞同！” 钱玄同和刘半农也一起说：“我们也双手赞同！” 话音刚落，在座的毛泽东、许德珩、赵瑞芝等所有的同学们，都热烈地鼓起了掌。 三 北京《晨报》刊登出了李大钊的《新旧思想之激战》，紧接着，《每周评论》又再次刊登了李大钊的这篇树新反旧的力作，并同时附登了林纾的小说《荆生》的原文，相继，《每周评论》还发表了陈独秀点名批判《荆生》的文章《关于北京大学的谣言》和一位中学教师撰写的一篇题为《评林畏庐最近所撰〈荆生〉短篇小说》，一时间，嬉笑怒骂，皆成文章，批《荆生》之文，如风倾潮涌，声强势猛，批得林纾林大人如热锅上的蚂蚁一样，狼狈不堪。 人世间的事情总是这样：人贵有自知之明，可缺乏自知之明者总是大有人在。就像那赌场上的赌徒一样，已经输得一败涂地了，甚至连自己遮羞的衣裤都作为赌注输给人家了，都被人家剥了个精光，但还不肯认输，还妄图要去再战胜人家，真可谓愚蠢到家了。 林纾林老先生，正就是这种可悲的、愚蠢到家的、缺乏自知之明者。自己在赌盘上押上去了一篇《荆生》，结果输了个一塌糊涂，赤条条地败下阵来，但仍还不服气，要“终之以拼我残年，极力卫道，必使反舌无声，囗犬不吠然后已”，写了致北大校长蔡元培的公开信，以恶语攻击北大“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积极开展新文化运动的办学方针，还又在上海《新申报》上，发表了第二篇影射小说，题为《妖梦》，以更低劣下流的手法，创造了白话学堂校长元绪公、教务长田恒、副教务长秦二世，来影射蔡元培、陈独秀、胡适，以丑化和漫骂来泄愤出气。不料，《妖梦》的结局较之《荆生》更为悲惨。 老先生终于病倒了，住进了医院。 俗话说：无巧不成书。谁也料想不到，就在林纾因心力交瘁而病倒住进医院的第三天，北大国故学教授刘师培先生为给《国故月刊》寻求稿件来到上海，也患病住进了这所医院，而且还和林纾老先生安排在了一个病室里。 一对难兄难弟碰到了一块儿，一起躺在阴冷潮湿的病室里，同病相怜，百感交集，但又无言以对，不知是真的没有什么话可说，还是相互间不想说什么。 这些日子里，上海到处也都是在口诛笔伐《荆生》和《妖梦》两篇小说，其声势之强猛，不亚于燕山京都。刊登了这两篇小说的上海《新申报》报馆门前，一连几天，都聚集着数百名学生、教师、文化界人士和市民群众，纷纷谴责《新申报》逆社会进步之潮流而助桀为虐。而刘师培为《国故月刊》寻求稿件，也到处是碰了一鼻子灰。在《新申报》报馆门前，他还被一个北大的学生认出，险乎些被那些义愤的人们围攻住。要不是他慌急中忙跳上了一辆洋车疾速离开，那以后所致狼狈之况，难以想象。他就是那天，一惊一吓，一热一冷，而患了伤风的，结果是，相连几日，高烧不退，才住进了医院。 两人都没有想到，人心所向，大势所趋，竟如此之强，如此之猛，如此难以扭转。 黄昏落日的余辉已经隐去。暗淡稀疏的寒星，冰盘似的冷月，把它们清冷的微光，从空旷深邃的夜空中，无精打采地撒落下来，有气无力地映照着幽暗阴冷的病室。 林纾和刘师培躺在病床上，默默地躺着，谁都不说一句话；在凄冷的沉寂中，两人都无限惆怅而悲凄地凝望着窗外那遥远的荒漠似的夜空，各自想着自己的事情，青癯癯的脸上浮现着一片森冷的死灰色。 电还没有来。不用说，又是一个停电的日子。 一个穿着一身白的老巫婆似的护士，裹带着一股疹人的冷气，幽灵般地悄然飘进，点燃了半截残留的蜡烛，一声没吭地又飘然而去。 烛苗跳动了几下，开始把它那摇晃着的昏黑而混浊不清的光，映照在两个悄无声息、一动不动的僵尸似的人的脸上。
爱心猫粮1金币
南瓜喵10金币
喵喵玩具50金币
喵喵毛线88金币
喵喵项圈100金币
喵喵手纸200金币
喵喵跑车520金币
喵喵别墅1314金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