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与现代中国的奋斗-32

2月21日，在全世界的注目之下，尼克松终于在北京紫禁城旁毛泽东的寓邸和毛碰面。自从蒋介石时代以来，政府就拆除许多旧城墙，也拆除从前门到天安门之间蜿蜒的胡同，使得天安门广场成为巨大、无趣的公共空间，拿来散步很不对劲，容纳群众集会和阅兵就挺适合。巨大的斯大林式建筑物和单调的劳工住宅的钢筋水泥，在紫禁城周遭冒出来，但是城里仍无摩天大楼；古城仍旧具有成吉斯汗都城的味道——街上常见骆驼，不是水牛；每年春天必有沙尘暴；人们吃水饺、面条和馒头，不是米饭。第一次会谈在陈列软垫座椅的接待室举行，随员、译员分列两侧，领导人互相寒暄。一向嘲弄、讽刺的尼克松好像被毛泽东震慑住，毛泽东说：“我们共同的老朋友蒋介石对此很不以为然。”稍后他又说，蒋“跟我们交往比你还长久”，指出中共一度曾与蒋合作，但“也跟他吵，跟他打”。他说，蒋“依然坚持一个中国，这一点我们可以好好利用。因此我们可以说这个问题相当容易解决”①。① 同上注，p.678。次日，尼克松和周恩来更仔细讨论中、美所面对的问题。周恩来回忆1958年蒋如何和共产党领导人合作，化解杜勒斯强迫委员长从金门、马祖撤军，进而切断台湾和大陆关系的那段故事。他说，他的政府只担心在日本、美国活动的台独团体，不担心台湾，因为委员长一定会镇压台湾的台独。“他有能力这么做。”周告诉尼：“你不应该强加什么在我们身上，我们也不应该强加什么在蒋介石身上。”这是周恩来在会谈中唯一最接近提到放弃使用武力的一次①。① 同上注，pp.765, 766, 772。他说，最好“当你（尼克松）还在职的时候”就推行一个中国原则。不过他也提到曾对季辛吉说过的担忧：蒋可能不久人世。“总统先生，你应该了解蒋介石来日不多了。”他解释说：“我们不是要求你除掉蒋介石。我们会自己来。”尼问：“平和地？”周答说：“是的。我们有自信……当我们自己解决了这个问题后，你的部队就可以理所当然的离开了，很自然的。”①① 同上注，pp.766-768。尼克松答说，他的目标是美中关系正常化。他说：“如果我当选连任，我有5年时间去达成它.”但是，他强调，他“不能做出秘密交易，握握手，就说第二任期内会达成它。如果我这么做，报界一问起来，我一定被修理。”尼克松解释，他需要的是“活动空间”，希望在上海签署的联合公报能提供这点要求。也就是公报文字不能让台湾“在未来2、3个月，和未来2、3、4年内，成为大问题。”讨论到越南战争时，尼告诉周，即使公报文字写得再巧，还是会被说成，“中华人民共和国要求我们的是处理台湾问题，他们如愿了；我们要求的是在越南问题上的协助，我们一无所获。”①① 同上注，pp.768-770, 773。最重要的是，事情果真如此发展。这份著名的1972年2月27日上海公报，在台湾问题上以技巧的文字申明：“美国确认（acknowledge）——中文版则说‘承认’——到海峡两岸所有的中国人认为中国只有一个，而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美国政府不反对这个立场。”美方接着把“美国部队及军事设施撤离台湾”的最终目标，和其“台湾问题和平解决的利益”联结起来，间接表示和平解决是撤军的报偿。可是，私底下季辛吉对周明白保证，这个暗示的条件“不影响总统对你表示他将会做的事……我们不是订定条件。无论如何，我们会去做（结束与台北的军事、外交关系）①”尼克松2月28日在上海的公开记者会上，声明在共同防御条约之下，美国对台湾的承诺不变②。蒋对上海公报没有公开评论，但是他在日记里表现得非常生气，他说，尼克松“之无耻极矣”与“周匪”勾结、“出卖”中华民国③。称周恩来为匪，表示蒋、周虽在香港有秘密接触，但不代表委员长不再认为周是敌人。① FRUS (1969-1976), vol.E-13: Documents on China, doc.100.② William Bader and Jeffery T.Bergner, The Taiwan Relations Act (Menlo Park, Calif.: SRI International, 1989), p.159.③ Chiang Diaries, February 27, 28, 1972, Hoover.尼克松飞回华府之际，东亚事务助理国务卿葛林（Marshall Green）以及季辛吉的助理何志立展开向美国东亚盟国简报北京峰会的行程。来到台北，委员长说明他只要听季辛吉亲口简报。除此之外，蒋倒是隐忍他对尼克松以及白宫团队背信的愤恨。在他指示下，美方和蒋经国进行“长时间、友善的会谈”。令何志立意外的是，蒋经国非常镇静，没有斥责美国人，反而强调只要共同防御条约和美国军援继续下去，他并不太烦恼①。① FRUS (1969-1976), vol.17: China 1969-1972, p.835. 关于“何志立感到意外”的资料来自1997年10月10日，何志立在华盛顿接受的电话访问。根据蒋经国的说法，美方向他担保，上海公报固然提到美国预备和北京关系正常化，但这并不是建立外交关系①。葛林没有出席季辛吉和中方的会谈，不清楚季辛吉说了什么话，此时却明确表示美国没有改变它对中华民国的政策，也将和国民政府“继续维持外交关系”，信守对台北的防务承诺。何志立向季辛吉报告，蒋经国以及他们见到的其他台湾官员，“特别关心美国对台湾经济发展的持续支持”。何志立的评估是，台湾人民和领导人将“努力顺应局势，以中国人典型的决心，他们可能会适应得不错”。他预言：“我们和他们的关系将会继续，因为他们已走投无路了。”②① 蒋经国引自in FEER 102, no.2 (January 12, 1979): 22.② FRUS (1969-1976), vol.17: China 1969-1972, p.858.虽然国民党的路线是既然别无选择，只好接受美国对大陆的新做法，但还是出现了一场小风波：外交部长周书楷在台北答复记者发问时表示，国民政府也可以和莫斯科来个“华沙会谈”。蒋经国很快就意识到此乃下下之策，于是下令发布绝不打“苏联牌”的声明，解除周书楷外长的职务，并且终止和KGB特务路易斯的接触（他曾试图掀挑起苏、台合作的传闻）。蒋经国果决地摒弃苏联牌，反映出老蒋对此策略的短暂迷恋亦已终止；蒋氏父子下定决心，即便要面对可恶的尼克松，还是得尽可能地与美国保持密切关系，同时试图替未来打造基础。华府方面，沈剑虹大使在3月1日先后见了季辛吉和尼克松，得到和过去一样的担保：美国在北京明白表示不会改变和台湾的外交关系，或者使和台湾的共同防御条约“成泡影”。即将回国述职的沈剑虹问尼克松“如果你是我中华民国总统”，你会怎么做。尼克松答说，首先，“我不会提起美国是否有承诺这个问题。现在你提起这个问题，只会伤害到自己。我必须很坦白地说……第二点是，他要怎么做、贵国对大陆要怎么样，我真的没有答案。”说完这些称不上建议的建议，尼克松请沈向“老朋友”委员长问好①。① 同上注，pp.837, 840。就和往常遭遇重大挫败（如被迫退守台湾一样），蒋会找寻“荒漠甘泉”，找寻绝境中光明的一面。自从1949年之最沉重打击以来，光明面并不多，不过蒋已找到不少个。虽然美国已不再坚持要求北京别用武力解决台湾问题，然而中美和解在可预见的将来内，其实确保了共产党对台湾的军事威胁将停留在微乎其微的状态。这可增加投资人信心。蒋家父子也可以期待，北京的入联和跻身五强，以及和美国的修好，将替台湾删去台独或“两个中国”的选项，也将影响中国外交政策往更和平的方向发展。讽刺的是，台湾在国际间加速坠入不寻常的孤立状态，却使政府在本国更受支持。这个情势有助于蒋经国身边的改革派说服国民党的强硬派，危机使本土和政治改革的推动更显迫切。许多学生活跃分子和独立意识的本省人开始认为，在可预见的将来，中华民国的改革是最值得期待的。彭明敏在密西根接到蒋经国的回台湾邀请，只要他不挑战国民党光复大陆的教条及其军队控制，就准许他自由参加省级政治活动。彭拒绝了，但许多流亡在日本的台独人士接到类似邀请后，纷纷回国①。① 同上注，p.626。3月份国民大会开议，蒋向大会报告：“心怀愧咎（因光复大陆未成），余恳请大会另选贤明接任我职。”出席代表不管他的请求，照样推选他为第五任总统，这并不让人意外。私底下，蒋认为“天时地理人和”都站在他这一边，五年之内，或“少则半年”，“万恶的共匪”和“尼克松小丑”将被打败，“我们忍受的羞辱不会白费”。因此，虽然自承“年老力衰”，他坚信在此关键时刻仍必须承担艰巨，续任总统①。半年之后，美国联邦调査局果然查出，华府水门大厦民主党总部遭人侵入事件，乃尼克松竞选连任团队搞出来的政治间谍及破坏阴谋。① FEER 75, no.11 (March 11, 1972): 6. 关于蒋的想法，请见Chiang Diaries, March 11, April 10, 1972, Hoover.比老蒋正式当选连任更重要的是，5月间，62岁的蒋经国果如预期出任行政院长。他立刻将本省籍阁员增加一倍变成6人，提名本省人为副院长及省主席(分别是徐庆钟和谢东闵），并有3名本省人获选进入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党外人士、台北市长高玉树出任交通部长。经国又促成中央民意机关增额119席，其中大多数由本省人当选。6月10日，蒋院长颁布被称为“十诫”的“公务员十大革新要点”，禁止公务员上酒家、公共食堂或其他不当场所，婚丧喜庆不得奢靡铺张。警察在全省检査禁止公务员涉足的夜总会，若发现顾客具公务员身分即予以逮捕。蒋经国亦发动肃贪，逮了不少人，警备总部本身就有50人被捕。行政院人事行政局长（王正谊，蒋经国祖母王太夫人家族后人）贪污罪名成立，被判无期徒刑。有位海关高级官员则遭死刑处分（指豫源轮白庆国案，白后来由死刑改判无期徒刑）①。① J.Bruce Jacobs, "Taiwan 1972: Political Season," Asian Survey 13, no.1 (January 1973): 102-112.同时，蒋院长专注的和其他国家发展经济关系，不问其意识形态或与北京的关系。因此，台北立刻成功地在被迫关闭大使馆的许多国家，设立经济文化办事处。因为这个缘故，即使在尼克松破天荒访问中国之后的几个月（即1至9月），台湾整体贸易仍较去年同期成长了令人意想不到的43％。尼克松和季辛吉虽然玩弄两蒋，却认真、成功地支持台湾维系它在国际重要财金组织，如亚洲开发银行、世界银行的会籍。季辛吉和尼克松也批准美国进出口银行对台湾放款，如5800百万美元现代化钢厂设备贷款，以及两座核子发电厂的全额贷款①。① Appleton, "Taiwan Portents," p.37. 关于“亚洲开发银行”，请见FRUS, 1969-1976, vol.7: China, p.115.三1972年春天，委员长依然耳聪目明，虽已年登85岁，身体还算相当健康。但是，一些病痛开始上身，尤其是1969年发现，但一直保密至今的心脏问题。新的小毛病包括假牙越来越不舒服、关节酸痛、腿疼、身高萎缩。他现在经常都是一副温和、慈祥的样子，情绪平静，讲话时笑容满面。但是助理有时候会发现，他在国家遭遇拂逆时仍大发脾气，这在1960年代是很少有的事（除了在日记中）。他仍然严以律己。每天洗冷水澡，不论坐在餐桌或是庭院锦鲤池畔的椅子上，一定挺直腰杆。1972年7月20日，委员长夫妇乘坐轿车下阳明山。他觉得“心绪烦闷”；但他在日记中写下：“大丈夫能屈能伸。”次日，他写下历时56年的日记的最后一段记事：“今日体力疲倦甚，心神时觉不支。”第二天，也就是尼克松北京行5个月后，委员长的主治医师熊丸陪他在官邸庭院散步时，委员长心脏病发。熊丸立刻替他注射了一针，虽然保住性命却自此陷入昏迷①。① Chiang Diaries, July 20, 21 July 21, 1972, Hoover. 关于“隔天”等，参考1996年5月16日，钱复在台北受访；熊丸，《熊丸先生访问记录》（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口述历史丛书(69)，1998）；1996年5月31日，熊丸在台北受访。总统府对外宣布他得了肺炎，国内媒体也不敢妄加揣测。一连几个月，只有蒋夫人、蒋经国、孔二小姐和医疗团队（现在加入美国心脏病学会会长余南庚医师）见得到委员长。孔二小姐负责打理病人的“琐事”，夫人频频向医护人员“呼喝下令”。但是据熊丸的说法，每天上午出席医疗会报核准当天诊疗的是蒋经国和孔二小姐①。病榻上的蒋不能出席双十国庆，这可是1949年来台后的第一次。政府发言人在外籍记者追问下否认蒋得了重病，但是谣言不止，外国人和大多数台湾人认为不论他得的是什么病，恐将一病不起，不然就是以为他已经死了。① 1996年5月31日，熊丸在台北受访。北京的毛泽东也已经老了。他说的话比以前更难听得懂，他“稍微动动就呼吸急促，脸色发黑”。他神智清楚，但越来越古怪而且爱胡思乱想。不过不像比他大6岁的宿敌，毛泽东依然当家。大约此时，周恩来健诊发现自己得了癌症，但不信任医师的毛泽东不准他开刀，因为如果周死了，毛一手提拔起来的江青这一伙激进派就没人可制服了。这时候在内部斗争上反复无常的毛泽东，决定让邓小平复出，增加温和派的势力①。① Li Zhisui（李志绥），The Private Life of Chairman Mao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94), pp.573-574.在台湾1972年12月的选举中，党外候选人发表了史无前例的批评，“诋毁”政府甚至总统，还抵触动员戡乱国策。警备总部和其他安全单位建议取缔，可是蒋经国不准。不过他倒是把《大学杂志》的主编逼下台，并下令国立台湾大学校长停聘14位政治上好直言的教授（即台哲学系事件，被停聘者不尽然是“教授”，也有副教授、讲师）。即使如此，具政治意识的本省人现在认为持续冲撞言论自由的极限，可以达成权力移转给多数族群①。① 1995年8月29日、1996年5月16日，钱复在台北受访；1996年5月16日，张祖诒在台北受访。关于“知识分子”等，参见Chen Guying（陈鼓应），"The Reform Movement among Intellectuals in Taiwan since 1970," Bulletin of Concerned Asian Scholars (July-September 1982): 35.1973年1月，昏迷了6个月的蒋介石，不可思议地恢复意识。在他的家人和部属看来，这不啻是天意。不久后他便可以坐上轮椅，理性但极其孱弱地和蒋经国对话。根据蒋经国助手的说法，他一般只向老人家报告好消息①。其中无疑包括尼克松当选连任的消息，这不是个坏消息，因为两蒋认为让政治上已经跛行的尼克松继续主持美中台关系，总比让自由派民主党政府当家来得好。① 1995、1996年间和多名蒋经国旧属的访问；1996年5月19日，蒋孝勇在台北受访；1996年5月31日，熊丸在台北受访。蒋从医院回到士林官邸。蒋夫人每天探望他两次。蒋经国每天早上都到，晚间再回来和父亲共进晚餐，余南庚和熊丸两位医师通常随侍在侧。有一次，熊丸见到蒋经国念《孟子》给父亲听。多年前父亲年这位古代圣人的书给儿子听，如今情况反转，相当感人①。到了夏天，病人已能坐着和孙子孝勇与其新婚妻子方智怡合照。同时，孝武的妻子受不了虐待，回到欧洲；根据中国法律，她不能带走子女，他们被留给孝武。① 1996年5月31日，熊丸在台北受访。同时，北京方面，复出的邓小平接管由周恩来负责的外事，对两蒋展开新的和平攻势。但是经国不为所动，认为人民若是怀疑他和大陆寻求和解，会在台湾——不仅是本省族群——引起强烈甚至暴力，吓跑投资人。10月初，宋美龄飞往纽约探望病重的大姐宋蔼龄。到了美国，宋美龄经过健诊发现她罹患了乳癌，旋即回到台北。4天后，宋蔼龄病故。两姊妹斗士意志坚强的女性，她们的丈夫互相在权力上争胜，但多年下来，姊妹感情一向深厚。宋美龄托到次年才接受乳房手术，但先在台北荣民总医院接受化学治疗。她把病情瞒着丈夫，只告诉他自己得了重感冒，恐怕有一阵子不能来看他。次月，86岁的蒋介石，看来非常孱弱，和国民党9个领导人合照。这是将近18个月来，他首次正式露面①。① 熊丸，《熊丸先生访问记录》；同上注，关于周恩来，请见：FEER 82, no.49 (December 10, 1973): 22.同一个月，季辛吉亲口告诉毛泽东，美国“国内情势”的冲击（意即水门事件）已使得尼克松无法在第二任期内和台湾断绝关系。毛泽东发现，美中关系进入新阶段不满两年，美国人就要毁弃他们最重要的承诺——保证五年之内终结与台湾的外交和军事关系。对毛泽东而言，该承诺与反制苏联威胁（现已越来越小）的个人愿望，是他同意与“美帝”修好的基本条件；这个修好政策严重损害他的革命声誉。现在，中共党内有些人指责周恩来被季辛吉和尼克松骗了①。① William Burr, ed., The Kissinger Transcripts: The Top Secret Talks with Beijing and Moscow (New York: Free Press, 1999), pp.114-115. FEER 84, no.19 (May 13, 1974): 30.同时，在强大的政治压力下，尼克松同意卖给蒋介石政府另一批先进武器，包括15艘驱逐舰、2艘潜水艇、60辆M-48坦克。他还批准诺斯洛普飞机生产线在台湾的装配厂打造100架现代化的F-5E防卫战斗机①。这一切都让周恩来的政敌炮火更加猛烈。此时，美、中政府已在双方首都互设“联络办事处”，周恩来、邓小平领导的温和派决心要维持对美国的突破。① FEER 87, no.4 (January 24, 1975):22; FRUS (1969-1976), vol.17: China, pp.1119-1120.1974年8月9日，尼克松不名誉地辞职下台，由直升机从白宫草坪载走。虽然尼克松下台时，台北天未破晓，蒋家父子可能盯着电视看，（编按：应该不可能，台湾当时电视仍未全天候播放，听广播倒是有可能）。就和肯尼迪总统遇刺一样，两蒋一定把尼克松的不名誉下台看做天谴。新任总统福特接篆后，立刻就签可了一封致周恩来的电文。由季辛吉拟稿的这份电文，保证履行前任总统对台湾问题所做的承诺。不过，事实上并非如此。1974年11月，华府照会蒋经国，美国固然将继续追求与北京关系的正常化，“现有（与北京）的关系形式合乎我们的需求。”①① See the National Security Archive Electronic Briefing Book, no.18, at http://www.gwu.edu/-nsarchiv/NSAEBB/NSAEBB19/.蒋介石的暂时忍辱策略再次获得成效。他的儿子现在又多出几年准备时间，以迎接美国将来与台湾断交的冲击，而且美国对台军售似乎也可能无限期地维持下去。至于季辛吉，他已经达成与中国修好的主要目标——“世界力量相互关系”的大改造，此一改造替美国增加了对付莫斯科的筹码，也降低了中南半岛可能崩溃的冲击。蒋夫人的化疗没有成功，她决定到台北荣民总医院接受乳房切除术。她还是瞒着丈夫，只说要到美国去。蒋总统夫妇依然十分气美国，更气尼克松。蒋夫人养病期间，写了长达35页的长文，指控种族关系紧张、吸毒、警察贪腐、暴力犯罪等等社会奸邪，正在动摇美国的“精神力量”。她说，美国和“赤色中国”修好，只会鼓舞后者的“侵略倾向”。蒋经国对这篇从未发表的文章“又惊又怒”①。① 熊丸，《熊丸先生访问记录》；熊丸先生1996年5月31日受访。宋美龄的报告见Laura Tyson Li, Madame Chiang Kai-shek (New York: Atlantic Monthly Press, 2006).四1975年4月5日是清明扫墓节最后一晚。全台湾、全中国都相信祖先的鬼魂四处游走，准备在当晚回到打扫得干干净净的住所。当天晚上，蒋的医师熊丸在士林官邸庭院散步，抬头可见满天星斗。他回到室内就寝后不久，值班医师便紧急召唤他。蒋总统心跳停止了。熊丸披上袍子，冲到楼下蒋的寝室。打了强心针后，他的心脏恢复跳动。蒋夫人赶到病榻之侧，总统心跳又停了。医生再打了一针。救护车赶紧把委员长送到离官邸不远的荣总。不久，蒋经国也闻讯赶到加护病房，此时老先生又停止心跳。熊丸准备打第三针，夫人却轻碰他的手，叹了一 口气说：“停了吧！”距午夜还有几分钟。此时，从台北到高雄，全岛突然风雨大作、雷电交加。即使从哈佛学成归国的官员也认为，这不只是纯属巧合①。① 我在另一本著作中描述了蒋介石咽下最后一口气前几个小时的情况，The Generalissimo's Son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p.321. 我在1996年5月31日访问当天在现场的熊丸医生，他提供最权威的经过之叙述。可是，熊丸在访谈中漏掉一件事，当天夜里委员长心脏病发，即可被送到荣民总医院。经国随蒋夫人之后赶到病榻之侧。关于雷电交加的反应来自FEER 88, no.16 (April 18, 1975): 20. 政府宣布蒋在晚间11时20分心脏病发，送到荣总后，于11时50分逝世，蒋夫人及经国随侍在侧。New York Times, April 6, 1975.委员长过世后2个小时，政府发表了一份号称是一星期前写下的遗嘱。内容如下：自余束发以来，即追随总理革命，无时不以耶稣基督与总理信徒自居，无日不为扫除三民主义之障碍、建设民主宪政之国家，坚苦奋斗。近二十余年来，自由基地日益精实壮大，并不断对大陆共产邪恶展开政治作战，反共复国大业方期日新月盛。全国军民、全党同志，绝不可因余之不起而怀忧丧志！务望一致精诚团结，服膺本党与政府领导，奉主义为无形之总理，以复国为共同之目标，而中正之精神自必与我同志同胞，长相左右。实践三民主义、光复大陆国土、复兴民族文化、坚守民主阵容，为余毕生之志事，实亦即海内外军民同胞一致的革命职志与战斗决心。惟愿坚此百忍，奋励自强，非达成国民革命之责任绝不中止！矢勤矢勇，毋怠毋忽。①① New York Times, April 6, 1975. 英文版以比较不具共产主义色彩的同僚（colleagues）取代同志（comrades）。严家淦立刻宣誓继任总统。根据中国古礼，高官逢父丧应守丧3年，蒋经国也呈辞行政院长，但新任总统批示不准。国民党中央委员会还推选他为主席。蒋经国开始1个月的守丧，期间写成一篇纪念父亲的文章《守父灵一月记》。30天的国殇期间，政府要求全国电影院、夜总会、酒吧及其他娱乐场所全部停业。禁打高尔夫、网球和棒球。电视和电台只播放有关蒋总统的纪录片或民众悼念的新闻，配上哀乐①。① Taylor（陶涵），Generalissimo's Son, p.321；同上注。美国副总统洛克斐勒代表福特总统于1975年4月15日抵达台北，他向记者们表示双方友谊长存，但避免提到国民政府或美国对台湾的防务承诺——1月间，福特总统在国会发表国情咨文时也避谈这个问题；洛克斐勒也没提到中华民国的新领导人，但他起码到场了。蒋介石在大战期间的其他盟友，统统没有派代表来悼丧①。① New York Times, April 12 and 14, 1975.前任总统尼克松从加州圣克里门住家发出唁电，称呼蒋是“我们时代的历史巨人之一。”不过，这并非各方的共识。多数历史学者和记者对他最友善的评价是，那个掌握一切优势却“失去中国”的人。贝克（Russell Baker）形容蒋的失败“壮观”、“惊人”。“他的败有如龙巴迪（Vince Lombardi，美式足球常胜教练）的胜。”许多人则重复史迪威的评语：蒋介石是傲慢、无和、无能的领导人，只知追求权力，对抗战、对中国或对中国人民毫无贡献。《纽约时报》撰文指出他的过世，使我们又“想起二十世纪政治史上不朽的幻想”——委员长一再宣称从他的小堡垒，他将反攻大陆、击败庞大的解放军。蒋应该很骄傲，有那么多人在那么长久的时间里，对他要击败共产党巨人的信念，深信不移①。① New York Times, April 7, April 27, 1975.蒋经国、蒋纬国两兄弟按习俗把父亲遗体包上白布。依照蒋的指示把他的《圣经》、《荒漠甘泉》和唐诗选集放入棺木。有人发现委员长忘了提《三民主义》，赶紧送来一本。一连五天，灵柩放在国父纪念馆。蒋曾经主持上千次的总理纪念周会，感念这位创党人提携他为国民党和中国的领导人。据报导，全台有250万人排队瞻仰遗容，其中包括被蒋关了多年的雷震。4月15日，美国的南越盟友果如蒋所预料的崩溃了。西贡在当天失陷，美国外交官和陆战队员从大使馆屋顶仓皇搭直升机逃命。委员长的告别式于1975年4月16日，一个灰色、多云的星期三，在国父纪念馆举行。灵柩四周围满百合花，还有一座巨大的白色菊花十字架。在僧侣的诵经声中，蒋夫人戴着墨镜，向铜棺行三鞠躬，蒋经国、蒋纬国，以及代表第三代的蒋孝武也依礼行三鞠躬。然后棺木封上，基督教牧师周联华主持仪式，军乐队奏起哀乐，十名执拂人抬起棺木步出纪念馆，送上以白花、黄花布置成教堂状的灵车。礼炮二十一响，向一代伟人致敬①。① 以下两断教材自何若然（Richard Halloran）刊登在New York Times, April 17, 1975的文章。[p style="text-indent:0em"][img src="images/145559231566.jpg"/][/p]蒋介石出殡，蒋经国、蒋纬国随侍宋美龄身旁蒋夫人由蒋经国、蒋纬国两侧搀扶，跟在灵车后走了几百公尺。遗属旋即坐上桥车，出殡行列缓缓经过又湿又热的台北市，上了公路，穿过小镇。数十万民众夹道恭送，其中有大专学生、男女童子军、邮差、护士、后备军人披麻戴孝，有佛 教僧尼身穿袈裳，一群女子则穿黄袍、头戴方顶帽，还有乐师弹奏国乐。许多人低声啜泣。军乐队和中学生乐队也鸣奏挽歌。过程全都经过细心安排，但是未必崇拜这位已逝领导人的外国观察家感觉，出席者不论其政治背景都认为这是历史史性的一刻①。① 同上注。出了城，车队经过数以百计的小型工厂，其间还穿插着刚要春收的翠绿田地。穿过山区蜿蜒小路，车队来到离台北约37英哩、竹林环绕的慈湖。这是蒋氏生前喜爱的避静处所，常使他想起故乡浙江山区的老家。他一直希望有朝一日能回归故土，埋在溪口镇上方雪窦寺附近的母亲灵冢旁。五蒋出殡当天，自知来日无多的毛泽东端坐房里，静静地聆听以十二世纪古诗谱写的哀乐。这位诗人以此告别一名被贬黜边疆、齐志以殁，际遇有如蒋介石的爱国官员①。① 王守稼等编，《毛泽东晚年过眼诗文录》（香港：八龙书屋，1993年），pp.17, 871-874。毛泽东显然没有像其他报导所言，多添两行字悼念蒋介石，参见熊向辉，《我的情报与外交生涯》（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0），pp.289-290; and June Chang（张戎）and Jon Halliday, Mao (New York: Alfred A.Knopf, 2005), p.628.结语蒋介石和毛泽东一样，相信要恢复中国的主权及世界地位，条件就是国家统一、强而有力的中央政府，以及愿意牺牲一切保家卫国、有纪律的人民。蒋、毛也都明白，他们或友或敌所打的军事大战，从来都不只是为了领土完整或政治权力，还有对现代中国重回泱大泱国怀有截然不同的憧景。虽然毛泽东有他战术上务实的一面，马列主义的专制教条以及中国古代法家思想，打造出他的严苛手段和不切实际的目标。可是以蒋介石而言，儒家的服从、和谐、稳定和务实观念，加上孙中山的改革理想与“训政”主张，构成这位国民党领袖的威权手段和对人类进步的期许。蒋不论在大陆台臺湾的期间，个人对中国统一的信念绝不动摇。虽然他和军阀妥协使国家不致四分五裂，虽然在试图建立一支现代化军队时，姑息日本人达6年之久，他却从来不曾正式放弃中国对任何领土的主权。他对中国应该要维持统一的坚定信念，或许正是1948年东北战败后，没有努力坚守华南半壁江山的原因之一。他反而选择退守台湾，在这里他终于能完全的独裁控制，维持一个中国的原则，并追求他长期的梦想——以儒家及基督教价值为基础建立一个现代华人国家。1928年底，在极端不利的条件下，蒋形式上把中国一统旗帜，虽然政府实质命令只能及于少数省分。在“南京时期”，既无外国援助、外贸又不振，东北及其重大岁入来源皆被日本人抢走，他在经济、社会和民间生活上仍可达成相对亮丽的进展。此时，世界陷入经济萧条，日本人蚕食鲸吞的侵略节节进逼，加上还得与称兵作乱的军阀以及苏联撑腰的共产党持续作战。从1928年起，眼看与日本终究无法避免一战，蒋展开宏大的计划，以战略矿物支付德国，由德国协助打造一支现代化部队；计划往大西南大规模撤退；把许多兵工厂往长江上游搬迁；兴建滇缅公路；成功推行全国货币；禁止在沿海省分新建工业；将故宫博物院无价珍藏迁往四川；全力剿共，逼其残部走“长征”，流窜到离蒙古仅只数百英里的边区。由于认识到往后数年，他在意识型态上的大敌、也是中共的大靠山——苏联，将是军援唯一可能的来源，蒋在1936年西安事变之前已同意与中共联合抗日。明知毛泽东对国共合作完全口是心非，他信守承诺，甚至还对中共提供金钱资助。这一切都是为了确保苏联对华军援。抗日战争终于爆发时，蒋在上海、长江流域投入精锐部队展开长期浴血抗战，头两年就折兵损将达百万人，但是它号召中国人民进行马拉松作战，取得西方国家道义支持，令日军伤亡惨重，只能占领中国1/4领土、管辖中国1/3人口。他和苏联交涉成功，获得数亿元的军事援助，包括一度有数百架军机由俄国人驾机、参与抗日。历四年之久，损失了八成以上工业生产能力和财税来源的自由中国，除了苏联援助，一直都独力与日本奋战。数千万难民涌入大后方，可是卡路里消耗量大致仍能维持和之前相同的水平，而且通货膨胀虽厉害但不可怕。大战结束，中国在蒋介石领导下跻身世界五大强国之列，成为联合国安全理事会五个常任理事国之一。在蒋主政之下，他达成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终止中国百年之耻；除了外蒙古、香港、澳门和沙皇在东北之权利，他收复了前人失去的领土。难怪蒋在中国又成为全民拥戴的人物。关于中共和苏联战后的意图，他看得清清楚楚；和他来往的许多美国高级官员却错得离谱，可是大家都没有给予他公允的评价。当然，蒋自己也做了许多错事。他对多党制的代议民主制度不仅只有三分钟热度，有时候行动还与他信奉的儒家精神、基督教诲，以及对真诚和道德的信念互相矛盾。他有几次批准的极端行动，已到可怕的无视道德甚至是堕落。例如1947年，他下令或批准二二八事件，1947至1948年把数十万大军送进东北遭歼灭，以及1949年撤守台湾后头几年的大规模执刑。这些行为在在违反人性，而且以蒋本身的目标来讲也没有必要。即使毛泽东在中国内部已经和平时也杀了数以百万计的无辜入民，并不能改变（我们对蒋）此一评断。蒋在日记或其他地方，从来没替自己这些极端行动辩解。如果被逼问，他或许会指说这是时代的不幸——针对世界文化走向的一场无情战争，血流成河，数百万人丧生、数亿人受苦，而套用他的话：中国文明存亡绝续系于此一大战。他曾经自称“战争之人”，暗示他肩负道德重担，和杜鲁门及邱吉尔下令轰炸广岛和德勒斯登（Dresden）的决定，并无两样。但是，当然他这些最无情的决定也帮助他掌握权位；对此，他可能会声称：他和其民主国家盟友一样，受民之托，必须竭尽所能，领导国家为生存和统一而奋斗。在台湾的25年期间，蒋主持一个稳定、和平的微型中国，有机会建设国家；以经济和社会指标而言，他相当成功，替台湾的经济奇迹奠定基础——这份成绩在他撒手人环时，可谓功大于过。蒋过世之后30年，若他于地下有知，则必定大为折服今天台湾有最先进的、低费用的全民健保制度；媲美全球的第一流的教育体系；以及高科技经济的亮丽成绩。他一定很欣慰，一度贫穷的这个小岛于2007年外汇存底居全球第四位，以购买力均价为准，人均所得为30800美元——1960年仅为1200美元。蒋在台湾的政治遗产则依然有高度争议。我们可以理解，他和他儿子不一样，在大多数本省人心目中仍然非常不孚人望。2007年，支持台湾独立的民进党政府（于2000年经由民主选举上台）把全台湾200多座蒋介石铜像及雕像拆除。大部分的石雕像被支持者保住，包括一座骑在马背上的蒋总统雕像，都移到其慈湖暂暦之地附近一座公园。蒋家后人担心日后还有其他不敬的动作，同意未来将把蒋介石、蒋经国父子遗体归葬溪口老家——显然他们在当地会最受欢迎。2003年以105岁高龄去世的宋美龄，在遗嘱中亦要求，在适当时机将其遗体由纽约迁葬上海宋氏家族墓园，置于二姊庆龄之侧。如果这一点做不到，她要求葬于溪口她丈夫之侧。显然她的最爱是亲共产党的二姊①。① 2008年，宋家亲戚给作者的电子邮件。2008年3月，孙中山和蒋介石的大老党在台湾又告复起。原本独裁的、以外省人为主的国民党在一场大胜中赢回中华民国总统宝座——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它获得本省人大多数的支持。以民主而言十分可喜的是，民进党接受败选的事实，确保台湾第二次政权和平转移。新任总统马英九是外省第二代，反映了台湾在族群融和上的进步。马英九显然是个温和的务实派，主张台湾继续自由，以及不受大陆干扰、自由行动，不过他也有隐约的“一个中国”观念。我们不清楚蒋介石晚年是否和儿子有相同观念，认为全民民主同时是台湾长期生存，也是两蒋父子留给后人遗产的唯一希望。直到临终，他很可能都认为经国缓慢的民主改革只是要安抚本省人及美国的意见。即使如此，在他过世30年之后，他可能仍会佩服1980年代蒋经国领导的民主改革，导致台湾和平过渡到多数统治，也影响到大陆同一时期的民主运动——即使它并未成功。他或许也会认为，二十一世纪头十年最能促“一个中国”理想的因素，就是两岸民间交流的热络，以及双方经济业已大大整合。2008年，台湾上万家企业在大陆的投资总额超过1000亿美元，而且这些台商有100万名台湾员工及眷属在对岸定居、工作。蒋或许也会相信，最后中国统一的最佳希望系于大陆势必会出现的政治自由化，它们有一部分是受到台湾嘈杂却活泼的民主模式之鼓舞。老委员长曾经对魏德迈将军提到他的此一卓见；当时他说：“如果我去世时仍是个独裁者，我必将和所有的独裁者一起为后人遗忘。但是，如果我能替民主政府建立确实稳定的基础，我将永远活在中国每个家中”——他这里的中国指的是两岸①。① Albert C.Wedemeyer Papers, a memorial tribute given at Washington National Cathedral, April 16, 1975, box 1, folder 19, Hoover Institution Archives, Stanford, California. 魏迈德也许在1960年代访问过台湾，我们不知道。但是他引用的像是蒋介石当时讲的话，而非1947年。魏迈德和蒋介石的确有通信，但是在哈佛收藏的信中没有找到引用的出处。21世纪初始，若蒋于九泉之下回来略微看一看世界，他必定也会大吃一惊，中华人民共和国竟然可以变成受人尊敬的国家，拥有核子武器和洲际飞弹，还有太空船绕月飞行；以第三世界水准而言家庭农业繁荣，有巨额外汇存底可支持美国挥霍花钱，甚且整体经济可望在30年之内追上美国。事实上能这样成功同时源自于中国过往的创业精神也有新的资本主义导向——虽然还是国家严重干预、管控的经济。蒋可能会认为，若无日本或苏联的干预，他早就可以击败中国共产党，中国的经济起飞也可提前20年起动，数百万中国人民也用不着丧生送命。最重要的是，蒋一定欣见北京政权已经非正式、但清楚地证实他和孙中山的信念：共产主义不适合中国社会、民情，或者根本就是不合人性。他也会特别高兴，为了解决后毛时期缺乏有力的伦理哲学、宗教或意识型态，现阶段的中国共产党已经以民族主义和古老的儒家思想，来取代阶级斗争和世界革命；两者皆是以回头汲取中国丰富的文化和伟大的历史，来界定国家的道德与伦理核心。所以，蒋肯定会将中国的新领导人视为现代儒家，和他一样致力于使中国成为治理良善、和谐、稳定和繁荣的社会，在世界舞台上扮演强大、和平的角色。他也会看到一个相当讽刺的现象，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贪渎程度和贫富差距非常高，可能高过他在大陆主政时期，当然更远远高过他在台湾当家时期。最后，他会看到尽管大陆经济兴盛、社会已有正面变化，邓小平、胡锦涛领导下的中国之民权自由，远逊于他晚年台湾的水准。如此，这位老独裁者搞不好还认为新中国在政治领域的紧缩封闭是有点过头了。蒋如果看到现代中国在紧密控制下缓慢扩张、城市高楼林立，加上其他的现代化成就，他可能认为他长期规划、看起来梦幻的“反攻”大业已经成功了，他的继承人已经光复大陆了。“斗争”已经落幕——至少在此一世纪是如此。推动现代中国在21世纪前进的，是蒋介石的主张、不是毛泽东的观点。译后记做为国家领导人，蒋介石一生事业可分为大陆时期和台湾时期两个阶段。如果成王败寇是历史铁律，蒋氏在第一阶段恐怕一直撕不掉一般史家给他贴上的标签——失去大陆的人。而在许多台湾人心目中，他更是二二八事件历史记忆的一部分。本书作者陶涵提供我们另一个视角去看待蒋介石。蒋是在今人难以想像的艰困条件下，要对付军阀、完成统一；要内抗共党、外御日本。漫长的抗战，初期仰赖苏联援助，后期则仰承史迪威鼻息而勉强顶住大局。前人批判国民政府贪腐、蒋抗日不力，称颂中共清廉、爱国。陶涵的描绘提供另一面镜子。这本书的特色是参考蒋氏家族存放在胡佛研究所经过整理的蒋氏日记，透视蒋以弱事强、忍辱负重的经过。陶涵对蒋氏的同情穿透700百多页的篇幅。在这本书译写过程中，译者只能说是进行粗胚工作，感谢政治大学历史系副教授刘维开细心审订、还原引据出处，才得以呈现宝贵史料。时报出版公司总编辑林馨琴、主编庄瑞琳与编辑叶品岑、企划沈小西付出的大量心力，以及陈怡华、梁正杰的共同协力，更是中文版的幕后英雄。当然，中文版如有缺陷，应由我独负其责。最后还要感谢东海大学吕芳上教授的导读，为本书增色不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