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与现代中国的奋斗-10

① Zhang Baijia（章百家），"China's Experience," pp.43-44.居里也传上罗斯福的口信。罗斯福希望国民党和共产党能真正组成抗日统一战线对抗日本。蒋吓了一跳，答覆说，他个人认为中共以效忠共产国际和苏联为首要目标。他说，共产党并不希望看到中、美、英结为同盟。蒋的说法是无可否认的事实，但居里不同意这些假设性的前提，他让蒋很清楚地感觉到，在即将爆发的战争中，美国只有一个目标——打败德国和日本。既然中共也是抗日统一阵线的一员，它会被当作朋友看待。蒋明白他对中共截然不同的观点，恐怕会弄拧他和国民政府所能有的最重要的外交关系。不过撇开这个话题不谈，蒋对居里到访非常欣慰——与强大的美国结盟看来有可能在一年之内达成。居里在离开重庆之前，悄悄会晤周恩来。周很积极、可亲，把共产党描绘为爱国的改革派、注重民主，全面称颂美国支持中国抗日。然而，周也警告说，国民党领导人的政策恐怕会导致内战，使抗战崩溃。周可没有那么坦白，他没讲出中共此时继续强烈反对美中结盟，深怕此一伙伴关系若击败了日本，蒋的领导地位将更形巩固①。① Sheng（盛慕真），Battling Western Imperialism, p.70.四4月间，蒋得到情报，指称希特勒正计划在数周内攻打苏联。蒋对“巴巴罗萨行动”（Operation Barbarossa）的情报可能来自斯坦纳斯。此人是他的私人安全顾问，和以《法兰克福日报》驻东京特派员身分潜伏在日本的苏联间谍索尔格（Richard Sorge）有往来，而索尔格很受到德国驻日大使的信任①。索尔格到重庆采访时，可能把希特勒的计划告诉了跟他一样是苏联间谍的德国国民斯坦纳斯。蒋召见周恩来提出警告，是要让斯大林知道德国即将攻打苏联。事实上，根据周恩来给莫洛托夫（Vyacheslav Molotov）的报告，蒋强烈“坚持”攻击即将发生②。蒋的警告固然转达了，但就像索尔格、邱吉尔等人同样的红色警戒，斯大林根本不相信。① Schecter and Schecter, Sared Secret, pp.17-17, 42-43.② Dallin and Firsov, Dimitrov and Stalin, p.188.然而就蒋所知，他转达的独家情资有可能会从此改变苏联，偏偏苏联又是他宿敌中国共产党的关键支持者。蒋想要德国、可能的话还有日本，去入侵苏联，但他又不希望苏联被灭，让日本在西伯利亚建立帝国。此外，蒋已明白，如果战后他要击败或真正合并共产党，端看苏联愿不愿意将两个政权的关系列为中国要务。自从纳粹和苏联缔结条约以来，蒋就猜疑莫斯科和东京也可能修睦；因此4月13日消息传来，苏联和日本签署中立条约，蒋一点也不觉得意外。接下来几天，他和手下高阶将领开会时，犹能就事论事剖析莫斯科此一地缘政治关系大翻转，以及它的可能影响。在某次会议，他朗读他有先见之明的10页之分析。他认为，和东京签订中立条约，当然是斯大林的重大胜利，因为一则它缓和了苏联陷入两个战线战争的危险，二则它鼓励日本降低在苏联、外蒙古边境的陆面兵力。但是，它也伤害了德、义、日三国同盟的基础，向德国证明其日本盟友并不可靠，它又使得日本海军在南洋“有全部覆灭之危机”。蒋向将领们解释，苏、日在莫斯科签约的结果会使日本觉得够安全，进而从东北调遣6个师的兵力，进入中国其他地区。但不论它如何运用这些部队，蒋认为，日本不会打赢中国，更不用说绝不可能在往后6个月之内达成。他很有信心地说：“太平洋之形势必已丕变，则各国皆乘隙以袭其后矣！”珍珠港事件果真在8个月后发生。蒋的分析又指出东京和莫斯科的条约，会使美国更意识到日本对他的长期威胁。因此，日本和苏联此一外交动作事实上助长了中国的军事和政治前景。他的结论是，日本帝国即将南进，而这将是日本做为世界强权即将完结的开端①。还有，如果他所知不假，希特勒有计划要侵略苏联，那么他认为日军也可能为所欲为，东京会允许日军趁虚攻打苏联。蒋认为这对中国会是最有利的结果，因为美国不会坐视日本、德国征服、瓜分苏联；美、日若爆发战争，中国很快就会成为美、苏的重要盟国。在这种情况下，苏联将会衰弱，但它最后的胜利势需美国以及中国国民政府拔刀相助。回到2月，他曾在日记记下，他希望美国不要“太早”卷入亚洲的冲突，也就是别在“日、苏开始交战之前”涉入战局。他也把德国出兵计划“巴巴罗萨行动”的情资交给美国驻华大使詹森，力促美国别采取任何行动，以免激恼柏林，造成希特勒取消箭在弦上的出卖斯大林行动②。他再次向华府表示，美国最好暂时别被扯进对日战争。① Chiang Diaries, Hoover, April 13, 1941, box 41, folder 10.② Garver（高龙江），Chinese-Soviet Relations, p.183.5月间，罗斯福发表声明宣布无限制的国家紧急状况，在各项措施当中也表示承诺对英国和中国给予道义和物资的援助①。虽然依租借法案答应的军事援助还未抵达，但蒋十分高兴。从美国的立场看来，欧、亚两场战争现在不仅联结起来，而且还同等重要。蒋认为他给罗斯福的电报起了作用。至于毛泽东这边，他仍然宣称罗斯福是“战争贩子”。① Akira Iriye（入江昭），Origins, p.688.当蒋介石听到希特勒的信徒赫斯（Rudolph Hess）驾机到英国，寻求德、英构和，他更相信希特勒进攻苏联已迫在眉睫①。6月18日，蒋读着某西方通讯社报导德国和土耳其签署条约的译文，他立刻正确地解读，这是希特勒准备对土耳其的邻国发动疯狂大进击之前，先安顿好侧翼掩护的迹象。他在日记中写下：“德之攻俄，必不出数日矣。”②根据共产国际文件的说法，蒋紧急召见周恩来，告诉他：德国将在6月21日发动对苏攻击，他再次力促中共向斯大林示警。6月22日，纳粹200万大军疯狂猛扑苏联。蒋立刻和苏联站到同一阵线，与柏林、罗马断交，并提醒莫斯科慎防日本进犯，也提议中、苏签订同盟条约。他还鼓励美国支持这个遭到包围的共产主义大国——长期而言，苏联是他最害怕的国家③。对希特勒攻打苏联，有这样的反应，反映出蒋此时最优先的考量是击败日本。① Chiang Diaries, Hoover, April 13, 1941, box 41, folder 10.② Chiang Diaries, Hoover, June 19, 1941, box 41, folder 12.③ Garver（高龙江），Chinese-Soviet Relations, pp.184-185.现在，不分地域的全球大战已是一触即发。一边是理性或世俗人本主义倾向的国家，由西方与中华开明文化而生的自由民主、务实威权与雅各宾式的极权主义。另外一边则是极端民族主义、种族主义与死而复活的法西斯专制主义。果如委员长所盼望，巴巴罗萨行动使日本皇军向乌拉山挺进与德军会师的美梦又起。日本停止从满洲国调走部队，反而在该区又集结16个师的兵力①。不到两年的时间，莫斯科分别与两大法西斯国家签订条约，但是现在它要求世界各国共产党再次以反法西斯为最高优先。德军入侵当天，共产国际发紧急指令给中国共产党，告诉他们：其最迫切任务是“坚持和国民党合作”抗日，并且“如果日本加入攻打苏联”，要准备以军事行动摧毁日本人在华交通运输线。这种有条件的说法清楚表明：除非日本攻击苏联，否则针对中国境内日本侵略者的武力行为，不宜由中共发动。但是这也暗示要尽一切可能去怂恿美国对付德、日这两个法西斯敌人。在中共的宣传里，美国一夕之间变成世界事务的正面力量。《解放军报》把原来诋毁为是“战争贩子”的罗斯福歌颂为“开明的小资产阶级政治家”②。① Tobe Ryoici, "Japanese 11th Army's Operations in Central China, 1938-1941," paper presented at Harvard University Conference on Wartime China, Maui, January 2004, p.29.② Dallin and Firsov, Dimitrov and Stalin, pp.142-145.重庆1941年的夏天和往常一样既热又黏。从防空洞和茅屋里丢到排水沟的粪便使全城笼罩着一股恶臭。日军轰炸机曾在1939、1940年夏天蹂躏陪都，现在因为天候转晴又恢复滥炸，有时候一天就有150架次飞来掷弹。中国方面设计一套敌机来袭警报系统，部署到离城100英里以外的地方，它用手摇式发射台和简单的密码就足以对日机来袭发挥警告作用①。但是，日军轰炸机一旦飞临目标上空，可就如入无人之境，弹如雨下，有时可一连滥炸2、3小时。重庆根本没有有效的消防设施，只能干看着火势自然熄灭。电路线大体已完全失灵。从古时候留下来的结构体只剩一堆石头——木头全被卸走了。可是，中国人坚忍不拔，巴士利用马铃薯和尿液配制的酒精照样跑；小店铺被炸毁，次日就可利用木板搭架照样开门②。① Claire Lee Chennault, The Way of a Fighter (1949; Tucson, Ariz: James Thorvaardson & Sons, 1991), pp.82-83.② Robert Payne（白英），Chiang Kai-shek (New York: Wright and Talley, 1969), pp.239-241.尽管许多地区营养不足，1941年全年，在四川以及中央政府控制的省分，绝大多数没有闹饥荒的现象。谷物、盐和其他粮食可运输到数百英里之外，甚至穿越日军防线送到政府控制地区，如重庆。事实上，尽管全国残破，不时在各地爆发作战，自由中国仍然照常运作。国民党透过银行放款给农民、分配新种子、把难民安置到休耕地、整修灌溉圳道、保护交通网、养育驮兽等等，维持住农业生产。结果是：“直到1941年，国民党控制地区的农业生产都足够……平均卡路里摄取量……维持战前的同样水平。”为了压制通货膨胀，政府降低公务员薪水，增加赋税。1941年底，抗战进行了四年半，自由中国平均物价比战前高出20倍；数字虽高，但在当时的特殊状况下却算低，而且在勉为温饱的社会这是尚能调节的数字①。史迪威将军和其他美国人（包括新闻记者）一年后陆续国内报导，指责国民政府彻底贪腐、无能，其实若此话属实，恐怕就不会有此一成绩②。【55电子书网】请记住我们的网址 【Www.Txt55.Com】① Arthur N.Young, China and the Helping Hand, 1937-1945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3), p.257.② 同上注，pp.17-18。7月中旬，美国学者拉铁摩尔（Owen Lattimore）飞抵位于长江江心岛的中坝重庆机场。拉铁摩尔是研究中国少数民族边区的专家，曾任《太平洋事务》（Pacific Affairs）主编，是居里将他推荐给蒋介石，聘为直通白宫的个人顾问。不过因为蒋已经不信任华府的国务院或驻华美国外交官员，因此在他的安排之下，拉铁摩尔成为中国政府的民间雇员，与驻重庆美国大使馆没有官方关系①。① Owen Lattimore, China Memoirs (Tokyo: University of Tokyo Press, 1990), p.87.[p style="text-indent:0em"][img src="images/145126558296.jpg"/][/p]会讲宁波话的拉铁摩尔于1941年7月到达重庆，成为中国政府的民间雇员拉铁摩尔很了解他的雇主。原因之一是他幼年时到过中国，一直照顾他的保姆讲的就是跟蒋一样的宁波话，因此他也通晓宁波话。后来，拉铁摩尔对国民政府强烈批判，因此他在战后回忆录中对蒋的正面观点特别有可信度①。他认为蒋是个“真正的爱国者”、“非常具有国家意识”、“一个了不起的人”、“有时候……比罗斯福或邱吉尔更有远见。”例如，在巴巴罗萨行动的初期，德军横扫俄国欧洲地区，蒋很有信心地告诉拉铁摩尔苏联会站稳阵脚，最终必会战胜德国人。他了解版图具大陆规模的国家之实力。他也说被困在中国的日本需要有某种胜利，因此日本将会进攻南方的殖民地地区，不久也“将在太平洋另辟战线”，可是这将使日本陷入“和列强的严重冲突”②。拉铁摩尔虽然敬佩蒋介石，却不喜欢他沉默寡言的个性。他和多数美国人一样跟周恩来很谈得来③。① 战后，麦卡锡参议员及其支持者指控拉铁摩尔是共产党员，他和同伙美国人痛批国民党政府，使得中国沦陷入共产党控制。这些指控并不符实情。② Lattimore, China Memoirs, pp.135,149,155.③ 同上注，p.149。7月底，日本接管南越；美国下令冻结日本在美财产，并且非正式却有效地对日本实施石油禁运。两天前，罗斯福终于批准由陈纳德率领的美国志愿飞行员飞虎队，以500架飞机在中国开始运作。8月，罗斯福和邱吉尔在纽芬兰会谈，发表“大西洋宪章”，重申威尔逊总统的国际主义，及共同致力于“纳粹暴政的最后摧毁”。蒋和多数观察家认为“纳粹暴政”一词包含日本在内①。① Chiang Diaries, Hoover, August 16, 1941, box 41, folder 14.同时，蒋介石怀疑美、日双边正在进行的高阶会商，意在解决两国之间歧见，说不定会“出卖中国”。能制衡这个忧虑的是重庆、伦敦和莫斯科之间，都有盼望美国对日立场渐趋强硬的共识，当然强硬的结果会导致美、日交战，进而也和德国交战。蒋和邱吉尔保持密切联系，1941年秋天中、英之间出现“小小的友善”①。11月初，蒋预测美、日将在“12月中旬”发生冲突②。斯大林为了不让日本人忧虑其西侧，向东京担保会遵守日苏中立条约③。① Akira Iriye（入江昭），Origins, p.179.② Chiang Diaries, Hoover, November 9, 1941, box 41, folder 17.③ Schecter and Schecter, Sacred Secret, pp.42-43.夏末，日本海军获准规划针对珍珠港美国舰队出动航空母舰突袭。日方的如意算盘和1937年进犯中国一样，其目的在于先予敌人沉重打击，以利未来交涉能依日方条件谈判。在此同时，日本将在东南亚和西太平洋站稳帝国脚步进一步孤立中国，使它得不到外援。近卫首相觉得这个计划太轻率，但军方反对他。10月，近卫辞职，东条英机大将接任首相①。① Akira Iriye（入江昭），Origins, p.151.可能是得到宋美龄和宋子文的警告，指称战事即将扩大，宋庆龄离开香港，迁居重庆。不久，她就和妹妹一起露面，探访遭轰炸地区、慰问伤者。这时候，已经31岁的蒋经国，和父亲彼此交换日记参阅。此时蒋经国因为主持赣南行政专区，勤政爱民、平易近人，颇受美国记者和外交官好评。他父亲写说：“人民爱戴。”纬国则在军职求发展。他曾以德国士官学生身分参加德国合并奥地利的行动。他在1939年欧战爆发前不久毕业，跑到美国诺克斯堡陆军装甲兵中心受训1年。蒋介石对宋美龄隐瞒纬国的存在足足有13年之久，但是他说了之后，美龄立刻喜欢上这个温文、英俊、通晓英语的继子。纬国回国后以少尉军阶派驻西安附近某陆军单位，沿黄河与日军对峙①。① 1996年6月5日，蒋纬国在台北受访。秋天，战火在湖南以及扼三峡之险的宜昌又转炽。中方部队还是没逃，损失上万人，日军伤亡亦大到足以让东京参谋本部觉得必须与西方列强开战——他们现在认为，日本唯有击败美国才能说服蒋介石的政府结束对日抗战①。① Tobe Ryoici, "Japanese 11th Army's Operations in Central China, 1938-1941," paper presented at Harvard University Conference on Wartime China, Maui, January 2004, pp.29-30.蒋不仅致函罗斯福总统，也不时写信给海军部长诺克斯（Frank Knox）和陆军部长史汀生（Henry Stimson）。他获悉美方为争取时间备战，正考虑把实施不久的对日禁运条件放宽。和日方新一回合的谈判，已订于12月在华府展开。蒋非常紧张，立刻拍发急电给赫尔、居里、诺克斯和史汀生，警告说：“美国一旦放松对日禁运，将使中国抗战悲溃。”蒋也把他对华府的警告转知邱吉尔；邱吉尔立刻拍发电报给罗斯福，支持中方立场。罗斯福决定对日谈判时不提出放松禁运的方案；赫尔国务卿于11月26日致函日本，重申美方早先的立场——日本应撤出中国（含满洲）。蒋觉得他的严重警告“得于千钧一发之时，旋转于瞬刻也”。中国要停止抗战这个威胁对苏联也管用；往后多年，他一再使用同一招数。他对这次经过有这样的说法：“真正的危机会产生妙计、妙行……有时候，人生的困顿反而是最好的滋补。”①① Chiang Diaries, Hoover, December 25, 1941, box 41, folder 17.拉铁摩尔到中国还未满6个月，就得了痢疾，12月初他决定回美国就医。可是，蒋警告他：“局势不定。你必须先飞香港，再飞越太平洋；最好还是等一等才启程。”拉铁摩尔后来获悉，蒋在东南亚的情报人员报告说，日本驻新加坡领事馆及其他东南亚城市的领事馆，烟囱和焚化炉频频冒出浓烟。中方研判，日本人预期即将开战，已先烧毁秘密文件①。① Lattimore, China Memoirs, p.160. 华府方面，联邦调查局报告说，日本大使馆正在烧毁文件。重庆时间12月8日凌晨一点鐘，一名副官叫醒委员长，报告日军航空母舰机群进攻珍珠港的消息。蒋嘱咐他立刻请国民党中常委们开会；然后他口述一封信给罗斯福，由蒋夫人译成英文：“现时我两国已对共同之公敌而作共同之奋斗，中国自当贡献其所能及其所有，期与友邦美国以及各与国团结一致，奋斗到底；必使太平洋以及全世界人类正义在野蛮暴力与无穷诡诈之空前劫运下获得解放而后已。”①① 蒋1941年12月8日致函罗斯福，见秦孝仪，《大事长编》卷四，pp.1816-1917。7个小时后，蒋介石身穿朴素的潘兴式军服进入会议室，全体与会人士起立迎接。他看来神情泰然自若，照惯例要大家（包括拉铁摩尔在内）发表意见。拉铁摩尔强调美国会克服珍珠港的教训，全力展开作战。拉铁摩尔认为，委员长“并不真正高兴”太平洋战争在美国尚未有充分准备之前就开始。但是，更有可能的是，蒋不高兴是因为珍珠港事件已终结了日本攻打苏联的任何机会。总之，蒋的政治分析已证明正确，他的外交也成功。强大的美国最后已正式和中国结为盟友，加入对日作战①。① Lattimore, China Memoirs, p.161.蒋告诉与会人士 ，他预备提议中、美、英、苏一起对德、义、日宣战，承诺在战胜之前绝不个别缔和。他又说，把苏联拉进来抗日，特别重要。会后，蒋读罗斯福给他的回信，它预言必将全面胜利，并宣称：“能够与阁下及您领导的贵国结合，我为我的国家感到骄傲。”①① 同上注。蒋在珍珠港事件后初步的军事行动为采取攻势——这是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同盟国第一次进攻。他下令给个子不高、说话轻柔，但十分坚毅的薛岳，从第9战区抽调中央军及粤系部队前往广州，减轻香港英国守军承受的压力。冈村宁次派出6万名日军转进、可能的话就歼灭中方部队。但因为香港在圣诞节当天就迅速沦陷，他决定另以夺占、摧毁长沙为目标。这是湖南省垣周围第三度陷入战火。薛岳不断接到委员长遥控下达战术命令，搞得他十分为难，一度退到接不到命令的地方。薛岳围住占领长沙的日军，日军一退，他就进攻。据他自称，日军伤亡达几万人。不论日军伤亡数字多寡，日军先前进接着又早早撤退，使蒋可以宣告“长沙大捷”。日军攻打盟军连番大胜之下，“长沙大捷”让英、美、中皆感到兴奋。它似乎更凸显了中国在太平洋战争中可以扮演重要角色①。① Te-kong Tong（唐德刚）and Li Tsung-jen（李宗仁），Memoirs, pp.428-429; Hauro Tohmatsu, "The Strategic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Sino-Japanese and Pacific Wars," paper given at Harvard University Conference on Wartime China, Maui, January 2004, pp.3-4; Liu Military History, p.209.蒋介石的杂牌军把日军36个师团、44个混成旅团，总共约130万的兵力困在中国（含满洲国）。这约当日本陆军67％的兵力，盟国当然希望把他们继续绊住①。珍珠港事件后，东京从中国抽调9个师团到太平洋和东南亚不同战场②。但滞留在中国及满洲的部队仍高达100万人。由于苏联在满洲或其他地方攻击日本的可能性为零，除了中国军队（包含共军）之外，再也没有别的兵力可把日军牵制在东北。蒋在日记中记下，美、英迄今在太平洋连战皆北，他认为这个纪录应该可使他们想到中国部队器械火力虽不如人，从1937年以来却一直英勇抗日。他相信，中国的国际声望和地位会因此达到空前的高度③。① Haruo Tohmatsu, "Strategic Correlation," p.3.② 同上注，pp.3-4。③ Chiang Diaries, December 10 and 11, 1941, January 31, 1942, box 41, folder 18; Chiang Diaries, January 31, 1942, 秦孝仪，《大事长编》卷五，p.1855。东京和盟国一样，认为滇缅公路是攸关盟军大业的重要战略资产。因此，日军第15军在12月12日开始从克拉半岛（Kra Peninsula，马来半岛的别称）往仰光前进，仰光港是通往腊戍和滇缅公路的补给线之源头。新战事的第一天，蒋就告诉英国，他预备派出手下最精锐的8万部队——仅有的德式训练部队——到缅甸；更令人动容的是，愿意把他们交给英国人指挥。他也表示可以把手中犹剩的重机械化炮兵投入缅甸战场。蒋决心在盟国大业中善尽责任。此时，飞虎队（正式名称是中国空军美籍志愿大队）只有75架刚从美国接收的P-40飞机。所有的飞行员都是美国人，但它是一个中国单位，由中国政府支付一切开销。它的飞机几乎就是蒋手中仅有的一切作战飞机；虽然重庆天天遭日机轰炸，他把飞虎队全部投入大英帝国殖民地缅甸的保护战①。对于到处吃败仗的盟国，这是相当不容易的一项承诺。即使如此，不到几个月，就有一些美国官员批评蒋介石，指他决定尽可能不跟日军作战。① Chennault, Way of Fighter, pp.126-127.同时，英国也不急着要中国这样一个反帝国主义的亚洲国家，派部队来拯救其亚洲殖民地。邱吉尔把独眼龙元帅魏菲尔（Sir Archibald Wavell）从埃及调到印度。魏菲尔来到重庆，向蒋说：他只能接受中国一个师。据在场做纪录的拉铁摩尔说，蒋闻言大怒，痛斥魏菲尔：“你和你们的人根本不晓得如何跟日本人打仗。对抗日本不是殖民地战争，不是在平息殖民地的叛乱分子。日本是要认真以待的强国……我们中国人跟日本人交手、打了这么多年，我们晓得怎么对付他们。这件事，你们英国人没办法。你们应该向中国人学习如何跟日本人打仗。”①英国人根本不甩蒋，蒋也看不惯他们；但是，撇开族群上的敌意，蒋介石是对的——缅甸英军根本抵挡不了日本陆军前锋部队。受过丛林战训练的日本轻装步兵，经常利用脚踏车和驮兽移动。蒋也致函罗斯福提醒他，被殖民统治的缅甸人并不像中国人团结抗日，甚至可能与日本人合作。他说，英国应该改变态度，宣布战后其殖民地皆可享有自决权。他要求罗斯福把此一“鄙见”转达给邱吉尔②。① Lattimore, China Memoirs, p.164. 当然他或许也承认，日本以压倒性优势火力，已征服了1/4中国。② 蒋1942年1月7日给罗斯福的电报，见秦孝仪，《大事长编》，p.1847。蒋对魏菲尔生气，也对英国的能力和耐力感到不安，但这都不影响他力挺在缅甸军事地位快速恶化的盟军。30多位飞虎队飞行员声称，他们一连10个星期在仰光上空击落日机217架、可能也摧毁另外43架。这些兴奋的飞行员过去从未打过仗，即使真正的“战绩”只有他们声称的一半，也是了不得的表现①。① Chennault, Way of a Fighter, pp.130-131.魏菲尔很快就明白他的确需要中国人助阵，紧急向重庆求援。蒋立刻命令国军第五军、第六军和六十六军开拔。这批部队具备一般国军没有的优势，他们拥有卡车，几星期内就进驻仰光北边150英里的同古镇（Toungoo）。同时，罗斯福在除夕发电报给蒋，表示他已取得西方盟国同意，提名蒋出任中国战区盟军最高统帅。蒋感谢罗斯福此一提名，要求罗斯福简派一名能干的美国高阶将官担任中国战区参谋长。蒋说，这个人选不必一定是亚洲专家或中国专家，只要他“有工作热忱、性格良善和能力”就行。蒋提议，受命担任此职位的美军将领将获得对缅甸中国部队的“执行控制”。但是，他也强调此人必须向他报告①。美国陆军参谋长马歇尔（George C.Marshall）推荐他最亲近的好友史迪威（Joseph W.Stilwell）出任这个职务。① Chiang Diaries, Hoover, December 31, 1941, box 42, folder 4; 秦孝仪，《大事长编》卷五，p.1856。史迪威在1940年成为中将师长，次年突然跃升为军团司令。珍珠港事件前6个月，他被提名为美国陆军最佳军团司令①。史迪威会见史汀生部长时表示，此行任务成功与否端视蒋介石是否肯把部分国军交给美国人指挥。史汀生向他担保说，蒋本人就是这么提议的。两天后，史迪威和马歇尔见面，又提及只要他获得“指挥权”在中国成功的机会很大——他在日记里特别用大写字体标出这个字词②。① Tuchman（杜希曼），Sand, pp.199-213.② 同上注，p.243。史迪威曾说，中国可能还需要两个世代，才会出现一流将才。（同上注，p.172）史迪威，西点军校毕业，曾于1920、1930年代在中国任职，能通中文，公认是美军里的中国专家。绰号“酸醋乔”（Vinegar Joe）的史迪威，身材瘦削、鹰钩鼻、言词刻薄。尽管他和蒋一样块头不大，但却是一位强悍的将领，以直言不讳自豪。他也和委员长一样是行动派，相信意志力和人的精力可以改变世界。在西方记者和他的军中同僚眼中，史迪威的态度令人耳目一新，但却导致他过度简化复杂的问题，低估蒋介石、毛泽东这类人性格上的细腻度。他可以热心、大方，但是在评断别人时却“严厉无情”，甚至是恶毒①。① 同上注，p.172。尽管他的政治观点保守，史迪威和许多美国观察家一样，深受史诺、伊罗生等同情中共的作家之影响。他相信毛泽东及其追随者只是想要“依合理的条件取得土地所有权”。他也深信“中国人没有成为共产党的性格特质”，因此中国共产党实际上不是个马列主义政党。反过来，史迪威却认为蒋介石是个残暴、无思想的独裁者，没有宗旨目标，“一事无成”①。1937年抗战爆发之前，在全球经济大萧条之中，中国又深陷内战，蒋花了极大精力和资源，以德国器材、训练和武器打造现代化部队和国防工业——全由中国自费供应；他又采取其他措施，如禁止在沿海地区建造新工厂，为即将来临的战争做准备。可是，当时担任美国驻华陆军武官的史迪威却报告说，以准备这场不可避免的战争而言，蒋“毫无意愿做任何事，他根本不知道什么叫做准备迎战一个第一流的大国”。在史迪威心目中，蒋根本没有价值、没有治国技能、没有将才、除了为个人集权，对中国的现代化和福祉毫无兴趣；没有爱国、勇气、忠诚、责任心、荣誉感等等值得称道的人性特质，也缺乏学术或文化兴趣②。对史迪威来讲，人都是可以具体分类的，没有细微差异这回事。① 同上注，p.153。② FRUS(1937), vol.3: The Far East, p.258.宋子文此时奉派驻在华府担任蒋的私人代表及中国军事采购团团长。获悉史迪威将担任蒋的美籍参谋长时，宋向蒋报告史迪威是个声望卓著的军官。蒋答说：“非常欢迎”史迪威。华府方面提议，史迪威不仅担任蒋的中国战区参谋长，还兼任中印缅战区美军司令，并督导中国境内之租借法案物资。蒋告诉宋子文，如果两国政府对如何作战出现歧见，这可能会发生问题。不过，蒋还是同意了，只是强调这位派到中国来的美国高级军事代表必须“听话”——听最高统帅的话。中文的“听话”就是“遵循或服从我说的话”。宋子文向史汀生强调，史迪威“必须接受委员长的指挥”①。① 蒋1942年1月22、23日给宋子文之电报，见秦孝仪，《大事长编》卷五，pp.1852-1853。新年伊始，蒋注意到中国终于被接受为四大强国之一。由于担心洩密，中国没被允许参加盟国联合参谋长团（Allied Combined Chiefs of Staff），但其他方面的姿态都让蒋很放心：美国确实重视中国的战略角色。宋子文奉蒋指示，争取到5亿美元贷款，其中一大部分是用在让民众以法币购买美金公债。不幸的是，它没办法抑制通货膨胀，反而使一些有办法的人、甚至部分在华美国人从中获利①。① Young, China and the Helping Hand, pp.231-240.第五章：蒋介石和他的美国盟友1941年底，原本在珍珠港事件之前就根据租借法案承诺供给的武器、补给和器材设备（给飞虎队的100架P-40飞机不计），总价1.45亿美元只运交了2600万。其中多数堆在仰光码头，等候火车北送到腊戍及滇缅公路的起点①。即使缅甸到云南的715英里，一路上窃盗猖獗，在珍珠港事件爆发时，每个月仍有2万吨物资送达目的地②。① 据报导，每一卡车处罚时所载的货，由于管理及维修失当加上非法盗窃，等送到目的地往往只剩下1/3。见Zhang Baijia（章百家），"China's Experience in Seeking Foreign Military Aid and Cooperation for Resisting Japanese Aggression," paper presented at Harvard University Conference on Wartime China, Maui, January 2004, p.46; Charles F.Romanus and Riley Sunderland, Stilwell's Mission to China (1952; Washington, D.C.: U.S. Army Center of Military History, 2002), p.45.② Romanus and Sunderland, Stilwell's Mission, p.45.蒋介石认为日军可能会封锁滇缅公路，因此他的注意力越来越转向印度。一旦失去滇缅公路，除了通过陷入战火的俄罗斯，再南下外蒙古和新疆此一不确定的路径之外，中国与外界联通唯一的出路，就是从印度飞越喜马拉雅山这条空中航道①。或者，也可设法从印度东北部开辟一条穿越缅北山区的公路。可是，甘地领导的国民大会党，虽然反对日本侵略，却不肯支持英国的作战，有些激进的印度民族主义者甚至乐见印度被日本“解放”。蒋希望亲自出马，劝说甘地和另一位国大党领导人尼赫鲁（Jawaharlal Nehru）在反法西斯的共同目标上合作，或至少不破坏英国对日的作战。因此，在太平洋战争关键的开打阶段，这位中国战区最高统帅飞往印度。盟国阵营里没人把它看做重要大事，也不认为反帝国主义的旗号可让此举变得可行。① 1942年2月4日，秦孝仪，《大事长编》卷五，p.1857。2月4日，蒋在宋美龄的陪同下，先到了腊戍，与缅甸英军司令官胡敦（Thomas Jacomb Hutton）将军在此进行午夜会谈。经过宋美龄的翻译，委员长重申他愿意把刚抵达缅北的中国部队，交给英国指挥。不过在听到胡敦表示缅甸英军已在“灾祸边缘”后，他立刻改变主意。试图撤退到锡唐河（Sittang River）的的第17印度师团已被截断，兵员折损一半；现在日本人要去仰光根本是畅通无阻。委员长此时对英国人守住缅甸的能力失去信心。他决定不要让他最精锐的地面部队卷入“不必要的消耗战”①。① Alan K.Lathrop, "The Employment of Chinese Nationalist Troops in the First Burma Campaign," Journal of Southeast Asia Studies 12, no.2 (September 8, 1981): 409-410.蒋在2月8日抵达新德里。食古不化的帝国主义者邱吉尔，对于这个中国领导人竟然在“英王的印度”做官方访问时，提议会晤“近乎造反者”的甘地，大为生气。英国驻华大使卡尔（Archibald Clark-Kerr）向邱吉尔报告，蒋真心相信他个人对两位印度国大党领导人的影响，对盟国的目标有帮助，并表示他（卡尔）“对蒋的用心和判断力都信心十足”。但是，邱吉尔坚决不让蒋到瓦达镇的甘地住所拜访，而甘地本人也不肯到殖民政府所在的首都新德里。最后，蒋介石和甘地于2月18日，在加尔各答市郊一处灵修中心碰面。两人都是领导反帝国主义的革命领袖，有许多共通点——在宋美龄的翻译下，两人足足谈了五个小时①。① 秦孝仪，《大事长编》卷五，p.1857。蒋告诉甘地，印度继续支持盟国是非常紧要的。这位身形枯槁的领袖表示他同情中国，所以不会妨碍对日本的抵抗。几个月之后，甘地给蒋一封亲笔信说：“我认为我们俩在加尔各答那5小时坦率、真诚的讨论，是我这生最满意、最难忘的经验。”甘地表示，针对英国的非暴力反抗将会继续，但是他“保证（他的）一切行动都将经过审慎盘算，避免有利于日本对中国之侵略”①。蒋对盟国大业做出一份重要的外交贡献——虽然邱吉尔一点也不领情。① 甘地给蒋的信，在蒋1942年6月22日给宋子文的电报可见文摘，T.V.Sonng Papers, box 36, folder 5; Chiang Diaries, Hoover, February 18, 1942, box 42, folder 7.蒋回到重庆，又拍发电文给罗斯福，谈到英国和荷兰应该仿效美国对菲律宾的榜样，清楚地允诺所有殖民地的完全独立。蒋认为，这是确保殖民地人民真正效忠盟国大业唯一的方法。他在这封电文里，大量引述他和“一位印度朋友（甘地）”的谈话①。罗斯福把信息转给邱吉尔，邱吉尔不太高兴。① Chiang telegram to Soong, March 15, 1942, T.V.Soong Papers, box 36, folder 5.2月27日，蒋氏夫妇在儿子经国的陪同下，飞回缅甸的腊戍，再次会见胡敦将军。蒋觉得这位英国将领一副缅甸已失守的样子，而且似乎已准备撤退到印度。不到一个星期，仰光沦陷，这进一步摧毁了蒋委员长对于把国军投入缅甸保卫战一举，仅存的信心。次日，从加尔各答前往重庆的史迪威，在腊戍短暂停留，受到蒋“客气的欢迎”。当着他的面，蒋以他一贯的“尖嗓子”向国军第5军、第6军高阶将领宣布，今后他们只接受史迪威将军的命令。史迪威很高兴地继续飞往中国①。① Joseph W.Stilwell, The Stilwell Papers, ed. Theodore H.White（白修德）(London: Mac-Donald, 1949), pp.69, 70.蒋氏夫妇回到重庆之后，立刻和这位中国战区参谋长进行第一次正式讨论。一见面，蒋先请史迪威叙述他的在华职责，但是他注意到史迪威没提到参谋长这个职位。蒋问：“你是不是我的参谋长？”史迪威答说：“是的，我是阁下的参谋长，直接受您的指挥。”谈到当前的缅甸问题，蒋说他受够了英国的无心作战，很怀疑他们的动机。但是在缅甸境内及边境的国军部队，正在等候史迪威的指挥。史迪威感到有些惊讶，因为蒋竟然真的把中国精锐部队的指挥权交给他①。① 蒋1942年3月5日和史迪威会谈的中文摘要，秦孝仪，《大事长编》卷五，p.1872。[p style="text-indent:0em"][img src="images/145126651389.jpg"/][/p]史迪威与蒋介石、宋美龄的貌合神离，蒋介石成了酸醋乔口中的“花生米”3月9日，委员长和夫人举行晚宴招待史迪威。出席贵宾有空军指挥官陈纳德，以及两位桂系将领白崇喜和李宗仁；史迪威觉得李、白看来是“好人”。晚宴后，在2小时针对缅甸总体战略的讨论中，蒋提出以撤守瓦城（Mandalay）为主轴的计划。史迪威同意必须守住瓦城，但强调“最重要的是，我们要仰光”。他建议在仰光北方的锡唐河流域采取攻势，切断南方的日军，拆散敌军，然后重新拿下首都。蒋认为史迪威的构想太危险，但壮志可佩；他没有直接拒绝光复仰光，以开通滇缅公路仰赖的港口和铁路为目标。为了表示对史迪威充分信赖，蒋说他当天夜里将会发电报给罗斯福，请罗斯福转告邱吉尔，史迪威必须拥有在缅甸的盟军全部指挥权，包括对英国部队的指挥权——否则，中国部队就会撤离①。① 秦孝仪，《大事长编》卷五，p.1872。这是他们密切关系的好的开始。宋美龄“兴致高昂、喋喋不休”。她挽着史迪威和陈纳德，走到庭园散步、谈话。她说，她很高兴中国终于“有两位美国军事领袖相助”。史迪威觉得宋美龄在盘算些什么，但是他喜欢她，认为她“直接、有力、精力充沛、爱好权力、喜欢出风头和被奉承……随时可以施展魅力……是个（潜在的）重要盟友，往往能影响她丈夫走上正确的路线上”。蒋就寝前，拍电报给宋子文，要他尽速谒见罗斯福，要求他促成史迪威接掌缅甸全境英军和国军部队①。① Stillwell, Papers, pp.94-95.史迪威第二天去见蒋时，委员长情绪依然十分高昂。他花了很长时间，从容地向新任参谋长讲述了解中国士卒脾气和缺陷的重要性。1942年时，一个标准的中国师，兵员约在7000至9000人之间，但步枪火力最多罕有超过3000枝，加上几百挺轻机关枪，30、40挺中型机关枪，以及少许3英寸的臼炮。除了少数小口径的反坦克炮之外，一般的师团并没有配炮兵队。每个师的讯号兵都少得可怜，仅有1、2辆汽车，或许半打卡车，以及几百匹营养不良的骡马。器材、武器、弹药来源各不相同，零件无法共用。一般而言，营养不良的兵员有一半，而且一名医生平均要照顾数千人；许多人因病亡故①。① Field Marshall Viscount Slim, Defeat into Victory: Battling Japan in Burma and India, 1942-1945 (New York: Cooper Square Press, 2000), p.17; Zhang Ruide（张瑞德），"The Central Army from Whampoa to 1949," in A Military History of China, ed. David Graff（葛德威）and Robin Hiphem (Boulder, Colo.: Westview, 2002), pp.201-210.接下来，蒋把话题转到当前重要的作战问题——缅甸。蒋对前一天夜里的讨论已经动摇了。他回到最初的观点，觉得仰光已经失守，此时若要设法收复，风险很大，因为日本在海上、空中，甚至可能连地面都掌优势兵力。这次谈话的完整誊本被送交给在华府的宋子文。底下是蒋对史就此一议题谈话的摘要版，史迪威礼貌地听着：日军掌握了空中和海上优势，也拥有坦克和大炮，使得光复仰光很困难。第5军、第6军是国军的精锐部队。他们的伤亡会有很严重的后果。因此，这些部队不能被打垮，是十分重要的……在缅甸的上上之策就是在瓦城坚守东西防线。国军应部署在瓦城郊外，等候日军进攻当地英国部队。然后，国军或许可猛扑敌军。以目前缅甸的态势看来，发动攻势应该不是指导方针。①① 给宋子文之电报，有提到蒋介石、史迪威3月10日谈话译本，T.V.Soong Papers, box 61, folder 11.史迪威尊敬地听完后，向蒋报告：“我非常感谢您如此坦诚的一席话。您可以放心，我会非常重视您所告诉我的话，您大可放心。我明白我需要认识、了解中国人的心理。您很大方地把缅甸国军部队交给我指挥……我会尽全力执行您的命令。”然而，会谈结束后，史迪威在日记写下，他的计划不变：“全力光复仰光；光复不成，才退守瓦城。”①① Romanus and Sunderland, Stilwell's Mission, p.97.史迪威要在仰光北方150英里的同古抗击日军，然后全面反攻夺回仰光。当他和蒋讨论战术、战略和部队相互关系时，深刻的差异明显地分隔着两人。打从早年驻华就不喜欢蒋的史迪威，开始在日记、在其他美国人面前称呼蒋作“花生米”。蒋也不高兴这个老美趾高气昂的态度，以及越来越卤莽的过分自信。史迪威才刚到任两个星期，就已大力挑战了委员长的判断，对如何部署中国最精锐的两个军团，坚持己见。同时，罗斯福也不太愿意就缅甸英军指挥权议题去劝说邱吉尔，毕竟缅甸是英国的殖民地。英军亚历山大元帅（Harold Alexander）访问重庆之后，蒋也同意由亚历山大全盘指挥缅境作战。蒋夫人递信给史迪威告诉他这个决定。如此传递攸关国家大事的机密资讯，实在不寻常，但也反映出她非常希望与史迪威建立特殊关系①。① Frank Dorn, Walkout with Stilwell (New York: Thomas Y. Crowell, 1971) pp.71-72.魏菲尔已经向亚历山大报告过，他非常怀疑他如何能够守住缅甸。蒋也担心日军远比史迪威想像中强大。他认为，日军在缅甸南部及邻接的泰国，兵力已经增加一倍。日军在仰光地区有将近500架军机，而飞虎队只剩下42架堪用的飞机。再者，日本海军现已掌控了整个孟加拉湾①。鉴于日军明显享有海、空优势，英军又仓皇撤退，此时此刻守势战略似乎很合理。不过史迪威仍坚持采取攻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