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与现代中国的奋斗-4

同时在广州方面，国民党中执会的自由派，包括宋庆龄、宋子文姊弟，担心蒋军功彪炳、声望日升，无可避免会建立军事独裁。让他们忧虑的，是蒋紧接在中山舰事件之后的动作，如当选为中执会主席，以及继续把中共党员清出国民党各级机关和部门。蒋了解各军反共的军、师长也忌惮他取得独裁掌控，因此，蒋并没有进一步巩固自己权力的动作。国民党左派再结合中共党员，此刻掌控了中执会；10月间，中执会通过决议案，对蒋在中山舰事件后进行个人政治权力的集中，暗示地表达不满。此外甚且，11月间，它又表决将国民政府和中央党部移到武汉，就近掌握北伐情势，而且当地环境也较有利于工会。蒋在日记里起先欢迎党中央北迁，可能是不想扩大间隙①。① Wilbur and How（韦慕廷和夏连蔭），Documents, p.371；《蒋介石日记类抄二》，《民国档案》1（1999）：4-11。两个月之后，国民党内亲蒋、非共派在江西庐山集会。庐山是江西省的山区度假圣地，雄峙长江南岸，其峰岳耸立、峭壁悬崖、瀑布成群，成为蒋最钟爱的会议举办地点。蒋再次为了消除各方对他个人野心的忧虑，在会中附议解除自己中执委主席职位的提案，并如早先的作为，呼吁汪精卫回国恢复与党的关系。或许这些动作被批太假惺惺，但从他的日记和脾气判断，他可能希望妥协可使国民党内非共人士，包含汪在内，能够团结——这是设法抑制共产党势力之前必须的一步。他在日记写下，他急欲攻下“长江下游”，稳住武汉，并发展经济①。① Chiang Diaries, Hoover, January 2, 1927, box 5, folder 8.1月11日，他又以一项大胆行动表白他的诚意——亲赴武汉，把自己交到国民党左派人士和共产党的手里，试图说服中执会迁到南昌。鲍罗廷在中执委欢迎蒋的接待会上，几番暗讽提到独裁者和追求权力的军阀①。鲍罗廷“几乎当下”就怕自己说得太过火②。不久之后，这位苏联特务发信给李宗仁，建议李取而代之，出任北伐军总司令。李担心若逼蒋这位国民党新领导人下台，中共会乘虚而入，予以拒绝。由于他痛恨共产党，也为了自保以防鲍罗廷的信遭到拦截，李极有可能向蒋报告此一接触③。此时蒋十分忧心，一连几天失眠，四度在日记中吐露起了自杀的念头，希望以死明志“使全国同胞起而自救其危亡”。2月1日，他写下：“决将政府迁移武昌也。”但是，只要鲍罗廷还在中国——他的奸邪难以言喻——蒋似乎就不可能这么做④。① Leon Trotsky, Problems of the Chinese Revolution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67), p.401.② Robert C.North and Xenia J.Eudin, M.N.Roy's Mission to Chin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63), p.47.③ Wilbur（韦慕廷），Nationalist Revolution, p.81.④ Chiang Diaries, Hoover, February 1 and 25, 1927, box 5, folder 8.此时，革命军通往上海之路已经打开。武汉国民党中央、共产党和苏联顾问都希望北伐军北上，和冯玉祥部队联手。从冯玉祥最近访问莫斯科的言行和声明研判，他应该已坚定地站在国民党左派立场。可是，蒋坚持革命军先取南京、上海，因为如此一来新的国民政府就可定都南京，直接取得上海巨大的财金资源，甚至外国的承认。庐山会议赞同蒋的策略。但是，1927年5月1日，武汉中执会正式把蒋纳入新改组的军事委员会的控制之下；会议亦把蒋的重要党职移交给不在国内的汪精卫，同时发布秘密命令要逮捕蒋。陈果夫可能事先得知此一密令，而蒋极可能就是在此时对清共一事下定决心①。① Zhang Guotao（张国焘），Rise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p.581.革命军向上海挺进，上海的共产党和国民党工会发动联合罢工响应。接下来的暴乱中，200名工人丧生；但3月22日，上海军阀卫戍司令投向革命阵营，福建海军舰队也易帜投靠，蒋遂控制了长江流域①。白崇喜3月22日率部进入上海。率部进入南京的程潜，收到武汉中央要他逮捕蒋的命令，程不予理会；而且为了自保，蒋3月24日搭乘新占领的“楚同舰”到达南京时，程肯定向蒋报告了此事②。两天后，蒋到上海，发现工人和学生天天集会示威，要求收回外国租界。许多西方人怀疑蒋有意愿或能力控制局势③。周恩来此时主持上海市中共活动。① 同上注，pp.570,584-585; Edward L.Dreyer, China at War (New York: Longman, 1995), p.142; Chen Lifu（陈立夫），Storm Clouds, p.56. 总罢工是由国民党和共产党联合发动，因此虽然经常有人指控说，蒋命令部队在城外等候，让军阀有时间镇压工人，但这个情况恐怕不太可能发生。② Wilbur（韦慕廷），Nationalist Revolution, pp.91-92; Chen Lifu（陈立夫），Storm Clouds, pp.53-54.③ Parks M.Coble（柯博文），The Shanghai Capitalists and the Nationalist Government, 1927-1937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6), p.30; Chen Lifu（陈立夫），Columbia interviews, part 1, pp.27-29.4月1日，汪精卫搭乘苏联船只抵达上海。上海的国民党领导人，包括蒋在内，多数要求汪留在上海，领导团结统一的国民党，驱逐鲍罗廷并“节制”共产党。鉴于大多数人强烈支持汪精卫回国，除了何应钦之外各军的军、师长亦莫不皆然，蒋一定觉得他必须接受让汪恢复政治领导地位。如果汪同意反共，情况会如何发展很难说，但他大可在强化个人控制后，号召多数的左派国民党人归队。果真如此，则可能无限期地延搁蒋崛升政治领导地位的时程，甚至永久阻绝。可是汪拒绝了，他坚持在武汉召集全体中央执行委员，大家一起开会决定这样的大事①。① Chiang Diaries, Hoover, April 5, 1927, box 5, folder 10.3日，蒋以奉承之语发电全体司令官，宣布汪“主席”已回国，今后所有的军事、民政、财政和外交事务都应集中接受汪的指挥。蒋随后私下拜访汪，力陈必须把爱管闲事的鲍罗廷遣送回国，并肃清党内共产党员。蒋认为汪的反应正面。可是，同一天中共领导人陈独秀突然也来到上海，他和汪很快就发表联合声明，否认中共意图颠覆国民革命军或推翻国民党——不过，结尾仍是一句马克思的话：中国需要民主专政，让所有被压迫的人民起来对付世界反革命。汪、陈旋即秘密登上邮轮，前往武汉，这一来使得蒋成为国民革命军和国民党内所有反共势力的共主①。蒋颁布戒严，下令解除民间 一切武装，然后又搭乘军舰折回南京②。① 同上注。② Wilbur（韦慕廷），Nationalist Revolution, p.98.4月2日，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一致决议清共，并成立“沪清党委员会”主司其事。中央监察委员会大体上是个荣誉性质的机构，并无执行权力，其成员有支持蒋最力的张人杰，以及戴季陶，陈果夫、陈立夫兄弟。陈立夫在回忆录中表示，“最重要的目标”是确保青帮不和中共结盟，因为国民党研判此事可能性不小①。① Chen Lifu（陈立夫），Storm Clouds, pp.60-64. 《海上沉浮2》，2003年中国中央电视台和上海电视台制作的有关上海黑社会的电视纪录片；Chen Lifu（陈立夫），Columbia interviews, part 1, p.29; Wilbur（韦慕廷）, Nationalist Revolution, p.104.青帮两大首脑杜月笙、黄金荣，“基于政治理由”和共产党、国民党都保持密切关系。根据陈立夫的说法，杜月笙和上海总工会委员长汪寿华有直接接触；汪是青帮人也是中共党员。由于这层关系，中共中央不认为强大的青帮是个迫在眉睫的威胁。可是，青帮大老杨虎早年和蒋一起参与革命，现在担任清党委员会和杜月笙主要接触人。清党委员会同意给杜60万（中国）银元成立“中华共进会”之流的武装暴徒，协助执行青帮被赋与的任务。蒋在出城前也任命杨虎为上海卫戍司令①。① 同上注。同一天，奉系军阀张作霖的警察冲入北京的苏联大使馆，逮捕苏联外交官和中共党员，并载走好几卡车的文件，这些“可靠证据证明莫斯科透过其特务鲍罗廷控制中共”。张作霖下令勒杀在使馆里抓到的李大钊和其他19名中共党员。但是，双方其实都一样残酷和尔虞我诈。凑巧，斯大林不知北京这头发生的事，在莫斯科对3000名党工干部演讲，表示“当（国民党）右派没有用处后，蒋介石将像柠檬一样被挤乾，然后丢得远远地”①。历时22年的国共内战于1927年4月12日清晨在上海展开。前一天晚上,青帮杜月笙邀请共产党籍的工会首脑汪寿华到家里谈话。杜劝汪退出共产党、加入国民党。汪拒绝。当他告辞后，两名刺客开枪撂倒他。过了午夜，白崇喜的第七军部队于上海接管亲共的总工会办公室，不听话的人就地格杀，青帮组织的共进社武装人员在若干地方攻击工人纠察队，杀了数十人。周恩来等人又被捕，送到白崇喜总部。周是中共在上海的高阶领导人，但白释放了他，很可能是经蒋核可或直接下令②。① Dryer, China at War, p.141. 这些文件亦显示苏联如何援助国民党及共产党。另可参见Trotsky, Problems of the Chinese Revolution, pp.383-384.② Chen Lifu（陈立夫），Storm Clouds, pp.60-65; 《海上沉浮2》。[p style="text-indent:0em"][img src="images/145126277995.jpg"/][/p]1927年宁汉分裂胡汉民出任南京国民政府主席[p style="text-indent:0em"][img src="images/145126277378.jpg"/][/p]杜月笙，穿梭于国共之间的青帮头子青帮人马揪出躲起来的中共党员，据说杀了好几百人，另有几千人逃跑。第七军部队也开枪驱散一群示威民众，又打死了好几十人。广州、桂林、宁波、厦门等地亦纷起响应清共。数十年后，陈立夫说：“这是一种残忍的方法去消灭内部敌人。我必须承认许多无辜的人被杀了。”据陈的说法，16000名共产党员“投靠到我们这一边”①。蒋日记里没提清共，但是他在4月14日写说，“余决心暂取守势，巩固江南，以运用时局之变化也。”②武汉领导人为示报复，杀了8名抵抗共产党主宰武汉的工会领袖。长沙方面，与外国往来的三、四十名生意人也被共产党人枪决。① Chen Lifu（陈立夫），Storm Clouds, pp.62,68; Wilbur（韦慕廷），Nationalist Revolution, pp.68,108-112.② Chiang Diaries, Hoover, April 14, 1927, box 5, folder 10.4月18日，蒋在南京另立国民党政府，推举胡汉民为主席。胡在廖仲恺遇刺后被迫下台，最近才从苏联回国。胡汉民和汪精卫一样，自命比蒋高明，把蒋当成乡气十足的后生小子。纵使如此，胡以国民政府名义嘉许蒋的忠诚和勇气，并下令逮捕鲍罗廷和陈独秀、毛泽东、周恩来等100名中共党员。另一方面，武汉的中执会以汪精卫为主席，指控蒋介石犯了12项罪名，如“屠杀人民，镇压党”，并革除蒋一切职务，悬赏25万两银子活捉蒋，若是杀了他也有10万两银子的赏金①。① Brian Crozier（柯如齐），The Man Who Lost China (New York: Charles Acribner's Sons, 1976), p.108; Boorman, Biographical Dictionary, vol.2, p.164.没有迹象显示蒋在发动清党前，曾考量到1925年11月在莫斯科念书的儿子的命运。事实上，蒋经国已经成为狂热支持托洛茨基激进路线的青年，当清党消息传到莫斯科时，他既震惊又生气。次日，他公开谴责父亲是“叛徒、凶手”。国民党官方虽然解释经国是被迫发表此一声明，但是蒋介石怀疑这是实情。他这个充满理想主义的儿子还要滞居苏联十年，留俄期间他一直自视为真实的马列主义信徒，而他的父亲由于清共，乃是中国人民的叛徒①。① Time（《时代》），April 25, 1927; Jay Taylor（陶涵）, The Generalissimo's Son: Chiang Ching-kuo and the Revolution in China and Taiwan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pp.49-73.一上海清共之后，蒋在军阀群中的声望大增。他现在得到浙江、福建以及上海、南京和一部分安徽、江苏的军阀之支持。广西、广东和四川似乎牢牢掌握在国民革命军阵营中反共的军阀手中，不过这些军阀对蒋的忠诚度不足。立场摇摆的唐生智军事力量独步湖南，但湖南的乡村地区大部分受到中共控制。北方军阀控制了长江以北大部分地区。基督将军冯玉祥控制陕西、甘肃和一部分的河南、内蒙古，拥有新型苏联武器，在宁、汉之间举足轻重。蒋的地盘包括上海、宁波和南京等商业及金融中心。这些城市财经领袖对蒋的支持并不受冲击其军事基础的派系斗争之影响。事实上，资本家在国民党内并无地位，国民党依然反资本家。蒋介石在事业生涯中，一直都牢牢地控制这些城市的许多金融家、企业家组织，榨取他们的钱，必要时还藉助于杜月笙帮众的威胁、捣毁财产，甚至绑架手法——只是都不承认罢了①。往后十年，蒋也靠课征鸦片的种植和消费税而获得大量财源。官方的本意是藉由此一课税办法逐步减低毒品的使用——杜月笙也成为反毒任务的正式成员！②。① Coble（柯博文），Shanghai Captalists, pp.36,262.② 季鹏，《1927～1935：国民政府禁烟平肃》，《明国档案》1（2000）：77－81。蒋确认在军事上、政治上都有必要维持北伐的动力，遂派出最可靠的部队跨过长江，继续北伐。忠贞的第一军和可靠的第七军再度打头阵，不久，三路部队已占领大部分苏北地区。[p style="text-indent:0em"][img src="images/145126277797.jpg"/][/p]宁汉分裂后，蒋介石争取军阀冯玉祥、阎锡山（右）企围瓦解共党势力。上海清党之后，蒋在日记的每日反省内容已变成：“叛逆未灭，列强未平。”（编按：实为4月2日清党前所写的日记）①汪精卫领导的国民党左派和中共之同盟仍在湖南、湖北和江西三省有些微势力。但是，这些地区对武汉政府的支持开始瓦解，因为共产党不分青红良白地在乡村展开斗争，激起民愤。湖南左倾的国民党将领唐生智，某天午夜在长沙发动对共产党人的血腥突击；反共的屠杀很快就散布到湖南其他县分，并波及到湖北、江西。蒋满足地关注着这些发展，他也极可能是幕后操纵者。① Chiang Diaries, Hoover, April 30, 1927, box 5, folder 10.中共的重挫让斯大林难堪，激得他发电给鲍罗廷以及刚派到武汉的共产国际代表罗易（M.N.Roy）。斯大林下令共产党人占领中国农村土地，“换下摇摆不定的国民党领导人”，铲除“不可靠的将领”，并组建一支7万人的革命工农部队①。这些任务一点也不实际，中共领导人读到指令时“啼笑皆非”②。罗易也不知怎么想法，居然向汪精卫出示电文，使汪骇然发觉苏联打算清除武汉政府的非共人士。他告诉了冯玉祥，冯也紧张起来，马上设法与蒋介石会谈。① Brandt, Stalin's Failure, pp.130-133.② Zhang Guotao（张国焘），Rise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pp.636-640.6月19日，蒋率若干将领在上海西北方260英里的徐州火车站恭候冯玉祥，他们穿军礼服，腰间的佩剑笨拙地晃来晃去。为示隆重，军乐队也来了。冯的“花车”缓缓开进月台，迎宾队向车厢张望，只看到几个穿制服的仆役。仆役指指后头的车厢，蒋终于透过车门看见一个穿破烂制服的高大汉子坐在地板上。待列车停妥，这名军人起身离开车厢。蒋问：“冯司令在哪儿？”这个汉子笑着回应：“我就是冯玉祥。”军乐队奏乐，冯一一和众人握手①。① Te-Kong Tong（唐德刚）and Li Tsung-jen（Li Congren，李宗仁）, Memoirs, pp.216-217.冯、蒋两人有许多共通处：两人都有左派观点，也都接受苏联大量军事援助；两人都有小孩在莫斯科——事实上冯有两个子女在俄国；冯是基督徒，蒋日后也信奉基督教；最重要的是，两人此时都视中共和苏联为大敌。会谈结束后，两人达成完全一致的协议。由于蒋此时有中国大型银行的“贷款”、捐款的门路，又有鸦片税收，他答应给冯毎个月两百万（中国）银元的津贴；远比武汉答应给冯的数额高出许多①。① 蒋所答应给的钱，可能是北京政府发行的纸钞。1927年4月4日，上海的本国银行工会借给革命军100万银元（可能是墨西哥银元）。国民政府4月18日成立后，直到1928年，并没有发行银本位的纸钞。见Zhaojin Ji, A History of the Modern Shanghai Banking System (Armonk, N.Y.: M.E.Sharpe, 2003), pp.169-171.冯回到郑州总部（郑州位于武汉北方约225英里），立刻下令驱逐——有些案例是枪毙——其部队中的共产党员。先后在巴黎和莫斯科念过书、25岁的邓小平此时在冯的部队担任政工，仅以身免。山西军阀阎锡山原本依违于南京、武汉和北京之间，听到冯的清共，马上宣告支持蒋，并追拿山西省各大城内仅有的共产党人。北洋军阀孙传芳却让国民革命军在徐州吃了败仗。蒋坚持亲自领兵反攻，却遭惨败，军队后撤到长江北岸①。蒋满脸胡须、风尘仆仆于8月5日回到南京，对于战败大发雷霆。他下令枪毙前敌指挥官王天培——通常只有未奉命令、敌前撤退的将领才会受到他如此严惩。私底下，他写下战败的原因之一是他自己“轻敌”②。① 同上注，p.217。② Chiang Diaries, Hoover, August 3 and 10, 1927, box 5, folder 14; 同上注，p.217。同时，汪精卫也开始清共，把共产党人赶出武汉并解除工人纠察队的武装。在武汉被捕的一些共产党人遭到枪决，但汪小心保护俄国顾问，假装最近的事态发展不应干扰对苏关系。然而，苏联认识到其对华政策已乱了套，决定退出中国。罗易率领三辆侧踏板上绑满汽油桶的大车，跨越戈壁沙漠撤退。因为北方军阀抓了他太太关在北京，所以鲍罗廷没走。等到她化装成修女逃出，他们才在7月底穿越戈壁，逃到蒙古①。① Te-kong Tong（唐德刚）and Li Tsung-jen（Li Congren，李宗仁）, Memoirs, pp.145-146.但是苏联还不肯放弃在中国其他地区的作战。中共中央政治局躲到上海，奉莫斯科的指示，宣布只要有可能就起义的政策。1927年9月，共产国际派人携30万美元到上海给中共，斯大林另外批准运送15000支枪、1000万发子弹和30挺机关枪给中共①。毛泽东也回到家乡湖南，重启农民运动。9月初，毛泽东的军事单位（主要由逃兵、乡村自卫队成员、土匪以及失业者组成），杀死地方官员和地主，攻击长沙等城市。到了9月中，各省军队实质上已摧毁了共产党的杂牌军。毛泽东被迫率领残部逃到著名的土匪据点——湖南、江西交界的井岗山②。① 当年的30万美元，以通货膨胀率调整的话，约等于2005年的237.3万美元，但是就国内生产总额（GDP）的相对份额而言，约等于2005年美国的3900万美元，以今天的中国而论可能高答3亿美元了。读者若有兴趣了解相对价值可参见经济学历史网页http://eh.net/hmit。② Robert C.North and Xenia Eudin, Roy's Mission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63), p.121.回到南京的蒋介石再次派人和汪精卫接触，提议和解。可是，汪坚持除非蒋辞职，才可能订定和解方案。蒋派人请李宗仁前来会谈，他告诉李由于汪的坚持，他已决定下台①。李宗仁很清楚，蒋若下台，南京同盟必将分裂为派系互斗，汪精卫无法维系国民党的团结，而北伐也将停滞。蒋虽然缺点不少，如盛气凌人和个性冷漠，但他一心一意要统一中国、廉声在外屹立不摇、迄今领导北伐成绩斐然，也使他仍足资号召全国。李也认识到蒋一旦下台，将严重伤害到南京当局向上海筹款的能力。李“恳求”他再考虑②。① Te-kong Tong（唐德刚）and Li Tsung-jen（Li Congren，李宗仁），Memoirs, p.221.② 同上注，pp.221-222。但蒋认为是时候该走人了，遂于1927年8月12日递出辞呈，呼吁国民党团结光复华北和北京。他恳求道：“武汉同志，为何踌躇？”①他清空南京的办公桌，搭乘军舰由长江前往上海。从上海，由200名警卫护从前往溪口，由险道登上雪窦寺。每天清晨5点，在僧众的敲钟念经声中起床，蒋即读书、静思。身穿灰色传统长袍，他告诉两位美国记者，未来5年出国考察世界大国的风土民情，做为中国跻身大国之参考②。同时，中国记者也把一位民胞物与、坚守原则的将军自我流放和僧众为伴的形象，传遍全国。蒋等待复出，但为了取得不容质疑的道德，他必须冒著不可预知的风险。① 董显光，《蒋介石》第一册，p.173。② 同上注，pp.181-182。二这位40岁的领导人不只思虑哲学和政治问题。他和宋美龄鱼雁往来已经一年①。1927年5月，也就是他辞职前，他通过书信向她求婚。据说1922年宋美龄曾拒绝他，但这一次却欣然接受。他现在中外知名，而她也已29岁，在那个年代，这是中国女性若仍未婚都会担心的年龄。但是，美龄的母亲反对——毕竟她已有一个女儿不孝地私奔，和大她30岁、已离婚的国民党领导人结婚，而这桩婚事并未带来子嗣。但是，至少孙中山受过高等教育而且是基督徒；蒋介石既不是基督徒，也没受过大学教育。更糟的是，他至少结过一次婚，有好几个妾，且只育有一子（编按：指经国，因纬国为收养）。有意思的是，蒋1927年夏天在日记提到宋美龄的次数不多。但是1927年10月1日，他写下：“近日无论昼夜，心目中但有三妹别无此思矣。”②① Chen Jieru（陈洁如），Chiang Kai-shek's Secret Past (Boulder, Colo.: Westview, 1993), p.210.② Chiang Diaries, Hoover, October 1, 1927, box 5, folder 16.9月底，在雪窦寺静修已有数星期，蒋脱下长袍、下山，然后乘船到上海。他一到沪上，就向记者表明此行唯一目的在求宋美龄家人同意婚事。可是，宋夫人此时正和蔼龄、美龄姊妹在日本的疗养中心。蒋追到日本镰仓市表明来意，并提出文件证明已和毛福梅离异。他也保证会研读圣经与基督教义，但表示不能保证受洗为基督徒。宋夫人终于同意这桩婚事。蒋向报界宣布，他已付钱结束和陈洁如的关系，和早先遣散小妾（姚夫人）一样①。① New York Times, September 27, 1927.1927年12月1日，蒋介石和宋美龄的婚礼乃是当年上海社交界最大盛事。他们先在法租界宋氏宅邸举行小型的基督教婚礼，然后再到大华饭店大宴会厅办中式婚礼。美龄身穿银、白配色的珠绣礼服，蒋则穿上翼领燕尾服与直条纹裤①。两人对披着国民党旗的孙中山遗照鞠躬三次，接著蒋宣读一份声明，表示这场婚礼“是中国社会再造的象征……也是革命的基础”②。结婚证书被大声朗诵、盖印，新郎与新娘先互拜、再同拜婚礼证人；紧接著开始的是一场宾客上千的茶会。这对夫妇婚后启程前往浙江的莫干山，在借来的别馆度蜜月③。① Li Madame Chiang Kai-shek, p.81.② 同上注，p.80。③ Hahn（项美丽），Chiang Kai-shek, p.125.[p style="text-indent:0em"][img src="images/145126292882.jpg"/][/p]蒋介石与宋美龄1927年结婚照蒋这门婚事在每一方面来讲都是最优异的安排。他的太太是个在美国受过教育的美女；她有国际观、能言善道、聪慧、富有。在长期抗战的艰苦岁月里，她向全世界及中国人民展现了中国尊严、勇敢的形象。她知道自己的角色，也知道如何适如其分扮演角色，譬如基本的出席基督教青年会以及保护童工的公益活动（也可能是诚心的）。她和蒋截然不同，绝无俭朴、低调的生活方式；相反的，她尽可能地雍容华贵。她一向化妆打扮、穿传统旗袍（开岔及膝），但不佩戴昂贵珠宝。综其一生，她享受财富一点也不扭捏作态。她有位专用旗袍师傅，每3、4天就替她裁制一件新旗袍①。她视仆从如云为天经地义，有时候出外旅行仆从60、70人。然而，生活奢华、一直有仆人服侍，并不一定使她生活颓废。邱吉尔一生穿衣、脱衣，也都由仆人服侍②。① 财团法人公共电视文化事业基金会，《世界宋美龄》，（台北：2003）。② William Manchester, The Last Lion: Visions of Glory (London: Little Brown, 1983), p.81.宋美龄喜欢西洋音乐和香烟，婚前也爱跳舞、饮宴。她一直是个夜猫子，即便蒋早睡早起，仍看书、写作至午夜。她喜爱阅读，研究中外历史和政治；而且是个虔诚的卫理公会教友。她在政治上果断，经常是个精明的幕后操纵者，并且在各个不同场合通过考验证明勇气不逊须眉，也经常陪先生亲上战场、参与不同战役，住在帐篷或火车上。她健谈、好相处，和索然无味、毫无幽默感的丈夫完全不同；蒋害羞但又情感丰富，做为一个中国男子，蒋太容易流泪。他试图改变沉默寡言的形象。或许是在他母亲过世之后，蒋刻意尝试软化他的公共形象，他开始展现祥和的一面，接受访问和拍照时经常面带微笑。蒋和宋美龄的夫妻生活交织著深刻的差异、相互龌龊、共同的伟大志业、真情相爱。宋美龄21岁时写信给一位美国女性友人，提到：“如果你把这（性）和其他组成爱的元素一起考虑，它就不让人觉得恶心。”①这段晦涩的评论，并不意味着宋美龄对性有热切的观感，但是那些说这桩婚姻乃基于政治的结合、且两人根本不曾圆房的传言，是不可信的。蒋精力旺盛，只不过他以前总是和智识上、地位上低于自己的女人在一起。新的对象让他意识到自己从没交往过独立、聪明、自主的女人，这定使他相当振奋。宋美龄称他作“Darling”，他则以英文缩语“Da”称她。他会挑鲜花送给她、在公共场合牵她的手，这些对多数中国人而言，都是相当令人震惊的举动。① Li Madame Chiang Kai-shek, p.57.宋庆龄不喜欢蒋，但与宋美龄姊妹情深，她说这两人是“情投意合”①。蒋脾气不好，但他太太脾气也不小。宋美龄认为她比蒋聪明，也更懂得人情世故，而他的顽固和对效忠者的信任常常令她沮丧不满。不过，她依然认为他是个好男人。① 1995至2003年间，蒋氏若干位秘书、助理在台北接受作者的访问；Edgar Snow（史诺），Journey to the Beginning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58), p.85；以及一位与蒋夫人“情同姊妹”的长期好友兼亲信，2008年3月19日接受作者的访问。宋美龄和蒋介石成为中国的象征，他们也自认自身命运与中国命运结为一体——民主国家的战时领袖都有这种倾向，只是程度不一，至于毛泽东和江青夫妇则是到了病态的地步。直到蒋介石的儿子从俄国回来、赢得父亲的信任之前，宋美龄是委员长的亲信，发挥极大的影响力，不仅担任他的英文翻译，也替他解释西方行事作风。她有钱、信仰基督，在许多方面高度西化，似乎没让多数中国人介意。1941年5月周恩来在为共产国际写报告时提到，宋美龄在国际事务和财政事务方面可以影响其丈夫，她比丈夫更开明民主，也支持对日抗战以及国共合作①。她对蒋在中国的形象可能颇有正面贡献——至少直到战后经济和士气皆溃堤之前是如此。① RGASPI, collection 495, inventory 225, file 77, sheet 1.蒋现在认为对新中国构成最大威胁的是日本的帝国野心，不是英国。6月间，依然在职期间，他回应日本在山东的施压，发起“断绝对日经济关系同盟”。这个杯葛运动得到青帮支持，发动一群乞丐盯紧贩售日本货品的商人，检举他们，榨取大额“罚金”。蒋前往日本向宋美龄提亲时，放弃孙中山对东北的立场，告诉日本首相田中义一说，他的目标是重申中国主权，包括东北在内。田中劝蒋力守长江以南，不要和北方军阀——日本的势力范围——交锋。蒋不为所动，反而要求日本政府不要干预北伐，应该协助北伐，以扫除他们和东北大帅张作霖沆瀣一气的印象①。① Chiang Diaries, Hoover, November 5, 1927, box 5, folder 17; Wilbur（韦慕廷），Nationalist Revolution, pp.160-161.蒋非常钦佩日本社会的各方面，但也明白武士道心灵里的残酷和主宰一切的意志。在此一早期阶段，他担心日本会竭力阻止中国统一①。可是，这时候全世界只有一个国家愿意在收费的前提下协助中国。虽然仍然“在野”，蒋欢迎他从德国延揽来的外籍军事顾问——曾在鲁登道夫（Erich Ludendorff）元帅麾下担任首席作战官的鲍尔（Max Bauer）将军。往后十年，鲍尔率领46名德国军官替中国中央军起草30年的现代化建军计划，并开始执行它。德国人也制订一套参谋本部制度，一旦蒋回任总司令，即可掌握每个阶段的军事作战和决策②。① Chiang Diaries, Hoover, November 5, 1927, box 5, folder 17.② F.F.Liu（刘馥），A Military History of Modern China, 1924-1949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56), pp.61-64.蒋介石下野，南京政府遭逢数不清的困难，尤其是财务方面寸步难行，因为上海的银行家和其他富有的资本家不再有青帮在背后施压要放款、捐款。因此当蒋从日本求婚回国之后不久，国民党人就在上海和他初步接触，邀他再度出山。蒋在第一天会议后前往黄金荣公馆向这位青帮大老祝贺六旬花甲大寿；黄金荣6年前替蒋解决了债务问题①。① 《海上沉浮2》。宋美龄和蒋介石在浙江莫干山区新婚燕尔，各方军阀和黄埔门生函电交驰，呼吁他复出。汪精卫终于提议蒋官复原职，国民党中执会一致同意。翌月，蒋偕同新婚妻子搭乘铁皮火车回到南京，5天之后，回任军事委员会主席和北伐总司令职务。汪精卫自觉颜面尽失，突然又赴法国，使得蒋大致上统摄政府和军事大权①。国民革命军的苏联武器和补给即将告罄，但蒋决心维持动力，不待重新补给就发动第二阶段北伐。新声望、新权力在手，蒋告诫自己要“宽裕温柔”②。① Wang Ke-wen（王克文），"Counter-Revolution from Above," Republican China 15, no.1 (1989): 49.② Chiang Diaries, Hoover, March 17, April 25, and April 28, 1928, box 5, folder 19, and April 25, 1928, box 6, folder 3.蒋原谅他那位哈佛毕业、33岁的大舅子宋子文，大概也是宽容新展望的一部分。蒋不计较宋和国民党左派的结合，派他出任财政部长。宋子文和他幼妹一样，相当西化、直来直往，喜欢社交生活；但也和妹妹一样，易于陷入情绪低潮。他出身哈佛，和他敬爱的二姊宋庆龄一样是个自由派，也是改革派，可是在财政议题上他是个保守派。他个子相当高，头发后梳成油头，走路带著几分霸气，经常穿西装；这一点蒋介石就不干，一生只有两三次穿西装。宋子文脱下西装外套时，经常露出身上枪袋的一把手枪。他对蒋这位妹夫、上司发展出谦卑的态度，在外国人面前称他为“委座”（Gissimo）。但他也相当敬畏蒋介石①。① John Robinson Beal, Marshal in China (Garden City, N.Y.: Doubleday, 1970), pp.15-19.银行家信赖宋子文，很快地政府岁入就超过前一个夏天。做为紧急措施，商人和工厂老板被期待购买相当于员工一个月薪资的政府公债。上海企业界人士爆发的被绑架潮可能由青帮策划，据信与被害人不愿对政府适量捐献有关。但是，即使他们对新政府的慷慨解囊，这些钱在未来军事作战也扮演了关键角色，上海资本家对蒋的政治决定，还是几乎毫无影响力可言①。① Coble（柯博文），Shanghai Capitalists, pp.44-46.蒋现在将注意力投到战场，发动攻势对抗北方军阀联军（人数仍有60万人之多）。孙传芳残部在山东一度抵抗甚力，然后越黄河北逃。往省会济南的大路门户洞开。济南的日侨约有2000人，田中义一首相要求国民革命军绕过济南，但蒋需要掌控穿过本市的南北铁路线。东京内阁意识到其侨民处境危险，批准派出福田彦助将军率麾下5000名士兵“保护日本国民及其财产”①。① 秦孝仪，《大事长编》卷一，pp.203-204。蒋对于占领济南的风险十分焦虑，以致国民革命军在1928年4月接近济南时，他辗转反侧、不能入眠①。5月1日晚间，蒋穿简单的制服坐车进入济南城，发现福田的5000名士兵帐篷遍布城里城外②。他和福田和气地会谈，可是国军第四十军士兵已在城里撕扯日本国旗，冲突遂无可避免。翌日早晨，日本炮轰一部分城区，打死数百位民众。5月5日，蒋照会福田他将率领全部国军渡河，只留下少数在城里维持秩序③。可是，日军逮捕外交部山东交涉员（蔡公时），声称有人从他的办公室朝日军开枪。他拒绝下跪，也不肯指出开枪的人，日本人割他舌头、剜他眼珠，然后开枪打死他和十多位部属。（编按：蔡公时被杀日期是5月3日）当天夜里，蒋在曰记里首次用中国人歧视日本人的词语，痛批他们为“倭子”。（编按：实为4月27日的日记）④① Chiang Diaries, Hoover, April 16, 1928, box 6, folder 3. 另参见Grace Huang, "The Politics of Knowing Shame: Agency in Jiang Jieshi's Leadership (1927-1936)," Ph.D.diss., University of Chicago, 2003.② 王微，《王微先生访问记录》，（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6）p.22。③ Chiang Diaries, Hoover, May 5, 1928, box 6, folder 3.④ Chiang Diaries, Hoover, April 27, 1928, box 6, folder 3.蒋的部下，包括冯玉祥的联络官，力促他调来旧大炮对付日本人。国民革命军在当地约有10万兵力，远远超过日军人数，但蒋晓得日本的武装部队有飞机、坦克、重炮和重型机关枪，实力远胜过国军，而且东京会不惜投入兵力报复。他写下：“日本军队……横暴……。唯有忍辱而已，对一般愤激之军民，亦惟有劝止。……其种种挑衅侮辱行为令人难受。不屈，何以能伸？”①① Chiang Diaries, Hoover, May 2, 1928, box 6, folder 4.两军交火消息传到日本，田中首相下令从满洲和朝鲜调16000名后援军到济南。日本军舰沿长江而上，陆战队在浙江温州登陆。同时，中国举国沸腾，呼吁南京政府与日本断交、发起抵制日货。蒋在日记中说：“民情激昂……但是要长期、深刻地维持，并不容易。”①他下令大部分国军退出济南，取道西侧、渡黄河继续北上，只留下两个团共5000兵力。可是，福田要求中方完全退出济南城。次日，确认要求未遂后，他下令攻击国军。蒋命令留下的两个团长率部突围、撤退。他们在伤亡惨重下完成任务。根据各方的估计，日军杀害2000至11000名中国军民；日方却表示，伤亡仅有38人②。五月十日，蒋向日方道歉，并调走国军指挥官；但是他在日记中下定决心，此后每天要记下 「灭倭方法一条」。132① Chiang Diaries, Hoover, July 2, 1928, box 6, folder 6.② 这些事件最好的版本请见Zhang Yu-fa（张玉法），"The Shandong Battlefield during the Northern Expedition," in Chiang Kai-shek and China, part 2, ed. Li Yu-ning（李又宁）(Armonk, N.Y.: M.E.Sharpe, 1988), pp.3-65.全世界对日本人的傲慢、野蛮大哗。田中担心行动太过火，同意谈判。将近一年之后，中日双方在1929年3月28日达成协议，双方各接受一部分责任，日军被限期在两个月内完全撤出山东——他们也的确履约撤军。蒋若是预料到济南事变的发展，他可能会避免在同样的时地和日军冲突，但是，一旦冲突爆发，他退让的决定或许是最明智的举动；因为日本人大可以歼灭稚嫩、配备不良的国军。而且1928年，中国从陷于孤立主义的美国或其他国家均得不到奥援。唯有当日本帝国的威胁，和严重伤害世界秩序的纳粹德国之崛起，串连在一起——这事情还要10多年后才会发生——西方国家才会认真关注日本在中国的武装扩张。但是就日本军国主义者而言，济南事变证明对待中国可以恣意侮慢，不虞后果。中国方面，此一奇耻大辱激发中共政治宣传的新重点——猛烈抨击蒋介石的对日姑息。蒋在日记中一再写下“复仇”、“忍耐”。他写下，“有雪耻之志，而不能暂时容忍者，是匹夫之勇也，必不能达成雪耻之任务。”①济南事变证明了蒋的新发现：日本是中国的最大敌人，在未来远比欧洲列强、共产党或军阀的威胁更严重。他对军校学生演讲，呼吁他们协助他洗刷济南事变之耻，但是他也提醒他们，要把这股仇恨隐藏到最后一刻，否则会令日本人起戒心。他认为目前唯一的路就是姑息日本，但绝不正式签字放弃中国主权，同时要建立健全的政府统一全国，并努力以德国武器和训练推动国军现代化②。① 同上注。② 黄自进，《蒋介石眼中的日本》未刊稿，（台北，2003）。5月间，蒋正朝前盗匪、东北大帅张作霖盘踞的北京推进时，日本首相却令蒋以及全世界大吃一惊地宣布日本将接受国民党接管中国——满洲除外①。张作霖晓得，没有日本人撑腰，守不住华北，遂下令奉军退入东北。6月2日晚间，全副戎装的张作霖率领奉系高阶将领搭乘专列，打道回府。两天后，火车驶近沈阳，经过一道桥下（皇姑屯），突然炸弹爆炸，整座桥垮塌，砸在大帅的专列上。张作霖受到重伤，几天后不治②。① 注意：日本驻满洲的关东军，和华南广东省的部队（或称粤军），音近，实不同。② Boorman, Biographical Dictionary, vol.1, p.121.东京日本当局事先并不知道这件暗杀阴谋，但张作霖28岁的少帅儿子张学良，立刻怀疑驻扎满洲的日本军部策划整个事件。（的确，日本关东军一群军官不满田中义一的政策，觉得他们可以控制少帅，安排了此一暗杀行动。）张学良秘密赶回沈阳，经过一段政治不确定之后，承接了东北军总司令的职位。少帅是个坚定的爱国者，决心绝不向日本人卖国①。6月19日，他发电报给蒋介石，表达对中国的忠贞以及东北投向中央政府的决心。可是，委员长对少帅的前景颇有疑虑。蒋在日记写下：“张学良仰慕之忱，似属诚意，惜其未经危难，恐不能当此危局耳。”②① Zhang Xueliang（张学良），Columbia interviews, vol.19, tape 12, pp.929-932.② Chiang Diaries, Hoover, July 20, 1928, box 6, folder 6.拿下北平（编按：1928年6月20日，北京改名北平）之后，7月6日，蒋在北平郊外西山和主要的军事盟友集会。冯玉祥是嘻嘻哈哈，阎锡山则不苟言笑。回教徒白崇喜个性内敛，也沉默寡言。平常外向的李宗仁在这种场合通常是冷眼旁观①。这群高阶将领进入碧云寺在孙中山灵柩前祭告总理。先前没有任何外国观察家相信（即便中国观察家，有信心者也在少数），但是距总理去世仅三年半，国民党旗已由北平一路飘扬至广州。蒋一手扶棺，在众人前落泪。冯、阎也频频拭泪②。五大将领各自宣誓效忠国家、服从国父遗教。但是，五人之中只有蒋恪遵遗教，即中国要重振国势，必须成为高度中央集权的统一国家。① Lary, Region and Nation, p.79.② Te-kong Tong（唐德刚）and Li Tsung-jen（Li Congren，李宗仁），Memoirs, p.257.蒋很快就和张学良接洽妥当东北易帜的协议，让12星芒旗飘扬在东北。田中首相严正警告张学良不要和南京政府结合，但少帅冷冷地答覆，已依人民意志做出决定①。此举是个非常大胆的决定。10月10日，蒋介石成为国民政府主席。张学良被提名出任国民政府委员、东北政务委员会主席；12月29日，他宣誓效忠国民政府，在沈阳升起青天白日满地红国旗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