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远的桥-5

别的人却没这么幸运。等到炮手查尔斯·佩维来到河边时，上船的地区也遭到了机枪的扫射。当士兵们在岸上挤作一团时，一名士兵朝佩维躺着的地方游去。那个士兵不顾乱射在河边的子弹，用力从水里钻出来，上气不接下气，说道:“感谢上帝，我过来了。”佩维听见有人说:“该死的傻瓜。你还是在原来的那边。”　　中士艾尔弗·鲁利埃，他曾在星期日设法煮了一锅汤，送给大家喝，现在他试图游泳过河。当他在水里艰难移动的时候，一条船来到了旁边，有一个人抓住了他的领子。他听见有一个人在喊:“没事，伙计。继续游。继续游。” 鲁利埃实在有些茫然失措了，他认为，自己就要淹死了。然后他听见那同一个嗓音在说:“好极了，老兄，”接着一位加拿大工兵把他拉进到船上。“我究竟在哪里？”晕头转向的鲁利埃咕哝着说。那个加拿大人咧着嘴笑了。“你快到家了！”他说道。　　通信兵詹姆斯·科克里尔，仍然呆在哈滕施泰因旅馆的阳台底下，在他无线电设备面前。天快亮的时候，他听见一声恶狠狠的低语。“赶快，小孩①，”一个嗓音说道，“咱们走。”当士兵们朝河边走去的时候，突然发出了一片猛烈的爆炸声。科克里尔感到，他的脖子和肩膀被猛地拉了一下，原来他挂在背上的斯特恩式轻机枪被弹片撕开了。走近河岸的时候，科克里尔一行人遇见了几位站在树丛里的滑翔机飞行员。“我们让你们走的时候再走，”其中的一位飞行员说道，“德国人有一门火炮对准这个地方，是一门施潘道型火炮，朝腰这么高的地方射击。”在飞行员们的指导下，士兵们一次一位向前冲。当轮到科克里尔的时候，他蹲下身来，开始跑。几秒钟以后，他倒在一堆尸体上面。“一定有20或者30具尸体，”他记得，“我听见，士兵们在喊妈，还有的乞求我们，不要把他们留在那里。我们不能停下。”在河边，一颗照明弹爆炸了，机枪开始嗒嗒连发。科克里尔听见有人喊叫，让会游泳的人游泳。他跳进了寒冷的水中，从那些似乎在他身边挣扎着的人的旁边奋力游了过去。突然科克里尔听见，有一个嗓音在说:“好了，伙计，不要担心。我们找到你了。”一个加拿大人把他拽进船里，几秒钟以后，科克里尔听见，船在岸边慢慢停了下来。“当我发现我又回到了我出发的地方的时候，我都要哭了。”他说道。原来，那条船到河里去，是为了把伤员救上来。在周围的士兵帮助装好船之后，船又再次出发，科克里尔记得，士兵们是从各个侧面蜂拥着爬上船的。尽管他们的船负荷沉重，又遭受着炮火的轰击，但那些加拿大人还是把船划到了对岸。在经历了阳台底下呆着的几个小时，以及噩梦般的渡河旅行之后，科克里尔已是晕头转向。“我记得的下一件事情就是，我是在一个谷仓里，有人给了一支香烟。”然后科克里尔记起了一件事情。他在他的口袋里发狂似的寻找，把他那惟一的一件弹药取了出来：那颗里面装着密码的口径为.303的仿真子弹。快到凌晨两点的时候，第一空降师剩下来的那点弹药全用掉了。谢里夫·汤普森的炮手们把剩余的炮弹全都发射了出去，炮兵把炮栓卸了下来。一等兵珀西·帕克斯以及炮组剩下的人被告知，要他们撤退。帕克斯感到惊讶，他没有想到要撤退。他本来预料，他要呆下去，一直到他的岗位被德国人攻占。当他来到河边时，他甚至更加惊讶了。那个地方挤满了几百名士兵，有人说，所有的船都被击沉了。帕克斯身边的一个人深深喘了一口气。“看来我们是要游泳了。”他说道。帕克斯注视着河。“河非常宽。河水上涨的时候，流速似乎有9节①。我认为我游不过去。我看见，士兵们穿着衣服跳下水，被河水冲了下去。另外的人游过去了，结果在从水里爬出来的时候却被击中。我看见，有一个家伙抱着一块木板游了过去，还仍然背着他的背包。如果他能做到，我也能做到。”　　帕克斯脱掉衣服，只剩下短内裤，把什么东西都扔掉了，包括他的金怀表。在急速的水流中，他的短内裤滑落下来，于是帕克斯把它踢到一边。他游了过去，在树丛中和沟渠里躲避着，最终来到了一个没有人的小农舍。帕克斯走进去，找到了一些衣服。几分钟后，他从农舍里出来，遇见了多塞特团的一位列兵。那位列兵指引他去了一个聚集点，在那里，他被给予了一缸子热茶和一些香烟。精疲力竭的帕克斯费了好长的时间才明白，为什么每一个人都在盯着他。他穿着一件男人的彩色运动衫，一条女人的长及膝部的亚麻布灯笼内裤。　　第十营的列兵艾尔弗雷德·达尔福斯，赤身裸体游到了南岸，但仍然带着一支.38的枪。令他尴尬的是，有两个妇女和士兵们一起站在岸上。达尔福斯“想要直接钻进水中”，其中的一个女人朝他喊着，把一条裙子举在前面。“看见我裸体，她连眼睫毛都没有眨一下，”他记得，“她告诉我，不要担心，因为她们在那里，帮助士兵们过河。” 达尔福斯穿着一条长达膝盖的多颜色裙子，一双木底鞋，被带上一辆英军的卡车，卡车载着幸存者们返回了奈梅亨。　　到了这个时间，德国人开始猛烈轰击上船地区，迫击炮弹尖叫着飞来。当海军少校阿诺尔杜斯·沃尔特斯在一行士兵后面，跑向一条船的时候，一颗炮弹在这群人当中爆炸了。“我绝对没有受伤，” 沃尔特斯回忆说，“但在我的周围，躺着8个死人，还有一个人受了重伤。”他给那个人打了一针吗啡，抱着他上了船。在那条已经超载的船上，没有沃尔特斯可呆的地方。他下了水，挂在船的边上，被拖着过了河。他摇摇晃晃地上了南岸，瘫倒在地。　　黎明时分，撤离船队几乎被摧毁了，然而那些加拿大和英国工兵们，仍冒着迫击炮、火炮和重机枪的打击，继续用那些剩下来的船运送士兵。第十一营的列兵阿瑟·希尔伍德发现，加拿大工兵正在把一些伤员装进一条小船里，其中的一个加拿大人向希尔伍德示意，要他上船。小船的尾挂发动机无法再次启动，因而加拿大人要求所有仍然携带步枪的人用枪托划水。希尔伍德拍了拍在他前面的那个人。“咱们走吧，”他说道，“开始划。”那个人毫无表情地看着希尔伍德。“我无法划，”他说道，同时指着他的扎着绷带的肩膀，“我丢了一支胳膊。”　　接近黎明时，罗伯特·凯恩少校已经把他的士兵全都送过了河。他与准尉副官“罗伯”·鲁宾逊一起，在岸上等候着，这样他就可以跟着过去，但却似乎再也没有船驶来。在另外一群人当中，有一个人指着一条稍微打出了点窟窿的攻击艇，它在水里上下颠簸，于是一位伞兵游泳过去，把它拉了回来。凯恩和鲁宾逊用枪托划起水来，而那些仍然还有头盔的伞兵们则从船里向外舀水。来到南岸以后，一名宪兵指引他们去了一个谷仓。在谷仓里，凯恩最先认出来的一个人是希克斯准将。准将迅速走了过来。“唔，”他说道，“起码这里有一位刮了脸的军官。”凯恩疲倦地咧开嘴笑了。“我受过很好的教养，长官！”他说。　　在环形防线边缘，在德国人的炮火轰击下，几十名士兵仍然在雨水中挤作一团。尽管有一两条船试图在烟幕的掩护下过河，但现在，在日光之中，已经不可能继续撤离。有些士兵试图游泳撤离，但被迅速的水流吞没，或者被机枪打死。有些人幸运地过了河。还有的人，由于伤势太重，所以无能为力，只能无助地坐在滂沱大雨中，或者前往北方——返回到环形防线里的医院去。许多人决定，先躲藏起来，一直等到天黑，再试图到达对岸。最终，有几十个人用这种方式成功地逃脱了。　　在南岸，以及在德里尔，精疲力竭、满是污垢的士兵们寻找他们的部队——或者说是寻找他们的部队所剩下的人。伞降信号员中的中士斯坦利·沙利文，也就是曾经在学校的黑板上写下傲气的话的那一位，他记得，有人问道:“一营在哪里？”一位下士立即站了起来。“这就是，长官！”他说道。在他的旁边，几个又湿又脏的士兵痛苦地笔直站了起来。炮手罗伯特·克里斯蒂在人群当中走来走去，寻找他的炮组的伞兵们。没有一张熟悉的面孔。克里斯蒂突然感到泪水刺痛了他的眼睛。他不知道，在第二炮组中，除了他之外还剩下了谁。　　在前往德里尔的路上，厄克特将军来到了托马斯将军的司令部。他拒绝进去，而是站在外面，就在雨中等着，同时他的副官去安排车。这并不必要。当厄克特在外面站着的时候，一辆布朗宁将军司令部的吉普车来到了，一位军官护送厄克特返回军部。他与他的一行人被带到奈梅亨的南郊的一幢房子。“布朗宁的副官、哈里·凯特少校，带着我们进入一个房间，提议我们把湿衣服脱下来，”厄克特说。这位骄傲的苏格兰人拒绝了。“我任性地要求布朗宁就我们这个样子来见我们——就我们一直的这个样子来见我们。”在等了好长时间以后，布朗宁出现了，“还是一如既往，穿着整洁”。厄克特认为，他的样子，好像“他刚刚接受检阅回来，而不是在战斗之中从床上起来”。对这位军长，厄克特只是说:“对不起，事情的结局并不像我本来希望的那样好。”布朗宁给了他一杯饮料，回答说:“你尽了全力。”后来，在给他的那间卧室里，厄克特发现，他本来好长时间都渴望能够睡上一觉，但现在却不可能入睡。“在我的头脑里和我的良心中，”他说道，“有太多的事情了。”　　要思考的事情确实很多。第一空降师被牺牲掉了，被屠杀了。在厄克特最初的10，005名兵力中，只有2163名伞兵渡过莱茵河回来，外加160个波兰人和75个多塞特团的人。在行动开始的9天之后，这个师有将近1200人阵亡，有6642人失踪、负伤或者被俘。后来证明，德国人也蒙受了严重的损失：有3300名伤亡人员，其中阵亡者为1100人。　　在阿纳姆的冒险结束了，市场花园行动也随之结束。现在，除了撤退和巩固之外，没有什么可做的了。这场战争将继续下去，直到1945年的 5月。“这场战争中的最伟大的空降行动，就这样以失败结束了，”一位美国历史学家后来写道，“尽管蒙哥马利断言，它是百分之九十成功，但他的宣称只不过是一种安慰性的修辞手法。除了阿纳姆之外，所有的出击目标都夺取了。但没有夺取阿纳姆，别的一切就毫无价值。作为对这么多的勇气和牺牲的回报，盟军赢得了一个50英里长的突出部——从这个突出部哪里也去不了。”①　　也许是因为，本来预料能够逃脱的人数微乎其微，所以就没有准备足够的交通工具，来运送这些精疲力竭的幸存者们。许多人，已经在别的地方受了这么多的苦，现在又不得不步行返回奈梅亨。在马路上，爱尔兰近卫团的罗兰·兰顿上尉站在寒冷的雨水中，注视着第一空降师回来。当疲倦、肮脏的士兵们踉跄走来时，兰顿后退了。他知道，他的连已经尽了最大努力，驱车从奈梅亨赶到阿纳姆，然而他仍然感到不安，“几乎不好意思同他们说话”。爱尔兰近卫团的另外一位士兵默默地站在马路边上，一位伞兵走到与他并排的时候，喊道:“你们到底到哪里去了，老兄？”近卫团的那个士兵平静地回答道:“我们一直打了5个月的仗。”近卫团的下士威廉·切内尔听见，一位空降兵说道，“喂？你们一路行驶得好吗？”　　当士兵们川流不息地返回时，有一位在雨中站了几个小时的军官，查看着每一张脸。埃里克·麦凯上尉的那一小群掉队者，曾经在阿纳姆大桥附近的那座校舍里英勇地坚守着，麦凯逃脱了出来，到达了奈梅亨。现在他在寻找着他的连的成员。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没有能够到达阿纳姆大桥，但麦凯抱着顽固的希望，在从奥斯特贝克出来的空降兵的行列里寻找他们。“最糟糕的事情就是他们的脸，”在谈到那些伞兵的时候他说，“那些脸都显得拉长了，而且疲倦，令人难以置信。不论在哪里，你都可以挑出一个老兵来——一张带有错不了的‘我根本就不在乎’的表情的脸，好像他永远也不会被打败。”整整一个晚上，一直到黎明，麦凯一直呆在马路边。“我没有看见一张我认识的脸。当我继续注视的时候，我恨每一个人。不论对这件事负责的人是谁，我都恨他。我恨这支军队，因为它犹豫不决。我想到了生命的浪费，想到了一个优秀的师被浪费掉了。而这又是为了什么呢？”当麦凯回到奈梅亨的时候，天已经大亮了。在那里，他开始在集合点和士兵临时营房里核对，决心找到他的士兵。在他连的200名工兵中，回来的只有5个人，包括麦凯本人。　　在河的另外一边，一些士兵和平民留下了，他们的工作或者伤势要求他们留在后面。因为时间太晚而无法成行的小股士兵，也留下了，他们蹲在现在没有部署兵力的战壕里和火炮掩体里。对这些幸存者们来说，不再有任何希望了。在被毁坏了的环形防线里，他们等待着他们的命运。　　随军卫生员塔菲·布雷斯把他的最后的能够行走的伤员带到了河边，结果发现此刻岸边空无一人。在与那些伤员挤作一团的时候，布雷斯看见，有一位上尉走向前来。“我们该怎么办？”那位军官问布雷斯，“再也不会有船了。”布雷斯看了看那些伤员。“我想我们得呆在这里，”他说道，“我不能离开他们。”那位上尉摇了摇头。“祝你们好运，”他对他们所有的人说，“我要试着游过去了。”布雷斯最后看见，那位军官涉水下了河。“也祝你好运，”布雷斯喊道，“再见！”　　塔弗尔贝格旅馆里的那位医生、盖伊·里格比-琼斯少校，对他来说，“师部的离开是一粒要吞掉的苦药丸”，但他仍然继续他的工作。里格比-琼斯与卫生员们一起，在旅馆地区的每一幢房子里搜寻，把受了伤的人带了进来。这些卫生员经常是抱着伤员到聚集地点，把他们装进德国人的卡车、急救车和吉普车里，然后自己也爬了进去，前去做俘虏。　　在斯胡努尔德旅馆，佩尔神父睡了整整一个晚上。他惊醒了，确信有什么事情出了大差错。接着他意识到，那是一种不自然的安静。他匆匆走了出去，进入一个房间，看见一个卫生员站在窗前，外面的任何人都可以看得一清二楚。当佩尔走来的时候，卫生员转过身来。“这个师走了！”他说道。佩尔并没有被告知撤离的事情，他盯着卫生员:“你疯了，老兄。”那个卫生员摇了摇头:“你亲自看看吧，先生。我们现在确实成了俘虏了。我们这伙人得撤退了。”佩尔无法相信。“先生，”卫生员说道，“你得向病人公布这个消息。我没有勇气告诉他们。”佩尔走遍了这个旅馆。“每一个人都试图情绪高昂地接受它，”他回忆说，“但实际上我们全都非常沮丧。”然后，在那间仍然收容着大多数伤员的大房间里，一位士兵坐在钢琴面前，开始弹奏流行歌曲。士兵们唱了起来，佩尔也不由自主与他们一起唱起来。　　“在吃了最后几天的苦之后，这样做是奇特的，”佩尔说道，“德国人无法理解，但要解释起来也很容易。那种提心吊胆，那种被落在后面的感觉，产生了一种巨大的反应。除了唱歌之外，没有事情可做。”后来，当亨德丽卡·范·德弗利斯特和别的荷兰平民准备离开，到德国人的医院里去帮助伤员的时候，佩尔遗憾地挥手道别。“他们和我们一起受苦，忍饥挨饿，然而他们一点也不为自己考虑。”当最后一辆救护车消失时，佩尔和卫生员们把他们少得可怜的财物装上了一辆德国卡车。“德国人帮助了我们，”他回忆说，“敌意奇怪地消失了。我们谁都没有什么可说的。”当卡车驶离时，佩尔闷闷不乐地凝视着成了黑色残骸的斯胡努尔德旅馆，“那里曾经创造出绝对的奇迹”。他“坚信，第二集团军渡过莱茵河，再次夺取这个地区，只不过是一两天的事情，也许就是在今天晚上”。　　在教堂的街道对面，凯特·特尔霍斯特向伤员们道了别，伤员们现在全都成了俘虏。她拉着一辆手拉车，在她的5个孩子的陪伴下，步行前往阿珀尔多伦。没走多远，她停了下来，回头看着曾经是她的家的那座古老的教区牧师的住宅。“一缕阳光照射着一个挂在房顶上的鲜艳的黄色降落伞，”她写道，“鲜亮的黄色……那是空降兵在打招呼……再见了，朋友们……上帝保佑你们。”　　年轻的安赫·范·马尔南，也在前往阿珀尔多伦的路上，当红十字会的汽车和救护车，载着来自塔弗尔贝格旅馆的伤员经过时，她不住地寻找她的父亲。安赫与她的姨妈和兄弟一起，凝视着她在那整整一个星期逐渐认识的那些熟悉的面孔。然后，当一辆卡车经过的时候，安赫看见了父亲，她的父亲就坐在车上。她朝他尖叫着，跑了起来。卡车停下了，范·马尔南医生从车上爬了下来，迎接他的家人。他热烈地拥抱他们所有的人，说道:“我们从未这么贫穷，也从未这么富有。我们失去了我们的村子，我们的家，我们的财产。但我们拥有彼此，而且我们活着。”当范·马尔南医生又回到车上照料伤员的时候，他安排家人在阿珀尔多伦见面。当他们走在几百个别的难民当中的时候，安赫回过头看。“天空是鲜红的颜色，”她写道，“就像为我们牺牲了生命的空降兵的鲜血一样。我们四个人全都活着，但在战争的这个毫无希望的星期结束时，战斗在我的灵魂上留下了印象。光荣属于我们所有的亲爱的、勇敢的英国兵，属于所有为了帮助和拯救别人而献出了自己生命的人们。”　　在德里尔，科拉·巴尔图森一觉醒来，发现寂静得奇怪。那是9月26日，星期二的上午10时左右。科拉因为伤口而发僵、疼痛，又因为这寂静而感到困惑，于是一瘸一拐地走到外面。烟从镇子的中心滚滚升起，也从河对面的奥斯特贝克滚滚升起，但战斗的声音消失了。科拉跨上自行车，缓慢地朝镇子蹬去。街上空无一人，部队离开了。在远处，她看见一个朝南开往奈梅亨的车队的最后一辆车。在德里尔一个成了废墟的教堂附近，只有几个士兵在一些吉普车旁边逗留着。科拉突然意识到，英国人和波兰人正在撤退，战斗结束了，德国人将很快就会回来。当她走向那一小组士兵的时候，在损坏了的教堂尖塔上的钟响了起来。科拉抬起头。坐在钟楼上的是一个空降部队的伞兵，头上包着绷带。“出了什么事？”科拉喊道。“全结束了，”伞兵喊道，“全结束了。我们撤离了。我们是最后一批。”科拉抬头凝视着他:“你为什么敲钟？”伞兵再次踢了钟一下。钟声在德里尔这个有千年历史的荷兰村庄的上空回响，然后逐渐消失。伞兵朝下看着科拉。“看来这就是应该做的正确的事情。”他说道。　　“在我的——抱有成见的——观点看来，如果这次军事行动从一开始就得到恰当的支持，并被给予了任务所必需的飞机、地面部队以及行政资源的话，那么尽管有我的错误，尽管天气不利，尽管第二党卫军装甲军团出现在阿纳姆地区，这次行动仍然会获得成功。我仍然是市场花园行动的不懊悔的鼓吹者。”　　——陆军元帅、伯纳德·蒙哥马利爵士，《蒙哥马利回忆录：阿纳姆的蒙哥马利》，第267页。　　“我的国家再也消受不起蒙哥马利的另外一次奢侈的胜利了。”　　——荷兰亲王伯恩哈德致本书作者　　伤亡小记　　盟军在市场花园行动中的伤亡，超过了规模巨大的诺曼底入侵。大多数历史学家一致认为，在D日，也就是1944年6月6日的24个小时里，盟军损失的总数，据估计达到10，000到12，000人。而在市场花园行动中的9天中，共同的损失——也就是空降部队和地面部队的阵亡、负伤和失踪人员，达到17，000人以上。　　英军的伤亡是最高的：13，226人。厄克特的师几乎完全被消灭了。在阿纳姆的10，005名兵力中，其中包括波兰人和滑翔机飞行员，伤亡总数为7578人。除了这个数字之外，英国皇家空军的飞行员和机组人员的损失是294人，这使得负伤、阵亡和失踪人员的总数到达7872人。霍罗克斯的第三十军损失了1480人，英军第八军和第十二军又损失了3874人。　　美军的损失，包括滑翔机飞行员和第九运输空军兵团，据估计为3974人。加文将军的第八十二空降师损失1432人，泰勒将军的第一○一空降师损失2118人，空勤人员损失424人。　　德国人的完整伤亡数字仍然不为人知，不过在阿纳姆和奥斯特贝克，公认的伤亡数字达到3300人，其中1300人阵亡。然而，在市场花园行动战役的整个地区，莫德尔的损失要大得多。从在内佩尔特的突围开始，然后沿着市场花园行动的那个走廊，在奈梅亨、格拉夫、费赫尔、贝斯特以及艾因霍温进行的那些战斗中，阵亡、负伤或者失踪的敌人的数目，找不到有关的数字分析，尽管如此，但在采访了德军指挥官以后，我还是愿意保守地估计，B集团军群的损失，起码是7500到10，000人，其中大约有四分之一阵亡。　　荷兰平民的伤亡又怎样呢？谁也说不清楚。阿纳姆和奥斯特贝克的死亡人数据说是低的，不到500人，但谁也不能确切地知道。我听说，在整个市场花园行动战役中，加上从阿纳姆防区的强行撤离，这次进攻之后的那个可怕的冬天又是贫困和饥饿交加，这一切所造成的伤亡数字——也就是说死亡、负伤或者失踪的数字——高达10，000人。　　作者致谢　　在写作本书的时候，第二次世界大战已经过去快30年了，尽管同盟国和德国的记载卷帙浩繁，但对寻找幸存者的当代历史学家来说，踪迹正在变得模糊。许多最重要的人物已经死去，对许多令人困惑的问题的答案也随着他们消失。在诺曼底入侵之后的所有的重大计划和战役当中，最重要的莫过于市场花园行动了。然而，除了一些个人回忆以及在官方和半官方的史书中的几个章节之外，这个悲惨的故事在美国实际上无人知晓。美军第八十二空降师和第一○一空降师，在这场战役中所起的卓有成效的作用——尤其加文的部队渡过瓦尔河——在英国人的叙述中很少占有超过一两个段落的篇幅。　　英军第一空降师在阿纳姆的奋力抵抗，仍然是二战军事史上最伟大的军事壮举之一，但它也是一个重大的失败——是英国的第二个敦刻尔克。由于官僚们往往会掩盖他们的失败，所以不论是在美国的还是英国的档案中，用于证实的文件也就经常是不足而且难以获得的。为了解读一些费解之事，也是为了从所有的参与者——盟军、德国人、荷兰地下组织以及荷兰平民——的立场，对这次由空降部队和地面部队联合进行的攻击行动，提交出我所认为的第一个完整的描述，我用了7年中的大部分时间。在那个阶段，有时，尤其是我身患重病的时候，我对这本书能否出版都不抱希望了。　　正如我先前有关二战的著作——《最长的一天》（1959）以及《最后一役》（1966）——一样，信息的基础系来自参与者：盟军的官兵，与他们作战的德国人，以及勇敢的荷兰平民。总共，有大约1200人为《遥远的桥》的写作提供了信息。这些军事人员、前军人以及平民，他们无私而且毫不吝啬地无偿付出他们的时间，接受采访，带领我参观战场，从日记、信件、军事专著、电话记录、仔细保存下来的战后报告、地图和照片中，提供证据和细节。如果没有这些提供了信息的人的帮助，这本书是不可能写出来的。　　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比如内容完全一样、缺少确证或者数量太大，因此并非每一个人的故事或者经历都能够被包括进来。在这1200位提供了信息的人当中，一半以上的人受到了采访，而且这些叙述中的大约400份被使用了。但过了30年以后，记忆并非绝对可靠。某些严格的指导方针，与我以前的书所使用的研究过程相类似，也就不得不予以遵循。这本书中的每一个陈述或者引语，都得到了文件证据的支持，或者得到了那些听说过或者目睹过所描述的事件的人的确证。传闻、谣言或者第三方的叙述，都不能被写进来。我的卷宗包含了几百个故事，它们可能是完全精确的，但又无法得到别的参与者的支持。出于历史真实的原因，它们并没有被使用。我希望那些众多的提供信息者能够理解。　　在重现市场花园行动那可怕的9个昼夜的过程中，有这么多的人帮助了我，以至于竟不知该从哪里开始提出他们的名字。首先，我尤其想感谢伯恩哈德亲王殿下，他花费了时间，提供了帮助，找到并提出应该采访的人，并让我得以接触到荷兰和英国的档案。我也热忱感谢《读者文摘》的德威特和莉拉·华莱士。他们不仅报销了写这本史书的大量费用，而且还让我受到他们在美国和欧洲的办事处的记者和研究人员的接待。在这些人当中，我尤其想感谢以下各位：纽约的希瑟·查普曼；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的朱莉亚·摩根；伦敦的迈克尔·伦道夫；巴黎的约翰·D. 潘尼策、约翰·弗林特、厄休拉·纳卡谢、吉泽尔·凯泽；斯图加特的已故的阿尔诺·亚力克西；阿姆斯特丹的阿尔德·范·莱伊文、扬·海因、莱斯贝斯·施蒂曼，以及扬·范·奥斯。　　一个特别的段落，必须献给弗雷德里克·凯利的孜孜不倦、勤恳精心的工作，他做了我两年的助手。他在英格兰、荷兰和美国所做的研究、采访和优秀的新闻写作，被证明是极有价值的，他为参与者拍摄的照片，不论是在当时还是在今天，也都被证明是极有价值的。　　必须向美国国防部的军事史主任办公室表达谢忱，在我进行研究的时候，办公室主任是哈尔·C. 帕蒂森准将，也必须感谢帮助我制定出军事框架的帕蒂森准将的助手们——尤其是迪特马·M. 芬克和汉娜·蔡德里克。另外一个其帮助和鼓励必须提及的人，是军事史主任办公室的查尔斯·B. 麦克唐纳，他的内容详尽的《齐格菲防线战役》（The Siegfried Line Campaign）一书，包含了对市场花园行动的优秀而又精确的叙述。我还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马丁·布卢门森的《突围与追击》（Breakout and Pursuit），他的这本书是军事史主任办公室的正式史书系列之一。而且我要再次表达对福里斯特·C. 波格博士的谢意，感谢他在军事史主任办公室的《最高统帅部》（The Supreme Command）一书中所详尽介绍的指挥结构。　　我必须对美国国防部书刊部的官员表示感谢，因为他们帮助我在美国和欧洲各地找到老兵并安排了采访，这些官员是：部主任、美国空军的小格罗弗·G. 海曼上校（已退休）；副主任、美国陆军的小查尔斯·W. 伯蒂克中校；美国空军的罗伯特·A. 韦布中校；安娜·C. 厄班德小姐；以及副官署署长办公室里的西摩·J. 波姆伦茨。　　在对德国进行研究方面，我感谢美国国防部二战档案部的下述各位：部主任罗伯特·W. 克劳斯科普夫博士、赫尔曼·G. 戈德贝克、托马斯·E. 霍尔曼、洛伊丝·C. 奥尔德里奇、约瑟夫·A. 埃弗里、黑兹尔·E. 沃德、卡罗琳·V. 穆尔，以及希尔德雷德·F. 利文斯顿。如果没有对所提供出来的德国战争日记和专著的完全理解，我就几乎不可能精确地采访德国的参与者，尤其是党卫军的指挥官们——威廉·比特里希中将，海因茨·哈梅尔少将，以及瓦尔特·哈策尔中校——他们是首次把他们对市场花园行动的描述告诉给了一个美国人。　　在荷兰，我与我的助手们从荷兰档案当局接受了最亲切的合作。我十分感激国家战争文献资料研究所所长、教授、路易斯·德容博士；档案保管员雅各布·兹瓦恩；阿纳姆空降博物馆馆长B. G. J. 德弗里斯先生；以及爱德华博士和埃米·格罗威尔德太太。在荷兰皇家陆军的军事史部，许多人让我的助手们使用了相关的研究，在那些人当中有格里特·范·奥伊恩中校、奥古斯特·克尼普肯斯中校、吉尔伯特·弗拉克斯上尉、亨德里克·希尔克马上尉。荷兰人的帮助非常详尽，我甚至被提供了市场花园行动中所涉及到的各个桥梁的比例地图、绘图和照片。尤其帮忙的是路易斯·艾恩特霍芬，他是战后荷兰的安全和情报局局长，他帮助弄清楚了科尼利厄斯笔下的荷兰间谍、“金刚”林德曼斯的故事。　　阿纳姆、奈梅亨、费赫尔和艾因霍温各市的市档案馆是极其重要的，大量背景材料在那些档案馆里找到了其发生地点，得到了验证。我十分感谢在这些中心里的下述各位：克拉斯·施哈普、安东·施坦弗、皮特·范·伊德金格博士（阿纳姆档案馆）、艾尔伯特·尤金和彼得鲁斯·施利彭贝克（奈梅亨档案馆）、扬·容格内尔（费赫尔档案馆）、弗朗斯·科尔蒂（艾因霍温档案馆）。　　在荷兰，有许多人提供了信息，其中特别应该提出的，是奥斯特贝克的扬和凯特·特尔霍斯特夫妇，以及扬和伯莎·沃斯奎尔夫妇，他们花费了几个小时的时间，同我在一起，回顾了英军第一空降师在他们村子里受磨难的最后几天的每一个细节。扬·沃斯奎尔带我去了战场，特尔霍斯特夫妇则第一次解释清楚了德里尔渡口的神秘环境。在德里尔，巴尔图森一家让我进行了几个小时的详尽采访，那些采访被证明是非常有价值的。在核对和阐释来自荷兰的采访记录方面，我也必须向一位杰出的记者表达我的感谢，他就是阿姆斯特丹《电讯报》（Telegraaf）的A. 胡格诺特·范·德林顿。如果没有他的留意，我很有可能会出许多错误。我也要感谢海军少校阿诺尔杜斯·沃尔特斯，他后来是鹿特丹的警察局长，他几乎是逐分钟地给我讲述了在厄克特将军司令部里发生的事情。在奥斯特贝克，马尔南一家提供了非同寻常的日记和采访，亨德丽卡·范·德弗利斯特也是如此，她的一丝不苟的记录，就像马尔南家的日记一样，给了伤亡人员收容站里的形势一个清晰的画面。他们的生动的记载和非同寻常的帮助，使得我能够再现那种氛围。我对他们所有人深表感谢。　　许多军方人士提供了信息，在他们当中，必须特别提出予以感谢的是詹姆斯·M. 加文将军、马克斯韦尔·D. 泰勒将军、罗伊·厄克特将军和查尔斯·麦肯齐上校——他们全都耐心地接受了数不尽的采访。还有的人帮助极大，他们是约翰·D. 弗罗斯特少将、埃里克·M. 麦凯上校、菲利浦· H. W. 希克斯准将、约翰·哈克特上将、乔治·S. 查特顿准将、戈登·沃尔什准将、布赖恩·厄克特先生；已故的斯坦尼斯劳·索萨博斯基少将；以及随军牧师G. A. 佩尔，他的笔记是一个难忘的、令人伤心的文件。布朗宁夫人（达夫妮·杜莫里埃），用她的机智和常识，证明她是一位令人愉快的通信者，并搞清楚了阿纳姆的一些谜团的真相。　　在德国，我在追踪幸存者和找到背景材料、专著和战争日记方面，得到了下述各位的巨大帮助，他们是波恩新闻信息局的布里斯讷博士；国防部的西格尔中校；军事史研究部的沃尔夫冈·冯·格鲁特博士和福里克少校；以及联邦档案局的中校、施塔尔博士。　　还有许多、许多的人，他们的支持和帮助使得这本书成为可能。我必须再次感谢我的妻子凯瑟琳，她本人就是一位作家，她对研究工作进行了组织和整理，进行了编辑，并留意我笔下的垂悬分词。而且，我衷心感谢我的好朋友帕特里克·内利根医生与威利特·惠特莫尔医生，当我病情最为严重的时候，他们一起对我进行了护理，神奇地让我康复起来，让我能继续工作下去。而且，我还要感谢杰里·科恩，他是我的主要的“吹毛求疵者”；苏珊娜·格利弗斯和约翰·托尔，他们非常仔细地阅读了手稿；安妮·巴登哈根，她是我尊重的朋友和助手；朱迪·缪斯和波利·杰克逊，她们在各个时期担任过秘书。我还要感谢我的代理人保罗·吉特林；感谢西蒙与舒斯特出版公司的彼得·施威德和迈克尔·科达，感谢他们提出的建议；感谢《读者文摘》的总裁霍巴特·刘易斯，在这个非常累人的工作的始终，他都在耐心地等待着。　　第五部 巫婆的大锅　　①环形防线东南端的巩固，在很大程度上是得益于谢里夫·汤普森上校的迅速思考。在混乱的战斗当中，9月19日从阿纳姆撤退的士兵发现自己没有领导人，汤普森迅速把他们组织起来，保卫火炮阵地面前的那最后一块高地。这些兵力，连同早些时候与他们的部队分离开来的那些兵力——大约150名滑翔机飞行团的士兵，以及他本人的炮兵，总数约800人——被称之为“汤普森部队”。这支兵力随后又得到了补充，被安排由朗斯代尔少校指挥。他们在9月20日晚些时候撤退，由汤普森部署在火炮阵地的四周。由于指挥员的改变，也由于总的形势，就这些事件而论仍然继续存在着某种混乱，但就在汤普森于9月21日负伤之前，火炮地区的所有步兵，都在后来称之为“朗斯代尔部队”的指挥之下。滑翔机飞行团的士兵则仍然在第一机降旅的指挥之下。——原注第一部 城 市　　①在有关这场战役的别的报道中，出现了有关这封电报的几种版本。上面的是最早的版本。内维尔·海中尉保留了他的记录了时间的鬼怪式通讯网的日志，并让我使用。对他的合作我深表感谢。——原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