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远的桥 译者序 在装甲部队进行大规模强攻时将要走过的这个狭窄走廊上，有五座大桥要攻占。这五座桥必须由空降部队突袭，完好无损地攻占下来。盟军第一空降集团军副司令弗雷德里克·布朗宁中将担忧的是第五座桥，它是下莱茵河上的那座关键的桥梁，坐落于一个叫阿纳姆的地方，在德军营地后面64英里。他指着地图上的阿纳姆大桥，问道:“装甲部队到达我们这里要用多少时间？”陆军元帅蒙哥马利爽快地回答道:“两天。”布朗宁仍然看着地图，说道:“我们能够坚守四天。”接着他又说，“不过，长官，我认为我们可能是要前往一座过于遥远的桥了。” ——1944年9月10日，蒙哥马利 的司令部举行了讨论市场花园 行动的最后一次会议。这里是 罗伊·E. 厄克特少将的回忆录 《阿纳姆》中的回忆。 前 言 市场花园行动，1944年9月17—24日 1944年9月17日，星期日，上午10点钟，有史以来为一次军事行动而集结起来的最大的运兵机群，从英格兰南部各地的机场起飞升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这个第263周里，盟军最高司令德怀特·戴维·艾森豪威尔将军，发动了市场花园行动，这是这场战争中最大胆而又最具想像力的作战行动之一。令人吃惊的是，这场由空降部队和地面部队发起的联合攻势，其倡导者却是盟军所有将领当中最谨慎的一位，陆军元帅伯纳德·劳·蒙哥马利。“市场”，即这次作战行动的空降方面，规模宏伟：有将近5000架战斗机、轰炸机、运输机以及2500多架滑翔机，参与了这次行动。在那个星期天，下午1：30，盟军的整整一个空降集团军，配备以车辆和装备，在一次史无前例的白天发起的袭击中，开始在德军营地的背后空降。这次大胆的、历史性的空中入侵的目标，就是纳粹占领下的荷兰。在地面，沿着荷兰与比利时边界，部署着“花园”方面的兵力，那是集结起来的英军第二集团军的坦克纵队。下午2：35，炮击之后，在战斗机群的引导下，坦克部队开始猛冲，沿着伞兵们已经夺取并保持畅通的一条战略路线，冲向荷兰的腹地。蒙哥马利的雄心勃勃的计划，旨在让部队和坦克全速穿过荷兰，像利用跳板似的跃过莱茵河，进入德国本土。蒙哥马利推论，市场花园行动就是推翻第三帝国并在1944年结束战争所需要的那个闪电般的一击。 ①党卫军分为普通党卫军和武装党卫军两种。武装党卫军又分为1. 近卫团，2. 骷髅队. 3. 战斗队。 第一部 撤 退 ①海尔德兰（Gelderland），荷兰中东部省份，与德国接壤。 第一部 城 市 1 在德里尔这个有着千年历史的荷兰村庄，人们正全神贯注地倾听着。甚至在破晓之前，烦躁不安的人们就已经从睡梦中醒了过来，百叶窗后面的灯光也亮了起来。起初人们只是意识到，有某件令人费解的事情，正在外面发生。逐渐地，模糊的印象变得隐约可见了。从远处，传来了一种隐隐约约的低沉声音。 那声音几乎难以听见，但又持续不断，一阵一阵地来到了村子里。许多人由于无法把这难以捉摸的声音辨认出来，于是在听的时候，便本能地以为那是附近的下莱茵河的流动有了某种变化。荷兰的一半国土处于海平面之下，在荷兰，水是恒久不变的敌人，而在自11世纪以前一直进行的一场永无休止的战斗当中，堤岸则是主要的武器。德里尔村位于下莱茵河的一个大的弯曲处，在阿纳姆的东南方，阿纳姆是海尔德兰① 省的首府；德里尔村始终在提醒人们，有这么一场斗争。村子北边几百码处，有一座巨大的堤岸，堤岸的上方是一条马路，堤岸在一些地方有20多英尺高，这座堤岸挡住了400码宽的不安宁的河流，保护着村子以及整个地区。但今天早晨，这条河流却并不是使人惊恐的理由。下莱茵河以它的通常的流速，每小时2英里，平静地流入北海。在这座保护性的堤岸的石壁上回荡的声音，系来自另外一个、无情得多的敌人。 当天色变亮，太阳开始驱散薄雾的时候，喧闹声也变大了。从德里尔正东方的马路上，村民们能够清晰地听见车辆行驶的声音——那声音似乎随着每一分钟的过去都变得更大。现在他们的不安变成了惊恐，因为这个声音的身份已经毋庸置疑：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这个第五个年头，在纳粹占领的51个月之后，每一个人都认出了，那是德军车队在隆隆行驶。 更加令人惊恐的，是车队的规模。有些人后来回忆说，他们以前只有一次听见过这样的车流——那是在1940年5月，德国人入侵荷兰的时候。当时，在离德里尔10到15英里的第三帝国边界上，希特勒的机械化部队蜂拥而过，驶上各条公路干线，然后迅速分散在全国各地。现在，在那些相同的马路上，车队似乎再次无穷无尽地移动着。 奇怪的声音来自最近的一条公路干线——那是一条双车道的公路，它把位于下莱茵河北岸的阿纳姆，与8世纪建成的奈梅亨市连接了起来，奈梅亨坐落在宽阔的瓦尔河上，在南边11英里处。与汽车发动机的低沉的颤动声形成对照的是，人们能够清楚地辨认出一些独特的声音，它们奇特地与军事车队格格不入——那是马拉的四轮运货车的车轮的刺耳的刮擦声，数不清的自行车的啪啪作响声，以及缓慢、凌乱的拖着脚步的行走声。 这是一种什么样的车队？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它要前往何方？在战争中的这个时刻，荷兰的未来大有可能依赖于对那个问题的回答上。大多数人认为，车队运送着大量的增援部队——他们不是涌进荷兰来增援驻军，就是匆匆赶往南方，以阻止盟军的前进。盟军已经以引人注目的速度，解放了法国北部，现在他们正在比利时作战，据说已经逼近首都布鲁塞尔，而布鲁塞尔离这里不到100英里。始终有谣传说，强大的盟军装甲部队正在朝荷兰边界大举猛攻。不过车队正在朝哪个方向行驶，德里尔却没有一个人能够有把握地说出。距离的遥远和声音的扩散，使得正确判断成为不可能。而且由于宵禁，村民也不能走出家门去打听。 他们被心中无数疑问折磨着，只能等待。他们不可能知道，就在破晓之前，构成小小的德里尔村的德军驻军的3名年轻士兵，全都已经骑着偷来的自行车离开了村子，消失进了雾霭之中。村子里再也没有任何军事当局，来推行宵禁的规章制度了。 人们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因而仍然呆在家里。但他们当中的那些更加好奇的人，已不耐烦等待，于是决定冒险打电话。年轻的科拉·巴尔图森的家在霍宁斯旷野街12号，隔壁就是她家的果酱工厂，她在家里给在阿纳姆的朋友们打了电话。她几乎无法相信他们的亲眼目睹的报告。车队并不是前往南方，或赶赴西部前线。就在这个薄雾蒙蒙的清晨，在1944年9月4日，德国人以及他们的支持者们似乎是在逃离荷兰，是在使用能够移动的一切交通工具逃跑。 科拉认为，每一个人原先预计要发生的那场战斗，现在将会离他们而去。她错了。德里尔本来是个无足轻重的村庄，迄今为止还没有被战斗触动，对德里尔村来说，战争刚刚开始。 2 南方50英里处，在靠近比利时边界的城镇和村庄里，荷兰人兴高采烈。他们难以置信地注视着，在法国北部和比利时遭到重创的希特勒军队的余部，正在川流不息地从他们的窗外经过。崩溃似乎是个传染病，除了部队之外，成千上万的德国平民和荷兰纳粹也在撤离。而且对这些逃跑的部队来说，所有的马路似乎全都通向德国边界。 由于撤退开始得非常缓慢——开始的时候只有稀稀落落的参谋车和普通车辆在越过比利时边界——因而没有几个荷兰人能够精确说出，撤退是何时开始的。有些人认为，撤退开始于9月2日，有些人认为是3日。但到4日的时候，德国人以及他们的追随者们的调动，就已经呈现出溃败的特征，那是一种发疯似的集体大逃亡，它在9月5日达到了顶峰。后来在荷兰历史中，那一天被称为“发疯的星期二”（Dolle Dinsdag）。 惊恐和无序似乎就是德国人逃跑的特色。每一种交通工具都派上了用场。从比利时边界向北，直到阿纳姆以及阿纳姆以北，马路上挤满了卡车、公共汽车、参谋车、半履带式车辆、装甲车、马拉的农家大车，还有用木炭和木料提供动力的平民的汽车。在整个杂乱无序的车队里，到处都有成群的疲惫不堪、满身尘土的士兵骑着匆匆征用来的自行车。 甚至还有更加古怪的运输形式。在比利时边界北边几英里处的瓦尔肯斯瓦德镇，人们看见，满身重负的德国士兵，在吃力地踏着儿童的踏板滑车前行。在60英里以外的地方，在阿纳姆，成群的人站在阿姆斯特丹路上，注视着两匹步履艰难的农用马，拖着一辆巨大的银黑色灵车缓缓经过。灵车放置棺材的地方，挤坐着20来个衣冠不整、精疲力竭的德国人。 在这些可怜的车队当中步履蹒跚的，是来自多个部队的德国士兵。有穿着黑色的作战服、没有了坦克的装甲兵；有德国空军，那些不是在法国就是在比利时遭受了重创的德国空军，所剩余的人员大概就是这些了；有来自20多个师的德国国防军的士兵；还有武装党卫军① 士兵，他们的骷髅画① 徽章是一种令人毛骨悚然的身份证明。圣奥登罗得的年轻的威廉明娜·科彭斯，看着这些显然无人带领、神情茫然的部队毫无目的地前进，心中想:“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并不知道他们在什么地方，甚至不知道要到哪里去。”令在旁边观看的荷兰人感到既辛酸又好笑的是，有一些士兵连方向都搞不清楚，还要询问到德国边界怎么走。工业城市艾因霍温②，是特大企业菲利浦电器公司③ 的所在地，那里的市民听见来自比利时的低沉炮声，已经有好几天的时间了。现在，人们注视着吃了败仗的德军的残兵败将挤满马路，暗自预料盟军部队不出几个小时就会到达，德国人也这么认为。弗朗斯·科尔蒂是市政府财政局的一位24岁的雇员，在他看来，这些部队无意奋力抵抗。从附近的机场传来爆炸的轰响声，那是工兵在炸毁机场跑道、军火临时存放处、汽油储存罐和飞机库。透过在城市上空飘浮过去的一层烟幕，科尔蒂看到，一个个小分队的士兵正在忙碌，把架设在菲利浦电器公司大楼屋顶上的沉重的高射炮卸下来。 在整个地区，从艾因霍温向北，一直到奈梅亨市，德国工兵都在努力工作。小学教师科内利斯·德维瑟尔看到，在流经费赫尔市南边的南威廉斯瓦特运河，一艘满载货物的驳船被炸飞了，飞机发动机的部件飞了起来，就像一阵致命的弹片雨。不远处，在乌登村，45岁的汽车车身制造商约翰内斯·德格鲁特，正和家人一起注视着这场撤退，这时德国人放火烧掉了离他家不到300码远的一座以前的荷兰兵营。几分钟以后，存放在兵营里的重型炸弹爆炸了，炸死了德格鲁特的四个孩子，他们的年龄从5岁到18岁不等。 在像艾因霍温这样的地方，学校大楼成了火海，由于不允许消防队前去救火，因而一片片的街区被烧毁了。不过与在马路上逃跑的队列形成对照的是，有证据表明，工兵们是在按照某个确定的计划行事。 在逃亡者当中，最惊恐、混乱的莫过于平民了，那是德国、荷兰、比利时和法国的纳粹。荷兰人丝毫也不同情他们。在圣奥登罗得的农民约翰内斯·赫尔森看来，他们显得是“吓呆了”，而且他满意地想到，他们有理由吓呆，因为由于盟军“在他们的脚跟后猛追，这些卖国贼知道，斧头节（Bijltjesdag）到了”。① 荷兰纳粹和德国平民的惊恐万状的逃跑，是由在荷兰的那位帝国特派员（Reichskommissar）所引发的，此人便是臭名昭著的52岁的阿图尔·赛易斯-英夸特博士，同时也是被那位野心勃勃而又残暴的荷兰纳粹党领袖安东·穆瑟特引发的。赛易斯-英夸特焦虑不安地注视着在法国和比利时的德国人的命运，于是在9月1日命令，德国平民疏散到荷兰的东部，到距离帝国边界更近一些的地方。50岁的穆瑟特亦步亦趋，向他的荷兰纳粹党的党员们发出了警报。赛易斯-英夸特和穆瑟特本人，就在首先离开的人们之中：他们从海牙向东撤离，来到阿珀尔多伦，阿珀尔多伦在阿纳姆以北15英里处。② 穆瑟特匆忙地把家人送到更靠近帝国的地方，把他们安置在边界地带的特文特，特文特在上艾瑟尔省③。起初，大多数德国的和荷兰的平民在搬家时还是从容不迫的，然后一连串的事件产生了混乱。9月3日，英军攻占了布鲁塞尔，第二天安特卫普陷落。现在，英国人的坦克和部队离荷兰边界只有几英里远了。 在这些令人震惊的胜利之后不久，荷兰的年迈女王威廉明娜，从伦敦发表广播讲话，告诉她的人民，解放在即。她宣布，她的女婿伯恩哈德亲王殿下，已经被任命为荷兰武装部队总司令，他也将领导所有的地下抵抗组织。这些派别包括三个明显不同的组织，在政治上既有左派，也有极右派，现在他们将聚集在一起，正式的名称是内政部队（Binnenlandse Strijdkrachten）。33岁的伯恩哈德亲王，是王位继承人朱莉安娜公主的丈夫，他在女王宣布之后，也发表了自己的广播讲话。他要求地下抵抗组织准备好臂章，臂章上“用清晰的字母展示出‘橘子’一词”，但“没有得到我的命令”不得佩带它们。他告诫他们：“在当前的热情中切勿采取草率而又独立的行动，因为这些行动将会使你们自己以及正在进行的军事行动处于困境。” 接下来，盟军最高司令德怀特·D. 艾森豪威尔将军发表了一个特别的广播演说，证实自由在即。“荷兰等待了这么久的解放的时刻，现在已非常接近了。”他许诺说。这些广播发表后没过几个小时，那个最为乐观的声明发表了，是荷兰流亡政府的首相皮特·S. 格布兰迪发表的。他告诉他的听众:“现在盟军在其不可抗拒的推进中，已经越过了荷兰边界……我要求你们所有的人，竭诚欢迎盟军来到我们的祖国。” 荷兰人欣喜若狂，荷兰的纳粹们则在逃命。安东·穆瑟特一直吹嘘说，他的党有5万多名纳粹。在荷兰人看来，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他们似乎是全都同时起程了。在荷兰各地的几十个城镇和村庄里，纳粹任命的镇长和官员们突然拔腿便跑——不过往往是要求先拿到工资以后再逃跑。艾因霍温市市长以及他的一些官员，坚持要拿到工资。市政府办事员杰拉杜斯·勒基尤斯认为，他们的姿态荒唐可笑，不过对于发给他们工资后解雇他们，他甚至并没有感到不舒服。看到他们“把所有的东西都装上车”匆匆出城，他心中纳闷:“他们能走多远？他们能到哪里去？”银行也发生了挤兑。尼古拉斯·范·德韦尔德是一位24岁的银行职员，9月4日，星期一，他去瓦赫宁恩镇上班的时候，看见排成了队的荷兰纳粹在银行的外面等候。银行的门一开，他们便匆匆撤销账户，同时把贵重物品存放箱里面的东西全部取出来。 火车站人满为患，到处是极度惊恐的平民。开往德国的火车挤得满满当当。有一列火车抵达阿纳姆，年轻的弗朗斯·维辛在走下火车的时候，被争先恐后要上车的人海吞没了。人们是如此行色匆匆，结果在火车离开之后，维辛看见堆积如山的行李被丢弃在站台上。在奈梅亨西边的泽坦村，学生保罗·范·维利看见，荷兰纳粹们挤在火车站里，整天等待开往德国的火车，可是火车根本没来。女人和孩子在哭叫，在范·维利看来，“候车室就像一个废旧杂物店，里面全是游民”。在每一个城镇，都有类似的事件。荷兰通敌者们用凡是能够移动的东西逃跑。市政建筑师威廉·蒂曼斯从他的位于阿纳姆大桥附近办公室的窗子看到，荷兰纳粹们“疯狂地爬”上一艘驳船，沿着莱茵河向帝国驶去。 随着时间一个小时又一个小时地过去，车辆行人越来越多，甚至在天黑以后这种情况也在继续。德国人急切地要抵达安全地带，结果在9月3日和4日的夜晚，士兵们完全置盟军的空袭于不顾，在某些十字路口竖起了探照灯，许多超载的车辆缓慢通过，车辆前灯的强光令人目眩。德国军官们似乎已经失去了控制。安东·莱特维尔医生是阿纳姆的一位全科医生，他看见士兵们扔掉步枪——有些士兵甚至试图把他们的武器卖给荷兰人。朱珀·穆塞拉斯是一位十几岁的少年，他看见一个中尉试图叫一辆实际上空空如也的军车停下来，但司机却对这个命令视而不见，径直开了过去，气得那位军官拔出手枪，失去理智地朝着鹅卵石地面开火。 到处都有士兵试图开小差。在埃尔德村，18岁的办事员阿德里阿努斯·马里纳斯注意到，有一个士兵从卡车里跳了下来，朝一个农场跑去，消失了。后来马里纳斯得知，那个士兵原本是一名俄国战俘，后被招兵，当了德国国防军。离奈梅亨两英里的地方，在位于瓦尔河北岸的伦特村，弗朗斯·休伊金医生在例行巡诊的时候，看见有士兵在讨要老百姓的衣服，而村民们拒绝了。在奈梅亨，逃兵们却并非这么卑躬屈膝，许多类似情况中，他们是用枪逼着对方交出衣服来。威廉姆斯·彼得斯牧师是一位40岁的加尔默罗会① 修士，他看见士兵们匆匆脱下制服，换上套装，然后步行前往德国边界。“德国人对战争完全厌倦了，”阿纳姆的林业督察长加里特·梅姆林克回忆道，“他们正在尽最大的努力躲避宪兵队。” 由于军官们失去了控制，军纪也就荡然无存。成群结帮的无法无天的士兵们偷窃马匹、马车、汽车和自行车。有的士兵用枪威逼着农民，要他们用自己的马车把他们拉到德国去。荷兰人看见，在整个车队里，在卡车、农用马车、手推车——甚至还有逃兵们推着的婴儿车——的上面，高高地堆放着从法国、比利时和卢森堡偷来的赃物。赃物从雕像和家具，到女式内衣裤，无奇不有。在奈梅亨，士兵们试图出售缝纫机、成卷的布匹、油画、打字机——有一名士兵甚至还用一个大笼子装了一只鹦鹉出售。 在撤退的德国人当中，不可或缺的是酒。离德国边界不到5英里的地方，在格鲁斯贝克镇，赫尔曼·霍伊克神父注意到，有一些马拉的大车装载着大量的葡萄酒和烈性酒，车辆已是不堪重负。在阿纳姆，赖因霍尔德·戴伊克牧师发现，喧闹的德国国防军坐在一辆卡车上，喝着一个巨大的酒桶里的葡萄酒，那酒桶显然是他们老远从法国带来的。16岁的阿加莎·舒尔特是阿纳姆市医院总药剂师的女儿，她确信，她所看见的士兵，大多是醉醺醺的。那些士兵将成把的法国和比利时硬币扔给小孩子们，而且试图把一瓶瓶的葡萄酒、香槟酒和法国干邑白兰地卖给成年人。她的母亲亨德丽娜·舒尔特生动地回忆说，她看见有一辆德国卡车装载着另外一种赃物，那是一张大的双人床——而且床上还有一个女人。① 除了从南方赶来的成群结队的掉队者之外，从荷兰的西部和沿海，也来了大量的德国人和平民。行人车辆像洪水泛滥一样，穿过阿纳姆，朝东前往德国。在阿纳姆的经济发达的郊区奥斯特贝克，38岁的化学工程师扬·沃斯奎尔正躲藏在他岳父家里。在得知自己被列在荷兰人质的名单里，将被德国人逮捕之后，他便从他的20英里之外的海尔德马尔森镇的家里，带着妻子伯莎和9岁的儿子逃了出来。他来到奥斯特贝克的时候，正赶上看见这场撤离。扬的岳父告诉他，不要“再担心德国人了，现在你不必‘躲藏’了”。沃斯奎尔朝下面看着奥斯特贝克的大街，只见“全然的混乱”。有几十辆装满德国人的卡车首尾相接，“全都是危险超载”。他看见，士兵们“骑着自行车，拼命踩着踏板，车把手上挂着手提箱和旅行袋”。沃斯奎尔确信，不出几天的时间战争就将结束。 在阿纳姆，坐落着一座气势宏大的圣优西比乌斯教堂②，该教堂建于15世纪，有一个高305英尺的著名塔楼。扬·迈恩哈特就是这座大教堂（Grote Kerk）的司事。他看见德国佬（Moffen，这是荷兰人给德国人起的绰号，相当于英语中的Jerry）鱼贯而行穿过市区，“四人并排，朝德国的方向走去”。有些德国佬显得年老体衰。在附近的埃德村，一个上了年纪的德国人，恳求青年鲁道夫·范·德奥，请他通知他在德国的家人，就说他们见过面。“我有心脏病，”他又说，“大概活不了多久了。”卢西亚努斯·弗罗曼是阿纳姆的一位十几岁的少年，他注意到，德国人筋疲力尽，“没有剩下一点战斗精神或者自豪感”。他看见，军官们试图在一片混乱的士兵当中恢复秩序，但收效甚微或者根本不起效果。有些荷兰人叫喊道:“滚回去！英国人和美国人几个小时以后就要到这里了。”对此他们甚至都没有反应。 皮特·德格拉夫医生是一位44岁的外科医生，他注视着德国人从阿纳姆向东边移动，心中确信，他是看见了“德国军队的末日，看见了德国军队的显而易见的崩溃”。而中学数学教师苏塞·范·茨韦登，则有一个特殊的理由要记住这个日子。她的丈夫约翰是一位受人尊敬的著名雕塑家，因为藏匿荷兰犹太人，自1942年就被关在达豪集中营里①。现在他可能很快就要被释放了，因为显然战争几乎结束了。苏塞决心要目睹这个历史性的时刻——德国人的离开和盟军解放者的到达。她的儿子罗伯特年纪太小，难以理解正在发生的事情，但她决定要带她的9岁的女儿索尼娅进城。当苏塞给索尼娅穿衣服的时候，她说道:“这是你一定要看看的事情。我要你尽力一辈子都记住它。” 到处的荷兰人都欢欣鼓舞。荷兰国旗露面了。富于创业精神的商人们，把带有橘子图案的小徽章和储备量很大的缎带，卖给充满渴望的人群。在伦库姆村，人们在当地的布店里抢购，经理约翰内斯·斯努克忙着剪橘色缎带，他能剪得多快，就能卖得多快。令他感到惊讶的是，村民们当场就把缎带结成蝴蝶结，骄傲地用别针别在衣服上。约翰内斯是地下抵抗组织的成员，他认为“这有点过分”。为了避免村民过激遗祸，他不卖缎带了。他的妹妹玛丽亚受到这种兴奋的感染，在她的日记里快乐地写道:“街道上的那种情绪，好像在过女王节（Koninginnedag）一般。”欢呼的人群站在人行道上，叫喊“女王万岁！”人们唱着荷兰国歌《威廉颂》（Wilhelmus）和歌曲《橘子至高无上！》（Orange Boven！）。修女安东尼娅·斯特兰茨基和克里斯廷·范·戴伊克，供职于阿纳姆市圣伊丽莎白医院，她俩骑着自行车来到市内的主要广场费尔珀广场，一路长袍飘扬。在广场里，一个个咖啡馆外面的露天平台人头攒动，她们也加入了进去，和大家一起啜饮着咖啡，吃着马铃薯饼，而与此同时，德国和荷兰的纳粹们正川流不息地从旁边经过。 在奈梅亨的圣卡尼修斯医院①，修女M. 多塞特·西蒙斯看见，护士们在女修道院的走廊里欢快地跳着舞。人们把藏了好久的收音机拿了出来，一边注视着窗外的洪水泛滥般的撤退人流，一边好多个月以来第一次公开收听广播，那是伦敦的英国广播公司的橘子无线电台的荷兰语特别节目。圣奥登罗得的果农约翰内斯·胡尔克斯，听了广播激动万分，结果竟没有发现，在他家后面的一群德国人，把他家的几辆自行车偷走了。 在许多地方，学校关门，工作停止。在瓦尔肯斯瓦德，雪茄厂的工人们立刻离开机器，蜂拥来到街道上。在政府所在地海牙，电车停驶。在首都阿姆斯特丹，气氛既紧张，又如梦幻一般。办公室都关了门，股票交易停止。通衢大道上的军队，突然没有了踪影，而德国和荷兰的纳粹，则围住了中央车站。在阿姆斯特丹、鹿特丹和海牙的郊外，成群的人们举着旗帜，拿着鲜花，站在通往城市的主要马路边——希望自己能够成为最先看到英军坦克从南方驶来的人。 随着每一个小时的过去，谣传也在增长。在阿姆斯特丹，有许多人认为，英国部队已经解放了海牙，而海牙离海岸不远，在阿姆斯特丹西南大约30英里的地方。而在海牙，人们则认为，离他们15英里的那个伟大的鹿特丹港②，已经被解放了。乘坐火车旅行的人，每次火车停下，就听到一个不同的故事。其中的一位旅客亨利·佩伊南堡，是一位25岁的抵抗组织领导人，他正从海牙前往他在奈梅亨的家，这是一段不到80英里的距离。在旅行开始的时候，他便听说，英国人已经进入了古老的边境城市马斯特里赫特。在乌得勒支他被告知，英国人已经到了鲁尔河蒙德。然后，在阿纳姆，人们又向他保证说，英国人已经攻占了芬洛，芬洛离德国边界只有几英里远。“当我终于到家的时候，”他回忆说，“我本来以为会看见盟军在街上，但我所看到的全都是正在撤退的德国人。”佩伊南堡感到既糊涂又不安。 还有别的人和他一样关注形势——在海牙秘密举行会议的地下抵抗组织最高指挥部尤其如此。他们紧张地注视着事态发展，在他们看来，荷兰似乎就站在自由的门槛上。盟军的坦克能够轻而易举迅速穿越国土，从比利时边界直达须得海①。地下抵抗组织确信，那个穿过荷兰，跨越莱茵河并进入德国的“通道”，已经敞开了大门。 抵抗组织的领导人知道，德国人实际上已经没有了能够阻止盟军坚定的大规模强攻的作战兵力。对于那一个软弱而又人员配备不足的师，他们不屑一顾，那个师由老年人组成，守卫着沿海的防御工事（自1940年以来他们就一直坐在水泥地堡里，一枪都没有放过）。对于别的不入流的部队，他们也几乎不屑一顾，那些部队的作战能力大可令人怀疑，其中有荷兰的党卫军、匆匆组成的卫戍部队、康复期病人和体检不合格的人——那些康复期病人和体检不合格的人所组成的部队，被恰如其分地称为“胃营”和“耳朵营”，因为他们中的大多数人，不是患有胃溃疡，就是耳背。 在荷兰人看来，盟军的行动意图似乎是明显的，入侵在即。但盟军的胜利，却依赖于英军从南方发起的大规模强攻的速度，而有关这一点，地下抵抗组织最高指挥部感到困惑：他们无法确定盟军的挺进到底到了什么程度。 格布兰迪首相的声明说，盟军的部队已经越过了边界，但这话是否确凿，调查起来却又绝没那么简单。荷兰是个小国——面积只有爱尔兰的大约三分之二——但人口密集，有900多万人，德国人要控制颠覆活动，也就有了困难。在每一个城镇和村庄，都有地下抵抗力量的基层组织。虽说如此，但传递情报却是危险的。主要的方法，同时也是最危险的方法，就是打电话。在情况紧急的时候，抵抗组织的领导人使用复杂的电路、秘密的线路和密码消息，在全国各地通电话。这样一来，在这个重要时刻，地下组织的官员们没出几分钟便知道，格布兰迪的声明为时过早了——英军部队并没有越过边界。 橘子无线电台的其他广播则是进一步乱上添乱。在12个小时多一点的时间里，英国广播公司的荷兰语节目有两次（一次是在9月4日晚上11：45，一次是在9月5日的上午）宣布，离比利时边界7英里远的荷兰城市布雷达，这座要塞城市，已经被解放了。消息迅速传开。秘密印刷的报纸立即准备了解放专号，报道“布雷达的陷落”。不过阿纳姆地区抵抗力量的领导人、38岁的皮特·克鲁伊夫，却对橘子无线电台的新闻快报深表怀疑。克鲁伊夫的小组是国内技能最精湛、纪律最严明的小组之一。他立即让他的通信专家约翰内斯·施泰因福特核对这个报道，施泰因福特是一家电话公司的年轻的仪器制造工人。施泰因福特迅速与一条秘密电路接通，与在布雷达的地下组织取得了联系，结果他成了最先得知那个痛苦的真相的人之一：那座城市仍然在德国人的掌握之中。没有一个人看见过盟军部队，不论那是美国人还是英国人。 由于谣传泛滥，因而许多抵抗小组匆匆聚集起来，讨论该怎么办。尽管伯恩哈德亲王和盟军远征军最高司令部已经提醒人们，不要发动大起义，但一些地下组织成员已经没有耐性了。他们相信，到了该直接面对敌人，从而帮助挺进的盟军的时候了。显然，德国人害怕大造反。地下组织注意到，在撤退的队列中，卫兵现在是坐在汽车的挡泥板上，步枪和冲锋枪随时准备射击。抵抗力量的许多人并没有被吓住，而是急于战斗。 在奥斯特贝克西北几英里处的埃德村，25岁的梅诺·托尼·德努易，试图说服他的小组的领导人比尔·维尔德布尔发动袭击。托尼争论说，一旦盟军入侵，这个小组就应该接管埃德村，这是老早以前的计划了。埃德村的营房，原先是用来训练德国海军陆战队的，现在实际上已是空无一人。德努易想占领那些建筑。年纪比他大的维尔德布尔，原先是荷兰陆军的一名军士长，他不同意这么做。“这个形势我信不过，”他告诉德努易，“时机尚不成熟，我们必须等待。” 并非地下组织的所有活动都被控制住了。在鹿特丹，地下组织的成员占领了自来水公司的办公室。就在荷兰比利时边界，在阿克瑟尔村，村公所连同其古老的护城墙被攻占了下来，几百名德国士兵向平民战士投降。在许多城镇里，许多纳粹官员在试图开溜的时候被抓住。阿纳姆以西的沃尔夫黑策村，主要以其精神病院而闻名，在这个村子里，当地的警察局长在他的车里被抓住了。他被临时关在最近的现成住所，也就是疯人院，准备在英国人“到达的时候”被交出去。 这些都是例外。总的看来，地下组织保持着平静。然而在各处，他们都利用这个混乱的局面，为盟军的到达做着准备。在阿纳姆，42岁的夏尔·拉布谢尔是一个古老的法国家族的后裔，他积极参加一个情报组织的活动，忙得无暇理会谣传。他与几个助手一起，坐在阿纳姆大桥附近的一个办公室的窗子边，一个又一个小时地注视着，他们看见德国部队在朝东和东北方向开拔，沿着泽文纳尔公路和聚特芬公路前往德国。拉布谢尔的任务，就是估计部队的人数，如果可能的话便把部队辨认出来。他记下来的极其重要的情报，由信使送到阿姆斯特丹，再从那里经由一个秘密网络送到伦敦。 在奥斯特贝克郊外，年轻的扬·埃以克尔霍夫毫不张扬地穿过人群，骑着自行车走遍了整个地区，把伪造的食品配给证交给那些躲避德国人的荷兰人。57岁的约翰努斯·彭西尔，是阿纳姆的一个地下小组的领导人，人称“老头儿”，他已经使他在部下当中成为传奇人物的那种诡计多端的方式，作出了反应。他断定，到了该转移他的武器库的时候了。在到处都是德国部队的情况下，他和几个精心挑选出来的助手，公开驾驶着一辆面包店的箱式运货车，沉着地来到市医院，武器就藏在市医院里。他们迅速把武器包在棕色的纸里，把隐藏的武器全都运送到彭西尔的家里。从他家的地下室的窗子能把主广场看得一清二楚，很是方便。彭西尔和他的副手图恩·范·达伦都认为，到时候这就是一个可以向德国人开火的完美阵地。他们的这个军事分支的名称是“使用暴力的小伙子”（Landelyke Knokploegen），他们决心要不辜负这个称号。 在各个地方，这支庞大的地下军队的男女成员都做好了作战的准备；而在南部的城镇和乡村里，有人认为，荷兰的部分地区已经被解放了，他们于是跑出家门，准备欢迎解放者。在位于奈梅亨东南的奥斯村，蒂伯修斯·努德米尔神父看到兴高采烈的人群，心中想，空气中有着一种疯狂。他看见，人们怀着庆祝的心情互相拍着肩膀。他把在马路上行走的垂头丧气的德国人与欢欣鼓舞的荷兰旁观者进行了对照，特别提到，“一方面是怕得要死，另一方面却是发疯的、无限的欢乐”。这位不喜形于色的荷兰牧师回忆说:“没有一个人的行为是正常的。” 随着时间的过去，许多人愈加焦虑不安。在奥斯特贝克的主要大街的那家药店里，卡雷尔·德维特就开始担忧了。他告诉他的妻子兼主药剂师约翰娜，他无法理解，为什么盟军的飞机还没有攻击德国人的车辆和行人。弗朗斯·舒尔特是一位退役的荷兰少校，他认为这种普遍的热情为时尚早。德国人似乎是惨败了，对此舒尔特的弟弟和弟媳欣喜若狂，但舒尔特却并不以为然。“情况会恶化，”他告诫说，“德国人远没有被打败。信我的话吧，如果盟军想要渡过莱茵河的话，我们会看到一场恶战的。”3 希特勒所采取的关键措施已经启动。9月4日，在位于东普鲁士拉斯滕堡的格尔利茨森林深处的元首司令部里，69岁的陆军元帅格尔德·冯·伦德施泰特准备前往西方前线。他本没有料到会得到新的任命。 冯·伦德施泰特原本被迫退休，这次又被突然召来，于四天之前奉命赶到拉斯滕堡。两个月以前，也就是7月2日，他还是西线总司令（用德国的军事术语来说，是Oberbefehlshaber West），冯·伦德施泰特从来没有打过一次败仗，当时他正在试图处理德国在这场战争中的最大的危机——盟军诺曼底入侵的后果，而就在这时希特勒撤了他的职。 有关怎样才能最好地应对那个威胁，元首与德国最杰出的军人从未取得一致。盟军诺曼底入侵以前，在呼吁派增援部队的时候，冯·伦德施泰特直言不讳地告知希特勒的司令部，也就是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部（Oberkommando der Wehrmacht），西方盟军在兵力、装备和飞机上占有优势，因而“想在哪里登陆，就能在哪里登陆”。希特勒则宣告，并非如此！大西洋墙，也就是那个建成了一部分的沿海防御工事，绵延几乎有3000英里，从（在挪威芬兰边界的）希尔克尼斯①，直达（法国西班牙边界上的）比利牛斯山脉。希特勒吹嘘说，这个大西洋墙将使得“这个前线对任何敌人来说都固若金汤”。冯·伦德施泰特太清楚了，这些防御工事与其说是事实，毋宁说是宣传。他用一个词总结了大西洋墙:“花招。” 传奇人物陆军元帅埃文·隆美尔，以其战争初年在北非沙漠里所取得的胜利而闻名于世，他被希特勒派去，在冯·伦德施泰特的手下指挥B集团军群，他也同样对元首的自信深表震惊。在隆美尔看来，这些沿海防御工事是“希特勒想象出来的仙境（Wolkenkuckucksheim）”。有贵族气派、拘泥传统的冯·伦德施泰特，与年轻而又雄心勃勃的隆美尔，大概是第一次发现他们意见一致。然而，在另外一点上，他们有了冲突。1942年在阿拉曼，隆美尔的非洲军团被英国的蒙哥马利打败，对此隆美尔一直耿耿于怀，而且他深知盟军的入侵将会是什么样子，因而他认为，必须在海滩上阻止入侵者。冯·伦德施泰特冷冰冰地表示不同意这位晚辈的意见——他挖苦地把这位晚辈称为“乳臭未干的元帅”（Marschall Bubi）；他力主，应该在盟军部队登陆之后再消灭他。希特勒支持隆美尔的意见。在D日①，尽管隆美尔的即兴发挥才华横溢，但盟军部队还是在几个小时之内便攻破了这堵“固若金汤的”墙。 在随后的可怕的日子里，盟军在诺曼底战场几乎拥有完全的优势，这令冯·伦德施泰特不知所措，他同时也受制于希特勒的“不得撤退”的命令，（“每一个人都必须在他站着的地方战斗到死”），所以他的整个硬撑着的防线处处破裂。他不顾一切地填补裂隙，但尽管他的部下奋力作战，进行反击，其结局却从未有人认真地怀疑过。冯·伦德施泰特既不能“把入侵者赶到海里，”也不能“歼灭他们”（引语是希特勒的话）。 7月1日晚，当诺曼底战役进行到高潮的时候，希特勒的参谋长、陆军元帅威廉·凯特尔，给冯·伦德施泰特打了电话，伤心地问道:“我们该怎么办？”冯·伦德施泰特天生直言不讳，他厉声说:“结束这场战争，你们这些傻瓜。你们还能做什么？”在听到这话之后，希特勒的评论是温和的:“那个老头已经失去勇气了，再也控制不住局势了。他得离开。”24个小时以后，在一张客气的手写的条子上，希特勒告知冯·伦德施泰特，“考虑到你的健康，以及在不远的将来会有更大的压力，”他被解除了指挥权。 冯·伦德施泰特是德国国防军中的元老，是最可靠的陆军元帅，他对此不能相信。在5年的战争中，他的军事天才为第三帝国立下了不朽功勋。1939年，希特勒冷酷地进攻了波兰，从而引发了那场最终席卷整个世界的冲突，当时冯·伦德施泰特就清楚地展现了德国进行征服的模式——闪电战（Blitzkrieg）——在不到一个星期的时间里，他的装甲部队便到了华沙的郊外。一年以后，希特勒转向西方，以令人震惊的速度击溃了西欧的大部分国家，当时冯·伦德施泰特率领着整整一个装甲集团军。而在1941年，当希特勒进攻俄国的时候，他又是在最前线。现在，冯·伦德施泰特的事业和声望都处于险境，他义愤填膺，告诉他的参谋长京特·布卢门特里特少将，他被“一位业余战略家免职了，从而名誉扫地”。他怒气冲冲地说，那个“波希米亚下士，为了找到一个替罪羊，用我的年纪和身体有病作为借口免除了我的职务”①。冯·伦德施泰特已经计划，倘若放手让他干的话，他要缓慢地撤退到德国边界，他曾扼要地向布卢门特里特讲述了他的计划，也就是在撤退期间，他将会“对所放弃的每一英尺土地，让对方付出可怕的代价”。但是，正如他向他的参谋们多次讲到的，由于“来自上级的”不断“指导”，他作为西线总司令的惟一权威，也就是“更换门前的警卫”。② 冯·伦德施泰特被再次召回，于8月底来到拉斯滕堡的“狼穴”（Wolfsschanze），这个名字是希特勒起的，从那个时刻开始，在元首的邀请下，冯·伦德施泰特参加了每天的情况通报会。按照作战局副局长瓦尔特·沃利蒙特上将的说法，希特勒热情地欢迎他的这位资深的陆军元帅，以“少有的羞怯和尊敬”对待他。沃利蒙特也注意到，在冗长的会议的整个过程中，冯·伦德施泰特只是坐着，“动也不动，只说单音节的字”。①这位思考周密、注重实效的陆军元帅无话可说。局势令他深感震惊。 情况通报清楚地表明，在东方，苏联红军现在拥有了一个1400多英里长的前线，从北方的芬兰一直延伸到波兰的维斯瓦河，又从维斯瓦河延伸到在罗马尼亚和南斯拉夫的喀尔巴阡山脉。事实上，俄国的装甲部队已经到达了东普鲁士的边界，离元首的司令部还不到100英里。 冯·伦德施泰特看到，在西方，他的最大的恐惧已经变成了现实。一个又一个的师现在被消灭了，整个德军防线绝望地后撤。殿后作战的部队虽然被包围了，切断了联系，但仍然固守在极其重要的港口里，比如敦刻尔克、加来、布洛涅、勒阿弗尔、布勒斯特、洛里昂和圣纳泽尔，这迫使盟军继续从远方的入侵海滩进行补给。然而现在，随着欧洲最大的深水海港之一——安特卫普的突然而又令人目瞪口呆的被攻占，盟军可能已经很好地解决了他们的补给问题。冯·伦德施泰特还注意到，那个经由他本人和其他人而臻于完美的闪电战战术，正在被艾森豪威尔的军队借用，且带来了毁灭性的效果。陆军元帅瓦尔特·莫德尔，那位54岁的德军新任西线总司令（他于8月17日接任），显然没有能力从混乱中带来秩序。他的前线已经被撕开了，大规模强攻穿过比利时前往荷兰的英军第二集团军和美军第一集团军的坦克部队，在他的北部前线中劈出了一条通路。而在阿登高地的南边，乔治·S. 巴顿将军所率领的美军第三集团军的装甲部队，正在朝梅斯和萨尔河地区进发。在冯·伦德施泰特看来，局势不再仅仅是不祥的了，那是灾难性的。 他有充足的时间老是想那个不可避免的结局。转眼四天过去了，希特勒才让冯·伦德施泰特私下觐见他。在等待的时候，这位陆军元帅呆在一个以前的乡村客栈里，该客栈专供高级军官使用，位于巨大的司令部的中心——司令部由一群带有地下设施的木屋和水泥地堡组成，周围围着铁丝网。冯·伦德施泰特对这个耽搁感到不耐烦，于是便朝参谋长凯特尔发泄。“为什么把我召来？”他质问道，“现在玩的是什么游戏？”凯特尔无法告诉他，除了无伤大雅地提到陆军元帅的健康状况之外，希特勒并没有告诉凯特尔特别的原因。在7月的时候，希特勒基于“健康的理由”，而解除了冯·伦德施泰特的职务，这个理由本来是他编出来的，但现在他似乎确信冯·伦德施泰特的健康确实有问题。因而对凯特尔，希特勒只是说:“我想看看老人家的健康是否好转了。” 凯特尔两次提醒元首，陆军元帅正在等待。最后，在9月4日的下午，希特勒亲自召见了冯·伦德施泰特，而且难得的是，元首立即切入了正题。“我想再次把西方前线委托给你。” 冯·伦德施泰特笔挺地站立着，双手握着他的金色元帅节杖，只是点了点头。尽管他学识渊博，阅历丰富，尽管他对希特勒和纳粹反感，但在他的身上，那种尽职尽责的普鲁士军人传统根深蒂固，因而冯·伦德施泰特并没有拒绝这个任命。他后来回忆道，“不管怎么说，要抗议也是无济于事的。”① 希特勒几乎是仓促地概述了冯·伦德施泰特的任务。希特勒再次即兴发挥。在D日以前，他就坚持认为大西洋墙固若金汤。现在，令冯·伦德施泰特忧虑的是，元首强调了西墙是固若金汤的——所谓西墙，也就是那些长期遭到忽略、没有配备兵力、但却仍然令人敬畏的前线防御工事，它以齐格菲防线的名称而为盟军所知。希特勒命令，冯·伦德施泰特不仅要把盟军阻挡在尽可能西边的地方，而且还要反攻，因为在元首看来，盟军的威胁当中，最危险的不过是“装甲先头部队”。然而，希特勒又显然被安特卫普的失守搞得心烦意乱。要不惜一切代价，使盟军不能占有极其重要的港口。希特勒说，这样一来，由于别的港口仍然掌握在德国人手中，因而他预料，盟军的大举猛攻将会因为拉得太长的补给线而停顿。他确信，西部前线能够因此稳定下来，而且，随着冬季的到来，就能再次获得主动。希特勒向冯·伦德施泰特保证，他“对于西部的形势，并不是过分担心”。 这是冯·伦德施泰特曾经听过多次的一种长篇独白的一个变体。对希特勒来说，西墙现在已经成了一种顽念（idee fixe），冯·伦德施泰特再次受命，“寸土不让”，“不论什么情况都要顶住”。 希特勒命令，冯·伦德施泰特取代陆军元帅莫德尔，这样一来，他就在两个月之内三次更换西线总司令——先是由冯·伦德施泰特换成陆军元帅京特·冯·克卢格，然后又换成莫德尔，现在又再次换成冯·伦德施泰特。莫德尔担任西线总司令仅仅18天，希特勒说，他现在将在冯·伦德施泰特的手下，只指挥B集团军群。冯·伦德施泰特素来对莫德尔没有什么兴趣，他感到，莫德尔并不是通过自己的努力获得晋升的，他被希特勒过快地提拔为元帅。冯·伦德施泰特认为，莫德尔更适合担任一个“好的准尉副官”①。不过陆军元帅感到，莫德尔的职务其实现在无关紧要。形势几乎没有希望，失败不可避免。在9月4日的下午，当动身前往他的位于科布伦茨的司令部的时候，冯·伦德施泰特看不出能有什么办法阻止盟军入侵德国，进而渡过莱茵河，并在几个星期之内结束这场战争。 54岁的库尔特·施图登特大将，是德国空降部队的创始人，在这同一天，在柏林市的万塞②，在遭到贬谪长达三年之后，他又从这个与世隔绝的地方出现了。这场战争开始的时候，他是大有作为的。施图登特认为，在1940年的对荷兰的攻占中，他的伞兵部队立下了头功，当时有大约4000名伞兵在鹿特丹、多德雷赫特和穆尔代克的大桥上空降，从而让入侵的德国大军在这些极其重要的桥梁上畅通无阻。施图登特的损失却低得令人难以置信——只减员180人。但在1941年对克里特岛③ 进行的空降袭击中，形势却大为不同，损失非常惨重——那支拥有22，000人的部队，减员超过了三分之一，结果希特勒禁止以后再进行空降行动。“伞兵部队的时代已经过去！”元首说道，对施图登特来说，未来也就变得黯淡无光了。从那以后，这位雄心勃勃的军官就一直被束缚在办公桌的工作上，担任一个空降培训机构的指挥官，与此同时，他的精锐伞兵，则被用作严格意义上的步兵。在这个关键的9月4日，在下午3点整，施图登特又突然再次出现在主流里，令人震惊。希特勒的作战局局长阿尔费雷德·约德尔大将，给他打了一个简短的电话，命令他立即组织一个集团军，元首将其定名为“第一伞兵集团军”。当大吃一惊的施图登特听电话的时候，心想:“对一支并不存在的部队来说，那是一个相当华而不实的头衔。” 施图登特的伞兵分散在德国各地，而且除了几支训练有素、装备完整的部队之外，大多是只配备以培训武器的刚招募来的新兵。他的兵力有大约1万人，几乎没有运输车辆、装甲车或者火炮。施图登特甚至没有一位参谋长。 然而，约德尔解释说，西线迫切需要施图登特的士兵，要由他们在安特卫普和列日到马斯特里赫特地区之间，“坚守一条沿着阿尔贝特运河的防线”，从而“堵住一个巨大的口子”。① 给施图登特的命令是，要以尽可能快的速度，率领他的部队赶到荷兰和比利时。武器和装备将在“目的地的铁道卸载点”发放。除了伞兵之外，还为他的新“集团军”拨出了两个师。施图登特很快就得知，其中的一个师，也就是第七一九师，是“由驻扎在荷兰沿海的老年人组成，他们到目前为止连一枪都没有放过”。他的第二个师，也就是第一七六师，则更加糟糕。它的成员是“半伤残者和康复期病人，为了方便起见，他们按照所患的不同疾病而分别编在不同的营里”。为那些患有胃病的人，甚至还开设了特殊的“病号饭”厨房。除了这些部队之外，他还将拥有分散在荷兰和比利时形形色色的别的兵力——德国空军部队、水兵和防空炮兵，另外还有25辆坦克。施图登特是伞兵战和训练超强的空降突击部队方面的专家，在他看来，他的这个临时凑合的集团军，是一种“荒唐的大规模心血来潮”。但不管怎么说，他又重返战争了。 在整个下午，通过电话和电传，施图登特把他的部下召集起来，派遣出去。他估计，要让他的全部兵力抵达前线，起码需要4天的时间。但他的最强悍最优秀的部队，将在24个小时之内，在施图登特称之为的“闪电调动”中，用火车专列匆匆运到荷兰，作为莫德尔的B集团军群的一个部分，进入在阿尔贝特运河的阵地。 约德尔的电话，以及他本人从那以后搜集到的情报，令施图登特焦虑不安。显而易见，他的最训练有素的部队——第六伞兵团，加上另外的一个营，总共大约有3000人——大概就是整个德国所拥有的惟一的做好战斗准备的后备部队。他发现兆头不太吉利。 西线总司令瓦尔特·莫德尔元帅，发疯似的试图堵住安特卫普东边的那个张得很大的缺口，并试图阻止从比利时进入荷兰的秩序紊乱的撤退。到目前为止，有关冯·伦德施泰特被任命为他的继任者的消息，还没有传过来。他的军队彼此纠缠在一起，一片混乱，几乎失控。他已经与他所统帅的部队的另外一半失去了联系，那另外的一半就是在南方的G集团军群。G集团军群的司令官约翰内斯·布拉斯科维茨上将，是否已经成功地从法国撤退了？莫德尔拿不准。对这位疲惫不堪的陆军元帅来说，G集团军群的困境倒在其次，更大的危机显然是在北方。 英国人和美国人的装甲纵队，利落而又凶猛地把B集团军群分割成两半。在构成B集团军群的两个集团军当中，第十五集团军遭到了抑制，它背靠北海，大致被围困在从加来到安特卫普西北的一个地点之间。第七集团军几乎被消灭了，被赶回到马斯特里赫特和亚琛的方向。在这两个集团军之间，有一个75英里的缺口，英军已经强行通过这个缺口，直扑安特卫普。而在这同一个路线上仓促行进的，是莫德尔本人的士气低落的撤退的军队。 莫德尔绝望地想努力阻止他们的逃跑，于是向部队发出了一个感情用事的请求。 ……随着敌人的推进和我们的前线的撤退，几十万士兵正在退却——陆军、空军和装甲部队——这些部队必须按照预定计划进行改编，在新的据点或者防线坚守。 在这些川流不息的士兵当中，有一些溃散部队的余部，他们暂时没有确定的目标，甚至无法接受到清楚的命令。每当秩序井然的纵队离开马路进行重组的时候，川流不息的组织混乱的部队便继续赶路。他们的运货车在移动，而窃窃私语、谣传、轻率的举动、无穷无尽的无秩序和邪恶的私利，也随之在移动。这种气氛正被带到后方地区，传染那些仍然完好无损的部队，因而在这个极端紧张的时刻，必须采取最强硬的措施来予以制止。 我要唤起你们作为军人的荣誉感。我们输了一仗，但我向你们保证：我们将赢得这场战争！现在我不能告诉你们更多的东西，尽管我知道你们正在热烈地谈论着一些问题。不管已经发生了什么事情，永远也不要失去你们对德国的未来的信念。与此同时，你们也必须意识到形势的严峻。这个时刻将把男子汉和懦弱的人区分开来，也应该把他们区分开来。现在每一个军人都有同样的责任。当他的指挥官倒下的时候，他必须准备接替他的职位，继续下去…… 下面是一连串冗长的指示，莫德尔在指示中“明确地”要求，撤退的部队应该“立即向最近的指挥点报到”，向其他人灌输“信心、自立、自控和乐观主义”，并且批驳“愚蠢的窃窃私语、谣传和不负责任的报道”。他说，敌人“并不是同时在各个地方”，而且确实，“要是把传播流言蜚语的人所报道的坦克都计算在内的话，那就会有10万辆了”。他乞求他的部下，不要“在迫不得已之前”，放弃重要的阵地或者毁掉装备、武器或者设施。这个令人吃惊的文件的结尾强调，一切都取决于“赢得时间，元首需要用这个时间，来使新的武器和新的部队投入战斗”。 实际上，由于没有更多的通讯工具，不得不主要依赖于无线电，因而莫德尔只能希望，他的“当日命令”能够让他的部队全都听到。在混乱之中，他甚至都不能确定，他的组织紊乱而又遭到重创的部队的最新位置在哪里；他也不能确切地知道，盟军的坦克和部队挺进到了多远的地方。盟军大规模强攻的“主攻方向”（Schwerpunkt）是什么地方——在北方的英军和美军，是不是正朝齐格菲防线进发，并从那里渡过莱茵河，进入鲁尔河地区？而巴顿的强大的美军第三集团军，是不是正在朝萨尔河地区、齐格菲防线大举猛攻，渡过莱茵河进入法兰克福？ 莫德尔的困境，是两个月以前出现的一种形势的后果。当时冯·伦德施泰特被解职，希特勒迅速任命冯·克卢格接替这位老陆军元帅。冯·克卢格原本在俄国统帅军队，后因伤休了几个月的病假，恰恰在希特勒决定免去冯·伦德施泰特的时刻，他对元首进行了一次礼貌性的拜访。希特勒开门见山，也可能是因为冯·克卢格碰巧是眼前惟一的一位资深军官，便任命这位大吃一惊的冯·克卢格为西线总司令。 冯·克卢格是位经验丰富的前线指挥官，于7月4日接任，一共干了44天。就像冯·伦德施泰特所预言的那样，盟军成功突破了。“整个西部前线被撕开了！”冯·克卢格告知希特勒。盟军排山倒海般从法国涌过，这让冯·克卢格不知所措，他就像前任冯·伦德施泰特一样，发现他的双手被希特勒的坚持“不得撤退”的命令束缚住了。在法国的德国军队被包围了，几乎被消灭。正是在这一期间，另外一个令人震惊的事件震撼了第三帝国——对希特勒的一次未遂行刺。 在元首司令部的一次没完没了的会议过程中，一颗放在公文包里的定时炸弹爆炸了，炸死和炸伤了屋里的许多人。炸弹是由克劳斯·格拉夫·冯·施陶芬贝格上校放在靠近希特勒的桌子下面的。元首躲过了，只受了点轻伤。尽管介入这个密谋的只是几个精英军官，但希特勒却进行了野蛮的报复。凡是与密谋者有关系的人，或者与密谋者的家人有关系的人，都被逮捕了；许多人，不管是否无辜，都被立即处决① 大约有5000人失去了生命。冯·克卢格间接与此案有牵连，而且希特勒还怀疑他试图与敌人谈判投降。冯·克卢格被莫德尔取代，并接到命令，要他立即向元首报到。在离开他的司令部以前，绝望的克卢格给元首写了一封信。然后，在前往德国的途中，他服毒自杀。 在给元首的信中，他写道： 当你收到这封信的时候，我已不在人世……我在我的权力之内，尽了一切力量，以便应对这个形势。不论是隆美尔还是我，大概还有在西线的所有其他指挥官，凡是与在物质上占优势的英美联军有过作战经历的，都预见到当前的发展。我们的话没有人听。我们对形势的理解，并不是由悲观主义所决定的，而是产生自对事实的清醒了解。我不知道在各方面都表现出色的陆军元帅莫德尔，是否能控制这个形势，我衷心希望他能。然而，倘若并非如此，而且你的新武器……又没有取得成功，那么，我的元首，就决定结束这场战争吧。到了该结束这个可怕的事情的时候了……我一直钦佩你的伟大……钦佩你的钢铁般的意志……现在也请你结束这个无望的挣扎，以表现出你是足够伟大的…… 即使希特勒所吹嘘的那个将持续千年的第三帝国逐渐削弱，摇摇欲坠，他也无意承认盟军胜利了。在每一个前线，他都试图免于失败。然而元首所采取的每一个步骤，似乎比前一个步骤都更不顾一切。 莫德尔的被任命为西线总司令，无济于事。莫德尔与冯·伦德施泰特不同，或者简而言之，与冯·克卢格也不同，他并没有得到隆美尔作战天才的支持。7月17日，盟军飞机的低空扫射让隆美尔受了重伤，从那以后就再也没有派人来接替他。① 起初莫德尔似乎并没有感到有那种必要，他确信他能够扭转局势，于是承担了隆美尔原先的职务，结果他不仅是西线总司令，还身兼B集团军群司令。尽管莫德尔是内行，但这个形势对任何一位指挥官来说，都过于严峻了。 这时，B集团军群正在一条防线上为幸存下去而作战，那条防线大致是在比利时海岸到法国和卢森堡的边界之间。从那里，朝南方一直到瑞士，莫德尔军队的其余部分——也就是布拉斯科维茨上将所率领的G集团军群，已经被消灭了。8月15日，法国和美国军队在马赛地区发动了盟军的第二次入侵，在此之后，布拉斯科维茨的集团军群便匆匆离开了法国南部。在持续的压力之下，他们正仓皇撤退到德国边界。 沿着莫德尔的土崩瓦解的北部前线，盟军的装甲部队撕开了一个75英里宽的口子，因而那条从比利时进入荷兰、再从那里穿过德国脆弱的西北部边界的路线，也就畅通无阻了。那些大举猛攻进入荷兰的盟军部队，能够从齐格菲防线包抄过去，因为这个巨大的防御工事带，从瑞士开始，沿着德国边界伸展过去，终点是在荷兰与德国边界的克累弗①。盟军如果从希特勒“西墙”的这个北端绕过去，并渡过莱茵河的话，就能挥师进入鲁尔河地区，那是帝国的工业心脏。这个调动足以带来德国的完全崩溃。 72小时之内，莫德尔两次绝望地吁请希特勒派增援部队。在这个不设防的口子上，他的军队形势是混乱的。秩序需要恢复，口子需要堵住。莫德尔的最新报告是在9月4日凌晨发给希特勒的，报告提醒说，危机正在来临，他必须起码得到“25个作为生力军的师，以及5到6个装甲师组成的装甲后备部队”，否则整个前线就可能崩溃，从而打开“进入德国西北部的门户”。 莫德尔最关切的，就是英军进入了安特卫普。他并不知道，这个巨大的港口，这个欧洲第二大港，究竟是被完好无损攻占的，还是被德国卫戍部队毁掉了。安特卫普本身，由于深处在内地，所以并非症结所在。要想使用安特卫普港的话，盟军需要控制它的通向大海的通路，那条通路是一个水湾，其入海口为54英里长、3英里宽，它从北海进入荷兰，经过瓦尔赫伦岛②，并环绕着南贝弗兰半岛。只要德军的火炮能控制住斯海尔德河河口，盟军就无法进入安特卫普港。 对莫德尔来说最不幸的是，除了在瓦尔赫伦岛上的防空高射炮组和海岸重炮之外，在北岸他几乎没有军队。但在斯海尔德河的另外一边，几乎被孤立在加来海峡① 里面的，是古斯塔夫·冯·扎根上将的第十五集团军——这是一支有8万多名兵力的军队。尽管他们被包围了——在他们的身后，北边和西边都是大海，而加拿大人和英国人又从南边和东边步步紧逼——但他们却仍然控制着河口南岸的大部分地方。 莫德尔认为，英军的坦克部队一定会利用这个形势，沿着北岸前进，把北岸清扫干净。用不了多少时间，整个南贝弗兰半岛就可能落入他们的手中，在离安特卫普不到18英里的比利时边界北边的狭窄半岛底部封锁起来，而将其与荷兰大陆隔开。接下来，为了打开港口，英国人就会进攻陷于困境的第十五集团军，清理南岸。因而必须把冯·扎根的军队解救出来。 9月4日下午晚些时候，在位于列日东南温泉村的B集团军群的司令部里，莫德尔发布了一连串的命令。他通过无线电，命令冯·扎根坚守斯海尔德河的南岸，并增援敦刻尔克、布洛涅和加来这些小港，希特勒早些时候曾经颁布命令，要以“像要塞般的狂热决心”，来坚守这些小港。倒霉的冯·扎根要带着他的剩余部队，向东北方向发起进攻，冲进排山倒海般的英军装甲部队当中。这是孤注一掷，然而莫德尔却看不出还有什么别的办法。如果扎根的进攻获得成功，就可能把在安特卫普的英军孤立起来，并把正朝北方大举猛攻的蒙哥马利的装甲先头部队挡住。即使进攻失败了，冯·扎根的努力也可能争取到时间，延缓盟军的大举猛攻，足以让后备部队赶到，并沿着阿尔贝特运河坚守一个新的前线。 究竟有什么部队正赶来增援，莫德尔并不知道。天黑的时候，对于要求再增派若干个师的兵力以便稳定前线的请求，他终于收到了希特勒的答复。那是个简短的消息，即他的西线总司令一职，由陆军元帅冯·伦德施泰特接任。冯·克卢格担任西线总司令44天，莫德尔则18天还不到。莫德尔通常是喜怒无常而又雄心勃勃的，但这一次却反应平静。他深刻地意识到他作为行政官员的短处，这一点批评他的人并没有看出来。② 现在他可以集中在他最拿手的工作上了：担任一名前线指挥官，只是负责B集团军群。但是，在他担任西线总司令的这最后一天，在他忙乱发布的一连串发狂的命令当中，有一个将证明是影响重大的。这个命令涉及到他的第二党卫军装甲军团的调动。① 这个军团的司令，是50岁的党卫军中将威廉·比特里希，他已经有超过72个小时的时间与莫德尔失去联系了。自从诺曼底战役以来，他的军队就一直在作战，遭受了沉重的打击。比特里希的坦克损失大得令人难以置信，他的士兵缺少弹药和燃料。除此之外，由于通讯手段的故障，比特里希通过无线电只收到过为数不多的几个命令，并且在他接收到的时候已经过时。由于不能确定敌人的动向，也由于非常需要得到指示，因而比特里希动身步行，去找莫德尔。他最终在列日附近的B集团军群的司令部里找到了这位陆军元帅。“自从1941年在俄国前线见面以来，我一直没有见过他，”比特里希后来回忆，“莫德尔戴着单片眼镜，还是穿着他的短皮外套，正站着看地图，同时厉声下达一个又一个的命令。没有多少时间进行交谈。我被告知，正式的命令将随后下达，在等待正式命令期间，要把我的军团司令部向北迁移到荷兰去。”比特里希得到的指示是，以尽可能快的速度，“监督第九和第十党卫军装甲师的改组和恢复”。莫德尔告诉他，这两支遭到重创的部队要“缓慢地脱离战斗，立即前往北方”。② 这位几乎不出名的比特里希几乎无法预见到，在接下来的两个星期里，他的第九和第十党卫军装甲师将起到关键性的作用。莫德尔为比特里希选择的地点，是一个安静的区域，此时在前线后面大约75英里远的地方。由于历史上的偶然，这个地区把阿纳姆市包括了进去。 4 德国人从荷兰的仓促撤退放慢了速度，尽管到目前为止，兴高采烈的荷兰人当中还没有几个人意识到这一点。自比利时边界向北直到阿纳姆，马路仍然堵塞，但移动中却有着一种不同。夏尔·拉布谢尔的工作单位，是在阿纳姆大桥上方的省政府大楼里，他从那里看见，过桥的车辆、部队以及纳粹同情者的洪流并没有减弱。但在拉布谢尔的位置北边几个街区以外的地方，古书书商格尔哈杜斯·吉斯伯斯，却看见了一种变化。吉斯伯斯家旁边威廉兵营的院子以及就近的几条街道，挤满了马拉的车辆和衣冠不整的士兵。吉斯伯斯注意到，那里有大批德国空军、高射炮兵、荷兰党卫军，以及第七一九海防师的上了年纪的士兵。在阿纳姆的抵抗力量领导人皮特·克鲁伊夫看来，显然这决非暂时的停顿。这些部队并不是开拔返回德国，他们正在缓慢地重组；第七一九海防师的一些由马车运送的部队，正开始转移到南方。克鲁伊夫的阿纳姆地区情报组长、33岁的亨利·克纳普，不引人注目地骑着自行车穿过这个地区，他也发现了这个微妙的变化。他感到困惑。他想知道，那些发自伦敦的乐观的广播是不是假的。如果是假的话，那就是残忍的欺骗。在每一个地方，他都看见荷兰人兴高采烈。每一个人都知道，蒙哥马利的部队已经攻占了安特卫普，毫无疑问荷兰将会在几个小时之内获得解放。克纳普看得出，德国人正在重组。他知道，虽然他们没有多少力量，但如果英国人不迅速赶到的话，那个力量就会成长起来。 在南边11英里以外的奈梅亨，德国宪兵队正在封锁通向德国边界的公路。葡萄酒进口商伊莱亚斯·布罗克坎普看见，一些部队正在朝北进发，开赴阿纳姆，但大多数却是熙熙攘攘往回走，他们使交通中断，此后又列队行进，展开成为扇形。就像在阿纳姆一样，这位漫不经心的旁观者似乎并没有意识到有什么不同。布罗克坎普看到，荷兰平民正在对他们所认为的德国人张皇失措的困境哈哈大笑，冷嘲热讽。 事实上，这种困境正在变得越来越小。奈梅亨正在变成一个部队集结待命地区，再次在德国军队的牢固控制之中。 更南边的地方，离比利时边界还不到10英里，在艾因霍温，撤退几乎停止了。在开往北方的掉队的车队里面，现在更多的是平民纳粹，而不是部队。弗朗斯·科尔蒂原先看见德国人从菲利浦电器工厂的屋顶上卸下高射炮，现在却注意到有一种新的发展。他看到，火车站附近的一个铁道侧线上，有一列火车正在拉着运货的敞车进入阵地，敞车上装载的是重型高射炮。科尔蒂感到了一种恐惧。 令观察力敏锐的荷兰人更加气馁的是，他们发现增援部队正在从德国赶来。在蒂尔堡、艾因霍温、海尔蒙德和韦尔特，人们看见，作为生力军的分遣队乘坐火车到达了。他们迅速下车，列队集合，前往荷兰比利时边界。他们并不是寻常的德国国防军。他们久经战阵，装备精良，纪律严明，一看他们的与众不同的头盔和迷彩服，便可知道他们是能征惯战的德国伞兵。 5 到9月5日快傍晚的时候，库尔特·施图登特大将的第一批伞兵编队，已经开始沿着比利时的阿尔贝特运河北边的各个地点挖掘战壕。他们的匆忙几乎到了发疯的程度。施图登特是在中午到达的，他一到达就发现，严格说来，莫德尔的“德国新防线”，就是那条宽80英尺的水陆屏障本身。防御阵地并没有准备出来，没有据点、战壕或者防御工事，而且，施图登特注意到，对守军来说更糟糕的是，“几乎在每一个地方都是南岸控制着北岸”。甚至那些横跨在运河上的桥梁，也仍然站立着。只是到了现在，工兵们才开始装炸桥的炸药。在一片混乱中，显然没有人下过命令把这些渡口炸掉。 尽管如此，施图登特的时间表却是计划完善的。他的空降兵部队的“闪电调动”是一个巨大的成功。“鉴于这些伞兵是从德国各地匆匆赶来的，有的来自梅克伦堡的居斯特罗，有的来自洛林地区的比特施①，”他后来回忆说，“而且从德国的其他地方运来的武器和装备，正在铁道卸载点等待他们，这个行动的速度就惊人了。”施图登特不能不敬佩，“总参谋部和德国的整个组织精确得令人吃惊”。卡尔·西弗斯中将的第七一九海防师，也是一路快速行进。施图登特高兴地看到，他们赶往安特卫普以北的阵地的纵队，“正在马路上嗒嗒地赶往前线，他们的车辆和火炮是由身强力壮的役畜拉着的”。② 他的匆匆组成的第一伞兵集团军，每个小时都有人员到达。而且，凭着非同寻常的好运气，居然从一个最想不到的地方来了援兵。 从比利时进入荷兰的仓促撤退已经被减缓了，然后又实际上被一个人的不屈不挠和足智多谋阻止了：这个人就是库尔特·奇尔中将。由于他的第八十五步兵师几乎被完全消灭，因此奇尔奉命，把剩余兵力全都救出来，撤回到德国。但这位意志坚强的将军，看见马路上几乎是惊慌失措的撤退，在莫德尔“当日命令”的促使下，于是决定无视给他的命令。奇尔断定，避免灾难的惟一方法，就是沿着阿尔贝特运河组织起一条防线。他把他的第八十五师的剩余兵力与另外两个师的余部合并起来，并迅速把这些人分布在运河北岸的战略要点上。接下来，他把注意力转向各座桥梁，在桥梁的北出口处设立了“接待站”。在24个小时之内，奇尔成功地从德国武装力量的几乎每一个兵种，网罗了成千上万名军人。那是一种“百衲被似的乌合之众”，③ 其中包括德国空军的机修工、军政府的工作人员、海军的海防部队，以及来自10来个不同的师的士兵，但当施图登特到达的时候，这些充其量只配备以步枪的掉队者，已经部署在运河上了。 在阻止这场险些溃败的局面当中，奇尔表现出了精湛的技巧，施图登特将其称之为“奇迹”。他以惊人的速度，建立了一条勉强说得过去的防线，从而为施图登特部队的到达争取到了一些时间。他们的到达还将用上几天的时间。即使加上奇尔的兵力，施图登特所拼凑起来的第一伞兵集团军的总数，充其量也只有18，000到20，000人，再加上一些火炮、高射炮和25辆坦克——其规模还抵不上美军的一个师。这支军队兵力严重不足，施图登特甚至不能在从安特卫普到马斯特里赫特的75英里的缺口上全都配备上兵员，更不用说堵上这个缺口了，而朝这支兵力不足的军队全速赶来的，是英军第二集团军的令人生畏的装甲部队以及美军第一集团军的一部分。施图登特在火炮和兵员数量上都屈居下风，而且在他和灾难之间，几乎就只有阿尔贝特运河而已。 敌人将在运河的哪个地点发起进攻呢？施图登特的防线在每一个地方都是容易受到攻击的，不过有些地区比其他的地区更为关键。他尤其关切安特卫普北边的那个防区，力量薄弱的第七一九海防师现在刚刚在那里进入阵地。是不是还有时间，能利用这个80英尺宽的水路屏障，把它变成一条主要的防线，使它延缓盟军的进程，以便有足够的时间让额外的增援部队到达？这是施图登特最大的希望。 他本来预料随时都会遭到进攻，然而却一直没有得到有关盟军装甲兵的报告。尤其令施图登特感到惊讶的是，在安特卫普的北边几乎没有与敌军接触。到目前为止，他还只是预料，英军的坦克部队在攻占了安特卫普市以后，会挥师北上，截断贝弗兰半岛，并直捣荷兰。在施图登特看来，英军已经放慢了速度。但这又是为什么呢？ 在18天的时间里，德国西线最高司令部的庞大机构不得不四次被迫迁移。在经历了被轰炸、炮击，几乎被盟军的坦克追上之后，西线总司令终于在帝国边界的后面停了下来。9月5日，下午两点钟刚过，新任西线总司令在科布伦茨附近的小镇阿里姆贝格，找到了他的司令部。 在长途跋涉之后，陆军元帅格尔德·冯·伦德施泰特又疲倦，又急躁。一般说来，凡是更换德军司令，都有一些军事礼节，军号齐鸣，这次他全免了。他立即召开了一连串的参谋会议，会议一直持续到晚上。他接管的速度之快，着实让那些不认识这位陆军元帅的军官们吃了一惊。对老熟人来说，那就好像他从来也没有离开过一般。对每一个人来说，单是冯·伦德施泰特的出现，就带来了如释重负和恢复了信心的感觉。 冯·伦德施泰特的任务是令人生畏的，他的问题是巨大的。他必须尽可能快地为那个400英里长的西部前线制定出一个战略蓝图来，那个前线从北海开始，一直延伸到瑞士边界——陆军元帅莫德尔曾经坦率地发现，这个计划超出了他的能力。可供冯·伦德施泰特使用的是遭到重创的军队——在北边是B集团军群，在南边是G集团军群，按照希特勒的指示，他要用这些军队在各处坚守，甚至还要反攻。与此同时，为了使帝国免遭入侵，他还要使希特勒的“固若金汤”的齐格菲防线成为现实——那些早已被废弃、并没有建成的水泥防御工事，自1940年以来就疏于管理，人员不齐，火炮也被拆掉了。虽然还有别的问题，但在这个下午，冯·伦德施泰特首先处理的，是一些迫在眉睫的问题，它们比他所预料的还要糟糕上许多。 局面是严峻的。在7月份被希特勒解职以前，冯·伦德施泰特统帅的是62个师。现在他的作战局局长博多·齐默曼中将，则提交出了一份不吉祥的资产负债表。① 他告诉陆军元帅，在这两个集团军群当中，有“48个师是有名无实，有15个装甲师和4个旅几乎没有坦克”。齐默曼说，这48个师在兵员、装备和火炮上非常不足，因而他们的“战斗力充其量只相当于27个师”，这个力量还不到“盟军力量的一半”。冯·伦德施泰特得知，他的参谋们认为，艾森豪威尔起码有60个师，而且完全摩托化了，整装满员（这个估计是错误的，当时艾森豪威尔在欧洲大陆上有49个师）。 至于德军的装甲部队，他们实际上并不存在。在整个前线，据估计盟军有2000多辆坦克，而德军只剩下100辆装甲车。德国空军已经实际上被消灭了，在战场的上空，盟军拥有完全的制空权。冯·伦德施泰特自己作出的严酷总结是，他的部队大部分精疲力竭，士气低落，盟军与他相较，在兵力上是2比1以上，在火炮上是2.5比1，在坦克上是20比1，在飞机上是25比1。① 除此之外，汽油、运输工具和弹药也严重短缺。冯·伦德施泰特的新参谋长、西格弗里德·韦斯特法尔上将后来回忆说:“形势是令人绝望的。这个前线已是千疮百孔，根本称不上前线，如果敌人能够充分利用机会的话，那么在前线的任何一个地方的一次大败，就会导致灾难。” 布卢门特里特中将完全同意韦斯特法尔的看法，而且还有更为独到的见地。② 在他看来，如果盟军发动“一次大规模的挺进，在任何地方造成突破的话”，那么崩溃就会接踵而至。冯·伦德施泰特所拥有的惟一的强大部队，正面对着乔治·S. 巴顿将军的美军第三集团军，该集团军正在朝梅斯大举猛攻，前往萨尔河工业区。这些兵力有可能延缓巴顿，但并不足以阻止他。在布卢门特里特看来，盟军不会浪费宝贵的时间，而是会打击德军最薄弱的地方——试图在北方强力挺进，渡过莱茵河，继而进入鲁尔河地区。他认为，美国人和英国人可能优先考虑进行这个大举猛攻，因为正如他后来所说，“谁拥有德国北方，谁就拥有了德国。” 冯·伦德施泰特已经得出了同样的结论。夺取鲁尔河地区，无疑是盟军的主要出击目标。在北方的英军和美军正在朝那个方向大举猛攻，前往在亚琛的边界，几乎无法阻止他们穿透那条没有部署兵员的、过时的齐格菲防线，渡过德国的最后一道自然障碍，也就是那条极其重要的莱茵河，然后直捣帝国的工业心脏。 冯·伦德施泰特的善于分析的头脑，又把握了另外一个事实。艾森豪威尔的技能熟练、训练有素的空降部队，曾在诺曼底入侵中得到了非常成功的使用，现在则从德军的态势图上消失了。他们并非正在被用作步兵，显然这些部队是被撤回了，准备进行另外一次空降行动。但是将在哪里、又是何时空降呢？空降部队的空投，与对鲁尔河地区的大举猛攻同时发生，应该是顺理成章的事情。在冯·伦德施泰特看来，这样的进攻可能出现在两个关键性的地区之一：一是在西墙防御工事的后面，一是在莱茵河的东边以便夺取桥头阵地。事实上，几天前，陆军元帅莫德尔在给希特勒的一封电报中就表达出了相同的惧怕，他强调，这种可能性是一种“严重的威胁”。同样，冯·伦德施泰特也不能不考虑这样的可能性，即盟军的整个前线同时向鲁尔河地区和萨尔河地区挺进，同时又把空降部队投进去。对所有这些近在眼前的威胁当中的任何一个，陆军元帅都看不出有什么解决办法。盟军的机会太多了，又太多种多样了。他的惟一的选择，就是尽力在混乱中带来秩序，并且如果能够的话，猜透盟军的意图从而赢得时间。 艾森豪威尔对有关德军困境的情报掌握，冯·伦德施泰特并没有低估。但是，他也在思索，盟军司令部是不是真的意识到，德军的形势是多么令人绝望？正如他对布卢门特里特所说，真相是，他是用“衰弱的老人”来作战，而“面对盟军的猛攻”，西墙的那些碉堡将是“绝对无用的”。他说道:“出于声望的原因而保卫这些耗子洞是发疯。”但尽管如此，他还是得把这条幽灵似的齐格菲防线变成真实的防线，其防御工事必须做好准备，并配备兵员。冯·伦德施泰特简短地告诉他的参谋们:“我们必须设法坚守起码6个星期的时间。” 他研究着当前形势的每一个方面，绘制出盟军可能调动的示意图，并且衡量每一个取舍，他注意到，最强有力的进攻仍然是来自巴顿，巴顿正朝萨尔河地区进发。在北方，英军和美军的压力明显少了一些。冯·伦德施泰特认为，他发现，在那个地区没有军队的调动，而几乎是一种停顿。布卢门特里特后来记得，冯·伦德施泰特又把注意力转到蒙哥马利的前线，集中在安特卫普的形势上。下述报告引起了他的好奇，即到现在已经超过36个小时了，英国人没有从该市向北边发动大举猛攻，也没有切断南贝弗兰半岛。显然，安特卫普的巨大港口设施将解决盟军的补给问题，但如果通往港口的那个54英里长的河口仍然在德军手中的话，他们就无法使用该港口。在这位陆军元帅看来，显然他所注意到的那个中断是真实的：盟军确实减慢了速度，在蒙哥马利的地区尤其是如此。 在整个战争生涯中，冯·伦德施泰特深入地研究过英国的军事战术，令他本人庆幸的是，他也能够亲自观察到美军的作战方法。他发现，在对装甲兵的使用上，美国人要更富有想像力，也更大胆，而英国人则在对步兵的使用上技术高超。然而，不论是在对装甲兵还是对步兵的使用上，又因指挥官的不同而不同。因此在冯·伦德施泰特眼里，巴顿是一个远比蒙哥马利危险的对手。按照布卢门特里特的说法，冯·伦德施泰特认为，陆军元帅蒙哥马利“过于谨慎，为习惯所累，有条不紊”。现在这位陆军元帅衡量着蒙哥马利的行动缓慢的意义。冯·伦德施泰特看到，由于英吉利海峡的其他港口仍然在德国人手中，因而安特卫普对艾森豪威尔的进军至关重要——那么为什么蒙哥马利有36个小时没有移动，而且显然没有夺取这个欧洲第二大港呢？只可能有一个原因：蒙哥马利并不打算继续进攻。冯·伦德施泰特确信，他不会偏离习惯——在小心翼翼、满脑子细节的蒙哥马利得到充分的准备和补给之前，英国人决不会进攻。冯·伦德施泰特推断：英国人自己的战线过长了。冯·伦德施泰特告诉他的参谋们，这并不是一个暂停。他确信，蒙哥马利的追击已经慢慢停顿了下来。 冯·伦德施泰特迅速把他的注意力转移到先前的24个小时里莫德尔下达的命令上。因为现在，如果他的判断是正确的，那么他就看到了一个机会，不仅可以让盟军得不到安特卫普港，而且同样重要的是，还可以把冯·扎根将军的陷于困境的第十五集团军救出来，这支军队有8万多名兵力——正是冯·伦德施泰特非常需要的兵力。 从莫德尔的命令中，他看出，虽然冯·扎根得到的命令是坚守斯海尔德河的南岸，并增援海峡的各个港口，但冯·扎根也奉命用他的剩余兵力向东北方向发动进攻，进入长驱直入的英军的侧翼——这次进攻定于6日的上午发动。冯·伦德施泰特毫不犹豫地取消了这次进攻。在当前的情况下，他看不出此举有什么可取之处。除此之外，他还有一个更为大胆、更富有想像力的计划。莫德尔命令的第一部分可以保留，因为现在坚守各个海峡港口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重要。但冯·伦德施泰特给冯·扎根的命令，却并不是向东北方向发动进攻，而是经由海路撤出他的剩余部队，渡过斯海尔德河，到达瓦尔赫伦岛。一旦来到斯海尔德河河口的北岸，冯·扎根的部队就能够沿着以瓦尔赫伦岛为起点的一条马路，向东行军，越过南贝弗兰半岛，最后到达安特卫普北边的荷兰本土。考虑到盟军的空中力量，所以在布雷斯肯斯港和弗利辛恩港之间，轮渡通过3英里宽的斯海尔德河河口的行动，就不得不在夜间进行。如果运气好的话，第十五集团军的一个相当大的部分就可以在两个星期之内安全撤出。冯·伦德施泰特知道，这个计划是有危险的，但他也看不出还有什么别的途径，因为倘若成功，就会有一个几乎完整的德国集团军供他调遣，尽管那可能是一个遭到了重创的集团军。不仅如此，他还可能仍然——令人难以置信地——控制住安特卫普这个极其重要的港口。但这个行动的成功，将完全依赖于冯·伦德施泰特的预感，即蒙哥马利的大举猛攻确实停顿下来了。 冯·伦德施泰特确信这一点。此外，他还指望着，蒙哥马利放慢速度能有更大的意义。他认为，由于交通和补给路线过分延长，盟军的高速追击已经达到了极限。布卢门特里特后来回忆，在会议结束的时候，“冯·伦德施泰特看着我们，提出了那个令人难以置信的可能性，即希特勒可能终于正确了”。 对形势的估计尽管只是部分正确，但不论是希特勒还是冯·伦德施泰特都没有意识到，原来他们的估计居然这么准确。冯·伦德施泰特需要时间，以便稳定他的前线，而这宝贵的时间，正在由盟军自己提供出来。真相是，德军失败得太快了，使得盟军都来不及赢得胜利。① 6 就在冯·伦德施泰特孤注一掷，要把陷入困境的第十五集团军救出来的时候，在150英里以外的安特卫普，英军第十一装甲师师长乔治·菲利普·罗伯茨少将正兴高采烈地告知他的上级，他有了一个惊人的进展。他的部队不但攻占了该市，而且也攻占了那个巨大的港口。 罗伯茨的坦克部队与近卫团装甲师① 一起，在仅仅5天的时间里，就非同寻常地行进了250多英里。迈尔斯·C. 邓普西中将的伟大的英军第二集团军的先头部队，得到了第三十军军长布赖恩·霍罗克斯中将的命令，要“发疯似的不断前进”。罗伯茨的这个师让近卫军去攻占布鲁塞尔，自己则绕过这座城市，在比利时地下组织的勇敢协助下，于9月4日的凌晨进入了安特卫普。现在，大约36个小时以后，在肃清了这个深水港口的惊恐万状的敌人之后，罗伯茨报告说，他的部下已经完好无损地攻占了安特卫普占地1000英亩的巨大港口地区。仓库、起重机、桥梁、3.5英里长的码头、驳岸、船闸、干船坞、机车车辆——令人难以置信的是，甚至那些极其重要的电力控制的水闸门，它们都处于充分工作状态——都被夺取了。 德国人要炸毁这个港口的计划失败了。在主要的桥梁以及其他关键设施的下面虽然已经安放了炸药，但由于被英军和抵抗组织（其中有比利时的工程师，他们精确地知道炸药安放在何处）的惊人速度搞得不知所措，一片混乱的德国卫戍部队根本没有机会摧毁这些巨大的港口设施。 37岁的罗伯茨漂亮地执行了给他的命令。不幸的是，在欧战的这个最大的失算当中，没有一个人指导他利用这个形势——也就是说，挥师北上，夺取在北部郊区的阿尔贝特运河上的桥梁，然后全速前往仅仅18英里之外的南贝弗兰半岛的基础部分。如果坚守住这个地峡的2英里长的颈状部位，罗伯茨就能围困在这个地峡里的德军，从而为肃清极其重要的北岸做好准备。这是一个重大的疏忽②。二战的一个主要的战利品，安特卫普港，被夺取了，但它的那些仍然被德军把守的入口，却并没有被夺取。这个巨大的设施，本来能够在前线各地缩短盟军的补给线并向补给线提供物资，现在却没有用处。在当时的使人飘飘然的气氛当中，没有一个人看到，这个疏忽不仅仅是个暂时情况。确实，似乎没有必要那样匆忙。在德国人溃退的情况下，随时都可以肃清残敌。第十一装甲师完成了它的任务，于是就坚守阵地，等待新的命令。 邓普西的装甲部队在北方壮观的大举猛攻，堪与巴顿在阿登高地南部的大举猛攻相媲美，不过它自然而然地结束了，尽管在这个时刻没有几个人意识到这一点。罗伯茨的士兵疲惫不堪，缺少汽油和补给。布赖恩·霍罗克斯将军的第三十军的剩余人员也是如此。这样一来，在这同一个下午，那种把受到重创而又士气低落的德国人赶回北方的无情压力，就突然放松了下来。当英国人停顿下来，以便“重新装备，加注燃料和休息”的时候，在对安特卫普一事上就错上加错了。 第三十军的年富力强的军长霍罗克斯将军，甚至都没有想到安特卫普。① 就像英军第二十一集团军群的司令、陆军元帅蒙哥马利一样，霍罗克斯的关注也集中在另外一个目标上：渡过莱茵河，迅速结束战争。刚刚在几个小时前，蒙哥马利因为他的各个集团军的气势和干劲而兴高采烈，于是给盟军最高司令德怀特·D. 艾森豪威尔发了电报:“我们现在已经到达这样一个阶段，朝柏林的一个真正强大而又猛烈的挺进，就有可能到达柏林并从而结束战争。” 在伦敦，荷兰亲王殿下与威廉明娜女王进行了商谈，然后给他在加拿大的妻子朱莉安娜公主打了电话。他敦促她立即飞到英国，准备一旦荷兰获得自由便返回荷兰。他们的长期流亡生活就要结束了。在解放来到的时候，将会是迅速的，他们必须做好准备。然而伯恩哈德却又心中不安。 在过去的72个小时里，从抵抗组织发来的电报一再强调，在荷兰的德国人惊慌失措，并一再说，开始于9月2日的撤退仍然在进行。现在，9月5日，地下组织的领导人报告说，尽管德国人仍然一片混乱，但这个集体大逃亡却似乎缓慢了下来。伯恩哈德也听取了荷兰流亡政府首相的报告。格布兰迪首相有点尴尬。显然他的9月3日的广播为时过早，盟军部队毋庸置疑尚未越过荷兰边界。亲王与首相推敲其原因，为什么英军按兵不动？毫无疑问，从他们收到的地下组织的电报来看，荷兰的形势是清楚的。 伯恩哈德没有受过多少军事训练，军事事务依赖于他的顾问们，但他对眼前的事态却大惑不解。① 如果德国人仍然是一片混乱，如果正如他的抵抗组织领导人所认为的那样，“几辆坦克的一次挺进”，就能“在几个小时的时间里”解放国家——那么英国人又为什么不继续前进呢？也许是因为蒙哥马利不相信荷兰抵抗力量的报告，认为他们外行，或者不可靠？伯恩哈德找不出别的解释。否则的话，为什么英国人并不立即越过边界，而是一再犹豫呢？他不间断地与许多人保持联系，他的大臣们、美国的巡回大使、安东尼·比德尔，以及艾森豪威尔的参谋长比德尔·史密斯，他由此明白，部队的推进是流畅的，形势也几乎每个小时都在改变。尽管如此，伯恩哈德还是更想得到第一手的信息。他作出了一个决定：他想要求盟军远征军最高司令部允许他飞到比利时，尽可能快地看到蒙哥马利本人。他对盟军统帅部很有信心，尤其对蒙哥马利很有信心。即使是这样，如果出了什么差错，伯恩哈德就应该知道。 陆军元帅伯纳德·劳·蒙哥马利简朴的帐篷司令部，就设在距离布鲁塞尔市中心几英里处的莱肯御花园里。他曾发出了一份“仅由艾森豪威尔读的个人”密码电报，现在他正在司令部里不耐烦地等待回音。电报迫切要求，要向柏林发起一次强大而又猛烈的挺进。电报是在9月4日深夜发出的，现在，9月5日的中午，这位唐突、精瘦的58岁的阿拉曼英雄① 正在等待回音，为战争的未来进程而烦恼。在诺曼底入侵的两个月以前，他就说:“如果我们的事情做得妥当，不犯错误，那么我认为德国将在今年退出战争。”蒙哥马利坚定不移地认为，就在盟军攻占巴黎并渡过塞纳河之前，一个重大的战略错误就已经铸成了。艾森豪威尔的“广阔前线方针”——也就是推动他的各个集团军稳固前进，朝帝国的边界进发，然后来到莱茵河——是在诺曼底入侵前制定出来的，在那个时候可能是正确的。这个英国人认为，随着德国人的混乱的突然崩溃，这个方针现在过时了，而这个战略仍旧“没有松动”。他所受到的所有军事训练都告诉他:“我们不能出了错而不受惩罚，而且……我们将面临一次给英国人民带来重大负担的漫长的冬季战役。” 在8月17日，他曾向美军第十二集团军群司令、奥马尔·N. 布拉德利上将，提出了一个孤军挺进的计划。他本人的集团军群，以及布拉德利的集团军群，应该“呆在一起，组成一个有40个师的坚固的团体，它将会强大得无所畏惧。这支军队应该向东北方向挺进”。蒙哥马利的第二十一集团军群，将肃清英吉利海峡沿岸，并夺取安特卫普和荷兰南部。布拉德利的美军第十二集团军群，其右翼位置在阿登高地，应该朝亚琛和科隆进发。蒙哥马利所提议的大规模强攻，基本的目标是，“在冬季来临之前夺取莱茵河上的桥头阵地，并迅速夺取鲁尔河地区”。他阐释说，这十有八九可能会结束这场战争。蒙哥马利的计划，需要使用艾森豪威尔的4个集团军中的3个——英军第二集团军、美军第一集团军，以及加拿大第一集团军。至于第四个集团军，也就是巴顿的美军第三集团军，此刻正因为其辉煌的推进而成了世界各地报纸的头条，蒙哥马利也就未予以考虑。他平静地提议，该集团军的推进应该停止。 大约48小时以后，蒙哥马利得知，他相信对他本人的主意作出了积极回应的布拉德利，事实上却赞同由美军进行一次挺进，也就是由巴顿朝莱茵河和法兰克福进行大规模强攻。这两个计划艾森豪威尔都拒绝了：他不打算改变他的战略概念。盟军最高司令想保持足够的灵活性，以便在情况允许的时候，既向鲁尔河挺进，又向萨尔河挺进。在蒙哥马利看来，这不再是“广阔前线方针”，而是一个双重挺进的计划。他感到，现在每一个人都“各行其是”——尤其是巴顿，他似乎被给予了巨大的自由度。在蒙哥马利看来，艾森豪威尔决心坚持他原先的概念，这十分清楚地揭示出，最高司令“事实上完全不了解地面作战的情况”。 蒙哥马利的见解，是基于近来事态的一种令他生气的发展，他感到，这个发展贬低了他本人的作用。9月1日，艾森豪威尔亲自接管了指挥权。由于最高司令认为，蒙哥马利是“对阵战的大师”，所以把D日的袭击，以及随后作战的开始阶段总的作战控制权，交给了这位英国将军。这样一来，奥马尔·N. 布拉德利上将的美军第十二集团军群，也就处在了蒙哥马利的指挥之下。8月底美国报纸的报道披露，布拉德利的集团军群仍然在蒙哥马利的指挥下作战，这在公众中造成了一片抗议浪潮，因而美国陆军参谋长乔治·C. 马歇尔上将，立即命令艾森豪威尔，“立即直接指挥”所有地面部队。美军的各个集团军又恢复了原先的指挥权。这个举措把蒙哥马利弄了个措手不及。他的参谋长弗朗西斯·德吉恩冈将军后来说:“我认为，蒙哥马利……决没有想到这个日子会来得这么快。可能他希望，这个一开始确立的指挥权会停留一段较长的时间。我认为，对声望和民族感情的影响，或者对美国在兵员和武器上的愈来愈大的贡献，他往往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然而对我们大多数人来说，显而易见，让一位英国将军和一个英国司令部无限期地保留对这些数量更为众多的美军编队的指挥，是一种不可能的局面。”① 对他的参谋们来说，这可能是显而易见的，但对蒙哥马利来说却并非如此。他感到受到了公开的羞辱。②蒙蒂以及他的上级、帝国总参谋长艾伦·布鲁克爵士，都对艾森豪威尔很挑剔，这几乎不是什么秘密。这两个人都认为，他举棋不定，优柔寡断。在于7月28日给蒙哥马利的一封信中，布鲁克评论说，艾森豪威尔“对战争只有最模糊的概念！”另外一次，他对这位最高司令的定论是，他有“一种最具魅力的个性”，但“从战略的观点来看，却具有非常有限的头脑”。蒙哥马利从来就不是一个说话吞吞吐吐的人，他“从一开始就看出，艾克纯粹没有做这个工作的经验”，他感到，虽然历史将会把艾森豪威尔记载“为一个非常好的最高司令，但作为一名战场指挥官，他却是非常差劲，非常差劲”。① 蒙哥马利愤怒了，于是开始鼓吹一个总体的“地面部队司令”的概念，这是一个夹在各个集团军群和艾森豪威尔之间的职位。他知道，只有一个人能干这个工作——那就是他自己。对于这场地下宣传活动，艾森豪威尔了然于心，却保持平静。这位最高司令其实同蒙哥马利一样固执，马歇尔将军给他的命令是清楚的，即使要有一位总体的地面部队司令，那也非他本人莫属。 直到8月23日以前，有关孤军挺进的计划，或者有关设立地面部队司令的想法，蒙哥马利都没有机会与艾森豪威尔直接讨论。8月23日，最高司令来到第二十一集团军群的司令部进午餐。饭后，烦躁的蒙哥马利以非同寻常的不理智，坚持要与最高司令私下交谈。他要求，应把艾森豪威尔的参谋长比德尔·史密斯将军排除在这次商谈之外。史密斯离开了帐篷，接着，在一个小时的时间里，艾森豪威尔神情严肃，捺住性子，让他的下属就有关“一个坚定而又正确的决定”的必要性给他上了一课。蒙哥马利要求，艾森豪威尔应该“决定，主攻应该在什么地方”，这样一来，“我们就能确保迅速获得决定性的结果”。他一再竭力要求进行“孤军挺进”，他警告说，如果最高司令继续那个“广阔前线战略，让整个前线都在前进，每一个人都一直在作战的话，那么前进将不可避免地逐渐消失”。蒙哥马利警告说，如果出现这种情况，那么“德国人就会赢得恢复元气的时间，战争就会在整个冬天继续，大有可能进入1945年。如果我们把补给品分摊开来”，蒙哥马利说道，“在一个广阔的前线上前进的话，我们就将处处薄弱，没有获得成功的机会。”在他看来，只有一个方针:“或者是让右翼停下来，用左翼进行打击，或者是让左翼停下来，用右翼进行打击。”只能有一个挺进，一切都应该支持这个挺进。 艾森豪威尔认为，蒙哥马利的建议是一个巨大的赌博。它可能产生出迅速而又决定性的胜利，但反过来，它也可能造成灾难。他不打算接受所涉及到的风险。他发现自己夹在两方之间，一方是蒙哥马利，另外一方是布拉德利和巴顿——每一方都鼓吹“主要的挺进”，每一方都想担当此任。 蒙哥马利素以行动缓慢的战术而声名狼藉，即使那战术是成功的，到这个时刻，他需要证明，他足够以巴顿的速度来利用形势；此刻巴顿的集团军已远远跑在别人的前头，渡过了塞纳河，正全速赶往德国。艾森豪威尔圆滑地对蒙哥马利解释说，不管孤军挺进可能有什么长处，他都几乎无法阻挡巴顿，无法让美军第三集团军突然停下来。“美国人民，”最高司令说道，“决不会容忍让它停下来，而舆论是能赢得战争的。”蒙哥马利激烈地表示异议。“胜利才赢得战争，”他宣告，“要是把胜利给人民的话，他们就不会在意是谁赢得的战争。” 艾森豪威尔不为所动。他认为，蒙哥马利的看法“过于狭隘”，这位陆军元帅并不“理解总的形势”，但他当时并没有这样说出来。艾森豪威尔向蒙哥马利解释说，他想让巴顿继续东进，这样，美军和从南方推进的法国军队就可能会合。他非常简洁但是清楚地表明，他的“广阔前线方针”将继续。 蒙哥马利暂时把话题转到地面部队司令上。“得有人替你管理地面作战。”蒙哥马利声称，艾森豪威尔应该“高高在上，以便对涉及到海陆空等方面的整个错综复杂的问题，持超然的观点”。他从傲慢退却，态度谦恭起来。蒙哥马利说，如果这“涉及到美国的舆论”，他将欣然“让布拉德利控制战役，在他的麾下效劳”。 艾森豪威尔迅速打消了这个建议。把布拉德利置于蒙哥马利之上，是英国人民无法接受的，反过来也一样，把蒙哥马利置于布拉德利之上，美国人也无法接受。他解释说，至于他本人的角色，他无法从亲自控制战役的计划上偏离开来。但是，为了寻找对一些迫切问题的解决办法，他打算对蒙哥马利作出一些让步。他需要海峡的各个港口以及安特卫普，它们对盟军的整个补给问题至关重要。出于这种考虑，艾森豪威尔说，暂时将优先考虑由第二十一集团军群向北方挺进。蒙哥马利可以使用在英格兰的盟军第一空降集团军——眼下这是盟国远征军最高司令部仅有的后备部队。除此之外，他还可以得到在他的右边行进的美军第一集团军的支持。 用布拉德利将军的话说，蒙哥马利已经“在最初的小冲突上取胜了”。但这个英国人还远远没有满足，他坚信，艾森豪威尔已经错失了“巨大的机会”。当巴顿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也有同感——不过却是出于不同的原因。艾森豪威尔不仅以美军第三集团军为代价，把补给的优先权给了蒙哥马利，而且还拒绝了巴顿向萨尔河大举猛攻的建议。在巴顿看来，这是“这场战争的最重大的错误”。 在这场个性冲突和军事哲学冲突之后的两个星期里，很多事情发生了。蒙哥马利的第二十一集团军群，在速度上已堪与巴顿的集团军相匹敌。到9月5日时，随着他的先头部队进入安特卫普，蒙哥马利更加确信，他的孤军挺进的概念是正确的，他决心要推翻最高司令的决定。战争已经到了一个关键性的转折点，蒙哥马利坚信，德国人正濒临崩溃的边缘。 有这种看法的并不只他一个人，几乎每一个层次的司令部里，情报官员都在预告战争结束在即。最乐观的估计，系来自伦敦的盟军联合情报委员会。德国的形势已经恶化到了这样的程度，因而委员会认为，敌人已无力恢复元气。他们的估计说，每一个迹象都表明，“在德国统帅部控制之下的有组织的抵抗，不可能持续到1944年的12月1日以后，而且……还可能结束得更早一些”。盟军远征军最高司令部也同样乐观，在8月底的时候，盟军远征军最高司令部的情报总结宣称:“8月份的各个战役获得了成功，西线的敌人受到了惩罚。两个半月的苦战，已经使欧战的结束在望，几乎伸手可及。”现在，一个星期以后，他们认为，德军“不再是一支有凝聚力的军队，而是若干个企图逃跑的作战团体，一片混乱，甚至士气低落，缺少装备和武器”。英国国防部作战局那位保守的局长、约翰·肯尼迪少将，甚至也于9月6日特别提到:“如果我们以近来的速度前进，那么28日的时候就应该到达柏林了……” 在这个乐观预言的大合唱当中，似乎只有一个持异议的嗓音。美军第三集团军的情报处长奥斯卡·W. 科赫上校认为，敌人仍然有能力进行最后的挣扎，并警告说:“除非国内发生动荡，德国国防军有进行暴动的微乎其微的可能性……否则德军将继续战斗，直到战死或者被俘。”① 但对第三集团军的兴高采烈的指挥官、乔治·S. 巴顿中将来说，他自己的情报官的谨慎的估计，并没有什么意义。与在北方的蒙哥马利一样，在南方的巴顿现在离莱茵河只有100英里。他也认为，就像蒙哥马利所说，时间已经到了，应该“强出头，孤军深入，进入敌人的国土”，并结束这场战争。惟一的区别在于，究竟应该由谁来“强出头”。这两位指挥官都被胜利冲昏了头脑，都为荣耀而竞标，因而现在为了获得那个机会而竞争。蒙哥马利怀着热情，把他的竞争范围缩小到了巴顿一人：一位统帅一个整集团军群的英国陆军元帅，正在试图在速度上超过一位统帅一个单一的集团军的美国中将。 在前线各地，成功的狂热强烈地影响了战役指挥官们。壮观地横扫法国和比利时，并有证据表明德国人到处都遭到了失败之后，人们自信地认为，什么也不能阻止那个胜利的波涛，它将穿过齐格菲防线以及防线以外的地区继续前进，进入德国的心脏。然而，要使敌人立足不稳并一片混乱，就要求盟军不断地、持续地施压。对那种施压的支持，现在已经产生了一种几乎无人意识到的危机。那种使人飘飘然的乐观主义，近乎于自我欺骗，因为这个时候，艾森豪威尔的大军在从塞纳河兴奋地冲刺了200多英里之后，陷入了一个巨大的保养和补给的难题。在6个星期的几乎没有遇到什么抵抗因而从未停顿的进军之后，没有几个人注意到，前进的势头突然失去了。当第一批坦克走到德国的门口，在一些地方开始试探西墙本身的时候，进军开始缓慢了。盟军的追击结束了，是被它自己的成功扼杀了。 严重削弱进军的主要问题，是缺少港口。补给品并不短缺，但这些补给品却贮存在诺曼底，仍然要越过海滩运进去，或者是通过一个惟一可用的港口运进去，那个港口就是瑟堡——在先遣部队后面大约450英里的地方②。从那么远的后方，为4个全速追击的庞大集团军提供补给，是一个噩梦般的任务。运输工具的缺乏，又使它雪上加霜。铁路网不是在诺曼底入侵之前就遭到了轰炸，就是被法国的地下组织毁坏了，无法足够快地修复。输油管道现在只是在铺设和延伸。结果，从配给的口粮到汽油，什么东西都由公路运送，而卡车的短缺又令人沮丧。 追击日复一日地向更东边推进，为了能与追击齐头并进，每一种车辆都被逼得用来提供保障服务。火炮、高射炮以及备用的坦克从车上卸了下来，留在后面，这样运送它们的车辆就可以用来运送补给品。各个师的运输连都被调走了。英国人把整整一个军留在了塞纳河的西边，这样它的运输工具就能为其余的快速前进的军队服务。因为活塞有缺陷，1400辆载重量为3吨的英军卡车无法使用，随着这个问题的发现，蒙哥马利的困难在逐渐增加。 现在，为了使追击不停顿地进行下去，人们作出种种艰巨的努力。一种传送带式的卡车车队——名字叫“货运快车”——向东方疾驶，卸下补给品之后，又折回西边再装上补给品，有些车队往往疲惫地每天来回运行600到800英里。即使所有可用的运输工具都昼夜不停地行驶，即使战场上的指挥官采取最严格的节约措施，各个集团军对补给品的要求却仍然不能满足。由于负担超过了其能力，这个权宜之计的补给结构已经几乎到达崩溃点了。 除了严峻的运输问题之外，士兵疲倦了，在从诺曼底以来的弩炮式的进军以后，设备也磨损了。坦克、半履带式车辆以及各种各样的车辆，已经行驶了这么长时间，因没有得到适当的保养，不断地出故障。使一切都相形见绌的是，汽油严重短缺。艾森豪威尔的各个集团军，每天需要100万加仑汽油，但收到的却只是那个数量的很少的部分。 结果是严重的。在比利时，就在敌人从面前逃跑的时候，美军第一集团军却整整停顿了4天，因为它的坦克没有油了。巴顿的美军第三集团军，领先别的集团军100英里以上，而且也没有遇到什么抵抗，却不得不在默兹河① 停顿了5天，因为装甲纵队的汽油用完了。当巴顿发现他定了40万加仑汽油，但由于照顾优先而被削减，只收到3.2万加仑时，勃然大怒。他当即命令他那个领先的军的军长:“尽快抬起你们的屁股前进，直到你们的发动机汽油用完，然后下车步行，该死的！”对司令部的参谋们，巴顿大发雷霆，说他“面对两个敌人——德国人和我们自己的统帅部。我能够收拾德国人，但却没有把握胜过蒙哥马利和艾森豪威尔”。他作出了尝试。巴顿坚信，他能够不出几天便杀出一条路进入德国，于是向布拉德利和艾森豪威尔发出强烈呼吁:“我的士兵可以吃他们的皮带，”他怒吼道，“可是我的坦克得有汽油呀。” 在诺曼底给德国人带来的惨败，以及在突破之后对德国部队的有条理而又迅速的歼灭，已经造成了后勤方面的危机。诺曼底入侵的计划者们本来想当然地认为，敌人将会在各个有重大历史意义的沿河防线坚守战斗，因此进军会更保守一些。据认为，在夺取了诺曼底滩头阵地和攻占海峡的各个港口之后，应该有一个停顿，以便对部队进行重组，把补给品聚集起来。预计的立足点将在塞纳河以西，而按照预定的时间表，到9月4日（D日的90天以后）才能到达塞纳河。敌人部队的突然崩溃以及朝东方的仓皇逃跑，使得盟军的时间表变得毫无意义。谁能够预见，到9月4日的时候，盟军的坦克部队会在塞纳河以东200英里的地方，并且进入了安特卫普？艾森豪威尔的参谋们本来估计，大约要用11个月的时间才能到达在亚琛① 的德国边界。现在，由于坦克纵队已经靠近帝国，盟军就把他们进军的时间表提前了几乎7个月。补给和运输系统本来是为慢得多的进军速度设计出来的，现在却承受着狂热的追击所带来的压力，这几乎是一个奇迹。 尽管后勤方面形势严峻，但谁也不想承认，各个集团军必须很快停止前进，或者追击已告结束。“师级以上的指挥官，”艾森豪威尔后来写道，“每一个人都一门心思认为，只要再加上几吨补给品，他就能够继续向前冲去，赢得这场战争……因而，每一个指挥官都乞求和要求，应该比所有其他人都有优先权，而不可否认的是，在每一个人的面前又确实都有可以迅速利用的机会，这就使得这些要求完全顺理成章了。”即便如此，普遍的乐观也感染了最高司令。这让他认为，进军的势头能够维持下去，足以在德国人还没有机会防御之前，便攻破齐格菲防线，因为，他在“整个前线”看到了敌人“崩溃”的迹象。9月4日，他下达命令，布拉德利的“第十二集团军群将攻占萨尔河和法兰克福地区”。蒙哥马利的“第二十一集团军群将攻占鲁尔河和安特卫普”。 这个宣布让巴顿也似乎平息下来。现在他确信，只要有足够的补给品，他的强大的美军第三集团军就能够单凭自己的力量，抵达萨尔工业区，然后继续一路全速赶到莱茵河。① 而在随处可见的空前的胜利气氛中，蒙哥马利用他在9月4日发出的密码电报，再次坚持不懈地强调了他的论点。这一次，他远远超出了他8月17日的提议，也远远超出了他8月23日与艾森豪威尔的交谈。这位英军第二十一集团军群的司令员坚信，德国人已经崩溃了，他相信，他不仅能够抵达鲁尔河，而且还能一路全速直达柏林本身。 在给艾森豪威尔的有9个段落的电报中，蒙哥马利再次清楚地说明了那些理由，他坚信进行一次“真正强大而又猛烈的挺进”的时刻已经到来。有两个战略机会向盟军敞开，“一个是经由鲁尔河，另外一个是经由梅斯和萨尔河”。但他又认为，由于“我们并不拥有足够的资源，所以无法维持两个这样的大举猛攻”。只有一个大举猛攻存在着机会——那就是他的大举猛攻。在蒙哥马利看来，那个挺进，也就是“经由鲁尔河”进行的北方挺进，“有可能带来最佳的和最快的结果”。为了确保成功，蒙蒂的孤军挺进将需要“所有的保障资源……毫无保留的保障资源”。他现在明显地对任何其他的考虑都不耐烦了。他在公开表明观点，他本人的计划是有价值的，而且他的技能也是有价值的，他自信他本人就是那个能够马到成功的人。别的作战行动，则是能够剩下多少后勤支持就进行多少。他提醒最高司令，这是不可能妥协的，他拒绝考虑进行两个大举猛攻的可能性，因为“那将把我们的保障资源一分为二，使得哪一个挺进都不是猛烈的”，其结果就是“拖长战争”。蒙哥马利认为，问题是“非常简单而又清晰的”，而时间又“极其重要……因而需要立即作出决定”。 这位自威灵顿①以来最得人心的英国指挥官，既言辞刻薄又态度专横，他一门心思想着他的信念。他分析说，考虑到严峻的后勤形势，他的孤军挺进理论比两个星期以前更站得住脚了。蒙哥马利以他倔强的方式——而且毫不在乎对方对他电报的口吻会有什么看法——不仅是在为最高司令提出一个举措，这位陆军元帅也是在指定一个举措。艾森豪威尔必须让别的集团军在原地停下来——尤其是必须让巴顿的集团军在原地停下来——这样所有的资源就能放在他的孤军挺进的后面。这份编号为M-160的电报结尾，是蒙哥马利的傲慢的一个典型例子。“如果你正到这一边来，不妨作一短暂访问，讨论一下，”他提议道，“如果这样，我将乐于在明天午餐的时候见到你。不要以为当前我能离开这场战役。”自己的结束语几乎就是无礼，但蒙哥马利似乎没有想到这一点，因为他感到焦虑的是，这个能彻底消灭德国人的最后的机会决不能丧失。他就像帽贝② 一样，抱住他的孤军挺进计划不放。因为他确信，艾森豪威尔也一定意识到了，进行最后一击的时间已经到来。 在瑟堡半岛西部的格朗维尔，在别墅的卧室里，盟军最高司令读了蒙哥马利的编号为M-160的电报，既愤怒又难以相信。55岁的艾森豪威尔认为，蒙哥马利的建议是“不现实的”，是“异想天开”。蒙哥马利有三次用孤军挺进计划把他纠缠得火冒三丈。艾森豪威尔本来以为，他已经在8月23日一劳永逸地解决了这个有关战略的冲突。然而现在，蒙哥马利不仅再次鼓吹他的理论，而且还提出要一路冲到柏林去。艾森豪威尔通常是平静而和蔼的，现在却发脾气了。“除了蒙哥马利以外，没有一个人会认为这是可行的！”他朝他的一些参谋大发雷霆道。在艾森豪威尔看来，眼下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开放海峡的各个港口，尤其是安特卫普港。这一点为什么蒙哥马利就不能理解呢？对于所存在的那些具有诱惑力的机会，最高司令太清楚了。但正如他对盟军最高副司令英国皇家空军元帅阿瑟·特德爵士以及盟国远征军最高司令部助理参谋长弗雷德里克·摩根中将所说，蒙哥马利“侈谈率领一支军队进军柏林，而这支军队又要从海滩取得它的绝大部分补给品，这是异想天开”。 陆军元帅的电报，到来的时机是不可能更糟糕的了。最高司令此刻正在床上撑坐着，他的右膝由于受伤而用石膏固定着，而蒙哥马利对此一无所知。然而，艾森豪威尔心绪不宁，却不仅仅是因为这个原因。在9月1日，也就是4天以前，他把盟国远征军最高司令部的主要部分留在伦敦，自己来到欧洲大陆亲自指挥。他在格朗维尔附近的朱卢维尔设立了一个小小的进军指挥司令部，这个司令部远远不能满足需要。由于各路大军运动速度惊人，结果艾森豪威尔滞留在离前线400多英里的地方——而且到目前为止，还没有电话或者电传设施。除了无线电和一个基本的传令兵系统之外，他无法立即与在战场上的指挥官们交流。除了这些战术上的不适外，他又受到了身体上的伤害，那是他对主要的指挥官们进行的一次例行飞行访问之后受的伤。9月2日，他在沙特尔① 与美军高级将领们开了一个会，返回的时候，由于风大和能见度低，艾森豪威尔的飞机无法在司令部的机场上降落，而是在他的别墅附近的海滩上降落的——是安全降落，不过在尽力帮助飞行员把飞机拖离水边的时候，艾森豪威尔严重地扭伤了右膝。这样一来，在战争的这个极其重要的关头，正当最高司令试图控制地面战役，而由于事件发展得如此迅速，有必要立即作出决定的时候，艾森豪威尔却动弹不得了。 尽管蒙哥马利——对布拉德利和巴顿来说同样如此——可能感到，艾森豪威尔“完全不了解地面作战的情况”，但只是距离才使得这种论点说得通。艾森豪威尔的优秀的、英美参谋融为一体的参谋部，对战场上日复一日的形势的认知，比他的将领们所意识到的要多上许多。虽然他期望作战指挥官们能够表现出主动性和敢作敢为，但只有最高司令和他的参谋们才能够综观全局，并作出相应的决定。老实说，在这个过渡阶段，虽然艾森豪威尔正在亲自控制，但似乎又缺乏一个明确的方向，而这在某种程度上又是由于最高司令角色的复杂性所致。联合指挥决非易事，由于艾森豪威尔维持着一种微妙的平衡，并且不折不扣地执行参谋长联席会议的计划，才使得这个系统运转了下来。为了盟国和睦的利益，艾森豪威尔可以对战略进行修改，但不会把小心谨慎的习惯抛到九霄云外，正如最高司令后来所说，他无意让蒙哥马利“像一把匕首似的孤军朝柏林大举猛攻”。① 他对蒙哥马利不只是容忍，还一次又一次地让步，这往往让他自己的美国将领们愤怒。然而似乎蒙蒂却“总是什么都想要，但一生中做什么事情都没有做快过”。② 艾森豪威尔说，他理解蒙哥马利的怪癖，而这个英国人却并没有意识到自己的怪癖。“注意，人们告诉过我他的童年，” 艾森豪威尔回忆说，“当你举行一场比赛，比赛的一方是伊顿公学和哈罗公学③，而另外一方是一些不入流的学校的时候，有些入伍的年轻人就感到有点自惭形秽。这个人一生都在试图证明他是个了不起的人物。”但这位陆军元帅的看法，却清楚反映出他的英国上级有关盟军应该如何作战的信念。 尽管是可以理解的，但蒙哥马利在提出这种看法时所表现出来的傲慢，却总是让美国指挥官们感到不舒服。艾森豪威尔是最高司令，又得到了参谋长联席会议的广泛授权，他首要关心的是：把盟军聚集在一起，迅速赢得战争。盟国远征军最高司令部的一些参谋，包括许多英国人，都认为蒙哥马利难以忍受，也都说他难以忍受，尽管如此，艾森豪威尔却从未评论过他，除了在私下里同他的参谋长比德尔·史密斯议论之外。事实上，最高司令对蒙哥马利的积怨，比任何人所知道的都深得多。艾森豪威尔感到，这位陆军元帅是“一个精神变态者……这样的一位自我中心者”，以为他所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是完美的……他一生中从未犯过错误”。现在艾森豪威尔不打算让他犯下一个错误。“拆掉在瑟堡的美国人这堵东墙，”他告诉特德，“当然不会补上要赶往柏林的英国人这堵西墙。” 虽然如此，在他与英国爱将之间的越来越大的不和，仍然让艾森豪威尔深感不安。最高司令决定，在之后的几天内，他将与蒙哥马利会晤，力图澄清他所认为的误解。他将再次详细地解释他的战略，希望能得到同意，不管那个同意会来得多么勉强。会晤以前的这段时间里，有一件事情他明确表了态。他坚定地拒绝了蒙哥马利的孤军挺进计划，以及他进军柏林的申请。9月5日晚，在一封给陆军元帅的密码电报中，他说道:“我虽然同意你有关向柏林的一个强大而又猛烈的挺进的构想，但我却不同意它在这个时刻发动，而不进行其他的一切部队调动。”最高司令认为，“在西线的德军大部现在已经被消灭了”，应该利用那个成功，“立即突破齐格菲防线，在一个广泛的前线上渡过莱茵河，并夺取萨尔河和鲁尔河。我打算以最可能快的速度来做这件事”。艾森豪威尔认为，这些步骤将“钳制德国的主要工业区，并在很大程度上消灭它进行战争的能力……”艾森豪威尔继续说，开放勒阿弗尔港① 和安特卫普港是绝对重要的，然后才能发动进入德国的任何“强大的挺进”。但是眼下，艾森豪威尔强调，“不管怎么重新安置我们当前的资源，都不足以维持向柏林的挺进……” 艾森豪威尔的决定用了36个小时，才到了蒙哥马利那里，而且到达的又只是电报的后半部分。这结尾的两段，蒙哥马利是在9月7日上午9点时收到的，开头的部分直到9月9日才到达，那是又过了48个小时之后。蒙哥马利认为，艾森豪威尔的电报再次证实，最高司令“脱离战斗太远了”。 从蒙哥马利所收到的电报的第一个片段，可以足够清晰地看到，艾森豪威尔拒绝了他的计划，因为该片段中有这么一句话:“不管怎么重新安置我们当前的资源，都不足以维持向柏林的挺进。”蒙哥马利立即发出一封电报，激烈地表示不同意。 随着追击的减弱，蒙哥马利最担心的事情正在变成现实：德国人的抵抗正在变得顽强。蒙哥马利的电报尤其集中在补给品的短缺上，在电报中，蒙哥马利声称，他只得到了他所要求的一半，因而“我无法这样长久坚持下去”。他拒绝从他的朝柏林大举猛攻的计划上偏离开来。在他的电文中，立即开放安特卫普这个极其重要的港口的明显必要性甚至都没有提及，却强调说，“一旦加来海峡有一个港口能为我运转，我就将另外需要大约2500辆载重量为3吨的卡车，外加平均每天约1000吨的空运物资，以使我能够赶到鲁尔河并最终到达柏林。”由于这全都“非常难以解释，”因而陆军元帅“不知道是否可能”让艾森豪威尔来看他。他坚信不疑，认为最高司令的决定是一个严重的错误，他确信自己的计划能奏效，拒绝承认艾森豪威尔的拒绝是决定性的。但他无意飞往朱卢维尔，尝试改变艾森豪威尔的主意。这样的外交手腕不是他的性格的组成部分，尽管他充分意识到，能够让对方采纳他的提议的惟一希望，就是要与最高司令面对面会晤。蒙哥马利既愤慨又激动，等待着艾森豪威尔回复。当伯恩哈德亲王来到司令部向他表示敬意的时候，发现这位英国陆军元帅几乎正与世隔绝，焦躁易怒。 伯恩哈德是在6日的晚上来到法国的，带着一小批参谋人员，三辆吉普车，他的名叫马丁的锡利哈姆狗①，以及一个鼓鼓的公文包，里面是荷兰地下组织的报告。他们一行人乘坐三架达科他型飞机，在两架战斗机的护航下飞到欧洲大陆，伯恩哈德本人开着其中的一架。从亚眠① 机场，他们开车前往北边50英里处的杜埃，并在7日一大早便动身前往比利时和布鲁塞尔。在位于莱肯的司令部里，亲王受到了霍罗克斯将军的接待，霍罗克斯把他向蒙哥马利的参谋们作了介绍，并把他带到陆军元帅的面前。“他的心情很坏，显然不高兴见到我，”伯恩哈德回忆道，“他心事重重，而且可以理解的是，王室成员在他的地区出现，是一种他不能够轻易免除的责任。” 这位陆军元帅以这次战争中的最伟大的英国军人而知名，用伯恩哈德的话来说，这个名气使得他成了“几百万英国人心中的偶像”。36岁的亲王对蒙哥马利心怀敬畏。与艾森豪威尔的无拘无束、几乎随便的举止不同，蒙哥马利的举止让伯恩哈德难以轻易地与他交谈。从一开始，蒙哥马利就言辞刻薄且直言不讳，他向伯恩哈德清楚地表明，伯恩哈德在他的地区的出现“令他担忧”。蒙哥马利既不圆通，也不解释，情有可原地告诉亲王，要访问那支荷兰部队的司令部是不明智的——那支部队就是艾琳公主旅，它隶属于英军第二集团军，驻扎在迪斯特附近，离前线还不到10英里。伯恩哈德是荷兰武装部队总司令，他非常想访问迪斯特，并没有立即对此作出回答，相反，他开始讨论荷兰抵抗力量的报告。蒙哥马利无视他的讨论，又返回到原先的话题，告诉亲王:“你不可住在迪斯特。我不能允许。”伯恩哈德被惹恼了，他不得不指出，他是“直接在艾森豪威尔的领导下供职，而不是在陆军元帅的指挥之下”。这样一来，根据伯恩哈德对这次会晤的记忆，从一开始，“不管对错与否，我们就互相留下了坏印象。”（事实上，后来艾森豪威尔支持蒙哥马利有关迪斯特的做法，不过他也确实说过，伯恩哈德可以呆在布鲁塞尔，“靠近第二十一集团军群司令部，那里可能需要你的出现。） 伯恩哈德继续回顾在地下组织的报告中所反映的荷兰形势。蒙哥马利被告知，德国人从9月2日就开始撤退，瓦解了，随之又被告知了抵抗组织的构成。伯恩哈德说，就他所知，这些报告是准确的。按伯恩哈德的说法，蒙哥马利反驳说:“我不认为你的抵抗人员能够对我们有多大的用处。因而，我认为这一切完全没有必要。”陆军元帅的直言不讳令伯恩哈德着实吃了一惊，他“开始意识到，蒙哥马利显然不相信来自我在荷兰的特工人员的任何消息。从某种意义上讲，我几乎不能责怪他。我推测，对他在进军过程中从法国和比利时的抵抗力量得到的那些误导的信息，他已经有点厌烦了。但是，在眼前这件事情上，我认识那些涉及到的荷兰抵抗组织，我认识那些主持抵抗组织的人，而且我知道，这些信息确实是正确的”。因而他坚持自己的看法。伯恩哈德让陆军元帅看电报档案，引用一个又一个报告中的话，并提出了一个问题:“有鉴于此，你为什么不立即发动进攻呢？” “我们不能依靠这些报告，”蒙哥马利告诉他，“恰恰因为，荷兰抵抗组织声称德国人从9月2日就开始撤退，这并不意味着他们仍然在撤退。”伯恩哈德不得不承认，撤退“缓慢了下来”，而且也有“重组的迹象”。不过在他看来，仍然有立即发动进攻的充分理由。 蒙哥马利不为所动。“不管怎么说，”他说道，“尽管我非常想发动进攻并解放荷兰，但由于补给的问题我无法这么做。我们缺少弹药。我们的坦克缺少汽油，倘若我们确实进攻的话，那些坦克就可能会陷于困境。”伯恩哈德深感震惊。他在英国从盟国远征军最高司令部以及他本人的顾问们那里所得到的信息，都使他确信，荷兰的解放将是几天之内的事情。“自然我想当然地认为，蒙哥马利作为现场指挥官，对形势的了解强过其他任何人，”伯恩哈德后来说道，“然而我们绝对了解德国人的每一个细节——部队的兵力、坦克和装甲车的数量、高射炮的阵地——而且我知道，除了在最前线上的抵抗之外，后面没有什么力量。我担心死了，因为我知道，随着每一天的过去，德国人的力量也将增长。我无法说服蒙哥马利。事实上，我所说的每一句话似乎都无关紧要。” 然后蒙哥马利非同寻常地披露，“我也像你一样，急切地要解放荷兰，”他说道，“但我们打算用另外一种、甚至更好的方式来解放荷兰。”他停顿了下来，想了一会儿，然后几乎称得上勉强地说道:“我正在计划在我的部队前面进行一次空降行动。”伯恩哈德大吃一惊，立即有若干个问题来到他的头脑。计划在哪个地区空投？空降行动将在何时进行？目前的进展如何？然而他却忍住了，没有问。蒙哥马利的态度表明，他不会再说什么话了。行动明显仍然处在计划阶段，亲王得出的印象是，只有陆军元帅和他的几个参谋知道这个计划。虽然没有被告知更多的细节，伯恩哈德现在却心怀期冀，尽管蒙哥马利原先谈到补给欠缺，但荷兰的解放仍然就在眼前。他必须有耐心，必须等待。这位陆军元帅的声望是令人敬畏的，伯恩哈德既信任这个声望，也信任这个人本身。亲王感到又有希望了，因为“不论蒙哥马利做什么，他都会做好的”。 艾森豪威尔还是同意了蒙哥马利的要求，于是定于星期日，也就是9月10日会晤。他并不特别期待他与蒙哥马利的会晤，也不期望像他原先预料的那样，这位陆军元帅会发出一些喜怒无常的言论，然而却有兴趣了解，在蒙哥马利的作战行动中的一个方面上，有了一些什么进展。尽管最高司令必须对所有的空降计划予以批准，但却允许蒙哥马利对盟军第一空降集团军进行战术上的使用，允许他在涉及到那支部队的使用上制定出一个可能的计划。他知道，起码从4日开始，蒙哥马利就一直在悄悄探讨进行一次空降行动、以便渡过莱茵河夺取一个桥头阵地的可能性。 6个星期以前，盟军第一空降集团军成立，其司令员是美国人刘易斯·海德·布里尔顿中将，从那时起，艾森豪威尔就一直在寻找能够使用那支部队的目标以及合适的机会。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一直在催促布里尔顿和集团军的各位指挥官，制定出大胆而又富有想像力的空降计划来，要求在敌军营地背后的腹地进行大规模的进攻。各种各样的任务被提出了，也被接受了，但所有的任务又被取消了。几乎在每一个情况中，都是因为进军迅速的地面部队已经到达了计划由伞兵夺取的目标。 蒙哥马利原先的提议，是要求布里尔顿的空降部队在韦塞尔镇的西边夺取一个渡口，韦塞尔镇就在荷兰与德国边界的德国一边。然而，那个地区的密集防空防御工事，迫使陆军元帅作了改变。他接着选择的地点，是在荷兰更朝西一些的地方：位于阿纳姆的下莱茵河大桥——这个时刻，是在德军前线的背后75英里多的地方。 这个计划被称为“彗星行动”，到9月7日的时候，“彗星行动”已经准备就绪；后来，恶劣的天气，加上蒙哥马利对他的部队所遭遇到越来越大的德军抵抗的关切，行动又被迫推迟。本来在6日或者7日可能获得的成功，到10日的时候又似乎有风险了：他首先感到，这个时刻发动一次空降进攻，将会意味着延误安特卫普港的开放。然而最高司令却仍然对进行一次空降进攻的可能性神往不已。 在这些流产了的行动当中，有一些几乎是在最后的时刻被取消的，它们给艾森豪威尔制造了一个大难题。每次，当一项任务到达开始阶段的时候，那些运送汽油到前线的部队运输机就得在地面停飞待命。对宝贵的空运补给吨位的这个损失，使布拉德利和巴顿大声提出抗议。他们宣告，在进行持续追击的此时此刻，对汽油的空运，远比空降任务更为重要。艾森豪威尔急于使用空降部队，华盛顿也敦促他使用空降部队——不论是马歇尔上将，还是美国空军司令亨利·H. 阿诺德上将，都想看看布里尔顿的新的盟军空降集团军能够有什么作为——因而艾森豪威尔不想使他的各个训练有素的空降师搁浅。相反，他坚持应该一有机会就使用那些空降师。① 事实上，在追击正在减缓的这个时刻，把部队空投到莱茵河的对岸，可能就是一种不错的方式。但在9月10日的这个上午，当他飞往布鲁塞尔的时候，在他的脑海里，最重要的就是开放安特卫普这个至关重要的港口，其余的事情全都位居其次。 蒙哥马利却并非如此，他抱定决心，迫不及待，正在布鲁塞尔机场等待艾森豪威尔的飞机着陆。他以个性鲜明的精确性，针对这次会晤，将自己的论据进行了提炼加工。他已经与英军第二集团军的迈尔斯·C.邓普西将军交谈过，也已经与弗雷德里克·布朗宁中将交谈过，布朗宁是英军第一空降军的军长，也是盟军第一空降集团军的副司令。布朗宁正在耳房里，等待这次会晤的结果。邓普西由于关注在他面前愈来愈强硬的抵抗，并且从情报部门的报告中得知，新的敌军部队正在进入，于是要求蒙哥马利放弃空降进攻阿纳姆大桥的计划，相反他提议，应该集中兵力，夺取位于韦塞尔的莱茵河渡口。邓普西断言，即使与一次空降行动一起进行，英军第二集团军也不足以强大得能够单凭自身向正北大举猛攻抵达阿纳姆。他认为，进军最好与美军第一集团军朝东北方向的韦塞尔的进军同时进行。 无论如何，攻入荷兰境内现在都已经刻不容缓。英国国防部已经告知蒙哥马利，德国人首次研发出来的V-2型火箭，已经在9月8日落在伦敦了，它们的发射地点，据认为是在荷兰西部的某个地方。不管是在接到这个信息之前还是之后，反正蒙哥马利改变了他的计划。按照原先的设计，“彗星行动”要求只使用一个半师的兵力——英军第一空降师和波兰第一伞兵旅。他认为，那支军队力量太弱，难以奏效。结果，蒙哥马利取消了“彗星行动”，提出了一个更为雄心勃勃的空降建议取而代之。到目前为止，只有陆军元帅的几个高级军官听说过此事，而且由于担心布拉德利会对艾森豪威尔产生影响，他们就煞费苦心，确保不让在英军司令部里面的美国联络官获得计划的蛛丝马迹。在这个时刻，布朗宁中将以及在英格兰的盟军第一空降集团军司令部，也像艾森豪威尔一样，对蒙哥马利的新的空降计划一无所知。 由于膝部受伤，艾森豪威尔无法下飞机，因而会谈也就在飞机上进行。就像8月23日时的情况一样，蒙哥马利决定了参加会议的人选。最高司令带来了他的副手、空军元帅阿瑟·特德爵士，还带来了一位主管行政的助理参谋长、中将汉弗莱·盖尔爵士。蒙哥马利简慢无礼地让艾森豪威尔把盖尔排除在会谈之外，同时又坚持让他本人的行政和补给官迈尔斯·格雷厄姆中将留下。要是换了另外一位不那么好说话的上级，就大有可能对蒙哥马利的态度提出异议，但艾森豪威尔还是捺着性子，答应了陆军元帅的要求。于是盖尔将军离开了。 蒙哥马利几乎是立即抨击了最高司令的广阔前线方针，他不断地提到艾森豪威尔在前一个星期发来的一叠函件，要求注意到最高司令的前后矛盾之处，也就是说，并没有清楚界定“优先”的意思。他认为，他的第二十一集团军群并没有得到艾森豪威尔所许诺的在补给品上的“优先”，而巴顿向萨尔河的大举猛攻，却被允许以蒙哥马利的军队为代价而进行。艾森豪威尔平静地回答说，他从来也没有因为给蒙哥马利“绝对优先”，而把别人全都排除的意思。蒙哥马利重申，艾森豪威尔的战略是错误的，将会带来“极其严重的后果”。只要这两个“忽动忽停而又不连贯的挺进被允许继续”，让补给品在他本人与巴顿之间分开，那么“谁也不能成功”。蒙哥马利说，艾森豪威尔必须在他和巴顿之间做出选择。蒙哥马利的语言是如此激烈、放肆，致使艾森豪威尔突然伸出手来，拍着蒙哥马利的膝盖，告诉他:“冷静一下，蒙蒂！你不能这样对我讲话。我是你的上司。”蒙哥马利的愤怒消失了。“对不起，艾克！”他小声说道。① 这个异乎常态但又似乎真诚的道歉，并不是事情的结束。对他的“孤军挺进”，蒙哥马利继续顽固地据理力争，尽管语气不那么尖刻了。艾森豪威尔全神贯注地听着，对那些论点表现出了同情，但他本人的见解却并没有改变，广阔前线进军将继续下去。他清楚地告诉了蒙哥马利其原因。艾森豪威尔后来回忆，②他当时说道:“你的提议是这样——如果我把你所要的一切补给品全都给你，你就能直达柏林——一直打到柏林吗？蒙蒂，你发疯了。你不能这样做。那简直是活见鬼了！如果你试图那样，用一个长的纵队进行孤军挺进，你就不得不投入一个又一个的师，来保护你的侧翼免受攻击。假使你确实夺取了莱茵河上的一座桥，结果会怎样？你不能长时间依赖于那一座桥，来为你的大举猛攻提供补给品。蒙蒂，你不能这样做。” 按照艾森豪威尔的说法，蒙哥马利当时回答道:“我将顺利地给他们提供补给品。只要你把我所需要的东西给我，我就能抵达柏林并结束这场战争。” 艾森豪威尔的拒绝是坚定的。他强调说，必须先开放安特卫普港，然后才可能考虑进行进入德国的任何主要的大举猛攻。蒙哥马利这时打出了他的王牌：事态的最新发展——从在荷兰的地点对伦敦进行的火箭进攻——使得立即进军荷兰成为必要，他完全明白，这样一种大举猛攻应该怎样开始。蒙哥马利提议，为了攻进德国，应该使用几乎整个盟军第一空降集团军，进行一次令人震惊的大规模攻击。 他的计划是“彗星行动”的一个扩大了而又不切实际的翻版。蒙哥马利现在想使用3个半师——美军第八十二空降师和一○一空降师、英军第一空降师以及波兰第一伞兵旅，由这些空降军队先于他的部队，在荷兰夺取一系列的渡口，其主要的出击目标是在阿纳姆的下莱茵河桥。蒙哥马利预料，德国人会以为他将走最近的路线，朝东北方向大举猛攻，前往莱茵河和鲁尔河，因而他特意选择了一条北方的“后门”路线，前往帝国。空降兵的突然袭击，将会为他的英军第二集团军的坦克部队打开一条走廊，坦克将全速通过被缴获的桥梁，前往阿纳姆，渡过莱茵河到彼岸。一旦这一切全都完成，蒙哥马利就能转而东进，从侧翼包抄齐格菲防线，冲进鲁尔河地区。 艾森豪威尔的好奇心被激发起来，他受到了感染。这是一个大胆、富有绝妙想像力的计划，恰恰是他一直在为长期闲置的空降师寻找的那种大规模进攻。但现在最高司令却处于两难境地：如果他同意进行这个进攻，那么安特卫普港的开放就得暂时拖延，给巴顿的补给品也得转而给他人；然而，蒙哥马利的提议又能够给奄奄一息的进军再次带来活力，也许能够推动追击，渡过莱茵河并进入鲁尔河地区。艾森豪威尔由于被这个计划的大胆吸引住了，因而不仅予以批准，① 而且还坚决要求，这个行动应该一有可能的便进行。 然而最高司令又说，这个进攻是一个“有限的进攻”。他对蒙哥马利强调，他认为，这次空降部队与地面部队的联合行动，“只不过是向莱茵河和鲁尔河的北进的一个延伸”。根据艾森豪威尔对这次交谈的记忆，他对蒙哥马利说:“我告诉你我将做什么，蒙蒂。为了让你渡过莱茵河，你要什么我就给你什么，因为我想要一个桥头阵地……不过我们得先渡过莱茵河，然后才能谈别的事情。”蒙哥马利继续争论，但艾森豪威尔就是不改变主意。陆军元帅垂头丧气，不得不接受他称之为的“折中办法”，会议就以这种气氛结束了。 艾森豪威尔离开之后，蒙哥马利便在一张地图上为布朗宁中将概述了这个行动。举止高雅的布朗宁是英军中鼓吹空降作战的先驱人士之一，他看到，这个行动要求，伞兵和滑翔机运送的部队将夺取一系列渡口——其中有5个是重要的桥梁，包括马斯河、瓦尔河和下莱茵河这几条大河上的桥梁——它们在荷兰边界与阿纳姆之间，横跨度达64英里。除此之外，他们还要负责保持这个走廊的畅通——在大多数地方只有一条公路通向北方——而英军的装甲部队将在那个走廊上大举猛攻。装甲部队的全速推进要想获得成功，那些桥梁就得全部完好无损地夺取下来。危险是显而易见的，但空降部队一直受到的培训，恰恰就是要进行这种突然袭击。尽管如此，布朗宁还是心中不安，他指着在阿纳姆的下莱茵河上的最北边的那座桥，问道，“装甲部队到我们这里要用多少时间？”蒙哥马利爽快地回答道:“两天。”布朗宁仍然专心致志地看着地图，说道:“我们能够坚守四天。”然后他又说道，“不过长官，我认为我们可能去的是一座过于遥远的桥。”① 蒙哥马利下令，那个萌芽中的概念（此后它将拥有代号“市场花园行动”——“市场”涵盖的是空降部队的空投，“花园”代表的是装甲部队的大举猛攻）要以最快的速度展开。他坚决要求，进攻必须在几天之内发动。他告诉布朗宁，要不然就太晚了。蒙哥马利问道:“你什么时候能准备就绪？”在这个时刻，布朗宁只能斗胆提出:“行动预定最早是15日或者16日。”② 布朗宁带着蒙哥马利的框架计划，担负着在仅仅几天之内就得为这样一个巨大的任务做出准备的紧迫重压，立即飞回英格兰。他的空军基地位于伦敦郊外的里克曼斯沃思附近，被称为穆尔公园高尔夫球场基地。他一在基地着陆，便给20英里以外的盟军第一空降集团军司令部打电话，通知了该集团军司令布里尔顿中将以及他的参谋长弗洛伊德·L. 帕克斯准将。时间是下午2：30，帕克斯注意到，布朗宁的电话里含有“在这个司令部里对‘市场’的第一次提及”。 由于一无所知而措手不及的军官，并非只是空降集团军的司令员们。对陆军元帅最持批评态度的人，非奥马尔·N. 布拉德利上将莫属，蒙哥马利的大胆的计划不仅给布拉德利留下了深刻印象，还使他大吃一惊，他后来回忆说:“倘若这位虔诚、滴酒不沾的蒙哥马利，喝得酩酊大醉，摇摇晃晃地走进盟国远征军最高司令部，我也不可能更为吃惊……尽管我从未接受这个冒险，但却坦率承认，它是这场战争中最富有想像力的冒险之一。”① 它确实是这场战争中最富有想像力的冒险之一，但蒙哥马利还是不满。他现在甚至更进一步地督促盟军最高司令，同时又恢复了作为他的军事生涯特色的那种谨慎、完美主义的思维。蒙哥马利提醒艾森豪威尔，除非为了这个“被精选出来的挺进”，第二十一集团军群能够获得额外的补给品和运输工具，否则市场花园计划最早也不可能在9月23日以前启动，甚至可能推迟到9月26日。布朗宁估计，到15日或者16日市场计划就可准备就绪了，但蒙哥马利关切的是花园计划，花园计划即地面作战行动。他再次要求得到他一直想得到的东西：绝对的优先权，在他看来，绝对的优先权将确保成功。艾森豪威尔在9月12日的案头日志上写道:“蒙蒂的提议是简单的——‘把一切东西都给他’。”艾森豪威尔担心，任何延误都可能危及市场花园计划，所以也就依从了。他立即派他的参谋长比德尔·史密斯将军去见蒙哥马利：史密斯向陆军元帅保证，将每天给他1000吨的补给品，外加运输工具。除此之外，还向蒙哥马利许诺，巴顿向萨尔河的大举猛攻将停止。陆军元帅把这个反应称为“扣人心弦”，并因为这个“扣人心弦”的反应而兴高采烈，他相信，他终于把最高司令争取了过来，使他接受了他的观点。 尽管在蒙哥马利的部队面前的抵抗已经强硬了起来，但他仍然认为，荷兰的德国人，在他们前线的坚硬外壳的后面，并没有多少力量。盟军的情报证实了他的估计。艾森豪威尔的司令部报告说，在荷兰“步兵预备部队为数甚少”，而且甚至那些为数甚少的步兵预备部队也被认为是“低层次的部队”。据认为，敌人“在其长时间而又匆忙的撤退之后，仍然一片混乱……那个地区虽然可能有数量众多的小股德国人”，但他们却几乎没有能力进行任何有组织的抵抗。蒙哥马利现在认为，他能够迅速冲破德军的防御工事。之后，一旦他渡过莱茵河并朝鲁尔河进发，他看不出艾森豪威尔还怎么会阻止他发动大举猛攻。他分析，最高司令将不会有多少选择，而只能让他继续朝柏林进发——并从而结束这场战争，按照蒙哥马利的说法就是，“迅速而又顺理成章地”结束这场战争。蒙哥马利充满自信地把9月17日，星期日，定为市场花园行动的D日。①他所设计的这个才华横溢的计划，将会成为这整个战争的最伟大的空降行动。 对于市场花园行动，并非每一个人都像蒙哥马利一样有把握，起码他手下的一位高级军官就有理由担忧。英军第二集团军的司令员迈尔斯·邓普西将军，并没有对荷兰抵抗力量的报告的真实性提出异议，这就与陆军元帅不同。从这些报告上，登普西的情报参谋们整理出了一幅画面，表明在艾因霍温和阿纳姆之间，德军的力量在迅速增加，而艾因霍温和阿纳姆之间恰恰是计划中空降部队要空投的地区。甚至还有一份荷兰人的报告说，“遭到重创的装甲部队的编队已经被派往荷兰，重新进行装备”，而这些编队据说也是在市场花园计划所涉及到的地区。邓普西把这个消息又送给了布朗宁的英军第一空降军，但这个信息并没有得到蒙哥马利或者蒙哥马利的参谋们的支持性的认可。这个使人感到不祥的信息，甚至都没有被情报总结包括进去。事实上，在第二十一集团军群司令部到处弥漫的乐观主义气氛当中，这个报告完全被忽视了。7 为了拯救冯·扎根上将的在加来海峡被围困的第十五集团军的余部，陆军元帅冯·伦德施泰特冒着极大的风险进行了赌博，现在这个赌博正在得到回报。自9月6日以来，在夜幕的掩护下，由两只老掉牙的荷兰货船、几只莱茵河上的驳船以及一些小船和木筏所匆匆组成的船队，便一直在3英里宽的斯海尔德河河口两岸之间往来，把士兵、火炮、车辆甚至马匹运送过去。 尽管在瓦尔赫伦岛上有强大的海岸火炮进行保护，以免受来自海上的攻击，但令德国人感到吃惊的是，盟军的海军部队并没有试图干预。瓦尔特·波普少将本来预料，运送他的已是残兵败将的第五十九步兵师的船队，将会“从水上被炸飞”。在他看来，从布雷斯肯斯到弗利辛恩之间的那一个小时的行程，“乘坐着被完全笼罩在黑暗之中的船只，暴露在险境之中而又没有防卫能力，是一种令人最不愉快的经历”。德国人猜想，盟军完全低估了这个撤离的规模。当然，盟军对此是知晓的。因为不论是冯·伦德施泰特，还是B集团军群司令陆军元帅瓦尔特·莫德尔，由于极其需要增援，都要求快速，所以白天也进行了一些运送。立即，盟军战斗机就对这些小船队进行了狂轰滥炸。黑暗不管是多么令人感到不愉快，却要安全得多。 这个行程最危险的部分，在斯海尔德河的北岸上。那里，由于受到盟军空袭的不断威胁，冯·扎根的部队不得不走一条单一的大马路，那条马路从瓦尔赫伦岛向东，穿过贝弗兰半岛，然后进入荷兰大陆。这个逃跑的路线的一部分，在与大陆相接的那个狭窄地带上，距离安特卫普以及在阿尔伯特运河上的英军营地只有几英里远。令人费解的是，英国人甚至都没有认真地试图对北岸进行进攻，以触发这个捕捉机的弹簧，使它突然关上，从而切断这个地峡的基础。逃跑路线保持畅通。尽管不断遭到盟军的空袭，但冯·扎根的第十五集团军将会最终抵达荷兰大陆——而且是在蒙哥马利市场花园行动的一个最关键的时刻抵达荷兰大陆。 第十五集团军与其说是由于有计划的设计而被救了出来，毋宁说是被运气救了出来，而与此同时，运气的对立面出现了：那就是命运，那个意外的、无法预测的命运介入了。在大约80英里以外的地方，是威廉·比特里希中将能征惯战的精锐的第二党卫军装甲军团，它的遭到重创的装甲部队到达了阿纳姆附近的露营地。按照陆军元帅莫德尔9月4日的指示，比特里希缓慢地把第九和第十党卫军装甲师从战斗中脱离出来，以便“重新装备和休整”。莫德尔选择了阿纳姆地区。这两个减员的、但却仍然强悍的师，被展成扇形，进入阿纳姆镇的北边、东边和南边。比特里希把第九党卫军装甲师安排在阿纳姆的北边和东北的一个巨大的长方形的防区，在那些地方，该师的大多数士兵和车辆处在高地上，方便地躲藏在一个树木茂密的国家公园里面。第十装甲师则是在东北、东和东南方向的一个半圆里面扎营。这样一来，这两个师得到了伪装，躲藏在附近的森林、村庄和城镇里面——那些村庄和城镇是贝克贝亨、阿佩尔多伦、聚特芬、鲁尔洛以及杜廷赫姆——都是在可对阿纳姆进行打击的距离之内，有些部队甚至就在郊区的一两英里之内。比特里希后来回忆说:“莫德尔选择阿纳姆附近，并没有特别的意义——只是因为那是一个平静的防区，没有什么事情在发生。” 这个遥远的、闭塞的地方可能会对盟军具有的战略价值，显然被忽视了。9月11日的上午，莫德尔的一个参谋小组被派遣出去，要为B集团军群的司令部寻找一个新的地点——要在阿纳姆寻找一个新的地点。 35岁的古斯塔夫·赛德尔豪泽尔中尉是莫德尔的一位副官，身为莫德尔司令部的行政和运输官员，他后来回忆:“我们访问了贝克贝亨和鲁尔洛的第九和第十党卫军的司令部，以及在杜廷赫姆的比特里希将军的指挥所。然后我们又仔细检查了阿纳姆本身。阿纳姆拥有我们所需要的一切：有良好的道路网和极好的食宿条件。但只是在我们开车到了西边，来到边远郊区奥斯特贝克时，才找到了我们正在寻找的东西。”在离阿纳姆市中心只有2英里半的这个富裕的住宅村，有几家旅馆，其中的一家旅馆，就是豪华舒适的白色墙面的哈滕施泰因旅馆，旅馆有一个空间宽广的月牙形草坪，那个草坪向后面延伸，进入一个公园似的环境，鹿在里面漫步而不受打搅；还有一家旅馆，即塔弗尔贝格旅馆，它比哈滕施泰因旅馆小一点，是一幢树木形状的两层楼，有一个用玻璃罩住的走廊以及一些门上镶着镶板的房间。赛德尔豪泽尔后来回忆，由于这些设施令人称羡，“住宿膳食尤其令人称羡”，所以一行人立即向参谋长汉斯·克雷布斯中将推荐奥斯特贝克，说该地是“B集团军群司令部的理想地点”。莫德尔批准了这个决定。他决定，参谋部的一部分人员将住在哈滕施泰因旅馆，而他本人将住在更为僻静、不那么豪华的塔弗尔贝格旅馆。赛德尔豪泽尔中卫大喜过望。自从他任职以来，司令部从未在一个地方呆过几天以上的时间，现在他“期望着能安静下来，有机会把衣服洗洗”。莫德尔指示，到9月15日，B集团军群的司令部要在奥斯特贝克完全运转起来——奥斯特贝克距离那个广袤的荒原和牧场大约3英里远，而英军第一空降师则定于9月17日在该地着陆。 61 第一部 撤退 ①这是幽默说法，“斧头节到了”，就是他们该挨斧头了。 ②赛易斯-英夸特吓坏了。在阿珀尔多伦，他躲进他的地下司令部里——那是一个由水泥和砖建成的巨大地堡，耗资250，000多美元——里面会议室、通讯设备和个人套房一应俱全。这个地堡今天还在。在入口处附近的水泥外墙上，有“6又1/4”这个数字的划痕，“6又1/4”是这位讨厌的特派员的绰号。这是荷兰人忍不住而划上去的；在荷兰语中，赛易斯-英夸特与“6又1/4”的发音几乎是一样，念作“zes en een kwart”。——原注 ③上艾瑟尔省，荷兰东北部的一个省。 60 ①骷髅画（skull-and-crossbones），由骷髅和交叉的大腿骨组成，象征死亡或危险。 ②艾因霍温（Eindhoven），荷兰北布拉班特省城市，1232年设市。 ③菲利浦电器公司，荷兰的跨国公司，1891年成立，称为菲利浦公司，1912年改组为股份有限公司，取现名。 ①加尔默罗会（Carmelites），又称圣衣会，中世纪天主教四大托钵修会之一，于12世纪建立于叙利亚的加尔默罗山。 ①“谁也不会认为在德军中可能发生的场面，却被人们目睹了。”德国著名历史学家瓦尔特·格尔利茨在其《德国参谋部史》一书中写道，“海军向北方进发，却又没有携带武器，同时又在出售他们的多余的制服……他们告诉人们，战争已经结束了，他们正在回家。装载着军官、他们的情妇和大量的香槟酒和白兰地的卡车，试图一直撤退到莱茵兰（莱茵兰是德国莱茵河以西地区的统称——译者按）那里去，因而有必要设立特别的军事法庭，来审理这种案子。”——原注 ②圣优西比乌斯（St. Eusebius，？—310），意大利籍教皇（310年4月至8月在位），对接纳基督教受迫害时变节者重新入教持有异议，被罗马皇帝放逐西西里岛至死。 ①达豪集中营（Dachau concentration camp），德国第一个纳粹集中营，1933年3月10日建立，在慕尼黑以北16公里的达豪市郊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除了主营之外，还有约150个分营分散在德国南部和奥地利，统称达豪集中营。 ①圣卡尼修斯（St. Peter Canisius，1521—1597），天主教耶稣会学者、教义师，生于尼德兰。 ②鹿特丹是荷兰第二大城市，世界货物吞吐量最大的海港。 ①须得海（Zuider Zee），位于荷兰西北部。原为北海一海湾，1932年后经筑堤岸拦截，同北海分开，内部相当大一部分已改造成为圩田，剩余水面称作艾瑟尔湖。 ①希尔克尼斯（Kirkenes），是在挪威最东北端的一个小镇，位于挪威的芬马克郡（province of Finnmark），在临国芬兰的东边。这个地方可以说是西欧的最北端了。 ①D日，即盟军在法国北部的开始进攻日，即1944年6月6日。详见作者另一著作《最长的一天》。 ① 波希米亚人（Bohemian），也意为流浪汉、放荡不羁的文化人。希特勒中学毕业后想做艺术家，去维也纳两次投考美术学院，均落榜。伦德施泰特又认为，希特勒是“业余战略家”，所以他才有“波希米亚下士”之说。 ② “希特勒来信的言外之意就是，冯·伦德施泰特‘要求被免职’，这使冯·伦德施泰特受到了伤害。”布卢门特里特将军在一次接受采访的时候告诉我，“在司令部里，我们一些人实际上认为，他曾要求被免职，但情况并非如此。冯·伦德施泰特否认他曾要求被免职——他也从未想过要求被免职。他愤怒极了——事实上他愤怒得发誓说，他将永远也不在希特勒的手下进行指挥。他知道，他本意并非如此，因为对冯·伦德施泰特来说，在军事上的服从是无条件的，绝对的。”——原注 ①沃利蒙特，《希特勒司令部内幕，1935—1945》，第477页。——原注又，译者按:“只说单音节的字”，也就是比如只说“是”或者“不是”。 ①瓦尔特·格尔利茨是《陆军元帅凯特尔回忆录》一书的主编，按照格尔利茨的说法（见该书第10章，第347页），冯·伦德施泰特对希特勒说:“我的元首，不管你会下什么命令，我都会尽职直到生命的最后一息。”我有关冯·伦德施泰特的反应的说法，依据的是他的前任参谋长布卢门特里特少将的回忆录。“我什么也没有说，”冯·伦德施泰特告诉他，“要是我张开嘴的话，希特勒就会‘对我’讲上3个小时。”——原注 ①准尉副官（regimental sergeant major，或sergeant major），即营或者团的行政助理。 ②万塞（Wannsee）在柏林的西南郊，与市区相隔有湖泊（万湖与哈弗尔湖），所以是“与世隔绝”。 ③克里特岛（Crete），在希腊南部。 ①安特卫普在比利时北部，马斯特里赫特在安特卫普的东边，是与比利时接壤的荷兰边界城市，列日是比利时城市，在马斯特里赫特以南。阿尔贝特运河在安特卫普与马斯特里赫特之间，在列日和马斯特里赫特之间也有运河。所以这条防线覆盖了比利时的东北部。 ①希特勒再次利用了他的最资深的军官冯·伦德施泰特，任命他为军人荣誉法庭的庭长，该法庭对涉嫌的军官们进行了判决。冯·伦德施泰特平静地屈从于元首的要求。他后来解释说:“倘若我不屈从于他的要求，我可能也会被看作叛国者。”冯·伦德施泰特的解释从来也没有令他的许多将军伙伴们满意，他们私下里因为他屈从于希特勒的要求而谴责他。——原注 ①克累弗（Kleve），德国西北部的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城市。 ①瓦尔赫伦岛（Walcheren Island），荷兰的一个地区，原先是一个岛，位于荷兰的西南部，在斯海尔德河的河口处。又，斯海尔德河（Scheldt River）是西欧河流，全长270英里，源出法国北部，经比利时，在荷兰境内注入北海。 ①希特勒怀疑，隆美尔也与未遂行刺有牵连，三个月之后隆美尔死去了。隆美尔在家里养病期间，希特勒让他作出选择：要么因为叛国罪而接受审讯，要么自杀。10月14日，隆美尔吞下了氰化物。希特勒宣告，帝国的最孚众望的陆军元帅，“死于在战场上所负的伤”。——原注 ①加来海峡（Pas de Calais），即在法国和英国之间的多佛尔海峡（Strait of Dover）。 ②莫德尔曾两次告诉希特勒，他无力既担任西线总司令，又担任B集团军群司令。“我们难得看见他，”西线总司令的参谋长布卢门特里特回忆说，“莫德尔讨厌文牍工作，大部分时间都呆在战场上。”西线作战局局长博多·齐默曼中将在战后写道，尽管莫德尔“是一个完全有能力的军人，”但他却往往“要求太高，而且是太快地提出要求”，这样一来，“就可能看不见实际上可能的情况”。他有一种“挥霍他的兵力”的倾向，齐默曼又说，“由于他过于频繁地不在现场，又提出难以捉摸且出尔反尔的要求，致使参谋工作受到了损失”。（见美国陆军部军事史主任办公室保存的齐默曼的手稿，手稿序号308，第153—154页。）——原注 ①第二党卫军装甲军团（II SS Panzer Corps），第二是军团的序号，即这是第二装甲军团，又是党卫军的装甲军团。可理解为，这是第二装甲军团，又名党卫军装甲军团。 ②出于可以理解的原因，德国人有关这个时期的记载是模糊的，而且往往是令人费解的。命令发布了，却又从来没有被收到，又再次发出，却又被撤回或者更改了。有关莫德尔的命令存在着相当大的混乱。按照B集团军群的作战日志的说法，调动第九和第十党卫军装甲师的命令，是在9月3日的晚上发出的。如果是这样的话，命令就是永远没有被收到。而且，根据记载，比特里希是在48小时以后收到了指示，要他监督部队的改组和恢复，这不仅涉及到第九装甲师，还涉及到第二和第一一六装甲师。值得玩味的是，第十装甲师并没有被提及。我无法找出任何证据，说明第二或者是第一一六装甲师到达了阿纳姆地区（看来他们是继续在前线作战）。按照比特里希本人的文件和日志的说法，他是在9月4日接到了莫德尔的口头命令，并相应地只是率领第九和第十装甲师前往北方。这两个师，按照他们的师长的说法，在9月5日至6日开始慢慢撤退。——原注 ①洛林是法国的一个地区，与德国毗邻。普法战争（1870—1871）法国战败后，曾部分并入德意志帝国版图，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归还法国。它的法语拼写是Lorraine，德语拼写是Lothringen。由于有这个历史背景，所以德国人施图登特把洛林笼统算在“德国各地”之内，不能说是犯了常识性错误。 ②尽管场面混乱，但爱马的施图登特仍然不厌其烦地在日记中记下，“这些巨大的牲口是苏格兰的克莱兹代尔马、法国的佩尔什马、丹麦马和荷兰的弗里斯兰马”。希特勒的军队，与盟军军队不同，从来也不是完全摩托化，这一点与普遍的看法正相反。甚至在德军力量最强盛的时候，他们的运输的百分之五十以上也是用马拉完成的。——原注 ③见查尔斯·B. 麦克唐纳的《齐格菲防线战役》（The Siegfried Line Campaign），第124页。麦克唐纳的这卷书是美国陆军史丛书中的一部，这本书与马丁·布卢门森的《突围与追击》（Breakout and Pursuit）一起，最精确地描绘了德军在西线惨败的军事画面以及随后发生的事件。论述这一时期的另外一部有价值的著作，也许是因为是在战后不久写成而更加生动的著作，是米尔顿·舒尔曼的《西线的失败》（Defeat in the West）。——原注 ①资产负债表（balance sheet），会计学术语，即显示收支总差额的报告书。当然这里是用作比喻。 遥远的桥 ①这句话回应上面的一句话，言外之意是：由于盟军来不及赢得胜利，才给了德军重整旗鼓的宝贵时间。 ①德军在人员和装备上的损失令人难以置信。在诺曼底入侵后的92天里，有30万名德军阵亡、受伤或者失踪；还有20万名德军被围困，他们保卫着“最后的防线要塞”，也就是各个港口以及在英吉利海峡内的海峡群岛。大约有53个德军师被消灭了，而大量的装备散落在法国和比利时各地，起码有1700辆坦克、3500门火炮、成千上万辆装甲车和马拉的或者摩托化的运输工具，还有堆积如山的装备和补给品，从轻武器到巨大的弹药临时堆积处一应俱全。伤亡人员中还有两位陆军元帅以及20多名将军。——原注 ②布卢门特里特将军长期担任冯·伦德施泰特的参谋长，也是他的最信任的密友，他在9月5日被韦斯特法尔将军所取代，奉命返回德国，这令冯·伦德施泰特感到恼火。冯·伦德施泰特抗议这个改变，但却无济于事。然而，布卢门特里特却确实参加了在阿里姆贝格举行的一些早期的会议，直到9月8日才离开司令部。——原注 ①在其回忆录中，霍罗克斯非常坦率地作了解释。“我的解释是，我的眼睛完全集中在莱茵河上，别的一切似乎都是次要的。我从来也没有想到，斯海尔德河将会布雷，而且在这个水道被清理干净、两岸的德军被肃清以前，我们是不能使用安特卫普的……毫无疑问，要是拿破仑的话，他是会意识到这些事情的，但霍罗克斯却没有意识到。”他也欣然承认，在他的面前没有什么抵抗，“我们的每辆军车仍然有可行驶100英里的汽油，而且可以得到另外一天的补给”。那会是“相当大的风险”，不过“我认为，倘若我们冒这个险并直接继续前进，而不是在布鲁塞尔停顿下来的话，欧战的整个进程就可能改变”。——原注 ①近卫团是保卫国王或者女王的部队，这里用作定语，说明这个装甲师隶属于近卫团。 ②著名英国历史学家、已故的B. H. 利德尔·哈特，在其《第二次世界大战史》中写道:“这是一个多重的失误——从蒙哥马利以下四位指挥官的失误。”美国历史学家查尔斯·B. 麦克唐纳在《巨大的努力》一书中，同意利德尔·哈特的看法。他把这个失败称为“二战最大的战术错误之一”。有关为安特卫普所付出的代价，最精彩也最详尽的论述，毫无疑问当属R. W. 汤普森的《85天》一书，我同意他的看法，即丧失机会的一个主要原因是“疲惫不堪”。他写道，第十一装甲师的官兵，“他们坐在、站在或者躺在什么地方，就在什么地方睡觉，全无表情，完全是精疲力竭”。如果我们接受他的理论的话，那么罗伯茨的第十一师能够以同样的气势继续大举猛攻，就大可怀疑了。尽管如此，汤普森还是认为，“倘若有一个指挥官随时关注着这场战斗，每个小时每天都关注，同时又具有能够看到前景的指挥灵活性的话”，那么安特卫普以及它的那些极其重要的入口，就可能轻易夺取。——原注 ①阿拉曼是埃及北部的一个村庄，在阿拉曼战役（1942年11月）中，蒙哥马利把隆美尔赶出埃及，被誉为“阿拉曼的蒙哥马利”。 ①见弗朗西斯·德吉恩冈少将的《战争中的将军们》一书，第100—101页。——原注 ②在丘吉尔的强烈要求下，英王乔治六世于9月1日封蒙哥马利为陆军元帅，这让蒙哥马利和同他一样被激怒了的英国公众多少得到了点抚慰。——原注 ①亚眠（Amiens），法国北部城市。 ①锡利哈姆狗（Sealyham terrier），威尔士的锡利哈姆庄园培育的小猎犬。 ①默兹河（Meuse River），源出法国东北部，流经比利时，在荷兰西南部注入北海，其下游即马斯河（Maas River）。 ①欲更详尽地了解盟军情报部门的估计，请见福里斯特·C. 波格博士的《最高统帅部》一书，第244—245页。——原注 ②瑟堡（Cherbourg），法国西北部港市，濒临英吉利海峡。 ①巴顿的每周一次的记者招待会始终是有新闻价值的，但令人难忘的却是这位将军的未被记载下来的话，由于他的词汇丰富多彩，这些话是无论如何也不能见诸报端的。我作为伦敦的《每日电讯报》的记者，出席了9月第一周的记者招待会，当时他以自己典型的方式，阐述了他对付德国人的计划。巴顿扯着他的高嗓门，用手嘭嘭捶着地图，宣告:“在第三集团军的前面，也许有5000个，也许有1万个纳粹杂种呆在他们的水泥散兵坑里。现在，如果艾克不再对蒙蒂给予支持，而把那些补给品给我的话，那么我就能像鹅拉屎一样突破齐格菲防线。”——原注 ①亚琛在德国西部边界，对面就是荷兰的马斯特里赫特和比利时的列日。 ①这位年轻的亲王，尽管被女王任命为荷兰武装部队总司令，在接受本书作者采访的时候，涉及到他的军事背景，却非常坦率。他告诉我:“除了战前在（荷兰的）军事学院上了一门课之外，我没有战术上的经验。我又在英国继续学了各门课程，但我的大部分军事知识是通过实践学来的，那就是通过阅读和与我的军官们讨论。然而，我从来也不认为我有足够的经验，能够作出战术上的决定。我依靠我的参谋们，他们非常称职。”伯恩哈德非常认真地对待他的工作。他仔细地保存着他1944年的个人日记，他大方地提供给我使用。在他的日记里，他用非常小的字记录下了每一个行动，从打来的电话到军事会议以及正式的聚会，几乎每分钟的活动都记录了下来。根据他本人的记录，我估计，在这个阶段他平均每天工作大约16个小时。——原注 ①本书作者对陆军元帅蒙哥马利的采访。——原注又，本段中，蒙蒂是蒙哥马利的昵称，艾克即艾森豪威尔的昵称。 ①勒阿弗尔（Le Havre），法国北部港市，濒临英吉利海峡。 ①为蒙哥马利说句公道话，必须指出，他本人从来没有使用过“像一把匕首似的孤军朝柏林大举猛攻”一语。他的想法是把40个师一起投入，朝柏林大举猛攻——这当然不是匕首似的挺进——但这话却当成他说的了。在我看来，在以后举行的许多次战略会议上，这句话伤害了他在盟国远征军最高司令部中的事业。——原注 ②这是对本书作者说的话。在一次录音采访中，艾森豪威尔总统几乎为我再现了在与蒙哥马利进行激烈争论的时刻的他的情感。当我告诉他我已经采访了这位陆军元帅的时候，艾森豪威尔打断我的话，说道:“你不用告诉我他对你说了些什么——他说我对战争一无所知——对吧？注意，我所感兴趣的只是把这件事情真实而又合乎逻辑地记下来，因为任何一位历史学家都必须作出推断……就我个人来说，我认为我不会过于看重将军们的记忆，包括我的记忆。因为记忆是一件不太可靠的事情……该死的，我不知道你在英国听到了什么，但英国人却从来也不懂美国的指挥体系……那整个该死的事情（二战）结束以后……我从未听见英国人唱过什么该死的赞歌。而且你现在也不会听到，尤其是不会听到像蒙哥马利这样的人唱赞歌……他的同事们——他们有关他说的话，我做梦也不想重复……即使他作为世界上最伟大的军人而名垂青史，我也不会在乎。他并不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军人，但如果他那样名垂青史的话，对我来说也没有什么……他人身攻击得非常厉害，蛮以为美国人没有功劳，尤其是我没有功劳，与这场战争毫无关系，我最终干脆不再与他交流……我恰恰对与一个恰恰不能说实话的人交流没有兴趣。”本书作者敦促读者记住，在战争期间，艾森豪威尔这位最高司令从未公开谈论过蒙哥马利这位陆军元帅，他这里所表达出来的见解是首次披露。——原注 ③伊顿公学和哈罗公学都是英国著名的贵族学校。 ①沙特尔（Chartres），法国城市，位于巴黎西南厄尔河左岸。 ①威灵顿（Wellington，1769—1852），英国陆军元帅，以在滑铁卢战役（1815年）中指挥英、普联军击败拿破仑而闻名。 ②帽贝（limpet），一种海洋贝类动物。 ①见波格的《最高统帅部》，第280页。——原注 ①按照斯蒂芬·E. 安布罗斯在其《盟军最高司令》一书中的说法，艾森豪威尔告诉安布罗斯:“我不仅批准了……我还坚决要求进行。我们所需要的，是在莱茵河上的一个桥头阵地。如果这一点能够完成的话，我就非常愿意为别的一切军事行动提供服务……”见该书第518页的脚注。——原注 ①在蒙哥马利的回忆录中，在讨论这次会议的时候，“我们谈得很好”。但他又确实说明，在进行战略争论的这些日子里，“可能我在敦促他接受我的计划的时候，走得稍微远了一些，而又没有充分考虑到他所承担的沉重的政治负担……在回顾所有这一切的时候，我经常纳闷，我是否是在充分理会了艾森豪威尔的看法之后，再批驳他的看法。我认为我是这样做的……不管怎么说，我一直惊叹于他的耐性和宽容……”——原注 ②这是艾森豪威尔对本书作者说的。——原注 ①见奥马尔·N. 布拉德利上将，《一个军人的故事》，第416页。布拉德利还说:“我事先并没有介入这个计划。事实上，蒙哥马利先是把这个计划设计出来，又兜售给了艾克，过了几天，我才从在第二十一集团军群里的我们自己的联络官那里得知这个计划。”——原注 ①此处的“一座过于遥远的桥”，原文是“a bridge too far”，本书的译名“遥远的桥”即来源于此。 ②见《第一次计划会议的会议记录》，盟军第一空降集团军作战档案，第1014—第1017号。——原注 ①D日（D-Day），即预定进攻发起日，或者计划行动开始日。比如，1944年6月6日盟军在法国北部的开始进攻日，就是历史上大名鼎鼎的D日。 ① 空降场（airhead），指在敌方境内强行建立的空降场。 ② “尖叫的老鹰”（Screaming Eagles），即美军第一○一空降师。Screaming Eagles如果用作美国俚语，意思是“退役军人证章”。这里指泰勒的部下，当然不可能是“退役军人证章”，而是他们的绰号。 第二部 计 划 ①言外之意就是，大规模兵力的突然空降，是谁也无法抵挡的，因为你无法在国土之内处处、时时设防。又，富兰克林（Benjamin Franklin，1706—1790），美国政治家、科学家。 第一部 城 市 1 9月10日薄暮时分，布朗宁将军与陆军元帅蒙哥马利会晤以后刚刚过去几个小时，刘易斯·H. 布里尔顿中将就召开了讨论市场行动的第一次会议。他的司令部位于桑宁希尔公园，附近就是上流社会使用的阿斯科特赛马场，距离伦敦35英里，27名高级军官挤进了布里尔顿的地图排列成行的大办公室里。在布朗宁将军简要介绍了蒙哥马利的计划之后，布里尔顿告诉军官们，由于时间紧迫，因而“现在作出的重大决定将不可改变——而且这些重大决定必须立即作出”。 这是一个历史性的任务，而且也没有什么指导方针。以前从未有过这样的尝试——派出一支庞大的空降部队，深入到敌人前线的背后，这支空降部队配备有车辆、火炮和设备，能够独自进行战斗。与市场行动相比，以前的空降进攻是小巫见大巫，然而为那些小的空降进攻做准备，就已经要花费了几个月的时间了。现在，为了替这个有史以来最伟大的伞兵和步兵滑翔机空降行动做准备，布里尔顿和他的计划者们却只有不到7天的时间。 布里尔顿所关切的最大的事情，并不是最后期限，而是这个行动有可能像以前的几次行动一样，也被撤消。他的长时间闲置不用的空降部队急切地想参加战斗，并由此产生了一个严重的士气上的问题。在几个星期的时间里，他的各个精锐的、训练有素的师已经退出战斗，而与此同时，欧洲大陆上的地面部队却胜利地横扫法国和比利时。人们普遍感觉，胜利就在眼前，因此在盟军第一空降集团军参加战斗之前，战争可能就已经结束了。 将军丝毫不怀疑，他的参谋部有能力满足这个棘手的、为期一周的市场行动进度表的要求。在制定以前的空降计划的时候曾经有过多次“预演”，因而他的司令部和各师的参谋部已经来到了一个高速有效的阶段。除此之外，在为“彗星行动”和其他被取消了的行动所制定的计划里面，有大量的东西可以立即被市场行动所采用。例如，在为流产的“彗星任务”做准备的时候，受命参加那次行动的英军第一空降师和波兰旅，就曾对阿纳姆地区作了彻底研究。尽管如此，市场行动的大多数概念还是意味着极大地扩充计划——而这一切都是消耗时间的。 布里尔顿将军表面上是自信和平静的，但他的参谋部人员却注意到，他一支又一支地抽着香烟。他的桌子上，有一个镶在框子里的语录，将军经常让他的参谋看这个语录。语录是:“好比说，有一万名士兵从天而降，来到许多地方，在还没有来得及做出无限度的恶作剧之前，国君就能够把一支部队聚集起来，把他们击退，这样一位有能力用部队覆盖国土、保卫国家的国君，又在哪里呢？”① 这句话是本杰明·富兰克林在1784年写的。 布里尔顿被这位18世纪的政治家兼科学家的想像力迷住了。“甚至在160年以后，”他告诉他的参谋们，“理念还是一样。”不过富兰克林若是在今天的话，他也会为市场行动的复杂性和规模所困惑。为了从天上入侵荷兰，布里尔顿计划空降大约35，000名兵力——几乎是入侵诺曼底时所使用的伞兵和滑翔机空投步兵的两倍。 按照布里尔顿的说法，那就是“像雷鸣似的突然夺取桥梁”，然后坚守那个狭窄、由一条公路组成的进军走廊，让执行花园行动的英军地面部队畅通无阻——从他们在荷兰与比利时边界附近的进攻路线，一直到北边64英里外的阿纳姆——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将要使用三个半空降师，有两个将是美军的空降师。马克斯韦尔·D. 泰勒少将的第一○一空降师，就在布赖恩·霍罗克斯上将的第三十军坦克部队的前面，第一○一空降师的任务是，在艾因霍温和费赫尔之间的一个15英里的地段上，夺取各个运河渡口和河流渡口。在他们的北边，詹姆斯·M. 加文准将的富有经验的第八十二师，将负责格拉夫和奈梅亨市之间的区域，那大约是一个10英里长的地段。他们要夺取马斯河和瓦尔河这两条大河上的渡口，尤其是要夺取位于奈梅亨的那座巨大的多孔大桥，那座多孔大桥加上其入口，几乎有半英里长。市场花园行动的那个最为重要的攻击目标，就是阿纳姆及其在400码宽的下莱茵河上的重要渡口，那座钢筋水泥筑成的三孔公路大桥，加上水泥坡道，长约2000英尺。对它的夺取被安排给了英国人和波兰人——罗伯特·E. 罗伊·厄克特少将的第一空降师，以及在他的指挥下的斯坦尼斯劳·索萨博斯基少将的波兰第一伞兵旅。阿纳姆与参加花园行动的部队距离最远，它就是这次行动的奖品。倘若没有莱茵河上的渡口，那么蒙哥马利的要解放荷兰、包抄齐格菲防线、就像在跳板上跳一样跃进到德国的鲁尔河工业区这个大胆的攻击计划，就会失败。 要把大军带到300英里以外的目标，必须设计出一个复杂精细的空降计划，它要求进行三个不同的军事行动：运输、保护和再次补给。为了起飞，将需要不少于24个不同的机场。布里尔顿计划使用在他的指挥下的每一架可以操作的滑翔机——那是一个超过2500架滑翔机的巨大机群。除了运送像吉普车和火炮这样的重设备之外，这些滑翔机还要运送那支35，000人的兵力的三分之一以上；其余的兵力将通过降落伞空投。要检测所有的飞机，把载荷空间分配出来，把重设备和货物装载进去，还要准备好部队的编制名额。 滑翔机只是制定空降计划中的一个问题。运送伞兵的飞机和拖曳滑翔机的拖曳飞机，必须从为进军部队提供补给品的正常任务中转移出来，停飞，为市场行动随时待命。在进攻之前以及进攻期间，必须提醒轰炸机中队的机组人员，简要介绍他们在市场花园行动中的任务。将需要来自英格兰各地的成群的战斗机中队——有1500多架战斗机——来为空降部队护航。复杂精细的空运模式具有首要的重要性。在英格兰和荷兰之间的航线得设计出来，以避开敌人的猛烈防空炮火，以及同样危险的飞机相撞的可能性。空中和海上的营救行动，再次补给任务，甚至为了欺骗敌人而在荷兰的另外一个地区进行的仿真伞兵空投，也都计划出来了。据估计，总共将有约5000架各种型号的飞机介入市场行动。要制定出计划，并为这个巨大的机群做好准备，起码需要72个小时。 在布里尔顿看来，这次会议的最急迫的问题，就是行动究竟是应该在白天进行，还是晚上进行。以前的重大空降行动都是在月光下进行的，但半明半暗的状态导致了寻找着陆区时的混乱、部队难以集中，以及不必要的伤亡。将军因而下令，这个巨大的空降攻击将在光天化日之下进行。这是一个前所未有的决定。在空降行动的历史上，这种规模的白天空投以前从未进行过。 除了意欲避免混乱之外，布里尔顿还有别的理由。定于进行市场行动的那一个星期，是没有月光的，因而不可能进行大规模夜间着陆。除此之外，布里尔顿之所以选择白天进攻，还因为在这场战争中它是第一次可行。盟军的战斗机在战场的上方拥有压倒性的优势，因而实际上不存在来自德国空军的干预。但德国人却拥有夜间战斗机，在夜间空投的过程中，对于排成纵队的移动缓慢的运兵飞机和滑翔机来说，那些夜间战斗机可能是有效的、毁灭性的。德国的防空力量是另外一个值得考虑的问题：在前往市场行动空投地区通路的高射炮火地图上，星星点点地分布着德军防空阵地。那些图表所依据的，是空中照相侦察飞行所拍摄的照片，以及在飞往德国时途经荷兰的轰炸机人员的经历，那些图表看上去令人生畏——尤其是因为，滑翔机除了在座舱内有保护铁甲之外，并没有别的保护铁甲，而C-47型兵员运输机和拖曳飞机，也没有自行封口的油箱。尽管如此，布里尔顿还是认为，在攻击之前和攻击期间，敌人的防空阵地能够被轰炸机和战斗机的集中进攻压制住。无论如何，大多数高射炮都是由雷达来指导的，因而其效率在夜晚和白天没有区别，不管是白天还是晚上，损失都在可以预料之中。另外，除非恶劣的天气和大风介入，空降部队在白天进攻，能够非常精确地空投在着陆地带，确保把部队迅速集中在那个走廊里。“其优点，”布里尔顿告诉他的指挥官们，“远远大于其风险。” 布里尔顿作了他最后的宣布。为了指挥这个巨大的行动，他任命他的副手、那位过分讲究的47岁的弗雷德里克·“男孩”·布朗宁中将，担任英军第一空降军的军长。这是一个精彩的选择，尽管它让马修·B. 里奇韦中将感到失望，里奇韦是这个空降集团军中的另外一个军——第十八空降军的军长。不过布朗宁曾经被推举，指挥那次流产的“彗星行动”，“彗星行动”虽然是一次小行动，所使用的也仅仅是英国和波兰的空降部队，但在概念上却与市场花园行动相类似。现在，根据蒙哥马利所设计出来的这个扩大了的、富有新意的计划，美国伞兵将第一次接受一位英国的空降指挥官的指挥。 面对聚集在一起的空降部队指挥官们，布朗宁作了一个乐观的总结。他谈话的结束，是那种始终使他在部下面前成为一个英雄人物的绘声绘色的自信。他的参谋长戈登·沃尔什准将记得，“布朗宁将军情绪高涨，为我们终于要出发了而高兴。他告诉我们，‘目标就是要在地面上铺一个空降部队的地毯，让我们的地面部队从上面通过。’他认为，这个单独的行动掌握着战争进程的关键。” 布朗宁的热情是具有感染力的。这次大的会议结束以后，接着又召开了一些将持续通宵的小的参谋会议。散会的时候，没有几个军官意识到，在布里尔顿和布朗宁之间存在着一种根本的摩擦。起初，盟军第一空降集团军成立的时候，英国人抱有很高的希望，以为布朗宁是英国的资深空降权威，又是使用伞兵的一位先驱，因而将会被任命为该空降军的军长。但由于在这个新组建的集团军里，美国人在兵员和装备上占有优势，这个令人垂涎的职位也就到了一个美国人、布里尔顿将军的手中。 在级别上，布朗宁比布里尔顿早6个月晋升为中将，尽管这个美国人是一位杰出的空军战术军官，但以前却从未指挥过空降部队。除此之外，两个人在个性上也有巨大的差异。布里尔顿是一位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飞行员，并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战功卓著，先是在远东和中东，后来又担任在英格兰的美军第九航空队① 的司令。他坚忍不拔，专心致志，一定要达到目的的热情，却又为一种安静、无动于衷的举止所掩盖。现在，布里尔顿将以他的美国职业军官所特有的决心和具有威慑力的战术，去执行这个令人生畏的任务。 布朗宁是英国近卫步兵第一团② 的军官，也是一位完美主义者，他同样决心要证明伞兵的价值，但他以前从未指挥过一支空降部队。与布里尔顿形成对照的是，“男孩”布朗宁在某种程度上是一个富有魅力的人物，他举止优雅，服饰整洁得无懈可击，带有一种潇洒自信的派头，那种潇洒自信往往被误解为傲慢，不仅美国人会这样误解，他手下的一些指挥官也会这样误解。虽然他喜怒无常，有时过于不耐烦，但他作为空降理论家的声望，在艳羡者们当中却被传为佳话。尽管如此，他还是缺乏其他一些军官所拥有的作战经验，比如英军第六空降师的理查德·盖尔将军，以及经验丰富的美军指挥官加文将军和泰勒将军。而且布朗宁还需要证明，他拥有最有经验的空降指挥官里奇韦将军的那种行政工作天才。 几天以前，发生了一个事件，使得布里尔顿与布朗宁之间的区别更加明显。9月3日，布朗宁已经向布里尔顿申明，只有36个小时的准备时间便试图发动一次空降攻击是危险的。自从6月6日的D日以来，有17个空降行动准备好了，又被取消了。在布里尔顿担任指挥官的33天的时间里，他急于投入战斗，因而计划几乎以每周一个的速度被制定出来，却没有一个计划到达发动的阶段。布朗宁注视着空降计划的大批量生产，对其中的仓促和风险极其关切。朱顶雀行动I，是计划在比利时境内在英国军队前面进行空投，当这个行动9月2日被取消的时候，布里尔顿又迅速在快速前进的军队前面找到了新的目标，提议发动朱顶雀行动II，以作为朱顶雀行动I的替代，并定于9月4日的上午发动进攻。 对于这个事件，布里尔顿后来回忆，“布朗宁对朱顶雀行动II非常不安，认为其中严重缺乏信息、照片，尤其是缺乏地图。结果，‘男孩’声称，无法向他的部队恰当地介绍情况。”布朗宁断言，空降行动“不应该在准备时间这么短就尝试”。布里尔顿对此原则上同意，不过他告诉他的副手，“敌人的瓦解要求我们冒风险”。这两个人之间的不一致的结果，就是布朗宁生硬地声明，他将书面提出他的抗议。几个小时后，他的信到了。由于“我们在意见上的尖锐的不一致”，布朗宁信中说，他再也没有能力“继续担任盟军第一空降军的副司令”。布里尔顿并没有被吓倒，立即开始考虑接替布朗宁的人选。他提醒里奇韦将军，要“做好接替的准备”。当朱顶雀行动II被取消的时候，这个微妙的问题也得到了解决，第二天，布里尔顿说服了布朗宁撤回他的辞呈。 现在，他们的不一致被放在了一边，两个人都面对着为市场行动做准备这个巨大而又复杂的任务，不管布朗宁有什么保留意见，对于面前的任务来说都是次要的了。 在最初的会议上，有一个决定布里尔顿无法作出：就是构成那个地毯的空降部队，究竟应该怎样被运送到目标去。在这个最大的问题被解决之前，空降部队的指挥官们无法制定出详尽的计划来。事实是，空降部队的机动性，取决于运送他们的飞机的机动性。除了滑翔机之外，布里尔顿没有自己的运输工具。为了达到完全的突然性，理想的计划要求，参加市场行动的三个半师应该在同一天、同一个小时，被运送到着陆区域。但这个行动的巨大规模，却排除了这个可能性，不论是飞机还是滑翔机，都极其短缺，因而飞机必须飞行不止一次。其他的因素也迫使他们采取不同的步骤。每一个师都有不同的作战要求。例如，在进攻开始的时候，运送泰勒将军的第一○一空降师的飞机，所运送的士兵必须多于设备，这样该师才能完成指派给他们的任务：即在最初的几个小时之内，就与参加花园行动的地面部队会合。还有，泰勒的士兵必须迅速与在他们北边的走廊上的第八十二空降师会合。在那里，加文将军的部队不仅必须夺取马斯河和瓦尔河上的令人生畏的桥梁，而且还得坚守位于东南方向的格鲁斯贝克山脊，不能让德国人进入那里，因为它俯瞰着农村地区。给加文的特殊任务也带来了特殊的要求，由于在会合之前，第八十二空降师的作战时间要长于第一○一空降师，因而加文所需要的，就不仅是部队，而且还有火炮。 在更北边的地方，厄克特将军率领的英军第一空降师所面临的问题更为不同。英军第一空降师要坚守阿纳姆大桥，一直到被解围为止。要是走运的话，德军的反应将足够迟缓，这样，在敌人的兵力真正增强之前，地面部队就能够接应到这些仅装备轻武器的伞兵。但在霍罗克斯的坦克部队到达之前，厄克特的士兵将不得不坚持下去。厄克特不可能派部队到南边与加文会合，因为那样会耗费他的兵力，也就是说，在空降地毯的最远端，英军第一空降师将不得不比别的任何人都坚守更长的时间。由于这个原因，厄克特的兵力是最多的，由于增加了波兰的伞兵，再加上第五十二苏格兰低地师①，他的师得到了增强——一旦简便机场在阿纳姆地区确定位置并准备好，第五十二苏格兰低地师就将被空运过来。 11日的上午，在对可能获得的飞机进行了一夜忙乱的评估和分析之后，保罗·L. 威廉斯少将把他的报告交给了布里尔顿。威廉斯是美军第九运输机空军兵团② 的司令，他负责市场行动的整个航空运作。他汇报说，滑翔机和飞机十分短缺，即使全力以赴，在D日充其量也只能把布朗宁的总兵力的一半部队空运进去。必不可少的物品，比如火炮、吉普车和其他定于由滑翔机运送的货物，只能在严格优先的基础上被包括进去。布里尔顿敦促他的空军指挥官们，探讨在D日进行两次空运的可能性，结果发现这个建议是不切实际的。“由于白天变短以及所涉及到的距离，考虑一天进行一次以上的空运是不可能的。”威廉斯将军说，那太冒险了。他指出，那样将没有时间进行保养或者对作战带来的损坏进行修理，而且也几乎肯定“会由于飞行员和机组人员的疲劳而带来伤亡”。 布里尔顿为飞机的短缺和时间的限制所束缚，他作了一些一般的评估：将会需要一整天的时间，对荷兰的桥梁和地形拍摄航空侦察照片；两天的时间必须准备出各个地区的地图，并把它们分发下去；情报必须搜集起来并进行分析；必须准备出详尽的作战计划。所有决定中最为关键的是：布里尔顿被迫修改市场行动的计划，使之适应于现存的空运能力。他必须分批运送他的兵力，在3天的时间段内把那三个半师空运到他们的目标去。风险是巨大的：德军的增援部队可能比任何人的预料都快地到达市场花园行动的地区；防空炮火增强；而且始终还有天气恶劣的可能，雾、大风、突然的风暴，在一年的这个时候全都可能出现，并造成灾难。 更糟糕的是，一旦到了地面，伞兵和滑翔机空降的步兵，在到达的时候没有重炮或者坦克，将会是极其脆弱的。霍罗克斯将军第三十军的坦克纵队，由于使用的是一条狭窄的公路，也就不能全速驶过64英里到达阿纳姆以及阿纳姆以外的地方，除非布里尔顿的士兵夺取了那些桥梁并让进军路线保持畅通。必须以最快的速度给空降部队解围。由于被隔绝在敌军营地背后很远的地方，补给又依赖于空运，因而可以预料，随着每一天的过去，敌人的增援部队都会增加，被围困的伞兵充其量只能在他们的“空降场”① 里坚持几天的时间。如果英军装甲部队的大举猛攻被耽搁，或者前进得不够快，那么空降部队就将不可避免地被打垮，被消灭。 还有别的事情可能出错。如果泰勒将军的“尖叫的老鹰”②，没有能够夺取在英军第二集团军坦克先头部队前面的那些桥梁，那么加文将军和厄克特的部队能否夺取他们各自在奈梅亨和阿纳姆的目标，也就变得无关紧要了，因为他们的部队将陷于孤立。 某些典型的空降风险将不得不被接受：那些师可能被滑翔机空投在错误的地区，或者着陆在错误的地区；进攻开始的时候，渡口就可能被敌人摧毁；恶劣的天气使得飞机不可能再次运送补给品；而且，即使所有的桥梁都被夺取了，那个走廊也可能在任何地点被切断。这些，只不过是所有难以逆料的事情当中的几个而已。计划者们是在速度、大胆、精确性和突然性上打赌——这一切全都源自一个地面和空降行动同时进行的精确计划，而这个计划又相应地把赌注押在德军的瓦解和兵力不足上。市场花园行动的每一个环节，都与下一个环节丝丝相扣，一个环节出了差错，就可能给全局带来灾难。 在布里尔顿看来，这种风险不得不被接受，机会可能永远不会再次出现。除此之外，根据来自蒙哥马利的第二十一集团军群的有关敌人兵力的最新情报，空降部队司令部感到，空降的部队将会遇到“编制各异的组织紊乱的敌人”。据估计，“在地面部队赶来解空降部队之围以前，能够集中起来的敌军机动兵力不会大于一个加强旅[大约3000人]，而且坦克和火炮数量甚少”。据预料，“飞行和着陆将会隐患四伏，完好无损地夺取桥梁目标与其说是一场艰苦的战斗，毋宁说是一件突然和混乱的事情”。在这里，没有一件事情是计划者们不曾考虑进去的。情报总结的最后的话似乎多余——“如果空降行动获得成功，地面部队的进军将会非常迅速。” 弥漫在布朗宁将军的英军第一空降军司令部里的那种乐观主义，令布赖恩·厄克特少校深为不安。这位25岁的情报处长感到，他几乎是参谋部里惟一的一个人，在对市场花园行动持有某种怀疑。几乎每天都从蒙哥马利的第二十一集团军司令部传来对敌人力量的乐观估计，这些乐观估计厄克特并不认同（这位厄克特与英军第一空降师师长罗伯特·厄克特少将，毫无亲戚关系）。9月12日，星期二的上午，距离D日只有5天的时间了，这时他对市场花园行动的怀疑已经几近惊恐。 他的感觉是由来自邓普西将军的英军第二集团军司令部的一个谨慎的信息激发起来的。邓普西的情报参谋们引用了荷兰人的一个报告，警告说，在市场花园行动的地区德军增强了兵力，并谈到，出现了“受到重创的装甲部队的编队，相信他们是要在荷兰重整旗鼓”。诚然，这个情报是含糊的。邓普西部队的报告由于缺乏任何种类的确认，因而不论是在蒙哥马利的司令部，还是在艾森豪威尔的司令部，最新的情报总结都没有将其包括进去。厄克特无法理解这是为什么，他就在军司令部里，一直收到来自荷兰联络官员们的类似的令人不安的消息。就像邓普西的参谋们一样，他也相信这些消息。把他本人的情报加在从邓普西的司令部收到的情报上，厄克特少校认为：有理由确信，起码两个德军装甲师的部队正在阿纳姆地区的某个地方。但证据是贫乏的！那些部队的身份并没有得到确认，兵力如何也不得而知，而且他也无法说出，他们究竟是在重整旗鼓，还是仅仅通过阿纳姆。然而，正如厄克特后来所回忆的，他“确实是非常担忧”。 自从彗星行动开始及至市场花园行动的演变以来，厄克特少校的恐惧就一直在增长。他一再表达对这个行动的反对，“对参谋部里任何一个愿意听的人表达他的反对”。他“非常坦率地承认被市场花园行动吓坏了，因为这个行动的弱点就在于那种臆断，即德国人不会进行有效的抵抗”。厄克特本人确信，德国人正在迅速恢复元气，在荷兰境内拥有的士兵和装备可能比任何人所意识到的都多。在他看来，整个计划的实质，就是“依赖于这个难以令人置信的概念，即一旦各个桥梁被攻占，第三十军的坦克就能在这个狭窄得可恶的走廊里猛冲——实际上这个走廊只不过是一条穿越低洼湿地的堤道，坦克无法转动——然后就能像一个新娘进入教堂一样走进德国。我压根儿就不相信，德国人会滚过来投降”。 在计划会议上，“每一个人都不顾一切地意欲启动空降行动”，对此，厄克特少校越来越感到吃惊。当前的形势被与德国人在1918年的崩溃不断地进行比较。厄克特记得，布朗宁将军也许是反映了蒙哥马利的观点，同时又反映了“其他几位英国司令员的观点，他考虑要进行另外一次伟大的突破”。这位忧心忡忡的情报官周围的每一个人都认为，战争到冬天就会结束，“对阿纳姆的进攻可能是空降部队能够投入战斗的最后的机会”。在提到市场花园行动的时候，大家甚至用了一个轻松的比喻——“它被描述为一个‘社交聚会’”——厄克特却只剩下惊恐。布朗宁将军的声明尤其令他不安，将军说，空降进攻的目标是，“空降部队铺下一个能够让我们的地面部队从中通过的地毯”。他认为，“这个独一无二的陈词滥调能产生这样的心理效果，使许多指挥官昏昏欲睡，进入一种被动的、绝对没有想像力的心态，在这种心态中，对德国人的抵抗，除了不屈不挠的勇敢之外，任何别的反应都设想不出来。”他认为，司令部里的气氛非常不现实，因而在一次计划会议上，他问:“那个‘地毯’到底是由活着的空降部队构成，还是由死去的空降部队构成？” 他后来说:“要让他们面对形势的实际情况，是绝对不可能的；那种要在战役结束之前参加战役的个人渴望，让他们完全盲目了。”但年轻的厄克特确信，邓普西将军的警告是精确的。他认为，在阿纳姆附近有德军的装甲部队，但他需要获得更多的证据来证实这个报告。厄克特了解，一个装备着可以从空中倾斜拍照的特殊相机的战斗机中队，驻扎在附近的牛津郡的本森，这个中队此时正沿着荷兰海岸搜寻导弹发射场。 9月12日的下午，厄克特少校要求皇家空军对阿纳姆地区进行低空侦察搜索。敌人的坦克为了避免被发现，会躲藏在森林里或者是伪装网的下面，大有可能逃脱高空飞行摄影。厄克特的要求被允准了：将在阿纳姆地区的上空进行低空飞行，而且将尽可能快地得到结果。如果有坦克在那里的话，那么所拍摄的照片，就能向所有相关人员证明，厄克特少校的恐惧是有道理的。 现在，空降师的师长们根本没有时间直接核实情报机构的报告，他们依赖于军司令部或者盟军第一空降集团军司令部，以获得最新的评估。每一位师长都能从经验中明白，等到他收到这个信息时，甚至已经是几天以前的事情了。尽管如此，普遍的看法还是：没有什么理由预料敌人会进行强大的抵抗。结果，市场花园行动所涉及到的风险，就被认为是可以接受的了。 布里尔顿将军和布朗宁将军把计划概述出来，确定了攻击目标并在空运能力上作出了决定，每一个师长就立即制定出他们自己的作战计划。对空投场和着陆场的选择享有优先权，富有经验的空降部队指挥官们从以前的行动得出结论，获得胜利的最好机会，取决于攻击部队能够在离他们的攻击目标最近的地方空投。更为理想的是，就在他们的目标上着陆，或者迅速行军就可到达目标，如果要夺取桥梁的话，就更需如此。由于可用的地面运输工具不足，因而为这些地点准确定位就极其重要了。 马克斯韦尔·D. 泰勒少将非常清楚，必须为了获得最好的效果而选择他的空投地点。在D日，虽然泰勒将会拥有大多数的“尖叫的老鹰”，也就是他的伞兵，但他的工兵部队、火炮和第一○一空降师的大多数运输工具，却只能在D日的一两天以后到达。泰勒研究了第一○一空降师将要在艾因霍温和费赫尔之间坚守的走廊的最东南一端，迅速注意到，在公路的那15英里地段上，他的部队必须攻占两个主要的运河渡口，还有至少9座公路桥梁和铁路桥梁：在费赫尔，阿尔河和威廉斯运河上面有4座桥梁，其中的一座是主要的渡口；向南5英里的地方，在圣奥登罗德，下多梅尔河上的一座桥梁必须夺取；距离那里4英里，是第二个主要的运河渡口，它在索恩村附近的威廉明娜运河上；而西边，在没有教堂的小村庄贝斯特的附近有一座桥梁；再朝南5英里，在艾因霍温，上多梅尔河上的4座桥梁也得攻占。 泰勒研究了在艾因霍温和费赫尔之间的平坦的地形，以及该地的呈纹理状的水路、堤岸、沟渠以及两旁植有树木的马路，决定把主要着陆场定在几乎就是他的攻击地区的中央，就在一个树林的边缘，那个树林离索恩不到1英里半，大致是在艾因霍温和费赫尔的中间。他将让他的两个团，第五○二团和第五○六团在这个地带着陆。第五○二团受命进攻圣奥登罗德和贝斯特的目标，第五○六团受命进攻索恩和艾因霍温的目标。第三个团，也就是第五○一团，将在费赫尔的北边和西边的两个地区着陆，它们离那4座极其重要的桥梁只有几百码。对他的士兵来说，在没有后备部队支援的情况下，那是一个要在D日完成的令人生畏的任务，但泰勒认为，“要是走运的话，我们能够取得成功”。 第八十二空降师的任务，要更加错综复杂。它的10英里长的防区，比第一○一空降师的防区要宽。在走廊的这个中央地段，位于格拉夫的马斯河上的那座1500英尺长的巨大的九孔桥，以及在马斯河—瓦尔河运河上的4个小一些的铁路和公路渡口中的至少一个，必须予以夺取。奈梅亨的瓦尔河大桥，几乎就在这个有9万居民的城市的中央，它也是最重要的一个出击目标。除非那个俯瞰着奈梅亨西南两英里地区的格鲁斯贝克高地被坚守住，否则，到那时这些地方没有一个可以说“被夺取了”。而在东边，是沿着德国边界的巨大森林带——国家森林——德国人可能在那里聚集，准备发动进攻。当加文将军向军官们说明对他们的期望的时候，他的参谋长罗伯特·H. 威内克上校提出了异议:“要做到所有这一切，我们需要两个师。”加文的话却很简短:“就这样，我们要用一个师来做。” 加文记得第八十二空降师在西西里和意大利所进行的进攻，当时，他的部队是分散的，分散到离空投场有35英里远，（该师通常开的玩笑是:“我们总是使用瞎子飞行员。”）因而决心，这一次就让他的士兵几乎就在他们的目标上着陆。按照优先的顺序，他决定，出击目标是：首先，格鲁斯贝克高地；其次，格拉夫的大桥；第三，马斯河-瓦尔河运河上的那些渡口；第四，奈梅亨的瓦尔河大桥。“因为敌人大概会迅速作出反应，”加文后来回忆道，“所以我决定把我的伞兵的最大的部分，空投在格鲁斯贝克高地和国家森林之间。”在格鲁斯贝克的附近他选择了两个着陆区域，第一个距离山脊约1英里半，在奈梅亨东南3到4英里处，他的第五○八团和第五○五团，再加上司令部的参谋们，将在那里着陆。第三个团，也就是第五○四团，将空投在格鲁斯贝克高地的西边，位马斯河和马斯河-瓦尔河运河之间的那个三角地带，它距离格拉夫大桥的东端约1英里，在马斯河-瓦尔河运河的大桥西边2英里处。那座极其重要的格拉夫大桥德军可能已经准备毁掉，为了确保攻占这座大桥，他又制定对计划作出了一个补充，即第五○四团的一个连将被空投到距离大桥西端半英里的地方。在敌人还没有来得及反击以前，第五○四团将从两端向大桥猛冲。 显然，那座伟大的奈梅亨大桥，是他的所有出击目标中最重要的目标，也是整个市场花园行动的关键。但是加文也同时意识到，要是不能坚守住其他的出击目标，瓦尔河的这个渡口单凭自身是没有用处的。布朗宁将军同意他的看法。如果最初的几座桥梁没有被攻占，如果敌人坚守着格鲁斯贝克高地，那么供花园行动的部队通行的那个走廊将永远不会打开。因而布朗宁特别指示，在夺取那些最初的目标之前，加文不得尝试对奈梅亨大桥发起进攻。 虽然加文对他的部队过于分散感到担忧，但却对整个计划感到满意。只有一个方面令他伤脑筋，那个方面也曾让泰勒伤过脑筋：支援部队在D日的一两天后到达之前，他的整个师将不能够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而他又不知道，他的士兵将会有什么反应——他们对市场花园行动尚一无所知。尽管如此，在经验丰富的第八十二空降师里，士气还是一如既往地高涨：他的许多士兵在此之前已经进行了三次作战跳伞。“会跳的吉姆”加文，年仅37岁，是美国陆军中最年轻的准将，他毫不怀疑，“逃避常规的人”将能完成任务；他的士兵自称“逃避常规的人”。① 最为困难而又危险的任务，分配给了一位谦虚而又沉默寡言的职业军官，罗伯特·罗伊·厄克特少将，他是英军第一空降师以及附属的波兰旅的42岁的指挥官。 厄克特与布朗宁将军以及他的美国同事们不同，他是一位非常职业的军人，曾在北非、西西里和意大利作战并战绩卓著。但他没有空降作战的经验，他将第一次指挥一个空降师作战。布朗宁之所以选择了他，是因为他“打起仗来兴奋”。但厄克特却对此任命感到惊讶，他一直认为，空降部队是“结构紧密的组织，封闭的家伙，完全是排他的”。然而他又对自己率领这精锐部队的能力抱有信心。一旦这支部队到了地面上，基本的作战规则仍然是一样的，而且他把他的空降师看作“非常训练有素的步兵部队”。 尽管有长期的作战经验，厄克特却在为一件事情苦恼：他从来没有跳过伞，也没有乘坐过滑翔机。“我甚至会晕机。”他后来谈到。9个月以前，即1944年的1月份，厄克特接过了指挥权，当时他向布朗宁将军建议，作为新的师长，自己也许应该接受一些跳伞训练。布朗宁给厄克特的印象是，一个“动作灵活优美的、衣着非常洁净整齐的人，显出一副焦躁不安的鹰派人物的样子”。布朗宁给厄克特的回答是，他的任务就是让他的师做好准备，以便入侵欧洲大陆。布朗宁看了看这位身高6英尺、体重200磅的苏格兰男人，又说道:“把跳伞留给年轻人去做吧。你不仅个头太大，而且也上了年纪。”②在那几个月漫长的训练过程中，厄克特“经常感到，自己就像一个局外人，一种军事上的旱鸭子”。他意识到，自己“被密切注视着：那种注视虽非怀有敌意，却明显是一些空降军官对他持有保留，而且还有几个军官并不掩饰他们的保留。我是在接受审判，我的行动正被受到审理。那是一个尴尬的职位，但又是一个我所接受的职位”。慢慢地，厄克特对该师的自信而又从容的管理，把他的军官们争取了过来。而在伞兵们当中，厄克特之得人心，远比他自己所知道的要多。第一空降师第一伞兵旅的列兵詹姆斯·W. 西姆斯，他记得“将军的高度自信以及他的平静”。师司令部的中士约翰·雷特，他的印象是，“凡是必须做的工作，厄克特将军都做了。他并不只是让某个别人去做。将军不拘礼节”。通信兵肯尼思·约翰·皮尔斯，称他为“一个使人愉快的大个子。他叫我们‘儿子’，要是知道我们的名字的话，就直呼其名”。而从滑翔机飞行员团的中士罗伊·欧内斯特·哈奇那里，厄克特赢得了最高的赞美。哈奇断言说:“他是一位该死的将军，不在乎做一位中士的工作。”① 令厄克特感到失意的是，他的师并没有被选中参加诺曼底入侵，“那个夏天乏味地过去了，为一个又一个的行动作了计划，结果只看到计划又都被取消了”。现在，他的“红毛鬼子”② 正“渴望作战”。他们几乎放弃了。“我们称自己是‘夭折之师’”，第四伞兵旅的乔治·S. 鲍威尔少校回忆说:“我们以为，我们是被留着用于胜利大游行了。” 按照厄克特的看法，“有一种倦怠与愤世嫉俗的危险的混合，正缓慢地爬进我们的生活之中。我们被训练得处于很好的状态，我知道，如果我们不能很快参战，就会失去那种状态。我们准备好了，并且愿意接受任何事情，包括所有的‘如果’。” 厄克特的主要目标——市场花园行动的奖品——就是阿纳姆的下莱茵河上的那座钢筋水泥公路桥。除此之外，厄克特的士兵还有两个次要的目标：一是附近的一座漂动的浮桥，一是上游的一个复线铁路渡口，那个渡口距离城镇2英里半。 分配给厄克特的任务呈现出了一系列的问题，有两个问题尤其令人担心。关于这个地区的密集防空防御工事的报告表明，有一些敌军部队就在阿纳姆大桥附近聚集；而要把他的英国和波兰伞兵全都空运到目标，将需要3天时间，对此厄克特也感到不安。这两个问题，都对厄克特选择着陆地点有直接影响。与第八十二空降师和第一○一空降师不同，他不能在几乎就是主要目标的地方挑选区域，甚至也不能在靠近主要目标的地方挑选区域。理想的办法是，让部队在河的两边，在阿纳姆大桥的附近着陆，但那里地形却又很不理想。渡口的北出口，直接进入了人口稠密、建筑物密集的阿纳姆市中心。按照报告的说法，在南出口的附近，低的圩田① 不论是对士兵还是对滑翔机来说，都过于湿软。“我自己的许多指挥官，”厄克特记得，“非常愿意在南边着陆，即使那里湿软。也确实有一些指挥官准备冒受伤的风险，在北边跳伞——就在城镇上跳伞。” 此前一个星期，参加其他任务的轰炸机机组人员报告说，在阿纳姆渡口附近以及北边7英里处的迪伦机场，防空炮火增加了百分之三十。有些皇家空军指挥官，因为他们手下的飞行员被安排拖航滑翔机运载厄克特的部队，于是强烈反对把着陆区域定在靠近阿纳姆大桥的地方。如果着陆在大桥南出口的附近，那么拖航飞机在放下滑翔机之后转向北方的时候，就会遭遇到在机场上空的猛烈高射炮火；而转向南方几乎同样糟糕，因为飞机要冒着与第八十二空降师相撞的风险，第八十二空降师那时正在11英里以外的奈梅亨空投。厄克特面对着两难境地：他或者可以坚持要皇家空军把他的部队送到临近大桥的地方，或者可以在阿纳姆镇以外更远的地方选择空投区域，但这个选择又带来种种别的危险——时间延误、攻击突然性的丧失，以及德国人可能作出的抵抗。风险实际上将大大增加，因为在D日，厄克特将只拥有他的师的一部分。“我的问题在于，在第一次空运的时候，要有足够的人着陆，”厄克特回忆道，“不仅要能夺取城镇里的主要桥梁，而且还要能为随后的空运守卫空投区域和着陆区域。为了在第一天夺取主要桥梁，我的兵力减少到了只有一个伞兵旅。” 面对着这些限制，厄克特向布朗宁呼吁，一定要有更多的飞机。他对军长说，在他看来，“美国人需要什么就能得到什么”。布朗宁并不同意这种说法，他向厄克特保证，飞机的分配“完全是根据轻重缓急，而不是由于美国人的高压”。他解释说，整个行动须从南方到北方进行计划，“从下到上”进行计划；在走廊的南部和中央地段的出击目标必须“首先夺取，以便让地面部队通过。否则的话，第一空降师将会被消灭”。 布朗宁将军把一个俱乐部大楼用作自己的司令部，俱乐部附近就是穆尔公园的高尔夫球场，厄克特的指挥车队就在这个高尔夫球场上。在指挥车里，厄克特仔细看着地图，对形势细细地进行着思考。阿纳姆的北边的一个国家公园里，有一些开阔地段，但这些地段太小了，而且地形也不合适。它们充其量可能容纳一支小的伞兵部队，但却不能容纳滑翔机。惟一的办法，就是在另外的广阔区域着陆，这些开阔的荒野和牧场四周是松树林，海拔250英尺，位于阿纳姆的西边和西北边。这些荒野坚硬而又平坦，对滑翔机和伞兵来说几乎称得上完美。它们在每一个方面都很理想——除了一个方面以外：这个地区距离阿纳姆大桥6到8英里。皇家空军不断反对在大桥的就近空投，面对这种反对，厄克特不得已决定在这些远的地点空投。“别无他法，”他回忆说，“只有接受这些风险，并为这些风险作出计划。我无可选择。”① 9月12日，厄克特已经把他的计划准备完毕。地图上勾勒出的，是5个着陆和空降区域，那些区域在沃尔夫黑策附近，大约位于阿纳姆西北4英里，分布在从阿纳姆到阿姆斯特丹一条铁路的两边。三个地点在沃尔夫黑策的北边，两个在南边，而南边的那两个区域，又构成了一个约有一平方公里的不规则的盒子形状的地带。这些地点距离阿纳姆大桥全都起码6英里远，最远的那个地点，在沃尔夫黑策的西北，有8英里。 在D日，有两个旅将投入进去——一是菲利普·皮普·希克斯准将的第一机降旅，定于由它坚守空投场；一是杰拉尔德·拉思伯里准将的第一伞兵旅，它将冲向阿纳姆以及阿纳姆的公路、铁路和浮桥。带路的将是一支由吉普车和摩托车组成的摩托化侦察部队。厄克特期望，C. F. H. 弗雷迪·高夫少校的那支分成4个炮兵装甲连的、拥有275名士兵的高度专业化部队——英国军队中的惟一一个此种性质的部队——能赶到公路桥并坚守住，直到该旅的大部队到达。 第二天，也就是D日后的第一天，约翰·沙恩·哈克特准将的第四伞兵旅将要到达，预定要到达的还有机降旅的余部；在第三天，斯坦尼斯劳·索萨博斯基少将的波兰第一伞兵旅将着陆。厄克特为波兰人标出了一个第六空投场——按照预期，D日后的第二天，大桥将被攻占，高射炮炮台将被摧毁，所以波兰人要在下莱茵河的南岸，埃尔顿村附近空投，该地位于阿纳姆渡口南边大约1英里处。 尽管必须接受这些风险，但厄克特感到自信。他相信自己有了“一个合理的军事行动和一个好的计划”。他认为，伤亡可能“大约百分之三十上下”；考虑到进攻的错综复杂的性质，他认为这个代价并不是太昂贵。9月12日傍晚，他向他的指挥官们简要介绍了这次行动，厄克特记得，“每一个人似乎都对这个计划非常满意”。 然而，有一位指挥官却深感疑虑。斯坦尼斯劳·索萨博斯基少将，波兰第一伞兵旅的这位身材修长、52岁的领导人确信，“我们是要参加一场惨烈的斗争”。这位波兰军事学院的前教授，在第一次听说彗星行动的时候，就向厄克特将军和布朗宁将军阐明了他的立场。当时他要求厄克特用书面给他下达命令，这样“我就不会为这场灾难负责”。他同厄克特一起访问了布朗宁，并说，“这个任务大有可能不会成功”。布朗宁问为什么。索萨博斯基记得，“我告诉他，用我们所拥有的兵力尝试它，就会是自杀，而布朗宁回答说，‘不过，我的亲爱的索萨博斯基，红毛鬼子和英勇的波兰人能做到一切！’” 现在，一个星期以后，当他听厄克特讲话的时候，索萨博斯基想:“英国人不仅严重低估了德国人在阿纳姆的力量，而且似乎还对阿纳姆对于德国人的祖国所具有的意义一无所知。”索萨博斯基认为，对德国人来说，阿纳姆代表着“通往德国的门户，我预料德国人是不会让它敞开的”。他并不认为，“那个地区的部队水准很低，只有几辆被打烂的坦克呆坐在那里”。当厄克特告诉聚集起来的旅长们，第一空降师的空投地点“距离出击目标起码6英里”的时候，他大惊失色。要抵达大桥，部队的主力将要“行军5个小时，何以能够达到突然性？德国人再傻，也会立即知道我们的计划”。 计划中还有一个方面，索萨博斯基也不喜欢。他所辖旅的重装备和弹药，要在前一次空运中由滑翔机运进去。这样，当他的部队在南岸着陆的时候，他的补给品将会在北岸着陆区域。等到波兰人着陆的时候，如果大桥没有被攻占，将会发生什么事情呢？当厄克特详细地解释计划的时候，索萨博斯基吃惊地得知，如果到那个时候大桥仍然在德国人手中的话，将期望他的波兰部队去攻占大桥。 尽管索萨博斯基感到焦虑，但在9月12日的情况简介会上，他却一直一言不发。“我记得，厄克特要大家提问题，但谁也没有提出任何问题，”他回忆道，“每一个人都若无其事地坐着，跷着二郎腿，显得很厌烦。我想就有关这个不可能完成的计划说点什么，可我不能够说出来。实际情况是，我不得人心，说的话有谁会听？” 后来，在布朗宁将军的司令部里，当整个空降行动由所有的指挥官来审查的时候，别的人对计划的英军部分深感疑虑，但他们也同样是一言不发。美军第八十二空降师师长詹姆斯·M. 加文准将，当他知道厄克特选择的着陆地点的时候，大吃一惊，对他的作战指挥部部长约翰·诺顿中校说:“天啊，他可不能当真。”诺顿也同样深感震惊。“他是当真的，”他神色严肃地说道，“但我可不愿意尝试它。”在加文看来，“不论是在大桥上面空投，还是在靠近大桥的地方空投，即便一开始就蒙受百分之十的伤亡，都比冒着在远处的空投场着陆的风险”，要好上许多。他“感到吃惊的是，布朗宁将军并没有对厄克特的计划提出质疑”。尽管作如此之想，他还是一言不发，“因为我想当然地认为，英国人由于具有广泛的作战经验，当然完全明白他们在做什么”。2 要是能够避免的话，党卫军冲锋队队长（少校）泽普·克拉夫特可不想再移动了。在过去的几个星期里，他的人员不足的党卫军精锐装甲部队训练后备营，一直奉命来回穿越荷兰。现在，到达这里仅仅5天之后，这支部队又奉命离开奥斯特贝克村——而下达命令的又不是克拉夫特的上级，而是德国国防军的一位少校。 克拉夫特强烈反对。他的三个连的主要部分驻扎在村子里，其余的人在阿纳姆，还有1000名党卫军新兵预计马上就到，来进行培训。那位德国国防军少校并不让步。“这我不管，”他不客气地告诉克拉夫特，“你得搬出去。”克拉夫特反击了。这位野心勃勃的37岁的军官只接受他的党卫军上级的命令。“我拒绝！”他说道。那位德国国防军军官并没有被吓倒。“让我把事情给你说清楚，”他说道，“你得搬出奥斯特贝克，因为莫德尔的司令部要搬进来。” 克拉夫特迅速平静下来，他不想同陆军元帅莫德尔发生冲突。尽管如此，但这个命令还是让他耿耿于怀。克拉夫特搬出去了，但走得不是非常远，他决定让他的部队在奥斯特贝克西北处的树林和农场里露营，离沃尔夫黑策村不远。他选定的那个地点，恰巧在沃尔夫黑策公路的边上，位于英格兰的地图上所标明的让英军第一空降师着陆的那些区域之间，而且堵住了英军进入阿纳姆的路线。 3 阿纳姆的地下情报机构负责人亨利·克纳普感到，自己担任的这个新角色是安全的。他不让妻子和两个女儿参与他的活动，这是为了保护她们，在4个月前他就离开了家，搬到了几个街区之外的地方。他的总部在莱奥·C. 布里巴尔特医生的办公室里，布里巴尔特医生是一位非专科普通医师。穿着白大褂的克纳普现在是医生的“助手”，而某些“病人”则是属于他的情报网的通信员和信使：40个男人和女人，还有几个十几岁的孩子。 克纳普的工作，是一个耗费时间而又令人沮丧的工作。他得评估收到的情报，然后用电话把情报传递出去。阿纳姆抵抗力量负责人皮特·克鲁伊夫给了克纳普三个电话号码，每个号码都是12到15位数字，他得记在脑子里。克纳普从来也不知道，他是给哪里或者给谁打电话。给他的指示是，要轮流拨打每一个号码，一直到接通为止。① 搜集情报的方法甚至更为复杂。克纳普的要求通过网络被传达下去，而他从来也不知道，是哪一位特工获得了情报。如果一个情报似乎靠不住，克纳普就对自己的情报进行审查。这时他收到了几个有关敌人在奥斯特贝克活动的报告，这既令他好奇，又令他大惑不解。 一位戴着参谋徽章的德国军官、霍斯特·斯莫克尔少校，访问了在伦库姆、奥斯特贝克和阿纳姆的若干个商店，并且命令把种种补给品送到奥斯特贝克的塔弗尔贝格旅馆。克纳普感到好奇的，是所要的东西，其中有一些是难得的食品，还有荷兰人现在难得再看到的别的特色食品，例如杰尼弗牌杜松子酒。 除此之外，德国的通信兵也一直在忙着铺设一大批杂乱无章的电话电缆，那是给郊外的几家旅馆铺设的，包括塔弗尔贝格旅馆。克纳普认为，结论是明显的：一个德军高级司令部正在搬进奥斯特贝克。但又是哪一个司令部呢？那位将军是谁？他到了没有? 对克纳普来说，更为重要的，是要了解阿纳姆地区及其周围的敌军兵力的最新情况。他知道，每一个城镇都有别的情报人员正在送回情报，而他“只是一个巨大的搜集系统中的一个小的齿轮”。 他后来回忆，在两个星期之前，“阿纳姆地区几乎没有德国兵力。”而此后，军事局面有了惹人注目的改变。目前，德军兵力的增长已经使克纳普惊恐不安了。克纳普报告说，根据他的网络所提供的情报，在过去的7天里，“几个师的余部，包括装甲部队，正在阿纳姆及其周边地区重新组织，或者是正在进入德国。”现在，更具体的消息到来了。他的情报人员报告说，在阿纳姆的北边和东北出现了坦克。克纳普认为，“一个或者甚至两个装甲师的部分兵力”到了这个地区，但他们的身份和确切地点，到目前为止尚不得而知。 克纳普需要迅速知道详情。他急迫地向他的网络下达命令，他要求提供有关装甲部队的活动的更为精确的情报，他需要立即知道，在塔弗尔贝格旅馆的“新房客”的身份。 25岁的沃特·范·德克拉茨从未听说过亨利·克纳普。他在地下组织中的联络人，是一个叫“扬森”的人，那人住在阿纳姆的某个地方。扬森分配给了他一个新的任务——塔弗尔贝格旅馆。范·德克拉茨被告知，一个高级德国军官到达了，他要搞清楚，在旅馆外面的参谋车是否“带有显示身份的三角旗或者司令旗”，如果有的话，他要报告旗帜上的标志色和符号。 范·德克拉茨注意到，在旅馆的周围，德国人的活动激增，德国宪兵队和哨兵已经进入那个地区。他的问题是，怎样才能从彼得山路上的哨兵当中通过，彼得山路途经塔弗尔贝格旅馆。他决定蒙骗过去。 当他匆匆走向旅馆的时候，立即被一个哨兵叫住了。“可是我必须过去，”范·德克拉茨告诉那个德国人，“我在街那边的加油站里上班。”那个德国人让他过去了，另外三个哨兵只是草草地瞥了他一眼。然后，在走过塔弗尔贝格旅馆的时候，范·德克拉茨迅速看了看门口和旅馆的车道。泊在那里的汽车都没有显示身份的标识，不过在旅馆前门旁边，却有一个棋盘式样图案的黑、红、白三色金属三角旗——这是德军集团军群司令的军阶标志。 9月14日，星期四的下午，亨利·克纳普得到了他的网络的消息。有几个提供消息的人报告说，装甲部队、坦克和装甲车的巨大编队，在阿纳姆北边的一个半圆形地区里扎营；在贝克贝亨、埃普斯以及艾瑟尔河两岸有部队；甚至还有一个令人吃惊的报告，说是有“20到30辆虎式坦克”。准确地说，究竟有多少个部队被涉及到，他无法确定。他能够清楚确定其身份的只有一支部队，而这也是出于偶然。他的一位特工注意到，在几辆坦克的上面，有“奇怪的记号——是颠倒的字母F，而在字母的脚上又有一个球”。克纳普查看了一本特殊的德国手册，从而得以把那支部队的身份辨认出来。他立即给他的电话联络人打电话，报告说，第九党卫军装甲师霍亨施陶芬① 出现了。根据这位特工的报告，克纳普确定了它的位置，大致是在北边，位于阿纳姆和阿珀尔多伦之间，又从那里向东到聚特芬。 此后不久，他得到了有关塔弗尔贝格旅馆的消息，他也把这个报告传递出去了。那个意味深长的黑、红、白三色棋盘图案三角旗，本身就不言而喻。在西线的这个部分，只有一位德军集团军群司令官。尽管克纳普把这个消息是当作传闻报告上去的，但在他看来，这位军官一定是陆军元帅瓦尔特·莫德尔。 4 奥斯特贝克以东25英里，在杜廷赫姆郊外的一个小城堡，就是威廉·比特里希将军的第二党卫军装甲军团的司令部，在这里，比特里希与他所剩下的两个师的师长举行了一个会议。比特里希情绪很坏，几乎无法控制他的脾气。他的遭到了重创的装甲军团的前景，现在比一个星期以前要糟糕得多。比特里希焦急地等待着在士兵、装甲车和装备上的补充，但是却什么也没有到达。相反，他的兵力甚至得到了削弱。他接到了命令，要他派两支作战部队到前线去。一支要与德军第七集团军一起，试图阻挡亚琛附近的美国人；而在英军坦克部队成功地攻破阿尔贝特运河防线，渡过默兹河-埃斯考河运河，并且在靠近荷兰边界处的内佩尔特夺取桥头阵地之后，要他派遣另外一支去增援库尔特·施图登特将军的第一伞兵集团军。现在，英军正在集结，以便再次发动攻势——B集团军群的情报处长称那是一个“在即的”进攻——这个时候，比特里希通过陆军元帅莫德尔，收到了“在柏林的那些傻瓜们下达的一个发疯的指示”。他的遭到了重创的师当中的又一个，要被调拨出去，撤退到德国境内。 比特里希曾经是位狂热的纳粹，他现在则刻薄地谴责这个命令。“对于柏林的命令，以及希特勒身边的那些一门心思耍花招的阿谀奉承之徒，”他感到“既作呕又厌倦”。比特里希有勇气，有能力，他的成年生活的大部分时间都是穿着军装度过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他在德国空军担任中尉，并两次负伤。后来，有几年的时间，他在一家证券经纪人事务所里工作。然后，比特里希再次入伍，成为德国的一个秘密航空队的成员，在8年的时间里教俄国人飞机驾驶技术。希特勒上台后，比特里希加入了刚刚成立的德国空军，在30年代中期，他又转而加入了武装党卫军，在武装党卫军里提拔要快一些。① 在诺曼底，比特里希对希特勒的领导才能的信念开始动摇。他站在陆军元帅隆美尔一边，反对希特勒的“战斗到最后一人”的疯狂哲学。有一次他向隆美尔吐露:“我们受到上面如此糟糕的领导，使得我再也不能执行没有道理的命令了。我从来也不是机器人，也不打算当机器人。”在7月20日的密谋发生之后，他以前的司令官埃里克·赫普讷大将被当作密谋者处以绞刑，比特里希得知此事以后，对他的参谋们大发雷霆，说“这是德国军队最黑暗的一天”。比特里希对希特勒军事领导的直言不讳的批评，很快就传到了柏林。比特里希后来回忆，“我的话被汇报给了帝国党卫军首脑海因里希·希姆莱，于是比特里希这个名字在希特勒的司令部里就不再被提到了。”只是由于西边的德国前线几乎崩溃，那是一种需求比特里希军事专长的形势，同时也由于富有同情心的指挥官们的态度，才使得他免于被召回。即使如此，希姆莱也仍然“急于要让他返回德国谈谈”。对希姆莱的邀请，比特里希丝毫不抱幻想。莫德尔也丝毫不抱幻想，他决心要把比特里希留在西线，于是断然拒绝满足希姆莱要把比特里希送回的一再要求。 现在，怒不可遏的比特里希向他的师长们概述了柏林的最新计划，他手下的师长是：第十党卫军弗伦茨贝格装甲师① 的师长海因茨·哈梅尔准将，第九党卫军霍亨施陶芬装甲师师长瓦尔特·哈策尔中校。对于这个计划，哈策尔已经从莫德尔的参谋长、汉斯·克雷布斯中将那里略知一二。比特里希告诉哈策尔，他的第九师要立即上火车去德国，在德国，他的师要部署在科布伦茨东北方向的齐根附近。而哈梅尔的第十师要呆在荷兰。第十师将在其当前的位置，在阿纳姆的东边和东南，被重新装备，充实实力，准备再次投入战斗。 38岁的哈梅尔的虚张声势的热情，为他从他的手下赢得了“弗伦茨贝格师头儿（der alte Frundsberg）”这个亲昵的绰号。他对比特里希这个决定感到不快。在他看来，“比特里希是一如既往偏爱霍亨施陶芬师，这也许是因为，在他当上军团司令以前，那个师就是他的，也许也是因为，哈策尔原先是他的参谋长”。尽管他并不认为“比特里希有意不公平，但结果似乎是霍亨施陶芬师总是获得轻松的工作”。 比他年轻的那位与他职位相当的人物，32岁的瓦尔特·哈策尔，则对这个消息兴高采烈，尽管他认为“能够到柏林休假的可能性似乎是值得怀疑的”。理想的情况是，他期望在重新装备之后，能够拥有一个“全新的霍亨施陶芬师”。硬汉哈策尔的脸上有一块马刀留下的伤疤，他私下里满怀希望，希望现在能够实现他的野心：晋升到与一位党卫军师长地位相称的军衔——准将。虽然如此，在比特里希概述整个计划的时候，还是有一个部分哈策尔不喜欢。 尽管他的师损耗很大，但仍然比哈梅尔的师强大。霍亨施陶芬师通常有9000人，现在不到6000人，弗伦茨贝格师大约有3500人。哈策尔有接近20辆马克V型豹式坦克，但却不是全都可以使用。然而，他却拥有数量可观的装甲车辆：自行火炮、装甲汽车以及40辆装甲运兵车，它们全都配备以重机枪，有些还配备以火炮。哈梅尔的弗伦茨贝格师几乎没有坦克，而且极其缺乏各种各样的装甲车辆。这两个师都仍然拥有令人畏惧的火炮、迫击炮以及防空部队。比特里希说道，弗伦茨贝格师将留在后面，为了加强弗伦茨贝格师，哈策尔要尽可能地把他的运输工具和装备转给哈梅尔。哈策尔对此持怀疑态度。“在内心深处，”哈策尔后来回忆说，“我完全明白，倘若我把我的屈指可数的坦克或者运兵车交托给哈梅尔的话，它们将永远不会被归还。”哈策尔并没有对这个决定提出异议，但他无意放弃他的所有的车辆。 哈策尔老早以前就学会了怎样节约使用资源，他所拥有的车辆，实际上比比特里希所了解到的要多——这包括在从法国的漫长撤退过程中他所缴获的美国吉普车。他决计通过“玩弄一些文字游戏”，来无视这个命令。他把履带、轮子或者火炮从他的车辆上卸下来，从而能够在他到达德国之前，使它们暂时无法可用，与此同时，那些车辆又可以在他的装甲力量统计报表上，被列为丧失了作战能力。 比特里希继续说，即使有了从哈策尔的师所调拨的额外人员和车辆，弗伦茨贝格师仍然兵力不足。只有一种方式可以向柏林强调形势的紧迫：把事实直接提交给党卫军的作战司令部。也许到那个时候，补充兵员和增援部队才会前来。但比特里希无意访问柏林：哈梅尔被任命为特使，这让他吃了一惊。“我不知道他为什么选中了我，而不是哈策尔，”哈梅尔记得，“不过我们急切需要士兵和装甲部队，也许比特里希认为，一位将军可能说话分量更重一些。整个事情要对陆军元帅莫德尔保密。因而，由于我们预料在阿纳姆地区不会有任何麻烦，所以决定，我将在9月16日傍晚前往柏林。” 比特里希命令，哈策尔和哈梅尔之间装备上的交换，以及被调拨了人员和装备的霍亨施陶芬师向德国的转移，要立即开始。他又补充说，陆军元帅莫德尔要求，在这个行动进行的时候，要组织起小股的机动进攻部队（Alarmeinheiten），万一遇到紧急情况即可投入使用。哈策尔私下里断定，这样一来，他的“最好的部队将最终会被送上火车”。比特里希期望，整个装备转移和调动将在9月22日完成。哈策尔想，每天有六趟火车前往德国，这个任务的完成能够大大提前。他认为，他的最后的也是最优秀的部队，恰好可以在三天后动身前往祖国——具体时间大约是9月17日的下午。 一个可能使士气低落的谣言正在四处传播。9月14日，在荷兰的几个德国高级军官说，一次空降部队的攻击将要发生。 这个话题，源自希特勒的作战局局长阿尔弗雷德·约德尔大将与西线总司令、陆军元帅格尔德·冯·伦德施泰特之间的一次交谈。约德尔担心的是，盟军可能从海上入侵荷兰。约德尔说，如果艾森豪威尔沿用他通常的战术的话，有可能使用空降部队，把它当作海上进攻的前奏。冯·伦德施泰特尽管对这个说法持怀疑态度（相比之下，他则确信，伞兵的空投将与对鲁尔河的进攻协同进行），但仍然把这个信息传递给了B集团军群司令、陆军元帅莫德尔。莫德尔本人虽与伦德施泰特的看法一样，但还是不能对约德尔的警告置若罔闻。他给在荷兰的德国武装部队司令、那位神经过敏的空军上将、弗里德里希·克里斯蒂安森下达命令，要他把陆军、海军、空军，以及荷兰武装党卫军的人员混杂的匮乏兵力，全派遣到海岸上去。 自从约德尔9月11日打电话以来，惊恐就在司令部的各个阶层传了下来，尤其是通过德国空军的渠道传了下来。尽管入侵迄今为止还没有成为现实，但对盟军空降部队空投的恐惧却仍然在增长。每一个人都在猜测可能空投的地点。从地图上看，德国空军的一些指挥官认为，北海岸和阿纳姆之间的那些大的开阔地区，是可能的着陆区域。还有一些指挥官，他们提心吊胆地等待着英军再次发起攻势，从位于内佩尔特的默兹河--埃斯考河运河进入荷兰，他们不知道，伞兵是否会与那个进攻协同作战，被空投到奈梅亨地区。 9月13日，第三航空队司令、德国空军大将奥托·德斯洛赫，听说柏林对设在科布伦茨的冯·伦德施泰特的司令部感到担心。德斯洛赫非常忧虑，于是在第二天给陆军元帅莫德尔打了电话。他回忆说，莫德尔认为，柏林对入侵的惊恐是“一派胡言”。陆军元帅根本不把它当成一回事，“最后他邀请我去他的在奥斯特贝克的塔弗尔贝格旅馆的新司令部里吃饭”。德斯洛赫谢绝了，“我不想做俘虏，”他告诉莫德尔。就在挂上电话以前，德斯洛赫又说:“我要是你的话，我就会离开那个地区。”德斯洛赫记得，莫德尔大笑起来。 在阿纳姆北边的迪伦机场，空降部队可能进攻的消息，传到了德国空军战斗机司令员瓦尔特·格拉布曼少将那里，他驱车前往奥斯特贝克，与莫德尔的参谋长汉斯·克雷布斯中将会谈。当格拉布曼表达出德国空军的恐惧的时候，克雷布斯说道:“看在上帝分上，别谈这种事情吧。不管怎么说，他们将会在哪里着陆？”格拉布曼走到一张地图前，指着阿纳姆西边的地区，说道:“在这里的任何地方。这块荒地对伞兵来说是完美的。”格拉布曼后来回忆说，克雷布斯“大笑了起来，提醒我说，我若是继续这样说的话，就会使自己显得可笑”。 荷兰的臭名昭著的警察局长、党卫军中将汉斯·阿尔宾·劳特，也听到了这个谣传，可能是从他的上级克里斯蒂安森上将那里听到的。劳特确信，任何事情都是可能的，包括空降进攻。劳特是荷兰的纳粹恐怖的总设计师，他预料，荷兰的地下组织随时都会发起进攻，人民随时都会起义。他决心镇压任何一种暴动，所采取的就是简单的应急手段，那就是每杀死一个纳粹，就处决三个荷兰国民。两个星期前，在德国人撤退和荷兰纳粹逃窜到德国以后，劳特就立即宣布处于“紧急状态”，他手下的警察对即使是微乎其微介入了荷兰抵抗运动的人，都进行了无情的报复。男人和女人被逮捕，杀死，或者是送进集中营。一般的公民日子也好不到哪里去。各省之间的一切旅行都被禁止，更具有限制性的规矩被强加上了。任何人，如果被发现在宵禁期间呆在街上，就可能未经警告便予以射杀。在荷兰南方各地，由于预料英军要发动攻势，荷兰人被逼迫做劳工，为德国国防军挖战壕。在奈梅亨，劳特威胁要把整个家庭扔进集中营里去，以此达到了他在劳动力上要求的配额。任何种类的聚会都被禁止了，“要是看到有五个以上的人在一起，”劳特的一个布告警告说，“他们就将遭到德国国防军、党卫军或者警察部队的射击。” 现在，由于英军从南边的进攻在即，柏林又警告说在北方可能有一次空中和海上的进攻，因而劳特的世界开始解体了。他吓坏了。① 劳特得知莫德尔在荷兰，于是决定去寻求安慰，动身前往塔弗尔贝格旅馆。9月14日傍晚，劳特与莫德尔以及莫德尔的参谋长克雷布斯将军会晤。劳特告诉他们，他“确信，盟军现在将在荷兰南部使用空降部队”。他感到，现在到了关键时刻。莫德尔和克雷布斯对此并不同意。莫德尔说，精锐的空降编队太“珍贵了，他们的训练太昂贵了”，不能任意使用。陆军元帅莫德尔预料，蒙哥马利将会从内佩尔特进攻荷兰，但形势并没有紧急到足以说明使用空降部队是合理的。还有，由于攻击部队在南边将被三条宽阔的河流隔开，因而他认为，英军向阿纳姆的进攻是不可能的。不论是奈梅亨还是阿纳姆，距离英军都太远了。除此之外，莫德尔继续说，蒙哥马利“从战术上讲是一个非常谨慎的人。他决不会把空降部队用于卤莽的冒险”。 9月15日，一位犯人来到了弗里德里希·基尔斯韦特尔少校的司令部。基尔斯韦特尔少校是德国国防军在荷兰的反情报处的副处长，他的司令部位于在奥斯特贝克西边的德里尔贝亨村。时至今日，这位犯人来到他的司令部的时候，基尔斯韦特尔少校对他已所知甚多。这位头脑迟钝、28岁的克里斯蒂安·安东尼厄斯·林德曼斯，由于身材高大（6英尺3英寸，体重260磅），而以绰号“金刚”知名。关于他，有材料翔实的卷宗。林德曼斯是在荷兰与比利时边界附近，被一支巡逻队逮捕的，那是英军营地和德军营地之间的一个无人区。起初，由于身穿英军的作战服，林德曼斯被当成一名盟军士兵，但在瓦尔肯斯瓦德附近的营指挥所里，令审问他的人惊讶的是，他居然要求见赫尔曼·吉斯凯斯中校——他是在荷兰的德国间谍头子，又是基尔斯韦特尔的上级。在打了几个电话以后，林德曼斯的俘获者们甚至更加吃惊了，他们接到命令，要他们立即开车把这位犯人送到德里尔贝亨。林德曼斯本人却没有表现出惊讶。他的一些同胞以为，他是一位坚定的荷兰地下组织成员，但德国人却知道他的另外一种身份——间谍。“金刚”是一位双重间谍。 林德曼斯于1943年当了叛徒。当时他表示愿意替吉斯凯斯做事，以换取他当时的情妇和他的弟弟亨克的释放，他弟弟亨克被盖世太保① 当作地下组织的成员逮捕了，据说正等着被处决。吉斯凯斯欣然表示同意，从那以后，林德曼斯就很卖力地为德国人效劳。他的变节造成了许多地下基层组织的被渗透，众多荷兰和比利时的爱国者被逮捕和处决。尽管林德曼斯为人粗鄙，爱吹牛，酗酒无度，陷在对女人的无法满足的欲望之中而不能自拔，但到目前为止却神奇地没有暴露出来。然而，许多抵抗组织的领导人认为，他是一个会带来威胁的危险人物，这与布鲁塞尔的某些盟军军官不同，“金刚”给那些盟军军官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结果是，林德曼斯现在正为英军的一支情报部队工作，接受一位加拿大上尉的指挥。 在吉斯凯斯不在场的情况下，基尔斯韦特尔第一次与林德曼斯打交道。林德曼斯向办公室里的每一个人自我介绍，说自己是“伟大的金刚”，但基尔斯韦特尔很快发现，这位身材高大的吹牛者令人厌恶。林德曼斯把他的最新的任务告诉了基尔斯韦特尔：那位加拿大情报军官派他来，是要提醒在艾因霍温的地下组织领导人，不要再把被击落的盟军飞行员通过“逃跑路线”送到比利时，因为英军预定要从内佩尔特桥头阵地突破，朝艾因霍温进发，所以要把那些飞行员藏匿起来。林德曼斯曾用5天的时间走过营地，所以能够向基尔斯韦特尔介绍英军集结的某些细节。他平淡地说，进攻将在9月17日发动。 英军行动在即，这算不上什么新闻。就像别的每个人一样，基尔斯韦特尔也预料进攻随时都会发生。林德曼斯还告诉基尔斯韦特尔事态的另外一个进展：他报告说，与英军的进攻同时，在艾因霍温的另外一边进行的伞兵空投也计划好了，以便帮助攻占这座城镇。① 对基尔斯韦特尔来说，这个消息根本就讲不通。既然英国陆军凭着自身的力量，就能轻而易举到达艾因霍温，为什么还要使用伞兵呢？也许是因为林德曼斯的信息似乎不现实，或者更可能是因为基尔斯韦特尔对“金刚”反感，所以他告诉林德曼斯，继续执行他的任务，然后返回英军营地。基尔斯韦特尔没有立即采取行动，他对林德曼斯的情报没有怎么用心考虑，因而就没有直接传递给德国国防军司令部，相反，他是通过党卫军安全与情报局传递出去的。他还给吉斯凯斯口述了一份他与林德曼斯交谈的简要备忘录，当时吉斯凯斯因为另有任务而不在场。吉斯凯斯一直认为“金刚”是可靠的，但他直到9月17日的下午才收到这个备忘录。5 从现在算起不到48个小时，市场花园行动就要开始了。艾森豪威尔的参谋长史密斯中将在办公室里，愈来愈惊恐地听着盟军远征军最高司令部的情报局长、英军少将肯尼思·W. 斯特朗披露的最新消息。斯特朗说道，毫无疑问，在市场花园行动的地区有德国的装甲部队。 几天来，斯特朗和他的参谋们一直在审查和评估每一个情报，努力确定第九和第十党卫军装甲师的去向。自9月的第一个星期以来，盟军与这些部队就没有了接触。这两个师都受到了重创，不过据认为他们不可能完全被消灭。有一种看法是，他们可能已奉命返回了德国。现在荷兰地下组织的信息又讲述了一个不同的说法：那两个失踪了的师又被发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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