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为什么会失败——权力、富裕与贫困的根源Why Nations FailTHE ORIGINS OF POWER, PROSPERITY AND POVETY作者：Daron Acemoglu and James A. Robinson序 言本书讨论的主题是世界上的富裕国家如美国、英国和德国，以及贫穷国家如下撒哈拉非洲、中美洲和南亚的国家，在收入和生活水平上的悬殊差距。在我们写这篇序言时，北非和中东正经历“阿拉伯之春”（Arab Spring）的震撼，这场运动始于2010年12月17日，一名叫博阿齐齐（Mohamed Bouazizi）的街头小贩自焚激起大众的愤怒，进而点燃所谓的茉莉花革命（Jasmine Revolution）。到了2011年1月14日，从1987年以来就统治突尼斯的总统阿里（Zine El Abidine Ben Ali）已经下台，但反对突尼斯统治菁英的革命浪潮不但未曾平息，反而益发强烈，并蔓延到中东其他国家。严密掌控埃及近三十年的穆巴拉克（Hosni Mubarak）在2011年2月11日遭罢黜。当我们写完序言后，巴林、利比亚、叙利亚和也门政权的命途已岌岌不保。这些国家内部不满的根源在于贫穷。埃及人平均收入水平只有美国人的12%左右，预期寿命则少十年；20%的埃及人口生活在赤贫中。虽然这些差异很显著，但比起美国和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如北韩、塞拉利昂和津巴布韦还算小，因为后面这些国家生活在贫困中的人口远超过半数。为什么埃及比美国贫穷这么多？有哪些限制因素使埃及人无法变富裕？埃及的贫穷是无法改变的呢，或者它的贫穷可以根除？开始思考这个问题有一个顺理成章的方法是，听埃及人自己谈论他们面对的问题，以及为什么他们挺身反对穆巴拉克政权。二十四岁的哈梅德是开罗一家广告代理商的员工，她在开罗的解放广场（Tahrir Square）示威时清楚地表达她的观点：“我们受到贪腐、压迫和劣质教育的荼毒。我们生活在一个必须改变的腐化体系中。”广场另一位示威者、二十岁的夏米是一名药学系学生，他表达相同的看法说：“我希望到今年底时我们能有一个民选政府，公民自由获得保障，而且我们能终结掌控这个国家的贪渎。”解放广场的抗议者异口同声谴责政府的腐化、无能提供公共服务，以及国内缺乏机会平等。他们尤其控诉压迫和缺乏政治权利。正如国际原子能总署前署长巴拉迪（Mohamed El Baradei）2011年1月13日在推特（Twitter）上写的：“突尼斯：压迫+缺乏社会正义+封杀和平改革渠道=定时炸弹。”埃及人和突尼斯人都认为他们的经济问题根源是缺乏政治权利。当抗议者开始更有系统地表述他们的要求时，埃及抗议运动领袖之一、软件工程师兼部落客哈利勒（Wael Khalil）张贴了第一份十二项立即要求，全部集中在政治改革上。提高最低薪资之类的议题只出现在中程要求当中，留待稍后实施。对埃及人来说，导致他们落后的原因包括一个无能且贪腐的政府，一个让他们无法发挥才能、雄心和原创性的社会，以及他们所得到的教育。但是，他们也知道，这些问题的根源是政治。所有他们面对的经济阻碍，来自于政治权力在埃及由少数菁英行使与垄断的方式。他们了解，这是他们首先要改变的事。然而，解放广场上的抗议者对这个议题的看法，却与主流思想明显背离。当辩论为什么埃及这样的国家如此贫穷时，大多数学者与评论家都强调完全不同的因素。有些人强调埃及的贫穷主要由地理条件所决定，因为这个国家大部分是沙漠，且缺乏足够的降雨，土壤和气候不适于高生产力的农业。其他人则指出，埃及人的文化特质不利于经济发展和繁荣富裕。他们说，埃及人缺乏让其他国家繁荣兴盛的工作伦理和文化特质，而且还接受与经济成功相冲突的伊斯兰信仰。第三种看法在经济学家和政策专家当中是主流意见，这种看法认为埃及统治者根本不知道该做什么来促使他们国家繁荣起来，并且在过去一直采用不正确的政策和策略。这种看法也认为，如果这些统治者能接受正确的顾问提供的正确咨询，富裕兴盛将随之而来。对这些学者专家来说，统治埃及的少数菁英只顾自己利益、牺牲社会福祉的事实，似乎与了解这个国家的经济问题毫不相干。在本书，我们将论述解放广场上的埃及人的看法才是正确的，而不是大多数学者和评论家的看法。事实上，埃及之所以贫穷就是因为它被一小群菁英统治，他们以图利自己的方式组织社会，牺牲了大多数人的利益。政治权力集中在少数人手中，用来为掌权者制造庞大的财富，例如前总统穆巴拉克显然累积了七百亿美元财富。输家是埃及人民，而且他们有切身之痛。我们将阐明，对埃及贫穷的这种诠释（也就是人民的看法），也对“为什么穷国会贫穷”提供了一种普遍的解释。不管是在北韩、塞拉利昂或津巴布韦，我们将说明穷国为什么贫穷的原因就和埃及一样。英国和美国之类的国家变富裕，是因为它们的人民推翻掌控权力的菁英，创造了一个政治权利更广泛分配的社会，在这样的社会中，政府需要回应人民并对人民负责，而且广大民众都能够利用经济机会。我们将说明，要了解今日世界何以有这种不平等，就必须深入过去，研究各个社会的历史演进。我们将发现，英国之所以比埃及富裕，是因为英国（精确地说是英格兰）在1688年发生一场革命，促成了该国的政治转型以及伴随的经济转型。人民争取并赢得更多政治权利，而且利用这些权利来扩大自身的经济机会。其结果是一个完全不同的政治与经济演进轨迹，并在工业革命达到高潮。工业革命及其解放的科技发展并未扩散到埃及，因为该国当时在鄂图曼帝国（Ottoman Empire）掌控下，受到的待遇和后世穆巴拉克家族的对待相去不远。鄂图曼在埃及的统治于1798年被拿破仑推翻，但该国随后又落入英国殖民主义者的掌控，他们对促进埃及的富裕繁荣和鄂图曼人一样毫无兴趣。虽然埃及人终于摆脱鄂图曼帝国和大英帝国、并在1952年推翻君主政体，但这种改变与1688年英国的革命不同；埃及政治并未从根本上转型，只是把权力交给另一批菁英，而他们对于为埃及人民创造富裕的漠不关心也与鄂图曼和英国如出一辙。结果是，社会的基本结构并未改变，埃及也依然贫穷如故。本书将探究长期以来这些模式如何自我复制，以及为什么有时候它们会改变，就像1688年英国发生的事件，和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这将帮助我们了解今日埃及的情况是否已经改变，以及推翻穆巴拉克的革命会不会带来一套能够带给一般埃及人民富裕的新制度。埃及过去曾发生过未带来改变的革命，因为发动革命的人只是接管被罢黜者的统治，重新建立类似的体系。一般人民确实难以获得真正的政治权利，并改变社会的运作方式。但真正的改变仍然可能发生，而我们看到它在英国、法国和美国，以及日本、博茨瓦纳和巴西等国家如何发生。基本上贫穷的社会想变富裕，需要的就是政治转型。有证据显示埃及可能正在发生这种转型。另一位解放广场的抗议者迈特瓦利说：“现在你看到穆斯林和基督徒站在一起，你也看到老年人和年轻人同心协力，他们都想要相同的东西。”我们将看到社会中这种广泛的运动就是这类政治转型发生的关键。如果我们了解这类转型发生的时机和原因，我们将更有能力评估哪些运动就像过去那样将以失败收场，以及哪些运动我们可以期待将获得成功，并改善数百万人的生活。1、 很靠近却很不一样（1）格兰德河经济学 诺加雷斯市被一道围墙分成两半。如果你站在围墙旁边往北看，你会看到亚利桑那州诺加雷斯，位于圣塔克鲁兹郡境内。这里的家庭年平均收入约三万美元。大多数十几岁的少年男女都在学校念书，大多数成人都有高中学历。尽管有许多人批评美国医疗体系多么不足够，此地居民相对来说算是颇为健康，预期寿命以全球标准来看都算高。许多居民年龄超过六十五岁，享有联邦医疗保险计划的保障。这只是由政府提供、被许多人视为理所当然的服务之一，还有例如电力、电话、污水处理系统、公共卫生、与该地区其他城市和美国其他地方连接的道路网，以及同样不可或缺的治安等等。亚利桑那州诺加雷斯市民可以从事每天的活动，毋须害怕生命危险和其他安全威胁，也不必担心随时遭盗窃、被征用，或其他危及他们在事业上和住家上的投资。同样重要的，亚利桑那州诺加雷斯的居民视为理所当然的是，他们的政府虽然效率低落，且偶尔发生贪渎，却是他们的代理人。他们可以投票更换市长、众议员和参议员；他们可以在总统选举中投票决定谁来领导国家。民主是他们的第二天性。 几英尺外的围墙南方情况却大不相同。墨西哥索诺拉省诺加雷斯市的居民虽然生活在该国相对富裕的部分，但此地家庭的年平均收入只有亚利桑那州诺加雷斯的三分之一。大部分索诺拉省诺加雷斯市的成年人没有高中学历，许多青少年不在学校就读。母亲必须担心很高的婴儿死亡率。落后的公共卫生条件意味着索诺拉省诺加雷斯的居民寿命不及北方的邻居。他们也无缘利用许多公共设施。围墙南方的道路状况极差，治安水平更是低落。犯罪率很高，在此地创立事业是高风险的活动。不只是可能遭匪徒劫掠，还要取得各种许可和贿赂许多人，光是开业就已经不容易。索诺拉省诺加雷斯的居民每天得与政治人物的贪渎和无能共同生活。 相较于北方的邻居，民主是此地居民晚近才有的体验。在公元2000年的政治改革前，索诺拉省的诺加雷斯市就和墨西哥的其他地方一样，是由贪腐的宪政革命党所掌控。 一个城市的两边为什么会有如此大的差异？就地理和气候来看，两边没有差别，该地区流行的疾病种类也一致，因为细菌在穿越美国与墨西哥边境上不受任何人为规定的限制。当然，居民的健康状况大不相同，但这与疾病环境没有关系，而是因为边境南方的人民生活的卫生条件较差，且缺乏足够的医疗。 然而也许两边的居民就有很大的差异。有没有可能亚利桑那州诺加雷斯市的居民是欧洲移民的后裔，而南方的居民则是阿兹特克人的后代？并非如此。边境两边人民的背景相当类似。墨西哥在1821年脱离西班牙独立后，诺加雷斯附近地区就成为墨西哥旧加利福尼亚省的一部分，甚至到1846—48年的美墨战争后仍保持如此。直到1853年的哥斯登购买计划后，美国边界才延伸到此一地区。当时勘察边界的密契勒中尉曾提到这个“诺加雷斯的漂亮小山谷”。亚利桑那州诺加雷斯和索诺拉省诺加雷斯的居民有相同的祖先，享用相同的食物，听相同的音乐，还有我们可以大胆说，有着相同的“文化”。 当然，有一个简单而明显的理由可以解释诺加雷斯两边的差异，而且你可能早就猜到了：那道隔开两边的墙。亚利桑那州诺加雷斯是在美国境内，它的居民可以利用美国的经济制度，使他们能够自由选择职业、入学接受教育和学习技术，雇主被鼓励投资于最好的科技设备，因而可以支付员工较高的薪资。他们也能利用政治制度，参与民主的过程，选举自己的代表，并在他们行为不当时将他们换掉。其结果是，政治人物会提供市民要求的基本服务（从公共卫生、道路、到法治等内容）。索诺拉省诺加雷斯的居民则没有这么幸运，他们生活在一个由不同制度所塑造的不同世界。这些不同的制度为诺加雷斯两边的居民和愿意投资的创业家与企业，制造出不同的诱因。这些由两个诺加雷斯及两个国家不同的制度制造的诱因，就是边界两边经济繁荣差异的原因。 为什么美国的制度比墨西哥制度更加有利于经济成功，甚至比拉丁美洲其他国家都是如此？这个问题的答案存在于早期殖民时代不同社会形成的方式。制度性的分歧在当时就发生，其影响一直持续至今。要了解这种差异，我们必须从北美洲与拉丁美洲设立殖民地之时开始探究。（2）建立布宜诺斯艾利斯 1516年初，西班牙航海家迪索利斯航行到南美洲东岸一片宽广的河口。他登上岸边，宣告该地为西班牙领土，并把那条河命名为拉普拉塔河，意即“银之河”，因为当地人拥有白银。河口两边的原住民——住在今日乌拉圭的查鲁尔人，和住在今日阿根廷彭巴草原上的奎兰地人——敌视这些新来者，他们是小聚落形式生活的狩猎采集者，没有强大的集中式政治组织。当迪索利斯勘探这片他企图为西班牙占领的新土地时，一群查鲁尔人用棍棒把他打死。 1534年，仍然抱着希望的西班牙派遣第一批殖民者，在迪门多萨的率领下从西班牙出发，同年他们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的所在位置兴建一座城镇。那里应该是欧洲人理想的地方，字义是“好空气”的布宜诺斯艾利斯气候温和宜人，但第一批到达那里的西班牙人却没有住太久，他们要的并非好空气，而是想榨取资源和可胁迫的劳工。不过，查鲁尔人和奎兰地人并未乖乖就范，他们拒绝提供食物给西班牙人，被抓到时拒绝工作。他们以弓箭攻击新来的移民。西班牙人陷于饥饿，因为他们没有料到必须自己供应食物。布宜诺斯艾利斯并非他们原来梦想的样子，他们无法胁迫当地人提供劳力。那个地区没有白银或黄金可供开采，迪索利斯发现的白银实际上来自西边远方安第斯山脉的印加帝国。 挣扎求生的西班牙人开始派出探险队，寻找能提供更多财富和更容易胁迫的劳力的新地方。1537年，其中一支探险队在迪阿育拉斯率领下溯巴拉纳河而上，寻找一条通往印加的路线。这支探险队在路上与一个称作瓜拉尼的土著族群接触，这些人过着以玉米和树薯为主食的农业经济。迪阿育拉斯立刻发现瓜拉尼人是与查鲁尔人和奎兰地人完全不同的族群，经过短暂的冲突后，西班牙人克服了瓜拉尼人的抵抗，并建立了一座城镇亚松森，那里直到今日仍是巴拉圭的首都。这些西班牙征服者娶了瓜拉尼公主，并且很快封自己为新贵族。他们采用瓜拉尼人既有的强征劳工和进贡制度，只是改由他们掌握大权。这种做法类似他们想建立的殖民地，于是在四年内布宜诺斯艾利斯被放弃，在该地殖民的西班牙人全都迁到这个新城镇。 有“南美洲巴黎”之称的布宜诺斯艾利斯，是一个有欧洲式林荫大道的城市，建立在彭巴草原富饶的农业财富基础上；但那里直到1580年才再度有西班牙人进驻。放弃布宜诺斯艾利斯和征服瓜拉尼人凸显了欧洲人在美洲殖民的逻辑。我们将看到，早期的西班牙人和英国殖民者对自己耕种土地不感兴趣，他们要别人为他们耕种，他们要的是劫掠金银财宝。（3）从卡哈马卡…… 早在迪索利斯、迪门多萨和迪阿育拉斯的探险之前，已有更著名的哥伦布在1492年10月12日看到巴哈马群岛中的一个岛屿，以及其他人的许多探险行动。西班牙在美洲的扩张和殖民从1519年柯尔特斯入侵墨西哥后开始积极进行，十五年后皮萨罗的探险队进入秘鲁，两年后迪门多萨的探险队进入拉普拉塔河。接下来的一个世纪，西班牙征服并殖民南美洲的中部、西部和南部，而葡萄牙则占据东部的巴西。 西班牙人的殖民策略极为有效。这套策略最早由柯尔特斯在墨西哥发展成形，其基础是：西班牙人发现，压制反抗最有效的方法是俘虏原住民的首领。该策略让西班牙人得以占有首领积蓄的财富，并且胁迫原住民进贡和提供食物。下一步是封自己为原住民社会的新菁英，并控制既有的征税、纳贡，特别是强制劳动的方法。 当柯尔特斯和他的部下在1519年11月8日抵达宏伟的阿兹特克首都特诺奇提特兰时，他们受到阿兹特克皇帝蒙特祖玛的欢迎，因为他接受身边谋士的建议，决定以和平方式迎接西班牙人。接下来发生的事，在1545年后由圣方济会教士德萨哈冈，详细记载在他的著名的佛罗伦丁抄本里。 “他们（西班牙人）立刻紧紧抓住蒙特祖玛……接着所有枪支齐发……恐惧压倒一切。就像每个人吞下了自己的心。即使尚未天黑，人们感到恐怖、惊讶和忧虑，人们陷于惊吓中。 ”天一亮，（西班牙人）就宣布所有要求的东西，白玉米饼、烤火鸡、蛋、淡水、木头、木柴、木炭……蒙特祖玛只能乖乖就范。 “当西班牙人安顿好后，他们随即询问蒙特祖玛城里所有的财宝……他们热烈地搜寻黄金。蒙特祖玛带领西班牙人时，他们围绕着他……每个人握着他，每个人紧紧抓住他。 ”当他们来到提欧卡库的藏宝所，他们拿出所有灿烂华丽的东西，凤尾绿咬鹃羽毛头冠、玩物、盾牌、金盘子……金鼻环、金腿环、金臂环、金额环。 “黄金被剥下……他们很快点起火，焚烧所有宝物。它们全部烧毁，而西班牙人把黄金另外铸成条块……然后西班牙人到处行走……他们拿走所有东西，一切他们认为的好东西。 “然后他们来到蒙特祖玛自己的藏宝所……在称作托托卡库的地方……他们取出（蒙特祖玛的）财产……所有的宝物；有垂饰的项链、有凤尾绿咬鹃羽簇的臂环、黄金臂环、手镯、有贝壳的金环……象征统治者的绿宝石皇冠。他们全都拿走。” 对阿兹特克人的军事征服在1521年完成。已当上新西班牙省总督的柯尔特斯开始通过“赐封”制度瓜分最有价值的资源，即原住民。赐封最早在十五世纪出现在西班牙，是再征服摩尔人（八世纪后移民到该国南部的阿拉伯人）的产物。在新世界，它采用一种远为有害的形式：把原住民赏赐给称作赐封主的西班牙人。原住民必须进贡和提供劳役，以交换赐封主让他们皈依成基督教徒。 一项对赐封主角色的鲜活记录由道明会教士拉斯卡萨斯流传到今日，他是最早也最强烈批评西班牙殖民制度的人士之一。拉斯卡萨斯在1502年搭乘新总督德奥万多的船队抵达西班牙人占领的伊斯帕尼奥拉岛。他对每天目睹的残酷对待和剥削原住民愈来愈感到幻灭和不安。1513年，他担任西班牙征服古巴军队的随行教士，甚至因为他的服务而获得赐封。不过，他放弃赐封，并展开呼吁改革西班牙殖民制度的长期运动。他的努力以1542年写成的著作《印地毁灭简述》达到最高点。他记述在尼加拉瓜看到的赐封如下： “每个殖民者接受分派（或者如法律上的用语叫‘赐封’）给他的镇上居民，安排这些居民为他工作，窃占他们已经匮乏的食物为己有，并接管本地人向来拥有和耕种作物的土地。殖民者对待所有本地人——贵族、老人、女人和小孩——犹如他自己家庭的成员，并因此要他们为他的个人利益日夜操劳，不给任何休息。” 对新格拉纳达（今日的哥伦比亚）的征服者，拉斯卡萨斯叙述西班牙采取的策略： “为了达成搜括所有黄金的长期目的，西班牙人运用他们惯常采用的分配（或他们所说的赐封）城镇及其居民的策略……然后一如既往，对待他们犹如奴隶。探险队的总指挥官自己抓住整个国土的国王，囚禁他六或七个月，以非法手段向他要求愈来愈多的黄金和宝石。这位波哥大的国王非常害怕，为了从施酷刑者的夹具获得解脱，他答应交出装满整个房子的黄金；为了履行承诺，他派他的子民出去寻找黄金，然后一点一点连同许多宝石一起带回来。但是黄金还没装满，西班牙人宣称将以违背承诺处死他。那位指挥官建议应该由他来裁夺，因为他代表法律，当他们依照指示正式指控国王时，他宣判如果国王继续不履行交易，将遭受酷刑。他们以吊刑折磨他，在他肚子上浇滚烫的牛脂，用铁箍将他的双腿吊在木杆上，脖子吊在另一根木杆上，两个人抓住他的手，开始烧他的脚底。指挥官偶尔会来巡视，并重复说除非他拿出更多黄金，否则他们会慢慢折磨他至死。他们说到做到，国王最后屈服于他们加诸在他身上的痛楚而死去。” 在墨西哥操演到完美的征服策略与惯例，很快就被西班牙帝国其他地方采用。没有一个地方比皮萨罗征服秘鲁更有效果。拉斯卡萨斯在他的记述中说： “在1531年，另一名大恶徒带着一群人旅行至秘鲁王国。他决心模仿他的同伙探险家在新世界其他地方使用的策略和技巧。” 皮萨罗从靠近秘鲁的城镇通贝斯附近的海岸出发，开始往南前进。到1532年11月15日，他来到山城卡哈马卡，印加皇帝阿塔华巴和他的军队驻扎在该地。第二天，不久前才在父王卡帕克驾崩后的继承权竞争中打败兄弟的阿塔华巴，与他的随从来到西班牙人扎营的地方。阿塔华巴很生气，因为他已听到西班牙人犯下暴行的消息，例如侵犯太阳神印蒂的神庙。接下来发生的事已广为人知，西班牙人设下陷阱，杀了阿塔华巴的护卫和随从，可能多达两千人，并且捕获了国王。为了获得自由，阿塔华巴不得不承诺装满一个房间的黄金，和两倍多的银子。他照做了，但西班牙人违背承诺，在1533年将他勒死。那年十一月，西班牙人占领印加首都库斯科，那里的印加贵族受到跟阿塔华巴一样的待遇，被囚禁直到他们拿出黄金和白银。当他们无法满足西班牙人的要求时，就被活活烧死。库斯科伟大的艺术宝藏如太阳庙，里面的黄金尽遭劫掠，并熔铸成金块。 这时西班牙人把注意力转向印加帝国的人民。和在墨西哥一样，人民被分派到赐封地，由跟随皮萨罗的每一个征服者各分得一块。赐封是殖民时代早期用来控制和组织劳动力的制度，但它很快就面对一个强有力的竞争者。1545年，一个叫瓜尔巴的本地人在今日玻利维亚境内的安第斯山高地寻找原住民神殿时，被一阵突然刮起的强风吹倒在地，然后看到眼前有一块被掩盖住的银矿石。这是一座大银山的一部分，西班牙人将这座银山取名为“富山”。不久后在它四周兴起一座叫波托西的城市，到1650年最巅峰时的人口高达十六万人，比当时的里斯本或威尼斯还多。 为了开采这些银子，西班牙人需要矿工，许许多多的矿工。他们派遣迪托雷多担任新总督，即西班牙殖民地的最高首长，他的主要任务是解决劳工问题。迪托雷多在1569年抵达秘鲁，先花五年时间巡视各地，并调查他的新领地。为了找到他需要的劳工，迪托雷多迁移几乎所有原住民，把他们集中在称作“控制营”的新城镇，以方便假西班牙国王之名剥削劳动力。然后，他重新启用和修改一种称作米塔的印加劳动制度，米塔在印加语言克丘亚语的意思即“轮流”。根据米塔制度，印加人曾利用强迫劳动的方式经营专门提供食物给神庙、贵族和军队的农场。印加菁英则反过来提供饥荒时的赈济与安全。但在迪托雷多统治下的米塔制，尤其是在波托西，变成了西班牙殖民时期规模最大、也最繁重的劳动力剥削制度。迪托雷多划出一片广大的管辖区，从今日秘鲁中部一路涵盖到大部分现代玻利维亚的国土，面积广达约二十万平方英里。在这个地区里刚抵达的男性原住民，有七分之一必须在波托西的矿场工作。波托西的米塔制在整个殖民时期持续运作，直到1825年才废除。地图1显示西班牙征服时期米塔管辖区叠放在印加帝国上的样子。它显示米塔与帝国心脏地区重叠的程度，也涵盖了首都库斯科。 奇特的是，今日仍可在秘鲁看到米塔制度的残留。举卡尔卡省和临近的雅科马育省的差异为例，这两个省份看起来似乎没有什么不同，两省都在山地高处，分别居住操克丘亚语的印加后代，然而雅科马育省远为贫穷，居民的消费比卡尔卡省居民少三分之一。这些居民也了解这些情况。在雅科马育，他们问难得来到该地的外国人：“你们不知道这里人比卡尔卡的人穷吗？你们怎么会想到来这种地方？”难得是因为从地区首府库斯科（也是古代印加帝国的首都）到雅科马育，比到卡尔卡困难得多。往卡尔卡的道路很平坦，往雅科马育的道路却崎岖不平。要到偏远的雅科马育需要骑马或骑骡子。卡尔卡和雅科马育的居民都种同样的作物，但在卡尔卡民众会拿到市场上出售换钱，在雅科马育，居民种植作物只供自己食用。这些对外人和本地人都明显可见的不平等，可以从制度的差异来理解——一些可追溯到迪托雷多和他有效剥削原住民劳动力的计划等历史根源的制度性差异。雅科马育和卡尔卡主要的历史差异是，雅科马育位于波托西的米塔管辖区内，而卡尔卡不在其中。 除了集中劳力和利用米塔制外，迪托雷多把赐封制整合成人头税，每个成年男性每年要以白银缴纳一笔固定额度的税。这是另一项设计来强迫人们进入劳动市场并压低西班牙地主支付薪资的计划。另一项制度叫“产品配销“，也在迪托雷多任内逐渐普及。这项制度是以西班牙人决定的价格，强迫出售产品给当地人。最后，迪托雷多拟定并实施”达拉欣”制——字意即“负担”——以利用原住民为西班牙菁英的事业背负沉重的产品，例如葡萄酒、古柯叶或纺织品，取代役用的牲畜。 在西班牙人的美洲殖民地各处，类似的制度和社会架构纷纷兴起。在初期的掠夺和搜刮金银后，西班牙人建立了一套为剥削原住民而设计的制度。赐封制、米塔制、产品配销制和达拉欣制的设计，都是为了把原住民的生活压到勉强维生的水平，并为西班牙人榨取所有超过此一水平的剩余所得。征收他们的土地、强迫他们工作、对劳动服务提供低薪资、课重税，甚至对非自愿购买的产品收取高价，都是为了达到这个目的。虽然这些制度为西班牙皇室创造了许多财富，并让征服者和他们的后代变得十分富裕，但他们也把拉丁美洲变成世界上最不平等的大陆，并大幅削弱它的经济潜力。（4）来到詹姆斯镇 当西班牙人在1490年代开始征服美洲时，英格兰还是欧洲较小的国家，刚从一场内战的破坏逐渐复原，即玫瑰战争，因此英格兰无法在各国争夺美洲的战利品和黄金以及剥削原住民中取得优势。几乎一百年后的1588年，西班牙国王菲利普二世率领西班牙无敌舰队侵略英格兰意外溃败，引发整个欧洲政治的大震撼。英格兰的胜利虽然来得幸运，但这也象征英格兰终于获得自主的制海权，能够参与殖民帝国扩张的大势。 因此英格兰人在同一时期开始在北美殖民并非巧合。但他们已经是后来者，选择北美不是因为那里吸引人，而是因为那里是仅有的选择。美洲“较好的”部分，有许多原住民可以利用、有黄金和白银矿可供开采的地方都已被占领。英格兰人只得到剩余的东西。十八世纪英国作家兼农业学家杨格（Arthur Young）讨论到有利润的“主要食用产品”（指的是可供出口的农业产品）在哪里生产时说： “整体看来，我们殖民地的主要食用产品价值离太阳愈远就愈降低。在西印度群岛，也就是最热的地方，每个人可以生产八英镑十二先令一便士。在南方大陆，只有五英镑十先令。在中部大陆，金额是九先令六又二分之一便士。在北方的殖民地，数值只有二先令六便士。这些数值暗示一个最重要的教训——避免在北方纬度高的地方殖民。” 英格兰人最先尝试在北卡罗莱纳的洛亚诺克建立殖民地，时间是1585年到1587年间，但以彻底失败收场。1607年他们再度尝试。将近1606年年底，忠实苏珊号（Susan Constant）、神速号（Godspeed）和发现号（Discovery）三艘船在纽波特船长指挥下驶向弗吉尼亚。这些殖民者在弗吉尼亚公司资助下，开进切萨皮克湾（Chesapeake Bay），沿着一条他们以英王詹姆斯一世命名的河流而上。1607年5月14日，他们建立了殖民地詹姆斯镇。 虽然弗吉尼亚公司拥有的船所载的殖民者是英格兰人，但他们的殖民模式深受柯尔特斯、皮萨罗和迪托雷多建立的样板的影响。他们最初的计划是抓住当地的酋长，利用他来取得补给品，并胁迫原住民为他们生产食物和财富。 英格兰殖民者第一次踏上詹姆斯镇时，他们不知道自己是进入一片由波瓦坦联盟拥有主权的领土，这个联盟由约三十个政治体组成，效忠于瓦罕苏纳科克国王。瓦罕苏纳科克的首都位于韦洛伍柯摩克镇，距离詹姆斯镇只有二十英里。殖民者的计划是先研究清楚整个形势。如果无法劝诱当地人提供食物和劳力，殖民者至少有可能和他们交易。殖民者似乎从未想过他们可能得工作和种植自己的食物。这不是新世界征服者的做法。 瓦罕苏纳科克很快察觉殖民者的出现，并以极度怀疑的眼光看待他们的意图。他统治的领土对北美洲来说是一个相当大的帝国，但他有许多敌人，而且缺乏像印加帝国那样的高度集权政治掌控。瓦罕苏纳科克决定弄清楚英格兰人的意图，先是派遣使者说他愿意与他们保持友好关系。 随着1607年冬季临近，詹姆斯镇的殖民者食物储备渐少，殖民地的统治委员会指定的领导人温菲尔德变得犹豫不决。这种情况最后靠史密斯上校解救才化险为夷。史密斯是个传奇人物，他的记述是我们有关早期殖民地发展的主要信息来源之一。他出生于英格兰林肯郡的乡下，后来违抗父亲要他从商的愿望而成为一名佣兵。他先在荷兰与英格兰军队一起打仗，之后加入奥地利部队在匈牙利服役，对抗鄂图曼帝国的军队。史密斯在罗马尼亚遭俘虏，被当作奴隶卖到农场工作。有一天他打倒主人，偷走主人的衣服和马匹，逃回奥地利领土。他在往弗吉尼亚的航行途中惹出麻烦，因为违抗温菲尔德的命令而被囚禁在忠实苏珊号上。当船抵达新世界后，原本的计划是要审判他。然而大出温菲尔德、纽波特和其他殖民地领导层意料的是，当他们打开密封的命令时，发现弗吉尼亚公司早已任命史密斯担任治理詹姆斯镇的统治委员会成员之一。 由于纽波特已航行回英格兰载运补给品和更多殖民者，温菲尔德不确定该怎么做，所以全靠史密斯救了殖民地。他进行一连串的交易任务，取得重要的食物补给。在其中一次任务中，他被瓦罕苏纳科克的弟弟欧佩参卡诺格俘虏，并被带至国王所在的韦洛伍柯摩克。他是第一个会见瓦罕苏纳科克的英格兰人，而根据一些记述，史密斯能够保全性命全赖瓦罕苏纳科克的小女儿宝嘉康蒂的干预。史密斯在1608年元月2日获释，他回到詹姆斯镇，那里的食物仍然极度匮乏，幸好纽波特在同一天稍晚从英格兰及时返回。宝嘉康蒂宝嘉康蒂 詹姆斯镇的殖民者没有从这段初期经验学到多少东西。随着时间进入1608年，他们继续寻找黄金和贵金属。他们似乎还不明白，若要生存，他们无法靠当地人供养，不论是通过威胁或交易。史密斯最先了解到，柯尔特斯和皮萨罗用起来得心应手的殖民模式，在北美洲就是不管用，原因是基本环境差异太大。史密斯写到，和阿兹特克与印加不同，弗吉尼亚没有黄金。他在日记中说：“你得知道，粮食就是他们所有的财富。”留下大量日记的早起移民之一托德基尔，生动地描述史密斯和其他人发现这一点时的沮丧： “没有交谈、没有希望，没有工作，只有挖黄金，提炼黄金，搬运黄金。” 当纽波特1608年4月航行回英格兰时，他带着一批俗称愚人金的黄铁矿。他在九月底返回，带着弗吉尼亚公司的命令，要他们加强控制当地人。他们的计划是为瓦罕苏纳科克加冕，希望如此能让他臣服于英王詹姆斯一世。他们邀请他到詹姆斯镇，但瓦罕苏纳科克对殖民者深具戒心，不想冒被俘虏的危险。史密斯记录瓦罕苏纳科克的回答：“即使你们的国王送我礼物，我也是国王，而这是我的国土……你的国王来见我，不是我去见他，更不是到你的要塞，我不会咬这种诱饵。” 如果瓦罕苏纳科克不肯“咬这种诱饵”，纽波特和史密斯就必须到韦洛伍柯摩克来进行这项加冕礼。这整件事似乎以彻底失败收场，唯一的结果是瓦罕苏纳科克决定该是除去殖民地的时候了。他实施贸易制裁，詹姆斯镇再也不能交易补给品。瓦罕苏纳科克决心以饥饿打败他们。 纽波特在1608年12月再度扬帆回英格兰，带着一封史密斯写的信，恳求弗吉尼亚公司的主管改变他们对殖民地的想法。在弗吉尼亚不可能采用像墨西哥和秘鲁一样的通过剥削快速致富的方法，这里没有黄金和贵金属，而且无法强迫原住民工作或提供食物。史密斯发现，如果想建立能够存活的殖民地，殖民者就必须工作。因此他恳求主管派遣合适的人来：“你们再派人来时，我恳求你们派三十名木匠、农夫、园丁、渔夫、铁匠、泥瓦匠，以及砍树及挖根者，各带充足的补给品，那么我们就有一千名这种人。” 史密斯不想再有更多无用的金匠。詹姆斯镇再一次因为他的临机应变而存活下来。他设法哄骗和威吓当地原住民与他交易，当他们不愿意交易时，他只好另觅他途。回到殖民地，史密斯完全掌控大局，他实施“不工作便没食物吃”的规定。詹姆斯镇活过了第二个冬天。 弗吉尼亚公司原本是一家营利性企业，但两个多灾多难的年头没有赚进分文。公司主管决定他们需要新的管理模式，于是以单一的总督取代统治委员会。第一个被任命担任这个职务的人是盖兹爵士。公司当局听从史密斯的部分警告，并且发现他们必须尝试一些新方法，特别是因为1609至1610年冬季（即所谓的“饥饿期”）发生的事件而加强了这层体认。新的管理模式让史密斯没有发挥的空间，他懊恼地在1609年秋季返回英格兰。少了他的足智多谋，加上瓦罕苏纳科克紧紧控制食物供应，詹姆斯镇的殖民者慢慢饿死。在进入冬季的五百人中，只有六十人捱到三月。形势恶劣到他们被迫吃人肉。 盖兹和他的助手戴尔爵士在殖民地实施的“新方法”，是一套对英格兰殖民者极其严厉的工作制——当然不包括管理殖民地的菁英们。戴尔推行的“神圣、道德与军事法”包括如下的条款：·男人或女人都不得从殖民地逃跑投靠印第安人，违者应处以死刑。·任何人若抢夺公共或私人园圃，或葡萄园，或偷盗玉米穗，应处以死刑。·殖民地成员不得出售或给予任何本殖民地的商品给船长、船员或水手，以运送出本殖民地，供他私人的用途，违者处以死刑。 弗吉尼亚公司认为，如果无法剥削原住民，也许可以剥削殖民者。在新的殖民开发模式下，弗吉尼亚公司拥有所有土地，居民都住在营房里，由公司发给规定的配给品。工作队也由公司编排，各队由一名公司代理人负责监督。那很接近戒严状态，死刑是最先采用的惩罚。前述第一项条款在建立殖民地的新制度上十分重要；公司威胁要处死逃跑的人，因为在新工作制下，对必须工作的殖民者来说，逃跑并投靠当地人变成愈来愈吸引人的选项。此外，由于当时在弗吉尼亚即使是原住民的人口密度也很低，独自在荒野生活以逃避弗吉尼亚公司控制也非不可能。公司的力量在面对这些选项时十分有限，无法胁迫靠着仅能维生的配给品生活的英国殖民者卖力工作。 地图2显示在西班牙征服时期美洲不同地区的人口密度估计。美国的人口密度除了几个地点外，每平方英里最多只有四分之三个人。在中墨西哥或安第斯山秘鲁，人口密度高达每平方英里四百人，是美国的五百多倍。在墨西哥或秘鲁可能办到的事，在弗吉尼亚却不可能。弗吉尼亚公司花了很长的时间才承认，他们初期的殖民模式在弗吉尼亚不管用，而且也经过很久才明白“神圣、道德与军事法”的失败。从1618年起，该公司才开始采用一套大不相同的新策略。由于无法胁迫当地人或殖民者，唯一的变通方法是给殖民者诱因。该公司在1618年开始实施“人头权制”（head-right system），给每名男性殖民者五十英亩土地，每多一名家庭成员则再给五十英亩，他们带至弗吉尼亚的仆人也并入计算。殖民者可以获得房屋，并且解除合约的束缚；而在1619年，大议会（General Assembly）成立，实际上赋予所有成年男性制订治理殖民地的法律与制度的权力。这是美国民主制度的起源。弗吉尼亚公司花了十二年的时间才学到，西班牙人在墨西哥和中南美洲管用的方法，在北方却行不通。十七世纪剩下的时间则是学习第二个教训的漫长奋斗；殖民地想在经济上能够生存的唯一方法是，创造能提供诱因的制度，让殖民者愿意投资和努力工作。随着北美洲逐渐开发，英格兰菁英不断尝试设立严格限制经济与政治权利的制度，只赋予特权给殖民地居民中的少数，就像西班牙人的做法。然而每一次这种模式都以失败收场，正如在弗吉尼亚的经验。其中一次最具野心的尝试始于弗吉尼亚公司改变策略后不久。在1632年，切萨皮克湾北边数千万英亩的土地，由英王查理一世授予巴尔的摩男爵卡尔弗特。马里兰宪章给巴尔的摩男爵完全的自由，可以根据他的意愿建立政府，其中第七条规定，巴尔的摩有“完全、充分且绝对的权力，为上述政府的利益与福祉，根据本法的要旨，而规定、制订和执行任何法律的权力”。巴尔的摩草拟了一份建立一个庄园社会的详细计划，是十七世纪理想农业英格兰在北美洲的翻版。内容是把土地分割成数千英亩的小块，由地主来管理。地主将招募佃农，而佃农将耕种土地，并交租给控制土地的特权阶级菁英。另一个类似的企图发生在1663年，当时有八个业主创建卡罗莱纳，其中包括艾胥黎古柏。艾胥黎古柏和他的秘书、伟大的英国哲学家洛克（John Locke），创制了卡罗莱纳基本宪法。这份文件和之前的马里兰宪章一样，擘画了一个由地主菁英控制的阶级社会。宪法序文说：“这片领土的政府之建立完全符合君主政体，我们就生活在君主政体中，这片领土也从属于君主政体；我们可以避免建立纷杂的民主政体。”基本宪法的条文制订出一个僵化的社会结构，最底层是“农奴”（leet-men），第二十三条规定：“所有农奴的子女生来都是农奴，且世世代代如此。”农奴没有政治权力，上面一层是领主（landgrave）和酋长（cazique），这两类人组成贵族。领主各可获分配四万八千英亩土地，酋长可获得二万四千英亩。这份蓝图也包括成立议会，领主和酋长拥有代表席次，但只允许辩论八位业主事先同意的法案。正如尝试在弗吉尼亚实施严苛的规定归于失败，在马里兰和卡罗莱纳建立类似制度的计划也无疾而终，理由大同小异。每个例子都证明，无法强迫殖民者接受僵化的阶级社会，因为他们在新世界有太多选择了。相反的，必须提供他们诱因才能让他们工作。而且很快地他们就要求更多经济自由，和更大的政治权利。在马里兰也一样，殖民者坚持获得自己的土地，他们迫使巴尔的摩男爵建立议会。1691年，议会促成英王宣布马里兰成为直辖殖民地，因而撤除巴尔的摩和所属贵族的政治特权。类似的长期抗争也发生在南、北卡罗莱纳，同样的，业主都遭挫败。南卡罗莱纳在1729年变成直辖殖民地。到1720年代，所有后来组成合众国的十三个殖民地都有类似的政府结构。每个州各有一名总督，和一个以男性财产拥有者特许权为基础的议会。它们并非民主政治；女性、奴隶和无财产者不得投票。但比起同一时代的其他地方，政治权利已相当普及。这些议会和它们的领袖在1774年联合起来召开第一次大陆会议（First Continental Congress），揭开美国独立的序幕。议会相信他们有权选出自己的成员，也有权征税。而我们知道，这为英国殖民政府带来了问题。第一次大陆会议，通过并颁布《独立宣言》，自由美利坚诞生（5）两部宪法的故事 现在应该已经很清楚的是，美国（而非墨西哥）采用并实施支持民主原则的宪法、节制政治权力的使用，并把权力广泛分配给社会并非偶然。1787年各殖民地代表在费城开会撰写的文件，是一段始于1619年詹姆斯镇成立大议会的漫长过程的结果。 美国独立时期发生的宪政过程，以及不久后墨西哥发生的情况，两者间有着极为鲜明的对比。1808年2月，拿破仑的法国军队入侵西班牙。到5月，他们已经攻下西班牙首都马德里。9月时，西班牙国王费迪南德被俘虏并退位，全国性的中央军政府（Junta Central）取代他的角色，高举对抗法国的火炬。军政府先在阿兰惠斯集结，但在面对法国军队时往南方撤退。最后部队退到加的斯（Cadiz），在那里虽然遭到拿破仑的军队围城但仍坚守阵地。军政府在这里组织称作柯尔蒂斯（Cortes）的国会。到1812年，这个国会制订了后世所知的加的斯宪法（Cadiz Constitution），根据人民主权的概念要求创建立宪君主制度。该宪法也要求结束特权，并采用法律平等对待的制度。这些要求都深受南美洲的菁英厌恶，他们所统治的制度环境仍然由赐封、强迫劳动，以及由这些菁英与殖民国家掌控的绝对权力所构成。 拿破仑入侵导致的西班牙国家崩溃，在拉丁美洲各殖民地造成一场宪政危机。当时有许多要不要承认中央军政府权威的争议，许多拉丁美洲人的反应是开始组织自己的军政府。他们迟早会意识到真正脱离西班牙独立的可能性。最早宣告独立的地方是1809年玻利维亚的拉巴斯，虽然很快就被从秘鲁派出的西班牙军队镇压。在墨西哥，菁英阶层的政治态度受到1810年希达尔哥神父领导的起义运动影响。希达尔哥的军队9月23日劫掠了瓜纳华多，并杀死高层殖民官员，然后开始不加区别地滥杀白人。情况变得更像阶级战争甚至种族战争，而不像独立运动，它使得所有菁英团结成反对力量。如果独立运动容许群总参与政治，那么地方菁英也持反对态度，不只是西班牙人反对而已。结果是，墨西哥菁英以极度怀疑的态度，看待通往群众参政的加的斯宪法；他们绝不承认它合法。 1815年，拿破仑的欧洲帝国崩垮，西班牙国王费迪南德七世重掌大权，加的斯宪法遭废除。当西班牙王权开始尝试收复它的美洲殖民地时，它在反独立的墨西哥并未碰上麻烦。但在1820年，一支在加的斯集结准备搭船到美洲恢复西班牙权威的西班牙军队，反叛了费迪南德七世。全国各地的军队纷纷加入他们，费迪南德被迫恢复加的斯宪法，并重新召开科尔蒂斯。新科尔蒂斯甚至比制订加的斯宪法的旧国会还激进，它提议废止所有形式的胁迫劳动，此外也攻击一些特权——例如，军方在自己的法庭接受审判的权利。当墨西哥最后受迫接受这份文件时，地方菁英决定分道扬镳，宣告独立。（并非所有独立都是对民众有利的，这就是一例。） 这场独立运动由曾在西班牙军队服役的伊图尔比德领导，1821年2月24日，他公布自己的墨西哥独立蓝图伊瓜拉计划。该计划采用立宪君主制，搭配一位墨西哥皇帝，并废除墨西哥菁英认为会危及他们地位和特权的加的斯宪法。计划立即获得支持，西班牙很快发现无法阻止大势。但伊图尔比德不只策划了墨西哥的分离，他很快发现这个权力真空，并利用军方的支持自立为皇帝。伟大的南美洲独立革命领袖玻利瓦尔形容伊图尔比德“蒙上帝和刺刀的恩典”而登上皇帝宝座。伊图尔比德并未受到像美国总统受到的政治制度束缚；他很快变成独裁者，到1822年10月，他解散宪法认可的国会，以他自己挑选的军人集团取代。虽然伊图尔比德在位不久，这种模式的事件在十九世纪的墨西哥却不断反复发生。 美国宪法并未创造一个现代标准的民主政体。谁能在选举中投票留给各州自己决定。虽然北方的州很快把投票权交给所有白人男性，不管他们赚多少钱或拥有多少财产，南方各州却是逐步赋予这项权利的。没有一州给女性或奴隶投票权，而且虽然解除了白人男性的财产和财富限制，限缩黑人男性的明文规定却反而更加严苛。当然，美国宪法在费城制订的当时，奴隶被视为合乎宪法，而最卑劣的协商是有关众议院在各州的席次分配。席次原本是要按照各州的人口来分配，但南方州的代表要求奴隶应计算在内，北方反对。众议院席次分配的妥协结果是，一个奴隶被算成五分之三个自由人。美国北方与南方的冲突在宪政过程中受到抑制，就是因为达成五分之三的规则和其他妥协。后来陆续增添一些修正——例如，密苏里妥协规定，一个支持奴隶制的州和一个反对奴隶制的州必须同时加入联邦，以便保持支持与反对奴隶制的势力在参议院的平衡。这些伪饰让美国政治制度得以和平运作，直到内战终于以有利于北方的方式解决这个冲突。 美国内战既血腥又极具破坏力，但在内战之前和之后都有充足的经济机会提供给大部分人口，尤其是在美国北部和西部。墨西哥的情况则大不相同。如果美国在1860年到1865年间经历了五年的政治不稳定，墨西哥则是在独立的头五十年经历了持续不断的不稳定。桑塔安纳的生涯就是最好的写照。 桑塔安纳是韦拉克鲁斯一名殖民官员的儿子，在独立战争中以为西班牙而战闻名。1821年他投效伊图尔比德，从此未再回头。1833年5月他首度担任墨西哥总统，但只行使权力不到一个月就让位给法里亚斯。法里亚斯的任期只持续了十五天，桑塔安纳再度复位重掌权力。不过，这次复位和第一次上任一样短暂，到七月初又被法里亚斯取代。桑塔安纳和法里亚斯的双人舞蹈持续到1835年桑塔安纳被巴拉干取代。但桑塔安纳不是轻易放弃的人，他在1839年、1841年、1844年、1847年都回来再当总统，最后一次是从1853年到1855年间。总共算起来，他十一度担任总统，在任期间墨西哥打输了阿拉莫战役和德克萨斯独立战争，以及惨烈的美墨战争，后者导致丧失后来变成新墨西哥州和亚利桑那州的土地。从1824年到1867年，墨西哥共有五十二位总统，其中只有很少人按照宪法规定的程序取得权力。 空前不稳定的政治对经济制度和诱因的影响十分明显，这种不稳定导致财产权的高度不安全，并且严重削弱墨西哥的政府，使其缺乏征税和提供公共服务的权威及能力。即使桑塔安纳是墨西哥的总统，一大部分国土也不在他的控制下，使美国得以趁机吞并德克萨斯。此外，正如前面提到，墨西哥宣告独立背后的动机是为了保护殖民时期发展出来的那套经济制度，用伟大的德意志探险家兼拉丁美洲地理学家洪堡的话来说，那导致墨西哥变成“不平等的国度”。这些制度把社会建立在剥削原住民和创立垄断事业的基础上，因此而阻碍广大人口的经济诱因和创造力。当美国在十九世纪上半叶开始经历工业革命时，墨西哥正变得更贫穷。（6）创意、创立企业、取得贷款 工业革命始于英国，最早的成功是使用新机器带来棉布生产的巨大变革，新机器原本由水车推动，而后改由蒸汽引擎推动。棉布生产机械化先是造成纺织工人生产力大增，后来扩大到其他产业。创新是经济各领域的科技突破的动力，带头的人是渴望采用新创意的创业家和企业人士。初期的革命很快就跨越北大西洋，散播到美国。人们看到采用在英国发展的新科技可以创造极大的经济机会，他们也受到激励而努力开发自己的发明。 我们可以通过哪些人取得专利权来了解这些发明的性质。保护创意财产权的专利制度，最早是在1623年英格兰国会通过的独占法当中被制度化，部分原因是要阻止国王随意授予“专利书”给他钦定的人选，亦即授予从事特定活动或事业的独家权利。美国的专利记录令人惊讶的是，获准取得专利的人来自各行各业和各种背景，不限于富人和菁英阶层。许多人借由专利致富。以爱迪生为例，他发明留声唱片与灯泡、并创立了至今仍是全球大企业的通用电气公司。他是家中七个孩子的老小，父亲塞缪尔·爱迪生从事过许多职业，从拆除屋顶木瓦盖、裁缝到经营旅店。爱迪生没受过多少正式教育，而是由母亲在家教育长大。爱迪生第一盏电灯 从1820年到1845年，美国的专利所有权人中只有19%其父母是专业人士，或来自知名的地主家族。在同一期间，获得专利权的人有40%只受过初级或更低的教育，就像爱迪生。此外，他们通常创立公司来利用他们的专利，这也像爱迪生那样。正如美国在19世纪比当时绝大多数国家在政治上更民主，美国在创新方面也比其他国家民主。这对美国在经济上迈向全世界最创新国家的道路极其重要。 如果你是有创意的穷人，要取得专利并不难，因为申请专利不必花太多钱，但要利用专利赚钱却是另一回事。当然，其中一个方法是把专利卖给别人。这是爱迪生初期的做法，为了筹措资本，他把他的四路多工电报专利以一万美元卖给西方联盟公司。但销售专利只有对像爱迪生这样的人才划算，因为他产生创意的速度比他实际应用它们还快。（他在美国拥有1093项专利，在全世界有1500项专利，都打破世界纪录）从专利通往赚钱最好的道路是自己创立企业。但创立企业需要资金，需要银行借钱给你。 美国的发明家再一次地相当幸运。在19世纪期间，金融中介和银行业迅速扩张，提供了经济快速成长和工业化的重要助力。在1818年，美国营运中的银行有338家，总资产为一亿六千万美元；到1914年，银行数目达到27864家，总资产二百七十三亿美元。美国的潜在发明家有现成的资金渠道帮助其开创自己的事业。此外，美国银行和金融机构的激烈竞争，意味可获得相当低利率的资本。 墨西哥的情况却大不相同。事实上，在墨西哥革命开始的1910年，墨西哥只有四十二家银行，其中两家控制着所有银行资产的60%。和美国竞争激烈的环境不同，墨西哥银行业几乎没有竞争可言。缺乏竞争意味银行可以向顾客收取很高的利率，并且通过只借钱给有权势和已经很富有的人，使他们得以利用这些信用渠道强化自己对许多经济部门的掌控。 墨西哥银行业在19世纪和20世纪的营运形式，是独立后墨西哥政治制度的直接结果。经历桑塔安纳时代的混乱后，接着是法国皇帝拿破仑三世徒劳无功地尝试在墨西哥建立殖民政权，从1864年到1867年间扶持麦克西米连皇帝。法国人被驱逐后，墨西哥制订了一部新宪法。但由胡亚雷斯和他死后的特哈达建立的政府，很快遭到年轻的军头迪亚斯的挑战。迪亚斯将军在对抗法国的战争中战功彪炳，并开始对权力存有野心。他组织一支反抗军，并在1876年11月的特科亚克战役中打败政府军。次年五月，他设法让自己当选总统，并以大体上未中断、且愈来愈独裁的方式统治墨西哥，直到三十四年后在爆发的革命中被推翻。 和伊图尔比德和桑塔安纳一样，迪亚斯从担任军事指挥官发迹。从军人跨入政坛在美国也可见到，美国第一任总统华盛顿在独立战争中也是战功辉煌的将领。南北战争联邦军的常胜将领之一格兰特，在1869年当上总统；二战欧洲盟军的最高统帅艾森豪威尔，从1953年到1961年担任美国总统。不过与伊图尔比德、桑塔安纳和迪亚斯不同的是，美国的军事将领都未以武力取得权力，也未仗恃武力逃避交出权力。他们行动做事都遵守宪法。虽然墨西哥在19世纪也有宪法，但对限制伊图尔比德、桑塔安纳和迪亚斯的行为却没有作用。只有以这些人取得权力的相同方法，才能让他们交出权力：也就是使用武力。 迪亚斯侵犯人民的财产权，擅自征用广大的土地，并授予各种商业经营独占权和优惠权给他的支持者，包括银行业。这种行为并非新鲜事，这与过去西班牙征服者的做法如出一辙，桑塔安纳只是追随他们的脚步。 美国银行业对促进国家经济富裕的帮助远比墨西哥银行业大，原因与银行业业主动机的差异无关。支撑墨西哥银行业独占特性的获利动机，在美国也存在，但这种获利动机却以不同方式被引导，原因是美国的制度与墨西哥大不相同。美国的银行家面对的是不同的经济制度，而这些制度让他们处在远为激烈的竞争中。这主要是因为制订银行业法规的政治人物本身也面对大不相同的诱因，而这些诱因则由不同的政治制度所形成。没错，在18世纪末美国宪法开始运作不久，一种类似后来墨西哥的银行体系也开始崛起。政治人物尝试建立州层次的银行独占，以便授予他们的朋友和伙伴，交换部分独占获利。这些银行也很快开始放款给制订法规的政治人物，就像墨西哥一样。但这种情况在美国无法长久持续，因为尝试建立这种银行垄断的政治人物必须面对选举和改选，不像墨西哥的政治人物不必接受选举考验。对政治人物来说，建立银行独占，然后放款给政治人物是很划算的生意，然而这对人民不是什么好事。和墨西哥不同，美国人民可以节制政治人物，并淘汰那些利用职权为自己牟利或为亲信制造独占的政客。其结果是，银行独占跟着崩垮。美国的政治权利较为普及，尤其是与墨西哥相比较，因此保证了获得融资和贷款的平等权利。这也反过来确保有创意和发明的人，能从创意和发明中获益。（7）路径依赖式的改变 世界在1870年代和1880年代发生了改变，拉丁美洲也不例外。迪亚斯建立的制度，与桑塔安纳或西班牙殖民国家的制度没有两样。世界经济在19世纪下半叶蓬勃发展，蒸汽船和铁路等运输上的创新促使世界贸易大幅扩张。这一波全球化意味资源丰富的国家如墨西哥——或更贴切地说是这类国家里的菁英阶层——可以出口原料和自然资源给工业化中的北美和西欧，并从中牟取利益。迪亚斯和他的亲信因此发现自己处在一个不同且快速演变的世界。他们意识到墨西哥也必须改变，但这不表示必须革除殖民式的制度，并以类似美国的制度取代。他们选择的“路径依赖”（path-dependent）式改变，只导致已造成拉丁美洲既贫穷又不平等的制度演进至下一个阶段。 全球化使美洲的大片旷野，即所谓的开放边疆（open frontiers）变得价值非凡。这些边疆的开放通常只是虚构的，因为有被残暴剥削的原住民居住在那里。但争夺这里突然变得有价值的资源是19世纪下半叶美洲最具重要性的过程之一。这些有价值的边疆突然开放并没有让美国和拉丁美洲走上类似的路径，反而带来由既有制度的差异所形成的更大分歧，尤其是有关谁有权取得土地这个议题。在美国，一连串的立法行动，从1785年的土地法（Land 0rdinance）到1862年的公地放领法案（Homestead Act），都大开取得边疆土地的门。虽然原住民一直被排挤在外，但这些发展创造了平等且经济上充满活力的边疆。然而，在大多数拉丁美洲国家，政治制度制造出极为不同的结果，边疆土地被分配给有政治权势者、有钱人和有关系者，让这些人变得更有权势。 迪亚斯也开始废除许多阻碍国际贸易的殖民制度残留，因为他预期国际贸易能让他和他的支持者获得许多利益。不过，他的模式仍然与格兰德河北边邻国的经济发展模式不同，而是和柯尔特斯、皮萨罗及德托雷多等人相同，即菁英可获得庞大的利益，其余所有人则被排除在外。当菁英投资时，经济会稍微成长，但这种经济成长注定会令人失望，同时在这种新秩序下，缺乏权利的人也被牺牲了，就像诺加雷斯内地索诺拉省的雅基人。从1900年到1910年，大约三万名雅基人遭到驱逐，他们基本上都沦为奴工，被送往尤加敦的黄条龙舌兰农场工作。（黄条龙舌兰的纤维是一种有价值的出口产品，可以用来制造绳子和麻线。） 阻碍墨西哥和拉丁美洲成长的特定制度模式一直持续到20世纪，这一点由以下事实清楚展现：就像在19世纪，这个模式导致各方争夺由权力带来的利益，制造出经济迟滞、政治不稳定、内战和政变。迪亚斯终于在1910年被革命军推翻。墨西哥革命之后，其他国家也相继革命，包括1952年的玻利维亚、1959年的古巴，和1979年的尼加拉瓜。另一方面，哥伦比亚、萨尔瓦多、危地马拉和秘鲁陷于长期内战。征收或威胁征收资产仍然经常发生，玻利维亚、巴西、智利、哥伦比亚、危地马拉、秘鲁和委内瑞拉，都推行大规模的农地改革（或企图改革）。革命、征收和政治不稳定伴随着军政府，以及各种类型的独裁统治。虽然拉丁美洲也逐步迈向更开放的政治权利，但一直到1990年代大部分拉丁美洲国家才变成民众政体，而且即使如此也还经常陷于不稳定。 这种不稳定常伴随大规模镇压和谋杀。智利1991年的真相与和解国家委员会报告证实，在1973年到1990年的皮诺切特独裁统治期间，有2279人因为政治原因被杀害，另外有五万人可能遭囚禁和酷刑，还有数十万人被革职。1999年危地马拉的历史澄清委员会报告确认，总共有42275名受害者，虽然有其他人宣称从1962年到1996年有二十万人在危地马拉遭谋杀，其中有七万人在里奥斯将军统治期间遭杀害，但里奥斯非但未因其罪行而受到惩罚，甚至还在2003年出马竞选总统；所幸他并未当选。阿根廷的失踪者国家调查委员会估算从1976年到1983年，被军方谋杀的人数约九千人，但该报告声明实际人数可能更高。（人权组织估计的人数约三万人。）（8）赚一、二十亿 殖民社会的组织和这些社会制度的残留，造成了深远的影响，形成今日美国和墨西哥的差异，因此而有两边截然不同的诺加雷斯。比尔盖茨和施林（Carlos Slim）两人如何变成全球首富的对照——巴菲特是另一个例子——说明了背后运作的力量。盖茨和微软公司崛起的故事家喻户晓，但盖茨是全球首富和全球顶尖创新科技公司创办人的身份，并未阻止美国司法部在1998年5月8日对微软公司提起民事控告，声称微软滥用独占势力。争议的焦点是微软将其IE浏览器与Windows操作系统捆绑在一起。政府注意盖茨已经很久，最早在1991年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就已启动调查，想确定微软是否滥用它在个人电脑操作系统上的垄断地位。2001年11月，微软与司法部达成和解协议；即使惩罚比许多人要求的轻微，但微软的气焰已受到压制。美国反垄断法——谢尔曼法不是吃素的 在墨西哥，施林并不是靠创新赚得他的财富。早期他在股市交易获利丰硕，收购并改造困难企业也颇为成功。他一鸣惊人的出击是收购墨西哥电信公司（Telmex），也就是1990年被萨林纳斯总统民营化的独占电信事业。政府在1989年9月宣布有意出售墨西哥电信51%的投票股权（所有股票的20.4%），并在1990年11月接受投标。虽然施林所投并非最高标，以他的卡索集团为首的集团却赢得了这次标售。施林没有立即支付价款买下股票，而是设法延迟付款，利用墨西哥电信本身的股利来偿付股票。过去是国营独占事业的公司，现在成了施林的独占事业，而且获利高得惊人。同墨西哥政治菁英结盟的施林，将墨西哥电信玩弄于股掌之上 造就施林的经济制度和美国的经济制度大不相同。如果你是墨西哥创业家，进入障碍会在你事业的每个阶段扮演重要角色。这些障碍包括必须取得昂贵的执照、必须穿越繁琐的程序、政治人物和市场中已存在的经营者会蛮横阻挡你的前进道路，以及因为金融业与你的竞争对手结伙而使你难以取得融资。这些障碍可能无法克服，使你难以进入高利润的领域，或者成为你最好的助力，让你的竞争者无法靠近。两种情况的差别当然是你认识谁、你可以影响谁——以及，没错，你可以贿赂谁。施林是一位有才干且野心勃勃的人，来自相对平凡的黎巴嫩移民背景，但他是取得独家合约的大师；他设法垄断了墨西哥获利丰厚的电信市场，然后把触角延伸到拉丁美洲各处。 施林墨西哥电信的垄断不断遭到挑战，但这些挑战一直没有成功。1996年长途电话服务商阿凡电信（Avantel）向墨西哥竞争委员会诉请调查墨西哥电信是否垄断电信市场；1997年该委员会宣布墨西哥电信在地方电话业务、全国长途电话和国际长途电话等领域，都有强大的垄断势力。但墨西哥监管当局尝试限制这种垄断的努力却毫无结果，原因之一是施林和墨西哥电信利用所谓的“保护诉请”程序，亦即向当局提出诉请，宣称特定法律不适用于当事人。保护诉请的概念可以回溯到1857年的墨西哥宪法，原本是为了保护个人的权利和自由。然而在墨西哥电信和其他墨西哥独占企业手中，它成了巩固垄断地位的可怕工具。保护诉请非但没有保护人民的权利，反而提供法律公平性的漏洞。 施林靠墨西哥经济致富主要归功于他的政治关系。他尝试在美国创业就没有那么成功了。1999年，他的卡索集团买下电脑零售商美国电脑公司（CompUSA），而美国电脑公司先前已授权一家叫COC服务的公司在墨西哥销售产品。施林立刻就违背合约在墨西哥成立自己的连锁商店，排除COC的竞争，但COC在达拉斯法院控告美国电脑公司。达拉斯没有保护诉请程序，所以施林败诉，并被罚款四亿五千四百万美元。代表COC的律师维纳（Mark Werner）事后说：“这项判决传达的信息是，在全球经济的版图中，想来美国市场的企业必须遵守美国的规则。”当施林面对美国的制度，他惯用的赚钱伎俩就不管用了。（9）解释世界不平等的理论尝试 我们生活在不平等的世界，各国之间的差异类似于诺加雷斯两边的不同，只是规模更大。在富裕国家，民众的身体更健康、更长寿，而且受的教育高得多。他们生活中也有渠道利用各种设施和选择，从度假到就业机会等等，而这些都是贫穷国家难以企及的。富国的人民也能在没有坑洞的公路上开车、使用抽水马桶和电力，家里也有自来水。他们通常也有不会随便逮捕和骚扰人民的政府，反而政府会提供各种服务，包括教育、卫生医疗、道路以及治安。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公民可以在选举中投票，对国家的政治方向有发言权。 世界不平等的悬殊差异清楚呈现在所有人面前，即使是生活在许多没有电视和网络的穷国人民也都知道。这种对差异的认知促使许多人非法越过格兰德河或地中海，以便体验富国的生活水平和机会。这种不平等不只是影响穷国个人的生活，也导致不满和憎恨，对美国和其他国家产生严重的政治后果。了解这些差异为什么存在和造成它们的原因，就是本书探讨的焦点。发展这种了解的目的不只在于了解这件事本身，同时也是为了构思更好的点子以跨出第一步去改善数十亿贫困者的生活。 诺加雷斯围墙两边的不一致只是冰山的一角。正如整个墨西哥北部都受惠于与美国贸易往来（虽然并非所有贸易都属合法），诺加雷斯的居民比其他墨西哥人更富裕，一般墨西哥人的平均年家庭收入只有五千美元。索诺拉省诺加雷斯的相对富裕，主要归功于集中在工业园区的加工出口工厂；而第一个工业园区是由加州一名篮子制造商坎贝尔所兴建。第一家进驻的工厂则是亚利桑那州诺加雷斯的笛子与萨克斯风制造商业主博斯拥有的乐器公司柯因亚特。柯因亚特之后，紧接着梅瑞思（Memorex，电脑缆线）、阿凡特（Avent，医院制服）、格兰特（Grant，太阳镜）、钱柏林（Chamberlain，车库门开关装置），以及新秀丽（Samsonite，旅行箱）。重要的是，这些全都是美国企业和企业人士，使用美国资本和技术。因此，索诺拉省诺加雷斯相对于墨西哥其他地方较为富裕，其来源是外国。 不过，美国和墨西哥的差异相较于世界其他国家还算较小。美国人民平均的财富是墨西哥人民平均的七倍，是秘鲁或中美洲人民平均的十倍以上。美国人比下撒哈拉非洲人民平均富裕约二十倍，而且是住在马里、埃塞尔比亚和塞拉利昂等非洲最穷国家人民的近四十倍。不只是美国如此，有一小群富裕国家——主要在欧洲和北美，加上澳大利亚、日本、新西兰、新加坡、韩国和台湾——它们的人民都享有与世界其他国家人民大不相同的生活。 亚利桑那州诺加雷斯远比索诺拉省诺加雷斯富裕的原因很简单：因为边界两边有着大不相同的制度，为诺加雷斯两边的居民创造了极为不同的诱因。今日的美国远比墨西哥或秘鲁富裕，也是因为它的经济和政治制度为企业、个人和政治人物塑造了诱因。每一个社会都依照一套经济和政治规范在运作，这套规范由国家和公民集体创造并执行。经济制度塑造经济诱因：接受教育、储蓄和投资、创新和采用新科技的诱因等等。是政治程序决定了人民生活在何种经济制度下，而政治制度决定了这个程序如何运作。例如，一个国家的政治制度决定公民有没有能力控制政治人物并影响他们如何行为。这又反过来决定政治人物是否为人民的代理人（尽管并非完美），或者能滥用委托他们行使的权力，或他们会不会篡夺权位以聚敛财富、追求自己的目标而危害人民的利益。政治制度包括、但不限于形诸文字的宪法，也不限于该社会是否为民主政体，政治制度包括国家规范和管理社会的权力和能力。我们也必须更广泛地考量决定政治权力在社会里如何分配的因素，尤其是不同群体以集体行动追求自己的目标、或阻止其他人追求目标的能力。 正如制度会在现实生活影响行为和动机，它们也能决定国家的成功或失败。个人才能在社会每个层面都很重要，但仍然需要一个制度架构来将它转换成有用的力量。盖茨和其他信息科技的传奇人物一样，有极高的才能和野心，但他的所作所为终究是回应诱因。美国的教育体系让盖茨和类似他的人，能获得独特的技术来搭配他们的天分；美国的经济制度能让这些人轻易开创企业，不必面对无法攀越的障碍；美国劳动力市场让他们能雇佣合格的员工，而相对开放竞争的市场环境则让他们能扩展公司和行销产品。这些创业家从一开始就有信心能够执行他们梦想的计划：他们信任制度和法治，而且不担心他们财产权的安全问题。最后，这套政治制度确保稳定性和持续性。这样一来，这些创业家可以确定没有独裁者能掌控权力并改变游戏规则、征收他们的财富、囚禁他们，或威胁他们的生命和生计。他们也可以确定社会没有特定的利益集团能操纵政府往经济上极度不利的方向走，因为政治权力受到节制且分散够广泛，因此一套能为繁荣创造诱因的经济制度得以出现。 本书将说明，虽然经济制度对决定国家的贫穷或富裕极其重要，但决定国家经济制度的是政治和政治制度。归根结底，美国良好的经济制度来自于1619年起逐步发展而来的政治制度。我们解释世界不平等的理论说明，政治与经济制度如何交互影响而造成了贫穷或富裕，以及世界不同的部分如何产生不同的制度。我们对美洲历史的简短回顾，提示了塑造政治和经济制度的几股力量。今日不同模式的制度都有深植的历史根源，因为一旦社会以特定的方式架构后，就倾向会长久延续。我们将说明这个事实源自政治和经济制度交互影响的方式。 这种长久延续以及造成这种情形的力量，也解释了何以想消除世界的不平等和让穷国变富裕如此困难。虽然制度是造成两个诺加雷斯的差异以及墨西哥与美国不同的关键，但这不表示墨西哥人能达成改变制度的共识。一个社会并不必然会发展或采用最能增进经济增长或人民福祉的制度，因为其他制度对控制政治和政治制度的人可能更有利。社会中掌握权势的人和无权势者往往对应该保留何种制度、应该改变何种制度看法分歧。施林不会乐于看到他的政治关系消失，或保护他事业的进入障碍被撤除——尽管新企业进入市场能让数百万墨西哥赚钱。因为没有这种共识，社会最后的规则就取决于政治：谁有权力和这种权力可以如何运作。施林有权力得到他想要的东西，相较之下盖茨的权力则受到许多限制。这是为什么我们的理论不只牵涉经济、也牵涉政治的原因。我们谈的是制度对国家成功或失败的影响——亦即贫困与富裕的经济学；我们谈的也是制度如何形成又如何随着时间演变，以及即使它们为数百万人带来贫穷和不幸却为何无法改变——亦即贫困与富裕的政治学。2、 无效的理论（1）世界情形 本书的焦点是解释世界的不平等，以及其中一些明显可见的普遍模式。第一个经历持续经济成长的国家是英国——或称大不列颠，指的是1707年以后英格兰、威尔士和苏格兰的联盟。18世纪下半叶，出自重大科技突破并将之应用到工业上的工业革命逐渐发挥影响，经济成长也随之缓慢浮现。英国的工业化很快散播到大多数西欧国家和美国。英国的富裕也快速扩散到英国的移民殖民地（settler colonies）如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我们可以列出今日三十个富裕国家的清单，除了上述国家外，也包括日本、新加坡和韩国。后面三国的富裕属于一种更广泛的模式，许多东亚国家经历快速成长都是这种模式，包括中国台湾和后来的中国大陆。 世界上收入排名殿后的国家呈现的图景，也和排名顶端的国家一样鲜明。如果你列出今日全世界最贫穷的三十个国家，你会发现它们几乎全都在下撒哈拉非洲，加上不在非洲的阿富汗、海地和尼泊尔，后面这几个国家都有某些与非洲国家相同的关键性质，我们稍后将解说。如果你回到五十年前，顶端的三十国和底部的三十国跟现在没有太大差异。当时的新加坡和韩国不在富国之列，底部三十国会有一些和今日不同的国家，但整体图景会与今日所见的相当一致。如果回溯到一百年前或一百五十年前，你会发现两个类别几乎都是相同的国家。 地图3显示2008年的情况。颜色最深的国家代表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不到2000美元。大多数非洲国家属这种颜色，阿富汗、海地和部分东南亚国家（如柬埔寨和老挝）也是。朝鲜也在这一组国家里。白色代表最富裕的国家，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20000美元以上。我们在这一组看到常见的国家：北美、西欧国家、澳大利亚和日本。 我们可以在美洲发现另一个有趣的模式。列一张从最富有到最贫穷的美洲国家清单，你将发现最上面是美国和加拿大，其次是智利、阿根廷、巴西、墨西哥和乌拉圭，或许还有委内瑞拉，视原油价格而定。再下来有哥伦比亚、多米尼加共和国、厄瓜多尔和秘鲁。垫底的是另一些明显贫穷很多的国家，包括玻利维亚、危地马拉和巴拉圭。回到五十年前，你会发现完全一致的排名。一百年前：一样。一百五十年前：还是一样。因此不只是美国和加拿大比拉丁美洲富裕；拉丁美洲之内的富国和穷国也有一个明确和持续的差距。 最后一个有趣的模式是在中东。我们在中东发现蕴藏丰富石油的国家如沙特阿拉伯和科威特，它们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接近三十个富国。但如果油价下跌，它们会很快从排名滑落。只有很少石油或没有石油的中东国家如埃及、约旦和叙利亚，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水平全都类似危地马拉和秘鲁。没有石油的中东国家也都很穷，尽管它们跟中美洲与安第斯山国家一样，还不像下撒哈拉非洲国家那么穷。 虽然今日我们看到这些富裕模式有相当高的延续性，但这些模式并非没有改变或不会改变。第一，正如我们已经强调过，大多数目前世界的不平等始于18世纪末，是工业革命以后发生的。截至18世纪中叶，贫富国的差距不只小得多，而且当时贫富的排名也与后来一直保持稳定的排名不一样。例如在美洲，过去一百五十年我们看到的排名与五百年前完全不同。第二，许多国家经历了数十年的快速成长，像二战后的多个东亚国家，和晚近的中国大陆。也有许多国家在成长之后转而变成衰退，例如阿根廷快速成长直到1920年，变成世界最富裕的国家之一，但之后便开始长期滑落。苏联是更值得注意的例子，它在1930年到1970年间成长迅速，但随后急速崩跌。 什么原因造成贫穷与富裕以及成长模式的重大差异？为什么西欧国家和西欧移民进驻的殖民地在19世纪开始成长，此后一直维持好景？什么原因让美洲国家的不平等排名持久不变？为什么下撒哈拉非洲和中东国家未能创造出西欧那样的经济成长，而许多东亚国家则出现飞跃的经济成长？ 有人可能认为，世界的不平等差距如此大、模式如此截然不同，表示一定有一个众人都能接受的解释，但实际上并非如此。大多数社会科学家对贫穷与富裕根源的假设完全说不通，无法让人信服地解释这样的情形。（2）地理假说 世界不平等的原因有一个广被接受的理论，即地理假说，该假说宣称富国与穷国的巨大分野是由地理差异造成的。许多穷国如非洲、中美洲和南亚国家，都位于南北回归线间的热带。对照之下，富国往往位于温带地区。穷国与富国的地理集中性赋予地理假说一种肤浅的吸引力，许多社会科学家和学者就以这种假设来做为理论和观点的基础。可惜这无法使错误变正确。 早在18世纪伟大的法国政治哲学家孟德斯鸠就已发现，富裕与贫穷呈现出地理的集中，并为这种现象提出一种解释。他宣称热带气候下的人民倾向较懒惰，缺乏探究的精神，因此不努力工作，不知创新，这是他们贫穷的原因。孟德斯鸠也推论，懒惰的人倾向被专制君主统治，暗示热带地理位置不仅可解释贫穷，也能说明一些与经济失败有关的政治现象，例如独裁政治。孟德斯鸠 热带国家原本就容易贫穷的理论，虽然与近来经济快速成长的国家如新加坡、马来西亚和博茨瓦纳相矛盾，仍旧被一些人大力提倡，例如经济学家萨克斯。这个观点的现代版不强调气候对工作努力或思考过程的直接影响，而是强调两项额外的论点：第一，特别是疟疾等热带疾病对健康有极不利的影响，因此也影响劳动生产力；第二，热带土壤不容许高生产力的农耕。不过，结论是相同的：温带气候比热带和亚热带地区有相对优势。 然而，世界的不平等无法以气候或疾病、或任何版本的地理假说来解释。只要想想诺加雷斯就知道，造成这个城市两边差异的不是气候、地理或疾病的环境，而是美国与墨西哥的边界。 如果地理假说无法解释诺加雷斯北边和南边，或朝鲜（北韩）与韩国（南韩），或柏林围墙倒塌前的东德与西德的差异，这套理论还能用来解释北美洲和南美洲的不同吗？或欧洲与非洲的差异？当然不能。 历史显示，气候或地理与经济成功没有单纯或持久的关联。例如，热带并非总是比温带贫穷。我们在上一章提到，在哥伦布征服美洲时，北回归线以南和南回归线以北的地区，也就是今日涵盖墨西哥、中美洲、秘鲁和玻利维亚的地区，是伟大的阿兹特克和印加文明的所在地。这些帝国在政治上集权而复杂，他们兴建道路，提供饥馑的赈济。阿兹特克人使用钱币和文字，印加人虽然缺少这两种技术，却以称作奇普的结绳记载大量信息。呈现鲜明对比的是，在阿兹特克和印加帝国的时代，阿兹特克人和印加人居住的地区以北和以南，即今日包括美国、加拿大、阿根廷和智利的地方，大多居住着缺乏这些技术的石器时代文明。美洲热带地区当时比温带富裕得多，这意味热带贫穷这个“明显的事实”既不明显、也非事实。而今日美国和加拿大远为富裕，与欧洲人初到美洲时的情况完全逆转。 这种逆转显然与地理毫无关系，而且正如我们已经谈到，是与这些地区遭到殖民的方式有关。这种逆转也不局限于美洲。南亚尤其是印度次大陆，以及中国大陆的人民，曾经比亚洲其他地方的人更富裕，比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原住民更是如此。但那种情况也已大幅逆转，韩国、新加坡和日本兴起成为亚洲的富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富裕更超越几乎所有亚洲国家。即使在下撒哈拉非洲也有类似的逆转发生。在欧洲开始与非洲频繁接触之前，非洲南部地区都是一些人口最稀疏、开发程度最低的国家，对它们的领土只有最松散的控制。但南非现在是下撒哈拉非洲最富裕的国家之一。再回溯更早些的历史，我们又看到热带曾经繁华一时，部分前现代文明如今日柬埔寨的吴哥窟、印度南部的毘迦叶那迦罗王朝，和埃塞俄比亚阿克苏姆，都在热带繁荣兴盛；伟大的印度河谷文明摩亨佐达罗和今日巴基斯坦的哈拉帕也是。历史因此证明，毫无疑问的，热带地理位置与经济成功之间没有单纯的关系。 热带疾病显然造成许多非洲人饱受病痛之苦，婴儿死亡率也较高，但它们不是非洲贫穷的原因。疾病大体上是贫穷的结果，也因为政府没有能力或不愿采取必要的公共卫生措施来消灭疾病。19世纪的英国也是很不健康的地方，但政府逐步投资在干净的水源、妥善处理污水和废水，最后还提供有效的公共卫生服务。健康和预期寿命提升不是英国经济成功的原因，而是英国先前的政治与经济变革的成果之一。亚利桑那州诺加雷斯的情况也是如此。 地理假说的其他部分是，热带较贫穷是因为热带农业原本就不具生产力。热带土壤较薄，无法保持养分；这个假说还强调，这种土壤有多容易被暴雨侵蚀。这种说法当然有一定道理，但我们将阐明，许多贫穷国家（尤其是在下撒哈拉非洲）的农业生产力——每英亩土地的农业产出——如此低的主要原因，与土壤品质无关，而是土地所有权结构的结果，以及政府和制度为农民创造的诱因所造成。我们也将阐明，世界的不平等无法以农业生产力的差异来解释。现代世界从19世纪发生的不平等扩大，是由工业科技与制造业生产的散播不平均所造成，而非源自农业生产表现的分歧。 另一个有影响力的地理假说版本，是由生态学家兼演化生物学家戴蒙所提倡。他宣称在五百年前的现代初期跨越各大陆的不平等，根源于动植物物种具备的不同历史特性，并因而影响了农业生产力。在某些地方如今日中东的肥沃新月地区，有许多物种可被人类驯化。而在其他地方如美洲，却缺少这类物种。有许多物种可供驯化对社会从狩猎采集生活转型为农业生活帮助很大。其结果是，肥沃新月地区发展发展农耕比美洲早。人口密度增加，有助于促进劳动的专业化、贸易、都市化和政治发展。很重要的是，在农业为主的地方，科技创新发展比世界其他地方更快。因此，根据戴蒙的说法，动物和植物物种可得性的差异制造了农业发展程度的差异，导致不同大陆间的技术发展与富裕程度的不同。 虽然戴蒙的理论可以解开他所专注的谜题，但它无法用来解释现代世界的不平等。例如，戴蒙宣称西班牙之所以能支配美洲的文明，是因为他们有更悠久的农耕历史和由此而来的较优越技术。但我们现在必须解释，为什么住在以前阿兹特克和印加土地的墨西哥人和秘鲁人现在很贫穷。虽然拥有小麦、大麦和马匹可能让西班牙人比印加人更富有，但两者的收入差距并不是很大。西班牙人的平均收入可能是印加帝国人民的不到两倍。戴蒙的理论暗示，一旦印加人有机会接近所有物种，以及他们过去无法自己发展的技术后，应该就能很快达到和西班牙人一样的生活水平。然而这种情况并未发生。相反的，在19世纪和20世纪，西班牙和秘鲁的收入差距变得更大。今日的西班牙人比秘鲁人富有六倍以上。这种收入差距与现代工业技术散播的不平均息息相关，但是与动植物驯化的潜力、或与西班牙和秘鲁土地本身的农业生产力差异无关。 当西班牙（有点落后地）采用蒸汽动力、铁路、电力、机械化和工厂生产的技术时，秘鲁并未跟着采用，或至少采用的速度很迟缓和不完全。这种技术差距持续到今日，并随着新科技出现而自动造成更大幅度的差距，特别是与信息有关的科技诞生后，更进一步助长许多已开发国家和部分快速发展国家的领先形势。戴蒙的理论并未告诉我们为什么这些重要的科技并没有四处散播以及缩小世界各地的收入差距，也未解释北半边的诺加雷斯为什么远比围墙的南半边富裕，即使两边在五百年前都属于同一个文明。 诺加雷斯的故事凸显戴蒙理论的另一个重大问题：正如我们已经讨论到，不管印加和阿兹特克帝国在1532年时有什么弱点，当时秘鲁和墨西哥无疑比后来变成美国和加拿大的那部分美洲繁荣得多。北美洲变富裕的原因就是它积极采用了工业革命的技术与进展。那里的人口教育程度提升，铁路扩散到大平原各地，与南美洲的情况成鲜明的对比。这无法从北美洲和南美洲的地理条件差异来解释，因为南美洲的地理条件显然比北美洲具有优势。 现代世界的不平等大体上源自科技应用与散布的不平均，而戴蒙的理论的确包含有关这一点的重要论述。例如他跟随在历史学家迈克尼尔之后主张，东西向的欧亚大陆让许多作物、动物和创新，从肥沃新月地区传播到西欧，而南北向的美洲则使在墨西哥发明的文字系统，无法散播到安第斯山或北美洲。然而大陆的方向无法提供今日世界不平等的解释。想想非洲，尽管撒哈拉沙漠确实构成货物和思想从北传到下撒哈拉非洲的重大阻碍，这却并非完全无法克服。葡萄牙人和当时其他的欧洲人沿着海岸航行，并在一个收入差距比今日小很多的时代消弭了知识上的鸿沟。但后来非洲并未赶上欧洲，反而现在大多数非洲国家和欧洲国家之间的收入差距变得更大。 我们也必须说明，戴蒙有关各大陆不平等的理论无法解释大陆内部的差异，而这是现代世界不平等的基本部分。例如，虽然欧亚大陆的方向可能解释英国如何从中东的创新获益，而无需自己从头创新，但它未解释为什么工业革命发生在英国而非像摩尔多瓦这类地方。此外，正如戴蒙自己指出，中国和印度从极丰富的动物和植物物种、以及欧亚大陆的方向获益良多，但今日世界大部分的贫穷人口却在这两个国家。 事实上，了解戴蒙理论的界限最好的方法，是从他自己的解释变数着手。地图4显示现代猪的祖先野猪和现代牛的祖先原牛的分布。两种物种都遍布欧亚大陆甚至非洲北部。地图5显示某些现代驯化作物如亚洲种植稻米的原种水稻，以及现代小麦和大麦的原种分布。它显示稻米的野生原种广泛分布在南亚和东南亚，而大麦和小麦原种的分布则呈一个长拱形，从地中海东部穿过伊朗，到阿富汗和数个“斯坦”国家（土库曼斯坦、塔吉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这些原种遍布欧亚大陆的许多地方，但它们的广泛分布意味欧亚大陆内部的不平等无法以物种发生率为基础的理论来解释。 地理假说不但无助于解释有历史以来的富裕根源，它的主要论点大体上也不正确，而且无法解释我们在本章开头提出的世界贫富情形问题。有人可能会说，任何持续的模式（例如美洲各国的收入等级，和欧洲与中东呈现鲜明而悬殊的差距）都可以用不变的地理因素来解释，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我们已谈过美洲内的模式不太可能由地理因素所造成。在1492年之前，墨西哥中部谷地、中美洲和安第斯山的文明，都拥有比北美或阿根廷与智利等地更高的技术和生活水平。虽然地理条件没有改变，欧洲殖民者实施的制度却制造出“命运逆转”的发展。出于同样的理由，地理也不太可能解释中东的贫穷。毕竟中东曾在新石器革命带领世界，并在今日伊拉克的地区发展出第一批城镇。铁最早在土耳其被人冶炼，而直到中古世纪，中东的技术都十分发达。我们将在第五章看到，不是中东的地理条件造成新时期革命在世界的那个部分蓬勃展开，也不是地理因素导致中东贫穷。事实上，鄂图曼帝国的扩张和统一，以及帝国留下的制度才是让中东贫穷至今的原因。 最后，地理因素不但无助于解释今日世界各部分的差异，也无法说明为什么像日本和中国等许多国家先经历长期停滞、然后展开快速成长的过程。我们需要另一个更好的理论。（3）文化假说 第二个广为接受的理论是文化假说，认为富裕与文化有关。文化假说就像地理假说一样有着显赫的渊源，至少可以追溯到伟大的德国社会学家韦伯，他宣称宗教改革和它激发的新教伦理，在西欧现代工业社会的崛起中扮演关键角色。文化假说不再只以宗教为基础，而是也强调其他种类的信仰、价值和伦理。马克斯·韦伯 虽然公开说出口是政治不正确的，但许多人心里仍认为非洲人贫穷是因为他们缺乏良好的工作伦理，和迷信巫术和魔法，或抗拒新西方技术。许多人也相信拉丁美洲永远不会富裕，因为那里的人民天生就是又穷又爱挥霍，同时因为他们受到“伊比利亚”文化或“明天再说”文化的毒害。当然，许多人曾认为，中国文化和儒家价值不利于经济成长，然而现在中国人的工作伦理却被认为是中国、香港和新加坡的成长引擎，其重要性受到大声宣扬。 文化假说对了解世界不平等有帮助吗？有，但也没有。说有是从社会规范来说，而社会规范与文化有关，很重要而且难以改变，同时它们有时候也支持制度性差异，即本书对世界不平等的解释。但大部分时候没有帮助，因为那些经常被强调的文化面向——宗教、民族的伦理、非洲的或拉丁的价值——对了解我们如何演变至今，和为什么世界的不平等长期延续，并不重要。其他面向如人们彼此信任的程度、或能不能互相合作虽然重要，但它们大多是制度的结果，而非独立的原因。 让我们回到诺加雷斯。正如前面提过，围墙的北边和南边在文化的许多面向上相同。然而在实际运作、规范和价值上可能有一些显著的差异，虽然这些差异并非原因，而是两个地方走上分歧发展道路的结果。例如，墨西哥人在调查中说他们信任别人，程度上低于美国人说他们信任别人。但墨西哥人缺乏信任并不令人意外，因为他们的政府无法消灭贩毒集团，也无法提供运作良好且不偏颇的司法制度。我们下一章将讨论的北韩和南韩情况也一样，南韩是世界的富国之一，而北韩则经常发生饥馑且深陷贫穷中。虽然今日的南北韩“文化”大不相同，但它并非两韩经济强弱的原因。朝鲜半岛有悠久的共同历史，在朝鲜战争和双方以北纬38度线划分边界前，两韩在语言、人种和文化上没有任何差别。就像在诺加雷斯一样，差别在于那道边界。在边界北方是一个不同的政权，实施不同的制度，制造不同的诱因。因此，穿越诺加雷斯两边或南北韩间的边界造成的任何文化差异，并不是贫富差距的原因，而是结果。 那么，非洲和非洲文化呢？从历史看，下撒哈拉非洲比世界大部分地区贫穷，而且那里的古文明没有发展出轮子、文字（埃塞俄比亚和索马里是例外）或耕犁。虽然这些技术直到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的欧洲殖民正式开始才被普遍采用，但非洲社会很早就知道这些技术了。欧洲人在15世纪末开始环非洲西岸航行，而亚洲则从更早的时代就已持续航行到非洲东部。 我们从刚果王国的历史，就可以了解为什么这些科技并未被采用。刚果王国位于刚果河口，今日的刚果民主共和国就是根据它而命名。地图6显示当时刚果所在的位置，以及另一个重要的中非洲国家库巴王国的位置，我们将在本书稍后讨论到这个国家。 葡萄牙航海家卡欧1483年首度来到刚果后，刚果开始与葡萄牙人密切接触。当时刚果以非洲的标准来看是一个高度集权的国家组织，首度姆班扎有六万人口，规模与葡萄牙首度里斯本差不多，比伦敦更大，伦敦在1500年的人口大约五万。刚果国王恩库武改信天主教，并改名为约翰一世。后来姆班扎的名称改为圣萨尔瓦多。拜葡萄牙人所赐，刚果人学会使用轮子和犁，葡萄牙人甚至在1491年和1512年派出农耕队来鼓励他们采用。但这些措施后来全归于失败。不过，刚果人整体而言一点都不厌恶现代科技，他们很快就采用一项令人敬畏的西方发明：枪。他们利用这项新颖而强大的工具来回应市场诱因：捕捉和出口奴隶。没有迹象显示非洲的价值或文化阻碍了新科技和做法的采用。随着刚果人与欧洲人的接触加深，他们也采用其他西方做法：文字书写、衣着和住房设计。在19世纪，许多非洲社会也借由改变生产模式来利用工业革命带来的经济机会。在非洲西部出现以出口棕榈油和花生为主的快速经济发展；在非洲南部各地，非洲人发展出口产品，卖到南非兰德快速扩张的工业区和矿业区。但这些富于潜力的经济实验的灭绝并不是因为非洲文化，也不是因为非洲人没有能力为自利采取行动，而是先遭到欧洲殖民主义的破坏，继之则被独立后的非洲政府压制。 刚果人未采用较优越的技术真正的原因是，他们缺少这么做的诱因。他们面对所有生产成果被权力极大的国王没收和课税的高度风险，而这与国王是否皈依天主教会无关。事实上，不只是他们的财产不安全，他们的生存也岌岌可危。许多刚果人被俘虏并卖为奴隶——完全不是能鼓励投资来增进长期生产力的环境。国王也没有诱因大规模采用犁、或把增进农业生产力列为他的优先要务，因为出口奴隶获利远高于此。 今日来看非洲人信任彼此的程度低于世界其他地方可能是真的，但这是过去长期的制度破坏了非洲人权与财产权的结果。被捕获并卖为奴隶的可能性，无疑影响了过去非洲人对彼此的信任程度。 韦伯的新教伦理又有什么影响？虽然新教徒占优势的国家如荷兰和英国确实是最早获得经济成功的国家，但宗教与经济成功却没有多大关系。法国是天主教占优势的国家，但也很快在19世纪模仿荷兰和英国的经济表现，而意大利今日也和其他国家一样繁荣富裕。再往更远的东方看，你会发现东亚的经济成功都与任何形式的基督教无关，因此也没有证据支持新教伦理与经济成功有特别的关系。 再来看热衷于文化假说的人士偏爱的一个地区：中东。中东国家主要信仰伊斯兰教，而正如我们已经提到，其中的非产油国都相当贫穷。产油国很富裕，但这种天赐的财富对沙特阿拉伯或科威特建立多元化的现代经济却没有多大帮助。这些事实不是可以充分证明宗教有关系吗？听起来似乎有道理，但这种说法也不正确。没错，像叙利亚和埃及这些国家很穷，他们的人口主要是穆斯林，但这些国家也在许多方面不同于其他国家，而这些方面对于繁荣富裕更是重要得多。例如，它们都曾是鄂图曼帝国的省份，而这对他们的发展方向造成极大的不利影响。在鄂图曼统治崩溃后，中东被吸收到英国和法国殖民帝国，两者又再阻碍了中东国家发展的可能性。独立以后，它们跟随许多前殖民国家的脚步，发展出阶层式的独裁政权，采用的政治和经济制度在我们看来大多无助于创造经济成功。这种发展道路大体上受到鄂图曼和欧洲统治的历史所塑造。伊斯兰宗教与中东贫穷的关系大体上是捏造出来的。 这些历史事件（而非文化因素）在塑造中东经济轨道上扮演的角色，也可以从暂时脱离鄂图曼帝国和欧洲强权的部分中东地区看出，例如1805年到1848年间的埃及在穆哈穆德·阿里在拿破仑时代占领埃及的法国军队撤退后夺得权力，他利用鄂图曼统治埃及领土的弱点，建立了自己的王朝，此后这个王朝以不同的形式统治直到1952年纳赛尔发动埃及革命。阿里的改革虽然是胁迫性的，却为埃及带来成长；国家官僚制度、军队、税制都被现代化，且农业和工业都出现成长。尽管如此，这个现代化和成长的过程在阿里死后便陷于停顿，使埃及落入欧洲的掌控。 但这或许是思考文化的错误方法，也许有关系的文化因素不是宗教，而是特定的“民族文化”。也许英国文化的影响很重要，可以解释为什么美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能如此繁荣富裕。虽然这种想法一开始很吸引人，但它也说不通。是的，加拿大和美国曾是英国殖民地，但塞拉利昂和阿尔及利亚也曾经是。前英国殖民地的富裕程度差异极大，就像世界各地的富裕程度差异一样大。英国的影响不是北美洲成功的原因。 文化假说还有一个版本：也许关系重大的不是英国与非英国的差别，而是欧洲与非欧洲的不同。欧洲人较优越可不可能是因为他们的工作伦理、人生观、犹太—基督教价值或罗马传承？西欧和北美的人口确实以欧洲后代为主，而两地是世界最富裕的部分。优越的欧洲文化传承也许就是富裕的根源——也是文化假说最后的庇护所。可惜这个版本的文化假说和其他假说一样缺乏说服力。阿根廷和乌拉圭属于欧洲裔的人口比例，比加拿大和美国还高，但阿根廷和乌拉圭的经济表现只能以不理想来形容。日本和新加坡的居民绝少欧洲后裔，但两国的富裕程度不亚于西欧许多部分。 中国的经济和政治体系尽管有许多缺点，却是过去三十年成长最迅速的国家。中国在毛泽东去世前的贫穷与中国文化没有关系，而是毛泽东以惨烈的方式管理经济和控制政治的结果。在1950年代，毛泽东推行大跃进，这项激烈的工业化政策导致大规模饥荒。1960年代，他展开文化大革命，对知识分子和受过教育的人——任何对党的忠诚遭到怀疑者——进行大规模迫害。这再度带来恐怖和社会才能与资源的巨大浪费。同样的，现在中国的成长与中国人的价值或中国文化的改变无关，而是源自邓小平和他的盟友推动改革所引发的经济转型过程；他们在毛泽东死后逐步放弃社会主义经济政策和制度，先是从农业着手，然后扩大到工业。 和地理假说一样，文化假说也对解释今日世界情形的许多面向没有帮助。美国和拉丁美洲在信仰、文化态度和价值上当然有差异，但正如亚利桑那州诺加雷斯和索诺拉省诺加雷斯之间、或南韩和北韩之间，这些差异是两边不同的制度和制度的历史发展的结果。强调源自西班牙帝国的“西班牙”或“拉丁”文化因素，无法解释拉丁美洲内的差异——例如，为什么阿根廷和智利比秘鲁和玻利维亚富裕。其他类型的文化理论——例如强调当代原住民文化的说法——也同样难以成立。阿根廷和智利的原住民人口比秘鲁和玻利维亚少，虽然这是事实，但以原住民文化当做解释也不成立。哥伦比亚、厄瓜多尔和秘鲁的收入水平相当，但今日哥伦比亚的原住民人口很少，而厄瓜多尔和秘鲁则很多。最后，大体说来改变很缓慢的文化态度也很难单独解释东亚和中国的成长奇迹。虽然制度也会长期延续，在特定情况下它们确实会快速改变，这一点我们也会谈到。（4）无知假说 最后一个解释为何某些国家贫穷、某些国家却富裕的流行理论是无知假说，认为世界不平等的存在是因为我们或我们的统治者不知道如何让穷国变富裕。这是大多数经济学家抱持的看法，而他们的概念则源自英国经济学家罗宾斯1935年提出的著名定义：“经济学是把人类行为当作目的与具有各种不同用途的稀缺手段之间的一种关系来研究的科学”。 从这个定义只要踏一小步，就可以认定经济学应该专注于以最佳方式利用稀缺手段、以满足社会的目的。的确，经济学中最著名的推论就是所谓的第一福利定理，定义了在哪些情况下“市场经济”的资源配置从经济观点来看是合乎社会要求的。市场经济是一个抽象概念，是用来描述一种所有个人与企业可以自由生产、购买和出售任何产品与服务的情景。当第一福利定理定义的这些情况不存在时就出现“市场失灵”。这种失灵提供了世界不平等的理论基础，因为愈多这种市场失灵未加解决，一个国家就可能愈贫穷。无知假说认为，穷国之所以贫穷，是因为它们有许多市场失灵，而经济学家和政策制定者不知道如何解决它们，而且在过去曾听从错误的建议。富国之所以富裕，是因为它们拟出更好的政策，并成功地消除这种失灵。 无知假说能解释世界不平等吗？非洲国家比世界其他地方贫穷，有没有可能是因为他们的领导人在治理国家时抱持相同的错误观念，导致国家陷于贫困，而西欧领导人则知识较充足且获得较佳的建议，而这说明了他们相对的成功？虽然有一些著名例子是由领导人误判政策的结果，因而采取造成灾难的政策，但无知最多只能解释一小部分的世界不平等。 表面上看来，加纳从英国独立后很快陷于经济长期衰退是无知造成的。当时英国经济学家基立克担任恩克鲁玛政府的顾问，他详细记录了许多问题。恩克鲁玛的政策专注在发展国营企业，结果证明效率很低。基立克回忆说： “这家鞋子工厂……准备与北部一家肉品工厂结盟，由后者把兽皮运送到南方（距离超过五百英里）的皮革厂（现在已停工）；皮革再运回位于该国中部的库马西，距离皮革厂约两百英里。由于主要的鞋子市场是在阿克拉都市区，鞋子必须再运送两百英里回到南方。” 基立克委婉地说明，这是一家“因为设厂位置不良而危及其生存”的企业。这家鞋厂只是许多类似的计划之一，另外有一家芒果罐头工厂设在加纳不生产芒果的地区，它的产能却超过全世界对这种产品的需求。一连串非理性的经济发展，并非恩克鲁玛或他的顾问信息不足、或不了解正确的经济政策所造成。他们有像基立克这样的人才，诺贝尔奖得主刘易斯甚至曾担任顾问，他很清楚那些政策的缺失。那些经济政策之所以形成的原因是，恩克鲁玛必须用它们来收买政治支持，以维系他非民主的政权。 加纳独立后令人失望的表现，以及无数明显错误的经济举措，都无法单纯地解释为无知。毕竟如果问题是无知，善意的领导人很快会学到哪些政策可以增进人民的收入和福祉，并改采那些政策。 想想美国和墨西哥发展路径的分歧。将这种差异怪罪到领导人的无知，完全无法取信于人。不是因为史密斯上尉和柯尔特斯两人知识和意图的差异在殖民时代埋下了分歧的种子；也不是因为后来的美国总统如老罗斯福或威尔逊以及迪亚斯的知识差距，导致墨西哥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选择让菁英获利并牺牲其他人福祉的制度，而罗斯福和威尔逊则选择相反的制度。真正的原因是两国的总统与菁英面对的不同制度限制。同样的，过去半个世纪饱受不安全的财产权与经济制度危害而让大部分人民变穷的非洲国家，它们的领导人并非因为认为那些是好的经济政策所以采用，而是因为他们可以牺牲他人为自己图利并逃过制裁，或者因为他们认为那些经济政策是好的政治策略，可以借由收买重要菁英阶层的支持而维系自己的权力。 加纳总理布西亚1971年的经验，说明了无知假说会有多误导人。布西亚面对一场凶险的经济危机，在1969年取得权力后，他像之前恩克鲁玛一样，追求无法长久持续的扩张经济政策，并通过产销协会维系多种产品的价格控制，以及维持过度高估的汇率。虽然布西亚过去是恩克鲁玛的反对者，并且领导一个民主政府，但他面对许多相同的政治束缚。和恩克鲁玛一样，他采用那些经济政策是因为它们对政治有好处，让布西亚能够转移资源给政治权力强大的群体，例如在都市地区需要被满足的人。价格控制榨取农业，把便宜的食物卖给都市选民，并创造收入供政府支出。但这些控制无法长期持续，加纳很快陷入一连串的收支危机和外汇短缺。面对这些困境，布西亚在1971年12月27日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签订协议，协议中也包括使加纳货币大幅度贬值。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World Bank）和整个国际社会，施压要求布西亚执行贷款协议包含的改革。虽然国际机构不知道严重性，但布西亚知道他下了一个重大的政治赌注。货币贬值的即刻结果是暴动和加纳首都阿克拉人民的不满，导致形势失控，直到布西亚被军方推翻，领导政变的艾钦朋上校立即回复货币的汇率。 无知假说与地理和文化假说不同，它附带如何“解决”贫穷问题的现成建议：如果无知让我们陷于今日的情况，那么开明而信息充足的统治者和政策制定者就能带我们摆脱问题，我们应该能借由提供正确的建议并说服政治人物怎样是好的经济政策，通过“设计”来使世界达到富裕。然而布西亚的经验凸显一个事实，采用能减少市场失灵和鼓励经济成长的政策，最主要的障碍不是政治人物的无知，而是他们所处社会的政治与经济制度制造的诱因与限制。 虽然无知假说仍然支配大多数经济学家的观念，并盛行于西方决策圈——这些决策者几乎只关注设计富裕——但这只是另一个不管用的假说。它无法解释世界各地富裕的根源，也说明不了我们周遭的情况——例如，为什么像墨西哥和秘鲁这些国家采用了会造成大部分人民贫穷的制度和政策，而美国或英国则没有；以及为什么几乎整个下撒哈拉非洲和大部分中美洲远比西欧和东亚贫穷。 当国家打破带给它们贫穷的制度模式，努力踏上经济成长的道路时，那不是因为它们无知的领导人突然变得更有知识或比较不顾私利，也不是因为他们获得更高明的经济学家的建议。以中国为例，中国是从造成数亿人贫穷与饥饿的经济政策转向鼓励经济成长的政策，但正如我们稍后会更详细讨论到的，这个转变不是因为中共终于了解农地和工业的公有制会带来糟糕的经济诱因，而是因为邓小平和他的盟友——他们和别人一样自利，只是有不同的利益和政治目标——打败了他们在党内的强劲对手，策划一场政治革命，整个改变党的领导班子和方向。他们的经济改革跟着政治革命登场，先是在农业继而在工业创造出市场诱因。是政治决定了中国从共产主义转向市场诱因，而非更好的建议或更了解经济如何运作。 我们将讨论到，要了解世界的不平等，就必须了解为什么有些社会以极低效率和不利于社会的方式组成。国家有时候确实会采用有效率的制度并达成繁荣富裕，可惜这是罕见的例子。大多数经济学家和政策制定者专注在“做对”事情，而真正需要的其实是解释为什么穷国会“做错”。做错大部分不是因为无知或文化因素。我们将说明，贫穷国家之所以贫穷，是因为有权力的人做出制造贫穷的选择。他们做错不是出于犯错和无知，而是有意做错。要了解这一点，你必须超越经济学和专家对于怎么做最好的建议，去研究“那些决定是如何做成的、谁有权力做决定、以及为什么那些人决定要做他们所做的事”。这是在研究政治和政治过程。传统上经济学向来忽略政治学，但了解政治对解释世界的不平等极为重要。正如经济学家勒纳在1970年代指出：“经济学借选择已解决的政治问题做为其领土，而获得社会科学皇后的头衔。” 我们将主张，达成富裕取决于解决一些基本的政治问题。就是因为经济学假设政治问题已经解决，所以它无法对世界不平等得出有说服力的解释。解释世界不平等，仍然需要经济学，来了解不同类型的政策和社会制度如何影响经济诱因与行为，但它也需要政治学。3、 富裕与贫穷的形成（1）北纬三十八度线经济学 1945年夏季，二战接近尾声，日本在朝鲜半岛的殖民地开始崩溃。日本8月15日无条件投降不到一个月，半岛以北纬三十八度线被划分成两个势力区，南部由美国管理，北部由苏联管理。1950年6月北韩军队入侵南韩，粉碎了冷战不安定的和平。虽然初期北韩军队快速挺近，攻陷南韩首都汉城（今日的首尔），但到了秋季就全线撤退。就在这时候黄平元和他的哥哥失散了。黄平元设法躲了起来，没有被北韩军队强征带走。他留在南方，从事药剂师的工作。他哥哥原本在汉城为南韩军队治疗受伤的士兵，但被撤退的北韩军队掳走。这对1950年失散的兄弟，五十年后的2000年在首尔重逢，因为南北韩政府终于同意有限度开放家人重聚。 黄平元的哥哥身为医生，后来为北韩的空军工作，在军事独裁政府下算是个不错的职位。但即使在北韩享有特权的人生活也不富裕。两兄弟重逢时，黄平元问哥哥在三十八度线以北的生活情形。他自己有一辆汽车，但他哥哥没有。他问哥哥：“你有电话吗？”他哥哥说：“没有。我女儿在外交部工作，有一部电话，但如果你不知道密码就没办法打电话。”黄平元回忆说，在重逢时所有北方来的人都要钱，所以他提议给哥哥一些钱。但他哥哥说：“如果我带着钱回去，政府会说‘把钱交给我们’。你还是自己留着吧。”黄平元注意到他哥哥的大衣已经很破旧，他建议说：“把大衣脱下来丢了吧，回去的时候就穿我这件。”他哥哥回答：“我不能这么做，这是向政府借来穿到这里的。”黄平元回忆他们道别时，他哥哥始终紧张不安，好像有人在偷听。他比黄平元想象的还要穷。他哥哥说自己生活很好，但黄平元心想，他看起来很憔悴，而且骨瘦如柴。 南韩人民的生活水平类似葡萄牙和西班牙。而国名为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北韩生活水平和下撒哈拉非洲国家相似，只有南韩平均生活水平约十分之一而已。北韩人的健康情况甚至更恶劣，北韩人的平均预期寿命比三十八度线以南的亲人少十年。地图7以戏剧化的方式显示南北韩的经济鸿沟，根据卫星摄影的夜晚灯光密度资料画出，北韩因为缺电几乎一片黑暗，南韩则处处亮光。 这些鲜明的差异并非自古以来就是如此，事实上，它们在二战前并不存在。但1945年以后，北方和南方不同的政府采用大不相同的方式管理经济。哈佛和普林斯顿大学大学出身、坚决反共的李承晚，在美国的大力支持下领导战后的南韩，建立了初期的政治和经济制度，并在1948年被选为总统。历经朝鲜战争洗礼、并饱受共产主义扩散到三十八度线以南威胁的南韩并不民主，李承晚和同样与他著名的继任者朴正熙将军，在历史上的定位都是威权总统，但两人都实行市场经济和私有财产制度，朴正熙甚至在1961年后以国家力量当作快速经济成长的后盾，大力提供信贷和补贴给成功的企业。李承晚朴正熙 三十八度线以北的情况不同。金日成是二战时期反日的共产党领导人，到1947年确立了独裁者的地位，并在苏联的扶持下开始采用一套僵化的中央计划经济，是所谓“主体”系统的一部分。私有财产被宣告违法，市场遭禁止。自由不仅在市场受到剥夺，北韩人生活的每一个层面都遭到限制——除了金日成和他儿子兼继承人金正日身边极少数的统治精英以外。 南韩和北韩的经济命运出现尖锐的对比不应让我们感到惊讶，金日成的中央计划经济和主体系统很快证明是一场灾难。行事诡秘的北韩不提供详细的统计数据，然而可得的证据证实我们从频繁发生的饥馑看到的情况：北韩不但工业生产未能起飞，实际上连农业生产力都大幅滑落。缺少私有财产意味很少人有诱因投资或努力增进、甚至维持生产力。窒息式的压迫政权对创新和采用新科技极为不利，然而金日成、金正日和他们的亲信无意改革制度，也不想引进私有财产、市场、私人契约，或改变经济与政治制度。北韩的经济发展长期处于迟滞状态。 在同一时期，南方的经济制度鼓励投资和贸易。南韩政治人物投资在教育上，提高识字率和就学率。南韩企业迅速利用教育程度相对较高的人口、鼓励投资与工业化、出口，以及技术转移的政策。南韩很快崛起成为东亚的“经济奇迹”，全球最快速成长的国家之一。 到1990年代末，经过大约半个世纪，南韩的成长和北韩的迟滞导致这个曾经统一的国家两边出现十倍的差距——想象一、两个世纪可以造成多大的差距。北韩造成数百万人饥荒经济灾难，与南韩的经济成功对比之下十分惊人：文化、地理和无知都无法解释南北韩今日命运如此悬殊的原因。我们必须从制度找寻答案。（2）榨取式和广纳式的经济制度 国家在经济成功上的差异是因为制度不同，也就是影响经济运作的规则，以及激励人的诱因不同。想象一下北韩和南韩的青少年和他们对人生的期待。北韩的青少年在贫穷中长大，缺少创业的动力、创造力或足够的教育来为他们做好从事高技术工作的准备。他们在学校接受的教育大部分是纯粹的宣传，目的是强化政权的正当性；学校里的书籍很少、更不用说有电脑。学校毕业后，每个人必须入伍当兵十年。这些青少年知道他们将不能拥有财产、创立事业或变得更富有，即使有许多人从事非法的民间经济活动维生。他们也知道不会有合法的市场渠道，让他们可以利用自己的技术或收入来购买需要和想拥有的产品。他们甚至无法确定自己可以享有哪些人权。北韩军人北韩饥饿儿童 在南韩的青少年可以接受良好教育，有许多诱因鼓励他们努力在选择的职业中表现杰出。南韩是市场经济，建立在私人财产的基础上。南韩的青少年知道，如果他们将来成为成功的创业家或员工，就可以享有投资和努力的成果；他们可以改善生活水平和购买汽车、房屋和医疗。 在南韩，国家支持经济活动，因此创业家可以向银行和金融市场借钱，外国企业可以与南韩公司成立合资事业，个人可以用贷款的方式购买房屋。在南韩，大体说来你可以自由开创任何你喜欢的事业。在北韩，你没有这种自由。在南韩，你可以雇佣员工，销售你的产品或服务，在市场上花钱买任何你要的东西。在北韩只有黑市。这些不同的规则就是北韩人和南韩人生活在其中的制度。南韩少年 像南韩或美国这种广纳式的经济制度，容许并鼓励绝大多数人民参与经济活动，发展才能和技术，让他们个人做想要的选择。要成为广纳式经济制度，必须具备安全的私有财产、公正的法律制度，并且提供公共服务让所有人可以在公平的规则下交易和缔结契约；经济制度也必须允许新企业进入，并让人们自由选择职业。 南北韩及美国和拉丁美洲的鲜明对比，展现了一个概括的原则。广纳式的经济制度助长经济活动、生产力成长和经济繁荣。安全的私有财产权是核心，因为只有拥有这种权利的人愿意投资和增进生产力。企业家若预期他的生产会被窃取、征收或因为课税而当然无存，将失去工作的诱因，当然更不会有投资和创新的动机。但这种权利必须赋予社会中绝大多数人。 1680年，英格兰政府在西印度群岛殖民地巴巴多斯做人口普查，发现这个小岛的总人口约六万，其中将近三万九千人是非洲奴隶，由其余三分之一人口所拥有。他们大部分是一百七十五位最大蔗糖农场主的财产，而农场主也拥有大部分土地。这些大农场主对名下的土地、甚至拥有的奴隶都有安全且妥善执行的财产权。如果某位农场主想出售奴隶给其他农场主，他可以这样做，并且可以预期法院会执行这类出售合约或任何他签下的合约。为什么？岛上的四十名和治安官中，有二十九名就是大农场主。但尽管岛上的菁英有明确、安全且妥善执行的财产权和合约，巴巴多斯并没有广纳式的经济制度，因为三分之二的人口是奴隶，没有享受教育或经济机会的渠道，也没有能力或诱因利用他们的才能或技术。广纳式的经济制度需要安全的财产权和经济机会，不只是给菁英，也要开放给社会的各领域。 安全的财产权、法律、公共服务和自由签订合约与交易都仰赖政府，仰赖强制能力的机构来维持秩序，防止盗窃和诈欺，并使民间各方当事人遵守合约。社会要有效运作，也需要其他公共服务：道路和交通网络，以便货物能流畅运输；要有公共基础建设以便经济活动可以活分地进行；有某种基本规章一避免诈欺和不法行为。虽然许多这类公共服务可以由市场和民间个人来提供，但有效运作所需的协调规模往往大到必须由中央的权威机构来执行。政府因此无可逃避地与经济制度紧密交织，且往往是公共服务的关键提供者。广纳型的经济制度需要、且实际上借助政府的力量。 北韩或拉丁美洲殖民地的经济制度——之前提到的米塔、赐封或产品配销——并没有这些性质。私有财产在北韩不存在。在拉丁美洲殖民地，西班牙人拥有私有财产，但原住民的财产相当不安全。这两种社会都有大量人口无法自由做经济决定；他们受制于高压胁迫。这两种社会的政府力量都没有用来提供可促进富裕的公共服务。在北韩，政府建立教育制度来灌输政治宣传，却没有能力阻止饥馑发生。在拉丁美洲殖民地，政府专注于胁迫原住民。两种社会都没有公平的竞争环境或公正的法律制度。北韩的法律制度是共产党执政者的工具，拉丁美洲的法律则用来歧视广大的人民。相对于我们称为广纳式的特质，这类制度我们称为榨取式的经济制度——因为这类制度的设计是为了向社会的一部分人榨取收入和财富，以使另一部分人获利，所以称为榨取。（3）富裕的引擎 广纳式的经济制度创造广纳式的市场，不但给人自由以从事最适于个人才能的职业，也提供平等的环境让人有机会这么做。有好点子的人可以开创事业，工作者则倾向从事自己较有生产力的活动，缺乏效率的公司可能被更有效率的公司取代。对照人们在广纳式市场中选择职业的方式，殖民时代米塔制度下的秘鲁和玻利维亚有许多人被迫在银矿和水银矿场工作，不管他们有什么才能或有没有意愿。广纳式的市场不只是自由市场，十七世纪的巴巴多斯也有市场，但因为财产权并未遍及所有人，而只限于少数农场主，所以它的市场并不是广纳的；奴隶市场实际上是巴巴多斯经济制度的一部分这套制度有系统地胁迫大部分人口，剥夺他们选择职业和发挥才能的能力。 广纳式的经济制度也为另外两种富裕的引擎铺路：科技和教育。持续的经济成长几乎总是伴随着科技进步，使得人（劳动力）、土地和既有的资本（建筑物、既有的机器等等）变得更有生产力。想想约一百年前我们的曾曾祖父辈，他们没有今日我们视为理所当然的飞机、汽车或各种药物与医疗，当然也没有室内的水管、空调、购物中心、收音机或电影，更别提信息科技、机器人或电脑控制的机器。再继续回溯几代，科技知识和生活的水平还更落后，甚至让我们无法想象大部分人是如何捱过艰苦的生活。这些改善来自科学和像爱迪生这类创业家，他们应用科学创造赚钱的事业。创新的过程因为有合宜的经济制度而变为可能，这种经济制度鼓励私有财产、确保合约履行、创造公平的环境，并鼓励把新科技带进生活的新事业跨入市场。因此我们不应惊讶能产生爱迪生的是美国社会，而非墨西哥或秘鲁的社会；能产生像三星和现代这种科技创新公司的是南韩，而非北韩。 与科技息息相关的是劳动人口的教育、技术、能力和知识，包括从学校、家庭和职场中得来的。我们的生产力已比一个世纪前提高很多，不只是因为机器使用更好的科技，同时也因为员工具备更多知识。如果没有懂得如何操作的员工，全世界的科技就无法发挥多少功效。但技术和能力并不局限于操作机器的能力，劳动人口的教育和技术创造出科学知识，奠定了我们进步的基础，并带来科技在商业各领域的改进和应用。虽然我们在第一章读到，工业革命和其后的许多发明家如爱迪生并未接受很高的教育，但那些发明比现代科技简单得多。今日的科技变革需要发明家和工人两方都受到良好的教育。我们从这里也看到创造公平环境的经济制度的重要。美国可以产生或从外国吸引像盖茨、乔布斯、布林、佩吉和贝佐斯这样的人才，以及成千上万在信息科技、核动力、生物科技和其他领域做出重大贡献的科学家，他们的发现更为创业家建立事业提供了基础。社会有充分的人才可供运用，因为美国大多数的青少年只要愿意，就能获得他们想要的就学机会。现在再想象一个不同的社会，例如刚果或海地，那里有大部分人口没有就学渠道，或者即使能够就学，教学的品质也十分低下，老师经常旷职，或者即使老师来到课堂，也可能没有用来教学的书籍。 贫穷国家的教育水平低下，是因为经济制度未能为父母创造教育子女的诱因，也因为政治制度未能促使政府兴建、资助和支援学校，满足父母和儿童的渴望。这些国家为人口教育水平低下和缺少广纳式市场，付出的代价十分高昂。他们无法促发人才幼苗结为果实。他们有许多潜在的盖茨，或者一、两位未受教育的贫穷农民有着爱因斯坦的天才，但被胁迫做他们不想做的工作，或被强征在军队服役，因为他们永远没有机会实现一生的志向。 经济制度运用广纳式市场的潜力、鼓励科技创新、投资人才，以及促发大量个人的才能与技术的能力，对经济成长极为重要。本书的核心主题就是要解释，何以许多经济制度无法达成这个简单的目标。（4）榨取式与广纳式政治制度 所有经济制度都由社会创造，例如，北韩的经济制度是由1940年代接管国家的共产党强加于人民，而拉丁美洲殖民地的经济制度则由西班牙征服者强加于原住民。南韩创造出与北韩大不相同的经济制度，原因是不同的人基于不同的利益和目标，做出如何构建社会的决定。换句话说，南韩有不同的政治。 政治就是社会选择管理社会之规则的过程。政治与经济制度密切相关的原因很简单，虽然广纳式的制度可能对国家的经济繁荣有益，但某些人或群体，例如北韩的共产党菁英或巴巴多斯殖民地的蔗糖农场主，可能从榨取式的制度获得更大利益。当为了制度而发生冲突时，事情会如何发展取决于哪些人或群体在政治比赛中获胜——谁能获得更多的支持、取得额外的资源，以及形成更有效的联盟。简单地说，谁获胜取决于政治权力在社会中的分配。 社会的政治制度是这个比赛的关键决定因素，政治制度是支配政治诱因的规则。政治制度决定政府如何选出，以及政府的哪一部分有权力做什么事。政治制度决定谁在社会中有权力，以及权力可以用来做什么。如果权力的分配很狭窄和局限，那么这种政治制度就属于专制（absolutist）制度，例如历史上世界各地出现的专制君主政权。在专制的政治制度下，例如北韩和拉丁美洲殖民地，能使用权力的人就能设立经济制度来为自己谋利和扩大自己的权力，而由社会付出代价。对照之下，在社会中广泛分配权力、并使权力受到节制的政治制度，就属于多元（pluralistic）制度。在这种制度下，政治权力并非只授予单一个人或狭窄的群体，而是取决于一个涵盖广泛的联盟或多个群体。 政治多元化和广纳式经济制度显然有紧密的关系，但要了解南韩和美国为什么有广纳式经济制度，关键不只在于它们的多元政治制度，而也要了解它们有足够集权和强大的政府。东非国家索马里是一个很好的对照说明。我们将在本书后面看到，索马里的政治权力长期以来就分配很广泛——几近多元政治。但没有实质的权威可以控制或制裁任何人的行为，社会分裂为强烈敌对的宗族，彼此无法互相支配。一个宗族的权力，只能受其他宗族的武力所限制。这种权力分配并未带来广纳式的制度，反而使混乱，而其根源就是索马里的政府缺少任何形式的政治集权或政府集权，因此无法执行最起码的治安以支援经济活动、贸易，甚至保障人民的基本安全。 我们在前面章节介绍过的韦伯提供了最著名、且广被接受的国家定义，指出它是社会中“正当使用暴力的独占权”。没有这种独占权和它需要的集权，政府无法扮演维持治安的角色，更不可能提供公共服务并鼓励和规范经济活动。当政府无法达成任何政治集权时，社会迟早会陷于混乱中，就像索马里。 我们将把足够集中化和多元化的政治制度称为广纳式政治制度。如果这两种条件有任何一种付之阙如，我们会把这套制度称为榨取式政治制度。 经济与政治制度间有强大的相互促进效应。榨取式政治制度集中权力在少数菁英手中，权力的行使很少受到节制。经济制度通常也由这些菁英建立，用以从社会其他人那里榨取资源。榨取式经济制度因此自然伴随着榨取式政治制度。事实上，它们生来就必须依赖榨取式政治制度才能存活。广纳式政治制度广泛地授予权力，通常能消除剥夺多数人资源、建立进入障碍、和压制市场机能以为少数人谋利的经济制度。 例如，在巴巴多斯，建立在剥削奴隶基础上的农场制度，如果没有压制并将奴隶完全排除在政治过程之外的政治制度，就不可能存在。造成数千万人陷于贫穷、只造福少数共产党菁英的北韩经济制度，若非在共产党的绝对政治支配下，势必令人感到匪夷所思。 榨取式经济制度与榨取式政治制度的互相促进关系，把人们带进一个强有力的反馈环：政治制度让控制权力的菁英，得以选择没什么限制或对手的经济制度。它们也让菁英得以建构未来的政治制度，及其演进。榨取式经济制度反过来为同一批菁英谋利，而他们的经济财富和权力将协助巩固他们的政治支配力。例如在巴巴多斯或拉丁美洲，殖民者能利用政治权力实施一套为他们赚进庞大财富而牺牲其余人口利益的经济制度。这些经济制度创造的资源让菁英得以组织军队和防卫武力，以保护他们对政治权力的专制独占。其中的含义当然是榨取式政治与经济制度彼此支持，且往往长期得以延续。 榨取式经济与政治制度间其实不只是彼此效力，当既有的菁英在榨取式政治制度下遭到挑战，且新来者突破压制时，新来者也同样只受到极少束缚。他们因此有诱因维持这种政治制度，并创造类似的经济制度，就像迪亚斯和围绕他的菁英在十九世纪末在墨西哥的做法。 另一方面，广纳式经济制度是在广纳式政治制度奠立的基础上形成的，权力在社会中广泛分配，且权力的独断行使受到节制。这种政治制度也让其他人较难篡夺权力而导致广纳式制度的根基受损害。控制政治权力的人无法轻易利用它来建立榨取式经济制度供其图利。广纳式经济制度反过来创造较平等的资源分配，促进广纳式政治制度长期续存。 弗吉尼亚公司1618年授予土地和自由，给原本他们用严苛合约束缚、想要胁迫剥削的殖民者；第二年的大议会再允许殖民者开始自治，这一切的发生都不是偶然。如果没有政治权力，殖民者就不会信任他们获得的经济权利，因为殖民者长期以来看到弗吉尼亚公司不断尝试胁迫他们。这些经济体也无法保持稳定和长久存活。事实上，榨取式和广纳式制度的混合通常并不稳定。在广纳式政治制度下的榨取式经济制度不太可能长期存在，正如我们讨论的巴巴多斯所呈现的。 类似的，广纳式经济制度将不会支持榨取式政治制度，也不会得到榨取式政治制度的支援。要不是转变成榨取式经济制度，为握有权力的少数人牟利，不然就是它们创造的经济动能将动摇榨取式政治制度，打开广纳式政治制度兴起的大门。广纳式经济制度也倾向会削弱榨取式政治制度下的少数统治菁英所能享受的经济利益，因为这些制度将面对市场的竞争，且将受到社会其他人的合约与财产权的限制。（5）为什么不总是选择富裕 政治与经济制度终究是社会的选择，它们可能是广纳式的，会鼓励经济成长，或者可能是榨取式的，将变成经济成长的阻碍。获得榨取式政治制度支援的榨取式经济制度会阻碍甚至禁止经济成长，这种国家将衰亡。但这意味制度的选择——亦即制度的政治学——是我们探索国家成功和失败原因的核心。我们必须了解，为什么有些社会的政治带来促进经济成长的广纳式制度，而从古至今绝大多数社会的政治却带来阻碍经济成长的榨取式制度。 创造能促进富裕的经济制度应该是每个人都感兴趣的，这似乎是显而易见的道理。难道不是每个公民、每个政治人物、甚至每个剥削人民的独裁者，都希望让自己的国家尽可能富裕吗？ 让我们回到先前讨论过刚果王国。虽然这个王国17世纪灭亡了，1960年从比利时殖民统治独立的现代国家仍以它命名。独立后的刚果在1965年到1997年由蒙博托统治期间，经历几乎未间断的经济衰退和贫穷加深。蒙博托被卡比拉推翻后，衰退仍然持续。蒙博托创造一套高度榨取式的经济制度，人民变得日渐贫穷，但蒙博托和身边的菁英（人称“大蔬菜”的一群人）却变得极其富有。蒙博托在自己的出生地刚果北部的毕多来建立一座宫殿，有一个机场大到足以降落超音速协和号喷气式客机，是他经常向法国航空公司租来到欧洲旅游用的。在欧洲，他购买城堡，并拥有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的大片地产。蒙博托 如果蒙博托建立能增加刚果人财富、而非让他们更贫穷的经济制度，那不是更好吗？如果蒙博托增进全国人的财富，他不是可以有更充裕的经费可以买一架协和号、而非只是租用，还可以买更多城堡和豪宅，甚至拥有更大、更强的军队吗？对世界上许多国家的人民来说很不幸运的是，答案是否定的。创造经济进步诱因的经济制度可能同时造成收入与权力的再分配，导致喜好掠夺的独裁者和其他拥有政治权力的人受到威胁。 根本的问题是，经济制度必然引发争议和冲突，不同的制度会在国家的富裕程度、财富的分配，以及谁拥有权力上造成不同的结果。制度促进的经济成长会同时制造出赢家和输家，这在奠定今日世界富裕国家繁荣基础的英国工业革命期间已明显呈现。工业革命的核心是蒸汽动力、运输和纺织生产上一连串突破性的科技变革。虽然机械化带来总收入的突飞猛进，最后变成现代工业社会的基石，但当时曾遭到许多人激烈反对。那不是因为无知和短视，刚好相反，反对经济成长本身有一套很不辛地前后一致的逻辑。经济成长和科技改变伴随着伟大的经济学家熊彼得所称的创造性破坏，它们以新事物取代旧事物，新产业从旧产业吸走资源，新公司抢走旧公司的生意，新科技让老旧的技术和机器变得过时。经济成长的过程和它立基其上的广纳式制度，在政治竞技场和在经济市场都创造出输家和赢家。对创造性破坏的恐惧往往是反对广纳式经济与政治制度的根源。 欧洲历史为创造性破坏的影响提供了一个鲜活的例证。在18世纪工业革命之前，大多数欧洲国家的由贵族和传统菁英控制，他们的主要收入来源是拥有土地，或因为君主赐与的独占权与设置的进入障碍而享有的交易特权。如同创造性破坏的概念所描述的，工业、工厂与城镇的扩散把资源从土地吸走，降低了地租，并提高地主必须支付给佃农的工资。这些菁英也眼看新企业家和商人崛起，侵蚀他们的交易特权。整体来说，他们是工业化中很明显的经济输家。都市化和具有社会意识的中产与劳工阶级兴起，也挑战地主贵族的政治独占权。因此随着工业革命扩散，贵族不只是经济输家，他们也有变成政治输家的风险，拥有的政治权力可能随之丧失。在经济和政治权力受到威胁的情况下，这些菁英往往形成一股反对工业化的强大力量。 贵族不是工业化唯一的输家，手工技术被机器取代的工匠也反对工业普及。许多工匠组织起来反对工业化，暴动并破坏他们认为应该为抢走他们生计负责的机器。他们是卢德派人士，这个词今日已变成抗拒科技变革的同义词。1733年英国发明家凯伊发明飞梭，是纺织机械化第一次重大进步之一，他的房子在1753年被卢德派人士纵火烧毁。珍妮纺纱机是另一项改善纺织的革命性发明，它的发明者哈格里夫斯也遭到类似的待遇。 在现实中，工匠反对工业化的成效远低于地主和菁英。卢德派人士没有地主贵族拥有的政治权力——能影响政治结果、对抗其他群体愿望的能力。在英国，工业化大步迈进，无视于卢德派人士的反对，因为贵族虽然反对，声浪却很小。在奥匈帝国和俄罗斯帝国，专制君主与贵族的损失远为惨重，工业化因而遭到阻挡。其结果是，奥匈和俄罗斯的经济陷于停滞，落后于其他从19世纪开始经济成长起飞的欧洲国家。 从特定群体的成功或失败可以得到一个清楚的教训：有权力的群体通常反对经济进步和开往富裕的火车头。经济成长不只是更多更好的机器、以及更多受更好教育的人的过程，也是与创造性破坏普及有关的转型和动荡的过程。因此只有在预期会丧失经济特权的经济输家、和担心政治权力遭到侵蚀的政治输家没有阻挡成功的情况下，经济才会向前迈进。 争夺稀有资源、收益和权力的冲突，转变成对游戏规则、经济制度（这会决定经济活动，以及谁可以从中获利）的冲突。当冲突产生时，各方的愿望无法同时满足，有些人将被打败和受挫，另一些人将成功获得他们想要的收益。这种冲突的赢家是谁，对国家的经济发展轨道有根本的影响；如果反对成长的群体是赢家，他们就能成功阻挡经济成长，经济将陷于停滞。 为什么有权力的人不见得愿意建立促进经济成长的经济制度，其中的逻辑很容易适用于政治制度的选择。在专制政权中，有些菁英可以利用权力建立他们偏好的经济制度。他们会有兴趣改变政治制度，让它们变得更多元化吗？通常不愿意，因为这只会稀释他们的政治权力，让他们更难以、甚至不可能建造能增进自己利益的经济制度。我们在这里又看到明显的冲突来源。榨取式经济制度的受害者无法期待专制统治者自愿改变政治制度，并重新分配社会中的政治权力。改变这类政治制度的唯一方法是，迫使菁英建立更多元化的制度。 与政治制度没有理由自动变为多元化的道理一样，也没有往政治集权发展的自然倾向。任何社会确实都有创造更集权化政府体制的诱因，尤其是从未有过这种集权化的国家。例如，在索马里如果一个宗族建立起能在全国执行法令的中央集权政府，就可能带来经济利益，并使这个宗族更富裕。什么东西阻止了这种情况发生？政治集权化的主要阻碍是某种形式的害怕改变：任何宗族、群体或政治人物若尝试集中国家的权力，也会把权力集中在他们手中，而这可能触怒其他宗族、群体和个人，因为他们不想在这个过程中变成政治输家。缺乏政治集权不只意味在大部分领土缺乏治安，也代表有许多参与者有足够的权力阻止或破坏事情，而担心这些人的反对和暴力行动往往会让潜在的集权者裹足不前。政治集权只有在一个群体的权力比其他群体大到能建立政府时才会发生。在索马里，权力保持相对平衡，没有一个宗族能强加意志在其他宗族头上，因此缺乏政治集权的状况持续着。（6）刚果长期的痛 没有比刚果更好、更令人沮丧的例子可以用来说明，为什么在榨取式制度下经济富裕如此罕见，也没有比刚果更适宜的例子可以解释榨取式经济与政治制度如何携手运作。15和16世纪来到刚果的葡萄牙人和荷兰人，描述那里“悲惨的贫穷”：技术水平以欧洲的标准来看还在初级阶段，刚果人没有文字、轮子和耕犁。刚果的贫穷以及当地农民不愿采用学到的更好技术，可以从现存的历史记录找到解释：是由于该国经济制度的榨取性质。 我们已讨论过，刚果王国是由位于姆班扎（后改名圣萨尔瓦多）的国王所统治，而远离首都的地区则由菁英所统治，他们扮演王国不同地区的总督角色。这些菁英的财富来自环绕姆班扎（圣萨尔瓦多）的奴隶市场，以及向王国其他地区课税。奴隶是经济的核心，菁英利用奴隶来耕种农场土地，海岸地区的欧洲人也使用奴隶。课税由统治者任意决定，甚至有一项税是每次国王的贝雷帽掉下来就向人民课征。如果想变富裕，刚果人必须储蓄和投资，例如购买犁。但这么做很划不来，因为他们采用更好的技术增加的生产都会被国王和他的菁英征收。因此刚果人不投资增加生产，也不在市场出售他们的产品，而是把村庄搬到远离市场的地方；他们尝试尽可能远离道路，以减少遭受劫掠的次数，和逃离奴隶贩子可及的范围。 刚果的贫穷因此是榨取式经济制度阻挡了所有富裕火车头、甚至让它们反方向开的结果。刚果政府提供给人民的公共服务很少，连基本服务如安全的财产权或治安也付诸厥如，反而政府本身人民财产与人权的最大威胁。奴隶制度意味所有市场中最基本的劳动市场不存在，而可以让人们选择职业或工作的广纳式劳动市场，对富裕社会却极其重要。此外，国王控制长途的贸易和商业活动，只对与他有关系的人开放。虽然葡萄牙人引进文字后菁英阶级很快便能识字书写，但国王并未尝试让识字普及到广大的人口。 尽管如此，虽然“悲惨的贫穷”十分普遍，刚果的榨取式制度却有自己的完美逻辑：这套制度让少数握有政治权力的人极度富有。在16世纪，刚果国王和贵族有能力进口欧洲奢侈品，过着仆役和奴隶围绕四周的生活。 刚果社会的经济制度源自社会里政治权力的分配，因此追根究底是源自政治制度的特性。除了叛乱以外，没有人可以阻止国王拿走人民的财物和身体。虽然叛乱的威胁真的存在，但那不足以保障人们的财产安全。刚果的政治制度极为专制，国王和菁英几乎不受任何节制，而人民对社会的组织方式完全没有置喙的余地。 当然，我们不难看出刚果的政治制度，与权力受节制且广泛分配的广纳式政治制度呈现鲜明对比。刚果的专制制度靠军队来维系，在17世纪中叶，国王有一支五千人的常备军，其核心是五百名配备毛瑟枪的士兵，这在当时是一支可畏的武力。为什么国王和贵族急于采用欧洲的火器也很容易理解了。 这套经济制度下不可能有持续的经济成长，即使是创造短期成长的诱因也很有限。改革经济制度以提升个人财产权可以让整体刚果社会变得富裕，但菁英不太可能从普遍的富裕获益。第一，这种改革将因为减少奴隶贸易和奴隶农场带给菁英的获利，而让他们变成经济输家。第二，这种改革只有在国王和菁英的政治权力受到节制下才可能发生。举例来说，如果国王继续指挥他的五百名毛瑟枪兵，谁会相信废除奴隶制度的宣告？如何才能确保国王以后不会改变主意？唯一真正的保证是改变政治制度，人民取得一些制衡的政治权力，使他们对课税或毛瑟枪兵该做什么拥有发言权。但在这种情况下，维系国王和菁英的消费与生活方式会不会被人民列为优先要务就大有疑问了。因此能为社会创造更佳经济制度的改变，势必让国王和贵族同时变成政治输家和经济输家。 五百年前经济与政治制度的交互影响，对了解今日现代刚果依旧陷于悲惨的贫穷仍然很有帮助。欧洲统治开始在这个地区出现，以及19世纪末在“瓜分非洲”时期欧洲势力更深入刚果河盆地，导致人身与财产权的安全更加饱受威胁，超过刚果被殖民前的时期。此外，新统治者复制了榨取式制度与专制政治模式，由少数人掌握权力与财富，牺牲广大人民，只不过现在的统治者变成了比利时殖民者，其中最著名的是利奥波德国王。 刚果在1960年独立时，同意模式的经济制度、诱因和表现又一次自我复制。刚果的这些榨取式经济制度再度获得榨取式政治制度的支持。情况还更加恶化，因为欧洲殖民主义制造出的这个国家组织（刚果）是由前殖民时期的许多不同国家和社会所组成，而新成立的国家政府（从金沙萨统治）却难以掌管这些地区。虽然蒙博托总统利用政府来为自己和亲信牟利——例如在1973年通过国有化计划大规模征收外国人的经济资产——但他掌管的是一个没有政治集权的政府，对刚果大部分地区没有实质管辖权，且在1960年代必须请求外国协助来阻止卡谭加省和卡赛省的分离。缺少政治集权几乎达到政府全面崩溃的程度，这是刚果与许多下撒哈拉非洲国家共同的特性。 现在的刚果民主共和国依然贫穷，因为其经济制度仍然缺少能使社会富裕的基本诱因。不是地理、文化、人民和政治人物的无知导致刚果贫穷，而是榨取式经济制度。榨取式经济制度经过这么多世纪仍然存在，因为政治权力依旧集中在少数菁英手里，而没有诱因促使他们努力确保人民拥有安全的财产权、提供可以改善生活品质的基本公共服务，或鼓励经济进步。菁英也未利用手上的权力来建立政治集权的政府，因为这么做将和促进经济成长一样，招致反对和政治挑战的问题。此外，和大部分下撒哈拉非洲国家相同，敌对群体为了掌控榨取式制度而产生的内斗，摧毁了原本可能存在的任何政治集权倾向。 刚果王国和较近期的刚果历史，生动地展现政治制度如何决定政治制度，而且通过经济制度，也决定了经济诱因和经济成长的可能性。它也显示专制政治与牺牲多数人利益、赋予少数人权力及财富的经济制度之间的共生关系。（7）榨取式政治制度下的成长 今日刚果缺乏法治和财产权高度不安全是一个极端的例子，不过，这种极端状况大部分时候不符合菁英的利益，因为那会摧毁所有经济诱因，只产出很少的资源可供榨取。本书的核心论题是，经济成长和富裕与广纳式经济和政治制度有关联，而榨取式制度通常导致迟滞和贫穷。但这并不意味榨取式制度完全无法制造成长，也不代表所有榨取式制度都是相同的。 榨取式政治制度中的成长可能以两种不同但互补的方式发生。第一，即使经济制度是榨取式的，菁英能直接分配资源给他们控制的高生产力活动时，成长仍可能发生。这类榨取式制度下成长的著名例子之一，是16世纪到18世纪间的加勒比群岛。大多数人是奴隶，在条件很可怕的农场工作，过着仅能维持生存的生活。许多人因为营养不良和过劳而死亡。在17世纪和18世纪的巴巴多斯、古巴、海底和牙买加，少数的农场主菁英控制所有政治权力，拥有所有资产，包括所有奴隶。大多数人都没有权利，而农场主菁英的财产和资产则受到严密的保护。尽管榨取式经济制度残暴地剥削绝大部分人口，但这些群岛却是世界最富裕的地方之一，因为它们生产糖并销售到世界市场。一直到必须转型为新的经济活动，并因而威胁到农场主菁英的收益和政治权力时，这些群岛才出现迟滞的情况。 另一个例子是，苏联从1928年第一个五年计划到1970年代的经济成长和工业化。当时苏联的政治与经济制度具有高度榨取性，市场受到层层限制。尽管如此，苏联仍能达成快速经济成长，因为它利用政府的力量把资源从（资源利用效率极低的）农业转移到工业。 第二种榨取式政治制度下的成长，出现在政治制度允许某种程度的广纳式经济制度发展的情况。许多具有榨取式政治制度的社会会避开广纳式经济制度，因为担心创造性破坏的影响，但各个社会的菁英独占权力的程度都不相同，某些社会的菁英可能有相当安全的地位，使他们得以允许一些朝向广纳式经济制度靠近的做法，因为他们相当确信如此不会危及其政治权力。或者，历史的形势正好为一个榨取式政治政权带来一个相当广纳式的经济制度，而他们决定不加以阻挡。这提供了第二种在榨取式政治制度下可以发生成长的方式。 南韩在朴正熙将军统治下的快速工业化就是一个例子。朴正熙在1961年的军事政变中取得政权，但当时的社会获得美国充分支援，且经济制度基本上是广纳式的。虽然朴正熙的政权是威权制度，但它感到安全到可以促进经济成长，而且实际上十分积极推动成长——也许部分原因是该政权并非直接受到榨取式经济制度的支援。与苏联和大多数榨取制度下的成长例子不同，南韩在1980年代从榨取式政治制度转型为广纳式政治制度。这个成功的转型是许多因素汇聚的结果。 到1970年代，南韩的经济制度已变得相当有广纳性，足以削弱维持榨取式政治制度的一项理由——经济菁英从自己或军方对政治的掌控当中得不到多少利益。南韩的收入相对平等也意味，菁英较不必担心政治多元化和民主。美国的关键性影响，尤其是在北韩的威胁下，也代表挑战军方独裁的强大民主运动无法被长期压制。虽然朴正熙在1979年遭暗杀后，另一个由全斗焕领导的军事政变紧接着发生，但全斗焕挑选的接班人卢泰愚进行一连串政治改革，带来1992年后全面的多元化民主政治。当然，苏联并未发生这类转型，因此苏联的成长渐渐失去动力，经济在1980年代开始崩溃，到了1990年代更进一步完全瓦解。 中国今日的经济成长与苏联和南韩的经验都有一些共同点。中国成长的早期阶段是由农业部门的激进生产改革带头，工业部门的改革则较为缓和。即使到今日，政府和共产党在决定哪些部门和哪些公司可获得额外资本与可以扩张，仍然扮演核心角色，并在这个过程中，决定产业和公司的成功与失败。和全盛时期的苏联一样，中国正快速成长，但这仍然是榨取式制度和政府控制下的成长，尚未出现朝向广纳式政治制度转轨的迹象。中国的经济制度距离充分广纳仍然相当遥远，这也意味南韩式的转型比较不会在中国发生，但也非完全不可能。 值得注意的是，政治集权是在榨取式政治制度下能否发生成长的关键。如果没有某种程度的政治集权，巴巴多斯、古巴、海地和牙买加的农场主菁英将无法维持治安，保护他们自己的资产和财产。如果没有相当的政治集权和紧紧掌控政治权力，南韩的军事菁英和中国共产党不会感觉足够安全到愿意推动经济改革、同时仍能够紧握住权力。如果没有政治集权，苏联或中国将无法调节经济活动，把资源转移到高生产力的领域。因此不同的榨取式政治制度间有一条重大的分界线，即政治集权的程度。如果没有政治集权，例如像下撒哈拉非洲国家那样，连有限的成长都很难达成。 即使榨取式制度可以创造一些成长，它们往往无法创造持续稳定的经济成长，而且一定不是伴随创造性破坏而来的那种成长。当政治与经济制度都属榨取式，不会产生可以带来创造性破坏和科技变革的诱因。政府可能短期间借命令分配资源和人员而创造快速的经济成长，但这个过程本质上就是有限的。当达到极限时，成长将停止，就像1970年代苏联的情况。即使在苏联达成快速经济成长时，经济的各层面也很少发生科技变革，虽然借着投资大量资源在军方，他们得以发展出军事科技，甚至有一段时间在太空和核武竞赛中领先美国。然而这种缺乏创造性破坏、没有广泛科技创新的成长无法长期持续，终究会走到尽头。 此外，在榨取式政治制度下支持经济成长的措施本质上就是脆弱的——它们可能崩溃，或者很容易被榨取式制度本身产生的内斗所摧毁。事实上，榨取式政治与经济制度一般会产生内斗的倾向，因为它们导致财富和权力集中在少数菁英手中。如果另一个群体可以压倒或胜过这群菁英而接管政府，他们讲成为享受这些财富和权力的人。因此，正如我们后面会讨论到的罗马帝国和玛雅城市的崩溃所显示，政府掌控权的争夺无时无刻不在台面下进行，而且会定期加剧并导致政权的毁灭，它可能转变成内战，有时候甚至造成政府完全崩溃。这种情况的影响之一是，即使一个榨取式制度下的社会初期达成若干程度的政府集权，也无法持久。事实上，为了掌控榨取式制度的内斗往往导致内战和大范围的法治荡然无存的状态，使得初期缺乏政府集权变成常态，就像许多下撒哈拉非洲国家和拉丁美洲与南亚的部分国家一样。 最后，当榨取式政治制度下的经济制度具备广纳的特性、而且发生成长时（就像南韩的情况），永远会有经济制度转变得更具榨取性，并使成长停止的危险。政治权力的控制者最后将发现，利用他们的权力限制竞争、扩大他们享有的大饼，甚至窃取和掠夺他人利益，对他们自身的获利会比支持经济进步更有利。分配和行使权力的能力最后会摧毁经济富裕的基础，除非政治制度也从榨取式的变成广纳式的。4、 小差异和关键时期：历史的重量（1）瘟疫创造的世界 1346年，俗称黑死病的腺鼠疫抵达顿河流入黑海的河口的城市塔纳（Tana）。这场以老鼠身上的跳蚤为媒介的瘟疫源自中国，经由当时横越亚洲商业动脉丝绸之路的商旅传播。拜热那亚商人所赐，那些老鼠很快把跳蚤和瘟疫从塔纳散播到整个地中海地区。到1347年，瘟疫已传至法国、北非，并从意大利南部曼衍到北部。这场瘟疫杀死所经地区的约一半人口，它抵达意大利城市佛罗伦萨的情况有意大利作家薄伽丘亲眼目睹。他日后回忆说： “在它肆虐的时候，穷尽人之智慧和才能都无法阻挡它……瘟疫以恐怖而极端的方式展开，让它悲惨的影响展露无遗。它未以在东方的形式表现，在那里任何人要是鼻子流血就是必死的前兆。相反的，它最早的症状是在腹股沟或腋下出现肿块，有时候呈蛋状，有时候大小犹如常见的苹果……后期的症状会改变，许多人手臂、大腿和身体其他部分开始出现黑色大斑点和淤血……针对这些病症，所有医生的建议和所有医药的效力都毫无用处……在大部分的例子里，从出现我们描述的症状到死亡约在三天内。” 英格兰人知道瘟疫正往他们的方向传播，而且很清楚即将降临的厄运。1348年8月中旬，爱德华三世国王要求坎特伯雷大主教安排许多祈祷仪式，有许多主教写信要求教士在教堂选读祈祷词，以协助人们因应即将面对的遭遇。贝斯主教西鲁斯贝里写信给他的教士： “全能的上帝从祂的宝座以雷和闪电和其他重击，蹂躏祂想救赎的子民。因此自从可怕的瘟疫从东方散播到临近的王国，我们便极度担心除非我们虔诚地不停祈祷，类似的瘟疫也将伸展它的毒手到这个地方，并且击倒和吞噬这里的居民。因此我们所有人必须来到主的面前忏悔，唱诵圣诗。” 这个方法不管用，瘟疫入侵并且很快扫掉约一半的英格兰人口。这种大灾难可能对社会制度产生重大影响。不难想见的是，有许多人陷于疯狂。薄伽丘写道：“有人坚称阻止这种骇人的恶疾最可靠的办法是大量喝酒，尽可能享受人生，大声唱歌作乐，一有机会就满足人的渴望，并把一切事情视为大笑话般不放在心上……而这解释了为什么那些复原的女性可能在随后的期间较不贞洁。”然而瘟疫也对中古欧洲社会造成社会层面、经济层面和政治层面的冲击和转变。 进入14世纪时，欧洲维持着一种封建秩序，这是罗马帝国崩溃后从西欧兴起的社会组织。它以国王与他辖下的领主间的等级次序关系为基础，底层是农民。国王拥有土地，并赏赐给领主，以交换后者的军事服务。领主然后把土地分配给农民，以交换农民履行繁重的义务劳动，并必须缴纳许多罚款和税金。农民因为他们“奴仆”的地位而被称作农奴，他们与土地绑在一起，未得领主允许不得迁居到它处；而领主不只是地主，也是法官、陪审团和警察。这是高度榨取式制度，财富从众多农民往上流向少数领主。 瘟疫造成劳动力大规模短缺，摇撼了封建秩序的基础，并鼓励农民要求改变。例如，在恩斯罕修道院，农民要求降低许多罚款和义务劳役。他们得偿所愿，在他们的新合约开始就声明：“发生于1349年的死亡或瘟疫期间，庄园仅剩两名佃农，他们表达想离去的意愿，除非庄园住持兼领主尤普顿的尼可拉斯修士与他们签订新协议。”他签了新协议。 恩斯罕发生的事也在每个地方发生，农民开始从强制劳动服务和许多对领主的义务中自我解放。工资水平开始上扬，政府尝试阻止这个趋势，并在1351年通过劳动法。上面开宗明义说： “鉴于大部分人，尤其是工人和仆役已死于该瘟疫，部分人看到主人的困境和仆人的缺乏都不愿意提供劳务，除非他们获得额外的工资……我们认为此等可能源自特别是农夫和这类劳工短缺的严重不方便……必须加以规范：英格兰王国的所有男人和女人……应为他们原本应提供劳务者工作，且应只接受他们提供之劳务原本应接受的薪资、奖赏与酬劳，其标准以英格兰王统治的第二十年（爱德华三世国王于1327年1月25日加冕，因此这里指1347年）或之后五、六年习于接受的薪资为准。” 这项法令实际上尝试把薪资固定在黑死病发生前的水平。英格兰菁英特别担心的是领主尝试以“诱因”从别的领主那里吸引稀少的农民。解决办法是以监禁来惩罚未经雇主同意就擅离工作岗位的行为： “如果收割人或刈草人或其他为他人担任劳务的工人与仆役，在约定的期限结束前离弃其劳务，且未经允许或具合理之原因，他应受监禁之惩罚，以杜绝支付或允许支付给任何人超过前述习惯之薪资、奖赏与报酬。” 英格兰政府尝试阻止黑死病引发的制度与薪资改变并未奏效。1381年爆发农民起义，反叛者在泰勒（Wat Tyler）的领导下甚至一度占据伦敦大部分地区。虽然他们最后被打败，泰勒遭到处死，但此后便未再尝试实施劳工法。封建劳动服务逐渐式微，广纳式劳动市场开始在英格兰兴起，工资水平随之上扬。瓦特·泰勒起义 这场瘟疫似乎席卷了世界大部分地方，所到之处都有类似比例的人口死亡，因此对东欧人口造成的冲击也和英国与西欧一样。其间运作的社会力量和经济力量大同小异，劳工一样短缺，人们开始要求更大的自由。但在东欧，一个更强大的相反趋势兴起，较少的人口意味较高的工资和广纳式劳动市场，但这给领主更大的诱因想让劳动市场维持榨取性，让农民维持农奴地位。在英格兰，这个动机也在运作，反映在劳工法的制订，但劳工有足够的力量可以挣脱压制。东欧的情况却不同，在瘟疫过后，东欧的地主开始接管大片土地并扩张原本就比西欧大的放租地。城镇变得衰弱，城镇的人口也减少，劳工非但没有变得更自由，反而看到原本拥有的自由遭侵犯。 这种效应在1500年后变得尤其明显，当时西欧对东欧生产的农产品如小麦、黑麦和牲口的需求正开始增加。阿姆斯特丹进口的黑麦有80%来自易北河、维斯图拉河和奥德河的河谷。很快地，荷兰欣欣向荣的贸易有一半来自东欧。随着西方需求扩张，东欧地主也加紧对劳动力的控制以增加供应。后来这被称为第二次农奴制（Second Serfdom），与中世纪早期原本的农奴制截然不同，且远为严厉。领主对耕种土地的佃农提高课税，并拿走半数的总产品。在波兰科尔琴，所有为领主做的事在1533年都可领取工资，但到1600年，将近一半的工作变成不支付工资的强制劳动。现今德国东部的梅克伦堡在1500年时，劳工一年只要提供少数几天不领取薪水的劳动服务；到1550年变成一周一天，而到1600年已变成一周三天。个人的子女必须免费为领主工作数年。在匈牙利，地主于1514年完全掌控土地，并立法规定每名劳工一周提供一天不领取薪水的劳动服务。1550年，这个规定提高到每周两天；到世纪结束时则是三天。这个时候，受制于这些规定的农奴占农村人口的90%。俄国农奴制 虽然西欧和东欧的政治与经济制度在1346年没有多大差异，但到1600年已是截然不同的两个世界。在西欧，劳工已不受封建税金、罚款和规范的束缚，逐渐变成勃兴的市场经济中一个重要的部分。在东欧，他们也参与在这个经济体当中，但扮演的是受胁迫的农奴，种植西欧需求的粮食和其他农产品。这是一个市场经济，但不是广纳式市场。这种制度上的不同是某种刚开始似乎不明显的差异造成的结果：在东欧，各领主间稍微比较有组织，他们的权力也稍微多了一点，手上的土地更统合。而城镇比较弱也比较小，农民则较无组织。但东西欧的这些小差异对其人口的生活的影响却很深远，对日后封建秩序受黑死病冲击时的制度发展极具重要性。 黑死病是“关键时期”的鲜活例子，亦即一个重大事件或众多因素汇聚、破坏了社会既有的经济与政治平衡的时期。关键时期是一把双刃剑，可能造成国家轨道的大幅转向。从一方面看，它可以打破榨取式制度的循环、促使更多广纳式制度兴起，就像英格兰。或者它可能强化榨取式制度，正如东欧的第二次农奴制。 了解历史与关键时期如何塑造经济与政治制度的方向，能让我们对贫穷与富裕差异的起源有一套更完整的理论。此外，它让我们得以解释今日的情况，以及为什么部分国家转型到广纳式经济和政治制度，而其他国家却未走上这条发展道路。（2）广纳式制度的形成 英格兰在17世纪经济成长突飞猛进令各国刮目相看。在重大的经济变动之前，先有一场政治革命带来了截然不同的经济与政治制度，比之前任何一个社会的制度都具有更大的广纳性。这些制度的深刻影响不只是带来经济诱因和促进繁荣富裕，同时也攸关由谁获得富裕的利益。这种发展并非以共识为基础，而是激烈冲突的结果：不同的群体竞争权力，挑战他人的权威，并尝试建立对自己有利的制度。16世纪和17世纪制度斗争的最高潮是两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1642年到1651年的英格兰内战，以及尤其重要的是1688年的光荣革命（Glorious Revolution）。 光荣革命限制国王和行政长官的权力，并把决定经济制度的权力交给国会。另一方面，它对更广泛的社会部门开放政治，让更多人对政府运作的方式有更大的影响力。光荣革命是创造多元化社会的基础，它本身则以一个政治集权的过程为基础，并加速这个过程。它创造出全世界第一套广纳式政治制度。 其结果是，经济制度也开始变得更具有广纳性。封建中古时代的奴隶和严苛的经济束缚如农奴制，已不存在于17世纪初的英格兰。尽管如此，人们能从事的经济活动仍然受到许多限制，国内和国际经济都受到各种独占权的扼制，政府仍可恣意征税并操纵法律体系。大部分土地仍受到古老的财产权形态的束缚，几乎不可能出售，或有极高的投资风险。 光荣革命让这些情况为之改观。政府采取一套为投资、贸易和创新提供诱因的经济制度，坚定地执行财产权，包括赋予创意以专利权体现的财产权，因此大力刺激了创新。政府也保障治安。英格兰法律开始史无前例地适用于所有公民。任意独断的征税减少了，独占权也几乎全部取消。英格兰政府积极促进商业活动，并致力促进国内工业，不只去除工业活动扩张的障碍，也动用海军的全部军力以保护商业利益。借由财产权的合理化，英格兰得以推动基础建设，特别是道路、运河和后来的铁路，这些将证明对工业成长极其重要。 这些基石彻底改变了给人的诱因，进而推动了富裕的引擎，为工业革命奠定基础。第一也是最重要的，工业革命凭借的是利用过去几个世纪欧洲积累的知识基础而获得的重大科技进展。它是跟过去的彻底断裂，由于科学研究和少数独特个人的才能而实现。这场革命的强大力量来自于为科技的开发与应用创造出获利机会的市场，因为市场的广纳式性质容许人们把才能投入到合适的商业类别。它也仰赖教育和技术，因为通过较高水平的教育（至少以当时的标准看），有远见在事业上采用新科技、并雇用有技术的工人来运用新科技的创业家才得以崛起。 工业革命起源于光荣革命后数十年的英格兰绝非巧合，伟大的发明家如瓦特（James watt，改良蒸汽引擎）、特里维西克（Richard Trevithick，建造第一辆蒸汽火车头）、阿克莱特（Richard Arkwright，发明纺织机）和布鲁内尔（Isambard Kingdom Brunel，发明数种革命性蒸汽船），得以利用他们的创意带来的经济机会，并且他们对自己的财产权得到尊重一事很有信心，并且有渠道通达市场，让他们的发明能够出售获利并得到使用。1775年，当瓦特重新申请的蒸汽机（他自己取名为“火机”[Fire Engine]）专利获准后，他写信给父亲： “亲爱的父亲， 经过一连串来自各方的反对，我终于获得一项国会法案授予新火机的财产权给我和我的让渡者，范围及于整个大不列颠及其殖民地未来二十五年期间，我希望这将带给我很大的利益，因为目前已经有可观的需求。” 这封信透露两件事，第一，瓦特受到他预期的市场机会的激励，即大不列颠及其海外殖民地的“可观需求”。第二，他能够影响国会而获得他想得到的东西，因为国会支持个人和发明家的请求。詹姆士·瓦特卫星照片 科技进步、事业扩张和投资的动力，以及技术和才能的有效利用，全都因为英格兰发展出广纳式经济制度而变为可能。这些经济制度则建基于英格兰广纳式政治制度。 英格兰发展出这些广纳式政治制度是由于两个因素。第一是政治制度（包括政治集权）让英格兰能够采取下一个激进的——事实上是史无前例的——步骤，迈向光荣革命的肇始的广纳式制度。这个因素虽然让英格兰有别于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却在未让它和法国与西班牙等西欧国家有太大差异。更重要的是第二个因素。光荣革命之前的许多事件造就出一个广泛而强大的联盟，足以对君主及其官员的权力设置持久的束缚，使他们被迫接受这个联盟的要求。这奠定了多元政治制度的基础，进而促成支撑第一次工业革命的经济制度的发展。（3）影响深远的小差异 世界不平等随着英国的（或者说是英格兰的）工业革命而大幅度升高，因为世界上只有部分国家采用阿克莱特和瓦特及许多后继者发明的创新与科技。这波科技进步攸关不同国家是深陷贫困或达成持续的经济成长，但各国的反应大体上取决于它们制度的不同历史发展。到了18世纪中叶，世界各国在政治和经济制度上已出现显著的差异，但这些差异从何而来？ 比起法国和西班牙，英格兰的政治制度在1688年正朝向更多元化发展，但如果我们把时间往前推一百年到1588年，这种差异几乎缩小到零。三个国家都有相当专制的君主统治：英格兰的伊丽莎白一世、西班牙的菲利普二世，和法国的亨利三世。他们都与公民组成的议会争斗，例如英格兰的国会，西班牙的科尔蒂斯和法国的三级会议，这些议会都要求更多的权利以及对王室政府更大的掌控。这些议会拥有的权力和规制略有不同，例如，英格兰国会和西班牙科尔蒂斯掌握征税的权力，三级会议则没有。这在西班牙影响不大，因为1492年以后的西班牙王室掌控广大的美洲帝国，并从那里找到的黄金和白银获得厚利。英格兰的情况大不相同，伊丽莎白一世在财政上远为不独立，她必须央求国会征更多的税。国会则以要求让步做为交换，尤其是限制伊丽莎白授予独占权的权力。这是一场国会逐渐获胜的冲突。在西班牙，科尔蒂斯却打输类似的冲突：贸易不只是被垄断，而且是由西班牙王室垄断。 这些差别刚开始看起来很小，但到17世纪开始变得非同小可。虽然美洲已在1492年被发现，达伽马也在1498年绕过非洲南端的好望角抵达印度，但世界贸易一直到1600年之后才开始大幅扩张，尤其是在大西洋上。1585年，英格兰在北美洲第一个殖民地在今日北卡罗来纳州罗亚诺克建立，1600年英格兰东印度公司成立，1602年荷兰也建立东印度公司。1607年，弗吉尼亚公司建立詹姆斯镇。到1620年代，加勒比海地区已被殖民，巴巴多斯群岛在1627年被占领。法国也在大西洋扩张，1608年建立魁北克市，做为新法国（今日加拿大）的首都。这次经济扩张对制度造成的影响，在英格兰大大不同于西班牙和法国，原因是初期的小差异。 伊丽莎白一世和她的继任者无法独占与美洲的贸易，其他欧洲王室却可以。因此大西洋的贸易和殖民在英格兰开始创造一大群与王室没什么关系的富商，而西班牙和法国却未发生这种情况。英格兰贸易商厌恶王室控制，并要求改变政治制度和限制王室的特权。他们在英格兰内战和光荣革命中扮演关键角色。类似的冲突也在每个地方发生，例如法国国王在1648年到1652年面对投石党叛乱（Fronde Rebellion）。不同的是，在英格兰，专制统治的反对者似乎远为壮大，因为他们比西班牙和法国的反对者较富裕，人数也较多。 英格兰、法国和西班牙社会在17世纪走上分歧的道路，说明了关键时期与微小制度差异之间的相互作用十分重要。在关键时期，一个重大事件或许多因素的汇聚破坏了国家内部的政治或经济力量的平衡。这可能只影响单一国家，例如中国领导人毛泽东于1976年的去世，刚开始只为中国制造了一个关键时期。不过，关键时期通常影响一连串的社会，举例来说，就像殖民和后来的去殖民全世界的影响。 这种关键时期很重要，因为渐进式改善会碰到强大的障碍，障碍来自榨取式政治与经济制度的合力运作及两者的相互支援。这种反馈环会制造恶性循环，从现况得利的人既富裕又有组织，他们可以有效对抗会抢走他们经济特权和政治权力的重大变革。 一旦关键时期出现，那些重要的小差异便是引发极为不同反应的初始制度分歧。这就是为什么英格兰、法国和西班牙间相当小的制度差异，会引导各国走上从根本上分歧的发展道路。这些道路的源头是，大西洋贸易带给欧洲人的经济机会所创造的关键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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