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发展史-2

据记载，东汉雒阳城有24条大街，长衢夹巷，四通八达。大街最长达3000米，宽度一般约40米。城内多树木，桃李生路旁，花花自相对，叶叶自相当。雒阳有三市：南市，位于城东外；马市，位于城南外；金市，位于西城中，此市最大。　　6．政治、经济、社会、文化　　6．1．中央集权制的中心　　　刘秀以雒阳为中心实施的政策，使东汉前期出现了大治之势。　　　6．2．手工业、商业、文化　　　蔡伦发明蔡侯纸。商业发达，居民多弃农经商。王符说："今察雒阳，资末业者什于农夫，虚伪游手什于末业。"货物多为奢侈消费品。　　　《后汉书·仲长统列传》："船车贾贩，周于四方，废聚积贮，满于都城。琦珞宝货，巨室不能容；马牛羊豕(shi，猪)，山谷不能受。"　　　以刘秀为首的东汉君臣有"儒者之象"，雒阳文化繁荣，教育昌盛。刘秀重视教育，爱好经术，礼待知识分子。使"儒者云会京师"。建武五年（公元29年），立太学。太学位于辟雍。　　　辟雍--太学名。本为周天子为贵族子弟所设。东汉以后历代都有。校址圆形，四面环水如璧，前门外有通行的桥。《礼记·王制》："大学在郊，天子曰辟雍，诸侯曰頖(pan)宫。"《汉书·礼乐志》："刘向因是说上：'宜兴辟雍，设庠(xiang)序，陈礼乐，隆雅颂之声，盛揖攘之容，以风化天下。"《三辅黄图》卷五："周文王辟雍，在长安西北四十里，......，如璧之圆，雍之以水，象教化流行也。"辟雍也是乐名。《庄子·天下》："文王有辟雍之乐。"顺帝以降，是太学最盛时期，学生多至3万人。皇帝有时亲自到太学讲学。佛教传入中国后，雒阳建立了我国第一座佛教寺院--白马寺。这可以说是佛教在我国的发源地，故又称"释源"、"祖庭"等。白马寺位于雍门之西，现在的洛阳老城东25里陇海铁路北侧。创建于汉明帝永平11年（公元68年）。　　　著名人物：班彪、班固父子。班固有史学名著《汉书》，还有著名的《两都赋》。伟大的思想家王充。青年时代曾到雒阳太学以班彪为师。杰出的科学家张衡。三国与隋唐　　三国都城分别是蜀汉成都、吴都建业、曹魏邺城。其中要特别注意曹魏邺城，它的规划对后世影响极大。隋唐长安是中国城市规划的一座辉煌丰碑。曹魏邺城（兼论中国古代城市形态特征的奠定问题）曹魏邺城位于今河北临漳县西南17.5公里处。北临漳河，南望广漠无垠的大平原，是中国封建社会前期黄河下游经济文化的中心。由于漳河南移，曹魏邺城已被冲毁，仅留下金虎（南）、铜雀（中）、冰井（北）三台台基和部分建筑材料，其它荡然无存。　　邺城是一座历史悠久的城市。春秋时，齐桓公在这里筑城，所谓"以卫诸夏"；战国时，魏文侯在这里建都，任命西门豹为邺令，引漳水灌田，发展农业，结果"河内称治"；汉时这里是魏郡治所；东汉末年，袁绍据邺，曹操灭之，挟天子以令诸侯，以邺城为基地，不断营建。《三国志·魏书·武帝纪》："（建安）十三年正月，公还邺，作玄武池以肄yi舟师。""十五年......冬，作铜雀台。""十八年......秋七月，始建魏社稷宗庙......九月，作金虎台，凿渠引漳水入白沟以通河。""二十二年......五月，作泮宫。"（泮pan宫，即学宫，犹如天子之有辟雍。）1．城市形态《水经注》卷十《浊漳水注》记载，邺城是东西向的长方形城市，"东西七里，南北五里，饰表以砖，百步一楼。凡诸宫殿、 门台、隅雉，皆加观榭。层甍（meng）反宇，飞檐拂云，图以丹青，色以轻素。当其全盛之时，去邺六七十里，远望苕亭，巍若仙居"。俞伟超，《考古》1963年第1期，《邺城调查记》，邺城有七门，南面三门由东向西为广阳门、中阳门、凤阳门；北面二门，由东向西为广德门、厩门；东西各一门，为建春门、金明门。若按1尺24厘米来计算，1里为432米，则邺城南、北垣各长3024米，东、西垣各长2160米，面积为6.53平方公里。（和教材上略有区别）曹魏邺城的规划布局对后世影响极大。它的创新可能与曹操的雄才大略以及他明于法而又不拘法的政治素质有关。他的学识、胆略、精神，反映到建筑上，必然如王沈《魏书》所说："及造宫室，缮治器械，无不为之法则，皆尽其意。"所以能够冲破秦汉以来都城建设的模式，开创一个前所未有的新格局，为后世所参照沿袭。邺城在规划上的突出特点，影响后世较大的是：一条横贯东西的干道，通向东西城门，把全城分为南北两部分。北部为皇宫、禁苑和贵族居住区，南部为官衙和居民区，形成明确的分区。从宫城端门通往邺城正南门中阳门的干道，又形成一条宽阔笔直的中轴线，与东西干道构成丁字骨架。依托着丁字骨架，派生出纵横交错的道路网，分割出井然有序的里坊。邺城的布局方式，可以认为是"城"、"郭"区分结合的继承与发展。2．宫殿皇宫位于北部偏东地区，主要有文昌殿、听政殿等。皇宫以东为戚里，即贵族居住区，后来戚里就成为贵族的代名词。3．园林皇宫之西为铜雀园，为皇家禁苑。其西墙北段有高大的金虎台（南）、铜雀台（中）、冰井台（北），皆"因城之基，巍然崇举，其高若山，建安十五年魏武所起"（《水经注》卷十《浊漳水注》）。左思《魏都赋》："三台列峙而峥嵘者也"。三台的功能应该是：防御--三台耸立在城垣上，应是沿袭自东汉末年中原和关中地区的坞壁庄园，出于当时战争频仍、局势动荡的防卫需要；游乐--"欲穷千里目"的游赏目的；储藏--因为这里有栗窑、盐窑、藏冰及石墨。4．里与市城南被街道分为方格网的居民区，称为里。除戚里在北部外，见于《魏都赋》的还有长寿、吉阳、永平、思忠等里。邺城仍与汉时一样实行"里市分设"的制度。左思《魏都赋》："廓三市而开廛，籍平逵（kui，四通八达的道路）而九达，班列肆以兼罗，设阛阓以襟带，济有无之常偏，距日中而毕会，抗旗亭之峣（yao，高峻）薛，侈所眺之博大。......"阛（huan）--市场的围墙；阓（hui）--市场的大门。阛阓--市场。城市发展史专题之四原始聚落与初始城市--结构、形态及其内制因素1 原始聚落诸原始聚落是城市产生的原点。这些聚落形式具体呈现多样化的姿态。人类之所以选择聚居这么一种居处方式，基本目的在于寻求一种在大自然中更有把握和更有能力的生存方式。1·1 从群居到定居群居是生物的一种普遍现象，尤其是对于个体力量相对弱小的生物来讲更是如此。因为只有这样，它们才能够形成一股势力，在生态系统的结构中占有一席之地。对于动物物种而言，它们当中的许多天然存在着要求定居栖息的倾向，"要求回归到安全而又能提供丰富食料的有利地点；而且，正如卡尔·欧·索尔所说，贮藏和定居这种癖性本身大约就是原始人类的特性一种"。公共墓地 窑址人类的定居是到了一定的历史阶段以后才得以真正实现的。具体说来，是在距今大约六七千年以前的新石器时代，第一次社会劳动大分工，农业和牧业的分离，产生了固定的农业居住点。这样的一个历史过程意味的是人类在艰难的跋涉之后终于在自然中找到了一块立足之地。之前，人基本上为自然所奴役。风雪雷电，洪水猛兽，都对人的生命构成直接的威胁。四季交替，草木枯荣，在采集经济和游牧生产方式条件下，逐水草而居，生活没有保障。面对异己的自然，生活力极其微弱。定居方式的实现，意味着人与自然关系的一次重大改变，人类初步具备了改造自然的能力。种植农业和动物的驯养使食物来源有了比较充分的保证，人们可以开始创造自己永久性的家园。1·2 聚落的封闭性与内向性人的力量此时还是弱小的，家园是防护性的，是庇护所。封闭性因而成为其基本特征。我国西安半坡村遗址和临潼姜寨遗址很能代表当时聚落布局的一般特征。以沟作为封闭防御的措施。杨鸿勋先生说："半坡、姜寨居住区外围都设有宽、深各5~6米的壕堑拦护。这一防御性的措施，兼作雨水的排放沟，......它实际上是一座相当高的围墙。在发明夯筑技术之前，这是一种有效的防御设施"（如图1）。这时正处于社会发展历史上的母系氏族社会时期，相对稳定的、按氏族血缘关系形成的"聚"是原始自然经济的生产与生活相结合的社会组织基本单位，也是组织定居点的基本居住单元。一般来说，一个氏族的成员组成一个"聚"。在空间的物质构成和结构方式上，每个"聚"的中央是公共的"大房子"，是组织活动的中心，"大房子"周围环布着各家居室，具有内聚向心的特征。防护圈 聚1·3 从"聚"到"邑"若干近亲氏族集合为部落，这是母系氏族社会组织最大的血缘集团。部落既由若干近亲氏族所组成，他们的聚居体便是由若干"聚"组成的综合体，称之为"邑"。可以认为，由"聚"发展到"邑"，才真正实现了具有长久的独立生存能力的居处基地。从甲骨文看，"邑"是指人居于设有一定维护结构的场地。由壕沟所围的半坡、姜寨等部落遗址就是这种母系氏族社会"邑"的遗迹。考古资料显示，"邑"的空间布局也是内聚向心的特征，中央为公共活动的广场，各氏族的"聚"环绕广场布列，凝为一个整体。其结构方式如图2所示。葬 食物圈 防卫圈 窑1·4 "邑"结构的"圈层性"动植物是食物的两个来源。聚落都落脚在生态环境优越的地方。河流提供了饮水和鱼类，两岸的土壤也都比较肥沃，有利耕种，植物茂盛又可饲养家畜。所以，原始聚落的分布一般都以河流水系为线索。《尔雅》："邑外为之郊，郊外为之牧，牧外为之野，野外为之林"，清楚地说明了邑外部的环境构成。最里一圈为郊，郊有耕地；郊外为牧，是畜牧场地；其外为野，实际上是荒地；再外则为森林地带。很显然，郊和牧构成了邑中居民的食物圈，耕种放牧，生产劳作基本上在这个圈子里进行。现在，我们将图2进一步扩展成图3，就建立了一个完整的原始聚落"邑"的分析模型。1·5 "邑"的模式特征如图3所示，邑有以下几个特征。其一，明晰性。表现之一为功能分区明确。生产与居住两大功能区明显分开。在作为食物圈的生产基地中，除了农耕及渔猎畜牧外，另一项重要的生产活动--制作陶器也在这里进行。中心居住区以大房子和居室为主，满足个人起居及公众事务活动，另有贮藏粮食物品的窑穴及家畜圈栏等。明晰性的表现之二为布局结构上的层次分明，清晰严谨。居室以大房子为核心组成各个组团，各组团又以中心广场为核心组织在一起。其二，向心性。空间布局显示出明确的向心性。有大小二级中心，一级中心为中央广场，二级中心为大房子。其三，封闭性。壕沟、土围、栅栏等围护结构将整个聚落围护起来，抵御野兽的侵袭。刘易斯·芒福德认为城墙可能就是从这些原始的防护结构演变而来的。其四，均质性。均质性主要是指各氏族组团在房屋等级、体量及规模上的大体相当，不存在控制整个聚落的高等级、高规格的实体形象。2 初始城市《史记·五帝纪》："舜一年而所居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这句话暗含了中国城市起源的线索。一方面在时间上中国城市的雏形大概产生在父系社会的后期，由原始社会向奴隶社会转变的时期。另一方面远古城市是在聚、邑的基础上演进而来。2·1 阶级的萌芽传说中的尧舜时代，已是古代我国从氏族制度向奴隶制度转变的时代。其时社会生产力有了长足的进步，手工业从农业中分离出来，产生了第二次社会劳动大分工，剩余产品开始出现。氏族集体公有制经济逐渐让位于父系大家族私有制经济。由于私有制的形成，氏族社会人群之间的关系也随之发生变化，原来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关系开始分化，出现了因财富差别而产生的不平等的阶级关系。部落首领渐渐成为显贵，拥有支配氏族部落事务的权力，是左右部落的政治力量。大量墓葬考古发掘清楚地表明了这种阶级分化。分化不是平静的，而是充满了斗争。《史记·五帝本纪》正义引《竹书》云："昔尧德衰，为舜所囚也"。又云："舜囚尧，复偃塞丹朱，使不与父相见也"。尧舜之争可以说是阶级萌芽时氏族内部争斗的典型缩影。2·2 战争、联盟与国家在发展的过程中，一些具有共同利益的相邻的部落之间相互结盟，形成部落联盟。部落联盟突破了传统的血缘观念，以地域规律进行组合，地缘政治取代了血缘关系，使得我国古代社会组织向更高的层次迈进了一大步，"实际上已进入由氏族机构过渡到国家的一种社会组织形态了"。由于各自发展的矛盾，各联盟之间战争频仍。从黄帝与蚩尤之战开始，暴力已随历史的发展全面登场，一切为己的征战局面代替了以往和平共处的太平盛世。《吕氏春秋·召类》谓："尧战于丹水之浦，以服南蛮"，说的是尧对南方部落的战争。在激烈的流血争战中，需要统一的意志和行动，需要组织的健全，这样，联盟首领的地位日渐突出与加强。"舜面南而立，尧帅诸侯北面而朝"，是这种状况的真实写照。阶级分化日趋明朗。传说中的五帝乃至夏代祖先禹，大概都是些部落联盟的首领。联盟内部的组织与制度建立起来了，"......以强胜弱，以众暴寡，故黄帝为君臣上下之义，父子兄弟之礼，夫妇匹配之合，内行刀锯，外用兵甲，故时变也"。总之，随着社会的分工，生产力的发展，剩余产品出现，私有制产生，氏族内部分化裂变，部落联盟相互征战，在诸多相互关联的时代因素的综合作用下，新的社会秩序开始建构，君主、阶级、进而国家诞生了。人类社会由原始社会进入奴隶社会。2·3 "城"的政治和军事意义如果说人类成功地实现定居是完成了对自然关系的调整，那么，现在的所作是人与人之间关系的调整，新的关系以等级、阶级代替了平等，社会结构由平面形态转为金字塔形的立体形态，统治人物位于塔尖，君临一切。所有这些都充分反映在居处形态上，主要是"城"的出现。《吴越春秋》："鲧筑城以卫君，造郭以守民，此城郭之始也"。现今，学术界多以此解释中国古代城市的起源。据此认为构筑城墙是我国城市建设史上最早的工程行为之一是合乎道理的。城的基本功能首先是防卫，如同它的原始形态--壕沟、栅栏、土围等一样。但城墙决不仅是简单的军事防御工具，在它出现之时就是一种符号，很可能就与政治上的身份、地位、等级规范等联系在了一起。《淮南子·原道训》把鲧为尧所杀与鲧筑三仞之城紧密联系在一起应该有其内在的逻辑前提。城墙的政治符号意义一直延续下来并得到发展，在周代形成严谨的体系。2·4 "城"是地域的景观中心和社会的权力中心城一般是由邑群的中心大邑发展而来，称为都，又可称国。其它的邑则成为它的鄙。国的规模大，再加上城墙的突兀高起，明显成为聚落区域的中心，从而改变了邑群原有的结构方式，从多点平等的无序分布变为中心控制的向心格局。这种变化实际上是社会政治、经济生活运作方式变化的形象反映。针对当代城市消解扩散的情形，刘易斯·芒福德在谈到最初城市的逐步形成时说："人类文明的第一次大发展中，情形恰好相反：社会权力不是向外扩散，而是向内聚合（implosion）。社区的各种不同构成因素，以前只是分散在广大的河谷平原，偶而也传及更远的地区，现在却在压力之下被动员起来并束集在一起，统统进入城市的高大围墙的封闭之中。就连自然界的伟力，现在也开始处于觉醒的人类的指挥之下：成千上万的人，在集中统一的指挥下，象一架机器般地行动起来，开凿灌溉渠道、运河，构筑城台、宝塔、祭坛、庙宇、宫殿、金字塔，其规模之大是以前不敢设想的。......城市便是促成这种聚合过程的巨大容器，这种容器通过自身那种封闭形式将各种新兴力量聚拢到一起，强化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从而使总的成就提高到新水平"。简单说来就是一句话：权力的集中。权力集中于君王之手，即王权制度的形成是城市形成与发展过程中第一个关键性的参变因素。如果说先前分散的村落所有的要素及构成方式主要取决于生存、生活的自然需要的话，那么到了如今，到了城市中，一切则很大程度上受着君王个人意志的支配。2·5 王权利益和城市形式君王的首要关注是统治地位的稳固，各项制度及措施的建立都以此为出发点，在城市建设上也不例外。对外以坚固的城墙为屏障，对内则以一系列的规划布局手法建立规范的秩序，树立王权至高无上的形象。2·5·1 中心的建立分析历史，追求官方建筑体形的高大应该是王者树立形象最早使用的手法，基本手段是高大的建筑台基的使用。龙山时代是后世高台建筑之滥觞时期。台基的原始功用是防水避潮，但在阶级日渐分化的时期，只有统治者才能集中大批的人力物力大事兴筑，因而成为宫室建筑与普通民宅重要的区别，成为身份、等级的象征，如平粮台、王城岗、煤山等遗址建筑遗存表露的那样。以高示贵，在后世建筑制度中占据了一个核心的位置，从《礼记·礼器》直到《大清会典事例》，都对各色人等的房屋台基高度有明确规定。宫室建筑体量高大，再占据中心位置，成为城市布局的控制性因素，其它建筑元素和城市功能区域围绕着它经营排布。《考工记》的"营国制度"很清楚地显示了这一意向，可以视为战国时期一般都城布局的规律。考古发掘的春秋战国城市，如晋候马、燕下都、赵邯郸王城等，都是以宫室为主体布局的。《吕氏春秋》言："择天下之中而立国，择国之中而立宫"，然后利用建筑和规划的各种手法，如除了高大体量外，还有特殊的形象、鲜亮的色彩，以及中轴对称等严整的组合关系等，将宫城塑造成城市最高的、也是唯一的中心，城市以单核为形态特征。当然，所谓的中心并不一定是城市平面的几何中心，而是指与其它元素结构关系上的中心地位。事实上，中国古代城市宫城在结构关系上的中心位置与城市平面几何中心的重合是很久以后的事情，北宋东京可视为一个里程碑，明清北京是典型的代表。杨宽先生认为，西周初期东都成周开创了"西城东郭"的城市布局方式，影响之下，鲁国都城曲阜也是"坐西朝东"的布局，其后，以西为贵，将宫城设在城市的西部作为核心，东连大郭，"坐西朝东"，成为中原各诸侯国都城布局的共同特征，秦国都城雍也不例外，甚至，西汉长安也受到影响。再后来，曹魏邺城、隋唐长安演变为宫城位于城市北部，是"坐北朝南"的格局。2·5·2 轴线的运用在城市面积较小时，仅仅依靠宫室建筑本身的高大便足以控制全局，但当城市面积越来越大时，建筑高度不能无限增高，便需要在水平方向上寻求控制的手段，轴线便应运而生。从平粮台城址的发掘情况来看，其两座城门坐落在南、北城墙中央，南城门发现有相对的两座门卫房建筑，已初显了我国古代城市中轴线布局的端倪。由于中国古代建筑的木构特征，以水平方向的发展为主，所以轴线在中国的建筑和城市中大量运用，技巧纯熟，贯穿于各个层次。曹魏邺城的规划对后世影响至深，以至成了一种模式。其手法是将宫城正殿（文昌殿）的中轴线作为全城的南北中轴线，以宫城前的东西大街作为全城的东西主轴线，在宫城正门前形成丁字相交的干道。这样宫城与南北、东西两条轴线成为整个城市赖以建构的核心和脊骨。围绕着核心，顺延着轴线，派生出方格网，官衙、庙社、宅第、市坊等以序各安其位，城市的形态格局油然而生（如图4）。2·5·3 分区与坊里制度　　注重社会秩序的稳定，战国时期的城市有明确的分区。《管子·小匡篇》认为："士农工商四民者，国之石民也。不可使杂处，杂处则其言咙，其事乱"。所以要按职业组织居住，《管子·大匡篇》明确规定："凡仕者近宫，不仕与耕者近门，工商近市"。为了增强社会治安，许多国家采取了封闭的里制。《管子·八观篇》说："大城不可以不完，周郭不可以外通，里域不可以横通，......故大城不完则乱贼之人谋，周郭外通则奸遁、逾越者作，里域横通则攘夺、窃盗者不止"。可见里域的作用和周郭、大城一样是用于防范，不同的是周郭、大城用来攘外，里域用于安内。以后，汉朝在全国普遍推行里坊制度，遂使之延续下来，成为中国古代城市的特有制度，塑造了中国古代城市的特有形态。一直到北宋，里坊制度才趋于解体。2·5·4 "城郭"之构"城郭"一词道出了构成中国古代城市的两大板块--"城"和"郭"。前引《吴越春秋》语道出了"城"、"郭"的功用，其后，它们的性质没有什么根本的变化，"城"为君主贵戚所据，"郭"为一般官员和民众所居。这两者自身及相互关系的演变勾画了中国古代城市总体结构与形态的嬗变（如图5）：　　西周的东都成周为"城--郭"相结合的布局方式，目的是为了加强国都的实力，而后，这种方式为战国时期各国都城普遍采用，城或位于郭之一角，或位于郭中，或二者相对独立而并列。秦咸阳和汉长安的宫室散布，无明显的"城"与"郭"相区分；隋唐长安将宫室集结在"宫城"内，"城"在"郭"之北面；宋东京和明清北京"城"在"郭"之中央。3 小结　　原始聚落和初始城市，从在自然中安全立足到人群的阶级关系的确立和维护，生产、生活和政治、军事等主客观因素决定了它们的形态与结构特征。封闭性和内向性，中心、轴线、坊里、城郭制度等，成为中国古代城市的遗传基因，被后世很好地继承并发扬光大，最终形成一套中国自己的完整而独特的规划体系。　　蜀汉成都蜀汉（221~263年），是刘备（汉昭烈帝）建立的。成都位于川西大平原上，四周有山，平时所说的"巴山蜀水"即是其特点。这里土地肥沃，气候温暖。秦汉以来，成都一直是我国西南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公元前四世纪，蜀王开明氏的后世从郫（pi）县迁都至今成都，"一年成邑，二年成都，因名之曰成都"（《太平寰宇记》），成都之名沿用至今。秦惠王二十七年，遣张仪与司马错等灭蜀，遂置蜀郡。据明朝曹学佺《蜀中名胜纪》载，张仪筑成都，周围十二里，高七丈。仿咸阳建制。商业繁荣，甚于魏都。城有少城和大城。张仪筑城奠定了成都进一步发展的基础。吴都建业吴（公元222~280年），孙权建立。建业，今南京市。原名秣陵，后孙权改名建业，取"建功立业，统一天下"之意。1．吴都建业的原因第一，地理位置方面，北依覆周舟山和玄武湖，南近秦淮，东凭钟山西麓，西有冶城和石头城相护，位置十分险要。诸葛亮评价："钟山龙蟠，石城虎踞，真乃帝王之宅也"。刘备客居东吴时，住在金陵，见这里江山秀丽，也认为是理想的建都地点，劝孙权都此，孙权说："智者意同"。第二，吴以水军立国，这里的环境正适合水军的建设。吴国境内有太湖、巢湖、鄱阳湖，又靠近东南沿海，以建业为中心构成四通八达的船运网，建业为水路咽喉，可以控制长江中下游地区。孙权说："秣陵有水江百余里，可以安大船，吾方理水军，当移居之。"第三，周边地区土地肥沃，水利发达，左思《吴都赋》："其四野则畛畷（zhen zhuo，田间小路）无数，膏腴兼倍。"第四，政治上，东吴统治集团多为吴郡、会稽的名门望族，在江东拥有大量的土地和部曲（军队）。第五，民意方面，百姓不愿离开故土建都他乡，如武昌。当时流传的民谣曰："宁饮建业水，不食武昌鱼；宁还建业死，不上武昌居。"2．城市形态这里最早的城是"越城"。春秋时，吴越争霸，越国胜利后在今中华门外长干桥西南筑"越城"，周二里八十步。吴定都建业，扩建都城，周围二十里十九步，每边长约五里左右。城市布局大体上是仿东汉洛阳城的规模。大概是恃大江为固，城为土筑，门用竹篱制作，都城极为简朴，至南齐时才改为砖砌。都城正门叫宣阳门（约在今中山东路以南的淮海路一带），从宣阳门到秦淮河岸的朱雀门距离距离是五里长街，被称为苑路，即御街。御街的中央是皇帝专用的弛道，弛道的两旁是一般人行走的大道，侧面筑有高墙。大道的两旁是大小官署和驻军营房所在地。左思《三都赋》如此描写苑路："朱阙双立，弛道如砥。树以青槐，亘以绿水。玄荫耽耽（深邃的样子），清流亶亶（tan tan，平坦的样子）。列寺七里，侠桐阳路。屯营栉比，廨署棋布。"3．宫殿宫城位于都城的中部偏北，由太初宫、昭阳宫和苑城组成。4．园林苑城，是东吴的皇家花园和皇宫卫队的营地。花园主要位于苑城的东部，面积很大，据说可以容纳三千多名贵族子弟同时在里面骑马操练。苑城北部有座仓城，即苑仓，是储存粮食和物资的地方。太初宫西面还有一座花园，即西苑，是专供皇太子游玩的地方。5．居民点与市肆　　　商业区与居民点主要分布在苑路南端，秦淮河两岸，并沿着秦淮河的东、西、南三个方向延伸，其中最繁华的是横塘和长干两个区域。学者考察，横塘可能位于今"内秦淮"的中华门到西水门的一段，这里有最大的商业区，即大市。长干是指今雨花台下到长干桥一带，它既是商业区，又是达官贵人的住宅区。　　　6．拱卫建业的防卫城　　　建业外围设有石头城、金城、白马城、冶城和丹阳郡等城，以保卫建业。石头城位于建业西面，原址是楚国的金陵邑所在地。金城，相传是楚威王埋金的地方，位于建业城北面。为什么埋金？传说是楚灭越后，为镇压王气，故埋金以镇之，这就是后来南京别称金陵的原因。白马城，是建业江边的一处烽火台。冶城，在建业的西南方；丹阳郡，在建业东南方。冶城和丹阳郡是官营的冶炼作坊。西晋洛阳　　晋朝（公元265~316年），司马炎（晋武帝）建立。司马炎，司马懿之孙，司马昭之子。咸熙二年，（265年）即父位为相国、晋王，不久代魏称帝，都洛阳，以封号晋为国名，史称西晋。太康元年（280年）灭吴，统一全国。"太康繁荣"。"八王之乱"。传四帝，历时51年。建兴四年（316年），被匈奴建立的汉国所灭。"洛阳纸贵"的典故即发生在西晋的洛阳。城市形态、宫殿、园林、陵墓、市肆、对外交通、基础设施、城市管理、经济、社会、文化东晋建康东晋（公元317~420年），司马睿（晋元帝）所建。历时104年，传11帝。东晋及南朝时期是南方城市发展的重要里程碑，表现在（宁越敏）：第一，全国政治中心第一次南移夏代以后，全国政治中心即都城，始终在北方黄河流域，特别是西周以降，都城不在今西安地区，便在洛阳，进行东西之间的移动。东晋王朝建都于建康，是全国的政治中心第一次南移。这是因为，尽管东晋朝只占领半个中国，但当时北方为少数民族占据，而且各政权寿命很短，大多数北方人民仍将东晋王室视为正统。不过，南北朝对峙局面形成后，建康不再是全国唯一的政治中心。　　第二，南方地区开始出现第一流的大城市政治中心长期在北方，使南方地区自秦汉以后一直缺乏一个第一流的城市。司马迁作《史记》时，长江沿岸及以南只有三个二流都会：江陵、吴、番禺。王莽改制时，长安以下设五市，长江流域只有一个成都，而且还在蜀地。由于东晋王朝南迁，使南方地区第一次有了一个可与长安、洛阳媲美的城市--建康。　　第三，区域中心城市的数量增加较多：京口，即今镇江。山阴，即今绍兴。寿春，位于淮河边。襄阳，汉水中游重镇。荆州，今湖北江陵。郢州，今武汉武昌。成都。广州。1．城市形态都城范围与东吴建业相同，城周二十里十九步。东晋中期曾修建，共开有六门。2．宫殿初期保持着东吴的原貌，中后期开始改建重建。期间由于王敦、苏峻的叛乱而被毁。正殿太极殿，有十二开间，据说代表十二个月。3．园林4．居住　　　除土著居民外，还有不少南渡的北方人口，这是因为北方正处在战乱的十六国时期。来建康的人近百万，其中有不少北方大族。东晋朝廷设立"侨州"、"侨郡"和"侨县"，安置、管理南渡人员。如在京口（今镇江市）设立"南徐州"，管理从山东、徐淮一带来的人民。设在建康地区的侨郡、侨县，大部分归南徐州管辖。百余家大族，与东晋皇室关系密切，被安置在宫城附近居住。由于南北人口杂居，建康的习俗兼有南北的特点。史书记载，建康盛时，人口28万户。有学者对此有置疑。5．经济、社会、文化　　　5．1．手工业、商业　　　手工业以织锦和造纸术著称。著名产品有罗纹锦，除满足贵族需要外，还远销海外。纸张质地精美，王羲之、王献之写字用的麻纸，就是当地产的。据说王羲之一次赠谢安麻纸九万张。商业发达，繁华区突破了长干里和大市，东面的秦淮河两岸和清溪一带也很繁华。某官员被罢官，从广州贩蒲葵扇5万把，很快售完，获利数倍。水运发达，东晋安帝（397~418）时，一次风灾，毁坏官商船多至一万多艘，商业繁荣可见一斑。　　　5．2．文化　　　文人雅士荟萃之地。文学上的玄言诗。代表人物孙绰，以诗宣扬玄学，枯淡寡味。城市发展史专题之五研究中国传统城市的"人居环境"思想与建设实践（意义、内容、方法）1 研究意义研究中国传统城市的"人居环境"思想与建设实践的意义至少可归纳为三方面：（1） 当代中国和世界的城市建设及其可持续发展提供历史经验；（2）丰富人居环境科学内容，推动学科建设；（3）带动中国城市史学研究朝着新的方向、领域拓展，提升研究的理论高度，促成新的研究生长点。1·1 为当代中国和世界的城市建设及其可持续发展提供历史经验城市的首要属性是"人居环境"，正是由于这种概念的日益淡漠，片面追求城市建设的经济目标，导致了现代城市的各种"非人化"病症，带来其发展前景的危机，工业革命以来的一百年中这种现象达到了空前严重的地步，终于使人们对城市的生存都提出了疑问。在尊重城市其它职能的前提下，重新树立并强化城市的"人居环境"意识，是纠正解决诸多现实问题，进而实现城市长远的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关键之一。中国传统城市是世界城市当中的一个独特体系。一般认为，中国传统城市的历史作用主要体现为政治和军事的统治工具，但无论如何，它首先是人们的聚居之地，然后才能成为其它是不可否认的。中国地域辽阔，自然地理条件差异大，气候、水文、地质、地形地貌显著不同；民族众多，各地的生活习俗、宗教信仰不同；历史悠久，科学技术和物质文明发达早、程度高；政治制度、社会形态、思想文化、观念意识成熟而独特--所有这些主观和客观因素的影响，使得中国传统城市在"人居环境"建设上积淀了丰富的思想和实践经验，体现着东方特有的智慧、才能和价值观念，在当今中国和世界城市发展的难题面前，愈发显示出可贵的价值。对它的挖掘整理，继承发扬，将极大地帮助今天的我们实现目标。1·2 丰富完善人居环境科学的内容，推动学科的建设从工业革命带来严重的城市问题后，全球范围内的人居生态环境不断恶化，人们寻求解决办法的努力随之就没有停止过。从1898年霍华德(E.Howard)提出"田园城市(Garden City)"开始，人们实验过各种理论，取得了一些收获，但总体效果并不尽如人意。到本世纪50~60年代，希腊学者道萨迪斯（C.A.doxiadias）在批评总结现行的建设方式和学科成果的基础上，提出建立"人类聚居学"（Ekistics），以求全面、综合、系统地研究解决人类在聚居状态下的各种问题，使这种努力达到了一个新的水平。1976年的人居大会(Habitat)首次提出全球范围的"人居环境(Human Settlements)"概念，对其前景发出警告，谋求可持续发展遂成为世界性的热点议题。在老一辈学者高瞻远瞩的领导下，我国的城市和建筑学界，一方面以世界为己任，一方面针对中国的现实，着眼于人类生存与居住环境的持久发展，融贯自然科学、人文科学和工程技术科学，立足广义建筑学，正致力于"人居环境科学(The Science of Human Settlements)"的创建。人居环境科学方兴未艾。吴良镛先生指出，所谓人居环境科学，"是一门以包括乡村、集镇、城市等在内的所有人类聚居形式为研究对象的科学；它着重研究人与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强调把人类聚居作为一个整体，从政治、社会、文化、技术等各个方面，全面地、系统地、综合地加以研究，而不是象城市规划学、地理学、社会学那样，只是涉及人类聚居的某一部分或是某个侧面；学科的目的是要了解、掌握人类聚居发生、发展的客观规律，从而更好地建设符合于人类理想的聚居环境。"[1].可见，人居环境科学的建设意义重大，它的建构是一项涉及到多学科交叉的庞大艰巨的系统工程，对中国传统城市的"人居环境"思想内容和建设实践的研究整理，无疑是此学科建设的一项重要的基础工作。1·3 带动中国城市史学研究朝着新的方向、领域拓展，提升研究的理论高度，促成新的研究生长点显然，"人居环境科学"无论在思想内容还是思想方法上都与传统的建筑学和城市规划学有很大的不同，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境界。它关怀的不是简单的日常居住问题，而是人类生存状态的好坏、生存能否长久等带有根本性的大问题，因而研究的宗旨十分深刻。由此带来研究起点的增高，领域的扩大，内容的丰富，研究局面为之大开，课题随之增多。即便是旧的课题也可能因为视角的转变和视野的开阔而产生新意，导致新的研究方向和新的研究生长点的产生，以"人居环境"的概念来理解并研究中国传统城市便属此例。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一，理念的创新。长期以来，各学科都从自己的研究立场出发，给了城市以不同的定义。在历史研究中，最常见的是把城市作为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的职能工具，认识其价值，考察其历史作用及发展演变规律。在以往对城市固有的观念意识上推陈出新，以"人居环境"来理解并研究中国传统城市，是概念上的一个突破，是研究理念上的创新，相信因此会产生许多对城市的新的价值认识。二，概念的突破、理念的创新，必然带来全新的视角转换和研究内容、研究方法的变化，产生一系列新的成果。三，探讨中国传统城市的"人居环境学"内容是现代理论在传统研究对象身上的应用，加大了城市史学研究的科学成分和理论强度，必然会提高水平。2 研究内容因为尚处于起步阶段，目前对中国传统城市的"人居环境"思想和建设实践内容的研究需要集中在这几个方面：（1）采用"大地域分区"的方法，对中国传统城市进行地区分类；（2）采用"大历史分期"的方法，对各种地区城市的发展进行分期；（3）在分类与分期的基础上，选取典型案例，"以点带面"，归纳整理各类型各时期的中国传统城市建设的"人居环境学"思想和实践内容。2·1 "大地域分区"--中国传统城市的地区类型划分以所属的人文区域对城市作地区分类不失为一个好的方法。中国的国土面积广大，各地自然条件、政治经济条件、社会文化条件及发展历程差异很大，历史地形成了若干不同的人文区域。在这些不同的人文区域中，自然因素和人文因素敏感而集中地反映在作为"人居环境"的城市中，使之呈现出鲜明的地方特色。尽管人文地理学者对中国的人文区域划分并不十分一致，但大同小异。有一种是"两区三级区划"，即把中国分为"东部农业文化区"和"西部游牧文化区"两个基本大区（一级），下面又划出四个亚区（二级）和15个副区（三级）。东部农业文化区中分为"中国传统农业文化亚区"和"西南少数民族农业文化亚区"两个亚区，其中中国传统农业文化亚区里又分出12个文化副区。西部游牧文化区中分为"蒙新草原－沙漠游牧文化亚区"和"青藏高原游牧文化亚区"两个亚区，其中蒙新草原－沙漠游牧文化亚区又分出3个文化副区。另一种是"三区两级区划"，把全国分成西部区、北方区、南方区三个基本区（一级）和11个亚区（二级）。西部区中分出内蒙古亚区、新疆亚区、甘青宁亚区、西藏亚区；北方区中又分出东北亚区、华北沿海亚区、晋豫陕亚区；南方区中又分出江浙亚区、皖鄂湘赣亚区、华南亚区、西南亚区。参考这些人文区域的划分，结合各地城市建设的具体情况予以整合，分级别划分区域，即分出若干区、亚区、副区等，将城市归类，分别加以研究。2·2 "大历史分期"--各地区传统城市的发展分期中国有几千年的文明史，但各地的历史发展很不平衡，城市的发展进程也表现出明显的步调差异，以往惯用的全国统一的历史分期无法对此作出全面、客观、准确的描述。应根据城市自身发展的实际状况，分别对各地区、各类型城市的发展作历史分期。城市发展的分期不必拘于朝代，尽管朝代的更迭联系着社会的变迁，影响到城市的建设，但二者并不存在绝对的对应关系，城市发展自有客观的规律。梁启超先生研究中国历史时，将其归纳总结为三段：一是从黄帝到秦统一的上世史，概括为"中国之中国"；二是从秦统一到乾隆末年的中世史，概括为"亚洲之中国"；三是从乾隆末年到晚清的近世史，概括为"世界之中国"。这样对中国历史的研究和认识有其极为精到之处，其方法可供我们学习借鉴。我们不妨按城市自身发展的史实，划分出几个特征突出的时期，给予意义鲜明的概括，以此整体观察中国传统城市"人居环境"建设的演进过程。2·3 "以点带面"--以典型案例研究各种类型和各个时期中国传统城市的"人居环境学"内容以上述方法对各地城市作出类型与发展阶段的划分，就建立了中国传统城市类型与发展的"大地域分区，大历史分期"的时空坐标，在具体的空间范围和时间段内，把中国传统城市区别为多个明确的研究对象，然后再选取其中的典型案例，分别对其"人居环境"建设方面的思想与实践展开研究。主要内容有：--影响城市建设的政治制度、社会经济形态、思想文化、观念意识及其它人文因素；--影响城市建设的气候、水文、地质、地形地貌及其它自然因素；--城市选址问题；--城市的物质构成要素问题；--城市的内部结构与总体形态及其生成法则；--城市规划设计与建造的技术和艺术的方法与手段；3 研究的原则、路线与方法研究中国传统城市的"人居环境"思想与建设实践的原则、路线和方法概括起来有：（1）立足于"城市居民"的研究立场，强调人本主义核心；（2）多层次的系统研究；（3）多侧面的全方位研究；（4）秉承"融贯"的学术研究思想。3·1 立足于"城市居民"的研究立场城市研究的立场、方法和角度有很多，用"人居环境科学"研究中国传统城市的一个重要特征是一切主要围绕着居住于城市当中的人――"城市居民"展开，以此包融与之相关的人文状况和物质建设的所有"软""硬"件。这里的"城市居民"是普通意义上的，包括所有长期生活居住在城市中的人，上至皇帝和达官贵人，下至一般平民百姓。考察"城市居民"对城市物质建设的作用，主要有两条：其一，城市居民与城市各项物质设施的对应关系，即根据身份、职业、人数等分析城市居民的成分与阶级构成，了解他们各自的生活、劳动特征以及思想情感的需求，明确与之对应的各项城市物质设施。其二，城市居民与城市的结构布局及各类城市环境的生成关系，即分析在何种规律、原则的支配下，以满足各类城市居民的不同需求为目的，城市的各项物质设施如何组合匹配，形成了城市的结构布局与各类的城市环境。应该认识到不同身份的城市居民对城市的影响力差别很大，比如在大多数的情况下，中国传统城市主要体现了上层阶级的意愿，但这并不等于普通民众的生活在城市当中没有反映，有时这种反映还是十分强烈的。一般而言，在中国传统城市的建设中存在着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相当大的矛盾，二者的利益和要求相冲突。统治者往往不惜牺牲基本的城市功能和民众的合理需求以达到自己的目的。这一对矛盾斗争的运动过程构成了中国传统城市发展历史的重要内容，也为我们的研究提供了一个着眼点。3·2多层次的系统研究人居环境的构成具有层次性与系统性，纵横关联。中国人居环境的层次与系统结构又具有自身的特征。层次意识和系统思想是人居环境科学的重要特征，在道萨迪斯那里，人居环境系统的构成有如下十个层次：家具；居室；住宅；居住组团；邻里；城市；大都市；城市连绵区；城市洲；普世城。吴良镛先生进一步将其概括为五大层次：建筑；邻里（地区）；城市；区域（国家）；全球。对中国传统城市的人居环境学研究当然要立足于"城市"这个层次，但又不能仅限于这个层次，必须上关下联。根据中国传统城市的特点，向下深入到"家庭"层次，向上延展到"区域"层次，这样就形成了如下三个重点研究层次：家庭层次――包括家具、住房、庭院等元素；城市层次――包括建筑、园林、街道广场及其它城市设施等元素；区域层次――包括城市本身及周边的自然、乡村等元素。这三个层次既相互区别，又是紧密联系的，其中城市是核心层次。向下解析出"家庭"层次，向上将城市与周边的自然、乡村联系统一为"区域"层次，极具中国特征，原因在于：一，家庭作为社会的细胞，对中国人具有特别的重要性。和乡村社会一样，中国传统城市中的家庭集生产、生活功能于一体，同时负担政治、宗教、文化、教育等其它多种功能，是每个人安身立命的小世界，构成相对独立、封闭、完善、自我存在的"人居环境"实体。二，作为统治中心，中国传统城市在政治上统治农村，在经济上则依赖农村，以广大的农村为生存基础，离开农村的支撑，城市一天也不可能存活下去。所以在发展的初期，中国传统城市的规划建设就具有朴素的、但却是明确的区域意识，此后相当长的时间内，区域意识一直是中国城市建设的优良传统。同时，特有的哲学思想和观念意识，又使城市建设十分注重与外在自然的配合，追求区域生态上的平衡，早在先秦时代的言论和规章制度，对此就有多种反映。3·3 多侧面的全方位研究人居环境科学关注着所有对人类聚居地发生影响的外来因素，也关注着人类聚居地之内的方方面面。它以建筑、园林、城市规划为核心，研究范围涉及土木、水利、地理、生态、环境、资源、能源、经济、社区、文化等各个方面。吴良镛先生将其归纳为五大系统：居住系统(Shells)；支持系统(Networks)；人类系统(Man)；社会系统(Society)；自然系统(Nature)。这几个系统又可进一步进行子系统的分解。五大系统的划分同样适用于中国传统城市，是指导研究的纲领。接下来，需要针对中国传统城市的具体情况，进一步认定各个系统的组成内容，也就是各个子系统和组成要素，从而明确研究的对象及方向。目前建筑界对中国传统城市研究的一个缺陷是单一性或曰片面性，即注重物质视野而忽略了人文视野--注重城市的物质元素、平面布局、形态结构等，忽略城市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更勿论二者之间的有机联系。3·4 秉承"融贯"的学术研究思想　　　多层次、多侧面的研究不意味着内容的分解隔离，反倒更要增强"全面、综合、系统"的意识，即贯彻"融贯"的学术研究思想。融贯需要在两个层次上进行：　　　一、学科外部--建筑学、城市规划学与历史学、自然与人文地理学、社会科学、环境科学、工程技术科学等多学科的交叉融贯；　　二、学科内部--把分解了的城市研究的各个方面统一起来，建立内在的有机联系。多年以来，学术界从不同的专业角度对中国传统城市有许多深入的研究，取得了相当的成果。董鉴泓主编的《中国城市建设史》（1989）、贺业钜的《中国古代城市规划史》（1996）、吴良镛的英文版《中国古代城市规划史纲》（A Brief History of Ancient Chinese City Planning，1986），注重城市的规划原理、物质形态与结构方式的分析。汪德华的《中国古代城市规划文化思想》集中论述了古代城市规划演变过程中科技文化思想的作用。宁越敏等的《中国城市发展史》（1994）、何一民的《中国城市史纲》（1994）相对更多地涉及到城市的社会、经济状况。杨宽的《中国古代都城制度史研究》（1993）考察了古代城市的平面格局与政治制度之间的关联。吴刚的《中国古代的城市生活》（1997）以及湖南出版社的唐、宋、元、明、清城市生活长卷系列丛书（1996）考察了古代城市生活的各个层面。吴庆洲的《中国古代城市防洪研究》（1995）是一项极具价值的专项成果。集中以都城为考察对象的有叶骁军的《中国都城发展史》（1988）、丘菊贤和杨东平的《中华都城要览》（1989）、李洁萍的《中国历代都城》（1994）等。史念海的《中国古都和文化》（1998）收入了作者多年研究中国古代都城地理、文化及兴衰变迁的成果。中国古都学会的《中国古都研究》已出版了十二辑，汇集了对古代都城多学科的专题研究成果。另外还有许多分别关于城市建筑、城市园林、城市基础设施及其它城市要素的专项研究成果。考古方面，大量的成果已经并将继续为城市史研究奠定基础，徐苹芳的《中国古代城市考古与古史研究》（1997）综论了考古总结的中国古代城市型制演变。以上成果涉及到了城市作为人居环境的多个方面，但从目前的状况看，却缺乏自觉的在"人居环境"意识下的相互联系与统一，可以说，把中国传统城市作为"人居环境"的全面、综合、系统的研究显得非常的不足。但是，以上成果又已经为进一步的融贯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只要我们有意识地去工作，相信能很快取得成绩。南北朝　　南朝，从420年刘裕代东晋到589年陈亡为止，经历宋、齐、梁、陈四个朝代，史称南朝。都城建康。　　北朝，4世纪初，中国北方处于十六国分裂时期，439年由北魏统一。534年北魏分裂为东、西魏，北齐又代东魏，北周代西魏，北周再灭北齐，581年北周为隋所代，历149年。这时期正与南朝对峙，历史上称为北朝。　　南朝都城--建康。　　北魏都城--盛乐城（今内蒙古自治区乌兰查布盟和林格尔北土城子村）、平城（今山西大同）、洛阳城。　　东魏、北齐都城--邺。西魏、北周都城--长安。南朝（宋、齐、梁、陈）的都城建康　　建康作为宋、齐、梁、陈四个朝代的都城，历经160多年的经营，又进一步发展和繁荣起来。　　城市在东晋修建的基础上，四朝都有所扩建。梁武帝时，建康的范围已西至石头，东至倪塘（今江宁县方山附近），南至石子岗（今雨花台），北过蒋山（今紫金山），东西南北各四十里。居民近28万户，人口百万余（有质疑），是当时第一大城市。南朝改土墙为砖砌。1． 建康城的经济。1.1建康城的手工业　　冶炼技术水平高，用于铸造兵器、钱币。当时已经能生产高级的百炼钢，叫"横法钢"。用这种钢制成的宝刀叫"百炼钢刀"。建康地区著名的匠师谢平和黄文庆（皇室作坊的匠师），曾为齐、梁两代的皇帝两批高级刀剑。据说，这些刀剑"穷极精巧，奇丽绝世"。铸钱有铜钱、铁钱等。造纸。织锦。制陶。1．1． 建康城的商业　　是当时最大的商业城市。城中有四个市。秦淮河北岸有大市，还有小市十余所。出现了专业市场，如谷市、牛马市、纱市、盐市、花市等。商业发达，史称建康"小人率多商贩，君子资于官禄，市廛列肆，埒（lie，等同）于二京（长安、洛阳）。"士人和贵族经商受到免税等政策鼓励，故经商者众，促进了商业的繁荣。　　从水路运到建康的货物有：　　--三吴（会稽、吴郡、吴兴）地区的丝绵竹席、青瓷器、食盐、粮食、家禽等；　　--长江中游的铜锡等矿产和砖木等建材；　　--广东、福建的南方及海外土特产，如漆、蜜、蜡、朱砂、海味、琉璃、珊瑚、珍珠、象牙香料等。　　建康的江河码头经常停泊着数以万记的船只，其中最大的船载重量达百石左右。1．2． 科学、文化、艺术　　　南朝在建康设立四馆：儒学馆，位于城东北的紫金山麓；玄学馆，位于鸡笼山东麓；文学馆，位于城南；史学馆，位于城南。　　　文化艺术方面：　　　南朝文化成就，尤以诗歌最为突出。古体五言诗到了南朝已转入律诗的新境界。代表人物是晋末宋初的谢灵运和颜延之。南齐武帝永明年间（483~493），诗歌出现了音律化的新诗体，特点是平仄谐调，音节谐美，诗采清丽，对仗工整。称为"永明体"。在南朝建康完成的几部总结性文学著述：　　　--《文选》，三十卷的文学总集，收集了上起周代，下迄梁朝的各种重要文体，对后世文学影响深远。梁昭明太子薛统所撰。　　　--《诗品》，汉魏以来五言古诗的总结。作者梁钟荣。　　　--《文心雕龙》，文学评论，共五十篇，西周以来文学的大总结。作者刘勰，齐朝末年撰成。北魏洛阳北魏（386~534），鲜卑族拓跋珪（魏道武帝）建立。都城依次是：乐盛--平城--洛阳。魏孝文帝元弘，太和十七年（493），决策迁都洛阳，曰："国家兴自北土，徙居平城，虽富有四海，文轨未一；此间用武之地，非可文治。其欲移风易俗，信为甚难。"（《册府元龟·帝王部·都邑》）守旧贵族强烈反对。493年秋，以进攻南朝为名，率二十万人马（又号称三十万）出发，兵到洛阳，秋雨连绵，行进困难，元弘仍下令继续行军。群臣记取太武帝南征刘宋大败而归的教训，跪哭于马前劝阻。孝文帝说："今者兴动不小而无成，何以传之后代。苟欲班师无以垂之千载。"便提出"若不南征，即当移都于此"。群臣两相比较，只好同意迁都。太和十七年（493年）十月，孝文帝元弘"幸金墉城（在洛阳的西北部，曹魏明帝所筑，原是魏晋被废的帝后所居，城小而坚）。诏征司空穆亮与尚书李冲、将作大匠董爵经始洛京"（《魏书·高祖纪》），又设"坛于滑台城东告行庙以迁都之意"。正式宣告迁都洛阳。又命青州刺史刘芳、中书舍人常景等定新都宫殿、门阙之名。太和十九年（495年）九月，宫殿建成，六宫及文武百官大举南迁。1．城市形态在汉魏洛阳的基础上修建。受旧地的制约，规划布局采取东西宽、南北窄的形制，但也有所创新。城市由内城和外郭构成。内城东西宽约六里，南北长约九里。城北有谷水，东西南三面有阳渠环绕。四面有城门十三座。外郭是东西约二十里，南北约十五里的横向长方形。南临洛水，北达邙山，东至建春门外的七里桥，西至阊阖门外的长分桥。坊里、市大部分在外城。2．宫殿改变了东汉以来南北两宫的制度，而建单一宫城，位置在城的北部，即东汉北宫故址。3．园林宫城北墙与洛阳北墙之间约500米，为禁苑所在，即史书所载之华林园。《魏书·郭祚zuo传》："高帝曾幸华林园，因观故景阳山，祚曰：'山以仁静，水以智流，愿陛下修之。'高祖曰：'魏明以奢失于前，朕何以袭之于后？'"尽管如此说，还是在园中九华台上筑法凉殿。4．坊里、市、居民《洛阳伽蓝记》（卷五）载："京师东西二十里，南北十五里，户十万九千余"，划分三百二十个里。《魏书·广阳王嘉传》："请于京师四面，筑坊三百二十，各周一千二百步。"《魏书·世宗纪》景明二年九月丁酉you，"发畿内夫五万人，筑京师三百二十坊，四旬而罢。"坊里300余，规划严整。平面正方形，每边300步，合当时的1里。若以户均5口记，约有人口50多万。坊里有严格的管理制度，四面开门，每门置里正二人、吏四人、门士八人。洛阳有三市。小市，大市，四通市。小市，位于东面青阳门外三里，又叫鱼鳖市。大市，位于洛阳西阳门外四里处。周围八里。有十个里坊环绕。东，通商、达货二里。居民尽皆工巧，多以杀猪宰羊为生，很富有。南，调音、乐律二里。居民丝竹讴歌，天下妙伎出焉。西，退酤、治觞二里。居民多以酿酒为业。北，慈孝、奉终二里。居民多以棺椁、赁輀er车（丧车）为业。东北，准财、金肆二里。富人在焉。《洛阳伽蓝记·卷四·城西》："凡此十里，多诸工商货殖之民，千金比屋，层楼对出，重门启扇，阁道交通，迭相临望。金银锦绣，奴婢缇(ti)衣，五味八珍，仆隶毕口。"四通市，位于洛水永桥以南，又叫永桥市。水陆交通便利，是洛阳最繁华之处。伊洛之鱼，于此售卖，鱼味甚美，京师人曰："洛鲤伊鲂，贵于牛羊。"四方客商，在此交易。四通市附近，御道之东，设四馆接待客人：金陵，南方客人；燕然，北方客人；扶桑，东方客人；（扶桑，神树名，传说中东方日出处的大树。）崦嵫，西方客人。（崦嵫，山名，在甘肃天水县西，古代传说日落之处。）御道西设四里，外来客商愿定居的，赐给宅院。归正里，南方客人；归德里，北方客人；慕化里，东方客人；慕义里，西方客人。5．国子学、寺院孝文帝重视汉文化，于御道东、宗正寺北设国子学堂，在开阳门外设太学。大兴佛教。修建寺院，开凿石窟。隋大兴1．隋建新都的原因　　　隋朝（581~618年），杨坚建立。统一了中国，结束了自西晋末年起二百多年的大分裂局面，以黄河、长江两大流域为中心的中国，繁荣程度超过了两汉，"古今称国之富者，莫如隋"。　　　隋炀帝荒淫败国。大业十四年（公元618年），隋炀帝被杀于江都（今扬州），李渊废恭帝杨侑自立，隋亡。传三帝，历时38年。隋朝虽短，但同秦朝一样对中国的统一做出了重要贡献。隋文帝创隋制，为唐以后各朝所遵循。隋朝都城初期为汉代长安。开皇二年（582年），创修新城，以封号大兴公为名，称大兴城。开皇三年（583年）迁入。弃长安而另筑新城，主要是汉代旧都已不敷需要。隋文帝和王公大臣进行了详细论证，说明迁都的理由和历史根据。　　　理由一，汉长安城自然环境差，地理条件有局限性。位于龙首原之北，又近渭水，城内潮湿，又有水淹之虞。《隋书·庾季才列传》："汉营此城，经今将八百岁，水皆咸卤，不甚宜人。"　　　理由二，自汉以来，汉长安城屡遭战乱，城以残破，"台城制度窄小"（《隋书·李穆列传》）。正如隋文帝所说："凋残日久，屡为战场，久经丧乱。今之宫室，事近权宜，又非谋筮shi从龟，瞻星揆（kui， 测量）日，不足建皇王之邑。"（《隋书·高祖本纪》）　　　历史依据，历代都城屡有迁徙，隋朝当然也可以。《隋书·高祖本纪》："王公大臣陈谋献策，咸云羲、农以降，至于姬、刘，有当代而屡迁，无革命而不徙。曹、马之后，时见因循，乃末代之宴安，非往圣之宏义。"新城位于汉长安城之东南。这里是龙首原之南，北距渭水较远，其南地带开阔，平原面积大，有发展余地；自然环境优美。《隋书·高祖本纪》："龙首山川原秀丽，卉物滋阜（fu，多），卜食相土，宜建都邑，定鼎之基永固，无穷之业在斯。公私府宅，规模远近，营构资费，随事条奏。"左仆射高颎（jiong）、将作大臣刘龙、钜鹿郡公贺娄子干、太府少卿高龙义等负责创制新都。高颎总领其事。"领新都大监，制度多出于颎"。"颎少明敏，有器局，略涉书史，尤善词令。"及长，"习兵事，多计略"，在政时，"有文武大略，明达世务"。（《隋书·高颎列传》）将作大臣刘龙，"性强明，有巧思"。（《隋书·刘龙列传》）创建新都时与高颎"参掌制度，代号为能。"钜鹿郡公贺娄子干，"少以骁武知名" （《隋书·贺娄子干列传》）。隋文帝时，屡立战功，授营新都副监，又拜工部尚书。　　　宇文恺，"独好学，博览书记，解属文，多伎艺"（《隋书·宇文恺列传》），隋文帝时，拜营宗庙副监、太子左庶子。营新都时因有巧思，又诏领新都副监。"高颎虽总大纲，凡所规划，皆出于恺。"　　　隋炀帝修东都，又为东都副监，寻迁将作大臣。史书记载："宇文恺学艺兼该，思理通瞻，规矩之妙，参蹤班尔，当时制度，咸取则焉。其起仁寿宫，营建洛邑，要求时幸，穷侈极丽，使文皇失德，炀帝失身，危乱之源，抑亦此之由。" （《隋书·宇文恺列传》）　　　大兴城的营建，先修宫城，即大兴宫。大业九年（公元613年）三月，修筑外郭城，"发丁男十万城大兴"（《隋书·炀帝本纪》）。修完的大兴城，北临渭水，东有灞水、浉水，漕渠运输十分方便。城南对终南山，西有秦代阿房宫及汉昆明池等遗址，北有皇帝的禁苑，并将汉长安城也纳入禁苑之中。唐长安唐朝（公元618~907年），唐高祖李渊建立。唐太宗李世民，"贞观之治"。武则天，公元690年改国号为周。705年，中宗复位，复国号唐。唐玄宗李隆基，"天宝盛世"，"安史之乱"。唐长安位于关中平原的中部。东临黄河，其它三面被重峦叠嶂所环绕，所谓"四塞以为固"。所在地沃野千里，历经西周、秦、西汉、前赵、前秦、后秦、西魏、北周、隋的经营开发，至唐朝，是第十个朝代，前后历时1062年。唐长安是在隋大兴的基础上建立发展的。1．城市形态唐长安分外郭城、皇城、宫城三部分。1．1． 外郭城　　　外郭城又叫京城，是一般居民和官僚的住宅区，也是长安城的商业区。东西较长，南北较窄的长方形。史书记载，东西十八里有余，南北十五里多，城周六十七里，城高一丈八尺。　　　考古实测，东西宽9721米（由东面的春明门至西面金光门的直径，包括东西城墙厚度在内），南北长8651.7米（由南面明德门至宫城北面的玄武门偏东处）。（见《唐长安考古纪略》，《考古》1963年11期）与记载大致相近。郭城在东、西、南三面拱卫着皇城和宫城。南北方向大街11条。东西方向大街14条。城门12座。　　　外郭城由工部尚书阎立德主持修建。其父阎毗以工艺著名，阎立德承父业，性"机巧有思"。终南山的翠微宫、宜君的玉华宫、醴泉的昭陵等，也是他设计营造的。1．2． 皇城　　　皇城又叫"子城"，唐朝廷中央机关所在地。位于宫城之南，之间相隔了一条300余步宽的横街，实际上是一个广场。东西宽与宫城相等，5里115步；南北3里140步。周长17里150步。南面三门：西面两门：东面两门：皇城内东西向街道7条，南北向街道5条，分别通向皇城各大门。1．3． 宫城　　　是皇帝和皇族居住的地方，也是皇帝处理朝政的场所。宫城位于都城北部的正中。分为三部分：太极宫（又称西内）、东宫和掖庭宫。宫城东西四里，南北二里二百七十步，周长十三里一百八十步，高三丈五尺。宫城南面设5个门。北面设3个门。　　　皇帝平时居住的地方是三宫，即太极宫，又称西内；大明宫，又称东内；兴庆宫，又称南内。总称三大内。　　　1．3．1．太极宫　　　太极宫是李世民处理朝政的地方。原为隋代的大兴宫，北靠龙首原，坐落在承天门大街中轴线的最北部。宫中建有16座大殿和许多楼阁亭榭。正殿为太极殿，是举行"中朝"的地方。太极殿北边的两仪殿是举行"内朝"的地方。太极殿南面的正门承天门是举行"外朝"的地方。如国家大典、改元、大赦、元旦、冬至大朝会，以及阅兵、受俘等。东宫是皇太子居住地。掖庭宫是嫔妃们居住的地方。三宫之间有高墙隔离。1．3．2．大明宫原名永安宫，贞观八年（634年）修建。李世民让其父李渊在此"清暑"。第二年改名大明宫。又因位于太极宫之东，还称"东内"。高宗以后，唐历代皇帝移居大明宫。但有些朝廷大典，如皇帝即位、葬礼、婚礼等，仍到太极宫举行。大明宫遗址位于今西安火车站北1公里多的龙首原上。考古实测，宫城西墙2256米，东墙2614米，略呈楔形。周围7公里多，面积约3.2平方公里。大明宫有三大殿，即含元殿、宣政殿、紫宸殿。另有一个重要的大殿是麟德殿，因建于高宗麟德年间，故名。位于大明宫西部，是举行宴会和接见外国使节的场所。1．3．3．兴庆宫位于长安城内兴庆坊，原是唐玄宗李隆基未做皇帝时的旧居。即位后开元二年（714年）改成兴庆宫。又因位于大明宫之南，当时又称"南内"。南北长1250米，东西宽1080米，周围4.6公里。四面设门，正门兴庆门位于西墙北部，朝西开，区别于太极宫和大明宫朝南开的正门。宫城分两部分，北部是宫殿区，南部是园林区，中间为一道隔墙。建筑特色为楼式建筑。兴庆殿、大同殿、南薰殿均为楼房。西边胜业、安兴二坊住着李隆基的两位兄弟，为示兄弟相亲之情，故兴庆宫西边的一座楼命名为花萼（e）相辉楼。兴庆宫内种植牡丹，有"国色天香"之誉。2．园林　　芙蓉园，城郭外东南隅，面积144余万平方米，周围约7公里，四面有墙。　　曲江池，秦代就很有名；汉武帝时把曲江划入上林苑，对曲江进行开凿；隋朝又深挖了曲江，还改名为芙蓉园。唐朝进行了扩建和修葺，曲江池成为皇室和王公大臣游宴之所。面积70万平方米。新科进士也常到此游宴、赏花。　　禁苑，位于长安城北，是皇帝游猎和娱乐的场所。周围有墙，东西27里，南北33里。其范围，东至浐水，西包括长安城，北枕渭水，南接京城。3．街道、里坊、人口　　　大街南北11条，东西14条。朱雀大街。长安里坊共计109处。面积与平面布局不尽相同。坊里有围墙，皇城南朱雀大街两侧的36坊只设东西相对两门，其余各坊设东西南北四门。坊门定时起闭，实行宵禁。启闭的信号原为各街传叫，贞观十年（636）以后，以鼓为号，晓鼓三千，暮鼓八百。"六街鼓绝行人歇，九衢茫茫空有月"。坊内结构规整，皇城正南的36坊和大明宫前新开的光宅、永昌、翊（yi）善、来庭4坊，只有东西向坊街，称为横街；其余各坊均有十字街。沿坊墙内侧四周还有墙街。与坊街纵横相连的是巷曲。长安人口约百万。人口构成复杂。分布东半部多于西半部，北半部多于南半部。其原因是这两个地方是政治中心和风景区所在。4．两市　　　长安有东西两市。东市原为隋代的"都会市"，西市原为隋代的"利人市"。两市各占两坊之地。市内有"井"字形大街。东市是四方财物的集散地，有220行。西市又称"金市"，店肆与东市略同，居民多是浮寄流寓，人口比东市多。盛唐以后，西市的繁荣超过了东市。外国商人多聚集在西市。5．经济、社会、文化6．唐长安的毁灭从隋开皇二年（582年）修大兴宫开始，历经唐王朝的扩建，至904年朱温对长安城的毁灭，约有三百多年的历史。隋唐东都洛阳五代十国诸国的都城五代：后梁、后晋、后汉、后周的都城开封、后唐都城洛阳十国：吴越都城杭州、吴都城扬州、南唐都城金陵（南京）、闽都城长乐（福州）、南汉都城广州、楚都城长沙、荆南都城荆州（江陵）前、后蜀都城成都、北汉都城太原城市发展史专题之六唐宋之际市坊制度的松懈与解体一为了强化控制，战国时期的城市产生了封闭的市场和坊里，经汉代的推广，封闭的市坊制度在全国沿用下来，迄隋唐之际发展到完备，城市商业活动及居民日常行为均受到其严格的管束。然而市坊制度在它发展到高峰的时刻却随即开始了衰落，中唐以后，长安的坊市已经不能约束商业活动了。唐代宗时，人们就无视坊市的规定，"诸坊市街曲有侵街打墙、接檐造舍等"[1]。文宗时，长安的坊门出现了"或鼓未动即先开，或夜已深犹未闭"，武宗即位时，敕"京夜市，宜令禁断"[2]，却未能奏效。这种情况的发生在于长安商业活动的兴旺。当时的长安不仅是一个强大帝国的首都，而且是一个国际性的大都市，内外经济、文化交流十分频繁，人口众多，仅有的东、西两市不敷商业活动的需要。所以早在唐中宗时，长安及洛阳两京诸市已往往在正铺之外更造偏铺，景龙元年（７０７年）虽下令禁止，未果。由于长安东西两市周围的坊中有许多手工业者和商人居住，所以他们的经营活动逐渐渗透到这些地方。东市西北靠近皇城的崇仁坊，大约造乐器悉在此坊，故多修造乐器的商店，"昼夜喧呼，灯火不绝"[3]。平康坊是有名的烟花妓所，里边有"小铺席"出卖"草锉姜果之类"[4]。另外，延寿坊有造玉器和出售金银珠宝的（《唐阙史》卷下，王居士神丹条）；颁政坊有馄饨曲，长兴坊有饮饣毕饣罗店，饣毕饣罗是胡人所食馒头的一种（《酉阳杂俎续集》卷一）；宣阳坊有彩缬铺（《北里志》"王团儿"条）；胜业坊有卖蒸饼的"以小车推蒸饼卖之"（《朝野佥载》卷五）；永昌坊有茶肆，靖恭坊有造毡的毡曲，新昌坊有客舍及"会饮"的"饮所"，升平坊里门旁有胡人鬻饼之舍（《全唐文》卷七二七《养狸述》及沈既济《任氏传》）；道政坊，常乐坊有酿酒店，宣平坊夜间有"卖油者张帽驮桶"（《酉阳杂俎前集》卷一五）；西市东南的兴化坊有"以贩缯为业"（《太平广记》卷四八六《无双传》）；西市西南的怀德坊中，住有富商邹风炽"四方物尽为所收"（《太平御览》卷四九五引《西京记》）；丰邑坊"多假赁方相送丧之具"（《两京新记》卷三）。在东都洛阳，修善坊有酒肆、车坊（《元河南志》卷一），清化坊和殖业坊均有沽酒店（《朝野佥载》卷一、卷五）。武则天时，已不得不承认这种现实，李峤表文称："坊为要冲，地当贵里，亩赁二三十贯，......夺其近市之门闾，生其破家之怨 "[5]。德宗时，赦诏"坊市之内，置邸铺贩鬻"[6]，予以了认可。坊市制度，几近驰坏。唐文宗大和五年（８３１年），左右巡使抱怨，有太多的居民不守规定，实际上已无法阻止了。二类似情况在全国很多城市都程度不同地存在，经济发达的城市有过之而无不及，其中扬州比较突出。德宗兴元元年（７８４年）杜亚任淮南节度使时，扬州城中"侨寄衣冠及工商等多侵衢造宅，行旅拥弊"[7]，较早地形成了街市。唐人诗中有不少赞颂扬州街市繁盛的句子，如张祜《纵游淮南》："十里长街市井连"；韦应物《广陵遇孟九云卿》："华馆十里连"；杜牧《赠别》："春风十里扬州路"等。其实，诗人们吟颂的十里长街是指扬州罗城中最繁盛的一条街市，准确的长度应为九里三十步，日夜暄腾，盛况可观。　　　至于汴州临街设店，坊市制度遭受冲击当不晚于隋。大运河开通后，紧临汴州的汴河西通东都洛阳，南达江淮富庶之地，是南来北往必经之水路，汴州成为连接中原与江南的交通枢纽，八方辐辏，商业发展堪与扬州匹论。　　　开皇中，隋文帝东封泰山回京，路过汴州时，"恶其殷盛，多有奸侠"，乃以令狐熙为汴州刺史，"禁游食，抑工商、民有向街开门者杜之，船客停于郭外，星居者勒为聚落、侨人逐令归本，其有滞狱，并决遣之，令行禁止，称为良吏"[8]。这里"民有向街开门者杜之"和"星居者勒为聚落"显然是整顿加强市坊制度的举措。看来之前情况已经相当严重，所以才引起皇帝的不满，令狐熙因治理得力被"称为良吏"。汴州市坊第二次受冲亦当在中唐前后开始。　　　起先，很可能同样基于"恶其殷盛"的原因，隋炀帝于大业二年（６０６年）将汴州撤消，改隶郑州，降低了其政治地位。　　　唐武德四年（６２１年）恢复，但仅为普通大州。安史之乱到兴元元年之间，汴州成为各地军阀争夺角逐的重要对象，唐王朝几经得失，极大地影响了它的发展。直到兴元元年宣武军移到这里，唐王朝以十万大军镇守于此，汴州才安定下来，重又成为黄淮之间一个军事重镇和地区性行政中心，人口大增，深感"汴州城隘"，于是广之。　　　这次修城又称"筑罗城"，就是修筑外城，从建中二年（７８１年），永平节度使李勉兼汴州刺史始，规模相当大，周回二十里一百五十五步，以至引起诸藩镇的惶恐不安，"东方人讹言：上欲东封，故城汴州。（李）正己惧，发兵万人屯曹州；田悦亦完聚为备，与梁崇仪、李维岳遥相应助，河南士民骚然惊骇"[9]。可见这次修城的反响之大，也足见汴州此时的崛起。　　　进入中唐，与扬州相比，汴州因为"王室藩屏"[10]，监控关东藩镇，守护长安，因而在军事上更为重要。在政治和经济地位上，二者则有极为相似之处：扬州为淮南节度使所在地，汴州为宣武军节度使所在地；安史之乱后，藩镇割据，黄河以北及山东，河南等地的赋税均被当地节度史留用，唐政府所需财物十之七八仰仗江淮，扬州为东南水陆交通枢纽，东南各道物资多集中于此然后北运，汴州因居漕运咽喉要地，代宗广德二年（７６４年）刘晏改革漕运后，江、汴、河、渭分段运输粮食，除粮纲经过汴州外，又规定"轻货自扬子至汴州"[11]，使汴州成了钱、帛等物的中转站，建中三年，又在汴州东、西设两个水陆发运盐铁租庸使，这样，汴州与扬州一道，是唐王朝生命线的两个重要支点。二者同时发展成为运河沿线上最为突出的两个经济都会。至唐末，北部中国战乱不休，民穷财尽，城市凋弊，长安、洛阳今非昔比，汴州是北方少有的闪光点。　　　经济发展必然招致人口激增。按天宝七年（７４８年）算，整个扬州地区有七万七千一百五十户，四十六万七千八百五十七口，较初唐增加三倍还多[12]。按理，城市人口增加更快。特别是天宝十四载（７５５年）安史之乱后，北人大批南下，扬州城人满为患。《新唐书·五行志》记载文宗大和八年（８３４年）三月，扬州城区大火，烧毁民房千区，十月，又遭大火，烧毁民房数千区，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居住密度之高。今人推测，当时扬州城市人口（包括市内和郊区）约十九万，城区人口可达十多万人[13]。　　　汴州时领县六个，人口约五十八万，城市人口若占四分之一，则将近十五万人。再加上"大军十万"驻扎，人口压力当比扬州为大。同扬州一样，汴州也为四方人士趋之若鹜之地，刘宽夫谓之"当四会五达之通，杂燕赵悲歌之人，迩吴楚剽轻之俗"[14]，流动与侨居人口相当之多。比较城区大小，扬州城周遭在三十五里以上，汴州城"二十里一百五十五步"，明显小很多。据此，汴州城中密度肯定要高于扬州。人口过密，居住混乱，城市秩序已很难控制。当时的汴州"邑居庞杂，号为难治"[15]。封闭的市坊制度根本无法维系，居民侵街现象非常严重，到后周世宗修展东京时，已陷入积重难返的困境。《资治通鉴》卷二九二"后周显德二年十一月"条曰：先是大梁城中（按指唐时修筑的里城）民侵街衢为舍，通大车者盖寡，上命悉直而广之，广者至三十步，又迁坟墓于标外。上曰：近广京城，于存殁（mo）扰动诚多，怨谤之语，朕自当之，他日终为人利。可见，普遍的侵街占道，能通大车的街道都不多了，强行拆迁，才能拉直开阔。"于存殁扰动诚多"，表明涉及到一大批人，阻力很大。不得已，知开封府王朴采取了极其严厉的手段强制执行，曾当街杖死一名工作"驰慢"又不服责备的厢校[16]。即便如此，还只是部分拆迁，略为把街道拉直开阔，不可能全部拆除。柴荣勇于承担"怨谤之语"，是因为他清楚地看到了解决问题的必要性：辇毂（nian gu）之下，谓之诰穰，万国骏奔，四方繁会。此地比为藩翰（藩，屏障。翰，通"干"。栋梁），近建京都，人物喧阗（tian），闾巷隘狭。雨雪则有泥泞之患，风旱则多火烛之忧，每遇炎蒸，易生疫疾。近者广开都邑、展引街坊，虽然暂劳，久成大利。[17]这种种混乱的局面，应该说是自中唐开始蓄积，而后在唐亡宋立，五代十国纷乱的局面中爆发，城市无暇治理的结果，而至少在唐亡之前，已大体形成了。三侵街这样严重，坊墙肯定破坏不堪。市场也不再受局限，开始在有利的地点滋生。城外的草市是一方面，再从王建诗句"水门向晚茶商闹，桥市通宵酒客行"[18]看，汴河东、西水门和沿河桥头都是热闹的市易之所。这里所说的汴河东、西水门是指唐宪宗贞元十四年（７９８年），宰相董晋为宣武军节度使期间修建的汴州城东西水门，也就是北宋时东京里城的汴河水门。汴河在汴州城内由东而西蜿蜒而过，这些市所即使不连为一体，也会在沿河方向或垂直于河的部分街道上，表现出片断的街市形式。　　　后周世宗柴荣面对市坊驰坏，侵街严重的现实，虽以强硬的手段予以整治，但也不得不做出一定的让步，承认居民面街而居合法化。因此在扩展街道时，"其京城内，街道阔五十步者，许两边人户，各于五步内，取便种树掘井，修盖凉棚，其三十步以下至二十五步者，各与三步，其次有差"[19]。　　　现代学者认为，这种沿街的住户当然是当街开门的，就是在门的两侧种树、掘井和修盖凉棚，这显然是一种新创的街道制度，是适应里城街道上已经出现的具体情况的顺水推舟之作。坊墙，至少是主要街道的坊墙已不复存在了，而且两边各让出街道宽度的十分之一，调动居民种树、掘井、修盖凉棚，一方面美化街景，另一方面以此防止再发生侵街的行为[20]。　　　在新修的外城中，索性不再象隋唐长安那样先筑好"坊"和"市"的围墙，然后把住宅造于"坊"中和商店造于"市"中，而只是放好街巷红线，划定一些特殊建筑的地段，即听任百姓随便营造。这就是显德二年四月柴荣下令别筑新城时诏书中所说的"其标识内，候官中劈画，定军营、街巷、仓场、诸司公廨院，务了，即任百姓营造"。《资治通鉴》卷二九二在叙述这一诏书时也说："其标内，俟（si）县官分画街衢、仓场、营廨之外，听民随便筑室"。随后，又许居民临街开店起楼。这是显德五年大浚汴口之后的事，目的有两个，一是增加接待客商的邸店，接待大批涌入的商货，以适应众多居民的生活需要；二是增加都会的壮观。沿汴河如此，沿街道当然也可照此办理，大将军周景威在宋门内率先所造的十三楼就是南临河，北面街。《梦梁录》卷一六《酒肆》在解释酒楼前排设红绿杈子，挂栀（zhi）子灯习俗时说："如酒肆门首，排设杈子及栀子灯等，盖因五代时郭高祖游幸汴京，茶楼酒肆俱如此装饰，故至今店家仿效成俗也"。杈子原来是官衙前用来限制行人的设施，红绿杈子是设在宫城的正门前以限制行人的，这些茶楼酒肆该是临街开设，为欢迎皇帝游幸，于门首街前如此装饰，否则没有这样的必要，而且也不可能被允许。经过这样的变化，后周东京实质上已经呈现出令人耳目一新的"街巷"格局了。当时"街巷"这个名词已经很流行，曾任后周右仆射的王溥，写成于北宋初年的《五代会要》卷二六就有"街巷"条目。街巷上有临街店肆。按日本学者梅原郁的观点，这是唐宋街道变化的第一个阶段：从坊内店肆到临街店肆，时间是从唐中期到宋初[21]。我们认为，这个阶段实际上也是市坊制度从松懈到濒于解体的阶段，为以后北宋时期在制度上街巷完全取代市坊奠定了基础。北宋东京开封　　　北宋（公元960年~1127年），赵匡胤所建。"陈桥兵变，黄袍加身"，夺取政权。"杯酒释兵权"，强化中央集权制度。有宋一代是中国文化史的颠峰时代。陈寅恪说："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　　1．宋都开封的原因　　1．1．关中的衰落与南方的崛起　　经过多年的垦拓，地力衰减，加上战乱，关中凋敝。而南方此时开始繁荣。中国的经济中心开始南移，出现了经济中心与政治中心分离的现象。关中作为政治中心要接受经济中心的支持，其最大的问题漕运的艰难。特别是经过黄河的三门之险要付出很大的代价，运到长安的粮食已是"一粒粮食，一粒金"。在为了便于统治全国，政治中心不便南移的情况下，接受南方给养的便利性已是选择都城的一个重要条件了。五代。后梁开国皇帝朱晃定都汴洲。一方面因为这里是他的发家之地，另一方面正充分利用了此时汴州有利的经济地位。与此相反的是后唐李存勖(xu)。他以唐室后裔自居，故在灭后梁后，迁都洛阳。但由于赋税来源的绝大部分来自江淮地区，一旦离开漕运便难以为继，因此后唐洛阳常闹粮荒，终于引起兵变。后晋时，汲取了后唐的教训，又将国都迁回汴州，改名东京。石敬瑭天福二年（938年）有诏曰："为国之规，在于敏政；建都之法，务要利民。......当数朝战伐之余，是兆庶残伤之后，车陡既广，帑廪咸虚。经年之挽粟飞刍，继日而劳民动众，常烦漕运，不给供须。今汴州水陆要冲，山河形势，乃万庾千箱之地，是四通八达之郊。爰自按巡，益观察便，俾升都邑，以利兵民。汴州宜升为东京，置开封府"。　　这不仅是后唐，而且是后汉、后周，乃至北宋建都东京的真实原因。如后汉高祖刘知远在诏书中说："浚都（东京）重地，汴水名区，控襟带于八方，便梯航于万国。眷言王气，允称皇居。其汴州宜仍旧为东京"。后周世宗柴荣在显德二年（955年）颁诏修城时也谈到东京优越的地理位置："东京华夷辐辏，水陆会通，......"　　1．2．开封的发展　　北宋定都东京开封，是中国都城由西向东历史性的转移。这次转移的重大变化之一是地理环境的变化。在军事地理十分不利的情况下，东京完全是凭借其优越的经济地理条件成为北宋的都城，也就是其"天下漕运中心"的地位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开封的发展史在某种程度上讲是一部漕运体系的发展建设史。　　早在两千七百年前，春秋时的郑庄公筑城，取"开拓封疆"之意，故名开封。开封漕运体系的形成过程时断时续且十分漫长，有三个时期最为重要：第一，战国时梁惠王开鸿沟；第二，隋炀帝开大运河；第三，五代至北宋的疏浚整理。如此之后，形成了发达的水路运输体系，使开封成为"天下之枢"。相应地，这也是开封发展的三个黄金时期。1．3．开封的漕运体系经过以上漫长曲折的过程，东京的漕运体系已基本形成。到北宋立国，又多次修浚，使其更为完善。其中直通东京城内的主要河流有汴河、蔡河、金水河和五丈河，号称"四水贯都"。五丈河，又称广济河，因河宽五丈而得名，位于京城东北部，是通向山东一带的主要水路。金水河，又名天源河，宋太祖建隆二年（961年）从荥阳黄堆山引京水至东京城西而成，过中牟后名金水河，原为补五丈河水源而开。由于金水河水清而甘，故成为东京城内生活用水的重要来源。首先是保证皇宫、官府及寺院的用水。真宗大中祥符二年（1009年）经新的开挖修整后，沿河不仅景色优美，而且民众也得以为饮用水源。总的来看，其漕运功用不是很大。蔡河位于京城南部，闵水、洧水、 水通过此河而会。由东京戴楼门东广利水门入城，缭绕从陈州门西普济水门出城，流经通许至陈州东南入于沙河，以通陈、蔡、汝、颖诸州。这样，京西北路漕运多仰此河，如陈传良语："陈、蔡之粟自闵河、蔡河入汴至京师"。蔡河又沟通江南达于长江，每年运淮河粟米六十万石。故其航运价值十分巨大，仅次于汴河。汴河是四条河中最为重要的一条。它实际上是隋朝大运河中通济渠的一段。再先是秦汉间的鸿沟，西汉时的蒗荡渠，东汉时已有汴河之名，魏晋时又叫官渡水，隋唐时成为沟通南北经济的大动脉。宋初，汴河受黄河水以通淮泗，由于黄河水泥沙含量大，致使河道淤积严重，每年都要清理，劳费不赀。所以在宋神宗元丰年间，又引伊洛之水为源，"导洛通汴"，自此淤沙减少，航运更加通畅。李濂《汴京遗迹志》卷六《河渠二·汴河》："汴河......，宋都大梁诸水，莫此为重。......岁漕江淮湖浙米数百万，及运东南之产，百无众宝，不可胜记。又下西山之薪炭内外仰给焉"。孟元老说："汴河，自西京洛口分水入京城，东去至泗州入淮，运东南之粮，凡东南方物，自此入京城，公私仰给焉"。《宋史》卷九十三《河渠志》："唯汴水横亘中国，首承大河，漕引江、湖，利尽南海，半天下之财赋，并山泽之百货，悉由此路而进"。本来，内陆水道运输的困难在唐代已经得到解决，随着宋代造船业的进一步发展，航运在数量和涵盖地区方面进一步增加。南宋叶适曾记："江湖连接，无地不通。一舟出门，万里惟意，靡有凝隔"[16]。所以，东京漕运体系形成后，便把东京与全国各地血肉般紧密联系在了一起，给了东京以优越的区位条件和历史性的机遇。　　1．4．开封军事地理上的不足　　军事地理上的不足是影响宋东京城市建设的一个重要因素。无山川之险。"以兵为险"。1．5．城市形态：三套方城，皇城居中。1．6．中国古代城市的革命性进步--市坊解体与街市的形成1．6．1．中国古代城市的一次解放与进步　　　宋代东京街市，是中国古代城市发展进步中出现的一项极为重要的因素。此前，还较少见到有过对它如此集中的关注及对它全面认真的剖析，也未对它产生的原因及意义给予足够的认识和充分的评价。在汉语词源上，"城市"一词由"城"和"市"组合而成。这种组合的完成，也就是完整意义上的城市的产生，大约是在春秋战国时期。两种具有代表意义的实物元素，生动形象地概括了城市在当时的政治军事性质和商业功能。　　资料显示，在战国众多的都会之中，商业发达，市场景象十分繁荣。出于安全及管理的需要，这时出现有集中封闭式结构的市，并订有相应的市场制度，开了中国古代城市封闭式市制的先河。进入封建社会，从西汉长安到隋唐洛阳、长安，这种市制形式又沿用十一个世纪，一千一百余年之久。　　　如此漫长的历史跨度，市制的长期存在不是偶然的，而是有着深刻的社会根源的。直接的原因却是城市商业发展的不力。总结历史，城市的发展进步是政治军事色彩逐渐褪化，经济功能逐步增长的过程。而城市经济功能增长的第一步，就是商业的发展，而后是工业的发展。当这两者在城市中迅猛发展起来以后，都给城市带来了广泛而深刻的变化，实现城市的进步。在西方城市发展史上，前者发生的时间主要在十四~十八世纪之间，后者发生的时间是在十九世纪工业革命以后。可以认为，商业的推动和产业的推动一样，是城市发展的一个必经阶段。到宋代，迎来了中国城市经济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时期，其中突出的就是商业的发展，对此，中外学者都予以了高度的评价，誉之为中国古代商业发展史上的一次革命。而商业革命带来了城市突破式的变革，典型的标志即是城市的市制与坊制的解体，街市的产生，这一切，完整地体现在北宋的都城东京身上。坊市解体，街市产生或许可以恰当地称之为一次解放，不单是城市商业活动不再受时间和空间的限制，更重要的在于引发了城市的功能性质、物质要素、结构布局等方方面面的整体嬗变，由此，中国古代城市向前发展了一步。并且，城市的发展又在社会的经济、思想、文化、生活等各个领域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1．6．2．坊市解体的原因（1）政策因素　　在政策上，宋初的七十余年，为了迅速恢复遭战乱破坏的国民经济，统治者除了扶助农业生产外，对商业也给予了积极的保护和鼓励，取得了很好的成效。但在"冗兵、冗吏、冗费"的消耗下，历尽艰辛开创的小康局面很快丧失殆尽，到真仁朝时已陷入积贫积弱的局势。这个看起来好似戏剧般的转化，实则蓄含着必然性，根源在于宋朝的中央集权政策。首先，"三冗"的形成就与中央集权政策有直接的关系，其次，农业生产为此而遭到了很大的破坏。比如，为了补偿官僚在政治权力上的失落，朝廷给了他们许多经济上的利益和特权，宋朝实行"不抑兼并"的土地政策便暗含有这层意思。结果，造成大批农民丧失土地。在"三冗"的耗费下，国用日蹙，敛财最为急务，于是宋朝政府将以前各个朝代增加收入的办法都加以改造利用，并且还创造了一些新的聚财敛财之法。但支费实在太大，敛财之术也就不能不越来越深刻，几近不择手段，竭泽而渔的程度，这就使得宋朝的赋税格外沉重，农民不堪负担，逃离土地。冗兵之患则不仅在于虚耗国库，还在于夺取了大批农村劳动力。《宋史》卷一七三《食货志》上一载"景佑初，患百姓多去农为兵，诏大臣条上兵农得失，议更其法"。可见仁宗景佑初年（１０３４年）就已觉察到募兵害农的危机。欧阳修的时论《原弊》痛陈仁宗康定年间（１０４０～１０４１年），年轻力壮的男丁大都被吸引到军队里去了，田地里只剩下老弱者，生产力为此大为降低。凡此种种，造成了农业生产的一派落寞，将宋初扶农的成果大为减损。太宗末年陈靖上疏言："京畿之地，南北东西环绕三二十州，连接三数千里，其田之耕稼者十才二三"[1]。仁宗康定年间欧阳修讲："今天下之土不耕者多矣，臣未能悉言。请举其近者，自京以西，土之不辟者不知其数，非以土之瘠而弃之也，盖人不勤农与夫役重而逃尔"[2]。仁宗末年苏辙进策又言："当今自楚之北，至于唐邓汝颖陈蔡许洛之间，平田万里，农夫逃散，不生五谷，荆棘布野而地至肥壤"[3]。不仅京畿，京西一带在北宋前期百余年中农村经济状况不佳，川蜀江浙等地区也是同样。本来，自耕农形态是封建社会发展的最佳形态，他们拥有自己的土地，适应当时的生产力水平，能够进行扩大再生产，从而发展社会经济。在土地被兼并和沉重赋税的压迫下，他们大批脱离土地，等于自耕农形态的分崩离析，不仅是生产力的破坏，又酿成严重的社会危机，恶性循环地影响农业生产。　　　中国是传统的农业社会，农业乃立国之本，国用收入主要依靠农业。宋朝的财政状况十分紧张，农业生产又遭破坏，无力支撑局面，因此不得不多方搜敛，商业成了统治者倚靠的一个重要的财政支柱。这就是宋朝放宽抑商政策，形成商业大发展态势的主要背景。　　　在商业发展的大潮中，各个阶层的人士都被卷了进来。特别是官僚权贵的经商活动，格外引人注目。他们在东京城中大量经营邸店，侵街占道，承当了街市形成的开路先锋和中流砥柱作用。由于首都地位及城市经济的发达，东京人口众多，超过百万以上，最盛时达150万左右，是当时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城市。中央集权政策进一步加重了东京的城市负担，主要是在东京集中了大批的军队，其次农民大量流向城市也与之有很大的关系。在巨大的人口压力下，对给养和物资供应提出了很高的要求，东京原有的东、西两市根本无法应付，于是在汴河两岸首先兴起了许多行市，并逐渐在全城扩展。这些行市与邸店一起，成为街市生成的又一个基本点。集中财权为皇家的奢侈提供了极大的便利。从北宋中期开始，皇室生活已趋奢华。大兴土木，婚丧嫁娶、祭祀赏赐、日常开支，浪费惊人。这种习气从上到下，一直感染到黎民百姓，一时成为北宋的社会时尚，东京是这种时尚的中心，俨然一座消费或寄生的城市。为了满足种种消费需求，城市中涌现出了一大批相应的商业，服务业项目，如商店、酒楼、饭馆、瓦子等，沿街分布，从而使完整的街市得以形成。　　　总结下来，邸店和新兴行市是东京市制解体、街市形成的两个突破点，奢华的城市生活是一股强大的推动力，最终造就出了血肉丰满的街市。这一切既与北宋的中央集政策权有紧密的联系，也与东京特殊的地理条件和宋代经济性城镇体系的形成密切相关。　　　（2）地理因素宋代之前，中国都城在地理上有两大特征：一是深入富庶的农业腹地，即通常所说的政治中心与经济中心紧密结合在一起；二是军事上凭有险要。这两个条件培育出了中国古代都城的"堡垒"特征，经济上的功能则十分微弱，封闭的市制在这种情况下得以长期延续下来。　　　而东京在地理上却不具备这两个条件，凭着交通上的优势取得了首都的地位。为了获得军事上的保障，采用了"以兵为险"的策略，在东京屯驻重兵。而为了养兵，维持首都地位，取得东南的物资又至为重要，这些物资主要靠汴河水路运来，数目庞大，所以汴河两岸地带变成集散和调配的枢纽，产生众多接待商货的行市和邸店。　　　（3）城镇体系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