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些事关国计民生的大型项目开工或者竣工了—— 例如海南岛崖州，昌江郡石碌铁矿的开采和大型钢铁联合企业的兴建，使中国南方出现一个可以抗衡鞍山的钢铁基地； 例如西北兰州到敦煌段的千里铁路开工，和西南成都到宝鸡段千里铁路的竣工，使中国西部有了交通动脉； 例如武汉长江大桥得到资金支持后，迅速通车、投入使用，使平汉、粤汉铁路连成一气，火车可以自珠江边的广州出发，一直开到黑龙江边的伯力。 比前任具有明显优势的亮点是，宋院长发挥自己英语熟练、具有外交经验的特长，从海外延揽了不少人材。 许多外国工程师，来到正在大兴土木、岗位众多的华夏合众国，找到了适合的工作；而中国每年又有数批国家派遣的留学生被送往欧美，学习和深造国内紧缺的专业；而那些学成归国的青年专才，也多得到选拔、择用。 宋院长任内，还确立了国家货币——华元的金汇兑本位制。 （963） 1950年8月的南京。已是流火季节。 午后柳树上的知了叫个不停。但炎热的天气，与此起彼伏的蝉鸣，都没有分散此刻行政院礼堂内人们的注意力。 合众国国家统计署成立大会，成为当天热点新闻。 “兄弟我，这么多年来研究经济，深知这统计的重要。” 主席台上，国家统计署的第一任署长马寅初，用他习惯的口头语开始了自己的就职演说。 “大家都知道，国家没有军队不能存在。兄弟我则说，国家没有数字就没法管理！例如这国家一年能产多少粮食，又有多少人要靠这些粮食吃饭？粮食多了，得建多少个粮仓？粮食少了，又该从外面买回多少？没有数字，国家怎么决策？……” 亲临会场的宋院长微微颔首：这曾在陆军学院演讲中公开骂过自己的马老头子，讲得还有些道理。 统计署成立大会，引来不少记者，也引起各界关注。台下听众——未来统计署的各级处长、科长和职员们，继续倾听自己未来上司的演讲。 “……再说这人口。都说我国有四万万五千万同胞，可是历经两次抗战，现在人口多了还是少了？里面多少男，多少女？每年能当兵的男子多少？每年出生多少，又死亡多少？还有，我们现在说自己是个民主国家了。既然民主就要选举，那么每个选区有多少人，里面又有多少人能投票？这些数字都关系国家大计，谁说它们不重要？” 主席台后排一角，一个大腹便便的官员不以为然地暗自冷笑，对旁边的同僚窃窃私语： “这个书呆子哦，当年国府让他当财政部长都不愿意，现在却放着北大校长不当，跑来当个统计署长。还满口民主长、民主短的，书生气十足的啦。” “不过听说他可是李总统亲自相邀，才出山的噢，”同僚显然事先打探过一番，“据说还提了条件，说是什么，以前中统、军统的人一个不要。条件被答应，才肯出来当官喏。” 窃窃私语被台下又一阵掌声打断。 ……类似的机构，在这时期有若干建设。 但宋院长执政三年间，为人诟病的，是用人方面的裙带之风。 这本是国民党统治中国时期政坛上的痼疾。联合政府成立之初，进步党执政三年中，对此进行了扫荡，人们耳目一新，国际上也颇受好评。 然而这等顽症阴魂不散，古国文化的千年积淀在时机合适时又沉渣泛起。腐败和贪污现象也重新萌芽，尤其在一些大型公共工程中，揭露出来的事例与日俱增。在野党和民众通过舆论监督，把行政院搞的颇为狼狈，廉政问题被紧迫提上日程。 宋院长几次向党内疾呼： “这个问题不解决，关系到我党的执政地位！” 但一干官员似乎无动于衷，心里默念着“上行下效”的陈年守则。 ……这些，终于断送了宋院长和国民党执政的前程。他的竞选连任心愿，由于这些弊政，也由于对手的强大，而没有实现。（966） 历史翻开新的一页。 斯大林去世后的莫斯科，党内资格最老、64岁的莫洛托夫同志，接任了党和国家最高领导。 在“莫洛托夫总书记的苏联”终于成为现实的时候，他接到的第一封贺电来自美国前国务卿马歇尔，这也是他第一个回复的电报。对这位能够影响美国政策和舆论走向的老朋友，他不想、也不能怠慢。 在纽约，知名历史预言家斯娄·茂宁拜尔的作品《莫洛托夫总书记之苏联》一经出版，就成为畅销书。不久，作者本人也成为克里姆林宫的座上嘉宾。 新总书记微笑地握着这位预言家的手，请他品尝上等伏特加和黑鱼子酱，并与他交流关于“周恩来总理之中国”的可能性，以及“艾森豪威尔总统之美国”的外交政策走向。 茂宁拜尔先生谦逊地表示：他感兴趣的只有苏联。 但酒后，他还是迁就主人，兴致勃勃地推演了一番各国前景。 新总书记上任不久，在一次略带血腥的宫廷政变中，干脆利索地解决了“贝利亚反党集团”。一个危及苏联政治稳定的克格勃首领被从肉体上消灭。 被废黜6年之久的前乌克兰党委第一书记赫鲁晓夫，重新走上领导岗位，当选为政治局委员。 一年后，按照赫鲁晓夫同志建议，开始在哈萨克斯坦大规模垦荒。不过，莫洛托夫总书记的观点是农业应该走集约化的道路，他反对大肆垦荒。但1956年的大丰收，使尼基塔·赫鲁晓夫委员的来势很猛。莫洛托夫感到一种政治挑战。 1957年2月，联共23大上，主张“向共产主义道路迅跑”的赫鲁晓夫，获得了第一副总书记和部长会议主席的职务。观察家认为，这是权力过渡的开始。 另一位年轻人——亚历山大·尼古拉耶维奇·谢列平接掌克格勃系统，也使莫洛托夫感到不快。他观察出这个前共青团中央书记有一种铁腕人物的潜质，令他回忆起斯大林时代。 军界人物，华西列夫斯基因病退休，朱可夫元帅再度出任国防部长，但1959年又因“波拿巴主义”而被解除职务。 外交官出身的莫洛托夫总书记，虽然不擅拉帮结派、处理人事能力较弱，但却十分重视国际关系。 在与世界各主要国家修好的同时，与中国——这个既未宣战也未停战的国家，关系如何处理，始终是一块心病。 《马赛协定》只是一个临时停战协定。他离任时，与中国不战不和的态势已持续十年了。军事努力通常无法奏效，在可以预见的将来也仍然如此。 中国在1955年6月，也爆炸了自己的原子弹。而且还刻意地把试验地点选在堪察加，以示报复。 此前，英国1953年也进行了成功的核试验。 核扩散的结果就是，谁都无法轻易使用这种武器。 这位总书记感叹地写出一个真理： 如此看来，在核时代到来之前，一个国家攫取的地盘，只要守得住的话，就是它的永久财产了。 而核时代的降临，使人们用战争手段再度夺取大片领土的梦想彻底破灭，只能琢磨其他非武力的方式…… （967） 苏中停火线上，时而有些小规模的军事摩擦。 空中的你来我往证明，苏联最新式的米格－19不能完全制服中国人那个轻灵、廉价的喷气式“契丹风”；至于它身后那种制空战斗机——双引擎、鸭式布局、高空远程的所谓“腾雾”，更是像个迷一样还没有破解。 如果这个号称“腾云驾雾”的东西，用来给中国人现在拥有的“鸵鸟”（B－29改型）远程轰炸机护航，那么新西伯利亚等城市无疑就在它的作战半径内。 而中国若同德国勾结，一起敌视苏联、采取配合行动的“穿梭轰炸”阴谋的话，那么从包头或玉门起飞的四发动机的“鸵鸟”甚至可以把中国的原子弹扔到莫斯科。 更重要的是，眼下在双边关系上不即不离的那个美国，面对可能再次爆发的苏中战争时，多半还会站在对手那一边。而十年前被击败的德国，也在慢慢恢复元气，并仍对东普鲁士的被占领土耿耿于怀。 这个敌意重重的世界，迫使苏联拿出大笔国民经济预算，打造防身的盾牌。 总书记想，或许还是象赫鲁晓夫同志主张的那样，不要去理睬和挑衅外界，专心致志地进行独家共产主义试验？…… 唉，他那个滑稽的、“土豆加牛肉”的共产主义啊。 民间有了这类政治笑话： 有人问道：共产主义——是科学还是艺术？ 被问者想想，肯定地回答：是艺术。 问：为什么？ 答：如果是科学的话，他们应该先用大白鼠作试验。（968） 1953年在文化上是个“国际电影年”。 上一年，好莱坞推出的彩色战争史巨片《工合·浴血熊猫》获得了奥斯卡的七个奖项，担任主演的罗纳德·里根，也获得了他渴望的最佳男主角奖，成为他重要的人生里程碑。 本年度，好莱坞再次推出场面和规模更大、气势恢弘的全景战争影片《巴顿将军》。以舍我其谁的气概，风靡全球票房。 但出乎意料，《巴顿将军》竟以微弱差距败给了一部小成本的黑白影片——日本人黑泽明导演的一部新样式的、悬念推理的电影：《奈良·罗生门》。 1950年，黑泽明就以手法独特的《罗生门》，探索客观真理和主观真实之间的关系，从而蜚声国际，获得了威尼斯电影节金狮奖。这是第一部闯入欧洲影展的亚洲作品。 这次，黑泽明以令人叹为观止的严谨，和悬念丛生的噱头，用一流的蒙太奇语言演绎了6年前发生在日本奈良的那个世纪之迷——天皇酒会，并大大拓展了人们的想像力。 这部令人耳目一新的、低成本的简朴电影，终于击败强劲、豪华的竞争对手，成为世界电影史的经典之作。 急待捕捉时机的日本商界，围绕着本国在电影业方面的突破，逐步构成了一条民族自救的经济产业链。若干年里，形成了日本独特风格的文化产业——电影、动漫、道具、模型、幻想作品以及70年代以后风靡世界的电子游戏。 战败后，没有了军备负担，也就没有安全威胁，没有了扩张野心，也就没有亡国危险的日本人，为了忘却痛苦的过去，反而彻底放松了。 日本，成为一个小心翼翼的快乐民族。 （969） 华夏合众国新任女总统宋庆龄，被认为具有广泛代表性，而获得普遍认同。 她给世界带来一个“和平中国”的象征。 她的当选，同时宣示着继承辛亥革命光荣传统、弘扬民族博爱慈善精神、接受西方新鲜事物、关心民间疾苦和妇女解放等等，一系列进步概念； 并且延续了她与中共——祖国进步党人的长期合作、兼顾了她的美国教育背景所带来的天然盟邦友好关系。 甚至，还抚平了她的传奇家族中令人同情的内部哀伤——豪杰妹妹宋美龄和重病的妹夫蒋公介石的不幸、哥哥宋子文的委屈、以及自身作为国父孙文先生28年遗孀的缺憾。 1954年修订的《合众国宪法》规定，总统为名义国家元首、三军总司令，任期6年，可以竞选连任。宋庆龄总统以一轮“访问外交”开始自己的任期。一年里访问了26个国家，足迹遍及五大洲。 那些在全国各地广泛放映的出访记录影片，使亿万普通中国人睁开了看世界的眼睛，感受到和平建设的渴望，尤其是大大鼓舞了众多的饱受封建习俗压迫的中国妇女。 她们纷纷走出了家门，走进识字夜校，走进城市，走向开垦中的远方。 妇女解放，给长期受到人口发展压力的中国，带来不同凡响的意义。后来连续数年的统计数字表明:生育率持续下降，每个家庭两个孩子成为一种普遍模式。婴儿健康水平成倍提高，受教育的概率大大增长。 50年代的中国，生气勃勃。 一首《歌唱祖国》家喻户晓。最终因为歌词和旋律的通俗明确、嘹亮优美而被选定为国歌：“五色星旗，迎风飘扬， 自由的歌声多么响亮。 歌唱我们亲爱的祖国， 从今走向繁荣富强！ 越过高山，越过平原， 跨过奔腾的黄河长江； 宽广美丽的土地，是我们亲爱的家乡。 英雄的人民，站起来了， 我们团结友爱，坚强如钢！……”（970） 1953年也是中国建设开始走上正规化的一年。 新首都初步落成了。 国家政府和首脑机关，迁址到北平以西20公里的石景山市。 这是一个规划为25万人口的小城市。据主持总体设计的建筑师梁思成先生介绍：新首都是在向世界各地著名建筑师征集了近百个方案，通过国际招标方式优选的，强调了单一的国家行政管理功能，具有未来城市的诸多特点。 新首都的设计理念是： 不追求成为什么文化中心、商业中心、经济中心，更不考虑安排生产性行业。 他说，祖国进步党的毛泽东名誉主席曾有一个憧憬——从北平城楼上放眼望去，如果一片烟囱林立，那么中国就是工业强国了。但梁思成认为，这是不正确的。 他说：国家的首都，就应该是一个纯粹的政治中心，兼具游览功能就行了。 ……经过五年的基本建设，石景山新都，特色鲜明地呈现在人们面前： 依山傍势的建筑、悦目赏心的绿地、丘陵环抱中，韵味独到、呈辐射状伸向远方的宽阔道路…… 下沉式的环形中心广场中央，有一片高地，汉白玉砌成的雕栏里，矗立着高大壮丽的国家纪念碑。 背后衬托一排12棵巨大的银杏树。各式各样的纪念性雕塑，恰到好处地分布在城中十个大小广场。 一座座造型简洁、肃穆而又典雅的公共建筑物——议会大厦、国家博物馆、总统府、总理官邸、最高法院、中央银行……错落有致地矗立在几条主要的林荫道旁和燕山山麓。 使馆区也在规划中留出适当位置。那些各具特色、风格迥异的世界各国建筑，在一片山光水色中，争奇斗艳…… 新都以东，从香山坡地上，可以远眺北平故宫。红墙黄瓦，画栋飞檐的皇家古城，恰与石景山这座青山绿水中的乳白色新都交相辉映。 这一切，向人们无声地讲述着时代、历史、见解和观念的变迁。（971） 联合政府轮流执政的6年过渡期满，华夏合众国政府，正式定名为国务院。 1953年举行的国家政府选举，祖国进步党获胜。由55岁的周恩来出任国务院总理。 他是全民公认的最具有严于律己、以身作则精神的政治家。尤其是从不滥用权力、把自己凌驾于组织和国家之上——在这方面的得分，远远超出各党派的任何一位领袖人物。 这次选举真正体现了民众的选择。 这位进步党总理的组阁名单，仍具有“联合政府”时代的特色。国民党以及第三党中一些治国专才，也被延揽入阁，有的还安排到重要岗位。 突出的角色有第二副总理兼外长、51岁的吴国祯。 这位普林斯顿大学公共管理学和哲学博士，曾担任过蒋介石机要秘书、汉口市长、重庆市长、国民党中宣部长、上海市长、台湾省主席。在政坛上独树一帜，政声斐然。而四十年前在天津南开中学，吴国桢却是周恩来的学弟。 同学少年、风华正茂的两人，曾一起梦想过中华崛起。 现在，作为周恩来的主要助手来参与新中国的繁杂、富于挑战而又令人兴奋的施政建设，吴国祯有某种获得英雄用武之地般的畅快和满足。 在蒋公手下虽然也获重用，但那种压抑、被监视和不开心的感觉始终如影随形。而在周内阁里，他体会了什么是配合默契、水乳交融。虽然工作繁重，但这个班子的团队精神、沟通状况、坦率程度等等，是他20年从政经历中最舒心的一段。 至于对那位少年相从、始终对自己有一份兄长般关怀的合众国总理，他只用一句话评价：心悦诚服。 而同僚们也喜欢和尊重吴国祯这位才华、学历、经验、年龄都不可多得的、栋梁式的行政、外交人材。大家也用一句话评价他：敬业乐群。 国民党人、与周恩来同龄的陈诚上将，应邀担任了国防部长。一向擅长营建、严于律己的他，与擅长谋划、眼光长远的同龄人、参谋总长叶剑英上将一起，搭建了一个良好的军事合作平台。为中国军队的现代化、正规化作出了贡献。军队间固有的怀疑与隔阂，也逐渐在他们任内，得到彻底消弭。 张治中、张群、翁文灏等国民党人，章伯均、梁漱溟、罗隆基等第三党人，也在新内阁中安排了适合的岗位。其中有铁道部、邮电部、交通部、水利电力部、城乡建设部、国土资源部、海关总署等等职务。年仅43岁的蒋经国出任卫生及环境部长，是最年轻的政府官员之一。 此外，囹圄委屈多年的张学良先生复出后，也担任了一届众议院的副议长。 周内阁的主体，当然还是祖国进步党人。 兼任合众国中央银行行长的第一副总理陈云，被称为财政大管家；产业规划部长李富春、文化部长陈毅、教育部长邓小平、公安部长陈赓、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局长李先念等，都已在不少管理岗位上经过历练。李富春 新一届政府任期6年，从1953年6月开始施政！ （972） 象莫洛托夫总书记的苏联一样，文质彬彬的周恩来内阁，也有一个杀气腾腾的开场。锋芒所向，是盘踞在大大小小岗位上的贪官污吏——这正是上届执政期间所积累的弊政所在。 国家检察院长黄克诚，和最高法院梅贻琦大法官直接操刀，主持了这项大快人心的正义审判。 按照部署，整肃贪官先从祖国进步党内开始。 新首都建设委员会副主任刘青山，和进步党天津市委书记张子善，相互勾结，利用职权，盗用机场建筑款、水灾救济款、治河款，以及克扣、剥削民工供应粮并骗取银行建设贷款等，总数相当于170万华元。两人被处以极刑。 随后，反腐败工作在全国展开。 一年里，清理整顿各类贪污腐败分子1000余人，其中300余人处以重刑。腐败苗头得到有效遏制，给周恩来政府的12年施政打下了良好基础。 （973） 周恩来上任时翻阅的第一份文件，是国家统计署长马寅初送来的《1952统计年度——国力报告》。 为了避开春节等假期的低效率，在马署长任内，统计、会计和财政年度都科学地调整为从每年3月1日开始。 所以该报告在6月初完成，正好赶上政府换届。 周恩来的目光在《国力报告·人口部分》停住了。尽管篇幅很长，他还是逐字逐句阅读。字里行间，他感觉，这段文字是由马寅初署长亲自撰写： 第一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显示：到1952年底，全国共有人口5万万1千万。这是个静态纪录。如果以后每年都有人口统计数字，就成为动态的人口纪录。可惜这些数字，没有。 今后必须建立生命统计。值得注意的是，前段人口增殖率急剧上升，全国达到千分之二十。 这么快的增长是有原因的。乡村中，产婆接生已被正规接生诊所代替，婴儿死亡率大为下降；而寿命呢——以往是人生七十古来稀，现在是人生七十多来兮！ 对孤寡老人政府有照顾，退休有养老金，真是鳏寡孤独皆有所养；国内秩序空前安定，盗匪绝迹，人民死于非命减少；尼姑和尚大半还俗结婚…… 经济愈发展，机械化、自动化必然随之扩大。从前1000人做的事，现在50人就可做，其余950人怎么办？今日农民生活正向城市居民看齐，但生产率短期内却不能提高。 长此以往，如何了得？人口问题若不早为之图，难免民众把国家一切恩德，变为失望与不满，亦给政府带来困难。 人口增殖，就等于积累减少，也就等于工业化推迟，故人口不能不加以控制！ 建议每5年进行一次普查。了解人口增长情况，认真举办人口动态统计，确定人口政策。 要节制生育。男子25岁、女子23岁结婚比较适当。※ ※摘编自马寅初《新人口论》。 马寅初还尖锐指出，中国人口增长数字已达每年1000多万，这样下去，到世纪末就会超过10亿，这无疑孕育着危机。 （974） 周恩来掩卷沉思一阵，让秘书把这段文字打印若干，发给内阁每个成员，作为新政府首次行政会议的重要议题。 早在1948年，一位著名的学者、中国问题研究专家——费正清教授就提出过这个质疑：※ “你们打算如何防止人口爆炸呢？” 而当时某个无知官员竟回答：“人口爆炸？这是马尔萨斯的观点。对于我们来说，人口越多越好。”※※ 同期史实。 马署长曾自认——与进步党的人口理念不合。他注意到祖国进步党一些党魁的认识，都还停留在强调“人多是我国一大优越性”、“人多议论多，热气高，干劲大”的角度，因而在政府交接时，他向新总理提出了辞呈。 周恩来看罢，对这位耶鲁大学硕士、1916年的哥伦比亚大学博士、著名经济学家赛利格曼教授的弟子笑道： “马老啊，你老年事已高，不当这劳心费神的统计署长，可以。但国家议会成立了专门的人口委员会，请你去任职吧！也好把你的正确主张向社会各界广泛宣传！” “那么说……总理阁下是，赞成我的人口观点了？”率直的马寅初感到鼓舞。 周恩来点头：“我们这一任，就是要把人口增长率控制到一位数以内。今后要确定一个衡量各级政绩的基本目标：中国，到本世纪末，也不应该超过8亿人口。”（975） 五十年代，中国发展小事记之一： 1955年夏，黑龙江畔。 合众国交通部路桥局局长孔庆德，正在陪同国家桥梁建设总工程师茅以升，在这里巡回检查。离不开车辆的他，今天亲自驾驶一辆全新的高配置“54型灵猫”高级越野车，一路上穿越林海，穿越沼泽，在丘陵与河谷中纵横驰骋。 44岁的孔庆德，正式转业到交通部路桥局。离开军队时他有些不甘心——即将开始的全军评职定衔要错过了。前半生的仗可就白打了，自己可是给他们腾出了一个将军的位置啊…… 但老政委邓小平的一席谈，使他坚定了“下地方”的念头。想到只念过几年私塾的自己如今被作为军队和国家的“技术干部”，委以重任，他至今感念当年，纳兰山窑洞里的一声呼喊： “孔！今天我‘老人家’教你开车……” 茅以升总工最开心的是，这条卧龙般的大江上，一下子开工了五座大桥。且都由他的“第一桥梁建筑设计事务所”承担设计，他感到有了一座空前的施展舞台。 黑龙江的大桥们，风格各异。 悬索式的、桁架式的、拱形的、单立柱的……从西到东：漠河公路大桥；海兰泡－瑷珲铁路桥；江城伯力公铁两用悬索大桥；虎林珍宝岛单立柱两用大桥；以及下游跨距最大、超过长江武汉段的青年城拱形大桥…… 更令他充满向往的是，还有更大、更宏伟的工程等待着他。 ——南方，扬子江口的崇明岛大桥，珠江三角洲的虎门跨海大桥……这一切，都让茅以升确信无疑： 生在这个时代、这个国家，此生不会虚度。 （976） 五十年代，中国小事记之二： 1956年秋。海口，博爱路，“老盖茨律师事务所”。 10月28日，著名律师威廉·盖茨先生和全家人，正在欣喜地给儿子做周岁。 这次，他们采纳了中国式的“抓周”风俗： 他们把今天满一周岁的小比尔放在一张大床上，在他前面三英尺处摆下一支钢笔、一枚勋章、一副扑克牌、一本圣经……等等，分别象征着学者、军人、商人、神职人员等等职业。这个游戏，据说可以测定孩子未来的行业选择。 小比尔象一只胖乎乎的猫咪，在床上蠕动着。爬来爬去，却对大人们的期待不解其意。 看到大人们忙不迭地把一些莫名其妙的东西，转移到他的每一个前进方向，阻挡他奔向自由的去路，最终他不耐烦地把那副马戏扑克牌一脚踢在地上。 “上帝啊！这孩子……他好像，好像对财富，不感兴趣？”妈妈的手放在了胸口上。 “唉。看来他以后跟经商是无缘了。”爸爸伤心。 “那可不一定。没准是——他的财富，多到可以满不在乎呢。”爷爷坚定地说。 （977） 五十年代，小事记之三： 1957年冬，重庆，北碚。 船王卢作孚，没想到自己会在一场小官司中败诉。而且是输给这个原来的合作者、现在的竞争者——木匠出身的小老板，“吉祥汽车公司”的股东李书富。 两年前，船王为扶持家乡重庆，更为了改善国内产业布局这种宏观大计，决定把原设在长江下游的一家汽车工厂搬迁到重庆北碚建厂生产。 过程中，没把充分征求合作者李书富的意见当回事。 两年后，一种新型的轻便旅行面包车出厂。为了与名噪一时的“灵猫”相契合、兼抗衡，船王亲自给它命名“飞鹿”。 飞鹿渐渐奔驰在巴蜀大地，利润可观。直到这时，李书富才“阴险地”出手反击——在地方法院和国家法院控告，卢老板的“飞鹿”在哪哪哪几个地方、几个技术方面，对“吉祥”汽车构成专利侵权行为。 起初卢老板不屑一顾。 直到民生集团的律师告知，法院一审败诉时，船王也还麻木，只是给专职律师加了薪水。 最终二审下来，“民生”要赔“吉祥”600万华元，卢老板这才震惊，连忙给国务院总理办公室打电话，希望一直关心民生集团健康发展的周总理，能给讲句“公道话”。 晚上，接到国务院办公厅主任龚澎女士回话说：总理批示，最公道的办法就是依法办事。我们的新中国是法制国家，任何公民——包括他自己，在法制面前没有特权。 卢作孚如梦方醒。这才明白：即使船王，也是普通人。即使总理，也不能左右或扭曲法律。 履行判决的时候，圆头圆脑的李书富跑上来，给卢作孚船王鞠了个躬： “谢谢卢老板您老人家——对知识产权的尊重耶！” 格老子。这土头土脑的小木匠……船王翻了几下白眼：居然用这一手，给我上了一堂法律课！ （978） 中国小事记之四： 1958年春，咸阳。民航国际机场。 场站运营处胡图丹副经理，腆着中年凸起的肚腩，站在塔台下的迎宾通道上，正在伸头观望。 一架六引擎“波音”巨型客机降落。虽然这型飞机在国内的东部航线上已经司空见惯，但对于去年刚刚扩建长距离跑道的西安直辖市，还是件新鲜大事。 “哈罗！密斯特蓝！”胡经理老远冲着手提精致小皮包、西装革履走下飞机的民航总局设备处长，尖声打招呼。 “把球你个糊涂老兄！洋腔怪调哩。合不拢嘴的美个甚？”一身西装的蓝信发处长，乡音不改。 “迎接新飞机，迎接新领导，咋不美呢？”胡图丹贫嘴鸹舌。 “咿呀！马屁功夫这就学成了么。当兵那昝，你娃咋就不开窍？要不也能多弄几个杠杠花花？觉悟低嘛！” “杠杠花花俺不稀罕。多来几架大飞机是真的……” “哈？你不稀罕，倒像是俄稀罕？说甚哩？俄不够廉洁么？废话少说，大飞机落地了哈，你是怎么招待一下俄嘛。” “酒早都备好啦！我说，咱那嫂夫人……呸，我那弟妹，咋就没来？是不是丑媳妇领不出来呀？” “罢了罢了，糊涂兄，丑么也是生娃生的。咋就丑了？也就胖了点么……” “嘿嘿，我就知道！一直不敢给我看。尽听你吹的欢实！跟我到家，瞻仰瞻仰你的嫂夫人吧！那叫一个温柔体贴……” “咿呀你娃，艳福不浅啊？咋就有人染（粘）上你这老光棍哩？” “唉，憋不住了，告诉你吧：西安，国际中心医院的日本护士。你别说，人家那便当、料理做得那叫一个棒，我娶了媳妇，从来都是跟家带饭，决不吃食堂……” “糊涂兄噢，俄罕正要跟你商量，调你娃到石景山首都机场的美差事哩……” 二人勾肩搭背，亲密地向停机楼走去。 （979） 五十年代小事记之五： 1959年夏，波斯湾，科威特。 穆罕默德·费萨尔亲王在这里招待一位中国第二富豪家族的年轻掌门人——荣毅仁先生。巧的是，两人刚好同龄。 这位具有贵族气质的东方青年，举止得体，目光敏锐，态度和蔼。远比那些傲慢骄横的西方富商巨贾、石油大鳄、金融寡头们讨人喜欢。 阿拉伯风格的晚宴结束后，年轻的亲王同年轻的豪门贵胄，续签了在费萨尔家族土地上扩大开采和石油供应的合同。一笔定金即日转入亲王帐下，荣氏家族的油轮下周也将在港口靠岸。 亲王知道，这个荣氏家族正在试图建立一个类似“东方壳牌”，或者“华孚”的石油集团。他希望荣毅仁直接把炼油厂设在科威特土地上。 荣毅仁表示，科威特这个国家两年后就要正式独立了，他认为华夏国将会大力支持并及时承认的。那时他就直接来投资建厂。 小荣老板热情邀请费萨尔亲王访问上海。 亲王欣然应邀。 他听说过——上海是世界上仅次于纽约和巴黎的、最繁华的城市，那里，有很多漂亮的“波斯猫”小汽车，家家户户还可以在客厅里，看一种装在塑料盒子里的小电影……（980） 这些年里，中国军备建设中的一些情况也有所记载。 还是1948年，以色列正在为独立建国而斗争，由于武器不足，摩西·达扬上校带领一位枪械设计师乌兹·盖尔中尉，来到海南岛犹太自治州（琼州）。 琼州与崖州交界的儋耳郡，拥有由来已久的制贩枪支传统。几所犹太人在这里开设的工厂经过达扬逐一考察，确定了其中一所，生产这位乌兹·盖尔的一项天才设计：轻巧实用的“乌兹”冲锋枪。它们将用来保卫摇篮中的以色列国。 然而事不机密，这个情况被实行枪支管制的中国政府掌握了。于是派出宪兵，查封了这家工厂。 达扬上校使尽浑身解数，甚至找到他在欧洲时熟悉的顾祝同、陈毅两位将军，才使事情圆满解决——由中国和以色列合作生产这种冲锋枪，同时作为两国军队的制式装备。 此后，中国方面开放绿灯，为“乌兹”提供了从物料到运输的全部方便。 昆明生产的“蜂鸟”，在航空委员会宋美龄会长关怀下，获得了长足发展，并在50年代，从军事角度找到了新用途。 一种较大的、在战地运输士兵和物资的直升机，在“蜂鸟”的基础上研制出来。经过前线检验和改进，每架可运载一个战斗班，大大提高了步兵的战场机动性。这个勤劳而略显笨拙的家伙被命名为“工蜂1型”。 随后开发的通用直升机序列号是“工蜂2型”，重点转向民用。同轴双旋桨技术受到美国贝尔直升机公司的青睐，双方互换了好几项专利。 进入60年代，具有对地攻击能力的“黄蜂”武装直升机问世。 美国贝尔公司生产的“眼镜蛇”直升机，与“黄蜂”举行了四次对抗演习，结果两胜两负；双方于是酝酿第五次对抗赛。 1961年，第15空降集团军派出一个营，参与“黄蜂”入役试验，准备组建空中突击部队。营长张万年少校一下子就喜欢上了“黄蜂”。不久后，33岁的他竟考下了直升机驾驶执照，回家还向太太——某位女飞行员好好炫耀了一下： “今天，俺也能飞了！敢不敢坐我开的飞机？” 次年秋天，尼布楚边境发生了一些小规模武装冲突。 第104空中突击营营长张万年，亲自驾驶“黄蜂B”，干掉了2辆“T－55”坦克，在世界上首开武装直升机打坦克之先河，并被晋升为中校。 《汉胡评论》记载这次战例的文章，题目是《从树梢高度发起攻击》。 （981） 60年代，中苏边疆大体平静。两个手持核武器的国家都相当克制，边境冲突被默契地限定在与“新武器实验场”类似的小范畴内，没人愿意主动大打出手。 倒是长期闲置的华夏海军有了几次军事行动。 1962年冬，据日本通产省航运厅报告，马六甲海峡一带，一度海匪猖獗，时而有过往船只遭殃、受劫。近来更是发生两条日本大型油轮飘荡海上，全体船员被杀，财物被掠的惨案。 美国国务院负责亚洲事务的副国务卿约翰·谢伟思为此照会中国政府，提示并商请中国——对于该地区海面安全，负有“水上警察”的责任。 于是重新组建的“西洋分舰队”派出改造为直升机母舰的“琛航号”编队，用“黄蜂”和“工蜂”把海峡远近的海盗扫荡了一遍，航运秩序得到了维护。 另一次行动远及西南印度洋。 犹太民族，始终对于非洲东岸的马达加斯加岛有一种莫名的兴趣。那是小胡子元首曾规划的、打算强制让犹太人迁徙聚居的地方。那里究竟怎样？是冷是暖？是好是坏？是否适合人类居住？希特勒为什么要把我们赶到那里去？……等等。 1957年该岛独立后，犹太人便欣然前去祝贺、通商。 发现这是个很有开发潜力的地方之后，竟真的开始了移民。这些举动，一来二去带动了国内人口压力持续增大的中国人和日本人，他们与南部非洲扩大商业往来的兴趣高涨。一些远洋渔船也进入南印度洋实施捕捞作业。 略嫌过度的商业卷入，终于引起马达加斯加前宗主国——法国的不满。 附近海域的留尼汪岛，是法国的全权海外领地，部署有一旅驻军。他们派出巡逻艇，扣押了几条中国和日本的远洋渔船。 相应的，附近另一座小岛——毛里求斯也掀起一个不大的排华、排犹、排日浪潮。 岛上一些华人华裔和犹太人，被少数极端分子劫持为人质。（982） 随后，华夏合众国与法兰西两国政府的“照会战”和“声明战”逐步升级。 一个月后，西洋舰队派出了“独立号”航母编队，掩护“蟾蜍”级两栖登陆舰（由吉普航母改装），在毛里求斯登陆了一个海军陆战队营，从极端分子手中抢出人质。并由一架“海黄蜂D”发射了一枚早期试验型的“水蚕”式反舰导弹，击沉了一艘法国巡逻艇。 海军航空兵司令方子翼中将，亲自指挥了这次行动。 法国政府大动肝火。骄傲的戴高乐将军强烈抗议中国的霸权主义和沙文主义行为，扬言要派出“克雷孟梭号”航母编队前往印度洋实施报复。 中国海军这时比较骄狂。司令林遵上将不肯服软，在动员誓师大会上，扯出了“犯汉者，虽远必诛！”的横幅。并立即加强西洋舰队，派出潜艇封锁红海出口；两栖部队作出登陆法属留尼汪岛的架势。 一支威风的巡洋舰队则远航到好望角，进行监视巡弋。 中法双方，一时间剑拔弩张。 这甚至引起了美国的警惕：东方警察，俨然有些霸气了！ 经过一轮外交调停，最终以周恩来和戴高乐双方进行互访，达成谅解，平熄了一场风波。 结果，中国、日本移民，包括海南犹太人，逐步在马达加斯加和非洲南部增加到300多万人。也同时带来资金、技术和不少新产品，使这一地区成为非洲发达地区。 后来，中国和犹太财团合资兴建的坦桑尼亚－赞比亚－安哥拉大铁路，纵贯南部非洲，成为一条交通大动脉。 最终，63万平方公里的南半球温带岛国马达加斯加，接纳的外来人口数量逐渐超过了原有土著，成为一个人口达2000万的、多民族共生、多姿多彩的新移民国家。 它是非洲第二大经济体，综合国力超过埃及，仅次于南非。（983） 五十年代以后的美国，由于长期缺少战争威胁，依然抱着“寂寞高手”心态，百无聊赖中，好胜心渐渐被麻木所掩埋。 1956年，某位参加竞选的参议员，用来击败谋求连任的艾森豪威尔总统的口号就是：“今后50年里，没有需要美国参加的战争！我们不必再让军人当总统！” 在经济领域美国日益占据全球优势的同时，在军事方面它可以不必追求保持与其他国家的巨大差距。 武器开发的预算被国会严格控制，研制思路仍然停留在二战前后以数量和生产效率决定胜负的框框里。 由于没有核毁灭的威胁，美国不肯为核武库的壮大而花钱。 几任国务卿都热衷于建立一些环球安全组织，例如“太平洋沿岸国公约组织”和“大西洋两岸安全公约组织”，思路是把战争危机局限在东半球范围内。 1949年3月接替福莱斯特继任的第二位国防部长路易斯·约翰逊，对美国海军的观点是：我们不该再造航空母舰，最多保留一艘，以便“让老将军们到处逛逛”。 在他的主导下，美国海军迅速缩减，主力航空母舰一度仅保留4艘※。国会中最支持海军的众议员卡尔·文森也建议：新航母的排水量不应超过6万吨。※ ※以上史实。直到朝鲜战争美国才发现航母是唯一可以快速部署的部队。 60年代，担任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的泰勒上将，通过几次演习对比，震惊地发现，美国军人的战斗素质和战略素养，比东半球主要强国有十年以上的差距。 他不得不著文、演讲、大声疾呼，试图引起国内各界的注意。 但得到的反响却是：这位前战争英雄不是出于本位主义，就是发作了顽固的战争妄想症。居然在如此不容置疑的和平年代，仍企图牟取大笔军事预算…… 泰勒苦心打造的一支特种兵——三角洲部队，也因为经费不足而一再缩编，甚至在南美乌拉圭举办的世界特种兵比赛中，获得倒数第三的恶劣名次，依然不能唤醒公众的注意力。 生于忧患，死于安乐！这是泰勒任内反复呼唤的主题。 最终他在激愤中以辞职来抗议。 而《纽约时报》却发表了题为《别了，过时的勋章老人》的送行辞，间杂着奚落和嘲讽。 但国会还是从成批的优秀军人——李梅、伯克、谢尔曼、加文等等陆续去职的抗议中，感到一些什么，为军事科研增拨了一点预算。 美国，在和平的雾海中，扬帆远航。 美国那种所谓“要将自己的理想灌输给世界”的态度，由于缺少刺激、缺少实施手段和理由，变成了某种商业惰性。（984） 1959年，乌兰巴托。 “莫洛托夫总书记的苏联”持续了5年。在随后的激烈党内斗争中，他输给了赫鲁晓夫同志，离开苏共中央，被贬为苏联驻蒙古大使。 ※ ※莫到蒙古当大使实际为1957年。 6月11号这天，是华夏合众国联合政府成立12周年的日子。 莫洛托夫大使当天循惯例，参加华夏国驻乌兰巴托联络处举办的酒会。表示了礼节性祝贺之后，回到使馆，意外地收到一封美国来信。 信来自弗吉尼亚州的利斯堡，署名是“你真诚的老朋友，乔治·马歇尔。” 那位躺在病床上、年已79岁的马歇尔，在信中送来了对远在地球另一面蒙古高原上老朋友的问候。 他介绍了自己的病情，并暗示自己来日无多：“年内就可能受到上帝召见，希望他分配我一个能钓鱼的差事……” ※ ※马歇尔逝世于1959年10月16日。 信的末尾，马歇尔意味深长地提起： “达瓦历士，还记得17年前的1942年吗？就是这个6月里的11日，就是由于您所在的蒙古，我们，曾签定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合作协定。” 莫洛托夫掩面长思。 从那一刻起，蝴蝶就煽动了翅膀。 整整17年了！世界沿着这条轨道奔驰，驶向另一个不可预知的未来。…… 如果，当初不那么做，世界会不会变得更好些？……可以肯定，那样中国无力打败日本侵略者，也就更加无力与苏联对抗。那么，苏联会是一个强有力的国家。 可那又怎么样呢？ 自己的命运就会有所改观么？……斯大林时代的自己，多次站在监狱的门槛上。直到1949年，自己的地位已经那样显赫，仍然无法保护自己所爱的妻子热姆丘任娜，眼看着她蒙冤入狱……直到一年前，自己已经贵为党的总书记，仍然避免不了年近70岁却发配到蒙古来当大使的结局…… 那只在1942年翩翩起舞的蝴蝶，虽然自己曾参与经手，放它飞出樊笼，但演变成的风暴，改变了世界，却并未左右自己的个人命运。 马歇尔最后引用了丘吉尔的一句话： “生命的意义是什么？无非是为了崇高的理想而奋斗。为了改善这混乱的世界，让在我们逝去以后生活于其中的人，有一个较好的生活环境。” ……莫洛托夫伏案给马歇尔回信。 在纸上写了几行，他才懵然意识到，这样写，从使馆里是无法发出的。 他惆怅地放下笔，缓缓地，把那张白纸撕成一片片、极小的碎片，从住所的二楼上一把一把地撒下。 象6月里飘零的雪花，象一群振翅的白蝴蝶……（985） 1964年8月8日，北平。西三旗体育场。 阴沉一周之久的天气突然放晴，阳光明媚，人们沉浸在节日的气氛中。 下午6时，这座新近落成的巨型体育场内，隆重举行了第18届奥运会的开幕式。华夏合众国总统宋庆龄、总理周恩来，和国际奥委会主席布伦戴奇等出席。 美国，为了本届奥运，专门发射了“辛科姆”卫星，向世界各地同步转播，这在奥运会史上还是第一次。“亚洲铁人”杨传广 自从1948年中国人实现“零的突破”，夺得首枚奥运金牌后，要求举办奥运会的呼声就在国人中涌现。最终变成了国会决议，要求政府去申请举办权。 1960年，北平的选票超过对手布鲁塞尔、维也纳、底特律，赢得了第18届奥运会主办权。 这其实并不是亚洲城市第一次得到主办权。早在1936年，国际奥委会曾将第12届1940年奥运主办权交给东京。但日本却在1938年底宣称：为纪念“神武纪元”2600年，要在1940年举行大规模军事演习，不想搞什么奥运会。结果，灰头土脸的国际奥委会从此将日本排除在申请名单之外。 本届奥运，华夏合众国代表队凭借东道主优势，大有斩获。 来自夷洲的“亚洲铁人”的杨传广，以32岁“高龄”，战胜了上届罗马奥运会冠军——美国选手约翰逊，夺得了男子十项全能运动的金牌。 有“东方魔女”之称的华夏女排，获得了球类项目第一块金牌。她们的教练却是一位“魔鬼教练”：来自日本的大松博文。 男排，则仍是苏联问鼎。 年已33岁、四次参加奥运的射击老将张桃芳，临场时旧伤复发，水准失常，屈居第二，拿下一块银牌。 北平奥运会上，前埃塞俄比亚王宫卫兵比基拉，创造了2小时15分10秒的马拉松纪录。因为赤脚跑完全程，获得了“赤脚大仙”的美称。 日本长跑名星丹谷幸吉在马拉松赛中失败后，居然选择了切腹自杀——以向国民表示道歉。幸好被及时抢救过来，才没有给奥运会带来悲剧色彩。※ 这场小风波，引起记者团对日本民族性格的大讨论。西方观点对此持批评态度，认为这是不尊重和珍惜生命，对胜负过于脆弱。东方则不乏肯定评语，认为是责任和荣誉感的体现，所谓“知耻而后勇”。 各民族在探讨中加深了相互了解。※史实：该人在1964年东京奥运会后剖腹自杀成功。 尽管由于敌对状态尚未彻底结束，观众喝彩声浪不算高，但苏联特有的体育机制，还是使她的代表团获得了金牌榜第二名的优秀成绩。 华夏合众国金牌总数的大幅增加，得益于“东道国可以增设两个新的比赛项目”的规则。在亚洲相对普及的乒乓球、羽毛球这两个奖项众多的“小球”项目，由此首次列入奥运。 金牌榜上，于是出现了庄则栋、丘钟惠、汤仙虎……这些人们耳熟能详的名字。 美国依然夺得第一。华夏则首次成为第三，超过了上届第三名德国队。这是1964年的夏天。 从本届起，美苏华德，四个国家牢牢地将奥运会前四名包揽。别国只好把金牌榜第五名作为追求目标。（986） 1964年奥运会期间，这个90万人口的北平古城，因为它那些保存相对完好的古都风貌——牌楼、石舫、城墙、四合院、多姿多彩的皇家园林，天坛、地坛这类皇家大型祭祀场所……引起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极大兴趣。 北平城被完整地正式列为世界文化遗产。政府签约，予以整体保存，并由联合国建立了专项维护、修缮基金。 借此东风，华夏合众国强化了各地古城和文物保护工作，文化部长陈毅任内，这项事业进行得有声有色。 北平秋高气爽的时候，国家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的毛岸英院士，在这里迎接了几批来访的客人。 其中苏联著名学者、哲学家帕维尔·费奥多罗维奇·尤金，与44岁的毛岸英进行了一番对话。 交流若干理论问题之后，尤金问起： 20年前，究竟什么原因，使中国共产党决定更换党名？——“难道就是为了迁就美国援助这类实用主义目的么？我很难相信。一个建立20多年的、成熟的党，它的领袖们会那么功利？” 毛岸英思考一阵，回答： “那时我本人还很年轻，而且不在国内。但后来，我有机会同父亲探讨过。” “哦？那么他——我是说令尊大人，他怎么说？” “他的解释是：那时，除了党的生存环境严酷、任务重大、战争紧迫、需要外援之外，还在于，我们党内真正了解马克思主义的人太少。甚至可以说，一个合格的也没有。包括长期在苏联学习的王明等人在内……那么，一个并不真懂马列主义、共产主义的组织，却硬要挂着共产党的招牌，这显然不合适。” 尤金笑了： “他们到底承认自己不懂、或者并不真懂马列主义了？”（毛身后为当时苏联大使尤金） 毛岸英也笑了： “科学是容不得虚假和误导的。对于发明者和实践者都是如此。通过这些年的研究，我觉得，家父的这个认识，对你们也同样适用。” 尤金耸耸肩膀：“这个话怎么理解？” 毛岸英道： “我在苏联生活将近10年。……我认为如果苏联党和它的领袖们真正懂得、或者了解马克思主义的话，很多事情就不会那么做。所以说，如果是因为不懂而做了，那么还情有可原……” 尤金感到，话题过于敏感，周围又有旁听者，及时结束了讨论。分别时，他请毛院士向他著名的父亲，问候健康。 陆续，双方高级别代表团实行了互访。坚冰开始解冻。（987） 日本。长崎造船厂。一座巨型的30万吨级干船坞新近落成。 石油需求的剧增，使得油轮的吨位越造越大，海外订单中25万吨的油船已不那么令人刮目相看了。 50年代，蒋介石前委员长在《提携日本案》中，就有注入资金、扶持日本原来基础较好的造船工业这一条款。战后恢复时期，该提案成为日本经济救生圈之一。 扶持和提携日本，这一建议后来被作为一项具有长远眼光的既定国策。 虽然颇具争议，但事实证明这是蒋先生对中国建立稳定的国际环境作出的一个战略贡献。同时也体现了一种较为合理的国际分工。 十几年里，除了接受各国航运公司的大量民用订单，日本造船业还几乎包揽了中国海军主要舰船的通用船体制造。船舶下水后，根据需要，送往大连、青岛、宁波、湛江等地进行舾装。 经济复苏中的日本造船业，以此作为战争赔款的实物抵偿，长期保证了华夏海军的需求，也维持了许多客户。 而缺少假想敌的华夏合众国海军，舰艇保有量的吨位数在不断萎缩。海军参谋部门，也长期感到缺乏新战略的制订必要。 当年的“海军毛委员”时代，似乎始终是最富传奇色彩的军史教材。（988） 1965年，周恩来总理卸任时，世界各国一些热衷于比较经济学的人士正在为了苏联和中国——究竟谁是世界第二大经济实体的问题，争论不休。 一方拿出苏联年产1亿吨钢，而华夏合众国只有7200万吨的数据，来证明苏联体制的优越性。 另一方说：中国有近6亿人口，但还大量出口粮食，苏联人口只有2亿，可每年粮食要进口。 一方又拿出两国石油数据，证明中国石油产量远不如苏联。 对方则指出：即使不考虑中国位居世界第一的煤产量，仅计算从中东和南洋进口的大量石油，中国每年的石油消耗量大大超过苏联。 当一方津津乐道苏联机床产量时，另一方提醒说，华夏的电视机产量和普及率，已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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