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臂错过之后,米高扬心有不甘,转身道: “达瓦历士毛泽东!我有些问题想和你交流一下。” 随行苏联翻译把米高扬的问话翻成日语,再由中国翻译转告毛泽东。 毛泽东驻步:“好啊,米高扬同志,请说。” “我的问题是,你们,为什么要侵占堪察加?要知道那里历来是无可争议的俄国领土哪。” “是这样啊。堪察加问题么,类似中国的新疆,或者别的领土。我们打算在那里重建唐努乌梁海州呢……” “这个比喻不恰当!新疆人民早有独立自由的意愿。东突厥斯坦人民共和国是自愿加入苏维埃共和国联盟的。” “那么,堪察加人民也会自愿加入华夏联邦。我们同样很会理解和引导人民的意愿。至于争议,原本是可以制造的。” “这,这是强盗逻辑嘛。你们怎么可以这样不讲道理?” “中国有些古训:来而不往非礼也。寇能往,我亦能往。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这一串古文、成语把两边翻译和听众都整得翻了白眼。好一阵,米高扬才弄明白毛泽东的意思。 “就是说,你,和你的党,决心与苏联抗衡到底了?” “那倒不是。”毛泽东大笑。“我只希望世上有起码的公平。” “如果苏联决心以武力收回堪察加,你打算怎么办,达瓦历士毛泽东?” 毛泽东摇摇头: “从军事角度看,难度很大。不比我们收复唐努乌梁海更容易。我想达瓦历士米高扬同志,你们也是清醒的。此外我想,中苏两国终有一天,还是会回到和平友好的轨道上来。” 米高扬耸耸肩膀:“好吧,交流告一段落。以后我们再谈。”(939) 海参崴。一个严酷而晴朗的冬日。 粟裕中将接手这个战场后,准备了10天,终于等到这么个好天气,于是发动了筹划已久的海陆空联合作战。这是华北民主联军自己组织实施的三军联合作战中,规模最大的一次。 海军航空兵起飞了全部270架“海盗”战斗轰炸机,对残余筑垒地带进行大规模火力准备。而苏军的对空反击,此时已经微不足道。 两支巡洋舰队从东西两侧深入到边缘已结冰的阿穆尔湾和乌苏里湾,炮击所有射程内的苏军阵地。 之后,第三兵团4个纵队,16万人按照部署发动了总攻。战斗进行了8小时。前4个小时战况还激烈,逐垒争夺。后半段进入市区,基本就是零星的巷战了。 当啸天犬坦克和野猪战车开上市中心的斯维尔特兰大街和金角湾路之时,苏军城防司令部送出了投降书。 两天后举行的受降仪式上,魁梧的大块头克雷洛夫中将向身材瘦小的粟裕中将交出了佩剑。 整齐列队的士兵,一方持枪,一方徒手,双方立正,行注目礼。 对于48小时前还在浴血对抗的他们,这个过于骑士精神的仪式显得出乎预料,颇有特色。 当然也有人表示不满: 12纵队司令许世友少将撇嘴小声道:“粟司令这么个个儿,不给劲。这场合,就得罗长子出来主持。往那儿一站,给咱中国人争脸吧?” “许老三哪,啥年月啦,你还靠个头儿打仗呢?”陈再道批评道。“小个子赢了大个子,这才叫本事。” “我看这仪式不错么。”独臂少将贺炳炎说:“他们俩往台上一站,正好象征了中苏两方的实力对比。小个子只要精干,最终也能让大块头交出武器。这才叫给中国争脸撒。……来,今天大伙都换了新衣服,咱也合个影!” 军港前,巨大的金色铁锚、舰炮标志旁边,留下了军人们的纪念。 (940) 中国浙江。台州。 上年“灵猫”汽车首开中国汽车产业新纪元,全国艳羡不已。 不过因为战事吃紧,大批“灵猫”随军南征北战,市场之上供不应求。于是一些头脑灵活的民族资本家也加入到民用汽车产业的热流之中。 其中浙江一位名叫李书富的能工巧匠,原本是位木工,做了几年汽车修理之后掌握了门道。他倾尽家私,用简陋的技术拼凑了一辆木头汽车。 在这个时代,汽车还与百姓无缘,主要是作为一种运输工具存在。李木匠把握住这一点,借用“灵猫”简单可靠的发动机、变速箱,设计出了一台发动机前置的轻型卡车,载重量1.5吨。 得益于媒体的鼓励,此车一经推出,得到各方有识之士和当地官吏支持,李木匠开办了一家“吉祥汽车公司”。几经完善,批量生产这种比灵猫更为简单廉价、却更为实用的乡间汽车。 车架、驾驶室和货厢全是木质的,只在关键部位和木料连接处使用一点钢材。闽浙山区有充足的木材资源,这时比钢铁更为廉价,而且结构重量更轻。甚至车轮都是用马车的车轮改造的,外圈加上橡胶轮胎,保险杠用一根横木代替,看起来更像世纪初的古董车。(网友海盗插图) 这车速度不快,全速不过50公里/小时,正常只有37公里上下,但对于中国广大地区的破烂道路,这速度绰绰有余了,还可代替牛马拉犁。 “吉祥”廉价实用,一经推出,就成了真正的国民车,穿梭于城乡道路。虽然故障率不低,但修理起来容易——修车厂往往就是木匠铺。加之用户常常自行改造,让区区一吨半的轻卡超载成能拉4吨的中型卡车,或者能装20人的乡村巴士。 至于它的慢吞吞,老百姓以朴素的幽默对待。当时有民谣曰: “吉祥吉祥,急得上房”。 这被称为“国情车”的简单车辆,的确把广大城乡连接起来。 越来越多的佃农离开土地到城里谋生——家乡的亲戚用这卡车运来由土壤变出的粮食、肉类、蔬菜、水果、砖瓦,再拉走化肥、农药、良种和农业机械。 另一方面,这辆车从农村将新兵、军粮、煤炭拉到铁路沿线,使得壮丁不用忍受动辄百里跋涉之苦,粮草也不用承受转运沿途那些勒索、贪赃耗费之巨。 政府得以将兵源、军粮的征收结算机构,放在铁路、运河沿线的县城以上城市,农民和当局都省去了许多乡村工作机构以及相应花费,也减少了官民冲突。 低廉的价格是“吉祥”小卡车的最大优势。军队甚至也定购了这种简单便宜的车辆,应付某些战场运输。 北方部队发现,把木质马车轮毂外的轮胎去掉,捆上铁链,狭窄的车体可以在冰雪路面上产生更大的抓力,木质车辆还可以越过封冻的江河和沼泽地,把补给送到一线部队手里,回程带回伤员、战利品…… 船王卢作孚的及时入股和资金扶持,使“吉祥”迅速扩大,并逐步走向正规化。很快抢走了汉阳城里那造价偏高的“胜利牌”卡车的一大片市场。 最终,“吉祥”和“红牛”成为国际越野、农用汽车的两大品牌,直到20世纪80年代,李书富退休时,两家企业合并。 廉价和可靠,也成为用户们最重要的价值取向,影响着一代代的消费者。(941) 1947年1月21日,是个重要的日子,因为一些重大事件而载入史册。 奈良。东大寺。 这一天是东方民族的传统节日——除夕,次日便是春节。 为了庆贺各国对日和平条约的签定,也为了感谢中国领袖在签约过程中给予日本的宽容、理解和外交斡旋,天皇裕仁特地在这里举行盛大酒会,为各国与会代表饯行,也借此为“春节”的发源地——华夏之邦祝福。 天皇酒会原拟在唐招提寺举行。 那里本是著名的唐代鉴真和尚建立并圆寂的寺庙。后来因为场地不够宽阔,改在东大寺正仓院举办。 东大寺号称世界最大、最古老的木制建筑之一,其中的五重塔据说是日本圣德太子于公元607年所建,670年烧毁后又重建,是一份世界级文化遗产。 寺院以高达15米的巨大佛像而著名。绿茵环抱之中,木质建筑古朴庄严,时而有鹿鸣于其间,颇富仙境之意味。 正仓院,是寺院的仓库兼博物馆,保存着奈良时代贵族们用过的物品和法会用过的道具。又被称为“丝绸之路的东端”——唐朝通过丝绸之路贸易的货物也来到这里,其中有罗钿紫檀五弦琵琶、以及琉璃杯等,十分珍贵。 (942) 盛大的酒会在夕阳未尽、霁月初升之时开始。 裕仁天皇以日本国粹特产——“松竹梅牌吟酿”秘藏清酒招待各国贵宾。 天皇特地祝酒,介绍东方文化中“松竹梅”被称为“岁寒三友”;还殷切关照说:在冬天,清酒将被加温饮用。 但是,尽管有着极其严格的保安和卫生措施,宴会上还是发生了十分严重、史上罕见的食物中毒事件。 天皇祝酒之后约一刻钟,就有一批客人发生手指、舌、唇刺痛感,继而出现恶心、呕吐、腹泻等胃肠症状。还有的四肢无力、发冷;重症患者瞳孔与角膜反射消失,四肢肌肉麻痹。 天皇本人,出现呼吸表浅而不规则,血压下降、昏迷,最后呼吸衰竭。 众多著名领袖人物的健康遭到损害。 美国与会代表麦卡兰参议员、苏联副外长伊万·迈斯基、英国武官等,都因为豪迈地将杯中酒一饮而尽,很快出现症状,终告不治。 麦克阿瑟将军和贝文大臣,由于及时抢救,保全了性命,但因中毒过深,发展到全身麻痹、瘫痪,短期成为植物人。 当场先后失去性命的达14人之多。 中国两位主要代表,平时滴酒不沾的蒋介石和同样不擅饮酒的毛泽东,幸好都是礼节性地略饮半口,加以抢救及时,终于没有生命之虞。 但留下若干后遗症——年登花甲的蒋委员长失声、失聪,时常有飘浮感,渐进性肌肉麻痹。 53岁、身体较好的“海军毛委员”,临床表现类似帕金森氏综合症,肢端欠知觉,呼吸不畅。 东道主天皇裕仁,经2小时抢救无效,一命呜呼。 次日,幼年的明仁继位。(943) 这样一场极为蹊跷的中毒事件,引起全球的广泛关注。 事后立即展开的调查侦破中,由于首当其冲的嫌疑者——后厨调酒师当即饮酒(也是引咎)自杀身死,致使首要破案线索中断。 案件成了20世纪最大的千古之迷。 多种作案可能,指向各个方面。 苏联首先受到怀疑。 因为它的首席代表——米高扬人民委员,认为天皇宴会选择除夕日,是为了讨好中国人而举办,于是借口身体不适而谢绝参加。 这成为主要的被怀疑理由。但苏联政府则以苏联同样失去一位重要代表而辩护,并指出:应从那些受害最轻的国家和方向去开拓线索!现场侦查也未发现与克格勃相关联的任何蛛丝马迹。 美国方面也没有逃脱干系。 典型说法是:两名主要代表都是杜鲁门总统不喜欢的人。派出杀手、搞点名堂的可能性大大存在。 但没人能解释为什么会愚蠢地选择这么个环境,让这么多重要人物陪绑……象传言的迅速蜂起一样,无端的怀疑又迅速消失了。 中国也是重要嫌疑对象。 两位主要领导人都活下来,更加重了这种嫌疑。唯一缺乏的是动机:这么干,目的是什么?天皇正在向中国示好;美国是天然盟友;而英国政客或小小的苏联副外长都不足以成为目标,就连苏联首席代表米高扬也无足轻重。 而如果说,杀手来自中国内部的蒋或毛自身的敌对势力,那么又恰恰没有达到目的。 日本自身的各方势力受到严重质疑。 由于战争失败,反对天皇、反对各个占领国的团体和个人,大有人在。但考虑到这么做,受害最大的是日本自身,这种理由也不十分成立。 怀疑天皇本人指使,似乎也没道理,他是第一名、也是最重要的受害者。 还有人判断:杀手可能来自德国。 这些受害者都是前纳粹党人希望打击的对象。有人举报,曾发现一个名为“元首圣杯”的德国小组在日本活动。 其成员有狂热的纳粹女飞行员汉娜、纳粹元帅龙德施泰特之子——小龙德施泰特等若干人等。但同样,因为找不到现场证据而作罢。 受害者的分布如此之广,使各种分析都难于找到正确结论。 唯一收集到的证据是在温酒器具旁找到的:用于投毒的有毒物质为河豚毒素(tetrodotoxin)。这是一种神经毒素,对热稳定,需220℃以上方可分解。其卵巢和肝脏有剧毒,其次为肾脏、血液、眼睛、鳃和鱼皮。 河豚鱼味道十分鲜美,更是待客佳肴。但必须由富有经验、持有上岗合格证书的厨师,严格精心地操作。当然,天皇的厨师一向是合格的。 饮下剩余毒酒、当场自杀身亡的调酒师,死前大喊了一句日本成语: “油断啊!油断大敌……”(意为马虎大意、疏漏等等) 急于摆脱责任的日本的官方调查,最后也倾向于这个判断:这是一次事故。东大寺调查会 但仍有诸多问题无法解释。 持“谋杀论”观点的论者认为:虽然不能确定具体的针对目标,但受害者如此众多,这对于某些妄想改变历史的阴谋家或者阴谋集团,诱惑实在太大了。 他们会动手的!——不管他们是谁,来自何方。 天皇酒会中毒事件,直到21世纪仍然不能破解。千古之谜,众说纷纭。 (944) 同一天。莫斯科,卢比扬卡广场。 贝利亚安全人民委员从监控的情报渠道得知,中国华北方面对那条情报来源已产生重大怀疑。 迹象表明,他们验证并发现了“古玩方丈”已被对手控制和利用。现在,这批人的价值用尽、榨干了。 不管怎样,这一轮情报战使朱可夫他们在远东打了一次挽回信心的胜仗。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威信、特别是在军队、在高层将领中的威信大大提高。 “古玩方丈”小组一共6个人,3个苏联人和3个中国人。 在签发处决命令之前,贝利亚再次翻阅了为首人员——康生的简历。资料说明,这个先后在共产国际、中共、满洲人民共和国和苏联都有过丰富阅历的家伙,是个机会主义者——阅毕档案,贝利亚自信地作出结论。 这些人,只能请他们吃子弹了。 但是6人之外,还有一些向他们透露情报的重要人物。例如布尔加宁元帅和日丹诺夫同志,虽然他们不是故意,但给苏维埃祖国造成的损失,就注定他们也不能无辜!他们现在,还占据着党和国家的高级领导岗位…… 贝利亚犹豫着,是否推迟处决执行日期。 他需要得到更多的口供,以便掌握情况,更准确地打击政敌。他感到,忽然明白了斯大林催促他尽快处决的用意。 电话铃声响起,是克里姆林宫打来的。 贝利亚心头升起一阵快意:斯大林同志主动恢复同自己的联系了!这说明这次远东情报战处理得不错。 他愉快地拿起电话,打算汇报几个新发现的问题。 愠怒的声音从话筒另一端响起: “拉甫连季,您在瞎忙些什么?我们在乌克兰征集粮食和兵员的任务都失败了。这里面您有责任,您明白吗?” 斯大林同志把“你”改成了“您”,看来问题严重。 “斯大林同志,请听我解释……” “我不要什么解释!马上赶到基辅去!那里发生了武装暴动!”(945) 西伯利亚-蒙古-河西走廊,大面积的暴风雪。 这个节令上略显来迟的冬天,在严酷方面却比往年毫不逊色。 一月下旬,中国春节过后,寒流便一股又一股地向东蜂拥,西北风把鹅毛大雪搅得天昏地暗,数天前血火纷飞、尸骸狼藉的战场经过这一轮上帝的疯狂化装,一变而纯洁得象一片未开垦的处女地。 从东到西,从尼布楚到星星峡,绵延3000公里的中苏战场,在这一时刻大自然的明确提示下,不约而同地停下脚步。 双方将士心里明白,这里面既有上苍的意志,也有双方前线官兵无论体力和心灵都已实在疲惫、厌战的因素。 于是冬眠开始了。 擅长冬季作战的苏军没有得到兵力增援。被分段切割的西伯利亚大铁路成为军事后勤部门的噩梦,他们需要更多的,是劳动力而不是士兵。 1947年元旦开始,苏联广播中就激昂地宣称着“保卫蒙古”、“保卫东土耳其斯坦”。但实际上应者寥寥。国内厌战情绪弥散着,第二轮远征部队的集结效率如此之低就是明证。 在苏联欧洲地区,乌克兰发生的一系列大大小小的武装暴动,表明分裂倾向日益萌芽;原来就不稳定的波罗第海三国也出现动摇。这都是那个德国小胡子元首埋下的罪恶种子、定时炸弹。他1944年的那一轮恶毒煽动现在开始发芽了。 而没有了丘吉尔的英国,同样不怀好意。他们正在巴尔干地区谋求建立封锁苏联的利益同盟。 至于美国,杜鲁门本来就是反共分子,除了表面上的和平共处,基本不能指望什么。 ……敌意重重的世界,已经不容斯大林如愿地继续远东战争。处理东方问题,历史所给予的机会只有一年。现在上帝已不站在自己这一边。 匈牙利境内,发现了一些策动乌克兰独立的势力和基地。 苏联最高统帅部命令基辅军区组织了几次边境突袭,甚至还派飞机深入匈牙利境内去炸毁分裂势力的据点。 这引起匈牙利政府的强烈抗议。他们甚至作出邀请英美前往驻军,以便抗衡苏联的姿态。而对苏联指责匈牙利成为反苏基地的各项证据却置若罔闻。 双方边境摩擦有升级的趋势,只是由于苏联的克制才没有愈演愈烈。 (946) 就这样,冬天不知不觉地过去了。 1947年5月1日劳动节,莫斯科红场举行了盛大的阅兵式。 阅兵本意,在于向世界宣示苏联武装力量保卫祖国的决心和收复失地的意志。但红场上列队走过的士兵们,脸上,失去了往日的激情。 与历次阅兵不同,这次,列宁墓的观礼台中央加高了一层。斯大林同志独自在高处向着阅兵方阵挥手致意。贝利亚人民委员在他身后一个较低的位置上谦逊地站着,温和地向大家微笑。 原有观礼台象以往那样站立着党和国家其他领导人。 但是神思不定的莫洛托夫感到,这次斯大林同志有些不对劲——显得格外英武、挺拔,而目光掠过那些渴望瞻仰他的将领们时,却显得茫然、陌生。 他心中陡然升起一股疑云。找到机会,把这个印象悄悄告诉了已从前线归来的朱可夫元帅。 与他同样熟悉斯大林同志音容笑貌的朱可夫,此刻却忘了必要的谨慎,转头便向观礼台高处望去,并愕然地张大了嘴巴。这个表情被人收入眼底。 当天晚上,外交人民委员莫洛托夫和副国防人民委员朱可夫,分别接到斯大林同志亲自打来的电话,简单阐述了一些当前工作的方针,并向他们、以及家人致以节日的问候。 他们辨认出,这似乎正是自己熟悉的斯大林同志的真实声音。这才暂时打消了关于领袖健康的种种联想和疑虑。(947) 莫斯科阅兵式引起世界性的连锁反应。 五月里,在布达佩斯,在索菲亚、伦敦、赫尔辛基、巴黎、甚至柏林街头,都有一列列的戎装身影,跺着军靴,咔咔走过。 刚刚锁进仓库的大炮又被拉到广场上去表演。一时间“鹅步”在若干欧洲国家首都的街面上,大行其道。 阅兵城市的市民们忧虑地注视着这一切,心情忐忑。 美国国内没有举行阅兵,国会不批准这笔预算。但驻欧洲的美国占领军却频频受邀,参加各所在地国家的典礼。尤其是空中,充斥着美军机徽。甚至还拖延了美国从欧洲撤军的时间表。 …… 中国,也在五月中旬举行了系列阅兵式,作为回应。 南京街头,盛况有如两年前的雅典。新街口矗立的国父孙中山铜像下,搭建了观礼台。 奈良中毒后遗症仍不见减退的蒋委员长,坐着轮椅,披着斗篷,短时间出席了南京阅兵式。 李宗仁特级上将替代他宣读了《胜利祝辞》,并坚持了四个小时的阅兵全过程,显然身体很好。其他,战功或资历不如他彰显的高级将领们,只得忝居其后。 令来宾印象深刻的是空中庞大的机群。观礼过程中几乎没有中断,那些四引擎的大家伙,即使在战争期间也没有这么集中地亮相,使到场的各国武官纷纷暗自承认——这是一支颇具报复能力的远程空军。 末尾压阵的“飞虎航空公司”洒下数万只彩色气球,为这个盛大场面助兴。 (948) 华北联军阅兵式,放在了初步国际化的城市青岛,似乎要刻意彰显这个城市对海外各界的影响力。 与众不同的是,观礼台搭建在崂山湾海滨,并特地举行了隆重的舰队受阅分列式表演。大口径舰炮打出的礼花弹,十分璀璨夺目。 令人惋惜的是,那位得心应手、因地制宜地运用海军战略,从而扭转了中苏战局的无衔大元帅毛泽东,却未能亲自出席观礼。 这位从未读过科班、完全自学成才的“海军毛委员”,在病中发来了阅兵式祝贺电报。后来也在家中观看了用彩色胶片拍成的纪录电影——《血肉长城》。 那是中国第一部彩色电影,它使用的胶片是由青岛中外合资的“海鸥”胶片厂生产的,产品已达到出口标准。 朱德总司令担负起阅兵首长的职责。 1947年5月的华北联军坦克兵,数量已达到上千辆,令人刮目相看。改进后的“麒麟”战车整齐划一,标配的90毫米坦克炮和63公里时速都已是世界先进指标。 它支撑起部队在陆战中的底气。 摩托化方队中,美式车辆之外,引人注目的“胜利牌”卡车和多款“灵猫”轻型机动车吸引了记者们的镜头。 天上,初次露面的某些新型号,也成了爱好者的热门话题。 检阅了陆上、空中各部队的分列式之后,朱德将军和来宾小罗斯福准将等一起,乘坐美国海军最新赠送的一艘万吨级快速重巡洋舰——“毛泽东号”,巡回检阅了战绩不俗的海上部队。 这艘船——原波特兰级、著名的“印第安纳波利斯号”,曾一度代表着三十年代的世界建造水平。1942年进行过现代化改装,担任过斯普鲁恩斯上将的旗舰。但在1947年初被美国海军安排退役。同期退役的10余艘四十年代的轻巡洋舰——克利夫兰级,也被中国海军积极采购了半数。 就此,“毛泽东号”成为中国北洋舰队新的旗舰。(949) 但这一切都仍不能掩盖奈良事件给各相关国家带来的惊愕和疑惑。 中苏边境,冬季造成的实际停火,和此后一系列大大小小的政治、经济事件,使继续战争的意愿,变成了一件奢侈品。双方都开始为代价而盘算。 莫斯科、南京、青岛那些炫耀武力的胜利阅兵,并没有带来主办者所期待的鼓舞、振奋和激励。报名参军已经不再是青年们热衷的行为。 双方边境实际控制线上,苏联和中国方面都小心翼翼地避免着擦抢走火的事件。甚至还走出了更具和平象征的一步: 交换战俘。 1947年6月份,一个月里,在星星峡、赛因山达和尼布楚三个商定的交换场地,双方就交换了30万名各次作战中俘获的人员。到年底之前,战俘基本交换完毕。 现场采访的记者问一些战俘,是否仍愿意继续军旅生涯? 回答者摇头居多。 国际上,关于和平的呼吁也像战争的叫嚣一样迅速销声匿迹,似乎人们就当它没发生过那样,普遍认可了这种“实际停火”。 中国期待英美再次提出和平建议。 但身心疲惫的斯大林更感兴趣的是法国的调停。他愿意把这份敦促和平的荣誉,留给一个传统意义上的盟国——法兰西。 中国,在主要领袖病重、国民经济对外援依赖过甚的情况下,经过几轮讨价还价,最后同意了这个“按实际控制线停火、遗留问题日后分期解决”的《法兰西方案》。 最终,1948年春天来临之际,中苏两国代表共同签署了《马赛协定》。卷六:《凤凰涅槃》 (950) 1947年6月11日,南京。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经过几个月的反复讨论和表决,在国际社会多方努力下,终于筹备成立了第一届联合政府。 国民党、祖国进步党和其他各中小党派组成的“第三势力”,在议会中大致形成4:3:3的席位。 两位罹患中毒受伤后遗症的领袖,由于无法坚持第一线工作,被授予崇高的名誉称号,各自在国家替他们选定的良好居所,调养将息。 但他们影响力尚在。参与国家重大政治活动的方式,是参阅文件和由秘书班子起草文章,送他们圈阅之后发表或者送达。此外在身体条件许可时,偶尔也在公众场合露面。 经过第二次世界大战和两次伟大的卫国战争战火考验的一代新领导人,被赋予了管理国家的实际责任。 同月,国民党召开了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以微弱多数通过了李宗仁为执行总裁的议案。 这位在抗日战争中指挥过著名的台儿庄战役、后来担任中国赴欧远征军司令、又指挥过中苏战争中规模最大的兰州会战的军界首脑,以其显赫战功和国民党元老资格,并在人品方面也无大瑕疵,最后被党内推荐为执行总统人选。 祖国进步党在酝酿更名后,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同时,政治局和书记处经反复研究讨论,并由毛泽东名誉主席圈阅,由刘少奇担任总书记,朱德、周恩来、任弼时、陈云担任副书记。 第一届联合政府的组织章程中规定,由国民党提名的人选担任首届国家总统,任期6年。 行政院长一职,则在这过渡的6年中,由两党轮流担任,时间各半,均为3年。 期满后进行全国性选举,决定执政党和在野党。第三势力推荐的人选在政府和议会各部门中担任副职,6年后,在全民普选时期享有同等参选资格。 参、众两院,分别由无党派人士宋庆龄和国民党元老于右任担任首届议长。 (951) 在讨论国家新体制和起草国家新宪法的过程中,又有几项引人注目的动议: 关于国名。动议提出,国家定名为“华夏合众国”,简称中国,这一议案引起了广泛讨论。 此外,军队国家化是一个焦点。但因为两位强势领袖人物的实际隐退,这个本来敏感的问题,又变得可以深入触及、并且容易讨论协商了。 由于双方谈判主持人的努力与合作精神,几个月里克服了方方面面许多障碍,最终,两党在一种新的气氛中就军事问题达成了妥协。 美国方面,在中苏达成《马赛协定》后一个月,开始限制对华武器弹药供应和物资油料补充。这个看上去釜底抽薪的做法,不仅使得中国北部和西部前线被迫采取守势作战态势,同时也使某些存有“通过内战一决雌雄,以武力争夺天下”的念头失去了根基。被舆论评价为一举两得。 醒悟了的人们有了共识: 在外部威胁仍然严重存在的情况下,敢于发表“同室操戈”主张的人,明显没有市场。 ……早在1947年清明节来临之时,小罗斯福准将应邀来访青岛,观礼阅兵。借此机会,他专程邀集了粟裕和王耀武两位上将,以及原74师两任副师长邱维达、蔡仁杰等一起,来到青岛信号山,凭吊卡尔迅纪念碑。 这些在对日战争中饱经战火熏陶的战士们,在卡尔迅墓前献了花圈。 小罗斯福准将对来访记者们表示,这个姿态是为了向公众表明,中国军队的功臣和骨干们,相约不再内战。 随后,一些高级将领,陈诚、卫立煌、关麟征、傅作义、杜聿明、刘伯承、徐向前等,也陆续来到卡尔迅墓前凭吊。 朱德将军还专门撰写了悼念诗篇。 太平洋另一边,国务卿马歇尔五星上将发表文章,题为《中国精英将领们的伟大志向》,高度赞扬了中国军人们在抵御外敌、制止非正义战争中的献身精神,并表示坚信:军人的良知会使他们认清自己对国家与民族的责任。 几个月后,两党采取了现实态度,设立了除作战指挥外,集军政、军令为一体的武装力量(国防军)监察部,作为国防体制正规化、国家化和现代化的过渡性管理机构。过渡期为6年。 联合政府还一致聘请了熟悉中国的两位美国中将——艾尔伯特·魏德迈,和 马克斯韦尔·泰勒,为国防军的前、后两任总监,每一任期3年。柯蒂斯·李梅空军中将和阿利·伯克海军中将,分别担任了空、海军首任总监。 这个武装力量监察部,通过自己的公平和有效率的工作,获得了中国军队的认可和公众好评。在他们期满归国之日,一支初步现代化的国防军,成为帮助中国开始和平起飞旅程的有力翅膀。(952) 第三项动议涉及调整国家行政区划。这项大改革持续了数年时间。 动议建议,新国家取消原有的省县划分,实行“州郡制”。 某种意义上,这是铲除多年行政积弊的一项有力措施。同时也利于推广民主政体,选拔民间和海外有理想、有专业、有经验的优秀人材,充实管理岗位,以替代某些尸位素餐或者以权谋私的官僚政客。并且还相对减少了一个管理层次(地区),也就相应去掉一批官僚机构。从而大大提高了行政效率。 该动议建议,全国初步划分为100个州,每州下辖十几个郡不等,郡以下设立城乡和村落。并提出了具体划分方案: 华南15州——琼州;崖州;钦州;柳州;梧州;惠州;潮州;漳州;福州;郴州;永州;赣州;抚州;夷州(台湾);百色州(其中琼州为犹太族自治州)。 华东15州——温州;衢州;嵊州;湖州;苏州;常州;扬州;海州;徐州;亳州;滁州;庐州;宣州;宿州;琉球州。 华中12州——洪州;株洲;芷州;万州;鄂州;黄州;荆州;随州;邓州;蔡州;汝州;郑州。 西北13州——商州;渭州;陕州;秦州;夏州;凉州;陇州;兰州;祁连州;敦煌州;青海湖州;柴达木州;唐古拉州。 西南13州——达州;泸州;眉州;巴州;黔州;彝州;勐州;滇州;洱州;金沙州;昌都州;昆仑州;拉萨州。 华北15州——胶州;莱州;青州;兖州;德州;沧州;赵州(邯郸);涿州;滦州;汾州;忻州;朔州;绥远州;河套州;纳兰州。 东北17州——锦州;盖州;辽州;吉州;滨州;鹤州;兴安州;呼伦州;瑷珲州;长白州;伯力州;海参崴州;库页州;庙街州;结雅州(外兴安岭南);尼布楚州;新唐州(堪察加)。 新区划共计包括100个州。 动议还提出:选择新的适当地址,建设一座“单一行政功能的新首都”。 这些方案被提交国家议会讨论。 (953) 由于和平不知不觉地降临,没有一个明确的节点,使中国军事力量建设的降温也经历了一个缓慢的过程。 1947年年底某月号的《汉胡评论》再次刊载皮克吴的分析。他根据各种资料统计,计算出,苏联在远东战争中牺牲达70万人,中国军人牺牲则近150万人。并说:在整个第二次世界大战和随后的中苏战争中,中国人口损失高达4000万,几占总人口的十分之一。这就是“凤凰涅槃”所付出的代价。 自1947年夏天开始的整军建军、改革军制工作,分为三个阶段,花了六年时间。 不希望看到中国内战的美国国务院,提出了一份《东方马歇尔计划》,并为此卖了不少力气: 除了应邀派出一套完整监察班子、协助制订军队正规化、国家化、现代化的方案之外,美国六年里共拨出了12亿美元的专项贷款,使这一艰巨的工作没有受到资金困扰。 当然美国人也聪明地利用了过剩的武器物资,抵消了部分款项。但现金投入额仍达6亿美元,并把这笔钱主要用于安置450万复员转业军人。 复转军人中,将近10万人的尉级军官和立功战士,每人得到一辆退役的卡车、吉普车或者“灵猫”汽车。普通士兵每人得到一辆自行车和一部收音机;士官还外加一块军用手表。此外,每个军人还得到一笔安置费。 战伤、残疾军人,也都区别情况,得到照顾。 这些举措,受到了普遍欢迎,军队整顿得以顺利进行。在秩序井然的同时,内战隐患因之得以消弭。 同时,相关产业也得到良性刺激——自行车、收音机、手表和汽车车辆每年都得到军方的大宗订单,十分红火。 仅自行车一项,6年里军费订单,每年就有75万辆之多,切实地扶持了一大批厂家,并促成了40年代末一个叫响世界的“自行车王国”。 (954) 这期间,相当一批复员军人受到黑龙江沿岸土地垦荒局的感召,纷纷携家带口,报名来到那片肥沃的黑土地,当了一名北大荒开拓者。 复员军人的加入,使中国自古以来“屯垦戍边”、养兵于民的策略,在新条件下得以贯彻实施,有从军经历的人往往被乡民们推荐为“民兵队长”或治安员。 复员军人带动的垦荒移民在这一时期卓有成效。垦荒局的规划迅速扩大,众多新居民的到来使有组织的开荒成为可能。机械化耕作也日益普及,联合收割机在几年里就做到了国产化。 地广人稀的黑土地上,一时取之不尽的开发权,对于内地土地短缺的农民具有巨大的吸引力。 各种传说和消息通过日益普及的广播手段,迅速传递开去,一时间从东南中国开往东北中国的火车人满为患,驶抵海参崴的轮船也一班接一班地增加。 人流中富有特色的现象是,还出现了各地妇女组织牵头举办的“出乡团”。尤其以湖南和四川的“湘妹子”和“川妹子”团体结伙“闯关东”、离家万里落地生根的故事最富传奇色彩。 结果若干年后,黑龙江流域的饮食口味也流行起“麻辣烫”来…… 移民垦荒,这个裁军的副产品大大缓解了南方的土地危机,并直接推动了中国人口分布趋于平衡、合理。 到了50年代,黑龙江流域成为中国的富庶地区之一。舟楫之利给丰富的资源提供了便捷通道,肥沃的黑土地成为不折不扣的国家粮仓。 ……在鲁西南,还出现过这类极端的例子:某些盘剥佃户、心狠手辣的地主,以前成天嚷嚷“三条腿的蛤蟆难找,两条腿的大活人有的是”,如今几天功夫,佃户都走光了——闯关东,或者进城打工去了。害得地主提薪加酬、磕头作揖、自搧耳光,也找不到人来给他扛长活……(955) 政治协商会议的共同纲领,在“经济政策”中有这样的重要条款: “第二十七条土地改革为发展生产力和国家工业化的必要条件。凡已实行土地改革的地区,必须保护农民已得土地的所有权。凡尚未实行土地改革的地区,必须发动农民群众,建立农民团体,经过清除土匪恶霸、减租减息和分配土地等项步骤,实现耕者有其田。” ※ 随之两年后,又正式公布了《华夏合众国土地改革法》。 ※原文。 这个过程中,另一件值得提起的是,毛泽东以信函形式,向李宗仁执行总统建议:早日出兵西藏,以维护祖国领土完整。 李总统认为有道理,随即组织实施。 但国军中各个部队却以路途艰难遥远为由,迟迟不肯响应。李宗仁动员本部桂系人马,但也被部下以“广西人不惯高原生活”而再三推诿。 后来,祖国进步党推荐了党的副秘书长邓小平,带领张国华纵队和王震纵队8万人先后入藏,从而抑制了那里潜在的分裂主义势力。华北联军不畏劳苦、不避艰险,维护主权的行为,再次赢得了国内舆论界的赞赏。 此后,驻藏8年的邓小平,也由于任内开通了青藏、川藏公路,并且治理这个边远的世界屋脊成绩斐然,而名列新一代国家领导人的候选梯队。 (956) 原计划6年完成的整军、建军工作,到第4个年头,在马克斯韦尔·泰勒中将任内,效果已初见端倪。 50年代初,整顿后的中国国防军总数为250万人,约占国家人口总数的0.5%;其中正规军140万人,机关、后勤和边防部队60万人。实行了志愿与义务相结合的兵役制。此外还有义务兵役制的准军事化公民卫队50万人。 正规军中,陆军105万人,编为10个集团军,60个野战师,9个独立重炮兵旅和若干勤务、医疗部队。 其中近半数——28个师实现了50年代水平的摩托化。 7个机械化师,各自下属有装甲旅。除若干美式武器装备外,还装备了国产“麒麟3型”主战坦克、“啸天犬4型”步兵战车、“貔貅2型”自行火炮、和“火蜥蜴”自走防空炮。履带车辆总数约5000辆。 10个野战集团军分别驻守满洲里、龙江、结雅(外兴安岭南侧)、纳兰、包头、敦煌(前哨为星星峡)、武威、拉萨、百色、鹰潭。高原山地师,也开始接受正规的专业化训练。 空军23万人,划分为东北、华北、西北、西南、东南5个军区。共辖有26个航空联队,拥有各类飞机2800余架;其中2个B-29中队和2个F86“佩刀式”喷气战斗机联队引人注目。国产制空战斗机“腾雾”和新一代战斗轰炸机“契丹风”也得到批量装备,数量超过四位数。 1949年,沈阳黎明飞机厂已能够生产改进型的“鸿雁”(C-47)运输机,并在开发一型四引擎中远程轰炸机,代号为“鸵鸟”,具有改为大型运输机的潜力。 空军要地防空部队,编为30个防空营,拥有上千门各型高炮。 作为战略机动部队的伞兵集团军,驻守在位置适中的邯郸。 海军12万人,分为南、北两大舰队。 南洋舰队驻地高雄,负责舟山、琉球群岛和台湾以南各海域的巡逻警戒,并定期派出一支西洋分舰队,维护马六甲海峡到波斯湾的航路安全畅通。 北洋舰队驻地海参崴,负责从新唐州(堪察加)、千岛、日本沿海的巡逻警戒,并有一支东洋分舰队常驻横须贺港,替代美国海军对日本承担的义务——因为《对日和约》规定,日本不得发展远洋海军。 原有两栖纵队,整编为3个海军陆战队师,分别驻守在新唐州及千岛地区、日本及琉球地区、台湾及南海诸岛地区。 1950年,中国海军拥有18艘轻型和重型巡洋舰,50余艘驱护舰和30余艘潜艇;以及一支完整的登陆舰队。 美国海军陆续转让了剩余的3艘“独立级”航空母舰。加上佐世保港中舾装完毕的2艘原日本“云龙级”,中国海军一度拥有了6艘“大铁盒子”和超过300架舰载机。很让一些具有“航母情结”的中国军事迷开心了一阵子。 舰艇总吨位达到70万吨,一时间,竟虚荣地登上了世界第三海军的宝座。 但新一代海军将士的遗憾,是缺少用武之地。如同美国海军一样,他们只能在学习前辈的战史中感受海战,在频繁的出访中体会荣誉了。 (957) 中苏边境实际控制线停火期间,双方都忙着巩固阵地,把原有的轻型掩体重型化、永久化和要塞化。 待到喘息中停下来,向对方阵地瞭望一眼时才发现,对面工事也已大大加固了!谁再发动进攻,都要付出重大代价。 中国西北战区继任长官杜聿明上将,两年里熟读兵书,整军经武,打造了一支后勤支撑强大、足以保证前锋在沙漠戈壁驰骋的精兵。官拜上将的他,决心,效法清末大将左宗棠的先例,收复新疆,为国建功。 两年准备就绪。 1949年7月※,就在他上报了“胡杨树”计划,正摩拳擦掌、窥测时机和突破口、打算以一役而定西北、竟全功之际,苏联在星星峡以西500公里的罗布泊沙漠地带,爆炸了一颗原子弹。 ※史实日期。 从此,世界正式进入了核对峙时代。 原有的作战观念都必须放在这个新框架里考量了。(958) 选择罗布泊无疑是一种震慑。这次爆炸也震醒了那些休眠的国家。 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由于看不到威胁,军队将领们都升起一股莫名其妙的“寂寞高手”心态。 大量库存积压的武器,一再以半价、四分之一价甚至更便宜的价格处理、出售,或者干脆就地销毁。 甚至还发生从英国收回“租借物资”——上百架“海盗式”舰载机时,干脆把船开到公海,从航母甲板上把飞机推下深渊了事——这类财大气粗的例子。 对苏联也同样,美国人收回“租借物资”火车机车的时候,也是离岸不远就抛弃海中,弄得岸上俄罗斯工人跺脚、咒骂、伤心、哭泣,痛恨这些败家子。 中国略有例外——早期曾有过一轮回收和封存,是为了防止中国内战;后期大部武器,是对于中国赴欧远征的奖励和报答;更后来,则是由中国出钱,或者用贷款购买,因此回收力度不大。 1945年到1949年,美国真正是过了一段“刀枪入库、马放南山”的消闲日子。看不到战争危险的公众,迅速把武装力量的意义和价值遗忘,军队又回到20-30年代那种被人忽略、被拼命克扣军费的日子。1949年,国会拨款委员会核定的美国军队总数,不得超过75万。 苏联核爆炸,震得多数美国人浑身一机灵。这才想起,自己也曾有过原子弹。连忙检点自己那不到两位数的核武库,竟发现有些武器因保管不善,已经由于元素衰变而失效了。 苏联核试验比美国预测提前6年之多,令观察家们大跌眼镜。 此时美国外交谋略的主流思路,是通过强化盟国、围堵苏联,以便转移和释放危险。 不久,洛斯·阿拉莫斯国家实验室派出的一个小组到达中国。 一年后,一座试验性原子反应堆在中国江苏秦山开始运转,年轻的中国物理学家邓稼先担任了这个实验室的主任。 这一研究机构事实上是个实验室群,除了可以发电的反应堆,还包括钚直线加速器、计算中心、材料科学研究中心和卫生研究实验室等,其中属于敏感和机密的部门,被铁丝网所包围。 美国国会通过一项紧急拨款,用于研制开发新型的B-52远程战略轰炸机。略感过时的B-29型被前沿部署到欧洲,进入驻德美军空军基地。 中国也得到了3个B-29中队,用于早期训练。 这让中国飞机设计工程师喜出望外,国产“鸵鸟”研发小组跑到北平南苑机场的B-29驻地,把这些大飞机里外看了个够,巴不得偶尔事故报废一架,以供他们解剖。 (959) 苏联掌握核武器后,几次向中国严重交涉远东领土问题。 中国外交部长周恩来在谈判中不动声色,国内则加紧了地面防范和空中巡逻。 美国适时地出面干预,主张:在已成立的联合国框架下讨论这一问题。 苏联,受到时而死灰复燃的乌克兰和波罗地海三国分裂势力的牵制,终于没有下决心再次向远东大量增兵。因为至少7000公里的运输线,无法支持他们象德国那样使兵力在国内大规模机动。 双方虚声恫吓一阵,中苏停火线暂时没有战火重燃。 回到总参作战部的什捷缅科上将,甚至私下散布了这个观点: ——海参崴实际上很难再回归苏联了。如果敌人是中国的话,那个太平洋港口即使短期内夺回来,也难以长期守住。它的运输补给线太脆弱了,几乎全程暴露在中国威胁之下…… 后来,苏联又在谈判中提出“以新疆交换远东”的建议。中国政府几经权衡考虑,给予了否定的答复。 黑龙江流域的开发给中国带来的实惠太多了,这片富饶之地已成为中国经济发展速度最快的区域。移民也在几年中达到了5000万人,迁出这批人口的难度,大得无法想象。 后来,在60年代初期,南方的大面积自然灾害中,正是这片肥沃的黑土地上产出的大批粮食,解除了国家饥荒的隐患。 中国人,这时才普遍意识到,90年前割让这块土地的重大失策——或者直截了当地说:丧权辱国。(960) 由于华北联军收复外东北上百万平方公里土地,功勋卓著,而南京政府方面却迟迟不能收复新疆,于是,国民党和进步党两党之间在1947年达成的协议是: 6年过渡期内,在李宗仁担任首届国家总统的前提下,由祖国进步党新任总书记刘少奇,首先出任联合政府首任行政院长。 政府各个职能部门的席位也尽可能合理分配。 这一任的三年中,根据蒋介石先生的书面意见,由资历较深的魏德迈将军担任首届国防军总监。 百废待兴、千头万绪的工作,使祖国进步党人尝到了苦头,执政并非想象中那么容易。由于相对缺少行政经验,同在野的国民党和各类封建遗老遗少的争议、摩擦、周旋乃至斗争,损耗了刘少奇相当的精力,刚到50岁便已满头白发。 好在李宗仁早年受到革命思想的熏陶,是个具有进步意识的总统,没有过多地给刘少奇设置障碍。 祖国进步党人的执政班子此时也体现出廉洁和效率。 没有强势人物的两党联合政府的组合,虽然常常显得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并且时有政令不通、执行不畅的问题,但民主作风倒是不缺乏。舆论反映,这是与蒋公执政期间最大的不同。言路畅通调动了各界、各阶层的积极性。三年执政期获得的历史评价是:“一个良好的战后恢复阶段”。 只有一件事有损刘院长的威信。 在农村政策方面,进步党本着一贯思路,认为农业集体化才是尽快发展农业的正确道路。毛泽东名誉主席也以书面形式,敦促刘院长早日进行这项试验。 于是在进步党当政的辖区、原河北省徐水县(现属涿州保定郡)一带,进步党政府开始了农业合作社试验。 村里办起了食堂、托儿所,农民集体劳动,以工分计算报酬。这个新样板初期带来的劳动效率提高,引起了社会各界广泛关注,好评连连。周边地区纷纷起而效法。 短期效果使进步党内产生某种盲目乐观情绪。成就被不断夸大。刘院长一时也喜不自胜,亲自出马去抓试点。 接下来合作形式的迅速升级逐渐显出失控的趋势。各种初级的农业合作社被很快改组为大型的“人民公社”。毛泽东名誉主席还用颤抖的字体题写了“人民公社好!”的条幅。 但随后的两年间,人民公社没有体现出它是人们期望的那种高效、合理并且人性化的劳动组织,先天不足的种种弊端逐一显露出来。 1949年一次不大的旱灾,对其他州郡并无显著影响,却使徐水周边地区出现严重饥荒,村头巷尾甚至出现饿殍。 狼狈的社长们无奈只好开出大批介绍信,交给满脸仓惶的社员,供他们带领全家外出讨饭。 这些丢脸的举动在言论开放的新中国引起了广泛报导和舆论抨击。试验了三年的人民公社在危机中解体了。这是刘院长在执政期间,最遭人诟病的败笔,也给祖国进步党积极肯干的三年执政形象,蒙上一个污点。 由于总体损害不大,海内外舆论在评价时还是留有余地。只以操之过急、好大喜功、尚缺乏执政经验作为结论,并未过甚追究。但在野的国民党,则按照政党政治的惯例,在议会里、媒体中和社会上广泛发动攻势,着力夸大刘院长的错误,造成进步党执政无能的印象,以此为自己接替执政作好铺垫。 这一轮政坛上的你来我往,议会争斗,也使中国人民见识了两党执政的一场真实演出。 一些理智的评论家和政坛资深人士认为,这种体制的好处在于:可以相对及时地纠正施政的弊端,把损害控制在较小的范围内。不象独裁政体那样,使整个国家犯下无可追悔的弥天大错。 (961) 祖国进步党首轮执政的一份光彩,是成功组团,参加了伦敦奥林匹克运动会。 1948年7月29日下午4时整,伦敦,温布利体育馆。 主席台上,英王乔治六世宣布第十四届奥运会开幕。首相克利门特·艾德礼随后发表了友好演说。 这是因第二次世界大战而中断12年后举行的首届奥运会。 尽管在入场式中不见了日本与德国运动员的身影,但是4000多人的运动员队伍中,却出现了许多新的旗帜。 中国派出了53名男运动员,在新国旗——“五色金星旗”的导引下入场。 原本曾表示要抵制这届奥运会的苏联,在最后时刻还是派出了一支庞大的代表团,高举着镰锤旗帜来到伦敦。※ ※史实上苏联没有参加此次奥运会。 7月30日,正式比赛第一天,中国队爆出了本届奥运会的最大冷门——年仅18岁的徐州兴化郡选手张桃芳,在射击比赛中,超过了芬兰选手西蒙·海耶和苏联选手特马洛夫,一举夺得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枚奥运金牌。 实现“零的突破”的消息传到国内,顿时引发了公众极大的热情。张桃芳的哥哥、射击教官张桃园中尉在纳兰山营地的收音机中,听到这个消息,喃喃叹道: “打小俺就没看错这个弟弟。他比俺有福!” ……接下来在赛艇比赛中,来自中国洞庭湖畔的一支队伍拿到了银牌。 记者好奇询问,为何首次参加国际大赛,就能拿到好名次? 领头的厚嘴唇小伙憨憨答到:“算个么事哟?在家乡就划龙舟,每年端午都拿第一唦。” 中国代表团最后一枚奖牌来自举重。在男子轻量级比赛中,貌不惊人、五短身材的中国梧州选手谌劲开,出人意料地超过了不少白人大力士,最终名列第三,拿到一枚铜牌。 中国代表团,一金一银一铜,在奖牌榜中名列第22,排在奥地利和新独立的印度之前。中国传统武术还作为表演项目,成为本节奥林匹克运动中的一个令人感兴趣的东方节目。 后来观看伦敦奥运会记录影片的中国城乡观众,把这份国际荣誉归功于祖国进步党人、体育部长贺龙的组织效率和人材选拔工作。病中的毛泽东为此,也题写了一幅笔锋略带锯齿的字迹: “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 另一边,不甘寂寞、又无法用言辞表达思想的蒋委员长,也向议会提交了一份《提携日本案》,建议:重视中日合作。(962) 进入1950年的苏联,身上带着三处病灶。 乌克兰、波罗地海国家、东突厥斯坦(新疆)这几个不稳定地区,象时时发作的疾患,消耗着苏维埃巨人的体力。 但核武库的建立,毕竟使它获得了根本性的安定。至少没人敢再象小胡子元首那样,对辽阔的苏联妄动干戈。国民经济的恢复,也渐渐走上轨道。 中国,也渡过了停战后第一阶段的恢复期,国内经济结构开始稳定。 根据联合政府协议,国民党人宋子文根据党内提名,出任行政院长,开始他的任期三年执政历程。30-40年代就当过两任行政院长的宋子文对这个职位轻车熟路。 这三年里,泰勒将军接任中国国防军总监,他的任内,也确立了军队不干预政治的传统。 上任之初,宋院长娴熟的资金筹措技巧和金融运作能力发挥了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