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上的第一代日本移民，主要从事农业、商业以及体力活。那一代人当中的专业人员和文秘人员，加起来还不到10%。总之，日裔美国人最初的经济起飞与受教育程度关系不大，他们也不从事需要有教育才能干的职业。在第一代日本移民取得相当的经济成就之后，他们才有条件让其子女（第二代）到高校深造，进而跨入专业阶层和一些需要正规教育的职业。 和中国人一样，日本人千方百计避免通过政治鼓噪来争取自己的权利，虽然他们曾在法庭上打过无数次的官司。像美籍华人的经历一样，反东方人的狂热无法持续几十年，因为日本人默默无闻地工作、发财，不授人以柄。再者，日裔社区没有像当时旧唐人街那样给耸人听闻的小报不断提供有关自相残杀、鸦片窝、犯罪区之类的可怕消息。日裔美国人过着一种安逸的农村生活，成不了大新闻。 总的说来，第一代日本移民的家庭比美国家庭要大。美籍日本人的出生率是白人的4倍，这使害怕日本人“泛滥”的呼声颇为中听。但是，日本人的出生率之所以高，原因乃在于他们绝大多数正处在青春年华。老人和孩子迁来美国的为数甚少。况且，这些年轻男女来自农村，而在全世界，农村的出生率总是偏高的。 日本家庭极度稳定，离婚极少。孩子受到严格控制，但其身心健康却是父母的头等大事，父母常常为了子女的现状和前途而作出重大牺牲。父母养育之恩，子女会还报的。美籍日本人子女惨遭事故的，要比白人或黑人的子女少得多，父母关心之切，可见一斑。 在公立学校里，日本孩子以循规蹈矩、彬彬有礼及学习勤奋而出名，并受到老师的喜爱。由于日裔在任何一个地区的人数都很少，所以日本儿童上的学校几乎都是种族混合的学校，老师对他们非常好。这些孩子在学校里的成绩不亚于白人孩子，智商也不相上下，尽管他们的家人不讲英语，也尽管从父母的职业来看，正规教育并没有多大明显的作用。何况鉴于相当日裔受歧视的状况，教育对他们自己将来的职业选择能派何种用场，也是未知数。他们只不过认为，品学兼优牵涉到荣誉问题，不可等闲视之。第一代日本移民时常教导其子女，要维护自己家庭和整个日本民族在美国的荣誉。除了家庭的严格约束和管教外，孩子们还受到当地日裔社团的影响，加之日本人又往往住在一起，谁家孩子淘气，街坊邻里的闲言碎语就让你吃不消。这类社会控制远远超出孩子之外。日裔社区很少发生重大案件，少年犯罪率很低，其他形式的社会状态也不多见。早在移民初期，美籍日本人社区的犯罪率就比其他美国人低，即使犯罪，也多属轻微的。这在美国本土和夏威夷都一样。越轨行为不仅使肇事者受到家庭的压力，也受到亲戚、邻居乃至全体日裔美国人的责怪。很少有人能承受这么大的压力。极个别不顾社区的行为规范而继续胡作非为的人，会被送回日本，不让他在美国人民面前给日裔美国人的脸上抹黑。放纵的个人主义在日本的价值体系中素无立足之地，他们视集体利益高于一切。日语中压根就没有“隐私”这个词。 第一代日本移民踏上美国国土之后不久，便成立了“日本人联谊会”。该会在各大城市的分部，既充当日裔社区内部的控制组织，又起到与外界联络的作用。日本人联谊会设法遏止卖淫和赌博，并防止其他会使日本人在美国社会上丢脸的不良行为。它主办娱乐性及社会公益活动。它也向警方及其他美方行政当局或日本领事馆（因为第一代日本移民在仍算日本公民）报告犯罪行为，也转达个别日本人的不满和申诉。总之，它是第一代日裔美国人的集体代言人。 规模小一些的组织，也分布在各地日裔美国人的社区。从日本不同地区来的移民，在美国成立了各自的同乡组织。这些组织可以提供娱乐及社会活动的去处，并向不幸者伸出援助之手。由于接受慈善施舍被日本人看作是丢脸的事，所以他们只是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才接受此类援助。不过，除了向家庭和日裔美国人内部的社区组织寻求接济之外，日本人几乎没有向公共救济机构伸手的现象。甚至在1906年旧金山地震之后，当10，000日本人落得无家可归时，也几乎没有人申请社会救济，因为他们的地区组织给了他们以大量的援助。在30年代的大萧条时期，几乎没有一个日本申请社会救济。 第二代移民 从某些方面来讲，第一代和第二代美籍日本人之间的“代沟”，要比在其他移民种族中来得大。第一代日本移民中的两性比例失调，因而他们结婚较晚。这意味着父母与子女之间的年龄差异很大。就1942年来说，第一代日本移民的男性平均年龄是55岁，而第二代却平均只有17岁。大多数的第一代人讲日语，很少讲英语，而大多数第二代则讲英语，不讲日语。在1930年代，3/4的第一代是佛教徒，半数的第二代人却基督教徒。再者，第二代在学校和美国文化中形成的价值观，常常与第一代的价值观发生冲突，尤其表现在恋爱及包办婚姻这类事情上。 为了加强日本传统价值观的教育，他们利用课余时间或周末，将第二代人送到日语学校上课。这些学校常常从日本直接请来老师，有时给学生灌输当时已在日本盛行的极端民族主义思想。对于某些第二人来说，这些学校被看成是有机会认识其他日裔美国年青人的社交场所。对于另一些人来说，这种灌输是无法接受的，是构成代与代之间发生摩擦的另一个诱因。当一位名叫丹尼尔·井上的高中生于1939年在夏威夷表示不能接受老师的教导时，他就被扔出了窗外。可是，这些学校在政治观念和宗教信仰的并非铁板一块，第二代人也并非个个都到这些学校去求教。在檀香山，日裔子弟几乎都去上这种学校，而在美国本土的某些地区，这种学校就差不多无人问津。 随着第二代人进入成年，他们成立了自己单独的组织，并在后来合并为“美籍日本人公民团”。该团最终取代了作为美籍日本人的集体代言人的“日本人联谊会”，在文化和政治上大力推进美国化。与父辈不同的是，第二代在法律上已不受歧视。他们致力于使自己被美国社会所接纳，他们所受的教育和文化熏陶，使他们有资格这样做。 日裔美国人社区发选择英日双语报纸表明，“代沟”方面的紧张气氛仍然存在。为了满足两代人的需要，这些报纸不仅用两种语言报道同一则新闻，还以不同的编辑观点评论政治事件。第一代人社团对日本在30年代的侵略行为，或加以支持，或为之辩护，而以第二代人为主的“美籍日本公民团”所打出的口号则是“我为自己是一名日本血统的美国公民而自豪”，并表示愿意与“美国所有的敌人”作战。这句话是在1940年说的。曾几何时，此种忠诚就受到了严峻的考验，为期正好一年。 战时拘留 年12月7日，日本向停泊在夏威夷珍珠港的美国舰队发动了一次大规模的突袭，使美国人蒙受了有史以来最大的惨败。使这次偷袭显得更为惊人的还有下述这样两个事实：一是这次偷袭发生时，日本外交官正在华盛顿扮演和平使者的角色；二是日本同时也在西太平洋地区发起攻势，在接着的几个月中给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造成一系列重创。人们普遍地担心，美国西海岸将是日本军事攻击或直接入侵的下一个目标。 美国人对日本的气愤与恐惧，一古脑儿发泄到美籍日本人身上。对日本人进行辱骂和施暴时有发生，联邦调查局则以美国安全的潜在危险为借口，搜捕了约15，000名日裔美国人。这次搜捕得到日裔领导人物的公开支持，他们把本族年长者的亲日立场看作是对美国的不忠，是对一般日裔美国人的威胁。可是，对日本人的此种歇斯底里发作和搜捕的范围不断扩大，随时都可能发生。1942年2月，罗斯福总统签署一项行政命令，授权军队可以将“有关人等”从军方指定的“军事地区”内赶走，“安置”在其他地方。虽然这项行政命令没有明文使用“美籍日本人”一词，但实际上在西海岸大批被抓走的就是他们，与别的种族无涉。在1942年3月至11月间，有10万名日本人，包括男女老少，被运往加州到阿肯色州一带的荒无人烟的各个巨大的拘留营。这一带是“以前没人住过，其后也没人住过的”不毛之地。 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偷袭虽然发生在夏威夷，可那儿的15万日裔美国人却没有被拘留。拘留政策与其说和官方解释的“军事需要”有关，倒不如说美国本土上强烈的反日情绪和负责西海岸防卫总部的那位将军的人品有关。J.L.德维特将军是一位年迈的职业官僚，其经历主要在后勤而不是实地作战，在同僚中的威望不高。给日裔美国人建造拘留营使他能扩大其官僚势力，从而在公众眼里显得他是个大人物。诚然在，使此举成为可能的，还是那种对日本（不管是在日本还是在美国）的普遍恐惧和敌意。当德维特将军公开声称“日本鬼子就是日本鬼子，不管是不是美国公民”时，他道出了珍珠港事件之后的广大民意。拘留日裔美国人的政策得到了广泛的支持，从右翼的赫斯特报系和专栏作家威斯特布鲁克·佩格勒一类的种族主义者，到厄尔·沃伦和瓦尔特·李普曼那样的开明人士，连左派人士加莱·麦克威廉姆斯、威托·马克安东尼奥和共产党的《每日工人报》及《人民世界报》主编们，皆表示赞同。“美国公民自由联盟”也将拘留政策视为合法，最高法院的法官们无一反对者。可是，尽管当时对日本人的惧怕心理无处不在，但在整个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被判有通敌罪的美籍日本人连一个也没有。 大规模拘留对日裔美国人造成了巨大的伤害。仅经济损失一项就十分可观。在被迫去拘留营之前，他们匆忙地把房子、家具及其他财产卖掉。他们苦心经营了一辈子的企事业，必须在几周之内清算了结。以1942年的价格折算，据美国政府自己估计，日裔美国人遭受的经济损失约在4亿美元左右。除了经济损失之外，许多人蒙受了委曲，被迫离乡背井。美籍日本人公民团领导人也遭到致命的一击，他们还代表第二代日裔，正在努力争当优秀的美国公民，并被美国人接受哩！由于认识到反对拘留政策是徒劳的，加上反对拘留政策会引起对美国不忠的嫌疑，美籍日本人公民团的官方立场，是与拘留政策合作。但是，公民团的这种立场，立即招致那些认为拘留政策是种族主义大棒的日裔美国人的愤怒和蔑视，尽管他们先前也曾竭力争取充当美国良民。被拘留的日本人有时会产生严重的内讧。一些更好战的反抗者宣布放弃他们的美国国籍，甚至以武力威胁同伴，迫使他们跟着干。 可是，从总体上讲，日裔美国人接受了拘留生活的严酷事实，并不得已而求其次，尽力改善自己的境遇。拘留营的设备是同一号码的，且十分简陋；他们在集体食堂吃饭，在公共浴室洗澡，厕所也是公用的。全家人挤在斗室之内，周围全是带电的铁丝网，还有武装的哨兵巡逻。为了把环境搞得“人道”一些，他们种了花，并用废木料做家具。但是，他们住的是“长排长排的用油毛毡搭起来的小木头屋子”，室内仅有“一只炉子、一盏吊灯、一张铁板吊床及垫子”。在这种情况下，能美化到何种程度，只有天晓得了。 拘留营内的生活，使传统的日本家庭模式发生了颇大的变化。在那里，男女老少干着不同的活，但拿着同样的低工资，因此，父亲作为一家的主要收入来源这个旧传统大大削弱了。况且，拘留营里那些留给日裔美国人的行政职务，也只有具备美国公民身份的人才能担任。这么一来，年轻的一代人就爬到了他们父辈的头上。由于巴掌大的陋室一个紧挨一个，家庭的隐私根本不能谈。以家庭为中心的活动，如进食，不能在家中进行。 美国在战时需要大量的人力，这种情况甚至没等到所有的日裔美国人被赶到铁丝网之内，就开始消弱拘留计划了。1942年春，某些季节性农业工人获准离开拘留营，以缓解农业劳力的短缺。后来，只要这些农工在军事地区范围之外干活，再通过忠诚审查的话，他们便可以永远地迁到那里去居住。1942年夏，几百名第一代日本移民铁路工人被允许回到东俄勒岗州继续干活。4千多名第二代日裔大学生被允许离开拘留营去继续求学，他们去了东部或中西部，意在回避而不是抵抗“军事需要”这个方针，该方针是西部防卫司令部为大拘留制造的借口。负责拘留营的文官当局，总的说来对日本人比较同情，他们制定的释放各种具备特殊情况的日本人的计划，屡屡遭到军方的谴责。可到了最后，连军方的高级长官也开始在打日裔劳动力的算盘了。于是在1943年1月，美国陆军开始征招先前因被划为“敌侨”而无资格参军的第二代日本人去服役。尽管情况很反常，而后一些被拘留的日本年轻人仍感到一肚子委曲，但那些有资格参军的人还是抓住这个机会，以便在战场上证明他们对美国的忠诚。 共有30多万名的日裔美国人参加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单独由日裔美国人组成的团队曾在欧洲战场作战。他们于1943年被派往二战中一些打得最惨烈的战场上去拼搏。日裔组成的442团成了二战中（甚或美国历史上）获得荣誉最多的一支劲旅。在与纳粹部队较量中，日裔阵亡人数达9千多，赢得了52枚杰出军功十字勋章和一枚国会荣誉勋章。在太平洋战场，几千名日裔担任翻译，发挥了重要作用，因为日军往往以为美国人不懂日语，而没把军事情报译成密电码。可是，“每个战场上都有随军的美籍日本人，他们能读懂捕获的日军文件，并把情报传递给盟国将领”。 在二战中的悲惨经历，最终证明是美籍日本人在美国站稳脚跟的一个转折点。从来没有一个民族在如此艰难的条件下证明过自己对美国的忠诚。越来越多的美国官员渐渐地——有的在政府内部，有的在公开场合——开始替他们主持正义。最后，连西部防卫司令部也宣布，过去用来使拘捕合法化的“军事需要”已经结束，文官当局也宣布拘留政策行将关闭。曾在1942年下达拘捕令的罗斯福总统，在1944年公开为日裔美国人的忠诚辩护。到1944年底，最高法院宣布，拘留那些具有美国公民身份的日本人是违宪的。 尽管第一代日本移民遭受了巨大而不可弥补的损失，但对第二代人来说，拘留营成了他们迈入美国社会的开端，从此就沿着社会和经济的阶梯青云直上。原来那种狭隘的种族牢笼被打破了。他们再也不必步其父辈的后尘，仅仅从事几种少数职业了。在拘留营里，日裔美国人比平时的工作面更广。未进拘留营时，由于受营业执照和其他限制性措施的影响，他们职业上的选择面较窄。因为第二代日裔是美国公民，他们在被拘留的人中享有特权，首批释放的人中他们占大多数。他们迁到或东部或中西部之后，门路就更广了。无论是作为高校学生还是在部队当兵，他们都以自己的献身精神赢得了其他美国人的接受和支持。 偏执分子的嘴巴并没有被完全堵住。特别是在加州，当一些被拘留的日本人从战后美国的拘留营中回来时，发生过欺侮日裔的零星“事件”，严重程度各有不同。但是，当一个反日议案于1946年在加州历史上首次以压倒多数被推翻时，清楚地表明了人心的向背。 战后的第二代和第三代美籍日本人 日裔美国人在二战前取得进步的老路已经走不通了。成千上万的农场和企业遭到破坏，已经不可挽回。许多第一代日本移民已经太老了，无法去重操旧业。由于缺少教育和文化适应能力，他们也难以转到新的领域去干什么大事。然而，他们可以轻而易举地重操园丁这一行业。1958年，洛杉矶市日裔美国人的企业，仍然有3/4是搞园艺的。这绝不是些微不足道的工作。1963年的一次调查发现，很大一部分高收入的日裔美国人是合同园艺师傅。 可是，第二代日裔受到良好教育，会讲英语，而且因为是美国公民，在职业选择上自由度较大，并有本领对付雇主抱有的无形偏见。早在1940年，日裔美国人的教育程度就比白人要高，这个差距在下一个10年进一步拉大。他们在大学几乎从来不攻读文科学位，而偏重应用学科，如工程、眼镜技术或企业管理等。 到1959年，美国本土上的日裔男性挣的工资，相当于白人的99%。就所有就所有的日裔男性（包括在夏威夷的）来说，他们的收入是同年龄组白人的98%。到了1969年，日裔的平均收入比全国平均水平高出11%，平均家庭收入则高出32%。日裔美国本土上干得比在夏威夷还要漂亮。这表明战时拘留不一定就给日本人造成什么永久性的不良影响。相反，如果仅从经济来看的话，还可能起了积极作用。因为它使第二代日裔从父母的小算盘中解放出来，尤其是他们可以不必继承家业，而另辟新径。在这方面，许多日裔美国珍自己，包括参议员S.I.早川，都认为战时拘留反倒有利于他们从长计议，最后得以飞黄腾达。 无论出于何种原因，日裔美国人不仅经济上兴旺了，而且他们的职业公布也发生了明显的变化。1940年时，无论是在加州还是在夏威夷，日裔美国人从事专门化职业的比例，尚不到白人的一半。到了1950年，加州的日裔美国人缩短了这个差距。到了1960年，他们在专业阶层的比例就已经超过了白人。在夏威夷，日本人在专业阶层的比例尚比白人低。 随着日裔美国人的社会—经济地位的上升，加之战后美国的种族主义普遍退潮，日裔美国人的居住模式更为分散了，和其他种族通婚也多起来了。从事高级白领工作的第二代日本人，喜欢住在白人占绝大多数的街区，不喜欢加入日本人的种族组织。其实，在美国本土，清一色的日本街坊几乎看不到。随着职业上和住宅上的日益分散，与异族通婚现象更普遍了。在1920年代的洛杉矶，日裔美国人的婚姻有2%含有异族配偶。而在战后的最初几年里，这个数字上升至11—12%。到1950年代末，这个数字到了20%。夏威夷的情况也差不多。 日裔美国人的第三代出生于战时拘留营时期或战后。第三代人有88%上过大学，92%的人的打算成为专业人员，这的确了不起。老一代美籍日本人大多认为这批后生“太美国化了”，但他们自己——占94%的人——则说，他们倒满想讲日语的（意思是他们实际上并不会讲日语）。再者，他们反对战时拘留的呼声最高，尽管他们自己对那场横祸已经毫无记忆。政治好斗精神基本上是第三代人身上所独有的现象。第三代人受苦最少，保留本族的文化特征也最少，但他们当中的种族意识或好斗精神却很强，这种现象在不少种族的经历中曾普遍发生过。 今天的美籍日本人 如今，日裔美国人总共有60万左右。其中约有1/3的人住在夏威夷，另外1/3住在加州，不足1/5的人住在东北部、中西部和南部。虽然他们从农场劳工和租地农场主起家，如今却有约90%的人住在城市。即使住在农业地区的人，大部分也与农场无关。 约88%的日裔是在美国出生的美国人，但在25—64岁的男性中，近70%的人只是第二代美国人。他们的收入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原因有二，即地理位置和城市化程度。不到5%的人住在低收入的南方，大部分生活在收入高的加州和夏威夷州。虽然他们的家庭平均收入高出全国水平32%，但在加州，他们的家庭收入仅高出州平均水平的15%。在城市家庭中，加州日裔美国人的收入，只比白人城市家庭高出10%。可是，对于一个在美国饱受法律歧视之苦的种族来说，这是了不起的成就。他们在二战中被拘留过，几乎丧失了一切，后来只得另起炉灶。而这仅仅才是第二代！第三代刚刚进入成年，第四代还只是毛孩子哩。 日裔美国人如今取得的巨大经济成就，主要靠两条：一是他们勤劳肯干，就业率高出平均水平，失业率低于平均水平，多数日裔家庭同时有几个人在挣钱；二是教育水平高，加之他们又多在收入高的科学界和应用领域就职。从历史上来看，日裔美国人是从农业、园艺及小本生意这些不怎么需要教育的职业干起并发家致富的，只是第一代日本移民凭此取得成功之后，他们才能送其子女上大学，从而进入专业阶层。教育并不是日裔美国人起飞的始因，就像教育不是犹太人起飞的始因一样，虽然这两个种族在后来以正规教育巩固了他们的经济地位。（下面是一则表格，画不了，纯文字吧：） 男子为家长的美籍日本人家庭收入 （以美国同类家庭的收入为100%） 家长受教育程度 单收入家庭 双收入家庭 三个或以上收入家庭 中学以下 中学 大学（读1—3年） 大学（读4年） 研究生（读1年） 研究生（读两年或两年以上） 资料来源：《公用抽样数据》，美国人口普查局，1970年。 如表所示，日裔单收入家庭的收入并不都比同类美国家庭来得高。但是美籍日本人的平均收入要比全国平均线高出32%，而本表所列各类家庭都没有显示出如此大的差距，这该作何解释呢？原因是日裔大多分布在高收入类别，他们就业的比例高，而且有更多的人列在教育水平高的档次里。 由于家庭小，日裔美国人的经济和社会地位进一步得到了加强。35—44岁年龄档美国妇女平均有3个孩子，而同年龄档的日裔妇女却只有2.2个孩子。孩子少，工资又高，所以日裔美国人的家庭不但生活水平属上乘，而且有钱送子女到大学里去深造，以致一代胜过一代。但是，我们必须再次把目前一代的情况和导致日裔美国人当初发家的因素区分开来。正如犹太移民的家庭人口多于一般家庭一样，第一代日本移民的家庭也比一般家庭要大。但无论对日本人还是对犹太人来说，大家庭并不意味着就忽视孩子在校的品行和学业。后代人生孩子少，是为了适应新的生活方式，并满足子女上大学的愿望。 按照任何一种指标来衡量，美籍日本人正在日益变得美国化。从全国来讲，1970年约有12%的已婚日裔男性和1/3的已婚女性，其配偶是异族人。在1970年代初的洛杉矶，美籍日本人的婚姻大约有一半是异族良缘。在夏威夷也是如此。现在日裔青年学生的平均成绩比起他们的前辈来显得逊色，正在渐渐地跌落到正常美国学生的水平，而社会问题却日趋严重起来。 日本人在美国生活的诸方面都作出了突出的贡献。从美国东海岸的西海岸的某些建筑物上，可以发现日裔建筑师山崎穰那美观而富有想象力的设计。他的杰作包括普林斯顿大学的伍德·威尔逊学院、奥柏林音乐学院、圣路易斯机场和西雅图的世界博览馆。S.I.早川早在出任旧金山州立学院院长，嗣后又当选为美国参议员而广为世人所知之前很久，就在语言学界确立了他的崇高学术声誉。美籍日本人在美国本土参政相对较晚，但在夏威夷却一直很活跃。他们在夏威夷的人口比例比在其他地方要高。1959年，丹尼尔·K·井上，这位二战中失去一只胳膊并在战场上被提升为军官的日裔英雄，被选进美国众议院，后来入选美国参议院。他至今还在任。1976年，夏威夷州把松永昌之选入美国参议院。他是第三位日裔美国参议员。占人口不到0.5%的日本人产生了3位参议员，占参院成员的3%！这象征着美籍日本人的杰出成就。 第九章 波多黎各人 波多黎各人既是新的美国人,又是老的美国人.19世纪末期以来,波多黎各就是美国的一部分,波多黎各人生来就是美国人――然而许多迁居到美国本土的波多黎各人却发现,美国社会与他们是格格不入的.他们多数被划归为白人,但在居住方面却与黑人一样是被隔离的,并且收入和职业也与黑人十分相似.波多黎各人也重复那些首先迁到纽约和其他东部城市的种族的老一套模式。然而他们又是新的迁徙的模式的开创者。他们是首次乘飞机而来的迁徙者。他们又是肤色混杂的迁徙者，是在一整套福利国家设施全部建立起来之后到达的首批迁徙者。 由于美国战争，波多黎各首次在1898年成了美国的一部分。自1917年起，波多黎各人一生下来就是法定的美国公民，但是他们所处的文化环境，却依然反映出西班牙自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以来的在该地400年的统治。虽然波多黎各岛属于美国的一部分已有近百年的历史，其人民却一直繁衍生息在与美国分离的状况中，距本土的佛罗里达州有1000英里之遥，距大多数波多黎各人前来定居的纽约甚至更远。尽管已有好几代都算美国人，但波多黎各人在文化移入方面仍赶不上别的一些从更远的地方迁居美国的种族（例如日本人），并且在某些方面与其他美国人的种族差别更为悬殊。 如何衡量波多黎各人的进步速度，取决于进步从何时算起――可以从哥伦布发现该岛时算起，也可以从被美国兼并时算起，还可以从航空时代使他们能够从大批迁徙美国本土的时候算起。这在很大程度上还取决于被考虑的是哪一部分波多黎各人――是那些仍然留居在岛上的波多黎各人呢，还是那些（如此处讨论的）作为美国种族巨型百衲衣一部分而生活在本土上的波多黎各人。 波多黎各 波多黎各是巴哈马以南几百英里处的一个热带岛屿，处于加勒比海一串巨大岛屿即所谓大安的列斯群岛的最东端。贴近其西边的是伊斯帕尼奥拉诸岛（包括海地和多米尼加共和国），再往西就是古巴和牙买加。波多黎各东西长约100英里，南北宽约35里。该岛距美国本土反倒较远，而更加靠近南美洲。它位于委内瑞拉的加拉加斯以北550英里，迈阿密以南1050英里。 波多黎各岛具有繁茂的热带植被，低矮的山峦，温和的气候，但可通航的河流很少，并周期性地受到毁坏性飓风的袭击。飓风一词就源出波多黎各。哥伦布第二次美洲航行发现波多黎各时，岛上住着40000名秉性平和的印第安人。 虽然哥伦布在1493年就宣布该岛为西班牙占有，但直到1508年当西班牙人在庞斯。德。利昂的率领下返回波多黎各后，才在这里建立一个殖民地。岛上原有的土著印第安人由此沦为奴隶，被驱赶到农场和金矿去做工。许多人死于劳累过度和营养不良，或死于从西班牙人那里传染来的疾病，因为对于这些疾病印第安人体内尚未形成免疫力。1511年爆发的一次印第安人造反被镇压下去，有6000印第安人遭到屠杀。另有许多印第安人逃避到山区或逃亡到邻近的岛屿。其后非洲黑奴就被运来代替他们。非洲黑奴又带来了流行性天花，导致尚存在的印第安人又有1/3送命，从而使土著居民降低到4000人，即相当于原有人口的1/10。 波多黎各人是个混血种族，具有西班牙人、非洲人和印第安人的血缘关系。来到波多黎各的西班牙妇女极少，所以在好几个世纪之前，这里的种族混交和异族通婚的现象就很普遍。但是，波多黎各是加勒比海白人人口大大超过黑人和印第安人人口的为数不多的几个岛屿之一。这里的奴隶人数从未超过全岛总人口的10%。在1880年，波多黎各岛上有150000人，其中半数是西班牙人，30%是“混血”，其余是黑人；黑人半数是奴隶，半数是自由人。上层的波多黎各人世世代代一向以身为白人并保持白人血统而感到自豪。然而在波多黎各，种族意识从未达到美国那种程度，肤色也向来只不过是社会等级的若干指标之一罢了。 波多黎各是作为一个黄金产地而最早使西班牙人垂涎三尺的。但在金矿很快被淘尽之后，该岛就成为甘蔗产地，并且是西班牙人警戒他们在这一地区其他领地的前哨堡垒。作为西班牙的一个殖民地，波多黎各由西班牙任命的政府实行绝对专制统治，并只准许与西班牙进行贸易往来。 波多黎各渴望更大自由和自治的情绪在1801年开始表现出来，其时波多黎各在西班牙的第一位代表对西班牙阻止该岛与其他国家进行贸易的政策，进行了辩驳。在1815年，西班牙国王费迪南德七世敕令波多黎各开放与其他国家的贸易往来。1868年发生的武装起义和1887年举行的和平示威，皆曾流产，但都是波多黎各进一步寻求自治道路上的里程碑。1897年，波多黎各终于被西班牙赋于地方自治的权力。不过，从这时算起到美西战争后该岛变为美国殖民地，当中仅有一年的时间。 美国对波多黎各的行政管辖，首先采取了军政府的形式。在其对该岛的两年治理中，军政府建立起学校、公路、铁路、医院和卫生设施。在1900年，美国国会在该岛确立了文官控制。总督、内阁和波多黎各立法机构两院当中的一院由美国总统任命。波多黎各人选举立法机构的另一院以及一位驻首都专员，该专员将在华盛顿代表该岛利益，在国会有发言权但无表决权。波多黎各人还免于缴纳美国税收。 第一位波多黎各驻首都华盛顿的专员路易斯。穆诺斯。里弗拉，为获取该岛更多的自治作了坚持不懈的努力。国会乃于1917年通过一项法案，核准波多黎各人为美国公民，并让他们对当地立法机构的两院享有选举权--这是波多黎各自从变为西方世界一部分以来享有的最高程度的自治。 从1900年到1925年，波多黎各的蔗糖产量随着人口的增长而飞速提高。在西班牙统治下的最后10年里，该岛共产57000吨糖。而在美国治下的第一个10年里，糖产量几乎提高了4倍，在嗣后30年间，又进一步提高了4倍以上。波多黎各1900年的人口为100万，到1925年就增加到200万，从而使这个一度人烟稀少的岛屿变成了世界上人口密度最高的地区之一。 波多黎各争取最大的自治权的政治斗争，在该岛第一任驻首都专员之子路易斯。穆诺斯。马林的领导下，继续进行着。在1947年，波多黎各人获得选举自己总督的权利；路易斯。穆诺斯。马林旋于1948年成为该岛第一位选任总督。1952年，波多黎各人获得了制定自己宪法的权利。 伴随着争取走向地方自治的政治努力，出现了争取成为美国一个州及至直接成为一个独立国家的尝试。并非所有争取这两个目标的人--特别是那些想独立建国的人--都采取和平的手段。1952年波多黎各的民族主义者试图刺杀哈里。杜鲁门总统，另外一些波多黎各民族主义分子在国会众议院走廊开枪，射伤了好几位众议员。但是1967年在波多黎各举行公民投票时，支持独立建国的人尚不到1%。多数波多黎各人（60%）投票赞成继续以联邦地位（包括免税）留在美国，赞成变为美国一个州的人占39%。 在政治上实现自治之前，波多黎各的经济发展已起步，在新总督制定的计划之下，发展速度进一步加快。波多黎各人的家庭收入从1940年到1966年增加6倍。同期岛上的汽车数量增加10倍以上。1898年美国接管时，波多黎各人的平均寿命是32岁，到1972年，他们的平均寿命翻了一番开外，达到70岁挂零。 波多黎各获得上述发展之后，岛上的生活水准离开美国本土的生活水准仍差一大截。其失业率比起本土来长期居高不下，这部分是由于核定最低工资额机构把持在美国本土经济利益集团（工会和业主）的手里，这些利益集团有权将波多黎各劳动力的价格控制在一定的水平，以降低岛上的人与他们进行竞争的能力。 波多黎各人向美国本土迁徙，开始很慢。在1910年，居住在美国本土上的波多黎各人尚不足两千之数。晚近至1930年代，乘船来美国的路费开销，在数额上超出普通波多黎各人全年的收入。但到1930年，居住在本土的波多黎各人还是达到53000人，超过此前10年的7倍。他们大多寓居纽约市，此种模式在这之后持续了好几十年。 波多黎各人向本土大批迁徙，始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因为这时飞机票价已经下跌，劳动人民都可以付得起。仅在1945年就涌进13000人，1946年这个数字又增加了3倍以上。无疑，这当中有一部分人早就急着要搬到本土，只是因为二战时的潜艇的战事阻碍了客轮通航而只好望洋兴叹。在这之后的几年当中，移居本土的波多黎各人的数量在25000和35000人之间浮动。1951年的迁徙者增至50000人，1963年达到69000人的顶峰。然而，这些官方的统计数字并没有充分反映大规模的人口流动，因为它只是前来本土的人数减去返回岛上的人数的净数。举例来说，1955年抵达本土的波多黎各人数是343720，离开本土的人安生是297706，这样，往返数字都大大超过其相抵后净得的45464人。在某些年份，如1961年和1963年，返回的人超过前来的人。尽管这时没有净数可言，但每年在美国本土和波多黎各之间来回流动的人数还是超过150多万。到1967年，此种双向流动的总人数高达350多万，尽管相抵后本土只净有26000人。 到1970年，在美国本土的波多黎各人为150万，约相当于居住在波多黎各本岛人口的一半。纽约的波多黎各人多于圣胡安的波多黎各人。 美国本土上的波多黎各人 自1930年以来，美国本土的多数波多黎各人都居住在纽约市。1930年本土有53000名波多黎各人，其中住在纽约市的超过45000人。1955年本土有675000名波多黎各人，其中住在纽约的超过500000人。在其后的几十年中，在别的地方也形成了波多黎各人的社区，但1970年从岛上过来的迁徙者仍有2/3选择纽约市作为自己的栖身之地。纽约在1970年有100万波多黎各人，其次为芝加哥，仅有12万人，再往下就只有费城和纽瓦克两市，有4万人或4万人多些。哈莱姆东端--“西班牙哈莱姆”--是第一个波多黎各人社区，但到1970年，在布鲁克林区或布郎克斯区的波多黎各人，在数量上都超过了曼哈顿区波多黎各人的2倍。 波多黎各人集聚在纽约市一地，无法用地理上的接近来加以解释，因为美国有许多地方比该市离波多黎各更近。况且，迁徙者大多是搭乘飞机来的，本可以毫不费力地在本土的许多别的地方落脚。但是，波多黎各人迁徙本土的基本模式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就已经奠定下来，那时还是船运时代，而纽约当时是（现在依然是）第一大港市。大批大批的战后迁徙者于是就直接投奔到已经建立起波多黎各人社区的地方来了。 正如其他种族的试探性移民阶段一样，初期的波多黎各迁徙者也是男性人数在比例上大大超过女性。后来，两性比例逐渐平衡，这是永久性社区已经出现的通常标志。 迁徙的时间选择--迁徙的涨落--大体上取决于美国经济的起伏，也还要看波多黎各有无进步。大萧条曾使迁徙者数量减少。二战后的繁荣又使迁徙加快了步伐。由于波多黎各的工业化在1960年代提供了更多的职业并提高了生活水平，当中有几年回流到岛上的人数反而超过了前来本土的人数。 美国本土的波多黎各人口的增长，已经不单纯是个从岛上迁入的问题。第二代，甚至第三代波多黎各人有1/4是在当地出生的。到1969年，在本土出生的占本土波多黎各人的40%。不过，由于第二代大体上还都是小孩子，所以1960年纽约90%以上的就业的成年波多黎各人，都是在波多黎各岛上出生的。 波多黎各人民 当1930年代波多黎各岛上的人开始向本土大批迁徙时,该岛的经济、社会和文化更加类似于拉丁美洲而非美国。多数人从事处在原始状况下的农业。他们通常打赤脚。到处孳在营养不良的现象。处理垃圾和污物的办法十分落后，到处滋生着寄生虫和病菌，危害民众。美国在1898年接管该岛时，文盲率为83%，其后虽有所下降，但晚近至1940年时仍高达31%。 从文化方面来看，波多黎各人没学会几句英文，对于西班牙的传统，除了语言和社会习俗外，也只是保留了皮毛。天主教是岛上盛行的宗教，但不像在爱尔兰或其他某些欧洲国家那样强大有力。波多黎各的祖父大多来自西班牙，而非来自岛上的教民。和加勒比海地区其他黑人相比，波多黎各岛黑人民众的子女都受到钟爱和保护，但家庭破裂的比例也很高，孩子的父亲会不停地换人。 像在意大利和其他拉丁文化中一样，女孩子的贞操特别受到精心的保护，办法是不让她们与社会上的男性接触。姑娘们常通过早婚来逃脱闺房的孤寂。在1940年末，波多黎各已婚妇女中有6%的人是在14岁或14岁以前就出嫁的。半数以上的人是在18岁时结婚的。 随早婚而来的是高生育率。1946年，在迁徙到本土的波多黎各人中，1/3的人来自10口或10口以上之家。当时过半数的美国人家中有5口人或不到5口人，而2/3左右的波多黎各人家中却有6口人或6口人以上。在波多黎各人集居的大都市地区，普通美国人在生育模式及其他方面与波多黎各人的区别更大。 早婚现象和高生育率此后一直是波多黎各人经济和社会历史上的一个具有重大意义的因素。1960年，纽约市波多黎各人的出生率比黑人高出1/3，是白人的两倍。 男子汉气概是波多黎各青年追求的主要目标。在西班牙文化里，这个词包含着一系列勇猛侠义行为，从斗牛到猎艳，从极端的个人自尊感到一味地横行不法，目无尊上，这些都被认为是男子汉气概。此种观念将男子汉大丈夫与短期的勇猛气质等同起来，而不像在犹太或日本文化里那样注重知识、技能和纪律的长期积累的培养。在城市社区的狭小天地里，这种男子汉气概除用来在学校里捣乱和在马路上动武外，很少有发泄的渠道。这也不仅仅是与盎格鲁撒克逊人社会产生冲突的问题。即便在多种族混居的夏威夷，波多黎各青少年犯罪率之高在该地的各种族当中也是首屈一指的；依靠救济为生者的比例也是最大。 和具有农民背景的其他种族一样，波多黎各人缺乏求知传统。再加上他们看问题目光短浅，对未来听天由命，并且只顾表现个人眼前的男子汉气概，这种缺乏求知的传统成为波多黎各人求学的一个严重并持续存在的障碍。如在1960年，只有13%的波多黎各青少年读完中学--这个比例不到黑人青少年的一半，不到白人青少年的1/3。而且，波多黎各人的中学毕业生往往大多是从中等职业学校，而不是普通中学获得毕业文凭的。在大学里，情况就更加不妙了。在1960年，只有1%的波多黎各青年毕业于大学，这个比例不到黑人青年的1/4，约相当于白人青年的1/10。 语言上的差异给波多黎各人在美国学校接受教育增添了不少麻烦。在美国本土上的波多黎各人，有70%是在讲西班牙语的家庭中长大的。现在已经搞起了“双语”项目，但其效果却令人怀疑。这些项目给讲西班牙语的教员提供了大量就业机会，但是进入这些项目学习的讲西班牙语的儿童，成绩并不比那些就读于完全用英文授课的正规班级的儿童要好，而且许多青少年在学了很长一段时间的英文之后，仍旧还得呆在这些特殊的项目中。 解决波多黎各人教育问题的政治措施，除开办“双语”项目外，还包括在纽约市取消普通中学和职业中学两者文凭的差别，并将该市各市立学院原来采用的择优录取的办法改为报名即可入学的“公开录取”的办法，还取消了波多黎各人和其他少数种族儿童向来得分很低的智商测试。还有一些人试图让波多黎各人及其他少数种族儿童与所谓“盎格鲁”儿童（虽然此处的盎格鲁儿童也包括凯尔特人、闪米特人、斯拉夫人和其他非盎格鲁撒克逊人的儿童）实行“混校”制。但在纽约市的公立学校中，波多黎各人和黑人在校儿童加在一起，已经构成多数，且在曼哈顿区及布朗史斯区超过全体在校生的70%，所以他们与非西班牙裔白人獐几无混校可谈。 语言问题并不是波多黎各人所独有的。其他种族，如意大利人、生活在新英格兰地区的法裔加拿大人和西海岸的墨西哥人，长期以来都有大量的成员进进出出，来回迁徙，他们也都有在美国保持一种外国评议和异国文化的特点。 波多黎各人内部的肤色差别，并不像美国那样被人看得很重。但在肤色极为混杂，从纯粹白种人到纯粹黑人，各种肤色都具备的波多黎各种族里，个人的肤色仍有颇关紧要的社会意义。在波多黎各本岛，中上阶层的肤色一般都较浅，或是白人，其在美国本土的情况也与此大致相同--不管这是由于历史优势造成的，还是由美国社会规范造成的。波多黎各人迁徙到美国本土，使该种族内部的肤色差别重要起来，也使波多黎各人与美国一般民众的肤色差别构成了新的问题。由于社会和经济机会向肤色白的波多黎各人开放，这就为他们当中的某些人同化于美国普通社会提供了一种刺激力量，而对肤色较深的波多黎各人来说，避免使自己被混同于美国黑人的强烈愿望，也为他们抱住西班牙语言和文化不放提供了刺激力量。这样，肤色就为已经相当困难的处境又增添了一个令人头痛的问题。 波多黎各人中的白人比例，从75%到90%，各种估计的说法不一。1950年的人口统计，列入白人的波多黎各人占80%。不过拉丁种族的白人分类并不像盎格鲁撒克逊人那样严格，所以按美国的标准，波多黎各人中的白人比例可能要低于这个数字。 纽约市波多黎各人的婚姻，有80-90%是在自称是白色人种当中进行的。然而，在那些由主持他们婚姻仪式的美国牧师确定其肤色所属的波多黎各人当中，有2/5以上的夫妇按美国标准应视为“异族通婚”。不过，波多黎各与外族人通婚一直是不常见的。85%左右的已婚波多黎各男子，娶的是波多黎各女子。与异族通婚的波多黎各男子,妻子大多不是拉美裔妇女.但在第二代波多黎各人的婚姻中,对方不是波多黎各人的占到1/4至 和处于类似阶段的其他种族一样,波多黎各人在犯罪、暴力和依赖救济方面，比率都偏高。在纽约市的波多黎各人居住区，杀人、抢劫、盗窃的发案率和失业及依赖救济的比例，都高得出奇。虽然波多黎各人只占纽约市总人口的15%，低于贫困线的家庭也只占18%，但他们的家庭估计有40%是依靠“援助家有未成年子女”计划的救济为生的。波多黎各人来到美国本土的时候，社会福利机构已普遍建立起来，而且各种倡导福利权利的组织也促使公共慈善事业的受益范围扩展开来，并为之大力辩护。然而在1960年代中期，纽约市福利受益的增长速度走出制造业工资增长速度的两倍。约有1/3的波多黎各家庭的家长是妇女（略高出黑人的比例）。 经济状况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抵达纽约市的波多黎各迁徙者，通常随身带的是“硬纸箱子，里边放着他们的全部家当”。中产阶级并不弃家迁来美国本土。迁徙者一般都是些青年人，缺乏技术，亦未受过多少教育或具有什么经验。1957年至1961年间迁来的那批人，有过半粗线条是从未干过什么活的。约有2/3的人年龄在15岁到34岁之间，另有1/5的人是15岁以下的孩子。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多的迁徙者来自波多黎各岛的农村地区和小城镇，因为那些适应在都市生存的人，早先已经迁徙过来了。简言之，波多黎各来的迁徙者不仅不适应于美国经济而且不适应的程度日趋加深。抵消这一趋势的，是在美国本土出生并长大的波多黎各人在比例有有大幅度的增加。从这两种反向的趋势中，人们可以预料，美国本土上的第一代和第二代波多黎各人在职业上不仅有区别，而且这种区别正在日益扩大。1950年，出生在波多黎各岛而生活在美国的人，从事文秘、推销或其他类似的白领职业的比例不到10%，而第二代在美的波多黎各男子中却有20%以上的人（女的有近40%的人）在从事这类职业。从波多黎各岛迁徙来的人，从事专门行业工作的只占2%，但在第二代当中，达到这个水平的人却在5%以上。就妇女而言，在第一代人当中，有80%以上是“操作”工，或蓝领工人，而在第二代波多黎各人当中，从事这类职业的妇女只占40%。在其后的10年当中，第一代妇女从事这类粗活的人数下降的比例却很明显--1960只有25%左右的人还在从事这些工作了。 从总体上看，波多黎各人继续在承担非熟练或半熟练职业。他们是纽约服装行业的主力军，在该市的旅馆和饭店（通常充当侍者、洗碗工或服务生助手）以及医院（通常充当勤杂工或类似的服务性工种）里，他们也揽下大量低贱的体力活。波多黎各人也在工厂和农场工作或充当文职人员--级别照例也很低。在1969年，波多黎各的男子中几乎有80%的人不是蓝领工人（占63%）就是服务业工人（占16%）。60%以上的妇女也处在同样的状态。从全国来看，波多黎各人的收入和黑人差不多。但是，在波多黎各人的主要居住地纽约市，黑人的收入却一直高于波多黎各人的收入。例如，纽约市黑人的家庭收入在1960年比波多黎各人的家庭收入要高出16%。在1970年的人口普查中，黑人的家庭收入依然对波多黎各人的家庭收入保持着这一优势。纽约市波多黎各人的失业率也一直比黑人高。 造成波多黎各人收入偏低的部分原因，是他们年纪轻。他们的平均年龄既低于黑人，也低于白人。在1969年，波多黎各人的平均年龄是18岁--比黑人年轻4岁，比美国整体人口年轻10岁。年龄对收入的影响很大，尤其对职业的影响很大，因为职业要求经验和受过教育，年龄还影响到失业率、犯罪率和生育率。譬如在1969年，一个由25岁至34岁这一档的波多黎各男子充当家长的家庭，其收入相当于同档美国其他家庭收入的96%。在1971年，由25岁以上的人充当家长的波多黎各我的家庭，其收入比同年龄档黑人家庭收入要高出16%，尽管就在这同一年，黑人家庭在总体上的收入要比波多黎各人家庭高出5%。道理很简单：25岁以上的黑人在比例上高出波多黎各人。 的波多黎各人家庭是无人挣钱的。有一个以上挣钱者的波多黎各人家庭只占34%，相比之下，这样的黑人家庭占51%，而这样的日本人家庭更高达61%。虽然波多黎各男子加入劳工大军的比例仅略低于白人或黑人，加入劳工大军的波多黎各妇女的比例却大大低于白人或黑人妇女。参加劳动的波多黎各妇女，在比例上仅相当于黑人妇女的半数稍多。波多黎各妇女在25岁到44岁这段最能挣钱的黄金时期，出来就业的比例尚不到白人妇女的一半，也只相当于黑人妇女的1/3稍强而已。这可能是直接由文化因素造成的--丈夫的男子汉思想或家庭价值观念--或者可能是由于波多黎各人家庭里小孩子多，使母亲无法投入劳动市场，但从全国来看，在这一年龄档的波多黎各妇女生养子女的数量，并不比黑人妇女多。女子当家的波多黎各人家庭，在百分比上高出黑人家庭，波多黎各人领取社会福利的更是多得出奇。 波多黎各人收入偏低的情况，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是由于肤色或拉美背景而遭到的歧视所造成的，实难断定。其他拉美肤色混杂的种族，如美籍墨西哥人，在收入方面一直高于波多黎各人。西印度群岛来的黑人家庭在1969年的收入所得，比波多黎各人高出50%--部分原因是60%的西印度群岛来的黑人家庭有一个以上的人在挣钱。 凡是波多黎各人像其他种族规规矩矩地干活的，收入上的距离就缩小，尽管教育程度、语言和其他方面存在的差别使这种距离无法完全消灭。虽然在1971年波多黎各人家庭的收入只相当于白人家庭收入的58%，但那些家长常年进行全日制工作的波多黎各人家庭，其收入已达到同样状态白人家庭收入的73%--比一般波多黎各人家庭的收入要高出50%。如果把教育程度和家庭中挣钱人数这两个因素都考虑进来，就出现下列的复杂情形： 波多黎各人男子为家长的家庭收入 （以美国同类家庭的收入为100%） 家长受教育程度 单收入家庭 双收入家庭 三个或三个以上收入家庭 中学以下 中学 大学（读1—3年） 大学（读4年） 研究生（读1年） 研究生（读2年或2年以上） 无据可查。 资料来源：《公用抽样数据》，美国人口普查局，1970年。 总的来说，考虑到上述两个因素，波多黎各人与其他种族的收入差距并不显得很大，何况他们并不像其他种族那样一年四季都在进行全日制工作，而且他们人口当中小孩子的比例也比较高。 政治 因为波多黎各人都是美国公民，所以他们有资格参加美国的全国和地方选举，然而多数有资格登记参选的波多黎各人实际上并不去投票。在纽约市，真正参加投票的人占已登记的选民总数的比例，波多黎各人在各少数种族当中是最低的。参加1968年纽约总统选举的波多黎各人还不到4年前参选人数的一半。 甚至在波多黎各人构成当地人口相当可观比例的地方--如在纽约--他们也只占有资格投票成年人的一小部分。儿童在波多黎各人口中所占比重很大。过半数的波多黎各人或是婴儿和孩子，或是十几岁的青少年。 一旦波多黎各人真的去投票，他们会一窝蜂地支持民主党。在1960年，约翰。肯尼迪获得波多黎各人75%以上的选票。在1964年，林登。约翰逊获得他们86%的选票。在1968年，林伯特。汉弗莱获得波多黎各人87%的选票，但因波多黎各人真正参加投票的实际人数已经减少，这就降低了他们对这次大选结果的影响。 波多黎各人几乎没有获得什么选任或委任的官职。直到1970年，尚未有哪个波多黎各人充当过纽约市议会的成员。不过，就在这一年，第一位波多黎各人获选进入国会。 在那些有着大批成员继续往返流动于美国和母国之间的种族当中,不参与美国政治生活是一种普遍的现象.美籍意大利人在其移美早期曾不断有人返回意大利,当时他们也普遍地不部政治;在与墨西哥一直保持联系的美籍墨西哥人当中,也存在着类似的状况。 虽然波多黎各人总的来说并未对美国政治产生过多少影响，但为数不多的波多黎各民族主义分子却以其暴力和恐怖主义行为，零星地引起过公众的注意。除上文提到的企图行刺杜鲁门总统，射伤若干国会议员的事件之外，波多黎各民族主义团体曾在不同场合宣称他们对纽约及其周围地区的好几次办公场所爆炸案承担责任。他们的目标是争取波多黎各成为独立的国家--这是一个在1967年的公民表决中遭到99%波多黎各选民否决的目标。 尽管波多黎各人对美国政治进程没有什么影响力，但他们却受到政治决策和政治机构的重大影响。在美国本土，波多黎各人是在一套完整的福利机构建立起来之后才进入美国社会的很少几个种族之一。波多黎各人生活的许多方面都由政府的服务组织--不仅是市政府、州政府和联邦政府，而且还有波多黎各政府在纽约市建立的各种派出机构--予以照料。所以，波多黎各人没有必要像以前其他移民种族或黑人那样，携起手来并建立自己的基层组织。波多黎各人没有相当于“全国有色人种协会”“布内。布里茨反诽谤同盟”或其他许多曾经别的种族提供内聚力的那些组织。缺乏社区领导机构的现象，还存在于波多黎各人生活的其他方面。纽约的几家波多黎各人主要报纸，当初是由一个意大利人和一个多米尼加人创办起来的。在纽约的服装工人工会和天主教会里，波多黎各人的成员占有相当大的比例，但在这两个组织里，他们都很少有人当上领导。波多黎各人并非都是各扫门前雪的孤独个体，但其相互联系一般都限于家庭四壁之内或私人朋友之间，缺乏由各种组织所促成的更加广泛的内聚力。 美国本土上的波多黎各人，多数是民权运动和抗议运动兴起之后抵达的（或是迁徙而来的或是在本土出生的）。从某些方面看，这些倡导民权的政治机构采取提供经济和道义援助，提供发泄不满情绪的渠道等办法，缓解了波多黎各人在过渡时期的困难。从另外一些方面看，这些民权机构在使波多黎各人适应美国社会方面显得并不怎么重要，而把注意力集中到改变现存的教育、就业标准或其他方面去了。美国的法院也通过取消选举条件中对语言的要求，规定在学校里开设西班牙班级，并在就业和升学的标准上基本支持不以能力而以人口统计为基础的所谓“代表性”等办法，助长了这些趋势的发展。这些政治进展产生的纯经济效果，现在还弄不清楚。但是肯定没有什么证据足以证明这样的观点是成立的：比起虽的一些在此种政治趋势发展到现在这样的规模之前早就来到美国的极端贫困的种族（包括美国土生土长的黑人和西印度群岛来的黑人）来，波多黎各人的进步是较快的。种族问题的日趋政治化，也使波多黎各人在纽约和其他地方与许多别的种族对立起来。这些种族往往具有历史更悠久、地位更巩固而且更富有经验的组织，这些组织能在政治上更有效地推动他们实现自己的目标，甚至在遭到波多黎各人团体反对的情况下，他们也有办法。例如被城市复兴计划赶出家门的波多黎各人，在比例上就高出其他种族很多。在工会倡导下制定出来的最低工资额法律，大大降低了青年人和非熟练工人的就业机会，其中就包括数以千计的波多黎各人找不到饭碗。行业执照法律和其他许多由政府设置的障碍，都使刚到美国的人难以进行任何领域。总而言之，要衡量政府和福利设施对波多黎各人的影响，不能仅仅以他们从中获得好处的福利计划为依据，或以明文规定为少数种族谋利的福利计划为依据，这样做都是片面的。 今天的波多黎各人 要衡量波多黎各人的进步是困难的，因为他们时常有大批人返回岛上的原籍，同时又有大批岛上的人前来美国本土。不过在1960年和1970年之间，就美国本土的第二代波多黎各人而言，凡选择留在美国经济中营生的人，其中职业进步仍能显示他们已向上移动了一大截。在教育方面也是如此。一个波多黎各少年在美国本土学校里就读的时间，与他在阅读测试或智商测试中得分的能力，二者之间存在着高度的相关作用。与非波多黎各裔人之间的通婚--这种婚姻约占第二代波多黎各人婚姻的30%--在比例上日趋提高，表明那些选择留下来的并认同于美国文化的人，与美国普通民众进行社会交往的程度也在加深。但仍有人继续回流到波多黎各本岛去。从1972年到1977年，回流的人数超过前来美国本土的人数。 不少波多黎各人在美国生活的各个领域里作出了杰出的贡献。获电影学院奖的演员荷塞。弗莱就出生在波多黎各。娱乐圈内的其他波多黎各明星还包括荷塞。弗里西阿诺、托尼。奥兰多及路易斯。阿罗约、弗莱迪。普林兹及丽塔。莫伦诺等。在体坛上，大名鼎鼎的波多黎各棒球运动员有罗勃托。克利门蒂、奥兰多。塞佩达及路易斯。阿罗约；拳击冠军有西克斯托。艾斯科巴（1936年）、荷塞。托列斯（1965年）和卡洛斯。欧蒂兹（1968年）；高尔夫球手有齐齐。罗德里格斯。畅销书作者皮里。托马斯因写了《在这些下贱的马路上》这部小说而一举成名。该书描绘了作者本人在纽约波多黎各居住区亲身体验过的生活的情景。在商界，小曼纽艾尔。A。卡西阿诺和尼克。鲁果这两位波多黎各人都是从最下层做起--一个帮人送货，一个洗碗--而最终成为百万富翁。在政界，波多黎各人先后产生两位国会议员，即赫尔曼。巴迪罗和罗勃特。加西亚；莫利。弗尔曾任迈阿密市长。 和向上流动的黑人及美籍墨西哥人一样，向上流动的波多黎各人皆趋向于使其家庭的规模大大缩小。虽然从总体上看，波多黎各妇女比一般美国妇女生的孩子多，但此种高生育率主要集中在那些从未达到中学教育水平的波多黎各妇女当中。上过大学的波多黎各妇女，有过半数的人在30几岁到40几岁之间只生养两个或不到两个孩子。在这些妇女当中，在1/4的人根本就没生孩子。如果不从教育而从家境来看的话，同处在这个年龄档的波多黎各妇女，凡1969年家庭收入不少于15000美元者，有半数的人只有两个或不到两个孩子。不管是在波多黎各本岛还是在美国本土，波多黎各人当中做过绝育手术的，相对来说已较为普遍。无论节制生育对那些为摆脱贫困而辛勤奋斗的个人来说是何等的有利，但对于整个波多黎各种族来说，节制生育意味着他们当中最成功的人士给下一代留下的知识、财富和社交关系是较少的，因为下一代绝大多数都出生在父母并无这些东西可遗留的家庭。三十五六岁至四十五六岁的波多黎各妇女，有过半数的人从未上过中学。从整体来看，约占总数一半的波多黎各儿童是由从未上过中学的母亲生养的，由上过大学的妇女生养的不到2%。 美国的波多黎各人口，在所有种族中一直是最年轻的。以1971年为例，他们的平均年龄是19岁。这种状况现仍在继续产生重大的经济影响。即便以就业的波多黎各成年人而论，他们也比其他种族的变业成年人年龄小，因而经验也少。波多黎各籍拿工薪者的平均年龄，在1969年为34岁，这比黑人拿工薪者的平均年龄小7岁。 较为年轻的波多黎各人必然缺乏经验，而年龄较大的波多黎各人则一般都缺乏教育。在30岁以上的波多黎各人当中，读完中学的尚不到1/5，而当时社会上大多数其他三四十岁的人，至少也具有中学毕业的文化程度。在五十五六岁到六十五六岁的波多黎各人当中，约有半数甚至没有读完小学五年级--这在美国人当中实属罕见，因为有94%的美国人达到了这个水平。况且这种以上过几年学为根据的数量统计尚不足以揭示教育上的全部问题。因为波多黎各人接受职业中学教育的比例，比其他种族要高出很多，而接受正规中学教育的就不多了。到大学深造的极少数波多黎各人，也大多进入两年制的社区学院，而不是投考四年制的高校。 和同样年龄及受过同等教育的人相比，波多黎各人的收入大体持平。不过，人们越来越将他们和“全国平均水平”相比。这样一比，统计数据上的差别（常被称为“悬殊”或“不公”）就大了。和其他美国民众相比，甚至和其他拉美后裔或黑人相比，波多黎各人的收入现在仍然较低，失业率较高。在1978年，波多黎各人的家庭收入是8282美元（与1970年的水平相比，几乎提高了40%），但仍只相当于黑人家庭收入的75%左右，连普通美国人家庭收入的一半都不到。波多黎各人的失业率为12%，这比黑人、美籍墨西哥人、古巴人，以及其他拉美后裔或一般美国人失业率都高。在波多黎各本岛，过半数的人靠领社会福利过日子。 进步的速率一直取决于衡量进步的时间起点。美国本土上的多数波多黎各成年人在这里仍然是第一代。从历史的角度来衡量，在这么短的时间内能像波多黎各人获得这么快的进步的种族，在美国实在没有几个。 美国种族简史》第十章 墨西哥人 某些最早和最新的美国人，乃是来自墨西哥。早在美国人到达之前很久，就有墨西哥人在现在的美国西南部地区定居了。但是，大多数美籍墨西哥人是在20世纪，尤其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及战后才来到美国的。 没有一个单独的名称足以恰当地概括各种各样具有墨西哥血统并在美国生活的人们。他们是：（1）在西南部成为美国领土之前就在那里定居的原墨西哥居民的后裔；（2）从墨西哥来美的非法移民；（3）合法迁移来美，但不是美国公民的墨西哥人；（4）从墨西哥来的临时居留者，他们持有各种官方证件、签证和工作许可证等，在美国居住的时间长短不等（短到几天，长到十几年）；（5）已经归化为美国公民的墨西哥人；（6）合法与非法移民或临时居留者在美国生下的后代，他们理所当然地获得了美国公民身份。 据美国人口普查局估计，在美国大约有500万美籍墨西哥人。这是美国最大的种族群体之一，但也是最不为公众舆论所注意的种族之一。估计另外还有200万墨西哥非法移民居住在美国。再加上人口普查局忽略不计的具有墨西哥血统的那些人（及其他个别低收入者），在美国祖籍是墨西哥的实际人口，可能接近800万。 绝大多数美籍墨西哥人生活在西南部的5个州。这些地方的墨西哥人口加起来超过400万，而其中大约一半又生活中加利福尼亚州。在那里，他们的人口大大超过黑人，约占该州总人口的1/6。 美籍墨西哥人的文化不仅可以追溯到墨西哥，而且可以追溯到西班牙及整个西方世界的文明，但是墨西哥人当代的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与其他美国人却相去甚远。从种族来说，他们肤色混杂，不同程度地带有西班牙和印第安人的血统。 所有这些被笼统地被为“墨西哥人”、“美籍墨西哥人”或“奇卡诺人”的数百万之众，代表着各种不同的历史背景：许多人出生在国外，更多的人在本土出生，还有一小部分家庭在美国开国之前早就生活在这块土地上了。他们之间唯一的共同点，就是他们在过去的这一时期或另一时期来自墨西哥。 墨西哥 在早欧洲人发现西半球之前，阿兹特克文明就很发达，并已传播到整个中美洲。这个尚武的阿兹特克民族，征服并统治过许多其他的印第安部落，包括那些生活在后来成为墨西哥这一地区的部落。战俘们被用来祭奠阿兹特克人的神灵。在建筑精致的庙宇前，当众挖出他们的心脏，尔后将骷髅头依次安放在架子上。在其他一些仪式上，少女们们在跳舞时被割下了头。 在阿兹特克文明中还没有铁器和钱币。他们也不会把车轮用于交通或者把齿轮用于工业。他们的农业很原始，不知道用犁。但是，阿兹特克人有文字、建筑、雕刻，以及完备的法律、社会、政治和宗教体制。 年，古巴总督派遣科尔德斯来到墨西哥。他受到蒙德祖马皇帝的欢迎。蒙德祖马相信，科尔德斯及其部下的到来，就是阿兹特克宗教所预言的诸神已经降世，所以献给他们许多礼物，包括金子。当这些西班牙人发现阿兹特克人有金子时，便决定将其征服。科尔德斯一伙与蒙德祖马的战争中，得到了阿兹特克人压迫下的当地印第安人部落的援助。科尔德斯的另一个有力的盟军，就是他们从欧洲带来的疾病，主要是天花、麻疹和流感。阿兹特克人对这些疾病一无所知，而且毫无生理的抵御能力。到1607年，这些欧洲疾病夺去了90%至95%的印第安人的生命。 和整个拉丁美洲一样，到墨西哥来的西班牙远征军都是男子，而不像英国在北美的殖民地那样，是由男子、妇女和儿童所组成的完整社区。西班牙人到达之后，很快与当地妇女发生两性关系——有时是正式的婚姻关系——生养了混血的西班牙和印第安人后裔。到1800年，混血儿在数量上明显地超过了当地那些出生在西班牙的西班牙人，甚至超过了作为奴隶而贩运来的人数不多的黑人。混血儿的人数后来终于超过了印第安人。今天，只有一小部分墨西哥人是纯种白人和印第安人。跟拉丁美洲其他各地一样，在墨西哥存在着类别不同却界限分明的种族混合现象。在现代美籍印第安社区，也有类似按不同肤色的排列次序。拉丁人和盎格鲁撒克逊人都把白肤色同高贵相提并论。但是拉丁人强调肤色的等次排列，而不像盎格鲁撒克逊人那样强调把人种截然区分为黑白两大类。 探险家、冒险者和传教士们，从墨西哥向北扩展，进入现在美国的西南部地区。到18世纪后期，西班牙人已经在加利福尼亚、新墨西哥和得克萨斯等几个州建立起一些零散的小规模居住区，其中包括拉雷多、圣安东尼奥、埃尔帕索、圣菲、图森、圣迭戈、洛杉矶及圣何塞等。这通常都是民政、军事和宗教界主事当局治下的一块块飞地。他们都想征服当地的印第安人并将之纳入西班牙的文化和宗教，当然是在最底层。但凡获得成功的地区，印第安就被带到传教士身边，在受监护和半奴役的状况下生活和劳作。拿破仑战争导致西班牙王朝的陷落后，墨西哥开始争取独立，并于1821年宣布建国。新的墨西哥政府所颁布的政策中，就有一项是允许在墨西哥领土上建立一个美国的社区。 起初，美国移民接受了墨西哥文化。他们学习西班牙语，而且有一部分人与墨西哥妇女结了婚。但是在1820年，由于美国人口急剧增加，美国人形成了自己的社区，保留了自己的语言和风俗习惯。后来美国人和墨西哥人的关系越来越紧张，并终于导致一场得克萨斯争取独立的战争。美国方面派遣军队前去帮助那里的美国人，从而在1845年将得克萨斯并入美国。1847年，美国军队占领了墨西哥城，迫使墨西哥领导人桑塔·安那将军下野。次年，美国与墨西哥新政府签订了条约，把大片土地（大约是墨西哥领土的1/3）割让给美国。就在这块从墨西哥得到的领土上，后来建立了加利福尼州、内华达州、亚利桑那州、犹他州、得克萨斯州、新墨西哥州；科罗拉多州、堪萨斯州、俄克拉荷马州和怀俄明州也各有一部分地方是从这块领土上分割过来的。这次战争之前，墨西哥的领土美国要大。 西班牙传统对美国西南部各州的影响，体现在许多地名上（加利福尼亚州所有的大城市都有西班牙名字），也体现在当地的建筑风格以及在美国人模仿墨西哥人创办农牧场的方式上。 居住在这几个州的墨西哥人，渐渐地成了当地的少数种族。他们与这些地区日益增多的美国人具有不同的语言、风俗习惯和种族特征。由于美国和西班牙的财产法存在巨大差别，许多西班牙和墨西哥的居民因此而丧失了土地，诈骗、贪官污吏和暴力行为又加速了他们的破产。少数美籍墨西哥人结成非法武装团伙进行反击，但是大多数人却发现自己在这个陌生社会的边缘上无能为力。留居在美国西南部的为数不多的西班牙人或墨西哥人的地位，因所处地区不同而有差异。在兼并得克萨斯时，那里的非西班牙居民已占人口的压倒多数，所以上层西班牙白人已进入当地的美国主流社会，而大部分属有色人种的墨西哥大众却被严格地排斥在社会和政治活动之外，在经济上处于最低层。在加利福尼亚，有一批自成一体的西班牙富人，直到19世纪末在社会、经济和政治上都很有影响。其他各州的情形则介于上述两者之间。大体上说，在整个西南部，当地西班牙人及其文化处于从属的地位。但返回墨西哥的人却寥寥无几。 在墨西哥本国一直存在着相当严格的等级制度。其中大约1%的人属于上层阶级，2%的人是中产阶级，97%以上都是下层阶级。在城市地区，中产阶级较多，但仍有75%的人处于下层社会。事实上，所有迁美墨西哥移民都来自下层阶级。在19世纪的墨西哥，债务劳役制很流行，这在当地农村地区几乎是十分普遍的现象。作为债主的土地所有者，把欠债佣工当作牛马使用，而债是很少能偿还清的，于是世代相传，与奴隶制无异。在生活极端贫困而在社会和政治方面又备受压抑的劳役工人之中，文盲十分普遍。在1910年，大约5%的墨西哥家庭拥有90%的土地。 在波菲里奥·迪亚斯将军统治时期（1876—1910），朝令夕改的土地法把许多村民共有的土地变成了投机者的私有土地，使许多农民沦为劳役工人或成为流动劳力。公共医疗卫生事业的进步造成人口的飞速增长。在1876年到1910年期间，墨西哥人口从900万增加到1，500万，但80%的墨西哥人生活在农村。人数日益增多但一贫如洗的墨西哥民众，在19世纪流入美国的并不多。部分是在19世纪中期的淘金热中来到加利福尼亚的，另一部分是在1860年的采矿热和1880年修铁路时来到亚利桑那的。还有一些季节农工往返于得克萨斯和墨西哥之间。但在大体上，跨越两国之间经济、社会和地理鸿沟的墨西哥人相对来说并不算多。对许多墨西哥人来说，摆脱债务劳役并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而且美国西南部广阔无垠的沙漠在票价便宜的现代交通工具出现之前，实在是一个巨大的障碍。 由于在美国和墨西哥都修长了铁路，大批贫穷的墨西哥村民得以进入飞速发展的美国西南部地区。美国雇主积极地开始直接或通过劳工介绍所在墨西哥招揽工人。除了美国西南部地区经济上的诱惑外，墨西哥国内发生的重大事件也震动了墨西哥人。1910年的墨西哥革命引发了一场十多年的政治和军事内乱，其间有100多万人丧命。因此许多人是作为难民而不是移民逃到美国的。 国内的“推力”和外部的“拉力”，在本世纪初把将近10%的墨西哥人引到了美国的西南部。从1900年到1910年，得克萨斯和新墨西哥两州的墨西哥裔人口增长了将近1倍。亚利桑那州的墨西哥人口增长1倍以上，而加利福尼亚州的墨西哥裔人口则提高了4倍。这4个州的墨西哥裔人口从1900年的10万增加到1910年的20万。在这以后的10年内，墨西哥人口又增加了1倍；从1920年到1930年则增加了3倍。这是三次墨西哥移民浪潮的第一次。 墨西哥移民 墨西哥人向美国的移民史，包括三次大浪潮及中间的两次大造反。这种时而接收、时而驱赶墨西哥人的情况，反映了美国西南部存在的两种对立趋势。需要农业工人和其他廉价劳动力的雇主，要求实施让墨西哥人进入美国更加方便的政策，而其他一些担心墨西哥移民犯罪、依靠福利及其他社会问题的团体，则要求采取严厉限制的政策。美国移民政策及其实施的不断变化，反映了美国各派对抗政治势力的起伏。近年来，美籍墨西哥人日益增长的政治影响也成了左右美国制定移民政策的一个重要因素。 第一次移民浪潮 铁路使大批墨西哥人得以来到美国，并在他们抵美以后也雇佣了其中不少人。20世纪初，大部分墨西哥移民曾先后作为筑路工、巡路员或养路工在铁路上工作。许多人就住在铁路近旁的车厢或简易工棚里。这些原始的居民点就是现在许多美籍墨西哥人社区的雏形。[惆怅东栏雪录入]其余的墨西哥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大多受雇于农业和采矿业。这三个主要职业实际上把墨西哥人孤立起来，与其他美国人互不往来。因此他们的孩子都是在与外界隔离的只说西班牙语的墨西哥人社区内长大的。农工的孩子们还与父母亲在农田里一起干活。他们经常随着各种作家生长季节的不同而不断地从一个地方迁徙到另一地方。在这种情况下，教育只能断断续续或者根本不存在。此外，由于墨西哥人与整个社会处于隔离状态，他们对大多数美国人来说好似是一支“隐形”少数种族。 在整个西南部地区，墨西哥工人从事绝大部分需要“弯腰”的体力活，在田里每天辛勤工作12—14小时。这些墨西哥农工干着五花八门的工作——从在整个西南部地区种植棉花到为加利福尼亚出一臂之力，使之成为当时全国水果和蔬菜的一个主要供应基地。墨西哥人作为农业劳工的形象，也就是在这个时期开始形成的，而且一直延续下去，直到大多数人最终迁入都市之后很久才有所改变。在1930年以前，确实有一半以上的美籍墨西哥人生活在农业地区。早期定居在美国的墨西哥人，大都生活在靠近墨西哥的边境一带，但也有一些随季节流动的农工往北到达洛基山脉两侧各州，或深入到加利福尼亚地区。在1930年，大约有10%的美籍墨西哥人进入工厂，成为后来墨西哥人城市社区的核心。 生活在美国西南部边境地区的墨西哥农业工人，其工资在1910年是他们原来在墨西哥国内收入的2倍或3倍。在此后30年内，此种工资差别甚至拉得更大。到1930年，美国西南部农业劳动工人的工资已是他们 在墨西哥的6倍。在美国内地各州的工资甚至更高。这是因为边境地区有大量劳动力，所以工资增长不像美国其他地区那么快。在铁路、矿山和工厂里，美国和墨西哥的工资差别也非常之大。按美国的标准，在农场或工厂工作的墨西哥人算是很贫困的，但是按墨西哥的标准来衡量，他们则显得很富裕了。他们回到墨西哥后，能买得起农畜、家具、收音机，有人甚至还买了汽车。 面对美国和墨西哥之间这种工资的悬殊差别，想控制墨西哥人越过边境的努力大多是徒劳的。美国制定的移民政策和建立的移民机构主要是受理从欧洲越过大洋并在少数几个口岸大埠登陆的移民。但是，在2，000英里长的边境线上，人们在任何一个地方都可以徒步穿越国界，并很快消失在西南部茫茫沙漠地带的美国人社区之中。要想阻挡这批人的确不易。大批文化不合格或达不到其他移民标准的墨西哥人就干脆非法偷越到美国。他们一般都得到美国雇主和劳工承包商的怂恿和帮助。 从墨西哥来的大量移民并不是到美国来安家落户的。许多人只是到美国来呆上一个季节或干上几年，积攒一点钱，然后就带着美好的憧憬返回墨西哥。也有人来时就有回去的打算，但却在那儿落地生根，终老未归。还有些人回去后发觉自己因在美国呆了几年而变了样，与故土的乡村生活及习俗格格不入。这批移民的数量到底有多大，仍然很难确定，因为经常有大批非法移民往返于两国之间，而官方的统计数字总是不详。据知，在1910年到1928年期间，有100多万人墨西哥人回到了墨西哥。这个数字超过了本世纪头30年墨西哥合法移民的累计总数。“湿背”这个词曾被广泛地用来描述墨西哥移民，因为不少人是涉过里奥格兰德河进入美国的。许多边境城镇都有大量的墨西哥人，这样新来者就可以很容易地和他们融汇在一起，而不至于被当局发现。 和其他种族那些临时客居在美国而又不会讲英语的农业工人一样，美籍墨西哥人通常是被包工们招募来的，他们在包工头的指挥和严密控制下集体干活。语言、文化及种族差异方面的问题，由于美国雇主和墨西哥籍或美籍墨西哥包工头之间达成合同而很容易得到解决。这些包工头负责招揽和监督墨西哥劳工队伍，并且提供适合他们胃口的食物及其他条件。就像意大利人的包工头一样，这些被称“郊狼”的墨西哥工头为了保护他们在劳工身上的投资利益，必要时会采取一切手段，包括武力威胁或使用武力。在早期，他们竟动用武装人员在圣安东尼奥市的大街上押送墨西哥劳工。 这些“郊狼”的职责，包括在墨西哥招收工人，把他们偷运到美国，为他们提供伪造的证件、交通工具和衣食方便，而且在劳工和承包雇主之间充当中介人。“郊狼”每次偷运劳工的数量不等。有一次，整整一列车的美籍墨西哥劳工从得克萨斯被运到西雅图。禁止劳工承包投机的各种法律往往被钻了空子。当劳工们掌握了足够的语言能力并对美国有所了解而不再需要中介人的服务后，“郊狼”便和意大利包工头一样，销声匿迹了。 生活在美国的墨西哥人很贫困。原始的生活条件令其他美国人大为惊讶。他们的居室不但没有舒适的设备，甚至连美国人认为是起码的生活设施，如自来水、盥洗间、电源和炉子等都没有。但这种生活和工作条件与墨西哥的状况相比，就没啥大惊小怪的了。大量墨西哥人不断地涌入，显然说明了他们对美国的向往。 在西南部，尤其在得克萨斯，墨西哥人往往使美国人产生反感。墨西哥人因其贫穷、不识字、乡土文化、种族及工作方式而不见容于当地的美国人。法律更使他们走不出孤立的圈子。在西南部的某些地方——尤其在得克萨斯——设备条件的分离使用是由法律规定的，在其他地方则由习惯加以维持。新来的墨西哥移民还会遭到其他美籍墨西哥人的冷落。后者出生于很早以前就来到美国的墨西哥裔家族。这些常常自称为“西班牙人”或“拉丁人”，以避免混同于新来的墨西哥移民。一如其他种族的中产阶级看待新来的同胞一样，他们把自己国家的移民视为肮脏、无知和缺乏教养之辈。这一方面反映了他们当中普遍存在的一种恐惧心理，即新来的移民会不利于美国社会接受整个墨西哥种族，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墨西哥本国刻板的等级制度。 尽管这批美籍墨西哥人是西班牙人和印第安人的混血后代，而不是盎格鲁撒克逊人所谓的白种人，但是他们当中那些肤色较浅、文化适应性强的中产阶级，在西南部的许多地方已易于为白人社会所接受。那些刚从墨西哥来的移民，在社会上却常常被当地白人或更加美国化了的西班牙人所排斥。早期美籍墨西哥人的婚姻，90%以上是夫妻双方皆属同族人。但这并不反映他们内部团结，而是反映他们攀不上其他种族。墨西哥人内部注定要在好几代人的时间里四分五裂，因为很少产生有影响的领袖人物能获得大家的公认，更谈不上一呼百应了。 早期墨西哥人的家庭，即使按当时美国的标准来看，也算是很大的。在1910年，25至45岁左右的墨西哥妇女，平均生育5.3个孩子，这大大超过了当年全美同年龄档妇女的平均生育数3.4个孩子。但高生育率并不是墨西哥人家庭所特有的现象。美籍波兰妇女的平均生育率（5.3个孩子）和意大利妇女的生育率（5.5个孩子）甚至还要高。美国犹太人同墨西哥妇女的生育率则相等（5.3个孩子），这些种族都是到1910年才来到美国的。唯一与众不同的是，美籍墨西哥人的生育率根本没有像上述几个种族那样在逐年下降。到1969年，其他几个种族的生育率已下降一半以上，而墨西哥人却成了美国少数种族中生育率最高的。35—44岁这一档的妇女平均有4.4个子女。 居高不下的生育率是墨西哥移民适应美国文化速度缓慢的表现之一。其次是他们一直坚持在美国讲西班牙语。申请获得美国公民身份的人所占比例偏低，则是他们文化适应缓慢的另一表现。此种情况在那些赴美后有众多人返回故乡，又不断有大批同胞涌进，使其固有文化在美国流水常新，并有不少人对于是否永久定居在美国而迟疑不决的种族中，是司空见惯的。但是1924年通过的苛刻的移民法，切断了大多数欧洲国家移民来美的途径，并使得时常进出美国的大批侨民难以混下去，从而促进现存移民加速了美国化的进程。对于墨西哥移民，此类苛刻的限制既不适应也无法执行。他们对美国文化的接受既有分寸，又有保留，而且继续有大量的移民返回墨西哥。在1910年，这种现象并非墨西哥人所独有，但不同的是，当这种现象在其他民族中早已消失时，他们仍然没有改变。 本世纪前30年从墨西哥来的第一次移民浪潮，随着30年代的大萧条的降临而突然告终。美国国内存在大批失业者，而美国人想赶走墨西哥移民的愿望，更导致大规模的强行遣返。当时墨西哥人一直在靠救济度日，部分原因是大萧条之前的20年代就出现了农业衰退，而绝大部分墨西哥人又恰恰是从事农业生产。以1925年为例，在加利福尼亚州的里弗塞德市，90%的福利预算都花在墨西哥人身上。加利福尼亚的其他城市也和该市一样，许多墨西哥农工经常在种植季节后就申请救济。墨西哥人的高犯罪率和高发病率，更增加了公众对他们的反感。大量贫苦的美国人从俄克拉荷马州的“尘沙”带迁出，更增强了驱赶外国劳力的愿望，因为还有那么多的美国人找不到工作。有组织地争取遣返墨西哥人的运动始于30年代，因为当局已发现，把他们送回墨西哥的运费尚不低救济他们一星期的开销。那些申请救济的墨西哥人多被告知去找某某部门，实际上该部门顺势就把他们送回老家去了。有时他们扣留救济款，除非接受救济的人同意“自动”离开美国。通过这些威逼利诱，成千上万的墨西哥人未经过正式听证便被遣送回国。在大量被遣返的移民当中，甚至还包括许多具有美国公民身份的人。到1930年，在美国的第二代美籍墨西哥人，其数量已超过出生于墨西哥的美籍墨西哥人。由于存在大量的非法移民，在整个20年代，每年都有成千上万的墨西哥人被强行遣返。1927年，有4，000—5，000非法入境的墨西哥人被美国驱逐出境。1928年，这个数字又增加了1，000多国。1929年被逐人数已超过8，000。在1930年，被遣返的人数又增加了一倍多，达18，000之众。1939年被逐人数为16，000，而在整个30年代后半期，大约每年有9，000人被送回墨西哥。美国的墨西哥人，从1930年的60多万下降到1940年的40万弱。 第二次移民浪潮 第二次世界大战使数百万美国人投身军伍，农业劳动力的短缺促成联邦政府通过关于从墨西哥引进劳力的计划。根据1942年制定的“临时劳工”计划，引进了墨西哥合同工。这个方案提出的理由是，在战时“紧急”情况下，美国自身缺乏“足够”的现成劳力。大量墨西哥人流入美国，使工资的增长放慢，难以吸引“足够”的美国人去干活。所以这个“应急”计划一年一年地延长，一直持续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很久。1945年，在美的墨西哥合同工大约还只有5万名，50年代后期达到高峰，增加到每年的40多万人。这个计划在1964年才被正式宣告结束。 战时经济不仅从墨西哥吸引了大量劳工，军工生产还把美籍墨西哥人从其传统的工作岗位上和社区里吸引到大工业经济和社区中来。战争以前，美籍墨西哥居住在城市里的，已超过了在农村的人数，这里在工业部门的就业加速了美籍墨西哥人的城市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新墨西哥州农村的美籍墨西哥男丁有一半以上离开进城。在二次大战期间劳动力紧张的情况下，美国对墨西哥人就业的限制，像对其他种族一样，有所放宽。许多墨西哥人到军队服役，有17人获得了国会荣誉勋章。对许多美籍墨西哥人来说，军旅生活使他们生平头一次亲身体验到美国的主流文化，从而加快了他们文化适应的过程。后来的美国士兵法案允许退役的墨西哥军人到大学学习，否则这是不可能实现的。 在洛杉矶，美籍墨西哥青年经常结帮与一些带着墨西哥裔姑娘出去约会的军人发生冲突。这些帮派分子身着当时很别致的祖特服，自称为纹身帮。在战争期间，他们经常骚扰军人和水兵，激起了公愤，连老一代的美籍墨西哥人都对之加以斥责。1942年，军人和水兵对这帮歹徒进行反击，碰到穿祖特服的就痛打一顿。几十年后，这些纹身帮分子又被捧为敢打敢冲的英雄好汉了。 年进入美国的墨西哥移民不到2，000人，但是1944年起已突破6，000人，1952年突破1万大关。再后来，入境的移民人数更是扶摇直上。1956年，65，000多名墨西哥移民进入美国，几乎是世界各地来美移民的1/4。但并非所有这些移民都是根据临时劳工计划招募来的。他们进入美国的方式各种各样，有的属暂住性质，有的想永久居留，更有大量非法入境者。同第一次移民浪潮一样，第二次移民浪潮也以大规模的遣返而告终。但战后被遣送的人数又有新的突破。1947年被驱逐的移民10倍于1930年那次创记录的18，000人，而这只不过是大规模遣返移民的开始而已。1951年被遣送回国的墨西哥人多达50万。1954年则突破100多万。在战后一共有近400万墨西哥人被送回老家。但这一次谁被遣返谁不被遣返是有标准的，那就看其是否具有美国的公民身份，而不是像上次那样将贫困作为遣返的依据。 第三次移民浪潮 来看墨西哥的移民的人数，在50年代几次大规模的遣返运动之后，开始跌落。但是这并没有使移民像1930年代那样被完全堵截。1956年是战后移民最多的一年，为65，000人，1959年下降到23，000人，其后又开始逐渐回升。到1970年，原来的最高移民入境数又被重新打破。在整个60年代，大约有44万墨西哥人合法地迁居美国。 第三次移民浪潮的到来——现在仍在进行之中——一方面是由于移民法条文有了明确的改动，另一方面是原为非法侨民提供的法律和社会机构已壮大起来，还有一方面是美国出于政治上的考虑，害怕在边境上严格依法办事会得罪墨西哥政府或美籍墨西哥人。 由于临时劳工计划在1964年寿终正寝，墨西哥政府已不再像以前那样卖力地阻挡非法移民偷越边境进入美国了。在这之前，它曾力图保护合法赴美的墨西哥合同劳工免受“湿背”们的竞争。在不到50年的时间里，墨西哥人口增长了3倍，从前赴美当过临时劳工的人现在回国的也有成千上万。而毗邻美国边境的城镇人口，增长更为迅速。所以非法渗入美国的潜在人群的巨大的，因为那里的工资比墨西哥要高出好几倍。 美国政府官员使尽浑身解数设法缓解边境的压力，不让移民破门而入。美墨两国政府共同计划在边境地区的墨西哥一侧使经济得到开发。但是这又吸引大量人员流入这一带，其中有大约50万人找不到工作，从而形成一支潜在的越境大军。乘车从墨西哥来美上班或购物者，获准随便可以进入美国的边境社区，其中有许多人却乘机悄悄溜到美国内地，非法定居下来。有些怀孕的墨西哥妇女在“购物”的名义下，越过边界，利用公费在美国医院里生下孩子，这些孩子自然而然地成为美国公民，日后就可以借此举家合法迁移美国。 除了以上述这些五花八门的方法来逃避移民数额的规定者外，还有大批人干脆非法越境而入，而美墨之间存在着2，000英里长的边境线，其中只有部分地段处在小股边防巡警的有效控制之下。估计每年都有十多万从墨西哥过来的非法移民在美国定居下来，尽管年年还有几万人被当场抓获并被送回墨西哥。 有好几个因素促使美国不能像世界上其他国家那样控制来自墨西哥的移民。根本的一条是两国之间在收入上存在巨大的差距，另一条是边界线太长，因此美国一直以大规模的遣返来代替对边境的控制。但近年来，遣返移民越来越困难，因为美国政府资助的社会机构和民权组织对政府调查、突击和逮捕非法移民的做法提出了挑战，导致遣返案件的诉讼纠纷。即使这些机构和组织输了官司，诉讼费却加大了移民遣返的开销，从而使政府用在这方面的专款捉襟见肘，遣返人数就不能按计划进行。雇佣非法墨西哥移民的美国老板也帮助他们逃避法律的制裁，并在政治上积极反对在边境实行严格的控制。老板们自己明知故犯，窝藏非法侨民，当然也就更反对政府对他们绳之以法了。非法越境的移民大不了被送回国内，一个可能好几次试图越境而不伤一根毫毛。有些则会在同一天晚上被边境巡逻人员抓住好几次也无所谓。 墨西哥政府的有关政策也对移民产生了影响。历届墨西哥政府对流入美国西南部的墨西哥移民几乎毫不加民限制，甚至有时还认为此地是自己一部分“合法”的故土。更加实际的墨西哥官员，一直把美国看作是免费培训技术工人和养成清结卫生习惯的大本营。移民把这些东西带回来，白白地给墨西哥带来实惠。然而，革命后的墨西哥政府也曾坚持从国外召回移民的原则，而且还通过各种方式资助他们回国。尽管当局也明白，许多季节性工人只是把资助的钱用作农闲时回国的旅费，并乐此不疲。后来，时日一久，墨西哥政府对其遣返计划开始严加甄别。30年代的卡德纳斯政府执意不把那些依靠美国救济的移民召回来。二次大战后，这项计划则鼓励那些具有工业技能的人返回祖国。但大体上说来，墨西哥政府一直把实行限制移民看作是美国方面的问题。它自己所关心的，主要是保护在美国的墨西哥人。尽管墨西哥自身极力堵截企图越境进入其西南部地区的非法移民，但它却与美籍墨西哥人团体沆瀣一气，反对美国边境巡逻人员采取任何坚决（被说成是“压制”）的行动。 社会和经济进步 从人口角度来看，美籍墨西哥人相当复杂，而且散居各地。他们“集居”在美国西南部地区，但这个所谓“集居”的地区却比法国、德国、意大利和英国加在一起的面积还大，仅洛杉矶市区的面积就比比利时的领土还大。美籍墨西哥人社区广泛分布在美国西南部各地，但在每一地区，他们又都是“集居”的，甚至北部的芝加哥一带也有规模颇大的墨西哥人社区。 除了像其他任何特大种族内部存在阶级、教育、职业等差别之外，美籍墨西哥人因其家庭是随着多次不同的移民浪潮而来的，在美居住时间长短不一，所以内部还存在着极大的特殊差异。何况墨西哥国内也发生了不小的变化，这也势必影响到不同时期来美的墨西哥移民的素质。墨西哥国内的都市化发展已在该国的职业结构上反映出来。1940年以前，大约有2/3的墨西哥工人从事农林牧各业，但是到1970年，这个比例就降到1/2弱。 在美国的墨西哥人也变得城市化了。1950年，西南部有68%的讲西班牙语的人住在城市。到1960年，这个比例上升到了79%，1970年则达到85%。与美国总人口相比，美籍墨西哥人的都市化程度是偏高的。但是从另一个意义上来说，他们的城市化程度又偏低，因为他们只是在近期才开始城市化的，这还表明他们仍处在继续适应的过程之中。再者，墨西哥人真正住在大都会地区的人数仍赶不上黑人或白人。 墨西哥人的经济和社会状况，反映出他们内部存在的巨大差别。60年代中期在洛杉矶的调查表明，收入高的美籍墨西哥人家庭的户主有近半数出生在当地，而大部分收入低的家庭，其户主则出生在加利福尼亚以外的地方，其中包括31%的人出生在墨西哥。高收入家庭的户主出生在墨西哥的沿不到10%。另一个是由居住地区不同所造成的重要差别。1959年，在加利福尼亚州的墨西哥人的工资收入，高出得克萨斯州墨西哥人的两倍还要多。社会阶层不同也使他们的人际关系各异。在洛杉矶，高收入的墨西哥人有一半生活在以美国白人为主的社区。地位较高街区的墨西哥新娘，有半数嫁给了异族郎君。尽管总的来看，约有3/4的美籍墨西哥人婚姻发生在同族内。 各代人之间的差别了很大。第一代美籍墨西哥人的平均年龄为43岁，第二代为24岁，而第三代则13岁。对于究竟应当如何称呼自己的种族，墨西哥人内部也存在分歧。有人主张叫“墨西哥人”，有人主张叫“拉丁人”，有人主张叫“西班牙人”，还有人主张叫“奇卡诺人”或其他一类名称，真可谓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有时一部分人喜欢的名字，其他人则可能感到不顺耳，如像“西班牙人”或“拉丁人”这样的称呼，会引起许多的反感，因为这一称呼是长期用来区分上流社会与墨西哥普通百姓的标志。另有人则讨厌叫“奇卡诺人”，认为这是在赞颂粗俗的举止。由于对最终选择称呼一事不能达成一致意见，因此美籍墨西哥人的各政治团体拒绝实现大联合，这足以反映他们在名称这个问题上敏感到了何等程度。 经济状况 早期墨西哥移民所从事的户外体力劳动——如在农场或铁路上工作——现已大多转为城市职业。到1960年，只有16%的墨西哥男子在西南部地区从事农业劳动，这个比例与从事手工业的人数相当，但低于“操作工人”所占23%的比例。只有5%是机关工作人员，专业人员为4%，皆低于黑人或白人的比例。墨西哥人的失业率几乎是全国平均数的两倍。在西南部，他们的家庭平均收入是非西班牙裔白人家庭的65%。 上述这些数据掩盖了许多重要的内部差别。在得克萨斯州的圣安东尼奥市，墨西哥人的收入占非西班牙裔白人收入的59%，在加州的圣迭戈为84%。底特律市区的墨西哥人的收入，是得克萨斯州拉雷多或布朗斯维尔两市墨西哥人收入的两倍多。这些差别有时实际上只反映各地区经济本身的差别，与墨西哥人并无多大的联系。例如洛杉矶和圣安东尼奥是两个拥有墨西哥人口最多的城市。这两个城市具有不同的经济发展史，为其广大居民提供的就业状况和收入结构是不一样的。定居在离开西南部很遥远地方的城市里的美籍墨西哥人，往往是从流动劳力大军中远走高飞的人——这批人可谓非等闲之辈，他们收入高是因地而居的眼光，而不是由地区本身造成的。 过去几年来，美籍墨西哥人的收入，不仅从绝对数字来看，而且相对于美国总体收入水平，都已有所提高。1949年西南部地区的美籍墨西哥人的个人收入，只是非西班牙裔白人的57%，到1959年已上升到62%。在1969年，西南部地区25至64岁的墨西哥男子的工资，是同龄组非西班牙裔白人工资的66%。到1971年，他们挣得的工资已达到美国平均数的73%。 要在工资收入方面作出真正有意义的比较，是很困难的，因为美籍墨西哥人比其他美国人平均年轻10岁，而且除其他差别之外，仅就他们所受的教育来看，在质量和数量上水准都很低。1971年，25岁和25岁以上的墨西哥男子的收入，比美国受过8年以下教育的人的平均工资要高，而相当于那些中学肄业或毕业人士收入的90%。这一档未上过大学的人，包括大部分（90%以上）的美籍墨西哥人，他们的收入接近具有同等学历的其他美国人，但是仍属可观的族际收入差距反映出受教育程度的不同。1950年，美国西南部的墨西哥人平均只读过5年书，而同一地区非西班牙裔白人则读过11年书（黑人为8年）。到1960年，美籍墨西哥人受教育平均为7年，非西班牙裔白人为12年，黑人则为9年。尽管美籍墨西哥人的教育程度要比黑人或白人提高得快，但在这三者中他们的教育程度还是最低的。 在校学生的成绩是参差不齐的，美籍墨西哥学生当然处于劣势。无论是在单独为墨西哥儿童开办的学校里还是在混合学校里，也不管其父母是体力劳动者还是白领工人或技术人员，美籍墨西哥少年在智商测验和其他标准化测试中所获的成绩都偏低。对墨西哥裔学生实行双重打分标准部分地掩盖了这些差别。实行双重标准，一方面是为了照顾学生们的“感情”，另一方面是为了不让“整个教育体系翻船”。但是，中小学阶段长期成绩不佳，到头来势必影响到那些升入高校的墨西哥青年能选择什么样的大学，以及进入什么样的系科。大多数进入高校的墨西哥青年只能进入次一等的大学。比如在得克萨斯州，考进第一流的得州州立大学奥斯汀本部的墨西哥学生，尚不到进入次一流的得州州立大学埃尔帕索分校学生的1/3，尽管得大奥斯汀本部在校学生的总数要多得多。在这种情况下，上过大学的美籍墨西哥人的收入只占具有同等学历的其他美国人收入平均数的77%。而只具备大学以下学历的墨西哥人却能在职业上与其他同等学历的人拼个高低，因为在他们的岗位上，干得好坏时常与所受教育并无多大关系。如果墨西哥人与黑人或白人受到同样质量的教育，那么墨西哥人的收入要比黑人或白人来得高。这也就是说，墨西哥人能充分利用其所受教育来谋取经济上的好处，但问题是他们受的教育太少，迈不开步子。 其他方面的因素也使收入对比复杂化。例如在美籍墨西哥人中，妇女参加工作的比例低于白人或黑人，这就影响了个人和家庭收入的多寡。还有，墨西哥男子的失业率是黑人男子的2倍，是白人男子的3倍。 一个家庭的经济生活水平，不仅取决于它的收入多少，而且还取决于家中有多少成员需要抚（原书为扶）养。美籍墨西哥人的平均收入或按家庭收入初看起来并不低，但若平均到人头，就少得可怜了。比如，墨西哥人1959年的人均收入是西南部非西班牙裔白人的47%，比黑人的平均收入还低。这部分地说明了，为什么收入比黑人高的墨西哥人反而住房更加拥挤，送孩子上大学的机会更少。墨西哥人要养活的家口太多了。墨西哥人家庭平均子女众多也有助于解释，为什么墨西哥妇女参加工作要比黑人或白人妇女少。美籍墨西哥人的老弱妇孺所占的比例高于黑人或白人。这种情况是由于孩子多造成的，因为年长的美籍墨西哥人所占的比例，低于黑人或白人。 经济上的进步对各代不同的墨西哥人的影响也是不同的（见下表）。第一代墨西哥裔男子（原出生在墨西哥），其收入明显地要比第二、第三代人的收入要低。但第二代人的平均收入要比第三代又要高出14%。这似乎意味着到了第二代以后进步就停止了，并开始倒退。这种理解当然不对。这三代人在年龄分布上很不相同。第一代平均年龄最大，第二代次之，第三代人最年轻。如果把年龄因素考虑在内，第一代移民的处境乍看起来更为不利。比如，第三代人的收入均值比第一代高出11%，但是在25岁到64岁这个挣钱最多的年龄档内，年龄相同的第三代人挣得的收入又比年龄相同的第一代人高出20%。第二代人比第三代人的收入要高，这种看起来不合情理的状况是由于年龄上的差别造成的。因为第二代人一半以上已超过35岁，而第三代人却大部分仍小于35负。假如在同龄档相比，实际上第二代人与第三代人是收入是大致相仿的。 年美籍墨西哥男子的平均收入 年龄 第一代 第二代 第三代 收入 人口% 收入 人口% 收入 人口 — — — — — 所有的人 （平均数） 100 (平均数） 100 （平均数） 资料来源：美国人口普查局1970年人口普查统计：专题报告，PC(2)—1b，第42—43页 （表格画不上来啊，，头都大了。。。。这是最新的“无线表格”。） 这并不意味着进步已经停止了。第二和第三代墨西哥人的收入，无论是从自身所获得的绝对值还是相对于其他美国人来说，都有提高。第一代的墨西哥人也在进步。那些在美国居住期长达15年或15年以上的移民，最后收入都赶上了在当地出生的美籍墨西哥人。10年后，墨西哥移民的收入只比那些出生在美国的墨西哥人低5%。20年后，他们的收入就超出后者达3%。来自墨西哥人的移民需要很长一段时间才能在收入方面赶上在美国出生的墨西哥人，这给经济学家们所说的“人文资本”——专门技能和长期经验——在一个特定的经济环境中的重要性提供了印证。这种资本包括建立联系，学会如何利用现有机构，知道如何寻找较好的工作，以及怎样谋求升迁等。其中奥妙一言难尽，足以使人们对所谓墨西哥人与一般美国人在收入上的差距基本上或完全是由于雇主的歧视所造成的武断说法，产生怀疑。正如上面指出的那样，念过中学的美籍墨西哥男子的收入就相当于甚或高于同等学历的其他美国人。 还有一个因素的影响是很难测定的，那便是在美国在大量的墨西哥非法移民。许多雇主乐意雇用他们，因为他们不会给老板找麻烦，而且愿意接受低额的工资或较差的工作条件，因为他们出于害怕暴露自己的非法身份或怕老板报复而不敢诉诸法律来保护自己。例如在“临时劳工计划”实行期间，合法移民在工资和待遇上都得到政府的保护，而“湿背”们则没有这个福气。许多雇主喜欢“湿背”而不用临时劳工。1966年关于最低工资额的法令的实施对象延伸到农业工人，在美出生的美籍墨西哥人以及合法在美国工作的墨西哥人，使雇主用在他们身上的开销，与在非法侨民身上的开销进一步拉大了距离。 社会状况 美籍墨西哥人的文化注重家庭。像意大利移民一样，“对家人热情，对外人敌视”是墨西哥人的特征。在社交活动和交往中，亲近的朋友抱成一团。墨西哥人传统上是男子汉当家，男子刻意保护女子的贞洁，不让妇女外出就业。差不多半数的墨西哥已婚妇女在十几岁时就出嫁了。在使得女子上过大学的人比男子少（尽管在中学里，男女比例是大体相当的），也使墨西哥人的家庭人口格外多，无论在墨西哥还是在美国，都是如此。 比起其他低收入种族，家庭破裂现象在美籍墨西哥人当中实属罕见。墨西哥妇女的离婚率比白人要低，且不到黑人和波多黎各妇女的一半。在墨西哥人家庭里，妇女当家长的只有12%，相比之下在黑人与波多黎各人家庭中，这个比例则分别为31%和34%。 美籍墨西哥人的家庭规模一般比美国黑人、白人、波多黎各人或其他种族的家庭来得大。在1960年，有2/3的墨西哥人婴儿是由有5个或5个以上子女的母亲生育的。收入低下而且未受过中学教育的妇女，平均有6个以上的孩子，而上过中学的中产阶级的妇女则平均只有两个孩子，这表明墨西哥妇女的生育率情况因人而异。总之，家庭规模的大小反映出他们对美国文化准则认同的程度。纵观历史，这一点也可以得到证明，因为过去美籍墨西哥人的家庭虽然比现在大，却并不比当时其他种族的家庭大。但是1924年实行严格限制移民的法令以来，其他种族变得更加美国化，其生育率下降的速度大大超过了墨西哥人，原因是大量墨西哥移民仍在不断地涌入美国，从而强化了他们自己的文化意识。 地理因素也能说明这一点。凡遇有大量的墨西哥人集居一地并足以维持本族文化的地方，其生育率通常就要高出居住较为分散或只属居住区人口当中一小部分的那些地方的同胞。像在得克萨斯州的布朗斯维尔和拉雷多这样一些都市地区，大批墨西哥人多少世代以来就在这里居住，并保持着自己单独的亚文化意识，所以他们的生育率就要比在洛杉矶或长滩的墨西哥人来得高，因为这两个地方的墨西哥人来美较晚，集居程度也偏低。虽然洛杉矶是美籍墨西哥人口最为众多的一个城市，但美籍墨西哥人占该市总人口的比例，却远远低于他们在拉雷多、布朗斯维尔或其他许多得克萨斯州城市的比例。即使在洛杉矶，东郊墨西哥人的生育率也是全市墨西哥人当中最高的。在布朗斯维尔市，35—45的墨西哥妇女平均生育5个以上孩子，而在长滩，同年龄档的墨西哥妇女所生育的孩子却平均不到3个。在长滩，墨西哥妇女大约有50%念完了中学；在得克萨斯的布朗斯维尔则只有1/6，而在拉伯克更不到10%。拉伯克市35—45岁左右的墨西哥妇女平均有5.5个孩子。 西班牙语几乎是一半美籍墨西哥人的家庭用语。全国大约有47%的美籍墨西哥人是在说西班牙语的家庭里长大的。此种坚持在美使用一种外国语言的比例，高出欧裔其他种族，但却低于波多黎各人（72%）和古巴人（87%）。墨西哥人使用哪种语言也和其他方面的文化认同现象一样，地方与地方、阶级与阶级之间都不尽相同。在洛杉矶那些墨西哥居民稀少的街区，一半以上收入较高的墨西哥人对其子女基本讲英语或只讲英语，而另外40%则对他们的孩子讲两种语言。但在洛杉矶近郊那些低收入的墨西哥人当中，有一半人只使用或主要使用西班牙语，另有24%的人讲两种语言。在得州的圣安东尼奥市，几乎有3/4收入低的墨西哥人认为自己能同时运用两种语言。 说哪种语言对接受教育和经济收入都会带来严重影响。母语是英语的西班牙裔人与母语是西班牙语的人相比，前者念完中学和进入大学的比例分别比后者高出50%和70%。在洛杉矶，几乎一半低收入的墨西哥人声称讲英语有困难。这个比例在圣安东尼奥还要高。而在这两个城市里，高收入的墨西哥人讲英语有困难者的比例就要低得多。 选择何种语言，讲得流利与否，本来只是个十分简单的问题，因为语言只是人们交往的工具罢了，但在美国这个讲英语的国家里，这个问题已变一场意识形态上的争论。在学校里教授英语并让西班牙裔青年人更多地使用英语的作法，被一些人（包括非西班牙裔的知识分子）认为是在把西班牙语贬为“劣等”语言。更有甚者，由于无法在语言上与护理人员、消防队员及警察相互沟通而酿成不成悲剧，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反而要求从事这类职业的人都要学会说西班牙语，岂非咄咄怪事？ 为了让学生们掌握英文，西南部地区的公立学校曾一度反对、禁止甚至惩罚那些使用西班牙语的墨西哥学生。近年来，出于政治上的压力和联邦法院的威逼，学校里开始实施“双语”教学计划，但实际上常常只用西班牙语授课。这对美籍墨西哥人的文化适应或经济发展会产生何种影响，人们将拭目以待。 美籍墨西哥人所讲的西班牙语并不是正宗的卡斯蒂里亚西班牙语，只不过是一种墨西哥穷人的方言，掺杂着一些美国词汇而已，与当初的意大利移民如出一辙。为了保持纯正的西班牙语，美国的西班牙语电视台通常向拉美国家请主持人，虽然美籍墨西哥人也会在节目中充当客串角色。美国的西班牙电视台和电台主要受到穷困且文化适应能力差的美籍墨西哥人的欢迎。英文报刊普遍受到墨西哥人的欢迎，不管他们挣多少钱 或住在什么街区，而西班牙文报刊他们却不怎么爱看。 美籍墨西哥人目标和价值取向从来都不以教育为中心。以1960年为例，西南部只有13%的西班牙后裔上完中学，相比之下，同一地区的黑人有17%，非西班牙裔白人有28%，美籍日本人有39%都读完了中学。当然，受教育的情况随着时代在发生变化。在1950年，西南部的西班牙后裔只有8%的人念完中学，仅仅10年之后，这个比例就上升到了13%，1970年又达到29%。墨西哥人所受教育的程度随着他们对美国文化规范接受和程度不同而大相径庭。在美国西南部地区的第三代美籍墨西哥人中，读完中学的占38%，而第一代（在墨西哥出生的）城市居民中，读完中学的只占4%。不少人试图通过问卷方式而不是通过实际调查美籍墨西哥人的行为来确定他们的文化价值观的。但是，回答问卷不费吹灰之力，因此难以反映出答卷人求学的决心，尤其是因为教育是长期的过程，许多人忍受不了寒窗之苦。 对美籍墨西哥人来说，也和其他少数种族一样，文化认同并不是一个简单的过程。[惆怅东栏雪录入]西南部地区的美国人从墨西哥人那里同样学到了许多有特色的东西，其中不仅包括墨西哥的农牧场设备和技术等一类实用的东西，而且还包括墨西哥食物及西班牙名称。至今西南部仍保留着许多西班牙征服时代的地名，但是许多西班牙文地名和街道名称却是不久前才出现的，是由非西班牙裔人给他们自己的社区起的名字。比如马里那·德尔雷就是一个比较新的社区，该地只有很少一部分西班牙裔居民。类似这些用西班牙语命名而西班牙裔居民特少的街道还有许多（太平洋岸边帕利赛德市的柯凡尼达·德科尔特斯大街仅是一个例子而已）。 对美籍墨西哥人进行社会病理学研究，能反映他们不同的年龄成分。美籍墨西哥人死于因年老力衰而得的恶性疾病（如癌症、慢性心脏病及心血管损伤）的比例要低于全国的平均数，但死于风湿性心脏病、肺病和车祸的比例却相当高。车祸是墨西哥年轻人死亡的主要原因，占16岁至25岁年龄档的死亡总数的43%。墨西哥人的婴儿死亡率也很高。在美籍墨西哥人中，尤其在城市的青年人中，犯罪和暴力夺去了许多墨西哥人的生命。仅在洛杉矶县一地，估计就有13，000名美籍墨西哥青年属于各种犯罪团伙。该县1977年就发生了69起人命案。 政 治 美籍墨西哥人长年来在社会上和政治上是“很不起眼”的。由于生活和工作在孤立的农业社区或自成一体的都市角落里，他们对美国的政治制度或社会生活所产生的影响是微不足道的。由于很少获得由于很少获得公民身份，而那些具有公民身份的人又很少参加投票，因此政界人士对他们不屑一顾。到美国来的墨西哥移民承袭了他们在墨西哥的方式，尽量不与政府打交道。加上许多人又是非法移民，因此他们更对政府敬而远之了。 二次大战后，这种长期的积习开始有所改变。那些在军队中服役的墨西哥人开阔了眼界，战后复员回家也就有了更高的理想和更强的自信心。整个社会也开始对少数种族的问题和权利有了越来越深刻的认识，从而为墨西哥人提高和表达其政治意识提供了客观条件。60年代的黑人及其他种族的民权运动和反抗组织，为墨西哥人进行同样的斗争提供了模式和动力。 年代由塞萨尔·查瓦兹领导的农业工人的劳动工会所发起的政治运动也许是最有名的，不管查瓦兹领导的工会斗争究竟带来了什么样的经济后果——工会成员工资提高后，数以千计的工人被机械化淘汰下来——但是他却成了全国性的知名人士，在政治上很有分量。 美籍墨西哥人获得选任官职，可谓时间晚，数量少。但是从50年代起，一批墨西哥人开始在全国政治舞台上崭露头角。约瑟夫·蒙托来在新墨西哥州人从政多年后，于1958年当选为美国国会众议员，1964年当选为美国参院议员。1961年亨利·B·冈萨雷斯在得克萨斯州当选为美国国会众议员。1962年加利福尼亚州的爱德华·R·罗伊巴尔被选入国会。得克萨斯州的艾里奥·德拉戈萨、新墨西哥州的曼努埃尔·卢罕相继于1964年和1968年当选国会议员。1974年墨西哥裔的劳尔·赫克托·罗佩斯和杰里·阿帕达卡分别当选为亚利桑那州和新墨西哥州的州长。在州一级的政权机构里，1967年西南部各州墨西哥裔充当州立议员的已有600出头。此外，许多美籍墨西哥人的“代言人”在全国或地方政坛上崛起，领导着规模不等、存在时间长短不一的各式各样的组织。其中一些是仿照黑人的反抗运动模式建立起来的，比如“褐色贝雷帽”就是参考“黑豹党”而取名的。但是大多数美籍墨西哥人从来没有听说过这类组织。虽然新闻界以“奇卡诺人”的名义对他们进行了连篇累牍的报道。 尽管个别人士取得了一定的政治成就，但是作为一个种族，美籍墨西哥人仍算不上是强大的政治参与者。在墨西哥人当中，申请合法公民身份、登记参选和参加投票的比例都是很低的。此外，对于一个具有高度个人意识的文化背景的民族来说，获得政治上的团结并非易事。例如在洛杉矶，谁要想把大批的墨西哥人去参加选举，那是十分困难的。洛杉矶的美籍墨西哥人口超过墨西哥本国任何城市的人口，但是在近20年内，却还没有一个墨西哥人被选入市议会。在加利福尼亚州，虽然那里的黑人只有美籍墨西哥人的一半，但该州立法机构中的墨西哥人却少于黑人。美籍墨西哥人参加投票时，主要投民主党的票，例如在1960年，约翰·肯尼迪赢得墨西哥人选票的85%，林登·约翰逊1964年赢得90%，赫伯特·汉佛莱1968年赢得87%。由于他们的投票千篇一律，所以两党都不在他们身上下功夫，因为赢者不费吹灰之力，丢者怎么搞也是劳而无功。 今天的美籍墨西哥人 美籍墨西哥人成分复杂，各处在不同的文化适应和经济发展阶段。但就经济、政治和社会诸领域的总体情况而论，成就仍是相当明显的。与其他来美国更早、教育和技术水平更高的种族相比，墨西哥人在经济发展水平方面尚未赶上来。但是与那些过去从事农业而且缺乏教育传统的少数民族相比，墨西哥人则又略胜一筹。1979年，墨西哥人的家庭收入比黑人和波多黎各分别高出18%和54%，相当于美国平均水平的 在体育界和娱乐圈，不少有名的美籍墨西哥人已崭露头角。这是少数民族得以崛起的两个传统领域。网球冠军潘卓·冈萨雷斯在四五十年代曾饮誉全国。乔·卡普和吉姆·普伦开特已成为全国美式橄榄球联盟的四分卫队员。李·特列维诺和南茜·罗佩斯是一流的高尔夫球手。美籍墨西哥歌星有维其·卡尔、琼·巴埃斯和特里尼·罗佩斯。墨西哥裔影星从无声电影时代的拉蒙·诺瓦罗和吉尔巴特·罗兰算起，一直到现在的里卡多·蒙塔本和安东尼·奎恩，名字有好长一大串。 在学术、科学或专业领域内，他们的成绩就逊色多了，因为高等学府的美籍墨西哥人实在少得可怜。直到1973年，只有三四个美籍墨西哥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8人获得政治学博士学位，24人获得社会学博士学位。何况即使在这为数不多的获得博士学位的人当中，目前他们主要也是把精力花到社会和政治活动上去了，而不是在各自的专业领域内从事学术研究。如果从医生到小学教师都可以称为专业人员的话，那么1970年美国西南部地区总共有90，000多带有西班牙姓氏的人处在这支大军之中。相当于从事同类职业的美籍华人和日本裔人数的总和。但是华人和日本人在美国的人口还不到美国西南部墨西哥籍人口的1/4。从事专业工作的美籍墨西哥人的比例也比黑人低。 现在，就业的美籍墨西哥人约有一半是在美国出生的，而且他们的父母也是在美国出生的。另外一半有的是从墨西哥移民来的，或者其双亲原来是墨西哥人。这就是六，其成就经常被我们拿来与“全国平均水准”相比的墨西哥人，在美国仅有一代半人的时间罢了。从20年代以来的墨西哥农村文化发展到当代美国的城市化，在人类历史上可算是一个漫长的旅程，大多数美籍墨西哥人已经在这条征途上跋涉了很长的一段里程。 第四章 犹太人 犹太人不是来自哪一个国家或属于哪一种文化，而是来自许多的国家并属于不同的文化。到达北美殖民地的首批犹 太人，是所渭的赛发尔德犹太人，他们此前多少个世纪以来一直寄居在西班牙和葡萄牙，所处状况与后世美籍犹太人所来自的德国、俄国或东欧地区的状况比起来， 是大不相同的。不管外人怎样把他们混为一谈，这些犹太人实际上是属于不同的群落。他们至今也没有完全溶混成一体。 今天，绝大多数的美国犹太人，都是1880一1920年间从俄国、波兰以及其他东欧国家移美犹太人的后代。在那40年当中，东欧犹太人曾有1/3迁到了美国。 尽 管因寄居的国家不同而产生了文化上的断裂。甚至内部在宗教理论和实践上也存在着分歧，但是犹太人不仅供奉古代以色列的同一始祖，分享宗教信仰和历史传统的 共同内核，而且作为少数种族，不管旅居何处，都曾在不同程度上长期遭到异族敌视的悲惨经历。其他种族是到美国才变成"少数"的，而犹太人在欧洲各国早就作 为"少数"生活过几百年了。 故土 在公元70年，当罗马帝国的军队占领了巴勒斯坦时，古代犹太人就被从自己的故土上驱逐出来。从此开始流落异国他乡，多少世纪以来一直散居欧洲各地，乃至遍及全球。 基 督教在整个欧洲取代了多神信仰之后，犹太人变为欧陆唯一不信奉基督教的民族，故所到之处皆成"局外人"。这就使犹太人在基督教狂热时期(如十字军东征)或 宗教大恐怖时期(如中世纪不时发生毁坏整个地区的灾祸)特别处于自身难保的境地。十字军穿过欧洲，向东讨伐穆斯林人，沿途时常停下来屠杀所在地区的犹太 人，当地的暴徒也趁火打劫。当毁灭性的灾祸降临欧洲时，好多人认为那是上帝发怒的征兆，祈望通过把他们当中的犹太人赶尽杀绝来求得上帝息怒。除了这些多少 是直接偏见和恐惧所引发的动机外，当时也还有许多居心不良的人，企图借助消灭犹太民族以捞取物质利益，因为犹太人被视为经济上和宗教上的竞争对手，或者是 债主，杀死债主及其合法继承人，当然就用不着还债了。在那个时代。极端无知的平民百姓容易彼老奸巨滑的政界、经济界或宗教界的领导人所操纵，反犹太情绪就 是这些领导人挑起的。在多少个世纪里。犹太人周期性地遭到迫害、屠杀。或大批地从欧洲各国被驱赶出境。 在这些历史惨剧的间歇期里，犹太人 就委曲求全。设法在不同文化、社会和经济环境的夹缝里寻求生存的机会。犹太人若想用武力来反抗，那无异于自取灭亡，因为在任何地方，他们在人数上都是绝对 的寡不敌众。受外族欺压的爱尔兰人和意大利人，在其各自的国度里毕竟是人多势众，可以组织零星的暴动或进行地下恐怖活动，以对付征服舌。外侮造就了爱尔兰 人和意大利人的斗争精神，但对于处境截然不同的犹太人来说，外侮却养成了他们逆来顺受的心理，强调诉诸武力和暴行是徒劳的，认为在逆境中应当依靠自己的智 慧、策略和韧性。当年犹太民族住在自己的祖国巴勒斯坦时，也曾经是个勇武善战的民族。正如现代的以色列人民再次表现出来的那样。但在他们散居异国他乡的那 些漫长的年代里，情况并非如此。从许多方面来看，犹太人的地位在罗马帝国早期的几百年里，要比在帝国晚期衰落及中世纪欧洲兴起的时候。还要好些。早期罗马 帝国是个多神论和多元化的庞然大物。在相对宽容的帝国内部，各种各样的种族和宗教群体能够相安共处，犹太人只是其中一分子而已。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给罗马 帝国乃至整个西方文明注入一个重大偏狭因素的。正是犹太一基督教的神学思想。在古罗马，许多宗教派别为表示相互敬重而举行仪式或纪念活动，是常见的事，但 犹太人和基督徒是谁也不参加这类活动的。对他们来说，这样做就意味着"偶像崇拜"。二者也都曾因政治上的分裂态度和行为而遭到罗马帝国当局的惩罚，但这种 惩罚并非后来盛行于中世纪和现代欧洲的那种意义上的宗教迫害。 基督教最后终于大获全胜，成了罗马帝国的国教。随之而来的宗教偏执就表现为 强迫人们饭依基督教，惩罚异端分子和不承认基督教为唯一正确信仰的怀疑分子。在罗马帝国后期的宗教争议中，基督徒之间相互残杀所造成的死亡人数，大大超过 了帝国前期多神论时代因信仰而彼处死的人数。犹太人也在这种宗教斗争的大批受害者之列。随着统一的基督教义 罗马天主教在西方牢固地确立起来，犹太人在信仰上作为仅存的主要少数派，已经备受孤立了。有关"偶像崇拜"的神学观念，使基督徒不愿和多神论者妥协。这同 一观念也使犹太人不愿和基督徒妥协，反之亦反。 犹太人在宗教上持不同见解，而且态度之严肃在那个时代实在是罕见的。问题还不单如此。因为 他们是在自己的祖国被侵占之后而沦落他乡的，到哪个国家他们都是异族，带着自己的文化，讲不同的语言。穿不同的衣服，而且一般都住在单独的村社或城镇的一 角。一言以蔽之，他们是身上贴了标签的人，周围那些无知而迷信的居民无论卷入什么样的激情或恐惧之中，一遇风吹草动，便自然而然地把犹太人当成攻击的靶 子。更有甚者，遮常被剥夺了拥有土地和进行其他许多经济活动权利的犹太人，往往以充当中间人为业，显如小商人和放债者，而从事这种行业的人，几乎在普天下 到处都是不受欢迎的人。在中间人是明显的少数种族的地方——如中国人在东南亚，东印度人在乌干达，或伊博人在尼日利亚。这个少数种族就会招致与之打交道的 当地民众的痛恨。犹太人就是从事这种行业的少数种族的典型例子。 犹太人得到的些许保护，实际上是上流人士(贵族、国王和教皇)赋予的。他 们这样做，与其说是出于人道主义考虑或正义感，不如说是为了自身的利益。因为犹太人身怀有用的技艺，而且时常也很富有。在许多地方，他们干脆用金钱在当权 人物的领地之内买下居住的特权。在统治集团内部，政治气候一有变化，或遇上某反复无常的当权者，犹太人花血本买来的安宁随时都可能结束。即使他们在某一地 方生活了好几代人的时间，甚至几个世纪的时间，犹太人也很少是当地社会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和当地人通婚也非常罕见。 犹太人通常住在一 起，但是在几个世纪内，随着好斗的基督教的兴起，他们是被迫这样做的。1266年波兰颁布一项诏书，规定犹太人"不得寓居基督徒之中，而需将其房舍建在州 或镇之隔离一隅，互为毗邻"，而且这种隔离的角落"需以树篱、围墙或沟渠与基督徒的共同住地分割开来"'。在不少国家里都有诸如此类的规定，从而逐渐演化 出传统的犹太人"集聚区"。这种集聚区四周建起高墙，大门晚间上锁，这种情况延续了大约400年之久。 在欧洲的许多地方，犹太人离开其集 聚区就无安全可言。根据各地存在的具体情况。他们也有可能在日间到集聚区之外谋生，有时会找到很赚钱的工作，偶而也能遇到挺荣耀的差使，但他们的个人生活 和社会交往却都局限在集聚区之内。犹太人的社区是与世隔离并自理其政的实体，有自己的文化、法律和税收。犹太人的文化及价值观念渗透到每个人的心灵深处， 不管是住在意大利、波兰或法国，他的身份永远是犹太人。在这些同种繁殖的小天地里，遗传上的恶果之一，就是在身心方面具有先天性缺陷的人特别多。 集 聚区的生活方式排除了欧洲犹太人从事农业的可能性。他们在到达纽约及美国其他城市之前的好几百年里，就己经都市化了。犹太人在他们最属孤立的欧洲地区，基 本上没有受到文艺复兴后现代思想潮流的熏陶，所以他们的文化依然是古老的乡土文化。从东欧大批移居美国的犹太人，就具有这样一种乡土文化背景。 犹 太人在欧洲各地的孤岛上，相互之间也间或有联络。各家都竭力保持着犹太传统，但基本上互不相干。这就不可避免地使缓慢发生变化的犹太教和犹太文化在形式上 因地而异，从而为后来各个不同的犹太部族来美产生内部宗教歧见和纠纷，准备好了舞台。各式各样的迫害所造成的难民，使欧洲各地的犹太人建立了国际联系，由 此形成了依地语，即一种夹杂着希伯来语和波兰语的德国方言。 欧洲犹太文化的典型特征之一，就是对学问的尊重和景仰。这里指的主要是宗教学 问，有关犹太教法典的知识，以及对其意义和内涵的周密而细致的分析。母亲希望自己的女儿能嫁给有学问的人，穷点也没有关系。大多数移居美国的犹太人没受过 多少教育，许多人甚至是文盲，但他们却和教育结下了不解之缘。 犹太人还是熟练工人，也有很多是小商人、放债者，还有少数是大商人和银行 家。在某些国家里，犹太人当上了税务员或其他政府官员和顾问。和政府掌权人物的联谊，给某些犹太个别人士或团体提供了保护，但同时也招致政府的敌人对他们 的怨恨，一旦当权政府被推翻，犹太人更易成为攻击的对象。 欧洲犹太人的风尚，有好多后来在美国变成了传家宝，其中包括清洁整齐、乐善好施 以及极低的酗酒率。在私家室内安装自来水尚不为世人所知的时代，公共澡堂是犹太人的一项设施。慈善事业是欧洲犹太人历史悠久的宗教传统，甚至身处贫困时期 也是如此。所以，在美国那种富裕的境况中，大规模的慈善事业势必成了犹太人的一个传统。说来也怪，世人还总是认为犹太人个个都是吝音鬼和守财奴哩!在欧洲 多数地区，在历史上多数的年代里，周围民众对犹太人的怨恨，使他们一直处在危险的境地，所以，炫耀财富，甚或显露出发家的迹象，对他们来说，都是十分愚蠢 的。又因为要随时准备好，一旦出事必须马上逃跑，所以犹太人如果用平时的积蓄来购置衣服和家俱摆设之类不宜随身携带的大件物品，那是不明智的，明智的办法 是将财富变换为金银首饰。和意大利人一样，犹太人吃饭时也喝酒，但很少喝得醉骤醇的。酒喝得烂醉如泥，引起大声喧哗或鲁莽行为，对于朝不保夕的欧洲犹太人 来说，容易招致泼天大祸。 沧海桑田，时移俗易。世界跨入近代史后，对犹太人的诸多限制，有些就开始放松或被取消。更加发达的商贸、工业和 金融使得犹太人不再像在封建社会那样落伍于时代了，同时也使他们在这些领域里所具备的技术和经验显得更加宝贵。英国、法国和荷兰在I8世纪先后赋予犹太人 以政治权力，19世纪初，其他欧洲国家也开始取消对犹太人的法律歧视。法国对犹太人的政策，随着拿破仑的征服而扩散开来，解放了欧洲各地的犹太民族，但拿 破仑最终被击败，不少地方的犹太人又回到原来的处境。再度发生了屠杀和驱赶。不过，犹太人的政治解放在欧洲各国的进展是不平衡的。1858年，一位犹太人 破天荒地当选为英国议会的议员，但是直到1885年，意大利的最后一个犹太人集聚区才拆除。 凡对犹太人的限制有所放松的地方，如西欧，文 化和血统方面就呈现同化的趋势，衣饰和发式上的区别也逐渐消失。犹太人开始使用所在国家的语言，并通晓其文学和哲学。犹太教本身更多地采纳了基督教的表面 仪式，诸如在祈祷的地方放置风琴，有唱诗班，窗户上装彩色玻璃，做礼拜由星期六改为星期天，等等。 此种改革的犹太教发端于德国，该国在对待犹太人方面，当时算是较为开明的一个。正统犹太教一一直盛行于俄国和东欧，那里的犹太人仍处在与外界隔离并备受限制的地位。 在 西方，明显具有犹太血统的个别人士，也可以以非犹太教徒的身份生活在基督教徒之间。这在19世纪有三个著名的例子，他们是本杰明·迪斯累里、大卫·李嘉图 和卡尔·马克思。上文提到过第一位犹太教徒成为英国议会下院议员是在1858年，而李嘉图早在1819年就进入议会了，迪斯累里成为议员是在1837年。 其实，李嘉图和迪斯累里根本没有隐瞒自己的身份以"蒙混过关"，而是早就改信了基督教，是以基督教徒的身份参政的。同样，马克思也是一位贩依基督教的犹太 人之子，受过路德派的洗礼，尽管他父母双方的家庭都是犹太教教士出身。马克思从不认为自己是犹太人，在谈到犹太人时总是用第三人称。 甚至 对那些坚守犹太教信仰的人来说，在较为开明的西欧，这样做也并不意味着与周围的人有什么隔膜或就失去了国籍。他们可以被认为是具有犹太教信仰的法国人、德 国人或荷兰人。在东欧，坚持做一个犹太教徒，简直就成了一个完全别具身份的人，具有不同形式的崇拜和衣饰。简言之，西欧的犹太人和东欧的犹太人，在I9世 纪，当他们大规模向美国移民时，二者之间存在着深刻的社会分歧，甚至存在着宗教分歧。 赴美的犹太移民 赛发尔德犹太人 第 一批抵达北美殖民地的犹太人是所谓的赛发尔德犹太人，他们有自己的一套宗教仪式(和欧洲其他地方的阿什卡纳兹犹太人的仪式有别)和在西班牙及葡萄牙长期生 活的社会经历，这两个国家对待犹太人比起别的地方，一般来说要优厚些。在西、葡两国，犹太人并未被禁闭在集聚区，有的甚至是大地主、达官显要、银行家和工 业家。犹太人主宰着自由职业，虽然多属工匠、小店主、放债者之流"。然而，伊比利亚半岛的犹太人，历史上也并未完全免遭其他地方发生的那种迫害和零星屠 杀。在6世纪至8世纪西哥特人统治时期，犹太人的地位在几任国王统治下，曾翻来覆去地变化过好儿次——有时被奉为上宾，在政府最高层左辅右拥;有时则被撵 下台，甚至被迫逃离国境。但是，后来的西班牙各王朝就愿意为犹太人提供保护，同时也利用他们管理政府机构的本领，并从他们的一般经济活动中受益。 第 一批前来美洲殖民地的犹太人之所以要到美洲来，乃是由哥伦布发现西半球那一年所引发的一系列事件导致的结果。比起欧洲其他地方的同胞来，散居西班牙的犹太 人好多世纪来一直生活在相当宽容和兴旺的环境里，但是在1492年，王室的一纸诏书突然将他们逐出国门。在这次大驱赶的背后，有着复杂的政治内幕。"离开 的犹太人各奔东西。有的人就在赛维利亚港口边的船上，正值哥伦布率领他的船队从他们身边扬帆而过，去寻找通向印度的航线。那些为了逃脱迫害而皈依基督教的 人，有的就充当了哥伦布的船员。资助哥伦布探险的基金，有一部分确实就是政府从被赶走的犹太人那里没收得来的。"既然当初曾经被迫拿钱出来帮助支付发现美 洲的经费，日后犹太人在美国定居比在世界上任何国家都多，甚至超过以色列，这恐怕是理所当然了 许多犹太人首先在邻近的葡萄牙安顿下来， 但另一些人却去了荷兰或其他安全地区。阿姆斯特丹的赛发尔德犹太社区，曾助小小的荷兰以一臂之力，使之成为国际商业和金融的一强。葡萄牙在耍尽各种手段把 犹太人的钱财榨干之后，最终也把他们许多人一脚踢开。其他地方政治力量的变化，例如巴西从荷兰殖民地变成了葡萄牙的殖民地，也迫使赛发尔德犹太人继续迁 移。 到17世纪，英国在北美殖民地的政策给犹太人提供的自由，超过了世界其他多数地方。北美的第一座犹太教堂于1695年在纽约建立起 来。"尽管赛发尔德犹太人的钱财常常在他们抵达北美殖民之际己经耗尽(或被没收)，但他们那种赚钱的本笋还在，到了美国照样再富起来。在美国革命时，13 个殖民地的犹太人统统加起来，共约2，000人。"其中多属赛发尔德教派，他们现在己很阔绰了，常常对美国的阿什卡纳兹犹太人摆出一副"排斥和傲慢的态 度"。一个赛发尔德犹太人与一个阿什卡纳兹犹太人结婚，往往要冒着被赶出家门的危险。"虽然这两部分犹太人的宗教仪式只在细微末节上有所差别，但他们在荷 兰和英国是泾渭分明的，尽管都是同一宗教的信徒，但千百年来因居住在不同国度而形成了社会差异。在当代，不管是在美国还在以色列，赛发尔德犹太人的平均智 商都赶不上阿什卡纳兹犹太人。从历史上看，赛发尔德犹太人从来不像其他犹太人那样擅长学术，但经商却是拿手好戏。比起当代其他国家的犹太人来，赛发尔德犹 太人在这个赋予他们更多机会的世界上，是更讲实惠的。 德国犹太人 在赛发尔德犹太人进入美洲殖民地之后不 久，德国犹太人也来了。开始时他们只是零星陆续到达的，像一股涓涓小溪流入了现有的犹太人社区，并随从了赛发尔德犹太人的祈祷仪式。随着他们移美人数不断 增多，这批德国犹太人就另起炉灶，形成自己的社区，建立起行阿什卡纳兹礼仪——尤其是改革的犹太教礼仪的教堂。 后来(特别是19世纪时)到达的这批德国犹太人，不仅人地生疏，而且更贫困，更缺乏文化上的适应能力，且又来自德意志乡下的小城镇，没见过世面。"他们与老一辈的赛发尔德犹太人有很大的社会差别，那时后者在美国已站稳跟，日子也过得蒸蒸日上。 来 自德国的犹太移民，极大地扩充了美国的犹太人社区，也改变了它的内部成分。1776年，北美殖民地的犹太人不满3，000，但到1820年，这个数字就增 加了4--5倍，到1850年，更增加到10倍，而到1880年，犹太人口又在1850年的基础上增加了10倍，超过50万之众。其中大多是来自德国的犹 太移民。 德国犹太人并不集中住在少数社区，这既不同于比他们早来的赛发尔德犹太人，亦不同于比他们晚来的东欧犹太人。他们散居在年青的 美国各地，作为零售商和专业人员分布在他们的服务对象——非犹太人顾客之间。有些人在宾夕法尼亚州的德裔农场主当中安家落户，有的人在中西部定居下来，常 常也住在德裔社区，另外一些人则跟着大蓬车向西部边疆迸发。这批德国犹太人当中，有个货郎名叫李瓦·斯特劳斯，那粗笨的李瓦牌（Levi’s）斜纹布裤 子，就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 在农村和边疆地区，人们寂寞得发慌，来个串乡的犹太货郎那是大受欢迎的。这种体验和犹太人在欧洲的经历适成鲜明的对比。以前也曾有美国佬当货郎的，所以美国人习惯于向那些走街串巷送货上门的小商贩买些针头线脑、梳子剪刀一类的日用杂品。 德裔犹太人货郎，开始时一般都是背着个大货包徒步而行，后来才有买卖做得不错的人驾起了马车。有些货郎最后定居下来，在当地开店。许多犹太豪门巨富都是在美国当货郎发家的，例如洛根海姆家族、金贝尔家族和阿尔特曼家族等。 到 19世纪中叶，犹太人己被接纳为美国社会的一部分，而且多属德国犹太人。到美国南北战争时，仅纽约一地就有50多座犹太教堂，"还有不胜枚举的犹太人市民 团体和慈善组织。德国犹太人不仅在自己的社区里表现积极，而且作为商人和银行家，也活跃于美国社会各界。著名的R·G·邓氏信贷评价机构在1860年发现 有374家犹太人的公司具有商业信誉，而到1870年，这样的犹太人公司则有1，714家。许多犹太人后来果然大显身手，创办出像马西和西尔斯·鲁勃克这 样一些价值连城的美国联号百货公司，以及像《纽约时报》这样庞大的新闻机构。1840年有40%的德国犹太人家庭至少雇一个佣人。犹太户主仍然当货郎的只 占1%，而干体力活和做家佣的连1%都不到。 从某种意义上说，犹太人已在此时"到达"美国。从另外一种意义上说，即从数量上来看，他们尚未开始"到达"，因为真正大规模的来自东欧的犹太人移民，要到1880年代才开始。他们才是今天多数美国犹太人的祖先。 东欧犹太人 在 13、14世纪，波兰王室鼓励犹太人在其国土上定居，并颁发保护他们的特许状。犹太人成了欧洲先进地区的技术和知识传入波兰的载体。和当时处在其他地方的 同胞相比，波兰的犹太人被赋予更多的自由和社区自治，未被禁闭在集聚区，尽管他们根据犹太教法典的教导，通常仍住在一起。然而经过几个世纪之后，犹太工匠 和商人的家业逐渐壮大起来，这就招致周围贫穷而不识字的波兰农民及其教会头目的憎恶和仇恨。犹太人充当政府的税务员或给地主收租，这更使他们成为当地民众 的眼中钉。随着政治气候的变化，犹太人时而受到当局的保护，时而遭到当局的迫害。 在18世纪，住有犹太人的欧洲地区大部分被俄罗斯人所 占领，在此之前，俄国的犹太人寥寥无几，于是俄罗斯人就在刚从波兰手里夺取过来的那些地方，把犹太人禁锢在他们原来的居住区。叶卡捷琳娜二世在1791年 确立了一个称作"犹太人集居隔离区"的地带，周围竖起栅栏。几乎没有什么犹太人能获准走出"隔离区"之外。犹太人先前在波兰享受的许多权力，都被俄罗斯人 取消了。后来的历代沙皇，对犹太人的政策皆属变化无常，有的沙皇感到犹太人的技术是可贵的，有的沙皇则担心犹太人在宗教和社会两方面与其他俄罗斯人存在着 差别。19世纪还曾有过借助野蛮而残忍的办法来使犹太人"俄罗斯化"的尝试——将12岁(或更幼小的)犹太男孩强行送到希腊东正教的学校里接受为期6年的 训练，然后再把他们送到军队里服役25年(所有的俄罗斯男性都必须这样做)。犹太人想尽一切办法逃避这种灾殃，甚至包括把自己的孩子弄成残废。为了对付犹 太人的逃避，俄罗斯人也使用同样严酷的手段，包括派出绑架者四处搜寻，随时捉拿碰见的犹太人子弟。此项法律在沙皇亚历山大二世时最终被废除。亚历山大二世 还解放了奴隶。但由于这位沙皇在1881年遇刺，他的儿子又颁布了新的一套激烈反对犹太人的法律。 给这位新沙皇的反犹太主义政策火上加油 的是，隔离区内各地又普遍发生骚乱，当地农民杀害了大批的犹太人。其后40年内有200万犹太人——占东欧犹太人的1/3——移居美国。在这40年里离俄 赴美的人当中，有75%是犹太人，而到达美国的犹太人当中，正好也有75%的人是来自俄国。除去俄国直接去美国的人之外，还有不少犹太人为了逃难，首先在 欧洲找个安全之地，然后再赴美的，一般都得到美国犹太人慈善机构或在美亲人的帮忙。 这批犹太移民，绝大部分都在美国留下来了。犹太移民返 回故土的比率，较之其他任何一个大的移民集体都要低。19世纪俄国犹太人约有一半的男子，1/3的女子是识字的。这大大高出俄国总人口的识字率。犹太人的 都市化程度也相当高。从事农业的人不到3%，而经商的人占30%强，从事采矿和制造业的占40%，专业人员占5%。几乎有半数俄国犹太人干的工作，与服装 生产的某个环节有关。 移民高潮期 东欧犹太人大批来美始于1880年代。在这10年之内，20多万犹太人移居美国，1890年代又有30万抵美，而从世纪之交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十几年内，则大约有150万左有的犹太人蜂拥而来。 从 东欧来的大批犹太移民，潮水般涌入美国那些基本上由德国来的犹太人所组成的社区。东欧犹太人还大量地集居在纽约市，尤其是曼哈顿东南端。犹太民族几千年来 在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都没有像在这里结集的人数多。己经在美国牢固地树立起根基的德国犹太人，不仅对东欧来美犹太人的数量之大感到诧异，而且也对他们生活 之寒酸感到不可思议。东欧犹太人不仅贫苦——多数人抵美时是穷光蛋，处境比任何其他移民种族都要惨。而且教育程度也很低(有一半人是文盲)，比起老成干练 的美国化德国犹太人来，态度也显得粗俗。东欧犹太人原来生活在穷乡僻壤，对于德国犹太人如数家珍的整体欧洲文化主流，他们连边也没沾上。东欧犹太人连外貌 都有区别:留着长鬃角，戴小圆帽，留胡子，穿老式的俄罗斯服装，妇女顶着包头巾，一举一动部令人联想到德国犹太人早就摆脱了的昔日那种苦楚。正统犹太教的 祈祷仪式仍完整地保留着古老的传统和做法，而德国改革派犹太教早就放弃这一套陈旧的东西。东欧犹太人的语言，即依地语，乃是一种民间方言，受过教育的犹太 人瞧不起它，他们要么使用英语，要么使用地道的希伯来语。 一句话，东欧犹太人使在美的德国犹太人感到十分丢丑。他们人数众多，举止粗俗，高度集 中，因而显得十分惹眼，难免引起其他美国人的惊恐，并有可能诱发某种反犹太主义情绪，那将对己经悄悄获得社会接纳的德国犹太人十分有害。德国犹太人控制的 报界，对本族这些难兄难弟持公开的批评态度，说他们代表着"东方的古董"，讲话"嘟嚷不清"，而且"衣着不整，爱咋呼，谈吐俗气"。他们的宗教被称之为" 中世纪的正统"。有关东欧犹太人的花边新闻，充斥备报的版面，各种"失礼行为、夫妻不和、吵架骂街，每日必录"，成了德国犹太人茶余饭后的谈资。德国犹太 人还造了一个新名词"老K"——来称呼来自东欧的犹太人。 然而不管怎么说，犹太民族的慈善传统还是压倒了这一切反感情绪。德国犹太人的各 种组织竭力帮助来自东欧的犹太移民，并特别下功夫使他们美国化。为了给"闹市区"的犹太人提供服务，由“居民区“的犹太人出资建起学校、图书馆、医院和社 区中心。即便是开展这些人道主义事业，也引起某种犹太人内部关系的紧张。举例说，甚至在纽约西奈山医院的病员有90%是东欧犹太人时，该院仍拒绝聘用东欧 犹太人医生。人民教堂（一个犹太教堂）的祈祷自始自终使用希伯来语和德语，依地语成了禁忌。当时曾有人写道：在我们高贵的德国犹太人主持的那些慈善机构 里，你可以看到漂亮的办公室和写字台，装潢得都很好，但你同时也看到一个个铁青和发怒的面孔，每一个穷汉都被当作犯人来审问，没人瞧得起;每个不幸者都感 到无地自容，吓得两条腿直打哆嗦，犹如站在一位俄国官员面前一样。 一旦经济状况允许，东欧犹太人就办起自己的慈善机构。该项事业始于1880年代末。其中一家慈善机构宣称:在给穷人施舍钱财和面包时，应当承认大家都是一个始祖的子孙，不应以出生所在国家的不同而人为地划线。 虽然纽约市用"居民区"(德国)犹太人和"闹市区"(俄国)犹太人这两个词把犹太人一分为二。可谓别出心裁，但这种用词所体现出的区分，却普遍存在于各地。在19世纪中叶的芝加哥 ，德国犹太人认为波兰犹太人是"劣等阶层"，一位芝加哥犹太教教士，在呼吁人们为希伯来联合救济协会捐款时，悲叹地说道，芝城的犹太人"因家财、智力和社 会区分，因偏狭的忌妒心理，甚至因宗教派系和歧见，而闹得四分五裂"，并诘难世人，难道那些新来的移民"仅仅因为他们在波兰或俄国的土地上首次见到了世界 的光明(或黑暗)，就还嫌他们穷得不够，或者就配不上称为以色列人吗?""尽管这种呼吁赢得大笔施舍，但捐款的德国犹太人仍然"以怜悯的眼光来看待——当 然也怀着善意，但亦夹杂着某种恩赐心理——来自波兰和俄国的同族教友"。像在纽约一样，芝加哥的德国犹太人，也以东欧迁来的犹太人为施舍对象，办起了慈善 机构。像在纽约一样，东欧来的犹太人也是牢骚满腹，觉得德国犹太同胞对他们的态度不像话，亦办起了自己的慈善机构。 犹太移民"脸上仍然带 着当年在俄国隔离区内被四处追拿时的神色，很少敢于跨出自己所在的街区。在和别人打交道时，他们"缺乏自信心和气度"，常常不敢与陌生人搭讪甚至没胆量和 不讲依地语的美国犹太人交谈。由于走路不敢抬头(所谓贫民窟的低头弯腰式)，加上那副显系胆小，怕事、逆来顺受的模样，他们自然就成了马路小纰漏捉弄的对 象，这些家伙故意奚落他们，骚扰他们，偶而还拉起他们的长胡子耍着玩。"这种任人宰割的行为，徒然增加德国犹太人对他们的愤慨，责怪他们不争气。让非犹太 人认为犹太人都是懦夫。"然而，一直在美国的安全环境里飞黄腾达的德国犹太人，从来也没有体验过东欧犹太移民遭到的那些令人发指的欺凌，不知个中滋味，而 东欧犹太人对当年受到的欺凌至今记忆犹新。 在东欧犹太人和德国犹太人之间，长期存在着"种姓般的区分"。例如，1940年在费城，上层犹 太阶级"几乎仍然是清一色的德国籍后裔"。在纽约，"居民区"犹太人很少与"闹市区"的犹太人通婚。在芝加哥，俄国犹太人建立了"自己单独的社区生活"。 ';来自各国的犹太人相互间的通婚，"就像集聚区犹太人和外部的非犹太人通婚一样，是极为罕见的"。 社会上有所谓犹太母亲保护子女太过分 的说法，实际上这些犹太妇女都是从东欧来的。当初在东欧时，犹太人家的小孩子一旦离开家门，就可能永远也见不到了。如果人们知道这一段经历，那就不难理解 为什么这些母亲总是热切地希望她们的孩子呆在自己的身边，抬眼就能看见。在东欧，甚至家住在树林边上的犹太人小孩子也很少去游泳、钓鱼，或到森林里去散 步。千百年形成的生活习惯，在美国是一时难以改变的。 在19世纪的最后一个25年里，随着东欧犹太移民的大批到来，美国也史无前例地形成 一股日趋强大的反犹太主义情绪。德国犹太人为此而遭到严重打击，他们当中尽管许多人在经济上完全有资格加入内圈的社交聚类不，住进豪华旅馆，并享受其他利 益或荣誉，但是因为他们的宗教信仰，因为他们的同教同胞有那么多人移民来美，而统统被剥夺了这些权利。在日常生活的层面上，和过去那些招工告示曾写明专要 “新教徒”以排斥爱尔兰人一样，现在则写明只要“基督徒”。 经济状况 移民代的犹太人涌入曼哈顿东南端的时 间，恰值意大利移民浪潮也扑向该处，从而使这块弹丸之地成了地球表面上最为拥挤的社区之一。此处刚刚暂露头角的中产阶级居民（这是是德国人和爱尔兰人）开 始撤退，以让一贫如洗的新来者搬入。美国历史上这种后浪推前浪，发迹者远走高飞，落魄者乘虚而入的情况，不止一次地发生过，各种族都有两方面的体会。到后 来。纽约市总人口的1/6挤在这块占纽约面积1/8的土地上。"到世纪之交，曼哈顿东南端平均每英亩土地上住着700多人，密度超过孟买最差劲的贫民 窟。"当时有人把这里描写成"纽约最刺眼的一角。是西半球最肮脏的一块地方"。不仅整个家庭都挤在小小的居室之内，而且还时常给生客提供食宿，以分担房 租。"即便如此，因付不出房租而被逐出者仍然大量存在，曼哈顿东南端仅两个司法管辖区一年就发生10，000次房客被逐案件。"政府曾打算作出规定，要求 每个新来的移民身上必须有25美元的现钞方可批准进入美国，消息一传开，马上就在曼哈顿东南端的犹太社区引起一阵惊慌和愤怒，此事颇能说明当时东欧来的犹 太移民的经济状况。"因为他们抵达美国时，身上的钱连这个数目的1/3都不到。 移民代的犹太人一般都以从事各种体力劳动谋生。有的人打零 工，每天早上站在马路口，等着有人来雇他们去干当天的活，"有技术的工匠则干自己的本行。这些移民找工作的范围，受到自己的宗教和社会习俗的限制。与在他 们之前来的德国犹太人不同的是，东欧来的犹太移民无法到全美各地去闯江湖，甚至在市区也迈不开步子。他们的正统宗教信仰使他们不能在工厂里找工作，因为在 那个时代，工厂连星期六也开工，而星期六则是正统犹太教徒必须遵守的安息日。他们又因语言不同而难以在其他美国人当中工作和生活，正如他们必须吃按犹太教 规烹制的清洁食物，必须去自己的教堂而难以与外族共居杂处一样。一句话，他们必须和其他犹太人在一起居住和工作，其必要程度大大超过了处在类似同化阶段的 德国犹太人。德国犹太人在宗教和文化观念上，不像他们这样自己束缚自己的手脚，也从未在纽约像他们现在在曼哈顿东南端的大片地带上那样，形成过清一色的犹 太人集居区。尽管穷，犹太人却很少去当佣人。1880年在纽约，大约半数的爱尔兰人和意大利人干的是伺候人的工作，甚至德国人，干这一行的也占21%，但 犹太人只占4%。然而犹太妇女在家也并不清闲。家庭实际上也是工作场所，一般都从商人那儿找活拿到家里大家干，包括小孩子。这就是众所周知的曼哈顿东南端 公寓里的"血汗工厂"，在每层楼里都可听到"门里缝纫机的脚踏声"。 犹太人在东欧时多集中在服装行业，而他们抵达美国时又恰逢大规模的成 衣缝制业正在兴起之际。在1880年，美国男式服装属成衣的尚不到一半。"自家缝制或定做服装，在当 时算是盛行的习俗，并存在着很大的估衣市场。然而，艾赛克M·辛格推出他那完美精良的缝纫机之后，一下子改变了人们的整个穿着时尚。"到1885年，纽约 市就有241家服装厂，其中有234家是犹太人开办的。老板大多是德国犹太人，雇用东欧来的犹太人为伙计。一代人之后，按照种族交替的老规矩，东欧来的犹 太人多年的媳妇熬成了婆，当了这些服装厂的老板，转过来再雇意大利移民或其他种族移民当伙计。纽约在后来就一直是美国服装工业的中心，而业主则大多是犹太 人。在1890年，在美国工业界谋生的犹太人约有半数是制衣工人。 尽管19世纪的家庭血汗工厂为当时的改革派人士及后世的历史学家所垢 病，然而它毕竟为不愿丢下孩子无人照管的犹太妇女提供了就业机会，也为那些不懂英文并且不愿离开自己的街区到外面谋生的人提供了一条活路。自然，它有它的 代价——工作时间长，地方拥挤，牺牲了孩子的求学机会而且所有人拿到的工资，即使按当时的标准，也算是很低的。屡屡视此为"剥削"而对之大加指责的人，却 忽视了如下这样一个事实，即雇用移民的那些血汗工厂的"二老板"本人也一天干到晚，获取的也是蝇头小利。从本质上说，这是一个使广大美国老百姓能买得起崭 新服装的产销制度。在血汗工厂干活的犹太人，按当时的计算，尚能从所得中有相当的积蓄"从而为自己及子女打下日后发家的基础。有鉴于他们后来的成功，谁要 是宣称他们当初没有充分利用那可怜巴巴的机会，未免有无知妄说之嫌。 过半数的犹太移民都从事体力行业，甚至“白领”行业，也包括不少使用 手推车的小贩，在1880一1915年间，纽约市的小贩人数增加了75%，新增加的又多属犹太移民，犹太移民一度有10%的人是小贩。虽然后来许多人在适 应美国生活的过程申另谋高就去了，其他的"白领"行当还包括屠夫、面包师和杂货店老板。只有5%的犹太移民从事"高级白领"行业，而且迟至世纪之交的年 代，也只有1%的犹太移民是专业人员。但就所有的犹太人而言，有2/3是熟练的技术工人。 社会状况 尽管犹太人保守贫困之苦，备受贫民窟生活的折磨，但他们那独特的文化和价值观念，却使得他们避免了某些长期性的后果。他们挤在容易使获得公寓里，很多人得过肺病，但很少有人酗酒；又由于他们传统上就很讲究清洁卫生，所以能免遭其他某些栖身贫民窟的种族的某些疾病的肆虐。 就 体型而言，东欧犹太人块头矮小。当时有人把他们说成是"体质干瘪"，属"欧洲人发育最不充分者"。这部分原因可能是他们长期生活贫苦，并在传统上轻体魄而 重才智的结果。也可能是由于世代生活在小块土地上长期近亲繁殖的遗传后果，果真如此，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后来在美国人口众多的犹太社区里出生的东欧犹太后 裔就没有小个子了。 犹太人尽管在体质上有明显的不利之处，但他们的死亡率却比其他人低。甚至低于居住在十分富裕地段的种族。不管是出于宗 教传统，还是由于长期以来生活在欧洲的都市地区，反正犹太人历来就重视整洁，这是他们死亡率低的原因之一。公共浴室是东欧犹太人的传统设施，到纽约后也盖 了不少。到1897年，该市半数以上的公共浴室是犹太人的。"那时候，曼哈顿东南端的居民尚不知家用浴缸为何物。室内自来水或几家合用的抽水马桶，那时算 是新鲜事，根本还未普及。千家万户用的仍是后院的茅厕。 在如此艰难的条件下，移民代犹太人仍千方百计保持清洁卫生的传统。设身处地替他们 着想，再和别的贫民窟居民加以比较，公正地说，他们能这样做，算得上难能可贵了，尽管当时的中产阶级人士曾在这一点上对他们啧有烦言。犹太人就没有像早先 几十年各大城市的爱尔兰人那样，横遭流行霍乱的荼毒。当然，在一个住着25万劳苦大众又只安装着300个浴缸的地区，真要讲究到纤尘不染的程度，那又谈何 容易。 犹太教关于烧饭做菜的清规戒律，也有助于保持卫生。个人整洁和食品卫生都不能说一贯达到了最高标准。德国犹太人为东欧犹太人开办的训练项目中就专门列入开导他们如何使用肥皂和水这一课——但是任何事物都是相对的。和城市贫民窟的其他人相比，犹太人的特点是更加健康和整洁。 同 样，诸如肺病、性病以及父亲抛弃家庭这样一些可怕的祸害，开始在曼哈顿东南端犹太人当中以惊人的速度蔓延开来，其程度之烈，是他们当初在欧洲较为稳定的环 境中闻所未闻的，但若与贫民窟的其他人相比，仍然是小巫见大巫。犹太人也从不像其他种族那样酗酒成风。犹太人酗酒闹事的，在比例上算是美国最低的。 曼 哈顿东南端的居民，仅占纽约市总人口的20%，但死于火灾的人数却占全纽约市该项死亡人数的40%。拥挤不堪的公寓住房易于火灾的蔓延，摩肩接锺的人和堆 积如山的家具----连过道里和太平门边都放得满满的----使得一遇紧急情况。连撤离和救援都无法进行。1908年的一项调查表明，曼哈顿东南端的居民 家庭，一个房间住有两人以下的不到1/10。一半以上的人家都是每个房间里睡上3一4人，还有1/3 以上的人家，一个房间里睡上5 人或5 人以上。 犹 太人最突出的一点，还是他们对待教育的态度。尽管没几个东欧来的犹太人受过良好的教育——约有半数人甚至在抵美时一个字也不认识——他们却是一个千百年来 一直对学问表示景仰的民族。一个有学问的人——哪怕是个受过良好教育的中学生——在其社区都备受青睬。在纽约，成年人也和儿童一样，都抓住免费的学校和公 立图书馆的大好时机不放。1912 年对俄国犹太人居民地段的公立图书馆所进行的一项调查表明，借阅过的书籍有53挑是非小说部类，而馆藏小说的大部分也是托尔斯泰、大仲马和狄更斯这样一些 名家的作品。浅薄的畅销之作则无人间津，呆在书架上，布满灰尘住在这一地区的多数人，都是体力劳动者(有技术，但干体力活)，甚至那些被明确统计为"白 领"阶层的人，也常常是使用手推车的小贩、屠夫、杂货店老板，或在其他一些书本知识根本派不上用场的行业中营生。但他们不仅爱读书，而且还出席各式各样主 旨与他们的日常生计毫不相干的报告会。有一位躬逢其盛的人，后来感叹道:"你可以想象，我们当时多么需要一位赫伯特·斯宾塞在我们当中啊!"。 犹 太移民的子女也在血汗工厂或其他地方干活，但很少一天干到晚，因为他们的父母渴望他们能上学。在学校里，教员多是爱尔兰人，很少是犹太人，而且教室里拥挤 不堪。在1880年代末，据估计，在初小低年级，一个老师平均有87个学生——即便如此，还有成千上万的适龄儿童因教室不够而被拒于校门之外。甚至在世纪 之交的年代，60个学生挤在一间教室里，3个人坐在一个座位上的现象，仍是很普遍的。而在19世纪中叶的爱尔兰移民期，纽约市一个老师带的学生还要多。在 曼哈顿东南端，不少学校的在校生有90%以上是犹太儿童。为了缓解校舍的拥挤状况，当局曾试图用汽车把学生接送到曼哈顿西区爱尔兰居民段的学校去就读，这 反而引起轩然大波，招致抗议，犹太人的报纸也就此发表了怒气冲冲的社论。该计划只好作罢。不少老师在谈到曼哈顿东南端的犹太学生时赞不绝口，但也有些教员 感到教这些学生"一般都很吃力"，并且发现他们"很多是来自难得讲英文的家庭，礼貌和整洁也肯定是要打折扣的"。这当然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和谁来比较，拿 曼哈顿东南端的犹太人与当时的中产阶级比较，或与其他贫农窟的居民比较，结论肯定不一样。一位对犹太人持同情态度的曼哈顿东南端的爱尔兰教员，写过关于该 区犹太学童的故事，其中描绘了两种形象:这些学童有时竭力讨人喜欢，有时则是"一帮大声嚎叫的野小子"。故事的女主人公每天都开导她的学生如何注意个人修 养和讲究卫生，每提到使用肥皂和自来水时，总是"十分动感情"。 不能把后世犹太人所取得的突出成就——特别是在理论思想界——简单地归功于第一代 犹太移民。这些第一代的犹太移民子弟在学校里往往是差生。1910年一项对12所城市进行的调查表明，波兰犹太人的在校子女，有2/3 的人未升到其他同龄儿童所在的年级。当然，在那个时代，人们通常要看准自己的子女在学业上确实有成才的把握时，愿意供他们继续求学，但即使孩子出众，波兰 犹太人也不积极送自己的子女去深造。1911年的一项研究报告表明，在接受调查的15,431 个俄国犹太人子女中，有41%的人低于"正常"的水平。造成这种状况的部分原因，可能是他们入学太迟，因为纽约学校太拥挤，每年都将大批适龄儿童拒之于门 外。然而，就是6岁入学的俄国犹太人子女，也有23%的人跟不上班，这比例和纽约市全体学区的留级生比例相仿佛，而纽约市几乎所有适龄儿童都被视为学校注 册生的。晚近至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在美国陆军举行的智力测验中，俄裔(又多属俄国犹太裔)士兵的得分，平均来看，低于其他任何种族后裔的士兵。'有鉴于 此，当时一位智力测验的权威公开宣称，这证明那种认为犹太人智力超群的流行观念是站不住脚的"，一如许许多多的"专家"鉴定一样，这个结论后来也没有经得 起时间的检验。 犹太移民的后代 美国犹太人的向上流动——跨越广泛的经济、思想、社会和政治领域——可谓史 无前例而又无与伦比。1897 到1907 年之间，曼哈顿地区的犹太人当医生的从450人增加到1,000 人，药剂师从45 人增加到115 人，牙科医生从59 人增加到350 人。这些还仅仅是纽约东区千百万犹太人当中的凤毛磷角，但却代表了某种总的趋势。如从更为广泛的角度来看，人们将发现，纽约的犹太人从事"高级白领"职业 的比例，从l880年的5%升到了1905的15%。"小贩人数降低了75%。在波士顿，甚至是从体力活干起的犹太人，退休时仍是体力劳动者的也只占其半 数了。犹太人向上流动的比例高出其他种族的一倍。"20世纪中叶，犹太人男性有20%的人是专业人员(高出全国平均水准的一倍)，还有35%的人是业主 (美国业主比例只占总人口的13%)。大部分犹太人是白领工人，而那时其他美国人却大部分仍然是蓝领工人。随着经济地位的上升，犹太人也开始向其他居民地 段扩散开来。年青一代的犹太人会讲英文(时常操两种语言)，所以和残存在曼哈顿东南端的欧洲语言与文化的联系，就不那么紧密了。本世纪初，纽约地铁系统的 建成使纽约的上城——主要是哈莱姆和布朗克斯——到工作地点比以前方便多了。于是这两个地区很快就住进大批犹太人。更加美国化的犹太人也发现，到美国其他 地方去并不像他们的移民代父辈那样困难。纽约依然是东欧犹太人的居住中心。1892年有3/4的约犹太人生活在曼哈顿东南端，但到1903年，就只有半数 的犹太人还住在这一带了，而到1916年，住在这里的仅剩下23%。到1930年，住在布鲁克林区的犹太人就超过住在曼哈顿的犹太人，而到1940年，布 鲁克林区和布朗克斯区的犹太人口，分别都至少达到了曼哈顿的两倍。到1950年代，纽约市的5个区当中，只有斯塔腾岛区的犹太人在数目上少于曼哈顿这个昔 日犹太人的大本营。芝加哥的犹太人居住情况也发生了类似的变化。该市西半部原来也是东欧犹太人的集居地带。这一带的贫民窟里，凡犹太人占据的地段，与周围 比较起来，唯一的不同之处就是酒吧间极少。"在1931年，芝城犹太人几乎仍有半数住在市区西部，但到1958年，留在那儿的犹太人就只占6%了，大部分 人己搬迁到芝加哥较为富有的城北。 从全国来看，直到1950年代以后，仍有过半数的犹太人住在美国的东北部地区。仅纽约市一地就居住着全 美40%的犹太人。住在中西部和南部的犹太人，数量有所下降，住在西部的犹太人却增加了一倍还不止，而住在西部太平洋沿岸的犹太人从1900年到1968 年则增加了4倍，即从占全美犹太人的3%升到12%。 犹太人的崛起，不仅表现在经济收入较高这一个方面，也表现在受过更多的教育和具有更高的智商 等方面。到本世纪中叶，1/4以上的犹太男子受过4年或4年以上的高等教育，而全美人口中，具有此种学历的人却连10%都不到。犹太男子的收入要比全美男 子平均高出36%。各种研究都证明，现在犹太人的智商高出其他美国人。犹太人只占全美人口的3%，但在获得诺贝尔奖金的所有美国人当中，犹太人后裔超过 25%，犹太人在美国作家、科学家、电影制片人和百万富翁的行列中，也是出类拔萃的。曼哈硕东南端的犹太人还出过不少闻名的拳击手、表演家、工余领导人、 记者，以及此种地段通常免不了的犯罪首领。范尼·布莱斯、杰克·本尼、马克斯兄弟、米尔倾·贝尔和丹尼·凯等人，是众多的犹太喜剧演员中的佼佼者。犹太裔 电影业巨子之中有塞缪尔·戈德温(Samuel Goldwyn)和路易斯·B·迈尔( Louis R.Mayers)，米高梅(MGM)电影制片厂的缩写名字中，3个字母有两个取自这二位的尊姓。其他的犹太裔影业巨子还有大卫·塞尔兹尼克、华纳兄弟和 威廉·福克斯。 纽约历史上两家最出名的报纸——其出名的方式截然不同一一一是由犹太人创办或发展起来的。《犹太日递报》是首家用长期 遭世人蔑视的依地语方言出版的日报，曾经对纽约东欧犹太人的生活产生过重大的影响。其发行量从1900年的2 万份增加到1918 年的13 万份；在几十年之内，它曾一直是世界最大的依地语报纸。《纽约时报》在1896年被阿道夫·奥克斯买下之后，变成了蜚声国际的新闻机构。有一半犹太血统的 约瑟夫·普利策创办《圣路易斯快报》和《纽约世界报》并设立了普利策桨。 在艺术方面，杰斯卡·海费兹和纳桑·米尔斯坦都分别是他们时代首 屈一指的小提琴演奏家，亚瑟鲁宾斯坦是一流的古典派派钢琴演奏家。乔治·格希温以其深厚的古典音乐功底，加之自幼生活在黑人周围·深受黑人音乐的熏陶，创 造了一种独特的音乐格调。欧文·柏林和艾地·坎托也出身于曼哈顿东南端。 在科学和医学界，有建树的美裔犹太人当中最知名的当惟艾伯特·爱因斯坦、 J·罗们特·奥本海默和约纳斯·塞尔这样一些巨擘。在经济学方面，米尔顿·弗里德曼、保尔·赛缪尔逊和西蒙·库兹内茨是诺贝尔奖金得主。在作家当中，对美 国文学届贡献的犹太人可以列出一长串名单，莉莲·诲尔曼、亚瑟·米勒布、J.D.塞林格和索尔·贝娄等人只不过是其中的几位罢了。在法学界，有大批犹太裔 贫寒之士登堂入室，世谓"从衣衫褴褛，到身架法官长袍终"。鼎鼎大名的布兰代斯、法兰克福和卡尔多佐就是他们的代表。 犹太人酷爱教育，这 很显然，对于很多功成名就的个人来说，无疑也是一一个重要因素，对于整个专业来说，也是必不可缺的。但是，如果认为犹太人刚开始摆脱贫民窟时，这个因素就 起到什么了不得的作用，那也是夸大其间。东欧犹太人起飞的初级阶段到世纪之交的年代才开始显露端倪，而那时尚没有犹太人子女从纽约市的哪家公立中学驻毕业 过。到1902 年才有首批犹太人子女从纽约的一家公立中学里毕业出来。及至1908年，也以有16%的犹太人子弟达到了中学毕 业的水平，虽然这个比例大大高于爱尔兰人和意大利人，但它却难以解释为什么其余84%，的犹太人也会展翅高飞。公立学校和公立图书馆，对于加速东欧犹太人 溶解于美国社会，无疑是十分重要的，而且也帮助他们打开了许多本来无从进入的大门，但是，大多数犹太人在美国飞黄腾达，并不是当学者或知识分子。即便以那 些腰缠万贯的影业巨子而论，他们的一生与行文化教养的知识分了根本搭不上边。相反，他们时常被认为是"庸俗、粗野而又蛮横"的人。 第一代犹太移民 摆脱了贫民窟之后就有资本将自己的子女送入高等学府去深造，而且在比例上超过其他美国人。但是，享受高等教育对大多数犹太人来说，实为家道已经丰厚的结 果，而非其他原因。对于传统上器重知识而又暂时还没有足够的家赀选择其他类似大学的犹太民族来说，纽约的免费市立学院可谓天赐良机。然而，这些学院也只是 在犹太人向上流动开始之后，校园里才充满了他们的子弟。这类学校中最有名气的一所是纽约市立学院，该院1920年代毕业班的校友只有11%是东欧犹太人子 弟。要到1930年代，他们占到该院应届毕业生的一半。在本世纪上半叶，犹太籍毕业生多数是德国犹太人的后裔。"在纽约的亨特学院，1906年那一届毕业 生有25%是犹太裔子弟，但多数是德国犹太人后裔，属东欧犹太人后裔的毕业生尚不到10%。 很多犹太小青年，甚至还未到上大学的年 龄，就已开始工作了。在1880 年，38%的纽约服装工人是不满20 岁的犹太后生。在1914-1915 年间，纽约市给20 岁以下的青少年发放的工作许可证，有37%被犹太人子弟拿走。犹太人在美国走上成功之路的轨迹，与他们还在东欧时就具备的技术、习惯和努力方向有密切的关 系。犹太移民普遍身怀一技之长，虽然刚到时一文不名，但最终都闯出了一条生路。他们得以集中发挥自身技术优势的工业部门 服装工业——消化了相当大的一部分犹太劳动力，并给后来许多犹太人登上独立业主的地位打下了基础。犹太人尊重教育的悠久传统，激励着犹太子弟求学的上进 心，这种精神不仅有助于那些进入大学深造的少数尖子，而且对那些受过8年学校教育也有把握跻身当时的白领行列的人，还有那些好歹也因粗通笔墨而能在美国的 大千社会里不难找个饭碗的人，都是有益的。相比之下，他们的父辈这时仍对美国感到格格不入。在少数几个领域里犹太人就不怎么成功，或者干脆说是失败的。这 同样也与他们在抵美之前的传统和经历有关。和美国其他任何一个种族群体相比，称得上是最成功的犹太人，不管在美国的什么地方，搞农业都是一败涂地。和其他 移民分子一样，犹太人也一直受到改革派人士的鼓励，搬出拥挤的大城市，到乡下去务农。认为农村生活更适宜于东欧犹太人的，往往是城市里的德国犹太人。确有 少数犹太人到乡下定居去了，但后来全部倾家荡产，这表明他们对务农实属一窍不通。在这种失败的背后，正如他们来美后在城市的许多行业里大获成功一样，都有 他们在欧洲时世世代代生活于都市的历史因由。 特别是在来美的早期，东欧犹太人在政界和体坛产生影响的过程是缓慢的，这是他们在东欧时几无 任何经验的两个领域。德国犹太人早在19世纪中期就在美国获取了某些政治经验，但是到20世纪初才有极少数东欧犹太人在从事政治——通常是充任完全屈从于 爱尔兰裔政客的下级职位。"东欧犹太人"缺乏必要的经验和自信心，而最重要的，还是没有广交社会各界的本领。爱尔兰人远比他们在行，也具备上述这些从政的 素质(由他们在爱尔兰时的历史造就的)，因而至少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时，他们一直操纵着纽约市的政治，尽管当时纽约的犹太人口超过世界上任何一个城市的犹太 人数目。犹太人的政治思路往往强调意识形态和程序性——早期倾向于社会主义，后来又转向自由主义;而爱尔兰人则更多地着眼于获得权力，并且也确实干得很成 功。即使犹太人在政坛上设法施展重大影响之后，其代表人物通常也主要是以推进他们那些有实质内容的项目或富于管理才能而见称，并非由于他们有什么个人魅 力。 另一个犹太人姗姗来迟的领域是体育。这也反映出他们长期的传统是重视读书、下棋或演奏乐器，而不强调体育和消遣活动。当肖洛姆·阿莱 肯说"最佳小提琴手总归是犹太人 时，他未必绝对正确，但显然也不可否认，知名的小提琴演奏家当中，犹太人占的比例是高得出奇。但犹太人出身的运动健将就寥寥可数了。在拳击和棒球运动方 面，爱尔兰人捷足先登，很快就占领了这两个阵地，并叱咤风云达几十年之久，而第一批杰出的犹太裔拳击手到一次大战时才崭露头角，犹太裔棒球运动员只是在 1920年代才打进主要的球队，当汉克·格格堡于1933年加盟底特律老虎队时，还仍然被认为是新鲜事。此外也还有其他几个犹太裔棒球明星——例如阿尔· 罗森和桑迪·考法克斯等，但与他们之前的爱尔兰人和德国人，或他们之后的黑人和拉丁美洲人相比较，犹太裔棒球运动员的人数还是很少的。 犹 太人在美国的兴起，决不是没有遇到过反对。美国的反犹太主义虽然从未达到见诸于欧洲那样的程度，它仍然是阻碍犹太人担任许多职位----包括在一流的银行 和律师事务所里谋事----的一个因素，也是他们充当许多大公司管理人员的绊脚石。在这一点上，他们再次得益于在欧洲世世代代作为少数种族的切身经历。他 们长期以来惯于受到各种限制，知道这些障碍是可以克服或避开的。犹太人寻找或创造出自己的机会;而不是怨天尤人，自暴自弃，或为了改造别人而耗尽自己的精 力。他们基本上是创造了美国的成衣制造工业，取代了家庭缝制和向裁缝定做的服装。从某种程度上说，他们发展出电影制片业，创造了依地语戏院和"甜菜汤旅 馆"，以便犹太演员可以在此先登台亮相，然后再走向娱乐圈的大舞台。他们建起了自己的律师事务所和银行。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前一直被排斥在名牌大学的教授 队伍之外，他们就尽可能地钻研学术，在政府供职，并形成了一个造诣极高的人才库，以致许多大学最终发现，再不聘请他们去执教，将造成无法弥补的损失。 理 解犹太人引人注目的崛起，有助于理解社会的总体进步。犹太人在美国是白手起家，开始时并没有诸如金钱或知识这样一些似乎是必备的条件(他们比其他移民更加 贫困和无知)，也不精于政治。周围社会也没有特别地"接受"他们，或给他们提供经济方面的机会。然而犹太人内在的价值观念和传统精神，在美国的经济环境 里，恰好似如鱼得水，成功自不待言。他们不仅带来了特别的技术，也带来了千百年养成的那种适合于城市工商业活动的生活方式。有时，犹太裔的工人看起来和别 的工人没有什么两样，实则不然，他们不少是商人和学者的子孙。他们家庭过去的生计虽被俄国反犹太主义的政策所糟蹋了，但他们仍保持着昔日成功所培植起来的 经验、信心和主动精神。犹太人就是住在贫民窟时，他们的贫民窟也与众不同——酗酒、凶杀和意外死亡的比率，普遍低于别的贫民窟，甚至低于所在城市的总体比 率。和其他种族相比，犹太人子弟的逃学率和少年犯罪率都偏低，但（到1930年代）智商得分却高出一筹。与其他别的低收入种族相比，犹太人的婴儿死亡率较 低，组织和社团却很多。选举国会议员时，低收入犹太人参加投票的比例，也超出高收入的新教徒和天主教徒。一句话，即使身居贫民窟，犹太人也具备中产阶级的 社会模式和价值观念。尽管宣称贫民窟会改变人们价值观的著作，可谓汗牛充栋，但犹太人一直保持着自己的价值观，他们把这种价值观带进了贫民窟，后来又带出 贫民窟。 要而言之，不管是从犹太人来看，还是从其他种族来看，或志得意满，或步履艰难，皆不单纯是美国的国情可以说得清楚的。成功或受挫的许多原因，都可以追溯到他们很久以前的历史。 社会状况 格 外地重视家庭，向来是美国犹太人的一大特点，尽管和其他美国人比起来，他们家庭的规模一直在更加急剧地缩小。和其他人有所不同的是，犹太人在其生命的某一 时刻总会结婚的，离婚的却不常见。在1930年代，犹太人和异族通婚的比例为5一9%。到了1950年代和1960年代，犹太人和异族通婚的比例因地而 异，在纽约市大致为8%，在加利福尼亚州的马林县为37%，在衣阿华州则超过50%。虽然犹太人和异族通婚的比例在上升，但仍远远落在其他种族的后面。一 般来说，凡在犹太社区很小而又靠近大量非犹太居民的地方，他们和异族通婚的比例就往往偏高。但亦不尽然，纽约的犹太社区算是够大了，但和异族通婚的比例也 在上升。无论如何，和其他欧洲来的种族相比，犹太人和异族通婚的比例仍然不算高。 犹太人家庭的规模，己经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发生了显著的变 化。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那些年代里，犹太人家庭的人口一般比其他多数种族的家庭人口要多。但到20世纪中叶，犹太人的家庭就纳入规模最小者的行列。在 1910年，30多岁和40多岁的犹太妇女，平均每人有5.3个孩子，而相比之下，全美同档年龄的妇女平均每人却只有3.4个孩子。比起黑人、爱尔兰人或 意大利人来，犹太人家的孩子多，而与长期处于高生育率状态的墨西哥人持平。到1969年，犹太妇女平均每个人生育的子女下降了一半以上，即2.4个，低于 此时全国的平均数即3.4个。这样一来，犹太人口就出现了年长者众而年青者寡的局面，因而与其他任何一个少数种族相比，犹大老年人所占的比例都偏高。现在 美国犹太人的平均年龄是46岁，比黑人、印地安人、波多黎各人或墨西哥人的平均年龄要高出一倍以上。这使得在高层次行业中就业的犹太人显得特别的多，因为 这些行业需要丰富的经验和知识。 尽管犹太人和异族通婚的比例较低，却向来与其他种族群体保持着和睦甚至是合作的关系。这种睦邻传统当然也 是从欧洲带来的，在欧洲，不必要的敌意将危及犹太人自身的生存。在美国，犹太人和德国人及意大利人历来就相处得很融洽，参与并部分地资助过黑人民权组织。 爱尔兰人和各种族都斗过，当然也和犹太人发生过冲突，但当别人不愿雇用爱尔兰裔工人时，犹太老板仍然雇用他们，尽管爱尔兰老板并不以对等的做法来回敬犹太 人的好意。当黑人迁入他们的地段时，犹太人向来并不怎么加以抵制，哈莱姆一带在本世纪初曾经是犹太人的地盘。 在政治上，犹太人历来倾向于 接受或至少是附和"弱者"的观点，尽管他们自身在经济上早已不是弱者了。社会主义和自由主义构成了美国犹太人的两大政治主流。早期犹太移民的社会主义、无 政府主义和工团主义观点，由于他们摆脱了工人阶级身份而上升到中产阶级地位，也已让位于广义上的自由主义观念，尽管犹太人当中的偏激分子仍然特别多。早在 19世纪，当共和党被认为比民主党更加开明时，犹太人属共和党，例如他们曾是林肯的支持者。他们到1920年代都一直投共和党的票，是伍德罗·威尔逊在 1916年曾把他们拉到民主党一边。在1920年，有11位国会议员是犹太人，10位是共和党，1位是社会主义党。但在1922年，以民主党身份当选国会 议员的犹太人超过了以共和党身份当选的犹太人，这在本世纪尚属首次。1940年，90%的美国犹太人投了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富兰克林·D·罗斯福的 票，1944年还是如此，1948年杜鲁门竞选时仍是如此。此后20年，投民主党总统候选人票的犹太人，比例最低的1956年也占60%。犹太选民党派所 属的变换，与两党对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的取舍恰好相吻合。对纽约犹太人的一项调查发现，75%的人是登记的在册民主党人，半数人自称属"开明派"，只有不 到25%的人才自称属"稳健派"。和犹太人属于相同收入档次的美国人，则大多倾向于保守观点，拥护共和党。这一点，完全凭犹太人在美国的经历——尤其是他 们的经济地位已有显著的提高——为依据，是难以解决的。但是，假如把视野投向犹太人千百年来着意照顾同族穷人的宗教传统，投向他们在欧洲各地作为备受迫害 的少数种族这样一个历史背景，问题就很容易得到解答。 犹太裔候选人时常能取悦于犹太选民，但因双方都是自由派人士，所以非犹太裔候选人也 能取悦于犹太选民。赫伯特·汉佛莱在1968年就曾比亚瑟·戈得堡争取到更多的犹太人选票。在1962年，共和党人雅各布·贾维茨在犹太选民当中的得票数 也输给了一位爱尔兰裔的民主党候选人。 与犹太人的品行十分不相称的现象之一，就是本世纪上半叶出现的犹太帮歹徒。自公元70年之后的大规 模疏散以来，任何形式的暴力行为对犹太人来说都是可憎的，尽管古代以色列也曾有过自己伟大的勇士。拳击运动在英国兴起时，犹太人甚至不准本族的拳击手死后 葬在该族神圣的墓地里。大体上说来，纽约东南端的犹太社区算是太平的，坐班房或被监禁的犹太人很少。犹太人一般多是犯罪案件的受害者而非害人者。但在第二 代犹太人当中 正如在其他移民种族之中一样——出现了一批死心蹋地的恶棍。在1909年，有3，000名犹太裔不肖子弟被押赴纽约的青少年法庭受审，其后，犹太裔成年歹 徒就成了臭名昭著的犯罪团伙，卖淫的事也出现了，这使纽约曼哈顿东南端的犹太人社区大惊失色，因为他们不管是在欧洲或在美国都看不惯这种丑恶现象。但在曼 哈顿东南端的第二代犹太人当中，冒出了一批拉皮条的、小偷以及流氓和犯罪团伙的头目。到1920年代，阿诺德·罗斯坦是"纽约黑社会的独尊首领"。臭名昭 著的"谋杀公司"，是一个专门出租杀手的组织，其头目们都是犹太恶少。在基本上由犹太人把持的纽约成衣制造业部广]，在遇有罢工时，劳资双方都借用流氓的 力量，而这些流氓甚至摇身一变当上了公司和工会双方的官员。 与犹太人子弟操守不相称的另外一个行业是拳击。在20世纪初期，本尼·伦纳德 和巴尼·罗斯是两个家喻户晓的犹太裔拳击运动员。他们很多人在拳击场上使用爱尔兰人的姓名，因为后者已在拳击运动方面建立起巨大的声望。随着经济地位的提 高，犹太裔拳击运动员也和犹太裔歹徒一样，逐渐销声匿迹。这两种都是玩命的行当，但得有其他出路的人，皆不愿混迹其间。 对后代的美国犹太 人来说，最惨不忍闻的事件发生在美国境外，这就是纳粹在德国的兴起和其后那场有600万犹太人惨遭不测的大屠杀。这场亘古未有的大屠戮，不仅其手段之残忍 及受害者数量之众实在骇人听闻，而且格外令人惊诧的是，它竟然发生在德国这个先进的现代国家。犹太人此前在德国的处境，向来比在欧洲其他地方要好些。也就 是在一代人之前，即第一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的犹太人出版物一直帮德国讲话，以致遭到美国政府的调查，并以在战时为敌国张目的罪名而被提起公诉。奥利 弗·温德尔·霍姆斯提出的"明确而现存的危险"定罪原则，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在审理涉及犹太裔作者的案——阿伯拉姆诉美国案和申克诉美国案——时提出来 的。 既然连德国都会翻脸，向犹太人下此毒手，想赶尽杀绝，那犹太人怎能放松警觉而悄悄地与其他民众融为一体呢?做个犹太人己经不是人生一 个偶而触及的特点了。持同化论观点的犹太人士曾劝说同族人变为"具有希伯来信仰的德国人"，这种简单化的尝试己经沦为可悲而又可怕的笑柄，使世界各地的犹 太人痛切地认识到，当务之急是加强犹太民族的认同感和凝聚力。纳粹对犹太人的种族灭绝政策，虽说是旷世绝伦的，却也向世人强烈展现了下述这样一种历史现象 崩口对犹太人是时而和解，时而排斥，时而庇护，时而驱赶犹太人时而昌盛发达，时而惨遭屠杀。犹太人在西班牙、波兰和俄国，历史上都有过这种变幻莫测的遭 遇。一桩性质完全不同的事件——也发生在美国境外——使美国犹太人大大加强了种族认同意识，并深感欣慰，这就是现代以色列国家的创立。作为世世代代散居异 国的民族，长期仰别人的鼻息过日子，犹太人终于再次有了自己的祖国。创立和捍卫新的以色列国家的勇武精神，有力地改变了犹太民族在集居区和篱笆墙内偷生时 给世人造成的那副绝望而胆怯的可怜相。曾在美国支持过许多本族市民组织和全美犹太组织活动的犹太慈善机构，也向新的以色列国家伸出了援助之手。不少美国犹 太人甚至到以色列去大显身手。从密尔沃基去的高尔达·梅厄夫人就是其中一个。 今天美国犹太人的认同感并非昔日旧世界那种犹太宗教意义上的认同感。大多数美国犹太人今天并不尊奉传统的犹太安息日，参与犹太教会的活动也不算热心。他们的认同感带有种族的性质，尽管这种认同感从历史上来看脱胎于一种特定的宗教。 今天的美籍犹太人 犹 太人的家庭收入在美国种族当中算是最高的高出全国平均水平的72%。不错，犹太人平均年龄和受教育的程度都偏高，但仅仅这两个因素还不足以造成如此之大的 差别。即便不具备这两个因素的犹太人，平均所得也比别人要多。由受过4年或4年以上的高等教育且年龄在35岁到44岁之间的男子充当家长的犹太家庭，其收 入高出全国平均水平达75%。这里部分的原因是，犹太人不仅受到更多的教育，而且受到更好的教育，读的是高质量的大学，选的专业也多在博大精深的领域，如 法学、医学和科学等。由受过不满9年的教育且年龄在35岁到44岁的男子充当家长的犹太家庭，其收入仍然高出其他处于同样状况的人。"。简而言之，这里存 在着统计数据无法涵盖的素质上和文化上的差别，这些差别也明显地影响犹太裔人士的发展。第一代犹太移民家庭曾让妇女和孩子工作，以增加收入，现在这种情形 已不复存在于犹太人家庭。今天，不止一个人挣钱的犹太家庭，在比例上低于全国的一般家庭。甚至无人工作的犹太家庭，在收入上也高出其他无人工作的家庭。正 如在其他方面积累起来的有利条件一样，犹太人从这种或那种投资中获得的收入显然要高。 在某种意义上说，犹太人是美国成功故事的典型之作: 在逆境中从一无所有到腰缠万贯。此外，一如那些在美国找到了自己母国反而被剥夺机会的其他种族一样，犹太人是自豪而爱国的美国人。但是犹太人的历史远比美 利坚合众国的历史要长，内容也更加丰富。在其他的时代和其他的地方，犹太人也曾登上财富和权势的顶峰，但皆被不可捉摸的反犹太主义狂潮所毁灭。故此犹太人 难以成为既存权力体制的安闲成员，不管他们拥有多少该权力体制的显赫标志。尽管很富有，但犹太人在政治上一般都偏左。激进派人士当中，犹太人特别多，虽然 多数犹太人并非激进分子。正如一位杰出的学者观察到的，"100个犹太人当中，可能有5人是激进分子。而在10个激进分子当中，则可能有5个犹太人 犹 太人在支持自由派候选人方面，立下了汗马功劳，不管这些候选者本人是否犹太人。甚至当乔治·麦克戈文在1972年的大选中被广大选民所唾弃，只获得38% 的民众选票时，他却赢得了65%的犹太人选票。"作为罗马天主教的自由派人士，德里南神父在1970年竞选国会议员时，获得了64%的犹太人选票。"'相 比之下，只有2%的犹太选民在1972年的大选中支持总统候选人乔治·华莱士，华莱士甚至在不是白人的选民当中赢得的选票(3%)也高出这个比例。 肯定性行动"（平权法案？）计划在1970年代的实施，导致某些犹太团体与他们传统的激进派和自由派盟友——包括黑人民权运动组织——分道扬镳。该计划就 就业、升级或大学招生在数量上规定了要达到的"目标和进度时间表"，使犹太人回想起过去美国为了限制他们的机会所实行过的配额制度，这种制度亦曾在欧洲更 为严格地限制过他们。况且，经过几代人的奋斗，犹太人的地位大大提高了，现在在高校教授队伍当中，在政府高层领导岗位上，在各行各业及工会领导层，犹太人 所占比例都是格外地高。以人口多寡来"分摊"的原则，不管其动机如何，都必然会损害到他们目前的利益。 犹太人到现在的成功是罕见的，但绝对不是独一无二的。例如，圣公会教派的信徒在收入上就比犹太人要高。正是美国犹太人在相对较短的里时间内弥补了社会和经济方面的巨大差距，才使得他们的发展史是如此的光耀夺目。 第六章 华人 华侨"的存在是一种世界现象，从东南亚到加勒比海的广大地区都有他们的踪迹，美籍华人只是其中一部分。截至1930年，已有800多万中国人离乡背井，迁 居各地。这些海外华人在民众极为贫困的当地社会里，时常顺利地成为店主、商人和银行老板，从而引起本土人对他们的忌恨，受到政治迫害和零星的暴力骚扰，与 犹太人在欧洲的长期遭遇如出一辙。中国人常被称为"亚洲的犹太人"。海外华人从事的职业和犹太人极为类似;他们在许多不同的国度里，过着自己独立的文化和 社会生活，这也和犹太人相同。中国人的技能和组织本领，使他们成为许多贫穷国家的有价值的外来户，而家境富足又使他们成为政治上受打击的对象。'所以，这 些国家的政府对华人的态度，一直就是爱憎兼具的。许多拉丁美洲国家对中国移民的态度，向来是时而鼓励，时而限制。晚至1966年，所罗门群岛政府还就是否 驱逐所有华人间题进行过辩论。在印度尼西亚和墨西哥，都曾发生过对华人的大屠杀。目前在马来西亚仍存在着就业配额制度，限制作为少数民族的华人找到理想的 工作或其他发展经济的机会，以袒护当地的马来人。许多在共产党接管政权后被赶出越南的"船民"，都是华裔。 美籍华人历来是世界华侨大军中 的一个极小的组成部分。他们的经历，清楚地体现出他们随身带来的文化与他们在美国所处的环境这二者之间的相互作用。中华民族的悠久历史和文化，可以追溯到 基督降生之前的几千年。中国曾在很长的时期内一直是世界上经济、技术和社会组织最先进的国家。中国在11世纪所达到的经济发展水平，任何一个欧洲国家在 18世纪之前部没能赶上。现存最古老的一本印刷的书，是公元9世纪在中国印刷出来的。中国的铸铁术比欧洲要早1000年，。在10至12世纪的宋朝，中国 就有了钢铁工业，年产生铁十多万吨。马可·波罗在中国发现了一个有200万人口的城市，而当时欧洲最大城市的居民也不超过区区5万人。晚至16世纪，中国 仍具有世界上最高的生活水平。 海外华人的出现和这个伟大文明的衰落是相关的。两者皆自明朝(1368一1644)始。由充满改革思想的知 识分子所主宰的政府，对经济和社会，特别是对大规模的企业，实行全面的控制。在明朝统治的最后一个世纪，中国人开始外流，形成首批规模颇大的华人社区。这 些海外华人随身所带的技能和组织本领，使他们到处都能吃得开，但却加剧了中国的衰落和贫困。中国现代史上的一大讽刺是，中国人在世界各国都能发财致富，但 他们在国内却贫困不堪。 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移居美国的华人，绝大部分来自中国南方的一个省份，即广东省。而且，他们的籍贯非常集中，多属广 东省7个地区之一的台山人。在中国这样一个地区差别很大的国家里，这一点是很重要的。原来那批美籍华人的语言是台山方言，类似广东语，但和中国通用的官话 相去如此之远，以致互相难以沟通。尽管长期以来，中国的书面语言是相同的，但口语的差别相当之大，存在着许多彼此互不相通的方言。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移居美 国的华人，一般说官话，从而在他们自己和原有的在美华人之间形成了一种语言隔阂。 和意大利一样，中国的地方主义渊源于其地形。山脉和丘陵 分割了这个国家。它的两大河流 ——北方的黄河和南方的长江——流域很不相同。中国人虽属同一个种族，但这点并未妨碍他们按各自所处的区域、所操的语言和所具备的文化背景，将自己视为各 不相同的种族群体。中国人那极为动荡而残暴的历史所留下的遗产，就是忠于本多本土的家族，将其视为个人唯一可以依靠的归宿。誓死向家族敌人讨还血债，在中 国是长期而根深蒂固的传统，这也和意大利的情形相仿佛。 在近代中国，地方和中央政府的软弱无能，导致各种强权和暴力的自治中心，如家族、 军阀和秘密社会等，近代中国的秘密社会组织，或"堂"，正如意大利南部的黑手党，曾一度是抵抗和报复外来军阀压迫的力量，获得过广泛的民众支持，但他们同 时也变成了专门从事敲诈勒索的犯罪分子。这些秘密社会或堂，成为包括美国华人在内的海外华人社区的一个共同特征。 跟随华人到美国的中国文 化的另一特点，乃是对学识的敬重。帝制时代的中国，千百年来都通过教育和科举考试来选拔其文职官员，有学识的人备受尊重。美籍华人经历几代人的时间才能在 美国获得和充分利用高等教育，但在机会到来之前，他们就己有充分准备了。虽然中国作为一个整体，过去主要是(现在仍然是)一个农业国，但是广东省的台山地 区却是一个多山而贫瘠的地方，没有什么农业。那里的老百姓一般从事贸易，充当中间人、推销员和商人。许多人到了香港，在那里结识了欧洲人，并得知加利福尼 亚在1849年发现金矿的消息。真可谓神差鬼使，由此而开始了华人向美国的迁徒。 第一代华人移民 许 多华人是作为合同工或依靠向美籍华人组织借钱才来到美国的，这些组织在美国对华人起到一种监管的作用。和别的那些完全不熟悉美国语言和文化的移民一样，中 国劳工经常在由自己一个同胞监管下的集体里干活。中国人体型虽然比美国人瘦小，但在农业、铁路修建和其他繁重的体力劳动方面很能吃苦。而且，他们对劳动的 要价低，生活俭朴，能从美国人认为是微薄的收入中省下钱来。正是这些品质，使得中国人被白人视为竞争对手，对其又恨又怕。 到1851年， 加利福尼亚州己有25，000名华人。到1870年，美国有63，000名华人，几乎都分布在西海岸。1880年，大约有6，000名华人来到美 国，1881年，入美人数又增加了一倍;1882年，又增加了4倍。后来，一项旨在排斥中国人的移民法，把华人的流入量在1890年前一直压低在千人之 下，1890年回升到1，716人。 最初的华人移民几乎都是男性。这和其他种族的情况一样，表明移居美国只是尝试性的，而不是永久性的。 许多人与其说是移民，不如说是旅居者。早期来美的华人，约有一半并没有留居下来。1880年，华人离美的数字已超过入美的数字。这部分是由于他们本来就有 在美国赚了钱就回国的打算，部分是由于在美国令人不愉快的经历造成的。 美国人对待中国移民的态度是苛刻的，有时甚至是粗暴的。华人既不是 白种人，又不是基督教徒。而在当时，这两条缺一不可，无论那一条都足以构成致命的弱点。华人的长相、衣着、饮食都不同，并遵循着对美国人来说是完全陌生的 习俗。无论是从文化上或生理上，他们都被看作是不能够被同化的种族。美国人视其为竞争对手，因为他们能吃苦耐劳，工资却很低，因之将会降低美国劳工的生活 水平。美国工会长期不遗余力地站在排斥华人移民的前列，想把华裔居民赶出美国。1885年在怀俄明的一个煤矿，华工被雇佣充当罢工破坏者， 因而遭到屠杀。只有最重、最脏和最低下的工作才给他们干。铺设通过加利福尼亚州，穿越谢拉山脉后进人犹他州那段太平洋中央铁路路轨的劳工，多数是华人。" 那些试图淘金的华人，个个都被美国西部淘金营地的白人给赶跑了。1885年，加利福尼亚的一个华人社区，由于受到一伙暴徒的武力威胁，全部被迫离开。几乎 与此同时，华盛顿州的西雅图和答科马两市，也赶走了当地的中国人。类似的事件在温哥华和阿拉斯加也发生过。 除去这些引人注目的迫害之外， 偶发的骚扰事件也是普遍现象剪掉中国男子脑后拖着的长辫子，是个很时兴的恶作剧，而这对那些不幸的华人男子来说，后果是很严重的因为按照满清王朝的法律， 没有辫子，他们不得回国。刚到旧金山的华人移民，往往被当地的街头流氓"护送"到唐人街，路上遭到他们的"无端辱骂和殴打，被扔以碎砖块和烂水果，简直是 一片爱尔兰醉鬼狂欢的气氛。而在这些骚扰之后，则是随时可能发生的且更为严重的暴力威胁 白人 ，暴徒在西海岸和落基山脉地区，不时地焚烧和洗劫唐人街，所到之处滥杀无辜。1871年在洛杉矶，一伙白人歹徒一夜之间射杀绞死了20名左右的华人 除 了受到街头无赖和歹徒的袭击之外，华人还受到有体面阶级的另一种形式的打击。1882 年的《排华法案》大大地削减了华人移民来美的数量，其他新的法律先是禁止在美华人归化为美国公民，接着又把公民身份当作从事多项职业甚至拥有土地的先决条 件。从1854年到1874年有一条法律禁止中国人在法庭上提供不利于白人的证词，这实际上等于公开宣布可以任意凌辱华人，华人遭到抢劫、伤害和攻击时， 法律是不管的。 中国赴美移民的大门几乎彻底被关闭，这给在美的华人带来了深远的灾难性后果。因为早期的华人移民差不多都是男性，所以对绝 大多数在美的华人来说，过正常的社会或家庭生活的一切希望，就全部落空了。许多华人在国内有妻子儿女，终生难以见面。由于就业机会受到严格的限制，许多人 付不起回国去恢复正常的生活的盘缠。来美国的旅费尚可以待抵美后做苦工去垫付，但从美国回国——是到欧洲路程的两倍多——则是一件很困难的事。作为旅居者 来美的许多人，这样就被永久地困在了美国。另一些本打算和家人在美定居的人，现在既不能把家人带来，本人也无法成为美国公民，真是进退两难。 自从实施严厉的移民限制以后，私运中国人来美成了一桩很大的买卖。一些人为了能移民而偷渡来美，但也有许多是女人，其中一些人沦为妓女。为娼者有的是出于自愿，也有的是出于被迫。 当时曾出现过一个成语，叫做"未必属中国佬的机会"，意思就是说，事情无望了。 中 国人在夏威夷的经历，比在美国本土要好得多。波利尼西亚人和白人开始时的友好关系，在各种族阿，包括混血人种之间已经开创了一种比较融洽的气氛。中国移民 中单身的男子特别多，导致他们与夏威夷女子联姻，而在美国本土，华人与自人女子的婚姻在社会上和法律上都是受到禁止的。1884年华人曾多达夏威夷人口的 22%。在以后的年代里，其他种族人口大量涌入夏威夷，从而降低了华人的比例。1898年夏威夷并入美国时，《排华法案》也随之延伸到这块领土。 经济状况 举 凡华人被容忍的地方，都属那里的职业急需人手而白人又不愿意去干的地方，例如矿区的厨师和洗衣工，或城里人家的仆人。早期的华人也充当田间农工，早出晚 归，工资却很低。1870年，加利福尼亚州1/10的农场劳工是华人，而到1880年代中期，过半数的农场劳工都是华人。事实证明，在农田里干活，华人比 白人更勤劳，也更认真。在修筑铁路时，华人很苦干，集体铺轨时有坚韧不拔的毅力。10，000名华人劳工帮助修建了太平洋中央铁路。 在美国的华人和在其他地方的海外华人不大相同。商人、银行家和受过教育的人，并不到美国来领略侮辱、歧视和暴力。来美的是那些贫困的，受教育不多的，而且经常又是年轻并缺乏经验的中国人。 随 着时间的推移，中国人离开了或被赶出了矿区、农田和铁路。他们大多在加州的一些城市里安顿下来，也有一些人往东部搬迁。那些雇佣华人的美国老板，时常受到 骚扰和威胁，所以华人就业无门，只能自谋出路或者去做家仆。在几十年的时间内，他们的主要职业就是开洗衣店。中国餐馆是另一项就业渠道。这些餐馆大都坐落 在华人社区或唐人街，竭力让人感到不是在与白人竞争。甚至晚至1920年，在美国有一半以上受雇的华人或在洗衣店或在餐馆干活。洗衣店的数量远远超过餐馆 数量，因为洗衣店不需要很多的本钱，也不要懂多少英语就能开张。尽管被严厉地限制在这两项职业里，华人还是借此而获得了成功。华人的手工洗衣店成为美国的 一项不可或缺的行当。中国餐馆供应的食品也是如此，炒杂碎、炒面、炒饭，虽然样样都不是地道的中国菜，但却成了美国人喜爱的佳肴。除此之外，唐人街还开了 华人食品杂货铺，提供各种符合华人胃口的食品。 即便是在他们狭小的圈子里，华人仍然继续遭受法律的骚扰。华人开办的或按中国方式经营的企 业，被课以特别税和附加费。例如，在19世纪的旧金山，对那些不用轻便马车将洗好的衣服送还顾客的洗衣店所征收的执照费，就要比一般的高得多，而且，中国 人用扁担挑着篮子送衣服的方式，也被认定是犯规行为。 面对无处不在的歧视，中国人的反应是退避三舍，尽量不惹人注目，和身处隔离区或篱笆墙之内的 欧洲犹太人很相似。唐人街发展了自己的社会组织，并推举出头目来处理自身的内部事务，除非万不得已，决不求助于当地的美国机构。这种情形在亚洲和其他地区 的华侨中间也是普遍存在的。在美国，华人首领故意避开法庭和政治舞台。这样做之所以可行，部分是因为美国的华人都住在自成一体的社区内，大家都来自中国某 个省的同一地区。在这些飞地上，他们原原本本地保持着中国的传统文化价值，而这一套在中国本土却已在瓦解。 美国唐人街的首领，其权力的来 源不是政治威望，而是他们的财富和有门路借用武力。当时美国社会给华人提供的经济机会很少，社会机会更加谈不上，在这种情况下，控制民间团体的华人老板要 想清洗政治上的激进分子或闹工潮的人，办法很简单，只要不给他们工作或信贷，就足以使他们走投无路。华人内部组织可以决定何人可在何地工作，何人可在何处 开办企业，以及通过什么办法来筹集资金，等等。 经济和社会压力有武力做后盾。存在于中国和其他海外华人社区的秘密社团，或堂，也存在于美国的各唐 人街。19世纪，秘密社团的杀手用斧头作武器去行凶，于是美国英文里出现了"斧手"一词。这个词现可指代进行各种罪恶活动的人。但秘密社团的斧头，渐渐演 变为左轮手枪和机关枪，这也可算是被美国社会同化的一部分吧。 各个堂具有划定的妓院、赌博和吸鸦片的势力范围，早期唐人街的大多数居民无 家可归，身边也没有女人，所以赌嫖和吸食鸦片在他们中间十分盛行。各堂之间不时爆发零星的暴力冲突。19世纪唐人街爆发的"堂战"，尤其血腥。进入20世 纪后，堂战仍不时打响，一直延续到1931年。尽管发生过轰动报界的耸人听闻的堂战，但大多数美籍华人素来是文静而平和的。 社会状况 也 许早期中国移民的最大悲剧，就是这个如此之委身于家庭的民族，被剥夺了在美组成家庭的可能性。1882年，美国单方面地降低中国人移美的数量，结果造成华 人两性比例失调，其程度之严重，超过任何别的种族。1860年，在美华人的男女比例约为20:1，到1890年更上升到27:1。晚至1930年，这个比 例仍为4:1。很明显，在这种情况下，许多早期的华人无从繁衍后代。这意味着，华人作为一个种族群体，融入美国文化的时间被耽误了。在美国出生的第二代华 人几乎就没有，大多数华人直到1940年仍然不是在美国出生的，所以无从通过学校来学习英语和美国习俗，更谈不上像其他种族那样有第二代孩子来帮助其父母 去适应美国文化了。华人男子常被困在美国，既不能过正常的家庭生活，又因为贫困而不能返回祖国。在一个既不为人所需而他们自己也不想呆下去的国度里，数以 千计本来就没有打算终生留居美国的华人，孤独地度过了他们的一生。 犹如在中国一样，家族在美国的华人中势力很强大。家族的首领既有经济势 力又有社会影响。一个华裔商人通常掌握着一个家族的领导权，在商店附近为其族人提供住宿，给他们以接济、关照和庇护，也帮他们打开门路。因为在美国华人数 目比较少，一些家族就联合起来成为一个大家族。家族保守生意上的秘密，并限制新商店、洗衣店和餐馆的开办。不同的家族统治着不同城市的唐人街。 除 了家族之外，还出现了各种各样的互助组织。这些组织起到就业介绍所、轮流借贷协会、调解机构和社会团体的作用。因为这种互助组织有多项功能。所以它能赢得 华人的尊重或认可。没有这种组织，这些流落他乡异国的苦命人就将失去许多必需的服务和享受。各种华人互助组织最后终于合并为华人慈善总会，一般称作"六公 司"，形成唐人街的统一声音，并为在美国的所有华人说话。 来自家族、六公司和堂(既独立又能管教本堂成员不违反其他华人组织的规矩)的道德、经济和政治压力，使美国的唐人街成为高度自我封闭的社区。 在 19世纪最后的25年里，唐人街不仅对华人，而且对那些醉心于嫖娼、赌博和吸毒的白人来说，都是罪恶的渊薮。华人把鸦片引进美国。经常光顾唐人街红灯区的 白人，都是些流氓和恶棍。唐人街帮派的暴力行为本来就随时可能爆发，这批白人歹徒再来，就进一步加剧了那里的危险性。当时，唐人街那种破旧不堪、藏垢纳污 和暴力横行的状况，恰好被反华分子用来作为限制华人入境的口实，尽管在实际上，造成这种状况的主要原因，正是当时实施的排斥华人移民的政策。 华裔移民的后代 随 着岁月的推移，为数不多的美籍华人女性生养了第二代。这第二代人数量仍然有限，他们长大后稍微缓解了华人两性比例严重失调的状况。但从那时直到第二次世界 大战结束，这种男多女少的状况一直没有根本改观。还有一批数目不详的中国女子被偷运到美国(其中一些人明显是作为妓女贩来的)，混杂在一大批于排华时期被 偷运到美国的无数华人当中。大家部知道，许多唐人街居民直到1960年还有意躲避人口普查员，害怕其非法移民的身份被发现，一些华人富商千方百计不让他们 的妻子抛头露面，更不准许她们和华人男子接触。结婚的华人男子所占比例甚小。本世纪初在纽约，华人男子结婚的本来就很少，且过半数是与异族联姻的"只有在 此后的几十年里，由于华人妇女逐渐增多，这个比例才有所降低。随着结婚华人男子数量的增加，和异族通婚的比例在1920年代和1930年代逐步降到1/4 左右。娶来的异族女性大多是白人。 虽然大多数华人男子只身独居，但他们实际上并非是光棍汉。1910年，生活在美国的华人男子已婚的超过单身的，是大多数人的妻子不在美国罢了。 尽 管嫖妓、吸鸦片、赌博在唐人街盛行，华人男子也还是给撇在中国的老家寄回了可观的汇款。由于大多数美籍华人来自中国一个省的特定地区，从美国寄回来的汇款 就集中到这个地方。这个地方就是台山，台山因而成了中国最富裕的地区之一。该地铺起了马路，安装了电灯。这里的教育设施，直到20世纪中期中国共产党政府 接管时，一直是广东省最好的。这些学校就是用美籍华人汇来的钱修建和维持的。台山民政项目的资金也是从美籍华人那儿募集来的，洗衣店老板、餐馆工人和其他 人士都掏过腰包。按照美国标准，这些人仍处在贫困之中，但按中国标准，他们己经很富裕了。从1938年 到1947年，每年从美国寄往中国的汇款平均达700万美元。 随着滞留在唐人街的华人旅侨年事渐高而去世，另有一些较为幸运的人筹集了足 够的钱而返回祖国，他们的亚文化也就逐步瓦解了。由于这些落魄者人数的减少，唐人街的犯罪率开始下降。从1900年到1927年，在美国被逮捕的华人，有 2/3所犯下的是与旅侨密切相关的三种罪行，即嫖妓、吸毒和赌博。1950年代末和1960年代初，在肯塔基州莱克星顿吸毒治疗中心接受治疗的华人，有 70%出生在中国，90%以上的人在美国的洗衣店和餐馆里干活，60%的人年过五十。同期旧金山华人的自杀率，是全国平均数的3倍，死者几乎全部都是出生 在中国的华人。这只不过是美国法律和歧视行为导致华人付出悲惨代价的一部分而已，这些法律和歧视行为使第一代华人几乎没有任何办法在美发财致富，又无从回 到中国去和亲人团聚。 年对移民法进行了修改，允许少量仍在太平洋彼岸的织女来美和她们的丈夫团圆。1943年，美国撤消了 1882年的《排华法案》;1945年，新通过的立法允许数量有限的中国移民来美，这些措施减轻了性别比例的不平衡状况，使得这个注重家庭的民族能过上比 较正常的家庭生活。大多数新来的移民是女子"这些女子又多处在适婚的年龄。短短几年，8，000多名华人男子把妻子接来美国。其中一些人经历了几十年的分 离之后而重新团聚，时常相对无语，未料此生还能见面。许多男子回中国结婚，按照传统的方式，请媒人说亲。甚至这个时期在美国结婚的华人，由父母或媒人选择 对象的也占了很大的比例，当然均在不同程度上征得双方的同意。 经济状况 尽管早期美 籍华人的就业机会十分有限，唐人街仍能照顾自己同胞中的贫困者。甚至像1906年旧金山大地震和1930年代的大萧条这样一些浩劫，都没能追使华人向公共 救济伸手救援。虽然1906年强烈地震之后的大火烧毁了唐人街，造成许多人无家可归，但旧金山华人得到的接济远远低于按人数应得的份额，而申请公共援助的 人甚至更少。该地的华人社区组织从其他城市的华人那里筹集资金给受灾户提供救济，使其重建家园。 甚至在本世纪30年代初，当大萧条达到 顶峰时，也极少有华人接受联邦政府的失业救济。1933年，芝加哥的白人有10%接受联邦就业救济，华人则只有4%。在纽约，白人接受这种援助的有9%， 华人却只有1%。其他城市的情况也大体相仿。一些华人家庭协会在门厅放一桶米饭，以便挨饿的成员前来自取他本人和家人所需的份量，并在他的情况好转时再自 动送还一份。 世纪华人与白人直接竞争时的那种猖獗的反华情绪，在华人退缩到自己的飞地，既不进行竞争也不加以反抗之后，白人不可能永 久地保持其狂热的势头。唐人街此后成了旅游胜地。华人的内部组织谨慎地保持着唐人街的观瞻，尽可能地自己处理其贫困和其他问题，几乎没有再触发过政治抗 议。 个别的华人，特别是那些在美国出生因而属美国公民的年轻一代，被送往高校深造，悄悄地步入一些专门职业。这些开拓者以自身的事例，有 力地回击了美国人普遍存在的那种认为华人是不可同化的异族的世俗偏见，并证明华人应当更大程度地被接纳。华人这种静悄悄的渗入战术，加上美国种族主义普遍 退潮，尤其是反华情绪的低落，致使华裔专业人员的数量有所增加，不管是从相对比例还是从绝对数字来看都是如此。1940年，加利福尼亚州只有3%的美籍华 人是专业人员，而白人则为8%。到1950年，华人的比例翻了一番，增至6%，白人比例增至10%。在其后的10年里，华裔专业人员数字提高3倍，达到 18%，超过了白人为15%这个比数。奇怪的是，夏威夷对华人的敌视程度从不像在美国本土那么严重，但华裔在夏威夷的进步和白人相比，不管从相对或绝对的 角度来看，都要逊色得多。在1900年，华裔和日裔的专业人员比例尚低于黑人，东方人充当家仆的比例也超过黑人的一倍多，由此可见华人后来的进展是何等可 观。 受过高等教育的华人，作为首批打入美国社会的楔子，其数量是很少的。1940年，在25岁以上的华人中，他们所占比例不到2%。但 在这批为数不多的人当中，有80%进入了专门职业，大部分在科研岗位上。在这之后的20年里，随着接受高等教育的华人青年数目的增加——达到所有就业人数 的20%——他们从事的专业领域相对来说一直是稳定的。1960年，半数以上的专业美籍华人在从事科研、财会、工程、制图和高校的教学工作，过半数的大学 教员教授工程或自然科学。 然而大体上来说，华人最初的经济起飞，不是借助于普通美国社会的专门化职业，而是立足于唐人街自身的商业活动。 华人无法获得美国一般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的周转资金，但这并不能阻止华人企业的兴起。一种轮流借贷的"标会"是华南人当中的传统组织，通过它可以筹集资金 用来投资。这种筹资方法本身很简单，每个成员轮流使用所有其他成员投入的会款。其成功的秘诀在于赖帐的人极少。一种强烈的个人和家庭的荣誉感，使得任何成 员都不会拖欠会款，果真某人欠帐，他的家庭将会代付。这种集资办法并非华人所独有。关键在于中国人的价值体系——特别是家庭的荣誉感——使这种办法行得 通，而赖帐则将毁坏整个计划。直到1950年代，"标会"始终是唐人街集资的主要手段。 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劳力短缺，这为华人，也正像为其 他种族和妇女一样，提供了许多新的工作机会。许多华人抛弃了唐人街的传统行当，转而投身于这些新的工作。勤奋的工作习惯和无需老板监督，这是第一代来美华 工的特点。歧视性的障碍一旦拆除，这些品质就成了劳工市场上起决定作用的有利条件。到1960年，华人从事专业工作和经商的，己经超过了从事体力劳动的人 数。1959年，美籍华人的平均收入超过了其他美国人。 随着这种明显的经济地位的上升，美籍华人的居住地开始分散开来。大多数美籍华人 己不再住在唐人街，唐人街的居民只是那些早期移民当中因无法返回祖国而被困在美国的上了年纪的老华侨，以及那些重蹈早期华人贫困经历的新一代华人难民。这 些难民在中国餐馆或轻工业部门干活，工时长，工资低。上了年纪的老华侨和新来的难民的存在，突出了下述两个矛盾的事实:一是尽管美籍华人作为一个整体。工 资高于全国平均数，但是唐人街低收入的华人却特别多;二是尽管美籍华人作为一个擎体，所受教育的水平(和质量)高于一般，但美籍华人当中的文盲比例却远远 高于全国平均数(是黑人的好几倍)。 社会状况 和其他种族不同，美国的华人人口在过去 几十年来呈下降趋势。1890 年，美国有107,000 名华人，而1920 年却只有61,000 名。华人有的去世了，有的离境了，然而却很少有人来替补他们。但人口下降的趋势最终扭转了过来，因为妇女的比例增长了，越来越多的华人孩子在美国出生。 1930年，美籍华人的数目增长到75,000 人，到1950 年，甚至高于1890年华人人口高峰期的107,000 人。 世 纪末和20世纪初那种破烂而肮脏的唐人街，随着美籍华人人口组成的变化而开始旧貌换新颜。老华侨上了年岁。有的已经逝世，有的返回中国，从而使唐人街的妓 院、赌场和鸦片窝无人光顾。唐人街餐馆的开张私旅游业的兴起，使华人感到有必要压制暴力和清除污秽，因为这些现象会降低华人社区对游客的吸引力。除此之 外，缓慢但稳步增多的家庭数目，又形成了一股新成分，他们反对唐人街的犯罪和暴力。这股新成分虽然人数不多，但队伍却在日益壮大。 本世纪 最初的几十年里，唐人街内部的权力平衡，不利于作恶多端的堂。"六公司"责令其成员商家拒绝再向堂支付保护费。唐人街的居民开始和警察合作，追捕和起诉犯 罪分子以及那些长期包庇堂的腐败警察。这都是先前闻所未闻的。无法加以根除的有伤风化的活动(赌博已是广东人根深蒂固的陋俗)则被迫转入地下。在那些想吸 引观光客的华商的压力下，仍在营业的赌窝被限制在游客的视野之外，也不准对华人社区之外的陌生人开放。 华人领袖发起了唐人街的重建工作，他们用现今唐人街典型的宝塔型建筑来装饰自己的地带。面貌一新的唐人街，旅游业兴旺发达。华人的节庆和游行，受到警察的保护，并成为招揽大批非华人看客的市政项目。 风化不再有利可图，而新兴的旅游业则如摇钱树，于是许多堂放弃了犯罪勾当，转而开办为新兴的旅游业服务的餐馆和商店。许多还摈弃了"堂"的名称，改称为各种"商会"。 尽 管巧妙的有组织的犯罪活动仍存在于唐人街，一般的美籍华人还是非常守法的，这和美籍意大利人的情况相似。因此，唐人街有组织犯罪的减少，意味着那里的犯罪 发案率普遍有所降低。1946年所进行的一项调查表明，纽约唐人街在8年多的时期里，只有一人因酗酒被捕，因谋杀或其他重大罪行而被逮捕的连一个人也没 有。 出生在美国的新一代华人子女，遇到了其他移民后代同样的语言障碍，有时他们到完全隔离的学校去上学(如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旧金 山)，或就读于华人集居区那些华人子女占学生绝大多数的学校。在清一色的华人子弟学校或跟其他种族混杂的学校里，华人子女都学得同样出色。对华人的一些早 期研究表明，他们的智商低于全国平均数。但到1930年代，华裔少年的智商就相当于或高于全国平均数了，而且后来一直如此。纽约唐人街的老师对华裔学生的 评价是，和白人学生相比，"他们品行好，听老师的话，独立性更强。"'在美国出生的华裔青年自然不会受到排华法案的掣肘。当时，这些法律禁止非美国公民从 事各种职业和行使各种权力。这新一代的美籍华人进入了一个与其父母面临的完全不同的世界，他们具备充分的条件在这个世界里大显身手。 随着 数量可观的第二代美籍华人的出现(尽管迟了一些)，移民种族中常见的代与代之间的紧张关系也开始了。传统上由父母包办的婚姻是在美国生长的后代与家人发生 矛盾的焦点。但是双方的妥协，使家庭成员仍能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按照美国标准，"父母权威"仍然是通例，和其他美国人相比，华人父母在感情上与其子女差距 较大。长期以来，华人青少年犯罪率很低，尽管早期在唐人街充满犯罪行为时，为数不多的华人子弟也曾深深地卷入其中。 美国人对中国的普遍同情，特别是中国遭到日本入侵之后，使得美国人更能接受华人。华人被视为一个文静而有秩序的种族，居住在一个不发生问题的社区里，或至少其问题难得引起外界注意的社区里。 在 中国文化中，妇女的作用历来都是从属的，至少对外是如此。但是，即便是在中国本土，中国男子也博得了世界上最怕老婆的名声。在美籍华人当中，单是男女比例 失调这个现状就足以使女人易于占上风。尽管华人丈夫对外是一家之主，但是妻子决定家中大事的现象很普遍而且不限于家务事。 虽然传统的华人家庭人口较多，而且直到近期的那些在美国的华人家庭也是如此，但是到1970年，每个华人妇女平均只生有两个孩子。在35-44岁的华人妇女中。受教育不到9年的人平均生有3.5个孩子，而那些受过高等教育的妇女，其所生子女则不足3个。 香港华人 共 产党于1949年接管中国之后，来自全国各地的大量难民涌入英国殖民地香港。其中许多人最终辗转来到了美国。美国移民法的不断修改，使得美国的华人人口在 I960年代几乎翻了一番，从237，000人增加到435，000人。新来的华人，不少就在大多数美籍华人己经或正在离开的唐人街定居下来。1960 年，在旧金山的全美最大的华人社区，每平方英里的人口密度是该市平均密度的3倍，3年后又增至6倍。纽约、洛杉矾、波士顿和芝加哥的华人人口，在本世纪 60年代均增加一倍以上。"每年大约有20，000多名中国人从香港和台湾合法地进入美国，而且据估计，每年还有同样数目的华人非法入境。 这 批新移民与老移民大不相同。传统的华人社区是由来自中国一个特定的地区性文化的人们所组成的，这种文化纵然在中国已被改变，但它在美国却被精心地保留下 来。唐人街不仅有牢固的核心家庭，而且有诸如家族、堂和"六公司"这样一些盘根错节的社区组织。香港华民不属该文化的一部分，他们既不会说也听不懂流行于 美国唐人街的台山方言。但他们也不会讲英语，因而也不易打入美国社会。虽然都是从香港来到美国，但他们在中国的祖籍是备不相同的。 几十年 来，因为大多数美籍华人来自同一个省的同一个地区，所以他们得以免遭中国地方主义之苦。现在，他们也开始像来自地方主义与中国同样盛行的国家即意大利的移 民那样，受到内部分裂的困扰。那些在美国已站住脚根的华人，对新移民和他们的诸多间题，感到恼火，不仅抱怨他们直接造成的问题，而且觉得这些新移民给整个 美籍华人带来了羞辱，连累了自己 香港华人不仅来自中国的不同地区，而且在香港已经部分地西方化了。传统的中国价值观和约束力——特别是 家庭——在他们中间己经不像在美籍华人中那样强大有力。来自香港华人家庭的青年人和来自传统美籍华人家庭的青年人，二者之间的差异尤为显著。传统的华人青 年忙于学校功课，有时公立学校放学后，还得上华人学校补习，或者到自家开的商店帮忙。在美国化的进程申，尽管代与代之间难兔会发生冲突，但传统的美籍华人 青年很少会惹上警察或法官，而新来的香港华人青年，在学校里和马路上，却常常捅娄子。他们瞧不起中国餐馆和商店为没有专长的人提供的"低下"工作，于是就 在街头闲荡，参与帮派流氓活动。 于是，在全美各大商埠的唐人街，从纽约到檀香山，犯罪和暴力显著地增多。香港华人青少年帮派分子侮辱和骚 扰唐人街的经济所赖以生存的游客。他们还参与毁坏他人财物、暴力行为以及敲诈、偷窃、恐怖和谋杀等犯罪活动。"'正如其他种族的青少年帮派成员一样，他 们"穿着花里胡哨的衣服，在唐人街招摇过市"。帮派之间爆发格斗时，常有双方成员陈尸街头。1973年，纽约的唐人街发生了约200百起青少年帮派谋杀 案，这在上一代华人中是从没听说过的。"在旧金山的唐人街，仅一个青少年帮会就有400名成员。一些华人青少年帮派还在各个城市设有分支。 香港华人中的成年人很勤劳，并承受着巨大的压力。作为没专长，未适应美国文化和非法的新近入境者，他们拼命干活，工资却很低，住在十分拥挤而又破败不堪的房子里，屋里 到处都是老鼠和蟑螂。一些人为了能够移民美国，当初曾用大笔金钱贿赂香港官员，或花钱买通走私者把他们偷渡到美国，所以现在只好勒紧裤带还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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