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文明史-世界文明史-5

参考书目：王加丰：《扩张体制与世界市场的开辟――地理大发现新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张至善编译：《哥伦布首航美洲――历史文献与现代研究》，商务印书馆，1994年。郝名玮、徐世澄著：《拉丁美洲文明》，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G.V. Scammell, The First Imperial Age: European Overseas Expansion, c. 1400-1715, London, 1989.J. H. Parry, The Age of Reconnaissance：Discovery, Exploration, and Settlement, 1450-1650, New York, 1963.第十四章　欧洲的危机和光明--------------------------------------------------------------------------------　 17世纪是欧洲近代文明进一步成型的时期，同时欧洲也遭遇到一系列严重的政治、社会和经济危机。在17世纪40年代，西欧三个主要的君主制国家的君主都受到国内动乱的冲击，这一时期战争频仍，战争的宗教意义中掺入了政治争霸因素和经济的因素，随后出现了欧洲最早的商业战争，人祸加之天灾，带来了饥荒，发生了大规模的瘟疫，人口增长减慢，在德意志地区甚至出现人口下降的趋势，工业产量也一度放慢了增长速度，贫穷带来社会的不安。然而，在这样的气氛中，欧洲仍然在近代化的道路上迈进，虽然经济问题已经引起当时统治者越来越多的关心，但当时他们着眼的重点还是在政治方面，建立领土完整的主权国家努力在许多国家最终划上了句号，在政治制度的建设上，有些国家巩固了绝对专制君主制度，如法国，有些则通过资产阶级革命建立了君主立宪的近代政体，如英国。在我们今天看来格外重要的是，17世纪同样是科学知识大大增长的时期，出现了许多科学发现和发明，这是一个科学革命的时代。随着科学精神的不断发扬，一种新的理性思潮开始在欧洲出现，在18世纪终于进入启蒙思想的时代，新思想冲击着欧洲的旧秩序，也给欧洲文明注入了新的内容，使欧洲文明闪耀着新的思想光辉。同一时代，不同的政治选择民族国家确立以后，各国面临的问题是国家内部权力的分配问题。国家的主权应该属于谁？在法国，经过一些法律专家对古代罗马法的研究，逐渐完善了君主主权的思想，这种思想在17世纪将法国推上建立绝对专制君主制的道路，并且成为大多数欧洲国家的样板。1598年法国宗教战争结束后，法国进行秩序的重建，并寻求建立君主主权，使君主专制制度最终在法国得以确立。在宗教战争期间，其实是王权势力衰退的时期，国王软弱，大贵族专横，工商业遭内战打击，农民也受散兵游勇的骚扰。老百姓渴望和平和安全，但又对国王加重税收、侵害地方权益抱有戒心。不过，有一种观点却开始流行，并开始深入人心，这种观点认为，加强王权和加强中央行政机构的建设有利于国力的强盛，有利于秩序稳定。当时的一些政治思想家将这种观点理论化，其中最为重要的是让·博丹（Jean Bodin）。他在1576年出版了他的政治理论著作《共和六论》（La République），从中他提出了君主主权的理论。他认为，在秩序井然的国家里，最高权力，即主权总是寓于国家的某个组成中，而最值得提倡的就是将主权交给君主（国王）。他将主权定义为"不经全体人民同意就可颁布法律或取消法律的权力"。博丹并不认为这种权力就是专制，他认为君主仍然得服从上帝和自然之法，不过君主主权不应受到任何人间机构的限止，它必须是行之有效和"绝对"的。他还认为主权是不容分割的。无论是最高法院，还是三级会议都不能否决和修改主权掌握者的决定。这类理论逐渐在法国流行，成为君主加强自己权力的理论工具。恢复王权和实现国家繁荣的第一步从亨利四世脚下迈出。亨利四世作为波旁王朝第一位国王是深得民心的，人们往往称道他勇敢、宽容、机智幽默、精力过人。然而他却大量时间化在打猎和追求女人上，如果他没有一位精明能干的首相，可能也就一事无成。这位能干的首相名叫苏利（Sully），是一位胡格诺派，他对经济问题非常敏感，并且对腐败现象深恶痛绝。任内，一方面防止过度的战争开支，另一方面改善税收制度。法国的税收制度效率不高、充满腐败、而且设置不公。主要的税收通过税收承包人来征收的，税收承包人往往通过多征少交来中饱私囊。贵族和教士们免除主要的税收，所以税收的重担全部落到农民头上。苏利不可能改变税收不公的问题，但他着重清理税收承包人，将欺上瞒下的承包人解聘，由此一定程度提高了税收的效率。其时由于风调雨顺和没有战争，工商业得到恢复和发展，农业也获得较好的收成，特别是关税量明显增加，由此政府收入大增。当亨利四世在1610年被狂热的天主教徒暗杀之时，国库有了可观的结余。此时的王权已经非常稳固。虽然在亨利四世死后，法国王室一时遇到困难，天主教国家西班牙与法国的胡格诺派结成奇怪的联盟希望插手法国事务，但法国国王的权力却仍得到全民的尊重。1614年，法国再次召开三级会议，但这次会议并未对国王权力提出挑战，会议更多地表现为三个等级之间的争斗。最后会议通过的决议宣布："国王是法国最高统治者，持有来自上帝的王冠。"此后，法国三级会议停开了170多年，直到法国大革命前夕才恢复。这种情况表明，法国的绝对专制君主制真正确立。在亨利四世后，继任法国王位的是亨利四世之子、年仅9岁的路易十三，由太后美第奇家族的玛丽摄政。路易十三成年后开始驱逐太后的势力，这时他极需能干的大臣辅助，一位精明强悍的年轻主教进入他的眼帘。这位主教就是后来赫赫有名的黎世留。黎世留起先在促成国王和太后和解上有功而得到路易十三的赏识。1622年，他得到了枢机大主教的职位。1624年担任首相。从1624年起直到1642年去世，他一直是法国的实际统治者。他将"使国王崇高"作为自己政治的最高目标，在他一手经营下，法国的绝对专制君主制得到进一步的强化。黎世留治理的道路并不平坦，宫廷之中到处有对手和反对他的阴谋，可谓暗流汹涌，荆棘丛生。他曾险遭暗杀，曾遭宫廷贵族谗言，曾遭贵族起兵反抗。好在黎世留得到国王的信任和支持。在国王的支持下，黎世留致力于加强国王的国内权威。黎世留从1626年起取消了陆军统治，也取消了海军元帅。他自己掌管航海，推动海防建设和海外探险扩张。他还下令撤除王国境内的城堡，发布禁止贵族决斗的赦令，以制服桀骜不驯的贵族。他将地方事务更多地交给派出的国王代表"总督"（intendant ）处理，由此削弱地方贵族把持的省长权力。黎世留对南特赦令批准让胡格诺教徒保留要塞的做法甚为不满，认为这是"国中之国"，他说服路易十三要对这些要塞采取措施。然而，国王还没有任何行动，谣言就已经传开，由此引起了胡格诺教徒的起义。黎世留采取果断措施包围并摧毁了胡格诺教派最重要的据点拉罗歇尔（La Rochelle），最后1629年国王签署阿莱斯（Ales）恩典赦令，解决了与胡格诺的冲突。赦令准许胡格诺教徒保持他们的信仰，但取消了他们保留要塞的权利，由此也宣告胡格诺教派作为政治力量的结束。黎世留于1642年去世，接任他职位的是他亲自挑选和培养起来的一位意大利红衣主教马扎然（Mazarin）。几个月后，路易十三也在1643年去世，继位国王路易十四年仅五岁，所以由母后奥地利的安娜（Anne d' Autriche）担任摄政。当时主要国家事务还是交由马扎然处理。马扎然有黎世留那样的政治才能，但却缺乏黎世留那样的果敢。比起黎世留来，他更容易妥协。同时他又是一位外国人，因此也缺少黎世留那样的名望。马扎然同时遭到贵族和资产阶级的反对，贵族恨他是因为他想继续剥夺贵族的权利，资产阶级恨他却是由于国家为进行对外战争而征收的高额税收。结果造就了动摇绝对君主制的"福隆德运动"。福隆德（Fronde）运动可直译为"投石党运动"。"投石"原是巴黎街头顽皮孩子玩的游戏，他们向过往的马车投掷土石块，当时这场反马扎然、旨在削弱王权的运动有如这样的游戏。他们的目的并不是要推翻国王和现存的社会秩序，而是通过斗争来维护自己的利益。参加运动的各个集团除了在剪除马扎然这一目标上一致以外，在其余问题上都存在分歧。高等法院的法官们希望主宰政府，特别想通过控制税收来达到自己的目的。贵族想摆脱总督们的控制，重新掌握地方的实权。这些贵族和上层资产阶级不敢动员下层群众，当巴黎筑起街垒时，他们最终还是下令撤除。由于运动各派的分裂和保守态度，到1652年，马扎然瓦解了这场运动，曾经逃离法国的他又回来重掌实权。通过这场运动，法国人形成了一个共识，要避免内战，就必须有一个强大的国王和国家政权。经过这一曲折经历，到路易十四统治时期，法国的君主专制政体发展到它的顶峰。路易十四1661年亲政到1715年77岁时去世，在法国统治了半个多世纪，以致于他只能将王位传给他的孙子。他在任内强化了君主与国家一体的君主主权论，后来被人们归之于他的名言"朕即国家"被认为是"专制主义"的象征，但事实上当时路易十四强调的是，他是国家的化身和代表。更为可信的原话是："讲话的不是我，而是我的国家。" 他在《关于国王职业的思考》中也写道："当我看得到国家时，我为它工作。一个的财富成全另一个的光荣。" 路易十四在强调他个人权威的同时，也加强了官僚机构的建设。日益扩大的王国复杂的行政事务非他一己之力所能胜任的，由此他必须依赖专门的行政官僚来负责专门的事务，行政机构从王家贵族的掌握中转到行政官僚手中，行政部门也出现了专门化和分殊化。许多人认为法国现代国家始于路易十四时代正是在此意义上说的。　路易十四的王宫：凡尔赛宫先前的御前会议依然存在，它成为和政府大臣的工作相辅相成的机构。到路易十四时期，御前会议成为定制。根据1673年的规定，御前会议的职能已十分接近法国现代的"行政法院"(conseil d'etat)。路易十四将御前会议再分为四个专门的会议，专门会议又由若干参事(conseillers)和审查官(maitres des requetes)附助。第一个会议是国务会议(conseil d'etat)，因会议常在二楼国王的居室举行，故人称"高层会议"(conseil d'en hant)。该会议着重处理对外事务和国内机要大事。会议总是由国王主持，参加者仅3、4人，掌玺大臣和负责外交的国务大臣常常出席。会议是保密的，不作会议讨论记录，人们所能知晓的只是会议作出的决定。第二个会议是快件会议(conseil des depeches)，处理国内日常行政事务。它负责阅览各地送来的快件文书，对当前紧迫的问题作出回答，它研究治安条例，对行政程序作出决断，协调各郡的行政统一。会议由国王或掌玺大臣主持，参加者为大臣或若干参事。第三个会议为财政会议( conseil des finances)，负责所有的财政事务，诸如建立年度财政计划，确定征收人头税总额和每个税区的份额，终审裁决财政纷争等。会议参加者包括财政大臣和若干参事。第四个会议为诉讼会议，局限于处理司法问题。会议由掌玺大臣主持，会议组成人员为大臣和所有参事。除了这四个会议外，在1718世纪还出现过一些临时的会议，如意识会议、战争会议、商业会议等。由此，我们可以看到，行政部门已有了若干分工，这样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办事效率。地方上行政上，国王派出的总督更加制度化和普遍化，总督由国王直接任免，主要从御前会议的审查官中挑选，负责执行国王的命令，管理地方司法、治安、财政等方面的工作，加强了国王对地方的控制。国王对国家的统治更加直接、更加集中，也更加有效。这种中央集权式的体制将对法国近代历史的发展产生深刻影响。在路易十四身边最重要的辅臣当数柯尔贝（Colbert）。他是由马扎然推荐给路易十四的，在财政总监（surintendant）福凯（Fouquet）被国王查办后，柯尔贝接掌王国财权，但却不用福凯的官衔。1665年他的官职用了新的名称，称财政总管（controleur general）。以前国王最重要的大臣，往往是掌管司法的掌玺大臣，而此后最重要的大臣成了财政总管。这是法国国家建设的重大转变，它意味着君主制的基础从法理转向经济，转向国家财富的增加。柯尔贝除担任财政总管外，还掌管王国的其他事务，如水和森林、王室事务、营造和工场、海军等。他在任内大力推行重商主义，促进王国的经济建设。英国的政治走了一条与法国完全不同的道路。在法国的黎世留们和马扎然们在为建立绝对君主制努力的时候，英国的领导者却慢慢将政治引向君主立宪的方向。如果说，法国的这些君主主义者的努力是有明确目标和动机的话，那末，英国领导者的行为更多地是一种习惯的推动，一种历史的自然发展。处在欧洲文明边缘的英国在政治发展上一直有它的特殊性，英国人对主权的认识，更多地是把它看作是一种植根于法律之中的权力，而不是个人的权威。在都铎王朝时期（1485－1603），英国也实行类似于欧洲其他国家的君主政体，但在强大的王权下，英国保留了早期议会的传统。都铎王朝的君主们继续利用议会来立法和征税。在长期的发展中，议会内部，特别是在下院内部形成了一种团结的精神，议会逐渐感觉到自己是国家政府的一部分。下院的议员一般代表的是城市商人和乡村小贵族（骑士和乡绅）的利益。几个世纪以来，这些乡村小贵族在人数、财富和政治影响上都在不断增长。由于英国没有法国那样的中央官僚机构，没有中央派往地方的总督，英国地方上基本由这些乡村小贵族控制。在英国也不存在地方上的等级会议和地方特权。在大贵族、中小贵族和富裕资产阶级的界线也不是非常清晰。英国实行严格的长子继承制，这使得贵族们的小儿子经常去从事工商业活动，而工商业者却不断地买地变成乡绅。这就意味着，当王权与议会发生冲突时，议会不太会像法国那样分化为许多阶级的或地区的利益集团，议会容易整合政治力量。都铎王朝发展到伊莉莎白女王时代（1558－1603）达到顶峰，王权强大，经济繁荣，国际地位提高。然而两大问题成为英国政治发展的关键问题，一是宗教问题，一是王权与议会的关系问题。自亨利八世以后，英国与罗马教皇决裂，确立了属于新教阵营的英国国教。但英国的另一些新教徒对这样的改革表示不满，因为英国的国教在很多方面保持了天主教的一些做法，如英国国教仍然设主教，教士们履行他们的工作时仍然穿精致豪华的长袍礼服，教堂中仍然设祭坛等，他们希望清除这些天主教的传统礼仪，以"纯洁"教会，因此他们被称为"清教徒"。清教徒并没有严密的组织，但他们通过共同的主张，以及一致的道德规范，形成了自我认同的派别，并逐渐向议会寻求自己的支持。在伊莉莎白时代，伊莉莎白女王与议会常有矛盾，但她能依靠自己的手腕聪明地处理好。关键的是，来自国外的威胁使得国王和议会两方面都明智地认识到，过分的争吵会削弱国家的力量。再加上伊莉莎白女王也深孚众望，议会无意与女王真正对抗。女王利用议会实现对国家的有效统治，她所想要税收的税收都能在议会通过；她的政策经常受到议会的批评，但她的意志最终能够得到贯彻；议会中的一些清教徒曾企图实行新的宗教改革，她利用最高法庭和星室法庭将他们送入大牢。1603年，伊莉莎白女王去世，死后无嗣，王冠落到苏格兰国王、斯图亚特家族的詹姆士的头上，称詹姆士一世，由此开始斯图亚特王朝的统治。这位貌似聪明并有学者风度的国王，骨子里一心想做专制的君主，他写了一本鼓吹"君权神授"的政论小册子为自己造势。然而，他与议会的关系却迅速恶化。这位长期统治苏格兰的国王在英格兰人的眼中是个外国人，他们怀疑他是否真正了解英国议会的运作。因此他上任后的第一届议会就曾起草一份文件向他解释如何统治英国的方法。议会还坚决反对他所主张的英格兰和苏格兰合并的计划，他与英格兰宿敌西班牙结盟的政策也遭到议会的反对。1625年，詹姆士一世去世后，其子查理一世继位。国王与议会的关系进一步恶化。查理一世傲慢，却优柔寡断，他与他的父亲一样强调君权神授，在得不到议会的支持下，强行向国人举债，如有反抗，就投入监狱。这种做法激化了他与议会的矛盾。1628年，议会向国王提出了《权利请愿书》，重申只有议会才有批准征税的权利，未经议会同意不得任意征税；对任何人没有法律依据和法院判决不得任意逮捕。查理一世为了得到议会的拨款，被迫接受了这份请愿书。但是，国王在吨税（酒类的进口税）和磅税（羊毛的出口税）问题上同议会发生争吵。查理一世提出终身征收这两种税的要求，遭到议会拒绝，国王就在1629年解散了议会，开始长达11年无议会统治时期。在这时期，查理一世和他的宠臣变本加厉推行高压政策和搜括政策，强行税收各种赋税。在宗教问题上，查理一世采取严厉镇压清教徒，坚持推行英国国教，更加突出宗教的礼仪。这一切遭到清教徒们的痛恨。在17世纪30年代，许多清教徒离开英国，前往美洲。但另一些人坚持留在国内，准备抵制国王的政策。议会的议员们也因为国王的专横准备对国王的反击。国内许多律师对国王利用王室的法庭破坏普通法体系，破坏司法独立也甚有怨言。当时国王对反抗势力，往往借助最高法庭和星室法庭进行秘密审判，镇压异己。这些反抗的火种最后被一件发生在苏格兰的宗教事件所引燃。斯图亚特王朝建立后，苏格兰并未并入英国。苏格兰封建贵族势力很大，王权薄弱，专制主义还未形成。苏格兰经过宗教改革，清教的长老会派教会占统治地位（用老长评委全国议会代替政府控制的主教制）。长期以来，詹姆斯一世和查理一世就企图在苏格兰建立专制制度。1637年劳德大主教命令苏格兰老长会派在举行宗教仪式时，使用英国国教会祈祷书，引起苏格兰起义。1639年苏格兰起义军攻入英国北部，引发了英国带有清教色彩的资产阶级革命。面对苏格兰军队的进攻，英王没有军队去抵抗，英国是没有常备军的国家。为了征召军队，就需要金钱。为了筹集足够的钱，国王就离不开议会。在万不得已下，国王决定在1640年4月召开议会，但新议会一开始就批评国王的政策，国王一怒之下将议会解散，这届只存在三周的议会史称"短期议会"。然而，问题仍然得不到解决，查理一世马上又于11月3日被迫召开新的议会。这届由清教徒占优势的议会一直存在到1653年，史称"长期议会"。以清教徒为主的这届议会领导了反对国王的斗争，最终在英国确立了新的政治制度。1642年，议会与国王的斗争最终演变成内战。议会军在一位清教徒乡绅克伦威尔的领导下最终于1646年打败国王的军队，国王也于1647年落到议会的手中，并于1649年1月30日，在白厅前被斩首。1649年5月，英国宣布成立共和国。不过在1658年克伦威尔去世后，斯图亚特王朝一度在1660年复辟，查理二世登上王位。查理二世去世后，1685年，查理一世的弟弟詹姆士二世继位，这位新国王是狂热的天主教徒，一心一意想恢复天主教在英国的统治，于是引起英国大多数人的不安。1688年6月30日，英国议会两党领袖和一个主教徒迫不及待向清教徒、国王的女婿、荷兰的执政官威廉发生邀请书，请他立即到英国来保护他们自由。威廉表示同意，10月19日，威廉和妻子玛丽（詹姆士二世的长女），在大批军舰的护送下，向英国进发，11月5日抵达英国。詹姆士二世见大势已去逃往法国。次年2月，议会宣布威廉和他的妻子为英国国王和英国国后，实行双王统治。行政大权由威廉掌握，称威廉三世，从而结束了斯图亚特复辟的统治。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光荣革命"。接着，重新选举产生的议会于1689年通过了的《权利法案》，法案规定了议会的权利和国王的权限，如未经议会同意，国王不得任意下令废止法律，不得任意征税，不得任意招募军队及维持常备军等，议会必须定期开会，议员的选举不受国王的干涉，议员有自由表达意见的权利。法案也保护普通人的权利，所有臣民都有权利向政府请愿这就意味着，国王仅仅是议会挑选的官员，他也必须服从法律。以后又陆续通过了《兵变法》（1689年）、《宽容法》（1689年）、《三年法》（1694年）、《叛国法》（1696年）和《王位继承法》（1701年）等法案，确定了宗教宽容，限止国王控制军队，议会选举期限，对叛国罪严格限止，确定王位继承顺序等内容，英国由此走上了君主立宪制的政治发展之路。　英国国会审判查理一世欧洲争霸：从战争到经济在欧洲各民族国家确立之后，欧洲各国就进入争霸时代。17世纪初，欧洲各国的国际关系严重恶化，欧洲似乎有可能陷入万劫不复的混乱境地。1618年爆发的战争断断续续延续了30年，史称"三十年战争"。战争一度完全失去控制，军队到处烧杀抢掠。大部分战争发生在德意志地区，由于战争以及战争加剧的饥荒和瘟疫，这一地区损失了三分之一的人口。约有10多个国家卷入到这场欧洲大战中，一时找不到解决战争的办法和出路。引发三十年战争的最初导火线还是宗教问题。德意志地区在宗教改革后，新教与罗马天主教之间的矛盾一直未得到最终的解决，德意志的分裂状态将这一矛盾引入政治层面，信仰新教的王公贵族和邦主与天主教贵族势不两立，许多小邦希望摆脱神圣罗马帝国的框架，争取完全独立。战争也有欧洲大国争霸的原因，法国、丹麦和瑞典等国将战争看作是削弱哈布斯堡王朝统治和神圣罗马帝国势力的好机会。战争从神圣罗马帝国境内的波希米亚王国开始，1618年5月，波希米亚的新教徒举行起义，废黜了天主教国王斐迪南。1619年，斐迪南当选为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因此他对波希米亚新教徒的镇压演变为全帝国境内的事件。1620年虽然皇帝将波希米亚的运动镇压下去，但由此也极大损害了德意志境内新教诸侯的感情，也引起丹麦和瑞典这两个新教国家的愤怒。丹麦首先介入战争，但在数次失败后，答应不再干涉德意志事务。随后，瑞典军队于1630年侵入德意志，作为天主教国家的法国则出于与哈布斯堡王朝争霸的考虑，在背后支持新教的瑞典。当瑞典最后于1634年战败后，法国首相黎世留认识到法国直接介入的时机已经成熟。1635年，他派出一名法国使者到达布鲁塞尔向哈布斯堡家族的西班牙国王宣战，在与荷兰、瑞典和意大利小邦的军队合作下，法军在意大利北部战场和德意志战场相继都取得胜利。到黎世留1642年去世时，法国军队已经取得战争的主动权。继任的法国首相马扎然继续执行黎世留的既定方针，到1648年为止，法国与它的盟国已经取得了一系列战役的胜利，此时大部分的参战国已经筋疲力尽，神圣罗马皇帝同意议和，其他国家也顺水推舟，最终参战各方于1648年签订了威斯特伐利亚和约。威斯特伐利亚和约在西欧历史上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它是欧洲历史上第一个多边的国际和约，它确定了欧洲新的国际秩序，它所带来的后果影响到欧洲几个世纪的发展。首先，该和约确定了新的国界，这一边界的划定有利于法国和瑞典。法国由此获得了阿尔萨斯，瑞典获得了原属德意志的波罗的海和北海沿岸的部分土地。荷兰和瑞士的独立得到承认，由此削弱了哈布斯堡家族。其次，和约加剧了德意志的分裂状态。由霍亨索伦家族统治的北德小邦勃兰登堡获得东波美拉尼亚的大部分地区和马格德堡地区一跃成为帝国内仅次于奥地利的第二大邦。在法国和瑞典的参与下，皇帝与德意志诸侯拟定一部帝国宪法，规定帝国内的选帝侯、诸侯、帝国城市享有完整的主权，实际上这意味着帝国的解体。哈布斯堡家族在西方受挫使他们将关注点逐渐东移，与土耳其的冲突占据越来越重要的地位，最后催生了一个新的沿着多瑙河发展起来的帝国，它以奥地利和匈牙利为中心，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奥匈帝国。第三，三十年战争的结果改变了欧洲霸权，法国成为欧洲新的霸主。在路易十四统治时期，法国的一切似乎都成了欧洲的楷模。不仅法国的将军、法国的军事工程师、法国的外交家是欧洲最出色的，而且法国的建筑师、画家、剧作家、哲学家也被认为是欧洲最出类拔萃的。法国的服装引领欧洲潮流，法语成了外交和政治对话的首选语言，法国宫廷的精致和奢华以及繁复的礼仪成了欧洲其他小朝廷的样板。就如佛罗伦萨曾经成为文艺复兴的中心、西班牙成为天主教反宗教改革的中心一样，17世纪晚期的法国成了欧洲政治、外交和文化的中心。威斯特伐利亚和约是对欧洲前期国际关系混乱的一种回应。和约签订后，国际争端和战争并未得到消除，但在1648年以后，欧洲各国政府和外交家找到了处理国际关系的新的框架，一种新的更为清晰的国际秩序由此建立。欧洲各国争夺霸权的斗争并不完全通过战争赤裸裸地表现出来，到了17世纪，加入了经济因素。欧洲各国君主日益认识到政治权力依赖经济力量。路易十四任用柯尔贝（Colbert）为财政总管（controleur general），其实行使首相之职。以前法国国王最重要的大臣，往往是掌管司法的掌玺大臣，而此后让位给财政总管。这意味着君主制的基础从法理转向经济，转向国家财富的增加。17世纪的欧洲开始流行重商主义的经济理论。根据这种经济理论，世界上的财富有固定的总量，一个国家要在这个总量中占据较多的份额，就必须从别的国家获得一些财富。一个国家越富有，它也就越强大。因此国家政府就必须尽其所能增加本国的财富。财富的多寡是由一个国家所拥有的贵金属决定的，一个国家可以通过本国和海外殖民地矿产的开发获得金和银，另一个获取金银的办法是通过贸易，就是尽量减少它国产品的输入，尽量增加本国产品的出口，这样本国的金银就不会流入国外，而国外的金银就可以流入本国。为此，国家一方面建立贸易壁垒，增加外国商品的进口税，另一方面发展本国的商品生产，满足本国的需要，也可以向海外输出自己独特的产品。当时欧洲国家的主要产业还是农业，然而在农业上，国家在增加本国产品和出口产品上已经不太有作为，因此重商主义者往往将眼光放到工商业。如法国的柯尔贝鼓励制造业的发展，推动手工工场的建立，国家给予手工工场主以各种优待，并出资兴建王家手工工场，并且建立一整套工业法规，保证产品的质量和规模。这些措施使法国成为奢侈品生产中心。中世纪的行会制度越来越不适应大规模产品生产的需要，许多国家曾经想规范行会制度，通过调整行会制度，建立全国统一的生产标准，然而收效甚微。但在新的需要面前，有些新的工业组织形式自发产生。比如工业生产中出现了一些包买制度，包买商购买原料，将原料交给一部分小生产者，分别进行部分生产，最后形成成品。以纺织业为例，包买商买来羊毛交给农民纺成线，包买商再加毛线交给另外的小生产者强成布，然后将布交给另一批小生产者染上色，最后包买商出售成品。这种制度绕开了城市行会的束缚，同时也在农村发现了廉价的劳动力。不过，各国在当时在工业上的努力还非常有限，更多的精力是放在促进贸易上。从1500年到1750年间，欧洲的贸易量大增，许多历史学家把这一时期的经济发展称为"商业革命"。当时在荷兰、英国和法国，商人地位的重要性超过工业家，影响力超过富裕农民，在经济上扮演最主要的角色。为了促进贸易，各国发展海外贸易公司，给予这些公司以某些方面的经营垄断，颁发特许状。这些海外贸易公司采取股份公司的形式，通过发行股票和分红的方式筹集资金，由此使公司拥有巨大的规模和实力，成为当时新的经济组织形式。英国在这方面表现得最为充分。早在1554年，英国就建立莫斯科公司，专营俄国、中亚到波斯的贸易，以后还建立经营波罗的海沿岸贸易的东陆公司、经营地中海东岸贸易的近东公司、经营非洲奴隶和黄金贩运的几内亚公司等，而最为著名的是1600年建立的东印度公司，垄断对印度和远东的商务。为了与英国竞争，荷兰也在1602年建立东印度公司。法国也在1604年建立了法国东印度公司，在印度沿海和其他地区建立了一些商站，形成了与英国在该地区的竞争。在贸易中，殖民地贸易占据非常重要的地位。殖民地往往是原料和贵金属的主要来源，因此各国加强殖民扩张，同时采取有效措施保护殖民地与宗主国的贸易。17世纪中叶，荷兰控制着远洋贸易，其商船吨数占欧洲商船总吨数的四分之三，欧洲各国运送货物，大多租用荷兰船只，荷兰因此素有"海上马车夫"之称。英国深感它的殖民地贸易受到威胁，因此1651年，英国颁布了《航海条例》加强对殖民地贸易的保护。条例规定，只有本国臣民所有的商船才能进入英国和殖民地港口，欧洲商船如要进入英国港口必须具备两项条件，即运载的是英国的商品，配备英国船员。《航海条例》加剧了英国与荷兰的商业摩擦，由此发生了英荷之间的战争，这场1652年爆发的战争打了两年，双方虽以平局结束战争，但战争结果有利英国，英国海上力量得到加强，并于1654年与葡萄牙订立商约，规定葡萄牙在海上贸易中租用英国船只。为了保持贸易平衡和保护本国工业，各国都采取了保护关税的政策。国家通过保护关税政策禁止向国外输出稀有原材料、贵金属和手工业工人，同时通过低关税甚至免关税，鼓励国外原材料进口。英国在17世纪对羊毛、棉花、皮、麻等原料的进口就给予鼓励，法国在路易十四时，也对羊毛、锡、铅等原材料的进口实行奖励措施。各国对外国的工业品则征收高关税，以限止进口。法国就曾提高对英国与荷兰的呢绒关税。英国也曾禁止法国棉布进口，在1692年，甚至规定，一切法国商品必须征收25%的关税。科学革命：近代科学的产生17世纪以前，我们人类对我们周围自然的认识非常有限，许多认识还是错误的，在这方面的知识的增长也非常缓慢，缺乏连续性。然而到了18世纪，欧洲出现了大量的研究成果和新的理论，人类关于这方面的知识增长突然加速。因此，史学家们将17世纪欧洲在知识领域的这种变化称为"科学革命"，在这场科学革命中诞生了近代真正意义上的科学。欧洲人关于宇宙和自然的知识最初来自古希腊和古罗马。亚里士多德、盖伦和托勒密等人是被当作权威对待，他们的结论被当作真理。然而即使在中世纪，也有许多学者并不满足于已有的解释。在13和14世纪，牛津大学和巴黎大学的一些教师，在希腊和阿拉伯科学知识的推动下，开始用数学推导的方式求证一些物理和天文学的问题。15和16世纪，意大利帕多瓦大学开始在医学领域进行新的探索，这些大学孕育了最早的科学种子。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者重新发掘出古典时期的大量手稿，他们发现即使这些古代令人尊敬的大学者，互相之间也有不同的看法和认识。艺术家对人体解剖的研究发现加伦的观察并非完全正确，数学方法的改进也发现托勒密一些解释的谬误。人们还根据自己的观察，发现古代的一些论断并不适合自己所见的情形。因此，处在16世纪的欧洲人开始拷问传统的观点，他们开始自己通过实验的手段进行观察，或用数学手段进行重新推导。新的思维方式建筑在对以前知识的怀疑上，没有经过实验和数学推导的知识都不再相信。当时实验和观察仪器的改进为新的思维方式提供了十分重要的条件，其中如温度计、显微镜和望远镜的发明和改进，有利于实验和观察的进行。还有一个推动科学产生的动力则来自我们今天将之视为反科学的炼丹术和占星术。最早的科学家往往是炼丹术家或占星术家，他们注重实验和观察的方法，许多人还精于数学运算，而这些正是近代科学发展所依赖的重要手段。科学最早的突破发生在16世纪的中叶。1543年这一年欧洲同时出现了两本非常重要的著作，一本是维萨里（Vesalius）的《人体结构论》，一本是哥白尼（Copernicus）的《天体运行论》。就对后人宇宙观和科学观发展的影响来说，后者要大于前者，但就方法论而言，前者表现出更大的科学性。维萨里生于布鲁塞尔，曾在巴黎求学，后在意大利帕多瓦大学任教。对于古罗马医学家盖伦的结论，并不一味地盲从，他通过自己的解剖和观察一一论证，纠正其中的谬误，他的著作因此配以大量的插图，成为医学史上的一座里程碑。后来17世纪医学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取得进展，英国医生哈维（William Harvey）于1628年写了《心血运动论》一书，科学地说明了血液循环的原理和心脏工作的原理。哥白尼的结论惊世骇俗，但这一结论并不是通过科学观察得来的。哥白尼是波兰人，早年在意大利一些大学学习期间获知有些古代罗马学者曾认为地球是在运动的，他发现用这一假设去解释周围的世界更为简单，而根据中世纪的神学教条"自然总是以最简单的方式运行"，他有理由相信这一假设最接近世界的真实。他根据推理向世界公布了他的观点，他认为，宇宙的中心不是地球，而是太阳，地球和其他行星以同心圆的轨道围绕太阳运行。哥白尼的观点在当时并没有引起太大的轰动，因为人们看来这一观点完全是有违常识的，人们的实际体验是，太阳每天在运动而地球却是静止的。如果没有布鲁诺为这样的观点而献身，没有后来刻卜勒和伽利略在科学上的论证，哥白尼的理论也许就淹没在历史的尘埃之中。　哥白尼日心说示意图意大利修士布鲁诺（Giordano Bruno）受哥白尼学说的影响，开始宣传日心说，并且他突破哥白尼认为宇宙是有限的观点，坚持认为宇宙是无限的，宇宙间存在着无数个星体。他的思想被天主教认定为异端，1600年，布鲁诺在罗马的鲜花广场被教会活活烧死，他成了新思想的第一位殉道者。17世纪初年，德国天文学家和数学家刻卜勒（Johannes Kepler）试图用数学的方法证明哥白尼的日心说，并取得了伟大的成就。最初，他发现自己的观察和数学计算都与哥白尼描述的行星运行圆形轨道和匀速运动不符，后来经过不断运算和论证，他发现行星运行的轨道并不是圆形的，而是椭圆的，运动也不是匀速的，这一切在数学上得到了充分的论证。然而，刻卜勒的观点主要得到数学家们的认同，它是普通人看不到和认识不到的。对这种观点作出实验手段补充的是一位意大利数学教授伽利略(Galileo Galilei)。伽利略曾经从一位荷兰眼镜商的书中读到过制作望远镜的方法，依此他亲手制作了一架天文望远镜。用这架望远镜，他可以看到常人看不到的宇宙空间和宇宙现象，他可以看到月球上的高山和低谷，可以看到土星的光环。他还观察到了太阳黑子，证明太阳围着自己的轴心自转。他发现，木星有卫星围着它转，表明不是所有的行星都围着地球转，以此证明了托勒密地心说错误。伽利略将他的发现写成《世界两大体系的对话》一书，于1632年出版。伽利略的著作在欧洲产生了巨大影响，也引起了极大争议。许多人急于想得到一架望远镜，有些人则将这视为魔鬼的把戏；将托勒密学说视为圭臬的学者也拒绝承认这种理论，天主教会更以这种理论违背圣经为由，对伽利略加以迫害。伽利略被召到罗马的宗教裁判所，教会强迫他公开放弃这种理论。作为科学家的伽利略不是革命家，他被迫按照教会的要求签了字，然而他的理论并没有因此而消失。伽利略除了他在天文学上的贡献外，他还在物理学上取得了杰出的成就，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就是他对自由落体运动的正确表述。他纠正了物体下落速度与物体的重量成正比的传统错误，认为在没有空气阻力的情况下，所有物体的下落速度是一样的。据说他曾在比萨斜塔上用两个重量不同的小球作了下落的实验，证明了他的理论。这一发现为近代研究运动中的物体打下了重要的基础。随着这些科学发现逐渐在欧洲传播，实验和数学这两项重要的科学方法越来越被人们接受，有两位科学家为这种科学方法摇旗呐喊，昭示科学世纪的到来。这两位科学家一位是英国人弗兰西斯?培根（Francis Bacon），另一位是法国人笛卡尔（René Descartes）。弗兰西斯?培根于1620年发表了他的代表作《新工具论》，在书里攻击经院哲学所使用的演绎推理的方法，他认为这种方法只能用于人们对已知真理的组织整理，却无助于人们去发现新的真理。他提倡对现象进行直接的观察，通过实验和归纳分析得出原理，从而产生新的知识。他第一次在科学上完备地提出了认识的归纳法。弗兰西斯?培根本人并没有实际进行科学实验，但他提出的方法，他倡导"知识就是力量"的思想，促进了近代科学的发展。1662年建立的英国第一个科学学会――英国皇家学会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弗兰西斯?培根关于建立科学院的主张。笛卡尔这位法国的数学家和哲学家与培根不同之处是他仍然重视演绎法，他认为数学的精确和确定性决定了数学方法是进行推理和发现真理最适合的方法。在1619年，他发现几何学和代数具有一致性，任何方程都可以转化为曲线和图形，而任何规则的曲线也可以转化方程。随后创立了解析几何学。这一重要发现的理论意义是，如果人们能从非常清晰简明的思想出发，对所有的权威和习惯的结论提出全面的怀疑，我们就有可能用非常简单的原理推导和理解整个宇宙。在1637年出版的《方法论》中，笛卡尔强调，所有的思想都应该遵循清晰有序科学推理的原则，所有的一切都应该得到论证，包括我们自身的存在。他的名言就是"吾思故吾在"。笛卡尔还相信科学能够拯救人类，最早对科学表现出极大热情。他这些怀疑过去一切权威结论的观点，他对科学方法的追求，他将数学作为科学的重要语言的主张为后来的科学进步开辟了广阔的视野和道路。然而他想把世界简明化和清晰化的倾向却往往使他陷入到机械论的泥沼之中。他希望将宇宙，甚至包括人体都简化为可以用数学解析的机器，超出了他本人的能力。　牛顿画像经过这些科学铺垫以后，终于涌现出一位划时代的科学巨匠，他就是自称站在巨人肩膀上的英国科学家牛顿（Isaac Newton）。他在1687年发表了伟大的著作《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在这本著作中他将哥白尼、刻卜勒、伽利略等人的科学贡献融为一体，将天体物理和地球物理合二为一，几乎实现了笛卡尔想要建立"宇宙科学"的梦想。哥白尼、刻卜勒和伽利略等人提出并论证了行星围着太阳转的真理，而牛顿则揭示了星球为什么这样运动的问题。他开始假设月球围绕地球转，既不会飞出去，也不会脱离轨道，这种现象的背后，一定是力的作用结果，一定存在力的定律。如果存在力的定律，一定可以通过数学计算来得到。基于这种信念，牛顿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首先通过数学运算论证了万有引力定律，即宇宙万物之间都存在相互间的引力，并建立了系统的力学理论。最后通过自己的观察和实验提出了关于惯性、加速度、作用力和反作用的"运动三定律"。三条定律和万有引力定律构成力学的支柱，也是天文学、机械、建筑等工程学的理论基础。牛顿的成就在当时欧洲产生了巨大影响，英国诗人亚历山大?波普（Alexander Pope）诗赞道：　　　　　"自然和自然法则隐藏黑夜里，　　　　　　上帝说：'让牛顿来吧'，于是一片光明。"牛顿之后，科学之花遍地开放。牛顿与德国科学家莱布尼茨（Leibniz）分别创立了微积分。荷兰科学家列文虎克（Anton van Leeuwenhock）利用前人在16世纪晚期发明的显微镜发现了细菌。同样利用显微镜，英国人胡克（Robert Hook）成为识别出生物细胞的第一人。17世纪晚期，英国科学家波义耳（Robert Boyle）提出微素理论，为近代化学摆脱炼金术的影响奠定了基础，所以人们常把他看作近代化学的开创者。他还物理学方面发明了气体定律。启蒙时代18世纪，欧洲的科学仍在发展着。如法国科学家拉瓦锡（Antoine Lavoisier）通过燃烧理论的研究，确立了氧化理论，并在波义耳理论的基础上进一步明确了化学元素的概念。然而，18世纪真正引领时代精神的是一些哲学家们关于政治和社会的思考，这些思想被称为"启蒙"思想，这些哲学家被称为启蒙思想家，18世纪被人们称为"启蒙时代"。"启蒙"一词原意是来自法语的"光明"（Lumière），它意味着要用新时代的理性和科学的阳光驱除中世纪教会愚昧、无知、迷信和不宽容的黑暗，用自然科学的方法改造人类社会。启蒙思想家相信人类社会也与自然界一样存在着"自然法则"（自然规律），他们用批判的眼光审视现存社会的各种制度，希望通过理性的分析，找到政治制度和社会制度发展的自然法则。他们分析国王们的权力，分析教会的地位，分析教士和贵族的特权，认为现存的制度应该改变，以有利于所有的人，而不能只让少部分人得利。启蒙思想家对改造社会充满信心，他们相信人类的进步。因此，"理性"、"自然"、"幸福"、"进步"和"自由"这些词汇成了启蒙时代的口头禅。这种思想是17世纪自然科学发展和政治变革的必然产物。17世纪科学的胜利得益于科学的方法，科学中采用的数学和实验观察的方法被人们视为认识世界的重要方法，在这种情况下，两种思潮开始盛行，这就是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理性的观念在古希腊和古罗马时期就得到许多哲学家和思想家的推崇，理性被认为是人区别于动物的一种自然属性，17世纪科学的发展表明，理性是值得依赖的。理性的人只要能正确运用他的头脑，他就可以了解世界。于是理性主义开始大行其道。理性主义者在科学领域的胜利鼓舞下，开始探索"自然法则"问题。从斯多葛派哲学家以及古罗马思想家西塞罗那里，"自然法则"被认为是适用于所有人和所有时间的道德行为标准。既然科学方面的"自然法则"能够通过理性而得以认识，人类社会的"自然法则"也能被理性发现。与理性思潮并行的还有经验主义，经验主义尊重人们的感觉和经验，它的前身也可以追溯到古代希腊和中世纪的经院哲学，但其思想若隐若现，很难称为独立的思潮。到了科学的时代，经验主义重新引起人们的重视，培根就是经验主义的鼓吹者。而真正对经验主义作出精确和有影响的论述者应推英国的哲学家洛克（Loke。他认为，我们所有认识都来自经验。初生婴儿的心灵是"白板"（tabula rasa）一块，人通过感觉和经验在这块白板上印上了观念。由此，17世纪经验主义者认为没有先验的思想观点，一切都是后天获得，因此一切迷信和偏见是可以克服的。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在认识论上往往存在着互相排斥的倾向，但它们在提倡科学、反对迷信和偏见，在认识和改造世界的乐观态度上却是一致的，这些思想成了启蒙思想家的理论基础。启蒙思想最早产生于英国，它是科学革命的产物，也是英国17世纪资产阶级革命的产物。面对英国内战，英国的一些思想家开始考虑建立稳定公正的新秩序。托马斯·霍布斯在流亡法国期间写了《利维坦》一书，表达了建立强有力政府的愿望。他是提出社会契约理论的第一人，然而他的社会契约理论是为君主制张目的。他描绘了人在没有政府的状态下的悲惨生活，在这种"自然状态"下，人没有安全保障，人与人之间由于理性的利已本性而互相猜忌提防，人们的生活"孤独、贫困、猥琐、粗野和短命。由于没有权威，也就没有法律、没有社会、没有秩序，有的只是人与人的战争。为了安全，人们最终同意放弃个人保护自己权利，而将这权利交给一位立法者和执法者手中，人们通过契约建立主权，并同意服从这位主权者，条件是他必须能够维持社会秩序。这种思想可以说是左右逢源的，它可以被认为是支持专制君主的，同时也可以认为是为克伦威尔的强权服务，同时君主权力来自社会契约的解释否定了君权神授，隐含着统治者的权力得到被统治者同意的观念，到了后来的社会契约论者那边，就成了质疑专制权力的武器。所以很多著作中都将霍布斯列为早期启蒙思想家的行列。英国思想家洛克就从霍布斯的"社会契约"观点中找到了反对专制主义的武器。洛克（John Locke）采用了霍布斯关于"自然状态"和"社会契约"的思想，但对"自然状态"和"社会契约"的解释却大相径庭。洛克支持1688年的"光荣革命"，在1690年，他发表了他最重要的政治著作《政府二论》。在洛克的学说中，人们在"自然状态"也处在无政府的情形之下，但那里的人们心怀好意，希望和睦相处。在自然状态下，人们拥有一些天赋权利，如生存权、财产权和自由权等。在个人各行其是的情况下，这些权利难以得到保护，于是，人们通过契约建立政府，以保障天赋权利。洛克与霍布斯的不同之处，就在于认定人们在"自然状态"是性善的，而不是极端利已的，"社会契约"的目的不是简单地为了自身的安全，而是为了维护天赋权利。因此，那些侵犯了人们天赋权利的统治者就是侵犯了自然法则，就是违背了社会契约，人民就有权推翻他，并挑选能够保护天赋权利的人来统治。这种观点为英国"光荣革命"提供了思想基础，同时也影响到以后的美国革命和法国革命。然而，英格兰最终并没有成为启蒙运动的中心，如果洛克的思想没有被法国启蒙思想家吸收并发扬光大，也许很可能就付之东流了。倒是英格兰的近邻苏格兰在启蒙运动中成为启蒙思想的重要基地，大卫?休谟（David Hume）和亚当?斯密(Adam Smith)是非常重要的启蒙思想家，爱丁堡在18世纪则是欧洲知识中心之一。然而，最值得大书特书的启蒙运动中心是法国，那里可谓群星闪耀。"启蒙"作为一场运动的起始通常定在法国思想家伏尔泰访问英国之时（1726年至1729年）。伏尔泰（Voltaire）是启蒙运动的中心人物，真名叫弗朗索瓦·马利·阿鲁埃（Fran?ois Marie Arouet,1649－1778），他对英国的访问对他思想发展有很大的影响。伏尔泰在年青时曾因冒犯摄政王和贵族被关入巴士底狱，对法国旧制度的专制有切肤之痛。在英国期间，他阅读了牛顿和洛克等人的著作，亲身感受英国的制度比法国的制度有更多的自由。返回法国后，他出版了《哲学通信》（1737年）和《牛顿哲学原理》（1738年），在这两部著作中，他向他的读者介绍了牛顿的科学方法和主要原理，也介绍了洛克关于人类自然状态和自由权利的学说。伏尔泰最为关心的问题宗教宽容和言论自由，他在给他的一个反对者的信中写道："我不同意你说的每一个字，但是我愿意誓死保卫你说话的权利。"这句话日后成为人们普遍引用以表示思想宽容的经典。伏尔泰在政治观点上主张"开明专制"，他在他著作《路易十四时代》（1751年）中对路易十四多有溢美之词，特别赞美在"太阳王"统治下法国灿烂的文化艺术。虽然与普鲁士的腓特烈大帝的最后相处并不愉快，但伏尔泰也视之为完美的开明统治者。伏尔泰的名言是：与其让一百只耗子来统治，还不如让一头狮子来统治。伏尔泰文风犀利，文笔流畅，逻辑性强且隽永深刻，兴之所至，巧妙地对他痛恶的现象加以嘲笑和挖苦，使人觉得痛快淋漓。在所有伟大的启蒙思想家中，他的作品最易阅读。1778年在他去世时，他是欧洲最受欢迎的作家，也是第一个靠出售自己的作品而致富的作家。伏尔泰孟德斯鸠卢梭法国另一位重要的启蒙思想家是孟德斯鸠（Montesquieu，1689－1755）。他本人是法国南部的一名贵族和庄园主，承继他叔父在波尔多最高法院的议席，他对国王专制权力的反对，多少带有复兴贵族权力和贵族自由的味道，然而他的结论却完全符合资产阶级的利益。他试图用自然科学的方法研究社会，他最早使用了"社会科学"一词。在他的代表性著作《论法的精神》（1748年）中，他认为政府形式与气候和其他自然环境有关，而且探讨了在特定的自然环境中怎样的政府最为合适的问题，他是继古代希腊作家以后第一位认真对待环境与政府关系问题的人，是重要的地理环境决定论者。他和伏尔泰一样，也被洛克的政治理论所吸引，而且非常关注英国的政治制度问题。作为贵族，他反对国王过分的专制权力。在他的解读下，英国政府被描绘成三权分立的政体，即行政权、立法权和司法权的分离和平衡，他认为这样的制度最能够保证政治自由，是最理想和完美的政体。事实上在他写作的年代，英国政府并不存在严格的分权。这种通过误读英国政治制度而产生的分权理论对世界政治的影响极为深远，它首先在美国的立宪者手中得到实现，继而成为西方资产阶级政府政权运作的重要原则。法国启蒙运动中第三位有影响的作家是卢梭（Jean Jacques Rousseau　1712－1778）。他生在日内瓦，出身卑微，后来到巴黎得以成长和发展。他自幼缺少爱抚，十六岁那年逃跑出来，许多时候寄人篱下，过着并不快乐的生活。他后来从事写作，但直到四十岁才出人头地。他在法国或巴黎的社交场合中，总有一种格格不入之感。在思想上，他与同时代的思想家也并不十分合拍，他的思想中充满着许多矛盾。他一方面相信理性，但在更多的时候，他又凭感情冲动作判断和行事，他看重同情给予的温暖，喜爱良心传递的清晰信息，强调感性的真实，因此他又被人们当作浪漫主义的先驱，是现代一切强调非理性和潜意识的流派的一个重要源头；他肯定人类的自然状态，他认为人类最好的品质都是自然的产物，但同时他又认为"自然状态"是一种"高贵的野蛮"环境，在那里缺乏法律和道德；他不同意当时其他启蒙思想家对时代进步的认识，在《论艺术和科学》（1750年）一书中，他论证说：文明是许多邪恶的根源，人类通过艺术和科学的发展失去的要比得到的多，但他又坚信社会通过改良可以产生好人；他不相信教会和教士，却尊重《圣经》，相信有"第一推动力"，肯定好的宗教信仰。尽管如此，卢梭的思想却具有持久的影响力，他的思想对社会改造而言，表现出更大的积极性。他在最重要的著作《社会契约论》（1762年）中，强调政府的建立不是人民与统治者之间的政治契约，而是人民之间的契约。根据这种"社会契约"，所有个人为了对方而彼此放弃自己的天赋自由，把个人的意志合成一个"共同的意志"，最后同意接受这共同的意志的裁决。在这个社会共同体中，少数人自觉接受多数人的意见，没有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的划分，所有的人服从"共同意志"，服从"人民主权"。这是一个真正民主的社会，这种人民主权不需要代表，也不能分割。他的思想成为法国大革命中激进革命者重要的思想武器。不过，当《社会契约论》刚问世时，阅读者并不多，卢梭的名声主要凭借他的其余著作，特别是他的小说《爱弥儿》（1762年）和《新爱洛绮丝》（1760年）。这些小说在一切有文化的社会阶层里，尤其是在妇女中，广为流传。卢梭说服一些法国上层阶级疏远他们自己的生活方式，使他们中的许多人丢掉自己的优越感，这是他对改造社会带来的又一贡献。法国启蒙运动可谓人才济济，除上面三位大家外，还有以狄德罗为首的"百科全书派"。狄德罗（Diderot，1713－1784）出身于小资产阶级家庭，学术渊博。他希望通过编纂一部百科全书将当时人类的全部知识汇集在一起，特别将关于政府和科学的一些新知识包括进去，以此来促进知识的传播。在他主持下，35卷本的《百科全书》费时二十多年（1751－1772）才编辑完成，其中克服了多种困难。为《百科全书》撰写条目的专家有150多位，其中就有伏尔泰、孟德斯鸠、卢梭等启蒙思想家，还有许多各个领域的专家。所以，有时人们也将整个法国启蒙思想家的团体称为"百科全书派"。狄德罗是当时最重视科技发展和经济进步的哲学家，百科全书中占据重要位置的就是介绍当时的科技成就，而且以大量的插图进行说明。百科全书中选择的条目体现了狄德罗的思想取向，许多条目将批评矛头指向教会、指向当时政府，并否定教士和贵族的特权，为此，狄德罗和其他合作编辑者曾锒铛入狱，但它所传播的知识和思想却日益深入人心。法国启蒙运动在欧美产生了巨大的辐射作用。孟德斯鸠的三权分立学说、伏尔泰的宽容和自由的观点、卢梭的人民主权论在欧美各国迅速传播，有力地推动了这些国家的启蒙浪潮。德国启蒙运动受英法启蒙运动的影响，应运而生，但由于德国当时尚处在分裂的状态下，资本主义的发展并不充分，资产阶级力量不足，因此德国启蒙运动缺乏法国那样的勇气，不能够在政治思想领域直接挑战专制势力和教会势力，不敢直接去敲政治自由的大门，启蒙思想的光辉更多地折射到纯粹的哲学领域、文学领域以及音乐和艺术上。在哲学上，康德（1724－1804）是德国重要的启蒙思想家，他呼吁人要独立地运用理性，理性为人所固有的认识能力，同时追求自由，反对任何对人行为的束缚，表露了他的启蒙思想，但他为了调和宗教与理性的矛盾，将理性区分为科学理性和实践理性，从而证明神的永恒性，证明宗教存在的合理性，表现出德国启蒙思想家的两重性。在文学上，德国的启蒙运动表现为"狂飙突进运动"，其代表人物有歌德和席勒等。他们受卢梭的影响，更崇尚感情，要求自由和解放个性，同时强调自己的民族性，这种思潮已经非常接近于后来的浪漫主义。歌德（Johann Wolfgang von Goethe, 1749－1832）的小说《少年维特的烦恼》充分表现了这一运动的浪漫主义情调，而席勒（Friedrich von Schiller 1759-1865）的戏剧《强盗》和《阴谋与爱情》则充满了冷峻、激烈又悲哀的气氛。在俄国，启蒙思想也结出硕果，这就是普希金、拉吉舍夫反对封建农奴制的思想斗争和十二月党人的活动。启蒙思想还越过大西洋，传到北美，富兰克林和杰弗逊成为启蒙思想在北美的杰出代表。后两位思想家直接参与了北美《独立宣言》的起草，是真正将启蒙思想付之实践者。俄罗斯的西化正如我们前面提到的那样，俄罗斯从蒙古人的统治下独立出来以后，在文化走向上偏离西欧的发展。在伊凡四世（史称伊凡雷）统治时期（1533－1584年），俄国建立了非常独特的封建制度。伊凡四世起，俄罗斯大公改称"沙皇"，他将俄罗斯的领土扩张到西伯利亚。伊凡四世生性暴躁，常常因不起眼的理由大肆屠杀城市市民和贵族，甚至一怒之下将自己的儿子杀死，因此有"恐怖的伊凡"（即伊凡雷）之称。为了巩固他的统治，伊凡雷培养了一批新的地主贵族，他将土地给这些地主贵族，换取这些人对沙皇的忠诚并为沙皇提供服务。伊凡雷还下令禁止土地上的农民自由迁徙。在政府进行统计时，将农民与农民耕种的土地一起登记在册。农民失去人身自由而成为农奴。伊凡四世去世后，俄国陷入一段混乱时期，直到1613年。这一年，米哈伊·罗曼诺夫（Michael Romanov）成为新沙皇，开创了统治俄国达300年之久罗曼诺夫王朝（此王朝被俄国十月革命所推翻）。在17世纪中叶，罗曼诺夫王朝又遭遇危机，首先是俄国南部的哥萨克人发动起义，然后一些自称"旧信徒"的宗教异端要求脱离官方的东正教，这两次运动都遭到沙皇的残酷镇压。从17世纪40年代起，俄国的农奴制进一步加强，1649年法典正式确认地主贵族对农奴的永久占有权。就这样俄国的专制君主权力与农奴制并行发展，表现出与西欧不同的发展趋向。然而，17世纪的俄国在国际上仍然是一个贫穷落后的国家。俄国几乎没有工业，农业也非常落后，俄罗斯的唯一出海口是远在北方白海的阿尔汉格尔斯克，出去就进入北冰洋，一年中大部分时间处在冰封状态，而且从那里到西欧的航程也远。俄罗斯周边有几个强国对它虎视眈眈：北方有瑞典，它掌控着波罗的海，还统治着芬兰、波罗的海沿岸地区和北部德意志的部分领土；西方有波兰，时不时地想染指俄罗斯事务，竭力阻挠俄罗斯与西欧的接触联络；南方有奥斯曼帝国，它控制着从黑海到地中海的广袤土地，这个由土耳其人占统治地位的穆斯林帝国到17世纪后半叶，不仅占据了邻近俄国的巴尔干半岛和克里米亚半岛，领土甚至扩展到北非和中东的大部分地区。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1682年，俄国出现了一位新沙皇，他利用自己手中的权力驾驭俄国的国力，使俄国走上向西欧学习的道路，并逐渐崛起成为世界强国。俄罗斯文明也随之逐渐西化，最终成为欧洲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位新沙皇就是彼得一世（Peter I），即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彼得大帝。彼得一世是俄国历史上最有远见的领导人之一，从当时的世界大势着眼，他深刻地认识到俄国的未来是面向西方，要与欧洲国家发生联系，跻身欧洲强国的行列。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最坚实的第一步是要获得通往外部世界的、实用的、常年不冻的出海口。彼得一世首先将眼光投向奥斯曼帝国控制的黑海出海口，希望通过夺取亚述海（Sea of Azov）来打通黑海的通道。经过与土耳其人的两次战争，俄国人攻占了亚述城，但仍然未能控制整个亚述海。彼得一世从此认识到，要彻底打败土耳其人，俄国需要两个条件，一是要得到西欧的支持，二是俄国自身的强大。1697年，彼得为了得到西欧的支持，组织了一个俄国代表团出访西欧，其任务是：建立反对土耳其的同盟，同时学习西方的造船和海军技术以及西方先进的制度，彼得自己也作为普通团员随团而行。这次出访没有完成建立反土联盟的使命，但却使彼得大长了见识，使他产生了在俄国实行改革的想法。在访问过程中，彼得化装成一般的公民，取名"彼得·米哈伊洛夫"，甚至自己在荷兰学习造船。他访问了英国、荷兰、普鲁士和奥地利等国，与当地的科学家、手工工匠和各方面的专家与领袖人物广泛接触，并邀请专家到俄国任职。他还参加了英国议会的会议和王宫组织的化装舞会，参观了学校、医院和造船厂等设施。彼得返回俄国后，他按照法国的模式重组军队，并用欧洲最先进的武器来装备。在建立反土联盟失败后，彼得发现波罗的海沿岸国家在商业和领土方面与北方的瑞典有矛盾，因此他改变方向，将打通出海口的方向转往波罗的海（Baltic Sea）。俄国在1700年至1721年卷入了对瑞典的战争，最后打败了瑞典，获得了大片的土地，同时也结束了瑞典作为欧洲强国的历史。俄国新获得的领土是波罗的海东部沿海靠近芬兰湾的一片土地，俄国由此获得了波罗的海的出海通道。彼得还下决心在这块土地上建一个面向欧洲的"窗口"，这个窗口就是他想作为俄国新首都的全新城市。这座城市在克服了许多困难后最终建成，取名为"圣彼得堡"（St.Peterburg）。俄国建都圣彼得堡取有象征意义，这表明了俄国希望溶入欧洲的愿望，标志俄国推行亲近西方的新政策。彼得堡也是一个港口城市，在此彼得发展起俄国的造船工业，建立了强大的海军。在对外争取出海口的过程中，为了增强俄国的国力，彼得还在国内推行了一系列的改革。有些改革看上去并不重要，但却反映出彼得推进全盘西化的决心。首先他就拿俄国的一些旧风俗开刀，比如一回国，他就要求俄国贵族剪掉他们的大胡子；他还让人将贵族的长袍剪短，鼓励穿西欧服饰；他要求妇女脱离家庭与世隔绝的状态，参与公共生活；他让他身边的谋臣们参加舞会和抽烟；他改革历法，改变9月1日过年（创世日）的俄国传统，以公历1月1日为一年的开端。然而，彼得意义更为深远的改革还是集中在军事、经济和政治上。在军事上，彼得着力创建强大的陆军和海军，推行征兵制以扩大兵源，开办各种军事学校培养贵族军官。发展军事需要国家财力的支撑，为此必须进行经济改革，彼得积极鼓励发展工商业，先后开办了呢绒、丝织、制毛、制帆、皮革、造纸和玻璃等手工工场。为给手工工场解决劳动力，彼得将许多国有农奴编入国家办的手工工场，同时还允许其它的手工工场主不单独转手的条件下购买整村农奴。在西欧，手工工场是与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相联系的，而在俄国，最早的手工工场却与农奴制结合在一起。同时，他鼓励对外贸易，不仅与西方做生意，也鼓励与亚洲进行贸易。为了筹集军费，彼得还进行财政改革，加大税收的力度。在他任内，创立了各种名目的税收，有些税近乎荒唐，如婴儿出生要交税，结婚要交税，蓄胡须要交税，甚至长着黑眼珠和灰眼珠也要交税，不过最大宗的是后来建立的人头税。在政治上，彼得早期的统治具有随意性，他通常针对具体的事务，签发一些敕令，然后组织专门的委员会负责贯彻执行。到他统治后期，他建立了枢密院，枢密院再设立12个院，全面管理国家经济、军事、行政、司法等事务。同时在地方设立行省，设总督管理。彼得建立的政府是高度中央集权式的，贵族对君王俯首帖耳，地方政府服从中央，彼得还设立督察官和总督察长对政府官吏实行秘密监控，俄国的东正教会也完全服从政府。因此，俄国的西化只是体现在一些观念上，在实际的改革中，多少带有东方专制主义的痕迹。彼得另外具有深远影响的改革表现在他对贵族的改造上。他迫使俄国许多世袭贵族为国家服务，他命令贵族的子女到国外留学，而贵族本人和他们的亲属被迫终身为国家的军队、政府和企业服务。同时，彼得还通过让一些有才能的普通人为国家服务而进入到贵族行列中，由此造就了一批新贵族，他分给这些人土地和农奴，并给予他们贵族头衔。为了让这些人忠于沙皇，沙皇允许他们自由处置他们土地上的农奴。因此在建立新贵族的过程中，农奴制又得到进一步加强。此外，彼得还从事了一些文化教育方面的改革，他开办了俄国历史上最早的一些专业学校，创办了俄国历史上第一份报纸《新闻报》，建立了俄国第一座博物馆，还简化了俄文字母。1725年，彼得一世去世后，俄国进入一段政治上不太稳定的时期，彼得的改革成果有可能被葬送。然而，1762年俄国又出现了一位强有力的沙皇，而且还是一位女性，她重新将俄国推上强国之路。这位女沙皇就是历史上实行所谓"开明专制"的叶卡特琳娜二世，她是俄国历史上继彼得一世以后第二个被授予"大帝"称号的沙皇。叶卡特琳娜上台后用启蒙思想家"开明专制"的思想作掩饰，时常也唱一些法律面前平等和三权分立的高调，并鼓励文学和艺术的发展等，但事实上，在她的统治下，俄国的农奴制进一步恶化，她还残酷地镇压了普加乔夫领导的农民起义，迫害俄国本国的启蒙思想家，如拉吉舍夫等。她的"功绩"主要体现在俄国的对外扩张上，在她任内，俄国瓜分了波兰，打败了土耳其，夺得黑海出海口，俄国真正崛起开始成为欧洲强国，俄罗斯帝国由此进入鼎盛时期。文学艺术焕发出新的光芒17世纪和18世纪欧洲文学艺术也经历了自文艺复兴后的又一重大变化，这是欧洲文化的"巴洛克"时代和古典时代，是欧洲文学艺术最具创造性的时代之一。艺术上的所谓"巴洛克"风格萌芽于16世纪晚期，到17世纪中叶达到它的顶峰，18世纪中叶才最后退出历史舞台。"巴洛克" （Baroque）一词原为法语，最早来源于葡萄牙语Barroco，其义为"畸形的珍珠"，后变为泛指一切奇形异状的物品。18世纪晚期一些文艺批评家用这一词概括17世纪和18世纪前半期的艺术风格，主要是带有贬义色彩，指责这一时期的艺术破坏了文艺复兴艺术的肃穆严谨之风，显得怪异突兀。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越来越认识到，这一时期的艺术摆脱了一味模仿古代希腊罗马的风气，开始自己真正有意义的创造，是欧洲文明发展的一座高峰，是真正属于欧洲文明的"古典"作品，它焕发出欧洲文明新的光辉。然而，当我们今天要确切给这一风格下定义时却发现许多困难。实际上这种风格是17世纪各种思潮的汇流，它内部充满着矛盾和强烈的反差。其中有宗教的狂热，也有对世俗情感的追求；有颂扬虔诚轻信，也有强调理智和理性；有表现暴力的一面，也有倡导尊重秩序的一面。从这一时期画家和雕塑家的作品中，我们艺术家们用同样的技巧和热情描绘着休息状态下富有肉感的妇女、战斗中的英雄和处在宗教狂喜中的圣人等互相冲突矛盾的形象。如果硬要给这种风格定一基调，那就是它具有某种张力和冲突感，追求宏伟崇高和戏剧性。人和自然、人与人、人本身的冲突表现得比文艺复兴时期更强烈、更带有英雄气概和更具悲剧色彩。文艺复兴的画家和艺术家们更多地关心人本身，而巴洛克时期的艺术家和作家们关注人与外部环境的关系：人不由自主地受到外部情感的驱使，遭遇人类和超人类敌人的攻击，被超越他们控制力的外部力量所击打。画家们运用强烈的运动感、光线的明暗对比、画面的张力和发散状来冲击人们的感官。贝尔尼尼：《阿波罗与达佛涅》贝尔尼尼：《圣女德莱莎的狂想》这一风格最早出现在罗马，主要表现在建筑、绘画和雕塑上。意大利著名雕塑家贝尔尼尼（Gialilorenzo Belnini,1598－1680）是早期巴罗克艺术的最典型代表。为了表现教会的　威严和崇高，他接受了改造圣彼得教堂的任务，通过圣彼得大教堂长廊的建造，扩大了教堂前的广场。他所负责建造的教堂内青铜华盖（位于教堂两个长廊的十字交叉点，即传说中圣彼得的墓穴之地），用螺旋形圆柱装饰的这座祭坛使人产生这一建筑在旋转和向上升腾的感觉，而这正是巴罗克艺术所要追求的效果。他的杰出作品还有《阿波罗与达佛涅》、《大卫》、《圣女德莱莎的狂想》等。前两个作品都突出了主角的动态，后一个作品则逼真地再现圣女被天使的金箭剌中后那种宗教的狂喜。意大利在绘画方面这一时期的重要人物是卡拉瓦乔（ Caravaggio,1573-1610）。他喜欢通过强烈明暗手法表现人物，通常，整个画面笼罩在幽暗之中，一切人物、景物显现在一束强烈的光柱下，于是具有了舞台照明般的戏剧性效果。代表作有《耶稣下葬》、《圣母之死》、《召唤马太》等。他的这种明暗法，被后来一些画家所模仿，如法国的德拉图尔（Georges de La Tour, 1593-1652）等（《木匠约瑟》）。这一艺术风格很快突破意大利的疆界传播到欧洲各地。佛兰德斯画家鲁本斯（Rubens,1577一1640）成为意大利之外最重要的巴洛克风格的画家之一。他早年游历意大利，受威尼斯画派的影响，鲁本斯擅长运用色彩，因此西方艺术批评家往往将绘画上强调色彩的倾向称为"鲁本斯主义"。鲁本斯的画不仅色彩鲜艳，而且往往表现人物剧烈的运动。人物形象粗壮肉感，仿佛这些人身上有使不完的精力，画面常将运用斜向伸展的对角线和放射线的构图增加画面的张力和动感。主要代表作品有《劫夺吕西普的女儿》、《下十字架》、《阿马宗之战》、《玛丽·美第奇生平组画》、《爱的花园》等。　鲁本斯：《劫夺吕西普的女儿》可以列入巴洛克画家行列的还有荷兰的伦勃朗（Rembrandt,1606-1669）。伦勃朗是17世纪荷兰最杰出的画家，作品中的形象往往并不那么完美，但他所着重刻画的是人内在的精神气质。他也喜欢以昏暗的空间作背景，用舞台灯光式的效果，将明亮的光束投向画中的主要人物和人物的主要部位。他一生创作的作品颇多，其中著名的有：《杜普教授的解剖学课》、《夜巡》、《圣家族》、《入浴的妇人》等等。这一时期著名的西班牙画家是委拉斯开兹。早期的画风受卡拉瓦乔影响，后期在色彩的运用上又得鲁本斯的真传。他的画也讲究明暗对比，但更有层次感，而且具有冷静、客观的写实特征。他画有《卖水的人》、《宫娥》、《镜前的维纳斯》、《火神的锻铁工场》、《教皇英诺森十世》等。法国的巴洛克风格主要表现在建筑和宫廷生活中，不过在路易十四时代，宫廷推崇古典风范，讲究庄重威严的王者气派，对罗马盛行之风表面上并不认同，所以法国人喜欢说路易十四时代是纯粹的古典主义时代，而不愿称"巴洛克"风格。在法国，巴洛克风格的建筑就是凡尔赛宫。凡尔赛宫本来只是路易十三用于游猎的小行宫，路易十四决定将它改造成宏伟豪华的王宫，以满足宫廷生活各方面的要求，同时向欧洲其他国家显示"太阳王"的威严。从1661到1688近30年间，通过不断的建设，凡尔赛宫最终成为欧洲最大的王宫。从外表看，宫殿还是具有文艺复兴时期的古典风格，但它以巨大的体积、更繁复的装饰呈现了巴洛克华丽壮观的风范。宽大且威仪堂堂的楼梯、富丽堂皇的镜厅、一望无际的花园都为了炫耀帝王的伟大。法国的这种以凡尔赛宫为中心的巴罗克风格，影响了古典主义戏剧，并由此造成了一大批具有这种风格的艺术家。其中有高乃依（Corneil）、拉辛（Racine）、莫里哀（Moliere）等。他们的戏剧在很大程度上是为宫廷贵族服务，表现人物内心的感情冲突，如责任和爱情的冲突、理性和感情的冲突等。高乃依的悲剧《熙德》和拉辛的悲剧《安德洛马利》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莫里哀则通过喜剧塑造了一个个鲜活的典型形象，最重要的作品有《伪君子》（也称《达尔杜弗》）、《唐璜》和《吝啬鬼》等。法国的巴洛克之风在路易十四去世后发生了一点变化，它的后期被称为"罗可可"风格。"罗可可"（ROCOCO）这个词来自法国的室内装修与家具制造行业使用的行话。它由装修中流行样式"岩石式"（Rocailles）和"羽毛式"（Caquilles）这两个词前两个音节，再加上巴洛克风格最后一个音的谐音而构成，意味着这是一种带岩石式与羽毛式特征的巴洛克风格，亦即后期巴洛克艺术。这种风格的特点，在外部表现上，纤巧灵秀，华丽奇特，在内涵上，这种风格表现出一种享乐主义的倾向，追求感观上的愉悦。装饰艺术上，喜用轻扬卷曲的花草藤蔓纹样，追求异国风情，突出与众不同的怪异；绘画上追求优美和空蒙，颇有脂粉气和闺房气息。这种风格的室内装饰典型是巴黎苏毕斯宫和香提耶宫等。而代表性的画家有华托、布歇等。华多（1684～1721年）的《舟发西苔岛》、《热尔桑画店》等和布歇（1703～1770年）《沐浴的狄安娜》、《裸女（奥莫尔菲小姐）》等都是这方面代表作。　布歇：《沐浴的狄安娜》17世纪在音乐上的重要创造是歌剧形式的出现和完善。歌剧产生于文艺复兴后期的佛罗伦萨，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一直存在着带歌唱的戏剧，但这与欧洲后来流行的歌剧不同，创造歌剧的是佛罗伦萨一个称为卡美拉塔的团体。在文艺复兴流行的歌唱，全部采用复调音乐，复调音乐用于表现戏剧时，不仅音乐声压倒了歌词，而且因它把所有声部都放在同等的地位上，使人难以理解。大约在十六世纪末，凡尔尼奥伯爵乔瓦尼·巴尔迪在佛罗伦萨他的府邸，集合了一些艺术家，成立了一个旨在反对复调音乐，恢复古希腊音乐剧传统的名为"卡美拉塔"（意为同志）的团体。他们构造并试验一种叫"单声乐曲"的新风格，歌词下面只有一行音符，表演的时候也是由一名歌手在乐器的伴奏下演唱。由此创造出宣叙调的歌唱形式。当音乐家们将宣叙调风格用进一个戏剧作品中时，歌剧也随之诞生了。最早的音乐剧为1597年上演的《达芙尼》，但并正式的演出，而且剧本最后也散失了。现存的最古老的歌剧是《尤丽迪西》，它于1600年9月6日为庆祝亨利四世和玛丽公主的婚礼而在佛罗伦萨隆重公演，它标志着歌剧的正式诞生。到十七世纪末，歌剧先后形成两个最著名的乐派，威尼斯乐派和那波利乐派。威尼斯乐派的最主要代表是蒙特威尔弟（1567-1643），其风格激动，具有强烈的动感和华丽的色彩。那波利派的代表人物和创始者是阿·斯卡拉蒂（1659－1725），他摒弃了威尼斯派浮华的装饰风格，发展了歌剧的抒情作用。到十八世纪初期，那波利歌剧独霸了整个欧洲的乐坛，从维也纳、伦敦、德累斯顿、布拉格到彼得堡都有该派的作曲家，连法国也深受其影响。到十八世纪下半叶，歌剧艺术中最有成就的是喜歌剧，意大利的普契尼（1728－1800）最享盛名，他在风俗性的题材中加进了抒情成分。在十八世纪末．意大利喜歌剧风靡欧洲。在文艺复兴时期，音乐以声乐为主，到十七、十八世纪，器乐发展起来，风琴音乐、古钢琴音乐、器乐合奏被广泛推广和使用，威尼斯派率先尝试器乐合奏，"奏鸣曲"，"交响曲"这种名词便由他们开始使用，小提琴音乐越来越受到重视。在音乐上，德意志民族为欧洲古典音乐作出了杰出的贡献。十七、十八世纪之交，德国人巴赫和亨德尔拓宽了音乐的表现范围。约·塞·巴赫（1685-1750）一生从未走出德国一步，他从意大利和法国的音乐吸取营养，但更多地保持了德国传统。宗教对巴赫影响极大，他的许多作品都带有浓厚的宗教气息，其声乐作品以康塔塔最为丰富，器乐则以钢琴音乐为主。亨德尔（ 1685－1759）虽出生德国，但曾游历了意大利诸国，后定居英国，在此时已声誉极隆。亨德尔创作过数量繁多的歌剧、清唱剧和器乐曲，其中以清唱剧最为重要，题材大半取自《圣经》，他最注意合唱。亨德尔的作品形象丰富，造型鲜明。巴赫的受难乐和亨德尔的弥撒曲是传世之作。在十八世纪下半叶，交响乐和奏鸣曲的发展史上，有两个重要的乐派，一个是德国的曼海姆乐派，他们在体裁上进行了创造性探索，为交响乐和奏鸣曲的主题表现、主题展开，不同乐章之间的对比和联系等方面，作出了贡献。另一个便是毛奥地利的维也纳乐派，其奠基人是海顿和莫扎特。约瑟夫·海顿（1732-1809），号称"交响乐之父"。他确立了古典交响乐的原则。海顿的作品生活气息浓厚，带有强烈的民间音乐色彩，而且善于将意大利民族和东欧斯拉夫民族的风格融入德意志民族的音乐之中，更富有感染力，他一生写了一百余部交响曲。沃尔夫冈·莫扎特（1756一1791）从小便作曲和演奏，素有"神童"的之称。他走遍了欧洲，注意吸收各国音乐营养。尽管他英年早逝，但已为人类留下六百多部作品。他的风格明朗而光辉灿烂，作品结构清晰严谨，他能较好地掌握并满足听众的心理，这种手法使得他的音乐能够面向大众。海顿和莫扎特为古典交响乐奠定了基础，而将古典交响乐推向了峰巅的是贝多芬。法国大革命爆发后，翻天覆地的社会环境为音乐创作开辟了新的天地。贝多芬在大革命的影响下，以他坚强不屈的天性，创作了许多富有英雄性格和充满悲壮情感的作品，激励着千千万万受苦受难的人们。贝多芬也是浪漫主义运动的开辟者。他像一座高耸在十八世纪和十九世纪之交的灯塔，照亮了音乐后来者创作的道路。17世纪和18世纪经历了科学革命和启蒙运动，可以称得上文明历程中最具革命性变化的两个世纪，欧洲文明由此从中世纪完全过渡到了近代和现代。人们关于"上帝"、"人类"和"自然"的思考可以这两个世纪作为分水岭，路德的、罗耀拉的、查理五世和腓力二世的世界仍然带有中世纪的印记，而牛顿和洛克的世界、伏尔泰和卢梭的世界则已经明白无误地属于我们这个时代了。参考书目：易杰雄主编，高九江著：《启蒙推动下的欧洲文明》，华夏出版社2000年。李凤鸣、姚介厚著：《十八世纪法国启蒙运动》，北京出版社1982年。[法] 布罗代尔：《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中译本，第1至3卷，三联书店，1993年。D.H．Pennigton，Europe in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New York,1989.T.Munck, Seventeenth-Century Europe, 1598-1700, London, 1990.G.Treasure, The Making of Modern Europe,1648-1780, London, 1985.P. Dukes, The Making of Russian Absolutism, 1613-1801. London,1990.第十五章　文明的重大转折：革命和火车头--------------------------------------------------------------------------------　欧洲文明经历了17、18世纪的发展后，完成了从中世纪向近代的过渡，并逐渐成为在世界上处于领先地位的文明。文明成果的累积最终在人类跨入19世纪门槛之前催生了两场革命：资产阶级革命和工业革命。这两场革命一直延续到19世纪，决定了人类文明的走向，成为人类文明从传统走向现代的重要转折点。由于这两场革命，人类文明在各个方面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这些变化至今仍影响着世界的现代发展，影响着我们的世界观、价值观和思维方式，影响着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风生水起，革命后浪推前浪资产阶级革命往前可追溯到1640年的英国革命，但这场革命还是局部的、非典型的，它仍然披着宗教斗争的外衣，在它之后百年里，欧洲并未出现后继者，然而，发生在19世纪前夕的另两场革命，却引起了资产阶级革命的连锁反应，在世界各个角落引发了资产阶级革命的风暴。这两场革命，一场是北美的独立战争，一场是法国大革命。18世纪晚期第一场资产阶级革命发生在北美洲英属殖民地上。从17世纪起，英格兰在北美沿大西洋沿岸陆续建立了大小13块殖民地。在重商主义的经济理论影响下，英国将殖民地作为宗主国的原料产地和商品市场，主要为了满足宗主国对财富的追求。从这种政策出发，英国通过许多规定和条例限止殖民地本身工商业的发展。1651年的《航海条例》规定了殖民地的产品只能供应英国。1669年的条例禁止北美殖民地之间的羊毛和毛织品的贸易，以保证英国羊毛产品在殖民地的销路。1732年又禁止一个殖民地出口帽子到另一个殖民地。1750年的制铁条例则规定殖民地只能生产铁锭，而不能制造铁钉、铁板等铁成品，殖民地制造的铁锭也只能运送到英国。这些措施引到殖民地人民的反感，也遭到殖民地人民的抵制。殖民地人民通过走私贸易冲破英国殖民当局的封锁，同时想尽办法逃避英国的税收。由于英国在北美殖民地有漫长的海岸线，这给英国防止走私带来困难，同时由于在北美殖民地，英国也忙于与法国竞争。英国和法国在殖民地上的冲突多少冲淡了英属殖民地居民与宗主国矛盾。在英国在北美沿海建立殖民地之际，法国在北美的北部和西部内陆地区也建立了庞大的殖民地，这块大殖民地称为"新法兰西"。18世纪起，英国在北美的殖民者开始越过阿巴拉契亚山脉，向西寻找新的土地，这就与法国殖民者发生了冲突。18世纪几次英法在欧洲的战争也波及到北美。为了反对法国殖民者与印第安人的联盟，英国殖民地上的居民希望得到英国政府的支持；英国政府也希望依靠殖民地人民来打击法国，因此对殖民地的控制也相对宽松。1756年至1763年，英法七年战争的结果是法国遭到惨败，英国殖民地的范围扩展到密西西比河，法国只剩下路易丝安娜这块殖民地，对英国不再构成威胁。英国为进行战争债台高筑，军费激增。英国当权者认为这是为了保护殖民地居民而付出的代价，应该由殖民地人民来支付，由此在1763年战争结束以后，为了转稼战争负担，英国政府变本加厉地在殖民地增加各种特殊的税收。同时在消除了法国的威胁之后，英国也有能力以更有效的手段来执行先前制定的限止殖民地工商业发展的条例，也敢于用更强硬的手段来镇压北美殖民地人民的反抗。这此措施必然引起了殖民地人民的愤怒和反对。殖民地人民在此过程中也得到了启蒙思想的影响，在工商业发展过程中也壮大了资产阶级的力量，而且随着法国势力的削弱，殖民地对英国的依赖性也减少了。英国的高压政策反而促使了殖民地独立愿望的加强。这一切成为北美殖民地爆发资产阶级革命的重要原因。1764年，英国通过了糖税法，对糖和其他一些输往殖民地的商品征收税收，并颁布新的条例，禁止殖民地发行自己的纸币。1765年，英国议会通过了"印花税法"，对遗嘱、合同、报纸、小册子、日历和扑克等契约和印刷品征收特殊的印花税。这一法案的颁布遭到殖民地人民的强烈抵制，英国当局在1766年被迫中止实行。1767年，英国又颁布《唐森德税法》，提高殖民地进口关税，又遭到殖民地人民的抵制。随着英国当局对走私活动打击力度的增强，殖民地居民与英国当局的关系进一步恶化。殖民地人民认为，由于他们在英国议会中没有代表，英国议会就无权向他们征税。殖民地人民以抵制英货、将英国商人茶叶倾倒到大海里，　抓住征税者，将征税者身上涂上沥青，粘上鸡毛示众等等。英国当局则加紧对这些行为进行惩罚。随着时间推移，殖民地人民日益认识到，只有脱离英国，赢得北美殖民地的独立，才能保障殖民地人民的利益和权利。不过，在要不要独立的问题上，北美的移民并不是完全一致的，大约有三分之一的人强烈反对独立，这些人被称为"保王派"，通常是殖民地上最为富有和有权有势者。另有三分之一的人抱无所谓态度，属于观望者或中立者。只有最后的三分之一，是坚定的主张独立者，他们被称为"爱国者"。他们其中有些人是富人，如华盛顿和汉柯克等，而大部分并不富有。1774年，英国政府接连颁布了五道法令，殖民地人民认为这是"不可容忍的法令"。其中一道法令就是封锁波士顿港，并派军队驻扎在波士顿。于是，爱国者们决定采取行动。1774年秋，除乔治亚外的12个殖民地的代表聚会费城，召开了第一届大陆会议。会议要求殖民地人民能够享受英国公民的所有权利，各殖民地在今后的诉求中给予互相支持，并同意如果英国政府不撤销"不可容忍法令"，第二年还将召开新的大陆会议。英国和北美殖民地的关系迅速恶化。1775年，一队英军从波士顿出发，前往附近去搜查殖民地民兵的武器库，结果引发枪战，北美殖民地独立战争就此爆发。战斗之初，殖民地一方并不占优势。但在战争爆发后，殖民地的独立精神逐渐成为殖民地居民的共识。1775年5月，殖民地代表在费城举行了第二届大陆会议，会议决定建立以华盛　顿为总司令的大陆军，发行自己的纸币。1776年1月，民主派托马斯·潘恩发表了小册子《常识》，号召以武力争取独立，许多读了这本小册子的殖民地居民转到反英独立的行列。1776年7月4日，第二届大陆会议通过了由杰弗逊执笔起草的《独立宣言》。《独立宣言》宣布解除殖民地对英王的隶属关系，标志着美利坚合众国的诞生，后来美国将《独立宣言》发布的这一天作为国庆日。由于受到洛克和卢梭等启蒙思想的影响，《独立宣言》中包含了许多资产阶级的民主和人权理念。它宣布人生而平等，并享有神圣不可侵犯的权利，这些权利包括"生命、自由和追求幸福"。宣言指出，政府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公民创立政府的目的是为了保护他们的天赋权利，没有公民的同意，任何政府都不能存在，如果政府违背了人民的意愿，人民就有权变更它或废除它，重建能够保护人民权利的新政府。这些原则成为资产阶级民主的基石，并奠定了资产阶级的价值观。正是由于《独立宣言》的颁布，使得北美独立战争成为真正的革命战争。　《独立宣言》北美独立战争大多数战役集中在1776年到1781年。1778年，美国和法国签订盟约，由此美国得到英国宿敌法国的军事支援而增强了实力。1781年，华盛顿在法国陆海军的支持下，在约克镇战役中取得了决定性胜利，英军将领康华利（Cornwallis）率军投降。尽管在北美的英军人数仍然超过大陆军，但英国方面已经难以承受战争的巨大开支和人员伤亡。经过两年谈判，1783年，美国和英国签订了《巴黎和约》。美国不仅赢得了独立，而且其疆域远远超出原来的13块殖民地，它的疆界西至密西西比河，北到大湖区，南到弗罗里达北界，领土面积达230多万平方公里。早在1781年，美国各州批准和接受了第二届大陆会议于1777年通过的《邦联条例》。条例试图建立全国性的中央政府，它设立了一院制的国会，每州在国会中拥有一个投票权。国会有宣战媾和以及处理外交事务之权，同时也解决联邦内各州的争端。但当时的国会没有征税之权，也不能制定涉及国与国、州与州的贸易条例。这届国会从1781年延续到1789年，当时美国没有总统，国会的运作也不太有效，主要权力还是在州一级。美国人很快认识到这一体制的局限性。1787年，12州（罗得岛除外）的代表在费城聚会讨论制定了新的宪法。1787年宪法确定了美国的联邦制度，国家权力分割为中央权力和各州的权力。中央政府拥有宣战媾和、签订外交条约、发行货币、组织军队和规范外贸之权，而其他的职权则归于各州和美国人民。1787年美国宪法也是历史上第一次将孟德斯鸠的三权分立原则付之实施的宪法。中央权力归三大部门执掌，行政权归总统，立法权归国会，司法权归联邦法院，每个部门相对独立，互相监督和牵制。新宪法于1788年得到各州批准，第一任总统就是乔治·华盛顿。通过北美独立战争的成果，我们可以看到这场资产阶级革命对于西方文明和人类文明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它第一次用国家《宣言》的形式向全世界昭告了人权的原则和平等自由的观念，在政治文明层面，最先在政府形式中引入共和制度（总统由选举产生），引入三权分立的设置，这些理念和实践为世界其他地区和国家的人民反对专制和反对特权提供了榜样。当然，当时的美国民主依然具有很大的局限性，投票权只局限于拥有一定财产的成年男性，许多无产者、妇女和南方黑人奴隶却被排除在国家政治之外，没有任何政治权利，许多自由权利也只停留在原则上，这些权利的获得还有许多路要走。不过，这已经开了个好头，随后法国革命跟进，在世界上掀起了更大的革命风暴。到了18世纪晚期，法国长期的经济繁荣遭到一连串农业歉收的损害，经济发展进入一种不确定期。这段不确定时期在1788年严重歉收时达到顶峰。最显著的结果是谷物价格接连数月迅速陡涨。城市工人的工资跟不上生活必需品价格的上涨，生活水平下降；因此制造业的需求下跌，危机的影响于是扩展到工业。工业生产在1787与1789年间可能下跌一半，雇主以削减工资或解雇来节缩劳力成本。这种繁荣后的经济危机更让人难以忍受，不满的情绪在社会各阶层中蔓延。这种情绪与历史的阶级结怨、现时的政治危机结合在一起，最终推动了革命的爆发。路易十六和他的大臣们难以克服国家的财政危机，被迫于1788年决定召开已经停开了170多年的三级会议（最后一次召集是在1614年）。三级会议于17889年5月4日召开，这是一个春和日丽的日子，会议在召开之前举行了圣灵弥撒仪式，代表们先在凡尔赛的圣母院集合，然后跟随国王、巴黎大主教和宫廷人员穿过挤满围观人群的大街，前往圣路易教堂做弥撒。三个等级服饰的反差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教士们身穿奢华的紫色和红色的长袍，头戴四角帽；贵族的服装上镶着金边，帽上插着羽毛；第三等级衣着黑色制服，显得灰暗。第三等级和贵族的冲突在会议召开后不久就发生了。第三等级要求合厅议事，按代表人数投票，而贵族则要求依旧制按等级投票。三个等级互相派代表进行磋商，寻求妥协的办法，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毫无进展。6月17日，第三等级代表在巴黎第三等级代表西哀士的建议下，宣布他们的会议为"国民议会"(assemblee nationale) ，认为他们代表了96%的国民，只有国民议会才有权批准征税。这是对特权等级的挑战，对国王权威的挑战，对旧制度的挑战。国王在企图实际武力镇压未果后，作出了让步，6月27日，他命令教士和贵族跟第三等级的代表会合。自此三级会议的代表成了国民的代表，会议的议题也不局限于税制改革，开始着眼于制定一部宪法。7月9日，议会改名为制宪议会。然而国王的让步并不意味着国王会听任资产阶级主宰法国的事务。国王在暗地里调集军队，准备用武力制服议会，控制凡尔赛和巴黎的局势。7月11日，国王解除了当时掌管财政事务内克的职务。内克此时在普通民众中的威望越来越高，他被看作面包供应的保障者和第三等级的救星，他被解职的消息在7月12日就传到了巴黎，立即引起巴黎民众的骚动。7月14日凌晨，谣传国王的军队又要来进攻了。巴黎人民渴望武装起来的心情更迫切，他们在荣誉军人院里寻获步枪、刀、剑、大炮等大批武器后，又打算去城东的巴士底狱获取武器和弹药。巴士底狱守军向人群开枪激怒了群众，群众一举攻占了这座象征着专制主义的政治监狱，并处决了要塞司令德洛内。法国大革命就这样爆发了，巴黎人民揭开了法国历史新的一页。　攻陷巴士底狱接下去法国大革命的进程可谓一波三折，也可谓高潮迭起，大致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君主立宪派为主导的革命，时间从攻陷巴士底狱到1792年8月10日；第二阶段是温和的共和主义者吉伦特派占统治地位的时期，时间从1792年8月10日至1793年6月2日；第三阶段是激进的雅各宾派占统治地位的时期，时间从1793年6月2日至1794年7月27日。最后，一批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发动了热月政变，法国革命进入调整时期，或者可称为舒缓的时期，法国革命就此暂告一个段落。1795年10月26日，国民公会解散，接替它的是新选出的立法两院，法国进入到督政府统治的时期。在督政府时期，由于督政府的无能，青年将军拿破仑的声望逐渐提高。督政府已经察觉到他对政权的威胁，于是将调他远征埃及，希望以此让他远离国内政局。然而此时国内和国外形势进一步恶化，1798年4月，以英国为首的第二次反法联盟形成，又形成大兵压境之势。督政府在国内丧失民心。嗅觉灵敏的拿破仑于1799年10月从埃及赶回法国，在与当时的督政官西哀士密谋后，于1799年11月9－10日（共和八年雾月18日和19日）发动政变。在军队刺刀的威逼下，两院议员通过决议，废黜了督政府，建立临时执政府，由拿破仑和另两位参与政变的前督政官一起任执政。随后，拿破仑制定了新的宪法（共和八年宪法），并经全民公决后通过实施，拿破仑由此成为第一执政，掌握行政大权，而另二位执政则成为陪衬。拿破仑政变成功标志着法国大革命的结束。从人类文明发展史的角度看，法国革命的影响非常大。法国革命是民主的象征，1789年8月，法国制宪议会通过的《人权宣言》是一个划时代的文件，其中宣布的一些自由、平等、博爱的原则成为革命者的指南，这些原则后来通过拿破仑军队带到欧洲各地，成为欧洲资产阶级革命的灯塔。法国第一次在一个君主制国家建立了共和国，强调主权在民的观点，并用激烈的暴力手段，推翻旧政权，为以后的革命提供了新的行为模式。在政治上，法国还进行了一系列政治实践，从君主立宪政体发展到一院制的共和制，又在革命危急关头实行所谓的"革命专政"，最后复归分权的二院制共和制和拿破仑的帝制，这些政治实践不仅对欧洲资产阶级带来启发，甚至还影响到马克思对无产阶级政权的一些设想。法国革命还是一次大的政治动员，它增强了法国人民的政治意识。法国大革命作为法国历史上第一次真正的大规模群众运动，对于唤醒法国人的政治意识，推动国民的政治化，促进法国人参政议政作用巨大。法兰西民族自此开始被世界公认为政治民族。这种政治热情也感染了世界上许多国家和民族。法国革命不仅唤醒了法国民众的民族意识，同时也是欧洲民族主义兴起的动力之一。法国大革命作为席卷全法国的运动，除了引发人们的政治热情之外，也通过号召全体法国人关心国家和民族的命运，鼓动起爱国主义的激情，民族意识进一步加强。法国的这种爱国激情同样感染欧洲周边国家，而当这些国家在遭到拿破仑军队入侵和征服时，那里的民族情绪得以激发，最终萌生了民族主义。在美国革命和法国革命的推动下，19世纪成了西方资产阶级革命的世纪，19世纪2、30年代，欧洲个别国家出现资产阶级革命运动，随后在1848年爆发了全欧范围的资产阶级革命，到了19世纪五六十年代出现了资产阶级民族民主运动。这以后西欧资产阶级革命结束，革命的中心转向俄国和亚洲，20世纪初，在这些国家出现了资产阶级革命的风暴，并成为无产阶级革命的序幕。由于所处的时代和环境不同，阶级力量对比也有差异，所以不同时期，不同国家的革命有着自己的特点，有不同的革命任务，也有不同结局，不过这些革命无疑是人类文明发展史上最绚烂的浪花，值得我们去玩味，去思考。工业革命改变世界19世纪给人类文明带来冲击不啻是政治革命，而且还有经济和生产领域的革命，这就是人们常常提到的工业革命。工业革命早发端于18世纪60年代的英国，19世纪30、40年代英国完成了第一阶段的工业革命，从19世纪起欧美发达国家相继发进入工业化的进程之中，工业革命成为世界现象。那么，人类文明史这一重大的进展，为什么最早发生在英国？我们认为，这是各种原因汇集的结果，任何单一原因都不能造成这一事件的发生。商业革命无疑是重要的原因，但商业最先发达的地区并不是英国，意大利曾有许多商业发达的城市（文艺复兴时已提及，如威尼斯、佛罗伦萨等）。后来在16世纪，西班牙也是商业大国，大量的殖民地贸易和东方贸易给它带来巨大的商业利益，在经济上占优势。17世纪是荷兰的天下，它靠海上运输业起家，有"海上马车夫"之称，后来它所成立的贸易公司（荷兰东印度贸易公司）占据了商业上的有利地位。再后来才有法英的崛起。手工工场的发达当然是工业革命产生的重要条件，但法国也有发达的手工工场。政治上和文化上的因素，我们知道，荷兰和英国一样，当时也是君主立宪的国家，宗教上，新教也具有很大的影响。英国最早开展工业革命有许多得天独厚的条件。首先，英国具有财富上和资源上的优势。英国人通过商业革命变得越来越富裕，许多人通过土地投资或商业投资获得丰厚的利润，少数人手里集聚了大量的资本，于是英国拥有比其他国家更多的、可用于发展新型经济产业和生产技术的流动资本。英国在自然资源上有充足的煤矿和铁矿，它还拥有许多天然良港，有利于进行贸易活动。境内纵横交叉的河流提供了水力资源，同时也有利于内陆的运输。第二，英国具有劳动力方面的优势。由于英国在农业上的巨大变革（我们在下面还要提到），英国有许多自由劳动力供发展工业之用。第三，英国有发育健全的国内市场和庞大的海外市场。英国国内面积狭小，但与欧陆各国不同，英国国内没有过路税和关税制度，这意味着货物可自由地流通，由此使国内统一市场迅速形成。英国是世界首屈一指的殖民大国，这为英国造就了一个重要的商品出口，1759年，英国总出口量的三分之一以上到了殖民地；英国拥有一支庞大的商船队，能够把货物运往世界各个地区，其海军也完全有力量对商船提供保护。市场的发育向生产提出需求，而大量的产品也有了足够的出路。第四，英国流行有利于工商业发展的观念。工业革命需要的不仅仅是金钱。它要求存在着一种心态鼓励人们投资于实业，与欧洲大陆的贵族相比，英国贵族从不羞于亲身从事赚钱的行当，他们直接从事贸易活动，进行各方面的投资和投机。作为一个民族，英国人敬重那些明智、现实、在财政方面取得成功的人。这一切都有利于英国在工业方面的进展。第五，英国较早进行了资产阶级革命，新政府积极支持工商业活动。政府通过各种立法保护工商业，支持向海外扩张，发展国内交通，由此促进了英国工业的创新和壮大。特别需要强调的一点，英国在工业革命之前，首先发生了农业革命。农业革命的先行为工业革命创造了必不可少的条件。我们以上提到的有些优势也是由于农业革命而造就的。英国从16世纪开始在乡村出现圈地运动。15世纪末，随着毛纺织手工业的发展，羊毛价格上涨，养羊业比农业更有利可图。一些乡村贵族或将自己的土地改为牧场，或将公有地强行圈占起来，从事养羊业为工业提供了劳动力和多余的粮食。圈地于16世纪开始，继续了三个世纪，在18世纪后期和19世纪初叶达到最高潮。圈地使得大量农民失去土地或维持生计的手段，被迫流离失所，到城市去谋取生路，成为雇佣劳动者。同时一些新贵族通过圏地也积累起大量资金，这些都有利于英国资本的原始积累，为工业革命创造了条件。而且，圈地运动也为改进农业技术和提高农业产量提供了机会。较早时期的圈地多半用于放牧，后来，城市粮食的需求变得更为重要，因此，被圈占的土地由人们用最新的、有效的方法加以耕种。这些方法包括用庄稼轮作制代替让田地休闲这种浪费土地的旧方法、选育优良种子、用科学培育法改良牛的品种以及研制某些农业机械如马拉的耕耘机和自动的播种机。种种新技术使产量的显著增长成为可能。汤森子爵（Viscount Charles Townshend）曾采用芜菁与小麦进行轮作，他在自己的土地上使小麦每英亩的产量从10蒲式耳增至24蒲式耳。1710至1795年间，罗伯特·贝克韦尔的科学培育法有可能使小牛的平均重量从50磅增至148磅，使菜牛的平均重量从370磅增至800磅，使绵羊的平均重量从28磅增至80磅，使羔羊的平均重量从18磅增至50磅。农业产量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能够为城市工业的发展提供充足的粮食和原料，从而推动工业发展。农业技术的改进也大大减少了用于农业劳动的人手，使更多的人力能够解放出来转到工业方面。英国工业革命的突破点是棉纺织业，棉纺织工业最先实现机械化。这是一个新兴行业，行会的束缚小；国际竞争压力大；又关系到人们的日常生活，产品需求量大；资金周围快，获利丰。英国的棉织品最早从印度进口，后来受到愈来愈多英国公众的喜爱，17世纪起，英国本土也开始织造棉布因为已最初是从印度进口的棉织品。当时的问题在于如何充分地加速纺纱和织布，以满足巨大的、受保护的国内市场的需要。1733年约翰·凯伊发明了"飞梭" ，使纬纱来回穿越经纱的速度得到加快，这也就加快了织布的速度。于是，如何满足纱线的供应就成为突出的问题。1764年，兰开夏的一名纺织工人詹姆斯·哈格里夫斯发明了珍妮机，这种手工操作的机械，能够一次纺出8根线，后经过改进，一次纺出的线数成倍增加。1769年，理查德·阿克赖特发明了水力作为动力的纺纱机，进一步提高了纺纱的效率。水力纺纱机体积大，建造费用高，并受到水力的限止，已不再适应家庭作坊生产，因此就在曼彻斯特建立了第一座纺纱厂，不到10年时间，这家厂就发展到雇佣几百个工人的规模。这家工厂也成了近代工厂制的开端。在阿克赖特发明水力纺纱机后，又过了10年，塞缪尔·克朗普顿发明了结合水力纺纱机和珍妮纺纱机的优点的"缪尔"（骡子）纺纱机。所有这些新纺纱机很快就在生产出比织布工所能处理的多得多的纱线，因此在纺纱和织布之间又出现了新的不平衡。为了克服这种不平衡状态，有位名叫埃德蒙·卡特赖特的牧师在1785年发明了取最初由马驱动的织布机，1789年以后此机器改由蒸汽驱动。到19世纪2O年代，这种动力织机在棉纺织工业中基本上已取代了手织织布工。　阿克赖特织机新的棉纺机引发了对动力的需要。早期的机器的驱动使用水力，这要优于人力、畜力和风力，但也具有局限性。使用水力的工厂必须建在水流边，靠近天然的水跌处或河流湍急处。这些地点交通不一定便利，也有可能距离市场和原料产地较远。而且，水流情况又往往受到季节和气候的影响。因此寻找更充裕、更可靠的动力就成了工业发展的重要任务。约1702年前后，一台原始的蒸汽机已由托马斯·纽科门制成，并被广泛地用于从煤矿里抽水。但是，由于它消耗燃料太多，实用性较差。1763年，格拉斯哥大学的技师詹姆斯·瓦特开始改进纽科门的蒸汽机，最后制造出经济实用现代蒸汽机。瓦特蒸汽机不仅用于抽水，还为纺织厂、炼铁炉、面粉厂和其他工业提供旋转式动力。蒸汽机的发明和投入使用结束了人类对畜力、风力和水力的由来已久的依赖，由此促进了新能源和新材料的开发。所有的发明和创造都以这一新动力为基础，因此人们将这一时代称作为蒸汽机时代。机器的发明和制造以及蒸汽机的使用需要增加铁、钢和煤的供应量，于是推动了为些物资的生产。为了增加这些产品的产量，在铁、钢和煤的生产中引入新的技术，用木炭炼铁被用焦炭炼铁所替代，由此不仅增加了铁的产量，还大大降低了铁的成本。另外还发明了能够除去熔融生铁中碳和其他杂质的 "搅炼"法，生产出比原先易碎的熔融生铁或生铁更有韧性的热铁。同时，为了跟上制铁工业发展的需要，采煤技术也有了改善。极为重要的是蒸汽机用于矿井排水，还有，就是1815年汉弗莱·戴维爵士发明了安全灯；安全灯大大减少了开矿中的危险。英国的煤产量从1770年的600万吨上升到1800年的1200万吨，1861年更增至5700万吨。同样，英国的铁产量从1770年的5万吨增长到1800年的13万吨，到1861年进一步增长到380万吨。纺织工业、采矿工业和冶金工业的发展进而推动了运输工具的改进，英国首先出现了开凿运河和修建公路的热潮。1830年以后，公路和水路又受到了铁路的挑战。18世纪中叶时在矿山已普遍使用铁轨，它们的作用是便于将煤从矿井口运到某条水路或用煤的地方。牵引货车的仍然是人力和畜力。进一步的改进是将蒸汽机安装在货车上。采矿工程师乔治·斯蒂芬森于1830年造出了机车"火箭号" ，将一列火车从利物浦牵引到曼彻斯特。当时火车的速度并不太快，平均每小时仅14哩，上坡仍显得非常困难，但它预示了交通新的发展方向。几年后，铁路在长途运输上的优势表现得非常突出，其作用很快超过了公路和水路。蒸汽机还被应用于水上运输。从1770年起，苏格兰、法国和美国的发明者就在船上试验蒸汽机。1807年美国人罗伯特·富尔顿建造了第一艘商用汽船。早期的汽船仅用于江河和沿海的航行，1819年，第一艘汽船横渡大西洋成功。1840年，英国正式出现轮船航运公司。工业革命在英国发生后，不久就开始向周边国家扩展。一般认为，英国的工业革命开始于18世纪60年代，完成于19世纪30和40年代；法国工业革命起始和结束的时间有很大的争议，这是因为法国的工业革命表现出与英国不同的特点，法国的经济增长比较平稳，缺少明确的"起飞"阶段，由于法国能够直接引进英国技术，因此在法国许多地方还表现为农业国度的时候，在工业上已经采用了蒸汽机等先进工业机械。不过，通常人们认为法国的工业革命从18世纪80年代开始，延续到19世纪中叶；由于德国在政治上长期处于分裂状态，因此要到19世纪40年代才开始工业革命；意大利的情况和德国相似；在东欧，工业化的进程要到19世纪的最后十年才开始。工业革命给世界经济和社会带来深刻的变化，首先工业革命带来了生产方式的巨大变化。工业生产中确立工厂制度。工业革命使工业生产完成了从手工生产方式到机器生产方式、从手工工场到工厂制的过渡。在工厂制度下，工业采用机器生产，分工更加精细，生产标准化，工厂实际严格的劳动纪律，工厂组织得像军队，分成不同的层次：老板、管理人、监督人、工人等，汽笛或钟声一响，上班或下班。总之，工厂制的确立，使劳动生产率大为提高，各主要工业部门的劳动生产率和生产量都成倍，成十倍地增长。工业革命带动了城市的发展，世界向城市化迈进。城市不论在数量、规模和人口上都大大地增长和发展了。城市不再仅仅是政府的所在地和商业中心，它们也成了制造业和工业中心。1800年以前，欧洲人口只有10％生活在城市中（英国和荷兰达到20％）。全世界超过十万人口的城市只有45个。到19世纪中叶，52％的英国人住在城市里。同时期法国的城市人口也达到25％，德国为36％，美国为10％。最初的城市发展是无规划的放任扩张，呈现出许多问题，许多城市没有环卫设施，供水不足，街道昏暗，住房肮脏破烂拥挤，交通状况差，犯罪率高。城市也成了藏污纳垢之地。19世纪中叶起，这些问题开始引起注意，逐渐有所改善。　工业革命时期兴起的城市工业革命改变了社会结构，产生了新的阶级。它摧毁了旧的社会阶级和阶层的划分：教士、贵族和平民（或封建阶级――教士和贵族、市民阶级、农民等）。工商业资产阶级在工业革命过程中日益壮大，形成社会的中产阶级或中间阶级（middle classes）。随着中产阶级人数的增多、经济实力的增强，他们开始形成自己的道德观，勤奋、节俭、雄心（野心）和谨慎成了他们所普遍赞颂的美德，但在许多方面由于他们对财富的追求也表现出贪婪、自私、无情和极端个人主义。整个18和19世纪，中产阶级不断开展斗争，争取在政治上和社会上赢得更多的尊重和权力。工业革命带来最大的阶级结构变化是无产阶级的诞生。无产阶级是工业革命的直接产物，他们是最新的、也是发展最迅速的社会集团，他们和先进的生产力相联系，然而，他们却成为城市居民中地位最为低下的阶级，工作强度大，生活条件差，遭受资产阶级的经济上的剥削和政治上的压迫。他们一出现就开始了和资产阶级的斗争，最初他们把自己的不幸都归罪于机器，因此用捣毁机器来作为斗争的方式。后来对资本主义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开始组织起来从事经济斗争，进而过渡到从事政治斗争，斗争的方式最多的是罢工，激烈的时候演变成武装起义。一些空想的社会主义者和科学社会主义者通过工人的斗争逐渐认识到无产阶级的历史地位和作用，他们为无产阶级的利益呼吁，成了无产阶级的代言人。19世纪后半期至20世纪中叶，工业革命进入新阶段。它以新能源的利用、新机器和新产品的创制以及远距离传递信息手段的新发展等方面极大地改变了人类社会的面貌，被人们称为"第二次工业革命"。在动力上，新一轮工业革命用内燃机和电力替代了蒸汽机。英国科学家法拉第(Faraday)在19世纪30年代发现了电磁转化的现象，人们利用这一发现发明了发电机，电力产生后成为新的动力能源。英国和美国的一些科学家并将电运用到照明上，1879年，美国人爱迪生(Edison)发明了寿命较长的电灯。同时燃油的内燃机进入实际运用阶段，提供了可以移动能源，推动了内机车和汽车的出现。第二次工业革命的成就还突出地表现在远距离的通讯上，美国人贝尔(Bell)在1876年取得电话的专利权。1895年，意大利人马可尼(Marconi)在英国人马克斯韦尔(Maxwell)和德国人赫茨(Hertz)探索的基础上实现了远距离的无线电通讯。第二次革命还在新材料的研制上取得进展，新的炼钢法，促进钢铁产量的大幅度增加，化工技术的进步推动了新兴工业化学工业的发展，人工合成染料、塑料和人造纤维投入生产和实际运用。1867年，诺贝尔发明炸药，推动了军事工业的发展。第二次工业革命是第一次产业革命的延伸和继承发展，同时有涌现出很多与前一阶段截然不同的因素和新的产业，并且对在前次工业革命基础上已经建立起来的产业结构、经济体制以及社会关系产生了新的影响，成为划分一个新时代的开始。如果说，第一次工业革命是"铁和煤的革命"，那么，第二次工业革命是"钢和电以及石油业的革命"。发明家爱迪生 1897年生产的本茨汽车这次革命的中心在美国和德国。虽然重要的新机器和生产新方法，有不少仍在英国发明，但是英国由于在技术上对蒸汽机的改进情有独钟，惧怕技术与设备的更新会带来新的耗费，从而坐失良机，显得相对落后。无传统技术负担的美、德等国终于上升为领先国家。第二次产业革命不仅使工业化国家之间经济发展不平衡加剧，后起的资本主义国家生产呈跳跃式发展，赶上并超过老牌资本主义国家；而且使工业化国家和非工业化国家在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上的差距也越来越大。新的思潮，新的观念风起云涌的资产阶级革命和工业革命的浪潮极大的改变了世界的物质面貌和政治面貌，同时也改变了人们的世界观，新的思想和新的价值取向层出不穷，这些思想甚至至今还在很大程度上支配着我们的行动和观察世界的方式。其实，19世纪初首先出现的政治思潮并不是革命的，它恰恰是对法国大革命的反动，这就是所谓的"保守主义"（conservatism）的思潮。在拿破仑时代以后，欧洲的统治者希望回到以前的社会秩序中去，他们视法国大革命为洪水猛兽，对革命中出现的暴力、恐怖和战争深感恐惧，同时对造就革命的思想，如启蒙思想也抱敌对态度。政治上，在欧洲一度出现专制主义的回潮，反映在思想上，就是保守主义思想的盛行。保守主义强调传统和信仰以反对理性，固守等级制而反对平等，维护旧秩序反对激烈变革，倡导集体价值反对个人主义，支持国家权利反对个人自由。这一思潮最初的代表人物就是英国的埃德蒙·柏克 (Edmund Burke)。早在法国大革命期间（1790年），柏克就出版了《法国革命反思录》（Reflections on the French Revolution）一书，他猛烈攻击法国大革命，警告欧洲，这场革命会最终引发恐怖和军事独裁。他同时对天赋人权的学说也进行了批评。他不认为人天生是善良的，人拥有天赋的自然权力。相反，他坚持人所继承的只是社会固有的权利和义务，这些权利和义务已经成为人类的共同遗产，没有任何一代人有权摧毁它们。他也反对政府是社会契约的产物的观点，认为国家是任何个人都应该服从的组织机构和神秘的共同体。法国大革命后，柏克的思想获得了更多的听众和追随者，奉行这种思想的人就成了保守主义者。不过，在19世纪真正大行其道的思潮并不是保守主义，而是直接承继启蒙思想和法国大革命传统的自由主义。19世纪是资产阶级日益壮大的世纪，随着资产阶级力量的增长，反映资产阶级愿望的政治理论和思潮也日益流行，这种思潮和理论的中心点就是关注个人自由，因此被人们冠名以自由主义。作为现代概念的自由主义产生于19世纪，但自由思想在西方文明中可谓源远流长。古代希腊的民主实践和理性追求蕴含着自由取向，犹太教和基督教思想中有尊重个人的自由传统，13世纪英国的《自由大宪章》确立了尊重人身自由和财产权的初步原则，17世纪英国革命中，清教徒确立了信仰自由的原则，而这一点很快延伸为思想和言论自由。1688年英国光荣革命实现了对英国王权的限止。也是在17世纪，约翰·洛克的天赋人权说提出人生而自由的思想，论证了推翻剥夺公民自由和财产的统治者的正义性。法国启蒙思想家也为自由主义思想作出了贡献，他们提出了政治分权的方案，提出宗教宽容和思想自由，相信人的理性能力，提出人性向善，对人类未来充满信心，这一切都成了自由主义的基本原则。美国革命和法国革命是自由主义产生的催化剂和关键阶段。美国《独立宣言》体现了洛克天赋人权的理论。美国的宪法将孟德斯鸠的分权原则溶入其中，表明人民可以建立新的有效能的政府。以后美国的《权利法案》规定了一系列个人自由：言论、出版、集会、信仰自由。法国大革命进一步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来保障自由的原则，通过《人权宣言》保证个人尊严和自由。最早自称自由主义者的是西班牙一些反对拿破仑占领的人。后来，"自由主义"这个词传到法国，"自由主义者"指的是1814年波旁王朝复辟后反对国王专制统治者。在英国，一开始在政治上能够被称为自由主义者的是一些辉格党人，其中也有少数的托利党人，19世纪50年代英国政坛正式出现自由党。自由主义在各国的表现略有不同，但在许多方面的诉求和原则是一致的。自由主义最主要的原则是强调个人自由。这种个人自由的理论依据来自启蒙思想家关于人心向善的观点。一个人如果没有受到国家和教会的胁迫，而且受到合适的教育，他就会成长为善良的、有创造力和有自律能力的人，他能作出自己的决定，在行使追求幸福的权利时，会顾及普遍的道德准则，会尊重他人的权利。因此自由主义竭力反对一切对个人表达、选择和自我发展产生束缚的力量，包括对国家权力和教会权力的反对。他们坚决要求实现言论自由、出版自由和集会自由的权利，要求实现宗教自由，同时强调人权，特别重视财产权的保护。为这种个人自由摇旗呐喊的代表人物是英国的思想家穆勒（John Stuart Mill）。穆勒早年受边沁（Jeremy Bentham）的功利主义思想的影响，这种思想认为功利的原则是衡量社会和法律的标准，凡产生最多数人最大幸福的行为就是好的行为。1859年他发表了他的代表作《论自由》（On Liberty），他认为个人自由是基本的人权，而思想自由是个人自由中最为重要的。穆勒认为，个人是他自己身体和思想的主宰，对文明社会中任何人使用权力的正常理由就是防止对其他人的伤害。自由主义者在政治上不是民主主义者，他们要求建立立宪的代议制政府以保障个人的自由权利，对民主却抱非常谨慎的态度，最推崇的政体是健全的立宪君主制。大多数自由主义者不主张马上赋予所有的人以选举权，认为投票权要逐渐给予那些受过良好教育、能够理智行使自己权利的人。没有受过教育、没有财产、没有经验和缺乏耐心的大众没有能力保障自由，也没有愿望保护财产。法国自由主义者托克维尔在他的代表作《论美国的民主》(Democracy in America)中虽然承认民主制度是比贵族政体更公正的制度，也是未来政治的方向，但他认为由于大众在自由和平等之间更倾向于平等，而事实上人在能力上存在着自然的不平等，大众就会在追求平等上遇到挫折，然后会求助政府来保证平等权利，最终导致自由的丧失。同时民主也存在将多数人的意见强加于少数人的危险，由此也会出现"多数人的暴政"。自由主义者在经济上遵循苏格兰经济学家亚当·斯密（Adam Smith）或者法国经济学家让·巴蒂斯特·萨伊（Jean-Baptiste Say）的学说，赞成放任主义。亚当·斯密在1776年出版的《国富论》（The Wealth of Nations）中提到经济生活取决于自然法则，对经济自然法则的任何干涉都会带来灾难。经济活动受到两大自然法则的支配，一是供求法则，一是竞争法则，由此决定了商品的价格高低和维持合理的利润。自由主义者怀疑政府管理商业的能力，认为政府在经济上尽量少插手。在19世纪上半叶，带有悲观主义色彩的马尔萨斯理论产生与亚当·斯密可以相提并论的影响。马尔萨斯在他的代表作《人口论》（Essay on the Principle of Population）中认为人口的增长远远超过食品供应的增长，这就意味着工人的贫困和饥饿是不可避免的。增加工资的后果是工人家庭人口的增加，工人依然贫困，他认为贫困是自然铁律，政府的干预无济以事。另一位英国自由主义的经济学家大卫·李嘉图（David Ricardo）结合亚当·斯密和马尔萨斯的理论，提出了"工资铁律"。在他1817年出版的《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Principles of Political Economy and Taxation）一书中，他认为工资的高低取决于劳动力的供求关系，但由于人口增长，工资必然下跌，工人的贫困也就不可避免。自由主义者同时在国际经济层面上鼓吹贸易自由，降低关税率或者取消关税，从而使各国都能够顺利地在彼此之间以及同工业的英国交换产品。他们认为，这样一来，每个国家都将生产最适合于本国条件的产品，因而能最大限度地增加财富和提高生活水平。自由主义还表现在世界观上和社会价值观上，他们大多是进步主义者，他们相信，随着财富增加和科学的进步，人类将不断地进步。他们反对以出身决定人的社会地位，而更强调个人的才能和实际成就，因此对现存的教会和土地贵族表示不满。他们寄希望于宽容和教育的普及。他们还持有强烈的平民态度，对战争、征服者、军官、常备军和军费支出等一概表示深恶痛绝。在行为方式上，他们推崇逐步的改良来推进社会进步，而反对激烈革命运动。在政治上比自由主义走得更远的是激进主义（Radicalism）。在法国，激进主义常常表现为与自由主义的对立，他们反对自由主义者在政治上相对温和和保守的态度，坚持卢梭在《社会契约论》中所阐发的民主原则，强调人民的主权。与自由主义对民众不信任的态度不同，法国激进主义者依靠普通民众的力量，特别是法国广泛存在的小生产者的力量，积极推行政治变革，甚至不惜发动革命来推进民主。他们主张实现普选权，建立共和政体。英国的激进主义则更多地表现为自由主义的扩展。如果从词源的意义上来说，发明"激进主义"的是英国人，他们的思想根源可以追溯到曾经参加北美独立战争、《常识》和《论人权》（The Rights of Man）的作者托马斯·潘恩（Thomas Paine）对法国大革命的赞扬以及功利主义者边沁关于追求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的原则。他们将判断制度合理的标准定位在人的本性和心理，自称去找出事物的"根源"（"激进分子"就是来源于拉丁语"根本"一词）。他们想要对法律、法院、监狱、济贫院、市政机构、腐败选区等进行全部的改造。他们提倡民主，它要求实现英国成年男子享有选举权，有些甚至要求废除君主制。最初英国的激进主义者除了一些哲学界的思想家外，还包括少数工人阶级的领袖和许多新兴的工业资本家，1832年议会选举改革法案通过以后，工业资本家大都转变成为自由主义者，而工人阶级的领导人仍然是激进民主主义者。19世纪与自由主义的发展紧密相连的是民族主义的兴起。民族主义从历史渊源上可追溯到欧洲中世纪民族观念的形成，但它的近代形式是和资产阶级初步分享国家权力联系在一起的。民族主义的基本要素出现在法国大革命期间。法国大革命所鼓吹的主权不是君主主权，而是全体人民的主权，主权属于整个民族和民族国家。民族国家超越国王、教会、行会和地区特权，对民族国家的忠诚凌驾于其他忠诚之上。因此在法国大革命期间，"爱国者"几乎是革命者的同义词。由此产生了近代民族主义两个最基本的要点：人民拥有无限主权和人民结合成统一的民族和民族国家。法国大革命的这种精神连同它的其他原则随着法国大革命的胜利和拿破仑战争的胜利传播到欧洲各地，在欧洲国家唤醒了它们各自的民族情感，随后在反对拿破仑的占领中成为那些国家的精神武器。并且在反对异族压迫的斗争中，民族主义的思想越来越深入人心。早期的民族主义是一种保守主义和自由主义的混合物，保守主义借抵制法国侵略之名，维持本国的正统王朝和传统秩序，自由主义则强调民族自决和个人自由，反对拿破仑的专制。拿破仑垮台后，面对欧洲反动势力的反扑，民族主义成为自由主义的同盟者。民族主义者将争取民族权利看作是个人解放的重要前提，认为如果人民不能成为自己土地的主人，就没有自由可言。号召实现德国意大利统一、恢复波兰国家、将希腊从土耳其人手中解放出来的人既是自由主义者，也是民族主义者。然而，民族主义事实上包含着一种与自由主义完全不同的取向。自由主义强调自然权利的普遍价值，认为这种价值是超越国界的，在个人自由的原则下，倡导人与人之间的宽容，而民族主义则强调民族的特殊利益，将整个国家看作是民族生存的基础，他们在个人权利和国家利益发生问题时，倾向于牺牲前者以保证后者，因此常常忽视甚至压制个人自由和少数人的利益；自由主义源自西方的理性传统，而民族主义却来源于激情和冲动。因此到了19世纪下半叶，民族主义的非理性因素进一步增强，在西欧，民族主义者往往成为战争和复仇的鼓吹者，在政治上也日益右倾。不过，在东方，亚非人民在民族主义的旗帜下，不断掀起反对殖民者斗争的浪潮，而且民族主义者也往往与资产阶级改良运动结合在一起。19世纪最有突破性的思潮要数社会主义，尤其是科学社会主义的诞生是人类文明划时代的事件。1848年，马克思和恩格斯撰写的《共产党宣言》的发表标志了马克思主义即科学社会主义的诞生。我们之所以将这一思想的诞生看作划时代的事件，是因为这一思潮在思想发展史上的独特地位。科学社会主义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代表非知识阶级的理论思想，这一思想与统治者的主流意识形态格格不入，可以说是在现存体制外生成的，同时科学社会主义不仅构思出人类未来发展的蓝图，而且希望通过实践和斗争来促进这一草图实现的思想，这是人类第一次用成熟的构想来重建新社会的伟大尝试，具有独特的实践性。马克思恩格斯科学社会主义完全是工业文明的产物。它的社会根源是无产阶级作为新兴的力量登上历史舞台，然而无产阶级在社会中没有地位、在生产领域遭受压迫和剥削、生活贫困，这种状况必然需要有人出来为他们代言。早在19世纪上半叶，一些空想社会主义者希望通过社会改良来改善工人的生活，建立以合作为基础而不是以竞争为基础的和谐社会。物质生产和分配实行计划化以满足社会全体成员的需要。这些思想家包括法国的圣西门（Saint-Simon）、傅立叶（Fourier）和英国的欧文（Owen）。由于他们的设想并不是建立在对资本主义制度和资本主义发展规律的深刻认识之上，也找不到实现这些设想的正确途径，他们寄希望于现存体制的自我改造，寄希望于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政府发善心来推行他们的设想，所以这些设想终究是空想。不过，这些设想的合理部分给马克思和恩格斯以巨大启示，成为他们创立科学社会主义的重要思想来源之一。除了空想社会主义外，科学社会主义还有另外两个理论来源，一个是德国的古典哲学，马克思、恩格斯吸收了德国哲学家黑格尔（Hegel）辩证法和费尔巴哈唯物主义的合理内核，创立了辩证唯物主义，成为科学社会主义立论的理论基础。另一个理论来源是英国政治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根据他们的劳动价值论，马克思发现了资本主义剥削工人的剩余价值规律，从而为深刻认识资本主义开辟了道路。科学社会主义建立在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作出科学解释的基础上，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人类历史的变化取决于生产力和经济基础的变化，它的发展有规律可循。人类在原始状态生产力不太发达的情况下，生产资料是公有的，没有私有财产，共同劳动。当生产力发展到一定程度，社会出现分化，产生了贫富差别，也产生了阶级，历史上第一个阶级社会是奴隶社会。马克思经典作家根据西方社会发展的情况，揭示了人类社会依次从奴隶社会发展到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的历史轨迹。他们特别对资本主义社会作了深刻的分析，指出这一社会的最根本矛盾生产资料私人占有和社会化大生产之间的矛盾，这是资本主义不可克服的矛盾，因此资本主义必然灭亡，它终将被新的社会所替代。新社会经历社会主义阶段，最终进入共产主义。在共产主义社会里，生产力高度发展，物质财富充足，消灭了剥削和压迫，财产公有，共同劳动，按需分配，人类得到全面和真正的解放。科学社会主义与空想社会主义不同，它对实现新社会的途径和所要依靠的力量有深刻地和理性的认识。科学社会主义认为，自从阶级社会产生以后，人类历史就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在资本主义历史发展阶段，这种斗争表现为拥有生产资料的资产阶级和一无所有的无产阶级的斗争。马克思主义认为一切财富来源于劳动，但在资本主义条件下，作为劳动者的无产阶级只获得他们创造的价值的一小部分，而大部分的剩余价值以利润的形式流入资本家的腰包，其结果是无产阶级的日益贫困化。由于大多数人的购买力不足，资本主义就会出现产品过剩现象，从而引发经济危机。先进和发达的工业国家的无产阶级会迅速觉醒并团结起来，用革命的手段推翻旧政权，建立社会主义。在初级阶段，无产阶级为了保证社会主义的推行就必须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当消灭了阶级差别后，暴力和国家都不再需要，然后进入到共产主义阶段。在这种理论指导下，从19世纪中叶起，国际无产阶级开始建立自己的政党，并且形成国际性组织。最初的社会主义政党大多数认为建立社会主义要通过暴力革命，到19世纪晚期，出现了一些希望通过改良通路来实现社会主义社会的政党和理论家，代表人物就是德国的伯恩斯坦等。而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俄国社会主义者列宁坚持革命的道路，最后在1917年通过革命在俄国建立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科学的革命性变化工业革命的发生同样给科学带来深刻的变化，科学的发展突飞猛进，新的成果难以一一列举，这些科学发现进一步改变了人们的世界观，同时促进了技术的革新，推动人类生产力的发展。科学的革命性变化最显著的表现在物理科学和生命科学方面。广义的物理科学涉及的是自然非生命的一切领域，如天文学、地质学、物理学和化学等，而涉及人、动物、植物等生命体研究的都可以归入生命科学。在物理科学方面，19世纪和20世纪初的重大进步在于原子理论。原子学说最早可以追溯到古希腊，在16和17世纪的科学革命中，原子理论被科学界所接受，但并未得到实验的证据，也没有在数学上得到论证。最早尝试对原子进行定量分析的是英国的化学家约翰·道尔顿（John Dalton），他在1803年提出了原子量的概念。他在实验中发现发现，同一元素的所有原子，它们的质量是完全相同的，而不同元素的原子具有不同的质量，因此他认为原子质量是区别各种元素原子最基本的特征。道尔顿首先对各种气体进行研究，将最轻的氢原子的质量规定为1，并以此为标准测出其它元素原子的相对质量，这种相对质量即元素的原子量。在整个19世纪，许多后继科学家沿着道尔顿开创的道路继续开拓，使人们对原子知道得越来越多。1869年，俄国化学家门捷列夫（Dmitri Mendeleyv）建立了第一张元素周期表，将所有已知元素按原子量递增的顺序排列成表，显示出元素性质具有周期性变化的规律。他还在周期表上留下一些空格，表示有待发现的未知元素。后来许多预知的元素被发现，证明了这张表的价值。现代原子论在化学起步以后，在物理学领域得到进一步发展。一些研究能源和物质的物理学家们开始用原子运动的理论来解释他们的新发现。比如科学家认为，热就是原子运动产生的结果。1895年，德国物理学家伦琴（Wilhelm K.Rorntgen）在一次做阴极射线管的试验中，意外地发现了一种能穿透固体物质的射线。伦琴将这种不明的射线命名为X射线。1897年，英国物理学家汤姆逊（J.J.Thomson）发现了比原子更小的粒子――电子。正当电子说逐渐被科学家抽接受之时，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法国科学家居里夫妇通过对"钋"和"镭"的发现，以及对一些元素的实验表明，自然界有些元素在不断解体，并在解体过程中释放出本身的能量，他们将这一过程称为"放射"，并将这些解体和释放能量的元素称为"放射性"元素。英国物理学家欧内斯特·卢瑟福将电子理论和放射元素理论结合起来，更新了原子理论。他认为，在原子中心存在着原子核，电子围绕着原子核依一定轨道旋转。当卢瑟福用放射性元素的重粒子轰击原子核的时候，他发现原子核中包含更小的粒子，他称之为"中子"，改变了原子不可再分和永不变化的观点。随着科学家们对微观物质世界探索的深化，在20世纪初最终出现了物理学自牛顿以来最伟大的发现。这就是普朗克开创的量子理论和爱因斯坦创立的相对论。1900年，德国物理学家普朗克（Max Planck）一反"能量是连续的"这一传统观点，认为能量可以分割成极其细微的单位。普朗克证明，能量的辐射和吸收只能够取某一基本量的整数倍。普朗克将这一基本单位称作为"量子"（quanta）。普朗克的量子理论为研究物质和能源开辟了新的道路。1905年，德国年轻的科学家爱因斯坦（Albert Einstein）发表了三篇颠覆物理学界的论文。其中一篇，他将普朗克的量子理论延伸到光，创立了光量子理论，他证明光具有粒子和波的　两种特性。在第二篇论文中，他推导出他的著名公式E=mc2，即物体的能量（E）是质量（m）和光速（c）平方的乘积。这就意味着，一个很小质量的物体蕴藏着巨大的能量。这一公式成为原子核能开发的重要理论基础之一。第三篇论文提出了狭义相对论，爱因斯坦根据光速不变原理和自然定律均相同的原理，推导出时间和运动对于特定观察者来说都是相对的。根据狭义相对论，可以得出以下结论：（1）运动着的物体在它运动方向上的长度将缩短；（2）运动着的时钟将会变慢；（3）运动中的物体质量会增加。狭义相对论否定了空间和时间毫不相关的传统观念，提示了空间和时间的不可分割性，在原来物理学考虑的长、宽、深的三个空间维度中加了时间维度，扩展为四维空间。19世纪末20世纪初，物理科学的这些重大变化大大改变了人类的世界观，促使我们对宇宙和我们人类思维方式的重新思考。在生命科学上，19世纪的科学家为提示生命的本质而积极探索。生物学家们早在17世纪就通过显微镜对细胞已有一定的认识，他们知道不同物种的细胞形状和大小是不同的，并逐渐发现了细胞内部的各种构造，如细胞质和细胞核等，但早期的科学家并没有就此形成较为系统的理论。到了19世纪30年代后期，德国生物学家施莱登（M.J.Schleiden）和施旺（T.Schwann）分别于1838和1839年创立了细胞学说。根据他们的理论，一切生命体，不论是动物和植物都由细胞构成和发育而来，细胞是生物结构与功能的基础。细胞学说在1858年得到德国生物学家菲尔绍（Rudolf Virchow）所开创的细胞病理学的推动。他认为，由外力和外在因素造成的细胞损害和改变是器官病变的原因。同时通过对细胞的研究，他得出结论，新的细胞来自旧的细胞，只有生命物质才能产生新的生命物质。由此，到了19世纪中叶，细胞作为有机体基本单位的学说被科学界普遍接受。然而，细胞学说并不能解释在地球上为什么会有千千万万不同物种这个问题。直到19世纪中叶，人们对此的解释是"特殊的创造"，地球上各种各样的生物是同时被创造出来的。在此过程中，有少许科学家提出了一些不同的看法，他们认为成千上万的物种，在很久以前从一个共同的祖先演化和发展而来，他们将这个过程称之为"进化"。早期的这种进化思想引起很大的争议，关键的问题就是要回答，物种是如何从旧的物种演化出新的物种。法国生物学家拉马克（Jean Baptiste Lamarck）试图对此作出回答。在19世纪早期，拉马克认为生物进化有两个动力，第一是生物向上发展的内在倾向，第二是为了应对外部环境的变化和影响。例如，长颈鹿由于一直要吃长在树上很高的树叶，所以脖子越来越长，这种特性后来遗传给了后代，就形成了新的物种。由此，他提出了"用进废退"和"获得性遗传"的理论。不过拉马克的理论后来证明并不完全正确而没有成为现代生物理论的一部分，但它在很大程度上对现化进化论的产生作了重要的铺垫。特别是进化论的创立者、英国生物学家达尔文（Charles Darwin）深受这种理论的影响。达尔文经过25年对植物和动物的研究后，于1859年发表了他的重要著作《物种起源》（On the Origin of Species by Means of Natural Selection），从中提出了著名的进化论。达尔文的理论从最基本的事实出发，即自然界中不存在两个一模一样的生物，生物的后代也与它们的母体不尽相同。这种变异通过自然选择的作用，使得一些物种适应现存环境的特征得到发展，这些适合生存的物种发展起来，而另一些不适合生存的物种就自然灭亡，随着这些特征越来越突出，由此就产生了更高级的物种。以长颈鹿为例，长颈鹿的祖先的脖子并不长，但它们的后代总有一点与前辈不同，有些后代的脖子比它的前辈要长一些，有些则要短一些。在一个树叶长得较高的环境中，脖子长得物种就有一定的优势，逐渐地，这些脖子长的物种生存下来，而脖子短的由于饥饿而被消灭，这种自然选择不断起作用，最后形成长颈鹿这一新的物种。达尔文的进化论提示了动物和植物由低级向高级发展的事实，以及新物种产生的原理，不过这种理论引起了很大的争议，因为在他的理论里，人类也成了动物王国中的一员，这与当时人们普遍接受的造物主的故事的完全不同的。科学家为此开始收集各种证据来证实这种理论或企图推翻它，由此也进一步推动了生物研究的发展。达尔文居里夫妇达尔文的理论未能解决另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这就是物种的后代为什么与它们的前辈有所不同？这一问题的解答留给了遗传学。19世纪中叶，遗传学在默默无闻中悄然出现，而且很长时间都未引起人们的重视，直到20世纪基因遗传学才真正成为一门显学。遗传学的奠基人是奥地利修道士孟德尔（Gregor Mendel），他独自在修道院的花园里对碗豆进行研究，他让高杆的植物和矮杆的植物进行杂交，得到的结果不是中等高度的碗豆，而全部是高杆的碗豆。这些高杆碗豆继续培育后，孟德尔发现它们的后代中既有高杆的，也有低杆的植物。所以，有时候矮杆的性状可以隐藏在高杆植物之中。此外，他还将不同花色的、不同荚果、花长得位置不同的碗豆进行杂交试验。通过这些试验，他得出结论，植物的天生特征并不一定混合在一起，它们可以通过分离的因子而遗传，决定性状的因子成对，但交配时双方各提供其中之一，因子有显隐之分。例如，高杆的植物可以携带矮杆植物的因子，然后遗传给下一代。1865年，孟德尔将他的研究成果以论文的形式宣读和发表，但并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而且事实上，孟德尔本人也没有发现天生性状遗传的实际因子。19世纪后期，一位德国的生物学家弗勒明（Walter Flemming）用染料显现细胞结构，发现了细胞核内的线状物，后称为"染色体"。他的发现在经历20年的沉寂后，随着孟德尔遗传理论得到承认而受到充分重视。随后，生物学家们对染色体进行了研究，发现每个特定生物体每个细胞内都有一定数量成对的染色体，生殖细胞内染色体数目为体细胞的一半。1902年，美国生物学家萨顿（Walter Sutton）认为染色体就是孟德尔在植物试验中提出的遗传因子。然而，物种的遗传特征要远多于染色体的数目，人们认为，每一生物的性状特征都与染色体中的一小部分因子有关。1909年，染色体中的决定遗传信息的小单位被命名为基因（gene），由此打开了解读生物遗传密码的大门。医学在19世纪取得了决定性的进展，由此改善了人们的生活。疾病是人类最大的杀手，直到19世纪，瘟疫造成的死亡人数比战争、饥饿和自然灾害都要多。虽然在17世纪，科学家们已经通过显微镜发现了细菌，但细菌与疾病的关系仍不为人所知。18世纪晚期，英国医生爱德华·詹纳（Edward Jenner）经过研究发现，挤奶女工如果感染过牛痘（一种与人类天花相似的牛疾）就不会得天花。经过实验，詹纳将印度1300年前就已发明的接种法加以改进。1796年，他从牛痘中提取疫苗，然后将之植入一位男孩的手臂皮肤中，该男孩对天花就有了抵抗力，达到免疫目的。詹纳通过实验发明了牛痘接种法，但他对其中的原理并不十分清楚。对于其中原理的提示要归功于19世纪后半期的法国化学家和生物学家路易·巴斯德（Louis Pasteur）。巴斯德在19世纪6、70年代经过实验证明了发酵和传染病都是由细菌引起的，细菌可以像其他生物那样繁殖，而且可以通过空气、人的手和其他途径而传播，由此否定了长期占统治地位的所谓细菌的自然发生说。他发明了用煮沸的热水杀灭细菌的方法，后来被人们称为巴氏消毒法。从19世纪70年代开始，他对病菌进行专门研究，他用减毒的炭疽和霍乱病原菌制成疫苗接种绵羊和鸡，成功免疫。他由此得出结论，当减毒病菌进入身体后，身体内会产生抗体以抗击病菌，这种抗体随后在身体中保留下来，当致命的病菌进入身体后，这些抗体就足以杀死病菌，身体就不会患病。巴斯德用同样的方法制成狂犬病疫苗，对预防这种致命疾病作出了极其重要的贡献。人文社会科学和艺术的翻新：乱花渐欲迷人眼工业革命和科学技术与人文社会科学和艺术同步进行，进入到近代社会后，社会科学和艺术潮流不断翻新，变化的速度也明显加快，文艺流派纷至沓来，使人目不暇接、眼花缭乱。传统的人文社会学科在科学进步的影响下，改变了以前的研究方法，提出要用科学的方法来从事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在古老的政治学科，19世纪人们提出政治科学的概念，希望用物理学家们和生物学家们的方法来研究法律问题和政治的问题。同样古老的历史学科，到了19世纪在科学方法的启发下，历史学家们提出了要将历史当作科学来研究。以德国历史学家兰克（Leopold von Ranker）为代表人物的"兰克学派"提出了"要如实地说明历史"的主张。他们重视原始资料，重视实证研究，与当时哲学上流行的实证主义有相通之处，因此也被人们称之为实证主义史学，19世纪的史学的主要舞台是由实证主义史学占据的。经济学到了19世纪晚期也借助科学的方法，引入大量统计学的方法和统计材料来论证自己的理论。19世纪还涌现出一些新的社会科学学科。其中有人类学、社会学和心理学等。人类学是研究人类体质及其文化的科学。19世纪，作为人类学前身和分技之一的考古学取得重大突破，人们在史前人类的考古上发现了尼安德特人和克罗马农人，发现了古代人类的洞窟壁画。在早期文明阶段，人们也发现了许多古代埃及人、苏美尔人和亚述人的遗存，发掘了特洛伊城和迈锡尼城等。19世纪中叶以后，随着文化人类学的诞生，人类学发展成独立的学科。人类学家们开始探讨人类行为方式和思维方式的延续性。英国人类学家泰勒在他的经典著作《原始文化》（Primitive Culture，1871年）中研究了"文化"这一概念，着重分析了人们的信仰和行为的关系，其中对宗教问题进行深入的探讨。另一位英国人类学家弗雷泽（James George Frazer）在《金枝》（Golden Bough，1890年）通过对不同社会习俗的比较，试图揭示巫术、宗教和对权力崇拜之间的关系。这种对不同文化之间异同的研究，今天仍然是人类学关注的问题。社会学是19世纪兴起的另一门学科，它试图解答人们在社会中相互关系的问题。社会学的产生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法国实证主义哲学家奥古斯特·孔德（Auguste Comte）的工作。孔德认为对社会的研究要借助于科学家们的方法，使用客观事实，避免主观武断，由此创立社会学。19世纪的社会学家们特别喜欢采用生物学家们的方法，其中的代表人物就是英国哲学家和社会学家斯宾塞（Herbert Spencer）。他将达尔文适者生存的理论运用到社会领域，在1877年至1892年间发表的著作《社会学原理》（Principles of Sociology）中，他将社会内部成员分为适应社会者和不适应社会者，适应社会者运用他们的自然权利对推动文明发展作出贡献，而那些穷人、懒汉、文盲、罪犯是社会的不适应者，在社会的发展中没有任何贡献。他认为，人类社会的发展和生物进化一样通过自然选择从低级向高级发展，在这种自然选择下，那些不适应社会发展者会被淘汰，而留下来的是社会优秀分子。这种将达尔文理论运用于人类社会的观点被称为社会达尔文主义。这种学说后来被种族主义者所利用，最后遭到社会学们的批判和抛弃。社会学家们在研究中终于认识到，社会学的研究并不能完全照搬自然科学的方法，而是应该利用其中的原理，如在研究中要进行仔细观察、认真收集材料，将理论建立在这些观察和材料之上等。19世纪另一门新兴学科是心理学。心理学的渊源可以追溯到古希腊的思想家，但长期以来它被作为哲学的分枝而存在的。到19世纪中叶，一些科学家开始用自然科学的实验方法研究心理学，将心理学改造成一门独立的学科。心理学家们受达尔文学说的影响开始研究动物的行为，并将其中一些发现与人类进行比照和关联。早期运用实验方法进行这方面研究的是俄国生理学家巴甫洛夫（Ivan Pavlov）。在19世纪90年代，他发现了条件反射现象。长期以来，心理学家们已经知道，我们人类的有些行为完全是自发的，孩子不用人教就能知道将手从火上缩回来。同样地，狗在进食时，就有分泌唾液。巴甫洛夫经过研究将这种不由自主的反应称为条件反射。另一位对心理学作出重要贡献的心理学家是20世纪初叶的奥地利人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他在心理学中引入革命性的"无意识"概念，认为无意识是人行为的决定因素之一。他在给一些精神病患者进行催眠治疗的过程中，发现这些患者在催眠状态下能够回忆起他们早已忘却的一些往事。他相信早年的一些经历是这些患者的致病因素。因此，他逐渐帮助患者将这些不适的记忆带回到有意识状态，达到治疗精神挫折的目的。他仔细研究他们的梦，鼓励他们说出意识中出现的东西，然后他为患者进行梦和思想的解析，揭示隐藏在无意识之中的一些东西。这一过程被称为精神分析法。1920年，弗洛伊德出版《精神分析法导言》（A General Introduction to Psychoanalysis）一书，对这种方法进行了讨论。他的理论的一些细节后来遭到挑战，但他理论中的一些基本原理和方法今天仍然是研究和治疗精神病的基础。特别重要的是，他的学说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文学、艺术和哲学思想。19世纪的文学、音乐和艺术在很大程度上是社会和经济发展的影子，它们各种流派的变幻也折射出时代的变化。19世纪初期在文学、音乐和艺术领域，浪漫主义逐渐占据主导地位。浪漫主义（romanticism）一词从词源学意义上看，来源于中古法语（romances），指的是用拉丁方言"罗曼语"写成的冒险和骑士传奇故事。这些骑士文学的特点是富有想象和充满情感，文体夸张。在18世纪末叶，一些作家希望文学作品能更多地人们的情感和想象，展现生活浪漫的一面，由此发展成浪漫主义运动。19世纪，浪漫主义作为文化潮流是一种复杂的社会现象：一方面，它是对18世纪启蒙运动的反动，它反对理性主义，歌颂人的情感、本能和主观的激情，崇尚自然，反对工业社会的过分物质化，留恋过去田园牧歌式的生活；另一方面，浪漫主义也是18世纪和19世纪资产阶级革命的产物。法国大革命摧毁了旧有的社会秩序，释放出自由和平等的精神，作为自由精神的体现，浪漫主义要求摆脱旧有文学和艺术形式的束缚，释放出艺术的创造力和热情，它主张表现个人的情感和感受，强调自我表现；它反对清规戒律，主张自由发挥。因此浪漫主义与政治的联系比较复杂，浪漫主义者有支持革命的，也有反革命的；有主张保守主义的，也有主张自由主义的；有信仰宗教，也有反对宗教的。在英国，最著名的浪漫主义者是一批年轻的诗人。他们的诗作充满着激情和对大自然的歌颂。其中有华滋华斯（William Wordsworth）、柯勒律治（Samuel Taylor Coleridge）、拜伦（Lord Byron）、雪莱(Percy Bysshe Shelley)、济慈(John Keats)等。许多浪漫主义作家特别钟情于过去的浪漫故事，特别是中世纪的情形。例如苏格兰小说家司格特（Walter Scott）在他的小说《艾凡赫》（Ivanhoe）中描写的就是骑士时代的风貌。法国浪漫主义作家维克多·雨果（Victor Hugo）的《巴黎圣母院》（Notre-Dame de Paris）的场景也设置在中世纪。法国另一位小说家大仲马（Alexandre Dumas）的《三个火枪手》（Les Trois Mousquetaires）漫游于黎世留的法国。对往昔的兴趣与这个时代民族主义的成长是相联系的，浪漫主义文学特别重视民间文学，挖掘传统民族文学的精华。德意志当时尚未统一，但民族情绪日益浓厚，在文学上表现为民族主义文学的兴起。格林兄弟（Jacob Ludwig Carl Grimm ，Wilhelm Carl Grimm）收集了民间的童话，编成《格林儿童与家庭童话集》（Grimms' Fairy Tales）。海涅（Heinrich Heine）早期创作诗歌《歌集》（Buch Der Lieder）明显表现出民间诗歌的影响。海涅一生中最成熟的作品是他的政治抒情长诗《德国--一个冬天的神话》（Deutchland: Ein Winterm?rchen），其中表达了他对祖国的深厚感情，同时对德国社会反动黑暗势力进行了讽刺和鞭挞。19世纪前半期的音乐也从古典主义向浪漫主义过渡。在这一过渡中发挥最重要影响的就是德国音乐家贝多芬（Ludwig van Beethoven）。他所发出的浪漫主义音乐先声就如同早期英国浪漫主义诗人的报春。在他的田园交响曲（第六交响曲）中，他对大自然的热爱表现得淋漓尽致；在命运交响曲（第五交响曲）中，以乐观的精神表达人类与命运的抗争；第九交响曲中的《欢乐颂》更上洋溢着热情开朗、人类彼此相爱的情感。像所有的浪漫主义者一样，他的音乐致力于表达人们强烈的感情，歌颂人类的英雄主义和伟大成就。在贝多芬的前导下，奥地利和德国迅速成为浪漫主义音乐的中心，欧洲各地涌现出许多杰出的音乐家和不朽的音乐作品。勃拉姆斯（Johannes Brahms）创作的交响乐和协奏曲以古典的音乐形式表达人们丰富和强烈的情感；舒伯特（Franz Schubert）、舒曼（Robert Schumann）和门德尔松（Felix Mendelssohn）用音乐表达了牧歌式的诗情画意，舒伯特和舒曼还创作了大量抒情歌曲，让人久久难以忘怀。在波兰出生并在法国成名的音乐家肖邦（Frederic Chopin）谱写了优雅且富有情感的钢琴曲。匈牙利的音乐家李斯特（Franz Liszt）将许多民间音乐和舞曲引入他的音乐创作中，同时以当时的浪漫主义文学和哲学为基础创造出"交响诗"的形式。在俄国，柴可夫斯基（Peter Ilyich Tchaikovsky）也创作了许多凄婉悲怆、荡气廻肠的动人作品，其中有交响曲、管弦乐曲、歌剧音乐和芭蕾舞曲等。他的作品常常以古老的传说故事作为题材，并且具有强烈的民族情感。著名的作品有《胡桃夹子》、《天鹅湖》、《1812年序曲》等。意大利在歌剧创作中继续保持着优势。威尔第（Giuseppe Verdi）的作品《茶花女》（La traviata）、《阿伊达》（Aida）、《奥瑟罗》（Otello）等以极其精巧的音乐手法突出了音乐的抒情性，同时和他所处的时代相适应，他的作品又突出了意大利的民族性。在歌剧创作上，19世纪德国最伟大歌剧家是瓦格纳（Richard Wagner）。他将自己的歌剧称为"乐剧"，在这些歌剧中，他试图将歌唱、音乐、舞蹈、服装和布景融为一体，营造出一种强烈的舞台效果。他的歌剧也表达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许多歌剧的情节取自德国的史诗和传说，其中最突出的就是他的四部曲《尼伯龙根的指环》（创作于1853年至1874年）。19世纪大部分音乐家遵循的是浪漫主义的创作道路，不过从19世纪下半叶起在音乐上出现了印象主义（源于绘画流派）的音乐，其代表人物就是法国的德彪西（Claude Debussy），他试图用和声节奏和变化来表达人们对云、大海和月光的印象。当德国人、奥地利人、俄国人和意大利人统领19世纪世界乐坛的时候，法国人却在绘画和雕塑领域独领风骚。在19世纪初期，法国画坛是古典主义的天下，在法国大革命中出尽风头的大卫（Jacques-Louis David）同样成为拿破仑的红人，他是表现法国大革命的作品《马拉之死》的作者，也是表现拿破仑加冕豪华场面《皇帝和皇后的加冕礼》的作者。随后安格尔（Jean Auguste Dominique Ingres）继大卫之后成为法国古典主义画派的主要代表。他善于从古典美中得到一种简炼而单纯的风格。在具体技巧上，重视曲线的运用，构图力求严谨，色彩单纯、形象端庄典雅，他的作品以表现人体美见长，广为人知的就有《瓦平松的浴女》、《大宫女》、《土耳其洛室》和《泉》等。大卫：《马拉之死》安格尔：《大宫女》在19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与浪漫主义文学兴起相呼应，法国涌现出浪漫主义画派。先驱之作是法国画家席里柯（Théodore Géricault）的《梅杜萨之筏》，采用大小三角形构图的叠加以表现不平衡的紧张气氛，强烈的色彩传递着作者内心强烈的情感，充满了戏剧性的张力。法国浪漫主义绘画最杰出的代表是欧仁·德拉克洛瓦（Eugene Delacroix，1796－1863），他的绘画常常突破古典画风的构图原则，往往充满狂野的动态。其中最著名的就有《希阿岛的屠杀》和《自由引导人民》等。　德拉克洛瓦：《自由引导人民》英国的浪漫主义画家约翰·康斯坦布尔（John Constable）和透纳(J.M.W. Turner)则将他们的浪漫主义情调寄寓于自然山水之中，他们的风景画色彩绚丽生动。特别是透纳的海景画，画家运用光和色彩的效果将阳光、烟霞、水气、浪雾组成壮丽的画卷，引起人们的心灵震憾。透纳对光色和空气变化的注重与悉心研究，对后来的印象主义派画家有着明显的影响。浪漫主义在建筑上的反映就是所谓哥特式建筑的复兴，代表作是英国的国会大厦以及美国的一些教堂和一些大学学院的建筑。浪漫主义富于想象和华丽风格多少有点远离社会现实和普通人的生活。19世纪中叶，一些作家和艺术家逐渐远离和抛弃这种风格，转而采取一种更贴近日常现实生活的态度，常对社会现实进行解剖分析和进行批评。这种文学和艺术潮流被称为"现实主义"。现实主义主张艺术应该真实地反映社会生活，这无疑和十九世纪上半时自然科学和技术的发展，以及唯物主义在哲学领域的扩展有关。同时，空想社会主义的传播，社会矛盾的日趋尖锐，也加强了现实主义的批判力量。在文学上，现实主义的代表人物。法国的作家司汤达是法国现实主义文学的奠基者之一，他的《红与黑》是欧洲第一部杰出的批判现实主义代表作。奥诺雷·德·巴尔扎克是法国现实主义文学思潮的杰出代表。巴尔扎克是个多产的作家，仅收入《人间喜剧》的长、中、短篇小说就有九十多部。他将在人间喜剧分为三大类："风俗研究"、、"哲学研究"、"分析研究"。其中"风俗研究"又分为"私人生活场景"、"外省生活场景"、"巴黎生活场景"。"政治生活场景"、"军事生活"场景"、"乡村生活场景"六个部分。在《人间喜剧》中，他描绘了法国现实社会中形形色色的各界人物，反映出封建贵族没落衰亡，也刻画了资产阶级的罪恶发迹史。其中著名的小说有《高老头》、《欧也妮·葛朗台》、《贝姨》等。除了司汤达和巴尔扎克以外，在法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思潮中，一还有许多各具独特风格的著名作家，如梅里美（《高龙巴》、《嘉尔曼》）、福楼拜（《包法利夫人》）、莫泊桑（《羊脂球》、《项链》、《俊友》）、都德（《小东西》、《最后的一课》）等。英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杰出代表人物是查理·狄更斯（1812－1870）。他的作品广泛和生动地反映了十九世纪英国维多利亚时代的精神面貌。《双城记》、《大卫·科波菲尔》、《艰难时世》和《荒凉山庄》等作品刻画了生活的悲惨、社会的虚伪和劳动的艰辛。美国现实主义文学的代表作家马克·吐温（1835－1910）则以诙谐、幽默的笔调表现沉重、严峻的主题，代表作有《竞选州长》、《镀金时代》、《汤姆·索亚历险记》、《哈克贝里·费恩历险记》等。斯托夫人的《汤姆叔叔的小屋》对黑人奴隶制的描绘，在美国激起了反奴情绪，甚至可以将之看作南北战争的催化剂。俄罗斯也涌现出一批现实主义的作家，如屠格涅夫在《猎人笔记》中描绘了乡村的生活状况，表达了对农奴的同情。他的代表作《你与子》则塑造了旧自由派贵族和新平民知识分子的典型。俄罗斯作家托尔斯泰在《战争与和平》中描写了当时俄罗斯贵族的生活态度和世界观，以及抗击拿破仑入侵的悲壮故事。他通过另一部小说《安娜·卡列尼娜》展现了俄国当时的阶级等级关系和复杂的婚姻关系。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罪与罚》可谓一部深入刻画人们内心世界的心理小说。　库尔贝：《画室》现实主义也表现在绘画方面。法国画家库尔贝是公认的现实主义画家，他的绘画大多表现普通人的生活，描绘一些日常生活的场景，如碎石工人（《碎石工》）、劳动着的农民（《筛麦妇》）、从乡村的葬礼（《奥尔南的葬礼》）等。代表作《画室》则隐喻了画家自己的创作活动和生活场景。俄罗斯画家列宾也常被人归为现实主义画家的行列，因为他的画也表现出强烈的现实感。他的成名作《伏尔加纤夫》上人物栩栩如生，纤夫们迈着沉重的步伐，其神态仿佛可以让人听到他们低沉的呻吟。列宾刻画的人物性格鲜明，能真实再现人物的外表和内心世界，其中著名的就有《伊凡雷帝杀子》、《不期而至》、《托尔斯泰像》等。自十九世纪下半期起，欧美文坛上也存在其他的文学潮流，首先是兴起于法国的自然主义，以埃米尔·左拉为重要代表。在五十年代，戈缔埃、波特莱尔和巴那斯等创作了一批追求"纯粹形式"的诗歌，拉开了颓废文学的帷幕。七八十年代以后，出现了影响较大的象征派。这一派的代表人物有魏尔伦、韩波和马拉美。他们主张以象征的手法，具体的形象来表现神秘的、无逻辑的、别人难以理解的主观意识。九十年代，又出现了未来主义、表现主义、超现实主义等各种流派。英国在九十年代还出现了以王尔德为代表的唯美主义文学。另外，在十九世纪的欧美各国，无产阶级文学也发展得较为迅速，并影响到世界各国。19世纪后半期，在艺术领域最为引人注目的变化是印象主义大行其道。印象主义绘画产生和盛行于法国，被归入印象主义的这批画家们主要受到19世纪现代科学技术（尤其是光学理论和实践）发展的影响，他们注重光和色彩的表现力，所绘图像不求真实再现原物体，而是突出画家自身的主观感受，他们通常喜欢描绘在强光照射下的物体，大胆采用高纯度的明亮色彩和强烈对比的补色。由于各人的经历、思想、爱好、性格的差异，印象派画家采用不同的表现手法，呈现出不同的风貌。有的侧重人物画，有的以画风景为主，有的变形变色，有的比较注重写实，有的强调主观表现，有的则忠实于宏观对象。马奈：《草地上的午餐》莫奈：《日出印象》印象主义最早的作品可以算作是法国画家马奈的《草地上的午餐》。此画在1863年送交官方举办的画展中落选，而当时第二帝国皇帝拿破仑三世为了粉饰太平，又举办了""落选沙龙"画展，此画展出时引起争议。马奈的画采用了色彩平涂的画法，而开创新的画风。1874年，志同道合的一些青年画家举办了一个"无名画家展览会"，其中克洛德·莫奈的作品《日出--印象》充分表现了印象派绘画的主要特征：注重光及其对色彩的作用。一些对此画风抱嘲讽态度的人就用这幅画的标题戏称他们为"印象派"，印象主义由此得名。早期印象派除了马奈和莫奈以外，还有德加、雷诺阿、毕沙罗等。印象派发展到后期分化出新印象主义和后印象主义。新印象主义以画家修拉（1859－1891，代表作《大碗岛的星期天下午》）和西涅克（1863－1935，《井边的女子》）为代表，他们根据色彩学的某些原理，采用点彩的表现手法，更强烈地表现瞬息即逝的光和色，所以也有人称之为"点彩派"。这种机械地把科学原理搬到艺术创作上来的方法，伤害了艺术本身规律，所以注定难以长久，到90年代即告消失。后期印象画派的画家们不满足于客观主义的表现和片面地追求外光与色彩，而强调抒发自我感受，表现主观感情和情绪。他们重视形和构成形的线条、色块和体、面。强烈的内心化和个性化，是他们创作的特色。荷兰画家凡·高（1853～1890年）是后期印象派的过渡性人物，他在绘画中仍然突出光和色彩的作用，善于表现在强烈阳光下的物体。但也常常用跃动的线条和扭曲的透视来表达自己激动和狂热的情绪。代表作有《向日葵》、《奥韦尔教堂》、《自画像》、《收割人劳作的麦田》、《唐古伊老爹》等。后期印象主义的杰出代表是保罗·塞尚（1839一1906年）。他非常注重追求物体的结构、体积、质感以及相互关系。他的名言是"用圆柱体、球体、锥体来描绘对象"。他的风景画和静物画坚实、厚重、老练、冰冷，人物画则往往采用写意的手法，表达其内在情绪。西方美术史论者多尊塞尚为"现代绘画之父"，认为后来许多现代流派都受他的启发。代表作有一系列《静物》、《玩纸牌的男人》、《浴女们》、《圣维克图瓦山》等。后期印象派的另一代表人物是高更（1848～1903年），他30岁后习画，43岁时离开欧洲，远涉重洋，在南太平洋的塔希提岛定居，最后死在这个岛上。他吸收了东方绘画、黑人雕刻、中世纪宗教艺术和民间版画的一些手法，创造了一种有内在力量的装饰性画风。代表作有《我们从哪里来？我们是什么？我们往哪里去？》、《死者的灵魂》、《塔希提的年轻姑娘》等。凡·高：《向日葵》19世纪的两大潮流，即工业革命和资产阶级革命，极大地改变了人类文明的进程和面貌。一直以来，占据主导地位的威权政治受到挑战和动摇，人们的生存状态也有了大幅度的改变，科学巨匠和文艺大师大量涌现，新思想新观念得到广泛传播。人类文明史上从来也不曾有过在短短的百年间发生如此巨大的变化，文明的进程呈现出加速度的发展。由于这两股潮流最早出现在欧洲，因此使得欧洲文明开始执掌人类文明进程的牛耳，并且以工业文明载入人类史册，工业文明最后成为世界性的文明，人类进入了现代社会。参考书目：吴于廑、齐世荣主编：《世界史·近代史编》（上下卷），高等教育出版社，1992年。易杰友雄主编，祖嘉合、梁雪影著：《工业文明》，华夏出版社，2000年。[美]帕尔默、科尔顿著：《近现代世界史》（中册），商务印书馆，1988年。T. Kemp, Industrialization in Nineteenth Century Europe, London,1985.J. Bowle, Politics and Opinion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London ,1954.E. J. Hobsbawm, The Age of Capital, 1848-1875, Time Warner Books, 1991.结　语当人类文明进入20世纪之际，全世界的人们都对未来充满着希望和憧憬，对把握人类自己的命运充满自信。人类文明会不断进步，人类未来可以预测，人类面临的问题都可以依靠理性和科学的精神得到克服，这样的乐观情绪占据了上风。然而，20世纪文明的现实在继续表现出科学和技术改变世界的惊人力量的同时，也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和危机。20世纪前半期的历史似乎是19世纪的延续，专制君主政体继续衰败，工业革命扩展到全球。这一历史趋势不仅在欧洲和美洲，而且在亚洲及世界其它地区表现得越来越充分。民主化、工业化、城市化、世俗化......成了现代文明的重要特征。就在人们为这种繁荣景象欢呼和惊叹之时，地球爆发了两场史无前例的世界大战。战争卷入人口之多，创伤之惨重，损失之严重完全超乎了人类的想象，人们不禁要问，在人类文明发展到如此高度的时候，为什么还会发生如此野蛮的行径？20年代末到30年代初，世界经济大危机使世界经济倒退了几十年，也使人们看到经济发展的脆弱。在这种情况下，一些非理性的思潮和悲观主义的思想开始登堂入室，人们对人类文明的发展进行反思。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欧美国家出现了经济奇迹，人类在能源、交通、航天、通讯、材料、医学、生命科学、传媒、武器等领域获得了新的发明和成果，继续改变着人们的日常生活和生活态度，世界各个角落的联系日益紧密，然而这一切并没有消除人们对未来的焦虑。人口爆炸、环境恶化、贫富分化、战争威胁、文明冲突、疾病流行等等，每时每刻在困扰着人们，因此人们给了这个时代众多的名称：焦虑的时代、无政府时代、不确定时代......人类文明将何去何从？当我们的书即将告一段落时，文明的脚步还在继续，人类的探索还在继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