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文明史-3

天文学和地理学在希腊化时代得到了较大发展。他们在中近东和古代希腊观察天象的基础上，用数学方法计算出日月星辰每一天的变化。公元前3世纪中期，希腊天文学家阿里斯塔克（Aristarchus，约公元前31O－一前230）已经提出"太阳中心说"。他认为，地球和行星都绕着太阳旋转。然而这一极其超前的发现却未能说服当时的人们，所以很快就被扼杀了。在阿里斯塔克以后，希腊化时代最著名的天文学家是伊巴谷（Hipparchus，又译作喜帕恰斯，希帕库斯等，约公元前190－一前120）。伊巴古计算了日食和月食发生的时间，并根据日月的变化计算了回归年的长度，测定一回归年为365.2467日（今测得正确数值为365.2422日），一朔望月为 29.5306日（今测得正确数值为 29.530589日）。他甚至大致正确地计算出月球的直径及月球至地球的距离。希腊化时代的地理学家们已经知道地球是圆的。曾在亚历山大里亚城图书馆担任馆长的埃拉托色尼（Eratosthenes公元前275一前195）是古希腊一位最博学、最伟大的地理学家。他学识渊博，文史兼通。他著有《地理学》、《对地球大小的修正》等重要著作，建立了较完备的地理学知识体系。他对地球的周长进行了科学测定。他根据夏至日正午在亚历山大里亚城和尼罗河中游昔恩尼（在北回归线上）两地日影的差异，用三角测量法计算出地球周长为39690公里，与现今测得的准确数值40075.13公里十分接近。他还提出了世界各大洋互相连接、实际为一的学说，同时是最早提出向西航行就有可能抵达亚洲东部的人。他的一位继承人把地球划分为五大气候带，至今仍为人沿用；他还把潮汐的涨落归因于月球的影响。希腊化时代在医学和生物学方面也有新的成就。亚历山大城是当时的医学研究和治疗中心，一些希腊医生对被处决的罪犯进行解剖，在人类解剖学上取得了重大进展。希腊解剖学家赫罗菲拉斯(Herophilus)对血液循环、神经、眼睛、肝脏等器官进行过详细描述。后来，以他为首创立的赫罗菲拉斯派，在医学上做了大量工作，取得了突出的成就。另一位活跃于公元前3世纪中叶的医学家埃拉西斯特拉塔(Erasistratus),被认为是生理学的创始人。他不仅进行过人体解剖，而且据说从活体解剖中获得了大量关于人体机能的知识。他发现了心脏的瓣膜，区分出运动神经和感觉神经，同时指出动脉与静脉的最后部分是连在一起的。希腊化时代的生物学是在亚里土多德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托勒密王朝的君主们在亚历山大里亚建立了动、植物园，集中了各种珍禽异兽，果木花卉，专供学者实验和研究。亚里士多德的学生狄奥弗拉斯特还对植物进行了分类，并对植物分布和植物生态等进行了研究，取得了许多有科学价值的史料和成果。在列举了希腊化的科学成果时，有一点遗憾不能不说。虽然希腊化时代科学发现层出不穷，但它们具有局限性，在时间方面，科学的繁荣时期集中在托勒密一世和托勒密二世的几代人，以后这种科学热情就减退了；在地域上，主要集中在亚历山大城，而且更局限在"缪斯神宫"（现译博物馆）内，对一般民众的影响微乎其微；在与实践的关系上，大部分的科学成果没有与应用结合起来，科学家们的科学研究更多地是满足自己的好奇心和个人兴趣。这些科学的种子播下以后，长期不发芽，一直过了1000多年后，才重见天日，引起世人重视，继而结出近代科学果实。在艺术方面，希腊化时代的成果似乎不能与古典时代相提并论，但它们所反映出的一种清新的艺术风格却也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这些作品在罗马时代被不断复制，也表现出它们的生命力。希腊古典时代的雕刻表现得庄重典雅，追求人性的理想化，这是与当时希腊人的节制观念相联系的。希腊化时代时尚的变化也反映到当时的雕刻作品上，作品开始强调自然主义与不加拘束的奢华。雕刻家尽其所能再现人物面部的皱纹、发达的肌肉、多样的面部表情以及复杂的衣纹褶皱等，人物的姿态也更生动活泼。我们在此不妨列举一下希腊化时代三个最著名的雕刻作品，它们揭示了该时期 人们审美观念的不同方面：《垂死的高卢人》，公元前220年左右完成于帕加马，它显示出娴熟的刻画发达的人体的技巧；《萨摩色雷斯带翼的胜利女神》，完成于公元前200年左右，刻绘飘逸的衣纹细致入微，逼真动人；《拉奥孔群像》，完成于公元前1世纪左右，是着力表现了人类情感、构图复杂的作品之一。《垂死的高卢人》《萨摩色雷斯带翼的胜利女神》 《拉奥孔》古代希腊文明是人类文明进程中的重要篇章，它并不是原发性的文明，但它吸取了前人的优秀成果，并用自己的民族性改造了这些成果，加入了自己的创造，从而产生出一种全新的文明体系。这一文明体系对西方现代文化的影响是深远的：希腊抽象的思维方式，对理性的阐发，对灵与肉的赞美，对个人尊严和价值的高度尊重，在近代西方文明引起巨大反响。雅典的民主制也是西方民主制的滥觞。希腊建筑和艺术表现形式也影响了欧洲的近代建筑和艺术表现。然而希腊文明并不完美，它对奴隶制的宽容，对民主的限止，对战争的纵容其实都为它的衰落埋下了伏笔。随着希腊化时代的结束，它的辉煌被另一重要文明――罗马文明取而代之。参考书目：[美]伊迪丝·汉密尔顿著，徐齐平译：《希腊方式――通向西方文明的源流》，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11月。[美]保罗·麦克金德里克著，晏绍祥译：《会说话的希腊石头》，浙江人民出版社，2000年3月。J.B.Bury and R.Meiggs, A History of Greece to the Death of Alexander the Great, New York, 1975.F.Durando, Ancient Greece: The Dawn of the Western World，New York, 1997.F.W. Walbank, The Hellennistic World ,Cambridge, Mass.,1993.W.W.Tarn and G.T.Griffith,Hellenistic Civilization,London, 1952.Claude Orrieux, Pauline Schmitt Pantel, Histoire grecque, PUF, 1995第七章　恢宏、霸气、严谨：罗马的气质--------------------------------------------------------------------------------　 通常人们将公元前146年确定为希腊化时代的结束，因为在这一年，来自意大利半岛的罗马人将他们的统治扩展到了地中海的东部地区。所以人们习惯上把罗马文明看作是希腊文明的后继者。其实在时间上，罗马文明的早期与希腊文明是重叠的，在两者的关系上，罗马文明受到过希腊文明的影响，但它又具有自己的特质。远在光彩熠熠的希腊开始衰微之前，罗马文明就已开始在西方台伯河两岸兴起了。大致在亚历山大大帝进行征服活动的同时，罗马脱颖而出成为意大利半岛的主宰。在其后五个世纪的时间里，罗马势力不断增大。到了公元前一世纪末期，罗马不仅控制了西欧大部分地区，而且控制了大部分希腊化地区。在征服希腊化地区并毁灭北非的迦太基文明之后，罗马得以把地中海变成"罗马人的内湖"。在这一过程中，希腊的种种制度和思想也被引入地中海世界的西半部。罗马人无法抗拒希腊文化的魅力，但依然尊重他们古老的农业传统。因此，罗马文明在敬重希腊的优雅和修养的同时，继续崇尚秩序和军事威力。正是罗马人的这种特征，我们看到罗马人在希腊人那里学到了许多东西，如字母、神话、宗教和艺术等，但在政治、法律和城市规划与建设上超越了古希腊人，为人类留下了宝贵的遗产。人们常说："辉煌的希腊,伟大的罗马"，正是两大古典文明特质的高度概括。其实，罗马本身的发展就是一部气势恢宏史诗。伊达拉里亚与罗马城的兴起意大利半岛的地理特征对罗马历史的发展影响非常大。意大利是古代罗马的中心地区，从地理上看，它活像一个皮靴形的半岛，靴子的上端为北部的阿尔卑斯山，靴子的足尖和后跟伸向南部的地中海。这是地中海三大半岛中最中央的半岛，在它的西部是比利牛斯半岛，在它东部是巴尔干半岛，意大利半岛（亚平宁半岛）似乎正好将地中海一分两半。意大利的足尖离西西里岛仅3公里，而西西里岛离非洲也仅128公里。所以可以说意大利是地中海地区的心脏，占据和控制着整个地中海区域的战略要地，一旦征服东西部地中海各国后，很容易和非洲、欧洲相连，对希腊、小亚等地实行统一和控制。　早期意大利意大利半岛和希腊半岛那种被山峦和海湾分裂成许多地区的情况相比，它的地理条件很适于政治统一。纵贯全境的亚平宁山脉由北而南，形成半岛的高大屋脊。亚平宁山脉的南北走向使意大利半岛在南北交通上不存在阻隔，而且亚平宁山并不崎岖难行，岛内的旅行和贸易也就没有太多的困难。此外，意大利半岛虽然三面临海（它的东边是亚得里亚海，南临爱奥尼亚海，西连第勒尼安海），但却不像希腊那样有许多良港，所以早期的沿海居民基本是与内陆居民进行贸易，而不是面向海外。但意大利的地理环境也决定了罗马人首先要尽力保卫自己。与希腊相比，意大利半岛更易受到外族入侵。初看起来，意大利有不错的天然屏障，东南西三面环海，北面有阿尔卑斯山脉。然而阿尔卑斯山北坡有点平缓，而且留有许多山口可供人们翻越通过，因此无法有效地阻挡中欧民族的涌入，而许多地方海岸的低平又招来来自海上的征服。这样一来，外来移民借助武力强行占领这一地区，比与原有居民和平融合还要普遍些。几乎从定居意大利土壤伊始，罗马人就热衷于军事活动，因为他们不得不保卫自己的征服成果，以防其他入侵者。意大利的气候温和，雨水充沛，加之境内河流纵横交错，平原土地肥沃，为古代农业和畜牧业发展创造了良好条件。特别是南意地区土地丰腴富饶，像西西里岛地区自古就是欧洲有名的宝地粮仓。因此，罗马人在其历史的大部分时期里，都一直是以务农为主的民族，主要的农作物是蔬菜、橄榄、葡萄和柑桔类水果等。由于与海外联系少，他们很少享受到与其他地区进行贸易所带来的思想方面的刺激。半岛东岸与希腊接近，但多为悬崖险滩，不宜舟船停泊和人们出入。而南端和西岸则多有良好的港湾，交通方便，因而希腊文明的传播，最早是从南端和西岸进入意大利半岛的。根据考古发现，远在旧石器时代意大利半岛上就有人类居住了，公元前3000年前，这里的原始居民也进入新石器时代。到公元前2000年初，也就是希腊人南下爱琴海区域的时候，操印欧语的诸部落从东北方向的多瑙河沿岸，循着阿尔卑斯山的一些隘口进入意大利半岛各地。其中在台伯河(Tiber River)流域拉丁姆（Latium）平原上定居下来的一些部落，称作拉丁人。拉丁姆平原气候宜人，土地肥沃，适于农业和牧业发展，拉丁人在此开始从事畜牧和农耕，并且已经有了纺织、制陶和铁制工具与武器制造等技艺。在拉丁人居住的地方曾出现了一些有围墙的城寨。稍晚一些，大约在公元前9世纪左右，有一支叫伊达拉里亚人（Etruscan）的东方部族，从小亚细亚进入意大利。关于伊达拉里亚人的来源，自古以来尚未定论，不过他们肯定不是印欧语系的民族。他们首先征服了台伯河以北沿海的伊达拉里亚（Etruria）平原，然后在公元前6世纪后期，征服了拉丁姆平原，他们在这一地区的统治达一个世纪之久。他们建立了一个扩展到意大利北部和中部大部分地区的城市联盟，其中一个叫做塔克文（Tarquins）的家族在罗马城称王。公元前509年，伊达拉里亚人失去了对罗马的控制，最后这些人当地的拉丁人同化，成了罗马人的一部分。虽然伊达拉里人作为民族后来消失了，但他们的文化却一直影响后来罗马文明。伊达拉里亚人有以希腊字母为基础的书写文字（我们至今一直未能完全释读它们），有高度熟练的冶金技术，能制造精细的编织品、陶器和首饰，具有非凡的艺术才能，并且有了海军和商船队，同东方贸易往来频繁，并有一种以崇拜人形神祗为基础的宗教。拉丁人从他们那里学到了铺路、拱门构建、铺设阴沟等建筑知识，学会了建设城市，学会了开发沼泽地，同时也学会了角斗这一残酷的娱乐活动，以及通过诸如观察动物的内脏及鸟类的飞翔来预测未来之类的迷信方法。罗马人从伊达拉里亚文化中吸取了一种比较重视技术和实用的传统，工程务求坚固率实，美观尚在其次，城市设施比较注意引水系统、军事营寨以及道路交通等。伊达拉里亚的艺术受希腊的影响，但经自己民族性改造后，有了新的特点，这就是更重视写实性。如有一尊陶制的阿波罗神像便是佳例。这尊有真人般高大的神像表现阿波罗蹬着大步而走，它的风格和希腊古朴艺术比较接近，但有更强烈的动感，更具写实性。伊达拉里亚墓葬中棺材的盖子，塑有陶相人像，墓主夫妇斜躺着，作持杯欢饮之状。在面部的刻画上非常认真，似乎力求留下墓主大妇的真实面容，同样也是伊达拉利亚艺术写实性的写照。伊达拉里亚艺术的写实性也影响了罗马的艺术特点。伊达拉里亚人的石棺在早期意大利，还有一部分希腊人散布在半岛南部。从公元前8世纪后半期开始，希腊人向意大利南部和西西里岛进行移民，并先后在这些地方建立了许多城邦，其中最主要的有邱米、他林敦和叙拉古。希腊文化便由这些地方传播到整个意大利，对罗马文明产生有着深远的影响。以上是罗马城邦兴起时意大利半岛上的概况，现在我们来看罗马城是如何从城寨发展为国家的中心。关于罗马的起源和兴起，有一段动人的传说：很久以前，希腊联军攻占并烧毁了特洛伊城。特洛伊王子伊尼德辗转逃到意大利半岛的台伯河岸。若干年后，他的后代阿穆略篡夺了兄长努米托的王位并将兄长之子杀害，以绝后患，兄长的女儿希尔维亚也被迫去维斯塔庙作了祭司，不准婚嫁。后来战神马尔斯潜入庙内与希尔维亚相爱并生下一对孪生子，取名罗慕洛和雷慕斯。阿穆略知道后，命人将此孪生兄弟投入波涛滚滚的台伯河。而这对孩子由于执行任务者的仁慈而未被淹死，随着河水漂到岸边一棵树下，得到一头母狼奶水的哺养。他们后来又被一位好心的牧人发现并收养起来。兄弟俩长大成人后知道了自己的身世，便杀了阿穆略，并恢复了努米托的王位。这对兄弟不愿继续在当地生活，决意去开创自己的事业。他们来到当年获救的地方，在母狼哺养他们之处建起一座新城，以罗慕洛的名字命名罗马。虽然是传说，但早期的罗马人言之凿凿，甚至推算出罗马建城的时间为公元前753年4月21日，并以此作为罗马的纪元。罗马的象征性雕像：母狼与孪生兄弟但现代考古发现和新近研究结果表明，罗马建城可能在公元前6世纪，即伊达拉里亚人统治罗马初期。正如西谚所说，罗马城不是一天建成的。大约在公元前8世纪最先在分散的平原山丘上出现了一些村落，后来，这些分散的村寨逐渐走向联合。公元前7世纪早期，来自于各个村落的居民参加一种被称为"塞皮提蒙"（意思为"七丘"）的宗教节日。过了将近一个世纪的时间，也就是约公元前600年，分散在七个山丘上的村庄已经联合成一个单一的、大规模的、繁荣昌盛的城市。从那时起，罗马才用石头筑建城墙，用砾石铺设路面，修建排水系统，并逐渐以罗马城为宗教活动和商业贸易中心。罗马的地理位置非常重要，它建立在台伯河畔，城市离台伯河出海口有24公里，这个地方水位较浅，河中还有小岛，非常便于涉河而过。早期罗马人对航海不感兴趣，后来随着海外贸易的发展，罗马在海边建立了一个港口城市奥斯提亚（Ostia）。罗马处在意大利半岛的中西部，这是内陆商路的中心，道路四通八达。由于罗马这样重要的地理位置，它极易受到攻击，罗马的早期历史是捍卫自己领土的历史，最初罗马人与周边民族不断发生战争，通过这些战争消除周边民族对罗马边境的威胁。早期罗马人甚至还遭到北部高卢人的侵扰。相传在公元前390年6月，高卢人趁夜偷袭罗马城，罗马士兵毫无察觉，连机灵的狗也没有听到一点动静，只有古罗马人献给朱诺神庙的鹅群发觉了，发出了警报，使罗马人免遭倾覆，因此在意大利有"鹅拯救了罗马"这样的谚语。在这样的战斗中罗马的战斗力不断增强，同时每当打败一个邻居，罗马人就保持对他们领土的占领，原来的邻居就成了它的盟友，罗马就这样一步步扩大了自己的疆土。罗马在向南部的扩张中，遭遇到那里的希腊人，但希腊城邦间的不团结，给了罗马人以可趁之机。一些希腊城邦在争吵中向罗马人求援。公元前282年，罗马人开始进攻他林顿。他林顿人向希腊本土的伊庇鲁斯（Epirus）的国王皮洛士求援，皮洛士在付出沉重伤亡代价后，一度获胜，但最终还是在公元前272年撤退，到公元前三世纪，除了北部波河流域仍掌握在高卢人手中之外，罗马已经控制了意大利半岛全境，罗马由此从一个地域城市成为全国性的政权。生活在共和制下的罗马人古罗马的历史大致经过三个阶段：从约公元前八世纪到六世纪，称为"王政时代"，这一时期名义上的最高统治者为王（rex），音译为"勒克斯"，实际上还是军事民主制阶段，不过这一时期形成的一些政治实体，如元老院、库里亚大会、百人团等经过改头换面后继续发挥着政治作用，成为罗马政治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公元前509年，伊达拉里亚人塔克文家族统治的被推翻，标志罗马进入共和时代，这一时期一直延续到公元前27年，然后罗马进入到帝国时代，直至西罗马在公元476年被日耳曼人冲垮，古罗马的历史才告结束。罗马共和时代是古罗马发展的重要时期。当时古罗马采取共和制度，我们今日所称的"共和国"（republic）一词就是来源于古代罗马。所谓共和制，最重要的特征就是国家的最高统治者由有选举权的人选举产生，不过古罗马的共和制与今天盛行的共和制并不完全相同，它是以奴隶主贵族占统治地位的共和制。在早期罗马共和国时期，只有成年男性公民有投票权。罗马的公民权与希腊的不同，在希腊只有城邦的居民才是公民，公民权是不能给予外邦人和奴隶的。在罗马，获得自由的奴隶和外乡人也能成为公民，公民身份可以通过罗马家庭或个人的协约，或公共的决定来获得。罗马的公民可以通过姓名来识别，一般公民姓名由三部分组成，一个是姓，来自家庭，解放的奴隶用原主人的姓，另一个是名，第三个是别名。尽管罗马在公民权的规定上较为宽松，但公民之间的不平等却超过希腊城邦。随着历史发展，罗马的公民划分成不同的阶层，而最主要的划分是贵族（patricians）和平民（plebeians）。贵族占据着政治和司法上的要职，控制政府，在宗教上可以随意解释神意，是当时社会的主宰。平民则地位低下，最早的时候，他们不能担任公职，不能与贵族通婚，他们不知道法律为何物，因为没有成文法，法律的解释权完全在法官，而法官又是由贵族担任的。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从共和初期起，一直存在着平民与贵族的斗争，这些斗争时而为和平请愿，时而以退出城邦相威胁，时而表现为国内战争。经过两个多世纪的斗争，结果是平民的权利不断增加，部分平民进入统治集团内部，由此扩大了共和国的统治基础。约公元前470年，他们迫使贵族同意遴选若干叫做保民官的官员，获得了第一次胜利。公元前450年，颁布了著名的十二表法，平民要求编纂成文法的要求得到满足。平民由此可以知晓自己的法律权利。约公元前367年，第一位平民出身的执政官被选举出来。按照古代习惯，执政官任职期满后可自动进入元老院，这样贵族垄断元老院席位的局面也就被打破了。公元前287年，平民取得了最后一次胜利：是年通过了一项法律，规定不论元老院批准与否，平民大会颁布的法案对国家都具有约束力。此外，平民还取得了与贵族通婚的权利等等。然而，平民这些胜利并不能改变贵族占统治的状态，这从定形后的罗马共和国政治制度的运作中就可以看出。罗马共和国的政治制度可以分解为两大部分来描述，一部分是选举、立法和监督机构，另一部分是管理日常事务的行政官员。前面部分有三个机构：（1）元老院。开始为100人，由100个贵族家庭的家长组成，以后成员的来源更为复杂，人数也增至300人。这一机构早期的权力是宣布由百人团会议通过的法律和选举结果，当然也可以拒绝宣布，所以它实际拥有法律的批准权。从公元前4世纪下半叶起，程序颠倒过来，所有法律和被选举人都由元老院首先提出，而经百人团会议通过后就可生效。由于百人团特殊的投票制度，实际上元老院提出的提案往往会自动通过。元老院还是执政官的顾问委员会，所有重要的决策，执政长官都要征求元老院的意见，元老院的大多数意见会形成一个成文报告制约执政长官的行动。元老院控制公共财政，即国库，国家的预算由他们作出规定。元老院还有指定行省总督的权力，并向执政官指派军队。他在外交上是主要决策者，他负责接受外交使节和派遣外交代表。在司法上有时还组成特别审判法庭。它是罗马共和制的代表者和维护者，是所有政治机构中最重要和最有权力的机构；（2）百人团会议。在王政时代第六王塞尔维乌斯·图利乌斯（约公元前578年－前534年）统治时期，他将公民分为五等，除最后一等穷人无服兵役权利之外，其余四等按军事建制编成百人团（centum）。名为百人团，其实每一团的人数不等。百人团分成不同兵种，同时也包括为军队服务的工匠。共和国时期，有步兵百人团170个，骑兵百人团18个，非战斗员百人团5个。百人团基本是由富裕和较富裕的公民组成的，富人组成的百人团人数少，而稍穷一些的百人团人数就多，但在百人团会议的表决中，每个百人团只有一票。百人团会议选举最高司法行政官员，决定对外宣战和媾和。投票从最富裕的公民百人团开始，一旦得到大多数后，投票即告停止，所以最后等级的百人团可能往往不参加投票。百人团会议是由执政官召集的，在召集之前，执政官要占卜问卦，请神示，因为当时罗马人认为人民的意愿要被神听到和认可才行。任何可疑的征兆都可以被解释为神不愿听你们说话，因此往往一声突如其来的雷声，一道闪电或一个公民突然发起羊癫风都会中断会议的进行。司法行政官员的候选人也由执政官提出，他们选出的人选还要经元老院认可。（3）平民大会（Concilium plebes），也称部落大会。部落（tribus）依地域组成，35个部落的公民组成部落大会，该机构主要由平民控制，选举保民官。公元前287年后，该机构获得立法权。政治机构中第二部分是行政司法官员。行政司法官员由百人团会议选举产生，其中最为重要的是高级行政司法官员，早期都由贵族垄断，到公元前339年，平民也可以担任。他们有解释法律和执行法律之权，日常行政大事也由他们掌管。所有元老院成员以前都担任过这些职务。这种可称为高级司法行政官员的，在早期罗马共和国时期有四种：（1）执政官（Consuls）。罗马共和国的执政官有两人，由百人团选举产生，一年一任，这是主要的政府主要执行官，也是军队统帅，为了防止专权，规定两名执政官拥有同样权力，其中一人可以否决另一人的决定，实际上权力是很难分割的，在实践上是一人一天轮流执政；（2）司法官（Praetors）。原来这一官职的功能主要归执政官，这一名称也是执政官最早的名称，"Praetors"从拉丁词源意义上说，就是"走在队伍头里的人"。公元前367年，罗马单独设立司法官，瓜分了执政官的部分职能。 他们是执政官在军事上的副手，同时他们还是法官，他们通过自己的法庭判案创立了许多罗马法律；（3）监察官（Censors）。负责公民的资格审查和财产登记，根据财产对公民进行排名，同时确定每年的税收。这些人掌握许多公民的隐私，所以通常由得到公民信任的、德高望重者担任。监察官为二人，根据规定5年选举一次，但习惯上18个月以后，监察官会自动辞职；（4）独裁者（dictator）。这是非常时期的行政官员，当国家处在危急时刻，可以由执政官指定，也可以由百人团选举产生一位独裁者，负有绝对的行政权力，为期6个月。平民保民官是个非常特殊的设置，保民官不是处理日常事务的行政官员，但他们的地位非常重要。保民官有10人，他们每年由部落大会选出，并负责主持部落大会。他们必须是平民，也只代表平民利益，他们有权否决任何行政官员的决定，他们的人身是不可侵犯的，这一设置主要是防止贵族滥用权力。我们看到，罗马共和制是介于君主制和希腊直接民主制之间的制度，从机制运作的角度看，而不是从观念的角度，它对西方制度的影响可能更大一些。但它的制度主要还是贵族的统治，由于行政官员不给薪金，因此穷人就难以担任此职。百人团主要由富人控制，元老院则基本上是贵族的一统天下，元老院的权力又大于百人团和执政官。有野心、一心往上爬的保民官则常常与元老院勾结，串通一气使用否决权。如此，罗马的奴隶主贵族和富人们通过操纵政治控制了罗马共和国。罗马疆域的保卫和扩张依赖它的军队。在罗马，服兵役是公民的义务和权利。保卫国家对国家忠诚是公民性的重要体现。在早期，公民服兵役不但没有补偿，而且要自己提供武器。最重要的军事单位是军团，每个军团由4500人至6000人组成。罗马军队组织严密，训练有素，纪律严明，因此特别有战斗力。罗马士兵只有在军队服役10年以上才能升任高级军官。在共和国时期，罗马社会中最重要的基本单位是家庭，它是宗教、道德和教育的中心。一个罗马家庭包括所有未婚的孩子、结婚的儿子及其家庭，还包括依附他们的亲戚和家庭奴隶。父亲是一家之长，具有绝对的权力，他主持宗教仪式，关心子女的教育，决定家庭一切重要事务。罗马妇女比希腊妇女更体面一些。母亲操持家务，购买物品，与丈夫一起接待客人。罗马人的教育目的是培养良好的习惯，而不是获取知识。孩子所受的教育主要就是要培养他们忠于国家，尊重长者和上司。孩子早期在家庭接受教育，父亲教他如何耕作，如何成为一个好公民。母亲则教孩子如何读书写字，如何计算。孩子还要求熟记十二表法。罗马社会最主要的特征是奴隶无所不在，是典型的奴隶制社会。奴隶主要来源是战俘，以及这些战俘的后代，奴隶有私人的也有国家的，罗马社会的经济运行主要依赖这些奴隶。奴隶等同于财物，可以买卖、转让和馈赠。奴隶所承担的工作非常多样，有的在奴隶主家中从事管理家务和秘书的工作，有的则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也有的充当角斗士供人取乐。不过，如果奴隶作出重要的贡献，如有技术发明，或得到主人的赏识，他就可以获得自由而成为公民，获得政治权利。早期罗马人的宗教可以称为万物有灵论，当时罗马人相信，每个物体都附有神灵，神无形无性。罗马人通过祭祀和供奉牺牲品来求得这些神灵的保佑。在各种神灵中，家神最为重要，而家神之中最受人们崇拜的是维斯塔（Vesta），这是火和心脏的保护神。后来罗马人受到其它文化的影响，宗教发生了变化。在伊达拉里亚人的影响下，他们开始认为他们的神灵与人同形同性。因此朱庇特（Jupiter）成了众神之父，朱诺（Juno）成了他的妻子。罗马人也接受了希腊宗教的影响，将自己的神与希腊神一一对应，并将希腊神话加以改造，于是希腊神宙斯就成了罗马神朱庇特，赫拉也就成了朱诺。随着时间的推移，家庭宗教演化为国家宗教，国家建立了寺院，举行公共仪式，部落大会还选举出终身高级祭司。当地中海成了内海，共和国到了尽头到了公元前3世纪中叶，罗马共和国基石稳固，控制范围也扩大到除意大利北部外的大半个半岛，罗马国家的实力大大增强，它的眼光开始转向海外，因此与当时一个海上强国迦太基发生了冲突，爆发了与迦太基的布匿战争（Punic War）。迦太基是北非沿海城邦国家，原为腓尼基人的殖民地，当腓尼基最后被马其顿亚历山大征服后，它发展为一个完全独立的国家。它倚仗活动范围广阔的舰队和雇佣军，控制了非洲西北部、西班牙南部、撒丁、科西嘉和西西里岛西部，由此几乎垄断了地中海西部的运输贸易。当罗马人征服意大利南部时，他们开始注意到了迦太基人在它周边的存在，对迦太基在西西里岛和周边岛屿的影响日渐增长深感忧虑。迦太基人也担心罗马人会夺取西西里岛。双方的猜忌和不信任，以及海上利益的冲突最终将两国推上战争之路。双方接连进行了三次战争。第一次战争自公元前264年开始至公元前241年结束，历时24年。罗马在此过程中大力发展海军，不仅在西西里岛上，而且在海上多次大败迦太基军队，终于迫使迦太基求和，迦太基在付出巨额赔款同时，也失去了西西里岛及附近一些岛屿。过后不久，罗马又乘迦太基的雇佣兵和奴隶起义的机会，占领了科西嘉岛和撒丁岛。迦太基在第一次战争失利后，一直俟机复仇。为弥补在地中海的损失，迦太基在西班牙建立新迦太基城，而这时罗马也在西班牙建立据点，双方由此冲突再起。公元前218年，迦太基军队在著名将领汉尼拔（Hannibal）的率领下，以西班牙为基地，穿越现在的法国南部地区，又越过白雪皑皑的阿尔卑斯山，进入意大利。据说，翻越阿尔卑斯山时，汉尼拔几乎损失了他一半的军队，但即使这样在与罗马军队交锋时，仍将罗马军队打得落花流水，罗马残军只得退守罗马城。罗马独裁者费边采取不与汉尼拔军队决战的"拖延战术"，避其锋芒，挫其锐气。汉尼拔在意大利呆了15年，虽然也取得不少军事胜利，但最终未能使罗马人屈服。罗马人趁迦太基大军在意大利的机会，将战争推向迦太基本土。公元前209年，罗马人占领了西班牙的新迦太基城，然后攻入北非，直接威胁迦太基。汉尼拔应召回国，防守迦太基城。汉尼拔终于遇到了他的劲敌――罗马将军西皮奥（Scipio），公元前202年，汉尼拔的军队在迦太基附近的扎玛（Zama）战役中惨败。公元前201年，迦太基求和，双方签订了和约，迦太基又一次付出巨额赔款，并交出了西班牙的殖民地，以及放弃舰队和战象。迦太基虽然保住了独立地位，但被大大的削弱，而罗马通过第二次布匿战争，基本上控制了西部地中海。在经过半个世纪的平静后，迦太基逐渐恢复元气，这使得罗马人感到忧心忡忡。有一位名叫加图的元老院成员在实地参观迦太基后，每次讲演几乎都以这样的句子结尾："我认为迦太基是必须摧毁的！"最后元老院决定消灭迦太基。公元前149年，罗马找借口发动了对迦太基的战争，迦太基城经过长期围困后，于公元前146年陷落，并被彻底摧毁。迦太基地区成为罗马阿非利加行省的一部分。在布匿战争进行的同时，罗马也开始了对希腊化地区的扩张。由于马其顿在第二次布匿战争中站在迦太基一边，罗马人对此进行报复。公元前197年，罗马发动对马其顿的进攻，并打败了它。希腊城邦被置于罗马的保护之下。不久，罗马击败了塞琉西王朝，将亚洲的部分土地交给它的盟友管理。公元前58一49年，罗马征服了英吉利海峡与地中海之间的整个高卢。公元前31年，吞并了埃及。通过进一步的征服，最后罗马控制了原希腊化的大部分地区。整个地中海成了罗马的内海。罗马共和时期的扩张随着疆域的扩大，罗马内部开始发生变化。政治上仍为共和制，但元老院的权力进一步加强，它控制军队、财政、外交和新增加的领土。罗马将新增加的疆域划分成行省，行省设总督，总督由元老院指派，得到当地占领军的支持。总督的任期为1年，而且不支薪金，总督就利用职权，巧取豪夺，以饱私囊。行省的居民没有公民权，但要负担罗马的沉重的税收，再加包税人的盘剥，这些行省的属民痛苦不堪。罗马通过扩张也获得大量耕地，但罗马政府将土地大块出租，只有富裕的人才能支付得起。罗马原来的小农在外省低价粮价和内部廉价奴隶劳动的双重挤压下破产，有些人流入城市，靠政府救济过活，社会矛盾进一步突出。许多被征服的民族沦为奴隶，罗马的奴隶数目也大大增加，他们与奴隶主的矛盾也不断激化。正是在各种社会冲突日益突出的情况下，罗马共和国的体制显得无能为力，这也为一部分野心家攫取权力提供了条件，罗马共和国最终演变为罗马帝国。从公元前146年布匿战争结束至公元前27年罗马共和国结束这一时期是一个充满危机的时期。这一时期充满了阶级斗争、奴隶起义和军事野心家们的争权夺利。首先在公元前133年至公元前121年，出现了格拉古兄弟的改革运动。提比略·格拉古（Tiberius Gracchus）和盖约·格拉古(Gaius Gracchus)兄弟分别在公元前133年和公元前123年当选为保民官，两兄弟前赴后继进行一系列改革，反对元老院成员和贵族滥用权力，侵吞公产。他们限止元老使用公共土地的面积，将公共土地分给缺地的小农耕种，同时将国家粮食以低价卖给城市居民等。这些改革遭到元老院和贵族们的反对，而一些扩大公民权的主张也得不到平民的支持。提比略·格拉古被元老院支持的暴徒暗杀，同时遇害的还有他300多名的支持者。盖约·格拉古也于公元前121年在暴乱中被杀死，同时遇害的人数达3000之众，改革淹没在血泊之中。此时军人开始专权。公元前105年，平民出身的马略（Gaius Marius）将军率军击退日耳曼人对山内高卢的进犯，他对军队实际改革。为了充实他的军团，他给所有愿意加入他军队的人以公民权，然后给他们报酬和参与战利品的分配，退伍后可以从将军手中得到土地。这一改革将临时征召的罗马军团改造成职业军队，军队不再忠于国家而是忠于将军本人。此后出现了苏拉（Lucius Cornelius Sulla）与马略的争斗。公元前88年，苏拉在元老院的支持下当选执政官，率军远征小亚细亚，抗击入侵之敌。马略在却怂恿保民官剥夺苏拉的军权。苏拉非但不交出兵权，反而挥师杀回罗马，赶走了马略，将自己的支持者扶上台，这是罗马历史上第一次军事政变。苏拉向世人展示了如何利用职业军队来达到政治目的。当苏拉回到小亚细亚战场后，马略又返回罗马，处决了他的敌人。7年后，苏拉再次率军加到罗马，马略已经病死，而成千上万的马略追随者成了刀下之鬼。苏拉将政府的一切权力集中到元老院手里，同时他自己由军队作后盾。向元老院发号司令，迫元老院做他愿意做的事情，他成了无限期的独裁者，罗马出现了军事独裁者。公元前79年，苏拉辞去独裁官之职。然后出现了新的一批将军的争斗，先后出现两个"三头同盟"。组成前三头同盟的是庞培（Gnaeus Pompey）、克拉苏(Marcus Licinius Crassus)、凯撒(Julius Caesar)。这三位将军在元老院中都有不少反对者，因此决定联合起来对付元老院。公元前60年，他们组成同盟，瓜分罗马的权力，凯撒在公元前59年任执政官，任期结束后，改任高卢总督。任职期间，他利用高卢人的内部矛盾，征服了高卢全境，进一步将罗马的疆域扩展到莱因河畔。庞培和克拉苏于公元前55年出任执政官，庞培兼任西班牙和利比亚的总督，克拉苏兼任叙利亚总督，任期均为5年。克拉苏在公元前53年在与东方人的战斗中被击毙，"三头同盟"也就成了庞培和凯撒的"两头"并立。庞培对凯撒的声誉心怀妒嫉，为了压倒凯撒，他先将自己推上唯一执政官的位置，然后操纵元老院命令凯撒不带军队返回罗马。凯撒根本不将这样的命令放在眼里，公元前49年，他率军返回罗马，庞培和凯撒的反对者们闻讯逃往希腊，凯撒大权在握。凯撒消灭了西班牙和意大利的庞培军队后，又在希腊大败庞培。庞培败逃埃及，被埃及人所杀。凯撒追至埃及，扶植克娄帕特拉（Cleopatra）当上埃及女王，使埃及成为罗马的联盟国。公元前46年，凯撒返回罗马，使整个罗马拜倒在他的脚下。第二年，他被宣布为终身独裁官，名义上共和国仍旧存在，但凯撒在实际上已是一位专制帝王，他甚至将元老院降到一个咨询会议的地位，元老院成员增加到900人。独裁后的凯撒也实行了一些具有积极意义的改革，如给予许多行省的居民以公民权，将部分公共土地分给穷人，铸造金币，制定新历法等等。凯撒的专权引起原来元老院贵族的反对，大约有60人秘密结盟反对凯撒，其中也有凯撒当作自己朋友的人。公元前44年，凯撒在元老院议事厅遇刺身亡。虽然凯撒生前已指定他的侄外孙和养子屋大维（Octavian）为自己的继承人，但凯撒死后，还是引起新的争权夺利的斗争。凯撒被刺杀时，屋大维年仅18，而且远在希腊。在罗马，凯撒的生前朋友安东尼（Marc Antony）和凯撒旧部下雷必达（Lepidus）将反凯撒的阴谋者赶出罗马，控制了局势。这样屋大维、安东尼和雷必达结成了"后三头同盟"。公元前43年，经元老院认可获得统治国家5年。安东尼率军东进，讨伐逃往在外的反对派，从他们手里夺回了叙利亚和小亚细亚。随后爱上了埃及女王克娄帕特拉，并最终与女王结婚，长期滞留埃及。同时屋大维迫使雷必达退出政治生活，从而获得意大利的统治权，由此形成他与安东尼两分天下的局面：安东尼主宰东方，屋大维统治西方。但不出几年，屋大维在羽翼丰满后说服元老院向安东尼和克娄帕特拉宣战。公元前31年，屋大维在小亚阿克兴（Actium）海战中大败安东尼的舰队，然后直逼埃及本土。一年后，安东尼和克娄帕特拉先后自杀身亡，埃及被并入罗马版图，成为罗马的又一个行省。屋大维的获胜敲响了罗马共和制度的丧钟，不过为了避免凯撒的命运他也不敢公开废除共和制。公元前27年，他从元老院得到了"奥古斯都"（Augustus）的头衔，意为"高贵者"、"受尊敬者"等。他自称"第一人"（princeps），含意为"第一公民"或"第一元老"。他将罗马的全部权力集于一身：他是各省的总督、全军的统帅、有权宣战媾和、有权提出法律和否决法律。他是没有皇帝称号的皇帝，他采用的"凯撒"的名号（人们常称他为"奥古斯都·凯撒"），后来成为以后罗马皇帝的称谓之一。因此从公元前27年起，罗马进入帝国时代。罗马文明的巅峰：文学、艺术......屋大维于公元14年去世，随后54年的几任罗马皇帝都与朱里亚·凯撒有一定关系，所以合称为朱里亚系皇帝（Julian Emperors）。他们依次为提比留（Tiberius，公元前14－公元37年）、卡里古拉（Caligula，公元37－41年）、克劳狄（Claudius，公元41－54年）和尼禄（Nero，公元54－68年）。其中卡里古拉和尼禄是罗马历史有名的暴君。卡里古拉被认为精神不太健全，后遭暗杀；尼禄统治时罗马遭大火，尼禄嫁祸基督教徒，实施迫害，而臭名昭著，后于公元68年被迫自杀。在克劳狄统治时期，不列颠岛被并入罗马版图。尼禄之后，罗马受到一批由军队支持的皇帝的支配。从公元96年起，罗马进入所谓"五贤帝"（Good Emperors）时期。这"五贤帝"分别为涅尔瓦（Nerva，公元96－98年）、图拉真（Trajan，公元98－117年）、哈德良（Hadrian，公元117－138年）、安东尼·庇护（Antoninus Pius，公元138－161年）和马可·奥勒利乌斯（Marcus Aurelius，公元161－180年）。在"五贤帝"统治期间，罗马帝国的疆域达到最大范围，其文化处于极盛时期。鼎盛时的罗马帝国从公元前27年屋大维执掌大权起至马可·奥勒利乌斯公元180年去世的200多年，罗马处在相对和平的发展时期，历史上称作"罗马和平"（Pax Romana）。这是罗马文明最为辉煌的年代。历史上还从来没有一个国家拥有这么辽阔的土地，囊括这样多元的文明。罗马犹如文明的大熔炉，它吸收其他文明的矿产，经过熔炼后，又发送到四面八方；它也像文明的接力手，希腊文明经过它的传承，影响更大，传播更远，现今的法国、德国和意大利等西欧重要国家正是通过罗马文化而了解希腊的。罗马文化在共和国时期更多的表现为对希腊化文化的模仿。罗马人非常喜爱希腊文化，在文学方面，早期的悲剧作品和喜剧作品与希腊化时代的希腊作品有许多相似之处；在艺术方面，许多罗马的富人成了希腊作品的业余收藏家，后来希腊的原作越来越少，而对希腊作品的需求却越来越多，由此人们开始对希腊作品进行大量复制，我们今天更多的是通过这些复制品了解希腊的。然而，罗马文化从来不是对希腊文化的简单复制，有时他们采取希腊的形式或者题材，但要表达的完全是罗马人的思想的感官，时时透出罗马人自己的关怀和兴趣。这一点在文学上有充分的表现。罗马文学从学习希腊走向自己创造，但始终显露出自己的民族特色，比如对现实社会的关心，对人类的所有方面具有好奇心，甚至最荒谬的方面，还有好为人师态度，希望通过自己的作品来教化他人，劝人为善等等。罗马人吸收希腊文化时对之进行重构，反映出时代特色和民族特色。最初拉丁语并非是文化语言，在文学、哲学、史学等方面流行的是希腊语，罗马人开始进行自己创作时往往为拉丁语找不到相对应的词汇而感到苦恼，特别是表达一些抽象概念的时候，但罗马人并没有完全希腊化，许多人将希腊词汇消化后用拉丁词表达，逐渐从具象发展到抽象。从公元前2世纪开始，罗马人自己的文学作品和希腊作品一起开始大行其道。在罗马共和国时期有两位著名的剧作家，一位是普劳图斯（Plautus，公元前254一前184），另一位是泰伦斯（Terence，公元前190一前159），两人都是喜剧作家，他们的题材许多受到希腊化时代的喜剧家米南德的影响，但表现自己的特色，两人生活年代相距近半个世纪，所以同样的米南德形式和题材，但关注问题却不相同。普劳图斯更关心的是在希腊文化的冲击下如何保持罗马古老传统、保卫自由的问题，而泰伦斯却关注儿童教育的问题、爱情在青年人生活中的作用问题和不影响他人自由的问题等，他们所用的喜剧材料大致相同，但表达的思想却具有时代差别，而对现实的关注则体现了罗马民族务实的特点。在共和末期，统治阶级内部的激烈斗争促成了演讲辞和修辞学的兴盛，成为当时文学非常重要的形式。当时最有成就和最著名的演说家和散文家是西塞罗（Marcus Tullius Cicero，公元前106一前43年）。他留下了58篇完整的演说辞和大量书信，著名的有《为罗斯齐乌斯·阿墨利库斯辨护词》、《对卡提利那的控告辞》、《菲力匹克》等。他的演说词是政论文又是文学作品，他将大量希腊语的概念和用词用拉丁语表达，大大丰富了拉丁语的表达力，为　拉丁文学的发展作出了突出的贡献。他的演说辞语言铿锵有力，讲究采用提问、比喻、讽刺等修辞手法，被誉为拉丁散文的典范。罗马文学发展到帝国初期达到顶峰，特别是屋大维统治时期可谓罗马文学的黄金时代。当时涌现出了罗马历史上最杰出的三大诗人：维吉尔、贺拉斯、奥维德。维吉尔（Vergil,公元前70一前19）生活在屋大维统治时期。屋大维非常重视文学和艺术，将文学和艺术当作宏扬帝国道德精神的工具，维吉尔的作品正好迎合了这样的需要，从而成为罗马的桂冠诗人。维吉尔早年曾写过一些以神话为题材的诗歌，现基本散失。他第一部成名作是《牧歌》（Bucoliques）,在描写山内高卢湿润草原柳荫婆娑、水渠环绕的美丽景色时也不忘关注当时突现社会问题，如内战的严重后果和土地的合理分配等。他以后的作品越来越贴近现实，在《农事诗》（Georgiques）中，他以优美的诗句抚慰着内战的创伤，思考自然与处在自然之中的人的关系，试图在人们的心灵重铸和平的美景。他最主要的代表作是《埃涅阿斯记》（Eeneid）。《埃涅阿斯纪》是一部长篇史诗，与荷马史诗非常相似，不过荷马史诗起源于民间口头创作，而它纯粹是由单个诗人后期创作完成。在这里作者关注罗马国家本身，试图用罗马人是神的传人的故事，说明现存制度的深厚基础和罗马国家的伟大使命，以此激起罗马公民们的爱国心和责任感。诗歌描写了特洛耶战争中神话英雄伊尼德及其后裔历尽艰辛创建罗马国家的过程，凯撒和屋大维被描绘成伊尼德的后代，也即是神的后代。史诗气势恢宏，充满着激情和柔情，并且在人物的刻画、结构的安排、情节的开展、韵律的抑扬等方面都颇具特色。尽管作者在主观可能并没有为一朝一代的领导人歌功颂德的本意，他想做的可以是揭示帝国出现的历史必然，但由于这部作品明显的政治倾向，很快成为屋大维抬高自己地位的工具。维吉尔在公元前19年去世时，并没有写完这部作品，而且在遗嘱中要求销毁它，但屋大维却下令出版。 不久，此这部作品就成了新罗马的"圣经"。我们今日还能在古罗马的断垣残壁上读到诗歌中的某些段落或片言只语。由此罗马找到了自己的《伊利亚特》，它足以用来唤醒读者内心的民族自豪感和社会责任心。贺拉斯（Horace，公元前 65－8）和维吉尔是同时代的人，而且是维吉尔最亲密的朋友之一。贺拉斯曾经有一段时间与屋大维保持了一定的距离，但一旦认定屋大维事业有益于罗马，他就心甘情愿地为屋大维的大厦添砖加瓦。他的代表作是《颂歌集》（Odes）共4卷，百余首。《颂歌集》主要是抒情诗，他的诗歌中表达了许多在罗马文学中被忽视的情感，如生活的快乐、爱情的磨难和愉悦、幸福与友情、随季节出现而稍纵即逝的一些感觉等等。他的诗歌常带有一些哲学的思考，他通过一些具体的画面，如山坡边的羊群、一汪清泉、一座残败的圣所、冰封的田野上掠过的西风等等，来揭示神圣的玄机。他同时用诗歌歌颂屋大维的功业和罗马帝国的兴盛，歌颂体现在屋大维身上的罗马民族不朽的美德。奥维德（Ovid，公元前43一公元前17）写了大量关于爱情的诗歌。但他的代表作是长诗《变形记》，共15卷。作者受希腊哲学家毕达哥拉斯思想的影响，认为宇宙间一切都无定形，一切都在变易，一切形象都在变易中形成。他发挥了丰富的想象力，以人变成动物、植物、星星、石头等为线索，把以爱情为主题的250多个神话故事如穿珠般串联在一起可说是古希腊、罗马神话故事的大全。他因一首诗得罪屋大维，被放逐到黑海沿岸，在那里他继续用诗歌表达他远离祖国的痛苦和对故乡亲人的眷念之情。罗马的史学可谓师承希腊的传统，有些史学家本身就是希腊人，他们用希腊的史学方面撰写了不少历史著作，留下了丰富的史学遗产。共和时代最重要的史学家是波里比阿（公元前204一前122）。他原为希腊贵族。希腊联军被罗马打败后，他作为 "人质"到达罗马，在罗马客居了10多年，从事罗马史的研究，著有《通史》，主要记述上起公元前218年第二次布匿战争爆发下迄公元前146年第三次布匿战争结束的历史。罗马帝国时期著名的历史学家有李维（Tite-Live）、塔西陀、普鲁塔克等。李维（公元前59一公元17）出身于意大利，与屋大维过从甚密，著有《罗马史》（全名为《罗马建城以来史》），全书共142卷，但只有36卷存世。他的著作叙述自公元前754年到公元前9年的历史，创立了通史的体例。塔西陀（约公元 55－120）的生世不详，其主要著作有《编年史》和《日耳曼尼亚志》等，前一部著作主要记述帝国早期的历史，书中揭露了罗马专制政体的黑暗，表现出了对昔日共和制度的怀念。《日耳曼尼亚志》记述了生活在欧洲中部和北部，当时还处在原始社会解体阶段的日耳曼人各部落的政治、经济、社会情况。普鲁塔克（46－126）是希腊人，后来定居罗马，曾任罗马皇帝图拉真和哈德良的老师。他的主要著作是《希腊罗马名人传》（又称《传记集》），共有50篇传记，大部分是两人合传，把他认为命运与气质相似的希腊、罗马名人合并列传，并加以比较。罗马文学就这样借用希腊文学的材料和形式，通过自己多样性和强烈反差的作品，表达了自己民族的思想，体现了罗马文明的特点。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罗马的艺术方面。罗马文明作为城市文明，它根据自身需要创造了各种各样的建筑。在这方面它从希腊建筑中吸收了许多元素，但许多方面坚持了自己的传统。它的庙宇和它的广场不同于希腊的庙宇和广场，而与希腊城邦将他们最不朽的建筑毫无例外的都献给神而不太为人自己考虑不同，罗马人在建筑方面没有忘记现实人的舒适、愉快和荣耀。当然，从我们想得起的年代起，罗马最早的重要建筑当然也是神庙，但从公元前2世纪起，罗马就开始建筑纯粹世俗的纪念碑和宏大建筑，其数量之多，规模之大，种类之齐全，很快成为城市最基本的景观。在罗马古朴时代，罗马的神庙受伊达拉里亚的影响是主要的。当时的神庙都筑在一块高高的平台（podium）上，庙宇只从正门进出，通向庙宇正门有一个很高的台阶。不像希腊神庙内部只是个大神龛，罗马神庙内也是进行祈祷、祭神和求神谕的地方，所以罗马的庙宇都有呈长方形的、较宽敞的内殿。神庙的装饰有希腊爱奥尼亚的风格，但在建筑本身上要简陋得多，只有神庙的柱子和平台的底座采用石块，墙用泥砖垒，上面的梁和屋顶则全部是木结构的。我们对罗马共和国时期的建筑知之甚少，这不能不说是与当时建筑的简陋有关，甚至罗马神庙的装饰物，如雕像和浮雕的材料就是简单的烧土，这样的建筑当然抵挡不住时间老人的消磨。随着罗马对马其顿和前希腊化地区的征服，希腊化的奢侈之风吹到了亚平宁半岛，罗马也经历了希腊化的过程。但与此同时，罗马仍然保持自己的一些特色。在建筑上，罗马采用希腊的柱式，但在结构上还是罗马自己的。希腊的因素只是装饰性的，而功能和结构上则完全为罗马式。比如坐落在罗马牲口市场（Forum Boarium）的财神殿采用爱奥尼亚柱，但建筑结构则来自伊特拉里亚式。再比如国家档案馆（Tabularium）的建筑，采用拱门结构，但装饰却采用希腊多利安式。豪华建筑到了罗马不再局限于神庙，罗马贵族用希腊风格装点自己的别墅和豪宅，除了在建筑中采用大理石外，还在房间内部模拟野外各种景象的壁画，这些以假乱真的风景壁画则完全具有罗马特色。罗马壁画从屋大维时代起，罗马重新提倡节俭和内敛，反对奢侈之风，反对腐化堕落，但在建筑上和艺术上却丝毫不吝啬金钱和材料。屋大维曾说："早年我所见的是砖头的罗马，而我留下的是大理石的罗马。"这话一点也不假，屋大维任内用大理石建造了许多建筑，也用大理石创造了许多雕刻杰作。从伊达拉里亚时期起就作为罗马城市中心的罗马广场成了主要的建筑工地，以尊重共和国为借口，屋大维完成了一些凯撒时期就进行规划的工程，如朱里亚(Julia)和爱米利亚(Aemilia)的"巴西利卡"（basilica,会堂）、元老院和政治讲坛（Rostres）。同时为了纪念凯撒，还在广场凯撒火化之地建造了"圣人朱里亚"神庙。屋大维还建造了以自己称号命名的小广场"奥古斯都广场"（Forum d'Auguste），装饰着希腊式的女像柱和罗马自己的英雄的雕像，还有记载这些英雄事迹的铭文石柱和石碑，在这块总体上具有罗马特征的地方不根据共和时期的建筑样式建造了"复仇者马尔斯"（Mars Ultor）神庙。屋大维之后的皇帝纷纷仿效这位前任的做法也建造自己的小广场，并建造各种形式的纪念物，凯旋门和纪功柱层出不穷。罗马人就这样把建筑的不朽性从神移到凡人身上，对神的敬仰转变为对国家伟大的歌颂和对帝王业绩的歌颂。值得一提的是，罗马建筑虽然采用希腊的建筑柱式，但它也大大加以改造。罗马建筑在采用柱式时，一般的神庙只有正面有柱廊，两边和后面要么是比正面柱廊窄得多的过道，要么干脆就是墙，而不是像希腊神庙那样四面有柱廊。两边的柱子要么是半圆柱，要么就是和墙体连在一起的半露柱。在柱式风格上，往往在一个平面上采用不同风格的柱式。到了后期，罗马人更多地喜欢采用较繁复的科林斯柱，而且通过爱奥尼亚柱和科林斯柱的结合，独创了一种复合柱式。罗马建筑最具革命性的变化是由建筑技术的进步而带来的，罗马建筑就此表现出它的独创性，罗马人也由此表现出他们是当时最伟大的建筑师。罗马建筑在共和国时代起开始发现了一种新的建筑材料，这就是我们现在称之为"水泥"的东西。大家要注意，罗马人所用的"水泥"与我们现在所用的水泥不完全相同。罗马人在实践中发现，石灰和一些火山灰（pouzzolane）与水混合后会凝聚成非常牢固的物质，然后运用于建筑。这样的水泥的使用非常灵活，它可以借助模具直接灌注成墙体和屋顶，也可以和砖块和石块配合使用。它大大方便了拱门、拱券和穹顶的建筑，从而使拱券和穹顶这一最早出现在两河流域的建筑技术经伊达拉里亚传入罗马后，在罗马建筑中大行其道，从而成为罗马建筑最重要的特征之一，特别是在罗马帝国后，我们很难发现不用拱券的罗马建筑。罗马借助拱券技术建筑了大量渡槽和引水渠，给千家万户送去清洁的泉水；罗马在公元118至125年建筑了具有当时跨度最大穹顶的神庙――万神殿，这座上半部分呈球体的建筑体现了当时建筑的最高水平；罗马采用拱券技术可以在平地上撑起一层一层的平台，而不必像希腊那样依靠自然山坡来建带阶梯的看台，由此诞生了罗马大角斗场这样伟大的建筑。罗马人运用新技术将他们民族精神中的务实性和现实性发挥到极至，他们修建了非常实用和坚固的大桥、道路、住宅，也建造了方便人们生活和促进人们交流的公共浴室和公共厕所。古罗马时期建造的以拱券支撑的加德渡槽（位于法国南部）大角斗场全景在艺术方面，罗马的雕刻也反映出罗马的写实性和现实主义的特征。在屋大维时代，罗马人深切感受到和平的重要。为了庆祝这种来之不易的和平，也为了给自己树碑立传，屋大维命人建造了一座巨大的和平祭坛（Ara Pacis Augustae）。这座建筑通过它的雕刻将罗马的过去和现实紧紧地结合在一起。其中献祭伊尼德的场面使人联想到罗马的起源，而行进中的队伍则是公元前13年7月4日人们祭神队伍的真实写照，屋大维的家族成员、元老院成员和其他贵族依次行进，各种人物栩栩如生，其中小孩的形象使行进队伍显得更为真实，这正是希腊浮雕中缺乏的因素。与此相似的是图拉真纪功柱的浮雕。图拉真纪功柱是罗马皇帝图拉真为了纪念他对达西亚(Dacia，今大部地区在罗马尼亚)的征服而建造的。圆柱系大理石砌成,高达27米。柱身上环绕着长达200米的饰带浮雕,详细地记录了图拉真亲自率领军队跋山涉水,日夜鏖战的经历,这里记载的事件是按照实际战场上的情景刻画的,所有的人物、军事装备、战争阵势、民族特征,都合乎历史真实，可以称得上一件写实主义的作品。图拉真圆柱及其柱身浮雕罗马雕塑中的另一件精品是那尊著名的奥古斯都雕像。这座完成于公元20年的作品是屋大维去死后的作品，赤裸的双脚表明了这一点。借助于希腊波里克里特斯的《持标者》的基本姿态，将屋大维塑造成一个英雄形象。与《持标者》不同，屋大维雕像的右手高高举起，更显得气宇轩昂，更具帝王气；庄严的表情，紧抿着的薄薄嘴唇使得这位君主个性更为鲜明；甲胄上的图案隐含世界臣服于罗马的意义，突出了作品的时代性。罗马艺术作品的世俗性、写实性和个性化的特征由此得以体现。另一座马可·奥勒利乌斯皇帝骑马像异曲同工。这位被人们称为"哲学皇帝"的罗马君主，举着右手，表示他在发号司令，但骑在马上的他却呈沉思状，正好符合这位皇帝崇拜希腊斯多葛派哲学、撰写《默思录》的历史事实和他的个性，人们称之为"情绪肖像"。奥古斯都雕像 马可·奥勒利乌斯皇帝骑马像罗马艺术的个性化和写实特征最为普遍的表现是在罗马到处可见的胸像。最初在伊达拉里亚民族中有一种丧葬习俗，即人死时，要把死者的面具拓下来，制成面具，供祭祀之用。到了罗马时，就发展成为普通人制作胸像，当人死后，胸像就被放置在墓碑之上。与希腊将人像理想化不同，罗马胸像的原则是要完全忠实于模特原型。所以我们今日可以在欧洲的许多博物馆里看到这些非常富有个性的胸像，即使是帝王的胸像，也性格鲜明，各有特色。法律、语言、科学......罗马对世界文明另一个重要的贡献是它的政治统治经验和它的法律。我们现代的法律在许多方面受罗马法的影响，但我们绝对不能用今日的观念和视角去理解罗马的法律。在古代罗马，法律就是人民通过某种形式表达的意愿，它适用于许多方面，大的方面如对外宣战、司法行政长官的任命授职、土地的分配等，小的方面如孩子的领养等，而一些非常重要的带有法律性的措施却不在法律范围之内，譬如财政方面的决定。罗马不存在每年交公民讨论的财政预算，国家财政由元老院管理。此外，许多行政官员具有立法和司法的权利。每个高级行政官员有分布敕令的职权，他的敕令具有法律效力；而执政官也具有警察的职能，他有权将任何人驱逐出罗马，只要他认为这样做有利于履行他的职能。罗马法的起源是十二表法，它是从罗马的宗教观念和习俗演变而来。我们现在已经不能读到十二表法的原文，但由于此文献大量被当时的文人和作家所引用，因此对它也有了足够的了解。从这些法律条文里，我们可以知道早期罗马法的一些特征。首先，十二表法的法律内容是综合性的，它涵盖了许多方面的内容，有民法的内容，也有刑法的内容。有些内容完全是关于某些仪式的，这方面显然有旧时宗教的影响。如关于葬礼，法律规定不能将尸体埋在城（Urbs）里，或在城里火化，禁止妇女在葬礼上嚎啕大哭，禁止在尸体身上放黄金祭品等。有些法律条文则涉及贵族和食客的关系，涉及奴隶和土地的争执，涉及农作物的偷盗等。有的地方甚至对赔偿金都作了详细规定，比如打断自由人的骨头赔300 塞斯特斯（sesterces，古罗马货币单位），如果被打断骨头的是奴隶，则赔150；第二，十二表法适用于所有公民，没有例外，这就是强调了法律的普遍适用性，禁止特权。同时法律还规定，一般公民如果不服法官的判决还可以上诉至公民代表大会，一定程度可以避免法官的武断；第三，十二表法非常强调法律程序，一切要依法律条文办事，法律条文没有作出规定的，司法官就不能受理。譬如有公民的奴隶被人拐走或偷偷跑掉了，此公民要求法律受理就要找法官（最早的时候是执政官，后来为执政副官），向他申明：根据某某法律，我认为此奴隶应归我所有。法官确认后才能受理。早期的法官主要是代表官方的见证人，他定下审判的基调，真正审判的决定由判官宣布。第一次出庭由一系列程序组成，原告必须去被告那里，告诉他要他去打官司，另一个人必须服从，如果不服从的话，可以采取强行措施，但必须有见证人在场。被告也可以提出延后的要求，但要有确定的时间和一定的担保。等到出庭之日，原告和被告到庭，如果涉及可以移动的物品，此物品要拿到现场，如果是土地和房屋之争，就要呈上一团黄土和一块瓦片作为象征物。原告和被告要手持长棍（象征长矛）模拟决斗。原告强调自己的权利，被告可以反驳，法官就此听取他们的辩解。双方要就自己的合理性下注，就像赌注一样，如果法庭调查结果表明一方的陈诉与事实不符，这一押注就被没收。第四，十二表法在某些方面还表现出法律和宗教的一些联系。人们一般认为法律审判是神的意志的体现，是受到神关注的。所以，一个罪犯判了死刑就是被认为是"献给神"了，因为人们认为这人犯罪破坏了整个城邦的利益，破坏了保护神与城邦的协定，神出于保护的理由就要将这罪犯收监。有时死刑的执行就像一种仪式。比如有人在晚上偷盗庄稼，罪犯就要奉献给Cérès神，罪犯要绑在一根柱子上，鞭笞而死。在某些审判场合，程序规定审判要公开进行，法官早上就到场，原被告必须在中午前赶到，审判要在白天完成，当太阳下山，审判还未结束就要拖延至明天再审，这是因为神必须监视整个审判的过程。十二表法是罗马作为农业社会的产物，随着罗马的扩张，城市文明的发展，这些法律越来越不适应社会的发展。比如由于疆域的扩张，许多外邦人并入罗马版图，由于他们不享受充分的公民权，原来的十二表法就不适用于他们，而一些新吞并土地的分配也无章可循。这时候罗马的法律通过两个方面得到补充和修改。一方面是通过一些新的法律，另一方面通过司法官（Praetors）根据情况进行立法。后一方面是最主要的途径。在许多情况下，我们可以说是这些司法官在立法。在司法官上任之初，他要颁布敕令，列数他判案的原则和规定，这一敕令就具有法律效力。但当这位司法官任期结束，他敕令的内容对他的下任没有约束力，他的继任会颁布他自己的敕令。但由于这些敕令的形成往往要咨询法律专家的意见，所以新敕令实际上只是对前任敕令作一些微小的改动，以适应形势变化的需要。这样，民法就通过判例和实践的修正逐渐成形。这些司法官的法律引进了一些非常重要的原则，比如无罪推定的原则，即被告在被证明有罪前他是无罪的。通过引进一些概念解决外邦人的问题，如用"事实所有权"（possessio）限定外邦人对土地和财产的占有，当然有许多前提条件，比如"事实所有权"不能通过暴力手段获得，有一定的年限等。到了哈德良时期，司法官的这些法律成了永久法律。从公元129年起，法学家将以前的法案、法典、决议、敕令整理成册，形成了真正的成文法典，此后，法律的初创权只属于皇帝。在法律体系逐渐完善的情况下，法学理论也有了很大的发展。罗马法学思想的奠基者是西塞罗，他著有《共和国》、《法律篇》、《职务篇》等。西塞罗有一句名言；"依照自然而生活是最好的"。他是基于这种观念提出他的法律思想的。西塞罗法律思想中的一个重要内容是关于自然法的理论。他认为法律的本源是自然的法则。现存的法律和习惯是源于神的自然不完整的反映，所以现存的法律需要根据自然法则进行完善。人性中最具自然本质的是理性，因此法律与道德一样都必须建立在理性的基础上。这种法律思想具有意想不到的后果，因为既然理性是人类普遍的属性，那么从此派生出来的法律也应该具有普遍意义，不存在公民、外邦人、自由人、奴隶的区别，依此人们自然会推导出人类的自然平等观。所以西塞罗关于自然法思想是人类自然平等的思想的重要渊源。17一18世纪欧洲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思想家继承、发展了自然法的理论，提出了"天赋人权"、"权利平等"等口号作为反封建的武器。罗马帝国时期，罗马的法学有了进一步发展，出现了盖尤斯（著有《法学阶梯》，即私法的简明教程）、乌尔班、伯比危安、毛特思丁等法学家，他们撰写了许多法学著作，对罗马的法令进行整理、编纂、注释，汇编成各种"法典"。他们进一步明确关于法律的定义，他们继承发展了古希腊的理论，认为法律就是正义、道德，"法律是善良公正之术"，法律的目的是要使人们"正直生活，不害他人，各得其所"。由法律的定义引伸到法学的定义，乌尔班认为法学是"正与不正的学问"，"是神事及人事的知识"。他们也开始对罗马法律体系进行分类，他们把法分为公法和私法两大类。在他们看来，公法是保护整个国家和社会利益的法律，主要是规定国家机关的职权和活动的规范。私法则是保护一切私人利益的法律，主要是指调整所有权、债权、家庭婚姻与继承关系的规范。有些法律由于涉及罗马公民与其他民族的关系，所以有人也将规范罗马与其他民族的法律称之为"万民法"（jus gentium）。此外，他们也探索政治权力和法律效力的来源问题。早期罗马人认为政治权力和法律效力是来自神。共和时期的法学家如西塞罗等人提出政治权力和法律效力均来自人民的理论，当然这里的人民是指奴隶主阶级。但到了帝国时期，由于帝制的建立，国家的立法、司法大权集中于皇帝一人，因此帝国时期的法学家普遍认为皇帝的意志就是法律，皇帝是法律的渊源。罗马法对以后欧洲的法学思想、法律制度有很大影响。近代西方的许多法律制度，如陪审制度、律师制度、诉讼程序、甚至政治制度的某些方面都导源于罗马法。罗马的法律制度和法学思想，以后被西方资产阶级利用、发展，逐渐改造成适合资本主义发展的法律制度。罗马文明对西方文化有重要影响的因素还有它的语言。拉丁人通过伊达拉里亚人学会了希腊字母，并改造成拉丁字母，发展了拉丁语。最初的拉丁字母仅23个，后来的26个字母中的J，U，W三个字母是在罗马帝国之后加上去。拉丁文是罗马的通用文字，遗留下来的许多铭文、文学作品、法典法令、历史著作、自然科学著作等大多是用拉丁文写的。随着罗马的不断扩张，拉丁文也逐渐传播到欧洲的许多地区。拉丁语在罗马帝国消失之后继续在欧洲流行，它是天主教会的官方语言，西欧一些王国的法律和政令也长期用拉丁文颁布，中世纪欧洲大学教学也用拉丁语，欧洲许多国家的语言是从拉丁语直接演化而来的，所以这些语言也归为拉丁语系，其中包括意大利语、法语、西班牙语、葡萄牙语和罗马尼亚语。英语虽然起源于日耳曼语，但超过三分之一的词汇来源于拉丁语。罗马人在自然科学方面没有太大的进展，他们主要是将前人的成果进行综合，强调的是实用性。有一种戏谑的说法，罗马人擅长的是排水（drain），而不是脑力（brain）。罗马最著名的医学家盖伦（Galen，约130一200年），长期在罗马行医，他将当时所知的医学知识编辑成多部著作，如《解剖过程》、《身体各部的机能》等，他在非常长的一段时间里被看作医学界最伟大的医学权威。罗马天文学方面对后世影响最大的是托勒密（Ptolemy, 约90-168），他是希腊人，生于埃及，长期在亚历山大里亚从事研究，著有《大综合论》，书中主要论述地心体系，认为地球是宇宙的中心，日、月、行星和恒星都环绕地球运行，这种理论被称为托勒密体系。托勒密体系在当时不带有政治、宗教的色彩，只是人们对宇宙的误解。到了中世纪时，这种错误理论才被基督教会利用作为上帝创造宇宙的根据，统治人们的思想达一千多年。在罗马自然科学著作中以老普林尼（约27-79年）的《自然史》最为重要，这是一部以总结、综合前人科学研究成果为主、结合作者本人科学考察和研究新成果的一部百科全书式的著作。《自然史》分别叙述了人文、地理、历史、民族志、动物学、植物学、药物学、矿物学、冶金、化学等方面的知识。值得指出的是，老普林尼的著作中有一些关于中国的记载，他把中国称为"丝之国"，他还说中国出产的钢很坚硬，质地优良。罗马时期的哲学几乎仍然是希腊哲学的一统天下。希腊化时代的哲学思潮亚里斯多德哲学、斯多葛哲学和伊壁鸠鲁哲学在罗马仍然流行，特别是斯多葛哲学强调道德的提升，倡导理性，比较符合罗马帝国严谨的风气，所以略加改造，突出了它禁欲主义的特征，一度成为罗马占统治地位的哲学。同时，柏拉图哲学经西塞罗的重新发现也再次兴盛起来，在地中海世界的文化界占有重要的地位，也为柏拉图哲学被后人重视奠定了基础。到图密善皇帝（Domitien，81－96年在位）和图拉真皇帝（Trajan, 98-117年在位）时代，罗马出版了大量关于柏拉图哲学的论著。罗马时期自己的哲学家值得一提的是卢克莱修（约公元前98一前54），他继承了伊壁鸠鲁的原子论和唯物主义思想，用叙事诗体写了一部哲学长诗《物性论》，较系统地论述了原子论。他的思想对以后欧洲唯物主义哲学的发展起到承先启后的作用。基督教的萌生和在罗马时期的演变在罗马帝国时期，帝国疆域内发生了一宗非常重要的文化事件，这就是基督教的诞生并随后在帝国境内得到传播和发展。基督教产生于犹太人之中。在罗马时期，大多数犹太人生活在现今的巴勒斯坦地区，也有部分犹太人散布在埃及和罗马等地。犹太人信奉犹太教，这在罗马初期是允许的，因为罗马人比较尊重其他民族的宗教，以换取被征服地区的和平。随着罗马强权的扩展，罗马皇帝越来越将自己看作是神圣的帝王，他们就要求境内的居民尊崇罗马的神祗和皇帝的神性。然而，即使在凯撒、屋大维和克劳狄统治时期，罗马统治者仍然不强迫犹太人改变他们的信仰，犹太人在耶路撒冷的圣殿中也为罗马皇帝祈祷。从公元前60年代起，巴勒斯坦成了罗马的行省，统治这一行省的是得到罗马人批准的犹太人王，这些犹太王得不到犹太人的信任，而且在公元前4年，犹太人王"希罗德大王"（Herod the Great）去世后，巴勒斯坦开始受罗马总督直接统治。在这样的背景下，犹太人一直渴望重新获得独立，重新有一位如大卫那样的国王来统治他们，希望弥赛亚降临来拯救他们。多少次，在巴勒斯坦的土地上出现一些自称弥赛亚的人，但他们被罗马人当作造反者而被处死；多少次，犹太人直接揭竿而起，反抗罗马人的统治，最后在被淹没在血泊之中。在多次的失败后，一些犹太人认识到，犹太教必须得到改造，关注的中心要从严苛律法转向对人类的拯救。耶稣于是应运而生。耶稣是否确有其人，历史学界历来存在着争议，因为当时的罗马历史著作中从来没有提及过此人。不过在大部分西方著作是，耶稣还是被看作真实存在过的历史人物，他的早期事迹主要依据《圣经·新约全书》的四大福音书。他出生于公元前后的某年（一说公元前第四年，现在的公元纪年虽以耶稣诞生之年算起的，但这是由于6世纪一位僧侣的计算错误而造成的），诞生地为南部巴勒斯坦耶路撒冷附近的伯利恒。耶稣在公元26年至公元30年间开始传播他的宗教学说。当耶稣开始传教时，有些信徒认为他就是弥赛亚。但当耶稣宣称他的王国并不仅仅属于现实这个世界，他所感兴趣的是上帝和人的新的关系时，有些信徒离他而去，而另一些更为坚定的信徒却开始相信耶稣就是基督，就是上帝之子，他有关上帝之爱和人人皆兄弟的学说是对人类最重要的启示。那么，耶稣在多大程度上改变了以前的犹太教呢？从福音书中的记载中，我们看到，耶稣承认摩西十诫的重要性，但他加以改造，将十大诫律约减为两大原则，一是人人必须热爱上帝，二是人人必须像爱自己那样爱别人。主要的内容可概括为以下几点：（1）上帝关心更多的是人而不是律法。上帝希望建立与人的新型关系，这种关系是建立在上帝慈爱的基础之上的，人类对这种慈爱的回报，就是对上帝的虔诚信仰；（2）耶稣将自己看作是建立这种上帝与人新型关系的纽带和桥梁。他把这种关系称作为"上帝的王国"。这一上帝王国同时存在在现实世界和另一个永恒的世界之中；（3）上帝可以宽恕所有犯轻罪之人，只要他承认错误，请求上帝的原谅。人和人之间也可以实现这样的宽恕。耶稣的早期学说很快在犹太下层群众中引起反响，但也引起了犹太上层和罗马人的恐惧和惊慌。当时在犹太人中占主导地位的犹太教派别是法利赛（Pharisees）派，是传统犹太教义最坚定的维护者，他们被耶稣声称自己是上帝之子所震惊，于是就指控耶稣为亵渎者，并向当时的罗马总督告密。罗马总督抓获耶稣后，一时不知如何处置，但他知道他所管辖的犹大省是块是非之地，任何可以在民众中煽起强烈感情的人对罗马当局都是危险的，因此最后他决定将耶稣钉死在十字架上，这是当时罗马对最下层民众施行死刑的一种方式。时年为公元30年。然而，耶稣之死并未使耶稣所宣扬的学说销声匿迹，耶稣的信徒相信耶稣死后复活了，他会时不时在他的信徒中现身。耶稣复活的传说给了信徒信心和勇气，由此他们还演化出另一些思想，他们宣扬上帝已经化为了人，在地球上通过自己受苦受难来为人类赎罪。所有相信耶稣的人会因为他的牺牲而得到拯救。在这样的信仰鼓舞下，耶稣的信徒们开始在巴勒斯坦和叙利亚等地继续传教。正是在这一时候，耶稣所创立的新宗教从犹太教的异端开始发展到基督教。而在这一过程中起关键作用的信徒就是保罗（Paul）。保罗原名扫罗（Saul），居住在小亚细亚南部的塔苏斯（Tarsus）城，他受过希腊文化的教育，身为罗马公民，早期却是狂热的正统犹太教的维护者，站在反对基督教一边。后来由于一次事故促使他皈依了基督教，并改名为保罗。随后，他开始了大范围的传教活动。他的传教不局限于犹太人之中，而是面向所有民族。在公元45年至65年之间，他多次长途跋涉，将耶稣的学说从小亚细亚传播到希腊，最后传播到罗马。同时他进一步发展了耶稣的早期学说。他强调耶稣不仅是犹太人的弥赛亚，而且是全人类神圣的拯救者。只要遵循耶稣的教导，所有的人都可从他们的罪孽中得到拯救，由此这些人可以避免在死后罚入地狱，而且可以在天堂中享受灵魂拯救后的极大快乐。正是由于保罗的传教活动，基督教才突破了犹太人的范围，真正成为世界性的宗教。根据传说，保罗本人在罗马传教时，死于罗马皇帝尼禄之手。同时其他一些使徒也开始将传教活动扩展到巴勒斯坦以外的地区，比如耶稣十二门徒中的大弟子彼得传说到过罗马，并担任了罗马教会的领导人，在那里成了烈士。当时在埃及、小亚细亚、希腊、高卢和西班牙也先后建立了一些教堂。耶稣的门徒将耶稣生前言行和有关他的故事搜集起来，在公元1世纪末逐渐形成《福音书》。随后这些福音书再加上使徒的书信和他们的事迹最终编辑成《圣经·新约》，与原来犹太教的经典《圣经·旧约》一起构成《新旧约全书》，为基督教最重要的典籍。事实上，罗马统治者最初并不太重视基督教，他们也只是把它看作是犹太教的一个分枝。但从公元2世纪起，他们察觉到了基督教与犹太教的区别，发现基督教教导他们的信徒顺从政府，但这一宗教却不肯承认皇帝为神。他们认为拒绝对皇帝神性的承认就是对罗马宗教和法律的挑战，于是加大了对基督教迫害的力度。皈依基督教成了一种罪行，一些基督教徒被没收财产，有一些甚至为此遭到处决。然而这样的迫害并未阻止这一宗教的继续发展。随着罗马陷入危机，基督教得到了极好的发展机遇。在3世纪，罗马被不断的内战所困挠，原有的国家宗教和信仰遭到空前危机，许多人纷纷皈依基督教。早先由于基督教的倡导者主要来自社会中下层，他们所宣扬的学说，具有朴素的社会平等思想，而且表现出对财富的憎恶。耶稣生前对门徒说过，财主进天国是难的，骆驼穿过针眼比财主进上帝之国还容易。 因此，基督教产生之时"是被压迫者的运动：它最初是奴隶和被释放的奴隶、穷人和无权者、被罗马征服或驱散的人们的宗教" 然而，在罗马社会面临危机时，一些城市中的富人感到前途渺茫，为了寻找心灵的慰籍，也加入到基督徒的行列之中。这些人有文化和组织能力，很快成为基督教的中坚力量，基督教由此也变质了。不再反对富人和统治者，而更强调爱人和顺从。到了3世纪末，信仰基督教的人数已多到统治当局难以镇压的地步，当局只好作出妥协。260年，法律承认了基督教为宗教。虽然在303至311年间，罗马当局还试图对基督教进行最后的镇压，结果也是无功而返。随后在公元4世纪，罗马皇帝君士坦丁（Constantine）成了基督教最有力的支持者。传说在312年的某一天，君士坦丁率军作战之时，突然天空掠过一道强光，强光之下现出几个拉丁字"In Hoc Signo Vinces"，意思就是"依此兆你会获胜"。他确信，他和他的军队已经置于基督教上帝的保护之下。战争获胜后，君士坦丁转而支持基督教。这一故事可能有不少虚构的成分，而事实是在公元313年，君士坦丁颁布了"米兰敕令"，承认基督教的合法地位，教徒信仰自由。君士坦丁本人后来也接受了基督教的洗礼。最后，在公元380年，罗马皇帝狄奥多西一世将基督教定为罗马国教，基督教完成了从一个地方性的非法宗教到整个罗马帝国国教的转变。最初的基督教并没有完整的组织体系。基督教徒过着集体生活，财产公有，主持教会事务的人是选举产生的，他们负责布道、帮助病人和需要救助者。到了罗马帝国后期，基督教形成了系统地组织体系。教会的基层组织是教区（parish），有一位牧师（priest）为教区的教众服务，若干个教区组成主教区（diocese），主教区设一名主教（bishop）管理。主教大教堂设在主教区最重要的城市里。若干个主教区组成大主教区（province），设大主教（archbishop）治理。帝国境内五大城市成为教会最重要的管理中心，它们是罗马、君士坦丁堡（Constantinople）、亚历山大里亚（Alexandria）、安条克（Antioch）和耶路撒冷。这些城市的主教称为"最高主教"，或"牧首"（patriarchs）。大国衰亡：悠悠千古事，谁与评说？罗马文明到五贤帝时发展到最高峰，随后盛极而衰，直到公元5世纪，帝国大厦在日耳曼人的冲击下轰然倒下。五贤帝最后一任皇帝是马可·奥勒利乌斯，这位哲学皇帝在挑选接班人时却没有表现出足够的智慧。公元180年，他选择了他的儿子康茂德（Commodus）继任帝位，正是这位平庸和腐败的皇帝结束了罗马的全盛时期。康茂德在13年的平庸统治后，被别人暗杀。有三位候选人为争夺皇位，展开了大规模的内战，他们都得到一定利益集团的支持。最终来自阿非利加省的一位将军塞普提米乌斯·塞维鲁斯（Septimius Severus）登上皇帝宝座，建立了军事独裁的统治。他所建立的皇朝从193年持续到235年，然后在一次兵变中被推翻。在整个3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罗马帝国陷入持久的内战之中，在235年至284年间，罗马帝国走马灯似的换了20个皇帝，差不多均死于非命。罗马军团在内战中也疏于职责，边境防范松懈，致使一些日耳曼部落从帝国各个边境涌入。政治的混乱还带来其他方面的不利影响：境内交通显得越来越没有安全感，商人已不知道是从陆路还是水路来运送他们的货物；乡村居民越来越贫穷，有些小农被迫出卖他们的土地，而这些土地落到了乡村地主手里，出现了土地兼并的现象，大地主们甚至自己豢养军队对抗政府的收税；帝国境内的人口减少，部分是由于战乱，部分是由于瘟疫，人口减少直接影响到帝国的税收，为此，罗马当局给予帝国境内的所有居民以公民权，以便向每个人征收原由公民负担的遗产税；城里的手工工匠想要离开城市移居乡下，为了防止这样的现象发生，罗马政府规定所有的工匠必须加入一种行会组织"柯里吉亚"（collegia）。所有的柯里吉亚成员不能随意迁移，而且要担当一定的公共服务工作。这一制度后来发展成工匠加入柯里吉亚不仅是必需的，而且还要世代传下去。如果照公元3世纪这样的情况发展下去，罗马帝国似乎很快就会分崩离析。不过从3世纪后期起，罗马出现了两位著名的皇帝，他们通过改革，延缓了罗马的危机，使罗马的崩溃延后了200年。这两位皇帝，一位叫做戴克里先（Diocletian），一位是我们先前已经提到过的那位支持基督教的皇帝君士坦丁。戴克里先出生农民，后参加军队，乱世之中成了将军，并在军队的支持下于公元284年登上皇帝宝座。戴克里先上台后，深刻认识到帝国的不稳定是由于帝国权力过分集中和军队对政治干预太多，为了维持帝国的长治久安，他着手进行行政改革。他认为这样庞大的帝国难以交一人管理，因此将帝国一分为二，设立两个皇帝，他挑选他的同事马克西米安（Maximian）担任他的"合作皇帝"，负责帝国西半部的治理，其范围包括意大利、北非、西班牙、高卢（Gaul）、不列颠和伊里利亚（Illyria）北部（现今巴尔干半岛北部一带）等；他自己负责帝国的东半部，范围相当于原来的希腊化世界。两个皇帝都称为"奥古斯都"，每个皇帝再设两位助手，称为"凯撒"，两位"凯撒"同时还是"奥古斯都"的接班人。帝国东西两半部再细分成两个区，皇帝直接掌管一个区，而另一个区交"凯撒"管理。如此分权后，提高了行政效率。当然，戴克里先并不由此将自己降级为权力四分之一或二分之一，马克西米安仍然承认戴克里先为最高统治者，关系罗马全境的决定，还是由他来作出。戴克里先任内开始了罗马东方化的进程，他将自己的行署设在小亚细亚的小城尼科美迪亚（Nicomedia），远离原来的政治中心罗马，掌管西部行政事务的马克西米安也将行署设在米兰。罗马城不再是帝国的首都，它的重要性也由此开始下降。戴克里先还采取东方君主的称号和礼仪，原来的罗马皇帝往往称自己是"第一公民"，而戴克里先则称自己为"主和神"（dominus et deus），一切获准晋见他的人必须匍伏在地，亲吻他的袍边。戴克里先也认识到经济改革的重要性，他的经济改革措施有些是成功的，比如发行新货币，但许多却是不成功的，或者没有长期效果，比如他想通过冻结物价和工资来抑制通货膨胀。此外在他任期里，他恢复了帝国的法制和秩序，击退了日耳曼人的入侵等。公元305年，戴克里先自行退位，并安享晚年，这在罗马史上是十分罕见的。然而，他生前为避免皇帝继承的混乱而作的设计却证明并不成功。两位"凯撒"虽然在他和马克西米安退位后和平接班，但不久戴克里先的继承者之间爆发了争夺皇帝权力的内战。最后在公元306年担任"凯撒"的君士坦丁战胜了其他的对手，于公元324年成为唯一的皇帝。君士坦丁在位期间以两件事著名，一件就是先前提到的皈依基督教，另一件就是在公元330年在拜占庭创建了新的首都，他将罗马帝国的新首都称作"新罗马"，在他死后改用他的名字命名，叫做"君士坦丁堡"（Constantinople），即现今土耳其的伊斯坦布尔（Istanbul）。君士坦丁废除了皇帝分权的改革，将所有的大权集中在自己手上。同时改变戴克里先对基督教进行镇压的做法，对基督教采取宽容和支持的态度。除此之外，他基本上延续了戴克里先的许多改革。他将首都迁往君士坦丁堡表明罗马政治和经济中心的进一步东移。君士坦丁堡地理位置优越，它扼守着黑海至爱琴海的海上通道，同时又有利于防守，无论从陆路还是从海路都难以攻克。该城吸引了不少富豪随皇帝移居那里，同时皇帝也动用全帝国的财富和宝藏来美化这座城市，因此这座新首都迅速繁荣起来，成为原来希腊罗马世界经济和文化中心。然而，这种重心的东移，一方面使罗马西部进一步衰落，另一方面为东西罗马的分裂埋下了伏笔。公元337年，君士坦丁去世，在他身后有50多年相对和平稳定的时期，不过这一时期帝国的统治却是低能和腐败的，作为统一的罗马帝国的最后一个统治者是西班牙人狄奥多西一世，就是在他任内基督教成了国教。公元395年他去世后，皇帝在权力被他两位儿子瓜分，罗马帝国分裂为东罗马帝国和西罗马帝国。就在三世纪罗马帝国内部危机丛生的时候，罗马帝国的东北部面临着一些外部民族的骚扰，其中最为重要的就是日耳曼民族，罗马人将他们称之为"蛮族"。日耳曼人最早生活在斯堪的亚半岛南部地区，公元前1000纪迁移到欧洲大平原地区，他们分为东哥特人（Ostrogoths）、西哥特人（Visigoths）、汪达尔人（Vandals）、勃艮第人（Bourgundians）、伦巴第人（Lombards）、法兰克人（Franks）、盎格鲁－撒克森人（Angles-Saxons）等部落，公元1至2世纪在欧洲的中部和北部定居下来，与罗马帝国发生接触。日耳曼民族没有自己的文字，所以关于他们的早期情况主要依据罗马人的记叙，特别重要的就是塔西陀的《日耳曼尼亚志》。当时的日耳曼民族还处在部落联盟阶段，部落的所谓国王拥有很大的权力，但重要的决定由部落的全体战士大会作出。在屋大维统治时期，日耳曼人与罗马的关系相对和平，有些日耳曼人逐渐渗透进入罗马境内，有些甚至加入到罗马军队之中。在马可·奥勒利乌斯皇帝统治时期，日耳曼人开始大规模越过多瑙河（Danube）进入罗马帝国境内，不过被罗马军队击退。在维持了一段短暂和平时期后，哥特人在莱因河和多瑙河边境线不断发动进攻，给罗马帝国造成不小的麻烦。在公元4世纪最后二十五年里，由于原生活的亚洲的游牧民族匈奴开始西移到黑海北部地区，使生活在那里的东哥特人被迫向西移动，压迫着原来西哥特人的地盘，于是加剧了哥特人向罗马边境移动。西哥特人被迫向罗马帝国请求越过多瑙河避难，并得到允许，但不久一些罗马官员将这些越河定居的西哥特人当作苦力对待，西哥特人被迫揭竿而起，在378年的一次战斗中击败了罗马军队，并占领了一部分罗马帝国的土地。在这种情况下，罗马被迫对日耳曼人采取怀柔政策，日耳曼人被允许占有巴尔干半岛的一部分土地，罗马人视他们为自己的盟友，有作为的日耳曼年轻人被送到君士坦丁堡去受教育。但这时的日耳曼人已不满足这样的状况。410年，西哥特人开始向意大利半岛发起进攻，占领并洗劫了罗马城。这时，罗马帝国的西部日益衰落，北部边境被日耳曼人撕开一条一条口子，"蛮族"人从各个方向涌入西罗马帝国。不列颠岛被来自北部的一些岛民和来自大陆的盎格鲁－撒克森人占领；北部高卢地区被法兰克人获得；东部高卢成了勃艮第人的天下；西南高卢和西班牙落入西哥特人的手中；汪达尔人获取了北非的土地；东哥特人最后成了意大利半岛的主人。在这样的情况下，匈奴人在他们著名的首领阿提拉的领导下也侵入到高卢地区，罗马军队联合西哥特人和法兰克人于451年迎头痛击了匈奴军队。次年，阿提拉再犯意大利，被教皇派出的使者凭三寸不烂之舌将之劝退。453年阿提拉去世，匈奴势力迅速没落，匈奴的威胁被消除，但西罗马帝国已经分崩离析。476年，西罗马最后一任皇帝罗慕洛·奥古斯都（Romulus Augustus）被日耳曼雇佣军中的一位首领推翻，他自称意大利王，整个西罗马帝国完全处在日耳曼人控制之下。历史上，476年的这一小插曲被看作是西罗马帝国灭亡的标志，人们也常将这一年定为罗马帝国崩溃的年代，而事实上，罗马的衰落就如它的建成一样，决非一朝一夕之事，它是逐渐瓦解的。原来盛极一时的罗马帝国就这样瓦解了，多少年来，许多人对此事觉得太不可思议，由此许多人对罗马帝国瓦解的原因进行了大量的探讨。最直观的原因当然是"蛮族"的入侵，但人们由此也提出一些疑问，罗马在它的初期发展时期也有外族的威胁，但它却并没有被摧垮，而当它力量达到全盛时怎么就被外族如此轻易地打败了呢？而且日耳曼人在人数上要远远少于罗马人，比如据较为可靠的数据，汪达尔人在他们渡过直布罗陀海峡时，男女老少均计算在内仅为8万之众，但就是这一小部人尽然占领和统治了整个北非。 所以西罗马帝国的崩溃的原因主要是内部的原因。早在18世纪，法国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Montesquieu）写了《罗马帝国盛衰原因论》，他从自己的政治主张出发，认定罗马帝国的崩溃是由于罗马从共和制转向了专制的帝国制度，政治上的专制主义是罗马帝国衰败的主因。随后，英国的史学家爱德华·吉本（Gibbon）在他的史学巨著《罗马帝国衰亡史》中将基督教的兴起和专制皇权的发展看作帝国衰亡的重要原因。这些从宗教和政治方面来分析罗马衰落的原因有一定的道理，但似乎也并不是根本原因，否则，我们怎么理解在西罗马帝国崩溃以后，以专制皇权和基督教为基础的东罗马帝国还延续了将近1000年呢？许多历史家也将罗马帝国的崩溃归因于罗马的奴隶制，奴隶制造就了社会的阶级对立和冲突，奴隶制使得奴隶主变得好逸恶劳，失去改进生产技术的动力。然而历史事实也表明，罗马帝国的瓦解不是罗马奴隶最多的时期，罗马的奴隶人数从罗马帝国开始大量减少，而到西罗马帝国崩溃时，人数降到了最低点。此外，也有人将罗马帝国衰落归因于罗马道德的沦丧和罗马人公民责任心的丧失，还有人甚至认为由于罗马城用铅水管送水，罗马人是因铅中毒而衰退。现在关于这方面的解释还在不断涌现，问题似乎远未解决。不过，要解决此问题有两种思路是可以考虑的，一是不能过分强调单一因素，罗马帝国的瓦解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应该结合多种因素来考虑，既要考虑社会和经济的原因，也要考虑政治和文化的因素；第二种思路从历史发展本身规律来看，任何事物的发展一定是盛极而衰，最后的衰落是必然的，世界上没有长盛不衰的事物。这看起来有点宿命论的味道，但它却包含一定的历史真理。拿罗马帝国来说，当它的疆域无限扩大的时候，支撑它的旧体系和经济力量就会产生问题，生活的满足也会消磨人们的意志，生于忧患，死于安乐，不是没有道理的。一切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原因也和它的"极盛"有关。大家不妨从这两套思路出发，去寻找更合理的答案。西罗马帝国的衰落可以看作是西方文明发展的一个重要转折点，然而罗马文明却并不因此而完全消失，它给历史留下了重要的遗产。首先，它在东罗马帝国中得到延续，不过改名为"拜占庭文化"，它的特征、成就和发展，我们在下面的篇章中还会涉及；其次在西部罗马帝国的废墟上，"蛮族"人建立的各个王国仍然受到罗马时期一些思想的影响，一些统治者时时想恢复统一的罗马帝国就是有力的佐证，以后甚至出现了"神圣罗马帝国"之名，另一方面，基督教成了日耳曼人的公认的正统宗教，教会成了与世俗政权并立的统治中心，同时通过教会，也使得古代罗马的一些思想和文明得以保存，而在以后得到发扬光大。参考书目：于贵信：《古代罗马史》，吉林大学出版社， 1988年。杨其乐： 《罗马史纲要》，东方出版社，1994年。阿庇安： 《罗马史》（汉译名著），商务印书馆，1981年。塔西陀： 《历史》（汉译名著），商务印书馆，1979年。John Boardman, Jasper Griffin, Oswyn Murray, eds, The Oxford History of the Roman World, Oxford, 1991.P.Garnsey and R.P.Saller, The Roman Empire: Economy, Society and Culture , London, 1987.Pierre Grimal , La Civilisation Romaine, Flammarion, Paris, 1981。第八章　用罗马名、讲希腊话的文明：拜占庭--------------------------------------------------------------------------------　 　随着西罗马帝国的崩溃，原来环地中海地区的统一局面遭到破坏，通常人们将此看作是罗马帝国的终结。然而，从严格意义上说，罗马帝国的东部地区仍然保持帝国的名称，保留了不少罗马的文化遗产，罗马帝国似乎还在延续着。非常有意思的是，这一被后人称为东罗马帝国的政体，在文化上却表现出与前罗马帝国相当不同的特性。这一地区通行希腊语，创立了不同的基督教分支，君主制度也较接近东方色彩。所以，人们在文化上将它视为一种新的类型，因为东罗马帝国建都拜占庭，人们也称它为拜占庭帝国，与之相联系的文化称之为"拜占庭文化"。拜占庭文化不仅局限在东罗马帝国，它也影响了周边的一些地区，最重要的就是俄罗斯，其次还有意大利的威尼斯地区等，这些地区至今还保留着拜占庭风格的建筑。构筑帝国之梦早在西罗马帝国命丧日耳曼人的铁蹄之下前，东西罗马就已分而治之。对此，我们在讲述罗马文明的发展时就已提及。戴克里先皇帝设立"双皇帝"制度，君士坦丁大帝更是在拜占庭设立新的都城，这种东方化的政策最终导致在395年东西罗马正式分裂。这种分裂却幸运地使东罗马帝国免遭了日耳曼人征服的命运。东罗马帝国比西罗马帝国更早受到日耳曼人的骚扰，但它凭借自己内部的力量抵挡住了日耳曼人的入侵，而迫使日耳曼人转向西部。而当西罗马帝国裂变为许多日耳曼人小王国时，东罗马帝国则作好了重整河山的准备，梦想着恢复昔日罗马帝国的辉煌，迎接政治、经济、文化和艺术上的复兴。就此我们看到，东罗马帝国的形成是一个过程，正因为如此，对于拜占庭帝国始于何时存在着不少的争论。有主张君士坦丁大帝迁都的，有主张395年东西罗马正式分裂的，也有主张西罗马崩溃之时的。不过，如果从"拜占庭文化"这一角度看，拜占庭的历史可能还要推后到6世纪中叶，也就是查士丁尼皇帝（Justinian I）统治时期（527－565年在位）。因为在查士丁尼统治时期，才开始产生出一种具有拜占庭的特点而非罗马特点的思想和艺术形式。在公元6世纪初，东罗马帝国的范围包括希腊和巴尔干半岛、小亚西亚、叙利亚、巴勒斯坦、埃及以及埃及以西部分沿地中海地区。查士丁尼皇帝上台后，急于恢复古罗马的版图。这位皇帝西部出生，仍然说拉丁语，他的西部情结使他不惜动用东部的资源去夺取古罗马以前的核心地带。他乘西部日耳曼人各王国互相争吵不休之际，率军夺取了许多地中海沿岸的地区，但在查士丁尼去世后，日耳曼人又陆续夺回了大部分的土地。然而长期的战争却耗尽了东部的财力，加重了东罗马居民的负担，激化了社会矛盾。不过在查士丁尼时代，他结合罗马和东方的风格组织建设了一批重要的建筑，建筑样式和建筑装饰别具一格，成为拜占庭建筑的典范。同时，查士丁尼还编纂了《民法大全》（Corpus Juris Civilis），成为欧洲第一部系统的完整的法典。该法典分为4部分，第一部分为《宪政法典》（Code），收集整理自罗马共和国以来颁行的法令和元老院的决议，删繁就简汇成总册；第二部分为《法理汇要》（Digest），是罗马时期著名的法学家著作的摘编，以主题的字母为顺序编排；第三部分是《法学总纲》，可以看作是罗马法基本原则的教科书；第四部分为《法令新编》（Novels），是查士丁尼自己颁布的法律。以前的法令一直都以拉丁文写成，而《法令新编》却以希腊文写成，它意味着拜占庭帝国以拉丁文作为法律媒介的历史的终结。这部法典也称为《查士丁尼法典》，是对罗马法的继承和发展，对以后欧洲各国的立法有重大影响。图：6世纪的拜占庭帝国态势拜占庭内部在查士丁尼之后开始了长达半个世纪的内战，在此同时又受到外族的进攻。东部有波斯人的挤压，巴尔干半岛遭到来自亚洲的阿瓦尔人（Avars）人和来自欧洲的斯拉夫人的入侵。意大利半岛则被伦巴底人征服。查士丁尼以后还有一个重要的变化是在语言方面，查士丁尼时，拜占庭帝国还通行拉丁语。而从希拉克略（Heraclius）610年登基建立希拉克略王朝起，拜占庭帝国开始以希腊语为官方语言，在政治关注上更注重东方。拜占庭的统治者最终在6世纪末击退了波斯人的进攻，但从7世纪开始，拜占庭面临新的更为强劲的对手，这就是我们在前面一章提到过的阿拉伯帝国。阿拉伯帝国迅速夺取了原属拜占庭帝国的一些地盘，如叙利亚、巴勒斯坦、埃及和北非等地。到了650年，拜占庭帝国的范围缩小至小亚西亚、巴尔干半岛南部、意大利半岛的部分地区和邻近岛屿。拜占庭重建罗马大帝国的梦想虽然成了泡影，但它却凭借内部的财富和智慧，在复杂国际形势的夹缝中又生存了800多年，直到15世纪中叶才寿终正寝。拜占庭帝国能够在西罗马帝国灭亡后还延续这么多年自有它的原因。首先这是一片相对富饶的土地，这里有发达的农业、手工业和商业。君士坦丁堡地处欧亚接壤处，又位于黑海和地中海的出入口，来自四面八方的商人非常容易和自然地汇集到这个帝国的中心，由此促进了商业贸易的发展。国家通过税收获得大量资金，足以维持庞大的国家机器；其次在政治上实际了更有效的统治。拜占庭帝国实行高度集中的中央集权式的统治，皇帝拥有全权，而更重要的帝国还拥有一批相对忠诚和高效的官吏，平时能够忠实执行强有力皇帝的指示，遇到国内局势动荡时也能适应生存下来，继续发挥作用。因此虽然拜占庭帝国常常出现一些宫廷阴谋和叛乱，"拜占庭"一词也成了曲折复杂的密谋的代义词，但由于帝国时不时也出一些明智的君主，再加官僚机构的稳定有效，保证了政治的相对稳固。帝国还执行了相对灵活的外交政策，通过联姻、送礼、经济收买等手段阻止敌国的进攻，同时还经常挑拨其他国家之间的关系，转移矛头。拜占庭帝国还掌握着一支较为强大的军队，当阿拉伯人兴起以后，拜占庭还建立了强大的海军，装备着一种被称为"希腊火"的喷火器，喷射一种易燃液体，而引燃敌船摧毁之。不过，还有一种起到凝聚帝国精神作用的力量表现在宗教方面，这就是带有拜占庭色彩的教会势力，拜占庭文明在许多方面是与它的宗教相联系的。穹顶与神光拜占庭文明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具有深厚的基督教氛围。首都君士坦丁堡就是由第一个支持基督教的皇帝建立的，自此后，君士坦丁堡一直是基督教的重要中心之一，在早期君士坦丁主教区曾与罗马、亚历山大、安条克、耶路撒冷等大主教区齐名。后来，罗马和罗马教皇的地位逐渐突出，但这种领导地位在拜占庭并未得到承认，在东罗马，人们认为君士坦丁大主教才是教会的领袖。拜占庭帝国所在地区曾是犹太教产生和流传地区，具有犹太教的深厚基础，7世纪后又受到伊斯兰教挑战。在这样的环境下，拜占庭的基督教会和统治者非常强调教会的纯正性和正统性，对教理的探讨抱有极大的兴趣。甚至一般的老百姓也非常关注一些深奥的宗教问题。有的故事说，拜占庭的面包师有时也会沉湎于宗教问题的思考，买面包的人问他，面包多少价钱，他却回答说：圣父比圣子耶稣基督更伟大。正是在这样的气氛下，一些主要的社会矛盾也往往通过宗教的形式表现出来。在8世纪到9世纪，拜占庭发生了反对崇拜偶像运动（破坏圣像运动－Iconoclasm）。这一运动其实就是社会矛盾的集中体现。在拜占庭军事封建土地制度的形成过程中，王室、高级军官和教会强占了许多农民的土地，农民受到基督教中一些平等思想的影响，力主废除教阶制度，反对教会绘制和雕塑神像和圣人像，以圣像的运动的形式来表示自己对社会的不满。下层民众采用这样的主张反对教会也与基督教在拜占庭受犹太教和伊斯兰教的冲击有关。犹太教与基督教有密切的关系，《圣经旧约》同为犹太教和基督教的经典，其中摩西十诫就有禁止"雕刻偶像"的规定。而且伊斯兰教也认为偶像是"撒旦的杰作"，所以借此攻击基督教。因此当拜占庭出现破坏圣像运动时，也得到一些拜占庭统治者的支持，他们借此防止给伊斯兰教留口舌，保证基督教徒不转向伊斯兰教。同时拜占庭统治者支持破坏圣像运动也与教会争夺政治和经济利益有关。利奥三世皇帝（Leo III）曾于730年下令摧毁所有的宗教画像。利奥三世去世后，经过一段时间的内战，他的儿子君主坦丁五世（Constantine V）继位，他更是变本加厉地推行破坏圣像的政策，754年的教长会议宣布，尊崇圣像有悖教会学说，违者革出教门。君主坦丁五世乘机侵吞了修道院的大量财产。775年君主坦丁五世去世后，拜占庭进入将近一个世纪的不稳定时期，破坏圣像运动时断时续，直到9世纪中叶以失败告终。破坏圣像运动虽然被终止，但产生了一些具有深远影响的社会后果。一个重要后果在破坏圣像运动中，大批宗教艺术品在皇帝的直接指令下遭到了毁坏。另一后果是加剧了东西教会的矛盾。在8世纪之前，罗马教皇与拜占庭教会的关系还是比较友好的，但当破坏圣像运动开展时，双方关系开始恶化。由于反对圣像崇拜者同时否定圣徒的神圣性，那么以圣徒彼得的继承人自居的罗马教皇就感到这些人威胁到自己的地位，因此罗马教皇开始在日耳曼人的国王中寻求支持，于是与东方教会的关系疏远了。最后，破坏圣像运动的失败，进一步加强了拜占庭教会坚持保守传统的特征，放弃了在宗教方面自由探讨的精神。在随后的发展中，东西教会的分歧越来越深，这里有关系到教会领导权的问题，同时也有对教义的不同理解。最主要的是，罗马教会接受奥古斯丁教父哲学，强调"原罪"和"三位一体"等学说，而拜占庭方面对基督的"神、人"两性抱的怀疑。比如《尼西亚信经》中希腊文本为"圣灵从父出来"，西方教会改造成"圣灵从父和子出来"。此外，东西教会也存在礼仪上的争论。由此发展到1054年，罗马教皇又和君士坦丁堡大主教为崇拜方式问题发生争吵，最后双方互相开除对方的教藉，东西教会最终分裂。分裂后的西方教会被称为罗马公教，也即天主教；东方教会称为希腊正教，也即东正教。拜占庭在维护基督教的至尊地位时，同时也将这一宗教传播到东欧地区，使得这些地区成为拜占庭文化圈的一部分。在向东欧传教活动中，最重要的贡献属于两兄弟，他们就是后来被东正教奉为圣徒的西里尔（Cyril）和美多迪乌斯（Methodius）。作为传教士，他们俩主要在中欧、巴尔干地区和南俄地区的斯拉夫人中传播基督教。斯拉夫人当时还没有自己的文字，西里尔为了传教方便，他以希腊字母蓝本为斯拉夫人创立了西里尔字母（Cyrillic alphabet）。这些字母就是现在斯拉夫人（如塞尔维亚人、保加利亚人和俄罗斯人）使用的字母（或从这些字母派生出来的字母）。他们兄弟俩的传教活动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塞尔维亚人和保加利亚人在9世纪开始皈依基督教，俄罗斯人在10世纪也进入这一过程。这些地区现在大部分人还受到东正教的影响。拜占庭的艺术也主要为光大宗教服务。它的特点是善于用色彩和镶嵌装饰来表现事物的美丽和精巧。如果你身处当时君士坦丁堡的市场上，你可以寻觅到拜占庭的艺术家和工匠镶以金边、灿烂夺目的地毯，可以看到镶嵌着象牙、绘以金银边的珐琅制品，还可以见到用镶以白银的青铜首饰。在教堂的墙壁上和天花板上，铺满了色彩绚丽的镶嵌画（马赛克），这些镶嵌画是用不同色彩的石块、玻璃或珐琅镶拼起来的。艺术品的图案常常是一些圣人的小画像，不论是天使，还是圣徒，还是烈士都有一种超尘脱俗的神态，面部表情往往非常安祥，略带沉思状，庄严而神圣，颇有点佛教佛像的味道。这些画像的位置也常常表现出圣人的地位，如耶稣的形象往往被安排在教堂的穹顶之上。最能体现拜占庭艺术辉煌成就的是拜占庭的建筑艺术，尤其是宗教建筑。位于君士坦丁堡的圣索菲亚大教堂是拜占庭艺术最伟大的代表作。这座教堂取名为"圣索非亚"并不是献给某个名叫索菲亚的圣人，"索菲亚"（Sophia ）原意是智慧的意思，圣索菲亚就是神圣的智慧，指的是上帝本身，所以这座教堂就是献给上帝的。教堂是根据查士丁尼的命令，动用大量人力、物力和财力而兴建，据说工程动员了1万多名工匠，耗资32万磅黄金，建材上采用了从世界各地进口的大理石、象牙、宝石等。这项工程开始于532年，537年12月最终完成，历时5年多。　图：圣索菲亚教堂内景教堂平面呈十字形，长宽比为（73米比82米），给人印象最为深刻的是它的穹顶，有50米高。教堂的建筑结合了罗马和东方的特征，解决了在长方形建筑上架构圆形穹顶的难题。罗马早期的基督教教堂多为长方形的巴西利卡式，宽敞的殿堂适于进行各种宗教活动。而罗马在基督教之前的神庙建筑也有如万神殿那样的圆形带穹顶类型的，它显得更高大雄伟。圣索菲亚教堂在平面上是长方形建制的，但它的屋顶却是圆形的穹顶。于是当时的工匠结合东方波斯在这方面的探索经验，通过先在长方形的墙壁和柱子上先构筑半圆的拱券，然后再用穹隅形成圆形的边缘，这样圆形的穹顶就可以稳稳地放置其上了。穹顶之下是一圈拱形的窗户，从内部仰望光线穿透这些窗户，犹如一串珍珠镶嵌在穹顶之下。再一看仿佛如一圈光环将穹顶架起，让穹顶悬在空中，如神从世外将之轻轻放下来一般。圣索菲亚教堂的内部装饰极为富丽堂皇。每一寸可用空间都用彩绘壁画，马赛克画、石雕和金属制品装饰起来，地板、墙壁以及廊柱五颜六色，细致的石刻使得柱头、拱门边缘、飞檐布满了精细的花纹。大主教的宝座以纯银制成，祭坛上悬挂着与金银混织的窗帘，上有皇帝和皇后接受基督和玛丽亚祝福的画像，金黄色的祭坛更是以稀有的精美大理石制成，上面放置金、银质的圣器。据说当查士丁尼第一次进入殿堂时，他自己都情不自禁地赞叹道："噢，所罗门王啊，我已经超过您了！"他认为自己所建的教堂超过了所罗门王当时所建的圣殿。拜占庭另一座著名的教堂是位于意大利拉文那（Ravenna）的圣维塔利（San Vitale）教堂。这座从外表并无惊人之处的教堂出名在它内部的祭坛厅堂两侧的镶嵌画，分别刻画查士丁尼皇帝和皇后参加宗教仪式的场景。在厅堂左则的是《查士丁尼皇帝及其随从官员》，右侧是《皇后狄俄朵拉及其侍女》。两幅画都着力刻画皇帝皇后对宗教的虔诚，查士丁尼手捧盛放面包的大金盘，皇后敬举盛放葡萄酒的金杯，象征举行圣餐礼。人物的形象比较呆板，面无表情，排列也单调，但镶嵌画的色彩却极其美丽，体现了拜占庭艺术的特色。查士丁尼大帝身穿紫红色长袍，袍上饰物金光闪闪。在他左边的贵族和侍卫，分别穿红、绿、橙紫和灰黄色服装，手持矛和盾；右边的主教和助祭者则身穿白色和烟色服饰。身后再以金黄色背景相衬，画面效果金碧辉煌。刻画皇后的那幅画在人物姿态上更生动些，多了一些女性的灵动，色彩也更为绚丽，皇后和侍女的服饰上都有鲜亮色彩的图案，她们佩带的首饰也多了些珠光宝气。两幅画都将主要人物放在正中央，其神态和地位都等同于圣徒，是对当时皇帝皇后的神化。这两幅画被公认为拜占庭艺术中的杰作。皇帝查士丁尼与他的随从 皇后蒂奥多拉及其随从拜占庭风格的教堂还散见于俄罗斯和意大利威尼斯等地，莫斯科的圣华西里大教堂、诺夫哥罗德的哈基亚·索菲亚大教堂、威尼斯圣马可大教堂，也都是拜占庭风格的经典之作。从外部看，穹顶连着穹顶，大小穹顶互相呼应的格局，成了拜占庭风格教堂最显眼的特点。拜占庭文化除了它在宗教艺术方面自己的贡献外，在人类文明史上，它也曾起到承先启后的桥梁和纽带作用。拜占庭帝国没有受到蛮族的入侵，所以它保存了大量古希腊和古罗马的文化珍品。拜占庭的学者们大量抄录了古希腊和古罗马的学术著作，并作了许多评注。有些著作曾被阿拉伯人买了去，翻译成阿拉伯语，然后再被西方人熟识，有些则直接保留下来。柏拉图与亚里土多德、荷马与索福克勒斯等人的作品能够被后人认识，拜占庭帝国可以说功不可抹。在哲学方面，拜占庭学者比较重视柏拉图的著作，这正好弥补了阿拉伯人重视亚里士多德而相对忽视柏拉图的缺陷，为文艺复兴时西方重新发现和认识柏拉图提供了材料。拜占庭的近邻俄罗斯的兴起在拜占庭帝国的东北方有一片广阔的平原，北边以波罗的海（Baltic Sea）为界，南边挨着黑海（Black Sea）、高加索山（Caucasus Mountains）和里海（Caspian Sea），西边是喀尔巴阡山脉（Carpathian Mountains），东边直抵乌拉尔山脉（Ural Mountains）。这就是习惯上被人们称为东欧的那片土地。东欧的南部在新石器时代就有人居住。古代希腊人也与当地的居民发生过贸易联系。以后这里就成了许多游牧民族出没之地。约从公元3世纪起，东欧的许多地方被斯拉夫人所占据。这些斯拉夫人继续向四周扩散，向西部迁移的形成了西斯拉夫人，现在的波兰人、捷克人和斯洛伐克人即源于此，部分越过多瑙河，南下至巴尔干半岛的形成南斯拉夫人，就是今天的斯洛文尼亚人、克罗地亚人、塞尔维亚和保加利亚人，向东迁移的东斯拉夫人也就形成了今天的乌克兰人、白俄罗斯人和俄罗斯人等。西斯拉夫人、斯洛文尼亚和克罗地亚人由于地理和历史的原因，与西欧联系更紧密一些，于是接受了天主教，使用拉丁字母，受到西欧文明的影响。而南部的塞尔维亚人、保加利亚人和俄罗斯人则接受了东正教，受到拜占庭文化的熏陶，一度成为拜占庭文化圈的一部分。其中俄罗斯的发展对于世界文明发展历程来说更为重要。在公元9世纪时，北方来自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维京人（Vikings）开始对东欧这片土地进行骚扰。不过，维京人更多时候不是征服者而主要从事贸易交换活动。每当秋天来临，维京人的船会从波罗的海或拉多加湖（Lake Ladoga）出发，溯河而上，到达东欧；隆冬时分，他们就将船放在大雪撬上，在陆地上拖着走，最后到达通往黑海的河边；来年开春，冰消雪融，他们就驾船南下，去黑海地区从事商业活动，然后原路返回家乡。沿着维京人的商路，在东欧出现了一些城市，其中比较重要的有离拉多加湖南岸不远的诺夫哥罗德（Novgorod，俄罗斯语的意思为"新城"）和第涅伯河（Dnieper，通往黑海）畔的基辅（Kiev）。基辅的战略地位非常重要，它正好处在君士坦丁堡经黑海与东欧、北欧交往的要道上。9世纪中叶，诺夫哥罗德发生内乱，城市居民请求一位维京首领留里克（Rurik）来帮助他们恢复秩序，于是留里克就成了他们的统治者。随后留里克及其留里克的后代，逐步征服了周边的一些城市，包括非常重要的基辅，建立了以基辅为中心的小公国。东斯拉夫人的南支原居住在第涅伯河的支流罗斯河附近，被称为"罗斯人"，因此小公国历史上也叫做"基辅罗斯"。由于地理和贸易上的关系，基辅罗斯与君士坦丁堡以及拜占庭帝国的联系日益频繁。俄罗斯在建国过程中面临着文化的转型，比如在宗教上需要从原始的自然崇拜转向真正的宗教信仰，他们在现有的各种文明中寻找适合于他们的材料。公元10世纪，俄罗斯最终选择了拜占庭的东正教，在大公弗拉基米尔统治时期，东正教成了基辅罗斯的国教。比较了各种宗教后，基辅罗斯的统治者认为在天主教那里"看不到荣誉"，实际上世俗权力受到教权的牵制，这是俄罗斯的统治者所不喜欢的；他们觉得犹太教的上帝不够强大，连他们的圣地耶路撒冷也保不住；伊斯兰教禁止饮酒也与俄罗斯人的生活习俗相去甚远。东正教君士坦丁堡的大教堂使他们眼见为实，那种崇高和宏伟使俄罗斯人折服。他们对宗教的这种选择其实也是文化的选择，俄罗斯通过宗教在一定程度上接受拜占庭的文化传统。与宗教教义相联系，俄罗斯引入了拜占庭的宗教仪式和宗教教阶制度，形成了拜占庭式的教会统治集团；在政治上，与西方教权与世俗权力分庭抗礼不同，拜占庭的传统是教会接受世俗权力的控制，俄罗斯因此也采取了这样的模式，这进一步加强了大公的专制权力。同时东正教也为俄罗斯带来了新的宗教文学和法律著作，带来了拜占庭的建筑风格和艺术作品。到11世纪，基辅罗斯达到它的鼎盛时期，在大公雅罗斯拉夫一世（Yaroslav I）统治时期（1019－1054），国力强盛，当时还颁布了俄罗斯第一部法典《雅罗斯拉夫法典》。在雅罗斯拉夫一世统治结束后，基辅罗斯开始衰落。12世纪陷入了封建王公的内战之中，各个城市发展成分裂的小国，混战不已。13世纪蒙古人在中亚崛起，迅速向西推进，威胁罗斯。1237年，拔都统率的蒙古军队正式以武力进攻罗斯。在分裂割据的局面下，罗斯人无法与强大的蒙古军队抗衡。1240年，基辅陷落，所有罗斯的土地被蒙古人控制。蒙古军队在攻陷基辅后，继续西进，打败了匈牙利和波兰的军队。匈牙利和波兰后来仍然恢复了自己的统治，但东北罗斯各公国却自此成了蒙古金帐汗国的附属国，向蒙古人称臣纳贡，承担军役。蒙古对东北罗斯的控制对俄罗斯文明的发展影响是深远的，一方面蒙古对罗斯的控制主要集中在经济掠夺方面，所以并没有转变罗斯人的宗教信仰，罗斯的封建王公还维持着表面上的自治，但另一方面，由于罗斯人在经济和政治联系上都首先直接面对蒙古了，这就在一定程度上阻断了罗斯人与西方的联系，使得他们与西方的联系日益疏远。当蒙古势力衰落下去的时候，罗斯各王公的独立性也就越来越强，他们在自己的土地上越来越像一位拥有绝对权力的实际统治者。这一时期，封建农奴制开始形成。在基辅罗斯时期，主要的经济活动除了农业之外，还有贸易，而到蒙古人统治时期，贸易衰落了，主要的生产活动只剩下农业。为了完成向蒙古人纳贡，同时维持自己管理机构和教会组织的运转，最好的办法就是将农民束缚在土地上。于是在西方农奴制开始衰落的情况，在后来的俄罗斯一带，农奴制进一步加强。在罗斯王公权力增加的过程中，14世纪一个地位特殊的公国――莫斯科公国发展成为罗斯地区最强大的城邦国家。莫斯科公国位于水陆交通要冲，周围又有其它公国作为屏障，不易受到外敌的直接威胁；几代大公都是单传，所以领地不必在兄弟中再瓜分，保证了公国的完整性；由于善于利用外交手段来博得蒙古人的欢心，统治者伊凡一世（Ivan I，1325－1341年在位）被蒙古人封为"大公"，并获得代蒙古人向罗斯各国征收贡物的特权；最后一个促进莫斯科公国强大的因素是罗斯东正教大主教的驻地从基辅迁至莫斯科，使莫斯科成了罗斯的宗教中心。到伊凡三世时期（1462－1505在位），莫斯科公国已经强大到足以拒绝向蒙古人称臣纳贡。1480年，蒙古人的统治最终被推翻。伊凡三世及其后代以莫斯科公国为基础，通过兼并周边的小国，最终实现了俄罗斯国家的统一。东斯拉夫人最终在15世纪形成了俄罗斯、乌克兰和白俄罗斯三大民族。1543年，大公伊凡四世用罗马皇帝的代称"凯撒"来称呼自己，它的俄语转音为"沙"，所以也叫"沙皇"，从此俄国的君主就都称沙皇。当俄罗斯多民族统一国家形成的过程中，俄罗斯继续偏离西方文化轨道。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由于波兰和立陶宛的逐渐强大。波兰主要受西方宗教和文明的影响。在10世纪末，波兰被罗马天主教的传教士拉入天主教阵营。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它还是德意志神圣罗马帝国的附属国，甚至经常处于分裂状态。不过从14世纪起，随着德意志势力的衰落，波兰变得强大起来。波兰主要与西方发生贸易联系，他们的官方语言为拉丁语，在他们眼里俄罗斯人是不开化的落后民族。立陶宛人是印欧语系的民族，长期在更种强大的民族夹缝中生活。当基辅罗斯崩溃以后，他们也借此赢得了自己的发展空间。1386年，波兰与立陶宛实现联合，波兰女王与立陶宛大公联姻，波兰接受立陶宛大公为国王，立陶宛则同意皈依天主教。联合起来的波兰和立陶宛成了俄罗斯人的劲敌，俄罗斯人视他们为西方的代表，于是对波兰人的憎恨，也就转化为对整个西方文明的抵触。民族感情和宗教感情都使俄罗斯偏离西方路线。另一个让俄罗斯远离西方的原因是1453年君士坦丁堡的陷落。君士坦丁堡落入土耳其人之手这一事件在俄罗斯人看来是西方教会背信弃义、不施援手的结果，所以更增加了俄罗斯人对西方教会的憎恨。在君士坦丁堡陷落后，俄罗斯人在意识上自觉承担起拯救东正教的责任。它以东正教的中心自诩，称当时的首都莫斯科为继罗马、君士坦丁堡后的"第三罗马"，与西方教会分庭抗礼。俄罗斯偏西方的文化走向历史意义是深远的，它模仿拜占庭建立了东方专制式的统治，而且希望将这种专制统治推广到周边地区，由此就采取了对外扩张的政策。专制和对外扩张在许多时候是俄罗斯帝国的主要特征。拜占庭帝国的荣辱盛衰8世纪至9世纪，拜占庭帝国一直处在内外交困之中，力量大受削弱，一时出现衰败的迹象。南方阿拉伯人的威胁一直没有消除，再加上北方又增加了保加利亚人的挑战。不过凭着拜占庭的经济底子、外交手段和专业的军队，它苦苦地撑过了这艰难的100多年。867年，巴西尔一世（Basil I）皇帝上台，建立了马其顿王朝，拜占庭帝国时来运转，重新走强。在以后的一个半世纪里，大部分的皇帝本身都是第一流的将军，他们利用外部敌人的分歧，在南方击退了阿拉伯人，收复了全部小亚细亚的土地，控制了东部地中海，并在克里特岛和塞浦路斯夺取了战略要地。在北方，972年拜占庭打败罗斯大公的军队，1014年又大败保加利亚，并于1018年吞并了保加利亚第一王国。在公元1000年左右，拜占庭帝国达到它历史上最富裕和最强大的时期。人们往往将马其顿王朝时期（867－1056年）称为拜占庭帝国的"第二黄金期"。然而好景不长，11世纪塞尔柱突厥人的崛起，给拜占庭帝国带来新的不安。1071年，塞尔柱突厥人在一次决定性战役中，打败了拜占庭皇帝亲自率领的军队，皇帝本人也不幸被俘，拜占庭帝国从此一蹶不振。它失去了小亚细亚的大部分土地，君士坦丁堡也面临威胁，此时它只好向西方的基督教兄弟求援。我们在下面一章中还会涉及到，这时的西欧组织了十字军东征，讨伐穆斯林。在1096和1097年第一次十字军东征中，西欧人为拜占庭夺回了西亚的一些土地，但在第四次十字军东征期间，这些来自西方的基督教兄弟们却转而进攻拜占庭帝国，最后于1204年攻陷并洗劫了君士坦丁堡。君士坦丁堡在经过半个多世纪西方人的统治后，1261年重新回到拜占庭人的手里，但这时的帝国已是四分五裂，帝国所拥有的领土只剩下君士坦丁堡和海峡两岸狭窄的土地，虽然它还继续存在了近2个世纪，但已是风烛残年了。14世纪奥斯曼土耳其人兴起，最终他们于1453年攻占了君士坦丁堡，拜占庭的历史就此完结。参考书目：陈志强：《拜占廷学研究》，人民出版社，2001年。陈志强：《特殊的拜占廷文明》，中国青年出版社，1999年。徐家玲：《早期拜占廷和查士丁尼时代研究》，东北师大出版社 1998 年。R．Jenkins, Byzantium: The Imperial Centuries，610－1071, New York, 1969.F. Dvornik, The Slavs in European History and Civilization, New Brunswick, N.J., 1962.第九章　沙漠和驼峰托起的文明--------------------------------------------------------------------------------　　　在西罗马崩溃以后，文化繁荣的地区转到拜占廷。而从七世纪开始，从阿拉伯半岛起源，阿拉伯－伊斯兰文明迅速崛起，构成了中古时代新的经济和文化繁荣的又一个中心。这一文明的兴起和发展极大地改变了世界文明的布局，给人类文明留下了宝贵的遗产。阿拉伯的地理生态和人文生态：沙漠、骆驼、商队、城镇阿拉伯半岛是世界上最大的半岛，最长处达2250公里，最宽处有2000公里，它是撒哈拉沙漠的延伸，是经过波斯到戈壁沙漠带上的一部分。它像一根很厚的楔子，插在最古的两大文化发源地--埃及和巴比伦之间，并和欧洲隔海相对。但在古代阿拉伯人眼里，它是一座"孤岛"（jazira），大海、沙漠、河流和山脉将之与世界其他地方隔离，是一个相对封闭的地方。这块初看相对统一的土地，也存在着地理上和气候上的多样性。在地貌上，半岛可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是西部沿红海地区，多山，地势复杂，海拔高达2600米，有些高耸的山峰海拔超过3000米，这一地区古代叫做希贾志地区（Hijaz）；第二部分，人们称之为"幸福的阿拉伯"地区（或称"阿拉伯福地"），这是半岛南部和沿印度洋地带；第三部分就是介于这两者之间的广袤土地，即高原地带。在气候上说，如果以麦加（Mecca）和麦地那（Medina）为界，半岛属于热带气候，但真正影响气候的是地形，即海拔和沙漠。在南方和沿海地区，气候较湿润，红海和印度洋的季风也有规律地拂过。但在内陆地区则干旱少雨，还常常伴随猛烈的沙尘暴。不过就总体而言，由于半岛大部分为沙漠地区，所以全年的降水量非常小，年平均降水常常不到150毫米，降雨应是一种老天的恩赐。与此相应的是，整个半岛缺少水资源，唯一的一条大河，仅100公里长，还常常无水断流。图：阿拉伯的起源与这样的地理环境相关，半岛上生活着三部分人。首先半岛最大的部分是沙漠，因此半岛中最主要的居民是沙漠中的游牧民族贝多因人（ Bedouin，来自阿拉伯语badiya，草原人或沙漠人之意）。他们住帐篷，赶着骆驼，四处游牧。以牲畜的奶和沙漠绿洲中出产的植物（比如椰枣）为基本食物，羊肉、骆驼肉和野味之肉则是要有重大节日才能享用的东西。贝多因人的生活离不开骆驼。这是一种单峰驼，可日行300公里，负重三四百公斤。这种阿拉伯的骆驼特别是母骆驼在阿拉伯文学中一直受到颂扬，它们是生命的象征，它们为贝多因人贡献了奶、肉、皮和毛，它们的粪便可用作燃料，甚至在极端干渴的情况下，它们的尿是救命的水。这种单峰驼比中亚双峰驼驯养晚了近千年，大约在公元前16至13世纪在阿拉伯落户。但它的适应性很快使它的地位超过其他早期驯养的羊和驴等。更重要的是离开了它，马的作用也发挥不了。当时的马主要用于战争，但马离不开水和谷物，当要使用马时，骆驼也就是成了必可少的运水运粮工具，离开了它们，马在沙漠和高原也是寸步难行的。由于自然条件的恶劣，有时过度的干旱威胁到游牧民族的生存，于是有部分部落就会向周边部落强夺一些生活品。抢劫（ghazwa）也成了他们偶尔诉诸的生活手段。这种抢劫大部分情形下是有节制的，只抢一些牲口，而不伤及人身，但在某些场合也会演变成大规模的公开冲突，这时就会出现抢夺孩子和妇女的行为，这些人要么被变卖为奴，要么用赎金赎回。但就半岛的人文生态来说，光有这些贝多因人还是不完整的。贝多因人还需与其他两部分人相依为命。一部分人是以农业、手工业和商业为生的定居者，另一部分是以奔波于商路上的商队。栖身在绿洲和沙漠边缘的定居者半自愿半被迫地向贝多因人提供他们生存必需的东西：谷物、椰枣、武器和衣服等。作为交换，这些贝多因人向他们提供保护，不受游牧部落的侵扰。同样的默契也存在于贝多因人和商队之间，贝多因人给商队当向导或作为护卫，他们也就得到一定的报酬。那些定居者和商队看上去在半岛不是经济社会体系的主体，处在边缘状态，但他们却是半岛游牧经济社会的重要延伸，是半岛人文生态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尤其是正是这些定居者和商队的活动促成了阿拉伯文明的产生和发展。当时的阿拉伯在社会形态上处在部落联盟阶段，基本的政治单位是部落，部落其实由血缘家庭联合组成，大小不等，父系为主干，以长者为尊，家长组成议事会，推举部落首领管理，基本上是贵族寡头统治形式。这时有两大因素促进了阿拉伯半岛上城市的出现，一是宗教，一是商业。阿拉伯人的原始宗教与大部分民族的原始宗教相似，信奉万物有灵，他们认为他们周围有一大批神灵陪伴他们，指引着他们的行动，给他们以灵感，保佑或惩罚他们，这些神灵往往通过石头、水、树和各种天象表现出来，这些东西是神灵的栖身之处。每个部落有它自己特定的保护神，有特点的祭祀时间和地点。随后，一些部落开始相信，在这些神灵之上，应该有一大神，这些跨部落的信仰造就了一批圣所。最初的圣所非常简单，可能就是一汪泉水和一块奇石的所在地。其中最重要的就是麦加，那里有一口"渗渗"（Zemzem）泉，还有一块黑曜石，这里逐渐发展成为各部落祭祖的圣地。供奉这块陨石的简易建筑称之为克尔白（Kabah）古庙，即"天房"之意。克尔白里有许多神像，甚至还有耶稣像。这些地方居住人口也逐渐增多。同时推动人口聚集的另一原因是商业。在阿拉伯的沿海地带存在着多条连结西方和东方的商路。我们对阿拉伯的早期历史知之不多，在公元前的2000年到1000年之间，我们已知阿拉伯人已经开始驯养骆驼，同时也有一种字母文字出现，这种文字应该是受中亚文明影响的结果，因此可以断定，阿拉伯半岛与世界其他部分的联系早亦有之。公元前1000年后，人们对阿拉伯半岛的历史知之更多，传说中这里曾出现过一些王国，其中示巴（Saba）女王的故事广为流传 。从那时起，阿拉伯靠近红海一带及阿拉伯南部也门一带与世界其它地区交往日益密切，从亚述到波斯、从埃及到希腊，阿拉伯人时而成为他们的盟友，时而成为反抗者，但与他们都保持商业往来；同时，有些印度商人也渡海前来与他们发生交易。大约从公元前2世纪起，即从罗马帝国起，阿拉伯的商业进入黄金时代，特别到在罗马帝国解体后，东罗马帝国（拜占庭）与波斯交恶，原来的东西商路受到损害，因此西方国家借道阿拉伯，通过阿拉伯南部出印度洋与印度和中国发生联系，成为东西方贸易的重要通道之一。在长期的商业发展中，在商路上出现了一批城市。最为重要的城市区是汉志（希贾志）地区，这一地区是几大商路的交叉点上，出现了几大城市如塔伊夫（Ta'if），叶斯里卜（Yathrib）等，而特别重要的是麦加。麦加既是宗教圣地，又处在重要的商路交叉点上，因此迅速繁荣，成为阿拉伯半岛最富裕的城市。当时许多城市是定居部落的集中地，在政治上与其他游牧部落相似，控制麦加的人属于库赖什（Quraych）部落。库赖什部落没有自己的船队，但他们通过商品中转和接待朝圣者，积累了大量的金钱。在贵族的仓库里经常囤积着来往于西北部拜占庭至南部阿拉伯的黄金、象牙、非洲奴隶、远东的香料和织物、地中海盆地的武器、油料、谷物和香料等等商品。正是这些通过宗教和商业繁荣起来的城市打破了阿拉伯半岛部落封闭的状况，在经济上融入了当时的国际贸易圈，在文化上与周边的文化圈建立了经常的联系，受到了周边文明的影响。城市无疑是文明的摇篮和传播地，阿拉伯的伊斯兰文化不是产生在沙漠里，它在城市中孕育和壮大。在文化交流上，犹太教和基督教逐渐传入，特别在也门地区和汉志地区。在也门地区，犹太教和基督教轮流成为官方承认的宗教；汉志地区的人们通过接触来自叙利亚和美索不达米亚地区的商人，了解了基督教的一些传说和教义。有些犹太移民也在阿拉伯半岛安家落户，比如在叶斯里卜就有许多犹太移民，这些移民也起到了传播犹太－基督教的作用。而且这些一神教的宗教开始强化阿拉伯民族内部希望尊崇统一神的倾向，在一些城市里开始崇拜少数的几个大神，最基本的是金星、月亮和太阳，这三者在各地有着不同的称呼，它们在有的地方结合在一起，有的地方分开崇拜。在麦加，人们更进一步地将原来三大神（la triade fondamentale，Uzza-Manat-Allat，金星、月亮和太阳）合并为一个最高的神"安拉"（Allah）。克尔白成了该神的居所（bayt Allah）。在文化交流过程中，阿拉伯半岛的语言也发生了一些变化，并日益向着统一的方向发展。阿拉伯半岛由于部落众多，因此存在许多方言。阿拉伯南部是早期阿拉伯在经济和文化上最发达的地区，所以南方阿拉伯语逐步北上，影响一些北方地区，在许多地方流行。伊斯兰教产生前夕，南方阿拉伯语还是书写语言和官方文书语言。然而随着汉志等中部地区经济和文化交流的频繁，真正意义上的阿拉伯语首先作为口头语言流行起来，尤其是在商人中讲得越来越多，这种口语甚至向南部阿拉伯的也门地区渗透。到了公元6世纪，原先用于口语的这种阿拉伯语也出现了书写形式，开始取代原来的南阿拉伯语。在这种语言统一过程中，诗歌起了很大的作用。当时用阿拉伯语创作的诗歌非常流行，这些诗歌表达了贝多因人的一些价值观，诗歌表现了这些游牧部落渴望重大行动、追求荣誉、热爱美德、高傲和好客、爱憎分明的行为和情感。这些诗歌语言生动优雅而被许多部落接受，成为语言统一的媒介，但同时它们所表达的文化价值观也成为伊斯兰教中的重要文化因素。有人曾经这样认为，当时的城市在经济和社会上与游牧部落逐渐分离，但在文化上却仍然依附于游牧民族，特别表现在价值观体系上。穆罕默德与伊斯兰教的产生阿拉伯文明中最重要的篇章是伊斯兰教的产生，我们常将阿拉伯文明称为"伊斯兰文明"。伊斯兰教是世界三大宗教中诞生最晚的，但它的重要性和它的活力决不比前二大宗教逊色。它的传播速度远超过基督教，在它的旗帜下还曾建立起比罗马帝国更辽阔的庞大帝国。这一宗教分割了地中海世界，重铸了中近东文明，它的影响今天还可以在世界各地感受到，除了中近东这一伊斯兰的核心地区外，从西非到东印度我们也能领略到这一文明的跃动。伊斯兰教的创始人是穆罕默德（Mohammed）。和耶稣是否确有其人存在着争议不同，穆罕默德是无可争议的、活生生的历史人物。穆罕默德一生中有两个事件和时间是非常确切的，一是622年他从麦加移居麦地那，二是632年他在麦地那去世。而关于他的出生年月和第一次受天启的时间只能是近似数。他早年的生活也只能知道个大概。穆罕默德大约出生于570年，出生地为麦加。他所属的哈希姆族是麦加库赖什部落的核心氏族，但并不是富裕氏族。虽然他的祖父是一位成功的商人，他生前丧父，6岁时又失去了母亲，成了贫穷和可怜的孤儿。后被祖父和叔父相继收养，25岁时开始受雇于麦加一个富孀赫蒂彻（Khadija），为她经商。在经商过程中，他走过世界许多地方，也许在这过程中，他开始接触到犹太教和基督教的信息，了解了另一些阿拉伯部落的传说和历史传统。后来他与比他年龄大得多的赫蒂彻结婚，这一婚姻为他提供了足够的财富和余暇时间，帮助他有足够的条件去思考一些社会问题和宗教问题。大约在四十岁左右，他经常前往麦加郊外的希拉山洞去沉思冥想，他常常遥看漫漫沙漠之中夏夜的星空，被大自然的雄伟壮丽和人类的渺小所感动。模模糊糊产生了许多想法，他逐渐相信这是伟大的神想与他沟通的方式。据说在610年的某一天，他受到了第一次天使的启示。在蒙胧状态中，天使哲卜利勒（Gabriel）命令穆罕默德去诵读："你以你主的名义诵读吧！他曾用肉块创造了人类。你诵读吧，你的主是至高宽大的，他教人用笔，教人所不知道的。"最初穆罕默德对此将信将疑，但随着新的启示接连而来，同时在他妻子和他妻子堂兄韦赖盖　（Waraqa）的安慰和鼓励下，穆罕默德逐渐相信自己是真主的使者，并首先在自己的亲属中秘密传教。经过三年准备后，大约在613年，开始公开传教，他号召麦加的同胞们要进行忏悔，以免在末日审判时受到惩罚；号召行善，反对唯利是图的罪恶；号召抛弃虚假的神祗，信奉和顺服唯一的真神安拉（Allah）。该教被称为"伊斯兰教"，指的就是对安拉的顺服（"伊斯兰"为阿拉伯语Isl?m的音译，其意即为"顺从"），该教的信众称为穆斯林（Muslim），即"顺从者"。当时的穆罕默德认为自己只是一位先知，是真主派来拯救人类的一系列先知中的最后也是最伟大的一位，甚至否认他有创造奇迹的能力。这时，他所宣传的教义与基督教并不是完全排斥的。他承认犹太教的先知，也承认耶稣是先知之一，但同时他认为以前这些先知的学说已经被人歪曲了和误解了，而他所受到的启示超过了先前的先知们。他们所接触到的只是真正宗教的某些部分，而唯有他才得到了完整的信息。甚至最初穆斯林祈祷所面对的方向是耶路撒冷（Jerusalem）而不是麦加。穆罕默德最初的传教活动成果有限。除了一些家族成员外，接受他学说的主要是一些年轻人和穷人。麦加的大多数贵族对此充满敌意，他们害怕穆罕默德对其他神祗和偶像的反对会危及人们来麦加进行传统的祭拜活动，从而影响到麦加的经济来源以及麦加的繁荣。而且穆罕默德所宣扬的道德戒律也与麦加贵族的世俗观念截然不同。在这样的环境中，穆罕默德的信徒受到迫害，穆罕默德本人的生命也受到威胁。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公元622年，穆罕默德及其支持者从麦加转移到麦加北部的叶斯里卜。这一事件，在伊斯兰历史上称"希志来"（Hegira,"迁徙"之意）。后来确定，希志来为伊斯兰教纪元，并以迁徙的那一年作为阿拉伯太阴历的岁首（公元622年7月16日）。叶斯里卜也改名为麦地那，意即"先知城"。当时叶斯里卜氏族之间正面临着仇杀和战争，他们向穆罕默德发出邀请，希望他去充当解决氏族争端的仲裁者。这一地区受犹太人的影响比较大，因此这里的阿拉伯人也比较容易接受一神教的思想。穆罕默德很快在那里赢得了大批的信徒，而且他此时开始介入当时的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关注许多有关法律和政府的问题。正是在这一时期，伊斯兰教关于婚姻、继承和对罪行惩罚的一些规定开始成型。其时，面临着与麦加的圣战，同时经济上也比较拮据，为此穆罕默德在麦地那把从麦加迁来的穆斯林（迁士）和麦地那的穆斯林（辅士）组织起来，建立了一个以共同信仰为基础的宗教社团-－"乌玛"（umma），即穆斯林公社。这一团体以地域和信仰的纽带取代了阿拉伯传统的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部落组织，穆斯林皆以兄弟相待，严禁内部进行仇杀，共同对付麦加的异教徒。如此，"乌玛"为政教合一的阿拉伯文明国家的建立奠定了基础，我们甚至可以将它看作是阿拉伯民族国家的雏形。在麦地那，穆罕默德的威望和权力日益扩大，犹太人的势力在624年被清除，穆斯林祈祷的方向也从耶路撒冷转向麦加。同时零星地对麦加库赖什部落商队袭击也开始了，在战斗中牺牲的穆斯林被称为烈士，与异教徒的战争称为"圣战"而得到鼓励。630年，穆罕默德聚集起足够的部队，向麦加发起进攻，在没有遇到多大抵抗的情况下占领了麦加。随后他清除了克尔白神庙里的部落神和异教偶像，只保留那块黑曜石。穆罕默德声称克尔白是由易卜拉欣（Abraham，即犹太教中的亚伯拉罕，伊斯兰教奉为先知之一）奉真主安拉之命建造的，黑曜石是真主力量的象征。克尔白神庙改为清真寺，麦加由此保留了阿拉伯宗教中心的地位。穆罕默德攻占麦加使更多的阿拉伯人确信他是真正的先知，相信没有什么力量能够动摇他的地位，于是皈依伊斯兰教的人越来越多。在他生命的最后二年里，阿拉伯半岛的大部分部落承认了他作为宗教领袖和政治领袖的地位。632年，穆罕默德病逝于麦地那，此时几乎所有的阿拉伯人已接受了伊斯兰教。伊斯兰经典和基本教义穆罕默德虽然未等到阿拉伯建成强大帝国就辞世了，但正如他在去世前的一次学说中所宣布的那样："我已为你们成全你们的宗教" ，他给穆斯林传授了伊斯兰教的经典，用自己的言行影响了穆斯林的宗教和世俗生活。伊斯兰教的基本经典是《古兰经》(Koran)。"古兰"一词的本义是"诵读"，《古兰经》被认为是安拉通过穆罕默德降示的"启示"，这些启示组成一部诵读的经典。穆罕默德认为，这些启示是安拉给予人类的指南，它们是安拉的语言，一直存在在天上，只有通过他才接受到这些启示，得以降世。然而，穆罕默德在世时，《古兰经》并未汇编成册。穆罕默德本人不谙书写，当他从真主那里得到启示后，立即"口授"给弟子们，未能听到传授的人，则从转述中获知和默记。随着《古兰经》章节的不断颁降，一些有文化的人陆续把某些章节记录在石片、皮张、骨片和椰枣树叶上。穆罕默德去世后，作为穆罕默德继承人的阿布·伯克尔（Abu-Bakr）广泛收集分散的经文，命人整理编辑成第一本《古兰经》羊皮抄本。后来流行的抄本有了不同的读法和解释，引起穆斯林不少的争议。到奥斯曼（Othman）当政时（644－656年），决定编一本《古兰经》标准本。于是，他以阿布·伯克尔时期编定的抄本为蓝本，并组成一个专门的班子负责校订和编辑。新校订的《古兰经》编定后，原抄本保存在麦地那，另命人把新版《古兰经》抄写了6本，分别送往麦加、大马士革、也门、巴林、巴士拉和库法等地。当今人们使用的《古兰经》，就是奥斯曼时代编定的版本，又称"奥斯曼古兰经本"。在世界各大宗教中，宗教经典如此迅速地确定官方文本是非常少见的。《古兰经》共114章，它的编排原则也比较奇特，颁降的启示不是按时间年代的先后排列，也不是按内容主题排列，而基本是按启示的长短排列的，长的经文在前，短的在后（唯一的例外是全书之首的《开端》章和最末尾的两章）。而实际上，穆罕默德早期传授的启示大多短小激昂，富有感染力，而后期传授的启示往往长篇大论，平铺直叙，富有建设性。因此《古兰经》后面的经文在时间上往往要早于前面的经文。后来穆斯林学者经过研究，确定了每章经文颁降的时间和地点，由此将经文大致分为"麦加章"和"麦地那章"两大部分。在114章中，在麦加颁降的有 86章，在麦地那颁降的有28章。在内容上看，《古兰经》可以说包罗万象，但大致可以分为四大方面：先知穆罕默德生平及其传教活动；伊斯兰教基本教义和伦理规范；伊斯兰教的宗教制度和社会主张；历史故事、寓言和神话。其中许多方面可见与旧有的犹太教和基督教的承袭关系，特别是在历史故事和神话等方面出现许多人物和故事与《圣经》相似，如阿丹（亚当）、哈娃（夏娃）、努哈（挪亚）、易布拉欣（亚伯拉罕）、伊斯玛仪（以实玛利）、叶尔孤白（雅各）、优素福（约瑟）、穆萨（摩西）、哈伦（亚伦）、达乌德（大卫）、苏莱曼（所罗门）、尔撒（耶稣）、叶哈雅（约翰）、麦尔彦（玛利亚）等，亚当的故事、大洪水的故事等也大致相当。伊斯兰教的教义分为三大基本内容，即宗教信仰、宗教义务和道德操守。宗教信仰包括信安拉、信使者和先知、信经典、信天使、信末日和信善恶前定等。大致内容是信仰真主安拉的独一性；信仰穆罕默德是安拉的使者和最后最伟大的先知；信仰《古兰经》是安拉的启示，是最后和最重要的经典；信仰天使是安拉的仆役，有的传递安拉的启示，有的观察宇宙等等；信仰末日审判、死者复活、天堂地狱等；信仰世界万物和人的命运都是安拉前定的，人们能做的只是服从。伊斯兰教的宗教义务主要有5项，被称为"五功"，这是伊斯兰教的5根柱石。第一功为"念功"（shahada）。也就是穆斯林的信仰表白。穆斯林每天都要念诵："万物非主惟有安拉，穆罕默德是安拉的使者。"对自己的信仰要"作证"。这句话在中国又叫清真言。清真言在穆斯林一生中，是听得最多、讲得最多的一句话。在每日五次的礼拜中，要重复念这句清真言。宣礼员宣礼时，也要宣扬这一信条。穆斯林临死之前，要亲自念诵，或请他人代诵。任何人只要当众念诵一遍清真言，就可被承认皈依伊斯兰教。第二功为"拜功"（salat）。每个穆斯林每天必须面向麦加祈祷礼拜五次，黎明时分谓之晨礼；中午时分谓之晌礼；午后谓之晡礼；日落后谓之昏礼；夜间睡前谓之宵礼。每天的定时礼拜都由宣礼员召唤礼拜。礼拜的主要内容是赞念安拉之名，不包含任何请求。在聚礼日（星期五），穆斯林要集中在清真寺做礼拜。开斋节（伊斯兰教历10月1日）和宰牲节（伊斯兰教历12月10日）也聚会礼拜，称为"会礼"。礼拜开始前，穆斯林通常要用干净的水洗脸、洗手、洗双手前臂，有时也洗脚，称为"小净"。没有水时，可用沙土代净。当身体有大的不洁时，如行经、房事等，需要做全身清洁，包括头发，称为"大净"。第三功为"课功"（zakat）。课功又称天课。阿拉伯语原词"札卡特"的意思为"洁净"，即通过交纳宗教赋税可使自己的财产更为洁净。每一个穆斯林除去每年的生活费用，若有余财，应当拿出一定比例的财富作为"天课"（商品和现金纳1/40，农产品纳1/20至1/10），赠送给穷人、管理赈务者、无力还债者、旅途遇困者、传播伊斯兰教者等。另外，穆斯林被俘虏后，也可以将天课作为赎金。伊斯兰教初期，天课一般用实物支付。第四功为"斋功"。在伊斯兰教历9月（Ramadan,拉马丹月），成年男女穆斯林必须斋戒一个月。在这一个月中，每日从黎明到日落时，禁饮食，禁房事，以示赎罪。到日落后，开斋除戒，一切恢复正常。除了拉马丹月以外，还有非法定的日子，如阿术拉日（伊斯兰教历1月10日）、阿拉法日（教历12月9日）、10月的6天（一般为2日至7日）等，穆斯林在这些日子里斋戒，也是一种虔诚的表现。第五功为"朝功"（hajj）。凡是有能力的穆斯林(如身体健康、旅途安全、有足够的旅费、家庭生活有保障等)，一生中应当去麦加朝圣一次。一生一次指的是正式的大朝，要在一年规定的日子（伊斯兰教历12月7日至13日）参加在麦加及其东郊举行的一系列集体仪式，包括：谒天房，绕天房走7圈，向黑圣石致意；饮用渗渗泉水；在赛法（Safoua）和麦尔瓦(Maroua)两山之间疾行7趟；在阿拉法(Arafa)山脚下停留，去先知生前最后一次宣教的地方-一阿拉法山，听布道演说；日落后急奔下山到达穆兹达利法（Mozdalifa）；前往米那(Mina)山，途中向象征魔鬼的三根石柱投掷小石子；在米那过宰牲节，宰杀一头骆驼（或羊，或牛）；剪发、剃头、剪指甲等；返回麦加，告别天房，随即脱去戒衣，换上平日衣裤等等 。个人也可随时去麦加朝觐，此为小朝。除了这五项最重要的义务外，还有一项重要的义务就是"圣战"（jihad）。阿拉伯语称为"吉哈德"，本意为主道而奋斗。伊斯兰教要求穆斯林为保卫传教活动和反对异教徒的迫害而进行战争，为此付出生命的就是烈士，他们可以升入天堂。图：麦加朝圣场面伊斯兰教还强调善行，强调道德操守，做《古兰经》命令和允许做的事，回避《古兰经》禁止的行为。伊斯兰教提倡温和、谦虚、公正、慷慨、宽容、顺从权威、勇敢等等这样一些美德。《古兰经》提到："你们当崇拜真主，不要以任何物配他，当孝敬父母，当优待亲戚，当怜恤孤儿，当救济贫民，当亲爱近邻、远邻和伴侣，当款待旅客，当宽待奴仆。真主的确不喜爱傲慢的、矜夸之人。"（《古兰经》4章36节）。一个穆斯林男人可以允许娶4个妻子，但要求他对她们必须一视同仁。伊斯兰教也有许多禁忌，严禁凶杀、谋杀、通奸、偷盗、劫掠、欺诈、诬告等，也禁止赌博、吃利息、投机等活动。在饮食上，不准饮酒，不准吃猪肉。伊斯兰教不使用宗教画像和雕像，因为穆罕默德禁止他的信徒们塑造和绘制人和动物的形象。它没有基督教那样的繁复礼仪，没有专门的祭司和教会组织，信徒入教也不需要教士的特别介入，因此非常有利于这一宗教的发展。就在穆罕默德去世后不久，伊斯兰教就迅速向外传播，最终成为世界上流传最广的宗教之一。伊斯兰教在后来的发展中形成了许多派别，但最重要的派别是什叶派和逊尼派。什叶派（Shittes）的什叶（Shi'ah），阿拉伯语意为"派别"，原指追随穆罕默德的女婿阿里（Ali）、并支持他及他的后代担任哈里发的一派人，后来在教义和《古兰经》的解释上与其它教派产生分歧而发展成宗教派别。这一宗教派别产生时间早，但在人数上处于少数。什叶派认为在安拉和信徒之间有一中介者，这一中介者是穆罕默德的后代。他们被称为伊玛目（imam）。伊玛目具有宗教和世俗的权威，他们是政教合一的首领。逊尼派（Sunnis）来自阿拉伯语"逊奈"（Sunnah），意指穆罕默德的"圣行"，逊尼派即为遵循穆罕默德言行者，全称为"逊奈和大众派"。他们认为安拉和信徒之间的中介不是什么人，而只能是《古兰经》本身。他们承认四大"正统哈里发" 均为穆罕默德的继承者。他们将《古兰经》和六大圣训集作为立法根据，并据此形成了较为系统的神学和教法学方面的学说，成为伊斯兰教的"正统派"，也是在伊斯兰教中占人数极大多数的派别。国随教兴，教随国强阿拉伯国家的形成与伊斯兰教的产生和发展紧密相关，就在伊斯兰教在阿拉伯半岛占统治地位后，作为政教合一的阿拉伯国家也逐渐形成。阿拉伯国家形成后迅速开始对外扩张，在扩张的过程中也将伊斯兰教传播到世界其它地方。伊斯兰教和阿拉伯文明的传播发展可以说经历四大历史时期：哈里发时期，倭马亚王朝时期，阿巴斯王朝时期和土耳其奥斯曼帝国时期。穆罕默德死后并没有留下如何挑选接班人的指示，各派穆斯林为继承人之位展开了激烈斗争。最终穆斯林于632年举行了一次非正式的代表大会，推举老资格的阿布·伯克尔为穆罕默德的继承人（632～634年在位）。阿拉伯语称之为"哈里发"（Caliphate），即先知"继承人"之意。他既是宗教领袖，也是政治领袖，阿拉伯由此建立了政教合一的国家。阿布·伯克尔是穆罕默德的岳父，也是最早和最忠实的信徒之一。他在位时间不长，但任内成功地镇压了阿拉伯内部的叛乱，实现了阿拉伯半岛的统一。为了转移国内矛盾，赢得阿拉伯人对哈里发的承认，从伯克尔起，阿拉伯人就走上对外扩张的道路。阿拉伯人统一国家的建立，大大增强了阿拉伯的力量，为对外扩张奠定了政治基础；当时的国际形势也有利于阿拉伯人的扩张。阿拉伯人最早着眼的地区是他们的北部地区和地中海沿岸地区，这一地区是古代两大文明的发祥地，但也是战乱频仍，纷争不断的地区。在阿拉伯兴起之时，当时主宰这一地区的两大帝国拜占庭帝国和萨珊波斯帝国由于战争而大大受到削弱，两大帝国内部也非常不稳定，没有足够的能力抗衡阿拉伯人的进攻，这一地区也就便于阿拉伯人来重整河山；同时，阿拉伯人对外扩张中的政策也比较适当，不大会引起当地人的反感和强烈反抗。阿拉伯人在战争过程中勇猛无畏，但在战胜后却宽大为怀。投降的非穆斯林可以接受伊斯兰教，同时也可以保持自己的宗教信仰，但条件是每年要交纳较重的贡赋。由于皈依伊斯兰教可享受许多优惠，教义简明，仪式不繁，戒律易行，因此皈依伊斯兰教者众。阿拉伯人由此用宗教来推动他们的扩张。正是由于这些条件，阿拉伯国家以令人难以置信的速度迅速扩大。伯克尔首先向叙利亚方面发动了试探性的进攻，并成功地占领了加沙地区。阿布·伯克尔死后，伯克尔的挚友和顾问欧麦尔（Umar）继位为第二任哈里发（634～644年）。他将试探性进攻迅速转变为空前的大征服运动。636年，阿拉伯军在雅穆克（Yarmuk）河畔一举歼灭了拜占庭帝国的5万大军，在随后的几年里，又力挫萨珊波斯军队，最终消灭并吞并了萨珊波斯帝国。到649年，阿拉伯人已经征服了叙利亚、亚美尼亚、巴勒斯坦、埃及等地区。第三任哈里发是奥斯曼（644～656年在位），对外扩张的势头由于内部的纷争而有所减弱。奥斯曼属于原来反对穆罕默德的麦加贵族库赖什部落倭马亚氏族，这一氏族直到麦加被收复后才入教。不过奥斯曼本人却以温和敦厚和信仰虔诚而著称。他上台后为了有效统治日益扩大的帝国，需要起用一些善于行政管理的人员，原来麦加贵族成员借此机会很快占据一些最重要的职位。于是最早跟随先知的圣门弟子对此极感不满。他对《古兰经》定本确定所作的工作也未能取得圣门弟子派的谅解。655年，穆罕默德的养子和女婿阿里（Ali）的追随者开始发难。656年，一部分来自埃及的叛乱者包围了奥斯曼在麦地那的住宅。经过几个月的围困，奥斯曼最后被叛乱者刺杀。阿里被推举为第四任哈里发（656一661年在位）。阿里上台后依然处在国内纷争的旋涡中心，一部分人指责他纵容姑息叛乱者刺杀前任哈里发，其中包括他自己家族内部成员，如脱勒哈（Talha）、祖白尔（al-Zubayr）以及穆罕默德的遗孀阿以莎（Aisha）等，同时也包括倭马亚家族成员，如奥斯曼的堂弟、叙利亚总督穆阿维叶(Muawiya)。另一部分原来支持阿里的下层穆斯林，也不满阿里政策，分离出去建立了伊斯兰教中的军事民主派（哈瓦立及派Kharijis）。661年，哈瓦立及派为了报复阿里对该派的镇压而刺杀了阿里,叙利亚总督穆阿维叶被穆斯林推举为新的哈里发。穆阿维叶是当时阿拉伯著名的军事将领，在欧麦尔时期就被任命叙利亚总督，他拥有一支训练有素的军队，也有一定的政治威望。穆阿维叶出身于倭马亚家族（Umayyad family），而且他和前四任哈里发不同，与穆罕默德本人没有直接联系，自他统治以后，哈里发不再由选举产生，而变为世袭。由此诞生了阿拉伯第一个世袭王朝－－倭马亚王朝（The Umayyad Dynasty,661～750年）。倭马亚王朝旗帜尚白，中国古代史籍称之为"白衣大食"。在这个时期里，阿拉伯帝国的统治中心由麦加转移到了大马士革，故在历史上又称为"大马士革时期"。从大马士革时期开始，阿拉伯帝国的政体由神权共和转变为君主专制，穆阿维叶可谓阿拉伯的第一个君王，在他任内，阿拉伯帝国才得以真正创立。倭马亚王朝重新开始了中断一时的对外扩张。在东线，阿拉伯军队于664年占领了喀布尔，然后征服布哈拉(Bokhara)、撒马尔罕(Samarkand)和花剌子模等地区，直至帕米尔才被中国唐朝军队所阻。这些胜利为阿拉伯人占领阿富汗和印度河谷打开了道路。在西线，阿拉伯军队在北非继续与拜占庭军队交战，利用当地的柏柏尔人（Berbers）与拜占庭当局的不和，分而击之，占领了从突尼斯直到摩洛哥的马格里布地区。被降服了的柏柏尔人（摩尔人）一度保持了他们的独立，不过他们很快改宗伊斯兰教，许多人加入了阿拉伯军队。711年，阿拉伯军队又以柏柏尔的骑兵为主力，跨过海峡进攻归西哥特人统治的西班牙，当时率领部队的将军是塔利克（Tarik），他们越过了扼守海峡的一座山峰，这座山峰就被叫做"塔利克山"（阿拉伯语发音为"Jabal-al-Tarik"），后来欧洲人转音为"直布罗陀"（Gibraltar）海峡因此得名。阿拉伯军队随后越过比利牛斯山北上，攻入法兰克王国境内。但最后于732年的普瓦提埃战役中被法兰克军队击败，退回西班牙。到8世纪前半叶，倭马亚王朝已建立一个地跨亚、欧、非三大洲的阿拉伯帝国。它的版图东起印度河和帕米尔高原，西临大西洋，北达里海南岸，南至尼罗河下游。倭马亚王朝时期是整个阿拉伯世界在政治、社会和文化上发生重大变化的时期。倭马亚王朝将首都迁往大马士革，表明倭马亚王朝统治者所关心的中心从宗教转向政治。叙利亚是拜占庭帝国的旧地，此地深受拜占庭政治和文化的影响。倭马亚王朝统治者在行政上采用了拜占庭帝国的一些制度，他们还吸收一些叙利亚人和埃及人参加政府的管理工作。随着和平环境的来临，一些阿拉伯人离开军队，开始从事其他的活动。在美索不达米亚和伊朗地区，许多阿拉伯人成了地主。原来的阿拉伯氏族观念开始瓦解，阿拉伯人和非阿拉伯人开始融合。比如在军队的组建上不再以部落为单位，而是逐渐转移到以地域为主的军团制。主要军队是从叙利亚当地人中招募的，其中有阿拉伯人和非阿拉伯人，他们主要负责地区的保卫。逐渐地，各行省的总督从军队中挑选出来，而不再是哈里发家族的成员。这时倭马亚王朝统治者对征服民族的政策也发生了变化，他们不但要着眼宗教问题，更重要的是关心政治问题。由于穆斯林是不用缴纳赋税的，如果越来越多的被征服者皈依伊斯兰教就会影响到国家的税收。因此倭马亚的哈里发作了新的规定，新的皈依者免交人头税，但需缴纳沉重的土地税，而且无权担任重要官职。于是当时社会形成了不同等级的社会阶层：阿拉伯穆斯林贵族、非阿拉伯穆斯林、非穆斯林、奴隶等。倭马亚王朝时期也是阿拉伯文化与其他文化融合和发展的时期。与占据西方的日耳曼人不同，阿拉伯人非常重视吸收先进的文化成果。他们地处古老文明的发祥地，同时也是希腊化最重要的地区，而且还是拜占庭文化的核心地区。倭马亚王朝及时地将这些遗产转化为自己的文化，他们以拜占庭和波斯帝国为榜样组织自己的行政框架；他们欢迎各民族的学者到自己的宫廷来，鼓励他们将希腊罗马的哲学、科学、医学著作翻译成阿拉伯语，他们借助叙利亚的建筑技术和风格在大马士革和耶路撒冷建造了不少的清真寺。于是一种新的文明就此发展起来，这一文明以希腊、叙利亚、埃及、波斯的文化为基础，但却结合阿拉伯的传统，创造出带有自己特点的精神和风格，这为后来阿拉伯文化的繁荣奠定了重要基础。这一时期阿拉伯语作为行政、文学和宗教语言迅速传播到整个伊斯兰世界，阿拉伯语也成了埃及、叙利亚和美索不达米亚地区的口头语言。然而，在伊朗地区，情况有点特殊。在那里的阿拉伯定居者却逐渐伊朗化，在伊朗西部地区，他们同时使用阿拉伯语和波斯语，再往东，越来越多的阿拉伯人放弃阿拉伯语而采取波斯语。因此在这一地区逐渐出现了一种结合波斯传统的阿拉伯－伊斯兰文化。到了8世纪，倭马亚王朝内部政治和社会矛盾日益突出和激化。庞大的帝国和众多的民族使得政治统治越来越困难；许多阿拉伯穆斯林的派别不断地反对倭马亚家族的统治，如支持阿里及其后代的什叶派一直认为倭马亚王朝的统治者的篡位者，原哈希姆家族与倭马亚家族的旧怨也未了，军事民主派不满哈里发的世袭制度，正统的伊斯兰教派则反对倭马亚王朝的奢侈之风与世界化路线；一些新皈依伊斯兰教的其他民族，特别是美索不达米亚地区和伊朗地区的新穆斯林憎恨传统的阿拉伯贵族的统治。利用这些矛盾，原属哈希姆家族的阿拉伯贵族艾布·阿巴斯(Abu'l Abbas)以伊朗东部的呼罗珊(Khorassan)为根据地，培植反对倭马亚王朝的力量。他自称是穆罕默德之叔阿巴斯后裔，得到阿拉伯正统派的支持；他表现出的诚恳和进行的宣传活动，也赢得了美索不达米亚和伊朗地区居民的好感。747年，他的支持者首先在呼罗珊发动起义，随后在西亚和西班牙等地也出现类似反倭马亚王朝的斗争。750年，阿巴斯最终打败倭马亚军队，推翻了倭马亚王朝，自己登上哈里发宝座，建立了阿巴斯王朝(The Abbasid Dynasty, 751～1258年)。他上台后对倭马亚家族采取斩尽杀绝的政策，但最后还是有倭马亚家族的成员逃往西班牙，在那里建立了独立的国家。因阿巴斯王朝崇尚黑色，我国古代称之为"黑衣大食"。阿巴斯以美索不达米亚和伊朗地区起家，因此阿巴斯王朝建立后，阿拉伯帝国的政治中心东移。762年，当时的哈里发曼苏尔(al-Mansur)将都城从库法迁到在底格里斯河畔新建的巴格达城，因此阿巴斯王朝时期又称巴格达时期。在这一时期里，阿巴斯王朝的主要统治支柱和依靠力量，已不是以往的阿拉伯人贵族，而是美索不达米亚和伊朗的官僚贵族，整个国家的统治重心也由叙利亚转移到美索不达米亚。如果说，倭马亚王朝的统治主要以拜占庭为蓝本的话，那末，阿巴斯王朝更愿意按照过去波斯帝国的政治制度来统治；如果说，倭马亚王朝主要从古希腊和古罗马汲取文化营养的话，那末，阿巴斯王朝越来越多地受到古代美索不达米亚和波斯文明的影响。这在世界文明史的发展上是非常重要的转折点。脱胎于犹太文化和基督教文化的伊斯兰文化变得越来越不像西方的文化；原属于罗马文化圈的地中海世界，它的东岸和南岸与它北岸逐渐分离，差异也越来越大；繁荣的地中海世界走向衰落，世界文明的中心再次东移。阿巴斯王朝延续了500多年，而最早的一二百年，是它的黄金时代，也是阿拉伯文化发展的鼎盛时期。在这一时期形成了巴格达、开罗和西班牙科尔瓦多等多个文化中心，将其它文化的经典翻译成阿拉伯语的翻译运动蓬勃发展，哲学产生了新体系；宗教学科分类细化，产生了教义学、圣训学、经注学、教义学、教法学等学科；文学、医学和天文学也成果累累。阿拉伯文化通过交流融合不再是阿拉伯人的文化，它已经是信仰伊斯兰教的各族人民共同创造的文明成果，阿拉伯文化由此转变为"阿拉伯-伊斯兰文化"。正是这种交流融合是阿拉伯-伊斯兰文化繁荣的重要源泉。伊斯兰教在阿巴斯王朝时期借助它的强大国力和重心东移继续向世界各地和各民族扩展。在非洲，阿拉伯人以北非为基地，后通过战争和商业活动将伊斯兰教传播到西非和中非。在亚洲，土耳其(突厥)民族在与阿拉伯帝国的接触和交往中逐渐皈依了伊斯兰教，随后部分蒙古人在波斯和突厥民族的影响下也接触伊斯兰教，并逐渐皈依伊斯兰教。当伊斯兰教不断扩展的同时，在政治上要维持阿拉伯帝国的统一却越来越困难。756年，倭马亚家族的后裔在西班牙割据独立，自称哈里发，建立后倭马亚王朝。因其以科尔多瓦为都城，故尔又称科尔多瓦哈里发。909年，北非突尼斯兴起了法蒂玛王朝，并于969年东进，占领了埃及，而且以埃及为统治中心，建开罗为首都。随后，该王朝进入了极盛阶段，领土包括了从大西洋岸边到地中海东岸直至幼发拉底河畔的广大地区，甚至还包括了阿拉伯半岛的西部，国王也自称哈里发。这样，在10世纪的时候，原来的阿拉伯帝国境内，有三个互不承认的哈里发国家，即巴格达哈里发（黑衣大食）、法蒂玛王朝（绿衣大食）、后倭马亚王朝（白衣大食），三足鼎立。11世纪，中亚突厥人兴起，其中的一支塞尔柱突厥向西扩张。1055年，攻占了巴格达，强迫哈里发授予他"素丹"（意为有权威的人）称号，赋予最高的世俗权力。以后各伊斯兰国家的国王大都沿用这个名称，而哈里发后来只是成为一个宗教领袖而已。1258年，蒙古人西征，攻占巴格达，在西亚一带建立统治，阿拉伯帝国至此完全终结，寿终正寝。图：阿拉伯帝国的扩张此后，伊斯兰教主要依靠土耳其民族和蒙古民族继续扩张。还在阿巴斯王朝时期，一些突厥人建立的王朝用武力将伊斯兰教传播到南亚次大陆。13世纪起北印度以德里为中心建立了德里素丹国(1206-1526)，立伊斯兰教为国教。1526年，帖木儿的六世孙巴卑尔率蒙古军队从阿富汗侵入北印度，建立了伊斯兰的莫卧儿帝国。这一历程促进了伊斯兰教在印度次大陆的传播。奥斯曼帝国的建立再次将伊斯兰教的传播推向一个新阶段。奥斯曼帝国是由奥斯曼土耳其人建立的。奥斯曼土耳其人原是游牧的突厥部落的一个分枝，在蒙古人西侵时，他们移居到安纳托利亚地区。开始依附于塞尔柱突厥人，1299年，塞尔柱国家被蒙古人击溃后，奥斯曼人宣布独立，建立奥斯曼政权。奥斯曼土耳其人在建国之前就已皈依伊斯兰教，建国后，奥斯曼土耳其人迅速向外扩张，并开始挑战拜占庭帝国。虽然他们曾一度败在蒙古首领帖木儿手下，由此延缓了对拜占庭的征服，但最终在1453年，他们还是攻克了君士坦丁堡。奥斯曼帝国随即迁都于此，改名伊斯坦布尔，将基督教的圣索菲亚大教堂改成伊斯兰教清真寺。随后他们逐一征服拜占庭帝国残余领土。到15世纪末，土耳其人征服小亚细亚各地，还几乎占领以整个巴尔干半岛。16世纪，奥斯曼帝国向东扩张到亚美尼亚和格鲁吉亚一带，向西威胁西欧。帝国最终到18世纪才开始衰落。正是在奥斯曼时期，伊斯兰教在东南欧得到广泛传播。文化融合结出的文明奇葩阿拉伯文明起源于阿拉伯半岛这片蛮荒的沙漠，时间是7世纪，而到阿巴斯王朝时期，阿拉伯-伊斯兰文化圈堪与唐宋时期的中华文化媲美，成为当时世界两枝最绚烂的文明之花。为什么阿拉伯-伊斯兰文明能在短短的一二百年间得到如此迅速的发展？这是历史学家们常常津津乐道的话题。阿拉伯文明形成后迅速拓展疆域，从沙漠之中走出，来到一片更广袤的天地，这是它赖以成长壮大的地理和文明基础。这片新天地有着深厚的和多样的文明积淀，同时它也地处东西方文化的交汇处，美索不达米亚、埃及、波斯、印度、中国、希腊、罗马等文化元素在这里汇流，它们都给予新生的阿拉伯文明以营养，催发了这朵文明之花。创造阿拉伯文化的并不局限于阿拉伯人，他们是世界各地的穆斯林，所以就如前述，严格意义上说，阿拉伯文明应该称为"阿拉伯-伊斯兰文明"。它是在其他文明的交流和融合中发展起来的。从内因上说，阿拉伯民族具有一种开放的心态，具有一种学习的欲望，同时善于吸收别人先进的文化，善于推陈出新。穆罕默德的那句名言流传甚广："学问，虽远在中国，亦当求之"。 就是阿拉伯人求知欲的最好写照。从阿拉伯文化的基石伊斯兰教的产生和发展我们也可以看到阿拉伯民族推陈出新的本领。同为氏族社会的日耳曼人来到希腊罗马的文明之地却没有马上通过吸收先进文化创造出更灿烂的文明成果，这样的反差足以说明阿拉伯人开放心态对于文明发展的重要。文明的发展同样离不开物质基础。阿拉伯人自古善于从事商业活动，随着疆域的扩大，阿拉伯人的商业活动进一步活跃。阿拉伯人在对外征服扩张的过程中，并不是将被征服地区原有的工商业城市予以摧毁，而是加以保护，对工商业的发展予以鼓励。因此，在欧洲经济普遍衰落的时候，阿拉伯世界的经济却欣欣向荣。阿拉伯帝国农业、工商业、城市的发达和繁荣，为文化发展提供了物质条件。我们看到，阿拉伯文化最繁荣的时期也正好是阿拉伯经济的繁荣期，这样的重合决不是偶然的。阿拉伯-伊斯兰文明是以阿拉伯文化为主，结合了许多其他文明因素而形成的。我们把它看作是一个文明单位必然有它文明的共同特质，但这一文明涵盖了不同地域的不同民族，所以表现在各地各民族又有它的差异。阿拉伯-伊斯兰文明最重要的同一性是它的宗教，这是阿拉伯文明的基石。对于这一点，我们已经在前面作了充分的介绍。除此之外，文明的另一重要载体就是语言。对于阿拉伯语来说，它的发展是和宗教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古兰经》是用阿拉伯语写成，伊斯兰教的传教活动也使用阿拉伯语。阿拉伯人非常强调阿拉伯语的纯正性，不鼓励将《古兰经》译成其它语言。新皈依的穆斯林要诵读《古兰经》，就必须学习阿拉伯语。书写《古兰经》的阿拉伯语是以麦加库赖氏部落语言为基础发展起来的，最初的词汇并不丰富。随着阿拉伯帝国的扩张，古典的阿拉伯语已越来越不适应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发展的需要，这时阿拉伯人与其他民族的交往中，吸收了其他民族语言中的词汇，如从波斯人那里吸收政治术语，从希伯来人和叙利亚人那里吸纳宗教术语，从希腊语中引入政治、科学和哲学方面的术语，如此使阿拉伯语丰满起来，成为富有活力的国际性语言。在倭马亚王朝阿布杜·马立克哈里发时期(685-705年)，帝国推行"阿拉伯化"政策，阿拉伯语定为官方语言，官方文件一律用阿拉伯文书写。同时一些阿拉伯语言学家开始了对阿拉伯语语法的研究工作，约在9世纪初，阿拉伯语法学确立。阿拉伯语迅速成为伊斯兰教地区通行的语言。有些民族虽然没有采用阿拉伯语，但也从阿拉伯语中吸取了一些因素，有些在自己的语言中，加入大量的阿拉伯语词汇，如印度尼西亚语和土耳其语，有些用阿拉伯字母和书写方式拼写自己的语言，如波斯语和印度的乌尔都语等，成为阿拉伯文化共性和个性结合的范例。为了将其他文明的成果迅速转化为自己的成果，阿拉伯人在帝国形成后，开始了大规模的翻译运动。许多哈里发都派遣使者到希腊等地去搜集各种书籍，特别是数学和医学方面的书籍。在公元830年，哈里发马蒙在巴格达耗巨资，建立了一座"智慧之宫"，集科学院、天文台、公共图书馆三者于一体，并广揽一批翻译人才从事各种外文科学著作的翻译。从8世纪中叶到10世纪，阿拉伯人将当时可以搜集到的一些希腊、叙利亚、波斯和印度的许多哲学和科学著作都译成阿拉伯语。这不仅能使阿拉伯人迅速接受当时先进的文化成果，同时也使不少学术著作得以留传后世，在一定程度上对这些文化成果起了继承保护作用。阿拉伯-伊斯兰文明的特征也表现在它的建筑风格和艺术风格上。从倭马亚王朝开始，阿拉伯人受到叙利亚和波斯建筑的影响，开始在各地建造清真寺，同时对以前麦加和麦地那的清真寺进行改造。当时建造的耶路撒冷的圆顶寺、大马士革清真寺仍然闻名于世。根据宗教需要建造的清真寺，都有相似的格局：主殿往往有穹顶，寺内有中央庭院，有拱廊，有净手盆，穆斯林祈祷的大殿往往有许多支柱，内厅都有一凹壁，称"米海拉卜"（ Mihrab），用于指示礼拜的方向。清真寺一般都有高高的宣礼塔，供宣礼员授时和召唤穆斯林作礼拜。清真寺里均无偶像乃至人类的画像，内部装饰却极其光彩夺目和富于变化，其中有马赛克拼成的画，墙壁和飞檐上也有许多花纹和几何图案，同时夹带着一些阿拉伯文字，门窗上经常有各种几何形和花纹图案。花纹和几何图案再加上阿拉伯文字成为阿拉伯装饰艺术最重要的特征。虽然在建筑风格上，伊斯兰世界总体相近，但各地也仍然有自己的一些差异，如在叙利亚，伊斯兰建筑更多受到基督教的叙利亚--拜占庭式样和罗马式样的影响；在美索不达米亚和波斯，则受到萨珊王朝式样的影响等等；在印度，有所谓印度伊斯兰风格，印度阿格拉的泰姬陵无疑是最著名的代表。大马士革清真寺的窗饰（8世纪初） 指向麦加的壁龛（开罗苏丹哈桑寺）　泰姬陵和中国一样，书法在阿拉伯也是艺术的一个主要部分。早期《古兰经》由抄写而成，因此使书法也就获得了崇高的地位。在当时的阿拉伯地区，书法家受人尊重的程度，远远超过了画家。甚至一些统治者也借抄写《古兰经》来积累"阴功"。阿拉伯文的书写从右到左，许多书法家发明许多书写风格，有不同的流派。好的书法神采飞扬，神意兼备，确为优秀的艺术品。"工"和"艺"完美的结合也是阿拉伯伊斯兰文化的一大特点。许多绘画和书法的形式运用到编织品、陶器、礼服、帘帐、地毯等手工业品中，使它们也成了精美的艺术品。阿拉伯民族是一个崇尚诗歌的民族，最早期流行的文学形式就是诗歌。与伊斯兰文明强烈的宗教色彩形成强烈对照的是他们的文学作品更多表现世俗的生活。阿拉伯帝国早期的"阿达卜"文学。就是以离开宗教，到诗文和其他作品中去寻求知识，其最终目的是为了培养优雅的品性和高贵的人格为特征的。他们的诗歌除了歌颂神外，也赞美自然、爱情、战争、骆驼、知识、纵情快乐和各种花卉等。在与其他文明接触后，阿拉伯世界也开始流传许多故事和传说，最为著名的就是《天方夜谭》（天方实为"天房"）即《一千零一夜》。现在我们知道，这部伟大的作品其实来源于印度。连缀式故事的形式在印度是非常普遍的，《一千零一夜》的许多故事在印度早有流传，约在公元六世纪，这部具有连缀故事性的文学作品从印度传到了波斯，后在八世纪被译成阿拉伯文，开始在阿拉伯流传，经过几个世纪的增改，约到中世纪末，它才形成现有的样式，而原有的梵文底本则散佚了。从这部作品的经历我们也可以看到，阿拉伯文明来源的多元性。在哲学方面，阿拉伯受到了古希腊哲学家，特别是亚里士多德和柏拉图较深刻的影响。不过，他们并不完全照搬照抄希腊哲学，而是用希腊哲学的材料进行重新解读，使之适合伊斯兰教的精神倾向，从而形成了新的哲学体系。在早期的阿拉伯哲学史上，最重要的三位哲学家是肯迪(al-Kindi)、法拉比(al-Farabi)和阿维森纳(Avicenna，他的阿拉伯名为伊本·西拿Ibn Sina)，他们首先采取折中的立场，将亚里士多德的哲学和柏拉图的哲学进行调和，然后再使这些哲学思考与伊斯兰教义统一起来。在这一过程中，此三人可谓薪火相传，肯迪为开创者，法拉比为后继者，阿维森纳为完成者。阿拉伯的科学与哲学有紧密的联系，许多哲学家同时也是科学家，如肯迪和阿维森纳等。阿拉伯科学家在总结以前各种科学成果的基础上，作出了不少新的贡献，为以后欧洲近代科学发展作了铺垫。可以说，阿拉伯人在自然科学领域的卓越成就，是希腊文化终结以来的新的高峰。在化学方面，阿拉伯的科学家热衷于炼金术，试图把普通金属如铜、铁、锡、铅等转变为金、银，为此他们还不断寻找"点金石"。这些努力当然不能得到他们满意的结果，但他们为此采用的实验方法、对实验结果精确记录、以及对各种物质特性的重新认识都推动了化学和药学的发展，因而他们被认为近代化学的奠基者。在天文学上，阿拉伯科学家继承了两河流域占星的传统，进一步发展了占星术。占星术的前提是要精确测算出天体运行的轨迹，然后应用到人的运数的预测。这就需要对天体星座进行仔细的观察，他们对天体的观测和记录水平非常先进，由此他们还发明了星象仪。这种观察和确定星座位置的仪器后来还运用到航海当时，从而推动了阿拉伯航海事业的发展。阿拉伯的地理学也取得不少成果，世界地图的绘制，一方面根据一些旅行家的记载，一方面根据天文计算，而得到完善。阿拉伯地理学家还根据前人的思想，进一步发展了地圆说。他们认为地球的每一个半圆都有一个顶点，东南西北四个顶点距离地球中心的距离都是相等的。据说，哥伦布正是接受了这样的理论，才相信地球不是平板一块。阿拉伯数学家在当时是世界上最杰出的，他们将代数学发展成一门科学，现今的西文中的代数学一词就是来自阿拉伯语。阿拉伯数学家同时还借用和改造了印度数字，使之被欧洲人接受，以后被世人称为"阿拉伯数字"。阿拉伯人医术高明，医学上的成就大大超过了古代希腊。据说，在765年，建立巴格达城的哈里发得了一种他的医生不能治愈的疾病，于是他向波斯医学院寻求帮助。从那以后，许多波斯的医生来到巴格达，推动了阿拉医学事业的发展。他们建立了许多巡回诊所，骑着骆驼为病人看病，他们为外科手术带来了麻醉技术。阿拉伯人非常重视医学，尊重医生，医生资格必须通过考试才能取得。在阿拉伯最杰出的医生中，有一位波斯人拉齐(al-Razi)。他一生写了很多医学著作，论述了一些外科手术的方法，还论及眼科疾病。而最著名的成就有两项，一是编写了一部医学百科全书，在被译成拉丁文后，受到欧洲同行的高度重视，直到16世纪一直是欧洲医学院中最常用的医学教科书。第二项成就是写了《论天花和麻疹》一文，这是直接观察和临床分析的杰作，是对传染病的一次正确研究，并最先对这两种疾病进行了区分。另一位杰出的医生就是前面提到过的波斯人阿维森纳，他写了《医典》一书，到17世纪一直被欧洲人当作医学经典著作。他第一次发现结核病是传染的，还描述了胸膜炎和各种神经疾病的症状。从上面各科知识的描述中，我们可以看到，阿拉伯文明是世界文明交流融合然后经过穆斯林改造后的产物。然而，仅仅了解这一点还不够，事实上，阿拉伯文明并不是简单复制其他的文明，而是通过综合得到升华，创造出一种富有自己特点的新的文明，这一文明一旦形成，它又向周边地区或更遥远的地区发挥了它的影响力，甚至对西方文明的复苏和发展可以说起到承先启后的作用。对于东方，伊斯兰使流动于高加索山脉和万里长城之间数以百万计的部落民皈依该教，并通过这些部落民进而影响更辽远的国家，如印度和巴尔干。在非洲，穆斯林商队深入"黑色大陆"，传播它的文化。同时，穆斯林商人又使伊斯兰文化经印度洋传入爪哇、马来亚甚至菲律宾群岛。伊斯兰文化对西方的影响主要经过两方面的途径，一方面是通过穆斯林一度占领的西欧领土，如西班牙和西西里岛。这些地方的许多建筑仍然洋溢着伊斯兰的风情。另一方面的途径是西方发动的"十字军东征"，西欧远征军在对东方的征讨过程中，接触到阿拉伯文化的成就，他们带回来后，促进了西方文化的发展。伊斯兰文化对西方文化的影响是多方面的，从食物、酒、药品、甲胄、纹章、艺术精神与风味、工商业项目与技术，以至各项自然和社会科学成就等，几乎难于尽数。在此我们只要看一下在欧洲的语言的阿拉伯词汇，对此就会有个大概印象，譬如下列词汇都来源于阿拉伯，桔子（orange）、柠檬（lemon）、糖（sugar）、糖浆（syrup）、冰果子露（sherbet）、长生不老药（elixir）、坛子（jar）、垫子（mattress）、沙发（sofa）、软棉布（muslin）、缎子（Satin）、粗天鹅绒（fustian）、商品陈列所(bazaur)、队商（caravan）、关税（check）、税率（tariff）、交通(traffic)、杂志（magazine）、冒险（risk）、电缆（cable）、平底部（barge）、小帆船（sloop）；在自然科学方面则有如代数学（algebra）、零（zero、cipher）、方位（azimnth）、蒸馏器（alembic）、天顶（zenith）、历书（almanac）等，另外还有许多乐器的名称等。伊斯兰世界中，肋骨状拱顶、圆顶的出现也早于欧洲，虽然，关于它如何最后演变成哥特式建筑，目前尚无法探明，但基督教的尖塔和钟楼，确实受到了清真寺尖塔的影响。此外，一些东方的发明也是通过阿拉伯人传到西方的。如中国发明的造纸术、指南针、火药等，都是先由阿拉伯人接受，然后再传到西方的。造纸术，就是与穆斯林交战而被俘的中国工匠带过去的。火药最初传到伊斯兰国家时，阿拉伯人不知为何物，称之为"中国盐"、"中国雪"。中国发明的指南针，最先也是由阿拉伯人改造为水罗盘的。阿拉伯文明最繁荣的时期是在8世纪到11世纪这一阶段，从12世纪起开始衰落，尽管如此，阿拉伯文明曾经在人类文明史写下了非常光辉的一章。特别是在西欧罗马帝国崩溃以后，它在促进东西方文化交流、在保护人类文化遗产、在推动人类文明的多元发展方面的作用非常具大。今天，这一文明仍然在影响着世界历史的进程，应该引起我们的重视和尊敬。参考书目：金宜久主编：《伊斯兰教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哈全安：《古典伊斯兰世界》, 中国青年出版社，1999 年。纳忠、朱凯、史希同：《传承与交融：阿拉伯文化》，浙江人民出版社，1993 年。马坚　译：《古兰经》，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 年。［美］希提：《阿拉伯通史》（上、下），中译本，商务印书馆，1995 年。H.Kennedy, The Prophet and the Age of the Caliphates: The Islamic Near East from the Sixth to the Eleventh Century, London, 1986.Andre Miquel，L'Islam et sa civilization，Armand Colin，Paris,1990.Emile Dermenghem, Mahomet et la tradition islamique, Editions du Seuil, Paris,2003.第十章　富士山下的守恒与变革　　日本文明是一种派生文明，却非常独特，看似最日本的东西往往是从其他文明直接"拿来"的，但拿来以后的部件经过组装则变成完全不同于原来的新东西。日本文明充满了反差、矛盾和错位，它既传统保守又善于变革和吸收，既阴柔又阳刚，既恭顺又傲慢。那么，这种独特性是如何形成的呢？我想，这应该与地理环境有关，也与它的历史经历有关，也与它原始文化与新文化因素的碰撞融合有关。海天之间，人神之间日本地处东北亚，由太平洋上靠近大陆的一串岛屿组成，大部分居民居住在四大主岛上：本州、九州、四国和北海道。国土面积略小于美国的加利福尼亚，但要大于除法国以外的其它西欧国家。人们喜欢将日本列岛与欧亚大陆另一端的大不列颠群岛相提并论，但仔细比较一下，它们却有许多的不同，大不列颠群岛与大陆的距离比日本近，与大陆的联系也更紧密。日本离大陆最近的部分是朝鲜半岛，间隔约达195公里，日本与大陆的最初联系也是通过朝鲜半岛进行的，文明的开化也要迟于朝鲜。日本大部分地区是山地，大约只有六分之一的土地可以进行农耕，不过这些耕地却是世界上最丰饶的土地，农作物产量非常高。日本群岛每年有丰富的降雨，因此有足够的水源用于农地灌溉，岛上森林茂密，山川秀美。日本除北海道外，大部分地区气候温和，一年四季分明，这样的自然环境，造成了日本民族亲近自然、对四季变化特别敏感的审美情趣。不过，大自然也常常给日本带来不小的灾难，其中就有地震、海潮和台风等。日本与大陆相对隔离的状态，使日本有相对安定的空间，可以免遭强敌的入侵，同时也可以有选择地接受外来影响，需要时也可以将自己封闭起来。　古代日本需要提醒的是，在距今数十万年至10000年的冰河时代，海退造成日本列岛与大陆通过陆桥相连，人类可以经陆桥进入日本。关于日本人的来源尚无定论，但从体质形态的演变与语言学研究的情况看，日本民族是东北亚和东南亚移民长期混同和融合的结果。日本的原住民为阿伊努人，后有东北亚人群和马来人的移入，逐渐同化了原住民。从语言的结构看，日语中含有阿尔泰语系的部分因素，与朝鲜语相近，如语句的顺序为"主－宾－谓"等，表明日本民族与阿尔泰语系诸民族存在一定的关联性。然而在音韵对应关系上却并不如其它阿尔泰语系的语言来得严格，在元音的调和组合上有出格的地方。相反，在某些方面表现出马来－玻里尼西亚语系的某些影响，如元音有五个：あ（a）、い（i）、う（u）、え（e）、お（o），不使用双重元音，单词以元音结尾等。这一切都反映出日本民族是经过大陆移民长期融合而形成的。最初日本民族活动的中心是位于今天大阪、京都和奈良所围的大和平原，在此建立大和国，由此称为大和民族。经过融合，日本基本形成单一人种，仅有极少量的阿伊努人今天还生活在北海道。日本的文化相对于其它国家和地区来说更具有同质性。根据日本的神话传说，日本是由名叫伊邪那岐和伊邪那美的男女两神创造的，他们俩是兄妹。当时天和地还未分开，两神站在天国的浮桥上，用一支用宝石作矛头的琼矛搅动海水，从矛尖上滴下来的水珠凝聚成日本诸岛。不过，严肃的考古材料却告诉我们，日本在旧石器时代就有人类居住。但真正意义上的日本原始文化应该从新石器时代开始。约在距今8000年到7000年，日本列岛居民已经能制造磨光石器和土陶，这种陶器带有草绳的印痕，因此被称为"绳纹文化"。当时的日本居民仍然过着狩猎、采集和捕鱼的生活，但已出现原始的农耕技术。约距今3000年前，水稻作物连同它的栽培技术从中国经朝鲜输入日本，促进了日本农业的发展。公元前3世纪左右，日本进入到"弥生文化"时期，这一文化的命名来自一种新型的陶器，这种陶器纹样简单，器形稳重优美，因最早发现于东京都的弥生町，因此得名"弥生式陶器"，以这种陶器为特征的文化也被称为"弥生文化"。在弥生文化时代，水稻种植迅速推广和普及，并且经由朝鲜输入了中国的金属冶炼技术，推动了青铜器和铁器的制造，铁器除农具外，还出现了锯、刨、凿之类的手工工具。纺织技术也从中国传入日本。在弥生时代，日本形成了一些早期国家。公元1世纪时，日本开始存在地域性的众多小国，约有100多。据中国史书《汉书·地理志》记载，"夫乐浪海中有倭人，分为百余国，以岁时来献见。"公元2世纪末至3世纪初，九州北部出现了由30多个小国合并而成的邪马台国 ，邪马台国最初由名叫卑弥呼的女王统治，带有母系氏族的痕迹，国家有军队，有官僚机构，也出现了阶级分化，实行政教合一。邪马台国与中国交往频繁，因此其事迹多见中国古籍。从公元3世纪末到7世纪初，日本进入"古坟时代"。这一时期在日本列岛的中西部可以见到一些高出地面用土堆筑的巨大坟墓，这些坟墓应该是有权势的贵族之墓，其形状为前方后圆，有大量的陪葬品。古坟的出现标志了当时王权和贵族势力的加强，阶级分化的加剧。与此相适应，公元3世纪，在日本本州中部（大和平原，即近畿地区）兴起了一个大和国。公元5世纪，日本大部分地区出现形制较为统一的古坟可以表明当时的大和国可能统一了日本。在大和政权下，日本形成了君主由皇室家族成员继承的惯例，同时逐步建立"氏姓制度"和"部民制"等社会制度。姓氏是宗族制度的依据，日本文化的一个特征是直到近代，只有贵族有姓氏，平民百姓是没有姓氏的，因此决定了日本不可能出现如中国那样的宗族制度。而日本贵族的氏姓制度正是在古坟时代的大和政权形成的。当时贵族氏族集团并无血缘上的姓，而是以地域和以服务王室的职业为名的，依地域命名的有葛城氏、平群氏、苏我氏、吉备氏等，以职业为名的有大伴氏、物部氏、土师氏、中臣氏等。5世纪末，大和政权按照氏族的政治地位授姓给氏族首领，其中有"臣"、"连"、"君"、"直"、"造"、"首"等姓。用"姓"的贵族首领可以拥有土地，参与国政。在大和国，从事生产的主要是部民，这些人有些由中央政府直接管理从事国有土地上的农业劳动，有些是贵族私有土地上的劳动者，有些是来自中国和朝鲜的移民，他们被编成"部"，从事手工业生产或书写纪录的工作。从远古到民族国家的形成过程中，日本出现了自身的原始宗教――神道。"神道"是较晚才出现的关于这一宗教的名称，神道没有系统的教义。一些流传的神话反映了日本的这种原始宗教，而且对日本神道的尊崇对象，和一些风俗产生重要影响。如传说所说，伊邪那歧和伊邪那美创造了日本以后，从天上下来，结为夫妻，然后生育了日本"大八洲"（八大岛）和各种自然现象之神，如风、山、河、海、树。当伊邪那美创造火的时候，不慎被火烧死。伊邪那歧追至黄泉国，想与伊邪那美永远在一起，但不幸看到伊邪那美被毁容后的丑陋而逃回。在回来的路上，他来到一处海滩，用海水清洗自己，以祛除黄泉国的污秽（现在日本人在参加葬礼后，回家前要撒一小撮盐在身上）。当他用海水洗眼睛时，滴下的盐水滴产生了太阳女神（天照大神），接着又产生出月亮男神和须佐之男命（风暴神）。天照大神成了宇宙的主宰，她指派她的孙子琼琼杵尊(Ninigi，或称迩迩艺命)到日本担任统治者。临行前，天照大神送给她孙子三件宝：一面铜镜、一把剑和一块雕玉。琼琼杵尊来到了九州，最后在大和平原，琼琼杵尊的后代"神武天皇"建立了日本国家，神武天皇于是成了日本第一位天皇。其实，神道是一种万物有灵的原始宗教，与其他民族早期的宗教有相似的地方。这种宗教的特点就是认为自然界万物都是神灵的表现形式，因此将自然界万物，如日月星辰、山川海洋、花草树木、飞禽走兽都敬若神明，尤其是奇异的山峰，怪异的巨石，古老参天的树木，壮观的瀑布，惊人的自然现象都作为神圣的东西来对待。譬如，山顶终年积雪、壮美奇秀的富士山就被日本民族尊为"圣岳"。神道强调纯洁、诚信和和谐的重要，它的礼仪非常复杂和多样，但主要的是两种，一是祈祷，二是净化（或用水洗，或通过特定的仪式）。后来日本建立了神社（神宫）作为祭神的场所。神社一般建在风景秀丽的山顶或河、湖、海等的水边，但也有建在稻田中央的，而这些建在稻田里的神社供奉的是村庄里的祖神。因此，神道也延伸到对祖神的崇敬。日本民族认为他们都是神的儿子，他们的祖先都是神灵。在没有大宗族概念的情况下，日本民族通过对祖神的祭拜，维系氏族（血缘或地域）的认同。天照大神神宫天皇同样也是日本人尊崇的对象。根据日本神话，天皇是太阳神的御子孙，日本人视之为神，视之为祖先。在他们眼里，天皇是日本的象征，没有天皇就没有日本。到了近代，坚持天皇及其家族的神圣性，成为日本宣扬民族主义的核心内容之一。天皇的神圣性写入1889年宪法，而且作为历史事实写入学生的教科书。直到二次大战结束后，这种说法才被官方正式放弃。日本历史上天皇只出自一个家族，因此这也是世界上最长的君主政体。天皇大权旁落，大将军统领天下：日本式的封建关于日本的早期历史，迟至8世纪，日本本土还不见有文字记载。仅在中国的古籍上有些零星材料，如《汉书·地理志》，《后汉书·东夷传》，《三国志·魏书·倭人传》，《宋书·蛮夷传·倭国》等，但难以窥视全貌。日本自己最早涉及历史的著作是成书于712年的《古事记》（3卷）和720年的《日本书纪》（30卷）。根据这两部著作，我们知道了日本早期的神话传说，我们知道了日本早期大和国的建立，我们也知道了日本的原始神道。因此，这两部书不仅是历史著作，也是文学和宗教著作。据说两书都是在天皇的命令下，将民间口头传说的故事记录下来，当时日本书写文字还未形成，所以所用的是汉字。不过在8世纪初编纂这两部著作，反映出日本国家意识和民族意识觉醒。公元4世纪建立的大和政权在力量强大的时候曾经在朝鲜半岛建立自己的据点,但它在国家政治组织上还非常原始和初级。强大的氏族拥有大部分的土地，他们经常互相争权夺利。当时占据领导地位的是大和氏，被称为"太阳家系"，但尚无"天皇"之名。 其余大氏族首领担任政府官员。公元6世纪，几大氏族为控制皇室而争斗，最后近畿地区的大氏族苏我氏于587年消灭了与之抗争的物部氏，控制了朝政。592年，苏我马子杀死了对他不满的君主（后人称为崇峻天皇），将自己的外甥女推上君主宝座，史称"推古天皇"。随后又将推古天皇的外甥（后人称为圣德太子）推举为摄政。推古朝廷位于飞鸟地区（今奈良以南），因此也有将这段历史称为"飞鸟时代"的说法。在此过程中，周边国家，特别是中国对日本政治的影响越来越大，中国隋朝的崛起和随后唐朝的强大为日本树立了榜样。日本的统治者开始考虑建立中国式的中央集权政府，对地方贵族实行控制，提高日本的国际地位，于是日本的统治者开始推行改革。以前的教科书将这一时期的改革只集中于"大化革新"，其实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改革始于推古朝，延续了一个多世纪，其中也包括大家熟知的"大化革新"。在圣德太子摄政时期，日本开始模仿中国模式进行政治改革。604年，圣德太子颁布了"十七条宪法"，规定了政府官员的道德规范和行为准则，强调"和为贵"和对天皇的服从。同时还设置中国模式的官品位制度，制定冠位十二阶，以此建立官僚制度，树立中央政府的权威。这一时期也加强了与中国和朝鲜的交往，并且希望与中国开展平等外交，如在提交的国书中提到"日出处天子致日没处天子"。此时，从中国引入的佛教在中央朝廷的支持下得到发展，全国各地出现许多佛教寺院。622年，圣德太子去世。628年，推古女皇也撒手人寰。苏我氏开始专横跋扈，引起许多氏族不满，以中大兄皇子和中臣镰足为首的改革派贵族于645年发动叛乱，消灭了苏我氏，皇极女皇让位给其弟孝德天皇，仿中国建年号"大化"。大化二年（646年），天皇颁布改新诏书，由此进行了一系列改革，这些改革的内容大致有：（1）废除王族和贵族私自拥有土地和部民的权利，实行"公地公民制"，土地归国家所有，部民也归属国家，成为公民；（2）建立官僚制度，制定新冠位制，大臣和贵族纳入官僚体系之中，凡贵族均为政府官员，以封户租赋的一部分作为俸禄；（3）施行班田收授法。政府第6年按人头班给口分田一次，田地死后须归还国家，受田人须负担租庸调；（4）设立中央集权的国家制度，建立京师、国、郡、里等中央和地方政权组织，将都城迁往难波（今大阪）。654年，孝德天皇去世，皇极天皇再次即位，改称齐明天皇。661年，齐明天皇去世，齐明天皇之子中大兄皇子于668年正式继位，称天智天皇。天智天皇继续推进改革，命令中臣镰足编纂法令文书，将大化改新的内容固定下来。在以后几任天皇的统治下，这些改革内容不断制度化和具体化，至8世纪初，日本正式确定自己的国名为日本，君主为天皇，并开始编纂自己的史书，向中国报告自己的律令。经过一个多世纪的改革，日本终于建立起较为完善的中央集权体制，完成了政治上的"中国化"。710年，日本首都再次迁移。朝廷在大和平原东部离海更远的奈良建造了一座新城"平城京"，从710年至794年日本再次迁都这段时间，史称"奈良时代"。平城京可以说是缩微的中国唐代都城长安，它的大小只有长安的四分之一，但与长安城一样，有整齐划一和方格状的街道，北部中央设宫城，城中建有寺庙。与中国城市不同的是，京城没有城墙，体现了日本内部相对和平的环境。随着佛教的发展，京城里佛教僧侣的人数激增，势力也日强。794年，桓武天皇将都城迁往北部的新城"平安京"（京都）。平安京的格局与平城京相仿，但比平城要大，直到1868年明治维新，平安一直是日本的首都和天皇的居住地。从迁都平安至1185年镰仓幕府建立止，在日本历史上称为"平安时代"。虽然从圣德太子开始，日本受到中国文化的极大影响，在政治上推行了"中国化"，然而不同的国情和文化背景使这种移植发生变异，日本并没有真正的中国化。由于日本的经济和社会基础与中国的完全不同，一些模仿中国的制度并未能在日本扎根。想建立土地国有制的设想，由于班田制的最后衰落而落空。班田制需要高效率的官僚制度（如要事先进行人口调查，和土地调查），需要足够的可耕土地，这些条件在日本都不具备，再加上保留部分私田的贵族和寺院巧取豪夺，兼并公有土地，班田制逐渐被废。同时为了弥补土地不足，政府鼓励人们垦荒，垦田最后成为永久私财。日本的土地私有制不仅重新恢复，而且有了进一步的发展。贵族和寺院通过圈占荒地，驱使农民和奴婢开垦，扩大自己的私有领地，由此形成了庄园。庄园最初仍向政府纳税，从9世纪中叶起，一些大贵族和寺院利用势力取得"不输" 的权利，即不用再交纳赋税。11世纪，庄园还得到"不入"的权利，即政府不得干涉庄园事务。为了保护庄园的利益，庄园主将自己的子弟和部分庄园农民武装起来，这些人最初成为"兵"，后来被称为"武士"，武士与庄园主结成主从关系，庄园主有义务保护武士，而武士必须效忠庄园主，替庄园主效力和卖命。随着武士人数的增加和普遍化，逐渐组成一些较大的武士集团，势力增大，演变成封建军事贵族。在庄园制的基础上，日本的政治也发生了变化，日本出现了类似西欧那样的封建制。在平安时代的最初年代，天皇仍有实权，但在平安时代最后300年间，一些名门望族控制了朝廷，甚至出现了"摄政"和"关白"的正式官职，称为"摄关"政治，天皇大权旁落。同时在11世纪，日本还出现了"院政政治"，天皇执政多年后，将天皇让与自己的继承人，自己称"上皇"，设立"院厅"机构发号施令，为了保证自己至高的权力，上皇也依赖武士团的保护，因此促成了11世纪日本两大武士集团的兴起和壮大。这两大集团，一是与天皇沾亲带故的平氏集团，另一个是与摄关家族关系密切的源氏集团。12世纪中叶，平氏打压源氏，最后控制朝政，实行专权。1185年，源氏首领源赖朝的军队消灭了平氏，第二年在关东的镰仓（今神奈川县镰仓市）设立自己的统治中心――幕府。在肃清了各地的反对势力后，1192年，源赖朝逼朝廷封他为"征夷大将军"，取得了对全国的领导权。从1185年起，日本进入幕府统治的时期，即日本的封建时代。此后七百年间，日本经历了镰仓幕府（1185－1333年）、室町幕府（1336－1573年） 和江户幕府（1603－1867） ，在镰仓幕府倒台后，天皇虽短暂恢复有权力，但也只是昙花一现而已，直到1868年明治维新，才最终重新还政天皇。日本的封建制度与西欧的不同，西欧的封建体制主要涉及两股力量的权利分配，即占据中央政权的国王和地方贵族，国王和贵族之间在名分上是主从关系。日本的封建体制中却存在着天皇、将军和地方贵族的三角关系。天皇是国家的象征，同时也有自己的地产，但没有实际权力。将军是中央政权的实际统治者。而地方上有不同的武士组成的军事集团，他们时而拥戴将军，时而与将军作对。日本封建制度到江户时代最为成熟，建立起"幕藩体制"。幕府为中央政权，将军实行中央集权式的统治，地方上划分为200多个半独立的藩，藩主是掌握着大片土地的"大名"。中央控制地方的手段之一是大名要遵循"参觐交待"制度，大名要轮流在江户和领地居住一年。然而藩主有藩的行政机构和官职，有自己的军队（由武士组成的家臣团）。这种非常特别的政治和社会构架决定了日本文明的发展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