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史1-103

大抵国初市马，岁仅得五千余匹。天圣中，蕃部省马至三万四千九百余匹。嘉祐以前，原、渭、德顺凡三岁市马至万七千一百匹，秦州券马岁至万五千匹。凡牧地，自畿甸及近郡，使择水草善地而标占之。淳化、景德间，内外坊、监总六万八千顷，诸军班又三万九百顷不预焉。岁久官失其籍，界堠不明，废置不常，而沦于侵冒者多矣。淳化二年十二月，通利军上《十牧草地图》，上虑侵民田，遣中使检视疆理。嘉祐中，韩琦请括诸监牧地，留牧外，听下户耕佃。遣都官员外郎高访等括河北，得闲田三千三百五十顷募佃，岁约得谷十一万七千八百石，绢三千二百五十匹，草十六万一千二百束。群牧司言：“诸监牧地间有水旱，每监牧放外，岁刈白草数万束，以备冬饲。今悉赋民，异时监马增多，及有水旱，无以转徙牧放。”诏遣左右厢提点官相度，除先被侵冒已根括出地权给租佃，余委群牧司审度存留，有闲土即募耕佃。五年，群牧司言：“凡牧一马，往来践食，占地五十亩。诸监既无余地，难以募耕，请存留如故。广平废监先赋民者，亦乞取还。”乃诏：“河北、京东牧监帐管草地，自今毋得纵人请射，犯者论以违制。”群牧使欧阳修言：“唐之牧地，西起陇右金城、平凉、天水，外暨河曲之野，内则岐、幽、泾、宁，东接银、夏，又东至于楼烦。今则没入蕃界，沦于侵佃，不可复得。惟河东岚、石之间，山荒甚多，汾河之侧，草地亦广，其间水草最宜牧养，此唐楼烦监地。迹此推之，则楼烦、元池、天池三监旧地，尚冀可得。臣往年出使，尝行威胜以东及辽州、平定军，其地率多闲旷。河东一路，水草甚佳，地势高寒，必宜马性。又京西唐、汝之间，荒地亦广。请下河东、京西转运司遣官审度，若可兴置监牧，则河北诸监，寻可废罢。”治平末，牧地总五万五千，河南六监三万二千，而河北六监则二万三千。凡支配，骐骥院、估马司以当配军及新收马阅于便殿，数毋过一百。凡配军，视其奉钱之数，马自四尺六寸至四尺三寸，奉钱自一千至三百，为四等，差次给之，至五月权止。外州军士阙马，先奏禀乃给。荆湖路归远、雄武军士，配以在所土产马。凡阙马军士，以分数配填。庆历四年，诏陕西、河北、河东填五分，余路填四分。他州军、府界巡检兵校听自市，官偿其直，毋过三十千。是岁，诏诸路以马给军士，比试武技，优者先给，比试两给；阙马十匹以下全给，十匹以上如旧数支。至和元年，诏军士戍陕西、河东、河北填七分，余路填六分。凡主兵官当借马者，至罢兵权。殿前马步军都指挥使赐所借马三，都虞候、捧日、天武、龙、神卫四厢都指挥使二，军都指挥使一。外州在官当借马者，经略使三，总管、钤辖二，路分都监、承受、极边砦至监押、都巡检、把截、保丁指挥一，毋得乘之他州并以假人，犯者论以违制。宝元元年，诏群臣例赐马者，宰相至枢密直学士，使相至正任刺史，并皇族缘姻事当赐者，如旧制；余给以马直，少卿监已上三十五千，内殿承制已下二十三千。凡群臣假官马进奉者，置籍报左藏库，偿直四十千，其后多负不偿。乃诏借马者先输直，久逋不偿者克其奉料。熙宁以来，有保马、户马，其后又变为给地牧马。神宗尝患马政不善，谓枢密使文彦博曰：“群牧官非人，无以责成效。其令中书择使，卿举判官，冀国马蕃息，以给战骑。”于是以比部员外郎崔台符权群牧判官，又命群牧判官刘航及台符删定《群牧敕令》，以唐制参本朝故事而奏决焉。熙宁元年，又手诏彦博等曰：“今诸州守贰虽同领群牧，而未尝亲涖职事，其议更制，应监牧、郡守贰并朝廷选授，与坊、监使臣皆第其能否，制赏罚而升黜之，宜立法以闻。”又手诏曰：“方今马政不修，官吏无著效，岂任不久而才不尽欤？是何监牧之多，官吏之众，而乏才之甚也！昔唐用张万岁三世典群牧，恩信行乎下，故马政修举，后世称为能吏。今上自提总官属，下至坊、监使臣，既非铨择，而迁徙迅速，谓之‘假道’，欲使官宿其业而尽其能，不可得也。为今之计者，当简其劳能，进之以序。自坊、监而上至于群牧都监，皆课其功而第进之，以为任事者劝焉。”于是，枢密副使邵亢请以牧马余田修稼政，以资牧养之利。而群牧司言：“马监草地四万八千余顷，今以五万马为率，一马占地五十亩，大名、广平四监余田无几，宜且仍旧。而原武、单镇、洛阳、沙苑、淇水、安阳、东平等监，余良田万七千顷，可赋民以收刍粟。”从之。已而枢密院又言：“旧制，以左、右骐骥院总司国马。景德中，始增置群牧使副、都监、判官，以领厩牧之政。使领虽重，未尝躬自巡察，不能周知牧畜利病，以故马不蕃息。今宜分置官局，专任责成。”乃诏河南、北分置监牧使，以刘航、崔台符为之，又置都监各一员。其在河阳者，为孳生监。凡外诸监并分属两使，各条上所当行者。诸官吏若牧田县令佐，并委监牧使举劾，专隶枢密院，不领于群牧制置。先是，群牧司请于河北、河东、陕西都总管治所各置一监，以便给军，乃遣官下诸路详度。既又以知太原唐介之请，发沙苑马五百，置监于交城。又分置河南、河北两使。时上方留意牧监地，然诸监牧田皆宽衍，为人所冒占，故议者争请收其余资以佐刍粟。言利者乘之，始以增赋入为务。二年，诏括河南北监牧司总牧地。旧籍六万八千顷，而今籍五万五千，余数皆隐于民。自是，请以牧地赋民者纷然，而诸监寻废。是岁，天下应在马凡十五万三千六百有奇。初，内外班直、诸军马以四月下槽出牧，迄八月上槽，风雨劳逸之不齐，故多病毙。圉人岁被榜罚，吏缘牧事害民，棚井科率无宁岁。四年十月，乃命同修起居注曾孝宽较度其利害。孝宽请罢诸班直、诸军马出牧，以田募民出租。诏自来年如所请，仍令三司备当牧五月刍粟。五年，废太原监。七年，废东平、原武监，而合淇水两监为一。八年，遂废河南北八监，惟存沙苑一监，而两监司牧亦罢矣。沙苑先以隶陕西提举监牧，至是，复属之群牧司。始议废监时，群牧制置使文彦博言：“议者欲赋牧地与民而收租课，散国马于编户而责孳息，非便。”诏元绛、蔡确较其利害上之。于是中书、枢密院言：“河南北十二监，起熙宁二年至五年，岁出马一千六百四十匹，可给骑兵者二百六十四，余仅足配邮传。而两监牧吏卒杂费及所占地租，为缗钱五十三万九千有奇，计所出马为钱三万六千四百余缗而已。今九监见马三万，若不更制，则日就损耗。”于是卒废之，以其善马分隶诸监，余马皆斥卖，收其地租，给市易茶本钱，分寄籍常平、出子钱，以为市马之直。监兵五千，以为广固指挥，修治京城焉。后遂废高阳、真定、太原、大名、定州五监。凡废监钱归市易之外，又以给熙河岁计。诸监既废，淤田司请广行淤溉，增课以募耕者，而河北制置牧田所继言，牧田没于民者五千七百余顷。乃严侵冒之法，而加告获之赏，自是利入增多。元丰三年，废监租钱遂至百一十六万，自群牧使而下，赐赉有差。乃命太常博士路昌衡、秘书丞王得臣与逐路转运司、开封府界提点司按租地，约三年中价以定岁额。若催督违滞，以擅支封桩法论。初，经制熙河边防财用司奏于岷州ＲＭ川荔川闾川砦、通远军熟羊砦置牧养十监，议者继言蕃马法，帝欲试之近甸。六年，手诏枢密院：“牧马重事，经始之际，宜得左右近臣以总其政。今自雾泽陂牧马所造法，始于畿内置十监，以次推之诸路。宜令枢密院都承旨张诚一、副都承旨张山甫经度制置，权不隶尚书驾部及太仆寺。有当自朝廷处分者，枢密院主之。”已而其说皆不效。八年，同提举经度制置曹诵言：“自崇仪副使温从吉建议创孳生监，迨今二年，驹不蕃而死者益众。”乃命御史台校核，自置监以来，得驹不及一分四厘，马死已十分之六。于是责议者及提举官，而罢畿内十监。元祐初，议兴废监，以复旧制。于是诏库部郎中郭茂恂往陕西、河东所当置监，寻又下河北陕西转运、提点刑狱司按行河、渭、并、晋之间牧田以闻。时已罢保甲，教骑兵，而还户马于民。于是右司谏王岩叟言：“兵之所恃在马，而能蕃息之者，牧监也。昔废监之初，识者皆知十年之后天下当乏马。已而不待十年，其弊已见，此甚非国之利也。乞收还户马三万，复置监如故，监牧事委之转运官，而不专置使。今郓州之东平，北京之大名、元城，卫州之淇水，相州之安阳，洺州之广平监，以及瀛、定之间棚塞草地疆画具存，使臣牧卒大半犹在，稍加招集，则指顾之间措置可定，而人免纳钱之害，国收牧马之利，岂非计之得哉？又况废监以来，牧地之赋民者，为害多端，若复置监牧而收地入官，则百姓戴恩，如释重负矣。”自是，洛阳、单镇、原武、淇水、东平、安阳等监皆复。初，熙宁中，并天驷四监为二，而左、右天厩坊亦罢。至是，复左、右天厩坊。时又有旨，内外马事并隶太仆寺，不由驾部而达尚书省。兵部尚书王存、右司谏王觌言：“先帝讲求历代之法，正省、台、寺、监之职，上下相继，各有统制。其间或濡滞不通，宜量加裁正，不可因而隳紊。”言不果行。又诏旧属群牧司者专隶太仆寺，直达枢密院，不由尚书省及驾部。至崇宁中，始诏如元丰旧制。绍圣初，用事者更以其意为废置，而时议复变。太仆寺言，府界牧田，占佃之外，尚存三千余顷，议复畿内孳生十监。诏以庄宅副使麦文昞、内殿崇班王景俭充提举。后二年而给地牧马之政行矣。先是，知任县韩筠等建议，凡授民牧田一顷，为官牧一马而蠲其租。县籍其高下、老壮、毛色，岁一阅，亡失者责偿，已佃牧田者依上养马。知邢州张赴上其说，且谓授田一顷为官牧一马，较陕西沿边弓箭脾既养马又戍边者为优，试之一监一县，当有利而无害。枢密院是其请，且言：“熙宁中，罢诸监以赋民，岁收缗钱至百余万。元祐初，未尝讲明利害，惟务罢元丰、熙宁之政，夺已佃之田而复旧监。桑枣井庐多所毁伐，监牧官吏为费不赀，牧卒扰民，棚井抑配，为害非一。盖自复监以来，臣僚屡陈公私之害。若循元祐仓卒更张之法，久当益弊。且左右厢今岁籍马万三千有奇，堪配军者无几，惟沙苑六千疋愈于他监。今赴等所陈授田养马，既蠲其租不责以孳息，而不愿者无所抑勒，又限以尺寸，则缓急皆可用之马矣。”乃具为条画，下太仆寺，应监牧州县悉行之。时殿中侍御史陈次升言：“给地牧马，其初始于邢州守令之请，未尝下监司详度。诸路各有利害，既不可知。民居与田相远者，难就耕牧。一顷之地所直不多，而亡失责偿，为钱四五十千，必非人情所愿。”言竟不行。时同知枢密院者，曾布也。四年，遂废淇水、单镇、安阳、洛阳、原武监，罢提点所及左右厢，惟存东平、沙苑二监。曾布自叙其事曰：“元祐中，复置监牧，两厢所养马止万三千匹，而不堪者过半。今既以租钱置蕃落十指挥于陕西，养马三千五百。又人户愿养者亦数千，而所存两监各可牧万马。马数多于旧监，而所省官吏之费非一，近世良法，未之能及。”时三省皆称善。其后，沙苑复隶陕西买马监牧司，而东平监仍废。崇宁元年，有司较诸路田养马之数，凡一千八百疋有奇，而河北西路占一千四百，他路自二百匹以下，至河东路仅九匹，而开封府界、京西南路、京东东路皆无应募者。盖法虽已具，而犹未及行也。大观元年，尚书省言：“元祐置监，马不蕃息，而费用不赀。今沙苑最号多马，然占牧田九千余顷，刍粟、官曹岁费缗钱四十余万，而牧马止及六千。自元符元年至二年，亡失者三千九百。且素不调习，不中于用。以九千顷之田、四十万缗之费，养马而不适于用，又亡失如此，利害灼然可见。今以九千顷之田，计其硗瘠，三分去一，犹得良田六千顷。以直计之，顷为钱五百余缗，以一顷募一马，则人得地利，马得所养，可以绍述先帝隐兵于农之意。请下永兴军路提点刑狱司及同州详度以闻。俟见实利，则六路新边闲田，当以次推行。时熙河兰湟路牧马司又请兼募愿养牝马者，每收三驹，以其二归官，一充赏，诏行之。是岁，臣僚言岷州应募养马者至万余匹，于是自守贰而下，递赏有差。明年，诏熙河路应县、镇、城、砦、关、堡官并兼管干给地牧事。四年，复罢京东西路给地牧马，复东平监。政和二年，诏诸路复行给地牧马，复罢东平监。五年，提举河东给地牧马尚中行以奏报稽违，且欲擅更法，诏授远小监当官。于是人皆趣令，牧守、提举以率先就绪迁官第赏者甚众。七年，有司言给地增牧，法成令具，诸路告功。乃下诸路春秋集教，以备选用。令下，奉行之者益力。蔡京既罢政，新用事者更言其不便。宣和二年，诏罢政和二年以来给地牧马条令，收见马以给军，应牧田及置监处并如旧制。又复东平监。凡诸监兴罢不一，而沙苑监独不废。自给地牧马之法罢，三年而复行。时牧田已多所给占，乃诏见管及已拘收，如官司辄复请占者，以违制论。六年，又诏立赏格，应牧马通一路及三千匹，州通县及一千，县及三百，其提点刑狱、守令各迁一官，倍者更减磨勘年。于是诸路应募牧马者为户八万七千六百有奇，为马二万三千五百。既推赏如上诏，而兵部长贰亦以兼总八路马政迁官。然北方有事，而马政亦急矣。靖康元年，左丞李纲言：“祖宗以来，择陕西、河东、河北美水草高凉之地，置监凡三十六所，比年废罢殆尽。民间杂养以充役，官吏便文以塞责，而马无复善者。今诸军阙马者太半，宜复旧制，权时之宜，括天下马，量给其直，不旬日间，则数万之马，犹可具也。”然时已不能尽行其说矣。保甲养马者，自熙宁五年始。先是，中书省、枢密院议其事于上前，文彦博、吴充言：“国马宜不可阙。今法，马死者责偿，恐非民愿。”安石以为令下而京畿投牒者已千五百户，决非出于驱迫，持论益坚。五月，诏开封府界诸县保甲愿牧马者听，仍以陕西所市马选给之。六年，曾布等承诏上其条约：凡五路义勇保甲愿养马者，户一匹，物力高愿养二匹者听，皆以监牧见马给之，或官与其直令自市，毋或强与。府界毋过三千匹，五路毋过五千匹。袭逐盗贼外，乘越三百里者有禁。在府界者，免体量草二百五十束，加给以钱布；在五路者，岁免折变缘纳钱。三等以上，十户为一保；四等以下，十户为一社，以待病毙逋偿者。保户马毙，保户独偿之；社户马毙，社户半偿之。岁一阅其肥瘠，禁苛留者。凡十四条，先从府界颁焉。五路委监司、经略司、州县更度之。于是保甲养马行于诸路矣。时河东骑军马万一千余匹，番戍率十年一周。议欲省费，乃行《五路义勇保甲养马法》。兵部言：“河东正军马九千五百匹，请权罢官给，以义勇保甲马五千补之以合额。俟正军马不及五千，始行给配。”下中书、枢密院。枢密院以为：“官养一马，岁为钱二十七千。民养一马，才免折变缘纳钱六千五百，折米而输其直，为钱十四千四百，余皆出于民，决非所愿。况减军马五千匹，边防事宜何所取备？若存官军马如故，渐令民间从便牧马，不以五千为限，于理为可。”中书谓：“官养一马，以中价率之，为钱二十七千。募民牧养，可省杂费八万余缗。计前二年官马死，倍于保甲马。而保甲有马，可以习战御盗，公私两便。”帝卒从枢密院议。九年，京畿保甲养马者罢给钱布，止免输草而增马数。元丰六年，取河东路保甲十分之二以教骑战，且以本路盐息钱给之。每二十五千令市一马，仍以五年为限。七年，诏京东、西路保甲免教阅，每都保养马五十匹，匹给钱十千，限京东以十年，京西十五年而数足。置提举保甲马官，京西以吕公雅，京东以霍翔领之。罢乡村物力养马之令，养户马者免保甲马，皆翔所陈也。翔及公雅既领提举事，多所建白。请借常平钱，每路五万缗，付州县出息，以赏马之充肥及孳息者。愿以私马印为保马者听。养马至三匹，蠲役外，每疋许次丁一人赎杖罪之非侵损于人者。诏悉从之。公雅又令每都岁市二十匹，限十五年者促为二年半。京西不产马，民贫乏益不堪，上虑有司责数过多，百姓未喻上意，诏如元令，稍增其数。公雅乃请每都岁市八匹，限以八年，山县限以十年。翔又奏本路马已及万匹，请令诸县弓手各养一匹，以赎失捕之罪。哲宗嗣位，言新法之不便者，以保马为急。乃诏曰：“京东、西保马，期限极宽。有司不务循守，遂致烦扰。先帝已尝手诏诘责，今犹未能遵守。其两路市马年限并如元诏。”寻又诏以两路保马分配诸军，余数付太仆寺，不堪支配者斥还民户而责官直。翔、公雅皆以罪去，而保马遂罢。户马者，庆历中，尝诏河北民户以物力养马，以备官买。熙宁二年，河北察访使曾孝宽以为言，始参考行之。是时，诸监既废，仰给市马，而义勇保甲马复从官给，朝廷以乏马为忧。元丰三年春，以王拱辰之请，诏开封府界、京东西、河北、陕西、河东路州县户各计资产市马，坊郭家产及三千缗、乡村五千缗、若坊郭乡村通及三千缗以上者，各养一马，增倍者马亦如之，至三疋止。马以四尺三寸以上，齿限八岁以下，及十五岁则更市如初，籍于提举司。于是诸道各上其数，开封府界四千六百九十四，河北东路六百一十五，西路八百五十四，秦凤等路六百四十二，永兴路一千五百四十六，河东路三百六十六，京东东路七百一十七，西路九百二十二，京西南路五百九十，北路七百一十六。时初立法，上虑商贾乘时高直以病民，命以群牧司骁骑以上千疋出市，以平其直。熙宁中，尝令德顺军蕃部养马，帝问其利害。王安石谓：“今坊、监以五百缗得一马，若委之熙河蕃部，当不至重费。蕃部地宜马，且以畜牧为生，诚为便利。”已而得驹庳劣，亡失者责偿，蕃部苦之，其法寻废。至是，环庆路经略司复言已檄诸蕃部养马，诏阅实及格者一匹支五缣，鄜延、秦凤、泾原路准此。时西方用兵，颇调户马以给战骑，借者给还，死则偿直。七年，遂诏河东、鄜延、环庆路各发户马二千以给正兵，河东就给本路，鄜延益以永兴军等路及京西坊郭马，环庆益以秦凤等路及开封府界马。户马既配兵，后遂不复补。京东、西既更为保马，诸路养马指挥至八年亦罢。其后给地牧马，则亦本于户马之意云。至于收市，则仍嘉祐之制，置买马司于原渭州、德顺军，而增为招市之令。后开熙河，则更于熙河置买马司，而以秦州买马司隶焉。八年，遂置熙河路买马场六，而原、渭、德顺诸场皆废。继又置熙河岷州、通远军、永宁砦等场，而德顺军置马场亦复。先是，麟府路上所市马三百，以其直增于熙河而又多羸惫，乃罢本路博易，令军马司自市。时又以边臣之议，市岢岚、火山军土产马以增战骑。既又以边人盗马越疆以趣利，寻皆罢之。自是，国马专仰市于熙河、秦凤矣。熙宁七年，熙河用兵，马道梗绝。乃诏知成都府蔡延庆兼提举戎、黎州买马，以经度其事。明年，延庆言：“威、雅、嘉、泸、文、龙州，地接乌蛮、西羌，皆产善马。请委知州、砦主，以锦采、茶、绢招市。”未及施行，会威、茂州夷人盗边，及西边马已至，八月，遂诏罢提举戎、黎买马。元丰中，军兴乏马。六年，复命知成都吕大防同成都府、利州路转运司，经制边郡之可市马者，遂制嘉州中镇砦、雅州灵关等买马场，而马皆不至。元祐初，乃罢之。元祐中，尝诏以蜀马给陕西军，以陕西马赴京师。崇宁五年，增黎州市马至四千疋。然凡云蜀马者，惟沈黎所市为多，其他如戎、泸等州，岁与蛮人为市，第存优恤，数马以给其直。大观初，又诏播州夷界巡检杨荣，许岁市马五十疋于南平军，其给赐视戎州之数。熙宁中，罢券马而专于招市，岁省三司钱二十万缗。自马不下槽出牧，三司得复给刍秣之费更相补除，而三司岁偿群牧者，为缗钱十万，以增市马。券马之罢已久，绍圣初，提举买马陆师闵奏复行之，令蕃汉商人愿以马结券进卖者，先从诸场验印，各具其直给券，送太仆寺偿之。其说以为券马既盛行，则纲马可罢。行之三年，枢密院言券马死不及厘，而纲马之死十倍。乃赐师闵金帛，加集贤修撰，以赏其功。时议既不以券马为是，主管买马阎令亦言其枉费。然曾布力行之。崇宁中，乃诏买马一遵元丰法。市马之官，自嘉祐中，始以陕西转运使兼本路监牧买马事，后又以制置陕西解盐官同主之。熙宁中，始置提举熙河路买马，命知熙州王韶为之，而以提点刑狱为同提举。八年，提举茶场李杞言：“卖茶买马，固为一事。乞同提举买马。”诏如其请。十年，又置群牧行司，以往来督市马者。元丰三年，复罢为提举买马监牧司。四年，群牧判官郭茂恂言：“承诏议专以茶市马，以物帛市谷，而并茶马为一司。臣闻顷时以茶易马，兼用金帛，亦听其便。近岁事局既分，专用银绢、钱钞，非蕃部所欲。且茶马二者，事实相须。请如诏便。”奏可。仍诏专以雅州名山茶为易马用。自是蕃马至者稍众。六年，买马司复罢兼茶事。七年，更诏以买马隶经制熙河财用司。经制司罢，乃复故。自李杞建议，始于提举茶事兼买马，其后二职分合不一。崇宁四年，诏曰：“神宗皇帝厉精庶政，经营熙河路茶马司以致国马，法制大备。其后监司欲侵夺其利以助籴买，故茶利不专，而马不敷额。近虽更立条约，令茶马司总运茶博马之职，犹虑有司苟于目前近利，不顾悠久深害。三省其谨守已行，毋辄变乱元丰成法。”自是职任始一。市马之数，以时增损。初，原、渭、德顺凡三岁共市马万七千一百匹，而群牧判官王诲言：“嘉祐六年以前，秦州券马岁至者万五千匹。今券马法坏，请令增市，而优使臣之赏。”熙宁三年，乃诏泾、原、渭、德顺岁买万匹，三年而会之，以十分为率，及六分七厘者进一官，余分又析为三等，每增一等者更减磨勘年。自是，市马之赏始优矣。时诲上《马政条约》，诏颁行之。其后，熙河市马岁增至万五千。绍圣中，又增至二万匹，岁费五十万缗。后遂以为定额，特诏增市者不在此数。崇宁四年，提举程之邵、孙鳌抃以额外市战马及二万匹，各迁一官。鳌抃仍赐三品服。大观元年，庞寅孙等又以买御前良马及三万疋，推恩如之邵例。宣和中，宇文常、何渐等更以遵用元丰成法，省费不赀，各加职迁官。时如此类颇众。赏典优滥，官属利于多市马，取充数而已。支配。旧制，自御马而下，次给赐臣僚，次诸军，而驿马为下。熙宁初，枢密院言：“祖宗时，臣僚任边职者，或赐带甲马，示不忘疆埸之事。承平日久，侥幸滋长。请应使臣閤门祗候以上，充三路路分州军总管、钤辖之类，赐马价如故，余皆罢给。”奏可。十年，群牧司又言：“去岁给安南行营及两省、宗室、诸班直及诸军、诸司马总三千余匹，未支者犹二千。请裁宗室以下所给马，诸司停给。”从之。自罢监至此，始阙马矣。熙宁初，诏河北骑军如陕西、河东社马例立社，更相助钱以市马，而递增官直。寻出奉宸库珠十余万以充其费。其后，陕西马社苦于敛率。元丰中，乃诏本路罢其法，更从买马司给之。时又诸路置将，马不能尽给，则给其直，而委诸将自市。其在熙河兰会路者，即以为买马之数。初，内外诸军给马，例不及其元额，视其阙之多寡，以分数填配。元丰更立为定制，凡诸军阙马应给者，在京、府界、京东西、河东、陕西路无过十之七，河北路十之六。然其后诸军阙马者多，绍圣三年，乃诏提举陆师闵于岁额外市马三万匹，给鄜延、环庆路正兵，余支弓箭手，仍权不限分数。宣和初，真定、中山、高阳等路乏马，复给度僧牒，令帅臣就市，以补诸军之阙。高宗绍兴二年，置马监于饶州，守卒领之，择官田为牧地，复置提举。俄废。四年，置监临安之余杭及南荡。十九年，诏：“马五百匹为一监，牡一而牝四。监为四群。岁产驹三分及毙二分以上，有赏罚。”帝谓辅臣曰：“议者言南地不宜牧马。昨自牧养，今二三年，已得马数百。”先是，川路所置马，岁牧于镇江。是年春，上以未见蕃息，遂分送江上诸军。后又置监郢、鄂间，牝牡千，十余年仅生二十驹，且不可用，乃已。故凡战马，悉仰秦、川、广三边焉。秦马旧二万，乾道间，秦、川买马额岁万一千九百有奇，川司六千，秦司五千九百。益、梓、利三路漕司，岁出易马绢十万四千疋。成都、利州路十一州，产茶二千一百二万斤。茶马司所收，大较若此。庆元初，合川、秦两司为万一千十有六。嘉泰末，合两司为万二千九十四。然累岁市易，多不及额。盖南渡前，市马分而为二：其一曰战马，生于西邮，良健可备行阵，今宕昌、峰贴峡、文州所产是也；其二曰羁縻马，产西南诸蛮，短小不及格，今黎、叙等五州所产是也。羁縻马每纲五十，其间良者不过三五，中等十数，余皆下等，不可服乘。守贰贪赏格，以多为贵。经涉险远，且纲卒盗其刍粟，道毙者相望。成都府马务，岁发江上诸军马凡五十八纲，月券钱米二百缗，岁计万一千六百缗。兴元府马务，岁发三衙马百二十纲，其费称是。率未尝如数，盖茶马司靳钱帛，马至，价不即偿致然也。旧蕃蛮中马，良驽有定价。绍兴中，张松为黎卒，欲马溢额觊赏，乃高直市之。夷人无厌，邀求滋甚。后邛部川蛮恃功。赵彦博始以细茶、锦与之。而夷人每贸马，以茶、锦不堪藉口“庆元中，金人既失冀北地，马至秦司亦罕。旧川、秦市马赴密院，多道毙者。绍兴二十七年，诏川马不赴行在，分隶江上诸军，镇江、建康、荆、鄂军各七百五十，江、池军各五百，殿前司二千五百，马司、步司各千，川马良者二百进御。此十九年所定格也。广马者，建炎末，广西提举峒丁李棫请市马赴行在。绍兴初，隶经略司。三年，即邕州置司提举，市于罗殿、自杞、大理诸蛮。未几，废买马司，帅臣领之。七年，胡舜陟为帅，岁中市马二千四百，诏赏之。其后马益精，岁费黄金五镒，中金二百五十镒，锦四百，絁四千，廉州盐二百万斤，得马千五百。须四尺二寸已上乃市之。其直为银四十两，每高一寸增银十两，有至六七十两者。土人云，尤驵骏者，在其产处，或博黄金二十两，日行四百里，第官价已定，不能致此。自杞诸蕃本自无马，盖转市之南诏。南诏，大理国也。乾道九年，大理人李观音得等二十二人至横山砦求市马，知邕州姚恪盛陈金帛夸示之。其人大喜，出一文书，称“利贞二年十二月”，约来年以马来。所求《文选》、《五经》、《国语》、《三史》、《初学记》及医、释等书，恪厚遗遣之，而不敢上闻也。岭南自产小驷，匹直十余千，与淮、湖所出无异。大理连西戎，故多马，虽互市于广南，其实犹西马也。每择其良赴三衙，余以付江上诸军。宝庆四年，两淮制府贸易北马五千余，而他郡亦往往市马不辍。咸淳末，有纪智立者献谋，以为两淮军将、武官、巨室皆畜马，率三借二，二借一，一全起，团结队伍，借助防江，各令饲马役夫自乘之官，优给月钱一年，以半年为约，江面宁即放归。又云，陈岩守招信，团马至七千，出没张耀，此其验也。臣僚言：宜仿祖宗遗意，亟谋和市马，如出一马，则免其某色力役。惟是川、秦之马，遵陆则崇冈复岭，盘回斗绝；舟行则峡江湍急，滩碛险恶。每纲运，公私经费十倍，而人马俱疲。上则耗国用，下则困州县。纲兵所经，甚于寇贼。虽臣僚条奏更迭，终莫得其要领。岂马政各因风士之宜，而非东南之利欤？志第一百五十二 刑法一夫天有五气以育万物，木德以生，金德以杀，亦甚盭矣，而始终之序，相成之道也。先王有刑罚以纠其民，则必温慈惠和以行之。盖裁之以义，推之以仁，则震仇杀戮之威，非求民之死，所以求其生也。《书》曰：“士制百姓于刑之中，以教祗德。”言刑以弼教，使之畏威远罪，导以之善尔。唐、虞之治，固不能废刑也。惟礼以防之，有弗及，则刑以辅之而已。王道陵迟，礼制隳废，始专任法以罔其民。于是作为刑书，欲民无犯，而乱狱滋丰，由其本末无序，不足相成故也。宋兴，承五季之乱，太祖、太宗颇用重典，以绳奸慝，岁时躬自折狱虑囚，务底明慎，而以忠厚为本。海同悉平，文教浸盛。士初试官，皆习律令。其君一以宽仁为治，故立法之制严，而用法之情恕。狱有小疑，覆奏辄得减宥。观夫重熙累洽之际，天下之民咸乐其生，重于犯法，而致治之盛于乎三代之懿。元丰以来，刑书益繁，已而憸邪并进，刑政紊矣。国既南迁，威柄下逮，州郡之吏亦颇专行，而刑之宽猛系乎其人。然累世犹知以爱民为心，虽其失慈弱，而祖宗之遗意盖未泯焉。今摭其实，作《刑法志》。宋法制因唐律令、格式，而随时损益，则有《编敕》，一司、一路、一州、一县又别有《敕》。建隆初，诏判大理寺窦仪等上《编敕》四卷，凡一百有六条，诏与新定《刑统》三十卷并颁天下，参酌轻重为详，世称平允。太平兴国中，增《敕》至十五卷，淳化中倍之。咸平中增至万八千五百五十有五条，诏给事中柴成务等芟其繁乱，定可为《敕》者二百八十有六条，准律分十二门，总十一卷。又为《仪制令》一卷。当时便其简易。大中祥符间，又增三十卷，千三百七十四条。又有《农田敕》五卷，与《敕》兼行。仁宗尝问辅臣曰：“或谓先朝诏令不可轻改，信然乎？”王曾曰：“此憸人惑上之言也。咸平之所删，太宗诏令十存一二，去其繁密以便于民，何为不可？”于是诏中外言《敕》得失，命官修定，取《咸平仪制令》及制度约束之在《敕》者五百余条，悉附《令》后，号曰《附令敕》。天圣七年《编敕》成，合《农田敕》为一书，视《祥符敕》损百有余条。其丽于法者，大辟之属十有七，流之属三十有四，徒之属百有六，杖之属二百五十有八，笞之属七十有六。又配隶之属六十有三，大辟而下奏听旨者七十有一。凡此，皆在律令外者也。既颁行，因下诏曰：“敕令者，治世之经，而数动摇则众听滋惑，何以训迪天下哉？自今有司毋得辄请删改。有未便者，中书、枢密院以闻。”然至庆历，又复删定，增五百条，别为《总例》一卷。后又修《一司敕》二千三百十有七条，《一路敕》千八百二十有七条，《一州》、《一县敕》千四百五十有一条。其丽于法者，大辟之属总三十有一，流之属总二十有一，徒之属总百有五，杖之属总百六十有八，笞之属总十有二。又配隶之属总八十有一，大辟而下奏听旨者总六十有四。凡此，又在《编敕》之外者也。嘉祐初，因枢密使韩琦言，内外吏兵奉禄无著令，乃命类次为《禄令》。三司以驿料名数，著为《驿令》。琦又言：“自庆历四年，距嘉祐二年，敕增至四千余条，前后牴牾。请诏中外，使言《敕》得失，如天圣故事。”七年，书成。总千八百三十四条，视《庆历敕》，大辟增六十，流增五十，徒增六十有一，杖增七十有三，笞增三十有八。又配隶增三十，大辟而下奏听旨者增四十有六。又别为《续附令敕》三卷。神宗以律不足以周事情，凡律所不载者一断以敕，乃更其目曰敕、令、格、式，而律恒存乎敕外。熙宁初，置局修敕，诏中外言法不便者集议更定，择其可恒采者赏之。元丰中，始成书二十有六卷，复下二府参订，然后颁行。帝留意法令，每有司进拟，多所是正。尝谓：“法出于道，人能体道，则立法足以尽事。”又曰：“禁于已然之谓敕，禁于未然之谓令，设于此以待彼之谓格，使彼效之之谓式。修书者要当识此。”于是凡入笞、杖、徒、流、死，自名例以下至断狱，十有二门，丽刑名轻重者，皆为敕。自品官以下至断狱三十五门，约束禁止者，皆为令。命官之等十有七，吏、庶人之赏等七十有七，又有倍、全、分、厘之级凡五等，有等级高下者皆为格。表奏、帐籍、关牒、符檄之类凡五卷，有体制模楷者皆为式。元祐初，中丞刘挚言：“元丰编修敕令，旧载敕者多移之令，盖违敕法重，违令罪轻，此足以见神宗仁厚之德。而有司不能推广，增多条目，离析旧制，因一言一事，辄立一法，意苛文晦，不足以该事物之情。行之几时，盖已屡变。宜取庆历、嘉祐以来新旧敕参照，去取删正，以成一代之典。”右谏议孙觉亦言烦细难以检用。乃诏挚等刊定。哲宗亲政，不专用元祐近例，稍复熙宁、元丰之制。自是用法以后冲前，改更纷然，而刑制紊矣。崇宁元年，臣僚言：“有司所守者法，法所不载，然后用例。今引例破法，非理也。”乃令各曹取前后所用例，以类编修，与法妨者去之。寻下诏追复元丰法制，凡元祐条例悉毁之。徽宗每降御笔手诏，变乱旧章。靖康初，群臣言：“祖宗有一定之法，因事改者，则随条贴说，有司易于奉行。蔡京当国，欲快己私，请降御笔，出于法令之外，前后牴牾，宜令具录付编修敕令所，参用国初以来条法，删修成书。”诏从其请，书不果成。高宗播迁，断例散逸，建炎以前，凡所施行，类出人吏省记。三年四月，始命取嘉祐条法与政和敕令对修而用之。嘉祐法与见行不同者，自官制、役法外，赏格从重，条约从轻。绍兴元年，书成，号《绍兴敕令格式》，而吏胥省记者亦复引用。监察御史刘一止言：“法令具在，吏犹得以为奸，今一切用其所省记，欺蔽何所不至？”十一月，乃诏左右司、敕令所刊定省记之文颁之。时在京通用敕内，有已尝冲改不该引用之文，因大理正张柄言，亦诏删削。十年，右仆射秦桧上之。然自桧专政，率用都堂批状、指挥行事，杂入吏部续降条册之中，修书者有所畏忌，不敢删削，至与成法并立。吏部尚书周麟之言：“非天子不议礼，不制度，不考文。”乃诏削去之。至乾道时，臣僚言：“绍兴以来，续降指挥无虑数千，牴牾难以考据。”诏大理寺官详难，定其可否，类申刑部，以所隶事目分送六部长贰参详。六年，刑部侍郎汪大猷等上其书，号《乾道敕令格式》，八年，颁之。当是时，法令虽具，然吏一切以例从事，法当然而无例，则事皆泥而不行，甚至隐例以坏法，贿赂既行，乃为具例。淳熙初，诏除刑部许用乾道刑名断例，司勋许用获盗推赏例，并乾道经置条例事指挥，其余并不得引例。既而臣僚言：“乾道新书，尚多牴牾。”诏户部尚书蔡洸详定之，凡删改九百余条，号《淳熙敕令格式》。帝复以其书散漫，用法之际，官不暇偏阅，吏因得以容奸，令敕令所分门编类为一书，名曰《淳熙条法事类》，前此法令之所未有也。四年七月，颁之。淳熙末，议者犹以新书尚多遗阙，有司引用，间有便于人情者。复令刑部详定，迄光宗之世未成。庆元四年，右丞相京镗始上其书，为百二十卷，号《庆元敕令格式》。理宗宝庆初，敕令所言：“自庆元新书之行，今二十九年，前指挥殆非一事，或旧法该括未尽，文意未明，须用续降参酌者；或旧法元无，而后因事立为成法者；或已有旧法，而续降不必引用者；或一时权宜，而不可为常法者。条目滋繁，无所遵守，乞考定之。”淳祐二年四月，敕令所上其书，名《淳祐敕令格式》。十一年，又取庆元法与淳祐新书删润。其间修改者百四十条，创入者四百条，增入者五十条，删去者十七条，为四百三十卷。度宗以后，遵而行之，无所更定矣。其余一司、一路、一州、一县《敕》，前后时有增损，不可胜纪云。五季衰乱，禁罔烦密。宋兴，削除苛峻，累朝有所更定。法吏浸用儒臣，务存仁恕，凡用法不悖而宜于时者著之。太祖受禅，始定折杖之制。凡流刑四：加役流，脊杖二十，配役三年；流三千里，脊杖二十，二千五百里，脊杖十八，二千里，脊杖十七，并配役一年。凡徒刑五：徒三年，脊杖二十；徒二年半，脊杖十八；二年，脊杖十七；一年半，脊杖十五；一年，脊杖十三。凡杖刑五：杖一百，臀杖二十；九十，臀杖十八；八十，臀杖十七；七十，臀杖十五；六十，臀杖十三。凡笞刑五：笞五十，臀杖十下；四十、三十，臀杖八下；二十、十，臀杖七下。常行官杖如周显德五年制，长三尺五寸，大头阔不过二寸，厚及小头径不得过九分。徒、流、笞通用常行杖，徒罪决而不役。先是，藩镇跋扈，专杀为威，朝廷姑息，率置不问，刑部按覆之职废矣。建隆三年，令诸州奏大辟案，须刑部详覆。寻如旧制：大理寺详断，而后覆于刑部。凡诸州狱，则录事参军与司法掾参断之。自是，内外折狱蔽罪，皆有官以相覆察。又惧刑部、大理寺用法之失，别置审刑院谳之。吏一坐深，或终身不进，由是皆务持平。唐建中令：窃盗赃满三匹者死。武宗时，窃盗赃满千钱者死。宣宗立，乃罢之。汉乾祐以来，用法益峻，民盗一钱抵极法。周初，深惩其失，复遵建中之制。帝犹以其太重，尝增为钱三千，陌以八十为限。既而诏曰：“禁民为非，乃设法令，临下以简，必务哀矜。窃盗之生，本非巨蠹。近朝立制，重于律文，非爱人之旨也。自今窃盗赃满五贯足陌者死。”旧法，强盗持杖，虽不伤人，皆弃市。又诏但不伤人者，止计赃论。令诸州获盗，非状验明白，未得掠治。其当讯者，先具白长吏，得判，乃讯之。凡有司擅掠囚者，论为私罪。时天下甫定，刑典弛废，吏不明习律令，牧守又多武人，率意用法。金州防御使仇超等坐故入死罪，除名流海岛，自是人知奉法矣。开宝二年五月，帝以暑气方盛，深念缧系之苦，乃下手诏：“两京诸州，令长吏督狱掾，五日一检视，洒扫狱户，洗涤杻械。贫不能自存者给饮食，病者给医药，轻系即时决遣，毋淹滞。”自是，每仲夏申敕官吏，岁以为常。帝每亲录囚徒，专事钦恤。凡御史、大理官属，尤严选择。尝谓侍御史知杂冯炳曰：“朕每读《汉书》，见张释之、于定国治狱，天下无冤民，此所望于卿也。”赐金紫以勉之。八年，广州言：“前诏窃盗赃至死者奏裁，岭南遐远，覆奏稽滞，请不俟报。”帝览奏，恻然曰：“海隅习俗，贪犷穿窬，固其常也。”因诏：“岭南民犯窃盗，赃满五贯至十贯者，决杖、黥面、配役，十贯以上乃死。”太宗在御，常躬听断，在京狱有疑者，多临决之，每能烛见隐微。太平兴国六年，下诏曰：“诸州大狱，长吏不亲决，胥吏旁缘为奸，逮捕证佐，滋蔓逾年而狱未具。自今长吏每五日一虑囚，情得者即决之。”复制听狱之限：大事四十日，中事二十日，小事十日，不他逮捕而易决者，毋过三日。后又定令：“决狱违限，准官书稽程律论，逾四十日则奏裁。事须证逮致稽缓者，所在以其事闻。”然州县禁系，往往犹以根穷为名，追扰辄至破家。因江西转运副使张齐贤言，令外县罪人五日一具禁放数白州。州狱别置历，长吏检察，三五日一引问疏理，月具奏上。刑部阅其禁多者，命官即往决遣，冤滞则降黜州之官吏。会两浙运司亦言：“部内州系囚满狱，长吏辄隐落，妄言狱空，盖惧朝廷诘其淹滞。”乃诏：“妄奏狱空及隐落囚数，必加深谴，募告者赏之。”先是，诸州流罪人皆锢送阙下，所在或寅缘细微，道路非理死者十恒六七。张齐贤又请：“凡罪人至京，择清强官虑问。若显负沈屈，致罢官吏。且令只遣正身、家属俟旨，其干系者免锢送。”乃诏：“诸犯徒、流罪，并配所在牢城，勿复转送阙下。”雍熙元年，令诸州十日一具囚帐及所犯罪名、系禁日数以闻，俾刑部专意纠举。帝阅诸州所奏狱状，有系三百人者。乃令门留、寄禁、取保在外并邸店养疾者，咸准禁数，件析以闻。其鞫狱违限及可断不断、事小而禁系者，有司驳奏之。开封女子李尝击登闻鼓，自言无儿息，身且病，一旦死，家业无所付。诏本府随所欲裁置之。李无它亲，独有父，有司因系之。李又诣登闻，诉父被絷。帝骇曰：“此事岂当禁系，辇毂之下，尚或如此。天下至广，安得无枉滥乎？朕恨不能亲决四方之狱，固不辞劳尔！”即日遣殿中侍御史李范等十四人，分往江南、两浙、四川、荆湖、岭南审决刑狱。吏之弛怠者，劾其罪以闻；其临事明敏、刑狱无滞者，亦以名上。始令诸州十日一虑囚。帝尝谓宰相曰：“御史台，阁门之前，四方纲准之地。颇闻台中鞫狱，御史多不躬亲，垂帘雍容，以自尊大。鞫按之任，委在胥吏，求无冤滥，岂可得也？”乃诏御史决狱必躬亲，毋得专任胥吏。又尝谕宰臣曰：“每阅大理奏案，节目小未备，移文按覆，动涉数千里外，禁系淹久，甚可怜也。卿等详酌，非人命所系，即量罪区分，勿须再鞫。”始令诸州笞、杖罪不须证逮者，长吏即决之，勿复付所司。群臣受诏鞫狱，狱既具，骑置来上，有司断已，复骑置下之州。凡上疑狱，详覆之而无疑状，官吏并同违制之坐。其应奏疑案，亦骑置以闻。二年，令窃盗满十贯者，奏裁；七贯，决杖、黥面、隶牢城；五贯，配役三年，三贯，二年，一贯，一年。它如旧制。八月，复分遣使臣按巡诸道。帝曰：“朕于狱犴之寄，夙夜焦劳，虑有冤滞耳。”十月，亲录京城系囚，遂至日旰。近臣或谏劳苦过甚，帝曰：“傥惠及无告，使狱讼平允，不致枉桡，朕意深以为适，何劳之有？”因谓宰相曰：“中外臣僚，若皆留心政务，天下安有不治者。古人宰一邑，守一郡，使飞蝗避境，猛虎渡河。况能惠养黎庶，申理冤滞，岂不感召和气乎？朕每自勤不怠，此志必无改易。或云有司细故，帝王不当亲决，朕意则异乎是。若以尊极自居，则下情不能上达矣。”自是祁寒盛暑或雨雪稍愆，辄亲录系囚，多所原减。诸道则遣官按决，率以为常，后世遵行不废，见各帝纪。先是，太祝刁衎上疏言“”古者投奸人于四裔，今乃远方囚人，尽归象阙，配务役？神京天子所居，岂可使流囚于此聚役。《礼》曰：“刑人于市，与众弃之。‘则知黄屋紫宸之中，非行法用刑之所。望自今外处罪人，勿许解送上京，亦不留于诸务充役。御前不行决罚之刑，殿前引见司钳黥法具、敕杖，皆以付御史、廷尉、京府。或出中使，或命法官，具礼监科，以重明刑谨法之意。”帝览疏甚悦，降诏褒答，然不能从也。三年，始用儒士为司理判官，令诸州讯囚，不须众官共视，申长吏得判乃讯囚。刑部张佖言：“官吏枉断死罪者，请稍峻条章，以责其明慎。”始定制：应断狱失入死刑者，不得以官减赎，检法官、判官皆削一任，而检法仍赎铜十斤，长吏则停任。寻置刑部详覆官六员，专阅天下所上案牍，勿复遣鞫狱吏。置御史台推勘官二十人，皆以京朝官为之。凡诸州有大狱，则乘传就鞫。陛辞日，帝必临遣谕之曰：“无滋蔓，无留滞。”咸赐以装钱。还，必召问所推事状，著为定令。自是，大理寺杖罪以下须刑部详覆。又所驳天下案牍未具者，亦令详覆乃奏。判刑部李昌龄言：“旧制，大理定刑送部，详覆官入法状，主判官下断语，乃具奏。至开宝六年，阙法直官，致两司共断定覆词。今宜令大理所断案牍，寺官印署送详覆。得当，则送寺共奏，否即疏驳以闻。”淳化初，始置诸路提点刑狱司，凡管内州府，十日一报囚帐。有疑狱未决，即驰传往视之。州县稽留不决、按谳不实，长吏则劾奏，佐史、小吏许便宜按劾从事。帝又虑大理、刑部吏舞文巧诋，置审刑院于禁中，以枢密直学士李昌龄知院事，兼置详议官六员。凡狱上奏，先达审刑院，印讫，付大理寺、刑部断覆以闻。乃下审刑院详议申覆，裁决讫，以付中书省。当，即下之；其未允者，宰相覆以闻，始命论决。盖重慎之至也。凡大理寺决天下案牍，大事限二十五日，中事二十日，小事十日。审刑院详覆，大事十五日，中事十日，小事五日。三年，诏御史台鞫徒以上罪，狱具，令尚书丞郎、两省给舍以上一人亲往虑问。寻又诏：“狱无大小，自中丞以下，皆临鞫问，不得专责所司。”自端拱以来，诸州司理参军，皆帝自选择，民有诣阙称冤者，亦遣台使乘传按鞫，数年之间，刑罚清省矣。既而诸路提点刑狱司未尝有所平反，诏悉罢之，归其事转运司。至道二年，帝闻诸州所断大辟，情可疑者，惧为有司所驳，不敢上其狱。乃诏死事有可疑者，具狱申转运司，择部内详练格律者令决之，须奏者乃奏。真宗性宽慈，尤慎刑辟。尝谓宰相曰：“执法之吏，不可轻授。有不称职者，当责举主，以惩其滥。”审刑院举详议官，就刑部试断案三十二道，取引用详明者。审刑院每奏案，令先具事状，亲览之，翌日，乃候进止，裁处轻重，必当其罪。咸平四年，从黄州守王禹偁之请，诸路置病囚院，徒、流以上有疾者处之，余责保于外。景德元年，诏：“诸道州军断狱，内有宣敕不定刑名，止言当行极断者，所在即寘大辟，颇乖平允。自今凡言处断、重断、极断、决配、朝典之类，未得论决，具狱以闻。”四年，复置诸路提点刑狱官。先是，帝出笔记六事，其一曰：“勤恤民隐，遴柬庶官，朕无日不念也。所虑四方刑狱官吏，未尽得人，一夫受冤，即召灾沴.今军民事务，虽有转运使，且地远无由周知。先帝尝选朝臣为诸路提点刑狱，今可复置，仍以使臣副之，命中书、枢密院择官。”又曰：“河北、陕西，地控边要，尤必得人，须性度平和有执守者。”亲选太常博士陈纲、李及，自余拟名以闻，咸引对于长春殿遣之。内出御前印纸为历，书其绩效，代还，议功行赏。如刑狱枉滥不能擿举，官吏旷弛不能弹奏，务从畏避者，寘以深罪。知审刑院朱巽上言：“官吏因公事受财，证左明白，望论以枉法，其罪至死者，加役流。”从之。御史台尝鞫杀人贼，狱具，知杂王随请脔ＲＯ之，帝曰：“五刑自有常制，何为惨毒也。”入内供奉官杨守珍使陕西，督捕盗贼，因请“擒获强盗至死者，望以付臣凌迟，用戒凶恶”。诏：“捕贼送所属，依法论决，毋用凌迟。”凌迟者，先断其支体，乃抉其吭，当时之极法也。盖真宗仁恕，而惨酷之刑，祖宗亦未尝用。初，殿中侍御史赵湘尝建言：“圣王行法，必顺天道。汉制大辟之科，尽冬月乃断。此古之善政，当举行之。且十二月为承天节，万方祝颂之时，而大辟决断如故。况十一月一阳始出，其气尚微，议狱缓刑，所以助阳抑阴也。望以十一月、十二月内，天下大辟未结正者，更令详覆；已结正者，未令决断。所在厚加矜恤，扫除狱房，供给饮食、薪炭之属，防护无致他故。情可悯者，奏听敕裁。合依法者，尽冬月乃断。在京大辟人，既当春孟之月，亦行庆施惠之时。伏望万几之暇，临轩躬览，情可悯者，特从末减，亦所以布圣泽于无穷。况愚民之抵罪未断，两月亦非淹延。若用刑顺于阴阳，则四时之气和，气和则百谷丰实，水旱不作矣。”帝览奏，曰：“此诚嘉事。然古今异制，沿革不同，行之虑有淹滞，或因缘为奸矣。”天禧四年，乃诏：“天下犯十恶、劫杀、谋杀、故杀、斗杀、放火、强劫、正枉法赃、伪造符印、厌魅咒诅、造妖书妖言、传授妖术、合造毒药、禁军诸军逃亡为盗罪至死者，每遇十二月，权住区断，过天庆节即决之。余犯至死者，十二月及春夏未得区遣，禁锢奏裁。”在仁宗时，四方无事，户口蕃息，而克自抑畏，其于用刑尤慎。即位之初，诏内外官司，听狱决罪，须躬自阅实，毋枉滥淹滞。刑部尝荐详覆官，帝记其姓名，曰：“是尝失入人罪不得迁官者，乌可任法吏？”举者皆罚金。狱疑者谳，所从来久矣。汉尝诏“谳而后不当谳者不为失”，所以广听察、防缪滥也。时奏谳之法废。初，真宗尝览囚簿，见天下断死罪八百人，怃然动容，语宰执曰：“杂犯死罪条目至多，官吏傥不尽心，岂无枉滥？故事，死罪狱具，三覆奏，盖甚重慎，何代罢之？”遂命检讨沿革，而有司终虑淹系，不果行。至是，刑部侍郎燕肃奏曰：“唐大辟罪，令尚书、九卿谳之。凡决死刑，京师五覆奏，诸州三覆奏。贞观四年，断死罪三十九，开元二十五年，财五十八。今天下生齿未加于唐，而天圣三年，断大辟二千四百三十六，视唐几至百倍。京师大辟虽一覆奏，而州郡狱疑上请，法寺多所举驳，率得不应奏之罪，往往增饰事状，移情就法，失朝廷钦恤之意。望准唐故事，天下死罪皆得覆奏。议者必曰待报淹延。汉律皆以季秋论囚，唐自立春至秋分不决死刑，未闻淹留以害汉、唐之治也。”下其章中书，王曾谓：“天下皆一覆奏，则必死之人，徒充满狴犴而久不得决。诸狱疑若情可矜者，听上请。”天圣四年，遂下诏曰：“朕念生齿之蕃，抵冒者众。法有高下，情有轻重，而有司巧避微文，一切致之重辟，岂称朕好生之志哉？其令天下死罪情理可矜及刑名疑虑者，具案以闻。有司毋得举驳。”其后，虽法不应奏、吏当坐罪者，审刑院贴奏，率以恩释为例，名曰“贴放”。吏始无所牵制，请谳者多得减死矣。先是，天下旬奏狱状，虽杖、笞皆申覆，而徒、流罪非系狱，乃不以闻。六年，集贤校理聂冠卿请罢覆杖、笞，而徒以上虽不系狱，皆附奏。诏从其说。自定折杖之制，杖之长短广狭，皆有尺度，而轻重无准，官吏得以任情。至是，有司以为言，诏毋过十五两。初，真宗时，以京师刑狱多滞冤，置纠察司，而御史台狱亦移报之。八年，御史论以为非体，遂诏勿报。祖宗时，重盗剥桑柘之禁，枯者以尺计，积四十二尺为一功，三功以上抵死。殿中丞于大成请得以减死论，下法官议，谓当如旧。帝意欲宽之，诏死者上请。刑部分四按，大辟居其一，月覆大辟不下二百数，而详覆官才一人。明道二年，令四按分覆大辟，有能驳正死罪五人以上，岁满改官。法直官与详覆官分详天下旬奏，狱有重辟，狱官毋预燕游迎送。凡上具狱，大理寺详断，大事期三十日，小事第减十日。审刑院详议又各减半。其不待期满而断者，谓之“急按”。凡集断急按，法官与议者并书姓名，议刑有失，则皆坐之。至景祐二年，判大理寺司徒昌运言：“断狱有期日，而炎曷之时，系囚淹久，请自四月至六月减期日之半，两川、广南、福建、湖南如急按奏。”其后犹以断狱淹滞，又诏月上断狱数，列大、中、小事期日，以相参考。是岁，改强盗法：不持杖，不得财，徒二年；得财为钱万及伤人者，死。持杖而不得财，流三千里；得财为钱五千者，死；伤人者，殊死。不持杖得财为钱六千，若持杖罪不至死者，仍刺隶二千里外牢城。能告群盗劫杀人者第赏之，及十人者予钱十万。既而有司言：“窃盗不用威力，得财为钱五千，即刺为兵，反重于强盗，请减之。”遂诏至十千始刺为兵，而京城持杖窃盗，得财为钱四千，亦刺为兵。自是盗法惟京城加重，余视旧益宽矣。庆历五年，诏罪殊死者，若祖父母、父母年八十及笃疾无期亲者，列所犯以闻。承平日久，天下生齿益蕃，犯法者多，岁断大辟甚众，而有司未尝上其数。嘉祐五年，判刑部李綖言：“一岁之中，死刑无虑二千余。夫风俗之薄，无甚于骨肉相残；衣食之穷，莫急于盗贼。今犯法者众，岂刑罚不足以止奸，而教化未能导其为善欤？愿诏刑部类天下所断大辟，岁上朝廷，以助观省。”从之。凡在京班直诸军请粮，斗斛不足，出戍之家尤甚。仓吏自以在官无禄，恣为侵渔。神宗谓非所以爱养将士之意，于是诏三司始立《诸仓丐取法》。而中书请主典役人，岁增禄至一万八千九百余缗。凡丐取不满百钱，徒一年，每百钱则加一等；千钱流二千里，每千钱则加一等，罪止流三千里。其行货及过致者，减首罪二等。徒者皆配五百里，其赏百千；流者皆配千里，赏二百千；满十千，为首者配沙门岛，赏三百千，自首则除其罪。凡更定约束十条行之。其后内则政府，外则监司，多仿此法。内外岁增吏禄至百余万缗，皆取诸坊场，河渡，市利，免行、役剩息钱。久之，议臣欲稍缓仓法，编敕所修立《告捕获仓法给赏条》，自一百千分等至三百千，而按问者减半给之，中书请依所定，诏仍旧给全赏，虽按问，亦全给。吕嘉问尝请行货者宜止以不应为坐之，刑部始减其罪。及哲宗初，尝罢重禄法，而绍圣复仍旧。熙宁四年，立《盗贼重法》。凡劫盗罪当死者，籍其家赀以赏告人，妻子编置千里；遇赦若灾伤减等者，配远恶地。罪当徒、流者，配岭表；流罪会降者，配三千里，籍其家赀之半为赏，妻子递降等有差。应编配者，虽会赦，不移不释。凡囊橐之家，劫盗死罪，情重者斩，余皆配远恶地，籍其家赀之半为赏。盗罪当徒、流者，配五百里，籍其家赀三之一为赏。窃盗三犯，杖配五百里或邻州。虽非重法之地，而囊橐重法之人，以重法论。其知县、捕盗官皆用举者，或武臣为尉。盗发十人以上，限内捕半不获，劾罪取旨。若复杀官吏，及累杀三人，焚舍屋百间，或群行州县之内，劫掠江海船伐之中，非重地，亦以重论。凡重法地，嘉祐中始于开封府诸县，后稍及诸州。以开封府东明、考城、长垣县，京西滑州，淮南宿州，河北澶州，京东应天府、濮、齐、徐、济、单、兖、郓、沂州、淮阳军，亦立重法，著为令。至元丰时，河北、京东、淮南、福建等路皆用重法，郡县浸益广矣。元丰敕，重法地分，劫盗五人以上，凶恶者，方论以重法。绍圣后，有犯即坐，不计人数。复立《妻孥编管法》。至元符三年，因刑部有请，诏改依旧敕。先是，曾布建言：“盗情有重轻，赃有多少。今以赃论罪，则劫贫家情虽重，而以赃少减免，劫富室情虽轻，而以赃重论死。是盗之生死，系于主之贫富也。至于伤人，情状亦殊。以手足殴人，偶伤肌体，与夫兵刃汤火，固有间矣，而均谓之伤。朝廷虽许奏裁，而州郡或奏或否，死生之分，特幸与不幸尔。不若一变旧法，凡以赃定罪及伤人情状不至切害者，皆从罪止之法。其用兵刃汤火，情状酷毒，及污辱良家，或入州县镇砦行劫，若驱虏官吏巡防人等，不以伤与不伤。凡情不可贷者，皆处以死刑，则轻重不失其当矣。”及布为相，始从其议，诏有司改法。未几，侍御史陈次升言：“祖宗仁政，加于天下者甚广。刑法之重，改而从轻者至多。惟是强盗之法，特加重者，盖以禁奸宄而惠良民也。近朝廷改法，诏以强盗计赃应绞者，并增一倍；赃满不伤人，及虽伤人而情轻者奏裁。法行之后，民受其弊，被害之家，以盗无必死之理，不敢告官，而邻里亦不为之擒捕，恐怨仇报复。故贼益逞，重法地分尤甚。恐养成大寇，以贻国家之患，请复行旧法。”布罢相，翰林学士徐勣复言其不便，乃诏如旧法，前诏勿行。先是，诸路经略、钤辖，不得便宜斩配百姓。赵抃尝知成都，乃言当独许成都四路。王安石执不可，而中书、枢密院同立法许之。其后，谢景初奏：“成都妄以便宜诛释，多不当。”于是中书复删定敕文，惟军士犯罪及边防机速，许特断。及抃移成都，又请立法，御史刘孝孙亦为之请依旧便宜从事，安石寝其奏。武臣犯赃，经赦叙复后，更立年考升迁。帝曰：“若此，何以戒贪吏？”故命改法。熙宁六年，枢密都承旨曾孝宽等定议上之，大概仿文臣叙法而少增损尔。七年，诏：“品官犯罪，按察之官并奏劾听旨。毋得擅捕系、罢其职奉。”元丰二年，成都府、利路钤辖言：“往时川峡绢匹为钱二千六百，以此估赃，两铁钱得比铜钱之一。近绢匹不过千三百，估赃二匹乃得一匹之罪，多不至重法。”令法寺定以一钱半当铜钱之一。元祐二年，刑部、大理寺定制：“凡断谳奏狱，每二十缗以上为大事，十缗以上为中事，不满十缗为小事。大事以十二日，中事九日，小事四日为限。若在京、八路，大事十日，中事五日，小事三日。台察及刑部举劾约法状并十日，三省、枢密院再送各减半。有故量展，不得过五日。凡公案日限，大事以三十五日，中事二十五日，小事十日为限。在京、八路，大事以三十日，中事半之，小事参之一。台察及刑部并三十日。每十日，断用七日，议用三日。”五年，诏命官犯罪，事干边防军政，文臣申尚书省，武臣申枢密院。中丞苏辙言：“旧制，文臣、吏民断罪公案归中书，武臣、军士归枢密，而断例轻重，悉不相知。元丰更定官制，断狱公案并由大理、刑部申尚书省，然后上中书省取旨。自是断狱轻重比例，始得归一，天下称明焉。今复分隶枢密，必有罪同断异，失元丰本意，请并归三省。其事干边防军政者，令枢密院同进取旨，则事体归一，而兵政大臣各得其职。”六年，乃诏：“文武官有犯同按干边防军政者，刑部定断，仍三省、枢密院同取旨。”刑部论：“佃客犯主，加凡人一等。主犯之，杖以下勿论，徒以上减凡人一等。谋杀盗诈、有所规求避免而犯者不减。因殴致死者不刺面，配邻州，情重者奏裁。凡命士死于官或去位，其送徒道亡，则部辖将校、节级与首率众者徒一年，情轻则杖百，虽自首不免。”政和间，诏：“品官犯罪，三问不承，即奏请追摄；若情理重害而拒隐，方许枷讯。迩来有司废法，不原轻重，枷讯与常人无异，将使人有轻吾爵禄之心。可申明条令，以称钦恤之意。”又诏：“宗子犯罪，庭训示辱。比有去衣受杖，伤肤败体，有恻朕怀。其令大宗正司恪守条制，违者以违御笔论。”又曰：“其情理重害，别被处分。若罪至徒、流，方许制勘，余止以众证为定，仍取伏辨，无得辄加捶考。其合庭训者，并送大宗正司，以副朕敦睦九族之意。”中书省言：“《律》，‘在官犯罪，去官勿论’。盖为命官立文。其后相因，掌典去官，亦用去官免罪，有犯则解役归农，幸免重罪。”诏改《政和敕》掌典解役从去官法。左道乱法，妖言惑众，先王之所不赦，至宋尤重其禁。凡传习妖教，夜聚晓散，与夫杀人祭祀之类，皆著于法，诃察甚严。故奸轨不逞之民，无以动摇愚俗。间有为之，随辄报败，其事不足纪也。志第一百五十三 刑法二律令者，有司之所守也。太祖以来，其所自断，则轻重取舍，有法外之意焉。然其末流之弊，专用己私以乱祖宗之成宪者多矣。乾德伐蜀之役，有军大校割民妻乳而杀之，太祖召至阙，数其罪。近臣营救颇切，帝曰：“朕兴师伐罪，妇人何辜，而残忍至此！”遂斩之。时郡县吏承五季之习，黩货厉民，故尤严贪墨之罪。开宝四年，王元吉守英州，月余，受赃七十余万，帝以岭表初平，欲惩掊克之吏，特诏弃市。陕州民范义超，周显德中，以私怨杀同里常古真家十二口，古真小子留留幸脱走，至是，擒义超诉有司。陕州奏引赦当原，帝曰：“岂有杀一家十二人可以赦论邪？”命正其罪。八年，有司言：“自三年至今，诏所贷死罪凡四千一百八人。”帝注意刑辟，哀矜无辜，尝叹曰：“尧、舜之时，四凶之罪止于投窜。先王用刑，盖不获已，何近代宪纲之密耶！”故自开宝以来，犯大辟，非情理深害者，多得贷死。太平兴国六年，自春涉夏不雨，太宗意狱讼冤滥。会归德节度推官李承信因市葱笞园户，病创死。帝闻之，坐承信弃市。初，太祖尝决系囚，多得宽贷。而开封妇人杀其夫前室子，当徒二年，帝以其凶虐残忍，特处死。至是，有泾州安定妇人，怒夫前妻之子妇，绝其吭而杀之。乃下诏曰：“自今继母杀伤夫前妻子，及姑杀妇者，同凡人论。”雍熙元年，开封寡妇刘使婢诣府，诉其夫前室子王元吉毒己将死。右军巡推不得实，移左军巡掠治，元吉自诬伏。俄刘死。及府中虑囚，移司录司案问，颇得其侵诬之状，累月未决。府白于上，以其毒无显状，令免死，决徒。元吉妻张击登闻鼓称冤，帝召问张，尽得其状。立遣中使捕元推官吏，御史鞫问，乃刘有奸状，惭悸成疾，惧其子发觉而诬之。推官及左、右军巡使等削任降秩；医工诈称被毒，刘母弟欺隐王氏财物及推吏受赃者，并流海岛；余决罚有差。司录主吏赏缗钱，赐束帛。初，元吉之系，左军巡卒系缚搒治，谓之“鼠弹筝”，极其惨毒。帝令以其法缚狱卒，宛转号叫求速死。及解缚，两手良久不能动。帝谓宰相曰：“京邑之内，乃复冤酷如此，况四方乎？”端拱间，虏犯边郡，北面部署言：“文安、大城二县监军段重诲等弃城遁，请论以军法。”帝遣中使就斩之。既行，谓曰：“此得非所管州军召之邪？往讯之乃决。”使至，果讯得乾宁牒令部送民入居城，非擅离所部，遽释之。咸平间，有三司军将赵永昌者，素凶暴，督运江南，多为奸赃。知饶州韩昌龄廉得其状，乃移转运使冯亮，坐决杖停职。遂挝登闻鼓，讼昌龄与亮讪谤朝政，仍伪刻印，作亮等求解之状。真宗察其诈，于便殿自临讯，永昌屈伏，遂斩之，释亮不问，而昌龄以他事贬郢州团练副使。曹州民苏庄蓄兵器，匿亡命，豪夺民产，积赃计四十万。御史台请籍其家，帝曰：“暴横之民，国有常法，籍之，斯过也。”论如律。其纵舍轻重，必当于义，多类此。凡岁饥，强民相率持杖劫人仓廪，法应弃市，每具狱上闻，辄贷其死。真宗时，蔡州民三百一十八人有罪，皆当死。知州张荣、推官江嗣宗议取为首者杖脊，余悉论杖罪。帝下诏褒之。遣使巡抚诸道，因谕之曰：“平民艰食，强取餱粮以图活命尔，不可从盗法科之。”天圣初，有司尝奏盗劫米伤主，仁宗曰：“饥劫米可哀，盗伤主可疾。虽然，无知迫于食不足耳。”命贷之。五年，陕西旱，因诏：“民劫仓廪，非伤主者减死，刺隶他州，非首谋又减一等。”自是，诸路灾伤即降敕，饥民为盗，多蒙矜减，赖以全活者甚众。司马光时知谏院，言曰：“臣闻敕下京东、西灾伤州军，如贫户以饥偷盗斛斗因而盗财者，与减等断放，臣窃以为非便。《周礼》荒政十有二，散利、薄征、缓刑、弛力、舍禁、去几，率皆推宽大之恩以利于民，独于盗贼，愈更严急。盖以饥馑之岁，盗贼必多，残害良民，不可不除。顷年尝见州县官吏，有不知治体，务为小仁。遇凶年，劫盗斛斗，辄宽纵之，则盗贼公行，更相劫夺，乡村大扰，不免广有收捕，重加刑辟，或死或流，然后稍定。今若朝廷明降敕文，豫言与减等断放，是劝民为盗也。百姓乏食，当轻徭薄赋、开仓振贷以救其死，不当使之自相劫夺。今岁府界、京东、京西水灾极多，严刑峻法以除盗贼，犹恐春冬之交饥民啸聚，不可禁御，又况降敕以劝之。臣恐国家始于宽仁，而终于酷暴，意在活人而杀人更多也。”事报闻。帝尝御迩英阁经筵，讲《周礼》“大荒大札，薄征缓刑”。杨安国曰：“缓刑者，乃过误之民耳，当岁歉则赦之，悯其穷也。今众持兵杖劫粮廪，一切宽之，恐不足以禁奸。”帝曰：“不然，天下皆吾赤子也。一遇饥馑，州县不能振恤，饥莩所迫，遂至为盗，又捕而杀之，不亦甚乎？”仁宗听断，尤以忠厚为主。陇安县民诬平民五人为劫盗，尉悉执之，一人掠死，四人遂引服。其家辨于州，州不为理，悉论死。未几，秦州捕得真盗，陇州吏当坐法而会赦，帝怒，特贬知州孙济为雷州参军，余皆除名流岭南。赐钱粟五家，复其役三年。因下诏戒敕州县。广州司理参军陈仲约误入人死，有司当仲约公罪应赎。帝谓审刑院张揆曰：“死者不可复生，而狱吏虽废，复得叙官。”命特治之，会赦勿叙用。尚书比部员外郎师仲说请老，自言恩得任子，帝以仲说尝失入人死罪，不与。其重人命如此。时近臣有罪，多不下吏劾实，不付有司议法。谏官王贽言：“情有轻重，理分故失，而一切出于圣断，前后差异，有伤政体，刑法之官安所用哉？请自今悉付有司正以法。”诏可。近臣间有干请，辄为言官所斥。谏官陈升之尝言：“有司断狱，或事连权幸，多以中旨释之。请有缘中旨得释者，劾其干请之罪，以违制论。”许之。仁宗于赏罚无所私，尤不以贵近废法。屡戒有司：“被内降者，执奏，毋辄行。”未尝屈法以自徇也。知虢州周日宣诡奏水灾，有司论请如上书不实法。帝曰：“州郡多言符瑞，至水旱之灾，或抑而不闻。今守臣自陈垫溺官私庐舍，意实在民，何可加罪？”英宗在位日浅，于政令未及有所更制。然以吏习平安，慢于奉法，稍欲振起其怠惰。三班奉职和钦贷所部纲钱，至绞，帝命贷死免杖，刺隶福建路牢城。知审刑院卢士宗请稍宽其罪，帝曰：“刑故而得宽，则死者滋众，非‘刑期无刑’之道。俟有过误，贷无伤也。”富国仓监官受米湿恶，坏十八万石，会恩当减，帝特命夺官停之。熙宁二年，内殿崇班郑从易母、兄俱亡于岭外，岁余方知，请行服。神宗曰：“父母在远，当朝夕为念。经时无安否之问，以至逾年不知存亡邪？”特除名勒停。四年，王存立言：“嘉祐中，同学究出身，为砀山县尉，尝纳官赎父配隶罪，请同举人法，得免丁徭。”帝悯之，复赐出身，仍与注官。九年，知桂州沈起欲经略交阯，取其慈恩州，交人遂破钦，犯邕管。诏边人横遭屠戮，职其致寇，罪悉在起，特削官爵，编置远恶州。复仇，后世无法。仁宗时，单州民刘玉父为王德殴死，德更赦，玉私杀德以复父仇。帝义之，决杖、编管。元丰元年，青州民王赟父为人殴死，赟幼，未能复仇。几冠，刺仇，断支首祭父墓，自首。论当斩。帝以杀仇祭父，又自归罪，其情可矜，诏贷死，刺配邻州。宣州民叶元有同居兄乱其妻，缢杀之，又杀兄子，强其父与嫂为约契不讼。邻里发其事，州为上请，帝曰：“罪人以死，奸乱之事特出叶元之口，不足以定罪。且下民虽无知，固宜哀矜，然以妻子之爱，既罔其父，又杀其兄，戕其侄，逆理败伦，宜以殴兄至死律论。”绍圣以来，连起党狱，忠良屏斥，国以空虚。徽宗嗣位，外事耳目之玩，内穷声色之欲，征发亡度，号令靡常。于是蔡京、王黼之属，得以诬上行私，变乱法制。崇宁五年，诏曰：“出令制法，重轻予夺在上。比降特旨处分，而三省引用敕令，以为妨碍，沮抑不行，是以有司之常守，格人主之威福。夫擅杀生之谓王，能利害之谓王，何格令之有？臣强之渐，不可不戒。自今应有特旨处分，间有利害，明具论奏，虚心以听。如或以常法沮格不行，以大不恭论。”明年，诏：“凡御笔断罪，不许诣尚书省陈诉。如违，并以违御笔论。”又定令：“凡应承受御笔官府，稽滞一时杖一百，一日徒二年，二日加一等，罪止流三千里，三日以大不恭论。”由是吏因缘为奸，用法巧文浸深，无复祖宗忠厚之志。穷极奢侈，以竭民力，自速祸机。靖康虽知悔悟，稍诛奸恶，而谋国匪人，终亦末如之何矣。高宗性仁柔，其于用法，每从宽厚，罪有过贷，而未尝过杀。知常州周巳擅杀人，帝曰：“朕日亲听断，岂不能任情诛僇，顾非理耳。”即命削杞籍。大理率以儒臣用法平允者为之。狱官入对，即以惨酷为戒。台臣、士曹有所平反，辄与之转官。每临轩虑囚，未尝有送下者，曰：“吾恐有司观望，锻炼以为重轻也。”吏部员外郎刘大中奉使江南回，迁左司谏，帝寻以为秘书少监。谓宰臣朱胜非曰：“大中奉使，颇多兴狱，今使为谏官，恐四方观望耳。”其用心忠厚如此。后诏用刑惨酷责降之人，勿堂除及亲民，止与远小监当差遣。当建、绍间，天下盗起，往往攻城屠邑，至兴师以讨之，然得贷亦众。同知枢密院事李回尝奏强盗之数，帝曰：“皆吾赤子也，岂可一一诛之？诛其渠魁三两人足矣。”至待贪吏则极严：应受赃者，不许堂除及亲民；犯枉法自盗者，籍其名中书，罪至徒即不叙，至死者，籍其赀。诸文臣寄禄官并带“左”、“右”字，赃罪人则去之。是年，申严真决赃吏法。令三省取具祖宗故事，有以旧法弃市事上者，帝曰：“何至尔耶？但断遣之足矣。贪吏害民，杂用刑威，有不得已，然岂忍寘缙绅于死地邪？”在徽宗时，刑法已峻。虽尝裁定笞、杖之制，而有司犹从重。比中兴之初，诏用政和递减法，自是迄嘉定不易。自蔡京当国，凡所请御笔以坏正法者，悉厘正之。诸狱具，令当职官依式检校。枷以干木为之，轻重长短刻识其上，笞、杖不得留节目，亦不得钉饰及加筋胶之类，仍用官给火印。暑月，每五日一洗濯枷杻，刑、寺轮官一员，躬亲监视。诸狱司并旬申禁状，品官、命妇在禁，别具单状。合奏案者，具情款招伏奏闻，法司朱书检坐条例、推司录问、检法官吏姓名于后。各州每年开收编配羁管奴婢人及断过编配之数，各置籍。各路提点刑狱司，岁具本路州军断过大辟申刑部，诸州申提刑司。其应书禁历而不书，应申所属而不申，奏案不依式，检坐开具违令，回报不圆致妨详覆，与提刑司详覆大辟而稽留、失覆大辟致罪有出入者，各抵罪。知州兼统兵者，非出师临陈，毋用重刑。州县月具系囚存亡之数申提刑司，岁终比较，死囚最多者，当职官黜责，其最少者，褒赏之。旧以绢计赃者，千三百为一匹，窃盗至二贯者徒。至是，又加优减，以二千为一匹，盗至三贯者徒一年。三年，复诏以三千为一匹，窃盗及凡以钱定罪，递增五分。四年，又诏：“特旨处死，情法不当者，许大理寺奏审。”五年，岁终比较，宣州、衢州、福州无病死囚，当职官各转一官。舒州病死及一分，惠州二分六厘，当职官各降一官。六年，令刑部体量公事，邵州、广州、高州勘命官淹系至久不报，诏知州降一官，当职官展二年磨勘，当行吏永不收叙。德庆府勘封川县令事，七月不报，诏知州、勘官各抵罪。九年，大理寺朱伯文广西催断刑狱，还言：“雷州海贼两狱，并系平人七人，内五人已死。”帝恻然，诏本路提刑以下重致罚。十二年，御史台点检钱塘、仁和县狱具，钱塘大杖，一多五钱半；仁和枷，一多一斤，一轻半斤，诏县官各降一官。十三年，诏：“禁囚无供饭者，临安日支钱二十文，外路十五文。”十六年，诏：“诸鞫狱追到干证人，无罪遣还者，每程给米一升半，钱十五文。”二十一年，诏官支病囚药物钱。旧法，刑部郎官四人，分左、右厅，或以详覆，或以叙审，同僚而异事，有防闲考覆之意。南渡以来，务从简省，大理少卿止一员，刑部郎中初无分异，狱有不得其情，法有不当于理者，无所平反追改。二十六年，右司郎中汪应辰言之。诏刑部郎官依元丰法，分左、右厅治事。二十七年，诏四川以钱引科罪者，准铜钱。孝宗究心庶狱，每岁临轩虑囚，率先数日令有司进款案披阅，然后决遣。法司更定律令，必亲为订正之。丞相赵雄上《淳熙条法事类》，帝读至收骡马、舟船、契书税，曰：“恐后世有算及舟车之讥。”《户令》：“户绝之家，许给其家三千贯，及二万贯者取旨。”帝曰：“其家不幸而绝，及二万贯乃取之，是有心利其财也。”又《捕亡律》：“公人不获盗者，罚金。”帝曰：“罚金而不加罪，是使之受财纵盗也。”又：“监司、知州无额上供者赏。”帝曰：“上供既无额，是白取于民也，可赏以诱之乎？”并令削去之。其明审如此。且于用刑，未尝以私废法。镇江都统戚方以刻剥被罪，宰臣陈俊卿言内臣有主之者，帝曰：“朕亦闻之。”乃以内侍陈瑜、李宗回等付大理狱，究其赂状，狱成，决配之。乾道二年，下诏曰：“狱，重事也。用法一倾，则民无所措手足。比年以来，治狱之吏，巧持多端，随意轻重之，朕甚患焉。其自今革玩习之弊，明审克之公，使奸不容情，罚必当罪，用迪于刑之中，勉之哉，毋忽！”三年，诏曰：“狱，重事也。稽者有律，当者有比，疑者有谳。比年顾以狱情白于执政，探取旨意，以为轻重，甚亡谓也。自今其祗乃心，敬于刑，惟当为贵，毋习前非。不如吾诏，吾将大寘于罚，罔攸赦。”六年，诏：“以绢计赃者，更增一贯。以四千为一匹。”议者又言：“犯盗，以敕计钱定罪，以律计绢。今律以绢定罪者递增一千，敕内以钱定罪，亦合例增一千。”从之。临安府左右司理、府院三狱，杖直狱子以无所给，至为无籍。七年，诏：“人月给钱十贯，米六斗，每院止许置一十二人。”时州县狱禁淹延，八年，诏：“徒以上罪入禁三月者，提刑司类申刑部，置籍立限以督之。”其后，又诏中书置禁，奏取会籍，大臣按阅，以察刑寺稽违，与夫不应问难而问难，不应会而会者。淳熙初，浙西提刑郑兴裔上《检验格目》，诏颁之诸路提刑司。凡检覆必给三本：一申所属，一申本司，一给被害之家。绍兴法，鞫狱官推勘不得实，故有不当者，一案坐之。乾道法，又恐有移替事故者，即致淹延，乃令先决罪人不当，官吏案后收坐。至是，所司请更定死罪依绍兴法，余依乾道施行，从之。其后，有司以覆勘不同，则前官有失入之罪，往往雷同前勘。帝知其弊，十四年，诏特免一案推结一次。于是小大之狱，多得其情。二广州军狱吏，畏宪司点检送勘之害，凡有重囚，多毙于狱。臣僚以为请，乃诏二广提刑司详覆公事，若小节不完，不须追逮狱吏，委本州究实保明。遇有死者，必根究其所以致死。三衙及江上诸军，各有推狱，谓之“后司”。狱成，决于主帅，不经属官，故军吏多受财为奸。光宗时，乃诏通晓条制属官兼管之。广东路瘴疠，惟英德府为最甚，谓之“人间生地狱”。诸司公事欲速成者，多送之，自非死罪，至即诬伏，亟就刑责以出。五年，臣僚言之，诏本路诸司公事应送别州者，无送英德府。至宁宗时，刑狱滋滥。嘉泰初，天下上死案，一全年千八百一十一人，而断死者才一百八十一人，余皆贷之。乃诏诸宪台，岁终检举州军有狱空并禁人少者，申省取旨。嘉定四年，诏以绢计赃定罪者，江北铁钱依四川法，二当铜钱一。江西提刑徐似道言：“检验官指轻作重，以有为无，差讹交互，以故吏奸出入人罪。乞以湖南正背人形随《格目》给下，令于伤损去处，依样朱红书画，唱喝伤痕，众无异词，然后署押。”诏从之，颁之天下。五年，诏三衙及江上、四川诸军，以武举人主管后司公事。理宗起自民间，具知刑狱之弊。初即位，即诏天下恤刑，又亲制《审刑铭》以警有位。每岁大暑，必临轩虑囚。自谋杀、故杀、斗杀已杀人者，伪造符印、会子，放火，官员犯入己赃，将校军人犯枉法外，自余死罪，情轻者降从流，流降从徒，徒从杖，杖已下释之。大寒虑囚，及祈晴祈雪及灾祥，亦如之。有一岁凡数疏决者。后以建康亦先朝驻跸之地，罪人亦得视临安减降之法。帝之用刑可谓极厚矣，而天下之狱不胜其酷。每岁冬夏，诏提刑行郡决囚，提刑惮行，悉委倅贰，倅贰不行，复委幕属。所委之人，类皆肆行威福，以要馈遗。监司、郡守，擅作威福，意所欲黥，则令入其当黥之由，意所欲杀，则令证其当死之罪，呼喝吏卒，严限日时，监勒招承，催促结款。而又擅置狱具，非法残民，或断薪为杖，掊击手足，名曰：“掉柴”；或木索并施，夹两脰，名曰“夹帮”；或缠绳于首，加以木楔，名曰“脑箍”；或反缚跪地，短竖坚木，交辫两股，令狱卒跳跃于上，谓之“超棍”，痛深骨髓，几于殒命。富贵之家，稍有罥偏，动籍其赀。又以趁办月桩及添助版帐为名，不问罪之轻重，并从科罚。大率官取其十，吏渔其百。诸重刑，皆申提刑司详覆，或具案奏裁，即无州县专杀之理，往往杀之而待罪。法无拘锁之条，特州县一时弹压盗贼奸暴，罪不至配者，故拘锁之，俾之省愆。或一月、两月，或一季、半年，虽永锁者亦有期限，有口食。是时，州县残忍，拘锁者竟无限日，不支口食，淹滞囚系，死而后已。又以己私摧折手足，拘锁尉砦。亦有豪强赂吏，罗织平民而囚杀之。甚至户婚词讼，亦皆收禁。有饮食不充，饥饿而死者；有无力请求，吏卒凌虐而死者；有为两词赂遗，苦楚而死者。惧其发觉，先以病申，名曰“监医”，实则已死；名曰“病死”，实则杀之。至度宗时，虽累诏切责而禁止之，终莫能胜，而国亡矣。诏狱，本以纠大奸慝，故其事不常见。初，群臣犯法，体大者多下御史台狱，小则开封府、大理寺鞫治焉。神宗以来，凡一时承诏置推者，谓之“制勘院”，事出中书，则曰“推勘院”，狱已乃罢。熙宁二年，命尚书都官郎中沈衡鞫前知杭州祖无择于秀州，内侍乘驿追逮。御史张戬等言：“无择三朝近侍，而骤系囹圄，非朝廷以廉耻风厉臣下之意，请免其就狱，止就审问。”不从。又命崇文院校书张载鞫前知明州、光禄卿苗振于越州。狱成，无择坐贷官钱及借公使酒，谪忠正军节度副使；振坐故入裴士尧罪及所为不法，谪复州团练副使。狱半年乃决，辞所连逮官吏，坐勒停、冲替、编管又十余人，皆御史王子韶启其事。自是诏狱屡兴，其悖于法及国体所系者著之，其余不足纪也。八年，沂州民朱唐告前余姚主簿李逢谋反。提点刑狱王庭筠言其无迹，但谤讟，语涉指斥及妄说休咎，请编配。帝疑之，遣御史台推直官蹇周辅劾治。中书以庭筠所奏不当，并劾之。庭筠惧，自缢死。逢辞连宗室秀州团练使世居、医官刘育等、河中府观察推官徐革，诏捕系台狱，命中丞邓绾、同知谏院范百禄与御史徐禧杂治。狱具，赐世居死，李逢、刘育及徐革并凌迟处死，将作监主簿张靖、武进士郝士宣皆腰斩，司天监学生秦彪、百姓李士宁杖脊，并湖南编管。余连逮者追官落职。世居子孙贷死除名，削属籍。旧勘鞫官吏并劾罪。李士宁者，挟术出入贵人门，常见世居母康，以仁宗御制诗上之。百禄谓士宁荧惑世居致不轨，且疑知其逆谋，推问不服。禧乃奏：“士宁赠诗，实仁宗御制，今狱官以为反因，臣不敢同。”百禄以士宁尝与王安石善，欲锻炼附致妖言死罪，卒论士宁徒罪，而奏“禧故出之，以媚大臣”。诏详劾理曲者以闻。百禄坐报上不实，落职。若凌迟、腰斩之法，熙宁以前未尝用于元凶巨蠹，而自是以口语狂悖致罪者，丽于极法矣。盖诏狱之兴，始由柄国之臣藉此以威缙绅，逞其私憾，朋党之祸遂起，流毒不已。绍圣间，章惇、蔡卞用事，既再追贬吕公著、司马光，及谪吕大防等岭外，意犹未快，仍用黄履疏高士京状追贬王珪，皆诬以“图危上躬”，其言浸及宣仁，上颇惑之。最后，起同文馆狱，将悉诛元祐旧臣。时太府寺主簿蔡渭奏：“臣叔父硕，尝于邢恕处见文及甫元祐中所寄恕书，具述奸臣大逆不道之谋。及甫，彦博子也，必知奸状。”诏翰林承旨蔡京、吏部侍郎安惇同究问。初，及甫与恕书，自谓：“毕禫当求外，入朝之计未可必，闻已逆为机穽，以榛塞其途。”又谓：“司马昭之心，路人所知。”又云：“济之以粉昆，朋类错立，欲以眇躬为甘心快意之地。”及甫尝语蔡硕，谓司马昭指刘挚，粉昆指韩忠彦，眇躬，及甫自谓。盖俗称驸马都尉为“粉侯”，人以王师约故，呼其父克臣为“粉父”，忠彦乃嘉彦之兄也。及甫除都司，为刘挚论列。又挚尝论彦博不可除三省长官，故止为平章重事。及彦博致仕，及甫自权侍郎以修撰守郡，母丧除，与恕书请补外，因为躁忿诋毁之辞。及置对，则以昭比挚如旧，眇躬乃以指上，而粉昆乃谓指王岩叟面如傅粉，故曰“粉”，梁焘字况之，以“况”为兄，故曰“昆”，斥挚将谋废立，不利于上躬。京、惇言：“事涉不顺，及甫止闻其父言，无他证佐，望别差官审问。”乃诏中书舍人蹇序辰审问，仍差内侍一员同往。蔡京、安惇等共治之，将大有所诛戮，然卒不得其要领。会星变，上怒稍息，然京、惇极力锻炼不少置。既而梁焘卒于化州，刘挚卒于新州，众皆疑二人不得其死。明年五月，诏：“挚、焘据文及甫等所供言语，偶逐人皆亡，不及考验，明正典刑。挚、焘诸子并勒停，永不收叙。”先时，三省进呈，帝曰：“挚等已谪遐方，朕遵祖宗遗志，未尝杀戮大臣，其释勿治。”初，元祐更政，尝置诉理所，申理冤滥。元符元年，中丞安惇言：“神宗厉精图治，明审庶狱，而陛下未亲政时，奸臣置诉理所，凡得罪熙宁、元丰之间者，咸为除雪，归怨先朝，收恩私室。乞取公案，看详从初加罪之意，复依元断施行。”时章惇犹豫未应，蔡卞即以“相公二心”之言迫之。惇惧，即日置局，命蹇序辰同安惇看详案内文状陈述，及诉理所看详于先朝言语不顺者，具名以闻。自是，以伸雪复改正重得罪者八百三十家。及徽宗即位，改正元祐诉理之人。右正言陈瓘言：“诉理得罪，自语言不顺之外，改正者七百余人。无罪者既蒙昭雪，则看详之官如蹇序辰、安惇者，安可以不加罪乎？序辰与惇受大臣讽谕，迎合绍述之意，因谓诉理之事，形迹先朝，遂使纷纷不已。考之公议，宜正典刑。”会中书省亦请治惇、序辰罪，诏蹇序辰、安惇并除名、放归田里。靖康初元，既戮梁方平，太傅王黼责授崇信军节度副使、永州安置。言者论黼欺君罔上，专权怙宠，蠹财害民，坏法败国，朔方之衅，黼主其谋。遣吏追至雍丘杀之，取其首以献，仍籍其家。又诏赐拱卫大夫、安德军承宣使李彦死。彦根括民田，夺民常产，重敛租课，百姓失业，愁怨溢路，官吏稍忤意，捃摭送狱，多至愤死，故特诛之。暴少保梁师成朋比王黼之罪，责彰化军节度副使，行一日，追杀之。台谏极论朱勔肆行奸恶，起花石纲，竭百姓膏血，罄州县帑藏，子侄承宣、观察者数人，厮役为横行，媵妾有封号，园第器用悉拟宫禁。三月，窜勔广南，寻赐死。赵良嗣者，本燕人马植。政和初，童贯使辽国，植邀于路，说以覆宗国之策，贯挟之以归，卒用其计，以基南北之祸。至是，伏诛。七月，暴童贯十罪，遣人即所至斩之。九月，言者论蔡攸兴燕山之役，祸及天下，骄奢淫佚，载籍所无。诏诛攸并弟翛。高宗承大乱之后，治王时雍等卖国之罪，洪刍、余大均、陈冲、张卿才、李彝、王及之、周懿文、胡思文并下御史台狱。狱具，刑寺论刍纳景王宠姬，大均纳乔贵妃侍儿，及之苦辱宁德皇后女弟，当流；冲括金银自盗，与宫人饮，当绞；懿文、卿才、彝与宫人饮，卿才、彝当徒，懿文当杖；思文于推择张邦昌状内添谄奉之词，罚铜十斤：并该赦。上阅状大怒，李纲等共解之，上亦新政，重于杀士大夫，乃诏刍、大均、冲各特贷命、流沙门岛，永不放还；卿才、彝、及之、懿文、思文并以别驾安置边郡。宋齐愈下台狱，法寺以犯在五月一日赦前，奏裁。诏齐愈谋立异姓，以危宗社，非受伪命臣僚之比，特不赦，腰斩都市。诏东京及行在官擅离任者，并就本处根勘之。淮宁守赵子崧，靖康末，傅檄四方，语颇不逊。二年，诏御史置狱京囗鞫之。情得，帝不欲暴其罪，以弃镇江罪贬南雄州。建炎三年四月，苗傅等疾阉宦恣横，及闻王渊为枢密，愈不平，乃与王世修谋逆。诏御史捕世脩鞫之，斩于市。七月，韩世忠执苗傅等，磔之建康。统制王德擅杀军将陈彦章，台鞫当死，帝以其有战功，特贷之。庆远军节度使范琼领兵入见，面对不逊。知枢密院张浚奏琼大逆不道，付大理寺鞫之，狱具，赐死。越州守郭仲荀，寇至弃城遁，过行在不朝。付御史台、大理寺杂治，贬广州。神武军统制鲁珏坐贼杀不辜，掠良家子女，帝以其有战功，贷之，贬瑞州。绍兴元年，监察御史娄寅亮陈宗社大计，秦桧恶之。十一月，使言者论其父死匿不举哀，下大理寺劾治，迄无所得，诏免所居官。十一年，枢密使张俊使人诬张宪，谓收岳飞文字谋为变。秦桧欲乘此诛飞，命万俟ＲＳ锻炼成之。飞赐死，诛其子云及宪于市。汾州进士智浃上书讼飞冤，决杖、编管袁州。广西帅胡舜陟与转运使吕源有隙，源奏舜陟赃污僭拟，又以书抵桧，言舜陟讪笑朝政。桧素恶舜陟，遣大理官往治之。十三年六月，舜陟不服，死于狱。飞与舜陟死，桧权愈炽，屡兴大狱以中异己者，名曰诏狱，实非诏旨也。其后所谓诏狱，纷纷类此，故不备录云。志第一百五十四 刑法三天下疑狱，谳有不能决，则下两制与大臣若台谏杂议，视其事之大小，无常法，而有司建请论驳者，亦时有焉。端拱初，广安军民安崇绪隶禁兵，诉继母冯与父知逸离，今夺资产与己子。大理当崇绪讼母，罪死。太宗疑之，判大理张佖固执前断，遂下台省杂议。徐铉议曰：“今第明其母冯尝离，即须归宗，否即崇绪准法处死。今详案内不曾离异，其证有四。况不孝之刑，教之大者，宜依刑部、大理寺断。”右仆射李昉等四十三人议曰：“法寺定断为不当。若以五母皆同，即阿蒲虽贱，乃崇绪亲母，崇绪特以田业为冯强占，亲母衣食不给，所以论诉。若从法寺断死，则知逸何辜绝嗣，阿蒲何地托身？臣等议：田产并归崇绪，冯合与蒲同居，供侍终身。如是，则子有父业可守，冯终身不至乏养。所犯并准赦原。”诏从昉等议，铉、佖各夺奉一月。熙宁元年八月，诏：“谋杀已伤，按问欲举，自首，从谋杀减二等论。初，登州奏有妇阿云，母服中聘于韦，恶韦丑陋，谋杀不死。按问欲举，自首。审刑院、大理寺论死，用违律为婚奏裁，敕贷其死。知登州许遵奏，引律”因杀伤而自首，得免所因之罪，仍从故杀伤法“，以谋为所因，当用按问欲举条减二等。刑部定如审刑、大理。时遵方召判大理，御史台劾遵，而遵不伏，请下两制议。乃令翰林学士司马光、王安石同议，二人议不同，遂各为奏。光议是刑部，安石议是遵，诏从安石所议。而御史中丞滕甫犹请再选官定议，御史钱顗请罢遵大理，诏送翰林学士吕公著韩维、知制诰钱公辅重定。公著等议如安石，制曰”可“。于是法官齐恢、王师元、蔡冠卿等皆论奏公著等所议为不当。又诏安石与法官集议，反覆论难。明年二月庚子，诏：“今后谋杀人自首，并奏听敕裁。”是月，除安石参知政事，于是奏以为：“律意，因犯杀伤而自首，得免所因之罪，仍从故杀伤法；若已杀，从故杀法，则为首者必死，不须奏裁；为从者自有编敕奏裁之文，不须复立新制。”与唐介等数争议帝前，卒从安石议。复诏：“自今并以去年七月诏书从事。”判刑部刘述等又请中书、枢密院合议，中丞吕诲、御史刘琦、钱顗皆请如述奏，下之二府。帝以为律文甚明，不须合议。而曾公亮等皆以博尽同异、厌塞言者为无伤，乃以众议付枢密院。文彦博以为：“杀伤者，欲杀而伤也，即已杀者不可首。”吕公弼以为：“杀伤于律不可首。请自今已杀伤依律，其从而加功自首，即奏裁。”陈升之、韩绛议与安石略同。会富弼入相，帝令弼议，而以疾病，久之弗议，至是乃决，而弼在告，不预也。苏州民张朝之从兄以枪戮死朝父，逃去，朝执而杀之。审刑、大理当朝十恶不睦，罪死。案既上，参知政事王安石言：“朝父为从兄所杀，而朝报杀之，罪止加役流，会赦，应原。”帝从安石议，特释朝不问。更命吕公著等定议刑名，议不称安石意，乃自具奏。初，曾公亮以中书论正刑名为非，安石曰：“有司用刑不当，则审刑、大理当论正；审刑、大理用刑不当，即差官定议；议既不当，即中书自宜论奏，取决人主。此所谓国体。岂有中书不可论正刑名之理？”三年，中书上刑名未安者五：其一，岁断死刑几二千人，比前代殊多。如强劫盗并有死法，其间情状轻重有绝相远者，使皆抵死，良亦可哀。若为从情轻之人别立刑，如前代斩右趾之比，足以止恶而除害。禁军非在边防屯戍而逃者，亦可更宽首限，以收其勇力之效。其二，徒、流折杖之法，禁纲加密，良民偶有抵冒，致伤肌体，为终身之辱；愚顽之徒，虽一时创痛，而终无愧耻。若使情理轻者复古居作之法，遇赦第减月日，使良善者知改过自新，凶顽者有所拘系。其三，刺配之法二百余条，其间情理轻者，亦可复古徒流移乡之法，俟其再犯，然后决刺充军。其配隶并减就本处，或与近地。凶顽之徒，自从旧法。编管之人，亦迭送他所，量立役作时限，无得髡钳。其四，令州县考察士民，有能孝悌力田为众所知者，给帖付身。偶有犯令，情轻可恕者，特议赎罚；其不悛者科决。其五，奏裁条目繁多，致淹刑禁，亦宜删定。诏付编敕所详议立法。初，韩绛尝请用肉刑，曾布复上议曰：“无王之制刑罚，未尝不本于仁，然而有断肢体、刻肌肤以至于杀戮，非得已也。盖人之有罪，赎刑不足以惩之，故不得已而加之以墨、劓、剕、宫、大辟，然审适轻重，则又有流宥之法。至汉文帝除肉刑而定笞箠之令，后世因之以为律。大辟之次，处以流刑，代墨、劓、剕、宫，不惟非先王流宥之意，而又失轻重之差。古者乡田同井，人皆安土重迁。流之远方，无所资给，徒隶困辱，以至终身。近世之民，轻去乡井，转徙四方，固不为患，而居作一年，即听附籍，比于古亦轻矣。况折杖之法，于古为鞭扑之刑，刑轻不能止恶，故犯法日益众，其终必至于杀戮，是欲轻而反重也。今大辟之目至多，取其情可贷者，处之以肉刑，则人之获生者必众。若军士亡去应斩，贼盗赃满应绞，则刖其足；犯良人于法应死，而情轻者处以宫刑。至于劓、墨，则用刺配之法。降此而后为流、徒、杖、笞之罪，则制刑有差等矣。”议既上，帝问可否于执政，王安石、冯京互有论辨，迄不果行。枢密使文彦博亦上言：“唐末、五代，用重典以救时弊，故法律之外，徒、流或加至于死。国家承平百年，当用中典，然犹因循有重于旧律者，若伪造官文书，律止流二千里，今断从绞。近凡伪造印记，再犯不至死者，亦从绞坐。夫持杖强盗，本法重于造印，今造印再犯者死，而强盗再犯赃不满五匹者不死，则用刑甚异于律文矣。请检详刑名重于旧律者，以敕律参考，裁定其当。”诏送编敕所。又诏审刑院、大理寺议重赃并满轻赃法。审刑院言：“所犯各异之赃，不待罪等而累并，则于律义难通，宜如故事。”而大理寺言：“律称，以赃致罪，频犯者并累科；若罪犯不等者，即以重赃并满轻赃各倍论；累并不加重者止从重。盖律意以频犯赃者，不可用二罪以上之法，故令累科；为非一犯，故令倍论。此从宽之一也。然六赃轻重不等，若犯二赃以上者，不可累轻以从重，故令并重满轻满轻。此从宽之二也。若以重并轻后加重，则止从一重，盖为进则改从于轻法，退亦不至于容奸。而《疏议》假设之法，适皆罪等者，盖一时命文耳。若罪等者尽数累并，不等者止科一赃，则恐知法者足以为奸，不知者但系临时幸与不幸，非律之本意也。”帝是大理议，行之。八年，洪州民有犯徒而断杖者，其余罪会恩免，官吏失出，当劾。中书堂后官刘衮驳议，以谓“律因罪人，以致罪，罪人遇恩者，准罪人原法。洪州官吏当原。”又请自令官司出入人罪，皆用此令。而审刑院、大理寺以谓：“失入人罪，乃官司误致罪于人，难用此令。其失出者，宜如衮议。”无丰三年，周清言：“审刑院、刑部奏断妻谋杀案问自首，变从故杀法，举轻明重，断入恶逆斩刑。窃详律意，妻谋杀夫，已杀，合入恶逆，以按问自首，变从故杀法，宜用妻殴夫死法定罪。且十恶条，谋与故斗杀夫，方入恶逆，若谋而未杀，止当不睦。既用举轻明重，宜从谋而未杀法，依敕当决重杖处死，恐不可入恶逆斩刑。”下审刑院、刑部参详，如清议。邵武军奏谳，妇与人奸，谋杀其夫，已而夫醉归，奸者自杀之。法寺当妇谋杀为从，而刑部郎中杜纮议妇罪应死。又兴元府奏谳，梁怀吉往视出妻之病，因寄粟，其子辄取食之，怀吉殴其子死。法寺以盗粟论，而当怀吉杂犯死罪，引赦原。而纮议出妻受寄粟，而其子辄费用，不入捕法。议既上，御史台论纮议不当，诏罚金，仍展年磨勘。而侍郎崔台符以下三人无所可否，亦罚金。八年，尚书省言：“诸获盗，有已经杀人，及元犯强奸、强盗贷命断配之人，再犯捕获，有司例用知人欲告、或按问自首减免法。且律文自首减等断遣者，为其情非巨蠹，有改过自新之心。至于奸、盗，与余犯不同，难以例减。请强盗已杀人，并强奸或元犯强盗贷命，若持杖三人以上，知人欲告、按问欲举而自首，及因人首告应减者，并不在减等例。”初，王安石与司马光争议按问自首法，卒从安石议。至是，光为相，复申前议改焉。乃诏：“强盗按问欲举自首者，不用减等。”既而给事中范纯仁言：“熙宁按问欲举条并得原减，以容奸太多，元丰八年，别立条制。窃详已杀人、强奸，于法自不当首，不应更用按问减等。至于贷命及持杖强盗，亦不减等，深为太重。按《嘉祐编敕》：”应犯罪之人，因疑被执，赃证未明，或徒党就擒，未被指说，但诘问便承，皆从律按问欲举首减之科。若已经诘问，隐拒本罪，不在首减之例。‘此敕当理，当时用之，天下号为刑平。请于法不首者，自不得原减，其余取《嘉祐编敕》定断，则用法当情，上以广好生之德，下则无一夫不获之冤。“从之。又诏：“诸州鞫讯强盗，情理无可悯，刑名无疑虑，而辄奏请，许刑部举驳，重行朝典，无得用例破条。”从司马光之请也。光又上言：“杀人不死，伤人不刑，尧、舜不能以致治。刑部奏钞兖、怀、耀三州之民有斗杀者，皆当论死，乃妄作情理可悯奏裁，刑部即引旧例贷之。凡律、令、敕、式或不尽载，则有司引例以决。今斗杀当死，自有正条，而刑部承例免死决配，是斗杀条律无所用也。请自今诸州所奏大辟，情理无可悯，刑名无可疑，令刑部还之，使依法处断。若实有可悯、疑虑，即令刑部具其实于奏钞，先拟处断，门下省审覆。如或不当，及用例破条，即驳奏取旨勘之。”元祐元年，纯仁又言：“前岁四方奏谳，大辟凡二百六十四，死者止二十五人，所活垂及九分。自去年改法，至今未及百日，所奏按凡一百五十四，死者乃五十七人，所活才及六分已上。臣固知未改法前全活数多，其间必有曲贷，然犹不失‘罪疑惟轻’之仁；自改法后，所活数少，其间必有滥刑，则深亏‘宁失不经’之义。请自今四方奏大辟按，并令刑部、大理寺再行审覆，略具所犯及元奏因依，令执政取旨裁断，或所奏不当，亦原其罪。如此则无冤滥之狱。”又因尚书省言，远方奏谳，待报淹系，始令川、广、福建、荆南路罪人，情轻法重当奏断者，申安抚或钤辖司酌情决断乃奏。门下侍郎韩维言：“天下奏按，必断于大理，详议于刑部，然后上之中书，决之人主。近岁有司但因州郡所请，依违其言，即上中书，贴例取旨，故四方奏谳日多于前。欲望刑清事省，难矣。自今大理寺受天下奏按，其有刑名疑虑、情理可悯，须具情法轻重条律，或指所断之法，刑部详审，次第上之。”诏刑部立法以闻。崇宁五年，诏：“民以罪丽法，情有重轻，则法有增损。故情重法轻，情轻法重，旧有取旨之令。今有司惟情重法轻则请加罪，而法重情轻则不奏减，是乐于罪人，而难于用恕，非所以为钦恤也。自今宜遵旧法取旨，使情法轻重各适其中，否则以违制论。”宣和六年，臣僚言：“元丰旧法，有情轻法重，情重法轻，若入大辟，刑名疑虑，并许奏裁。比来诸路以大辟疑狱决于朝廷者，大理寺类以‘不当’劾之。夫情理巨蠹，罪状明白，奏裁以幸宽贷，固在所戒；然有疑而难决者，一切劾之，则官吏莫不便文自营。臣恐天下无复以疑狱奏矣。愿诏大理寺并依元丰法。”从之。绍兴初，州县盗起，道不通，诏应奏裁者，权减降断遣以闻。既而奏谳者多得轻贷，官无失入之虞，而吏有鬻狱之利，往往不应奏者，率奏之。三年，乃诏大辟应奏者，提刑司具因依缴奏。宣州民叶全二盗檀偕窖钱，偕令佃人阮授、阮捷杀全二等五人，弃尸水中，有司以“尸不经验”奏。侍御史辛炳言偕系故杀，众证分明，以近降法，不应奏。诸狱不当奏而奏者虽不论罪，今宣州观望，欲并罪之。帝曰：“若宣州加罪，则实有疑者亦不复奏陈矣。”于是法寺、刑部止罚金。五年，给事中陈与义奏有司多妄奏出入人罪，帝为申严立法，终不悛。二十六年，右正言凌哲复上疏曰：“汉高入关，悉除秦法，与民约法三章耳。所谓杀人者死，实居其首。司马光有言：”杀人者不死，虽尧、舜不能以致治。‘斯言可谓至当矣。臣窃见诸路州、军大辟，虽刑法相当者，类以可悯奏裁。自去岁郊后距今，大辟奏裁者五十余人中，有实犯故杀、斗杀常赦所不原者，法既无疑，情无可悯，刑、寺并皆奏裁贷减。彼杀人者可谓幸矣，被杀者衔恨九原，何时已邪？臣恐强暴之风滋长，良善之人莫能自保，其于刑政，为害非细。应今后大辟，情法相当、无可悯者，所司辄奏裁减贷者，乞令台臣弹劾。“帝览奏，曰：”但恐诸路灭裂，实有情理可悯之人，一例不奏，有失钦恤之意。“令刑部坐条行下。驯至乾道，谳狱之弊，日益滋甚。孝宗乃诏有司缘情引条定断，更不奏裁。其后刑部侍郎方滋言：“有司断罪，其间有情重法轻，情轻法重，情理可悯，刑名疑虑，命官犯罪，议亲议故之类，难以一切定断。今后宜于敕律条令，明言合奏裁事件，乞并依建隆三年敕文。”从之。六年，臣僚请：“今后大辟，只以为首应坐死罪者奏，为从不应坐死者，先次决遣。及流、徒罪，不许作情重取旨。不然，则坐以不应奏而奏之罪。”从之。至理宗时，往往谳不时报，囚多瘐死。监察御史程元凤奏曰：“今罪无轻重，悉皆送狱，狱无大小，悉皆稽留。或以追索未齐而不问，或以供款未圆而不呈，或以书拟未当而不判，狱官视以为常，而不顾其迟，狱吏留以为利，而惟恐其速。奏案申牒既下刑部，迟延日月方送理寺。理寺看详，亦复如之。寺回申部，部回申省，动涉岁月。省房又未遽为呈拟，亦有呈拟而疏驳者，疏驳岁月，又复如前。展转迟回，有一二年未报下者。可疑可矜，法当奏谳，矜而全之，乃反迟回。有矜贷之报下，而其人已毙于狱者；有犯者获贷，而干连病死不一者，岂不重可念哉？请自今诸路奏谳，即以所发月日申御史台，从台臣究省、部、法寺之慢。”从之。而所司延滞，寻复如旧。景定元年，乃下诏曰：“比诏诸提刑司，取翻异驳勘之狱，从轻断决。而长吏监司多不任责，又引奏裁，甚者有十余年不决之狱。仰提刑司、守臣审勘，或前勘未尽，委有可疑，除命官、命妇、宗妇、宗女及合用荫人奏裁外，其余断讫以闻。官吏特免收坐一次。”凡应配役者傅军籍，用重曲者黥其面。会赦，则有司上其罪状，情轻者纵之，重者终身不释。初，徒罪非有官当赎铜者，在京师则隶将作监役，兼役之宫中，或输作左校、右校役。开宝五年，御史台言：“若此者，虽有其名，无复役使。遇祠祭，供水火，则有本司供官。望令大理依格断遣。”于是并送作坊役之。太宗以国初诸方割据，沿五代之制，罪人率配隶西北边，多亡投塞外，诱羌为寇。乃诏：“当徒者，勿复隶秦州、灵武、通远军及缘边诸郡。”时江、广已平，乃皆流南方。先是，犯死罪获贷者，多配隶登州沙门岛及通州海岛，皆有屯兵使者领护。而通州岛中凡两处官煮盐，豪强难制者隶崇明镇，懦弱者隶东州市。太平兴国五年，始令分隶盐亭役之，而沙门如故。端拱二年，诏免岭南流配荷校执役。初，妇人有罪至流，亦执针配役。至是，诏罢免之。始令杂犯至死贷命者，勿流沙门岛，止隶诸州牢城。旧制，僮仆有犯，得私黥其面。帝谓：“僮使受佣，本良民也。”诏：“盗主财者，杖脊、黥面配牢城，勿私黥之。十贯以上配五百里外，二十贯以上奏裁。”帝欲宽配隶之刑，祥符六年，诏审刑院、大理寺、三司详定以闻。既而取犯茶盐矾曲、私铸造军器、市外蕃香药、挟铜钱诱汉口出界、主吏盗货官物、夜聚为妖，比旧法咸从轻减乾兴以前，州军长吏往往擅配罪人。仁宗即位，首下诏禁止，且令情非巨蠹者，须奏待报。又诏诸路按察官取乾兴赦前配隶兵籍者，列所坐罪状以闻。自是赦书下，辄及之。初，京师裁造院募女工，而军士妻有罪，皆配隶南北作坊。天圣初，特诏释之，听自便。妇人应配，则以妻窑务或军营致远务卒之无家者，著为法。时又诏曰：“闻配徒者，其妻子流离道路，罕能生还，朕甚怜之。自今应配者，录具狱刑名及所配地里，上尚书刑部详覆。”未几，又诏应配者，须长吏以下集听事虑问。后以奏牍烦冗，罢录具狱，第以单状上承进司。既又罢虑问焉。知益州薛田言：“蜀人配徒他路者，请虽老疾毋得释。”帝曰：“远民无知犯法，终身不得还乡里，岂朕意哉？察其情可矜者许还。”后复诏罪状犷恶者勿许。初，令配隶罪人皆奏待报，既而系狱淹久，奏请烦数。明道二年，乃诏有司参酌轻重，著为令。凡命官犯重罪，当配隶，则于外州编管，或隶牙校。其坐死特贷者，多杖、黥配远州牢城，经恩量移，始免军籍。天圣初，吏同时以赃败者数人，悉窜之岭南，下诏申儆在位。有平羌县尉郑宗谔者，受赇枉法抵死，会赦当夺官。帝问辅臣曰：“尉奉月几何，岂禄薄不足自养邪？”王钦若对曰：“奉虽薄，廉士固亦自守。”特杖宗谔，配隶安州。其后数惩贪吏，至其末年，吏知以廉自饰，犯法者稍损于旧矣。罪人贷死者，旧多配沙门岛，至者多死。景祐中，诏当配沙门岛者，第配广南地牢城，广南罪人乃配岭北。然其后又有配沙门岛者。庆历三年，既疏理天下系囚，因诏诸路配役人皆释之。六年，又诏曰：“如闻百姓抵轻罪，而长吏擅刺隶他州，朕甚悯焉。自今非得于法外从事者，毋得辄刺罪人。”皇祐中，即赦，命知制诰曾公亮、李绚阅所配人罪状以闻，于是多所宽纵。公亮请著为故事，且请益、梓、利、夔四路就委转运、钤辖司阅之。自后每赦命官，率以为常。配隶重者沙门岛砦，其次岭表，其次三千里至邻州，其次羁管，其次迁乡。断讫，不以寒暑，即时上道。吴充建请：“流人冬寒被创，上道多冻死。请自今非情理巨蠹，遇冬月听留役本处，至春月遣之。”诏可。熙宁二年，比部郎中、知房州张仲宣尝檄巡检体究金州金坑，无甚利。土人惮兴作，以金八两求仲宣不差官。及事觉，法官坐仲宣枉法赃应绞，援前比贷死，杖脊、黥配海岛。知审刑院苏颂言：“仲宣所犯，可比恐喝条。且古者刑不上大夫，仲宣官五品，有罪得乘车，今刑为徒隶，其人虽无足矜，恐污辱衣冠尔。”遂免杖、黥，流贺州。自是命官无杖黥法。六年，审刑院言：“登州沙门砦配隶，以二百人为额，余则移置海外，非禁奸之意。”诏以三百人为额。广南转运司言：“春州瘴疠之地，配隶至者十死八九，愿停配罪人。”诏：“应配沙门岛者，许配春州，余勿配。”既而诸配隶除凶盗外，少壮者并寘河州，止五百人。初，神宗以流人去乡邑，疾死于道，而护送禁卒，往来劳费，用张诚一之议，随所在配诸军重役。后中丞黄履等言，罢之。凡犯盗，刺环于耳后：徒、流，方；杖，圆；三犯杖，移于面。径不过五分。元祐六年，刑部言：“诸配隶沙门岛，强盗杀人纵火，赃满五万钱、强奸殴伤两犯致死，累赃至二十万钱、谋杀致死，及十恶死罪，造蛊已杀人者，不移配。强盗徒党杀人不同谋，赃满二十五万，遇赦移配广南，溢额者配隶远恶。余犯遇赦移配荆湖南北、福建路诸州，溢额者配隶广南。在沙门岛满五年，遇赦不该移配与不许给还而年及六十以上者，移配广南。在岛十年者，依余犯格移配。笃疾或年及七十、在岛三年以上，移配近乡州军。犯状应移而老疾者同。其永不放还者，各加二年移配。”后又定令：“沙门岛已溢额，移配琼州、万安军、昌化、朱崖军。”绍圣三年，刑部侍郎邢恕等言：“艺祖初定天下，主典自盗，赃满者往往抵死。仁祖之初，尚不废也。其后用法稍宽，官吏犯自盗，罪至极法，率多贷死。然甚者犹决刺配岛，钱仙芝带馆职，李希甫历转运使，不免也。比朝廷用法益宽，主典人吏军司有犯，例各贷死，略无差别。欲望进述祖宗故事，凡自盗，计赃多者，间出睿断，以肃中外。”诏：“今后应枉法自盗，罪至死、赃数多者，并取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