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史1-89

三十二年九月，赵子潚言：“浙西、江东、淮东沙田，往年经量，有不尽不实处，为人户包占。期以今冬自陈，给为己业，与免租税之半；过期许人告，以全户所租田赏之。其芦场量力轻租。”诏以冯方措置。十有一月，方滋疏论沙田。上问：“沙田或以为可取，或以为可捐。”陈康伯等奏：“君子小人，各从其类。小人乐于生事，不惜为国敛怨；君子务存大体，唯恐有伤仁政，所以不同。”上然之，命止前诏勿行。乾道元年，臣僚言：“浙西、淮东、江东路沙田芦场，顷亩浩瀚，宜立租税，补助军食。”诏复令梁俊彦与张津等措置。二年，辅臣奏：“俊彦所上沙田、芦场之税，或十取其一，或取其二，或取其三，皆不分主客。”朝廷疑之。六年，以俊彦所括沙田、芦场二百八十余万亩，其间或已充己业，起税不一，及包占未起租者，乞并估卖、立租。诏蔡洸、梁俊彦行在置司措置。八年七月，诏提领官田所所催三路沙田、芦场租钱并归户部。十月，遣官实江、淮沙田、芦场顷亩，悉追正之。建炎元年，籍蔡京、王黼等庄以为官田，诏见佃者就耕，岁减租二分。三年，凡天下官田，令民依乡例自陈输租。绍兴元年，以军兴用度不足，诏尽鬻诸路官田。五年，诏诸官田比邻田租，召人请买，佃人愿买者听，佃及三十年以上者减价十之二。六年，诏诸路总领谕民投买户绝、没官、及江涨沙田、海退泥田。七年，以贼徒田舍及逃田充官庄，其没官田依旧出卖。二十年，凡没官田、城空田、户绝房廊及田，并拨隶常平司；转运、提刑、茶盐司没入田亦如之。二十一年，以大理寺主簿丁仲京言，凡学田为势家侵佃者，命提学官觉察。又命拨僧寺常住绝产以赡学。户部议并拨无敕额庵院田，诏可。初，闽以福建八郡之田分三等：膏腴者给僧寺、道院，中下者给土著流寓。自刘夔为福州，始贸易取赀。迨张守帅闽，绍兴二年秋。上倚以拊循凋瘵，存上等四十余刹以待高僧，余悉令民请买，岁入七、八万缗以助军衣，余宽百姓杂科，民皆便之。二十六年，以诸路卖官田钱七分上供，三分充常平司籴本。初，尽鬻官田，议者恐佃人失业，未卖者失租。侍御史叶义问言：“今尽鬻其田，立为正税，田既归民，税又归官，不独绝欺隐之弊，又可均力役之法。”浙东刑狱使者邵大受亦乞承买官田者免物力三年至十年。一千贯以下免三年，一千贯以上五年，五千贯以上十年。于是诏所在常平没官、户绝田，已佃未佃、已添租未添租，并拘卖。二十九年，初，两浙转运司官庄田四万二千余亩，岁收稻、麦等四万八千余斛；营田九十二万六千余亩，岁收稻、麦、杂豆等十六万七千余斛，充行在马料及籴钱。四月，诏令出卖。七月，诏诸路提举常平官督察欺弊，申严赏罚。分水令张升佐、宜兴令陈ＲＫ以卖田稽违，各贬秩罢任。九月，浙东提举常平都絜以卖田最多，增一秩。三十年，诏承买荒田者免三年租。乾道二年，户部侍郎曾怀言：“江西路营田四千余顷，已佃一千九百余顷，租钱五万五百余贯，若出卖，可得六万七千余贯；及两浙转运司所括已佃九十余万亩，合而言之，为数浩瀚。今欲遵元诏，见佃愿买者减价二分。”诏曾怀等提领出卖，其钱输左藏南库别贮之。四年四月，江东路营田亦令见佃者减价承买，期以三月卖绝，八月住卖；诸路未卖营田，转运司收租。七年，提举浙西常平李结乞以见管营田拨归本司，同常平田立管庄。梁克家亦奏：“户部卖营田，率为有力者下价取之，税入甚微，不如置官庄，岁可得五十万斛。”八年，以大理寺主簿薛季宣于黄冈、麻城立官庄二十二所。九年，以司农寺丞叶翥等出卖浙东、西路诸官田，以登闻检院张孝贲等出卖江东、西路诸官田，以郎官薛元鼎拘催江、浙、闽、广卖官田钱四百余万缗。淳熙元年，臣僚言：“出卖官田，二年之间，三省、户部困于文移，监司、州郡疲于出卖。上下督责，不为不至，始限一季，继限一年，已卖者才十三，已输者才十二。盖卖产之家，无非大姓。估价之初，以上色之产，轻立价贯，揭榜之后，率先投状；若中下之产，无人属意，所立之价，轻重不均。莫若且令元佃之家著业输租，数犹可得数十万斛。”从之。六年，诏诸路转运、常平司，凡没官田、营田、沙田、沙荡之类，复括数卖之。绍熙四年，以臣僚言住卖。庆元元年八月，江东转运提举司以绍熙四年住卖以后续没官田，依乡价复召人承买，以其钱充常平籴本。十有一月，余端礼、郑侨言，福建地狭人稠，无以赡养，生子多不举。福建提举宋之瑞乞免鬻建、剑、汀、邵没官田，收其租助民举子之费，诏从之。四年，诏诸路召卖不行田，复实减价，其沙砾不可新处除之。开熙三年，韩侂胄既诛，金人讲解。明年，用廷臣言，置安边所，凡侂胄与其他权幸没入之田，及围田、湖田之在官者皆隶焉。输米七十二万二千七百斛有奇，钱一百三十一万五千缗有奇，藉以给行人金、缯之费。迨与北方绝好，军需边用每于此取之。景定四年，殿中侍御史陈尧道、右正言曹孝庆、监察御史虞虑张晞颜等言廪兵、和籴、造楮之弊，“乞依祖宗限田议，自两浙、江东西官民户逾限之田，抽三分之一买充公田。得一千万亩之田，则岁有六七百万斛之入可以饷军，可以免籴，可以重楮，可以平物而安富，一举而五利具矣。”有旨从其言。朝士有异议者，丞相贾似道奏：“救楮之策莫切于住造楮，住造楮莫切于免和籴，免和籴莫切于买逾限田。”因历诋异议者之非，帝曰：“当一意行之。”浙西安抚魏克愚言：“取四路民田立限回买，所以免和籴而益邦储，议者非不自以为公且忠也。然而未见其利，而适见其害。近给事中徐经孙奏记丞相，言江西买田之弊甚详，若浙西之弊，则尤有甚于经孙所言者。”因历述其为害者八事，疏奏不省。六郡回买公田，亩起租满石者偿二百贯，九斗者偿一百八十贯，八斗者偿一百六十贯，七斗者偿一百四十贯，六斗者偿一百二十贯。五千亩以上，以银半分、官告五分、度牒二分、会子二分半；五千亩以下，以银半分、官告三分、度牒二分、会子三分半；千亩以下，度牒、会子各半；五百亩至三百亩，全以会子。是岁，田事成，每石官给止四十贯，而半是告、牒，民持之而不得售，六郡骚然。所遣刘良贵、陈时、赵与时、廖邦杰、成公策等推赏有差。邦杰之在常州，害民特甚，民至有本无田而以归并抑买自经者。分置庄官催租，州县督庄官及时交收运发。五年，选官充官田所分司，平江、嘉兴，安吉各一员，常州、江阴、镇江共一员，凡公田事悉以委之。是岁七月，彗见于东方。下诏求言，京学生萧规、叶李等三学六馆皆上封章；前秘书监高斯得亦应诏驰驿上封事，力陈买田之失人心、致天变；谢枋得校文江东运司，方山京校文天府，皆指陈得失。未几，萧规等真决黥隶，枋得、山京相继被劾，斯得虽予郡，寻罢之。咸淳三年，京师籴贵，勒平江、嘉兴上户运米入京，鞭笞囚系，死于非命者十七八。太常寺簿陆逵谓：买田本以免和籴，今勒其运米，害甚于前。似道怒，出逵知台州，未至，怖死。四年，以差置庄官弊甚，尽罢之。令诸郡公租以三千石为一庄，听民于分司承佃，盗易者以盗卖官田论。其租于先减二分上更减一分。德祐元年三月，诏：“公田最为民害，稔怨召祸，十有余年。自今并给田主，令率其租户为兵。”而宋祚讫矣。志第一百二十七 食货上二（方田 赋税）方田 神宗患田赋不均，熙宁五年，重修定方田法，诏司农以《均税条约并式》颁之天下。以东西南北各千步，当四十一顷六十六亩一百六十步，为一方；岁以九月，县委令、佐分地计量，随陂原平泽而定其地，因赤淤黑垆而辨其色；方量毕，以地及色参定肥瘠而分五等，以定税则；至明年三月毕，揭以示民，一季无讼，即书户帖，连庄帐付之，以为地符。均税之法，县各以其租额税数为限，旧尝收蹙奇零，如米不及十合而收为升，绢不满十分而收为寸之类，今不得用其数均摊增展，致溢旧额，凡越额增数皆禁。若瘠卤不毛，及众所食利山林、陂塘、沟路、坟墓，皆不立税。凡田方之角，立土为峰，植其野之所宜木以封表之。有方帐，有庄帐，有甲帖，有户帖；其分烟析产、典卖割移，官给契，县置簿，皆以今所方之田为正。令既具，乃以济州钜野尉王曼为指教官，先自京东路行之，诸路仿焉。六年，诏土色分五等，疑未尽，下郡县物其土宜，多为等以其均当，勿拘以五。七年，京东十七州选官四员，各主其方，分行郡县，以三年为任。每方差大甲头二人、小甲头三人，同集方户，令各认步亩，方田官验地色，更勒甲头、方户同定。诸路及开封府界秋田灾伤三分以上县权罢，余候农隙。河北西路提举司乞通一县灾伤不及一分勿罢。元丰五年，开封府言：“方田法，取税之最不均县先行，即一州而定五县，岁不过两县，今府界十九县，准此行之，十年乃定。请岁方五县。”从之。其后岁稔农隙乃行，而县多山林者或行或否。八年，帝知官吏扰民，诏罢之。天下之田已方而见于籍者，至是二百四十八万四千三百四十有九顷云。崇宁三年，宰臣蔡京等言：“自开阡陌，使民得以田私相贸易，富者恃其有余，厚立价以规利，贫者迫于不足，薄移税以速售，而天下之赋调不平久矣。神宗讲究方田利害，作法而推行之，方为之帐，而步亩高下丈尺不可隐；户给之帖，而升合尺寸无所遗；以卖买，则民不能容其巧；以推收，则吏不能措其奸。今文籍具在，可举而行。”诏诸路提举常平官选官习熟其法，谕州县官吏各以丰稔日推行，自京西、北两路始。四年，指教官每三县加一员，点检官每路二员。未几，诏诸路添置指教官不得过三员，又不专差点检官，从提举司于本路见任人内选差。五年，诏罢方田。大观二年，复诏行之，四年罢其税赋依未方旧则输纳。十一月，诏：“方田官吏非特妄增田税，又兼不食之山方之，俾出刍草之直，民户因时废业失所。监司其悉改正，毋失其旧。”政和三年，河北西路提举常平司奏：“所在地色极多，不下百数，及至均税，不过十等。第一等虽出十分之税，地土肥沃，尚以为轻；第十等只均一分，多是瘠卤，出税虽少，犹以为重。若不入等，则积多而至一顷，止以柴蒿之直，为钱自一百而至五百，比次十等，全不受税；既收入等，但可耕之地便有一分之税，其间下色之地与柴蒿之地不相远，乃一例每亩均税一分，上轻下重。欲乞土色十等如故外，折十等之地再分上、中、下三等，折亩均数。谓如第十等地每十亩合折第一等一亩，即十等之上，受税十一，不改元则；十等之中，数及十五亩，十等之下，数及二十亩，方比上等受一亩之税，庶几上下轻重皆均。”诏诸路概行其法。五年，福建、利路茶户山园，如盐田例免方量均税。宣化元年，臣僚言：“方量官惮于跋履，并不躬亲，行繵拍峰、验定土色，一付之胥吏。致御史台受诉，有二百余亩方为二十亩者，有二顷九十六亩方为一十七亩者，虔之瑞金县是也。有租税十有三钱而增至二贯二百者，有租税二十七钱则增至一贯四百五十者，虔之会昌县者是也。诏望常平使者检察。”二年，遂诏罢之。民因方量流徙者，守令招诱归业；荒闲田土，召人请佃。自今诸司毋得起请方田。诸路已方量者，赋税不以有无诉论，悉如旧额输纳；民逃移归业，已前逋欠税租，并与除放。赋税 自唐建中初变租庸调法作年支两税，夏输毋过六月，秋输毋过十一月，遣使分道按率。其弊也，先期而苛敛，增额而繁征，至于五代极矣。宋制岁赋，其类有五：曰公田之赋，凡田之在官，赋民耕而收其租者是也。曰民田之赋，百姓各得专之者是也。曰城郭之赋，宅税、地税之类是也。曰丁口之赋，百姓岁输身丁钱米是也。曰杂变之赋，牛革、蚕盐之类，随其所出，变而输之是也。岁赋之物，其类有四：曰谷，曰帛，曰金、铁，曰物产是也。谷之品七：一曰粟，二曰稻，三曰麦，四曰黍，五曰穄，六曰菽，七曰杂子。帛之品十：一曰罗，二曰绫，三曰绢，四曰榇，五曰絁，六曰绸，七曰杂折，八曰丝线，九曰绵，十曰布葛。金铁之品四：一曰金，二曰银，三曰铁、镴，四曰铜、铁钱。物产之品六：一曰六畜，二曰齿、革、翎毛，三曰茶、盐，四曰竹木、麻草、刍菜，五曰果、药、油、纸、薪、炭、漆、蜡，六曰杂物。其输有常处，而以有余补不足，则移此输彼，移近输远，谓之“支移”。其入有常物，而一时所输则变而取之，使其直轻重相当，谓之“折变”。其输之迟速，视收成早暮而宽为之期，所以纾民力。诸州岁奏户帐，具载其丁口，男夫二十为丁，六十为老。两物折科物，非土地所宜而抑配者，禁之。五代以来，常检视见垦田以定岁租。吏缘为奸，税不均适，繇是百姓失业，田多荒芜。太祖即位，诏许民辟土，州县毋得检括，止以见佃为额。选官分莅京畿仓瘐，及诣诸道，受民租调，有增羡者辄得罪，多入民租者或至弃市。旧诸州收税毕，符属县追吏会钞，县吏厚敛里胥以赂州之吏，里胥复率于民，民甚苦之。建炎四年，乃下诏禁止。令诸州受租籍不得称分、毫、合、龠、铢、厘、丝、忽，钱必成文，绢帛成尺，粟成升，丝绵成两，薪蒿成束，金银成钱。绸不满半匹、绢不满一匹者，许计丈尺输直，无得三户、五户聚合成匹，送纳烦扰。民输夏税，所在遣县尉部弓手于要路巡护，后闻扰民，罢之，止令乡耆、壮丁防援。诸州税籍，录事参军按视，判官振举。形势户立别籍，通判专掌督之，二税须于三限前半月毕输。岁起纳二税，前期令县各造税籍，具一县户数、夏税秋苗亩桑功及缘科物为帐一，送州覆校定，用州印，藏长吏厅，县籍亦用州印，给付令佐。造夏税籍以正月一日，秋税籍以四月一日，并限四十五日毕。开封府等七十州夏税，旧以五月十五日起纳，七月三十日毕。河北、河东诸州气候差晚，五月十五日起纳，八月五日毕。颍州等一十三州及淮南、江南、两浙、福建、广南、荆湖、川峡五月一日起纳，七月十五日毕。秋税自九月一日起纳，十二月十五日毕，后又并加一月或值闰月，其田蚕亦有早晚不同，有司临时奏裁。继而以河北、河东诸州秋税多输边郡，常限外更加一月。江南、两浙、荆湖、广南、福建土多粳稻，须霜降成实，自十月一日始收租。掌纳官吏以限外欠数，差定其罚。限前毕，减选，升资。民逋租逾限，取保归办，母得禁系。中国租二十石输牛革一，准钱千。川蜀尚循旧制，牛驴死，革尽入官，乃诏蠲之，定民租二百石输牛革一，准钱千五百。太平兴国二年，江西转运使言：“本路蚕桑数少，而金价颇低。今折徵，绢估少而伤民，金估多而伤官。金上等旧估两十千，今请估八千；绢上等旧估匹一千，今请估一千三百，余以次增损。”从之。咸平三年，以刑部员外、直史馆陈靖为京畿均田使，听自择京朝官，分县据元额定税，不得增收剩数；逃户别立籍，令本府招诱归业；桑功更不均检，民户广令种植。寻闻居民弗谕朝旨，翦伐桑柘，即诏罢之。六年，罢广南西路转运使冯涟上言：“廉、横、宾、白州民虽垦田，未尝输送，已命官检括，令尽出常租。”帝曰：“远方之民，宜省徭赋。”亟命停罢。知袁州何蒙请以金折本州二税，真宗曰：“若是，将尽废耕农矣。”不许。大中祥符初，连岁丰稔，边储有备，河北诸路税赋，并听于本州军输纳。二年，颁《幕职州县官招徕户口旌赏条制》。旧制，县吏能招增户口者，县即升等，乃加其奉；至有析客户为主户者，虽登于籍，而赋税无所增。四年，诏禁之。雍熙初，尝诏荆湖等路民输丁钱，未成丁、已入老并身有废疾者，免之。至是，又除两浙、福建、荆湖、广南旧输身丁钱，岁凡四十五万四百贯。九年，诏诸路支移税赋勿至两次，仍许以粟、麦、荞、菽互相折输。凡岁赋，谷以石计，钱以缗计，帛以匹计，金银、丝绵以两计，藁秸、薪蒸以围计，他物各以其数计。至道末，总七千八十九万三千；天禧五年，视至道之数有增有减，总六千四百五十三万。其折变及移输比壤者，则视当时所须焉。宋克平诸国，每以恤民为先务，累朝相承，凡无名苛细之敛，常加刬革，尺缣斗粟，未闻有所增益。一遇水旱徭役，则蠲除倚格，殆无虚岁，倚格者后或凶歉，亦辄蠲之。而又田制不立圳亩转易，丁口隐漏，兼并冒伪，未尝考按，故赋入之利视前代为薄。丁谓尝言：二十而税一者有之，三十而税一者有之。仁宗嗣位，首宽畿县田赋，诏三等以下户毋远输。河中府、同华州请免支移，帝以问辅臣，对曰：“西鄙宿兵，非移用民赋则军食不足。”特诏量减支移。福州王氏时有田千余顷，谓之“官庄”，自太平兴国中授券予民耕，岁使输赋。至是，发运使方仲荀言：“此公田也，鬻之可得厚利。”遣尚书屯田员外郎幸惟庆领其事，凡售钱三十五万余缗，诏减缗钱三之一，期三年毕偿。监察御史朱谏以为伤民，不可。即而期尽，未偿者犹十二万八千余缗，诏悉蠲之。后又诏公田重复取赋者皆罢。天圣时，贝州言：“民析居者例加税，谓之‘罚税’，他州无此比。”诏除之。自是，州县有言税之苛细无名者，蠲损甚众。自唐以来，民计田输赋外，增取他物，复折为赋，谓之“杂变”，亦谓之“沿纳”。而名品烦细，其类不一。官司岁附帐籍，并缘侵优，民以为患。明道中，帝躬耕籍田，因诏三司以类并合。于是悉除诸名品，并为一物，夏秋岁入，第分粗细二色，百姓便之。州县赋入有籍，岁一置，谓之空行簿，以待岁中催科；闰年别置，谓之实行簿，以藏有司。天圣初，或言实行簿无用，而率民钱为扰，罢之。景祐元年，侍御史韩渎言：“天下赋入之繁，但存催科一簿，一有散亡，则耗登之数无从钩考。请复置实行簿。”诏再闰一造。至庆历中复故。时患州县赋役之烦，诏诸路上其数，俾二府大臣合议蠲减。又诏曰：“税籍有伪书逃徙，或因推割，用幸走移，若请占公田而不输税。如此之类，县令、佐能究见其弊，以增赋入，量数议赏。”既而谏官王素言：“天下田赋轻重不等，请均定。”而欧阳修亦言：“秘书丞孙琳尝往洺州肥乡县，与大理寺丞郭谘以千步方田法括定民田，愿诏二人得任之。”三司亦以为然，且请于亳、寿、蔡、汝四州择庀不均者均之。于是遣谘蔡州。谘首括一县，得田二万六千九百三十余顷，均其赋于民。既而谘言州县多逃田，未可尽括，朝廷亦重劳人，遂罢。陕西、河东用兵，民赋率多支移，因增取地里脚钱，民不能堪。五年，诏陕西特蠲之，且令后勿复取。既而诏河东亦然。又令诸路转运司：“支移、折变，前期半岁书于榜以谕民，有未便者听自言，主者裁之。”皇祐中，诏：“广西赋布，匹为钱二百。如闻有司擅损其价，重困远人，宜令复故。”州郡岁常先奏雨足岁丰，后虽灾害，不敢上闻，故民赋罕得蠲者，乃下诏申饬之。又损开封诸县田赋，视旧额十之三，命著于法。支移、折变，贫弱者尤以为患。景祐初，尝诏户在第九等免之，后孤独户亦皆免。至是，因下赦书，责转运司裁损，岁终条上。其后赦书数以为言，又令折科为平估，毋得害农。久之，复诏曰：“如闻诸路比言折科民赋，多以所折复变他物，或增取其直，重困良农。虽屡戒敕，莫能奉宣诏令。自今有此，州长吏即时上闻。”然有司规聚敛，罕能承帝意焉。初，湖、广、闽、浙因旧制岁敛丁身钱米，大中祥符间，诏除丁钱，而米输如故。至天圣中，始并除婺、秀二州丁钱。后庞籍请罢漳、泉、兴化军丁米，有司持不可。皇祐三年，帝命三司首减郴永州、桂阳监丁米，以最下数一岁为准，岁减十余万石。既而漳、泉、兴化亦第损之。嘉祐四年，复命转运司裁定郴、永、桂阳、衡、道州所输丁米及钱绢杂物，无业者驰之，有业者减半；后虽进丁，勿复增取。时广南犹或输丁钱，亦命转运司条上。自是所输无几矣。自郭谘均税之法罢，论者谓朝廷徒恤一时之劳，而失经远之虑。至皇祐中，天下垦田视景德增四十一万七千余顷，而岁入九谷乃减七十一万八千余石，盖田赋不均，其弊如此。后田京知沧州，均无棣田，蔡挺知博州，均聊城、高塘田；岁增赋谷帛之类，无棣总一千一百五十二，聊城、高塘总万四千八百四十七，而沧州之民不以为便，诏输如旧。嘉祐五年，复诏均定，遣官分行诸路，而秘书丞高本在遣中，独以为不可均，才均数郡田而止。景德中，赋入之数总四千九百一十六万九千九百，至皇祐中，增四百四十一万八千六百六十五，治平中，又增一千四百一十七万九千三百六十四。其以赦令蠲除以便于民，若逃移、户绝不追者，景德中总六百八十二万九千七百，皇祐中三十三万八千四百五十七，治平中一千二百二十九万八千七百。每岁以灾害蠲除者，又不在是焉。神宗留意农赋，湖、广之民旧岁输丁米，大中祥符以后屡裁损，犹不均。熙宁四年，乃遣屯田员外郎周之纯往广东相度均之。元丰三年，诏：诸路支移折税，并具所行月日，上之中书。初，熙宁八年，诏支移二税于起纳钱半岁谕民，使民宿办，无仓卒劳费。时有司往往缓期，故申约之。州县又或今民输钱，谓之“折斛钱”，而籴贱颇用伤农。海南四州军税籍残缺，吏多增损，辄移税入他户，代输者类不能自明。琼州、昌化军丁税米，岁移输朱崖军，道远，民以为苦。至是，用体量安抚朱初平等议，根括四州军税赋旧额，存其正数；二州丁税米止令输钱于朱崖自籴以便民。权发遣三司户部判官李琮根究逃绝税役，江、浙所得逃户凡四十万一千三百有奇，为书上之。明年，除琮淮南转运副使。两路凡得逃绝、诡名挟佃、簿籍不载并阙丁凡四十七万五千九百有奇，正税并积负凡九十二万二千二百贯、石、匹、两有奇。琮盖用贯石万数立赏，以诱所委之吏，增加浩大，三路之民，大被其害。而唐州亦增民赋，人情骚然。六年，御史翟恩言：“始，赵尚宽为唐守，劝民垦田，高赋继之，流民自占者众，凡百亩起税四亩而已。税轻而民乐输，境内殆无旷土。近闻转运司辟土百亩增至二十亩，恐其势再致转徙。望戒饬使者，量加以宽民。”帝每遇水旱，辄轻驰赋租；或因赦宥，又蠲放、倚阁未尝绝；赋输远方不均，皆遣使按之，率以为常。哲宗嗣位，宣仁太后同听政，务行裕民之政，凡民有负，多所宽减。患天下积欠名目烦多，法令不一，王岩叟为开封，请随等第立贯百为催法。兖州邹令张文仲议其不便，遂令十分为率，岁随夏秋料带纳一分，是为五年十料之法。陕西转运使吕太忠令农户支移，斗输脚钱十八。御史劾之，下提刑司体量，均其轻重之等。以税赋户籍在第一等、第二等者支移三百里，三等、四等者二百里，五等一百里。不愿支移而愿输道里脚价者，亦酌度分为三等，以从其便。河东助军粮草，支移毋得逾三百里。灾伤五分以上者免折变，折变皆循旧法。绍圣中，尝诏郡县货物用足钱、省陌不等，折变宜用中等。俄以所在时估实值多寡不齐，难概立法，命仍旧焉。言者谓：“欲民不流，不若多积谷；欲多积谷，不若推行折纳粜籴之法。今常平虽有折纳之法，止用中价，故民不乐输。若依和籴以实价折之，则无损于民。”崇宁二年，诸路岁稔，遂行增价折纳之法，支移、折变、科率、配买，皆以熙宁法从事，民以谷菽、物帛输积负零税者听之。大观二年诏：“天下租赋科拨支折，当先富后贫，自近及远。乃者漕臣失职，有不均之患，民或受害，其定为令。支移本以便边饷，内郡罕用焉。间有移用，则赁民以所费多寡自择，故或输本色于支移之地，或输脚费于所居之邑。而折变之法，以纳月初旬估中价准折，仍视岁之丰歉，以定物之低昂，俾官吏毋得私其轻重。”七月，诏曰：“比闻慢吏废期，凡输官之物，违期促限，蚕者未丝，农者未获，追胥旁午，民无所措。自今前期督输者，加一等坐之；致民逃徙者，论更加等。”旧凡以赦令蠲赋，虽多不过三分。四年，乃诏：天下逋赋，五年外户口不存者，悉蠲之。京西旧不支移，崇宁中，将漕者忽令民曰：“支移所宜同，今特免；若地里脚费，则宜输。”自是岁以为常。脚费，斗为钱五十六，比元丰即当正税之数，而反覆纽折，数倍于昔。民至鬻牛易产犹不能继，转运司乃用是以取办理之誉，言者极论其害。政和元年，遂诏应支移而所输地里脚钱不及斗者，免之。寻诏五等户税不及斗者，支移皆免。时天下户口类多不实，虽尝立法比较钩考，岁终会其数，按籍隐括脱漏，定赏罚之格，然蔡攸等计德、霸二州户口之数，率三户四口，则户版讹隐，不待校而知。乃诏诸路凡奏户口，令提刑司及提举常平司参考保奏。而终莫能拯其弊，故租税亦不得而均焉。是时，内外之费浸以不给，中官杨戬主后苑作，有言汝州地可为稻田者，因用其言，置务掌之，号“稻田务‘。复行于府畿，易名公田。南暨襄、唐，西及渑池，北逾大河，民田有溢于初券步亩者，辄使输公田钱。政和末，又置营缮所，亦为公田。久之，后苑、营缮所公田皆并于西城所，尽山东、河朔天荒逃田与河堤退滩租税举入焉，皆内侍主其事。所括为田三万四千三百余顷，民输公田钱外，正税不复能输。重和元年，献言者曰：“物有丰匮，价有低昂，估丰贱之物，俾民输送，折价既贱，输官必多，则公私之利也。而州县之吏，但计一方所乏，不计物之有无，责民所无，其费无量。至于支移，徙丰就歉，理则宜然。豪民赇吏，故徙歉以就丰，赍挟轻货，以贱价输官，其利自倍；而贫下户各免支移，估值既高，更益脚费，视富户反重。因之逋负，困于追胥。”诏申戒焉。宣和初，州县主吏催科失职，逋租数广，令转运司察守贰勤惰，听专达于内侍省。浙西逃田、天荒、草田、葑茭荡、湖泺退滩等地，皆计籍召佃立租，以供应奉。置局命官，有“措置水利农田”之名，部使者且自督御前租课。三年，言者论西蜀折科之弊，其略谓：“西蜀初税钱三百折绢一匹，草十围计钱二十。今本路绢不用本色，匹折草百五十围，围估钱百五十，税钱三百输至二十三千。东蜀如之。仍支移新边，谓之远仓，民破产者众。”七年，言者又论：“非法折变，既以绢折钱，又以钱折麦。以绢较钱，钱倍于绢；以钱较麦，麦倍于钱。展转增加，民无所诉。”唐、邓、襄，汝等州，自治平后，开垦岁增，然未定税额。元丰中，以所垦新田差为五等输税，元祐元年罢之。大观三年，用转运副使张徽言之请，复元丰旧制，俄又以诉者而罢。政和三年，转运使王璹复言官失租赋，诏依元丰法，第折以见钱，凡得三十万缗。钦宗立，诏蠲焉。旧税租加耗，转运司有抛桩明耗，州县有暗桩暗耗之名，诸仓场受纳，又令民输头子钱。熙宁以后，给纳并收，其数益增焉，至是悉罢。高宗建炎元年五月庚寅，诏二税并依旧法，凡百姓欠租、阁赋及应天府夏税，悉蠲之。庚子，诏被虏之家蠲夏秋租税及科配。绍兴元年五月诏：“民力久困，州县因缘为奸，今颁式诸路，凡因军期不得已而贷于民者，并许计所用之多寡，度物力之轻重，依式开具，使民通知，毋得过数科率。”八月，减大观税额三分之一。十有一月，言者论：“浙西科敛之害，农末殆不聊生。鬻田而偿，则无受者；弃之而遁，则质其妻孥。上下相蒙，民无所措手足。利归贪吏，而怨归陛下。愿重科敛之罪，严贪墨之刑。”诏漕司究实以闻。二年正月，知绍兴府陈汝锡违诏科率，谪漳州。四月，建盗范汝为平，诏蠲本路今年二税及夏科役钱。既而手诏：“访闻州县以为著令不过三分，甚非所以称朕惠恤之意，可以赦并免。”十有一月，焚州县已蠲税薄，示民以不疑也。五年二月，诏诸路转运司以增收租数上户部，课赏罚。六年八月，预借江、浙来年夏税绸绢之半，尽令折米：两浙绸绢各折七千，江南六千有半，每匹折米二石。九月，右司谏王搢言：“诸寺院之多产者，类请求贵臣改为坟院，冀免科敛，则所科归之下户。”诏户部申严禁之。十有二月，诏淮西残破州县更免租税二年。是月戊申，诏曰：“朕惟养兵之费，皆取于民，吾民甚苦；而吏莫之恤，夤缘军须，掊敛无艺，朕甚悼之。监司郡守，朕所委寄以惠养元元者也，今漫不加省，复何赖焉！其各勤乃职，察民之侵渔纳贿者，按劾以闻。苟庇覆弗治，朕不汝贷。”是岁，两浙转运李迨取婺秀湖州、平江府岁计宽剩钱二十二万八千缗有奇，依折帛钱限起发。自是以为例。七年二月，诏：驻跸及所过州县欠绍兴五年以前税赋，并蠲之。七月，诏：新复州军请佃官田，输租外免输正税。 己田谓之税，佃田谓之租，旧不并纳，刘豫尝并取之，至是，乃从旧法。九年，蠲新复州军税租及土贡、大礼银绢三年，差徭五年。初，刘豫之僭，凡民间蔬圃皆令三季输税。宣谕官方庭实言其不便，起居舍人程克俊言：“河南父老苦豫烦苛久矣，赋敛及于絮缕，割剥至于果蔬。”于是诏新复州县，取刘豫重敛之法焚之通衢。十三年，淮东宣抚使韩世忠请以赐田及私产自昔未输之税并归之官，诏奖谕而可之。初，神武右军统制张俊乞蠲所置产凡和买、科敷，诏特从之。后，三省言：“国家兵革未息，用度至广，陛下哀悯元元，俾士大夫及勋戚之家与编户等敷，盖欲宽民力，均有无。今俊独得免，则当均在余户，是使民为俊代输也。方今大将不止俊一人，使各援例求免，何以拒之？望收还前诏。”诏从之。越数年间，俊复乞免岁输和买绢，三省拟岁赐俊绢五千匹，庶免起例。上以示俊，因谕之曰：“朕固不惜，但恐公议不可。”俊惶悚，力辞赐绢。十五年，户部议：“准法，输官物用四钞， 曰户钞，付民执凭；曰县钞，关县司销簿；曰监钞，纳官掌之；曰住钞，仓库藏之。所以防伪冒、备毁失也。毁失县钞者，以监、住钞销凿；若辄取户钞，或追验于人户者，科杖。“二十三年，知池州黄子游言：“青阳县苗七八倍于诸县，因南唐尝以县为宋齐丘食邑，亩输三斗，后遂为额。”诏减苗税二分有半，租米二分。是时，两浙州县合输绵、绸、税绢、茶绢、杂钱、米六色，皆以市价折钱，却别科米麦，有亩输四五斗者。京西括田，租加于旧。湖南有土户钱、折絁钱、醋息钱、曲引钱，名色不一。荆南户口十万，寇乱以来，几无人迹。议者希朝廷意，谓流民已复，可使岁输十二，频岁复增，积逋至二十余万缗。曹泳为户部侍郎，责偿甚急。盖自桧再相，密谕诸路暗增民税七八，故民力重困，饿死者众，皆桧之为也。二十六年，先是，承议郎鲁冲上书论郡邑之弊：“以臣前任宜兴一县言之，漕计合收窠名，有丁盐、坊场课利钱，租地钱，租丝租纻钱，岁入不过一万五千余缗。其发纳之数，有大军钱、上供钱、籴本钱、造船钱、军器物料钱、天申节银绢钱之类，岁支不啻三万四千余缗。又有见任、寄居官请奉、过往官兵批券、与非泛州郡督索拖欠，略无虚日。今之为令者，苟以宽恤为意，而拙于催科，旋踵以不职罢；能迎合上司，惨刻聚敛，则以称职闻。是使为令者惴惴惟财赋是念，朝不谋夕，亦何暇为陛下奉行宽恤诏书、承流宣化者哉？”吏部侍郎许兴古议：“今铨曹有知县、令二百余阙，无愿就者，正缘财赋督迫被罪，所以畏避如此。若罢献羡余，蠲民积欠，谨择守臣，戒饬监司，则吏称民安矣。”乃诏行之。二十九年，上闻江西盗贼，谓辅臣曰：“轻徭薄赋，所以息盗。岁之水旱，所不能免，傥不宽恤而惟务科督，岂使民不为盗之意哉？”于是诏诸路州县，绍兴二十七年以前积欠官钱三百九十七万余缗及四等以下官欠，悉除之。九月，诏：两浙、江东西水，浙东、江东西螟，其租税尽蠲之。自是水旱、经兵，时有蠲减，不尽书也。三十二年六月戊寅，孝宗受禅赦：“凡官司债负、房赁、租赋、和买、役钱及坊场、河渡等钱，自绍兴三十年以前并除之。诸路或假贡奉为名，渔夺民利，使所在居民以土物为苦，太上皇帝已尝降诏禁约。自今州军条上土贡之物，当议参酌天地、祖宗陵寝荐献及德寿宫甘旨之奉，止许长吏修贡，其余并罢。州县因缘多取，以违制坐之。”七月，诸县受民已输税租等钞，不即销簿者，当职官吏并科罪；民赍户钞不为使，而抑令重输者，以违制论，不以赦免，著为令。八月，诏：“州县受纳秋苗，官吏多收加耗，肆为奸欺。方时艰虞，用度未足，欲减常赋而未能，岂忍使贪赃之徒重为民蠹？自今违犯官吏，并置重典，仍没其家。” 此孝宗初诏也。先是，常州宜兴县无税产百姓，丁输盐钱二百文。下户有墓地者，谓之墓户，经界之时均纽正税，又令带输丁盐绢作折帛钱。至隆兴元年，始用知县姜诏言，令与晋陵、武进、无锡三县一例随产均输。二年四月，知赣州赵公称以宽剩钱十万缗为民代输夏税，是后守臣时有代输者。五月，诏：“温、台、处、徽不通水路，其二税物帛，许依折法以银折输，数外妄有科折，计赃定罪。”乾道元年，蠲兴化军“犹剩米”之半。 以知军张允蹈言“自建炎三年，本军秋税，岁余军储外，犹剩米二万四千四百余石，供给福州，谓之‘犹剩米’。四十年间，水旱相仍，不复减损”，故有是命。至八年，乃并其半蠲之。三年六月，减临安府新城县进际税赋之半。以知县耿秉言，曩钱氏以进际为名，虚额太重故也。十有一月，蠲临安府属县欠乾道元年三税、坊场课利、折帛、免丁等钱。七年，敕令所修《输苗乞取法》， 受纳官比犯人减一等，州县长官不觉察与同罪。暨上三等及形势户逋赋，虽遇赦不除。八年，蠲绍兴府增起苗米四万九千余石。淳熙三年，臣僚言：“湖北百姓广占官田，量输常赋，似为过优，比议者欲从实起税而开陈首之门。殊不思朝廷往年经界，独两淮、京西、湖北依旧。盖以四路被边，土广人稀，诱之使耕，犹惧不至，若履亩而税，孰肯远徙力耕，以供公上之赋哉？今湖北惟鼎、澧地接湖南，垦田稍多，自荆南、安、复、岳、鄂、汉、沔污莱弥望，户口稀少，且皆江南狭乡百姓，扶老携幼，远来请佃，以田亩宽而税赋轻也。若从议者之言，恐于公家无一毫之益，而良民有无穷之扰矣。如臣所见，且当诱以开耕，不宜恐以增税。使田畴尽辟，岁收滋广，一遇丰稔，平籴以实边，则所省漕运亦博。望其依绍兴十六年诏旨，以十分为率，年增输一分，不愿开垦者，即许退田别佃。期限稍宽，取之有渐，远民安业，一路幸甚。”诏户部议之。四年，臣僚言：“屡赦蠲积欠，以苏疲民，州县不能仰承德意，至变易名色以取之。宜下漕司，如合除者毋更取之于州，州毋取之于县，县销民欠籍，书其名数，谕民通知。”诏可。五年八月，诏曰：“比年以来，五谷屡登，蚕丝盈箱，嘉与海内共享阜康之乐，尚念耕夫蚕妇终岁勤动，价贱不足以偿其劳。郡邑两税，除折帛、折变自有常制，当输正色者，毋以重价强之折钱。若有故违，重置于法。临安府刻石，遍赐诸路。”六年，以谏议大夫谢廓然言：“州县违法科敛，侵渔日甚，其咎虽在县令，而督迫实由郡守。县令按劾，而郡守自如。”诏：“自今凡有过需横取，监司悉行按劾，无详于小而略于大。”七年夏，大旱。知南康军朱熹应诏上封事言：“今民间二税之入，朝廷尽取以供军，州县无复赢余，于是别立名色巧取。今民贫赋重，惟有核兵籍，广屯田，练民兵，可以渐省列屯坐食之兵，稍损州郡供军之数。使州县之力浸纾，然后禁其苛敛，责其宽恤，庶几穷困之民得保生业，无流移漂荡之患。”八年，诏监司、太守察所部催科不扰者荐之，烦扰害民者劾之。十一年，户部奏：“诸路州军检放旱伤米数近六十万石。上谕王淮曰：”若尽令核实，恐他年郡县怀疑，不复检放。惟宁国数最多，可令漕司核实而蠲之。“绍熙元年，臣僚言：“古者赋租出于民之所有，不强其所无。今之为绢者，一倍折而为钱，再倍折而为银。银愈贵，钱愈艰得，谷愈不可售，使民贱粜而贵折，则大熟之岁反为民害。愿诏州郡：凡多取而多折者，重置于罚；民有粜不售者，令常平就籴，异时岁歉，平价以粜。庶于民无伤，于国有补。”诏从之。秘书监杨万里奏：“民输粟于官谓之苗，旧以一斛输一斛，今以二斛输一斛矣。输帛于官谓之税，旧以正绢为税绢，今正绢外有和买矣。旧和买官给其直，或以钱，或以盐，今皆无之，又以绢估直而倍折其钱矣。旧税亩一钱输免役一钱，今岁增其额，不知所止矣。既一倍其粟，数倍其帛，又数倍其钱，而又有月桩钱、版帐钱、不知几倍于祖宗之旧，又几倍于汉、唐之制乎。此犹东南之赋可知也，至于蜀赋之额外无名者，不可得而知也。陛下欲薄赋敛，当节用度。用节而后财可积，财积而后国可足，国足而后赋可减，赋减而后民可富，民富而后邦可宁。不然，日复日，岁复岁，臣未知其所终也。” 时金主璟新立，万里迓使客于淮，闻其蠲民间房园地基钱，罢乡村官酒坊，减盐价，除田租，使虚誉达于吾境，故因转对而有是言也。二年，诏曰：“朕惟为政之道，莫先于养民。故自即位以来，蠲除甚赋，颁宣宽条，嘉与四方臻于安富。郡守、县令，最近民者也。诚能拊循惠爱，以承休德，庶几政平讼理之效。今采之人言，乃闻科敛先期，竞务办集，而民之虚实不问；追呼相继，敢为椎剥，而民之安否不恤。财计之外，治理蔑闻，甚不称朕委属之意。国用有常，固在经理，而非掊克督趣以为能也。知本末先后之谊，此朕所贵于守令者。继自今以轸恤为心，以牧养为务，俾民安业，时予汝嘉。”庆元二年，诏浙江东、西夏税、和买绸绢并依绍兴十六年诏旨折纳。 绍兴十六年诏旨：绢三分折钱，七分本色；绸八分折钱，二分本色。嘉熙二年臣僚言：“陛下自登大宝以来，蠲赋之诏无岁无之，而百姓未沾实惠。盖民输率先期归于吏胥、揽户，及遇诏下，则所放者吏胥之物，所倚阁者揽户之钱，是以宽恤之诏虽颁，愁叹之声如故。尝觉汉史恤民之诏，多减明年田租。今宜仿汉故事，如遇朝廷行大惠，则以今年下诏，明年减租，示民先知减数，则吏难为欺，民拜实赐矣。”从之。淳祐八年，监察御史兼崇政殿说书陈求鲁奏：“本朝仁政有余，而王制未备。今之两税，本大历之弊法也。常赋之入尚为病，况预借乎？预借一岁未已也，至于再，至于三；预借三岁未已也，至于四，至于五。窃闻今之州县，有借淳祐十四年者矣。以百亩之家计之，罄其永业，岂足支数年之借乎？操纵出于权宜，官吏得以簸弄，上下为奸，公私俱困。臣愚谓今日救弊之策，其大端有四焉：宜采夏侯太初并省州郡之议，俾县令得以直达于朝廷；用宋元嘉六年为断之法，俾县令得以究心于抚字；法艺祖出朝绅为令之典，以重其权；遵光武擢卓茂为三公之意，以激其气。然后为之正其经界，明其版籍，约其妄费，裁其横敛，则预借可革，民瘼有瘳矣。”咸淳十年，侍御史陈坚、殿中侍御史陈过等奏：“今东南之民力竭矣，西北之边患棘矣，诸葛亮所谓危急存亡之时也。而邸第戚畹、御前寺观，田连阡陌，亡虑数千万计，皆巧立名色，尽蠲二税。州县乏兴，鞭挞黎庶，鬻妻买子，而钟鸣鼎食之家，苍头庐儿，浆酒藿肉；琳宫梵宇之流，安居暇食，优游死生。安平无事之时尤且不可，而况艰难多事之际乎？今欲宽边患，当纾民力；欲纾民力，当纾州县，则邸第、寺观之常赋，不可姑息而不加厘正也。望与二三大臣亟议行之。”诏可。建炎二年，初复钞旁定帖钱，命诸路提刑司掌之。绍兴二年，诏伪造券旁者并依军法。五年三月，诏诸州勘合钱贯收十文足。勘合钱，即所谓钞旁定帖钱也。初令诸州通判印卖田宅契纸，自今民间争田，执白契者勿用。十有一月，以调度不足，诏诸路州县出卖户帖，令民具田宅之数而输其直。既而以苛扰稽缓，乃立价：凡坊郭乡村出等户皆三十千，乡村五等、坊郭九等户皆一千，凡六等，惟闽、广下户差减；期三月足输送行在，旱伤及四分以上者听旨。三十一年，先是，诸州人户典卖田宅契税钱所收窠名，七分隶经、总制，三分属系省。至是，总领四川财赋王之望言，请从本所措置拘收，以供军用，诏从之。凡嫁资、遗嘱及民间葬地，皆令投契纳税，一岁中得钱四百六十七万余引，而极边所捐八郡及卢、夔等未输者十九郡不与焉。乾道五年，户部尚书曾怀言：“四川立限拘钱数百万缗，婺州亦得钱三十余万缗，他路恬不加意。”诏：“百姓白契，期三月自陈，再期百日输税，通判拘入总制帐。输送及十一万缗者，知、通推赏；违期不首，及输钱违期者，许人告，论如律。”淳熙六年，敕令所进《重修淳熙法》，有收舟、驴、驼、马契书之税，帝命删之，曰：“恐后世有算及舟车之言。”建炎三年，张浚节制川、陕，承制以同主管川、秦茶马赵开为随军转运使，总领四川财赋。自蜀有西师，益、利诸司已用便宜截三路上供钱。 川峡布绢之给陕西、河东、京西者。四年秋，遂尽起元丰以来诸路常平司坊场钱， 元丰以来封桩者。次科激赏绢， 是年初科三十三万匹，俟边事宁即罢。绍兴十六年，减利、夔三万匹，惟东、西川三十万匹至今不减。次奇零绢估钱， 即上三路纲也，岁三十万匹。西川匹理十一引，东川十引。自绍兴二十五年至庆元初，两川并减至六引。次布估钱， 成都崇庆府、彭汉邛州、永康六郡，自天圣间，官以三百钱市布一匹，民甚便之，后不复予钱。至是，宣抚司又令民匹输估钱三引，岁七十余万匹，为钱二百余万引。庆元初，累减至一百三十余万引。次常平司积年本息， 此熙、丰以来所谓青苗钱者。建炎元年，遣驾部员外郎喻汝砺括得八百余万缗，至是，取以赡军矣。次对籴米， 谓如户当输税百石，则又科籴百石，故谓之对籴。 及他名色钱。 如酒、盐等。大抵于先朝常赋外，岁增钱二千六十八万缗，而茶不预焉。自是军储稍充，而蜀民始困矣。绍兴五年，浚召拜尚书右仆射，以席益为四川安抚制置大使，赵开为四川都转运使。益颇侵用军期钱，开诉于朝，又数增钱引，而军计犹不给。六年，以龙图阁直学士李迨代开为都转运使。都官员外郎冯康国言：“四川地狭民贫，祖宗时，正税重者折科稍轻，正税轻者折科稍重，二者平准，所以无偏重偏轻之患。百有余年，民甚安之。近年，漕、总二司辄更旧法，反覆纽折，取数务多，致民弃业逃移。望并罢之，一遵旧制。”诏如所请，令宪臣察其不如法者。七年三月，迨以赡军钱粮令四路漕臣分认，而榷茶钱不用，蜀人不以为是。九月，浚罢，赵鼎为尚书左仆射。十有一月，以直秘阁张深主管四川茶马，迨请祠。八年二月，命深及宣抚司参议官陈远猷并兼四川转运副使。席益以忧去，枢密直学士胡世将代之。十月，鼎罢，秦桧独相。九年，和议成。签书枢密院事楼炤宣谕陕西还，以金四千两、银二十万两输激赏库，皆取诸蜀者。会吴玠卒，以世将为宣抚副使，以吏部尚书张焘知成都府兼本路安抚使。上谕辅臣曰：“焘可付以便宜。如四川前日横敛，宜令减以纾民。”成都帅行民事，自焘始。世将奏以宣抚司参议官井度兼四川转运副使。十一年正月，赵开卒。自金人犯陕、蜀，开职馈饷者十年，军用无乏，一时赖之。其后计臣屡易，于开经画无敢变更。然茶、盐、榷酤、奇零绢布之征，自是为蜀之常赋，虽屡经蠲减而害不去，议者不能无咎开之作俑焉。十月，郑刚中为川、陕宣谕使。十二年，世将卒，改宣抚使。十三年，刚中献黄金万两。十五年正月，刚中奏减成都路对籴米三之一。四月，省四川都转运使，以其事归宣抚司。刚中寻以事忤秦桧，于是置四川总领所钱粮官，以太府少卿赵不弃为之。又改命不弃总领四川宣抚司钱粮。十六年，刚中奏减两川米脚钱三十二万缗，激赏绢二万匹，免创增酒钱三万四千缗。以四川总制钱五十万缗充边费。十七年，以户部员外郎符行中总领四川宣抚司钱粮，召刚中赴行在，不弃权工部侍郎，知成都府李璆权四川宣抚司事。先是，刚中奏：“本司旧贮备边岁入钱引五百八十一万五千道，如拨供岁计，即可对减增添，宽省民力。”诏李璆、符行中参酌减放。于是减四川科敷虚额钱岁二百八十五万缗，两川布估钱三十六万五千缗，夔路盐钱七万六千缗，坊场、河度净利抽贯税钱四万六千余缗，又减两川米脚钱四十二万缗。时宣抚司降赐库贮米一百万石，乃命行中酌度对籴分数均减。十八年，罢四川宣抚司，以璆为四川安抚制置使兼知成都府，太府少卿汪召嗣总领四川财赋军马钱粮。宣抚司降赐库钱，除制置司取拨二十万缗，余令总领所贮之。二十二年，总领所奏蠲诸路欠绍兴十七年以前折估籴本等钱一百二十九万余缗，米九万八千七百余石，绫、绢一万四千余匹。先是，自讲和后，岁减钱四百六十二万缗有奇，朝廷犹以为重。二十四年，遣户部员外郎钟世明同四川制、总两司措置裕民。二十五年，以符行中等言，减两川绢估钱二十八万缗，潼川府秋税脚钱四万缗，利路科斛脚钱十二万缗，两川米脚钱四十万缗，盐酒重额钱七十四万缗，激赏绢九千余匹，合一百六十余万缗；蠲州县绍兴十九年至二十三年折估籴本等逋欠二百九十二万缗。是时，朝廷虽蠲民旧逋，而符行中督责犹峻，蜀人怨之。于是以萧振为四川安抚制置使兼知成都府，行中提举江州太平兴国宫。二十六年，上以蜀民久困供亿，诏制置萧振、总领汤允恭、主管茶马李涧、成都转运判官许尹、潼川转运判官王之望措置宽恤，于是之望奏减四川上供之半。二十七年，用萧振等言，减三川对籴米十六万九千余石，夔路激赏绢五万匹，两川绢估钱二十八万缗有奇，潼川、成都奇零折帛匹一千；又减韩球所增茶额四百六十二万余斤，茶司引息虚额钱岁九十五万余缗。初，利州旧宣抚司有积缗二百万，守者密献之朝，下制置司取拨。振曰：“此所以备水旱军旅也，一旦有急，又将取诸民乎？请留其半。”是岁振卒，李文会代之。二十八年，文会卒，中书舍人王刚中代之。二十九年，蠲四川折估籴本积欠钱三百四十万缗。乾道二年，蠲奇欠白税契钱三十七万余缗。三年，蠲川、秦茶马两司绍兴十九年至三十二年州县侵用及民积欠六十六万四千九百余缗。四年，又诏：四川诸州欠绍兴三十一年至隆兴二年瞻军诸窠名钱物，暨退剥亏分之数，及漏底折欠等钱，并蠲之。蠲成都人户理运对籴米脚钱三十五万缗。淳熙十六年诏：“四川岁发湖、广总领所纲运百三十五万六千余贯，自明年始，与免三年。当议对减盐酒之额，制置、总领同诸路转运、提刑司条上。其湖、广岁计，朝廷当自给之。”绍熙三年，蠲潼川府去年被水州县租税，资普荣叙州、富顺监凡夏输亦如之。寻又诏：“本路旱伤州县租税，官为代输及民已输者，悉理今年之数。”四年，蠲绍熙三年成都、潼川两路奇零绢估钱引四十七万一千四百五十余道，潼川府激赏绢一十六万六千九百七十五匹。又诏：四川州县盐、酒课额，自明年更放三年。嘉定七年，再蠲四川州县盐、酒课额三年，其合输湖、广总领所纲运亦免三年。十一年，蠲天水军今年租役差科，西和州蠲十之七，成州蠲十之六，将利、河池两县各蠲十之五，以经兵也。志第一百二十八 食货上三（布帛 和籴 漕运）布帛 宋承前代之制，调绢、绸、绢、布、丝、绵以供军须，又就所产折科、和市。其纤丽之物，则在京有绫锦院，西京、真定、青益梓州场院主织锦绮、鹿胎、透背，江宁府、润州有织罗务，梓州有绫绮场，亳州市绉纱，大名府织绉縠，青、齐、郓、濮、淄、潍、沂、密、登、莱、衡、永、全州市平絁.东京榷货务岁入中平罗、小绫各万匹，以供服用及岁时赐与。诸州折科、和市，皆无常数，唯内库所须，则有司下其数供足。自周显德中，受公私织造并须幅广二尺五分，民所输绢匹重十二两，疏薄短狭、涂粉入药者禁之；河北诸州军重十两，各长四十二尺。宋因其旧。开宝三年，令天下诸州凡丝、绵、绸、绢麻布等物，所在约支二年之用，不得广科市以烦民。初，蓬州请以租丝配民织绫，给其工直，太祖不许。太宗太平兴国中，停湖州织绫务，女工五十八人悉纵之。诏川峡市买场、织造院，自今非供军布帛，其锦绮、鹿胎、透背、六铢、欹正、龟壳等段匹，不须买织，民间有织卖者勿禁。马元方为三司判官，建言：“方春乏绝时，预给库钱贷民，至夏秋令输绢于官。”大中祥符三年，河北转运使李士衡又言：“本路岁给诸军帛七十万，民间罕有缗钱，常预假于豪民，出倍称之息，至期则输赋之外，先偿逋欠，以是工机之利愈薄。请预给帛钱，俾及时输送，则民获利而官亦足用。”诏优予其直。自是诸路亦如之。或蚕事不登，许以大小麦折纳，仍免仓耗及头子钱。天圣中，诏减两蜀岁输锦绮、鹿胎、透背、欹正之半，罢作绫花纱。明道中，又减两蜀岁输锦绮、绫罗、透背、花纱三之二，命改织绸、绢以助军。景祐初，遂诏罢输锦背、绣背、遍地密花透背段，自掖庭以及闾巷皆禁用。其后岁辄增益梓路红锦、鹿胎，庆历四年复减半。既而又减梓路岁输绢三之一，红锦、鹿胎半之。先是，咸平初，广南西路转运使陈尧叟言：“准诏课植桑枣，岭外唯产苎麻，许令折数，仍听织布赴官场博市，匹为钱百五十至二百。”至是，三司请以布偿刍直，登、莱端布为钱千三百六十，沂布千一百，仁宗以取直过厚，命差减其数。自西边用兵，军须绸绢，多出益、梓、利三路，岁增所输之数；兵罢，其费乃减。嘉祐三年，始诏宽三路所输数。治平中，岁织十五万五千五百余匹。神宗即位，京师米有余蓄，命发运司损和籴数五十万石，市金帛上京，储之榷货务，备三路军须。京东转运司请以钱三十万二千二百贯给贷于民，令次年输绢，匹为钱千，随夏税初限督之。诏运其钱于河北，听商人入中。熙宁三年，御史程颢言：“京东转运司和买绸绢，增数抑配，率千钱课绢一匹，其后和买并税绢，匹皆输钱千五百。”时王广渊为转运使，谓和买如旧，无抑配。颢言其迎合朝廷意。王安石谓广渊在京东尽力以赴事功，不宜罪以迎合。乃诏所给内帑别额绸绢钱五十万缗，收其本储之北京，息归之内帑。右正言李常亦言：“广渊以陈汝羲所进羡余钱五十万缗，随和买绢钱分配，于常税折科放买外，更取二十五万缗，请以颢言付有司。”定州安抚司又言：“转运司配绸、绢、绵、布于州镇军砦等坊郭户，易钱数多，乞悯其灾伤，又居极边，特蠲损之。”诏提刑司别估，民不愿市，令官自卖，已给而抑配者正之。自王安石秉政，专以取息为富国之务，故当时言利小人如王广渊辈，假和买绸绢之名，配以钱而取其五分之息，其刻又甚于青苗。然安石右广渊，颢、常言卒不行。二月，诏移巴蜀羡财，市布帛储于陕西以备边，省蜀人输送及中都漕挽之费。七年，两浙察访沈括言：“本路岁上供帛九十八万，民苦备偿，而发运司复以移用财货为名，增预买绸绢十二万。”诏罢其所增之数。八年，韩琦奏倚阁预买绸绢等，虽稍丰稔，犹当五七岁带输。安石以为不然，言于神宗曰：“预买绸绢，祖宗以来未尝倚阁，往岁李稷有请，因从之。近方镇监司争以宽恤为事，不计有无，异日国用阙，当复刻剥于民尔。”元丰以来，诸路预买绸绢，许假封桩钱或坊场钱，少者数万缗，多者至数十万缗。其假提举司宽剩钱者，又或令以绢帛入常平库，俟转运司以价钱易取。三年，京东转运司请增预买数三十万，即本路移易，从之。四年，遣李元辅变运川陕四路司农物帛。中书言：物帛至陕西，择省样不合者贸易，籴粮储于边，期以一年毕。五年，户部上其数凡八百十六万一千七百八十匹两，三百四十六万二千缗有奇。绍圣元年，两浙丝蚕薄收，和买并税绸绢，令四等下户输钱，易左帑绸绢；又令转运司以所输钱市金银，遇蚕丝多，兼市纱、罗、绸、绢上供。元符元年，雄州榷场输布不如样，监司、通判贬秩、展磨勘年有差；令损其直，后似此者勿受。尚书省言：“民多愿请预买钱，宜视岁例增给，来岁市绸绢计纲赴京。”左司员外郎陈瓘言：“预买之息，重于常平数倍，人皆以为苦，何谓愿请？今复创增，虽名济乏，实聚敛之术。”提点京东刑狱程堂亦言：“京东、河北灾民流未复，今转运司东西路岁额无虑二百万匹两，又于例外增买，请罢之。”乃诏诸路提举司勿更给钱，俟蚕麦多，选官置场。崇宁中，诸路预买，令所产州县乡民及城郭户并准赀力高下差等均给。川陕路取元丰数最多一年为额，旧不给者如故。江西和买绸绢岁五十万匹，旧以钱、盐三七分预给。自盐钞法行，不复给盐，令转运司尽给以钱，而卒无有，逮今五年，循以为常，民重伤困。大观初，诏假本路诸司封桩钱及邻路所掌封桩盐各十万缗给之。其后提举常平张根复言：“本路和买，未尝给钱，请尽给一岁蚕盐，许转运司移运或民户至场自请。”而江西十郡和买数多，法一匹给盐二十斤，比钱九百，岁预于十二月前给之。转运司得盐不足，更下发运司会积岁所负给偿。尚书省言大观库物帛不足，令两浙、京东、淮南、江东西、成都、梓州、福建路市罗、绫、纱一千至三万匹各有差。二年，又令京东、淮南、两浙市绢帛五万及三万匹，并输大观库；又四川各二万，输元丰库。江东西如四川之数，输崇宁库。而州县和买，有以盐一席折钱六千，令民至期输绸绢六匹，又前期督促，致多逃徙，诏递加其罪。坊郭户预买有加至四五百匹，兴仁府万延嗣户业钱十四万二千缗，岁均千余匹，乃令减半均之。两浙和买并税绸绢布帛，头子钱外，又收市例钱四十，例外约增数万缗，以分给人吏。政和初，诏罢市例钱。诸路绸绢布帛比价高数倍，而给直犹用旧法，言者请稍增之，度支以元丰例定，沮抑不行，令如期给散而已。江东和买，弊如江西，比而才给二百，转运司又以重十三两为则，不及则准丝价补纳以钱，两准二百有余。宣和三年，诏提刑司厘正以闻。先是，成都、河北预买，官户许减半，四年，令旧尝全科者如旧。即又以两浙多官户，令预买通敷。七年冬，郊祀，河北、京东和买科取物帛丝绵等数并免，以供奉物给降，其所蠲贷，几数百万。初，预买绸绢务优直以利民，然犹未免烦民，后或令民折输钱，或物重而价轻，民力浸困，其终也，官不给直，而赋取益甚矣。十二月，诏令转运司各会一路之数，分下州县经画，不以钱以他物、不以正月以他月给者，并论以违制。然有司鲜能承顺焉。靖康元年，命转运司以常平钱前一季预备，如正月之期给之，毋贷以他物而损其数。京东州县勿以迁移户旧数科著业人，仍先除其数，俟流民归业均敷。余路亦如之。建炎三年春，高宗初至杭州，朱胜非为相。两浙转运副使王琮言：“本路上供、和买、夏税绸绢，岁为匹一百一十七万七千八百，每匹折输钱二千以助用。”诏许之。东南折帛钱自此始。五月，诏每岁预买绵绢，令登时给其直。又诏江、浙和预买绢减四分之一，仍给见钱，违者置之法。绍兴元年，初赋鼎州和买折帛钱六万缗，以赡蔡兵。以两浙夏税及和买绸绢一百六十余万匹，半令输钱，匹二千。二年，以诸路上供丝、帛并半折钱如两浙例，江、淮、闽、广、荆湖折帛钱自此始。时江、浙、湖北、夔路岁额绸三十九万匹，江南、川、广、湖南、两浙绢二百七十三万匹，东川、湖南绫罗絁七万匹，西川、广西布七十七万匹，成都锦绮千八百余匹，皆有奇。三年三月，以两浙和买物帛，下户艰于得钱，听以七分输正色，三分折见缗。初，洪州和买，八分输正色，二分折省钱，匹三千。四年，帅臣胡世将请以三分匹折六千省。又言绢直踊贵，请匹增为五千匹。户部定为六千匹。殿中侍御史张致远言：“江西残破之余，和预买绢请折输钱，朝廷从之，是欲少宽民力。匹输钱五千省，比旧直已增其半，较之两浙时直，匹多一千五百，户部又令折六贯文足，是欲乘民之急而倍其敛也。物不常贵，则绢有时而易办；钱额既定，则价无时而可减。”于是诏江西和买绢匹折输钱六十省，愿输正色者听。是冬，初令江、浙民户悉输折帛钱。当是时，行都月费钱百余万缗，重以增戍之费，令民输绸者全折，输绢者半折，匹五千二百省。折帛钱由此愈重。九年正月，复河南，减折帛钱匹一千，未几又增之。十七年，减折帛钱：江南匹为六千，两浙七千，和买六千五百；绵，江南两为三百，两浙四百。二十年，诏：“广西折布钱因张浚增至两倍以上，今减作一贯文折输。”二十九年，中书省奏：江、浙四路所起折帛钱，地里遥远，宜就近储之。诏除徽、处、广德旧折轻货，余州当折银者输钱，愿输银者听，浙西提刑司、三总领所主之。先是，江、浙路折帛钱岁为钱五百七十三万余缗，并输行都，至是，始外储之以备军用。乾道四年，减两浙、乾道五年夏税、和买折帛钱之半。六年，知徽州郏升卿代还，奏：“州自五代时陶雅守郡，妄增民赋，至今二百余年，比邻境诸县之税独重数倍，而杂钱之税科折尤重，请赐蠲免。”九年，诏徽州额外创科杂钱一万二千一百八十余缗，及元认江东、两浙运司诸处绢一万六千六百余匹，并蠲之。绍熙五年，诏两浙、江东西和买绸绢折帛钱太重，可自来年匹减钱一贯五百文，三年后别听旨。所减之钱，令内藏、封桩两库拨还。庆元元年，户部侍郎袁说友言临安、余杭二县和买科取之弊：“乞将余杭县经界元科之额配以绢数，不分等则，以二十四贯定敷一匹，衮科而下，足额而止，捐其余以惠末产之民。如此则吏不得而制民，民无资于诡户，救弊之良策也。”说友又奏：“贯头均科之法行，则县邑无由多取，乡司无所走弄，而诡挟者不能以幸免，是以奸民顽吏立为异论以摇之。”诏令集议。二年，吏部尚书叶翥等议请如帅漕所奏推行之，诏可。建炎元年，知越州翟汝文奏：“浙东和预买绢岁九十七万六千匹，而越乃六十万五百匹，以一路计之，当十之三。望将三等以上户减半，四等以下户权罢。”寻以杭之和买绢编重，均十二万匹于两浙。乾道九年，秘书郎赵粹中言：“两浙和买，莫重于绍兴，而会稽为最重。缘田薄税重，诡名隐寄，多分子户。自经界后至乾道五年，累经推排，减落物力，走失愈重，民力困竭。若据亩均输，可绝诡户之弊。”淳熙八年，诏两淮漕臣吴琚与帅臣张子颜措置。子颜等言：“势家豪民分析版籍以自托于下户，是不可不抑。然弊必有原，谓如浙东七州，和买凡二十八万一千七百三十有八；温州本无科额，合台、明、衢、处、婺之数，不满一十三万；而绍兴一郡独当一十四万六千九百三十有八，则是以一郡视五郡之输而又赢一万有奇，此重额之弊也。又如赁牛物力，以其有资民用，不忍科配；酒坊、盐亭户，以其尝趁官课，难令再敷；至于坍江落海之田，坏地漂没；僧道寺观之产，或奉诏蠲免；而省额未除，不免阴配民户，此暗科之弊也。二弊相乘，民不堪命，于是规避之心生，而诡户之患起。旧例物力三十八贯五百为第四等，降一文以下即为第五等，为诡户者志于规避，往往止就二三十贯之间立为砧基。今若自有产有丁系真五等依旧不科，其有产无丁之户，将实管田产钱一十五贯以上并科和买，其一十五贯以下则存而不敷，庶几伪五等不可逃，真五等不受困。”于是诏：“绍兴府攒宫田园、诸寺观、延祥庄并租牛耕牛合蠲和买，并于省额除之；坊场、盐亭户见敷和买物力，及坍江田、放生池合减租税物力，并核实取旨。”十一年，臣僚言两浙、江东西四路和买不均之弊，送户部、给舍等官详议。郑丙、丘崈议，亩头均科之说至公至平，诏施行之。十六年，知绍兴府王希吕言：“均敷和买，曩者亟于集事，不暇核实，一切以为诡户而科之，于是物力自百文以上皆不免于和买，贫民始不胜其困。乞将创科和买二万五十七匹有奇尽放，则民被实惠矣。于是诏下户和买二万五十余匹住催一年，又减元额四万四千匹有奇；均敷一节，令知绍兴府洪迈从长施行。绍熙元年，迈定其法上之，诏依所措置推行，于是绍兴贫民下户稍宽矣。和籴 宋岁漕以广军储、实京邑。河北、河东、陕西三路及内郡，又自籴买，以息边民飞挽之劳，其名不一。建隆初，河北连岁大稔，命使置场增价市籴，自是率以为常。咸平中，尝出内府绫、罗、锦、绮计直缗钱百八十万、银三十万两，付河北转运使籴粟实边。继而诏：凡边州积谷可给三岁则止。大中祥符初，三路岁丰，仍令增籴广蓄，靡限常数。后又时出内库缗钱，或数十万，或百万，别遣官经画市籴，中等户以下免之。初，河东既下，减其租赋。有司言其地沃民勤，颇多积谷，请每岁和市，随常赋输送，其直多折色给之。京东西、陕西、河北阙兵食，州县括民家所积粮市之，谓之推置；取上户版籍，酌所输租而均籴之，谓之对籴，皆非常制。麟、府州以转饷道远，遣常参官就置场和籴。河北又募商人输刍粟于边，以要券取盐及缗钱、香药、宝货于京师或东南州军，陕西则受盐于两池，谓之入中。陕西籴谷，又岁预给青苗钱，天圣以来，罢不复给，然发内藏金帛以助籴者，前后不可胜数。宝元中，出内库珠直缗钱三十万，付三司售之，取其直以助边费。欧阳修奉使河东还，言：“河东禁并边地不许人耕，而私籴北界粟麦为兵储最为大患。”遂诏岢岚、火山军闲田并边壕十里外者听人耕，然竟无益边备，岁籴如故。大抵入中利厚而商贾趋之，罢三路入中，悉以见钱和籴，县官之费省矣。熙宁五年，诏以银绢各二十万赐河东经略安抚司，听人赊买，收本息封桩备边。自是三路封桩，所给甚广，或取之三司，或取之市易务，或取之他路转运司，或赐常平钱，或鬻爵、给度牒，而出内藏钱帛不与焉。七年，以岷州入中者寡，令三司具东南及西盐钞法经久通行利病以闻。知熙州王韶建议：“依沿边和籴例，以一分见缗、九分西钞，别约价，募入中者。凡边部入中有阙，则多出京钞或饶益诱之，以纾用度。”是岁，河东并边大稔，诏都转运使李师中与刘庠广籴，积五年之蓄。复命辅臣议，更与陕西并塞刍粮之法，令转运司增旧籴三分，以所籴亏羡为赏罚，仍遣吏按视。而陕西和籴，或以钱、茶、银、绸、绢籴于弓箭手。八年，河东察访使李承之言：“太原路二税外有和籴粮草，官虽量予钱、布，而所得细微，民无所济，遇岁凶不蠲，最为弊法。”继而知太原韩绛复请和籴于元数省三分，罢支钱、布，乞精选才臣讲求利害。诏委陈安石。元丰元年，安石奏：“河东十三州一税，以石计凡三十九万二千有余，而和籴数八十三万四千有余，所以岁凶仍输者，以税轻、军储不可阙故也。旧支钱、布相半，数既奇零，以钞贸易，略不收半，公家实费，百姓乃得虚名。欲自今罢支籴钱，岁以其钱令并边州郡和市封桩，即岁灾以填所蠲数，年丰则三岁一免其输。”朝廷以为然，始诏河东岁给和籴钱八万余缗并罢，以其钱付漕司，如安石议。因用安石为河东转运使。其后经略使吕惠卿复请别议立法，除河外三州理为边郡宜免，余十一州可概均籴。下有司议，以岁和籴见数十分之，裁其二，用八分为额，随户色高下裁定，毋更给钱；岁灾同秋税蠲放，以转运司应给钱补之，灾不及五分，听以久例支移。遂易和籴之名为助军粮草。元丰四年，以度支副使蹇周辅兼措置河北籴便司。明年，诏以开封府界、诸路阙额禁军及淮、浙、福建等路剩盐息钱，并输籴便司为本。令瀛、定、澶等州各置仓，凡封桩，三司毋关预，委周辅专其任，司农寺市易、淤田、水利等司所计置封桩粮草并归之。六年，诏提点河北西路王子渊兼同措置。未几，手诏周辅：今河朔丰成，宜广收籴。是岁，大名东、西济胜二仓，定州衍积、宝盈二仓与瀛之州仓皆成，周辅召拜户部侍郎，以左司郎中吴雍代之。明年，雍言河北仓廪皆充实，见储粮料总千一百七十六万石。诏赐同措置王子渊三品服。宣和中，罢畿内和籴。自熙宁以来，和籴、入中之外，又有坐仓、博籴、结籴、兑籴、俵籴、寄籴、括籴、劝籴、均籴等名。其曰坐仓：熙宁二年，令诸军余粮愿籴入官者，计价支钱，复储其米于仓。王珪奏曰：“外郡用钱四十可致斗米于京师，今京师乏钱，反用钱百坐仓籴斗米，此极非计。”司马光曰：“坐仓之法，盖因小郡乏米而库有余钱，故反就军人籴米以给次月之粮，出于一时急计耳。今京师有七年之储，而府库无钱，更籴军人之米，使积久陈腐，其为利害非臣所知。”吕惠卿曰：“今坐仓得米百万石，则减东南岁漕百万石，转易为钱以供京师，何患无钱？”光曰：“臣闻江、淮之南，民间乏钱，谓之钱荒。而土宜粳稻，彼人食之不尽。若官不籴取以供京师，则无所发泄，必甚贱伤农矣。且民有米而官不用米，民无钱而官必使之出钱，岂通财利民之道乎？”不从。明年，又虑元价贱，神、龙卫及诸司每石等第增钱收籴，仍听行于河北、河东、陕西诸路。元符以后，有低价抑籴之弊，诏禁止之。其曰博籴：熙宁七年，诏河北转运、提举司置场，以常平及省仓岁用余粮，减直听民以丝、绵、绫、绢增价博买，俟秋成博籴。崇宁五年，又诏陕西钱重物轻，委转运司措置，以银、绢、丝、绸之类博籴斛斗，以平物价。其曰结籴：熙宁八年，刘佐体量川茶，因便结籴熙河路军储，得七万余石，诏运给焉。未几，商人王震言：结籴多散官或浮浪之人，有经年方输者。诏措置熙河财用孙迥究治以闻。迥奏总管王君万负熙、河两川结籴钱十四万六百三十余缗、银三百余两。乃遣蔡确驰往本路劾之，君万及高遵裕皆坐借结籴违法市易，降黜有差。崇宁初，蔡京行于陕西，尽括民财以充数。五年，以星变讲修阙政，罢陕西、河东结籴、对籴。其曰俵籴：熙宁八年，令中书计运米百万石费约三十七万缗，帝怪其多。王安石因言：“俵籴非特省六七十万缗岁漕之费，且河北入中之价，权之在我，遇斗斛贵住籴，即百姓米无所粜，自然价损，非惟实边，亦免伤农力。”乃诏岁以末盐钱钞、在京粳米六十万贯石，付都提举市易司贸易。度民田入多寡，豫给钱物，秋成于澶州、北京及缘边入米麦粟封桩。即物价踊，权止入中，听籴便司兑用，须岁丰补偿。绍圣三年，吕大忠之言，召农民相保，豫贷官钱之半，循税限催科，余钱至夏秋用时价随所输贴纳。崇宁中，蔡京令坊郭、乡村以等第给钱，俟收，以时价入粟，边郡弓箭手、青唐蕃部皆然。用俵多寡为官吏赏罚。其曰兑籴：熙宁九年，诏淮南常平司于麦熟州郡及时兑籴。元祐二年，尝以麦熟下诸路广籴，诏后价若与本相当，即许变转兑籴。其曰寄籴：元丰二年，籴便粮草王子渊论纲舟利害，因言：“商人入中，岁小不登，必邀厚价，故设内郡寄籴之法，以权轻重。”七年，诏河北瀛、定二州所籴数以钜万，而散于诸郡寄籴，恐缓急不相及，不若致商人自运。李南公、王子渊俱言：“寄籴法行已久，且近都仓，缓急运致非难。”于是寄籴卒不罢。其曰括籴：元符元年，泾原经略使章楶请并边籴买；豫榜谕民，毋得与公家争籴，即官储有之，括索赢粮之家，量存其所用，尽籴入官。其曰劝籴、均籴：政和元年，童贯宣抚陕西议行之。鄜延经略使钱即言：“劝籴非可以久行。均籴先入其斛斗乃给其直，于有斛斗之家未有害也。坊郭之人，素无斛斗，必须外籴，转有烦费。”疏奏，坐贬。时又诏河北、河东仿陕西均籴，知定州王汉之坐沮格夺职罢。未几，遂立均籴法。三年，以岁稔，诸路推行均籴。五年，言者谓：“均籴法严，然已籴而不偿其直，或不度州县之力，敷数过多，有一户而籴数百石者。”乃诏诸路毋辄均籴。既而州县以和籴为名，低裁其价，转运司程督愈峻，科率倍于均籴，诏约止之。宣和三年，方腊平，两浙亦量官户轻重均籴。明年，荆湖南、北均籴，以家业为差。劝籴之法，其后浸及于新边，鄯廓州、积石军蕃部患之。自熙宁以来，王韶开熙河，章惇营溪洞，沈起、刘彝启交址之隙，韩存宝、林广穷乞第之役，费用科调益繁。陕西宿兵既多，元丰四年，六路大举西讨，军费最甚于他路。帝先虑科役扰民，令赵禼廉问，颇得其事。又以粮饷粗恶，欲械斩河东、泾原漕臣，以励其余，卒以师兴役众，鲜克办给。又李稷为鄜延漕臣督运，诏许斩知州以下乏军兴者，民苦折运，多散走，所杀至数千人，道毙者不在焉。于是文彦博奏言：“关陕人户，昨经调发，不遗余力，死亡之余，疲瘵已甚。为今之计，正当劳来将士，安抚百姓，全其疮痍，使得苏息。”明年，优诏嘉答。初，西师无功，议者虑朝廷再举，自是，帝大感悟，申饬边臣固境息兵，关中以苏。哲宗即位，诸老大臣维持初政，益务绥静，边郡类无调发，第令诸路广籴以备蓄积，及诏陕西、麟府州计五岁之粮而已。绍圣初，乃诏河北镇、定、瀛州籴十年之储，余州七年。其后陕西诸路又连岁兴师，及进筑鄯、湟等州，费资粮不可胜计。元符二年，泾原经略使章楶谏曰：“伏见兴师以来，陕西府库仓廪储蓄，内外一空，前后资贷内藏金帛，不知其几千万数。即今所在粮草尽乏，漕臣计无所出，文移指空而已。今者，正休兵息民、清心省事之时，唯深察臣言，裁决斯事。若更询主议大臣，窃恐专务兴师，上误圣听。”主议大臣，指章惇也。时内藏空乏，陕西诸路以军赏银绢数寡，请给于内藏库，诏以绢五十万匹予之。帝谓近臣曰：“内库绢才百万，已辍其半矣。”蔡京用事，复务拓土，劝徽宗招纳青唐，用王厚经置，费钱亿万，用大兵凡再，始克之，而湟州戍兵岁费钱一千二十四万九千余缗。五年，熙河兰湟运使洪中孚言：“本道青稞亩收五石，粒当大麦之三。异时人粮给精米，马料给青稞，率皆八折，不惟人马之食自足，而价亦相当。今边臣不烛事情，精米、青稞与糙米、大麦一例抵斗给散，即公有一分之耗，私有一分之赢。会计一路岁费斛斗一百八十万、杂色五十万外，青稞一百三十万，抵斗岁费二十六万石，石三十缗，计七百八十万。”帝虑其米仍粗，将士或有饥色，乃命九折。明年，复令计斗给散，竟罢九折。又于陕西建四都仓：平夏城曰裕财，镇戎军曰裕国，通峡砦曰裕民，西安州曰裕边。自夏人叛命，诸路皆谋进筑，陕以西保甲皆运粮。后童贯又自将兵筑靖夏、制戎、伏羌等城，穷讨深入，凡六七年。至宣和末，馈饷空乏，鄜延至不能支旬月。时边臣争务开边，夔、峡、岭南不毛之地，草创郡邑，调取于民，费出于县官，不可胜计。最后有燕山之役，雄、霸等州仓廪皆竭，兵士饥忿，有掷瓦石击守贰、刃将官者。燕山郭药师所将常胜一军，计口给钱廪，月费米三十万石、钱一百万缗。河北之民力不能给，于是免夫之议兴。初，黄河岁调夫修筑埽岸，其不即役者输免夫钱。熙、丰间，淮南科黄河夫，夫钱十千，富户有及六十夫者，刘谊盖尝论之。及元祐中，吕大防等主回河之议，力役既大，因配夫出钱。大观中，修滑州鱼池埽，始尽令输钱。帝谓事易集而民不烦，乃诏凡河堤合调春夫，尽输免夫之直，定为永法。及是，王黼建议，乃下诏曰：“大兵之后，非假诸路民力，其克有济？谕民国事所当竭力，天下并输免夫钱，夫二十千，淮、浙、江、湖、岭、蜀夫三十千。”凡得一千七百余万缗，河北群盗因是大起。南渡，三边馈饷，籴事所不容已。绍兴间，于江、浙、湖南博籴，多者给官告，少者给度牒，或以钞引，类多不售，而吏缘为奸，人情大扰。于是减其价以诱积粟之家，初不拘于官、编之户。凡降金银钱帛而州县阻节不即还者，官吏并徒二年。广东转运判官周纲籴米十五万石，无扰及无陈腐，抚州守臣刘汝翼饷兵不匮，及劝诱赈粜流离，皆转一官。七年，以饶州之籴石取耗四斗，罪其郡守。自是和籴者计剩科罪。十三年，荆湖岁稔，米斗六七钱，乃就籴以宽江、浙之民。十八年，免和籴，命三总领所置场籴之。旧制：两浙、江、湖岁当发米四百六十九万斛， 两浙一百五十万，江东九十三万，江西百二十六万，湖南六十五万，湖北三十五万。至是，欠百万斛有奇。乃诏临安、平江府及淮东西、湖广三计司，岁籴米百二十万斛：，淮西十六万五千，湖广、淮东皆十五万。二十八年，除二浙以三十五万斛折钱，诸路纲米及籴场岁收四百五十二万斛。二十九年，籴二百三十万石以备振贷，石降钱二千，以关子、茶引及银充其数。孝宗乾道三年秋，江、浙、淮、闽淫雨，诏州县以本钱坐仓收籴，毋强配于民。四年，籴本结会子及钱银，石钱二贯五百文。淳熙三年，诏广西运司，籴钱以岁丰歉市直高下增减给之。宝庆三年，监察御史汪刚中言：“和籴之弊，其来非一日矣，欲得其要而革之，非禁科抑不可。夫禁科抑，莫如增米价，此已试而有验者，望饬所司奉行。”有旨从之。绍定元年，锡银、会、度牒于湖广总所，令和籴米七十万石饷军。五年，臣僚言：“若将民间合输缗钱使输斛斗，免令贱粜输钱，在农人亦甚有利，此广籴之良法也。”从之。开庆元年，沿江制置司招籴米五十万石，湖南安抚司籴米五十万石，两浙转运司五十万石，淮、浙发运司二百万石，江东提举司三十万石，江西转运司五十万石，湖南转运司二十万石，太平州一十万石，淮安州三十万石，高邮军五十万石，涟水军一十万石，庐州一十万石，并视时以一色会子发下收籴，以供军饷。咸淳六年，都省言：“咸淳五年和籴米，除浙西永远住籴及四川制司就籴二十万石桩充军饷外，京湖制司、湖南、江西、广西共籴一百四十八万石，凡遇和籴年分皆然。”漕运 宋都大梁，有四河以通漕运：曰汴河，曰黄河，曰惠民河，曰广济河，而汴河所漕为多。太祖起兵间，有天下，惩唐季五代藩镇之祸，蓄兵京师，以成强干弱支之势，故于兵食为重。建隆以来，首浚三河，令自今诸州岁受税租及筦榷货利、上供物帛，悉官给舟车，输送京师，毋役民妨农。开宝五年，率汴、蔡两河公私船，运江、淮米数十万石以给兵食。是时京师岁费有限，漕事尚简。至太平兴国初，两浙既献地，岁运米四百万石。所在雇民挽舟，吏并缘为奸，运舟或附载钱帛、杂物输京师，又回纲转输外州，主藏吏给纳邀滞，于是擅贸易官物者有之。八年，乃择干强之臣，在京分掌水陆路发运事。凡一纲计其舟车役人之直，给付主纲吏雇募，舟车到发、财货出纳，并关报而催督之，自是调发邀滞之弊遂革。初，荆湖、江、浙、淮南诸州，择部民高赀者部送上供物，民多质鲁，不能检御舟人，舟人侵盗官物，民破产不能偿。乃诏牙吏部送，勿复扰民。大通监输铁尚方铸兵器，锻练用之，十裁得四五；广南贡藤，去其粗者，斤仅得三两。遂令铁就冶郎淬治之，藤取堪用者，无使负重致远，以劳民力。汴河挽舟卒多饥冻，太宗令中黄门求得百许人，蓝缕枯瘠，询其故，乃主粮吏率取其口食。帝怒，捕鞫得实，断腕殉河上三日而后斩之，押运者杖配商州。雍熙四年，并水陆路发运为一司。主纲吏卒盗用官物，及用水土杂糅官米，故毁败舟船致沉溺者，弃市，募告者厚赏之；山河、平河实因滩碛风水所败，以收救分数差定其罪。端拱元年，罢京城水陆发运，以其事分隶排岸司及下卸司。先是，四河所运未有定制，太平兴国六年，汴河岁运江、淮米三百万石，菽一百万石；黄河粟五十万石，菽三十万石；惠民河粟四十万石，菽二十万石；广济河粟十二万石：凡五百五十万石。非水旱蠲放民租，未尝不及其数。至道初，汴河运米五百八十万石。大中祥符初，至七百万石。江南、淮南、两浙、荆湖路租籴，于真、扬、楚、泗州置仓受纳，分调舟船溯流入沛，以达京师，置发运使领之。诸州钱帛、杂物、军器上供亦如之。陕西诸州菽粟，自黄河三门沿流入沛，以达京师，亦置发运司领之。粟帛自广济河而至京师者，京东之十七州；由石塘、惠民河而至京师者，陈、颍、许、蔡、光、寿六州，皆有京朝官廷臣督之。河北卫州东北有御河达乾宁军，其运物亦廷臣主之。广南金银、香药、犀象、百货，陆运至虔州而后水运。川益诸州金帛及租、市之布，自剑门列传置，分辇负担至嘉州，水连达荆南，自荆南遣纲吏运送京师。咸平中，定岁运六十六万匹，分为十纲。天禧末，水陆运上供金帛、缗钱二十三万一千余贯、两、端、匹，珠宝、香药二十七万五千余斤。诸州岁造运船，至道末三千二百三十七艘，天禧末减四百二十一。先是，诸河漕数岁久益增，景德四年，定汴河岁额六百万石。天圣四年，荆湖、江、淮州县和籴上供，小民阙食，自五年后权减五十万石。庆历中，又减广济河二十万石。后黄河岁漕益减耗，才运菽三十万石，岁创漕船，市材木，役牙前，劳费甚广；嘉祐四年，罢所运菽，减漕船三百艘。自是岁漕三河而已。江、湖上供米，旧转运使以本路纲输真、楚、泗州转般仓，载盐以归，舟还其郡，卒还其家。汴舟诣转般仓运米输京师，岁折运者四。河冬涸，舟卒亦还营，至春复集，名曰放冻。卒得番休，逃亡者少；汴船不涉江路，无风波沉溺之患。后发运使权益重，六路上供米团纲发船，不复委本路，独专其任。文移坌并，事目繁夥，不能检察。操舟者赇诸吏，得诣富饶郡市贱贸贵，以趋京师。自是江、汴之舟，混转无辨，挽舟卒有终身不还其家、老死河路者。籍多空名，漕事大弊。皇祐中，发运使许元奏：“近岁诸路因循，粮纲法坏，遂令汴纲至冬出江，为他路转漕，兵不得息。宜敕诸路增船，载米输转般仓充岁计如故事。”于是牟利者多以元说为然，诏如元奏。久之，诸路纲不集。嘉祐三年，下诏切责有司以格诏不行，及发运使不能总纲条，转运使不能斡岁入。预敕江、淮、两浙转运司，期以期年，各造船补卒，团本路纲，自嘉祐五年汴船不得复出江。至期，诸路船犹不足。汴船既不至江外，江外船不得至京师，失商贩之利；而汴船工卒讫冬坐食，恒苦不足，皆盗毁船材，易钱自给，船愈坏而漕额愈不及矣。论者初欲漕卒得归息，而近岁汴船多佣丁夫，每船卒不过一二人，至冬当留守船，实无得归息者。时元罢已久，后至者数奏请出汴船，执政不许。治平三年，始诏出汴船七十纲，未几，皆出江复故。治平二年，漕粟至京师，汴河五百七十五万五千石，惠民河二十六万七千石，广济河七十四万石。又漕金帛缗钱入左藏、内藏库者，总其数一千一百七十三万，而诸路转移相给者不预焉。繇京西、陕西、河东运薪炭至京师，薪以斤计一千七百一十三万，炭以秤计一百万。是岁，诸路创漕船二千五百四十艘。治平四年，京师粳米支五岁余。是时，漕运吏卒，上下共为侵盗贸易，甚则托风水沉没以灭迹。官物陷折，岁不减二十万斛。熙宁二年，薛向为江、淮等路发运使，始募客舟与官舟分运，互相检察，旧弊乃去。岁漕常数既足，募商舟运至京师者又二十六万余石而未已，请充明年岁计之数。三司使吴充言：“宜自明年减江、淮漕米二百万石，令发运司易轻货二百万缗，计五年所得，无虑缗钱千万，转储三路平籴备边。”王安石谓：“骤变米二百万石，米必陡贱；骤致轻货二百万贯，货必陡贵。当令发运司度米贵州郡，折钱变为轻货，储之河东、陕西要便州军，用常平法粜籴为便。”诏如安石议。七年，京东路察访邓润甫等言：“山东沿海州郡地广，丰岁则谷贱，募人为海运，山东之粟可转之河朔，以助军食。”诏京东、河北路转运司相度，卒不果行。是岁，江、淮上供谷至京师者三分不及一，令督发运使张颉亟办来岁漕计。宣徽南院使张方平言：“今之京师，古所谓陈留，天下四冲八达之地，利漕运而赡师旅。国初，浚河渠三道以通漕运，立上供平额，汴河六百万石，广济河六十二万石，惠民河六十万石。广济河所运，止给太康、咸平、尉氏等县军粮，唯汴河运米麦，乃太仓蓄积之实。近罢广济河，而惠民河斛斗不入太仓，大众所赖者汴河。议者屡作改更，必致汴河日失其旧。”十二月，诏浚广济河，增置漕舟。其后河成，岁漕京东谷六十万石。东南诸路上供杂物旧陆运者，增舟水运。押汴河江南、荆湖纲运，七分差三班使臣，三分军大将、殿侍。又令真、楚、泗州各造浅底舟百艘，分为十纲入汴。元丰五年，罢广济河辇运司及京北排岸司，移上供物于淮阳计置入汴，以清河辇运司为名。御史言广济安流而上，与清河溯流入汴，远近险易不同。诏转运、提点刑狱比较利害以闻。江、淮等路发运副使蒋之奇、都水监丞陈祐甫开龟山运河，漕运往来，免风涛百年沉溺之患。诏各迁两官，余官减年循资有差。八年，罢岁运百万石赴西京。先是，道洛入汴，运东南粟实洛下，至是，户部奏罢之。是年，立汴河粮纲赏罚，岁终检察。绍圣二年，置汴纲，通作二百纲。在部进纳官铨试不中者，注押上供粮斛，不用衙前、土人、军将。未几，复募土人押诸路纲如故。政和七年，立东南六路州军知州、通判装发上供粮斛任满赏格，自一万石至四十万石升名次减年有差。张根为江南西路转运副使，岁漕米百二十万石给中都。江南州郡僻远，官吏艰于督趣，根常存三十万石为转运之本，以宽诸郡，时甚称之。宣和二年，诏：“六路米麦纲运依法募官，先募未到部小使臣及非泛补授校尉以上未许参部人并进纳人管押；淮南以五运，两浙及江东二千里内以四运，江东二千里外及江西三运，湖南、北二运，各欠不及五厘，依格推赏外，仍许在外指射合入差遣一次。召募土人并罢。”七年，诏结绝应奉司江淮诸局、所及罢花石纲，令逐路漕臣速拘舟船装发纲运备边。靖康初，汴河决口有至百步者，塞之，工夫未讫，干涸月余，纲运不通，南京及京师皆乏粮。责都水使者陈求道等，命提举京师所陈良弼同措置。越两旬，水复旧，纲运沓至，两京粮乃足。河北、河东、陕西三路租税薄，不足以供兵费，屯田、营田岁入无几，籴买入中之外，岁出内藏库金帛及上京榷货务缗钱，皆不翅数百万。选使臣、军大将，河北船运至乾宁军，河东、陕西船运至河阳，措置陆运，或用铺兵厢军，或发义勇保甲，或差雇夫力，车载驮行，随道路所宜。河北地里差近，西路回远，又涉碛险，运致甚艰。熙宁六年，诏鄜延路经略司支封桩钱于河东买橐驼三百，运沿边粮草。元丰四年，河东转运司调夫万一千人随军，坊郭上户有差夫四百人者，其次一二百人。愿出驴者三驴当五夫，五驴别差一夫驱喝。一夫雇直约三十千以上，一驴约八千，加之期会迫趣，民力不能胜。军须调发烦扰，又多不急之务，如绛州运枣千石往麟、府，每石止直四百，而雇直乃约费三十缗。泾原路转运判官张大宁言：“馈运之策，莫若车便。自熙宁砦至磨移口皆大川，通车无碍，自磨移至兜岭下道路亦然。岭以北即山险少水，车乘难行。可就岭南相地利建一城砦，使大车自镇戎军载粮草至彼，随军马所在，以军前夫畜往来短运。更于中路量度远近，以遣回空夫筑立小堡应接，如此则省民力之半。”神宗嘉之。京西转运司调均、邓州夫三万，每五百人差一官部押，赴鄜延馈运。其本路程涂日支钱米外，转运司计自入陕西界至延州程数，日支米钱三十、柴菜钱十文，并先并给。陕西都转运司于诸州差雇车乘人夫，所过州交替，人日支米二升、钱五十，至沿边止。运粮出界，止差厢军。六年，诏熙河兰会经略制置司，计置兰州人万马二千般运粮草，于次路州军刬刮官私橐驼二千与经制司，自熙、河折运。事力不足，发义勇保甲。给河东、陕西边用非机速者，并作小纲数排日递送。大观二年，京畿都转运使吴择仁言：“西辅军粮，发运司岁拨八万石贴助，于荥泽下卸，至州尚四、五十里，摆置车三铺，每铺七十人，月可运八千四百石。所运渐多，据数增添铺兵。”靖康元年十月，诏曰：“一方用师，数路调发，军功未成，民力先困。京西运粮，每名六斗，用钱四十贯；陕西运粮，民间倍费百余万缗，闻之骇异。今岁四方丰稔，粒米狼戾，但可逐处增价收籴，不得轻般运，以称恤民之意。若般纲水运及诸州支移之类仍旧。”三路陆运以给兵费，大略如此，其他州县运送或军兴调发以给一时之用，此皆不著。转般，自熙宁以来，其法始变，岁运六百万石给京师外，诸仓常有余蓄。州郡告歉，则折收上价，谓之额斛。计本州岁额，以仓储代输京师，谓之代发。复于丰熟以中价收籴，谷贱则官籴，不至伤农；饥歉则纳钱，民以为便。本钱岁增，兵食有余。崇宁初，蔡京为相，始求羡财以供侈用，费所亲胡师文为发运使，以籴本数百万缗充贡，入为户部侍郎。来者效尤，时有进献，而本钱竭矣；本钱既竭，不能增籴，而储积空矣；储积既空，无可代发，而转般之法坏矣。崇宁三年，户部尚书曾孝广言：“往年，南自真州江岸，北至楚州淮堤，以堰潴水，不通重船，般剥劳费。遂于堰旁置转般仓，受逐州所输，更用运河船载之入汴，以达京师。虽免推舟过堰之劳，然侵盗之弊由此而起。天圣中，发运使方仲荀奏请度真、楚州堰为水闸，自是东南金帛、茶布之类直至京师，惟六路上供斛斗，犹循用转般法，吏卒糜费与在路折阅，动以万数。欲将六路上供斛斗，并依东南杂运直至京师或南京府界卸纳，庶免侵盗乞贷之弊。”自是六路郡县各认岁额，虽湖南、北至远处，亦直抵京师，号直达纲，丰不加籴，歉不代发。方纲米之来，立法峻甚，船有损坏，所至修整，不得逾时。州县欲其速过，但令供状，以钱给之，沿流乡保悉致骚扰，公私横费百出。又盐法已坏，回舟无所得，舟人逃散，船亦随坏，本法尽废。大观三年，诏直达纲自来年并依旧法复令转般，令发运司督修仓廒，荆湖北路提举常平王璹措置诸路运粮舟船。政和二年，复行直达纲，毁拆转般诸仓。谭稹上言：“祖宗建立真、楚、泗州转般仓，一以备中都缓急，二以防漕渠阻节，三则纲船装发，资次运行，更无虚日。自其法废，河道日益浅涩，遂致中都粮储不继，淮南三转般仓不可不复。乞自泗州为始，次及真、楚，既有瓦木，顺流而下，不甚劳费。俟岁丰计置储蓄，立法转般。”淮南路转运判官向子諲奏：“转般之法，寓平籴之意。江、湖有米，可籴于真；两浙有米，可籴于扬；宿、亳有麦，可籴于泗。坐视六路丰歉，有不登处，则以钱折斛，发运司得以斡旋之，不独无岁额不足之忧，因可以宽民力。运渠旱干，则有汴口仓。今所患者，向来籴本岁五百万缗，支移殆尽。”宣和五年，乃降度牒及香、盐钞各一百万贯，令吕淙、卢宗原均籴斛斗，专备转般。江西转运判官萧序辰言：“转般道里不加远，而人力不劳卸纳，年丰可以广籴厚积，以待中都之用。自行直达，道里既远，情弊尤多，如大江东西、荆湖南北有终岁不能行一运者，有押米万石欠七八千石，有抛失舟船、兵梢逃散、十不存一二者。折欠之弊生于稽留，而沿路官司多端阻节，至有一路漕司不自置舟船，截留他路回纲，尤为不便。”诏发运司措置。六年，以无额上供钱物并六路旧欠发斛斗钱，贮为籴本，别降三百万贯付卢宗原，将湖南所起年额，并随正额预起抛欠斛斗于转般仓下卸，却将已卸均籴斗斛转运上京，所有直达，候转般斛斗有次第日罢之。靖康元年，令东南六路上供额斛，除淮南、两浙依旧直达外，江、湖四路并措置转般。高宗建炎元年，诏诸路纲米以三分之一输送行在，余输京师。二年，诏二广、湖南北、江东西纲运输送平江府，京畿、淮南、京东西、河北、陕西及三纲输送行在。又诏二广、湖南北纲运如过两浙，许输送平江府；福建纲运过江东、西，亦许输送江宁府。三年，又诏诸路纲运见钱并粮输送建康府户部，其金银、绢帛并输送行在。绍兴初，因地之宜，以两浙之粟供行在，以江东之粟饷淮东，以江西之粟饷淮西，荆湖之粟饷鄂、岳、荆南。量所用之数，责漕臣将输，而归其余于行在，钱帛亦然。雇舟差夫，不胜其弊，民间有自毁其舟、自废其田者。绍兴四年，川、陕宣抚吴玠调两川夫运米一十五万斛至利州，率四十余千致一斛，饥病相仍，道死者众，蜀人病之。漕臣赵开听民以粟输内郡，募舟挽之，人以为便。总领所遣官就籴于沿流诸郡，复就兴、利、阆州置场，听商人入中。然犹虑民之劳且惫也，又减成都水运对籴米。绍兴十六年。三十年，科拨诸路上供米：鄂兵岁用米四十五万余石，于全、永、郴、邵、道、衡、潭、鄂、鼎科拨；荆南兵岁用米九万六千石，于德安、荆南、澧、纯、潭、复、荆门、汉阳科拨；池州兵岁用米十四万四千石，于吉、信、南安科拨；建康兵岁用米五十五万石，于洪、江、池、宣、太平、临江、兴国、南康、广德科拨；行在合用米一百十二万石，就用两浙米外，于建康、太平、宣科拨；其宣州见屯殿前司牧马岁用米，并折输马料三万石，于本州科拨；并诸路转运司桩发。时内外诸军岁费米三百万斛，而四川不预焉。嘉定兵兴，扬、楚间转输不绝，濠、庐、安丰舟楫之通亦便矣，而浮光之屯，仰馈于齐安、舒、蕲之民；远者千里，近者亦数百里。至于京西之储，襄、郢犹可径达，独枣阳陆运，夫皆调于湖北鼎、澧等处，道路辽邈，夫运不过八斗，而资粮ＲＪ屦与夫所在邀求，费常十倍。中产之家雇替一夫，为钱四五十千；单弱之人一夫受役，则一家离散，至有毙于道路者。至于部送纲运，并差见任官，阙则选募得替待阙及寄居官有材干者，其责繁难，人以为惮。故自绍兴以来优立赏格，其有欠者亦多方而悯之。乾道初，蠲欠五十石以下者；三年，蠲欠百石以下者。九年，初，纲运欠及一分者送有司究弊。至是，臣僚申明纲运欠及一分者亦许其补足。淳熙元年，诏：“不以所欠多寡，并无除放。其有因纲欠追降官资者，如本非侵盗，且补输已足，许叙复。”自是纲运欠失虽责偿于官吏，然以其山川逾远，非一人所能究，亦时寓于蠲放焉。志第一百二十九 食货上四（屯田 常平 义仓）前代军师所在，有地利则开屯田、营田，以省馈饷。宋太宗伐契丹，规取燕蓟，边隙一开，河朔连岁绎骚，耕织失业，州县多闲田，而缘边益增戍兵。自雄州东际于海，多积水，契丹患之，不得肆其侵突；顺安军西至北平二百里，其地平旷，岁常自此而入。议者谓宜度地形高下，因水陆之便，建阡陌，浚沟洫，益树五稼，可以实边廪而限戎马。端拱二年，分命左谏议大夫陈恕、右谏议大夫樊知古为河北东、西路招置营田使，恕对极言非便。行数日，有诏令修完城堡，通导沟渎，而营田之议遂寝。时又命知代州张齐贤制置河东诸州营田，寻亦罢。六宅使何承矩请于顺安砦西引易河筑堤为屯田。既而河朔连年大水，及承矩知雄州，又言宜因积潦蓄为陂塘，大作稻田以足食。会沧州临津令闽人黄懋上书言：“闽地惟种水田，缘山导泉，倍费功力。今河北州军多陂塘，引水溉田，省功易就，五三年间，公私必大获其利。”诏承矩按视还，奏如懋言。遂以承矩为制置河北沿边屯田使，懋为大理寺丞充判官，发诸州镇兵一万八千人给其役。凡雄莫霸州、平戎顺安等军兴堰六百里，置斗门，引淀水灌溉。初年种稻，值霜不成。懋以晚稻九月熟，河北霜早而地气迟，江东早稻七月即熟，取其种课令种之，是岁八月，稻熟。初，承矩建议，沮之者颇众；武臣习攻战，亦耻于营葺。既种稻不成，群议愈甚，事几为罢。至是，承矩载稻穗数车，遣吏送阙下，议者乃息。而莞蒲、蜃蛤之饶，民赖其利。度支判官陈尧叟等亦言：“汉、魏、晋、唐于陈、许、邓、颍暨蔡、宿、亳至于寿春，用水利垦田，陈迹具在。议选官大开屯田，以通水利，发江、淮下军散卒及募民充役。给官钱市牛、置耕具，导沟渎，筑防堰。每屯十人，人给一牛，治田五十亩，虽古制一夫百亩，今且垦其半，俟久而古制可复也。亩约收三斛，岁可收十五万斛，七州之间置二十屯，可得三百万斛，因而益之，数年可使仓廪充实，省江、淮漕运。民田未辟，官为种植，公田未垦，募民垦之，岁登所取，并如民间主客之例。傅子曰：”陆田命悬于天，人力虽修，苟水旱不时，则一年之功弃矣。水田之制由人力，人力苟修，则地利可尽。‘且虫灾之害亦少于陆田，水田既修，其利兼倍。“帝览奏嘉之，遣大理寺丞皇甫选、光禄寺丞何亮乘传按视经度，然不果行。至咸平中，大理寺丞王宗旦请募民耕颍州陂塘荒地凡千五百顷。部民应募者三百余户，诏令未出租税，免其徭役。然无助于功利。而汝州旧有洛南务，内园兵人种稻，雍熙二年罢，赋予民，至是复置，命京朝官专掌。募民户二百余，自备耕牛，立团长，垦地六百顷，导汝水溉灌，岁收二万三千石。襄阳县淳河，旧作堤截水入官渠，溉民田三千顷；宜城县蛮河，溉田七百顷；又有屯田三百余顷。知襄州耿望请于旧地兼括荒田，置营田上、中、下三务，调夫五百，筑堤堰，仍集邻州兵每务二百人，荆湖市牛七百分给之。是岁，种稻三百余顷。四年，陕西转运使刘综亦言：“宜于古原州建镇戎军置屯田。今本军一岁给刍粮四十余万石、束，约费茶盐五十余万，傥更令远民输送，其费益多。请于军城四面立屯田务，开田五百顷，置下军二千人、牛八百头耕种之；又于军城前后及北至水峡口，各置堡砦，分居其人，无寇则耕，寇来则战。就命知军为屯田制置使，自择使臣充四砦监押，每砦五百人充屯戍。”从之。既而原、渭州亦开方田，戎人内属者皆依之得安其居。是时兵费浸广，言屯、营田者，辄诏边臣经度行之。顺安军兵马都监马济请于靖戎军东壅鲍河，开渠入顺安、威虏二军，置水陆营田于其侧。命莫州部署石普护其役，逾年而毕。知保州赵彬复奏决鸡距泉，自州西至蒲城县，分徐河水南流注运渠，广置水陆屯田，诏驻泊都监王昭逊共成之。自是定州亦置屯田。五年，罢襄州营田下务。六年，耿望又请于唐州赭阳陂置务如襄州，岁种七十余顷，方城县令佐掌之，调夫耘耨。景德初，从京西转运使张巽之请，诏止役务兵。二年，令缘边有屯、营田州军，长吏并兼制置诸营田、屯田事，旧兼使者如故。大中祥符九年，改定保州、顺安军营田务为屯田务，凡九州军皆遣官监务，置吏属。淮南、两浙旧皆有屯田，后多赋民而收其租，第存其名。在河北者虽有其实，而岁入无几，利在蓄水以限戎马而已。天禧末，诸州屯田总四千二百余顷，河北岁收二万九千四百余石，而保州最多，逾其半焉。襄、唐二州营田既废，景德中，转运使许逖复之。初，耿望借种田人牛及调夫耨获，岁入甚广。后张巽改其法，募水户分耕，至逖又参以兵夫，久之无大利。天圣四年，遣尚书屯田员外郎刘汉杰往视，汉杰言：“二州营田自复至今，襄州得谷三十三万余石，为缗钱九万余；唐州得谷六万余石，为缗钱二万余。所给吏兵俸廪、官牛杂费，襄州十三万余缗，唐州四万余缗，得不补失。”诏废以给贫民，顷收半税。其后陕西用兵，诏转运司度隙地置营田以助边计，又假同州沙苑监牧地为营田，而知永兴军范雍括诸郡牛颇烦扰，未几遂罢。右正言田况言：“镇戎、原、渭，地方数百里，旧皆民田，今无复农事，可即其地大兴营田，以保捷兵不习战者分耕，五百人为一堡，三两堡置营田官一领之，播种以时，农隙则习武事。”疏奏，不用。后乃命三司户部副使夏安期等议并边置屯田，迄不能成。治平三年，河北屯田三百六十七顷，得谷三万五千四百六十八石。熙宁初，以内侍押班李若愚同提点制置河北屯田事。三年，王韶言：“渭原城而下至秦州成纪，旁河五六百里，良田不耕者无虑万顷，治千顷，岁可得三十万斛。”知秦州李师中论：“韶指极边见招弓箭手地，恐秦州益多事。”诏遣王克臣等按视，复奏与师中同。再下沈起，起奏：“不见韶所指何地，虽实有之，恐召人耕种，西蕃惊疑。”侍御史谢景温言：“闻沈起妄指甘谷城弓箭手地以塞韶妄。”而窦舜卿奏：“实止有闲田一顷四十三亩。”中书言：“起未尝指甘谷城地以实韶奏，而师中前在秦州与韶更相论奏，互有曲直。”韶遂以妄指闲田自著作佐郎责保平军节度推官，师中亦落待制。其后韩缜知秦州，乃言：“实有古渭砦弓箭手未请空地四千余顷。”遂复韶故官，从其所请行之。明年，河北屯田司奏：“丰岁屯田，入不偿费。”于是诏罢缘边水陆屯田务，募民租佃，收其兵为州厢军。时陕西旷土多未耕，屯戍不可撤，远方有输送之勤，知延州赵禼请募民耕以纾朝廷忧，诏下其事。经略安抚使郭逵言：“怀宁砦所得地百里，以募弓箭手，无闲田。”禼又言之，遂括地得万五千余顷，募汉蕃兵几五千人，为八指挥，诏迁禼官，赐金帛。而熙州王韶又请以河州蕃部近城川地招弓箭手，以山坡地招蕃兵弓箭手，每砦五指挥，以二百五十人为额，人给地一顷，蕃官二顷，大蕃官三顷。熙河多良田，七年，诏委提点秦凤路刑狱郑民宪兴营田，许奏辟官属以集事。枢密使吴充上疏曰：“今之屯田，诚未易行。古者一夫百亩，又受田十亩为公田，莫若因弓箭手仿古助田法行之。熙河四州田无虑万五千顷，十分取一以为公田，大约中岁亩一石，则公田所得十五万石。官无屯营牛具廪给之费，借用众力而民不劳，大荒不收而官无所损，省转输，平籴价，如是者其便有六。”而提点刑狱郑民宪言：“祖宗时屯、营田皆置务，屯田以兵，营田以民，固有异制。然襄州营田既调夫矣，又取邻州之兵，是营田不独以民也；边州营屯，不限兵民，皆取给用，是屯田不独以兵也；至于招弓箭手不尽之地，复以募民，则兵民参错，固无异也。而前后施行，或侵占民田，或差借耨夫，或诸郡括牛，或兵民杂耕，或诸州厢军不习耕种、不能水土，颇致烦扰。至于岁之所入，不偿其费，遂又报罢。惟因弓箭手为助田法，一夫受田百亩，别以十亩为公田，俾之自备种粮功力，岁亩收一石，水旱三分除一，官无廪给之费，民有耕凿之利，若可以为便。然弓箭手之招至，未安其业，而种粮无所仰给，又责其借力于公田，虑人心易摇，乞候稍稔推行。”九年，诏：“熙河弓箭手耕种不及之田，经略安抚司点厢军佃之，官置牛具农器，人一顷，岁终参较弓箭手、厢军所种优劣为赏罚。弓箭手逃地并营田召佃租课，许就近于本城砦输纳，仍免折变、支移。”元丰二年，改定州屯田司为水利司。及章惇筑沅州，亦为屯田务，其后遂罢之，募民租佃，役兵各还所隶。五年，诏提举熙河等路弓箭手、营田、蕃部共为一司，隶泾原路制置司。提举熙河营田康识言：“新复土地，乞命官分画经界，选知田厢军，人给一顷耕之，余悉给弓箭手，人加一顷，有马者又加五十亩，每五十顷为一营。”“四砦堡见缺农作厢军，许于秦凤、泾原、熙河三路选募厢军及马递铺卒，愿行者人给装钱二千。”诏皆从之。知太原府吕惠卿尝上《营田疏》曰：“今葭芦、米脂里外良田，不啻一二万顷，夏人名为‘真珠山’、‘七宝山’，言其多出禾粟也。若耕其半，则两路新砦兵费，已不尽资内地，况能尽辟之乎？前此所不敢进耕者，外无捍卫也。今于葭芦、米脂相去一百二十里间，各建一砦，又其间置小堡铺相望，则延州之义合、白草与石州之吴堡、克明以南诸诚砦，千里边面皆为内地，而河外三州荒闲之地，皆可垦辟以赡军用。凡昔为夏人所侵及苏安靖弃之以为两不耕者，皆可为法耕之。于是就籴河外，而使河内之民被支移者，量出脚乘之直，革百年远输贵籴，以免困公之弊。财力稍丰，又通葭芦之道于麟州之神木，其通堡砦亦如葭芦、米脂之法，而横山膏腴之地，皆为我有矣。”七年，惠卿雇五县耕牛，发将兵外护，而耕新疆葭芦、吴堡间膏腴地号木瓜原者，凡得地五百余顷，麟、府、丰州地七百三十顷，弓箭手与民之无力及异时两不耕者又九百六十顷。惠卿自谓所得极厚，可助边计，乞推之陕西。八年，枢密院奏：“去年耕种木瓜原，凡用将兵万八千余人，马二千余匹，费钱七千余缗，谷近九千石，糗Я近五万斤，草万四千余束；又保甲守御费缗钱千三百，米石三千二百，役耕民千五百，雇牛千具，皆强民为之；所收禾粟、荞麦万八千石，草十万二千，不偿所费。又借转运司钱谷以为子种，至今未偿，增入人马防拓之费，仍在年计之外。虑经略司来年再欲耕种，乞早约束。”诏谕惠卿毋蹈前失。河东进筑堡砦，自麟石、鄜延南北近三百里，及泾原、环庆、熙河兰会新复城砦地土，悉募厢军配卒耕种免役。已而营田司言诸路募发厢军皆不闲田作，遂各遣还其州。绍兴元年，知荆南府解潜奏辟宗纲、樊宾措置屯田，诏除宗纲充荆南府、归峡州、荆门公安军镇抚使司措置五州营田官，樊宾副之。渡江后营田盖始于此。其后荆州军食仰给，省县官之半焉。三年，德安府、复州、汉阳军镇抚使陈规放古屯田，凡军士：相险隘，立堡砦，且守且耕，耕必给费，敛复给粮，依锄田法，余并入官。凡民：水田亩赋粳米一斗，陆田豆麦夏秋各五升，满二年无欠，给为永业。兵民各处一方，流民归业浸众，亦置堡砦屯聚之。凡屯田事，营田司兼之；营田事，府、县兼之。廷臣因规奏推广，谓一夫授田百亩，古制也，今荒田甚多，当听百姓请射。其有阙耕牛者，宜用人耕之法，以二人曳一犁。凡授田，五人为甲，别给蔬地五亩为庐舍场圃。兵屯以大使臣主之，民屯以县令主之，以岁课多少为殿最。下诸镇推行之。诏江东、西宣抚使韩世忠措置建康营田，如陕西弓箭手法。世忠言：“沿江荒田虽多，大半有主，难如陕西例，乞募民承佃。”都督府奏如世忠议，仍蠲三年租，满五年，田主无自陈者，给佃者为永业。诏湖北、浙西、江西皆如之。其徭役科配并免。五年，诏淮南、川陕、荆襄屯田。六年，都督张浚奏改江、淮屯田为营田，凡官田逃田并拘籍，以五顷为一庄，募民承佃。其法：五家为保，共佃一庄，以一人为长，每庄给牛五具，耒耜及种副之，别给十亩为蔬圃，贷钱七十千，分五年偿。命樊宾、王弗行之。寻命五大将刘光世、韩世忠、张俊、岳飞、吴玠及江淮、荆、襄、利路帅悉领营田使。迁宾司农少卿，提举江、淮营田，置司建康，弗屯田员外郎副之。官给牛、种，抚存流移，一岁中收谷三十万石有奇。殿中侍御史石公揆、监中狱李寀及王弗皆言营田之害，张浚亦觉其扰，请罢司，以监司领之，于是诏帅臣兼领营田。九月，以川陕宣抚吴玠治废堰营田六十庄，计田八百五十四顷，岁收二十五万石以助军储，赐诏奖谕焉。三十二年，督视湖北、京西军马汪澈言：“荆、湖两军屯守襄、汉，粮饷浩瀚。襄阳古有二渠，长渠溉田七千顷，木渠溉田三千顷，兵后堙废。今先筑堰开渠，募边民或兵之老弱耕之，其耕牛、耒耜、种粮，令河北、京西转运司措置，既省馈运，又可安集流亡。”从之。隆兴元年，臣僚言州县营田之实，其说有十，曰：择官必审，募人必广，穿渠必深，乡亭必修，器用必备，田处必利，食用必充，耕具必足，定税必轻，赏罚必行。且欲立赏格以募人，及住广西马纲三年以市牛。会有诉襄阳屯田之扰者，上欲罢之。工部尚书张阐言：“今日荆襄屯田之害，以其无耕田之民而课之游民，游民不足而强之百姓，于是百姓舍己熟田而耕官生田，或远数百里征呼以来，或名双丁而役其强壮，老稚无养，一方骚然，罢之诚是也。然自去岁以来，置耕牛农器，修长、木二渠，费已十余万，一旦举而弃之，则荆襄之地终不可耕也。比见两淮归正之民，动以万计，官不能续食，则老弱饥死，强者转而之他。若使之就耕荆襄之田，非惟可免流离，抑使中原之民闻之，知朝廷有以处我，率皆襁负而至矣。异时垦辟既广，取其余以输官，实为两便。”诏除见耕者依旧，余令虞允文同王珏措置。二年，江、淮都督府参赞陈俊卿言：“欲以不披带人，择官荒田，标旗立砦，多买牛犁，纵耕其中，官不收租，人自乐从。数年之后，垦田必多，谷必贱。所在有屯，则村落无盗贼之忧；军食既足，则馈饷无转运之劳。此诚经久守淮之策。”诏从之。乾道五年三月，四川宣抚使郑刚中拨军耕种，以岁收租米对减成都路对籴米一十二万石赡军。然兵民杂处村疃，为扰百端；又数百里外差民保甲教耕，有二、三年不代者，民甚苦之。知兴元府晁公武欲以三年所收最高一年为额，等第均数召佃，放兵及保甲以护边。从之。八月，诏镇江都统司及武锋军三处屯田兵并拘收入队教阅。六年，罢和、扬州屯田。八年，复罢庐州兵屯田。淳熙十年，鄂州、江陵府驻扎副都统制郭杲言：“襄阳屯田，兴置二十余年，未能大有益于边计。非田之不良，盖人力有所未至。今边陲无事，正宜修举，为实边之计。本司有荒熟田七百五十顷，乞降钱三万缗，收买耕牛农具，便可施功。如将来更有余力，可括荒田接续开垦。”从之。绍熙元年，知和州刘炜以剩田募民充万弩手分耕。嘉定七年，以京西屯田募人耕种。十三年，四川宣抚安丙、总领任处厚言：“绍兴十五年，诸州共垦田二千六百五十余顷，夏秋输租米一十四万一千余石，饷所屯将兵，罢民和籴，为利可谓博矣。乾道四年以后，屯兵归军教阅，而营田付诸州募佃，遂致租利陷失，骄将豪民乘时占据，其弊不可概举。今豪强移徙，田土荒闲，正当拘种之秋，合自总领所与宣抚司措置。其逃绝之田，关内外亦多有之，为数不赀，其利不在营田之下，乞并括之。”初，玠守蜀，以军储不继，治褒城堰为屯田，民不以为便。因漕臣郭大中言，约中其数，使民自耕。民皆归业，而岁入多于屯田。端平元年八月，以臣僚言，屯五万人于淮之南北，且田且守，置屯田判官一员经纪其事，暇则教以骑射。初弛田租三年，又三年则取其半。十月，知大宁监邵潜言：“昔郑刚中尝于蜀之关隘杂兵民屯田，岁收粟二十余万石。是后屯田之利既废，粮运之费益增，宜诏帅臣纵兵民耕之，所收之粟计直以偿之，则总所无转输之苦，边关有储峙之丰，战有余勇，守有余备矣。”从之。嘉熙四年，令流民于边江七十里内分田以耕，遇警则用以守江；于边城三、五十里内亦分田以耕，遇警则用以守城；在砦者则耕四野之田，而用以守砦。田在官者免其租，在民者以所收十之一二归其主，俟三年事定则各还元业。咸淳三年，诏曰：“淮、蜀、湖、襄之民所种屯田，既困重额，又困苛取，流离之余，口体不充，及遇水旱，收租不及，而催输急于星火，民何以堪！其日前旧欠并除之，复催者以违制论。”常平、义仓，汉、隋利民之良法，常平以平谷价，义仓以备凶灾。周显德中，又置惠民仓，以杂配钱分数折粟贮之，岁歉，减价出以惠民。宋兼存其法焉。太祖承五季之乱，海内多事，义仓浸废。乾德初，诏诸州于各县置义仓，岁输二税，石别收一斗。民饥欲贷充种食者，县具籍申州，州长吏即计口贷讫，然后奏闻。其后以输送烦劳，罢之。淳化三年，京畿大穰，分遣使臣于四城门置场，增价以籴，虚近仓贮之，命曰常平，岁饥即下其直予民。咸平中，库部员外郎成肃请福建增置惠民仓，因诏诸路申淳化惠民之制。景德三年，言事者请于京东西、河北、河东、陕西、江南、淮南、两浙皆立常平仓，计户口多寡，量留上供钱自二三千贯至一二万贯，令转运使每州择清干官主之，领于司农寺，三司无辄移用。岁夏秋视市价量增以籴，粜减价亦如之，所减不得过本钱。而沿边州郡不置。诏三司集议，请如所奏。于是增置司农官吏，创廨舍，藏籍帐，度支别置常平案。大率万户岁籴万石，户虽多，止五万石。三年以上不粜，即回充粮廪，易以新粟。灾伤州郡籴粟，斗毋过百钱。后又诏当职官于元约数外增籴及一倍已上者，并与理为劳绩。天禧四年，荆湖、川峡、广南皆增置常平仓。五年，诸路总籴数十八万三千余斛，粜二十四万三千余斛。景祐中，淮南转运副使吴遵路言：“本路丁口百五十万，而常平钱粟才四十余万，岁饥不足以救恤。愿自经画增为二百万，他毋得移用。”许之。后又诏：天下常平钱粟，三司转运司皆毋得移用。不数年间，常平积有余而兵食不足，乃命司农寺出常平钱百万缗助三司给军费。久之，移用数多，而蓄藏无几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