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台湾这些年-我们台湾这些年-3

1985 小学的一天我以前读小学时，早上七点半前要到校。不过可能是住得离学校太近，过于松懈，所以还是几乎天天迟到。一迟到，校门口就会有许多纠察队在登记班级名字，并报告老师，有时候还会罚站，再统一带回教室。早上到学校后就开始早自习，然后会分派打扫任务，每个人都会有不同的扫地区域。另外学校外围环境也要出去打扫，只不过常常会顺便出去买零食。早上时间会有校内广播节目，都是小朋友们自己录制的，每天会有不同主题。有时候居然还会有“访问台北市长”这种节目出现，不过这个“市长”也是小学生自己充当，所以也常常出现许多小学生一相情愿的问题及答案。八点左右要升旗，在小学三四年级时几乎是天天要到操场升旗，不过到了六年级后，就不是天天升旗了。到操场前，各班都会先在教室前面走廊排好队，然后音乐声响起，就一班班地慢慢走下楼，向操场方向前进。当时的台湾小学，以我在的都市区小学来说，一班几乎都是五十几个人，一学年约有十二三个班。所以学校操场比起大陆的小学，都大很多，足够容纳学校近四千个人聚集。各班都走到定点后，台上的司仪就会统一喊整队口令，待整完队后就开始升旗。这时，乐队又开始演奏音乐，四个小朋友各拿着旗子的一角高高举起进场，走到升旗台上。升旗都会先唱歌，待唱完后，旗帜才会随着歌声缓缓升起。升完旗就由校长、各室主任等人轮流上台讲话，不过基本上小朋友不太会听，都在下面偷偷聊天。朝会完后全校就会来一段“国民健康操”，台上总是有几个同学在带领做动作，小学时有被选上去做过一次，真是超丢脸的。每周一天是周会，就会请外面的讲员或表演团体来校。周会比较讲究，还要先读“国父遗嘱”及敬三鞠躬礼。不过周会时不用上课，坐在操场上就好了，台上讲得口沫横飞，下面聊得也不亦乐乎。小学大概的课程前面有讲过了，另外就是体育、美劳、唱游等课。台湾的小学生，在体育课时最喜欢玩的大概就是躲避球，玩法简单来说就是外圈的人拿球砸内圈的人，被砸到的就只好出场到外圈去。这样，外圈的人越来越多，内圈的人越来越少，也越来越容易成为目标。后来几年，日本以躲避球为主的卡通《斗球儿弹平》大流行，我就看到一堆小孩子，玩躲避球时，当球一丢出去，总要喊些什么力量球（或焰之球、龙卷旋风球、闪电球……）之类的，球上也被画一些火焰之类的，然后学一些卡通里华丽的投球动作（虽然说那样在力学上根本使不上力），结果乱投还打到自己人，真是笨蛋小学生。除了躲避球外，体育课比较特别的还有教扯铃，但是我只会让它转动而已，每次看到其他同学做出一堆超华丽的动作，都会很羡慕。动作都是有名字的，比如蚂蚁上树、巴黎铁塔什么的，并且每次都会看到有人在比赛抛高。但是有一次自己试着抛高，掉下来打到了头，很痛，就再也不敢玩了。台湾小学里的躲避球运动美劳课有专门的美术教室，教些简单的素描、水彩、剪纸、雕刻等东西，大部分是一边玩一边做的。唱游就是音乐课，低年级时老师会把风琴搬进教室里，一边弹琴，小朋友们一边在教室里唱唱跳跳的。唱游课可能是当时最喜欢的课了。到了中年级后，有音乐教室。在台湾，小学几乎都会教吹直笛，印象最深刻的是吹完一节课后，口水都会从直笛口流出。恶劣的死小孩们，还会拿笛子里的口水去甩人。另外，音乐课里必教的歌曲一定有“蒋公纪念歌”及“国父纪念歌”，不管唱到第几册，前面一定有这些歌。上课时间，若不是级任导师（班主任）的课，他们八成是在办公室里的，可能批改作业簿或写家庭联络簿。说起这家庭联络簿，就是老师跟家长联络的最好工具了。每天联络簿一发回来，总是忐忑不安地打开，看看老师有没有写今天在学校干的坏事，如果不是什么好事情，回家后还要再战战兢兢给妈妈看，这下，简直就是两个对付我一个了。到了十二点，吃午饭，每一班都有蒸饭设备，早上拿进去蒸，中午就可以吃热腾腾的便当了。不过像之前也说过，麦当劳这类的快餐业者也开始抢攻小学的外送市场，所以，每当中午麦当劳送餐的“大哥哥”出现在小学门口时，总是成为被包围的对象，中午吃麦当劳的同学会成为大家羡慕的对象。此外，也有许多外送的便当可以订购。虽然如此，大部分的人都还是自己带便当蒸饭。不过不知道为什么，我从小就不喜欢吃蒸过的饭菜，总是会吃剩饭，所以后来老师就派了三四个同学陪我一起吃，盯着我把便当吃完。下午上课后，三点再扫一次地，四点就可以放学了。放学都有“路队”，就是以家的位置作为一组，区分你在哪个路队，算是一起走比较安全。高年级一点儿的小朋友每班轮流担任交通队，要负责交通安全指挥，带个黄色塑胶盔及反光背心，别上一个“交通队”的臂章，在早上及放学回家时在学校旁的路口，按着红绿灯，拿着长长的交通杆阻止汽车通过。说也奇怪，从小学一到六年级就有迟到习惯的我，一参加这个交通队居然一次都不迟到了。放学后，回家的回家，上才艺班的去上才艺班，也有不少人流连在电动游戏间。那时候有个流行的名词叫“钥匙儿”，即回家后，父母上班还没回来，只好自己带钥匙打开家门。上了小学五年级，学校也开始有社团了。不过小学时很单纯，大部分就是图书社、手工艺社、环保社等比较正常的社团。有个大陆朋友比较陌生的台湾学生社团叫“童子军”，是个国际性组织，跟军队一样有各种层级跟技能，还有专属的制服，但是现在比较偏向服务性组织及社团。在小学时一些同学都参加了，没参加的小朋友喜欢酸葡萄地说那是有钱人家小孩的游戏，其实童子军的配备一堆，还真的要家庭环境比较好的才能负担得起。台湾的小学里还有一种特殊的活动，叫“自治市市长选举”，简单地说，就是小学是个自治市，要选出一个市长来。这是三年级以上限定的活动，就跟一般竞选一样，候选人要上台发表政见，于是好几年都听到“要建议学校盖活动中心……”终于，这个政见在我小学毕业15年后实现了。然后在竞选期间，由推出候选人的各班自己画海报到其他班去宣传，勇敢一点儿的也会“深入敌营”，这时就要老师出面来维持秩序了。当然也有如“大人的世界”一样，总是会有些绘声绘色的传闻存在，什么请吃糖果、请喝可乐啦，但总体说起来，小朋友还是比较单纯。虽然选出来的“自治市长”也是象征大于实质意义，但在这种活动里，也学会了什么是投票行为。1986 社运的启蒙1986年，不管是台湾还是国际上都精彩无比。小朋友们印象最深刻的还是美国那橘色火箭的“挑战者号”，在现场播报者兴奋的语气中升空，一分钟后整个爆炸。看到这样的画面，大家都傻掉了。当年，说未来要做航天员的小朋友少了很多。二月时，科拉蓉夫人当选菲律宾总统，长期高压统治菲律宾的马科斯流亡到美国。这件事给国民党很大的震撼，也给党外很大的鼓舞。除了政治事件外，1986年的两起民间发起的事件，也对台湾民间的少数民族凝聚力产生影响，并冲击了民众长久以来的思想观念，那就是反杜邦运动及汤英伸案。在台湾的历史上，除了这几百年移居过来的人之外，还有原来就住在台湾本地的少数民族。在过去很长的一段时间里，他们被叫做“山地同胞”，简称“山胞”。长期以来，当局对他们疏于照顾，导致不管在什么方面资源都极度匮乏，而“山胞”在台湾所占人数也很少，算是比较特殊的群体。而教育资源的匮乏，也使他们普遍受教育程度不高，年轻气盛就走进社会。由于没有文凭，他们能够选择的便是粗重的工作：建筑工，搬运工，出海跑船等。而女人，也常常沦为娼妓、雏妓。后来那几年，雏妓问题也一直成为社会运动关心的对象。汤英伸事件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发生的。汤英伸本来是师范专校学生，受到学校教官不合理对待后被处以退学而来到台北找工作，没想到，找到工作九天之后就杀了雇主全家，最后虽然主动投案，但他仍被判了死刑。随着案情越来越明朗，社会舆论也越来越支持汤英伸。原来，汤英伸来到台北后，被介绍所介绍到一家洗衣店当杂工，老板以先代付高额介绍费为由，强行扣留他的身份证。汤英伸就这样待在这个既闷且热，每天需被强制工作18小时以上的恶劣环境下工作。他忍受没几天就想要离开，老板夫妇非但不准，还拿出手中那张汤英伸身份证，扬言说他欠钱未还，并加以辱骂。就在这其中发生了口角，再加上一点酒精的催化，汤英伸终于酿下大错。图为汤英伸的妹妹抱这汤英伸的骨灰。《人间》杂志是台湾过去较重人文及社会关怀的杂志汤英伸的经历是当时山胞们找工作时常遇到的事，一般雇主认为他们好欺负，歧视他们，所以汤英伸事件算是一个引爆点。这样一个没有前科，在校时表现良好的年轻人为什么会犯下这样的错误呢？社会上开始讨论这个问题，并展开了救援行动，不管是党外、社运界，还是宗教界都活动了起来。汤英伸固然罪有应得，但另一方面大家在检讨的，是整个畸形扭曲的社会对少数民族所采取的漠视与歧视，以及有形无形的莫须有排斥，不给他们一个合理的生存空间等。后来汤英伸还是死了，但从这件事以后，社会开始关注山胞问题：社会是否给他们公平的对待，是否一直对他们有种有色眼光，是否尊重过他们的实际需要与诉求。此外，这年的“反杜邦”也是环保运动的一个启蒙。大凡发展中国家，都一定经历过这么一个时期：环保问题与经济发展政策相冲突。支持经济发展优先的人，认为人民经济发展问题最重要，可以牺牲一些环境。而环保人士认为，环境一旦破坏，以后花再多的金钱也挽救不了。这种问题在传统思维上常常是非黑即白的，因此也争论不休。台湾第一起大规模的环保运动即反杜邦案。大家都知道杜邦是国际性的化工大厂，当初他们决定在鹿港（就是罗大佑的歌曲《鹿港小镇》里的那个鹿港）附近的工业区设立化工厂，但因生产品为高污染性的化学品项，故引起当地居民的群起抗议。后来反对声浪越来越大，当时还在戒严的情况下，抗议人士向当局进行强力抗争，用各种手段抵制杜邦设厂，为台湾史上第一次。后来杜邦公司宣布取消于鹿港设厂计划，这也成为台湾首件环保抗争导致外商终止投资计划的事件。当然，若以上面那种环保问题与经济发展相对立的观点来看，到现在还很难说，当初杜邦中止投资及后续影响对台湾是好还是坏。但这件事代表了台湾民众环保意识的萌芽，在台湾社会运动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从这件事以后，释放了各种相关的工运、学运、媒体运动等各种社会运动的强大能量。来年的1987年，当局就成立环保署了。1986 新闻报道“民进党成立”，让很多台湾人惊呆了在民进党成立以前，党外各种体制内外的活动已经频繁举行，这都还在国民党可忍耐的范围。另一方面，传闻蒋经国也有意利用这些党外人士的冲撞，对国民党内一些保守顽固分子进行挟制。比如说当时的朱高正，大家对他印象最深刻的就是他在“立法院”里跳上主席台，拔了麦克风乱丢，影响议会秩序，在当时可是惊世骇俗的，但他每次都没被惩处。蒋经国一直想在政治开放上有更多作为，但“国会”里的保守力量实在太大，朱高正这些举动，刚好用以对付那些食古不化的反改革老代表们。这一年的9月28日，各个党外的组织以党外后援会的名义在圆山饭店里开会，并宣布成立民主进步党。目前，大家会觉得民进党内好像派系林立，什么美丽岛系、新潮流系、正义连线之类的，其实就好像《水浒传》里面，各路英雄好汉带着自己的人马上梁山一样。所以说民进党在成立之初，就是为了对抗国民党而对各个党外的团体组织所作的大整合而已。但当时党禁还没开放，也就是说法律上根本不允许组党，所以民进党的成立不仅使社会为之震撼，也引发了高度的政治紧张。当局到底要镇压还是顺势改革？这引起各方高度瞩目。据说民主进步党一成立，当局情治部门立即呈上“反动分子”名单，蒋经国未批，说道：“使用权力容易，难就难在晓得什么时候不去用它。”后来，蒋经国在“双十节”指示修订“人民团体组织法”、“选举罢免法”、“国家安全法”，开启台湾民主“宪政”之门。国民党要人则纷纷质疑，有人说：“这样可能会使我们的党将来失去政权！”蒋经国说：“世上没有永远的执政党。”当时我跟着家人在小吃店里吃面，电视报道了这则新闻。虽然是快速带过，但坐在我对面的那位叔叔目瞪口呆忘记吃面的神情一直印在我脑海里。老板碎碎念，直喊着怎么可能怎么可能，也忘记了继续下面。但后来看得出来，那一阵子他心情都特别好，一天到晚在喊“冲啊！打倒国民党！”每每这时，她老婆就会瞪他一下，叫他闭嘴，没想到他兴致更高了，“我呒惊关，呒惊死，冲啊！”（我不怕关，不怕死）。果然是男人到中年后只剩下一张嘴。当时民间就是这样，并不一定是真的喜欢民进党，只是讨厌国民党而已，民进党成立，好像为自己出了一口气一样。民进党刚成立的那两年，只要讲到民进党，报纸几乎都是写民×党、或×进党，搞得好像什么乱党一样。其实在那几年，民进党就是给人激进的印象，通过许多街头游行等手段与国民党统治当局抗争，所以很多人也叫民进党为“街头党”。但在国民党掌控一切资源的情况下，民进党也只能采取这种手段引起大家的注目，进而注意他们的诉求。当年的“立法委员”及“国民代表大会”代表选举，民进党就拿到20%的选票。民进党成立之后，给异议人士很大的鼓舞，也开始了海外异议人士的返乡潮。“民进党组党”后第一次参加立法委员选举，就得到很好的成绩1987台湾宣布反攻大陆无望1987年是非常不可思议的一年，对台湾人来说，许多根本不可能、想都没想过的事都在这年发生了。这一年台湾外汇存底（大陆习惯称外汇储备）也达到新高，居世界第二，仅次于日本。当时我十岁了，基本的政治判断能力虽然尚未成熟，但在大人的言谈中似乎也嗅出不一样的气氛来。一连串的事件，常常让人还没对上件事反应过来，就已发生下件事，对在国民党统治之下已经形成既有思考模式的台湾人来说，甚至不敢相信是真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台湾是自由的灯塔、反攻的堡垒；在蒋介石的领导下，军民同胞都在为反攻大陆作准备。所以在早期的台湾，这种信念被当做金科玉律一样，很少有人敢质疑。所以，这个反攻大陆的标语满街贴，信封、香烟、米袋、火柴盒上，生活中处处可见。蒋介石提出的计划是一年准备，两年反攻，三年扫荡，五年成功。但老实说，这对台湾本地人实在没什么吸引力，因为大多数的台湾人也不知道大陆是什么样子的。不过当初跟着国民党来台湾的人，一直都以为他们很快就会回去了，不会在台湾久留，可是没想到，这一留就是几十年。几十年过去了，政治的环境是现实的，这反攻大陆的口号越喊越弱，当然也越来越少被提起。有点儿脑袋的人都知道这是不可能的，可是没人敢明说。最可怜的就是本来以为很快就会回去的那些人了。这些人中，属于统治阶层的人，觉得台湾不是他们的家，自恃身份而有些优越感，跟这个地方格格不入，但还是因为身份和地位而能保有一定的既得利益。有许多人认为，反攻大陆一直没人敢怀疑，就是因为他们不让人去怀疑，利用这个信念来维持他们的统治正当性。但凄惨的就是那些中下阶层的人员，这里面有许多人是军队里的中下层军、士官，组成成分很复杂，很多人半辈子都只会打仗，有些甚至是被强拉来当兵的。当局允诺并发给他们一张战士授田证，里面详细记载未来反攻大陆后，会给他们在什么地方分多少亩田地耕作。所以，几十年来许多人是依靠反攻大陆这个信念活下去的，这也成为一个没人敢挑战的神主牌。所以当这一年台湾当局承认反攻大陆不可能时，你就可以知道，这引起多大的震撼了。因为这个神话已经松动而瓦解，当当局说出这句话时，等于为未来许多事，开了一扇大门。1987开放大陆探亲20世纪80年代后期，社会逐渐开放，就像前面说到的，外省老兵问题开始浮上台面，而长久思乡的煎熬开始渐渐凝聚成一股强大的力量，使威权的体制愿意退让，开放返乡之路。这一年（1987年）的年底，老兵赴大陆探亲的新闻充满了所有新闻媒体的版面。在新闻里看到，大量老芋仔疯狂地抢进红十字会的办事处申请探亲，新闻也播出一群年近半百的老人挤在红十字会的探亲说明会中，操着各省的口音抢着发问，又看到许多隔了几十年重逢相拥而泣的画面。尽管我与他们是不同时代不同背景的人，但看了也为之动容。有人说，要不是蒋介石带了那么多人来保护台湾，台湾老早就被共产党给解放了。而反驳者说，你以为他们是真的来保护台湾的吗？他们是没地方可去，才不得不到台湾来的，要不是蒋介石不争气被赶出大陆，台湾根本就没这些人。但不管怎么说，那些国民党带来的人里，中下群体永远都是牺牲最大的人。不管当初他们是自愿从军还是被拉来的，这些人大都以为很快就可以回去，却怎么知道一待就是几十年！当初来台的青年，到了这时候也都年近半百。在我小时候，每天下午都会有个外省老头骑着一辆破摩托车，卖着自己做的各式包子馒头。我永远记得开放探亲之初，他卖得更勤快了，勤快得有点儿浮躁。每天，他总是在下午四点整到我家楼下，用尽丹田的力量大喊一声，大家就知道他已经来了。停留了十分钟后，他又继续骑到下一个定点去卖。回想他那老迈的身影，很难想象他年轻时在战场上经历过的是什么样的阵仗。当时问他是不是也要回去看看，没想到他一副急得快哭的样子，恨不得每天多卖一些馒头，多卖几个小时，好存更多钱带回去。大陆探亲的开放，了却了许多人几十年来的心愿，但毕竟两岸分隔了近四十年，人事景物都跟当年不同，随之而来的更多现实问题产生了。最常见到的问题就是有些老兵在家乡已结婚生子，来台后觉得回乡无望，又在台湾结婚了。本来一切都很美好，没想到开放通信及探亲后，台湾这边的老婆才赫然发现丈夫在那边已经有了原配，自己只不过是个二奶而已。由此引发了不少家庭问题，惨一点儿的大闹离婚，有些妻子碍于人情，只好隐忍下来，看着丈夫越来越往原配那边倾斜。其实做丈夫的何尝不痛苦呢？一边是故乡年轻时结发的妻子，许多人回去一看，发现妻子根本没改嫁，一直在等他，心里自然会有极度亏欠的感觉。而另一边，当初台湾本省人讨厌外省人，台湾的女孩想嫁给这些外省汉子免不了是经过一场家庭革命而为爱出走的，胼手胝足几十年，突然之间让她从大太太变成小老婆，更是情何以堪。当年开放探亲后讨论的最热的话题，恐怕就是，这到底算不算重婚，后来还有赖法律的解套，这些宝岛夫人才有了合法的地位。在许多远离家乡的老兵心里，一定怨恨过那摆弄命运的大时代。谁愿意失去和亲人相处的天伦时光呢？几十年后再回乡，难免有少小离家老大回的感慨。但毕竟分离了几十年，人事景物不复当年，思想看法也产生了很大的分歧，就跟很多老兵说的一样：在台湾，他们说我们是外省人；在家乡，他们说我们是台湾人时代造成这些人与两边的社会都产生疏离，都不可能回到以前了。荣民总医院就在我家附近，我小的时候坐公车总是很讨厌经过这一站，因为总觉得这些大嗓门老头又粗鲁又爱抢座位。长大一点儿了解一些事后，对他们也较能理解和体谅了。到现在，大陆探亲一词已经很少被提起了，若不是偶尔经过荣民医院见到他们的身影，也不会想起台湾曾经有这么一群人为了返乡而不惜冲撞体制。这群人早已不再是主流论述的议题，不再是生活中被投以关怀的对象，开放之初社会的热情已经慢慢冷却，而随着挚亲的慢慢凋零，他们也越来越少回去了，许多人还是选择老死在台湾，但故乡对他们来说，依然是梦里都会回去的地方。就如同我初中同学的父亲，上海人，最近再见到他时，我开玩笑地用上海话问候他张家爸爸，长远未见喔没想到这个几十年没听过乡音的老人顿时呆若木鸡，激动得茶杯都掉在地上，眼泪差点儿就落了下来。1988蒋经国去世1988年年初，又有两个禁解除了，分别是报禁与发禁。在这之前，台湾报纸每天发行的篇幅数只有三大张，即三张纸叠起来折一半。第一张是政治新闻，不过大都是政令宣导或当局公布的新闻。第二张是民生社会新闻，第三张是娱乐版及副刊。报纸的编排永远四四方方，文章很整齐，字很多，图很少，当时的报纸都是这样。而小朋友比较常看的是《国语日报》。这是一个为儿童读者和学习中文者设计的报纸，字旁边都附有注音符号，也有些连载的漫画可以看，每个班级都一定会订的。1月1日解除报禁后，报纸的篇幅马上多了起来，新成立的报社也如雨后春笋般，各种言论纷纷出现。而发禁则是指，过去台湾的中学生有一定的仪容规定，在发型方面，男生一律都是三分头，女生则一律都理着耳下一公分，俗称西瓜皮的发型。发禁开放后，这个规定由校方自行考虑。实际上这是个象征意义大于实际意义的解禁，因为在后来几年里，许多学校仍然是这样要求学生的发型的，不过通常会做到学校与学生都可以接受的程度。也就是说，学生可以留长发，但男生不得盖住耳朵，必须露出后颈；女学生不可以超过衣领，超过衣领者必须扎马尾，当然是不准烫不准其他装扮的，之后十几年才慢慢开放。而真正没有了发禁，真正完全彻底解除发禁，应该是最近几年的事。现在高中生完全可以留任何发型，可卷，可烫，可染，想留多长都没问题。发禁解除的隔天，1月13日，蒋经国就去世了。1988年的1月13日，这一天我印象特别深刻，因为当天是爸爸的生日。那天晚上，我们全家一起在电视机前面，收看华视播琼瑶小说改编的电视剧《海鸥飞处彩云飞》，我娘抢着看台视的《还君明珠》。在接近八点半后进广告，广告播到一半，电视上赫然出现蒋经国的遗像。全家一阵愕然，画面也停在那里，时间好像顿时停止了一样。电视上遗像定格好一阵子后，画面就突然切到国民党的紧急中常会上（现在想起来，那真是个党政不分的年代），画面也带到李登辉在随后的宣誓就任上。隔天到了学校，发现一早就弥漫着异样的气氛。当时是小学五年级，其实小朋友也不太当回事，但都能察觉到老师的神情有异。当天的朝会，降半旗。这时候，学校中庭也出现了灵堂。每天老师都会带我们去鞠躬，然后老师就开始哭了。老师一哭，班上的女生也跟着哭，最后大家哭成一团。都是那些民进党把蒋总统气死的，呜呜呜。小女生一把鼻涕一把泪，愤愤不平地说着。新的蒋总统怎么不姓蒋了？那以后要叫什么总统？小朋友也窃窃私语了，李蒋总统吧？那两个礼拜电视全都是黑白的，内容也都是些缅怀之类的影片，很无聊，并且禁止一切娱乐活动。所以附近租录影带店的生意都特别好，当然都是掩着门营业的，你要先敲那个铁卷门，老板从门上小孔看到是熟客后，才开小门放进来。后来电视又变回彩色的，不过还是播怀念的影片，好多卡通及影集都看不到了。对于这件事，学校老师还是掩不住感激的心情谆谆教诲着我们这群无知的小学生：那是因为宋美龄女士不希望影响太多民众生活，所以要电视台把节目改回来。讲着讲着，老师又忍不住哭出来了。接下来的几天，就是遗体要从荣民总医院移灵到忠烈祠这档事了。路线是从荣总经我家前的天母西路转中山北路往士林方向。学校三年级以上的同学都参加了路祭大队，学校给大家发块麻布别在手臂上，在天母西路两旁排开。当时这个路线上，我家前面是块空地，还有一片废墟和杂草，像被炸过一样。但当移灵路线一公布，两天之内就变成铺满园艺用草的大草坪，几乎是我一觉醒来发现整个世界都变了，难得一见这么有效率。到了路祭当天，大家都别块黑布。但对于天天被关在学校的小朋友来说，其实都是以郊游的心情出校门的，所以一路上嘻嘻哈哈的。一到现场，就看到大批民众已经排在路两旁，还有祭品也都出来啦！这时，前导机车已经通过，只听到路的那端传来一阵闷闷的声音，后来越近越大声，才发现是哭声如潮水般从远方随着车队慢慢涌近，然后这哭声又继续从路的另一端消失。车队走了之后，我们就带队回校了。移灵到忠烈祠后，当时台北市各处都还有免费的瞻仰专车候车处，民众也踊跃地去谒灵，不过大部分人的心态都还是难得有机会看一次蒋经国就跟着去的，当然热血着在现场哭得稀里哗啦的也不少。再过不久，电视节目又恢复正常了。因为停播太久，怕观众忘记剧情，所以每一台的连续剧都来个精华篇，一次看好几集，可真爽了。这也是连续剧第一次有精华篇的形式，但我也从此改看台视的《还君明珠》。话说蒋经国早期在台湾，因有苏联政战的背景，因此负责的是社会意识形态管制与监控的工作。但另一方面，他又能积极走入民间，与群众打成一片。经过了各方面的历练，他不仅党政军资历完整，政治实力在国民党内也无人能敌，再加上蒋介石的刻意栽培，很自然就成为接班人。在蒋中正的时代，台湾上下都是为了反攻大陆而作准备，所以，对于台湾本地的开发并不积极。蒋经国掌握权力后，也许是深知反攻大陆已遥遥无期，进而才将注意力转到延续台湾发展的各项经济重大建设之上。他在行政院长任内，虽然内外局势剧烈变化，但他带领的一批技术官僚，却力排众议，大刀阔斧地完成十大建设，使台湾经济有了更飞快的增长。而到了20世纪80年代，在这个新旧交替、激荡不断的时代，虽然是专制当局，也总算看清了时势，能采取宜时的决策，为台湾民主及经济的发展奠下重要的基石。当然，这些历史的尘埃需要更长的时间沉淀，几代后才可能会对功过有更客观的评价。现在有许多人开口闭口总是蒋经国在位的时候似乎那个年代比现在更好。我想，其实可能是怀念当时经济正在全力发展，人人埋头苦干、同舟共济的充实感吧！现在大家都富了，反而一点共同的目标都没了，有些空虚。1988 5·20事件中国历朝历代总是在上演着官逼民反的戏码，而农民起义就是这历史剧场中的最高潮，也是农民利益和统治者利益矛盾冲突的最高表现形式。中国的农民总是生活在社会的最底层，大部分时间都是默默承受着苦难和牺牲，这种情况过了几千年还是没有改变。1988年4月，台湾当局与美国谈判美国进口农产品问题，牵涉到进口大宗谷物。这不但影响台湾本地稻米的产销，更剥夺农民兼种杂粮的收益。时代像是进步、全球化了，但农业又成为对外贸易的筹码，农民利益又再度被牺牲。每隔四年的5月20日，是台湾当局领导人就职的日子。但当年因为这进口农产品的问题，南部农民北上抗议，要向甫上任的农经博士李登辉请命。本来是单纯的抗议事件，结果没想到大暴走，变成台湾史上最大的警民大混战。在刚解严的台湾，出现这样的壮烈与混乱并存的场面是非常惊世骇俗的。人们在电视上看到，整个街头，一边是密密麻麻的抗议者，另一边是更密更麻的镇暴部队与宪兵。当时台北市的铁路还没有地下化，街上的人多到连火车也被迫停在铁道上，进退不得。在电视新闻及地下录影带里看到的内容，是说这次事件的冲突有两波，第一波是在立法院前面，此景我只能以震撼来形容。那种场面有如在玩《三国无双》，一堆农民为了抗议当局，把整篮整篮的菜丢向镇暴军警，造成当时路上到处是菜，蔚为奇观。这次警方大败，立法院的招牌被硬生生拆下来丢在地上践踏。第二波是入夜后群众与镇暴部队展开的都市游击战。整个冲突中心中华路附近的街道就有如战场一样，棍棒、石块飞舞，高丽菜、鸡蛋到处乱飞，抗议群众及镇暴部队不断地互相大放无双，不断冲击及反冲击。虽然当晚电视及广播一直叫大家不要到现场去，会有危险，但还是有一堆好事者挤在天桥上看热闹。那天夜里，也看到不少卖民主香肠的骑着车，一起跟群众向前冲，也一起逃命。当然，在早上是比较单纯的农民请愿啦！但到了夜里就几乎没有农民了，变成热血过头的群众在那边摇旗呐喊，大概是台湾刚开放，大家都想那么去热血喊一下，不想错过这个机会。有认识的人刚好那时候在当宪兵参加镇暴，据他说一开始的确是打不还手，但是大家被要求留守战备而取消休假已经极度不爽了（对台湾义务役男来说，假就跟性命一样重要），因此一等到正式驱离的命令下来，大家简直就是杀红了眼：谁叫你们害我们不能放假！5·20事件在当时，媒体一律以暴民及乱源称之，但是，看到那些震撼的画面，我开始思考，这是我所熟知的那些淳朴的农民吗？为什么他们会变得如此暴力？那时候我心里不禁产生了疑惑。附带一提，现在台湾的二把手萧万长，大家都叫他微笑老萧，大概就是这时候被媒体封的。当时他任国贸局长，负责和美国谈判农产品进口问题。发生冲突时，他出面缓解，结果遭蛋洗后还笑眯眯，从此微笑老萧之名不胫而走。1989 无壳蜗牛夜宿忠孝东路电视荧幕上播出柏林围墙倒了。从东柏林那边冲来一群做拥抱状的人，然后，越来越多的人跑过来。画面一带，一群人站在墙上挥舞着旗帜，下面辣妹与猛男HIGH得脱光衣服拥抱接吻，整个布兰登堡门广场挤满了欢欣鼓舞的人群。东欧解体的风潮，在这一年达到了第一个高潮。解严以后到1993年，这是台湾剧烈变化的几年，对于小孩子来说，每年都有新奇的事发生，整个社会热闹无比。老师在台上讲得咬牙切齿，小朋友还是嘻嘻哈哈；大人们开始敢畅所欲言，但是一有小孩在旁边又闭口不提；各个阶层纷纷走上街头，这个举动仿佛成为全民运动。20世纪80代末的街头运动不断，令人眼花缭乱。这段时间当局刚从威权转型，重新学习如何执政。而习惯当顺民的民众，也开始懂得争取自己该有的权益，但又常常有点儿过火。总之，这段时间是一个磨合期。不过，这几年间，大家体会到原来当局对待抗议事件还是很宽松的。这一连串的街头运动可能到现在大家都记不起来有哪些，但这年的无壳蜗牛夜宿忠孝东路一定让人印象深刻。那一夜，全家至忠孝东路逛街，只见整个忠孝东路及附近几条街道已经全部被封闭了，密密麻麻的人或躺或坐，占据了整条路面，前面的舞台上唱着歌，演着舞台剧，放着烟火，还有一些高高的人也在一边舞动着。整个现场不像是在抗议，反倒弥漫着一种嘉年华的气氛。抗议地点所在的忠孝东路，就是动力火车那首《忠孝东路走九遍》里的忠孝东路，台北人习惯叫这一带东区。东区一直都算是台北市高档百货与精品店的所在地，因此选在这里办活动可说是非常有代表性。有别于那阵子杀气腾腾的抗议活动，这场无壳蜗牛夜宿忠孝东路是非常软性且带着一点儿幽默及讽刺气氛的。从20世纪80年代后半期开始，台湾的房价突然开始狂飙，前一年可能还买得起房子，隔一年可能只买得起厕所了，财团及炒家疯狂炒房，导致许多年轻人买不起房子，成为无壳蜗牛。在这场活动之初，他们本来只是找一块地方作为抗议地点，没想到越来越多的民众自发地加入，结果整个忠孝东路都被占满了，最后那一夜，几万民众夜宿在全台地价最高的忠孝东路上。大家很平静地唱唱歌，看看表演，聊天，打牌，吃消夜，打发长夜。这是场议题本身比活动更吸引人的社会运动，过程非常和平。现在看来，这场第一次由民众自发而成的活动，对台湾公民社会意识的建立，有非常大的影响。我想，住宅是基本人权的一部分，不是商品，更不应该变成玩金钱游戏的筹码，那么多人风餐露宿为的就是要争一条改革的路。不过，18年前高房价让人走上街头，18年后房价依然居高不下；18年前那些人应该房贷都付得差不多了，但这一代年轻人买房子的问题恐怕依然没解决。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当年那场活动的愤青总领队李幸长，现在已经是横跨两岸的锅贴儿连锁店四海游龙的老板了。1989海外异议人士返乡潮刚刚解严那几年，也是海外异议人士闯关返台的高峰期，有些成功混进来，有些被发现后遣返。在以前，当局对于居住在海外的异议人士，都有一套管制名单，俗称黑名单。这些黑名单分子清一色都在海外拥有傲人的高学历，政治立场为反对国民党或支持台独，因此被列入黑名单不得回台，几十年来归不得。早期这些人士的台独思想还是比较具有理想性的，不像现在，只变成一种政治语境加以操弄。既然这些人在海外被标记了，就代表情治机关在海外有眼线。以前反对人士都说海外校园里有所谓的职业学生就是这个原因，其实很多人也并不是真的支持台独，只是偶尔小小地抱怨一下被听到，或者单凭职业学生的主观爱好就被扣上了帽子。早些年台湾当局常在宣传，有所谓的三合一敌人（三合一敌人随着时代也有所不同），也就是民进党、台独、中共。小时候看了一幅图，在那幅图中，代表台独的是一个长得很可怕，手中充满血腥的人物，上面写着的两个字不是台独，而是台毒。大概是那个可怕的脸孔在我幼小的心灵上留下了阴影，现在一听到这两个字，都还会有点儿负面阴影存在。在我们那一代用过的参考书补充教材里，也有一幅图，小朋友捡到台独的宣传单，交给警察叔叔。那几年，不时可以听到某某人又要闯关回台湾的风声，而当局也是严阵以待。黑名单人士如风起云涌般闯关，其中最戏剧性也最让人记忆深刻的，就是1989年郭倍宏的闯关。郭当时是黑名单中的头号，当局发出12道金牌（12张通辑拘票）要捉拿他，正好时值大选，郭就放话，某月某日他将在某某人的场子公开现身助选演讲。而当时的行政院长是郝柏村，怎能忍受这种正面的挑战，遂悬赏三百万元抓他。终于到了公开现身的当天，现场挤满群众，大家都屏息以待。而外围布满了准备抓他的军警，肃杀的气氛与场内热闹的气氛形成极大的对比。待时间一到，郭倍宏不知道从哪里出现的，果然准时上台演讲，现场也在这个时候HIGH到最高点。正当他讲完，军警也准备抓人时，全场灯光却忽然一暗，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等到灯光再亮起时，群众很配合地已经全部戴上当时最流行的代表黑名单的面具，结果军警认不出谁是谁，郭倍宏顺利地离开了现场。这是在当时一些流行的地下录影带工作室里看到的全程实况，我觉得真是太神奇了，太像电影剧情了。后来更大一点儿，再来看这些录影，还是觉得当时这些人真的很热血。随着时代的转变，这些当年充满理想的异议人士纷纷身居要职，掌握了权力，但他们后来的一些如争权及腐败的行径也非常让人失望，那是后话了。黑名单是时代背景下的一个产物。虽然当时当局在社会及政治上其实已经不断在进步，但对海外异议人士仍不愿用沟通的方式化解歧见，反而加强压制。只能说当局对自己的改革还是没有信心吧，怕他们回来会煽动群众。1989蒋经国死后的宫廷斗争蒋经国去世的前几年和后几年，是台湾社会、政治、经济环境变动得最剧烈的几年。不仅民间变化剧烈，在高层，也暗潮汹涌地上演着一幕幕精彩无比的宫廷斗争。可以这么说，后来社会上发生的许多反对运动与抗争都与国民党内部的斗争有关。蒋经国的去世，表明蒋家父子政治强人统治时代的结束。谁来接他的位置，一直都是人们讨论的话题。当然，依照法定程序，李登辉理应马上继任。但是党务方面，主席谁来继任还未确定。因此，在当时，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是由中常委轮流主持的，表面上一团和气，但私底下却是暗潮汹涌，大家都觊觎着那个主席的职位。因为明眼人都知道，掌握了主席的职位，实际上就是掌握了台湾大权。蒋经国一死，李登辉的动作如鸭子划水般，不温不火的。他在就职的第二天，就去拜访宋美龄，并以继任者的身份谦卑地下访党国元老，且勤跑蒋经国的灵堂，一点儿都看不出来他的野心。虽然国民党内多数人都支持李登辉继任主席，但党内实权仍在元老派这边。而就在蒋经国去世后没几天，当时还是立委的赵少康，突然与其他三十几个国民党立委突然公开发表声明并联署，要求推李登辉出任代理主席。当时，赵少康在一般选民心目中是有非常良好的正面形象的，与当时的陈水扁、谢长廷一样，都是两党内各自的明日之星。因此，他的这一联署，不管是在党内还是民间，都掀起了一股李登辉旋风。当然，经历过这次宫廷斗争的人大多还在世，因此有许多当事人仍然不便多提，只能是简单地描述一下。后来斗争的战火也延续到了国民大会的选举里，直接引发1990年的三月学运。所谓党政军，李登辉已经掌握了两者，剩下就是军权。为了掌握军权且安抚非主流派，李登辉后来任命参谋总长郝柏村为行政院长。后来几年，宋美龄也跟着离开台湾，再也没有回来过。关于宋美龄的离去，大家印象深刻的是那架华航747专机起飞的画面。1990三月学运，李登辉开始一连串的政治改革20世纪90年代的第一年，世界各地都不太平静。这一年世界发生了许多大事。年初，南非人权斗士曼德拉获释，引起全世界瞩目，也让国民党有点儿尴尬。在台湾与南非还有外交关系时，这两个难兄难弟其实在国际上的人权名声都不太好，在许多国际场合也受到些抵制，所以两边关系也特别紧密良好，互通有无。等到曼德拉获释后，台湾人权运动人士受到了很大的鼓舞，纷纷要求当局有更多的开放，挑战体制的动作也变得更大。北欧波罗的海三小国，也都在那一年脱离苏联，各自独立。那几年，东欧国家解体的速度快到让人来不及反应。那年台湾事情也挺多的，从2月的政争、3月的学运，一直到影响台湾社会的职业棒球赛开打。20世纪90年代的气氛，似乎一下子跟80年代不一样了。在1990年3月的某天，天气还有些寒冷，我经过中正纪念堂，听到远方传来歌声。那歌词奇怪得很，我印象里，只听到一句什么什么就一定要实现。在广场上，坐了数千名大学生，广场中央竖了一座野百合的像。中正纪念堂其实泛指台北市中心的一个大广场，广场末端有一个3层台座，是个约70尺高的宫殿式建筑。1980年建成时算是当时台北市内最高的建筑物，里面有个蒋中正的巨大坐姿铜像，是纪念蒋中正的地方。后来，在这广场的两边又建了如太庙般古典式的音乐厅及戏剧院，与纪念堂呈三合院的样式。据说，当初在设计这个纪念堂时，还考虑到中轴线与黄帝陵遥遥相对，不过在广场公园里休憩的凡夫俗子市民同胞们，大概也不会去理这类的解读。从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这里也常常变成各种政治性集会的场所。所以啦！这里的大门也常常惨遭喷漆，作为抗议什么的。又因为这里太过象征和具有个人崇拜性，反对人士也喜欢戏称这里为中正庙。当年在台湾的这场学运，号称三月学运；又因为用代表纯洁崇高的野百合作为象征，因此也称为野百合运动。这次学运可说是20世纪90年代争取民主改革的街头抗议的最高潮，完全由大学教授及学生发起，因此也得到社会上的普遍支持。在那之后，李登辉召开国事会议，开始了一连串的政治改革。那年2月，台湾的政坛（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政坛指的就是国民党内部）爆发恶斗，对大选方式产生歧见，形成所谓主流派与非主流派之争，也就是国民党内的领导权之争，是为二月政争。此一恶斗，导致政局不稳，直接戳爆了当年虚胖的万点股市，也让民众对政局产生了反感。另一方面，因选举时召开的国民大会也通过了临时条款修正案，将任期延长为9年，创下国会议员自行通过延长任期的恶例。台湾除了一个立法院外，另外还有一个国民大会负责修宪及选举等任务。而不管是哪一个国会，当时都还有许多的老代表，即1949年时跟着国民党一同来台的国会议员。因为不可能回到大陆再重选，因此他们的任期一直从当年到现在。只有等他们去世或其他原因，国会中有空缺人选，才能选新的代表。当年他们被称为老法统，国会也被揶揄为万年国会。因此，这次学运，一方面是对政局混乱的控诉，另一方面也是对国民大会制度的不满。在学运之初，只有台大一些学生社团参与，但很快成为全台大专院校学生的大串联，接下来在社会各阶层也引起广泛的回响，普遍都是给予支持。终于，在数天后，李登辉接见了学生代表，并对当前的政治局势达成一定的改革共识。不过有八卦消息说，学运刚开始时，只是几个大学生喝完了酒发发牢骚，不满老国大，就决定晚上一起去中正纪念堂静坐抗议，没想到擦枪走火，第二天事情一传开，越来越多的人响应，终于成为一场全台大学大串联的学运。在台湾近30年的民主运动中，有种世代的说法。比如说，最早参与美丽岛事件的那些人被称为美丽岛世代；参与美丽岛事件辩护的那些年轻律师被称为辩护律师世代；而参与这次三月学运的领袖人物则被称为学运世代，他们很多人后来加入了民进党或与民进党有较接近的理念，开始成为民进党内或台湾社会的中坚力量。但那次学运，完全可以说是学生们草根性的社运。当时，虽有一般民众及创党之初的民进党声援，但为了避免给人与政治挂钩之嫌，在运动之初，他们就已与非学院人士有效分割了。洁白纯真的野百合学生形象，已经成为台湾民主运动历史之中的一个醒目图腾。因此，近年来，许多当年参与学运的人，都跳出来抗议民进党将这次学运作为泛绿阵营的正当性的一部分。也就是说，民进党已经将这次学运当做是自己的党产来消费，而且民进党在执政后也忘了当初学运的初衷。我到现在都还记得在那有点儿阴冷的寒风中传来的带唱歌声。等我上了大学才知道，那句拗口的歌词是国际歌里唱到的英特纳雄耐尔就一定要实现。当然，国际歌的内涵似乎也跟这次学运甚至是台湾大众当初想要的走向不同。1993 新党成立1993年，国民党党内的政争到此告一段落，李登辉终于掌握了大权，政局也随之稳定了下来。原来在国民党内的非主流派人士，后来成立了党内的次级团体新国民党联线，与主流派的次级团体集思会相对抗。到了1993年，新国民党联线人士终于出走国民党，另组新党。新党在成立之初，形象是非常正面、良好、清新的，其组成人士皆为一时硕彦，并以小市民的代言人自居。若撇开政治立场来说，新党在当时的确是受到许多民众，尤其是中产阶级人士的欢迎。自从党禁解除后，台湾各种奇奇怪怪的小党纷纷成立，但大多是泡沫。新党的成立并得到支持，有其时代因素。一方面，当时民众看到国民党金权政治泛滥，腐败成风，严重败坏了形象。另一方面，民进党的政治立场常常又过于激进，不利于政局稳定。因此，新党的形象正符合民众的要求，很快成为台湾第三大党。台湾民众认为，20世纪90年代初是黑金政治最严重的时期。所谓黑金政治，即政治与黑道及金钱间有纠葛不清的关系，这些情况在地方上尤其显得严重。有很多人认为，这是李登辉纵容的结果，但我个人认为，实际上国民党从创党之初就有这种现象。不管是早期哥老会还是洪门、青帮，一直都跟党政军有所瓜葛；或是后来为了选举，各党都结合地方角头黑道势力，这种现象是一直都有的。这些本来不能提，只是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政治较开放，媒体也较自由了，民众原先看不到的事突然间都被摊在阳光下接受检视，因此使人印象深刻。话说回来，新党成立后，算是政治立场不同的非主流派从国民党内正式切割出去了。而国民党现在要面对的，是日渐强大的民进党。台湾从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即有种四大族群的论述，即台湾组成人口里有闽南人、客家人、少数民族及1949年后随着国民政府迁台而来的外省人。而在很长一段的时间里，台湾所谓的本土化运动是独尊闽南族群的，这造成其他族群的不满，但同时也激发了客家人和少数民族的自觉，如少数民族在1993年也掀起了正名运动。本来在身份证上，少数民族都被迫要用汉名登记的，此后他们也能用族名登记。因此面对民进党争夺本土论述的主导，国民党也在思考转型。四大族群的说法很快就被台湾社会所接受。20世纪90年代初，台湾的省籍矛盾正在消融中，但取而代之的，与当局认同为主轴的对立反而越来越严重。当初新党的形象除了都市中产阶级外，还给人有大中国主义、中国党的印象。在台湾，传统上，以浊水溪为界，以北支持国民党，以南支持党外、民进党，在这个情况下，新党几次欲南下跨过浊水溪，都发生了严重的冲突。台湾进入多元社会后百花齐放，对政治认同的论述可自由发表。但不幸的是，不同的政治认同，其主张常常是对立的，而这些主张又回过头去渲染省籍问题，导致省籍对立在后面几年变得越来越严重，一到选举时，就被当做工具拿出来利用。1993尹清枫命案：台湾二十几年来最大的政治悬案尹清枫命案是那年让人印象深刻的一件事，是台湾二十几年来最大的悬案。本来只是死了一个上校而已，看上去没有多复杂，但这件事就如投石入水般，涟漪不断地扩大再扩大。突然间大家才惊觉，事情原来不像表面上那么简单。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台湾海军曾编制巨额预算向其他国家购买武器，而当时任海军武获室执行长的尹清枫，就是这些计划的执行人。在稍早之前，传出台、法双方有人拿巨额回扣的小道消息，不久，身为最直接知情者的尹清枫突然失踪，之后就在东北部海域发现了他的尸体。尹清枫命案留下了许多疑点：尹清枫费尽心机先录好的自清录音带被奇怪地消了磁；其他一些证明文件也失窃；案发当日，他的寝室有被人翻动的迹象。更令人匪夷所思的是，案发到现在，已经有近十个涉案关系人或调查人员，不分台湾或法国，均死于非命，这更让这案件扑朔迷离，疑团越滚越大。2000年，陈水扁上台后，曾经宣示重办这起悬案，就算不惜动摇国本也要查到底，结果他八年当完，国本都摇得差不多了还是没办成。可笑的是，当初陈水扁在当立法委员时口口声声说他手上有关键性的录音带，但后来他当总统，别人再问起这件事时，他居然改口说录音带在搬家的时候搞丢了。我看，他自己都不相信这是他说的吧？但的确，这件案子牵涉太广，横跨海内外，就连法国高层也涉入，怎么会那么容易办呢？好几次媒体都以拨云见日之类的要题表示办案进度，但最后都不了了之。就连侦办检察官都被明升暗降丢去闲差，这一切都让人觉得背后黑幕之大。有人说，查清政治性悬案的方法就是查出最高受益者是谁。我想，尹清枫命案这种永远查不清的事，台面上最大的受益者应该就是来来豆浆店。这个尹清枫最后出现的地点，经过新闻报道之后，名声大噪，生意一直火爆到现在。每次经过这家店，大家总是忍不住注目一下。尹清枫命案不愧是台湾这二十几年来的最大悬案，光是把那些离奇死亡的涉案者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整理出来，可能就堪比侦探小说了。1994陈水扁当选台北市长以台北市来说，20世纪90年代初的这段时间，有许多重大工程在同时进行。其中最重要的是大众快捷运输系统，简称捷运工程的进行。也不全然是地铁，捷运工程有地面、地下、高架三种，并且好几条在施工。所以那时候台北市简直就像一个大工地，到处都有工程在进行，因配合地下开掘，地面上到处是铺满了钢板的临时马路。那段时间是台北的交通黑暗期，塞车问题特别严重，再加上捷运弊案连连，市民对市政的满意度跌到了最低点。当时的台北市长是黄大州。其实这个人也没有什么不好，事情也在做，就是长期以来整个官僚系统的古板腐化，再加上这几年的施工问题，搞得大家怨声载道。所以，大家都认为1994年的台北市市长选举是个改变的机会。这是台北市改直辖市以来的第一次市长选举，以前都是官派的。因此，这次的选举特别引人注目。同时举行的还有同样是直辖市的高雄市长选举，以及台湾省长选举。我就提一提跟我住的台北市比较有关的选举吧！这一次的选举是三强鼎立：国民党的黄大州，新党的赵少康，民进党的陈水扁。新党当时形象佳，派一个形象声势都不错的赵少康出来选自然没什么问题。而黄大州，许多人认为李登辉让他出来选是为了要搞垮国民党。其实，虽然当时大家看不到他有什么实质政绩，但他也没出过什么大乱子，算是四平八稳型的，不让他出来选市长也是说不过去。民进党这边可复杂了。当时如日中天、一时瑜亮的陈水扁和谢长廷都在争取这个机会。前面说过，两个人都是一同从美丽岛辩护律师团发迹，并在台北的同个选区担任过市议员及立法委员，可说是亦敌亦友，在这次党内提名中，谁也不让谁，竞争激烈。但戏剧化的是，在党内初选的前一刻，谢长廷宣布退出初选，全力挺扁。其实这次选举，从一开始大家就不看好黄大州，所以基本上也是陈赵两人相争。在这两个人里面，大家是很难抉择的，因为都是一时之选。我个人认为，最后陈水扁会胜出，跟竞选主轴有很大的关系。当初，赵少康阵营把这场选举的层次提高到了中华民国的保卫战，有点儿言过其实了--只不过是个地方首长的选举而已。有那么严重吗？陈水扁当时就喜欢用这句有点儿戏谑讽刺的话反问赵少康。所以，当时赵少康反而给人更激进、有某种政治洁癖的感觉。反观陈水扁阵营打出的口号快乐、希望，整个竞选气氛就给人一种办嘉年华会般快快乐乐的感觉。所以啦，当时的民调，以年龄分布大概有这样的结果：中年以上支持国民党的居多，中产阶级支持新党的居多，年轻一点儿的支持陈水扁的居多。很多高中生、大学生也是支持陈水扁的，不过他们没有投票权，只能跟着摇旗呐喊而已。说到摇旗，这次选举也有些创举，就是第一次有竞选用的宣传旗与竞选主题歌出现。一时之间，能看到街上许多的汽车、摩托车，尤其是支持陈水扁的计程车车队，车上都插满了旗子满大街跑。当时的竞选主题歌，除了后来变成新党党歌的《大地一声雷》外，就是陈水扁的《台北新故乡》跟《春天的花蕊》了，尤其是后者，因为曲调悠扬歌词优美，有好一阵子都是KTV里的点播冠军。总之，民进党在选举中善于运用各种营销策略，就是从这次选战开始的。所以，在当时的高中校园里，许多同学喜欢将陈水扁的竞选旗帜缝在书包内侧，每次一看到有人翻开书包露出那面旗帜，自己也会装作无意地露出那面旗给对方看到。而支持新党的同学，也会把新党竞选时的那件红T恤穿在制服里面，并有意无意将领口放开两颗扣子给其他人看，这样大家就心照不宣，知道对方是同志了。现在想想，这种愚蠢的行为倒也不是真的在挺扁，因为学校上层或教官大都还是支持国民党的，所以，这么做应该是种青春期特有的、藐视权威的叛逆行为而已。陈赵两人实力在伯仲之间，几乎是一种欢乐气氛与悲壮气氛的对决。情势非常紧张，选举前的最后关头，甚至传出了李登辉弃黄大州保陈水扁的说法。这些年来一直有很多人相信这种说法，但我持保留态度啦！因为黄大州声势本来就弱，就算陈水扁有百分之五的票是从他那里争取过来的，扣掉这些票，陈水扁还是胜。当然，不可否认的是，国民党的分裂是造成陈水扁这次当选的原因之一。至于在台湾省长方面，国民党的宫廷大内高手（当时对手这样称呼）宋楚瑜最终胜出，高雄市长也是由国民党的吴敦义胜出。市政的建设与规划，有其延续性，这点在硬件方面尤其重要，且承前启后经营市政，台北才有今天。但是在软件方面，就的确很能看出一位市长的个人风格。陈水扁在市长任内，当然不是说大家都喜欢他做的，但很多重大工程都是在其任内完成的，对于只看结果的民众来说，这当然是有加分的效果。但更令人感到印象深刻的，是政府官员对人民态度的变化。长久以来，市长都是官派，因此不免沾染官僚习气，且影响到一般公务员，对民众总是爱理不理的。面对这样的一副嘴脸，民众也只能无奈地摇摇头。陈水扁担任市长期间，这种情况有了明显的改善。比如说，与民众生活最息息相关的区公所（区政府）办事处，从前柜台是高高在上的栅栏式，民众必须站着办事，现在改成可与办事人员平起平坐的开放式。并且，民众一坐下，马上就会有人倒茶水给你，原来的晚娘面孔，也取而代之为亲切的笑容。不管他们是不是真心的，至少让民众感觉受到了尊重。公务人员的官僚做事方式有了很大改善，这可能是陈水扁任内最让人称道的地方。1995李登辉私人访美，两岸之间的飞弹事件李登辉上台后，积极推动务实外交。台湾当局所谓的邦交国都是一些穷小黑，即穷国、小国、黑国。后来，台湾当局的邦交国增加了，但几个仅剩的主要邦交国也纷纷失去。比如说1989年与沙特阿拉伯断交，1992年与韩国断交，当时还掀起了一波反韩风潮。对台湾当局打击比较大的是与南非断交。过去几十年来，南非与台湾地区，在国际上一直被列为人权不及格的地区而遭受杯葛。因此两个难兄难弟只好同病相怜，互通有无，关系一直都还不错，并且也差不多是在同一时期，在政治上开放。而人权领袖曼德拉获释后，也在1993年来到台湾访问。没想到1994年曼德拉当选总统后，还是宣布跟台湾当局断交。当初曼德拉有意选择所谓双重承认的模式，不过还是迫于国际现实，选择跟台湾当局断交了。李登辉务实外交路线的一个高潮是在1995年，他终于争取到了私人访美的机会，回到他的母校康奈尔大学进行访问并发表演讲。电视上转播的，是他发表题为民之所欲，常在我心的演说。虽然他的英文充满了日本口音，实在不标准，但这以台湾当局外交的立场来说的确是一次突破。结果在同一年，大陆方开始导弹试射，一枚射到台湾东北方海域，来年初另一枚又射到西南边海域。所以台湾当时也出现了一个词，叫文攻武吓。飞弹试射引起全世界的关注，不在台湾的许多亲友也纷纷打电话回来，担心说是不是要开战了。不过台湾内部都还一派歌舞升平，马照跑舞照跳，一点儿紧张的感觉都没有呢！当初飞弹公告试射的那一天，电视台居然还现场连线跑到东北角海岸的岬角上去，一堆老百姓已经等在那里，说要看飞弹掉下来，真是愚蠢到了极点。反正，在当时，一般民众根本感受不到一点儿紧张的气氛。接着，大陆又开始在东山岛附近展开一连串军事演习。来年就是台湾地区的首次大选了，所以也有人认为这一连串军演，是有警告性的。比较有紧张感的是到了第二拨飞弹试射时，开始有人嗅出一点点不对劲的味道，据说，在台湾的美国公民都已经收到可能撤侨的预告。有人将这些事跟之前的一九九五闰八月的预言联想在一起，而引起社会上一阵恐慌。当时机场飞往美国、加拿大的班机，可以说是班班爆满。不过，大多数老百姓还是不知道事情的严重性。好多年后，我听当时当兵的人回忆，一些实兵部队里，那阵子都是全副武装在睡觉的，官兵被要求先写好遗书，部队里的尸袋也已经准备了不少。在金门，各炮阵地已经被要求清除视界（即砍树），电话里一直传来射击坐标，就等着看谁发了第一炮。听他们讲，才知道那时候的情势之紧张非一般人所能想象。这次危机成了台湾发展的重要分水岭，各方面的发展在几年内快速急转直下，一直到近两三年才慢慢恢复。而从那时开始，台湾内部便分裂为与大陆对抗和与大陆交往的两股力量，随着台湾内部选举更激化了族群对立，自2000年更分裂为蓝绿对抗，一直延续到现在。政治的空转也让台湾的经济发展跟着一蹶不振。1996台湾地区第一次大选1996年3月的大选，是第一次台湾地区领导人的直接民选。台湾地区领导人本来是由国民代表大会选出的。国民代表大会在过去算是台湾政治体制下的一种特殊组织。依孙中山当初的政府设计，政府的治理权由五院（行政院立法院司法院监察院考试院）行使。但是，关于监督政府、领土主权及修改宪法等，则是交由国民代表大会行使，并将国民代表大会的宪法层级置于五院之上。而立法院委员及国民代表大会代表皆由人民选出。如此，通过国民代表大会，人民也能有效地控制监督政府。当然啦，这一切都很理想化，到了上世纪90年代的台湾，很多现实都不像当初设计时的情况了。1996的大选，各方的人马如下--国民党：李登辉、连战；民进党：彭明敏、谢长廷；无党籍：林洋港、郝伯村（实际上是新党支持）；无党籍：陈履安、王清峰。其实，这是一场从一开始，起点就不太一样的选战，因为国民党李、连这一组，从一开始就声势浩大，支持率一直遥遥领先，再加上庞大而细密的辅选网络深入台湾的每一个角落，单就资源一项，其他各组候选人已望尘莫及。而民进党在这次选战中可是低估了李登辉的魅力。另一方面，民进党当时挟着前几次大选都有不错成绩的气势而来，但的确是HIGH过了头，忘记了民众对台独仍没什么信心，大部分都还是想安稳地维持现状。其实这次选举，从中期之后，大家都已经看得出来李、连这组人马是一定会当选的，只是没人愿意认输。并且，台湾的选举就是这样，就算支持率低，也要搞得气势高昂、热热闹闹的样子。所以不管哪一个阵营的场子，现场一定是一片欢乐，HIGH到最高点的气氛。台湾地区大选为什么会选在年底到年初这段时间，我猜想是因为这段时间刚好是职棒休赛期间，天气又冷，所以民众需要一些可以尽情大喊的热情活动宣泄一下。虽然说民进党在当时的支持率已经落后了，但民进党的场子依然可说是最好玩的，这可能是因为该党从街头运动起家，办起各种活动来，掌控节奏的能力是一流的。在选前最后一个晚上，民进党的场子里，台上主持人及台下群众互相呼应，再加上演讲时不时穿插着背景音乐，最后伴随着候选人出场而达到最高潮，结束后再放个烟火，现场简直就是又HIGH又热血。整个台北市到处都有选前之夜，每一个场子都在比谁能更晚结束，似乎先结束的，在声势上就输人一等。当晚，每个候选人的场子都结束后，几乎已经十一点了，但民众意犹未尽，一群一群地走在街上逛着。支持民进党的群众很热情，自发性地开始散步，从市政府广场一路走到总统府前，在每个路口都有人摇旗呐喊，一呼百应。如果遇到其他阵营的支持者，倒也不会对骂，就是隔着街互相对喊口号，隔空交火，也是好玩的成分居多。当走到总统府前，看到已经是重兵把守，整个府前广场都已经被围住，大家也就自然地散了。经历过那么多次大选后我才了解，选举的结果其实不是最重要的，原来大家喜欢的是那种选举中的狂热，和那份如同办嘉年华会般的感觉，等到选完，日子还是要继续过下去。总之这次选举是李登辉阵营胜利了，拿到超过半数的选票，总算是为他的总统位置立下了正当性、合法性。这场选战后，李登辉的地位可说是完全确立，得以开始党内中生代的布局。林郝、陈王代表的国民党非主流派自此之后可说是彻底瓦解。而李登辉从此也跟民意基础颇高的省长宋楚瑜开始形成对立。1998台湾的大学三学分升上大学二年级，我就转到东吴大学去读书，还是哲学系。大二一开学，就看到几乎所有的男生都会戴着棒球帽。为什么呢？因为几乎所有男生都去了成功岭，被剃光的头发都还没有长出来，所以戴着帽子遮丑。台湾大学里过去有一种说法是，大学必修三学分：课业，社团，爱情。结果，我第一项搞得一塌糊涂。倒也不是说没好好念，只是自己的专业不是很用心，反而一天到晚跑去旁听如社会学、心理学、经济学之类的外系课程，要不就是整天躲在图书馆里看书，索性课也不去上了。台湾的大学里面，几乎都有所谓的二一制度，即每个学期有二分之一个学分未达60分，就会被退学，所以我除了某些学科特别突出外，有时候也有这种二一危机，幸好每次都化险为夷。当然不是所有的同学都像我那样混日子，有些同学是很有目标的，立志以后要读研究生，几乎都是从二年级或三年级暑假就开始去补习班上相关的课程了。这些研究生考试科目的补习班课程，只要你想得出来的科目，几乎都有开课。比如，有些同学立志未来要到国外读书，也会开始到专门的补习班上一些如GRE、TOFEL的课程。总之，大学里什么样的人都有，有认真的有不认真的，有正常人也一定会有怪人，当然，这些分界也常常不是那么清楚。那阵子正流行两岸间学术交流团活动，各类教授或学生团体来来往往于两岸间。据说许多教授或同学到了大陆后，对大陆大学生总是清早起来在校园内读英文的举动大为震撼，回到台湾后当做异闻开始大肆宣传，通常都是在寒暑假后刚开学时，听得大家直感到惭愧，立志发奋了好几天。再来说说社团吧！社团在台湾的大学里算是相当兴盛。主要还是可以分为几个大类：学术性，服务性，宗教性，兴趣爱好性等。学术性的定义很简单，比如说国学研究社、英日文社、天文社之类的，以研究为主，但通常又不会太严肃。服务性社团如儿童课辅社、法律服务社等，都是一些比较有爱心的同学在参加，几乎以女生居多，但同时也吸引着一些别有用心的男同学加入。宗教性社团通常是比较神秘的，可能都是外面的教会或者各种宗教团体在校内成立的社团，通常这类社团都负有传教的使命，但大部分同学对这些社团的成员也常敬而远之，因为一聊一定是没完没了。东吴大学跟基督教稍有渊源，后者校内还有一间教堂，所以基督教社团在这里面还算吃得开。兴趣爱好性社团，几乎都是一堆各个领域的怪人撑起的，常见的有电影社、登山社、武术社、动漫社等，不过这类社团几乎也都流于联谊性质。当然还有一些比较不知所云的社团，比如说什么看海社，就是结伴去看海。大冒险社，嗯这群人脸皮又厚又爱玩。当然也有些地下社团平常不曝光，但登记有案，如彩虹社，就是同志社团，采取邀请制等。一般大学里的社团几乎都有一百个以上，只要找得到一定人数联署申请，学校几乎都会通过。通过后每学期都会拨经费下来供社团运作，也会给一个社团办公的区域，因此会看到许多同学中午吃饭都是跑到社团办公室去吃的，其实就是边吃边聊天，还有电视、电玩可以用。但常常也不乏社团招不到人而倒社的例子，这个时候对社长也有些惩罚啦！我参加的社团也很另类，是个过去常在搞运动的社团，里面的人学的不是社会学就是经济学，一天到晚在那边研究左派思潮，说话三句不离哈伯马斯或葛兰西、马库色等。反正我参加这个社团也不是真的那么爱这些东西，只是觉得好玩又热血而已。当然，作为当时快过气的左派学运社团，去参加几次街头运动是必要的，因此，除了在学校搞些串联之外，我也跟着去参加了好几次如劳工秋斗、反对高学费等街头运动，只是跟以前的学运比起来喔，简直就像小孩子在办家家酒！只能说，社会越来越开放，越来越不知道该反对些什么，导致愤青们很失落。后来，这个曾经辉煌过的传奇性社团就倒了。至于所谓的爱情学分，上大学交男女朋友那是一定的。班上干部也会提供很多机会给大家认识异性朋友，比如跟其他系办联谊，通常是理工科男生多的班跟文科女生多的班合办。要不然就是跟别的班一起抽学伴，即抽一个异性的别系同学做朋友，以及类似的活动。但通常，无知的大一女孩都是被看起来成熟的学长给追走。留下同班的男生遗憾不已，然后过了一年自己升级后，再恶性循环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