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齐书-60

狂。国家选用迅捷的快马，驰聘于烽烟旌旗的战场；皇上择取峻逸的飞乌，腾飞在遍布罗网的地方。我既能够凌驾于敌人之上而不退缩，争先驰飞而不辜负上司的期望，确实应该获得微薄的赏赐，稍稍沾点宴饮的光。可是却像蜉蚁一般被抛弃于沟壑之中，如土灰一样被扔掷在赏论之外。那些随从跟着参战的人，既没有武艺又不勇敢，都凭藉这点登上了高高的官阶；平凡舒适地在台府供职的人，既没有文才又不具备武略，却安坐侍立在殿堂之上。看自己是这样的穷迫困窘，看别人却那样辉煌腾达，人既非草木，怎么能消除这不平的声音?但是，丘巨源的要求终于没有被满足。丘巨源相继辅佐各王府，转官羽林监。齐建五元年，为尚书主客郎，领军司马，越骑校尉。授官武昌太守，拜谢完毕，不乐意去江外，变世担问他原因，丘旦还说：“古人云：‘宁饮建丛水，不食选员鱼。’臣年事已高，宁肯死在建业。”于是派他作余杭县令。选世主事件时，查越旦派丘巨迟为尚书辅趔州，丘巨源因此又希望获得特别的奖赏，但未能如愿，从此以后心中常怀不满。当齐高宗还是吴兴太守时，丘旦逊曾作《秋胡诗}，内中有讥讽齐壶塞的语言，所以后来因别事而被杀。王智深字云才，琅邪临沂人。年轻时跟随陈郡人谢超宗学写文章。王智深喜好喝酒，口舌笨拙言语枯涩，缺乏风度。宋建平王刘景素任南徐州刺史时，作有《观法篇》，王智深写文唱和受到赏识，被征用为西曹书佐。他贫寒没有帛衣，还未走马上任，刘景素便起事失败。王智深后出任为州祭酒。齐太祖还是宋镇军将军时，丘巨源便将王智深推荐给了太祖，被任命为府行参军，又拜授为豫章王国常侍，调任太学博士，豫章王大司马参军，兼记室。齐世祖命太子家令沈约撰《宋书》，计划为袁粲立传，请世祖审定。世祖说：“袁粲自然是宋室的忠臣。”沈约叉记录了宋孝武帝和宋明帝很多卑鄙猥琐的事情，齐世祖派近侍对沈约说：“宋孝武帝的事迹不容贬毁。我以前曾经臣事于宋明帝，您要考虑一下礼仪上的韩恶之义。”于是宋明帝的丑事便被省略删除了很多。世祖又赦命王智深撰《宋纪》，在芙蓉堂召见他，赏给衣物服饰，赐给住宅。王智深向豫章王诉说家境贫寒，王说： “必须等到您将书写成后，再讲俸禄之事。”书写成共有三十卷，世祖后在璇明殿召见王智深，命他写表章奏上。表未奏而世祖已崩。郁林王隆昌元年，敕命索取这部书，王智深升为竞陵王司徒参军，后因犯事而被免职。江夏王萧锋、衡阳王萧钩对待他都很好。当初，王智深受到司徒袁粲很友善的接待，等到他撰写《宋纪》，书中常表现出怀恋之情。塞塞很小时父亲便死了，所以祖母给他取名为愍孙，以后因为仰慕荀粲，所以自己改名为袁粲。会稽人贺蚕讥笑这事，因此王垄主逊在书中对这事作了一番评论。王智深家境贫寒没有什么交际应酬，曾经饿了五El没有饭吃，只好挖掘苋菜根来吃。司空王灯庐和儿子王尽分给他一些衣物食品。死在家中。先前，速锂人直魉字扭塱，很有文学才华，也受到塞塞的知遇。撰《晋书》，尚未完成便去世了。面川入座钟，很善于写文章，受到邀童工赏识，被引荐，官车大司马记室参军，去世。旦缠字堕型，呈越是题人，他是握业别驾陆嚣的儿子。坠历年轻时便很有风度仪表，喜好写文章，尤其是五言诗很有新奇变化。齐永明九年，武帝韶命各级官员举荐文士，同郡人司徒左西掾顾嵩之上表推荐他。州府举他为秀才，作王晏的少傅主簿，调任后军行参军。丞塱末年，写文作诗的风气很是兴盛。吴兴沈约、陈郡谢跳、琅邪王融等人因文风类似而互相推重。汝南人周颐很懂得声韵。沈约等人写诗都用平仄，以平上去入为四声，藉此来设制诗歌韵律，不能随意增加或减少，世人称这种诗体形式为“永明体”。沈约在《宋书．谢灵运传》后又专门论及了平仄问题。陆厥在给沈约的信中说：范詹事《自序》云“生性就能区分字音的宫商平仄，懂得清音浊音，特别能够协调轻音重音，补救艰涩难读的字。古今文人，大多数不能够完全明白了解遣裹的奥妙，纵然有人会用宫商平仄，却不一定是从明了字音的本质上得来的”。沈尚书也说“自灵均以来，不能认识此中的奥秘”。或云“衹是暗与音理相合，不是有意去达到。张衡、蔡邕、直担、王塞，都没有预先觉察，潘岳、坠卷、颜延年、谢灵运，距离更远”。音韵的主要内容在于使“宫声商声互相变化，低声高声互相交错。如果前字声音虚浮，则后字应当切实而响亮，一篇之中，音韵完全不同，两句之内，轻声重声都不一样”。上述主张，言辞很优美，道理又很完善。但观察历代众位贤才，似乎并不是都不明白这种道理，那么所谓“不能认识此中奥秘”，则近乎不实之辞吗?案范詹事所说“不是从明了字音的本质上得来”，沈尚书说“不是通过思虑而达到”，这可以说是揣测情思违背了五色交错，挑剔字句与音律偏离。范詹事又说“偶然也有合于音律的”，沈尚书说“有的与音理暗暗相合”。则那些有文采调韵清美的歌咏，虽有音律上偏差错谬的情况，但也有完全融合的，考察以往的诗歌，确实可以这样说。大凡思绪有融合分离，文章有通畅阻塞，即使前代贤哲也在所难免，任何事情也都不会没有这种现象。造就是曹子建喜欢让人指责文章的错谬，陆士衡对自己的作品有所遣憾的原因。既然说有遗憾，那么就不是完美之作，按理便可批评。君子执行了这种批评，您却说这种合于音理是暗合，这不好像是指责他合于音理而让人批评是遣憾吗?自从魏文帝写论文，常常论述语音的清浊问题，刘桢的奏书，也非常明了文体情势的意趣。那些关于语言有龃龉不合与妥当贴切、文章要首尾接续互相照应的论说；用色彩来比拟音律，认为声音的高低清浊像五色交错一样，如果没有看出其中的奥秘，那么这些论说指的是什么呢?所以我说前代英才已经早就知道语音的平仄，但没有指出曲折隐秘之处，像现在论述得这么明了罢了。至于诗文中隐含有毛病，融合少而错谬多，则正如临淄所说的“人们的著作，不能没有毛病”。并不是知错不改，也不能说不改就是不知道，造就是曹子建、陆士衡说的“竭尽了情思但仍有很多悔恨之处，逭不是人力所能强求的”。现在既然赞成他们所说的有关诗文有毛病有悔恨的话，则一定了解他们自己知道没有悔恨没有毛病的地方；引用他们不明白不合律的地方说是暗，为什么独独要攻击他们已经合律已经了解的明白之处呢?我猜想，讲究质朴和追求文采是因时而异，古今是不一样的。诗文的紧要之处在抒情状物，对于篇章语句则要求较为宽松。抒情状物，是诗文的紧要之处，表达得好与壤尚且各占一半；篇章语句，是注意得较少的地方，所以合律少而错谬多。若能同时考虑到这两种情况，则前代英才并不是不知道声律，这是很明显的。《长门》、《上林》，几乎好像不是一人写的赋，《洛神》、《池雁》，也成了两种体裁的作品。班孟坚思虑精妙纯正，《咏史》诗不差于束主的《两都赋》，张干子气度恢弘富丽，《羽猎》赋不低于凭虚的(二京赋》。王粲《初征》精美，别的作品却比不上它；杨脩思维敏捷，但作《暑赋》是整日也不能写成献上。事情急促需一日完成，但循顺意绪而作则少有错误；事情宽缓没有写七步诗时那么紧迫，但诗文却写得隐涩晦暗。同是一人，其思绪的迟缓与迅捷，其作品的精工和粗拙，好像有天壤之别。为什么却独独对于语言的平仄声律，一定要使它们完全合一呢?评论者衹可以说前贤对声律没有穷尽地推究其极致，却不能说先前毫无觉察。沈约答覆说：宫商的声调衹有五种，文字的差别是几万，用几万文字的繁杂，来配合五声的简约，则读音的高下低昂，不是人们思维的力量所能一一列举的。还不仅仅是这种情况。十个字的诗文，颠倒相配合，字不过衹有十个，但再巧妙的配合也不能穷尽它的精美，何况字数超过十的诗文呢?自灵均以来，对此没有经过精心思考，所以原本便无从识得其大概。像这样精妙的声律，为什么圣人不去崇尚呢?这是因为研究声韵曲折的巧妙，对于训诫之义没有很大的作用，这不是圣人贤哲立论的紧要之处。因此扬子云把它比喻为“雕虫篆刻”般的小技巧，说“大丈夫是不屑于这样干的”。自古以来的诗人们，怎么会不知道宫羽商征的区别呢?但虽然知道五音有差别，却对于其中的交错变动，不明白之处确实很多，所以我说他们“个中奥妙未能看清”。以此推论，则知前世文士便没有真正觉察到这些地方。如果拿文章中字的音韵等于弦管中的声曲，那么它的美恶妍蚩，便不能有一点点的违反相悖。譬如让子野来弹琴奏曲，哪里会突然出现舒缓失调的声音?拿《洛神赋》和陈思王曹植的其他赋作相比，好像是两人之作。所以知道，如果天机开窍，则音律自然谐和；如果六情阻滞，则音律顿时错谬。陆士衡虽然说过“鲜明华美好像锦绣”，但怎会出现在江中洗彩色衣裳，其中有一片是卫文侯的衣服这种情况?因而陆生所言，也不是很完美的。合不合音韵，也还有精细和粗糙的区别，对此，轮扁不能说清楚，老夫我也不能完全辨别得清。齐永元元年，始安王萧遥光造反，陆厥父亲陆闲被杀，陆厥获罪被囚禁。不久有大赦令，陆厥对父亲没有等到大赦而被杀深感遣恨，感伤哀痛而死，时年二十八岁。有文集流行世上。会稽虞炎，永明年间，因有文学才能，与沈约一道受到文惠太子的赏识，待遇之深厚不同寻常，最后官至骁骑将军。崔慰祖字悦宗，清河郡东武城人。父崔庆绪，永明年间，为梁州刺史。崔慰祖初出仕为奉朝请。父亲亡故后他不再吃盐，母亲说： “你既没有兄弟。也没有子嗣。遇大丧不灭孝的本性，应当不进食美味佳肴罢了，怎能断绝吃盐呢!我现在也不吃盐丁。”崔慰祖不得已而听从丫母亲的劝告。父亲在梁州的资产家财有千万，都散发给同宗的族人；家具器物都用漆写上日字，这种有日字的器具，流散到远近各地。崔慰祖整理了父亲有关的租借文书凭证，对族侄崔弦说： “他们如果有了这些器具，自然会将借去的归还回来；如果他们没有这些器具，我说什么呢?”于是便将人们的租借字据全都烧掉。崔慰祖爱好学习，收藏书籍达到万卷。邻居中有爱学习的青年都相随着来向他借书，每天数量达到几十套，崔慰祖都亲自取出给他们，从来没有推托过。崖垦巡任垃童工抚军墨曹行参军，转刑狱，兼记室。萧遥光喜欢下棋，多次召崔慰祖来对弈，崔慰担常推辞说下得不好，不是朔日望日就不来拜见。建武年间，有韶要求各地举荐才士，崔慰祖的堂兄崔慧景推荐了崔显回和芒厦人塑坠扰，并为硕学。齐明帝想让他管理一个方圆百里的小地方，以测试他的才能，崔慰祖推辞不就职。国子祭酒沈约、吏部郎谢跳曾在吏部省中聚集很多宾朋好友，每人都向崔慰祖询问十几件有关地理方面的不熟悉的事，崔慰祖口吃，语言不华美，但回答得有根有据而且精通熟悉，满座宾客都赞不绝F1而且心服口服。谢跳赞叹说：“假如班固、司马迁再生，也不过如此。”崔慰祖出卖自己的住宅，标价四十五万，买者说：“能否减点价?”崔慰祖说：“我实在比韩{继更惭愧些，不许有两种价格。”买者又说：“那你先标价四十六万，待我间时你可减让一万给我。”崔慰祖说：“这样做就是伙同你一块去欺骗别人，这哪里是我的本心呢?”崖壁迟年轻时和侍中辽祀很有交情，等到江担显贵了，常来邀他去作客，但崔慰祖不去。崔垦巡和丹阳县丞型回非常要好，菌堡光依凭墓应造反时，崔慰祖正在城内、，在城池还没有被攻下的前一天，型遇对崖慰趄说：“你家中有老母亲，应当赶快出城去。”于是命守门人放他出去。崔慰祖出城后就去朝廷自首，被囚禁。病死。崔垦巡着有《海岱志》，记载了从太公时起到酉置时止的人物，为四十卷，尚有一半没有完成。临死时，写信给堂弟崔纬说：“常想再注释可屋暹、班旦两人的历史著作，已搜集到《史记》、《汉书》遗漏未载的事二百余件，放在厨房的竹筐中，你可以收检好记写下来，以保存它的大意。《海岱志》还不完备周详，你可抄写好几遍，付给护军的各位从事每人一本，也给朋友任堕、途童、窒螳、盏塑等人。”又吩咐说“让棺材直接靠近黄土，不必用砖砌，不要摆设灵座”。死时年纪三十五岁．王逡之字宣约，琅邪郡临沂人。父祖都曾做过郡守。王逡之年轻时有礼仪学识，见闻广博。起初作江夏王国常侍，后陆续为大司马行参军，章安县令，直至始安工内史。他没有去做始安王内史，而官拜山阳王骠骑参军，兼治书御史，安成国郎中，吴县县令。宋升明末年，右仆射王俭重视儒术，王逡之以著作郎身份兼任尚书左丞，参加议定齐国礼仪。当初，王俭撰写《古今丧服集记》，王逡之写了十一条问题驳难他。他自己再撰写《世行》五卷。转迁为国子博上。因国学荒废已久，故在齐建元二年，王逡之便首先上表章要求重立国学，同时仍兼著作郎，编撰《永明起居注》。转官为通直常侍，骁骑将军，领博士、著作郎照旧。后外任为宁朔将军、南康相，太中、光禄大夫，加侍中。王逡之一向很朴素，衣服经常不洗，办公的案桌都是尘土灰黑，年老仍手不释卷。建武二二年去世。王逡之的堂弟王珪之，有史学才能，编撰《齐职仪》。永明九年，其子中军参军王颢上奏说：“臣亡父故长水校尉珪之，以质朴为根基，依儒学而养心性。因此在宋元徽二年，被敕命派去纂集古时所设职官的历代分划情况。凡是在典策上有记载的，他都一定要详尽地加以考察。因此各种等级的执掌、司职，全都加以编定收录。各级职官的黜降陟升转迁补阙，都要详细核定记录．并且叙述各种官服、冠带、佩饰的等级差别．正遇上天启齐运，朝代更新，故太宰臣褚渊奉宣齐帝旨意，要他赶紧加以删改订正。尚未刊定完，臣家便遭遇凶灾。我不考虑自己身份的平庸卑微，恭谨而冒昧地奏上，总共有五十卷，名之为《齐职仪》。希望能够长久地藏入天朝秘合之中。”皇帝诏命收入秘阁。担迪之字主远，范阳郡蓟逊人。祖父名员，刘塞时任大匠卿。父亲名塑之，任奉朝请。担迎之年轻时便喜欢考古，有机敏的才思．宋孝武帝派他在华林学省任职，赐给他住宅、车马、服饰。出仕为南徐州迎从事，公府参军。宋元嘉年间，开始用何承天所造历法，比古代十一家的历法更精密，但祖冲之认为还粗疏，于是改造新历法。他给皇帝上表说：我广泛地考察了以往的各种典籍，例如五帝时曰月星辰运行的度次，三王时日月星辰的交错分合， 《春秋》记载的朔望气候，《纪年》记载的日食月食，司马谈、司马迁著作中有关的记述，班彪、班固所撰志书的内容，魏代的注历，晋代的《起居》，探索古与今、华夏与狄戎地区历法的不同。自有文字记载以来的二千余年间，曰月离合交会的征兆、星辰运行度次疏密的证验。专心研究，深思熟虑，能够把它们的规律和差异都说出来。加上亲手测量王表尺度，亲眼察看仪器刻漏，观察尽量地细致，计算力求精密，考核、试验、推论、演绎，又知道得非常完备详细。但古代历法不精密，错误很多，各家说法杂乱不同，使人不知要点。考何承天所上历法，其意要有所改革，但其所造历法简略，现在已与实际相差很远。按照我的观测校正，发现了它的很多错误：太阳和月亮的位置差了三度；冬至夏至时日晷的阴影比实际晴况几乎差了一天；五星在伏天出现，竞差四十多天；而其运行状况，有时相差两夜。春分秋分夏至冬至之日与实际不合，则节气闰余的日子也不正确；E1月星辰的位置和运行违背了天体的实际情况，那么观测便不准确。我生在圣明的年代，遇上好的世运，因此冒昧地请求用我不太聪明的智慧，再造新的历法。我确定改变的情况有两种，设置新法的情况有三条。要改变的第一条是：因旧法一章，十九年有七个闰日，闰敷太多，经过二百年便相差一天。节气闰日既然有变动，自然应当更改历法，日历纪年常常变化，这都是由于这条历规而造成的。现将章法改为：三百九十一年有一百四十四个闰日，使合于周、汉纪历，则将来长期使用，再不会出现差错变动。第二条：因《尧典》说： “太阳距昴宿最短，正是仲冬。”用这条来推算，则唐代的冬至曰在现在昴宿左方五十几度。汉代初期，用的是秦代历法，冬至曰在牵牛宿六度。汉武帝时改用《太初历》，冬至曰在牛宿初度。后汉用四分法，冬至曰在斗宿二十二度。晋代姜岌用月食来检验太阳的位置，得知冬至曰在斗．宿十七度。现在用中星作验证，再考察月食月望，冬至之曰在斗宿十一度。统计一下，历时未满百年，冬至曰的位置相差了二度。旧历法同时还使冬至闩的位置确定不变。天的度数既然有差别，则曰、月、金、木、水、火、土这七曜的宿度，渐渐地发生了错误。错误已经非常明显，就应当改变．仅仅合于一时，是不能够贯通于长远的。移动变化不止，又是由这条法规所造成的。现在让冬至所在位置，年年有微小的差别，用汉历来验证，都很审密，并且可以长久地使用，不需要经常改动。又新制历法三条：第一，以子为时辰之首，位在正北，爻数应合了初九升气酌开端，虚宿在北方匕宿裹位列正中。元气开始发生，应该在这个位置。前代儒家虞喜，已经对它的意义论述得很完备。现行历法的上元曰度，由虚宿一度开始。第二，日历时辰的称呼，以甲于为最先，所以历法设置元始，应当从这一年起。自黄帝以来，世代所用，总共有十一种历法，没有一种历把上元作为年名，而现在日历上元这年应在甲子。第三，用上元作年岁名，在历上符合各条，都应该以这一年为起始。而《景初历》曰月五星交会的快慢，其起始曰有差别。又何承天历法。曰月五星，各自有元始曰，交会快慢，也都有位置差别，衹定得朔气相交合而已，条规次序纷繁错乱，比不上古历法。现设置历法，规定曰月五星交会快慢，全都以上元岁首为起始，群流共源，这样才几乎没有差错。如果要测定天体情况，依据它取得实际效果，那么天象是非常显明的，用尺表就可验证推算，动气虽然幽微，用仪器测度也不会有差错。现在我所创制的历法，容易使人信奉。它综合查考核实了古历法的始终，大体上保留了共同之处，推出新规改变旧法，有简有繁。用简约的条规，我有道理而不感到害怕，用繁多的条规，自认也没有错误。为什么呢?因为纪历闰日的参差不齐，是天数各有定分，用它来作历法的体制，并非不细密。我为此推究毫厘，使追求奥妙的准则更加完备，不辞劳累，以创建长久确定的历法；并非是我思考了而不知道，觉悟了而不去改变它。如果我奏上的历法万一可以采用，我希望能颁布到各个职司部门，请皇上恩赐审察研究。事情奏上，孝武帝命朝中懂得历法的人和祖冲之辩论，没有人能难倒他。遇上孝武帝驾崩，所以历法没有施行。祖冲之外任为娄县县令，谒者仆射。当初，宋武帝平定关中，得到姚兴的指南车，但衹有外形而没有巧妙的内部装置，每当指南车运行时，还要派人在内部转动它。宋顺帝升明年间，齐太祖萧道成辅政，让祖冲之按古法修造。祖冲之改用铜来制造内部装置，使它不论怎样转动却始终指着一个方向，自三国时期马钧以来还从没有过。当时有个北方人索驭骈，自称也能造指南车，太祖让他和祖冲之各造一辆，造好后在乐游苑比试，可索驭鳞所造指南车有很多差误，于是便把它砸碎烧掉。齐永明年间，童陆王萧子良喜欢古物，祖冲之就制造欹器献给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