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owerCJ 投笔从戎 附件 附件1 附件2 摘自《1938年商船队防御手册》和国际军事法庭档案第40卷第88页。 (A)《商船队防御手册》第3章第1节第55条： 报告敌情 商船船长一旦意识到所发现的舰船或飞机为敌方目标，他首要的职责就是用无线电报告敌目标的性质和位置。及时发出这样的报告不仅能挽救商船自己，而且还能挽救一些其它船只。这样可以向己方的舰艇或飞机提供摧毁来犯者的机会，因为这种机会可能不再出现。发出敌情报告和遇险信号的方法和时间在第2篇第6章已作说明。船长和高级船员必须熟悉此章内容。 《商船队防御手册》第2篇第6章第1节第150条： 报告的重要性 (a)第三章的第一部分强调了单艘商船以无线电报告所发现的任何敌舰艇或飞机及其位置的重要性。根据实际情况，须将这作为“敌情报告”或“遇险信号”处置。 (b)敌情报告和遇险信号只能经船长或值更的高级船员亲自批准方可发出。 (c)尽一切可能快速发出这些电报十分重要。商船附近可能会有己方军舰，它及早收到信号可能会救援其它船只，或对敌采取行动。 (B)《商船队防御手册》第2章第7节第53条： 允许开火的条件 (a)对付按国际法行动的敌人。商船上的武器装备完全是为了自卫，它只能用来对付显然想捕拿或击沉商船的敌人。设想敌人在战争爆发时将按照国际法行动，因此只有当敌人明显表示出捕拿商船的意图时才可对其射击。如为了阻止敌人捕拿商船而显然需要进行抵抗时，可及时对敌开火。 (b)对付违反国际法行动的敌人。随着战争的发展，如敌人公然违反国际法，采取对商船不预先警告便实施攻击的方针，那末只要能阻止敌人占领有利的攻击阵位，则允许在敌开始攻击前或发出投降信号前对敌水面舰船、潜艇或飞机实施射击。 …… 《商船队防御手册》第3章第3节第66条； 遭敌潜艇水面攻击时的行动方法 (a)总则——任何商船都不应该轻易地向敌潜艇投降，而应尽最大努力脱离潜艇。决心脱离敌潜艇的商船才拥有成功的良机。 (b)…… (iv)对于装有防御武器的船只来说，如认为敌人明显试图夺取本船或逼近本船以阻止你脱离，则可对敌开火以阻止敌向你接近。如敌向你射击，你应开火还击。 附件3 摘自潜艇部队司令1940年1月21日战争日志 今天鱼雷勤务监察官打电话给我。根据对T123鱼雷的发射试验(试验结果这种鱼雷同样没有爆炸)和对现有的鱼雷所进行的磁性测量，他认为可以证实存在不爆炸问题。 战争爆发以来，对潜艇部队精神上压力最大和对他们获取战果危害最严重的是，他们的主要兵器——鱼雷在前线很不适用。所发射的鱼雷中至少有25%失灵。根据对截止1月6日的发射统计，有40.9%的鱼雷发生了失灵现象，因而毫无战果。其中还不包括在头3个月内由于一些尚未搞清的原因而造成的不爆炸现象，因为这些现象均作为未命中目标估计。 对鱼雷失灵问题，经历了长期的、复杂多变的斗争。它的经过如下： 1. 1939年8月，正值潜艇准备出航的紧张时期，在鱼雷试验场召开了一次讨论会，会上鱼雷试验场场长韦尔海军少将认为，潜艇部队司令怀疑引信的作用是否可靠是没有根据的。 2. 9月14日U–29号潜艇用无线电报告，鱼雷跑完安全航程后曾两次发生提前爆炸现象。开始鱼雷勤务监察官想把失灵原因归之于潜艇的舰位误差(30-60海里)。我不同意这种解释。于是，鱼雷勤务监察官建议，为了降低引信的灵敏度，把战斗部引信调低2圈；但在对付3000吨位以下的商船时，由于引信场小，在水下发射时就不能保证起火。因此对付这些船只必须发射触发引信鱼雷。潜艇部队司令在9月14日给潜艇部队下达了有关指令。 3. 但是鱼雷失灵现象仍然没有象预期的那样得到排除。提前爆炸的报告接踵而来(U-27号潜艇报告艇内因爆炸而轻度受损)。在搞清引信失灵的原因之前，鱼雷勤务监察官下令把引信(Pi)调到“A”位，这个位置有可能排除电引信起火。 4. 调到“A”位后，潜艇部队司令在10月2日下令，只许发射触发引信鱼雷。这样，才暂时排除了提前爆炸的危险。在彻底搞清提前爆炸的原因之前，这个措施对潜艇的安全是必要的。 5. 10月初鱼雷勤务监察官告诉我，说经调查，G7e鱼雷提前爆炸的原因很可能是电缆设置不当引起的。后来已对电缆的铺设作了改变，因此G7e鱼雷可以重新进行水下发射。G7a鱼雷提前爆炸的原因很可能是受机械影响。因此在彻底搞清这个问题之前必须禁止水下发射。 我对上述提前爆炸原因的各种解释表示怀疑。由于鱼雷勤务监察官保证G7e鱼雷现在安全可靠，我决定进行一次试验并准许G7e鱼雷用磁性引信进行水下发射。 6. 10月18日U-46号潜艇报告，在攻击一支护航运输队时G7e鱼雷出现提前爆炸现象。由此可见，虽然经过改进，但G7e的引信仍然不可靠。因此我再次下令，G7e也采用触发引信和避免电引信起火的办法(调到“A”位)。 这样一来我们又回到了1914-1918年那种情况。但是为了避免因自己的武器而造成潜艇损失，为了能获得战果，避免当时我们找到的鱼雷失灵的唯一原因——提前爆炸现象，我必须作出这个决定，放弃我们经常赞不绝口的有许多优点的磁性引信。 7. 10月20日鱼雷勤务监察官打电话告诉我，说他今天了解到，鱼雷(G7a和G7e)在驶向目标时的实际航行深度要比预定的定深深2米。许多潜艇报告触发引信发射时尽管发射数据正确无误，但仍没有爆炸。根据这种现象估计，鱼雷驶向目标时的深度同样也比预定的定深度大，因此从目标下面驶过。对触发引信鱼雷来说，这是一个新的十分重要的失灵原因。为了不使鱼雷定深方面的毛病影响发射效果，我在10月20日下令，在发射触发引信鱼雷时定深最大为4米。 根据鱼雷勤务监察官的提议，我又对上述命令作了补充，触发引信鱼雷的定深必须小于目标吃水2米。但为了避免鱼雷从水面驶过和产生非爆现象，鱼雷定深至少得3米，在遇风浪时为4米。这样一来，所有发射的鱼雷都只能击中吃水浅于5、6米的目标，也就是说对驱逐舰就无法实施攻击了。 8. 10月23日潜艇部队司令在威廉港与鱼雷勤务监察官和鱼雷试验场场长举行了一次讨论会，大家认为： (a)在鱼雷定深方面，必须估计到会再次出现比目前更大的偏差； (b)提前爆炸的原因未搞清； (c)按照潜艇部队司令的要求，必须在近期内克服迄今也经常发生的鱼雷要到其航程终点才起爆的现象。 由此可以确定，鱼雷的适用性受到了最大程度的限制： 在采用触发引信时，存在从目标底下通过的危险； 在采用磁性引信时，存在提前爆炸的危险。 9. 11月5日又提供了一种新的引信(Pi)。人们希望，把撞针稳定后这种引信可以完全防止提前引爆造成的失灵。引信用Pi(A+B)来表示。有了这种引信后可重新采用磁性引信。规定定深为目标吃水+1米。对G7a鱼雷来说，由于机械情况相当复杂，因此实施速射仍然受到限制。现在我们把全部希望寄托在这种引信上，其它一些对迄今为止的引信失灵的详细报告看来对我们都不那么重要了。 10. 首批装备Pi(A+B)引信的潜艇U-28号和U-49号于11月8日、9日出航。11月19日U-49号潜艇报告，1枚G7a鱼雷在跑完安全航程后提前爆炸。1枚G7e鱼雷可能因未引爆而失灵，2枚G7a鱼雷在行驶200米后爆炸。 这一次又使我们大失所望，它使我们良好的愿望化为泡影。这就是说目前的状况并无明显改进。后来其它潜艇又不断有提前爆炸或者不起爆的报告送来。我与鱼雷勤务监察官商量后，认为目前不可能存在不起爆的现象，鱼雷勤务监察官十分肯定水下发射时一定会起爆。提前爆炸的原因可能是海浪使机械对撞针产生了影响。我希望把鱼雷射入较深的平静的水中后能排除因此而引起的失灵可能性。在征得鱼雷勤务监察官同意后，我下令在天气不佳时鱼雷的定深必须大一些，并要遵守操作规章中限制起爆的有关规定。 11. 有关提前起爆和不起爆的报告连续不断。鱼雷勤务监察机关的部分专业人员提议，调低圈子(比规定的圈子图低2圈)来降低引信的灵敏度以防止提前起爆。 如果定深与目标吃水一样的话，鱼雷就会推进到离敌方舰船更近；但是，这样一来，尽管鱼雷引信的灵敏度较小，但目标的引信场仍会对它产生作用。因此我反对这种措施，因为这种措施还是会使鱼雷受到海浪的影响而存在提前起爆的危险，鱼雷勤务监察官和另一半专业人员也同意我的意见。因此，在和鱼雷勤务监察官取得一致意见后，我的命令未作变动。 12. 引信(Pi)的小小改进(铜盖绝缘，磨光压力盘)没有使情况有多大好转。有时也起了些作用，提前起爆的现象有所减少。我们希望对水下发射也不断进行一些小的改进。因为光采用触发引信会导致鱼雷从目标下面穿过而产生大量失灵现象。 13. 关于发射数据虽然可靠，但引信没有起爆的报告仍接踵而来。鱼雷勤务监察官认为水下发射时绝对会起爆，引信不可能失灵。我让鱼雷勤务察察官向所有认为鱼雷没有起爆的艇长们了解一下原因。鱼雷勤务监察官认为这次失败是因为鱼雷从目标旁驶过，并认为未命中目标的原因尚搞不清。鉴于大量报告详细汇报了在发射数据可靠的情况下仍出现多次不起爆的现象，我不再同意这种判断。我认为鱼雷在许多情况下不起爆完全可以证明引信(Pi)失灵。在1月19日与鱼雷检验指挥部的人员谈话时我明确地强调了这个观点。 14. 此后在对T123鱼雷进行试验发射时也发现，许多引信在水下发射时都没有起爆。现在鱼雷勤务监察官才认识到鱼雷失灵可能是引信没有起爆造成的，他在1月21日向潜艇部队转达了下列指示： (1)打4000吨位以下的目标，打驱逐舰和上浮的潜艇，定深为4米。 (2)打1000吨以下的目标，必须估计到有不起爆的可能性。 (3)打其它所有目标时，定深为目标吃水+1米，气象不良时也如此。 这样，鱼雷就会推进到离目标更近，进入目标引信场的可能性就更大，但另一方面鱼雷又进入波涛汹涌的海水中，也可能导致鱼雷失灵。 这项指令的执行效果如何，人们翘首以待。 15. 除对T123进行消极的试验发射外，还对鱼雷外壳和电池箱重新进行了磁性测量，从那里以不规则和不稳定的方式散发出来的对引信过强或过弱的电磁辐射会导致提前爆炸或者不爆炸。库存的鱼雷必须进行消磁。鱼雷勤务监察官对这些措施是否有效、效果能维持多久表示怀疑。所以说我们还没有掌握鱼雷失灵的原因。 16. 艇长和乘员们对鱼雷的信任已明显动摇。虽然敌反潜力量十分强大，但潜艇仍反复尝试在尽量有利的条件下使用鱼雷。尽管艇员们经常果断而大胆地使用鱼雷，但他们仍遭失败，失灵现象不断，使潜艇面临危险。由于鱼雷失灵而使击沉的敌舰船吨位下降少说也有30万总吨位。我可以肯定，U-47号潜艇(艇长普里恩海军上尉)在攻击伦敦级巡洋舰时也一定遇到过鱼雷提前爆炸的现象。虽然潜艇部队在和平时期经过了严格的训练，但由于鱼雷失灵而未能取得他们预期的战果，这使各艇长和潜艇部队领导深感苦恼。 为了保持潜艇部队的斗志，尽管遭受了各种挫折，我还得对他们施加我的全部影响，为能找到并排除失灵的根源，我们必须继续发射。但只有不断地改进技术水平，才能使艇长和乘员们重新逐步树立对鱼雷的绝对信任。 附件4 海军总司令 柏林，1942年2月9日 1942年第83a号机密文件 交分发者 ——本人地址—— 事由：调查鱼雷失灵 事情经过：海军总司令1940年6月11日给海军人事局下达的第2864号秘密文件 一、正如军官们所知道的，战争最初几个月中出现了鱼雷失灵现象。这种现象曾一度动摇了前线对鱼雷的信任。尤其是潜艇战中出现的大量失败，使海战未能取得重要的战果。 存在的问题有以下几点： 1. 由于鱼雷定深太大，致使鱼雷在采用触发引信时从敌舰下通过，在采用磁性引信时又不起作用，因而无法命中敌舰。 2. 在鱼雷航行过程中，战斗部引信中的磁性引信部分对机械震动十分敏感。于是就会常常出现因自动起爆而导致提前爆炸的现象。这样一来就无法击中目标，反而对自己的潜艇造成危俭。此外，这会使敌人提前知道存在这种非触发爆炸现象，从而立即采取相应的立竿见影的磁性自卫措施。 3. 虽然设计的战斗部引信每个冲击角在21度以上，但在前线出现失灵现象后经过检查才发现，只有在冲击角为50度以上时触发引信才可靠。 上述这些问题是逐步发现的，尤其是当定深过程中的问题与引信失灵混合在一起时，失灵的一些现象就更为复杂。这就导致了指挥机关多次反复地更改有关鱼雷使用的指示，从而引起了前线部队的不安情绪。 要精确统计从战争爆发直到挪威作战行动结束时这段时间内因鱼雷失灵所蒙受的损失是不可能的。但下列事实已足够说明问题，即在战争头8个月内鱼雷失灵的次数为战时一般可接受的失灵次数的2倍，目前几乎达到3倍。 我在1940年6月11日给海军人事局下达的第2864号秘密决定中已经表示，我得如何严肃地处理这些失灵事件。如果因为研制或试验过程中的疏忽而造成这些缺陷，那我必须毫不留情地追究罪责。我确实这么做了。 …… 帝国法院对上面提到的4位军官和文官提出控告，经过6个星期的审判得出犯罪事实如下： 1. 鱼雷的定深 由于鱼雷从目标底下通过而造成失灵的主要责任是对G7a和G7e鱼雷的定深试验不够。在研制阶段试验也极不充分。这两种鱼雷的定深没有达到规定的定深偏差，而是下倾2至3米，导致鱼雷从目标底下通过，当1936年第一次发现定深出现偏差时，他们也没有引起必要的注意并采取积极的措施。其中发射时用的深度记录仪的不准确起了特别重要的作用。排除定深偏差的试验也毫无结果。主要原因是研制工作好高骛远，没有考虑到立即排除定深偏差的必要性。甚至在鱼雷试验场副场长于1939年春明确下达了一项命令后，他们还是没有这样做。虽然发现这些问题已好几年，但直到战争爆发，这些问题依然如故。直到1939-1940年冬才解决这些问题。 糟糕的是，鱼雷试验场普遍对鱼雷精确定深的重要性认识不足。甚至连场长本人也觉得这个问题在军事上无关紧要。其理由是因为有磁性引信存在。其实采用磁性引信也要求定深精确，要求起到磁性引信鱼雷必须起到的爆炸效果。此外，由于磁性引信在非领水区使用范围有限，因此必须随时作好发射触发引信鱼雷的准备。此时精确地控制深度尤为重要。当鱼雷试验场在战争前一年得知盟国磁性自卫问题已经得到解决时，就应该对鱼雷的定深问题引起注意。因为从那时开始必须估计到磁性引信实际上就会失去存在的意义。 2. 战斗部引信中的磁性引信部分 虽然磁性引信的基本结构是正确的，但它存在一个缺点，即鱼雷在航行过程中因机械震动而导致自动爆炸的现象。这个缺点经过前线使用后才被发现。按理人们应该对G7a和G7e鱼雷进行试验，以克服磁性引信部分容易因机械震动而受到干扰的缺点；但人们没有及时这样做。引信在G7a和G7e鱼雷中不密封，但在旧式的G7v鱼雷中是密封的，而这种旧式鱼雷却没有出现上述缺点。此外，由于鱼雷试验场中断了对引信使用材料的系统分析，致使一些可能引起自动爆炸的原因一直未搞清楚。 3. 战斗部引信中的触发引信部分 有一种错误观点认为，早在一次大战中就已使用过的触发引信是绝对有效的。这种观点导致了在将G7a和G7e鱼雷交付前线使用之前没有对触发引信进行充分的试验。即使不把这一点作为控告的内容，但事实上后来也没有补做这种试验。当人们在1938年底至1939年初的冬季开始对触发引信的有效性产生很大的怀疑、并发现以前的试验很不充分时，就很有必要进行这方面的试验。在这方面，也象在对待定深问题上那样，过分相信磁性引信的作用，从而导致了灾难性的后果。 …… 最后我强调指出： 事情到此结束了。经过鱼雷勤务监察官和鱼雷试验场的努力，造成首次失败和成为诉讼理由的一些缺点已经消除，危机也已克服。从那时开始所取得的对敌作战的胜利就是证明。继续保证和促进鱼雷在军事上的使用，是所有肩负鱼雷生产和保管重任者的义不容辞的职责。 在提到我1940年6月11日的决定时，可以适当的形式宣布我所作的说明。 雷德尔(签字) 附件5 摘自丘吉尔《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英文版 第2卷第529页： 在战争中唯一使我感到真正害怕的是潜艇的威胁。敌人的入侵，早在敌人实施英国空中战役之前，我就断定它是不会成功的。空战胜利以后，战事有利于我方。我们能够在对我们有利而敌人也显然知道对他们不利的情况下，淹死或杀死可恶的敌人。在战争这么残酷的状况下，能够打这种战争，我们就应该满足了。但是，现在我们的生命线，甚至连远洋航线，特别是英伦三岛的出入航道，也受到了潜艇的威胁。我对于这场战斗结局的担忧，超过我对光荣的空战(即所谓的英国空中战役)的忧虑。素日与我保持亲密友谊和密切联系的海军部，也同样忧心忡忡。 第3卷第98页： 在纷至沓来的严重事件中，有一件事使我们最感不安。战斗可胜可负，冒险可成可败，领土可得可失，但是支配我们全部力量、使我们能够进行战争甚至得以生存下去的关键问题，就是控制自己的远洋航线以及使我们的船只得以自由驶近并出入我们的港口。我在前一卷曾谈到德国占领北起北角、南至比利牛斯山脉的欧洲海岸线给我们带来的危险。敌人的潜艇在速度、续航力和活动半径方面都不断有所改进，它们能够从这条漫长的海岸线的任何港口或海湾出击，破坏我们依赖海路进行的补给和贸易。 第4卷第107页： 潜艇战是我们最大的灾难。如果德国人对此不惜孤注一掷，那就聪明了。 第5卷第6页： 在整个战争进程中，大西洋战役一直是举足轻重的因素。我们一刻也不可忘记，在其它地方的陆上、海上或空中所发生的一切情况，最后都取决于大西洋战役的结局。在我们忙于其它一切事务时，始终抱着希望或不安的心情，一天天地观察着大西洋战役的变化。 附件6 潜艇部队指挥官 第482号机密文件 威廉港1939年9月8日 致柏林海军总司令部 事由：潜艇建造计划 事情经过：1939年9月8日施尼温德海军上将与潜艇部队指挥官的电话通话。 1. 按照潜艇部队指挥官在1939年9月1日的第172号绝密文件中所规定的比例继续建造VIIc和IX型潜艇。 2. 不再建造小型潜艇，因为这种潜艇基本上只适用于本土水域，在不久的将来则可能失去在波罗的海的作战使用价值，在北海的使用也可能成问题。但可把VIIc型潜艇用于北海，同时也可将它们用于大西洋。 3. 按照下达的任务继续建造Xb型。这些潜艇用于非欧洲水区(如开普敦、西蒙斯敦、科伦坡、新加坡水域)的布雷很适合。 4. 继续建造XI型。它的主要价值在于能在遥远海区形成战略压力。这种潜艇上的火炮的使用可能性令人怀疑，因此潜艇部队指挥官建议，在建造该型潜艇时减少其火炮数量，将它们只作为具有大活动半径的快速潜艇来使用。该型潜艇也可在大西洋上与装备鱼雷的潜艇配合使用(用于发现从美国起航的护航运输队，该型潜艇要比慢速的潜艇更易同敌保持接触，一旦失去接触，也容易恢复，并能把大西洋东部的鱼雷潜艇引向目标)。它也可作为舰队潜艇使用。建议称其为远程潜艇。 5. 不再建造XII型(以前的舰队潜艇)。这种潜艇在速度和活动半径方面是否能符合要求还很成问题。但XI型却能很好地达到这些方面的要求。 6. 建造3艘2000吨级的潜艇供应船，用来为潜艇补给燃油和食品，速度可稍慢些，但装载燃油和食品的容积要大些。 总之，所要建造的潜艇总共有下列几种： a. VIIc型和IX型鱼雷潜艇； b. Xb型大活动半径的布雷潜艇； c. 快速大型远程潜艇； d. 潜艇供应船。 邓尼茨(签字) 附件7 (对第十九章第一节中注释7的说明) 海军总司令 柏林，1943年7月22日 海战指挥部参谋部1943年第14930号秘密文件 帝国军械部长 中央处1943年第320-2463号密秘文件 秘密！ 海军总司令和帝国军械部长共同决定 事由：执行1943年舰队建造计划 为了确保增加海军的武器装备和建设商船队，就需要最高度的集中，需要海军部队、帝国海运特派员和帝国军械部长之间最密切的协作。 因此，达成了下列协议： 1. 由海军总司令部负责新型舰艇的草图设计工作，需要时可请教科学家、设计家和由帝国军械部长向海军总司令部提出的专业人员。 2. 为了制订新型舰艇的生产计划，并根据海上形势的需要对现有各型舰艇进行改装，帝国军械部长负责组建一个舰艇建造委员会。该委员会的主任由海军总司令任命。委员会由下列成员组成：委员会主任，约6名海军人员(海军军官、工程军官和海军的文职施工管理官员)，1名帝国海运特派员的代表，6名科技、设计和制造方面的专家，舰船建造总委员会主任，帝国军械部长所属的主管研制和生产工作的各司司长及主管舰船建造与海军计划工作的代表。6名海军人员由海军总司令提名，帝国海运特派员的代表由帝国海运特派员提名，6名科技、设计和制造人员由帝国军械部长提名。委员会成员由帝国军械部长任命。为了处理一些具体的专门任务，还应成立机构相似的下属委员会。如果委员会内部对作战舰艇建造问题意见不一，则由海军总司令最后裁决。如果是关于商船建造的问题，则由帝国海运特派员的代表裁决。 3. 在帝国军械部长那里设立一个舰船建造总委员会。它负责调节各项任务，具体地说就是：确定造船厂，控制维修任务，控制备件的供应和分配。实施这种调节的目的主要为了保证海上战争的军事利益。生产方案的制定，舰船建造委员会如何把订好的生产计划提交给舰船建造总委员会，这是舰船建造总委员会应处理的事情。总委员会还要负责分配定额，调配企业资金和机床，组织义务劳动和制订必要施工计划。确定造船厂、备件供应单位、新舰船交货单位和维修单位等事宜，仍只由总委员会和帝国军械部长主管的有关单位负责。这样一来，海军所需要的工业力量就得到了保证，由海军和帝国海运特派员统一控制船厂和船厂辅助工业也有了保证。 4. 舰船建造委员会委托舰艇建造总局进行检验、计算和制定计划。 5. 舰艇建造总局的各处在业务上隶属于主管舰船建造总委员会工作的帝国军械部长。人员仍归海军总司令部领导。 6. 由于上述海军总司令部和帝国军械部长之间任务分工所产生的影响，使得高级造船指挥部和工程监督部门的任务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些部门将来只为海军担负下述任务：对部件进行试验和验收，对已建成的舰艇进行验收和试验，检查新舰艇的技术设计，检查生产计划和施工规程的执行情况。海军机关对生产情况不再拥有干涉权。工程监督和验收部门只有在工作不符合设计时才有权拒绝对部件进行试验和验收。 7. 关于海军的武器、弹药和仪器生产等任务的分配问题，将另行决定。 我们希望，鉴于当前局势的严重性，所有主管机关都能投入一切力量，完成交给它们的各项任务。通过海军总司令部和帝国军械部长之间的紧密合作，在困难条件下不断产生的有关海军、商船航运及舰艇建造方面的各项任务一定可以胜利完成。 海军总司令：邓尼茨(签字) 帝国军械部长：施佩尔(签字) 证人：处长 克拉耶 附件8 1939-1945年德国潜艇战的一些数据 1. 1939年9月1日，德国潜艇部队拥有57艘潜艇。 2. 从1939年9月1日到1945年5月8日，德国海军共有1,113艘潜艇服役，其中1,099艘是德国船厂新造的，4艘是外国船厂新造的，10艘是从敌人那里缴获的。 3. 在1,170艘服役的德国潜艇中，有863艘曾到前线经历过一次或一次以上的战斗航行。 4. 在战斗航行中潜艇共损失630艘，其中603艘被敌击沉，20艘损失原因不明，7艘因意外事故损失。 5. 在本土水域和使用港口内因空袭和触雷共损失81艘潜艇，另有42艘因事故损失。 6. 在撤离海外基地和战争结束时，有216艘潜艇由艇员自行炸沉(其中一部分被盟国重新捞起)。战争期间38艘潜艇因无法修理或陈旧而退役。11艘潜艇受伤后移交给外国海军或被囚于外国港口。153艘潜艇在战争结束时被运到英国或盟国港口。 7. 德国潜艇在同敌方舰船的作战中取得了下述得到盟国方面证实的战果(包括水雷击沉的)： 型号 击沉 受伤 舰队航空母舰 3 -- 护航航空母舰 3 2 战列舰 2 3 轻型巡洋舰 5 6 布雷巡洋舰 1 1 驱逐舰 34 11 护航驱逐舰 18 13 护卫舰 2 4 小型护卫舰 26 3 小型护航舰 13 4 远洋探雷舰 10 -- 潜艇 9 -- 海岸猎潜艇 3 -- 炮艇 1 -- 快艇，扫雷艇 3 1 登陆舰艇 13 -- 仓库船 2 -- 海上飞机供应舰 1 -- 总计 149 48 8. 德国潜艇共击沉2882艘商船，计14408422总吨位；击伤264艘商船，计1989703总吨位。 各作战海区击沉的敌舰船数量分别如下： 作战海区 击沉数量 总吨位 潜艇部队司令(大西洋、印度洋) 2462 13008833 西线潜艇部队指挥官(北海) 105 224615 地中海潜艇部队指挥官 135 532805 挪威海潜艇部队指挥官 29 64885 波罗的海 18 8600 黑海 26 45426 用水雷击沉的总数 55 199236 附件9 于尔根·罗韦尔教授、博士和汉斯·梅克尔退役海军上校1975年初的研究结果 1. 护航舰艇上的雷达设备 1942年以前，同盟国的护航舰艇均装备1.5米波长的286M型雷达。这种雷达当时只能搜索相当狭窄的区域，在正常的气象条件下，发现潜艇的距离不超过4-5海里。 1942年期间，先是英国、后来是加拿大的护航舰艇也逐渐装备了波长9厘米的271M型雷达。1943年春，在北大西洋航行的大多数护航舰艇都装上了这种雷达。与286M型相比，这种雷达的主要优点是，它可通过自动旋转的天线向四周进行搜索，并把所有搜索结果显示在屏幕上。然而这种雷达在正常的气象条件下作用距离也很少超过6-7海里，在遇有3至4级以上的海浪时，由于回波的作用，作用距离会立即缩小。对于较大型的舰船来说，作用距离当然要大一些。 在能见度正常的情况下，潜艇在白天和夜晚用目视发现护航舰艇的距离要大于护航舰艇用雷达发现潜艇的距离。(只有美国驱逐舰装备的雷达作用距离较大，这种雷达安装在桅杆顶上，在风平浪静的海面及搜索条件十分有利时，作用距离可达10至12海里。) 但是当能见度不良时，形势就会迅速变得对潜艇不利。潜艇就会盲目地撞上装有厘米波雷达因而能“洞察”四周的护航舰艇。 2. 舰载短波无线电测向仪HF/DF 1942年下半年，首批舰载无线电测向仪(FH3型)投入使用，有了这种测向仪护航舰艇就可以测出进行无线电通信的潜艇的位置。1943年又开始改装效率有显著提高的FH4型。这两种测向仪都装有自动的目视指示仪。 1943年春，在一支护航运输队中，装备有这种测向仪的护航舰只通常很少超过一艘。问题在于，如何尽早捕获潜艇使用的频率，因为使用这种测向仪只能监视数量有限的频率。操作手的训练水平对HF/DF测向仪的工作效率十分重要。因此，各护航队中都配有引导艇。这种艇实际上能测出护航运输队周围的每一种无线电信号，而对于其它舰艇来说，这是根本办不到的。人们必须考虑到，当时驱逐舰上的通信人员较少，而且本身也还要进行无线电通信，在必要时还要与空中掩护兵力进行无线电联络。 如果一艘潜艇被HF/DF测向仪测出，那么一艘护航舰只就会被派到这个被测定的方向。它向定向射线方向驶去，并用雷达及声纳捕获下潜的潜艇。这种办法绝对不会一直成功，因为潜艇在接近到雷达的作用距离之前，往往可以先发现护航舰只而下潜。所以因HF/DF测向仪的报告而被歼灭的潜艇数量很少。 然而有许多护航运输队却被潜艇发现，但没有交战，因此谈不上战果。这些行动失败的原因是，在其它潜艇迫近护航运输队之前，第一艘与敌保持接触的潜艇已被逼退了。 3. 无线电报的编码和破译 英国在1974年的出版物中曾声称，设在白金汉郡布莱奇利公园的破译站在1941年曾成功地解开了德国的“哑谜”密码机程序，破译于国防军的秘密电报。约从1942年中期开始，共有万名男女从事破译和解释工作。 据德国密码专家分析，德国国防军的“哑谜”密码机(经过技术改进后在海军中作为“M密码”使用)是绝对可以防止泄密的，即使该机的样本落入敌手也无关紧要，这一点在战争期间无疑是考虑到了的。由于该机配有各种轧辊、栅网和插塞连接装置，该机内部和外部的调节能力及由此而产生的通用能力相当大，以致单单拥有这种机器就要破译编成密码的无线电报是不可能的。但如果各种调节每天及每周密码变化的书面资料落入敌手，那敌人就可以读出无线电报的内容。 在长时间的作战中，潜艇必须携带使用期为3至4个月的特殊密码资料。因潜艇特别容易遭受危险，这些资料是用可溶水文字打印的。 如果担心某艘潜艇可能落入敌手，那可以用一种只有艇长知道的暗语来改变密码数据。战后我们获悉，战争期间一艘带着全部密码数据的潜艇曾两次落入同盟国之手。从那时开始盟国大概读出了3个月以内的潜艇无线电通信内容。 根据英国最近公开的报道，我们必须看到，敌人的破译机关也截收了潜艇的无线电通信，并读出了无线电报的内容，虽然这是借助于缴获的资料，但也得到了第一部数字计算机的帮助。1942年只是偶尔发生过这种现象，但到了1944年却不断发生。 根据我们自己的破译部门所取得的成功经验，我们知道，如果破译过程中耽搁了时间。那末所破译的无线电报就肯定不能利用了。但一些要几天以后才有效的无线电报(例如关于会合点的数据或潜艇部署情况)如被敌人读出，那对我们肯定是极其不利的。 只有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对更多的最好是官方公布的英国档案材料进行准确的历史的分析研究，才能作出更详细的评价。 于尔根·罗韦尔 十年与二十天 王雅芬、季星明、王文昌 超星数字图书馆 PowerCJ 投笔从戎 后记——1980年对大西洋战役的历史研究 邓尼茨海军元帅的《十年与二十天》这部著作有一个特别重要的特点，就是它不同于大多数有关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回忆录：这些回忆录的大多数作者几乎只能根据回忆或个人的一些札记撰写，而邓尼茨海军元帅1956-1958年撰写的初稿是以他本人担任潜艇部队司令时的战争日志为依据的。因此，他在叙述事实经过，尤其是潜艇战的经过以及当时他对形势的看法和作出的决定等情况时，必然不会象他的大多数陆军和空军同事那样只凭自己的记忆。因为原稿是作者直接从施潘道监狱释放后开始写的，所以他对10年、20年的经历的回忆很少搀杂着他事后从谈话和出版物中所得到的认识。因此这部回忆录有助于进一步直接加深对战争日志中一系列内容的理解。一部叙述事实准确可靠、具体而生动地专门反映战争时期各种考虑和想法的回忆录就是这样产生的。对于历史研究工作来说，这部著作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因而作者和出版社曾决定，对现在出版的第七版不作修改，这种做法理应受到欢迎。但是，该书从第一版问世后已有22年之久，在这些年中进行的研究工作已取得了当时人们还没有的一些重要认识，因此，在这篇后记中向读者概要地介绍一下目前国际上对大西洋战役的历史研究情况还是有必要的。在关于同盟国的无线电侦察问题的秘密档案披露以后，这种国际性的历史研究已进入对以前所了解的情况作重要修正的阶段。 邓尼茨海军元帅在开始撰写他的著作时，除了根据他的战争日志外，还借助了他女婿京特·黑斯勒海军中校在战后头几年利用部分德国档案为英国海军部所写的调查报告。黑斯勒海军中校从1940年开始担任潜艇艇长，后来在潜艇部队司令的参谋部任首席海军总参勤务军官。报告中把潜艇战划分为8个阶段，这种划分在50年代的专业文献中已得到广泛的承认。这8个阶段间的转变都是与当时某个有重要影响的战役变化相联系的，有些则是因为采用新技术兵器而引起的。具体划分情况如下： 1939年9月至1940年6月为潜艇战的第一阶段。在这个阶段中，只有极少量的潜艇在英国周围水区和比斯开湾海域单独行动。开始只有部分同盟国和中立国家的商船以护航运输队形式编队航行，因此潜艇可捕捉大量单个目标。1939年10月、11月和1940年2月最初几次关于集群作战的尝试，虽然证明了作战指挥机关的计划是正确的；但由于潜艇数量太少以及鱼雷失灵等原因，这些尝试几乎毫无成效。 占领挪威和法国西部使潜艇得到了新的有利基地，在1940年7月至1941年3月的第二阶段中，潜艇从这些基地出发，采用集群或“狼群”战术对付往返于北海峡前方海域的护航运输队，并取得了重大战果。由于敌方把驱逐舰派去防御对方可能的入侵行动，这些护航运输队的护航兵力很弱。在这个阶段，德国重型水面舰只也参加了北大西洋的经济战。 1941年春，英方认为要缓解入侵的危险必须集中反潜力量，尤其要集中北海峡前方地区的近岸引导飞机。这样，潜艇不得不在1941年3月至12月的第三阶段向大西洋纵深地区转移，在那里潜艇配置成侦察幕在辽阔的海面上大范围搜索从6月份起在哈利法克斯-英国航线和弗里敦-直布罗陀-英国航线上航行的护航运输队。在这个阶段，美国海军也开始逐步参与海上作战。 1941年下半年潜艇战战果大为减少，此后随着美国的参战，潜艇在1942年1月至7月的第四阶段，在打击美国东岸海区无护航的往来船只的历次作战中，开创了它们的第二个“黄金时期”。 鉴于敌方在西大西洋采用了护航编队，潜艇部队指挥机关被迫把作战重点重新转移到北大西洋护航运输队的航线上。在1942年7月至1943年5月的第五阶段中，那里的潜艇群与拥有海空护航兵力的护航运输队展开了决定性的搏斗，这场搏斗的胜负越来越取决于技术发展的水平。在1943年3月同敌护航运输队作战中取得最佳战果(当时同盟国总体战略的支柱——护航编队遇到危险)之后，1943年5月潜艇战却出人意料地很快失败了。潜艇战失败的原因是敌护航舰只和飞机装备了新型9厘米波雷达和在北大西洋加强了空中掩护力量。 第六阶段(1943年6月至8月)之后，单艘潜艇规避到一些较远的海域，以寻找敌兵力薄弱之点。1943年9月至1944年5月，同盟国企图封锁比斯开湾海域的潜艇，于是开始了潜艇战的第七阶段。在这个阶段，由于采用了新技术和新武器(雷达探测装置、高炮、音响目标搜索鱼雷)，潜艇部队指挥机关打算先使北大西洋，后使直布罗陀航线上的战局再次出现转机。但在取得了短暂的初期战果之后，尝试又失败了，使本来想通过扩大潜艇战尽量牵制同盟国强大海空兵力的意图无法实现。 最后，第八阶段从同盟国1944年6月入侵诺曼底开始直至1945年5月战争结束。在这个阶段，德国海军力图使用装有通气管的潜艇在平静的近海海域实施水下作战，给同盟国的补给品海上运输造成损失，并尽量牵制敌强大的护航兵力，但主要目的是为正在建设中的新型快速潜艇部队的使用积累经验。然而同盟国实施战略空战的结果，使我方大大推迟了新造潜艇计划的执行，最后在同盟国东线和西线军队的冲击下我方前线出现了崩溃的局势，这样一来，任何企图采用新型的，能抵消同盟国优势的技术来重新恢复潜艇战的想法都成了泡影。 通过对黑斯勒的研究报告和潜艇部队司令的战争日志的分析，人们得出的印象是，潜艇战发生决定性转折的主要原因是敌方在探测手段方面因装备了9厘米波雷达而出现了技术上的突破，其它因素都是次要的。这种雷达能使潜艇在夜间攻击护航运输队时照样被发现，并迫使潜艇在敌空中掩护区内日夜潜伏在水下。于是，德国的狼群战术或集群战术(这种战术是德国在北大西洋主战场的战略基础)便无法得到运用。这个观点象一条红线贯穿在英美直至50年代中期公开发表的著作中，因此没有理由对这种评价加以怀疑。 在作出上述评价时，下述事实无疑起了作用：对大西洋战役的分析首先是集中在同护航运输队的作战上；在这些作战中不是潜艇击沉大量商船，就是护航运输队的护航兵力使潜艇遭到重大损失。因为从1943年起，在打击护航运输队的战术阶段，护航舰只和飞机的雷达事实上起了越来越大的作用，因此参战双方在回忆中特别强调这方面的因素是不难理解的。但是这种定位雷达的使用是可以很快被察觉到的。由于人们把注意力都集中在雷达测位上，使其它两个因素几乎被忽略，这两个因素导致避免了同护航运输队的作战。 由陆上潜艇部队司令的中央指挥所操纵的用以对付护航运输队的狼群战术，其成功的关键主要取决于首批驶近护航运输队的潜艇能否有正常地发出保持接触的信号。潜艇部队司令利用这些信号则可把集群中的其它潜艇引向目标。对于发出这种保持接触的信号，开始人们还有顾虑，但后来终于毫无顾忌了，因为1940年和1941年的经验证明，从陆上测定的这些信号的方位显然是太不准确了，因此不能作为护航舰艇实施反潜作战的依据。技术部门在答复我们的询问时说，同盟国要成功地制造出一种小型的、在护航舰艇上使用的、在几秒钟内能准确测出短波信号的测向仪，几乎是不可能的。但是，同盟国经过坚持不懈和目标明确的研制工作，竟然达到了这个目的，并从1942年起越来越多地在护航舰艇上安装了这种设备。后来的事实证明，几乎所有被潜艇发现的护航运输队都测出了潜艇发出的第一个保持接触的信号或第一批保持接触信号中的某个信号。这些护航运输队由一艘或几艘装备HF/DF型短波测向仪的护卫舰护航，沿着定向射线行驶的护卫舰有规则地把潜艇逼迫到水下，使之与正在改变航线的护航运输队脱离接触。这时，由于敌方唯一的一艘装备有HF/DF型测向仪的护卫舰常常落在后头，因此便于另一艘潜艇及时地跟上，并与敌保持接触。如果另一艘潜艇不能及时跟上，那么敌护航运输队就会逃走。于是，许多护航运输队虽已被潜艇侦察幕发现，但还是逃之夭夭。 另一方面，在详细研究1942年7月至1943年5月与护航运输队作战的过程时，人们发现，对那段时间之前的雷达的实际作用估计过高。直到1942年年中，大多数同盟国的护卫舰还装备1.5米频率的雷达，在能见度正常、风浪较小的情况下这种雷达只能捕获从潜艇指挥塔到护卫舰桅尖或烟囱这段目视距离之内的潜艇，这样在敌人发现潜艇之前，潜艇就先发现了敌人。只有在能见度很差或大雾弥漫时以及潜艇什么也看不清的情况下，护卫舰才能“看清”潜艇，而且经常给潜艇带来严重后果。直到1942年底，由于英国护卫舰采用了9厘米波长的雷达(加拿大护卫舰到1943年才装上这种雷达)，同盟国的护航形势才略有改善。但是，同盟国舰船上的天线安装得太低，因此在能见度正常和稍有风浪的气象条件下，雷达对潜艇的探测距离还没有潜艇的目视观察距离远，如美国的护卫舰艇就是那样，它们的天线全都安装在桅杆顶端。 1943年5月潜艇战出现转折之后，这种雷达才在飞机上发挥强大的作用，给人们留下了难忘的印象。原来飞机使用的1.5米波长的雷达虽然在风平浪静的海面上很有效，但只要有一点风浪，便很难捕获到潜艇。随着1943年2月采用9厘米波长雷达后，这种情况才发生变化，但在1943年5月以前只有少数飞行中队装备这种雷达。 经过详细调查后发现，在德方过高估计敌雷达作用这件事上，下述事实显然起了作用：潜艇艇长们关于采用“零位”直接驶来的驱逐舰或者来袭飞机的情况报告，极易被雷达截获；实际上这是HF/DF型测向仪测向的结果。这对于英方对雷达这种作用很内行的专家来说是很幸运的，因为这种作用可以使他们把取得成功的最重要的秘密隐藏在“表面现象”后面。 直到1974年，通过英国空军上校F·W·温特博瑟姆所著的《超级机密》一书，人们才知道，英国在布莱奇利公园的密码专业人员曾成功地揭开了德国“哑谜”无线电密码机和该密码机发出的海军无线电密码“M”的秘密，并不断破译德国空军、陆军和海军无线电通信的重要内容。如果说在这本由一位当时身居要职的战事参加者根据回忆而写成的著作中也还有缺点和错误的话，那么1976年解密的主要是英、美海军的“超级”档案，则可以较精确地说明当时双方无线电侦察对大西洋作战行动的影响。这些情况在各种文章，其中包括在《海军评论》杂志的文章和前英国海军部“潜艇跟踪办公室”副主任帕特里克·比斯利所著的《超级情报》一书中均有反映。在英国公开出版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英国情报机构》一书对各个领域的“情报机构”的背景作出了明确的评价。该书共分3卷，由H·欣斯利教授为首的编写组编写还可参阅《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无线侦察及其作用》。它是1978年11月15日至18日在波恩-巴特戈德斯贝格和斯图加特召开的一次国际会议的文献集。由于尔根·罗韦尔和埃贝哈德·耶克尔编辑，斯图加特莫托尔布赫出版社1979年出版。 根据这些出版物可以看出，从同盟国的作战指挥角度来看，通过破译无线电报获得“超级情报”来了解德国作战企图的做法对整个大西洋战役，尤其是对该战役的第三和第五阶段的作战进程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因此，需要对各种关系，其中包括对大西洋战役过程的叙述、对该战役各个阶段的划分、对潜艇战给整个战争进程所产生的作用和后果，重新进行评价。 30年代，波兰的密码破译局在法国情报机构的支持下成功地解开了德国使用“哑谜”密码机的程序并复制了这种机器。此外，波兰的密码专业人员还运用数学分析法研制了破译各密码键位的程序。英国在布莱奇利公园的破译机关从1939年以来就同波兰和法国的破译机关紧密合作，最后在1940年5月制成了第一部“炸弹”计算机，借助这种计算机可以相当迅速地解开最重要的空军“哑谜”密码每天的调整情况，因此破译结果能在作战中发挥作用。在缴获了海军的“M”密码机备用的3个电码转子并了解了它们内部的线路情况之后，人们才成功地破译了海军“M”电码。估计其中一个电码转子是在1940年2月击沉“U-33”号潜艇时缴获的，另外2个转子是英国突击小分队在1941年3月3日突袭罗弗敦时缴获的。 早在1941年3月同盟国就有可能破译德国海军的无线电通信密码，然而却拖延了3-4个星期，使破译成果没有在作战时得到利用。英国方面在5月和6月通过其它行动俘获了在无线电侦察中发现的德国气象观察船，从而使它们缴获了“慕尼黑”号和“劳恩堡”号气象观察船上的密码资料和密码机。另外，在1941年5月10日U-110号潜艇被击沉后，英国不但从该艇上捞起了一部完好无损的密码机，而且还搞到了有效的密码资料。这样，英国从1941年5月底至7月底就可以迅速地判读出德国无线电通信的内容，此后直到1942年1月底，根据在这段时间所了解的情况和通过对适当改进的“炸弹”计算机的运用，英国即可在1-3天内掌握使用范围最广的“本土水域”、“九头蛇”密码每天的内容，并利用缴获和复制的密码机破译出每天的通信内容。尽管密码专业人员获得的这些成果对当时同“俾斯麦”号的作战来说已为时太晚，但却可以从中知道敌方为这次行动而在大西洋设立的所有补给组织。虽然布莱奇利公园破译站没有破译使用范围很少的“非领水区”、“挪威海神”密码(“挪威海神”用于在海外作战的辅助巡洋舰的无线电通信)，但“阿特兰提斯”号辅助巡洋舰还是成了英国无线电破译机关的牺牲品，因为布莱奇利公园破译站及时地破译了德国潜艇通过“九头蛇”而发出的有关补给会合点的密码。 1941年下半年使德国潜艇打击护航运输队的战果急剧下降的原因主要是布莱奇利公园破译站工作的结果。使德国潜艇战出现第一次重大危机应归功于英国海军部对护航运输队的近乎完美的指挥。当编队而行的来往潜艇部队意外地发现一支护航运输队、而“超级情报”又无法加以阻止时；或者当潜艇部队根据直布罗陀航线上的间谍和空中侦察的报告正在驶向一支护航运输队的所在海域，而潜艇部队在该海域往往又会遇到及时得到加强的反潜兵力时；——只有在这些情况下，海军部才允许护航运输队作战。经过准确的估计，采用这种方法使同盟国在1941年下半年在北大西洋航线上的吨位损失数如表中所示减少了约150万总吨位。 这种新的认识使人们有必要在将来把迄今为止划定的第二阶段的时间一直延长到1941年5月底。这样，一些尚未受到同盟国“超级情报”影响的作战行动，如最后一次动用德国重型水面舰艇的“莱茵河演习”也可以包括进去，而新的第三阶段则可以从6月初开始。这样划分同时也可与为北大西洋护航运输队组建全程反潜护航兵力和与美国海军把巡逻活动一直扩展到大西洋东半部海区等活动更好地协调起来。也可能会有人建议，把这个新的第三阶段划分为两个小阶段，第一小阶段到8月底即德国集中兵力在直布罗陀航线上作战时止，然后从9月份开始为第二小阶段。第二小阶段以美国海军开始恢复北大西洋航线上的搜索活动并积极参与护航作战为标志。这里存在这样一个尚未解决的问题：如果没有“超级情报”，潜艇与一部分由美国护航的运输队的作战无疑会频繁得多，不可避免地会出现大量意外事件，那么这些事件对政治局势的发展会产生何种影响呢？ 不管“超级情报”在第三阶段的影响有多大，把德国在第四阶段在美国近岸海区所取得的巨大战果归咎于从1942年2月1日起情报来源的中断是错误的。通过从“九头蛇”密码破译出大西洋潜艇的情况，并把它转入一种新的自己的“梭尾螺”密码中；为截获潜艇的无线电通信而采用新型的“M4”密码机造成“无线电通信中断”——这些做法在该阶段只起了有限的作用，因为在单艘潜艇打击护航运输队的作战中无线电指挥仪的作用要比在集群作战时小得多。人们还不可忘记，在这个时期“九头蛇”密码通信一直是可以被破译的，因此英方可不断收到护航舰艇关于放走或扣留来往潜艇的情况报告，这样英方对海上潜艇的数量就了如指掌。 在第五阶段，无线电侦察对作战的影响越来越明显，按照北大西洋护航运输队作战的重点来划分的话，这个阶段必须分为有和没有“超级情报”两个小阶段。直到1942年12月布莱奇利公园破译站才解决了“M4”密码问题，估计一部分问题是在缴获了地中海U-559号潜艇上的战利品后解决的。1942年下半年根据对无线电通信和无线电测向情况的分析，英国只能偶尔引导护航运输队绕过潜艇配置海域，而德国潜艇群在无线电侦收部门越来越有效的支援下，在其配置海域中心区捕获了大量的护航运输队，但到1943年1月这种情况开始发生急剧变化。从那时开始英国海军部借助“超级情报”又能引导护航运输队准确地绕过潜艇配置海域，结果使北大西洋潜艇的每日平均击沉率迅速下降。(参看图表) 下面两个例子可以说明，从那时开始潜艇部队要等待很长时间才有机会同护航运输队作战：2月份由13艘潜艇组成的“骑士”潜艇群按理可以不采取任何规避机动便可在待机一天后在巡逻幕中间一个很理想的航道上发现SC119护航运输队的，但却等了6天之久，最后才袭击了一支在南侧海域通过的、事先被另一个潜艇群发现的护航运输队；与此同时，另一个由10艘潜艇组成的“海王星”潜艇群按理可以在一个很理想的配置海域在2月20日捕获HX226、在2月24日捕获SC120和在2月27日捕获HX227护航运输队的，如果这些护航运输队没有及时改变航线的话。结果，只有最后一支护航运输队恰好在配置海域最外端一个成功希望不大的位置上被发现。如果按照1943年头8个星期德国方面在作战海区的潜艇每个出航日击沉航线固定的护航运输队的商船吨位的平均率来计算，那末可以算出，由于护航运输队成功地改变航线而少损失约40万总吨位。 如果损失这些吨位，那将会加深同盟国1943年头8个星期中所出现的危机。造成当时危机的原因是：一方面是德国无线电侦收部门特别成功地破译了同盟国的密码，掌握了其潜艇的位置，截获了护航运输队的航线指令、改变航线的命令和配置情况报告，常常使德国潜艇能及时地采取对策；另一方面是由于德方重新更换密码也给布莱奇利公园3月份前20天的工作造成困难，这些困难使人们一时担心，最重要的侦察手段有可能象1942年那样再次较长时间地失去作用。在德国潜艇数量增加的情况下，要有计划地引导护航运输队绕过潜艇配置海域就没有可能了。因此，如果象3月份前20天那样，4支按顺序先后出发的护航运输队的共202艘商船中损失达41艘的话，那末整个护航编队这种方法是否可行也就值得怀疑。如果在较长一段时间内舰船损失率超过20%的话，那末商船船员的士气也是难以维持的。然而由于集中使用了所有破译辅助手段，布莱奇利公园破译站终于在危机迫使人们作出重大决定之前解决了密码问题。这也许就是同盟国方面密码专业人员作出的最卓有成效的一个贡献。 从3月20日起，破译工作又开始有规律而及时地进行。现在，同盟国可以按最佳方案将起初数量还很少的舰船和飞机用于大西洋战役。由于在运输队航线上的潜艇数量增多，护航运输队要完全绕过所有的潜艇配置海区是不可能的；因此，重要的是，5个支援群(每个支援群编有4至5艘驱逐舰)、2艘护航航空母舰和零星到达的“超远程”解放者式飞机(在最好的情况下每次能有30%在作战区)能及时地在那些护航运输队无法绕过潜艇配置海区的地方作好战斗准备，以支援它们突破潜艇配置海区。 毫无疑问，如果没有“超级情报”而要想使战局出现转折，那就要增加好几倍的支援群、护航航空母舰和远程飞机。1943年春同盟国在大西洋地区还不具备这些力量，尽管丘吉尔和罗斯福在1943年1月的卡萨布兰卡会议上把取得反潜作战的胜利放到了优先地位。1943年4至5月，在北大西洋出现严重危机时，虽然可以从地中海甚至可以从太平洋抽调兵力，但这要付出代价：推迟1943年7月和9月在西西里和意大利的登陆，或者推迟1943年11月在太平洋中部地区的进攻。不过，在1943年夏季之前这些部队的行动即使被推迟也几乎不可能产生影响，因为从1943年年中开始，美国开足马力生产大量的新型舰艇和飞机，完全可以提供必要的补充力量。如果大西洋战役的转机至少晚3个月出现，而同盟国在这段时间内的吨位损失又增加50至100万吨位的话，那末同盟国在这个阶段的整个战略计划就会破产。1944年夏能否入侵法国也就可能很成问题。 人们必须注意到，在第六阶段美国护航航空母舰群在中大西洋卓有成效地袭击德国潜艇补给点的作战中，“超级情报”也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同样，在第七阶段，同盟国的护航兵力也借助“超级情报”很快地挫败了德国潜艇部队准备使用新型武器重新打击护航运输队的企图。在第八阶段，“超级情报”所起的作用较小，因为潜艇在那时只是单独行动，很少使用会给盟国无线电侦察提供发报点的无线电通信。 “超级”密码或者“超级情报”在大西洋战役中的作用方式有两种：1941年下半年和1942年12月至1943年3月，同盟国成功地引导护航运输队绕过了德国潜艇配置海区，也就是说使护航运输队避免作战行动和因此而造成的损失。1943年3月以后，“超级情报”使得有可能制定反潜兵力的最佳作战方案，然后反潜兵力就可按此方案在战术范围内使用其它的传感器(HF/DF测向仪、雷达、声纳)和新式武器实施作战。 毫无疑问，“超级情报”大大缩短了大西洋战役的时间。没有它，同盟国要最终战胜希特勒德国和日本，道路必然要漫长曲折得多，而且在许多方面会出现完全不同的战争进程，甚至很可能会出现对胜利者和战败者都不幸的可怕结局。 于尔根·罗韦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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