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打击护航运输队的战斗中发生两艇碰撞事故并因此而损失一艘潜艇，这还是第一次。总的看来，这次不幸事件是在波涛汹涌的黑夜中发生的，因此据估计，那艘撞击潜艇可能没有责任。在使用大量潜艇打击护航运输队的战斗中，我们已把这种损失计算在内了。计算结果认为，一般来说，打击一支护航运输队的潜艇数量不得超过13-15艘，这个数量比较适当。但任何企图通过战术上的限制(如攻击潜艇数量、攻击时间和进攻队形的限制)来避免潜艇碰撞的想法都是不允许的，因为当潜艇与护航运输队作殊死战斗的时候，对潜艇在这些方面哪怕是最小的限制也是错误的。在打击护航运输队的艰难战斗中，潜艇一方面要果断地抓住每一个战机，另一方面还不能光为了安全而违背我们应永远牢记的原则：‘尽快向前占领阵位，尽快发动攻击，迅速抓住每一个战机……’” 12月中旬，我们在西风怒吼的天气中作战，战斗中只击沉了为数不多的商船和一艘“火龙”号驱逐舰。直到12月底，在北大西洋才打了一个胜仗。 12月26日发现一支西行的护航运输队。一些潜艇在27日就已接近了该护航运输队，头一天晚上就击沉了4艘商船。第二天雾气沉沉，但U-260号潜艇(艇长普尔克霍尔特海军上尉)利用水下音响探测器这些潜艇都配备了音响接收器，这种接收器在潜艇下潜时接收效果最佳，它可消除水面航行时艇体周围经常出现的海浪的噪音干扰。因此，想通过音响探测来与敌保持接触的潜艇必须在途中反复下潜，以侦听到敌人的位置。与敌护航运输队成功地保持了接触，并使其它潜艇也能在恶劣的气象条件下向护航运输队接近。傍晚时分突然雾消云散，潜艇突破敌护航运输队的外层警戒幕向商船接近。夜战打响了。敌外层护航兵力无法及时赶来增援，内层护航兵力又寡不敌众。 该护航运输队中有13艘商船被我潜艇击沉，共达67437吨位，一艘7087吨位的商船被击伤。这一年结束时，北大西洋战役取得了良好的战果。 1942年10月至12月其它战区潜艇战的情况如何呢？ 今年初，我方直接在美国近岸海域作战，后来因敌防御力量增强，我们便转移到加勒比海海域，又因战绩平平，再把潜艇战的重点转到与加勒比海东界相连的美洲海区及特立尼达以东和以南海域。 9月份潜艇在特立尼达附近的海上航运汇集点取得特别重大的战果。由于同盟国损失惨重，我认为敌人一定会想尽办法来对付潜艇的攻击，以保护重要的航运汇集点。因此，我估计10月份潜艇在该海区不会取得很大的战果。 事实证明我的看法是错误的。敌人的掩护兵力，尤其是空中掩护兵力虽然大大加强，但是在夜间搜索和攻击方面敌人却缺乏经验。 在各种因素中，对于我们在该海区实施潜艇战来说最重要的因素是敌人尚未建立护航运输队，商船仍是不定期地按固定航线航行，美国当局甚至在接到被袭击商船的呼救信号、已知道潜艇发现这条航线后，仍然墨守陈规，不让商船改变航向。因此我们在10月份仍然使用以前的战术，即一发现海上交通的“金矿脉”，就尽可能迅速引导所有潜艇对其实施攻击。 于是我们集中兵力打击奥诺科河口前方的交通要冲，然后再到距海岸300到400海里的自由海区及特立尼达到阿鲁巴以西的海区作战。 每一次作战都颇有价值。从10月1日到11月7日潜艇在这些海区共击沉25艘舰船。U-512号潜艇(艇长沃尔夫冈·舒尔策海军上尉)在战斗中被敌机击沉；还有好几艘潜艇遭美国飞机的轰炸而受轻伤，有2艘受重伤。U-505号潜艇(艇长切希海军中尉)在敌机的突然袭击中虎口余生。当时一架快速低飞飞机从它旁边飞过，第一颗炸弹击中舰尾37毫米炮引起爆炸。虽然艇被击伤，但进行攻击的飞机由于本身炸弹的爆炸而坠毁，因此U-505号潜艇没有受到敌机的继续攻击。该艇一边撤离一边修理，在重新恢复下潜能力后，艰难而侥幸地“拐”到了比斯开湾的基地。 从10月底以来，潜艇在特立尼达以东海域的战绩逐渐下降。显然敌人把商船都集中到护航运输队中去了。这些护航运输队从南方穿过弗里敦海区驶往特立尼达，所到之处都有敌方很强的空中侦察兵力，因此难以进行搜索。 10月1日我“鸡貂”潜艇群到达弗里敦海区附近。潜艇成扇形配置，其顶点位于弗里敦，采用这种配置方法能使潜艇覆盖整个海区，而且潜艇在各自的范围内都能自由活动，彼此互不干扰。 首先我们应该查明敌人商船航行的方式和航线。根据以前在弗里敦海区作战中所取得的经验，潜艇部队指挥机关希望这次在该海区的潜艇战也能取得丰硕的战果。U-333号潜艇(艇长克雷默海军上尉)在保持扇形配置队形的情况下尽量使潜艇靠近弗里敦港，以侦察船只的来往情况。 当时他遇到了这样一件事，这件事特别清楚地说明了当时潜艇的瞬息多变、生存难料的命运。他在战争日志中记述了此事。 “……1942年10月6日，4点整，弗里敦以西70海里处，黑夜，能见度很差，下雨。我打算在水面为通向弗里敦的扇形队形担任警戒。5点26分通过200米等深线。6点不到我走下舰桥，以便亲自检查导航和测深的准确程度。几分钟后传来‘请舰长上舰桥’的声音。约在右舷后方500米处敌一艘小型护卫舰飞快地朝我驶来。在这种情况下潜艇已没有下潜和溜走的可能。小型护卫舰肯定会在潜艇下潜时撞击潜艇。 “几乎在我走上舰桥的同时，小型护卫舰的火炮和机关枪一起开火，我困难地向右转舵，花费了3倍于平时的力气。顷刻间所有的舰桥值更员包括艇长在内都因受伤而倒下了。第一值更官和我迅速地重新爬起来。一颗子弹穿透他的颈部，我的手臂也中了好几发子弹。一颗炮弹爆炸产生的气浪把我们两人一下子推进了指挥塔内，但很快我们又重新爬上舰桥。第一值更官的手臂受伤后，我命令他到舱里去，我一个人留在上面。我用另一只没有受伤的胳膊把所有躺在舰桥上的伤员扶进指挥塔。 “在这段时间内，敌小型护卫舰的炮击连续不断。通过费力的操舵机动，总算避免了敌舰对我的撞击。然后我下令：‘准备好救生衣和救生具。’这时我的头部又受伤了，又被炮弹的气浪推进指挥塔里。当我重返舰桥时，胸部又中了一块弹片。敌小型护卫舰迅速转向，几次想撞击我艇。这时我因流血过多而非常衰弱，在眼里满是血，我只能用一只眼睛看东西，最后我决定采取最紧急的办法——下潜来拯救潜艇。我把潜艇操纵到与敌小型护卫舰相平行的航向，在它前面航行，当敌小型护卫舰向我撞来时我急忙转向，使敌舰只能触及到我的舰尾，然后我朝与敌航向相反的方向驶去，在距敌1000米处下潜。这样敌舰来不及向后转向，在我下潜时无法向我撞击。敌小型护卫舰舰长很可能认为潜艇已沉没了，因为舰桥已经象筛子一样千疮百孔，他断定舰桥上的值更军官都已牺牲。由于进水，潜艇触到了海底(水深100米)。 “进水问题尚可解决，通过抽水泵排水后潜艇不久便从海底浮起。这时敌小型护卫舰又投掷了深水炸弹。 “当时天色尚黑，主抽水泵已坏，潜艇在水下要想把进入艇内的水都抽完已没有可能，而且潜艇随时有遭深水炸弹攻击的危险，因此我决定利用最后45分钟的黑夜从水面航行。敌舰追踪而来，并发射了照明弹……” 该艇艇长和第一值更官伤势很严重。潜艇只得驶到与U-107号潜艇(艇长格尔豪斯海军上尉)会合的地点。一位在学习期间曾参加过一次战斗航行的“实习艇长”，从U-107号潜艇来到U-333号潜艇上担任艇长，把潜艇开到了他所在的基地。 这次潜艇在弗里敦海区的作战没有取得预期的效果。对此我在1942年10月31日的战争日志中写道： “值得注意的是，据大量谍报人员的报告，目前敌人大批部队和物资正在运往弗里敦港。美国占领利比里亚后，这些部队和物资也源源不断地运往利比里亚。可以设想，英国人也可能已成功地在这些港口建立了大规模的护航编队，这是继1942年7月大量舰船被击沉后才开始采用的。由于弗里敦前方海域敌空中和海上侦察活动频繁，加上那里水浅浪静，潜艇要接近敌护航运输队是十分困难的……” 今天我认为，上述这些谍报是同盟国故意散布的假情报，目的是为了转移我们对它们预定在北非登陆的注意力，以欺骗和迷惑我们。它们的这种做法在我身上和在弗里敦海区产生了作用，取得了完全的成功。 此外，我为了查明从弗里敦到特立尼达敌人航运的情况，在11月我将弗里敦海区的潜艇和从好望角返回来的潜艇一并集中在巴西海岸与圣·保罗山崖以北400海里处之间的海区。开始一无所获，后来到了12月份一共击沉7艘商船。 另外两艘潜艇则到刚果河口向敌发起攻击。但它们没有遇到海战指挥部和潜艇部队指挥机关所期望的大量商船。唯一的战果是U-161号潜艇(艇长阿希里斯海军上尉)击沉了英国的“月亮女神”号巡洋舰。该潜艇是在从美洲的西班牙港和卡斯特里港驶往刚果河口的途中击沉该巡洋舰的。见第207页(第12章)。它自己却报告击伤了一艘“巴尔奇”型驱逐舰。由此可见，在攻击时根据侧影来判定一艘作战舰艇的类型是多么困难。 派往刚果河口海域的另一艘潜艇U-126号在水下实施攻击时，被深水炸弹击中上甲板鱼雷发射管的部位，舱内进水，潜艇迅速下沉。这时只有立即用压缩空气排空所有水柜，采取全速前进的措施，才能在240米的深度制止潜艇继续下沉。这是IXc型潜艇最大的下潜深度。在这种情况下24个大气压10米高的水柱所产生的压力与地球周围的大气对海平面地球表面的每个物体所产生的压力强度相同，即1个“大气压”。因此，在水深为240米的时候，对潜艇产生的压力为24大个气压=24个地球大气压。的水压还不至于将固壳压坏。当该艇在夜幕降临后上浮到水面时，电池已无电，压缩空气也用完了。潜艇再也不能下潜了。在水面它又会遇到什么情况呢？艇长对此作了记载： “……20点57分上浮。敌驱逐舰在我艇后600米处慢速航行。我用一台柴油机让潜艇吃力地“慢速航行”，悄悄地撤离了现场。这一天总的战果是微小的，但是，虽然敌人如此穷追不舍，我们对潜艇良好的性能和艇员们顽强的战斗精神仍充满了无限的信赖……” 1942年9月14日我们击沉“拉科尼亚”号商船后离开了驶往开普敦的“北极熊”潜艇群。在开普敦海域的作战计划是，先派2艘潜艇对开普敦海域的锚地进行一次突袭。据谍报人员报告，该锚地同时停泊了50艘左右的商船。只有在这次突袭取得成功之后，其它的潜艇才能实施攻击。 U-68号潜艇(艇长默滕海军少校)和U-172号潜艇(艇长埃·默曼海军上尉)在南大西洋补充油料时就约好了会合的时间和地点。当它们按预定时间到达开普敦附近海面时，发现该锚地一艘商船也没有。它们立即报告了这一情况并请示对敌采取攻击行动。得到允许后，所有潜艇都实施了攻击。看来这次突袭好象并不走运。尽管如此它们在以后的3天内还是击沉了13艘商船。 与由IXc型潜艇组成的“北极熊”潜艇群同时到达好望角海域的还有新造的第一艘IXD2型U-179号远洋潜艇(艇长佐贝海军中校)。在南大西洋该艇高速航行赶上前面的“北极熊”潜艇群。佐贝在首次战斗中击沉了一艘商船，然而却在同一天被敌“积极”号驱逐舰击沉。到1943年夏为止，这是该海区被敌击沉的唯一的一艘潜艇。 10月下半月，“北极熊”潜艇群必须返回基地，这时另外3艘远洋潜艇到达开普敦海域。这样开普敦海域始终有潜艇在活动。 潜艇在开普敦海域的作战取得了辉煌的战果。10月份我方一共击沉27艘商船，达161121总吨位，其中有许多商船装载的是“重要的军用品”。罗斯基尔：《海上战争》，第2卷，第269页。此外敌人还损失了大量宝贵的运兵船。10月9日敌20043吨位的“奥龙赛”号运兵船被击沉，10月10日23456吨位的“奥卡迪斯”号运兵船被击沉。在阿森松岛以北海域20119吨位的“阿索尔公爵夫人”号被我鱼雷击伤后沉没。这些都是敌人的重大损失，因为“在战争期间损失这样的船只是无法弥补的。”罗斯基尔：《海上战争》，第2卷，第270页。 我们可以心满意足了。 后来，3艘远洋潜艇又把作战扩大到印度洋。它们一直活动到洛伦索-马贵斯沿海。到年底在那里共击沉20艘商船。罗斯基尔说：“潜艇的攻击很有收获。这些潜艇与曾在该海域作战的前驱——伪装的辅助巡洋舰相比，所付的代价要小得多，而给我们造成的损失却大得多。” 从英国方面对我们袭击开普敦海域的航运汇集点所作叙述中可以看出，英国海军部长期以来为那里缺乏大量的护航舰艇而感到顾虑重重。 当时英国海军部设有“潜艇跟踪室”，其任务是密切监视我方所有潜艇的行动，并从中推断潜艇战的打击目标。1942年9月21日，“潜艇跟踪室”发出警告，说大西洋的潜艇似乎即将向南运动。因此，在开普敦海区敌人采取了防范措施。然而这些措施仍然不能阻止潜艇对商船的袭击，那里的航运仍然遭受重大损失。 英国海军部从中得出的结论是：“尽管敌人在相距较远的几个海区的攻击行动迫使我们和美国人严重地分散了本来就不足的护航兵力，但我们仍必须加强反潜力量，而且要扩大范围”。 “这几个月中，德国潜艇部队指挥机关采用的不断攻击我防御薄弱点的办法已大获其利，即使为此他们得把潜艇派往几千海里的遥远海区，但那也是很值得的。”罗斯基尔：《海上战争》，第2卷，第270-271页。 潜艇部队在1942年最后3个月内取得的战果如下： 根据英国的统计，10月份94艘商船(619417总吨位)、11月份119艘商船(729160总吨位)、12月份60艘商船(330816总吨位)被潜艇击沉，其中绝大部分是被德国潜艇击沉的。 每艘潜艇每个出航日击沉敌舰船的吨位数是，10月份为172总吨位、11月份为220总吨位、12月份为96总吨位。10月份我们损失潜艇12艘，11月份损失6艘，12月份损失5艘，各占当时海上潜艇总数的12.4%、6.3%和5.1%。 潜艇在11月份击沉的商船数最多。每艘潜艇的击沉率在这个月也达到了该年第四季度的最高水平。虽然当时有一大批潜艇从实施经济战转而派去对付同盟国对北非的入侵(这些潜艇中只有少数到达入侵区)，但11月份仍取得了辉煌战果。 11月份取得战果的原因之一是，敌人为了北非的登陆作战而减少了护航运输队的护航兵力。英国海军部为这次登陆作战集结了“约100艘护航舰艇”。在这期间敌护航运输队在缺乏护航兵力的情况下之所以损失不很大，其原因正如英国人所说的“敌人把很大一部分兵力撤走(尽管为时已晚)而用于对付登陆作战。”罗斯基尔：《海上战争》，第2卷，第217-218页。 11月份英国为了进行登陆作战集结了大量的反潜舰艇，因此，虽然德国从大西洋撤走了许多潜艇，但仍然取得了丰硕战果。这个事实说明，把潜艇调到入侵区用于抗击敌人的登陆作战是否完全正确，这一点是值得怀疑的。无论如何，如果把这些潜艇留下来用于大西洋的“吨位战”，那末在大西洋所取得的战果肯定要超过在北非沿岸所取得的战果。 在1942年整整一年中被轴心国潜艇击沉的商船数量是相当可观的，总共有1160艘商船(约6266215总吨位)被击沉，其中大部分又是被德国潜艇击沉的。 从同一时期的潜艇损失率来看，我们感到很欣慰。1941年所损失的潜艇占每月出航潜艇的11.4%，1942年上半年在美国水域获得大捷的几个月中，潜艇的损失率降到了3.9%，而在1942年下半年当那里采取了简单的防御措施时，潜艇的损失率又上升到8.9%。 尽管当时敌人主要使用飞机和水面探测仪来增强反潜力量，但潜艇的上述损失百分率仍低于1941年。 我们作战潜艇的数量也有所增加，尽管每月平均只增加17艘，而不是预期的20艘。 战争期间德国潜艇部队指挥机关对击沉商船数的估计高于实际击沉数，因为各潜艇艇长的报告不免有夸大之处，这种误差是人为造成的。 虽然各潜艇也想精确地报告击沉数，但当许多潜艇在夜间与护航运输队作战时，由于黑暗，又是多艇同时攻击，再加上不可能用太长的时间去仔细观察攻击效果，因此很难弄清敌船是谁击沉的。 在各潜艇单独击沉敌舰的情况下，潜艇的报告经过后来的证实基本上符合敌实际损失情况。但总的来说潜艇部队指挥机关在战争期间对潜艇部队所取得的战绩估计还是偏高。 经过3年多的战争以后，我们已完全明白，英美两个世界海上强国的力量在不断增长，对于单独承担与这两个国家进行海上战争重任的德国潜艇部队来说，这将意味着什么。敌人的水面和空中侦察兵力的加强使我们越来越感到忧虑。1943年我们唯一的目的只是保持潜艇的作战能力和艇员的士气，尽可能经济而有效地使用它们。 现在我们才知道，敌人在1942年底是如何评论大西洋战役的。罗斯基尔写道：雷德尔：《我的一生》，第2卷，第285页及以后几页。 “在1942年最后几天，海军部对大西洋战役的问题和前途再次作了总结。海军部一位老资格的官员作报告时说，我们的航运从来没有象1942年那样困难，我们的护航舰艇和空中侦察兵力数量太少。纵然北非登陆获得了成功，但我们对未来的进攻计划仍感到十分担心，很可能因缺少运输船会使计划延迟或失败。尤其是燃料的储存量已下降到最低的数字。12月中旬英国燃料库的储存量只剩下30万吨，而每月的消耗量就达13万吨……” 关于舰艇的损失和补充问题，罗斯基尔说道： “至于这一年我们所遭受的损失无疑是巨大的，敌人使我们在1942年又损失了约100万总吨位的商船…… “英国的商船进口量下降到340万吨以下，比1939年减少三分之一。英国海军部清醒地认识到，这场在护航运输队交通线上进行的战役还胜负未定，敌人的实力比以前任何时候都强大，在这场旷日持久的战争中危机即将来临。” 卡尔·邓尼茨 十年与二十天 王雅芬、季星明、王文昌 超星数字图书馆 PowerCJ 投笔从戎 第十七章 受命任海军总司令 我对民族社会主义的看法和我与希特勒的关系 1943年1月中旬，海军元帅雷德尔给我在巴黎的指挥所打来电话。他告诉我，他打算辞职，准备提议让卡尔斯海军将军或我作为他的继任人担任海军总司令。他要我在24小时后作出答复，我的健康状况是否允许我担任这一职务。 对于他的电话我感到非常意外。我没想到雷德尔海军元帅会有辞职的打算。我也没想到，希特勒与他之间会因使用大型战舰打击从挪威北部海区驶往俄国的护航运输队的问题而在1942年12月底产生分歧。当时大型舰只没有取得希特勒所预期的那种战果。因此，他命令大型舰只退役，他认为这些舰只已失去军事价值。 雷德尔海军元帅对这项命令持反对态度，当希特勒坚持执行这项命令时，他提出辞职。希特勒对此也感到意外，做了一些工作，想使雷德尔回心转意，但无济于事。结果只好同意他辞职。 24小时后，我告诉雷德尔，我的身体很健康，完全有能力接受海军的最高指挥权。 雷德尔提议，卡尔斯海军大将和我都可以作为继任者。“如果希特勒想强调潜艇部队目前对他来说是居于首位的话，那么选择邓尼茨是完全合理的”雷德尔：《我的一生》，第2卷，第290页。。 希特勒决定由我任海军总司令。雷德尔所陈述的理由在这件事上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也许他认为，作为潜艇部队司令的我在大型舰只退役问题上与他有共同的看法。冯·普特卡默尔海军少将(希特勒的海军副官)：《令人不安的海洋》一书中的《希特勒和海军》一章，第53页，维也纳卡尔·屈内出版社。 在此之前，除了和所有的国防军高级领导人一样向希特勒作一些军事汇报(如在“埃姆登”号巡洋舰出国访问开始和结束时)或者奉命向他汇报情况外，我与希特勒没有任何个人接触。这种汇报在1934年到1942年共有9次。海军总司令常常为此下达命令。 现在，我自己当上海军总司令后，我与作为国防军最高司令和国家元首的希特勒就有了直接和经常的接触机会。 在介绍我与希特勒的工作和私人关系以及这种关系的发展情况之前，我想先简单谈谈我对当时的民族社会主义的基本看法。 我出生在普鲁士。我的祖宗几百年来一直是萨勒河口地区易北河旁古老的日耳曼新村的世袭庄园主和村长。后来从这个农民村长的家族里也出现了福音新教的牧帅、军官和学者。 在青年时代，我就对普鲁士的历史，尤其是对“老弗里茨”和自由战争的情况有不少了解。童年时代我就知道，我的父亲，正如他自己所说的，为了“威廉老国王”(威廉一世皇帝)宁可粉身碎骨也在所不辞。在我的家庭里个人主义占不了上风，而是普鲁士的集体主义占统治地位。我当了兵成为军官后，不言而喻受到了这种精神的熏陶和感染。在我离家时我就树立了这样的信念，履行我的职责是头等大事。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前，我从1912年开始乘坐“布雷斯劳”号巡洋舰在国外航行。这段时期对我的影响特别大。它激发了我的爱国主义热情。我看到了德国美好的远景，并把它与其它国家和民族作比较。当时我对德国内部的弱点还不甚清楚。 与每一个热爱祖国的德国人一样，1918年的失败给了我沉重的打击。 我认为帝国海军的军官不去过问政党的任何政策，这是很自然的事。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圆满地完成任务，为整个民族和人民所创立的国家服务。 军人应该毫不犹豫地坚决执行这个原则。军事和航海方面的大量工作充实了我们的生活。不过，当时对于国内所出现的各种运动和潮流，我们还是表示赞同的。我们觉得这些运动和潮流的精神似乎与我们的精神是一致的。如果我们不回忆那些爱国者、下层人物和忠于职守者的传统美德，不把个人的荣辱与集体相联系，我们就不能从凡尔赛和约的桎梏中解放出来，就谈不上恢复我们整个民族的平等和自由！ 1924年到1927年，我在柏林的海军指挥部工作。当时我对海军指挥部司令岑克尔海军将军和帝国国防部长格斯勒极为敬重。我的工作范围是处理与海军有关的国内政策方面的事情和国内政策中有关抨击海军的问题。后来冯·施莱歇尔(后来成为将军)领导的处专门处理海军和陆军中存在的这些事情。此外，我还充当过主管维护纪律和量刑等工作的军方负责人。 我的工作范围使我与国会及其所属的委员会有所接触。对于许多党派之间的分裂、在国会决议中经常明目张胆地把党派的利益置于国家利益之上以及在全体会议上为选举而进行无休止的辩论等现象，我感到很厌烦。在国会中如何策略性地处理一些军事问题，这倒是很重要的事情。我喜欢简单扼要、实事求是的态度，这符合军人的习惯。但光有这些是不够的。 从1930年到1934年我在北海海军基地任首席海军总参勤务军官。 我作为首席海军总参勤务军官和海军总参业务部门的领导人还负责制定防止北海海军基地发生“内乱”的有关措施。 那几年是中立党派很不景气的年代。在1930年9月14日的国会选举中民族社会主义德意志工人党成为第二大党。共产党为第三大党，获得450万张选票和76个议员席位。在1932年7月和11月的选举中，民族社会主义德意志工人党的选票名列前茅，成为第一大党。共产党仍居第三位，但得到了国会的支持，获得约89个、确切些是100个议员席位。 这几年，左右两派政党之间你死我活的斗争非常激烈。始终存在更大规模的动乱危险。在这种情况下，陆军和海军的总参勤务军官(其中包括我在内)一直为准备动用国防军、时刻加强对军事设施(如军用仓库)的防护和防止盗窃武器事件的发生而奔波。我们多次被召到柏林的国防部，讨论防止内部动乱的有关措施。这些措施由国防军处处长冯·布雷多夫上校在冯·施莱歇尔将军的部长办公厅讨论决定。讨论的题目是国防军同左右两派激进党，也就是民族社会主义德意志工人党和德国共产党，进行斗争的必要性。概括地说，这场斗争意味着反对德国人民的大多数。1932年11月当冯·巴本总理为阻止民族社会主义德意志工人党和德国共产党进一步发展而决定解散这两个党时，国防军领导认为，一场公开的内战很可能会爆发。 由于力量不足，国防军根本不可能同时控制这两个党派而避免发生这样的内战。冯·施莱歇尔将军让人把这一点转告给了冯·巴本内阁。 然而国防军对内战的态度还取决于下述事实：第三大党，即共产党，依然获得选票。一旦他们掌权，这就意味着德国将向共产主义过渡。只是由于民族社会主义德意志工人党的出现，才使共产党在前几年直至目前没有成为德国最强大的党。在这种情况下共产党很可能通过一场流血的革命来夺取领导权。20年来，资产阶级党派和民主国家的首脑都没有能够阻止共产党的蓬勃发展。在一场即将来临的内战中，国防军不可能同时对付左右两个党派，因此，它必须作出决定支持其中的一个党派。不言而喻，这个党决不可能是共产国际的共产党。于是国防军终于支持任命希特勒为帝国总理。 在民族社会主义德意志工人党的集会上，希特勒要求结束阶级斗争，建立一个新的社会主义制度，在政治上摆脱对外国的依赖，联合一切力量以消灭失业，建立一个秩序井然的国家，生活在外交政策上毫无自由、经济萧条、内政分裂的德国的每一个爱国公民都会拥护这些要求。希特勒提出的这些目标与军人的本质以及平时在履行这方面的职责和义务方面对军人所进行的教育，是一致的。我认为德国走上了正确的道路。 1933年上半年，我有幸到当时的荷属印度、苏门答腊、爪哇和巴厘以及锡兰和印度进行了一次富有启发性的国外旅行。 这是德国总统冯·兴登堡每年赏赐给国防军一名军官的例行旅行。 我回到德国后，在北海海军基地的管辖区内，海军和冲锋队之间的关系日益恶化。冲锋队提出了一些干预国防军合法任务的要求。虽然海军基地司令奥托·舒尔策海军将军(因功而荣获过骑士勋章)与当地的冲锋队队长冯·朔莱默男爵之间进行了多次谈话，但情况并没有好转。相反据我们所知，冲锋队企图通过政变来夺取政权，并企图通过威廉港冲锋队的头目在政变一开始就把舒尔策海军将军及其参谋长和首席海军总参勤务军官(即我)“软禁”在各自的住宅里。在其它军区也发生了类似的事情。 因此，国防军认为，为了恢复和维持内部政局的稳定，镇压罗姆暴动是很有必要的。关于当时发生的一些恐怖性谋杀事件我们海军基地的参谋军官知道的并不比公开发表的多。当时我们的看法主要受到内阁决议的影响，该决议对所有与镇压政变有关的措施都作为“国家紧急防卫”措施予以合法肯定。 1934年11月，我以“埃姆登”号巡洋舰舰长的身份出国防问，绕过非洲，进入印度洋。直至1935年夏这次访问才结束。与1933年夏相比，我的印象是，德国在国外的声誉已有明显提高。特别是1935年1月13日在萨尔举行公民表决之后，这种趋势更为明显。这次在国际监督下进行的表决使德国获得了压倒多数的选票。 如果说以前德国与英国海军和英国政府在开普敦的代理人之间的关系虽然是友好的，但还是有所克制的话，那么到1935年初这种情况可以说有了明显的好转。 一位英国海军将领当着他的那些对英国政府现有措施不满的军官们的面对我说：“我们需要一个希特勒！”而且英国对我——“埃姆登”号舰长的邀请也越来越频繁，凡此种种都是德国威望提高的结果。1935年3月16日我在国外听到了关于德国国防主权的声明，这个声明对于进一步提高德国的声望起了作用。 1935年夏我回到德国。从那时起我把全部时间和精力都用于组建新的潜艇部队(将这一使命委托给我，使我感到意外)。我们在海上进行训练。当然，我与全体德国人民一样为德国从希特勒执政以来所取得的明显的发展而感到自豪与喜悦。希特勒开始执政时，人们普遍认为，他在解决大量问题时也会象以往的政府那样遭到失败。但这种现象没有发生。 1933年1月，德国的失业人口为600万以上。而现在失业现象已经消失。分裂人民的阶级斗争已不复存在。强调劳动的伦理学和强调每一个忠于职守的人(不管他干的是什么工作)都应该受到尊重的思想使内部的团结大大加强。对劳动者在精神状态方面的变化，我们军官们感受很深。 例如，对我们军官来说，在20年代，很不习惯着制服路过船厂和工矿企业区。那时工人看到军官很不友好而且远而避之。但现在完全不同乐。当工人或近或远迎面与军官相遇时，态度和蔼可亲，真诚坦率。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军人纪念碑上有这么一句话：“先生，给我们自由！”现在我们已经自由了。从萨尔表决的成功到发表有关国防主权的声明和占领莱茵兰直至合并奥地利和苏台德地区，这都是德国在外交政策上取得的接二连三的扣人心弦的伟大胜利。当德国经历了那些耻辱和贫困的年代后，哪一个爱国者，哪一个军人会不拥护德国这种蓬勃向上的发展呢？我们的祖先曾期望德国成为一个团结、伟大的德意志帝国，如今这个夙愿终于实现了。 我并不感到意外，甚至连德国的老对手丘吉尔在1938年发表在《时代》报上的“致希特勒的公开信”中也这么写道： “我曾反复讲过，如果大不列颠在战争中失败的话，我希望我们能发现一个希特勒，以使我们在各国之间重新取得合法的地位。” 从丘吉尔发表在《时代》报上的其它信件的内容来看，虽然他在1938年对希特勒的看法已经有所改变，但在前几年他确实存在上面所说的那种想法。难道我们德国人在那时候还应该有其它想法吗？ 在1938年秋以前的战前年代里，我对民族社会主义阴暗面的情况几乎一无所知。海军只要一上舰就与党的机关没有接触了，这样相互之间也就不可能发生矛盾了，我本人是在1940年认识赫斯，1941年认识戈林，1943年才认识希姆莱的。 对于迫害犹太人的一些骚乱事件(后来在“打砸抢之夜”“水晶之夜”，指1938年11月9-10日夜间反犹太暴徒们对德国犹太人的攻击，第二天街上到处都是被砸碎的玻璃，故被讽刺地称为“水晶之夜”达到了高潮)，我们这些军官们毅然表示反对。在1938年11月9日事件发生后的第二天一早我就赶到我的上级——舰队司令伯姆海军将军那里，并对他说，这种事件必将遭到主持正义的全体军官的一致反对。我请求他把这一意见转告给海军总司令，使总司令就这次暴行向国家领导提出申诉时，肯定会象我所估计的那样得到前线的支持。当时我是以海军上校和潜艇部队指挥官的身份以及全体军官的名义同舰队司令谈话的。鱼雷艇部队指挥官吕特晏斯海军上校(后任舰队司令，在“俾斯麦”号巡洋舰上阵亡)也采取了同样的做法。今天我从雷德尔海军元帅的回忆录中才看到，舰队司令确实把我们的抗议转告给海军总司令了。雷德尔：《我的一生》，第2卷，第133页。 对德国这种形势的继续发展，尤其是对1939年3月15日德国占领捷克斯洛伐克以后的形势发展，我开始忧虑不安。我感到与英国发生战争的危险越来越大。对于当时我所采取的有关措施在第五章中已经提到。见本书第44页(第5章) 在战前的最后几个月中，国家领导对英国的思想状况是否有正确的估计，我表示怀疑。我只能希望希特勒绝对不要与西方国家发生战争。当我听到德国不可避免地入侵波兰的消息时，我表示很大的怀疑，虽然这个消息没有使我感到惊奇，但对英法的宣战却使我感到心情沉重。 但后来因为战争已在所难免，我即采取了明朗而坚决的态度：作为军人，我唯有与外来之敌进行殊死的战斗。军队在思想上团结得越紧，战斗力则越强。这种思想上的团结表现在，当他们的祖国面临战争时，军人应毫无条件地执行国家领导的各种决策。任何偏离这些战略决策的做法都意味着对己方力量的削弱和敌人在军事上的胜利。与我们的全体军人一样，我在战争中的责任是，尽一切力量，想一切办法去赢得军事上的胜利。其中还包括以我的地位维护国家和国防军之间的团结。对一位军事指挥官来说，如果除了应在战争中指挥一切对付外来之敌的责任重大的艰苦战斗外，还要为内部的一些问题操劳，甚至还要与政治领导作斗争，那末对他的要求就太苛刻了。关于这个问题我准备在谈到7月20日事件时再作一些补充。 1943年1月，我被任命为海军总司令。当时，对我所承担的责任是何等重大，我心里是完全清楚的。作为军人我在战争中唯一的义不容辞的责任是全力以赴地抗击外敌，这个态度我始终没变。 每个民族都要求其军人具有这种态度，并通过最隆重的宣誓来强制他们无条件地履行这种义务。即使在军事形势不利的时候，也不能改变这种态度。一个国家如果在军事形势不利或没有希望的时候，允许它的军人不再把全部力量投入战斗，甚至让每一个军人自己去判断情况是否如此，那么就会动摇这个国家自身存在的基础。 一个国家的武装力量不必去打听在什么时候要与谁打仗的问题。这是政治领导的事情，政治领导在这方面比军人享有优先权。同样，结束战争也是政治家的事情。 但对某一军种的领导来说，他有义务在战时向政治领导详细汇报他任务范围内的军事形势。此外还要对这场战争在军事上是否有完全成功的希望发表意见。 我经常向希特勒阐述，我对我们的这场海战是如何充满希望的。 但我从没有对他讲过(特别是1943年夏潜艇战失败之后)我们在这次战争中不再可能取得军事上的胜利，因而必须谋求和平之类的话。 我认为敌人是不会同意和平谈判的，因此我觉得讲这样的话纯属多余。 1939年英国参战，原因是，大德国合并了奥地利之后变得强大起来，使英国的强权利益和经济利益受到了威胁。英国的历史学家和军事文学家富勒在他的著作《第二次世界大战》一书中写道：英国政府参战的真正原因是，“要使大不列颠存在下去就应坚定不移地执行传统的政策，而德国的强权政策、生活方式、经济政策和金融政策与英国的利益是对立的，如果英国忍气吞声的话，就会使德国在欧洲占据统治地位。”I·F·C·富勒：《第二次世界大战》，德文版，洪博尔特出版社，第21-22页。 消灭德国的这种政治和经济力量是英国的战争目的，美国支持英国的这种目的，而且在行动上有过之而无不及。 一些盎格鲁撒克逊人公开宣称，“讨伐”民族社会主义和希特勒只不过是出于道义上的目的。这种讨伐并不是他们主要的战争目的，其斗争的目的主要是针对德国人民及其工业力量。在1945年希特勒自杀和民族社会主义被消除后的头几年，也就是希特勒和民族社会主义在德国人民中间失去共鸣的时候，我们明白了这一点。希特勒和民族社会主义失去德国人民的同情和支持的原因倒不是由于盟国所采取的各种措施，而是德国人民在1945年以后了解了这个政权所犯下的罪行。 富勒继续用下面一段话道出了英国的战争目的：“从都铎王朝到1914年，大不列颠的政策一直是，维持强国之间的平衡，也就是说使大陆强国处于对抗和分裂状态，使它们之间形成平衡。这种平衡作用的结果使人们自然要考虑谁是敌人的问题。这个敌人当然不是那个声名狼藉的国家，而是另一个其政策对大不列颠或英帝国威胁更大的国家。” 罗斯福和丘吉尔在1943年的卡萨布兰卡会议上作出决定，要不顾一切地继续将战争打下去，直至德国和日本“无条件投降”，美国政府和英国的战时内阁批准了这一决定。这就是说，我们被征服后连一点合法的要求也谈不上，只有听凭战胜国的老爷们任意摆布。 这意味着什么，从斯大林在1943年11月底召开的德黑兰会议上所提的要求就可以看出。在会上他要求德国至少向俄国遣送400万名德国人作为永久性的劳动力使用。 1944年一些身居要职的将军，如隆美尔，曾积极主张我们可与西方缔结和约，以集中德国的全部军事力量来对付东方，但当时外部的政治条件尚不具备。盎格鲁撒克逊一直反对这项提议。 尤其是罗斯福对斯大林和苏维埃俄国的态度一直很主动，例如，罗斯福总统错误地认为，今后还得靠斯大林来征服日本，因而要使英美与苏维埃俄国脱离关系是不可能的。因此，德国政府在1944年夏除了无条件全部投降外，包括向斯大林投降，似乎没有其它停战的可能性。但是对投降国来说，投降意味着：停止战斗，束手就擒，去当俘虏。这样一来，德国政府就得把当时尚在俄国纵深作战的几百万德国东线士兵作为牺牲品交给斯大林。这是决不可能的！ 此外，“摩根索”计划表明，我们预料中的事可能会发生。该计划是1944年9月罗斯福和丘吉尔在魁北克会议上决定的，内容是准备摧毁德国的工业和所有的工厂。从此德国将变成一个牧场。 因此，面对敌人要求我们无条件投降的这种情况，对于一个在1943年或1944年就认为这场战争在军事上已无法打赢的德国指挥官来说，在这个时候去提醒希特勒必须结束战争缔结和约是无济于事的；因为除了在1943年和1944年人们提出的未被采纳的无条件投降的办法外，这个军人也没有其它的办法。 但是，从原则上来讲，一个处于领导地位的军人，当他认为军事局势已无望取胜的时候，即便同意无条件投降，也应提出缔结和约的要求，这样做有可能提前中止战争。历史告诫我们，在战争中出乎意料的政治变化和某些事件有可能改变无可挽回的形势。 虽然我已被任命为海军总司令，但在这种外部政治形势下，我除了尽力组织好战斗外，也别无它法。 雷德尔海军元帅移交给我的那部分部队在思想感情上和我的部队很融洽，因此战友之间的友谊和部队的纪律都有所加强。海军从1917和1918年的舰队暴动和卡普叛乱的后果中得到了教训，在20年代初就纯洁了其“内部组织”。经过海军指挥部首脑们多年的教育工作，主要是1928年以来在雷德尔海军元帅的努力下，德国创建了一支在战争中能坚持不懈，顽强战斗、经受住各种考验的军种，尽管这个军种与两大海上强国的优势兵力相比悬殊较大。我所接受的是一支基础良好、思想健康、体格强壮的军种部队，即使在未来的更加艰苦的战争年代，这支军队必定会实现我的愿望。 虽然我知道我所面临的任务很重要，也很艰苦，但仍为我的任命而感到高兴。我希望能随着我职务的提高，我的影响能力也有所扩大。在已往的战争年代中，作为潜艇部队司令的我不得不经常忍受我们的政治领导和国防军统帅部所坚持的大陆主义的态度，尽管雷德尔海军元帅多次进行规劝，但他们仍没有认识到英国是我们的主要敌人。海军没有及时和充分地得到为完成战争中举足轻重的作战任务所必需的兵力兵器。我打算改变这种局面。要达到这个目的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我亲自对希特勒施加影响。光靠书面报告是不够的。在一些关键性的问题上通过在领袖大本营里担任要职的将军来反映海军的要求也是不够的，必须由总司令亲自出面来说明。根据以往的经验，仅仅满足于在希特勒那里作一次简短的汇报是不行的；应该长时间留在那里，直到一次汇报所产生的影响得到充分的巩固为止，这也是有必要的。此外，还得准备应付以后的反对意见，如有必要的话有时还要反复恳切地阐明自己的观点，使其生效。事实证明，自由生动地表达自己的愿望是比较合适的，这样可以激发希特勒生动的想象力，而不是“仅触及他的表皮”。 为了使那些为实施海上战争而必需提出的要求得以实现，我必须在工作上取得希特勒的信任，没有信任就根本谈不上给他施加足够的影响。要使他了解我，只有经常或间隔几天就到大本营去。我相信，我上任之后采用这种办法就能巩固我在希特勒那里的地位。 一开始我就遇到了麻烦。当我在1943年1月30日就任海军总司令的那天向他汇报时，他滔滔不绝地对我讲了为什么要大型军舰退役的问题。他讲完后，我对他说，我对我现在这一新的职务的使命还没有充分的领会。 1943年2月8日，我看了一下大型军舰的退役计划，这个计划是我的前任拟订的。起初我对该计划没有提反对意见。 但很快我发现有关大型军舰的报废问题必须重新研究。经过调查我认为，大型军舰退役，尤其是军舰报废需要花费劳动力和工业力量，这两者都不会给人力和物力带来值得一提的好处。这些措施必然会在军事和政治上产生不良后果。 根据与我前任提出的同样的理由，我得出结论，上述计划是错误的。1943年2月26日我向希特勒作了有关这方面问题的汇报。我简单明了地向他解释了我不能同意他的命令的理由，并请求他撤消这个命令。当时他感到意外的难堪，因为他万万没有料到我这个一向要求大力支持潜艇战的前潜艇部队司令会有这种态度。他十分恼怒，但最后还是愤愤地同意了我的请求，并对我下了逐客令。 打这次汇报后的一段时间内，我曾怀疑，我担任海军总司令的日子是否能长久。但很快我发现，我反对希特勒的结果完全不象我所想的那样，后来他对我异乎寻常的客气，这种态度一直保持到1945年4月底。他喜欢用我的军衔称呼我，而不用别的。当着我的面他从没有打破这个惯例，也没有改变这种态度。 在向希特勒作了首次汇报后，我仍然遵循我的原则：在他的面前开诚布公，不隐瞒海军的弊端或失误。例如，我曾毫不犹豫直接了当地向他谈了我对潜艇战的忧虑。1943年5月当潜艇战崩溃之际，我丝毫没有受到希特勒的责备。此后不久，在一次大规模的形势讨论会上，有人向他报告，说一艘重要的油船在达达尼尔海峡附近被英国潜艇的鱼雷击中，这艘油船是从黑海驶往被我占领的希腊途中遇到潜艇的。希特勒怒气冲冲地说：“当然，英国的潜艇是能做到这一点的，可是我们的潜艇在直布罗陀海峡却一无所获！”当时我站在他的对面靠近地图处，周围约有20人，都是国防军的首脑人物。这时我立即用强硬的语气答道：“我的领袖，我们的潜艇必须与世界上最强大的海军作战。假如我们的潜艇也能象英国潜艇在达达尼尔海峡前方海域那样如入无人之境的条件下作战，那么它们起码也会取得同样的战果。我派往直布罗陀海峡的都是一些地中海优秀的艇长，他们比英国人要能干得多！” 由于我的回答措词激烈，当时整个会议厅鸦雀无声，希特勒面红耳赤十分尴尬，但即刻就恢复了平静，并对那位向他报告情况的约德尔将军说：“请说下去！”我对希特勒的这种评语十分恼火，随即离开了会议桌走到窗口旁。当讨论会结束的时候，我走在后面，但希特勒走到我面前，用亲切的口吻问我，是否愿意与他共进早餐，我表示同意。他把戈林、凯特尔和约德尔打发走后，只留下我一人。 我所以这样详细地描述这一次争论的场面，是因为我觉得这件事对事业带来了重要的后果。此后，希特勒再也没有干预过海军的事情。他似乎相信我会尽力而为的，对我可以信得过。当其它人向他提出对海军的建议或要求时，或在他面前以某种方式指责海军时，他经常这样回答：“海军元帅一定会尽快按要求去办的！” 这种关系的逐步发展，大大方便了我对海军的领导。 但是，这种关系对我的地位也带来了反作用，使我面临其它军种和帝国当局的非难。 戈林喜欢在希特勒面前指责其它军种。他的这种行为给我的前任雷德尔元帅带来不少困难。当雷德尔移交最高指挥权告别希特勒时，为了助我一臂之力他对希特勒说：“请您在戈林面前支持海军和我的接班人。” 很快我觉察到了戈林所耍的手腕，那就是经常把其它军种的失误当作头条新闻不切实际地告诉希特勒，结果我与他之间发生了冲突。最激烈也是最后一次的冲突发生在一次大的形势讨论会上。会议一开始戈林就报告，德国的快艇在英吉利海峡沿岸的某港受到英国飞机轰炸，损失惨重。造成这次事件的原因很可能是海军的快艇没有分散隐蔽，为了图舒服“一古脑儿”地集中在一起。 我立即反唇相讥：“我不允许您抨击海军的事，元帅先生，您最好还是去关心关心您的空军吧，那里够您忙乎的。” 顿时会议室里死一般的寂静。后来希特勒要求那位作报告的军官继续讲下去才打破了这种沉闷的空气。 这次讨论会结束后，又出现了与第一次同样的情况：希特勒有意挑逗性地留我吃早饭，而与戈林握手告别。 打这次后，戈林再也不敢象上次那样指责海军了。他似乎也打算与我和解，这次冲突后短短的几天他出乎意料地给我送来了用钻石做的航空兵徽章，但是我觉得对于这种姿态我无法回敬。 我在希特勒面前仍然坚持我的坦率而坚定地表达自己观点的原则。在好多情况下我曾讲过：“我这个海军总司令可能干不长了。” 希特勒曾命令，凡是与瓦解国防军战斗力有关的刑事案件均应交给人民法院处理。但由于我的抵制，这项命令对海军来说等于无效。只有在海军中，由于我的反对，才使得1944年委派的民族社会主义指挥官没有对部队的指挥活动产生多大影响。遇到诸如此类的事情，我总为海军作出特殊的规定。 1944年7月20日以后，希特勒不再邀我与他共餐。我只能在大庭广众中见到他，与他说说话。但他对我的亲切态度仍一如既往。 由于在工作上我幸运地得到希特勒对我的信任，从而使我能为海军争取到他的许多支持。凡是海军装备方面需要的物资，一般都能如愿以偿，虽然当时正在进行的轰炸要求德国工业生产力大大超过前几年。关于这一点我将在第十九章中谈到。 限制每个负责人的职权范围是希特勒的原则，与海军无关的问题他从来不问我，更谈不上征求我对这些问题的意见。 实际上我想关心一下其它方面的事情也是不可能的。因为从1938年以来不再举行内阁会议，我只好要求在其它部门的首脑向希特勒汇报情况时我能参加旁听，或者能得到这些报告的文字材料。但这两种办法都行不通。因而我对职权范围以外的一些主要问题缺乏系统和足够的了解。由于不了解情况我对这些问题无法进行客观的判断，因此我在希特勒面前除了过问少数的特殊情况外，无法过问我职权范围以外的事情。凡是我对这些问题提的建议，总是被希特勒用相反的理由加以驳斥。这主要是我对事情缺乏全面的了解，不得不同意他的理由。但是，这种对我的任务范围的限制，并不能打消我作为海军总司令想经常了解整个军情的愿望。要实现这一愿望，经常性地参加大本营召开的大的军事形势讨论会是很有必要的。 纽伦堡法庭对我判刑的原因之一是，我在“战争期间与希特勒就海军问题进行过120次会谈”。 世界上哪里有直接隶属于国家元首的某军种总司令是采用其它办法来完成他的每一项任务的呢？ 卡尔·邓尼茨 十年与二十天 王雅芬、季星明、王文昌 超星数字图书馆 PowerCJ 投笔从戎 第十八章 大西洋战役的第六阶段(1943年1月至5月) 从最大规模的反护航运输队作战到潜艇战的失败 1942年12月，有9艘新型潜艇调到前线作战。这样，到1943年1月前线作战潜艇的数量分别为：大西洋64艘，地中海24艘，挪威海21艘、黑海3艘。潜艇部队司令1943年1月1日战争日志。 关于向黑海派遣潜艇的情况我将在下一章谈到。 12月，在大西洋的作战潜艇，平均每天有98艘在海上，其中39艘在作战区，59艘往返于作战区的途中。 在1942年潜艇战战果最大的那个月，大西洋潜艇部队平均每艘每个出航日的击沉率为220吨。人们还记得1940年10月每艘潜艇每个出航日的击沉率反而是920吨。这有力地证明两大海上强国的反潜力量已发展得多么强大。这是我们预料之中的经过3年的战争之后必然的发展趋势。由于我们预料到肯定会出现这种趋势，潜艇部队指挥机关在战争期间曾多次敦促有关部门尽快建造大批潜艇。现在要取得象战争头几年那样的战果，就必须投入比当时多3倍的潜艇。因劳动力和原料不足，新潜艇的建造速度和数量一时还上不去。所以对我来说，如何尽量经济地使用现有兵力是相当重要的问题。 1942年12月8日我在柏林再次请求海军总司令，把挪威海区的潜艇用于大西洋作战。挪威海区的潜艇从1942年1月1日至11月30日只击沉敌船262,614总吨位，而同一时期相同数量的潜艇在大西洋却击沉敌船约91万总吨位。由于把潜艇调到挪威海区，使击沉敌船的吨位减少了约65万总吨位。1942年1月，潜艇部队指挥机关在反对把潜艇派到挪威海区时就已经预料到了这种趋势。被击沉的敌舰船吨位数的减少，给我方的整个战争行动带来了极为不利的影响，而对敌人、尤其是对通过挪威海区和大西洋的敌运输船队则极为有利。海军总司令接受了我的意见，并下令在挪威海区只允许留下6艘潜艇。见本书第107页(第8章)。 1942年的最后几个月，北大西洋狂风大作，白浪滔天。从这时起一直到1943年1月，风暴连续不断，势不可挡，给潜艇的活动带来了极大的困难。夜里看不到星光，航行特别困难。各潜艇阵位之间常常产生很大的间隙，要想系统地搜索敌舰船是不可能的。即使偶尔与敌船遭遇，天气也大大限制了武器的使用。陆地上的人们可以想象一下，1943年1月在大西洋上风暴呼啸、恶浪滔天的气象条件下潜艇艇员特别是舰桥上的值更官们处境是多么艰难。用皮带牢牢拴住的艇长和指挥塔上的嘹望哨不仅要忍受怒吼的海浪对潜艇劈头盖脑的冲击，还得冒着被卷入漩涡的风险。在诸如此类的情况下，潜艇只能偶尔取得一些小小的战果。 但是天气条件并不是1943年1月头两个星期里找不到所要打击的4支护航运输队的唯一原因。在这个月里我们有这样一种印象，即英国护航运输队对以往保守的做法已有所改变。英国人似乎又采用了规避航线，让他们的护航运输队分散在广阔的大西洋上。显然护航运输队又变得灵活机动了。我们在指挥所里每天标绘出“潜艇配置图”，标出的潜艇位置与敌人根据观察和无线电报告而对我潜艇配置情况可能作出的估计一样。然后我们问自己：敌人对潜艇的这种配置将会作出何种反应？我们考虑，敌人护航运输队要么改变航线绕道而行，要么敌人料到我们的潜艇会根据敌规避机动情况而转移阵位时，它径直进入了我潜艇原来的配置海区？ 为了针对敌人多变的措施而及时采取对策，我们作以上“第一步或第二步”考虑都是必要的。1942年我们在这方面多次作出正确的推断，而现在1943年，我们觉得“这盘棋”越来越复杂了。 今天我们才知道，当时的情况确实如此。1942年11月英国海军将军马克斯·霍顿爵士接受“西部海防区”最高指挥权，在此之前他一直是英国潜艇部队总司令。从那时开始，丘吉尔把指挥“大西洋战役”的重任托付于他。在霍顿海军将军的指挥下，英国的反潜作战在物质和技术方面有了重大改进，尤其在战术指挥和增强士气方面的进展更为显著。霍顿作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最优秀的潜艇部队指挥官，最善于判断德国潜艇战的实施情况。因此，他们所采取的措施给我们的作战造成了重大困难。“他的学识、才干、果断和旺盛精力无疑使他成了邓尼茨的劲敌。”罗斯基尔：《海上战争》，第2卷，第217页。 在北大西洋，由于风暴和敌人采用规避机动战术，使我们在年初头几个星期打击护航运输队的战斗中未能取得较大的战果，而同一时期在亚速尔群岛以南海区的战斗却特别富有成效。 1942年12月底，我在纽约-加那利群岛的大环形航线上部署了一个代号为“海豚”的潜艇群。该群从北向南散开，配置成一个侦察幕，向西搜索。我们希望能在这个海区发现驶往直布罗陀、增援北非登陆部队的敌护航运输队。与北大西洋的航运密度相比，经过这个海区的护航运输队是比较少的。此外在这些低纬度海区护航运输队分散航行的可能性特别大，而不会去延长它们的航线。鉴于这支护航运输队对美国在北非发动攻势来说极其重要，我当然想发现这样的护航运输队并与之作战。 1943年1月3日，U-514号潜艇(艇长奥尔曼海军上尉)在“海豚”艇群西南900海里处的特立尼达海区活动时发现了一支向东北方向航行的护航油船队。到那时为止，“海豚”艇群已进行了4天无效的搜索。 U-514号潜艇用鱼雷击中一艘船，此后与敌船失去接触。 我可以断定，这支护航运输队来自库拉索-阿鲁巴石油区，而且是从特立尼达的西班牙港驶往直布罗陀，为美军在北非登陆提供大量燃料的。这批燃料运到后，对尔后几周和几个月内的敌方北非进攻作战的开始和进展都将产生决定性的作用。 发现该护航运输队的地点与“海豚”潜艇群的位置相距约1560公里。敌护航运输队会走什么航线，我们并不知道。但我认为，它必定会采用大环形航线上那条最短的航线。因此，我决定派相距甚远的“海豚”群前往截击，尽管我们刚刚发现了这支护航运输队，而且对它的航向只能估计而已。如果把这种情况换到陆上来解释，这就等于位于汉堡的潜艇奉命向东南方向航行，去捕捉一支大约在米兰发现的估计向东北方向航行的护航运输队。 于是潜艇立即起航，火速驶往潜艇部队指挥机关所估计的有可能搜索到护航运输队的地点。 可以想象，在浩瀚的大海，而且又是在无空中侦察的情况下，德国对潜艇实施战术指挥的根据是多么不可靠，他们只能进行推断，并把推断的所有情况标示在图上，然后以已提出的各种设想为基础进行作战。 “海豚”群奉命在1月3日向西南方向航行。U-514号潜艇及其附近的U-125号潜艇(艇长福尔克斯海军上尉)的任务是，在第一次发现护航运输队的东北方向实施搜索，发现后想方设法与其保持接触。但是它们并没有搜索到敌护航运输队。 正当“海豚”群奉命即将起航时，U-182号潜艇(艇长尼古拉·克劳森海军上尉)在驶往好望角海区的途中，约距“海豚”群以东600海里处发现一支护航运输队正向“海豚”群的方向驶去。现在看来，利用“海豚”群来对付近得多的而且又是驶向该群的护航运输队是正确的。然后还可以根据情况把潜艇派到遥远的南面去拦截护航油船队。 遗憾的是U-182号潜艇很快与敌船队失去了接触。1月5日凌晨3点，“海豚”群组成的巡逻幕已经在其南端发现了一支西行的护航运输队。如果这支护航运输队就是U-182号在1月3日所发现的那支护航运输队的话，那么它在这段时间内采用的航速必然是14.5节，这样的速度是相当快的。即使这是另外一支速度较慢的位于巡逻幕南面的护航运输队，那末对巡逻幕北面的潜艇来说，这个位置是极其不利的，因为这些潜艇最快也需10个小时后才能到达作战海域。 虽然一个战斗目标就在我们附近，但我总觉得成功的希望很小。所以我打算让“海豚”群继续向南航行，去袭击在特立尼达东北方向所发现的那支护航油船队。经过夜间的讨论后，我在我的参谋部宣布了我的决定，但却遭到了反对，他们一再劝说我，说手中的麻雀胜过房顶上的鸽子。因此，打击那支已发现的向西航行的护航运输队肯定要比日夜兼程航行几百海里去打击那支完全无把握的护航油船队更为正确。而我认为，那支向西航行的护航运输队并非手中的麻雀，它在风平浪静的海面上如此高速前进，一定是空船。因此，打击这支护航运输队的结果必将是，潜艇因高速前进而大量消耗燃料，而收效却不大。所以我坚持我的观点，仍然决定去打击南面的护航油船队。 “海豚”群接到命令后，于1月7日14点在加那利群岛以西配置成侦察幕。该幕由8艘潜艇组成，采用245度航向、7节航速驶向预期要打击的护航油船队。它们拦截的正面宽度约120海里。 到了夜间月亮西下之后，该侦察幕以9节速度相对而行，也就是迎着预期要打击的护航油船队的同一航线航行，以防止护航油船队可能在黑暗中溜过侦察幕。 为了搜索这支护航油船队，我们想尽了办法。不过我们还真走运！在月落之后我们最后采取的与护航油船队同一航线前进的这个措施还真起了作用。1月8日凌晨，天刚麻麻亮时，该护航油船队恰好与侦察幕潜艇相遇，船队驶入了侦察幕。当潜艇部队指挥机关第一次接到潜艇发现该船队的报告时，我顿时如释重负。我们追逐的并不是一只蝴蝶。 潜艇对这支护航油船队的攻击一直持续到1月11日。该队共有9艘油船，其中7艘被击沉，潜艇无一损失。这是一次特大的收获。正如罗斯基尔所形容的，那支护航油船队一下子被打得“落花流水”。罗斯基尔：《海上战争》，第2卷，第356页。 驻北非德军总司令冯·阿尼姆大将(隆美尔的继承人)特来电向我致谢。他懂得，燃料的损失对敌人意味着什么。 在这次作战中，U-436号潜艇(艇长赛比克少校)、U-575号潜艇(艇长京特·海德曼海军上尉)和U-571号潜艇(艇长默尔曼海军上尉)表现尤其突出。 在叙述1943年2月的潜艇战之前，我必须说明，1943年1月30日我就任海军总司令时仍兼任潜艇部队司令。我认为这种兼职是正确的。因为潜艇部队的军官和士兵都拥护我，而且当时海军的高级军官中还没有一个适合担任潜艇部队司令这一职务的军官，他们在潜艇战方面的知识和经验都不如我。 为了离我近一些，我的参谋部作为海战指挥部的第二处编入了柏林的海军总司令部。这种组织上的变化并不影响我对前线潜艇战的指挥，相反还是十分合适的。 有关潜艇战的指挥，我仍委托戈特海军少将来负责，他作为潜艇部队司令的参谋长曾与我共事多年，他在和平时期为发展潜艇战术以及在战时的潜艇作战使用方面立下了丰功伟绩。他手下有经验丰富的首席海军总参勤务军官黑斯勒少校。黑斯勒与其它几个海军总参勤务军官主要负责潜艇战中的参谋工作。 这样，在我被任命为海军总司令后，潜艇战的指挥仍和以前一样，如出一辙。 1月底，北大西洋西风凛冽，U-456号潜艇(艇长泰歇尔特海军上尉)发现了一支向东航行的敌护航运输队。当时在其附近只有5艘潜艇，尚没有组成一个战斗群，而且多数潜艇位于护航运输队的西面，这样它们只好尾随在护航运输队的后面，要赶上的话起码要好几天。 泰歇尔特海军上尉以惊人的毅力单独与护航运输队保持接触达3天之久。他击沉3艘商船(24823总吨位)。其余潜艇均无战果。据U-456号潜艇报告，它攻击的是一支速度较快的护航运输队。根据我们所画的线路图来判断，这是一支HX224护航运输队。我们估计两天之后，第二支驶往英国的SC118护航运输队将随之而来。 从截获的无线电报中得知，这支护航运输队于1月24日离开纽约，装载着一批极贵重的军用物资驶往摩尔曼斯克，现正在驶往北海峡的途中。现在的问题是，它会避开前面HX224护航运输队遭受攻击的海区吗？或者英护航运输队的指挥官会认为，两天后正是潜艇撤离该海区的时候，为了追赶前面的HX224护航运输队，潜艇可能已向东转移。潜艇部队指挥机关考虑的是“第一步”方案，它把同一海区里的所有潜艇都集中起来编成一个“箭”潜艇群，让该群潜艇组成一个侦察幕向西迎面拦截所期待的敌护航运输队。2月4日，我们接到U-632号潜艇(艇长卡普夫海军上尉)发来的电报，说他们两天前从被击沉的HX224护航运输队的一艘油船中捞起了一名英国海军军官，据他交待，另一支护航运输队将按照HX224护航运输队的航线出发，看来这盘棋我们走对了。当天中午，我们所等待的护航运输队果然进入了我们的侦察幕，战斗打响了。由于所载物资价值昂贵，这支护航运输队周围的海空掩护兵力特别强大。我方的伤亡程度可证实这场战斗的艰苦性：损失U-187号(艇长明尼希海军上尉)、U-609号(艇长鲁德洛夫海军上尉)和U-624号(艇长格拉夫·冯·佐登-弗劳恩霍芬海军上尉)3艘潜艇，另外有4艘潜艇遭深水炸弹攻击和空中攻击后受到重创。 英国在介绍这一场战斗经过时说：“我海空掩护兵力进行了猛烈的战斗，敌四分之三的潜艇受到深水炸弹的攻击。”罗斯基尔：《海上战争》，第2卷，第356页。 我们的损失使敌人付出了13艘商船(59765总吨位)的代价。 这次很可能是这场战争中最艰难的打击护航运输队的战斗。我们应该向日夜战斗在寒风凛冽的大西洋上的各潜艇艇员和艇长们表示敬意。在连续4夜的紧张战斗中，艇长不能离开舰桥，他们顷刻之间所作出的决断往往关系到艇员的命运。在潜艇刚摆脱深水炸弹的追击后，艇长又要下令让潜艇重新上浮，再次向敌发起攻击，重新突入犹如满身长刺的刺猬一样的护航运输队的警戒圈内，而且胜负难料。这一切对艇长来说是多么艰难，需要作出多大的克制，这是难以估量的。 潜艇艇长们在这几次打击护航运输队的战斗中所付出的是两次世界大战中潜艇战史上最大的代价。 英国人从这次战役的失败中得出了如下结论(这些结论不久就产生了作用)： “我们方面懂得了，在白天即使用远程飞机对护航运输队实施长时间的掩护也无法阻止某些潜艇接近护航运输队和在漫长的冬夜对护航运输队实施攻击。显然，‘堡垒’式和‘解放者’式远程飞机必须尽快地装备‘利式灯’”“利式灯”是飞机上用的一种强烈的探照灯。。 “虽然这支护航运输队有非同寻常的庞大兵力作掩护，但损失还是很严重。在总结这次作战的经验教训时，我们感到这种损失是一种令人不安的因素。由于美国从冰岛派出了增援兵力，在敌潜艇实施攻击的高潮阶段，在这支护航运输队的周围我方甚至有12艘作战舰艇，相当于平时护航兵力的一倍。但是这些增援兵力并没有充分发挥作用，因为它们平时缺乏猎潜方面的训练。从那时开始我们懂得了训练要比护航舰艇的数量更为重要。 “另外一个教训是，象这样一次时间较长任务艰巨的战役要耗费大量的深水炸弹，因此，商船也必须携载备用深水炸弹。 “然而更为重要的是，我们认识到，当护航运输队的掩护兵力受到袭击时，‘支援群’的增援是多么重要，用霍顿海军将军的话来说，它们对‘实现真正的安全’具有生死攸关的作用。”罗斯基尔：《海上战争》，第2卷，第356-357页。 2月17日，U-69号潜艇(艇长乌尔里希·格雷夫海军上尉)在惊涛骇浪中在纽芬兰以东海域发现一支向西航行的ON165护航运输队。我两艘潜艇悄悄地紧随它达2天之久，击沉其2艘商船。 由于大雾、风暴和无线电干扰，我无法派遣其它潜艇前往战。U-69号和U-201号潜艇(艇长罗森贝格海军中尉)被敌“名望”号和“子爵”号驱逐舰击沉。这两艘驱逐舰在1942年10月就击沉过我们的2艘潜艇。这两艘驱逐舰所取得的新成绩更坚定了霍顿海军将军的看法，即训练和经验比数量更为重要。 对我们来说，这次作战即使取得了战果，也令人沮丧，因为损失2艘潜艇才换取2艘商船，代价太大了。 2月18日，潜艇部队指挥机关接到报告，说在北海峡以西300海里处发现一架飞机在护送一支护航运输队。该护航运输队发出的无线电报被德国驻巴黎的“空军无线电侦听团”截获。看来，这一个情报就够重要的了，于是我火速派遣两个潜艇群到该海区去。第二天“空军无线电侦听团”又测出该护航运输队可能向西南航行的动向。接着我们在预料的海区发现了这支护航运输队。有一个潜艇群所处的位置对打击护航运输队十分有利。 这场战斗从2月21日一直持续到25日，该护航运输队向西且战且走，航程达1100海里。敌我双方展开了一场持久的激战，我2艘潜艇U-606号(艇长德勒海军中尉)和U-225号(艇长莱姆屈勒海军中尉)被击沉。但敌方损失14艘商船，共计88000总吨位，另一艘9382吨的商船被我击伤。在这场战斗中我方获得了全胜。 2月21日正在航行的U-664号潜艇(艇长阿道夫·格雷夫海军上尉)发现了第三支向西航行的敌护航运输队，战斗中击沉了2艘商船(计13466总吨位)。因为该艇无法继续与敌保持接触，所以不能召唤远处的潜艇前来参战。 1、2月份由于缺少潜艇，遥远的战场上出现了“潜艇空白”区。此外，这些战场上的有些情况变得对潜艇越来越不利。从那时起，有兵力掩护的护航运输队已取代了单独航行的商船。 U-124号潜艇在特立尼达以东海面发现了一支护航运输队，击沉4艘商船，计23566总吨位。 在开普敦海区也没有单独航行的商船，所有商船都编成护航运输队，紧靠岸边航行，而且有强大的海空兵力进行护航。因此，潜艇在2月底只好转移到德班和洛伦索-马贵斯海区。有关它们在该海区的作战情况以后再介绍。 我们必须承认，1月份我们的潜艇侦察幕在发现敌情方面又不走运。当然，在经过几次失败后我们对这方面的问题重新进行了彻底调查，即敌人是否从我们的潜艇部署中发现了什么情况，如果敌人识破了我们的意图，发现了潜艇的搜索队形并通过绕道航行来使之无效的话，那末作战方案和措施再好也无济于事。 为了尽量杜绝任何泄密事件，我们经常反复地检查保密规定。我们很清楚，在我们占领的法国地区的潜艇基地内很可能有错综复杂的敌间谍网。一个出色的敌情报机构必定能随时随地掌握潜艇在各港口的分布情况，以及潜艇出港和返航的日期，甚至能掌握敌潜艇将要驶往的那些海区的详细情况。我们经常反复检查潜艇无线电密码的可靠性。但总司令部内海军情报部门的领导每次都认为，敌人无法破译我们的密码。直到今日我仍不能肯定，敌人究竟在战时破译了我的密码没有。 我在本书中曾多次提到德国“无线电侦收部门”屡次破译敌密码的卓著功勋。正因为如此，潜艇部队指挥机关才有可能不仅掌握英国的无线电通信情况和他们对护航运输队下达的命令，而且在1943年1月和2月偶尔还能得到英国人所掌握的我“潜艇部署”方面的情报。该情报是英国海军部发给海上护航运输队指挥官的，其中包括他们发现的德国潜艇在各海区的实际或推测的配置情况。这个有关“潜艇部署”的情报为我们查清敌人是如何得到我潜艇或多或少近似正确的情报提供了有价值的材料。调查的结果是：“除2至3次情况不明外，英国的情报是根据他们获得的有关潜艇位置的线索对潜艇运动进行推测，再加上逻辑推论而得到的。最重要的调查结果发现，敌人很可能利用机载雷达查明了德国潜艇的准确配置，从而使护航运输队成功地采取规避机动战术。”潜艇部队司令1943年3月5日战争日志。 于是我们得出结论，敌人是通过远程机载雷达掌握我潜艇配置的重要线索的，然而我们却没有可靠而有效的办法对付它。为了至少能给敌人搜索我方潜艇造成困难，1943年3月5日我下令，潜艇一接到敌搜索雷达脉冲后立即下潜30分钟。但这个规定只是一种应急措施，其效果是很成问题的。 当时，我没有任何可供使用的航空侦察兵力，而我的对手霍顿海军将军却摸清了我的底，对此我束手无策。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德国在没有空军支援的情况下实施海上战争，这在当时是违背时代精神的，同时在大多数情况下这又是一个起决定作用的特征。 2月底我方“猎鹰”和“城堡司令”两个潜艇群在纽芬兰以东海区按一定的角度配置成巡逻幕，以搜索驶向英国的护航运输队。2月27日在该巡逻幕的北侧发现了一支快速向东航行的HX227护航运输队。我们击沉敌2艘商船，共14362总吨位。我曾试图把巡逻幕北侧已经位于敌护航运输队后面的潜艇调来协同攻击，但由于天气太坏，风雪冰雹同时降临，使我的企图未能实现。 接着又一支驶往英国的SC121护航运输队穿过了潜艇巡逻幕。尽管潜艇在黑夜中采取与护航运输队同向航行的有效方法，但仍未能发现这支护航运输队。 该护航运输队一直航行到巡逻幕东北方向90海里处时才被一艘潜艇发现。这样潜艇又一次落在护航运输队的后面而一筹莫展。虽然我刚刚调动潜艇追击HX227护航运输队的企图没有成功，但我仍命令潜艇去追赶SC121护航运输队。 这次我们的运气不错。由于敌护航运输队遇到了风暴、浓雾、冰雹和大雪，密集的队形被弄得七零八落，追上来的潜艇击沉了其13艘商船，共计62198总吨位，此外还击伤了一艘商船。我方无一伤亡。 3月9日，潜艇部队指挥机关接到无线电侦收部门的报告，说它发现了驶往英国的HX228护航运输队的准确位置。这个位置在“处女地”潜艇群以西300海里处。根据以往的经验，我们估计敌人通过探测会掌握我方数天来向西航行的“处女地”潜艇群巡逻幕的情况，并且还可能采取规避行动。因此，我立即命令该潜艇群向北转移120海里。但是我们这一步走错了。几天后敌护航运输队从巡逻幕的南端驶过。如果我潜艇巡逻幕不向北移的话，护航运输队正好进入巡逻幕中间。这说明这种战术较量也会失误，“按部就班考虑问题”的方法也存在着危险。我们的对手英国很可能估计到德国潜艇部队指挥机关会走这一步棋，因此仍然按原来的航线航行。由此看来，它也是“走一步想一步的”。 当然，也可能由于种种不利的情况，敌人这次没有发现我潜艇的位置。 现在所有潜艇都位于敌护航运输队的北侧，这个位置很难迅速向护航运输队接近。在这次战斗中只击沉4艘商船，共计24175总吨位。一贯表现不错的U-221号潜艇艇长特罗耶尔海军上尉在这次战斗中表现尤其突出。在一次水下攻击时，他的潜艇差点葬身海底。特罗耶尔在他的战争日志中对这次战斗作了如下记载： “……1943年3月10日……西经30度，北纬51度。我艇在暴风雪中迎着护航运输队径直驶去。当护航运输队在风雪中出现时，潜艇上浮……在护航运输队中间占领有利阵位后，开始发射鱼雷，但没有命中。再次发射，距离3100米，击中商船。 “21点31分，向一前一后排列着的两艘大型商船实施了两次鱼雷射击，第一次射击命中一艘商船，这艘船被炸得粉碎，火光冲天，浓烟翻滚，铁片夹着弹片象纸片似地到处飞扬。 “接着另一艘商船被击中，发出同样的爆炸声，船首到舰桥部分下沉，大量碎片向潜望镜飞来，潜望镜转动很困难，整个艇内劈啪声，轰隆声响成一片。我潜艇下潜脱离了这个环境，但艇底稍触海底。当我艇上浮时正好观察到敌商船被击中后的情景。 “第三次发射鱼雷预定要攻击的目标是一艘5000吨的有好几个双桅的现代化商船。为了远离正在爆炸的商船，我们尽量往后撤。攻击效果如何我把握不大。这时潜望镜突然漆黑一片，几乎什么也看不见，大量的碎片劈劈啪啪地不断向下掉，艇内嘈杂声震耳欲聋，就象被炮弹接二连三地击中一样。当嘈杂声减弱后又是一片寂静。我准备收起潜望镜，擦洗一下镜头，但是只能下降1.5米，因为潜望镜已经弯曲。正在这时，声测舱报告发现了驱逐舰螺旋桨的噪声。我升起潜望镜，但由于浪涛加之潜望镜又蒙上雾气而未看清。几乎同时我在指挥塔里也听到了驱逐舰螺旋桨的声音，于是我立即命令：‘下潜，全速前进。’但8枚深水炸弹已落在附近。指挥塔舱口敞开，海水从那里涌进来。潜艇剧烈地颠簸，但仍然摇晃着潜入深处。” 在这次战斗中，英国护航舰艇中的指挥舰“收获者”号撞沉了U-444号潜艇(艇长朗费尔德海军中尉)，但“收获者”号本身也被撞伤，无法规避另一艘德国潜艇即U-432号潜艇(艇长埃克哈特海军上尉)的鱼雷攻击，以至包括英国护航舰艇指挥官在内全舰覆没。不久，U-432号潜艇又被自由法国的“乌头”号小型护卫舰击沉。按照罗斯基尔的说法，这是“敌我双方殊死拼搏的生动战例，它很好地体现了这次战斗的特点。”罗斯基尔：《海上战争》，第2卷，第365页。 这次战斗之后，我命令参加这次战斗的潜艇在3月14日和15日在西经20度的海域重新组成一个侦察幕，向西搜索航行，等待着下一支HX229哈利法克斯护航运输队。根据3月13日破译的无线电报，这支护航运输队位于拉斯角东南海面，航向89度。 3月14日，无线电侦收部门又截获了新的情报，下一支SC122锡德尼护航运输队已在3月13日20点接到命令，从某一位置按67度的航向前进。对潜艇部队指挥机关来说这些情报很有价值。这些情报说明，在海战中拥有自己的空中侦察兵力是多么重要。空中侦察兵力本身的任务应该是查明和通报敌护航运输队的位置和航向。 现在当务之急是尽快搜索到上述两支护航运输队。我先把一个潜艇群派到东部海域搜索SC122护航运输队。第二天晚上该群中的一艘潜艇在风浪中发现了一艘向东航行的驱逐舰。这艘舰很可能是SC122护航运输队的护航兵力。潜艇继续搜索，但一无所获。第二天清晨，即3月16日，却在侦察幕的东南方向发现了一支护航运输队。起初我们认为这就是SC122护航运输队，因为在同一时间我们破译了一份无线电报，说哈利法克斯护航运输队为了避开德国潜艇区，已改变原89度的航向，而紧靠纽芬兰东岸向北航行。但我们很快发现这个情报是假的，很可能是敌人故意以此来诱骗我们。实际上在3月16日清晨发现的乃是HX229护航运输队；因为在第二天夜间我们在更东面的120海里处又发现了第二支航速较慢的向东航行的护航运输队，这才是SC122护航运输队。较快速的HX229护航运输队经过几天几夜的航行渐渐赶上了SC122护航运输队。最后它们合在一起，在一块面积有限的海区形成了“一支大型船队”。罗斯基尔：《海上战争》，第2卷，第365页。 于是3个潜艇群的38艘潜艇象“狼”一样先扑向哈利法克斯护航运输队，发现锡德尼护航运输队后又向该护航运输队驶去，最后逼近了两支联合的护航运输队。第一天深夜，即3月16日夜，护航运输队尚无空中掩护，潜艇不失时机地利用这一有利条件。 当时虽然空中明月高悬，对潜艇进行水面攻击不利，但潜艇在第一天夜间结束后即报告击沉了14艘商船，共计90000总吨位。 从17日清晨开始，敌护航运输队不断得到空中掩护。英方专门派出舰艇，加强对护航运输队的水面掩护。天气不时变幻，开始风浪较平静，海面上的目标清晰可辨，忽然又刮起了东北风，目标变得模糊不清，在这种天气，潜艇要顶着海浪实施攻击是相当困难的。 这场战斗从3月16日一直持续到19日，潜艇日以继夜地发动攻击，同时还要抗击护航运输队海空掩护兵力的攻击。U-384号潜艇(艇长冯·罗森贝格-格鲁斯齐恩斯基海军中尉)于3月19日被飞机击沉。几乎所有的潜艇都遭到了深水炸弹和航空炸弹的攻击，2艘潜艇受重伤。但是，战果也很可观：潜艇共击沉21艘商船(共计141000总吨位)和1艘护航舰，击伤若干艘护航舰艇。这是到那时为止与护航运输队作战取得战果最大的一次，正如罗斯基尔所说的：“对盟国来说，这是一件非常不幸的事件。”罗斯基尔：《海上战争》，第2卷，第366页。 英国海军部对这次惨败印象特别深刻，后来在谈到此事时说：“德国人从来没有象在1943年3月头20天那样几乎掐断了新旧大陆之间的交通线。” 罗斯基尔海军上校在他的《海上战争》一书中继续写道： “每当我们回忆起这个月中所遭受的损失就会不寒而栗。开头10天我们在各海区损失了41艘舰船，过了10天又损失56艘。也就是说在这20天中我们被击沉的舰船达50多万总吨位：在这一个月中护航运输队的船只几乎有三分之二被击沉，更糟糕的是损失还不止这些。危机过后，海军部写道：‘看来我们再也不能把护航编队当作有效的防卫措施了。’在3年半的战争期间，护航编队逐渐成了我们海洋战略的法宝，如果护航编队已失效的话，那么海军部该怎么办？海军部心中无数。但海军部必然已感到失败已降临到他们头上，虽然没有人会承认这一点。”罗斯基尔：《海上战争》，第2卷，第365页。 不过，这个月取得的辉煌战果也是德国海军在与敌护航运输队的作战中取得的最后一次重大胜利。 3月26日，潜艇发现一艘为一支向西航行的护航运输队担任近距离护航任务的航空母舰。这艘航空母舰上的舰载机百般阻挠我潜艇向护航运输队接近。 据我们估计，在同一天另一支驶往英国的哈利法克斯快速护航运输队必定会在该海区的东南处经过。这次潜艇部队指挥机关考虑的“步骤”对头，把潜艇准确地转移到了该处。3月28日，我潜艇发现了这支护航运输队。本来就已很恶劣的暴风天气这时变得更加可怕了，“堪称为特大的飓风”罗斯基尔：《海上战争》，第2卷，第366页。。尽管天气如此不好，我仍下令继续战斗，因为我认为护航运输队也会受到这种天气的影响，队形必然会松散，潜艇就有取胜的机会。但是这种机会只出现了一次，由于海浪汹涌，使用武器相当困难，潜艇只击沉了一艘7176吨位的商船。U-260号潜艇(艇长普尔克霍尔特海军上尉)在他的战争日志中记载了这一夜的情况： “……U-260，1943年3月28日，西南风11级，海浪9级。西南方刮起飓风。20点30分，发现一艘约8000吨位的商船在破浪前进，距离4000米。我艇位于它的右舷，我决定在夜幕降临之前从水面实施攻击。当时海浪特大，加上水气，能见度极差，只有1至2海里。21点零5分我潜艇从斜方向顶浪进行攻击。后来攻击停止，因为对敌船的航速和位置估计有误。什么也没有发现，情况不明。由于风浪的干扰，商船已有一段时间离开了我们的视线。我决定继续追赶，准备尽量在黑夜之前再次实施攻击。因为在当时的海浪和夜幕的掩护下商船溜之大吉的可能性极大。 “22点，停止追赶。我开足马力让潜艇顶海浪高速航行，但两次都使潜艇的艇底触到海底，经过费力的转舵、排气和减速后，潜艇又浮出水面。人无法在舰桥上久留，艇长和值更官在舰桥上只呆了半小时就成了落汤鸡，几乎丢了半条命。在极短的时间内从指挥塔舱口，传话筒和柴油机的通气管中就涌入了5吨海水。 “商船在顶风逆浪中航行，我们之间的距离增大，我们只好忍心停止追踪……” 当时飓风真是异乎寻常地可怕，这从敌人方面发生的一件事中可以看出，英国护航运输队指挥官所在的舰只，在飓风中倾翻后全舰覆没。 我潜艇部队指挥机关感到奇怪的是，虽然风暴这样大，但护航运输队的空中掩护却始终没有间断过。尽管飞机无法对潜艇实施攻击，但至少可以阻挠潜艇在风浪中接近商船。几天后当天气转晴时，潜艇远远地落在商船后面，发动攻击已无希望。这场风暴断送了我们对护航运输队一次成功的攻击。 这几天我方一架飞机为潜艇部队指挥机关提供了一份情报，说在西班牙海岸西部菲尼斯特雷角附近海区发现了一支向北航行的护航运输队。于是我立即派遣U-404号潜艇(艇长冯·比洛海军上尉)和U-662号潜艇(艇长海因茨·埃贝哈特·米勒海军上尉)前去接敌。它们击沉了4艘商船，计23830总吨位，击伤一艘7174吨的商船。 在北大西洋，多数潜艇在风暴中经过一场激战后都必须在海上补充燃料，然后再返回基地。只有一个战斗力强的潜艇群留在战区，以打击下一支驶往英国的哈利法克斯护航运输队。该潜艇群发现了这支护航运输队，但只击沉了其中6艘商船，计41949总吨位，因为当时航空母舰为护航运输队提供了越来越强大的掩护兵力，许多潜艇无法航行到护航运输队前面去占领攻击阵位。 今天我们才知道，当时敌人的反潜力量已发展得非常强大。英国人准备已久的护航航空母舰在3月份已投入使用。航空母舰的出现终于弥补了北大西洋上空无空中掩护的“空白”。使英国护航运输队始终处于飞机的掩护之下。 与此同时，敌人在战场上投入的“支援群”也越来越多，每个支援群由4-6艘猎潜舰组成，一般由英国海军的一名上校实施指挥。这些舰只都经过协同反潜战术的严格训练。其任务是，加强护航运输队的护航力量，以对付潜艇对护航运输队的攻击。当它们一旦发现潜艇时，即离开护航运输队，拼命地跟踪潜艇，直到把它消灭为止。而原来的护航舰只在这种情况下一般不敢恋战，否则就无法执行其直接护航任务。 第三个关键性的因素是，敌人在大西洋战役中用于对付德国潜艇的“超远程轰炸机”的数量增多，这使敌人在潜艇战方面获得了优势。 德国潜艇在1943年3月前3个星期中所取得的非同寻常的胜利又引起了英国海军部和空军之间一连串的争论。轰炸机司令部和空军总参谋部认为，夺取海战胜利的先决条件是，通过持续不断地使用重型轰炸机摧毁敌陆上目标，以达到“消耗”敌兵力的目的。 但英国海军部却不同意这种意见，他们认为，“大战略的艺术在于动用一切力量，以实现各种兵力向欧洲发动战略进攻的共同目标。而坚持和实施这一进攻计划的必要前提是摧毁德国的潜艇。” “这两种相互对立的观点成了一个要由内阁来决定的问题，首相的‘反潜委员会’在内阁中产生了重要作用。”罗斯基尔：《海上战争》，第2卷，第369页。 丘吉尔决定采纳海军部的意见。 罗斯基尔海军上校在对这次关于“超远程飞机”使用问题的争论和丘吉尔的决定进行评论时最后写道： “笔者认为，我们在1943年春遭到了小小的失败。如果说我们确实遭受了这种失败的话，那么历史将会作出判断，其中主要原因就是护航运输队的掩护兵力中还缺少两个‘超远程飞机’联队。” 1943年3月底，为了战胜德国潜艇，英国政府集中了所有的兵力。经过3年半的战争，我们几乎使英国海军在大西洋的作战中遭到失败，而我们的潜艇数量还只有我们再三要求的数量一半。 如果在1939年春废除海军协定后尤其是在对英战争爆发后我们立即从国家领导那里获得资金和劳力，加速建造大批所需要的潜艇，并使这些潜艇投入使用的话，那么还为时不晚，我们的潜艇战在伟大的战争进程中也许会另有一番景象！ 实际上我们的国家领导人根本没有吸取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经验教训。我们又一次在潜艇数量不足的情况下卷入了世界战争。既不顾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经验教训，也不想方设法发展潜艇，因为政治领导和陆、空军的顾问们认为，在一场以最强大的海军强国为主要对手的战争中，至迟到1942年底就能取得地面战争的胜利。 敌人采用的一切新的或更强有力的作战手段，如护航航空母舰、支援群和“超远程飞机”，之所以能取得成功，主要借助于一种波长仅10厘米的极短波雷达。这种雷达使敌人能够不分昼夜地在任何气象条件下，在黑暗、浓雾和能见度不良的情况下发现水面的潜艇，并引导飞机直接对潜艇实施攻击。 由于敌人装备了这种雷达，潜艇与护航运输队作战的境况变得更为不利了，这可从1943年3月中旬潜艇在亚速尔海区与一支驶往地中海的美国护航运输队的战斗中看出来。由于在突尼斯海岸阵地的德国部队的情况日益恶化，我们必须尽一切力量给予支援。我们几次试图在较远的西部海区就捕捉到为美国登陆部队运送补给物资的护航运输队，然后在它们向东航行的大西洋自由海区予以迎头痛击。 3月12日，我们将一个代号为“无畏”的潜艇群派到亚速尔群岛西南500海里处，组成一个搜索幕，以伏击一支向西航行的护航运输队。当天晚上该搜索幕中的U-130号潜艇(艇长克勒尔海军中尉)报告发现了这一支护航运输队。第二天晚上U-130号潜艇被敌人击沉，这样就与敌护航运输队失去了接触。直到14日新的搜索幕重新组成后才恢复了与护航运输队的接触。 这时9艘潜艇已位于该护航运输队附近，但无法靠近运输船。虽然当时空中没有敌掩护兵力，但潜艇在距护航运输队10至15海里的水平线上就被敌远程掩护兵力中的护航驱逐舰用雷达发现，于是驱逐舰驶向潜艇并以深水炸弹进行驱逐。 针对这种情况，潜艇部队指挥机关在3月16日下令，各潜艇进行接近机动时，应与护航运输队保持最大的距离，即在商船的烟云附近、或者用自己的无线电观察仪与敌探测仪保持接触，使潜艇位于敌驱逐舰的探测距离之外。潜艇按这种方法到达协同攻击的阵位之后，在护航驱逐舰前导舰尚未发现之前便应潜入水下准备实施水下攻击。 采用这种方法时，如果进行曲折机动的护航运输队突然在此时改变航向，那末潜艇就可能丧失水下攻击的机会，对此潜艇只有忍耐而已。 尽管这样，这种方法还是取得了一定的效果。在水下攻击中有4艘商船被击沉，计28018总吨位，还有若干艘商船被鱼雷击伤。从3月17日开始，护航运输队受到从直布罗陀海峡起飞的飞机的掩护。由于飞机的出现我们在3月19日撤出了战斗。 从这几次战斗可以看出，在风平浪静有利于雷达搜索的海区，护航运输队中只要有一艘护航舰就足以使潜艇难以从水面接近船队，这是完全可能的。 3月底，“无畏”潜艇群中的部分潜艇在加那利群岛和非洲海岸之间的狭窄航道上又与另一支护航运输队展开了一场激战，潜艇实施水下攻击，击沉其3艘商船。可是，在这次战斗之后，护航运输队便始终处在岸基飞机的强大掩护之下，使潜艇在连续4天的追踪中都无法接近它。几乎是所有的潜艇都遭到了航空炸弹和深水炸弹的袭击，3艘潜艇由于伤势严重只得撤到较僻静的海区。 1943年3月，我们发现，就连一些比较遥远的海区，如加勒比海东南的特立尼达海区，敌人的反潜防御也因有雷达搜索而更加有效。3月8日奈策尔海军少校率领的U-150号潜艇在圭亚那海岸的卡宴附近海域遇到一支开往特立尼达的护航运输队。U-150号潜艇抓紧有利时机连续追击2天，击沉3艘商船(计18240总吨位)，击伤5艘(35890总吨位)。这5艘商船虽然被鱼雷命中但未沉没这件事非常有力地说明，缺少可靠而有效的非触发引信鱼雷对潜艇战是多么地不利。如果有了这种非触发引信鱼雷，只要有一枚鱼雷击中商船的龙骨就可将它置于死地。见本书第93页(第7章)。 甚至在开普敦附近海域，在3月份每艘潜艇平均也只击沉1至2艘商船。只有拉森海军上尉率领的U-160号潜艇战果比较卓著。他在德班南部海域发现了一支护航运输队，击沉4艘商船(计25852总吨位)，击伤2艘(计15224总吨位)。 3月份潜艇与护航运输队经过几次大的交锋后，绝大部分潜艇的燃料和鱼雷都消耗得所剩无几，因此被迫返回基地。由于这一原因，4月初北大西洋出现了“潜艇空白”的局面。直到4月中旬我们才在纽芬兰的拉斯角东北方向上部署了一个代号为“山雀”的新潜艇群。与此同时，其它一些潜艇也正陆续从比斯开湾出发。其中一艘潜艇往南航行到亚速尔以北400海里处时发现了一支向东航行的护航运输队。这就是HX233护航运输队，它为了规避北部主航线上可能的潜艇群，而改道向南航行。 另4艘单独航行的潜艇也向该护航运输队驶去，于同一天陆续到达指定海区。在南部这些风平浪静的海区，几乎所有潜艇都很快被该护航运输队的强大护航兵力用雷达发现，而且连续遭到深水炸弹的追击。该护航运输队除了建制内的护航兵力外，还得到了“无处不在的”“奥法支援群”的加强。罗斯基尔：《海上战争》，第2卷，第372页。经过激战，一艘7487吨位的商船被击沉，但我方损失了U-175号潜艇(艇长布龙斯海军少校)。 在下一批驶往英国的护航运输队中也有一支护航运输队改道往南航行，于4月18日被我一艘潜艇发现。看来英国人已经知道我们在北部海区部署了“山雀”潜艇群。 我并没有调动该海区数量很少的潜艇去攻击这支向南航行的护航运输队，因为风和日丽的天气对潜艇十分不利。 “在这种海区作战，通常都是得不偿失”(潜艇部队司令1943年4月18日战争日志)。 当我们在南面又发现了这支护航运输队后，便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两支护航运输队都避开了“山雀”潜艇群，那么该潜艇群应该在何时和向何处转移呢？问题在于下一支HX234护航运输队是否也会改道在南面航行，或者也许它将继续在大西洋北部航行，因为在它之前的HX233护航运输队曾在南面遇到过潜艇。当我收到“无线电侦收部门”的情报后，问题便迎刃而解。原来HX234护航运输队是从拉斯角出发向北航行的，这样既可避开南面的潜艇，又可躲过西面的“山雀”潜艇群。 于是“山雀”潜艇群奉命高速向西北前进。4月21日该群发现了HX234护航运输队。同时该群中的一艘潜艇与另一支向西南航行的护航运输队相遇并开始对护航运输队发动攻击。 在这次战斗中，敌护航运输队中3艘商船(13428总吨位)被击沉。当天晚上由于大雾和风雪，潜艇又与这两支护航运输队失去了接触。 但初赴战场的U-306号潜艇在艇长冯·特罗塔海军上尉的率领下于4月23日又发现了HX护航运输队，虽然当时敌防御森严，海上能见度极差，但它仍然顽强地与敌保持接触，使其它潜艇能在当天接近该护航运输队。然而在这个能见度极差、大雾、雨雪交加的气象条件下，潜艇未能取得预期的较大战果，仅击沉2艘商船(17394总吨位)，击伤一艘商船(5313吨位)。U-189号潜艇(艇长库雷尔海军上尉)和U-191号潜艇(艇长菲恩海军上尉)却在这次战斗中被击沉。 1943年4月，我们在弗里敦附近海区取得了辉煌的战果。敌5艘单独航行的商船在港口前方海域被我潜艇击沉。此外，U-515号潜艇(艇长亨克海军上尉)在打击一支驶向弗里敦的护航运输队的作战中取得了罕见的战绩。艇长在报告中说道： “……4月30日，21点，位置在弗里敦以南90海里处。在方位145度、距离15海里处发现烟云。一支由14艘满载货物的商船(平均重量6000至7000总吨位)、3艘驱逐舰和5艘护航舰组成的护航运输队正向西北方向驶去。在黑暗和阴雨中停了下来，我用梅托克斯接收机测出敌雷达音量为4，波长为141厘米。鉴于该护航运输从前面和两侧的护航兵力甚强，我决定从后面突破。 “22点56分至23点01分，一片漆黑，空中偶尔出现耀眼的闪电……单发发射6枚鱼雷，定深5米，目标5艘货船和1艘油船。全部命中船腹……靠右舷的护航兵力发射照明弹和照明火箭。一艘驱逐舰在正前方，另一艘驱逐舰和护航舰在左舷。我艇下潜到170米处，深水炸弹在水中爆炸。沉船声很大。装填3枚电动鱼雷。 “5月1日，1点30分上浮。驶向击沉商船的地点。海面上由东向西飘浮着一片废物。许多救生艇和筏子灯火通明，一艘大型护航舰正在捞救幸存者。我欲对这艘舰发射鱼雷，但未能如愿。在搜索该海区时未遇到被击伤的舰只。继续搜索。 “5点13分，在一片黑暗中又与护航运输队恢复了接触。慢慢从后面突入护航运输队…… “5点40分，分别发射了3枚鱼雷，定深7米，目标3艘大型货船，全部命中目标，货船开始下沉…… “5点49分，敌发射照明弹和照明火箭，2艘驱逐舰从前面驶来。发出警报，紧急下潜。水深只有80米。听到深水炸弹的爆炸声和声纳的噪声，潜艇潜坐海底。整个沿岸地区的水层对潜艇很有利。我艇未被发现。右舷听到了沉船声。远处传来一片深水炸弹的爆炸声……” 以上是亨克海军上尉简要的叙述。我认为，要取得上述战果，需要具有多么丰富的知识和多么冷静的头脑，这一点即使外行也不难理解。亨克海军上尉经过考虑和判断，报告击沉了8艘商船，计50,000总吨位。根据今天掌握的资料，他实际上是击沉了8艘商船，计49,196总吨位。 从战争开始以来我多次叮嘱各艇长：“估计数字要准确、慎重，我们是一个诚实的公司！”与亨克当时的情况相比现在好多了，不必再提醒了。 4月底，克服了各战区中的潜艇空白区。5月1日有4个潜艇群准备好同时打击护航运输队。这4个潜艇群是在全面分析了最近几周的各种情况之后被派往敌护航运输队很可能要经过的北大西洋航线的。 从5月1日至3日，有3个潜艇群在纽芬兰以东海区发现了一支护航运输队，这是一艘潜艇用音响探测器发现的，但未获战果。原因是该护航运输队从西面绕过了潜艇搜索群，同时又通过巧妙的佯动——把一个掩护群派到东面并发射了照明弹——把我潜艇引开了。 正当潜艇部队指挥机关准备对被引开的潜艇巡逻幕重新部署时，一支从东面驶来的护航运输队恰好撞进潜艇巡逻幕中。于是一个极其有利于潜艇攻击的战术态势便形成了。第一天夜晚就有11艘潜艇接近了护航运输队，击沉5艘商船。护航运输队在遭到袭击之后不得不分散航行，因为第二天我们只看到几个由驱逐舰护航的小群商船在各自航行。现在我们才知道，当时有5艘驱逐舰从纽芬兰的圣·约翰斯港前来加强护航运输队的护航兵力，后来又有5艘军舰组成的“第一护航大队”和从冰岛起飞的“超远程”飞机赶来支援。因此，敌掩护兵力变得空前强大。尽管如此，5月5日那天仍有4艘商船被击沉。当晚仍有15艘潜艇继续与其保持接触；第二天晚上的战斗虽然将更加艰苦、激烈，但估计仍有取胜的希望。 潜艇部队司令的战争日志记述了后来战斗的经过： “夜幕降临前约2小时突然下雾，而且越来越浓。于是今晚大好战机便化为乌有。几乎所有的潜艇都与敌失去了接触。凌晨4点最后一次看到护航运输队。如果这场大雾迟6小时降临的话，肯定可以击沉很多商船。然而大雾夺走了良机；潜艇再无获胜的希望。在大雾弥漫的情况下15艘潜艇遭到深水炸弹攻击，其中6艘在雾中还受到驱逐舰火炮的突然袭击。没有办法对付敌雷达搜索。毫无疑问潜艇已陷入失利、无望的境地。” 作战行动停止了。敌人损失了12艘商船，共计55761总吨位。不幸的是我方也损失了7艘潜艇。如此重大的损失真让人受不了。虽然我们也击沉了12艘商船，但我认为，我们打了一个败仗。 这次作战之后，我得出了如下结论： “飞机和水面舰艇的雷达不仅最严重地直接影响单艘潜艇的作战，而且使敌人有了极其有效的方法发现和规避潜艇预设阵位。这就是说，这个办法使潜艇失去了它最重要的特点，即隐蔽性。” 今天我们才知道，护航运输队的掩护兵力都装备了波长10厘米的最新式雷达。我们的接收仪无法接收这样短的电波，因而潜艇也就不能预先防备敌人的搜索和发现。在潜艇没有装备能接收敌短波雷达的新型接收仪之前，今后在不利的气象条件下，就再也不能与护航运输队作战了。 在5月9日至13日与HX237和SC129护航运输队的战斗中，我们取得了同样的经验。 例如，那次与SC129护航运输队作战时，能见度很好，“……与敌保持接触的潜艇中，在天尚亮时就有11艘被敌护航舰只发现并遭到追击。这么多潜艇被发现，这是一个相当高的百分比。从这里可以看出，敌人显然是采用令人惊讶的准确而可靠的方法发现了护航运输队附近的我方所有潜艇的……这样准确地发现潜艇的现象过去还从来没有发生过，毋庸置疑，敌人一定研制了新式而有效的探测仪……”潜艇部队司令1943年5月14日战争日志。 在与上述两支护航运输队的战斗中，潜艇仅击沉5艘商船，共计29016总吨位，但却损失了3艘潜艇。虽然“咬人者”号航空母舰的飞机大大地增加了潜艇对HX237和第二天对SC129护航运输队攻击的困难，但结果再次表明，仅海上护航兵力就足以完成及早发现潜艇和阻止潜艇实施攻击这一任务。 在对后来的SC130和HX239两支护航运输队的作战中，敌人在反潜防御方面的绝对优势更明显了。护航运输队本身的护航兵力与经过专门反潜训练的“支援群”配合默契。此外，空中还有持续不断的掩护兵力，这些兵力是由舰载机和超远程岸基飞机组成的，它们都装有新型雷达和新式重型深水炸弹，而且还配备了经过改进的投掷装置。所有这些都使潜艇无法继续与护航运输队作战。在这次战斗中，SC130和HX239护航运输队无一损失。对于我们在与上述两支护航运输队作战时所蒙受的损失，以及在其它海区特别是在比斯开湾、冰岛附近和北大西洋海区在1943年5月对潜艇战至关重要的日子里所蒙受的损失，我逐渐深信无疑。每次战斗之后，损失数都在迅速上升。到5月22日为止，我们已丧失了31艘潜艇；这么高的损失数真使人感到突然，因为在战争的第四年，虽然敌反潜兵力大有增强，但潜艇损失数会上升得如此之快，是人们无法预料的。 出航潜艇每月的损失百分比如下： 1939年 17.5% 1940年 13.4% 1941年 11.4% 1942年(1月-6月) 3.9% 1942年(7月-12月) 8.9% 1943年(1月-3月) 9.2% 从以上这些数字可以看出，战争开始的头几个月损失数最高，这是因为潜艇技术上存在缺陷见本书第72页(第7章)。和艇员缺乏作战经验所致。1942年上半年在美国海区作战时损失最小，当时敌防御力量较薄弱。 如果不计潜艇损失数最低和最高的那两个时期，那末在1942年底以前，出航潜艇每月的平均损失数为1l.2%，1942年下半年潜艇的损失数相对地低于平均数。 从1943年初开始，潜艇对护航运输队的攻击越来越频繁。这一点从护航运输队船只被击沉的数量在被击沉船只的总数量中所占的比例就可以看出。1942年下半年被击沉的护航运输队的商船数量平均占被击沉船只总数量的39%；但1943年3月却占75%。由多艘潜艇协同攻击护航运输队的作战无论如何要比单艘潜艇在遥远海区的作战困难得多，也危险得多。虽然潜艇越来越多地转向对护航运输队的作战，但潜艇的损失率却增加较少，只从8.9%提高到9.2%。 不管怎样，这些损失并不是一种警告人们潜艇损失竟会象现在这样突然上升的信号。 在潜艇战中，我们遭受的挫折和危险已经不少了，这种情况在任何战斗中都是难免的。但我们多次克服了这种局面，因为潜艇部队基本上保持了战斗力。然而现在的形势发生了变化。雷达、尤其是机载雷达几乎使潜艇完全丧失了水面的战斗能力。在空中侦察力量变得无比强大的北大西洋主战区，潜艇的狼群战术将无法继续使用。只有潜艇的作战能力有极大的改进，潜艇战才有可能恢复。 这就是我的结论。于是我命令潜艇撤离北大西洋。5月24日我要求潜艇小心谨慎地撤到亚速尔群岛西南海区。 在大西洋战役中我们战败了。英国人对他们的胜利写道： “这场战役决不会再达到如1943年春那样令人不安的力量均衡状态。确切地说，这里所提到的胜利就是这场战争中一个关键性的转折点。这场连续45个月的战役要比我们的后人所能想象的厉害得多，激烈得多”。罗斯基尔：《海上战争》，第2卷，第377页。这场战役之后，尤其是在出现新型雷达之后，两大海军强国的庞大海空防御力量终于挫败了潜艇战。 在这期间我们认识到，美国在反潜方面除研制的雷达外，其它的研制成果也发挥了重要作用，如舰载短波测向仪，以及1942年以来对德无线电密码的破译等。有关这方面的详细情况，我在附件9作了说明。 卡尔·邓尼茨 十年与二十天 王雅芬、季星明、王文昌 超星数字图书馆 PowerCJ 投笔从戎 第十九章 1943年至1945年我任海军总司令时的任务 1. 海军装备问题 在我担任海军总司令后，海军的作战任务基本上没有变化。 英国人民的生存依赖于盎格鲁撒克逊人之间的海上交通线，保持这条交通线的畅通无阻是盎格鲁撒克逊人实施全面战争的先决条件。 两大海军强国实力强大。存在的问题是如何把人员和物资从海上运到需要的地方。这也是它们实施整个战争计划的关键。 运用海上和空中作战的一切手段来阻止同盟国的海上运输，仍然是我们实施海战的最重要目标。这就是说，吨位战仍是德国海上作战的主要任务；潜艇仍是最重要的作战兵器。因此，想方设法地加强潜艇战也就是最使我忧虑的问题。 这一时期，敌人也同样看到了战争中的这个问题。在1943年1月召开的卡萨布兰卡会议上曾作出决定，同盟国的首要任务是击败对方潜艇部队，盎格鲁撒克逊人的轰炸机部队最重要的攻击目标是潜艇基地和船厂。 1943年2月的英国新闻报道体现了卡萨布兰卡会议的这个决定：潜艇被称作头号敌人，并要求集中一切力量，赢得大西洋战役的彻底胜利。 除了以主要精力用于反潜作战外，敌人还将大力建造商船。 1943年2月我们认为，盎格鲁撒克逊人从1942年以来已经建造的舰只要比我们所能击沉的多，估计在1942年12月和1943年1月这2个月中，同盟国的商船吨位增加了约50万总吨位。海战指挥部1943年2月20日对形势的分析，侦察处1943年第Ib560号机密文件。 今天我们才知道，当时的估计并不准确。实际上，由于我们的海上作战，同盟国的吨位在不断减少，到1943年7月止，新建的舰只数量才刚刚超过被击沉的数量。罗斯基尔海军上校在《海上战争》一书中就这一问题写道：罗斯基尔：《海上战争》，第2卷，第379页。 “假如我们不能在建造新商船方面取胜，那末护航驱逐舰、飞机和商船船员的伤亡便成了无谓的牺牲。只要敌人击沉的船只数量比我们所能建造的多，那末最终的胜利就值得怀疑。德国人对这一点十分清楚。” 我们当时估计盎格鲁撒克逊人新造的船只数量已超过了我们所能击沉的数量，因此从1943年2月起一直认为，要在吨位战中战胜两大海军强国几乎是一种奢望，认为在3年半的战争之后，现在很可能已经太晚了。德国国家领导已贻误了战机，没有在战争爆发时就把一切力量投入到大西洋之战中去，也没有及时地准备好作战兵器——足够数量的潜艇。然而现在虽然已无法切断敌海上交通线，但吨位战还得继续进行。因为它是我们手中对付两大海军强国的唯一的进攻性武器，利用这个武器我们仍能象以前那样给敌人造成严重的损失。 就整个战争局势而言，我们在1943年2月显然处于防御阶段，东线主要是对付俄国这个大国的压力，在北非的突尼斯海岸阵地上对付盎格鲁撒克逊人对地中海海区的进攻。上述防御作战还必须得到海上吨位战的支援，因为不但我方运往北非的军事补给，而且同盟国提供给俄国的大量物资，都依赖于海上运输。 然而尽管敌人在大西洋作战中的防御力量已发展得相当强大，以至我们无法再使他们的吨位遭受重大的损失，但我们还是应当继续努力，为破坏同盟国的海上交通线而不停地战斗，以保持对敌人的威胁和牵制作用。 在海战指挥部召开的一次形势讨论会上，人们谈到吨位战对敌人整个军事局势所起的作用时说：海军总司令部海战指挥部1943年6月8日第C1629号文件。 “吨位战更大的作用在于，它使敌人为积极防御潜艇而投入大量的海、空军部队，耗费巨大的人力、物力和资源。没有吨位战的威胁，敌人肯定会腾出难以估量的军事力量投入其它地方作战。 “除了这些对陆上、尤其是对空中局势所起的作用外，吨位战对海战形势所产生的后果是，敌人将不会把大量轻型海上兵力用来对付我方的海上交通线，由于掩护兵力不足，德国在濒陆海区现在就难以与敌占优势的海上轻型兵力相抗衡，而要依赖海上运输才能得到补给的挪威即使没有敌人入侵也会因补给中断而无法生存下去。 “因此，对德国实施战争来说，关键是要继续发挥吨位战的作用。 “……即使潜艇战无法完全克服目前的困难因而不能再取得以往那样的战果，潜艇部队也必须全力以赴，因为潜艇战将使敌人消耗几倍于我们的军事实力或牵制住敌人数倍于我们的力量……” 除上述进攻性任务外，海军还担负着防御性任务。这些防御性任务包括对我抗登陆地区的海岸地带进行警戒和用火炮进行防卫，掩护“濒陆海区”的出海航道和海上交通线。 在挪威我们要保卫一条长达2200公里的海岸线，它从北角以东的芬兰边界一直延伸到瑞典的斯卡格拉克海峡。海岸线继续向丹麦、荷兰、比利时、北非及西非延伸。波罗的海沿岸、法国南部的地中海、达尔马提亚和希腊及德国占领的黑海沿岸地带都面临同样的防御任务。海军主要负责保卫沿岸的所有港口。各港口之间的沿岸地带的防御则由陆军实施。海军通过设置在各防御要点的远程火炮予以支援，但整个沿岸地带的防御准备和指挥则由陆军统一实施。 由我掩护兵力来控制濒陆海区，具有特别重要的作用。如沿岸没有这种保护，我们的潜艇和快艇则无法进出各港口。 我方能否实施攻势作战，依然取决于能否防止敌人在我濒陆海区航道上布雷和利用飞机和潜艇发动袭击。 出航时，德国潜艇从基地到自由海区的深水区，一路上都有扫雷舰、巡逻艇和破雷舰护航。返航时，潜艇从预定的会合点起，经濒陆海区浅水区尤其是危险区，一直到它们的港口，同样由这些舰艇护航。如1942年在大西洋沿岸为潜艇担任护航的舰艇就有1024艘这些数据及下面的一些数据均引自海战指挥部一处1943年3月1日第642号绝密文件。。其它的海上兵力以及突破封锁为我们运送重要原料的造价昂贵的舰只在通过濒陆海区时也同样由掩护兵力护航。 我轻型海上兵力在掩护从德国到被占领国家的濒陆海区内的海上交通线方面任务更为繁重。这些交通线用于为德国国防军输送补给品和发展德国与这些被占领国家的经济往来。例如，占领挪威的作战行动，完全靠海上航线来为德国国防军作战部队运送补给品。从基尔克内斯和纳尔维克向德国运送矿砂及从佩特萨莫输送镍、铜、铝等稀有金属，都是经过挪威的濒陆海区。从挪威进口鱼类的情况也是如此，1943年德国从挪威进口鱼类预计为50万吨。 1942年单为挪威的驻军部队就从海上运送了231197名士兵、7192匹马、8974辆运输车辆和907822吨物资。这些数字表明了我掩护部队的掩护任务多么艰巨。 同样，向芬兰及波罗的海沿岸国家运送补给品，从瑞典运回重要的军用物资——铁矿石以及在德国和丹麦濒陆海区的频繁的经济往来，这些活动都需要掩护兵力。 在北海，近岸海区的航运主要是从斯堪的纳维亚半岛把铁矿运到德国西北各港口和荷兰诸港口，再从水路继续把它们运到莱茵-威斯特法伦工业区。工业区的煤和焦炭再经同一交通线运回北欧。 当时斯堪的纳维亚国家的经济完全依赖于德国的煤。 我在地中海的海军部队也担负同样的掩护任务。只要战斗持续进行，就必须向突尼斯和克里特运送补给品，必须保护在德国势力范围之内的南非原文如此，应为“南欧”和希腊的沿岸交通线的安全。在黑海的德国海上部队还担负着掩护陆军的补给线的任务。 能否顺利完成这些任务，取决于海军现有作战兵器的数量和质量，而数量和质量又取决于制造这些作战兵器的工业能力。 1943年初，对德国国防军来说，没有统一的装备计划。海军和空军可以自行决定它们的装备，只有陆军的装备由军械部长施佩尔决定。 当时属海军使用的造船厂和工厂是完全固定的。工业生产能力(包括分配给三个军种的专业工人)受到严格的限制。用于生产各种装备的最重要的原料——钢，由军械部组成的一个委员会按“中央计划”进行分配。该委员会由施佩尔部长领导，隶属于负责空军装备的米尔希元帅。 在我担任海军总司令时，海军与中央计划是没有直接关系的，尽管它与空军一样都是单独生产自己的装备。海军所要求的钢铁数量在中央计划中从来只落实在书面上，而且只能少量地得到满足，在这种情况下海军装备只得忍受极大的不幸。另外，一些为海军服务的工厂由于没有转移和扩建能力，在因飞机袭击而遭受损失时，也必然会减少潜艇、护航舰只和各种武器的产量，或者至少会减慢生产速度。 不仅军械部长领导的陆军装备部门，而且空军的装备部门，在工业生产能力的分配上都只为自己的利益而争斗。由于军械部长和空军总司令的影响更大，因此海军在装备方面的要求经常得不到充分的满足。 当我于1943年1月30日就任海军总司令时，有人向我报告，仅仅为了满足2月份最紧迫的装备需求，海军除应得到的那份钢材外，至少还需要从军械部长那里获得4万吨钢材。然而如果没有希特勒的决定，施佩尔是无法为了海军的利益而改变原定的2月份钢材分配计划的。因此我请求希特勒2月份再分配给海军4万吨钢材。希特勒批准了这一请求。这样一来，这个月的钢材分配量就够了，但是其余各月仍成问题。当然从长远来看，这个问题总不能靠我每个月向希特勒呈交报告来解决。因此，我派人对海军所需钢材数量作一次准确的调查，并写在一份备忘录上。海战指挥部一处1943年3月1日第642号绝密文件。 调查结果是，战争开始时海军每月可得到16万吨钢材，1941年每个月平均得到17.7万吨，但到1942年虽然钢产量上升，但海军的分配额却下降到11.9万吨。这样一来海军1942年就不能按装备计划平均每月建造22.5艘潜艇，而只能建造19.8艘。一些绝对需要的轻型战斗舰艇的建造，如鱼雷艇、快艇、探雷艇、扫雷艇、巡逻艇、破雷舰、平底渡船这种吃水浅的船只也适合在浅水区执行运输和掩护任务。等也都因为缺乏钢材而受到更大的损失，它们被削减了46%。 仅仅为完成现有的1943年建造计划，每月分配给海军的钢材量就应从6万吨提高到18.1万吨，尚且不谈我打算提高海军装备一事，此事我以后还要谈到。即使海军能实实在在地得到这些分配额，也只不过占德国总钢产量的6.4%。 由于我抓住“钢材问题”进行了详细阐述，终于使希特勒作出了一项新的决定。他在1943年3月6日规定，以后每月可增拨4.5万吨钢材给海军生产装备。这样，钢材的分配量至少可保证暂时满足最为紧迫的需求。 另外一个影响新建舰艇数量和作战舰只维修时间的问题，是分配给海军的技术工人数量太少。由于缺少工人，潜艇在船厂停留时间不得不一再延长。这就直接影响到出海潜艇的数量及击沉敌舰的战果。1941年和1942年初，一艘作战潜艇的出航时间与在船厂时间之比为60:40，到1942年底却下降为40:60。1942年我作为潜艇部队司令为缩短维修时间绞尽脑汁，想了不少办法，但都无济于事，因为就连海军总司令部也无力解决工人问题。 海军在装备生产方面缺少工人的主要原因是，船厂工人都被抽调到陆军去了。我觉得这个办法甚为荒唐。只要厂里尚有储备人员，一些训练有素的海军专业工人就调到陆军去当新手，而用一些外行的需要经过长时间艰苦训练的工人来代替他们。 1943年2月8日，我把这个情况及其后果向希特勒作了汇报，并请求把潜艇建造、武器生产和战舰建造所需要的为潜艇部队服务的工人统统“全面和彻底”地从陆军的纠缠中解脱出来。我又向他呈交了一份早已准备好的关于防止抽调工人的决定。他在与施佩尔部长和凯特尔元帅再次交换意见后，于2月9日签署了这份决定。 由于有了增加钢材分配数额和防止抽调工人的决定，落实1943年的海军舰艇建造和武器生产计划便有了重要的先决条件。但是，随着敌人进攻和防御兵力的不断增长，显而易见，这个计划所确定的舰艇建造数量在将来必定是远远不够的。不但进攻性兵器(潜艇和快艇)，而且防御性掩护兵力也面临数量不足的问题。为了保持同以前一样的作战效率，首先必须加强我们的进攻兵器，因为与过去相比，单艘潜艇的击沉敌舰船的效果降低了，要取得以前那样的战果，海上就需要有更多的潜艇。因此必须相应地建造比以前更多的潜艇，而且建造速度要更快。 快艇的情况也一样。我们占领了极其有利于快艇发动进攻的法国北部的英吉利海峡沿岸。在对面的英国沿岸有定期的护航运输队航行，这些护航运输队把从大西洋驶往大不列颠的商船分散送往各港口，此外沿岸还有英国国内的船舶往来航行。我们的目标是尽可能多地利用快艇对其实施经常性的攻击。然而我们一直只有少量快艇担负这个任务，因为新建的快艇数量很少，无法弥补损失量。因此，根本问题在于提高潜艇和快艇的建造速度。 在计划加强海军进攻兵器的同时，海战指挥部还对目前的海军装备计划是否足以保证弥补掩护兵力的损失问题进行了调查。如果说当时每月新建的舰艇数量尚可以弥补所遭受的损失的话，那么将来当敌人对我沿岸交通线的袭击不断增加时，是否也能维持上述状况呢？为了在以后条件越来越严重的情况下完成掩护任务，现有的和计划中的掩护兵力的数量是否完全够用呢？ 调查结果是，在各类舰艇中，目前大都是损失数超过了新建舰艇的增长数。用新舰艇来弥补损失，仅靠目前舰艇建造计划是不够的。因此我命令制订一个较大规模的海军舰艇建造计划。 该计划预定从1943年下半年开始每月建造30艘潜艇，而不是目前的22.5艘。快艇的建造从每年24艘上升到72艘。该计划还包括每年建造18艘鱼雷艇、74艘探雷艇、72艘扫雷艇、300艘巡逻艇和护卫艇、38艘破雷舰和900艘平底渡船。 该计划在军事上提出的要求与技术和工业能力是一致的。但实现这一计划的首要条件是，海军每月还要增加3万吨钢材，并需调进5.5万名技术工人及分配相应的生产设施。即使这样，分配给海军的钢材也仅占德国总钢产量的8.3%。1943年4月11日，我把这个新计划呈交希特勒，希特勒完全清楚该计划在军事上的必要性，但他却对我说，他认为要从工业部门抽调出这么多的工人是不可能的，把这个庞大的装备计划转交工业部门去实施可能要好些。他认为向军械部长提出的增加钢材分配数额的要求也应同其它战争经济要求协调起来，并认为我应该设法与施佩尔共同找出一种实施我的计划的办法，而没有必要象我所要求的那样把技术工人从他们目前的工厂抽调出来。关于德国的钢产量是否还可增加一些的问题，他答应找施佩尔、勒希林和杜易斯贝格商谈一下。 希特勒的决定促使我立即着手研究下述现象是否正确：象海军这样一个军种战时其作战舰艇和武器的生产要在自己的装备部门自行解决，但绝大部分的工业力量却又集中在军械部长手里。战时的条件与和平时期相比完全不同。在我与军械部长联系之前，我必须对此得出明确的结论。 军械部长手中控制了德国整个工业能力的83.3%。海军和空军总共只有剩余的16.7%。当某些工厂遭受损失无法生产时，军械部长可以把生产任务转到其它工厂，而海军正如已经提到的，只有有限的几个固定的工厂和船厂，在遭到意外损失时生产只能处于瘫痪状态。此外，在修复遭到轰炸的工厂企业时，军械部长首先关心的是自己负责的工厂及其生产情况，结果必然导致军械部长和海军之间发生利害冲突。 经过认真的研究之后，我确信这种现象是不对的，不利于发展海军装备和完成海军任务。在战争中军种是负责打仗的。它应当向军械部长提出自己在军事装备方面的要求，只要国家领导予以批准，军械部长就有责任满足这些要求。而军械部长承担起这个责任后，就应该为海军装备分配所需的人力和物资，并在生产设施遭到破坏时运用他所拥有的较大的机动能力，关心加速海军恢复生产的问题。 我问施佩尔，是否愿意承担起大力发展海军装备的责任。他研究了我的要求后表示同意只要希特勒能够批准停止部分民用工业的生产就行。为了完成较大规模地发展海军的计划，这样做是必要的，因为不能因海军装备计划的扩大而限制空军和陆军的装备。 希特勒批准了上述请求。于是我与施佩尔签订了一个海军装备协定，规定施佩尔负责生产海军所需的作战舰艇。为了使计划建造的各型作战舰艇的设计详图一开始就与我们的军事工业能力相适应，我们专门成立了一个“舰艇建造委员会”，由海军总司令部的军官、建筑工人、工业界及军械部的代表组成，由海军总司令任命的一位将军领导。舰艇建造委员会按照军事上的要求确定要建造的作战舰艇型号，进行设计。如果委员会内海军的成员和军械部的成员之间为某些问题争执不下，则由海军总司令最后决定。这样就可以保证由海军来决定建造什么舰艇。 托普海军少将领导下的舰艇建造委员会对于后来造舰计划的实施发挥了极其有效的作用。实践证明，以后准备担负造舰任务(包括制造武器和主机)的工业界代表也参加这些舰艇的设计过程是完全正确和值得的。为了在技术上实现军事方面的要求，来自工业界的工程师们会经常采用各种海军技术人员所想不到的更新、更切实际的办法。这样，在以后的生产过程中，我们就不必要一再推迟并反复修改计划了。 我认为成立这样一个由军事、军事技术和工业部门的代表共同组成的装备技术机构不仅在战时很有必要，而且在平时也同样需要。 1943年3月31日，希特勒批准了海军装备协定。从此，施佩尔负责每月建造40艘潜艇以及该协定中规定数量的快艇和护卫艇。 在1943年7月22日签订的一个联合决定中，我与施佩尔就贯彻“1943年海军舰艇建造计划”一事在组织上达成了具体的协议。见附件7，本书第480页。从此，总司令部“潜艇”司的任务也就结束了。在由海军自己解决装备问题的时期，由朗格海军少将和克拉岑贝格海军少将领导的潜艇司曾为加速潜艇建造作出了最大的努力。 为了说明究竟最终应当建造哪种型号的潜艇问题，我还要谈谈在第十五章中已经提到的一种水下高速潜艇的优点。由于存在被敌人发现的危险，这种潜艇需要尽量不浮出水面。读者知道，从1937年以来我们就渴望得到一种由过氧化氢作动力的瓦尔特式潜艇。潜艇司令部多次要求尽快使这种型号投入前线使用。 为了搞清楚前线何时才能得到瓦尔特式潜艇，1942年11月在我的巴黎指挥所里举行了一次形势讨论会。参加者有瓦尔特教授、海军总司令部设计局的有关专业人员、功勋潜艇设计师许勒尔局长、副局长布勒金以及海军建筑工程主任厄尔夫肯及海军高级建筑顾问瓦思。 遗憾的是，讨论结果人们一致认为，将瓦尔特式潜艇交付前线使用的条件尚未成熟。在战争最初几年，当所有的建造能力都集中于研制前线所需要的各种试验型潜艇的时候，瓦尔特式潜艇的研制工作进展并不大。因此，1942年11月我们就很难保证瓦尔特式潜艇可以立即投入批量生产，而这又是能否尽快给前线提供大量该型潜艇的首要条件。由于担心敌人即将大力研制反潜武器来对付“水面的潜艇”，因此这次讨论的结果对潜艇部队指挥机关来说是大失所望的。 于是，许勒尔和布勒金在这次巴黎会议上提议，充分利用现有潜艇中已经经过试验的瓦尔特式潜艇的水下流线型，并把蓄电池的容量扩大一倍，以建造一种水下高速潜艇。他们认为，这种潜艇即使水下速度可能尚达不到瓦尔特式潜艇的速度，但较之迄今为止的所有潜艇来说，速度也将有明显的提高。从相对于敌护航运输队的平均航速来看，这种航速对于潜艇的水下战术使用也足够了。瓦尔特教授还建议，给潜艇安装一种通气装置，利用这种装置潜艇可以在水下航行时吸进柴油机所需要的空气，同时把废气排出水面。有了这种装置，潜艇就不再需要浮出水面去充电。利用这种办法将使现有潜艇拥有较快的水下航速，成为至少能够达到战术要求的“完全的潜艇”。由于大家对动力原理都很熟悉，而且对这些原理又进行过试验，因此这种潜艇要比瓦尔特式潜艇能更快地投入作战使用。 我非常同意这些建议，并让他们赶快动手设计。瓦尔特教授建议的通气管装置应立即在本土进行实际试验，这种装置后来经过改进，投入作战使用时取名为“通气管”。 我担任海军总司令后，于1943年6月审查了一种水下高速潜艇的设计图纸。这种1600吨的大型潜艇需要安装双倍蓄电池。这种潜艇水下航速为18节时，续航时间为1.5小时，并能以12至14节的航速持续航行10小时。由于现有的潜艇实际上只能以5-6节的最大水下航速航行，上述水下航速显然是明显的提高了。上述航速对潜艇从水下攻击运输队的战术行动来说是足够的，因为敌人在短时间内尚不可能把它们护航运输队的速度提高到10节以上。上述航速也足以使潜艇从水下摆脱敌人的跟踪。这种潜艇以5节的慢速可航行60小时。同时这种新型潜艇下潜深度也较大，还装备有经过改进的水下音响探测仪。另外，在这一期间，“通气管”的设计、试验都已经完成，可随时交付使用，因此这种潜艇可以在水下充电。 我决定选择这种潜艇作为“完全的潜艇”，因为这种潜艇较之瓦尔特式潜艇能更快地交付前线使用，而又可不必放弃瓦尔特式潜艇的研制工作，因为仅仅瓦尔特式潜艇的25节水下航速就足以使潜艇战发生彻底的革命性变化。 我决定继续完成3艘正在进行的瓦尔特式潜艇建造工作，原来决定的1943年开始建造26艘新型瓦尔特式潜艇的计划仍然不变。 这种“完全的”1600吨的潜艇被命名为XXI型；由于它拥有强有力的电子装备，故也称为电子潜艇。除这种潜艇外，我们又设计了一种较小型的结构形式相同的300吨的潜艇，取名为XXIII型。这种潜艇的水下最高航速达12节，专用于北海紧靠英国沿岸的浅水区和地中海的浅水区作战。 海军总司令部属下由富克斯海军将军领导的设计局奉命就这两种新型潜艇将在何时大量投入使用、需要耗费多少技术力量、物资和人力等问题作出计划。 设计局计划先建造2艘XXI型试验艇，1年半完工，经过试验后再投入批量生产。他们认为，新型潜艇如不经过试验就投入批量生产，一旦出事他们将负不起责任。根据该计划，首批2艘潜艇要到1944年底才能建成，这样，1945年之前就无法大规模地建造了，XXI型潜艇最快也要到1946年底才能赴前线作战。同时，该计划还规定，根据希特勒的命令，必须把潜艇建造摆在所有装备计划的首位，并确实保障所需的物资和专业工人。但当时对空袭可能造成的损失没有加以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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