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可骇者,王鸿绪、陈元龙鼎甲出身,亦俨然士林之翘楚者,竟不顾清议,为人作垄断,不以为耻,且依媚大臣,无所不至;即以人之不屑为者,亦甘心为之而不为辱。苟图富贵,伤败名教,岂不玷朝班而羞当世士哉! 总之,高士奇、王鸿绪、陈元龙等,豺狼其性,蛇蝎其心,鬼域其形,畏势者既观望而不敢言,趋奉者更拥戴而不肯言。区若不言,有负圣思,臣罪滋大,故不避嫌怨,仰祈皇上立赐罢谴,明正典刑。 这个折子一上,皇帝颇为动容,但他实在少不得高士奇,所以踌躇再三,才传旨召见高士奇与王鸿绪。 “有人参了你一本,说你种种招权纳贿,你自己说吧!” 听语气缓和,高士奇的胆使大了;要赖是赖不掉的,便这样答道:“外省督抚,以臣蒙皇上天恩,召侍左右,所以平日多有馈赠,此是敬皇上的一片心,臣亦只感戴天恩。圣明在上,威福皆不旁落,凡有黜陟进退,臣何能参预一字?在那些人,诚为无益;在巨则寸丝粒粟,皆自天恩中来。” “你是强词夺理!”皇帝说道,“你们要弄些钱,为子孙之计,我都可以容忍,只是不能伤天害理,做害老百姓的事。你们的操守、才具,我都了解。这一次我不计较,以后看你们自己吧!” 这是皇帝驾驭汉人的手段。三藩乱平,正需休养生息;皇帝为了民生,日夜孜孜,只要有人能实心办事,情愿在支治上容忍——当然不是不讲求吏治,但重在鼓励,不重在惩罚,这是为了求得京师到地方政局的安定,不得不委曲求全。 当然,郭琇的忠诚正直,他是极其欣赏的;这道奏折虽不曾发生怎样的作用,而郭琇本人却已简在帝心,特遣侍卫赏赐绸缎笔墨等物;同时传谕,郭琇忠贞谅直,益期勤慎,无负厚望。 等了几天没有消息的郭琇,正感沮丧之际,得到这样的温谕,顿觉精神一振。他知道皇帝并不护短,亦有清明的是非之心;而目前不能纳谏,置高士奇、王鸿绪等人于法,定有不得已的苦衷。无论如何,建言无罪,在皇帝的这番恩赐中,已显示得明明白白。自己只求心安,遇到应抨击的人,无须顾忌。 因为皇帝是这样处处以民生为重,所以只要真能为地方除弊兴利的官员,虽有过失,无不曲有。特别是在河工方面,当河道总督靳辅,五年工成,而复有萧家渡决口时,廷议不外两派主张,一派要革靳辅的职,另行派人接替;一派是责令靳辅赔修。而皇帝对此两派主张,都不采纳——这是经过深思熟虑以后所作的决定。 第一,靳辅革了职,却也卸了责;后任以为一切都是前任的过失,出了毛病可以不负责任;因而该防的不防,该堵的不堵。推翻靳辅的成法,另起炉灶,说不定要前功尽弃。 其次,靳辅的廉洁,皇帝是知道的,要他赔修,他不敢不遵,悉索敝赋,借贷告帮,绝不会筹足应需的经费,于是因陋就简,反而坏事。 为了这两重顾虑,皇帝只下旨:靳辅革职留任,戴罪效力,勒限修复;应需经费,仍由国库拨给。这样体恤臣下,靳辅当然要加倍出力,终于堵塞了萧家渡决口,使黄河直下故道,完成了他的“筑堤束水,以水攻沙”的计划。 然而下海口之处,不作根本之图,则黄患始终存在,靳辅与陈潢亲自视察以后计议,陈潢主用古代的“沟恤法”,在高邮、宝应等七州县,筑高过海潮,堤外为水淹没的土地,干涸成田,放领给百姓耕种,一方面使贫民得有屯垦就业,以谋衣食的机会;一方面可从屯田上收取租息,作为治河的经费。 照陈潢的计划,共需四百九十万两银子,但只需先拨一半,另外一半即以涸出的田亩,放领得价来拨补。 靳辅的奏折一上,交下廷议,都以为应准许他的建议。但皇帝仍是以百姓的生计为优先考虑,下了这样一道上谕: 靳辅奏请治下河之法,在筑堤束水以注海,其工费将涸出田亩取价偿还等语,九卿会议进行。朕思田亩洞出,便当与民垦种纳粮,若取佃价偿还,恐致累民。九卿等特不敢自为主张,故议准行耳。当详议具奏。 因为皇帝有此德意,便有人起了私心——江苏的绅权最重,在籍的大员,成为劣绅者,颇不乏人;京朝大员在家乡的子弟,亦常多横行不法,下河两岸有涸出的田亩,常为此辈所侵占,如照靳辅的奏议,领回缴价,自然不愿,难得皇帝有此意思,乐得把靳辅的计划反对掉。 正好安徽按察使,奉旨襄理河工的于成龙,也是反对靳辅的。他的反对,不含私意,而是出于见解的不同,靳辅认为近海口等地,形如釜底、开了海口,海水必将倒灌;于成龙认为海口应该开辟深广,以泄洪流,所以反对靳辅的,便力赞于成龙,拿他作为对抗靳辅的挡箭牌。 这两个人都为皇帝所信任,却各执一说,无从调和,因而限期命靳辅与于成龙进京,作御前辩论,看看到底哪个的道理对? 靳、于到京,先由大学士传旨询问,九卿会议,亦分成两派,大致没有切身利害关系的,赞成靳辅,否则就站在于成龙那面。 皇帝对这件事毫无成见,既然相持不下,唯有听诸公断,所以特召大学士王照,当面指示:“自宋朝以来,黄河下游,不闻有什么灾害,自明末隆庆年间,河道淤塞,方始有漫溢的情事,康熙七年桃源县堤防演决,宝应、高邮等七州县才成巨灾。此事古来无征,到底是筑堤,还是溶口,我看靳辅和于成龙说得都有道理,我的宗旨是,总要以百姓无害有益才好。你可以问问这七州县的现任京官,他们是本地人,所见必确。不过,绝不能因为自己有产业在那里,徇私说假话;假话也只能骗一时,日久真相必出,我自然知道。你叫他们务必直言无隐。” 王熙领旨,分别知会有关的京官;于是由翰林院侍读乔莱,召集同乡,商议的结果,决定支持于成龙。 乡绅的意见如此,百姓又如何呢?前者有产业,后者是无恒产的平民,所以皇帝对乔莱他们的意见,亦未必全信,特派工部尚书萨穆哈、内阁学士穆称额,驰驱到江苏。会同江苏巡抚汤斌及其他地方官,实地调查民意,限期二十天内回奏。 另一方面,皇帝又特地临御乾清门,召靳辅及于成龙,开御前辩论。两个人都带乡黄河下游的详图,彼此责难,靳辅认为海口一浚深,由于高邮等处,地势低洼,一定会造成海水倒灌的现象;于成龙则说筑堤一丈五尺,束水一丈,堤防比人家的屋檐还高,万一溃决,后果不堪设想。 皇帝只是静静听他们辩驳,等告一段落时,他问:“淮安扬州这些地方,地势本来很低,就算尽力疏导,能不能把有积水的地方都涸出来,成为可耕之田?” “不能!”靳辅回答。 “不能!”于成龙也这样回答。 “既然不能,无非减杀水势,便与百姓有益了!”皇帝又说:“疏导下河,原非必不可省的工程,我的意思,总要于百姓有益。于成龙的办法,费用较省,能够减得几分水势,我的本意就算达到了。但不知要多少经费?” “经费难以预估。但浚深故道,不是另开新河,费用亦不会过巨。” “那好,等萨穆哈回来,看他怎么说?如果百姓都赞成港深海口,那就照于成龙所议兴工。” 萨穆哈是康熙二十五年二月初回京的,他的奏报,大出皇帝意外,说当地老百姓,都说排溶海口,毫无用处。 “为什么呢?” “因为地势低于海面,溶得再深,水也出不去。” 这话也不错,俗语道得好:“人往高处爬,水往低处流”,本来就在低处,更往哪里去流?皇帝便召大学士明珠、王熙,询问于成龙的意见如何? “于成龙说:要开浚海口,得先修治串场河,费用约需一百余万。臣等公议,果有益处,如费至千万,亦所不惜。如今以一百余万银子,费在未必可以成功的工程上,是为失策。倒不如留着这些钱,将来办赈济的好。” 听了明珠的回奏,皇帝又觉诧异,因为于成龙的话也不同了,以前说不须多少钱,现在又说要一百多万。 这其中自然有内幕,只是皇帝再也想不到,萨穆哈是受人指使,说的不是实话。 萨穆哈跟明珠一样,在撤藩一事上,立过大功;当吴三桂试探朝廷,故意奏请撤藩,皇帝将计就计,准如所请,派萨穆哈以户部员外的身分,到贵州办理撤藩所需的舟车粮袜。 一到贵阳,吴三桂已经决意谋反。贵州提督李本深与吴三桂是一党,代他致书贵州巡抚曹申吉,相约一同起事;不想这封密函,为云贵总督甘文焜所截住,打开来一看,密谋尽露,甘文焜便告诉萨穆哈,叫他回京告变。 走到跟湖南交界的镇远地方,吴三桂已经起兵,镇远守将得到他的檄文,拒绝供给萨穆哈的驿马。于是他私自找了一匹马,悄悄往东走;到了湖南辰州,才算跟驿站联络上,十一昼夜赶到京城,在兵部衙门下了马,人已累得无法支持,只抱住柱子喘大气,几乎昏厥。 就因为这一番告变的汗马功劳,三年工夫他由员外升到侍郎;当然,这也由于明珠的提携。因此,这一次他奉派到江苏会同汤斌勘问民情回京;到宫门递折请安以后,随即先去见明珠。 这天下极大的春雪,明珠正约僚友在后园玩赏,其中自然有余国柱。明珠跟萨穆哈会面谈话,少不得也有他在座。 “‘豆腐汤’怎么说?”明珠问。 “他说:应该疏溶海口。” “为什么呢?”明珠讶然,“靳紫坦的法子是一劳求逸之计,很不错啊!” “就因为屯田的缘故。”萨穆哈说:“凡是加重百姓负担的事,他都不赞成。这是老汤亲口跟我说的。” 明珠和余国柱面面相觑,有片刻默然——明珠支持靳辅,并不是因为靳辅的计划,让他佩服;而是靳辅的计划,在他们大有油水可捞。 首先是筑堤束水,动用的公款将达五百万,先拨一半亦须两百五十万,“部费”先扣两成,就有五十万。 其次,河堤两旁涸出的土地放领,明珠准备派出专人去办,其中的“浮收”,大有可观。现在由于汤斌支持于成龙,大好构想,将成画饼。 “你看,怎么办?” “自然不能说实话。”余国柱便教了萨穆哈一套话,让他面奏皇帝。 “光是这样也不行,于振甲那里也得下一番工夫。” “这也容易。不必跟他商量,反正他就要回去;相爷就把他的工款多报些好了——这是对不出来的事。” 明珠想了想,点头同意他的办法。 “倒是‘豆腐汤’!有他在江苏,什么事都不能办。而且还得防其他省分学他的样!” 这句话把明珠说动心了,光是汤斌不肯送红包,还不要紧;大家都学他的样,不卖京里的帐,那是件令人无法容忍的事。 但是,“他圣眷正隆,动他不了,又如之奈何?”明珠又说,“我找徐健庵来商量商量看,也许他有妙计,亦未可知。”、 就这当儿,一肚子坏主意的余国柱,想到了“绝妙”的一着棋,兴奋得失去常度,乱摇着手,急促地说:“慢来,慢来,还不到用得着徐健庵的时候。” “怎么?”明珠一看他这神态,便猜到他心里,“你定有奇计?” “虽非奇计,至少也是上策。我看不如——。” 他低低地与明珠耳语了一番,才说得两句,就听明珠抚掌称善:“吾知之矣,吾知之矣!妙!妙!” 于是两个人促膝密谈,直到算无遗策,方始罢手。第二天上朝,等皇帝御门听政已毕,单独召见明珠,面议最机密的国政时,他找个空隙说道:“皇太子今年十三岁,以前朝的成例,应出阁讲学,伏乞皇上将简高才硕德的醇儒,以为辅导,天下幸甚。” 皇太子名叫允礻乃,生于康熙十三年五月初三,是仁孝皇后所出;生下允礻乃几个时辰,因难产而崩。皇帝伉俪情深,所以不久就将这嫡出的皇二子立为东宫,皇太子生得相貌英武,颖悟非凡,深得皇帝钟爱;此时听得明珠的陈奏,觉得确是宗社大计,不可轻忽,便连连点头,表示嘉许。 “论学问,徐乾学自是好的,但品德不甚好,你觉得他怎么样?” 徐乾学曾教过明珠的儿子纳兰性德的书,明珠当然不能说他不好,但亦绝不能说他好,否则所谋就不成功,因而不置可否,直接拿另一个人来比较。 “若论学问优良,品德醇美,徐乾学自然不及汤斌。” “你这是公论。”皇帝坠入明珠的谷中而不自知,“正跟我的意思一样。” “奴才忝窃相位,荐贤有职。皇上如以为汤斌可以,何不内召大用?” “嗯。”皇帝答道,“我想用他为礼部尚书,管理詹事府。你拟一道旨意来看。” “是!” “还有于成龙。”皇帝又说:“海口暂时停开,等看今年的水势再说。于成龙在安徽的政绩很不坏,我想升做直隶巡抚。” 这一下,下河的治理,完全可以听信靳辅的主张,在明珠当然求之不得,便恭恭敬敬地答了句:“皇上圣明。” 于是先后发布了两道上谕,擢升于成龙为直隶巡抚,另外一道关于汤斌的是这么说: 谕吏部:江苏巡抚汤斌,在讲筵时,素行勤慎,朕所稔知。及简任巡抚以来,洁己率属,实心任事,允宜拔擢大用,风示有位。特授为礼部尚书、管詹事府事。 这道上谕一发,徐乾学首先就觉得诧异,同时也觉得很不安。高士奇肚子里的货色,他不怕;看见李光地,已视为劲敌;于今再来一个汤斌,真正招架不住,相形见细了。 因此,他去谒见明珠。恰好又有余国柱在座,三个人谈起这件事,明珠都推在皇帝身上,说是他自己挑中的,并没有什么人保荐。 徐乾学也是有名的老奸巨猾,听明珠的口风,知道其中必有文章,汤斌能够调离江苏,他家子弟在昆山又可以遇事出头,恢复以前的势力,这自是一件好事;但调到京里来,于己大为不利,釜底抽薪的办法,是教他失去圣眷;今后不妨从这上面着手,想他一条借刀杀人之计。 心里把主意打定了,表面却不动声色,反说上许多汤斌真道学令人可敬的话;同时又隐隐讽刺了李光地一顿。就这样把话题阐扯了开去,一点痕迹都不露。 上谕到苏州是三月二十,开头就说:“自古帝王谕教太子,必简和平简恪之臣,统领官僚,专资赞导”,接着便提出汤斌的名字——读到这里,心头一懔,立刻便觉得双肩沉重得无法负荷。 消息很快地传了出去,“汤大人高升”,没有人不替他高兴;但不是高升为总督,而是到京里去当尚书,苏州人真个“如丧考妣”,又痛又急,双泪交流;整个苏州城像沸了的油锅,街谈巷议,都在谈汤斌调升的事。 汤斌走了,哪里再有这样一位好官?刚刚过了两年好日子,若是调个像余国柱那样的人来,如何得了?当初金圣叹哭庙,说是抗逆朝廷;如今要把朝廷特简的好官,留在苏州,这总不犯法吧!于是乡绅们纷纷集会,商量如何“攀辕”? “皇帝真正是好皇帝,只要晓得百姓舍不得汤大人,一定会俯顺民意,收回成命。就怕下情无从上达;能达到御前,时机也已经晚了。”第一个人说。 “这是三吴百姓,祸福所关的大事。朝廷派来的官,刮地皮的,我们不能撵他,那是以下犯上;遇到好的,总也要让我们说句话。”第二个人说,“如今是非常之变,应有非常之举,才能感格天心,震动朝廷。” “这话说得不错。”第三个人附和,“留是一定留得住的,只怕我们决心不够。” “怎么样表示决心?”第四个人说,“汤大人在潼关、在江西,老百姓也是不放他,结果只好夜里溜掉。所以要表示决心,先要表示给汤大人看,让他老人家心里有数,江苏老百姓无论如何不放他走,也许他自己就会上折请求留任。” “这话对!”有个小伙子跳起来说:“我们罢市!” “罢市?这——”老年持重的,不以为然,“这不太好吧!” “不是好不好,要问对不对?”那个小伙子又说,“只有这样子才留得住汤大人。在我,汤大人如果真的走了,我的生意也不想做了,罢市的意思在此。” 这个道理说不通,但大家都觉得事出非常,应有激烈的反应,这一点无论如何不错。罢市就罢市,为了汤斌,少做两天生意也无所谓。 汤斌听得这消息,大为不安,特地邀约士绅到巡抚衙门劝导。无奈这不是三数乡绅可以改变得了大家的意志的;因而一方面舌敝唇焦,苦劝放行;一方面声泪俱下,苦苦挽留。 除了静悄悄罢市三天以后,苏州百姓又聚集辕门,号哭挽留;同时在通衢要道,设下几匦,预备筹集路资,派人上京叩阍,要求汤斌留任。看看事态严重,汤斌不能不出告示了。 含泪和墨,杨斌在无限激动中,写下这样一张告示: 本都院抚吴三载,一饮一食,无非百姓脂膏;而地方刑名、钱谷、簿书鞅掌,昼夜拮据,未尝暇逸,心虽无窃,力实有限。 今蒙圣恩优擢,辅导东宫,职任重大,本当闻命就道,因钦件部案,限满当结;稍稍料理,即星夜北上。尔百姓念本都院爱民有心;本都院救民无术。罢市挽留数日,聚集院署,哀号之声,至不忍闻。 本都院与尔百姓,一体相关,实忍因本都院之行,遂使尔等士废读书、农废耒耜、商度贸易?本都院为之寝食不安。本都院于地方利弊,民生疾苦,知之颇真,入朝之后,或至尊顾问;或因事敷陈;或九卿会议,当尽力凿凿言之。 念况圣主眷财赋重地,以简公忠清惠,才德兼全大臣,十倍于本都院者,来抚兹土。尔百姓何用多虑? 本都院平日告诫尔百姓之言,历历俱在;即朔望率尔百姓,叩拜龙亭,讲解乡约,亦欲使尔育姓知君臣大义,朝廷恩德;自今以后,领尔百姓,孝亲敬长,教子训孙,忠信勤俭,公平谦让。事要忍耐,勿得安兴词讼;心要慈和,勿得轻起斗争。勿赌博、勿淫佚、勿听邪诞师王之说复兴淫祠。早完国课,共享天和,此本都院倦倦望于尔百姓者。 本都院身在京华,此心丸当往来于此地。本都院见尔百姓,如此情状,既愧平日救民之道未尽;又不忍遽然而去;但君命不敢留,辅导东宫之任,亦不敢辞。惟尔士归书舍,农归田畴,商归市肆,使本都院之心稍安,无复纷纷扰乱可也! 最后两句话,情见乎词,几乎懊恼得不耐烦!于是有那比较理智的,认为这样坚留不放,有害汤斌。因为“君命召,不俟驾而行”,如果迁延不克,小则误了程限,有罚薪之类的处分;大则会引起朝廷的误会,以为汤斌有意恋栈,故意发动百姓,搞出这套花样。而且也有知道朝中妒忌汤斌的甚多;如果趁此机会,暗进谗言,那就真的“爱之适足以害之”了。 因此,汤斌才得略略安心,昼夜赶办有期限的案件,将钱粮簿册,弄得清清楚楚,连同钦颁关防,王命旗牌,委派苏州府的同知,以及当初送关防来的那个抚标中军的武官李虎,专程送到总督王新命那里,接着束装起程。 行李中最珍贵的一样东西,是一部苏州官书局刻印的《二十四史》,装了八个书箱,因此要征八匹骡子来负载。而汤斌已经非常不安,说为了他自己的行李,累及地方。 临行之日,苏州百姓,塞道遮留,号哭不止。古往今来,从江淹的《别赋》到说不尽的恨别的诗篇,何曾道得尽此一别的哀痛悲伤,万般难舍?汤斌倒还可以支持,在轿子里的汤夫人却哭得双目尽肿,恨不得下轿说一声:“我留在这里不走了!” 就在汤斌离任的第二天,士绅集议,那一笔自设在通行大道的钱匦中,随缘乐助而得的,预备派人上京叩阍作旅费用的款子,如今用不着了,却又无从去退还原主,该当如何处置? “替汤大人造一座生祠!”有人这样大声说。 此议一出群情响应,于是在胥门外临运河的行要之区,觅得一方空地;地主听说是要建造汤公祠,自愿捐献,不收地价。见贤思齐,苏州城里最大的一家土木作,亦自愿亏本承建;木商和砖瓦行亦纷纷半卖半捐,提供建材。汤斌尚未到京,他的生祠,已经动工在兴建了。 “今年康熙二十五年丙寅,”有个八十多岁的老者,策杖来观施工,问同行的一个少年说:“六十年前丙寅是哪一年?” 那少年扳着手指算了一会答道:“六十年前的丙寅,应该是前明熹宗天启六年。” “不错。那年也替人建过一座生祠,正好六十年,巧得很!” “有这回事?我倒不知道。” “你年纪轻,自然不知道,”老者拈须沉吟,六十年的往事兜上心来,抚今追昔,感慨无限,“那年苏州城里也出了大事,只是事情完全不同;魏忠贤毒遍天下,东林君子,惨死狱中,东厂番子矫诏到苏州来捉吏部主事周顺昌,引起公愤,百姓不期而集的,总在一万人以上,杀了几名番子——。” “喔,”那少年抢着说道:“这一说我明白了,虎邱的‘五人之墓’,就是为了这一案,被捕殉难的。我还记得那五义民的名字是:颜佩韦、马杰、杨念如、沈扬、周文元。” “一点不错!”老者欣然,“足见公道自在人心,至今还记得他们的名字。那‘五人之墓’,原来就是一座生祠,是魏忠贤的生祠,题名叫做‘普惠’,是巡抚毛一鹭拍魏忠贤的马屁,搞出来的花样,祠当中供一座魏忠贤的像,用沉香木所雕,眼目口鼻手足,都是活动的;肚子里塞满金银珠宝;头上还开一个洞,可以插四时香花。讲究得很。” 少年大笑,“讲究是讲究,也很滑稽。”他笑停了又问:“以后呢?” “以后,”老者答道,“天启六年九月建的普惠祠,第二年八月,熹宗驾崩,客、魏垮台,普惠祠当然拆掉,原址就作为五义民的墓地。奸邪得势于一时,败起来快得很!五人之墓,至今香火不绝;如今的汤公祠,在汤公生前,是祷祝他长生的生词,将来殁而为神,自然照样享受香火,俎豆千秋,永世不休。一个人不要争一时,要争千秋,汤公就是榜样。”6、辅导太子 汤斌是闰年四月十九到京的,车子进了彰义门,照例先行到宫门请安,递上折子;然后回到预先派人租下的住宅——极小极简陋,草草安顿,立即草拟奏折,准备举荐他在夏峰的同门,做过大名道副使、丁忧回籍的耿介,一起来担负辅导太子的重任。 刚刚拿起笔,忽然有数骑快马到门,求见汤斌:是一名御前侍卫,传旨即召汤斌进宫。 “皇上是听九卿奏事的时候提起,说是看见汤大人在宫门请安,”那御前侍卫说:“皇上急于想见,吩咐即刻宣召;已经赐了‘紫禁城骑马’,请汤大人马上就走吧!” 于是汤斌又向北磕头谢了恩,匆匆出门;御前侍卫带了一匹御厩的好马来,骑上就走,进宫直到景运门前下马,引入乾清宫西暖阁,皇帝已经等了一会儿了。 行礼以后,皇帝吩咐起立回话,他向汤斌这样致慰:“你在江苏,能够洁身自励,统率僚属,实心任事,这些情形,我都知道。天下官员,有才的不少;操守谨慎的,未能多见。你以前陛辞的时候,曾经向我说过:‘平日不敢自欺’这句话你说过做到。我很高兴,所以特地拔擢你当礼部尚书,你以后要格外自勉。” “是!”汤斌答道,“臣学识庸陋,蒙皇上简任江苏巡抚,奉职无状,时虞陨越;今蒙皇上,不次拔擢,不敢不尽心力,勉图报称。” “江苏的情形怎么样?” “苏州、松江两府,去年丰收;西淮、扬州水灾,蒙圣恩减免因赋,赈恤百姓,万民欢呼,感恩不止。不过徐州一带,地最荒瘠,今春民困,比较严重。” “你一路来,所见到的情形呢?” 于是汤斌据实奏陈,提到安徽凤阳、蒙城一带,饥民遍地,谋用无策;皇帝恻然不欢,连连摇头。 “江苏的风俗,可有什么改革?” “臣前年陛辞时,蒙皇上面谕,苏州风俗奢侈浮华,饬臣到任后,当以移风易俗为先。圣驾南巡时,面谕臣民,敦本尚实,反璞还淳,万民百姓,无不感动。臣仰体圣意,朝夕告诫,风俗已渐渐改观。”汤斌又说:“苏松一带的淫词,臣已分别拆毁,百姓亦无惊扰;但神棍兴风作浪,无时或已,臣怕离任以后,故态复萌,已特上奏疏,请旨颁谕,臣伏乞皇上,准如所请。” “这是对的,当然要准。”皇帝又问:“江南的吏治如何?” “江南吏治自于成龙、余国柱以后,有司颇知守法;臣遵奉功令,多方劝诫,吏治渐归醇谨。” “你那里有好官没有?” “有!”汤斌答道:“松江知府鲁超,才具甚优。” “祖进朝呢?” “祖进朝是很朴实的人,操守亦很好。” “王新命怎么样?” “王新命对政务甚为熟练,与地方甚为安静。” “王新命的操守,能像于成龙那样吗?” 这是指老于成龙,是王新命的前任——江南总督。老于成龙的操守,只有汤斌自己与陆陇其可比;王新命当然不及。汤斌无意伤害王新命,但亦绝不愿说假话,尤其是在皇帝面前,因此略有一踌躇,考虑措词。 “似于成龙的廉洁,世间原不多见。亦难以于成龙的作为来律人。”汤斌很婉转地答道:“但能与地方相安,也很不错了。” 皇帝最通达人情,觉得汤斌这两句话,既未隐瞒真相,却又存着恕道,所以点点头,不再多问王新命的情形;问到已放为直隶巡抚的小于成龙。 “如今的直抚于成龙,你看他如何?” “成龙曾为江宁知府,臣因同事,颇知其人,清而不刻,且有才略、有担当,皇上用他做巡抚;天下无不心服皇上知人之明。” 这番陈奏,皇帝入耳相当高兴,“对了!”他嘉许地说,“你说的‘清而不刻’这句话很好,做清官原要发自本性,有意要博清官的名声,做出许多矫揉造作的事来,就有流弊了。至于有才具、有担当,自是好事,但如操守不谨,恃才多事,反为百姓之累。” “是!”汤斌答道:“臣仰体圣意,务必与民休息;告诫部属,亦总以不用事,安静为言。” “苏州的乡绅呢?”皇帝问道:“我往日常听说,吴中的乡绅,最喜欢多事,近来如何?” “近来皆能仰体圣意,安分守己。如大学士宋德宜,居乡最善。” “宋德宜的为人,我是知道的。” “此外如汪琬在尧峰山中养病,不与外事。其余亦都很谨慎,臣在任一年有余,不见乡绅以私事干渎。” “那也因为你刚正的缘故,如果你自己跟乡绅私下有什么不能与外人道的往来,他们就放不过你了。”皇帝又问:“有博学好古的人没有?” “吴中素重文学,隐居著述者,亦颇有人。但操行如何,臣未深知,不妄举。” “嗯,嗯!”皇帝略停一下,问到最关心的一件事,“下河开海口的事,照你看,究竟应该怎么样?” 提到此事,汤斌不能不据实陈奏:“皇上命尚书萨穆哈、学士穆成格等,会同漕运总督徐旭龄及臣询问下海民情。臣奉旨后,不敢疏忽,与萨穆哈等,遍历海口各州县,访问地方士绅耆老。起初人多口杂,言语不能归一,而且各州的水道海口,深浅宽狭亦不相同。综结地方民情,大致以开海口积水可泄,但工银太少,今年荒歉,恐不足用。只是高邮、兴化的百姓,听说筑堤开河,要毁了墓庐房舍,都说不便。当时部臣公议,以筑堤取土艰难,工必不成,且毁人墓庐,亦非皇上轸念民用的本意,至于开海口,工程浩大,需费甚巨,且恐不能奏效,不如暂停为便。臣与徐旭龄商议,以目下遍地皆水,工力难施,暂停亦未为不可。因此,共同列衔具奏。不过,臣别有建议。” 听得这话,皇帝觉得与萨穆哈所说不符,便传谕宣召,有所诰责。 这等于对质;汤斌侃侃直言,根据当时经过,无所隐讳,他说:“开海口一事,是皇上南巡,亲见民间房屋,淹没水中,疒同囗在抱,因命大臣相视海口,简选贤能,开海泄水,此真是尧舜之心。所以,当时议定暂停则可,如果竟因此作为罢论,有负圣意,臣实不敢苟同。而且,上游之水,滔滔而来,下游无一出路,不但民间田地,永无干涸的日子;而且怕整个城池,都会淹没。像去年兴化城内,水深数尺,万一在三、两年当中,再遇水灾,一城汪洋,臣等岂得倭诸露雨成灾,地势太低,无能为力而逃罪?” “这足见你肯负责,不负我的委任。”皇帝问道,“那么,开海口一事,你的意见到底怎么样呢?” 汤斌从容答奏:“淮扬得天下泽国。如果说开了海口,大水就可以完全退去,臣不敢说这话。但水总要有去路,开一丈有一丈之益,开一尺则有一尺之益;假使浮溢之机,逐渐消灭,原来的湖、河之形,可以发现,再来疏溶筑堤,这才能逐渐消弭水患。” “你说得很好,我懂你的意思了,你是主张双管齐下,一面开海口,一面筑堤防,以为正本清源之计。可是这话?” “皇上圣明!”汤斌衷心钦服地磕着头说:“臣以为民用当念,国计亦重。如果多费库帑,而水不能尽涸,并非长策。国家财政艰难,无须多发库努;如今只在下河七州县的钱粮中,酌量提出款项,存贮江苏,一两年后,作为修河之用,不敷之数,再行设法,总之以本地居民,本地钱粮,开本地海口,不作大举,不多设官,渐渐做去,不求速效,但务实际,总必有成。” 皇帝深深点头,觉得汤斌这番奏议,才是实心任事,可长久之道;与那些专务表面,既以粉饰,又便侵渔的巧宦,大不相同。 这就到了萨穆哈难堪的时候了,皇帝问道:“你知道这番意思,跟萨穆哈说过没有?” “臣与总漕徐旭龄,曾向萨穆哈说过。” “那么,你们会同题奏的本章内,何以不曾提到?” 汤斌老实答道:“萨穆哈的意思,以为奉旨询问民情,当以民间议论人奏。臣的这些话,不妨等皇上垂询,再行答奏。萨穆哈奏特旨查问,臣等是奉旨会办,自当以萨穆哈的意见为主。” 话说到了这里,皇帝已经很明瞭了,“好!这件事再说。”皇帝吩咐太监:“带汤尚书去吃饭,传御膳房备办。” 于是汤斌谢思而退。饱餐御厨珍馐,回到家草了一道奏疏,陈请在闽四月廿四,请皇太子出阁,亲祭先师孔子,然后开讲。 十三岁的皇太子,十分聪明,也十分敬重汤斌,所以师弟之间,感情相处十分融洽。在汤斌自觉能够启沃东宫,为未来造就一位贤君,是平生志业的发抒,所以志得意满,以为这下才真是找到了安命之地,而在旁人的看法就不同了。 旁人的看法有两种,一种是钦佩慕名;一种是妒恨交加。钦佩汤斌的人,只在内心致敬;而妒恨的人却在暗中有了行动。 这些人是明珠、余国柱和徐乾学、王鸿绪之流。因为汤斌深得皇帝信任,每逢廷议大政,皇帝一定会问:“汤斌的意思怎么样?”而汤斌总是以国计民生为依归,侃侃直言,无所避忌;与明珠等人只为私利打算,恰好相反。 “老汤转眼之间,就要大用了。现在是尚书,已经如此;如果入了阁,相公,”余国柱提醒明珠:“那时候,尽是老汤一个人的主意了。” “一步一步来!”明珠冷笑,“我看他得意的日子,也不久了。” 汤斌无意与任何人为敌,但偏偏遇着治下河一案,他不能不率直陈言,也就不能不得罪明珠所支持的靳辅——就由于入京第一天的奏对,揭穿了萨穆哈的复奏不实,因而皇帝震怒,革了他的职。同时,再次召见汤斌,商议如何浚治下河。 “靳辅以为开海口,有海水倒灌,盐分坏了田地的弊病。臣以为不必忧虑。”汤斌答道:“臣曾询问当地土著,北宋范仲淹筑堤时,海水与堤防甚近;现在海水远者百里,近者六七里,储有缓冲的余地。而且海之潮汐,犹如人之呼吸,涨潮有一定时刻、一定分量,平日海潮涨时,原不甚远。江河之水为海潮所涌,则是江河之水,并非海水。至于飓风海啸,是非常的灾异,岂能预计?” 皇帝对于西洋的天算之学,颇有研究,深明潮汐与天时相互有关的道理,所以觉得汤斌的分析,颇为实在,因而作了开海口的决策,发帑银二十万两,命工部侍郎孙在丰,驰驿前往经理其事。 孙在丰是浙江湖州府德清县人,康熙九年的榜眼,禀性平和,也是个肯做事的好官。一到了江淮黄河下游,次第兴工,溶深海口;正当工程进行得很顺利的时候,下河突然在十天当中,涨了好几尺的水。仔细勘查,才知道上游的减水坝,一齐开放;诸流汇集,灌向下河,自然要涨水了。 这是不是河道总督靳辅有意捣乱,谁也不敢说。但水势一涨,施工便困难,孙在丰唯有飞章入奏,请降旨命靳辅封闭所有的减水坝。皇帝得奏,特开廷议;奉召与议的,有汤斌,也有户部尚书余国柱。 “减水坝是为了泄洪之用,作用重在流通;如果尽行封闭,水无出路,万一溃决,为害甚大。”余国柱说:“臣前在江苏,曾周历沿河各地,深知形势。孙在丰所请,宜不准。” 余国柱的意见,就是明珠的意见,颇有人附和其议。皇帝便问:“汤斌有何话说?” 汤斌徐徐答道:“臣前在徐州一带视察河工,就觉得减水坝太多。臣闻以前只有四坝,现在增至三十多处;涨水时,自易于宣泄,但平时如果不塞,则水势分散,河流缓弱,泥沙易于淤积,河底渐高,于运道大有妨碍。” 这是间接反驳余国柱之说:“水势分散,河流缓弱”,何来溃决之虞? 余国柱知道皇帝英明过人,一定能够从汤斌的话里,找出言外之意,因而立即为他自己也为靳辅辩护,“减水坝乃是明臣潘季驯的成法,”他说,“行之有效,所以靳辅仿效,并无错误。” 潘季驯是明朝万历年间,受张居正的支持,治河有功的名臣;余国柱拿他来做挡箭牌,是很高明的一着。只是他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当场为工部尚书杜臻找出毛病。 “靳辅的减水坝,与潘季驯的不同。”杜臻毫不思索地接口,“潘季驯的减水坝,是放水出海,靳辅的减水坝是放水人田” 这就是说,同一减水坝,去路不同,潘季驯的泄洪道,通向海口,而靳辅所开的泄洪道,通向平衍之区,这流向的内外不同,与洪水的宣泄大有关系。 这一来变成各持一说,而孰是孰非,似乎只有身任其事的人,才能判断究竟。余国柱正好借此解除他眼前的困境,当即建议:“臣以为宣召靳辅及孙在丰到京,各陈所见,以定取舍。” “孙在丰不必回京!”皇帝作了极明快的裁决:“他的要求,不过上游不要放水而已!如果叫靳辅去治下河,试问上游不塞,他能在下河一片汪洋之中施工吗?以前靳辅也面奏过,治下河需先堵塞上游的减水坝;如今孙在丰要这样办,他又说不可以,这不是明明有意阻挠,跟孙在率为难。靳辅应该进京,等我当面问他。” 靳辅是明珠所支持的,如今落得这样一个结果,自是对明珠的一大打击;这个打击,足以影响他的“买卖”,因为地方大员都恃明珠为护符,按时致送“平安钱”以保无事。现在拿靳辅的情形看,送了钱依旧不得保平安,那又何苦再花冤枉钱? 为此,明珠门下,余国柱及左都御史佛伦等人大感恐慌,而推原论始,都因为廷议中皇帝听了汤斌的话的缘故,真如曹操说刘备的“卿不死,孤不得安!”不但要驱逐汤斌,甚至巴不得他一命呜呼。 这些情形,汤斌并不知道,中怀坦荡,根本就不会而且也没有工夫去计较个人的得失。但是,有些人是知道的;其中之一就是郭琇,为此特地去拜访汤斌,提出忠告。 “多谢关爱!”汤斌这样笑道,“华野,我今年六十岁了,去日无多,不宜为此亲怀。诸葛武侯的‘鞠躬尽瘁,死而后已’,道尽千古臣节,我虽愚,窃慕此语。” “唉!”郭琇长叹,“潜公,我真替你着急。” 急的是汤斌那副不在乎的劲儿。君子与小人之争,君子往往斗不过,就因为这种不在乎,才处处予人以可乘之机。 汤斌当然懂他的意思,反倒安慰他说:“当今皇上,不是明朝中叶以后诸帝,偏听不明,你不必为我着急。” 这倒是实话,郭琇点点头说:“靳辅就是。” 大家看靳辅受皇帝洁责,以为圣眷已衰,颇有人落阱下石,说他治河十年无功,应解职听勘,皇帝不以为然。 皇帝是这样说:“治河甚难,靳辅看得太容易了;所以功效不如他自己所说的那样明显。如果他这样的人要议处,以后继任的人,惴惴不安,更难着力。靳辅不必有什么处分,只责成他努力督修好了。” 郭琇由于汤斌拿这个例子来说明皇帝内心自有权衡,绝不致偏听谗言,想想不错,也就替汤斌放心了。 靳辅被召到京,由大学士及九卿先行询问,为了开溶海口,闭塞减水坝,到底可行与否?结果是如此复奏: 据靳辅云:“高邮之南两大减水坝,自正月可塞至五月;其三小减水坝,自正月可塞至三月。高邮州之北,其坝亦有可塞之处,惟高家堰,断不可塞。”其应塞之处,前与孙在丰会议时,并未议出,殊属不合,应将靳辅交与该部议处。 这是明珠与余国柱所密议的避重就轻之道。皇帝心里很明白,但他不愿说破;治河是治河,党争是党争,后者的是非暂且可以不问,免得把情势弄得更复杂,更暧昧,以致减水坝该塞不该塞的是非,更难搞得清楚。 因此,他对大学士九卿所上的这道奏疏,暂且不批,只传旨“御门”召靳辅、汤斌,及大学士问话。 “开溶下河,其要点在塞高家堰的坝,不在塞高邮的坝。上游的这个大坝不塞,何益之有?”皇帝问道:“大学士、九卿是这样问你的吗?” 不问本题,先问到问的是什么话,就见得皇帝唯恐臣下有成见,该问的不问,不该问的偏问,将是非颠倒了。而也亏得有此一问,靳辅才有机会陈述他的意见。 “大臣所问,与皇上垂询,有一处不同。”他这样答道:“大臣问:‘你如果堵塞淮水人黄河之口,令水流入七州县,则下河修治,必致迟误。’臣谓修理正河经费尚忧不足,何能更有余款,堵塞无用之口?且黄水强则流入淮河,并非人力所能禁止。臣如阻挠溶治下河,岂能逃避国法?” “汤斌!”皇帝转脸问道:“你有什么意见?” “臣按:高家堰减水坝,作用在让洪泽湖与运河能够相通,彼此调剂。今靳辅唯恐黄河溃决于南岸毛城铺等处,筑减水坝合黄河之水人洪泽湖;洪泽湖不能容纳,又于高家堰筑减水坝,使水人运河;运河不能容纳,又于高邮等处筑减水坝,流入七州县。七州县的水无所归,不但百姓被灾,两三年之间,只怕黄水、淮水以及江淮三十六湖的水,一起停蓄泛滥,后果不堪设想。” 说来说去要使水有所归,唯有归之于海;而靳辅则仍坚持海水倒灌之说,反对开海口。一场辩论,并无结果,只有命群臣再“详议以闻”。 在另一方面,明珠主持,余国柱设计,徐乾学执行,陷害汤斌的阴谋已经开始了。 用来作为“凶器”的,是汤斌在苏州临行之前出的一张告示;徐乾学以在“南书房行走”,旦夕侍从的方便,悄然进呈了皇帝。 事起于这年春天久旱不雨。多少年来的传统,遇到这种天时反常,有害民生国计的情形,认作是下情壅塞,不能上达;民间怨声,化成戾气,所以上天示警。唯有诏求直言,改正政务上的不当措施,始能感格无心,迎召祥和。 因此,皇帝在御门听政时,面谕大学士:“传问九卿,政务如有缺失,或有害百姓的,尽管实说。” 于是大学士明珠,召集六部尚书、左都御史,以及翰林院、詹事府、通使司、大理事等等衙门的堂官,在内阁集会,传达旨意。 会中也有人发言,指出政务未尽妥善之处,但都是些无关大计的琐务。最后,汤斌开口了,他谈的是“芦课”。在江苏地方,特定每年自苇塘中收的税,用来走铜报部,这本来不足以病民,但办法不好便形成苛扰了。 “芦苇秋天才有,现在春天预征‘芦课’,此非常理所应有。”汤斌解释此一不合理的措施,为百姓所带来的痛苦:“春耕尚未播种,田上正是下本钱的时候,责成百姓缴纳芦课,那就只有‘卖青’借钱来完纳。到了秋天收获的时候,也许尽其所人还不够还债。所以芦课应该恢复以前的办法,在夏、秋两季分征。” 芦课改为春征,正是余国柱在江苏巡抚任内的“德政”之一;这时听了汤斌的话,心里自然不舒服。 汤斌是对事不对人,依旧侃侃直言:“而且铜出在云南,江苏不产铜。以芦课购铜,归各关卡走办,关卡对于商货进出,情况熟悉,而尚感不足;如何可以再叫地方官去采办?地方官买不到铜,无法交差,就只好责成‘芦户’缴铜代税,此更是苛求。所以不但要恢复夏、秋两税,而且只可以芦户缴现银,不可叫芦户缴铜。” 说到这里,余国柱已经老羞成怒了,站起身来,脸红脖子粗地说:“年兄,你不必说了!要变更这个办法,除非我不当户部尚书。” 一场会议,不欢而散。到了五月里,虽有小雨,无济于事;皇帝相当着急,因而又颁一道上谕: 朕统驭天下,念切民生,凤夜图治,罔敢少懈;迩来岁每不登,民食寡之。今兹仲夏,久旱多风,阴阳不调,灾孰大焉!朕用是不宁,减膳撤乐,求言省过,斋居默祷,虽雨泽溥降,尚未霪足。皆因朕之凉德,不能上格天心。较特沛宽仕,务崇悼大,罢营建、恤贫穷、释淹击,政令有不便于民者,更之;罪非常赦所不原者,咸赦除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