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说元朝十五帝-2

北归还是南下元宪宗八年（1258）秋，忽必烈的使者赶赴四川前线，向蒙哥大汗汇报了佛道大辩论的情况。蒙哥大汗对此并不感兴趣，他命忽必烈代塔察儿总领东路军，按原计划继续进攻鄂州。十一月，忽必烈自开平启行。第二年五月，在小濮召开谋士会议。忽必烈根据宋子贞等人的建议，决定以“伐罪、救民、不嗜杀”作为东路军南征的旗帜。这7字方针，不仅对忽必烈东路军的顺利进军起到了促进作用，而且成为忽必烈此后作战的指导方针，帮助他打败了南宋的几十万大军，最后灭亡南宋，统一中国。八月，忽必烈率军渡过淮河，不久传来蒙哥去世的消息，有人建议忽必烈回师和林夺取汗位，忽必烈认为不能草率收兵，仍率主力攻克了大胜关，其汉军主将张柔父子等攻克了淮南五关中最为险要的虎头关，蒙古名将霸都鲁与淮南宋军主力决战于挂车岭，提都控印（选自《图说北京史》）宋军大败南逃。忽必烈的军队抵达长江北岸，与九江隔岸相望，准备强行渡江。这时，南宋内部也展开了一场和战之争。权相丁大全主张迁都以避蒙军之锋。而贾妃族兄贾似道，却大搞政治投机，公开反对迁都，坚持抗战，从而捞取了一笔政治资本。宋理宗任命贾似道为丞相兼枢密使，率10万禁军支援鄂州，扼守长江冲要。南宋将领吕文德则率军从重庆顺流而下，进援鄂州，乘夜突围入城。九月，木哥亲王送来了蒙哥大汗去世的正式讣告，并请忽必烈撤军北上，“以系天下之望”。究竟是立即北归，还是继续南下，这是当时忽必烈面临的一个生死攸关的问题。赦经上《班师议》，全面分析了忽必烈的处境，提醒忽必烈应该像木哥亲王所说的那样，立即班师北还，以系天下之望。但与诸位谋士及蒙汉众将商议的结果相反，忽必烈并没有立即北归，反而加强了对鄂州城的攻势。十月，忽必烈指挥蒙军三路并进，包围鄂州。和林的阿里不哥进一步加紧了夺权活动：他一面派出数路使者，通知诸王大臣会丧和林，并举行库里台选汗大会；一面派亲信脱里赤等到燕京一带征兵征粮，企图将忽必烈的领地控制在自己手里。郝经等再次建议忽必烈及时班师，说：该进则进，该退则退，凡事应该以祖宗为念，以社稷为念，以天下苍生为念。奋发乾刚，断然班师，亟定大计，消祸于未然。如此则大宝有归，社稷安矣！当时忽必烈有10万大军屯兵鄂州城下，三面都有宋军，想做到全师而归，是相当困难的，为此，郝经为蒙军制定了周密的撤军计划。忽必烈采纳了郝经的建议，准备撤军北归。但为了迷惑敌人，却采取了声东击西的战术：他声称要发兵直趋南宋首都临安。贾似道大惧，立即派使者宋京求和。宋答应将长江以北划归蒙古，向蒙古称臣，每年纳贡20万两匹银绢。忽必烈立即把东路军兵权交给霸都鲁、兀良合台，令其率军撤回江北，自己则轻装简从，带着刘秉忠、姚枢、郝经、廉希宪、阿合马、董文忠兄弟日夜兼程，奔回北方。在北归途中，他进一步了解到阿里不哥企图夺权的迹象，立即遣急使到鄂州，命令霸都鲁、兀良合台立即撤围北归。同时采纳廉希宪的建议，派廉希宪去游说东道诸王领袖塔察儿等人。开平称汗忽必烈北归燕京后，并没有像原来郝经建议的那样前往和林会丧、参加和林的选汗大会，而是立即解散了阿里不哥的亲信脱里赤所召集的军队。支持忽必烈的耶律铸和木哥亲王也逃离和林，来到开平，投奔忽必烈。元世祖中统元年（1260）三月一日，忽必烈率蒙古劲旅抵达开平。西道诸王合丹，东道诸王塔察儿等前来会合，忽必烈召开库里台大会。出席会议的有以木哥亲王为首的诸弟，以塔察儿、也松哥为首的东道诸王，以阿必失哈、合丹、合必赤、蒙哥都为首的西道诸王共40余人，还有以霸都鲁、兀良合台、失吉忽秃忽为首的蒙古大将，以按陈为首的几位驸马，以及刘秉忠、姚枢、郝经、王文统、廉希宪等各族谋臣，史天泽、张柔、张弘范、李璮等汉军7大万户，以及吐蕃和大理的代表等。会议共进行了24天，诸王贵族一致同意拥立忽必烈为蒙古汗国大汗，并举行了隆重的即位仪式。建国定制郝经、王文统、刘秉忠、王鹗等成为忽必烈夺权及政权建设的主要设计者。王鹗起草了即位诏书，宣布“祖述变通，正在今日”，表示要实行一条与蒙古族祖先不同的治国路线。忽必烈一上台就依照汉族封建王朝的传统，“以即位诏天下”，不再自称“大汗”，而改称皇帝。其即位诏书开宗明义，表示要“建极体元，与民更始”。几个月后，又建元中统，改变了蒙古国不建立年号的传统。11年之后，忽必烈又正式建国号为“大元”，下诏说：“诞膺景命，奄四海以宅尊；必有美名，经百王而继统。肇从隆古，匪独我家。”“既成于大业，宜早定于鸿名”，“可建国号曰大元，盖取《易经》乾元之义”。自成吉思汗建国以来，蒙古汗国以族名为国名。忽必烈根据汉族的古文献《易经》，改国号为“大元”，进一步表明他所统治的国家，已经不再是蒙族一个民族的国家，而是中华民族多民族的统一国家了。元朝的政治制度在元世祖忽必烈时基本上确定下来，忽必烈根据汉族谋臣的建议，采用了唐宋以来中央集权的政治制度，并在原来的基础上有所改进和发展。元朝的中央机构有中书省、枢密院、御史台、宣政院等。中书省总理全国行政事务，由太子任中书令，下设右左丞相、平章政事等，下辖吏、户、礼、兵、刑、工六部。这是对金朝尚书省的沿续和改造。元初中书省、尚书省曾一度并存，尚书省专管财赋，不久并入中书省。中统四年（1263），忽必烈沿宋金旧制，设枢密院，负责全国军务。枢密院的设置，标志着元朝军事制度的逐步完善。至元五年（1268），忽必烈为了纠正“任职者多非其材，政事废弛”的现状，根据汉人张雄飞、西夏儒生高智耀的建议，仿效前代，在中央设立御史台，“为天子耳目”，负责“纠察百官善恶”、谏言“政治得失”。元朝的地方行政机构也是对金制的继承和改造。金朝尚书省臣去地方直接统领军政，称“行尚书省事”。元朝建立后，忽必烈派中书省臣去地方执政，称为行中书省事。以后“行中书省”就变成固定的官府名称，又成为地方行政区划的名称，简称行省或省。行省制度是秦汉以来郡县制的发展，是我国政治制度的一项重大改革，它奠定了明清以来直到今天省区的规模，对于我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巩固和发展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元世祖忽必烈建国定制，修建大都（2）在少数民族地区和边疆地区设有宣抚使司、宣慰使司、安抚使司或宣慰使司都元帅府，下设万户府、千户府等。吐蕃地区由中央的宣政院直接管理，宣政院还掌管全国佛教事务。同时设立了澎湖巡检司，负责管辖澎湖和台湾。吐蕃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但正式成为我国行政区划的一部分，则是从元朝开始。台湾在这时已正式列入中国的版图。但在北方和东北地区，元朝还承认蒙古诸王的权利，中原各地的贵族食邑也可以照样世袭。蒙古原来的斡耳朵制、怯薛制和投下制在一定程度上被保留下来，只是形式和内容发生了一些变化。郭守敬像这样一来，就出现了诸王、封君和行省并立的局面。这是两种不同的政治制度的并立，它反映了蒙古统治者不得不服从中原地区的社会现实，又反映了他们对蒙古贵族不得不实行妥协。以农为本在忽必烈刚刚当上皇帝的中统元年（1260），就设立了十路宣抚司，并命令各路宣抚司挑选通晓农事的人当劝农官。第二年又以姚枢为大司农，并在各路设立了劝农司，从中央派出8名通晓农事的官员为八路劝农使，由他们分头去考察各地的农业生产情况。接着又发布了官吏升降的条例，明确规定“户口增”、“田野辟”是考察地方官吏的主要标准。至元七年（1270），在中央正式成立司农司，“专掌农桑水利。仍颁布劝农官及知水利者，巡行郡邑，察其勤惰。所在牧民长官提点农事，岁终第其成否，转申司农司及户部，秩满之日，注于解由，户部照之，以为殿最。又使提刑按察司加体察焉”。忽必烈不仅在中央和各地设立了专门负责农业生产的机构，而且专门派出了督促农业生产的官员，责成各级官吏、各有关部门甚至包括提刑按察司都要过问农业，并把农业生产的好坏作为官吏升降的主要标准。这是一种各级官吏督促农业，全国上下大办农业的政策，这种重农政策对元初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起了一定促进作用。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元朝出现了3本有名的农书，即《农桑辑要》、《农书》和《农桑衣食撮要》。《农桑辑要》是由元朝司农司组织农业专家集体编写的，它是继北魏贾思勰《齐民要术》之后，又一部比较全面地介绍我国北方农业生产技术的专书。其中有20多种作物是《齐民要术》没有记载的，尤其是关于棉花的种植和加工技术，记载得十分具体。它在我国农业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由封建政府出面组织编写农书，这在我国历史上还是很少见的。《农桑辑要》（选自《图说北京史》）为了达到“田野辟”、“户口增”的目的，忽必烈还颁布了一系列命令，禁止蒙古军队的掠夺、屠杀及其他破坏农业生产的行为，在《元史?世祖本纪》中几乎年年都有关于这类命令的记载。1271年，忽必烈颁布了《户口条画》，对全国户口进行了一次大清查，将诸王贵族、权豪世家非法占为“驱口”的百姓追查出来，让他们编籍为民。在采取以上措施的同时，还对各地灾民实施救济。自忽必烈上台以后，各种救济也是史不绝书。甚至还采取奖励生育的措施，如中统二年（1261）九月，“河南民王四妻靳氏一产三男，命有司量给赡养”。土地是农业生产的主要生产资料和劳动对象，农民是封建社会的主要劳动力。在生产力水平很低的封建社会里，劳动人手增加了，耕地面积扩大了，农业生产就会不断提高，国家的财政就会得到可靠保证。经过30年的努力，到了至元二十七年（1290），元朝的户口达到13196206户，58834711人。《元史?食货志》在说到户口和垦田面积的迅速增加时说：“此其敦本之明效可睹也已。”又说：“终世祖之世，家给人足。”重商政策与理财四大臣在历代封建王朝中，惟有元朝既重农又重商，重视商业，信任商人。不仅国家直接派人经营多种官营商业，实行政府专卖，垄断专利，而且蒙古贵族也多与商人相结合从事各种商业活动或进行高利贷剥削。同时，元朝政府还任用各族商人出任中央政府的高官和各级政府的官吏。因此元朝的商业、交通和对外经济文化交流都比较发达。万岁山（今北海白塔山）元朝统治者所以重视商业，无非是为了解决“民生”与“国用”的问题，是为了满足统治阶级的需要，解决国家的财政问题。从成吉思汗时起，蒙古贵族为了满足自己的贪欲，在战争过程中主要进行掠夺，在平时则十分重视通商。畏兀儿及西域各国的商人对蒙古贵族的征服战争都曾经做出过很大贡献。到忽必烈掌权时，面对接连不断的战争以及迫切需要恢复的各项事业，财政问题成为新政权能否存在下去的关键。庞大的军费和财政开支只靠农业税收难于维持，因此发展商业、信用商人成为忽必烈解决财政问题的重要手段。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出身汉族的财政官员王文统、出身花剌子模的阿合马、吐蕃人桑哥以及汉族商人卢世荣等，才先后以理财、经商爬上了高位。在忽必烈掌权的35年中，有近30年都是利用这些人理财经商，他们发挥自己的专长为朝廷积聚财富，支持了忽必烈的征服战争，解决了国家的财政困难，却又得罪了其他官僚和汉族地主阶级，因此他们又先后被杀，做了牺牲品，而在《元史》中都被列入了奸臣传、叛臣传。这反映了儒家功利派与义理派的矛盾、西域商人和汉族地主阶级的矛盾、重农抑商的“汉法”和重商的“回回法”的矛盾。忽必烈为了解决实际困难，实行实用主义的用人政策，信用这些理财经商之人，但又屈服于汉族地主阶级和汉化较深的蒙古贵族的压力，处罚功利派。如何看待这一问题，一直是元史研究中的热点问题之一。兄弟之争中统元年（1260），忽必烈即位后，立即派出一个百人使团，向阿里不哥“告即位”。阿里不哥自然不会承认忽必烈的大汗地位，扣押了这个百人使团，并立即召集自己的支持者在和林举行库里台选汗大会，推举自己为蒙古大汗，随后派两支军队南下讨伐忽必烈。忽必烈只好御驾亲征，一场内战不可避免地爆发了。双方在和林郊外摆下了战场，阿里不哥战败，被迫退至其领地乞儿吉思之地，派使者向忽必烈假投降。忽必烈留下军队保卫和林，自己回师开平。中统二年（1261）秋，忽必烈因贾似道背信弃义，扣押了蒙古汗国的议和使团郝经一行，准备南下伐宋，并颁发了一份讨宋檄文。阿里不哥乘机再次叛乱，双方相持半年，阿里不哥因为缺少粮草供给，渐渐支撑不下去了。为了摆脱困境，阿里不哥派使者率领一支军队到察合台汗国去征集财物、牲畜、马匹与武器。察合台汗国可汗阿鲁忽向忽必烈表示，不愿与阿里不哥一起反叛，愿意诚心拥戴忽必烈为大汗。阿里不哥放弃和林，率军攻进察合台汗国。进入察合台汗国后，阿里不哥的军队烧杀抢掠，无恶不作。蒙哥汗妃和她的儿子们也对阿里不哥极为不满，向其索回传国玉玺投奔了忽必烈。陷于绝境的阿里不哥只好又投降。元世祖忽必烈建国定制，修建大都（3）平定李璮之乱中统二年（1261）秋，乘阿里不哥攻占和林、忽必烈亲征之机，汉军万户李璮在山东地区发动叛乱。李璮的父母本是山东义军红袄军的领袖李全和杨妙真。李全夫妇曾一度投降宋朝，成吉思汗南征时被打败，方才归附蒙古汗国。窝阔台大汗在位时，李全在一次与宋军作战中战死，李璮承袭父职，领益都行省，已经30年。后来王文统投靠李璮，唆使李璮借南宋以自重，趁机扩充军事实力。李璮以他为谋主，企图独霸山东。后令其子李彦简拜王文统为师，王文统又将其女嫁给了李璮，从此二人成为姻亲。后来忽必烈任命王文统为中书省平章政事，李璮则企图与王文统里应外合，伺机造反。在忽必烈大军从和林往开平撤退时，李璮正式发布讨蒙檄文，举兵造反。“至元通行宝钞”纸币（选自《成吉思汗》）他指挥自己的军队全歼了当地的蒙古守军。同时派使者到临安，向南宋献涟、海等三城，请朝廷派兵配合支援。忽必烈派出蒙、汉军直接转师南下，前往山东平叛。又派赵璧行中书省事于山东，配合军队共同讨逆。鉴于山东、河北诸地守军空虚，忽必烈下旨允许各地皆可征兵守城。如果兵员不足，可括木速蛮、畏兀儿、也里可温（基督徒）、答失蛮（伊斯兰教徒）为兵。李璮率军攻占了济南，并计划从济南北伐。这时阿术、史枢的平叛先锋军已经兵临济南城下。随后，右丞相史天泽也兵进山东，完成了对李璮的包围。李璮几次带兵突围，都被挡了回来。同时，李璮的南宋援军夏贵与青阳梦炎一进山东，发现蒙军、汉军人多势众，吓得不敢继续前进，悄悄撤了回去。济南内无粮草，外无救兵，成为一座死城。最后，济南被攻破，李璮被杀。李璮作为汉军世侯、地方大员，专制山东30余年。不仅王文统嫁女于他，塔察儿亲王的妹妹也是他的妻室。据了解，在他叛乱之前，曾分头写信给山东、河北世侯，企图得到大家的支持。此事牵涉面甚广，如处理不当，会引起天下大乱。忽必烈采纳了刘秉忠等人建议，采取首恶必办，胁从不问的善后方针。除王文统严惩外，山东、河北世侯与李璮有联系者，除举兵从叛者外，其他一概不问。此后，忽必烈下了一道旨意：“居大藩者，子弟不得亲政；父兄子弟并仕同途者，罢其子弟；诸侯总兵者，其子弟勿复任兵事。”同时颁发“禁民间私藏兵器”的命令。时隔不久，忽必烈又颁布了一份诏书：“以蒙古人充各路达鲁花赤，汉人充总管，回回人充同知，永为定制。”这一规定确定了蒙古人在全国各地的政治领导地位，也注意发挥汉族地主和回回人的作用，建立起了蒙、汉、色目人的联合专政。但同时也为元朝的四等级制埋下了伏笔，最后导致民族矛盾激化，元朝短命而亡。这大概就是李璮事件给忽必烈带来的负面影响吧！特殊的选官制度和学校科举的缓慢恢复元世祖时定制：“官有常职，位有常员，其长则蒙古人为之，而汉人、南人贰焉。”“故一代之制，未有汉人、南人为正官者”。从中央到地方，从元初到元末基本如此。于是形成了一种特殊的任官制度：由政治经验不多的蒙古贵族担任长官，处于“监临”地位；由汉人官吏办实事，负责日常行政；同时配备一位权位相当的色目官吏进行防范和牵制，这是民族压迫、民族歧视在用人政策方面的制度化。与这种制度相适应，又形成了元朝选官的特殊途径：第一是根据家庭出身选官，即主要看出身成分，不是看实际才能；第二是从吏员选官，元代称为“吏进”。据元朝人的统计，由吏升官的官员占元朝官员的百分之八十以上。元制规定，职官升迁，从七品以下属吏部，正七品以上属中书省，三品以上由皇帝决定。实际上元朝州、县官多在外铨选，即使由吏部或中书省监督，各级官员的权力也很大。因此吏员要升官，只要能讨上级喜欢就行了。这就为请客送礼、贪污受贿、结党营私、上勾下连创造了条件，元朝的吏治腐败、政治黑暗与此有很大关系。忽必烈重视儒学，希望由儒学培养一批“经国安民”的人才，让人们遵守“三纲五常”之道，借以巩固自己的统治。元代尊孔碑（选自《成吉思汗》）但在整个元代，儒学并未提高到独尊的地位，在佛、道、儒三教中，儒教一直被排在第三。元朝的皇帝一般都不习汉文，朝廷大臣中的蒙古勋贵，也很少有人留意儒学，因此在元朝，学校的恢复是十分缓慢的。《元史》记载，到至元二十四年（1287），元中央才正式“立国子学，而定其制”。这时离成吉思汗建国已过了81年，离元朝统一也有8年了。元朝在中央设立蒙古国子学和回回国子学，蒙古国子学学习的内容是用蒙古文翻译的《通鉴节要》等，学员学有成就，出题试问，“观其所对精通者，量授官职”；回回国子学是至元二十六年（1289）设立，学习亦思替非文字即波斯文，主要任务是培养波斯文翻译。这是我国历史上最早的外国语学校。元朝的书院大部分具有地方官办学校性质，虽其学术作用并不太大，但它对元代文化的普及和理学的传播却有较大贡献。民间的书院，则为各地乡邻子弟提供了学文化的机会，主要不是进行学术研究，而是做普及工作或为科举做准备。元统治者对科举的作用认识得更慢，恢复得更晚。元世祖至元初年，丞相史天泽“条具当行大事，尝及科举，而未果行。四年九月，翰林学士承旨王鹗等，请行选举法，远述周制，次及汉隋唐取士科目，近举辽金选举用人，与本朝太宗得人之效，以为‘贡举法废，士无入仕之阶，或习刀笔以为吏胥，或执仆役以事官僚，或作技巧贩鬻以为工匠商贾。以今论之，惟科举取士，最为切务，矧先朝故典，尤宜追述’”。元世祖虽认为“此良法也，其行之”，但因朝廷大臣反复讨论多次，意见不一，遂“事不施行”。至元二十一年，丞相火鲁火孙与留梦炎等言：中书省臣奏，皆以为天下习儒者少，而由刀笔吏得官者多，认为“惟贡举取士为便。凡蒙古之士及儒吏、阴阳、医术，皆令试举，则用心为学矣”。后来许衡又议学校科举之法，主张罢诗赋，重经学，定为新制。元仁宗时虽然推行了科举，但在政治生活中并没占多重地位。因此有人认为，元代科举出身的官员仅占百分之四。元朝有“九儒十丐”之说，人分十等，儒生被排在第九位，只比乞丐处境好一些。这种说法反映了元朝知识分子社会地位、政治地位低下的事实。修建大都早在元宪宗二年（1252）七月，成吉思汗的大将木华黎之孙霸都鲁就曾向忽必烈建议说：“幽燕之地，龙盘虎踞，形势雄伟，南控江淮，北连朔漠。且天子必居中以受四方朝觐。大王果欲经营天下，驻跸之所，非燕不可。”忽必烈开始萌发以燕京为都城的想法。1260年，忽必烈即位后，新任丞相安童和刘秉忠等人也建议以燕京为首都，认为漠南汉地已归我所有，中原、江南亦旦夕可下，故而定鼎、驻跸之所不应再在漠北的和林，即使开平也不宜定为首都，一是因为开平初建，人口稀少，农、牧、手工业都不太发达，很难满足一个大国首都的物资需求；二是交通不便，定都开平，也不利于对全国的统治。于是建议：可以参考唐朝的两都制和辽金的陪都制，以燕京为国都，以开平为陪都。这年下半年，忽必烈下令成立提点宫城所。刘秉忠、谢仲温等负责新城址的选定，城池、宫阙的规划，包括祖社朝市之位、经营制作之方等；张柔、张弘略父子、段天佑、也黑迭儿等行工部事，领导宫城的修建工作；郭守敬负责新都的水利建设。至元四年（1267）正月，刘秉忠受命营建新都城的宫城。作为一位精通儒学和佛教的著名学者，刘秉忠对元大都的总体设计基本上遵循了《周礼?考工记》的规定和《周易》中阴阳八卦的原则，而明清北京城则是在此基础上的进一步完善。辨方正位，为天下本元大都城内东西南北各有9条大街，其中大街宽24步，小街宽12步，胡同宽6步，也符合“国中九经九纬，经途九轨”的说法元世祖忽必烈建国定制，修建大都（4）太庙位于齐化门内，社稷坛位于平则门内，一东一西，一左一右，也体现了《考工记》“左祖右社”的原则；朝廷及官署在南，市场则集中在积水潭北岸的日中坊，体现的正是“面朝后市”、“日中而市”的原则。中轴布局，左右对称“中轴布局，左右对称”也是北京城和皇宫规划设计的一个重要原则，它体现了惟我独尊、皇权至上和“王者必居天下之中”的封建皇权思想。整个北京城的建筑布局都是围绕皇宫这个中心展开的，其中有一条贯通南北的中轴线。元大都是沿丽正门、灵星门、崇天门、宫城的大明门、延春阁出厚载门；明清时是从外城最南端的永定门北行，依次通过大明门（清改称大清门）、承天门（清改称天安门）、端门、午门、皇极门（清改称太和门），抵达皇极殿（清改称太和殿），再往北穿越景山中峰，最后至于鼓楼、钟楼，体现了皇城“中”与“正”的尊贵位置。而北京城前后起伏、左右对称、气象万千、恢宏壮美的建筑格局，也正是由这条中轴线而产生的。有些专家学者曾经做过实地测量，他们发现，从大明门到景山内万岁山距离为2500米，而从大明门到太和殿庭院中心的距离是1545米。二者相比，其比值正好是黄金分割率的0618。古代的设计师将太和殿放在这个最佳位置上，如果不是偶然的巧合，真可谓是匠心独运了。象天法地，敬天法祖元大都的规划和皇宫的建筑设计都蕴含着象天法地、敬天法祖的传统文化的内涵。元明清的皇宫都坐落于北京城的中心，象征的正是三垣中的中垣——紫微垣高居中天、永恒不变，体现了帝王的至尊、皇权的至重；双塔庆寿寺（选自《图说北京史》）中垣受众星拱卫，皇宫受天下朝贡，体现的则是万众所归、人心所向；皇城之内旧有积水潭，皇宫附近有北海、中海、南海，则取象于紫微宫后的天河银汉；三海之上建有琼华岛、广寒殿，又有瀛洲、太液池之称，象征的则是神话传说中的东海三神山——蓬莱、方壶、瀛洲；紫禁城中内廷三宫——乾清宫、交泰殿、坤宁宫正应三垣之数，而东西六宫则象征周围的12颗星辰；紫禁城中的乾清宫为皇帝所居，此地位于宫城之中，又属禁地；而天市垣在紫微垣之北，因此元代建城时市场设在紫禁城北面。阴阳八卦，天地相合元大都城的规划布局，紫禁城的设计建筑，乃至三山五园等皇家园林的建设等，无不体现《易经》的阴阳八卦思想。比如，刘秉忠建造北京城时设计了11个城门，有的学者认为刘秉忠出身于佛门，当过和尚，认为北京地区原来是一片苦海，苦海中有孽龙存在。要镇住孽龙的惟一办法只有请托塔天王的三太子哪吒。他有三头六臂，北京城的南3门相当于哪吒的三头，东西城的6个门相当于他的六臂，而北城的两个门则相当于他的两只脚。《可闲老人集》有诗云：“大都周遭十一门，草苫土筑哪吒城。谶言若以砖石裹，长似天王衣甲兵。”也有一些学者不同意这种说法，如元代黄文仲在《大都赋》中说：“辟十一门，四达幢幢。盖体元而立像，允合乎五六天地之中。”《周易》中“天地之数，阳奇阴偶”，即天数1、3、5、7、9和地数2、4、6、8、10，取“天地之中和”，即将天位数的中位数“5”与地位数中位数“6”相加，合为“11”。因此，北京城11座城门的设计含有天地相合之意。从地理方位上看，南方为阳为天，故而南面城门为三，取象阳数；北方为阴为地，故而北门为二，取象阴数。其意也是与天地相合。西绦胡同元代居住遗址（选自《图说北京史》）龙的世界，君权神授自古以来，中华民族的子孙号称“龙的传人”，而皇帝则被说成是“真龙天子”。龙是皇权的象征，因此皇宫就建成了龙的世界，龙无处不在，天子的威仪也无所不在。据统计，仅太和殿一处，就有龙12654条，若是把整个皇宫内的龙加起来，那可就是天文数字了。皇宫内的屋顶用黄琉璃瓦，三大殿台基高达8米以上，甚至大门门钉的数目也是最多的，这些都是皇宫最高地位的体现，是帝王“九五”之尊的表现。大都城是封建宗法礼制的象征，代表着帝王的权威，成为我国古代一处既具实用性，又有极强象征意义的礼制建筑群。阴阳五行，象形化生阴阳五行学说在北京城和紫禁城宫殿的设计中也得到了充分体现。如紫禁城宫殿整体上分为外朝和内廷两部分：外朝为阳，在布局上有三朝五门，多用奇数；内廷为阴，在布局上有两宫六寝，多用偶数。两宫为乾清宫和坤宁宫（交泰殿为之后增建），六寝为东西六宫。外朝中路的三大殿坐落于土字形的汉白玉台基之上，土为阴阳五行之一，居于中央。把三台建成土字形，表示这里是天下的中央，同时，土也代表江山社稷，表明希望江山永固，社稷安定。“南三所”为皇子的宫室，由于幼年属于五行中的“木”，生化过程属于“生”，南三所的方位又是在东方，故都施以绿色琉璃瓦屋面。绿色为春天树木萌芽之色，象征旺盛的生命力，表现出皇帝对其后代所寄予的希望。而后宫中的太后、太妃的生化过程属于“收”，从五行上说，属于“金”，方位在西，所以太后的住所如慈宁宫、寿安宫、寿康宫都分布在西路。元大都海运与运河图（选自《图说北京史》）城门宫殿，取意乾坤《日下旧闻考》记载：“元建国曰大元，取大哉乾元之意也。建元曰至元，取至哉坤元之意也。殿曰大明、曰咸宁，门曰文明、曰健德、曰云从、曰顺承、曰厚载，皆取诸乾坤二卦之辞也。”大都城南端的正门原来称为“丽正门”，合于“离”卦的卦辞“重明以丽乎正，乃化成天下”之意。北面的东门称为安贞门，则合于“坤”卦的卦辞“安贞之吉，应地无疆”。北面的西门称为健德门，取意于“乾”卦“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大哉乾乎，刚健中正”。厚载门，则取意于“坤”卦“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正东门称为“崇仁门”，正西门称为“和义门”，则是体现了“立天道曰阴曰阳，立地道曰柔曰刚，立仁道曰仁曰义”的说法，含有“东仁”、“西义”之意。元世祖忽必烈南下灭宋，统一中国在贾似道一伙的把持下，南宋日益走向腐败和衰落。泸州骁将刘整率军民30万投降忽必烈，并向忽必烈提出了进军襄阳，从中间突破，攻占临安的灭宋方案。忽必烈接受了这一方案，任命刘整为都元帅，与大将兀良合台围困襄樊。阿合马以7万水军，配合史天泽攻陷樊城，合围襄阳。宋军守将吕文焕开城投降。为庆祝对宋战争的胜利，忽必烈采纳群臣建议，颁布了建国号诏，改国号为“大元”，正式建立元朝，准备对宋朝进行全面战争。在中书省、枢密院、御史台、宣政院的联席会议上，大家共同推举伯颜为灭宋战争统帅。这时，宋度宗去世，贾似道立其幼子赵为小皇帝。贾似道率领的13万宋军被伯颜歼灭，震动朝野，贾似道被削职为民，后被押送的军官所杀。太皇太后下哀痛诏，动员各路军民勤王。江西的文天祥散尽家财召集了5万义勇军，向临安开拔。而当政的南宋朝臣却以文天祥的义勇军是乌合之众为借口，将其拒于临安城外。宋蒙焦山之战，南宋大将张世杰的10万水军主力几乎全军覆没，南宋元气大伤。至元十三年（1276），忽必烈令伯颜发动对宋朝的总攻，三路大军很快进至临安城下。南宋丞相陈宜中等逃离临安，不知去向。文天祥被太皇太后任命为丞相兼枢密使，出使元军大营议和。他要求伯颜存其社稷，并从临安撤军。伯颜扣押了文天祥，南宋太皇太后等不敢继续抵抗，将传国玉玺与降表送至元营。伯颜决定将南宋皇室及众臣送往大都。文天祥中途逃跑。至元十六年（1279），南宋的最后一支军队在崖山被歼，陆秀夫抱着小皇帝跳海自杀，文天祥被俘，被押解回大都。忽必烈亲自出马，劝说文天祥出任元朝的宰相或枢密使，但文天祥誓死不投降元朝，后被处死。元朝统一中国，符合了各民族人民要求祖国统一的愿望。元世祖忽必烈大元帝师，总领释教颁布珍珠诏书，开通万里驿路中统元年（1260），忽必烈即位后，为巩固蒙元帝国对吐蕃的统治，将萨迦五祖八思巴封为国师、总领天下释教。派八思巴与白兰王一起返回吐蕃，一是开辟一条从吐蕃至燕京的驿路，二是正式建立吐蕃地方政权。八思巴建议仿照内地的驿站制度，从青海起直至萨迦，清查沿途人口、物产、道路情况，开辟驿路，设置驿站。忽必烈答应了这一要求，命枢密院派一位将军率3000人马协助白兰王修建驿路。这年五月一日，忽必烈颁发了著名的珍珠诏书。八思巴、白兰王一行从上都出发，带着大汗诏书、国师法旨，以及从御库领出的大量赏赐品和筑路所需物品，前往吐蕃。他们依次来到朵八思巴铜像思麻的丹底水晶佛殿、朵甘思、卓多桑珠、后藏，直至萨迦等地。沿途召集民众，颁发堆积如山的赏赐品，宣读朝廷诏书和国师法旨，组建筑路大军。白兰王在蒙古将军的协助下，先后修建了27个驿站，其中包括朵思麻7个大驿站，朵甘思9个大驿站，乌思藏11个大驿站，并规定了各个万户支应驿站的事项。建立萨迦政权八思巴回到萨迦后，吐蕃各地的政教首领纷纷前来求见。经过与各地政教首领商谈，八思巴开始筹建吐蕃行政体制。至元三年（1266）春，在新落成的大金顶殿，八思巴召集吐蕃各派僧俗首领大会。除花教外，红教、白教、噶当派以及黑教都派人出席。八思巴宣布：依赖佛祖释迦牟尼的恩德和圣祖成吉思汗的威力，吐蕃正式成为忽必烈大汗治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根据大汗“四海一家，因俗而治”的主张，吐蕃实行政教合一的行政体制：在中央设立总制院，由国师兼任总制院使，其副手由国师推荐，统领天下释教和吐蕃事务。皇上的珍珠诏书与国师的法旨并行于西土。国师兼任萨迦派法王，乃吐蕃地区的最高政教首长。其下设本钦官，负责全藏俗民事务。将全藏居民划分为俗人民户——米德和寺属民户——拉德。米德即世俗领主所属的民户，他们不仅需向自己的主人交纳贡赋和承担劳役，还要承担朝廷派遣的劳役如驿站差遣，以及其他贡赋。拉德则是各教派所属的民户，他们像僧侣一样可以免除朝廷的兵役劳役和各种贡赋，但必须承担寺院的贡赋和劳役。全藏人口，大概米德占十分之四，拉德占十分之六。全藏分为13万户，在万户的户口册上只登记米德人口。每万户设万户长进行管理，万户下分设千户、百户，由千户长、百户长管理。将全藏分为三个宗教管辖区：即乌思藏、朵甘思、朵思麻地区，分别由花教、红教、白教、黑教管辖。八思巴文铜钱（选自《图说北京史》）创“八思巴文”，受封大元帝师八思巴一行在前藏、后藏及西藏各地巡视，进一步协调与各个教派的关系，在各地修建萨迦派寺庙，扩大萨迦派影响。在巡视西藏各地的同时，八思巴通过研究藏文和畏兀字书，在精通各种文字的桑哥帮助下，在藏文字母的基础上，创制出一套方型竖写的拼音字母的蒙古新字——八思巴文。其字共1000多个，包括字母41个。其相关纽而成字者，则有韵关之法；其以二合三合四合而成字者，则有语韵之法；其要点是以谐音为宗。八思巴谒见忽必烈（选自《图说北京史》）至元五年（1268）春节前，八思巴抵达大都。真金太子率文武百官和京城士庶离城一舍（30里）迎接。二月，忽必烈下诏，颁行八思巴文于全国。为了推行八思巴文，忽必烈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七月，立诸路蒙古字学。次年四月，设诸路蒙古字学教授。至元七年（1270），忽必烈封八思巴为“皇天之下大地之上西天佛子化身佛陀创制文字辅治国政五明班智达八思巴帝师”。至元八年，正式建立元朝，于是八思巴成为第一任大元帝师。同年十二月，诏天下兴建国字学。至元九年（1272）七月，和礼和孙奏：蒙古字设国子学，而汉官子弟未有入学者。诏自今凡诏令并以蒙古字行，仍遣百官子弟入学。至元十二年（1275），分置翰林院，专掌蒙古文字。至元十五年，诏虎符易以国字。元朝实行了别具一格的帝师制度：从八思巴起，元朝皇帝从萨迦派高僧中遴选一人为帝师，主持皇廷的重大佛事活动。皇帝即位前需受佛戒9次，后妃也需接受灌顶；帝师乃全国佛教最高领袖，在中央设宣政院（原总制院），由帝师兼任宣政院使，与中书省等平行，帝师可自任官属。宣政院负责管理全国佛教和吐蕃事务；诸路府州县皆设僧录司、僧正司、都纲司，管理各地佛寺僧徒。在江南设行宣政院；在吐蕃设乌思藏等三路宣慰使司都元帅府，下辖13个万户府。八思巴负责主持皇室的佛事活动，称为“内廷佛事”，即将藏传佛教超度亡灵的做法用到祭祖上来。至元六年（1269）十二月十八日，命国师荐佛事于太庙7昼夜。造木质金表牌位16个，设大榻金椅奉安石室前，此为太庙荐佛事之始。次年十月，忽必烈又令宗庙祝文书以国字（八思巴文）。除此之外，八思巴还组织皇帝、后妃、官民、百姓、军匠、僧人参加大规模佛事活动：游皇城。每年二月十五日开始，至十六日结束。不亚于汉族的元宵社火。其弟子胆巴被派往五台山学习佛法，后一度成为五台山住持。至元七年（1270）十二月，建大护国仁王寺于高梁河边。由阿尼哥负责工程建设，后由八思巴弟子胆巴任护国寺住持。忽必烈利用藏传佛教顺利实现了对全吐蕃的统一。藏传佛教在蒙古帝王的崇信和支持下，得到迅速发展，从而战胜蒙古人原始信仰萨满教的阻力，使藏传佛教的思想文化，逐渐与蒙古民族的传统文化相融合，成为蒙古社会思想文化的主流。八思巴佐世祖辅治吐蕃，实现了元朝对吐蕃地区有效的政治统治，奠定了藏族统一于中华多民族大家庭的基础。元世祖忽必烈诸王纷争，平定叛乱海都、昔里吉之乱诸王之乱是困扰元朝的几大难题之一，这是蒙古汗国的诸王分封制度、幼子守灶制度、库里台选汗制度遗留的恶果。每个黄金家族的男子，只要有一定能力，都以为可以被推举为大汗，至少可以多得到一些权力。而分封制又使之得到了部分土地、百姓、财富和军队，从而为其兴兵叛乱提供了条件和可能。而北方诸王，又对忽必烈用汉人、行汉法一直抱着对抗的态度，因而诸王叛乱在整个元代都是一个难以解决的问题。至元六年（1269），当忽必烈南下灭宋的关键时刻，《马可波罗游记》译本（选自《图说北京史》）海都与察合台后王八剌、术赤后王忙哥帖木儿，大会于塔剌思河上，结成联盟，准备共同对付伊儿汗国。约定得手后，三分河中地区，三分之二归八剌，三分之一归海都和忙哥帖木儿。并派遣使者至上都，质问忽必烈：“本朝旧俗与汉法异，今留汉地，建都邑城郭，仪文制度遵用汉法，其故何如？”甚至提出，忽必烈若不改弦更张，他们将联合起来对其进行讨伐。后来八剌进兵阿姆河，海都等违约未至，八剌被伊儿汗国阿八哈可汗打败，含恨而死。海都乘机吞并了八剌的势力，从此成为雄踞漠北的一大势力，企图将蒙古汗国的大汗之位从拖雷系手中夺回到窝阔台系。正是为了对付海都，忽必烈诏皇子北平王那木罕驻军阿力麻里。那木罕打败了察合台汗的军队，海都乘机援立八剌之子都哇为察合台汗国可汗，其力量进一步加强了。至元十二年（1275）正月，朝廷下令追缴海都和八剌的金银符印，取消其宗王资格。但同时又派贵族昔班为使者，劝海都罢兵，海都不予理睬。不久，诸王火忽叛变，与海都联合，南疆一带，几乎尽为叛王所有。那木罕不断从阿力麻里派急使入朝，马可波罗像（选自《图说北京史》）希望朝廷迅速调兵遣将，进行北征。同年，马可波罗叔侄从西方的威尼斯来到元大都，他们经过海都占据的阿力麻里城，带来了那木罕的亲笔信件，还带来了更为可怕的消息。据马可波罗说：“海都共有6万骑兵，其部众皆善战之士，训练有素，号令专一，赏罚信明，部队勇于作战。”年轻的那木罕根本不是海都的对手，建议忽必烈派老将前往。忽必烈认为，漠北是本朝的根本之地，不能落到叛王手中，于是采取先南后北的策略，命伯颜领兵迅速攻克临安，灭掉宋朝。同时派右丞相安童辅佐那木罕，共守北边。至元十三年（1276）夏，随从那木罕北征的蒙哥之子昔里吉、阿里不哥之子明理铁木儿、玉木忽儿以及曾经叛降过诸王的蒙军将领脱里帖木儿等发动叛乱。他们奉昔里吉为主，拘系那木罕，捕安童送于海都处。忽必烈调南征军主力北上，汉军都元帅阔阔带、李庭，大将阿术、相威等大败叛军；伯颜、土土哈在鄂尔浑河畔大破昔里吉军，收复了和林。后来，叛王内部发生分裂，伯颜大军又加强攻势，从叛诸王无以自存，先后于至元二十年（1283）归降朝廷。乃颜之叛乃颜是成吉思汗幼弟帖木哥的玄孙，东道诸王首领塔察儿之孙。他继承了帖木哥和诃额仑夫人的份地和塔察儿的封地，占据了东北大部分地区。其国土占东道诸王领地的十分之九，军队号称12万，军力强盛，一直不肯向忽必烈称臣，一心要自立为大汗，于至元二十四年（1287）发动叛乱。其他东道诸王哈赤温后王纳合儿、合丹，哈撒儿后王失都儿，以及成吉思汗庶子阔列坚后王也不干等都参与了这次叛乱。他们还与海都等西北诸王联络，构成了对元朝中央的严重威胁。忽必烈不顾70余岁高龄，决定御驾亲征。他先派钦察名将土土哈进军土拉河畔，肃清了也不干等叛王；又派伯颜进驻和林，切断乃颜与海都的联系；同时派出使者做东道诸王的工作，劝说他们与乃颜解除联盟。元代疆域图（选自《大汗的世纪》）这年五月，忽必烈自上都出发，亲率40万蒙汉大军，带病亲征乃颜。乃颜听说忽必烈御驾亲征，急忙命令军队退至撒儿都鲁一带，在那里集结兵力，准备与忽必烈决战。乃颜是一位基督徒，他的旗帜上绘有十字架。他有12万兵马，号称40万，以战车环卫为营。忽必烈令汉军以步兵持长矛，在炮火掩护下发起进攻。双方炮火连天，箭矢如雨，喊杀声惊天动地，士兵、战马死伤累累。马可波罗记录了当时战场的情况：“由是双方部众执弓弩骨朵刀矛而战，其迅捷可谓奇观。人们只见双方发矢蔽天，有如暴雨。双方骑卒坠马而死者为数甚众，陈尸满地。死伤之中，各处声起，有如雷震。”结果，乃颜兵败被杀。乃颜余党合丹等继续北逃，流窜辽东、辽西、高丽间，皇孙铁穆耳与土土哈、李庭等率军进击，至元二十八年（1291）将其最后消灭。元世祖忽必烈历史功绩，千秋不朽忽必烈在位35年（1260—1294），主要历史功绩是建立元朝和统一中国，统一的范围规模超过汉唐盛世，对中华民族的历史发展影响深远：第一，它拓展了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疆域。元朝继隋唐之后，将一些边疆地区又一次纳入中国版图，其疆域超过隋唐。一些自秦汉以来的羁縻统治区域也被元朝纳入中央王朝的直接统治区域，实施有效的行政管理。台湾、云南、吐蕃，成为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第二，加强了国内各民族之间的联系。元朝统一后，许多少数民族进入中原地区，他们带来了少数民族的生产技术和文化艺术，丰富了中原地区的经济、文化生活。元世祖出猎图（选自《大汗的世纪》）许多汉人迁到蒙古、西域、东北、云南地区，带去了汉族地区先进的农业、手工业生产工具和生产技术，为祖国边疆的开发作出了贡献。为适应大一统的局面，元朝在各地设驿站、修驿道。驿道四通八达，有利于物资交流和商业发展，也加强了各民族间的文化交流与发展；第三，促进了中外经济文化交流。元朝皇帝名义上一直是大蒙古汗国的宗主，并把自己看做整个天下的当然主宰，因此他们并不采取闭关锁国的政策。当战争基本结束以后，他们还企图通过和平交往的方式，进一步扩大自己的影响，所以元朝的对外政策一直是开放的，这对于发展中外经济文化交流起了一定的促进作用。元朝与四大汗国的关系既属于蒙古贵族内部的关系，也包含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元朝与窝阔台汗国、察合台汗国的关系属于内部问题，而钦察汗国、伊儿汗国却逐步走向了独立发展的道路，因此元朝与他们的关系主要是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但由于这两个汗国都由蒙古贵族统治，所以元朝与他们的经济文化交流仍然十分密切。这两个汗国都有驿站直通大都，互相之间不断有使节往来，元朝皇帝与诸汗国通过赐予和朝贡保持着经济上的交流，使者及其随从则趁机贩运货物，每一批使者实际上都是一支庞大的商队。与时同时，阿拉伯和波斯的商人大批来到元朝，斡罗思、钦察草原和伊斯兰各族人民有的被掠夺到中国，有的移居到中国，在元朝他们被称为色目人，其中不少人从事商业活动，也有不少人参加了元朝军队，如阿速卫、钦察卫、斡罗思卫等。他们的社会地位仅次于蒙古人，是当时的第二等级。从此逐渐形成了我国的一个新的兄弟民族——回族，他们是波斯和阿拉伯人的后裔。中国内地的手工业者、医生和其他学者也有人移居到这两个汗国，元朝和两个汗国在政治、经济制度和文化学术各方面互相影响。中亚城邦中所习用的理算、扑买与商业斡脱组织等制度，都曾传入中国，在中国内地推行。元代中外交通贸易路线示意图（选自《图说北京史》）元朝的钞法和驿站制度也传到伊儿汗国。伊儿汗国丞相拉施德在编写世界历史名著《史集》时，曾有中国学者参加编纂。《史集》中关于蒙古及元朝的一些史实，主要得自出使伊儿汗国并留在那里的元朝丞相孛罗的口授。元朝与亚洲其他国家以及与欧洲的经济文化交流也十分密切。欧洲传教士、商人大批东来，中国人也有到达欧洲的。如至元十五年（1278），生长于大都的景教徒骚马前往耶路撒冷朝圣。至元二十三年（1286）受伊儿汗国国王之命出使罗马，船经君士坦丁堡至那不勒斯登陆。后又前往法兰西，受到国王菲利浦四世的接见，并到了巴黎，参观了巴黎大学，会见了英国国王爱德华一世。欧洲最著名的旅行家马可波罗正是在这时来到中国，在中国整整生活了17年，并曾出任扬州的地方长官，任职3年。他所写的行记称为“世界一大奇书”，他第一次把中国的文明介绍给欧洲人，从而打开了中世纪欧洲人的眼界，引起了欧洲人寻找中国的强烈兴趣。元世祖忽必烈忽必烈个人小档案姓名：孛儿只斤?忽必烈出生：成吉思汗十年（1215）属相：猪卒年：至元三十一年（1294）享年：80庙号：世祖谥号：圣德神功文武皇帝蒙语谥号：薛禅皇帝陵寝：起辇谷父亲：孛儿只斤?拖雷母亲：怯烈氏?唆鲁禾帖尼最得意：灭亡宋朝，统一中国最痛心：太子真金早逝相关阅读书目推荐周良霄、顾菊英：《元代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李治安：《忽必烈传》，人民出版社，2004。元成宗铁穆耳元成宗铁穆耳元成宗铁穆耳是成吉思汗建立蒙古汗国之后的第六代大汗，元世祖忽必烈建立元朝后的第二代皇帝。作为少数民族统一中国的第一个王朝，当一代雄才大略的皇帝忽必烈去世之后，选择一位什么样的君主，是关系到这个王朝能否存在下去，能否长治久安的关键。元朝初年的汉法派花费了很大心血培养太子真金，目的就是希望他继往开来，希望他用儒家思想建立一个太平盛世。至元二十二年（1285）真金太子英年早逝，这不仅对汉法派是个沉重打击，对忽必烈也是一个沉重打击。成宗之立完成了元代从开国阶段到守成阶段的平稳过渡，它虽然没有使元代进入太平盛世，但毕竟也是元初政治家们的一次成功之作。元成宗铁穆耳权臣谋划，明智选择（1）真金太子去世时，忽必烈已经年过70岁高龄，但他却迟迟没有再立太子。这其中自然有他的为难之处。当时有资格被确定为皇位继承人的主要有4人：一是忽必烈的幼子那木罕，二是太子真金的长子甘麻剌，三是真金太子二子答麻剌八剌，四是真金太子三子铁穆耳。职官印章——元帅左监军印（选自《图说北京史》）根据蒙古族“幼子守灶”的传统，那木罕作为元世祖的幼子，有资格继承皇位，而且他本人的确曾经寄希望于继位，并因此曾受到忽必烈的尖锐批评，被忽必烈疏远了。真金去世的前一年（1284），他与安童抚军北方，又被叛王昔里吉等俘虏，被海都等叛王关押了几年。故而被确定为太子的竞争性就大大减弱了。而根据汉族的皇太子继承制，“有子立子”，无子方能立弟。太子去世后，只要太子有子就应该被立为皇太孙，而不能再在太子的兄弟中选择继承人。故而朝中汉法派大臣都倾向于从真金太子的几个儿子中选择皇位继承人。从史书记载看，忽必烈对这3个皇孙都很喜欢，一时不能决定由谁来继位，这可能也是忽必烈迟迟不再立皇位继承人的重要原因。真金太子的这3个儿子，能力都很强，长子甘麻剌于至元二十七年（1290）被封为梁王，至元二十九年改封为晋王，率兵镇守北边，统领成吉思汗四大斡耳朵与达达的军马、国土，在蒙古诸王贵族中很有影响。二子答剌麻八剌一直被留在真金和忽必烈身边，直到至元二十八年才受命出镇怀州（今河南沁阳），但不曾到任就患了病，后来在大都去世。三子铁穆耳曾经随从忽必烈讨伐东北叛王乃颜，作战勇敢，立有战功；乃颜败亡后，同党合丹继续与朝廷作对，铁穆耳受命征讨，合丹败亡。至元三十年（1293），又在朝廷重臣玉昔帖木儿的协助下抚军北边，防御海都。据《元史》卷119《博尔术传》附《玉昔帖木儿传》和卷130《阿鲁浑萨理传》、《完泽传》记载，早在忽必烈去世前，朝廷重臣玉昔帖木儿、伯颜、完泽、不忽木、阿鲁浑萨理、赛典赤伯颜等已经明确表示支持铁穆耳继位，并且得到真金太子妃阔阔真和忽必烈的支持。其中的完泽，还是同受遗诏的托孤之臣。但《不忽木传》的记载却与此不同，其中说：忽必烈病重期间，“不忽木以谨厚，日视医药，未尝去左右。帝大渐，与御史大夫月鲁那颜、太傅伯颜并受遗诏，留禁中。丞相完泽至，不得入”。后英房元代居住遗址及复原图（选自《图说北京史》）这里说完泽不得进入忽必烈病房，也不是接受遗诏的3个人之一。后来完泽将此事告诉了太子妃阔阔真，阔阔真向3人询问，他们却说：“臣受顾命，太后但观臣等所为。臣若误国，即甘伏诛，宗社大事，非宫中所当预知也。”并没有告诉阔阔真遗嘱的具体内容。对于忽必烈去世之后的情况，《元史》的纪传也有记载，但互相矛盾。《元史》卷18《成宗本纪》和《阿鲁浑萨理传》记载，太子妃阔阔真的确倾向于立铁穆耳为帝，因此才派人催促他早日回上都继位。《显宗传》记载：“世祖崩，晋王闻讣奔赴上都。诸王大臣咸在，晋王曰：‘昔皇祖命我镇抚北方，以卫社稷，久历边事，愿服厥职。母弟铁穆耳仁孝，宜嗣大位。’于是成宗即帝位，而晋王复归藩邸。”这里是说晋王主动让位，并没有记载玉昔帖木儿的劝告。但《玉昔帖木儿传》却记载：“三十一年，世祖崩，皇孙南还。宗室诸王会于上都。定策之际，玉昔帖木儿起谓晋王甘麻剌曰：‘宫车宴驾，已逾三月，神器不可久虚，宗祧不可乏主。畴昔储闱符玺既有所归，王为宗盟之长，奚俟而不言。’甘麻剌遽曰：‘皇帝践祚，愿北面事之。’工艺品——玉人雕刻（选自《图说北京史》）于是宗亲大臣合辞劝进”，“皇孙遂即位”。这里明说，在上都的宗王选汗大会上，开始时晋王甘麻剌并没有主动让位，但听了玉昔帖木儿的劝告后，才当众表示同意推举铁穆耳继承帝位，故而铁穆耳得以顺利即皇帝位。《伯颜传》对于此事的记载与以上各传都不相同，云：“世祖崩，伯颜总百官以听。”“成宗即位于上都之大安阁，亲王有讳言，伯颜提剑立殿陛，陈祖宗宝训，宣扬顾命，述所以立成宗之意，辞色俱厉，诸王股栗，趋殿下拜”。伯颜提剑而立殿陛，自然代表的是朝廷军事力量的权威，含有军事威胁之意。但他“陈祖宗宝训，宣扬顾命，述所以立成宗之意”，又是在解释忽必烈的遗嘱及其确定皇位继承人的原则。在这种情况下，诸王才同意立铁穆耳为帝。元成宗铁穆耳权臣谋划，明智选择（2）《史集》第2卷《铁穆耳合罕传》又记载：忽必烈去世时，铁穆耳的母亲、真金太子的长妻“在大异密们的赞同下，立即派遣伯颜（此处指赛典赤伯颜）去追铁穆耳合罕，通知他关于祖父的情况并让他返回，以便让他登临帝位。在铁穆耳合罕到达之前的一年中，阔阔真哈敦主持了一切重要国事。在他顺利到达以后，召集了大忽里勒台”，诸王贵族、朝中大臣出席了此次大会，大会由阔阔真主持，会议进行了12天还没有结果。“在铁穆耳合罕与长他几岁的兄长甘麻剌之间在帝位继承上发生了争执。极为聪明能干的阔阔真哈敦对他们说道：‘薛禅合罕，即忽必烈合罕曾经吩咐，让那精通成吉思汗必里克的人登位，现在就让他们每人来讲他的必里克，让在场的达官贵人们看看，谁更为精通必里克。’因为铁穆耳合罕口才极好，是一个好的讲述者，所以他以美妙的声音很好地讲述了必里克，而甘麻剌则由于稍患口吃和没有完善地掌握辞令，无力与他争辩。全体一致宣称，铁穆耳合罕精通必里克，他较漂亮地讲述了必里克，他应取得皇冠和宝座”。于是铁穆耳“顺利地被扶上合罕之位”。这一记载说明，在库里台选举大汗之时，铁穆耳及其大哥晋王甘麻剌的确有一次较量，其母阔阔真明显地倾向于铁穆耳，不仅事前做了准备，而且在选汗大会上进行了一次有利于铁穆耳、不利于甘麻剌的临场测试，在这种情况下铁穆耳才占了绝对优势。这里没有记载伯颜的提剑而立，但太子妃与诸位大臣事前已经形成默契，并在会上操纵会场，形成多数，却是大同小异的。有的学者说，成宗的继位是蒙古族“幼子守灶”传统的胜利，相对于忽必烈曾经确认的皇太子制来说这是一种退步，即向蒙古旧传统的让步。我认为，铁穆耳与甘麻剌相比，虽然他是真金太子的幼子，但还不能将成宗之立简单地视为“幼子守灶”传统的胜利。在这场皇位之争中，起关键作用的是诸位汉法派大臣和太子妃阔阔真，他们选择铁穆耳继位主要不是考虑他是幼子，而是考虑他“仁孝恭俭”，包括甘麻剌也承认“母弟铁穆耳仁孝，宜嗣大位”。而《史集》记载的那次临场测验，实际上是测验二者的政治才能。从总体看，铁穆耳的政治才能优于甘麻剌，而从军事才能看，甘麻剌似乎略胜一筹。蒙古诸王之所以有不少人持有异议、“讳言”，大概主要是从这一角度考虑的。而从守成的角度考虑，当时元朝更需要一位倾向于实施儒家政治的国君，这应该是诸位汉法派大臣选择铁穆耳的主要原因。而从确定皇位的形式看，忽必烈确定的皇太子制似乎并没有被诸王贵族认可，因此还必须在上都举行库里台由诸王贵族选择皇位继承人。但在这次选汗大会上，皇太子制还是发挥了重大作用，玉昔帖木儿用以说服甘麻剌的就是“畴昔储闱符玺既有所归”，就说明先帝已经有了立铁穆耳为帝的明确意向，因此甘麻剌才同意让步。卢沟运筏图（选自《图说北京史》）而伯颜、不忽木等人是否接受过忽必烈的遗嘱以及遗嘱的具体内容，《元史》上并没有明确记载，它可能是诸位大臣与太子妃的一种政治上的默契。在选汗大会上影响最后决议形成的却是伯颜的“提剑立殿陛”或阔阔真的临场试题，它说明在此次皇位转移中权臣与主持朝政的皇妃发挥了关键作用。在整个元朝，皇太子制一直没有真正确立，每次皇权转移都要走一下库里台选汗的形式，实际上权臣尤其是军队的作用越来越大，由此而导致了元朝后期的多次宫廷政变和军事冲突，成为元朝统治阶级内部矛盾尖锐以及元朝短命而亡的一个重要原因。元成宗铁穆耳酬谢功臣，安抚异己新大汗继位之后，对诸王贵族进行大规模赏赐，这是蒙古汗国的一个传统。成吉思汗时就有统一分配战利品的规定，窝阔台分封诸王贵族时采纳了耶律楚材的建议，规定诸王贵族的份地要由朝廷派遣达鲁花赤进行管理，不允许他们直接征收赋税，要由朝廷官吏统一征收，“年终颁之”。这是统治阶级内部进行财产再分配的一种形式。除年终颁赐之外，新的大汗继位、诸王朝见照例都有赏赐，窝阔台、贵由、蒙哥继位时的赏赐都很丰厚，赏赐的仪式也很隆重；忽必烈继位时开始无物可赏，后来还专门责令王文统、阿合马筹集钱物，在与阿里不哥对峙的情况下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赏赐，包括海都和察合台汗国的叛王们也在受赏之列。此次铁穆耳继位也不是一帆风顺，通过赏赐酬报功臣和支持者，安抚反对派自然也是缓和内部矛盾、争取天下安定的一项重要措施。为此，元成宗君臣倾府库之所有进行了一次超标准的赏赐。就在元成宗即位的第一个月，至元三十一年（1294）四月，中书省臣言：“陛下新即大位，诸王驸马赐予，宜依往年大会之例，赐金一者加四为五，银一者加二为三。”即赏赐金银分别为原来的5倍与3倍。根据这一原则，第一批赏赐了3位驸马：蛮子带银76500两，阔里吉思15450两，高丽王王昛30000两，共计121950两。五月，第二批赏赐了国王和童金250两，功臣月儿鲁150两，伯颜、月赤察儿各50两，银、钞、锦各有差，赐安西王阿难答钞万锭，赐也速带而、汪惟正两军将士粮5万石。内外官府增置，在京食禄者万人，诏议增官吏禄。赐畏兀儿亦都护金550两、银7500两，合迷里的斤金50两、银450两。当年六月，中书省臣上言：“朝会赐与之外，余钞止有二十七万锭。凡请钱粮者，乞量给之。”接到这份上书之后，元成宗不仅没有控制赏赐的数量，反而立即制定了西平王奥鲁赤、宁远王阔阔出、镇南王脱欢及也先帖木儿等人的赏赐标准，各赏黄金500两、银5000两、钞2000锭、币帛各200匹；诸王帖木儿不花等，金各400两、银4000两、钞1600锭，币帛各160匹，都远远超过了原来的规定。八月，因国库空虚，元成宗下令动用钞本：“诏诸路平准交钞库所储银九十三万六千九百五十两，除留十九万二千四百五十两为钞母，余悉运至京师。”元初发行纸币以银为本，开始阶段不允许发行无本之钞，对于国库和各地平准库的钞本分文不动，因此当时物价稳定，纸币发行相当成功。后来从阿合马起开始多造纸币，即发行无本之钞，引起了货币贬值。元成宗因滥赏导致国库空虚，为弥补国库空虚而大规模动用钞本，这无异于饮鸩止渴，结果货币一再贬值，最后导致经济崩溃。这年十一月，中书省臣再次提醒元成宗要严格控制赏赐数量，其中说：“国赋有常数，先帝尝曰：‘凡赐与，虽有朕命，中书其斟酌之。’由是岁务节约，常有赢余。今诸王藩戚费耗繁重，余钞止一百十六万二千余锭。”“而来会诸王尚多，恐无以给。乞俟其还部，臣等酌量定拟以闻”。元代水磨示意图（选自《图说北京史》）成宗“从之”。这就是元成宗第一年大量赏赐诸王贵族导致的结果。尽管中书省臣不断上书，并不厌其烦地列举了大量具体数字提醒元成宗，但在其掌权的13年中，对诸王贵族的赏赐并没有得到控制。比如元贞二年（1296）、大德元年（1297）见于本纪记载的大规模赏赐各有3次，而大德三年增加到4次，大德五年则多达6次，大德四年3次，五年6次，六年3次，七年4次，八年2次，九年7次，可以说只要诸王、驸马、宗亲到大都、上都或到其行在朝见，照例都有赏赐，总之是不让这些贵族空手而归；除赏赐诸王、驸马外，赏赐较多的还有各地将领、驻军，有时也赏赐有功的大臣，甚至对皇后的隆福宫也有赏赐。“国赋有常数”，元成宗的赏赐一下子增加到3至5倍，自然会造成国库空虚。针对以上问题，中书省臣几乎年年谏诤，元成宗虽然每次都虚心接受，但一直没有采取切实可行的改进措施。如元贞二年正月，中书省臣上言：“陛下自御极以来，所赐诸王、公主、驸马、勋臣，为数不轻，向之所储，散之殆尽。今继请者尚多，臣等乞甄别贫匮及赴边者赐之，其余宜悉止。”元成宗还是“从之”，但并未采取具体措施。又过了两年，大德二年二月，右丞相完泽言：“岁入之数，金一万九千两，银六万两，钞三百六十万锭，然犹不足于用，又于至元钞本中借二十万锭。自今敢以节用为请。”虽然“帝嘉纳焉”，实际上还是虚心接受，坚决不改。大德三年正月，中书省臣又提出了类似的意见：“比年公帑所费，动辄巨万，岁入之数，不支半岁，自余皆借支钞本。臣恐理财失宜，钞法亦坏。”又是一个“帝嘉纳之”。但直到元成宗去世，各种赐予还是史不绝书。元成宗这种挥金如土式的赏赐，刺激了诸王贵族贪得无厌的本性，也导致了国家“向之所储，散之殆尽”的局面，实际上已经出现了“理财失宜，钞法亦坏”的现象。元成宗拉拢诸王贵族的另一种方式是分给他们尽可能多的份地与军队，利用诸王出镇的办法，使他们享受“上马管军，下马管民”的独立王国的待遇。比如对他的竞争对手晋王甘麻剌，元成宗不是打击陷害，也不是监督限制，而是给他很大的权力。《史集》记载说：“他把父亲遗留下的一整份财产授予了自己的长兄甘麻剌，把他派到了境内有成吉思汗的禹儿惕和斡耳朵的哈剌和林去，并让该地区的军队受他节制。”“成吉思汗的伟大禁地，全由他掌管，并由他守卫着照旧在那里的成吉思汗的诸大斡耳朵”。“谁也不许到那里，因为附近有禁地。他们制成了已故祖先的像；那里经常都在焚香致祭”。“宗王阔阔出和合罕（忽必烈）的女婿阔里吉思被派到了海都和都哇的边界，脱欢被他授命率领军队前往蛮子守卫的该国（南宋地区）”。虽然他们得到了相对独立的政治、经济、军事权力，但从总体上还是处于元朝中央的控制之下，因此他们能够一同执行元成宗交办的各种任务，“齐心协力地管理一切国事”。从这一角度看，元成宗对诸王贵族的重赏与分权，对协调元朝内部皇权与王权的矛盾、调动诸王贵族的积极性还是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元成宗铁穆耳协调各派，相辅相成中书省、枢密院、御史台是元朝中央的中枢机构，看一下元成宗时“三公”和中书省成员的组成情况，有利于我们进一步理解当时的守成政治。铁穆耳继位，主要靠朝中汉法派蒙古重臣的支持，因此在其即位后，也给了这些重臣崇高的地位和极大的尊重。比如在他继位的第二个月，即至元三十一年（1294）五月，拜玉昔帖木儿为太师，仍兼御史大夫，知枢密院事；拜伯颜为太傅，仍兼枢密院事，加衔开府仪同三司，录军国重事；拜宣徽使兼枢密院事月赤察儿为太保，录军国重事。伯颜于至元三十一年十二月去世，玉昔帖木儿于第二年十二月去世，三公中只剩下月赤察儿一人，至大德四年（1300）六月，月赤察儿升任太师，完泽以右丞相任太傅。完泽死后，哈剌哈孙继任右丞相，至大德十一年进入三公行列。瓷观音（选自《图说北京史》）三公虽然只是一种虚衔，本身并无实权，但它却标志着当时朝臣中最尊贵的地位，而且他们又都兼任丞相、知枢密院事或御史大夫，实际上是当时元朝决定政策的核心人物。在中书省中，掌握实权的是右丞相，元成宗时前后担任右丞相的是完泽和哈剌哈孙。此外，担任左丞相的先是哈剌哈孙，后是阿忽台。以上6人是元成宗时的决策人物，他们都出身于蒙古族，其中5人应该看作是汉法派重臣：伯颜是功臣阿里黑之后，旭烈兀手下名将，虽然生于波斯、长于波斯，并受洗为基督徒，但来到元朝后逐步成为一名汉法派儒将，不仅与当时的汉法派大臣刘秉忠、姚枢、安童、史天泽等关系融洽，还是坚持汉法的太子真金的拥护者，他南下灭宋，指挥若定，其战法既体现了成吉思汗以来骑兵作战的特点，也吸收了汉族兵法战策的优良传统。他长期担任元朝左丞相、右丞相、知枢密院事等军政要职，又成为仅有的几位托孤之臣，他身上寄托着忽必烈的希望，也是朝中汉法派老臣的主要代表和希望所在。玉昔帖木儿是成吉思汗四杰之一博尔术之孙，袭封右手万户，驻军阿尔泰山。于至元十二年（1275）即担任御史大夫，在元世祖时期就成为举足轻重的决策人物，曾赐号“月吕鲁那颜”，汉语义为“能官”。他一直站在朝中汉法派大臣一边，包括与安童一起处理阿合马事件、南台御史事件等。至元二十九年（1292），加录军国重事，知枢密院事职位，接替伯颜的“和林分院”职务，并与伯颜、不忽木一起接受忽必烈顾命。月赤察儿是成吉思汗义弟四杰之一的博尔忽之孙。博尔忽在北征林中百姓时阵亡，月赤察儿之父失里门则死于南征大理的战场。月赤察儿作为功臣之后，从16岁时起就在忽必烈身边当怯薛，后来出任宣徽使兼领尚膳院、光禄寺，因告发桑哥及协助郭守敬修惠通河立有大功，据说也曾以近侍之臣成为忽必烈的托孤大臣之一，成宗对他的评价是“尽其诚力，深其谋议，抒忠于国，流惠于人”。完泽也是蒙古功臣之后，其祖父在窝阔台时担任都元帅，其父线真在忽必烈时曾担任中书省丞相。他本人先是担任真金太子府的右詹事，忽必烈末年曾任尚书省右丞相、中书省右丞相。他十分尊重汉法派诸臣，担任右丞相期间曾“与儒臣论定朝仪”，“革桑哥弊政，请自中统初积岁逋负之钱粟，悉蠲免之，民赖其惠”。成宗继位后，主张罢征南之师，坚持“恪守成宪”，成为元成宗时期主要的守成派大臣。哈剌哈孙是成吉思汗功臣乞失里黑（邢州哈剌罕）的曾孙，父亲在蒙哥对宋作战时阵亡。至元二十二年（1285）担任大宗正，即也客札鲁忽赤、大断事官。后任中书省左丞相、右丞相，成为元成宗时期的重臣。他坚持用儒家思想作为行政执法的指导方针，“斥言利之徒，一以节用爱民为务。有大政事，必引儒臣杂议”。左丞相阿忽台也出身于蒙古族，但后来支持卜鲁罕皇后和安西王阿难答，估计是一位倾向于伊斯兰教或支持色目派大臣的人物。元成宗时中书省平章政事任职两年以上者共有9人：不忽木、帖可、剌真、阿鲁浑萨理、赛典赤伯颜、八都马辛、阿里、梁德珪、段那海等，其中梁德珪为汉人，段那海族属不详，其他7人均属于色目人。中书右丞、左丞任职两年以上者有5人：何荣祖、杨炎龙、张九思、尚文、何玮，均为汉人，儒家派人物。琉璃釉道士像（选自《图说北京史》）参知政事中任职两年以上者共10人，其中汉人6人，出身蒙古、色目族的共4人。平章政事中不忽木虽然出身康里部，但其父燕真为忽必烈潜邸旧臣，深得忽必烈信任。不忽木事太子真金于东宫，并师事名儒王恂、许衡，成为元初著名的汉法派大臣。虽然身为平章政事，却是忽必烈的托孤大臣之一。阿鲁浑萨理出身畏兀儿，曾受业于国师八思巴，“既通其学，且解国语”。后来忽必烈令其“习中国之学，于是经、史、百家及阴阳、历数、图纬、方技之说皆通习之”。主张“治天下必用儒术，宜招致山泽道艺之士，以备任使”。忽必烈曾经“遣使求贤”，也是一位汉法派人物。赛典赤伯颜乃治理云南的元初名臣赛典赤瞻思丁之后，其主要特长是理财。但他曾经受真金太子妃阔阔真之托，向忽必烈提起确定皇位继承人一事，支持铁穆耳继承皇位，因此在平章政事中具有特殊的地位。他与汉人梁德珪、色目人八都马辛等负责朝廷财政，人称赛梁秉政。他们清理户籍，整顿税课，保证了国家财政收入；还多次劝止元成宗过分赏赐，对从经济方面坚持守成政治发挥了一定作用。但也有人“目伯颜、梁德珪、八都马辛为三凶”，认为“三凶不诛，无以谢天下”。而“迷而火者、阿里等与之同恶相济，浊乱朝政”。实际上仍可将其视为阿合马、桑哥之后回回理财的延续。以上共计30人，其中核心人物6人，前朝旧臣11人，出身蒙古族者7至8人，出身色目族者10人左右，出身汉族者14人左右。蒙古、色目与汉人的比例大概是2∶3∶5。《元史》卷85《百官志》讲到元朝的任官原则：“官有常职，位有常员，其长则蒙古人为之，而汉人、南人贰焉。”从元成宗时中枢机构官员的情况看，似乎可以得出如下几个看法：第一，当时朝廷的决策人物为蒙古族汉法派重臣，体现了“其长则蒙古人为之”的原则；第二，其中三分之一以上为前朝老臣，体现了“三年无改父之道”的守成原则，说明元成宗时不仅制度政策未变，朝廷主要官员也未换，这应该是元成宗守成的一个主要特点；第三，色目官员位居第二，多为理财方面的官员。因此蔡美彪先生曾说：“成宗用蒙汉儒臣执政，色目官员理财，汉法与‘回回法’并用。”这一说法基本上反映了当时的情况。但色目官员多为平章政事等重要的副职，似乎比汉人官员地位还高出一筹，它是忽必烈后期以来重用色目派官员、对汉人采取控制使用政策的反映；第四，此时中书省已经没有南人任职，因此《百官志》所讲的“汉人、南人贰焉”已经不符合成宗朝官员任职的实际，而应该改为“色目、汉人贰焉”。《元史》卷187《贡师泰传》曾说：“自世祖以后，省、台之职，南人斥不用。”成宗中书省人员的构成，则正反映了这一情况。从总体看，成宗时的中枢机构是忽必烈晚年班子的延续，它体现了蒙古族、色目人、汉族统治阶级之间关系的协调，体现了汉法派、色目法派与蒙古“国法派”的协调，蒙古族汉法派重臣决策，色目人官员理财，汉族官员担任具体的行政职务或参知政事，从而形成了三族官员的联合专政（在地方政权中，汉人、南人自然仍占多数），这是一个有利于多民族国家巩固和发展的班子，也是一个体现了守成政治的班子。元成宗铁穆耳倡导德治，网漏吞舟（1）“尊孔崇儒，倡导德治”是元成宗君臣实行守成政治的基本指导思想。元成宗刚刚即位的至元三十一年（1294）七月，即“诏中外崇奉孔子”，公开向天下臣民表示朝廷执行的是尊孔崇儒的政治路线。王祯像《元典章?圣政》记载了元朝前几代帝王实行儒家政治的诏令与政策，其中成宗朝相关诏令明显地体现了其执法行政的方向性。比如《饬官吏》条要求各级官吏“爱恤元元”，“抚安百姓”；《守法令》条强调，世祖朝“典章文物大备”，本朝事宜“钦依先皇帝累降圣旨条画施行”，如有涉及“民间利害”有需兴除者，“中书省续议奏闻”，即由中书省商议，上报皇帝后方能执行，再次申明了其守成政治的基本方针；《举贤才》条指出“天下之大不可亡治，择人乃先务者也”，要求朝廷及地方行省各部门“各举廉能识治者”3至5人，“务要皆得实才”；《劝农桑》条记载了成宗时期的4条相关诏令，强调“国用民财皆本于农，所在官司钦奉先皇帝累降圣旨，岁时劝课，当耕作时不急之役一切停罢，无致妨农”。“农桑衣食之本”，要求各级官吏“仰依已降条画常加劝课，期于有成”。“农桑衣食之源，经费从出，责任管民官劝课，廉访司提调”；《安黎庶》条强调“民者国之根本，军国之用度一切财赋皆所自出，理应常加存抚”，禁止军马牧养之人向当地百姓“取要饮食钱物，非理搔扰，纵放马匹践踏田禾”；《重民籍》条要求诸王公主驸马要将非法占有的驱口还籍为民，各色民户则要“各务本业”，禁止别投贵族名下；《均赋役》条强调各色人等要合理负担赋役，诸王公主驸马不得影占百姓，权要之家不得沮坏原有体例；《复租税》、《减私租》条则提出，在国家减税的同时，地主也要相应减免地租，如至元三十一年，江浙行省上书：“陛下即位之初，诏蠲今岁田租十分之三。然江南与江北异，贫者佃人之田，岁输其租，今所蠲特及田主，其佃民输税如故，大圣寿万安寺（今白塔寺）（选自《图说北京史》）则是恩及富室而不被于贫民也。宜令佃民当输田主者，亦如所蠲之数”，成宗同意了这一建议。大德八年专门制定了一条制度：“江南佃户承种诸人田土，私租太重，以致小民穷困。自大德八年以十分为率，普减二分，永为定制”；《薄税敛》条提出“已有定额商税三十分取一，毋得多取”，并明确提出“仍禁诸人扑买”；《息徭役》条强调“农民尽力耕桑之时，其敕有司非急之务慎勿生事烦扰”，禁止徭役“妨其农时”；《救灾荒》条记载了成宗年间朝廷开仓救灾、控制粮价、动员富户救济灾民等一系列诏令。《完泽传》也记载了这方面的情况：“元贞以来，朝廷恪守成宪，诏书屡下散财发粟，不惜巨万，以颁赐百姓。”《成宗本纪》则记载了大量相关的情况；此外尚有《贷逋欠》、《惠鳏寡》、《赐老者》、《赈饥寒》、《恤流民》等条，提出减免历年所欠赋税或高利贷负担，优惠鳏寡老病之人，赈济饥民、流民等。所有这些诏令都是根据儒家德治、仁政的要求制定的，儒家强调“民为邦本，本固邦宁”；强调“农桑乃衣食之本”、国用之源；强调轻徭役，薄税敛，适当减轻对百姓的剥削；强调“博施于民而能济众”，即对受灾的百姓给以适当救济；甚至强调要延续前代圣主先帝的制度政策等，元成宗君臣在这些方面做出了不少努力，这也是元成宗守成政治的一个重要方面。大德六年（1302）六月，元朝“建文宣王庙于京师”。这是有关元朝正式在大都建立孔庙的最早记载。成宗时的重臣哈剌哈孙非常尊重儒学者，崇国寺《圣旨白话碑》（选自《图说北京史》）“有大政事，必引儒臣杂议”。又说：“京师久缺孔子庙，而国学寓他署，乃奏建庙学，选名儒为学官，采近臣子弟入学。”这说明在元朝正式建立孔庙后，根据“左庙右学”的传统，元代的国子学又有了进一步发展。《成宗本纪》大德八年（1304）二月记载：“增置国子生二百员，选宿卫大臣子弟为之。”据《耶律有尚传》记载，耶律有尚“笃志于学，受业许衡之门，号称高第弟子”，至元晚期曾任国子祭酒，“大德改元，复召为国子祭酒”。当时，耶律有尚已经年老，因葬父还乡里。“朝廷思用老儒，安车召之于家，累辞不允，得起为昭文阁大学士，兼国子祭酒”。“有尚前后五居国学，其立教以义理为本”，“是以诸生知趋正学，崇正道，以经术为尊，以躬行为务，悉为成德达材之士”。“身为学者师表数十年，海内宗之，犹如昔之宗衡也”。它说明在元成宗时期，儒学教育有了进一步发展，其特点是“以经术为尊，以躬行为务”，即宣扬程朱理学，用儒家义理派的主张培养人才，使其“悉为成德达材之士”。这些人才逐步进入元朝各级政权机构，自然会对当时的政策发生重大影响。这种守成政治、以德治国也带来了另一种消极作用，即姑息养奸、网漏吞舟，导致了官员队伍的日益腐败。据《成宗本纪》记载，大德七年（1303）“七道奉使宣抚所罢赃污官吏凡一万八千四百七十三人，赃四万五千八百六十五锭”。这说明，当时官吏贪污腐败问题已经相当严重。元成宗一方面颁发诏书打击腐败，另一方面对于大臣的腐败现象却姑息包庇。比如，江浙行省平章政事阿里为阿合马党羽，御史台弹劾其有“不法”行为，元成宗说：“阿里朕所信任，台臣屡以为言，非所以劝大臣也。后有言者，朕当不恕。”据《史集》记载，有一次商人们带来了许多珍宝装饰品，名义上说将这些宝物卖给朝廷。其中书省大臣“给珍宝定价为六十万巴里失，并从国库中取了钱。从这笔钱之中，商人大约用了十五万（巴里失）于异密和丞相们身上”。后来有人揭发，这批珍宝的实际价值不过30万巴里失，成宗“有旨重新估价”，“珍宝被估价为三十万巴里失。《岁数碑铭》（选自《图说北京史》）合罕下令把商人和旧货商人抓起来。他们招认曾给予每个异密若干钱。以此之故，异密和丞相们也被抓起来了”。这一巨大贪污受贿案涉及中书省平章政事伯颜、梁德珪、段贞、阿鲁浑萨里、右丞八都马辛、左丞月古不花、张斯立等，数额巨大，证据确凿，成宗不得不“治罪有差，诏皆罢之”，将他们罢免。但第二年九月，“伯颜、梁德珪并复为中书平章政事，八都马辛复为中书右丞，迷而火者复为中书左丞”。而那位有“不法”行为的阿里不仅没有受到应有的惩罚，反而也一起提拔为平章政事。南宋末出身海盗的朱清、张瑄降元后负责元代海运，曾为南粮北运做出了重大贡献，但二人也因此成为巨富。为了保住自己的地位和财富，他们自然会采取行贿的手段。“监察御史杜肯构等言太傅、右丞相完泽受朱清、张瑄贿赂事，不报”。此次受贿案直接涉及到朝廷的首席大臣完泽，元成宗干脆来了一个不闻不问。总之，元成宗对朝廷重臣的贪污受贿、政治腐败行为基本上采取的是姑息养奸、网漏吞舟的态度，这自然不能遏止腐败行为的发展。铁蒺藜（选自《成吉思汗》）元成宗铁穆耳倡导德治，网漏吞舟（2）在大臣中，对于官吏的腐败犯罪行为也采取一种姑息态度，甚至用儒家的所谓仁义道德干预案件的处理，为姑息罪犯提供了理论依据。比如，朝廷重臣不忽木，“人称其平恕”，其本传记载了他的具体主张，其一是：“有奴告主者，主被诛，诏即以其主所居官与之。不忽木言：‘若此必大坏天下之风俗，使人情愈薄，无复上下之分矣。’”其二是：“有因父官受贿赂，御史必欲归罪其父，不忽木曰：‘风纪之司，以宣政化、励风俗为先，若使子证父，何以兴孝。’”其三是：“枢密受人玉带，征赃不叙，御史言罪太轻，不忽木曰：‘礼，大臣贪墨，惟曰簠簋（古代盛食物的用具）不饰，若加笞辱，非刑不上大夫之意。’”在这里，不忽木强调的是父子之情、主奴之义，强调的是所谓“励风俗”、“宣政化”，强调的是“刑不上大夫”，这些都是儒家义理派的主张，在这种旗号下，他们可以置任何法制、公理于不顾，其结果却是促使官吏队伍进一步腐化，并不能达到“宣政化、励风俗”的目的。当时就曾经有人对这种现象提出了尖锐批评：“内而朝廷，外而州县，无一事无弊，无一事无病。”从此，元代政治的腐败就更加严重了。元成宗铁穆耳以战求和，诸王罢兵《元史》卷119《博尔忽传》说：“初，金山南北，叛王海都、都哇据之，不奉正朔五十年，时入为寇。尝命亲王统左右宗王诸帅，屯列大军，备其冲突。”自从蒙哥继位之后，以海都为代表的窝阔台后王就一直与蒙古汗廷对立。忽必烈继位后，海都等人先是参加了阿里不哥反对忽必烈的战争，阿里不哥投降后，他们仍然与元朝处于战争状态；直到忽必烈去世，北方叛王问题仍没有最后解决；元成宗继位后，他们仍然“不奉正朔”，即不承认元成宗的正统地位。元成宗之所以将晋王甘麻剌、安西王阿难答、宁远王阔阔出、驸马阔里吉思以及名将、名臣土土哈、床兀儿父子、玉昔帖木儿、月赤察儿等派往北方，正是为了对付海都等北方叛王。元贞二年（1296），海都、都哇内部分裂。这年年底，阿里不哥之子玉木忽儿以及兀鲁思不花、大将朵儿朵哈等率12000军队投归元朝。为此，元成宗于第二年二月将元贞三年改为大德元年（1297），并特意颁发《大德改元诏》，其中说：“朕荷天地之洪禧，承祖宗之丕祚，仰尊成宪，庶格和平。比者玉木忽儿、兀鲁思不花、朵儿朵哈等去逆效顺，率众来附，毕会宗亲，释其罪戾。适星芒之垂象，岂天意之儆予。宜规一视之仁，诞布更新之政，可改元贞三年为大德元年。”欢迎叛王“去逆效顺，率众来附”，希望能够早日达到天下“和平”，正是元成宗改元“大德”并布告天下的深意。大德改元不久，钦察王子名将土土哈病死，其子床兀儿承袭父职，领兵西逾金山，进攻海都占有的八邻部之地，大败敌军。大德三年（1299），都哇实行突然袭击，宁远王阔阔出失于防备，致使驸马阔里吉思孤军应战，求援不及，战败被俘。元成宗以阔阔出驭军失律将其撤换，改令其二哥答剌麻八剌长子海山总领漠北诸军，在老臣月赤察儿和床兀儿协助下讨伐北方诸王，同时责令玉木忽儿等领兵自效。都哇在撤军途中与玉木忽儿等遭遇，被玉木忽儿等打得大败。大德五年（1301），海都率窝阔台、察合台系后王40余人大举东犯，海山与月赤察儿等率大军“五军合击”，与海都等决战。海山率军先与海都战于和林北迭怯里吉之地，海都被打败。两个月后，海都悉率其众以来，海山与之“大战于合剌合塔之地”。开始，海山军失利，海山“亲出阵，力战大败之，尽获其辎重，悉援诸王驸马以出”，“海都不得志去”，在撤军的路上病死，其子察八儿继立。两位阿拉伯“筛海”墓（选自《图说北京史》）大德七年（1303），叛王“都哇、察八儿、明理帖木儿等相聚而谋曰：‘昔我太祖艰难以成帝业，奄有天下，我子孙乃弗克靖恭，以安享其成，连年构兵，以相残杀，是自隳祖宗之业也。今抚军镇边者，皆吾世祖之嫡孙，吾与谁争哉？且前与土土哈战既弗能胜，今与其子床兀儿战又无功，惟天惟祖宗意可见矣。不若遣使请命罢兵，通一家之好，使吾土民老者得以养，少者得以长，伤残疲惫者得以休息，则亦无负于太祖之所望于我子孙者矣。’”都哇等人的使者来到海山军中请求臣附，月赤察儿对海山及诸将说：“都哇请降，为我大利，固当待命于上，然往返再阅月，必失事机。事机一失，为国大患，人民困于转输，将士疲于讨伐，无有已时矣”，应“许其臣附”。海山及诸将采纳了月赤察儿的意见，先接受了都哇等人的投降，然后派人上报朝廷。元成宗充分肯定了这一做法，说“月赤察儿深识事机”，同意与叛王讲和，此后叛乱者“相率来降，于是北边始宁”。大德十年（1306），都哇与察八儿发生内讧，海山乘机率军越过阿尔泰山，大败察八儿。察八儿无路可走，降附于都哇。都哇乘机兼并了窝阔台汗国的领地，窝阔台汗国从此不再存在。同年，都哇死，元成宗令其子宽彻承袭汗位，为元朝藩臣。北方叛王同意罢兵，同意与元成宗“通一家之好”，这是元成宗“以战求和”政策的胜利，也是元成宗鼓励叛王“去逆效顺”、强调以德服人政策的胜利，可谓元成宗守成政治的一个重大成果。大德十一年（1307）正月，铁穆耳崩于玉德殿，在位13年，享年42岁。“灵驾发引，葬起辇谷，从诸帝陵”。谥号为钦明广孝皇帝，庙号成宗。《元史》本纪评价说：“成宗承天下混一之后，垂拱而治，可谓善于守成者矣。惟其末年，连岁寝疾，凡国家政事，内则决于宫壸，外则委于宰臣；然其不致于废坠者，则以去世祖为未远，成宪具在故也。”元成宗并非历史上的明君，但其守成政治的成功经验却也是值得进一步研究的。元成宗铁穆耳铁穆耳个人小档案姓名：孛儿只斤?铁穆耳出生：至元二年（1265）属相：牛卒年：大德十一年（1307）享年：42庙号：成宗谥号：钦明广孝皇帝蒙语谥号：完泽笃皇帝陵寝：起辇谷父亲：孛儿只斤?真金太子母亲：弘吉剌氏?阔阔真最擅长：守成最痛心：大臣贪得无厌相关阅读书目推荐（1）周良霄、顾菊英：《元代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2）黎东方：《细说元朝》，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