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商：为什么情商比智商更重要

情商：为什么情商比智商更重要年我在《纽约时报》担任科学记者的时候，偶然在一本不太知名的学术刊物上看到新罕布什尔大学约翰·梅耶和耶鲁大学彼得·萨洛维两位心理学家撰写的文章，他们在文章中第一次提出了“情绪智力”的概念。当时人们一致认为，智商超群是卓越人生的衡量标准。不过对于智商是天生的还是后天习得的仍然存在争议。情绪智力的出现，促使人们重新思考什么是人生成功的要素。受此启发，我在1995年写作了《情商》。与梅耶和萨洛维一样，在“情绪智力”的概念之下，我综合了大量科学成果，把各个原本独立的科学分支统一起来，不仅探讨了相关科学理论，还介绍了其他一些激动人心的科学进展，比如研究人脑情绪调节问题的新学科情感神经科学的初步成果。记得10年前《情商》出版之前，我曾有过这样的想象，如果有一天我无意中听到两个陌生人闲聊时说起“情商”，而且都明白它的含义，那么我就算是把“情商”成功普及到我们的文化中去了。当时我的想象力真是有限啊。“情绪智力”又通称为情商（EQ），现在几乎无处不在，甚至出现在最令人意想不到的地方，比如卡通漫画《呆伯特》（Dilbert）和《比比这个针头》（Zippy the Pinhead），以及《纽约客》杂志罗兹·查斯特（Roz Chast）的专栏漫画。我还见过号称能够提高儿童情商的玩具，征婚广告有时也以情商为卖点吸引求偶者。我甚至在一家酒店的房间里看到过一瓶洗发水，瓶身印着关于情商的妙语金句。情商的概念已经传播到世界上每一个角落。有人告诉我，“情商”已经成为德语、葡萄牙语、汉语、韩语和马来语等不同语言中的一个词语[即便如此，我认为用“情智”（EI）作为“情绪智力”的简称比用情商（EQ）更为准确]。我常常收到世界各地不同职业人士的咨询邮件，比如保加利亚的博士研究生、波兰的老师、印度尼西亚的大学生、南非的咨询顾问、阿曼的管理学专家、中国上海的企业高管等。印度商学院的学生阅读情商与领导力方面的资料，阿根廷一位首席执行官向别人推荐我后来写的情商与领导力方面的著作。来自基督教、犹太教、伊斯兰教、印度教以及佛教的宗教学者也写信告诉我，情商的概念与他们的信仰观有很多共鸣之处。最让我高兴的是，情商受到教育者的欢迎，他们发起了“社交与情绪学习”（SEL）项目。1995年我写作《情商》的时候，面向儿童的情商项目屈指可数。10年后的今天，社交与情绪学习项目已经覆盖了全世界几万所学校。目前美国很多地区把社交与情绪学习列为学校的必修课程，规定学生必须掌握这种不可或缺的生活技能，学生的情商竞争力必须像数学和语文那样达到一定的水平。比如，伊利诺伊州制定了详细而全面的社交与情绪学习能力标准，覆盖从幼儿园到高中的各个年级。小学低年级学生要学会识别和准确表述自身情绪，并了解情绪如何引发行为。小学高年级开设同理心课程，要求儿童根据非言语线索识别他人的感受。初中阶段，学生应当学会分析哪些东西会造成压力，哪些东西能激发出最佳表现。高中的社交与情绪学习技能包括通过有效的倾听和交谈解决冲突，防止冲突升级，并协商出双赢的解决办法。从世界范围来看，新加坡很早就开展了社交与情绪学习项目，马来西亚、中国香港、日本和韩国的一些学校也是如此。在欧洲，英国走在前列，另外十几个国家的学校也引进了情商教育。澳大利亚、新西兰以及拉美、非洲的一些国家紧随其后。2002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向全球140个国家的教育部发布了实施社交与情绪学习的十大基本原则，开始在全球范围推广社交与情绪学习。在一些国家和地区，社交与情绪学习已经成为一把无所不包的“保护伞”，囊括了性格教育、预防暴力、预防毒品、反校园暴力及加强学校纪律等项目内容。社交与情绪学习的目的不仅是在学生中消除这些问题，还要净化校园环境，最终提高学生的学习成绩。年，我提出初步证据，证明社交与情绪学习对于提高儿童学习能力、预防暴力等问题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现在我的观点得到了更加科学的证明，通过帮助儿童增强自我意识和自信心，调节困扰情绪和冲动，培养同理心，不仅能改善儿童的行为，还可以明显提高学习成绩。这一结论是近期研究人员对一项大型社交与情绪学习项目进行全面评估、综合分析之后得出的，该项目涉及668人，从学前儿童到高中生都有。罗杰·魏斯伯格（Roger Weissberg）是这项大型研究的发起人，同时也是芝加哥伊利诺伊大学“学术、社交与情绪学习协同作用”机构的负责人。这家机构是向世界各地的学校推广社交与情绪学习项目的先驱。该研究发现，学生成就测验分数和平均学分绩点表明，社交与情绪学习项目对他们的学习成绩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在参与社交与情绪学习项目的学校，50%的学生成绩得到提高， 38%的学生平均学分绩点有所提高。社交与情绪学习项目还使校园环境变得更安全，学生不良行为平均减少28%，终止学业的学生平均减少44%，其他违纪行为平均减少27%。与此同时，学生出勤率有所提高， 63%的学生明显表现出更积极的行为。在社会科学研究领域，对于旨在改变行为的项目来说，取得这些效果非常了不起。社交与情绪学习项目兑现了先前的承诺。年，我指出社交与情绪学习的成效还在于它可以塑造儿童发育中的神经回路，尤其是大脑前额叶皮层的执行功能。前额叶皮层负责管理工作记忆（working memory）—我们在学习时用到的记忆，以及抑制破坏性的情绪冲动。目前我的观点已经得到初步的科学证实。华盛顿大学是社交与情绪学习项目PATHS课程的发起机构之一，该校学者马克·格林伯格（Mark Greenberg）研究指出，针对小学生的社交与情绪学习项目能提高学生的学习成绩，这主要归功于注意力和工作记忆（前额叶皮层的主要功能）的改善。研究结果充分说明了神经可塑性，即通过反复经验塑造大脑，是社交与情绪学习的一大优势。最令我惊讶的是情商对商界的冲击，尤其是在领导力和员工发展领域（成人教育的一种形式）。《哈佛商业评论》把“情商”形容为“打破范式的创新观点”，是近10年来最有影响力的商业思想之一。来自商界的溢美之词往往是一窝蜂的跟风行为，并没有真实可靠的根基。不过，众多科学研究的发现，为情商应用提供了坚实的数据基础。依托于罗格斯大学的“组织中的情商研究学会”（CREIO）有力地促进了情商的科学研究，其合作机构包括美国联邦人事管理处和美国运通公司等。全球性商业机构现在已经习惯把情商作为招聘、擢升和培训员工的标准。比如，“组织中的情商研究学会”的成员单位强生公司发现，在世界各地的分支机构中，被认为有高度领导潜力、处于职业生涯中期的员工，与不被看好的同级员工相比，前者的情商竞争力要远高于后者。“组织中的情商研究学会”一直致力于这方面的研究，为希望提升能力以实现商业目标或完成使命的企业提供了切实的指导。年梅耶和萨洛维的论文第一次提出“情绪智力”的概念，当时没人能预见到这个学术领域在15年之后居然得到了蓬勃发展。1995年，我基本上找不到情商方面的文献资料，而现在从事情商研究的人员越来越多，研究发现硕果累累。据统计，目前美国论文数据库收录了700多篇研究情绪智力的博士论文，还有更多的文章处于写作过程，更别提专家教授们未被收录的研究成果了。情商的学术发展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梅耶和萨洛维，以及他们的研究伙伴、企业咨询顾问戴维·卡鲁索（David Caruso）。他们为情商的科学化孜孜不倦，创立了科学的情商理论，提出了精确的测量标准，为情商研究确立了无懈可击的学术标准。推动情商研究走向繁荣的另一股力量来自鲁文·巴昂（Reuven Bar-On），目前任职于得克萨斯州立大学休斯敦医学院。他工作热情且充满活力，提出了独创的情商理论，很多研究人员在其启发之下采用了他开发出的测量标准。巴昂还推动了情商学术著作的发展，他参与编辑了包括《情商手册》在内的一些图书，这些学术著作对情商研究的发展起到了关键作用。情商研究在不断地发展，但同时也遭到了某些故步自封的人类智力研究学者的反对，“智商是衡量人类潜能的唯一标准”这一观点的支持者反对尤为激烈。尽管如此，情商研究始终充满了活力。哲学家托马斯·库恩（Thomas Kuhn）认为，任何重要的理论模式都应当通过更严格的实验加以验证，使其不断修正和完善。情商研究正是处于这种阶段。情商研究目前主要有三种模式，另外还有几十种理论。每种模式分别代表了不同的研究取向。萨洛维和梅耶模式受到一个世纪以前智商研究范式的影响，属于传统的智力研究。鲁文·巴昂提出的模式以其幸福研究为基础。我的模式侧重于工作和组织领导力的表现，融合了情商理论和近几十年个体竞争力的模型研究。遗憾的是，对《情商》的误读造成了一些迷思，我希望在这里及时澄清。首先是流传甚广的谬误，比如“情商对成功的贡献率为80%”，这纯属无稽之谈。这种误解起源于“智商对事业成功的贡献率约为20%”的说法—它本身就是一种推测。这种推测说明成功的主导因素还没有得到明确，需要寻找智商之外的其他因素填补空白。但这并不代表情商就是余下的这80%的因素，成功的影响因素非常广泛，除了情商之外，还包括财富、家庭教育、性格以及莫名其妙的运气等。约翰·梅耶及其研究同事指出：“对于不成熟的读者，所谓成功还有80%的未知因素，意味着也许存在一个迄今为止被人忽略的变量，而它才是人生成功的真正主导因素。这种愿望是良好的，但一个世纪以来的心理学研究表明，没有哪一种变量具有如此之大的作用。”第二个普遍误解是对《情商》副标题“为什么情商比智商更重要”的过度渲染，比如在学习领域。如果没有严格的条件限制，这种说法不能随便乱用。尤其极端的是，有人认为在所有领域“情商比智商更重要”。情商比智商重要的领域主要是智力与成功关联度相对较低的“软领域”，比如在情绪自我调节和同理心能力比纯粹认知能力更为突出的领域。一些智力受到局限的“软领域”恰好对我们的生活非常重要。首先是健康（详见第十一章），紊乱的情绪和不良的人际关系是疾病的诱因。现在有很多研究证实，能够更加平和、自觉地控制情绪的人，往往拥有独特、显著的健康优势。另一个领域是爱情和人际关系（详见第九章）。众所周知，聪明绝顶的人可能会干出非常愚蠢的事。第三个领域是顶尖水平的竞技（本书没有提到），比如世界级的体育赛事。一位执教美国奥林匹克运动队的体育心理学家告诉我，在顶尖水平的竞争环境中，每个运动员的练习时间都长达上万个小时，成功与否取决于运动员的心理素质。关于企业领导力和职业的研究要相对复杂一些（详见第十章）。智商的高低能够非常准确地预测企业员工是否符合某一特定岗位对认知能力的要求。成百上千项的研究表明，智商能够预测个体可以胜任哪个级别的岗位。这一点没有疑问。但对于一群智力符合职业要求的储备人才，智商无法预测谁会成为最优秀的领导者。部分原因在于“地板效应”，处于特定职业或大型组织顶级梯队的人才，均已通过了智力和专业技能的筛选，在这种高水平的团队，高智商成为“入门”能力，员工需要达到一定的智力水平才能参与竞争。我在1998年出版的《情商实务》（Working with Emotional Intelligence）里提到，相对于智商或技术能力，情商往往是一种“鉴别性”的竞争力，它能很好地预测在一群非常聪明的人当中，谁最有领导能力。看看全球各家机构列出的明星领导人竞争力的单项决定因素，你会发现职位越高，智商和技术能力指标的重要性就越低。（对于低端工作，智商和专业技术的指标性会更加明显。）在2002年我与理查德·博亚兹和安妮·麦基合著的《高情商领导》（Primal Leadership:Learning to Lead with Emotional Intelligence）一书中，更全面地发展了这一观点。在最高层次，领导力的竞争力模式通常包含以情商为基础的各项能力，贡献率为80%~100%不等。一家全球执行力研究公司的研究主管指出，“首席执行官受聘是因为智力和商业才能，解聘是因为缺乏情商”。我在写作《情商》时把自己定位为科学记者，旨在向读者介绍心理学的一个重要发展趋势，尤其是新兴的以情绪为研究对象的神经科学。随着研究的深入，我回到自己的老本行心理学，对情商模式进行研究。写作《情商》以来，我对情商的研究一直在不断地发展。我在《情商实务》中提出了一个扩展框架，描述了自我意识、自我管理、社会意识及人际关系管理能力等情商的基础要素如何转化为职业的成功。为此，我借鉴了哈佛大学心理学教授、我的研究生导师戴维·麦克莱伦（David Mclellan）关于“竞争力”（competency）的概念。情绪智力决定了我们学习自控等基础能力的潜能，而情绪竞争力（emotional competence）代表我们掌握的这种潜能在多大程度上转化为职业能力。比如要熟练掌握客户服务或团队合作的情绪竞争力，必须具备情商的基础能力，尤其是社会意识和关系管理能力。情绪竞争力是一种习得的能力，具有社会意识或关系管理的技能并不代表个体掌握了熟练处理客户关系或解决危机所需要的额外知识，只说明个体具备了掌握情绪竞争力的潜能。基础的情绪智力对于特定竞争力或工作技能是必要但不充分的要素。认知模拟使学生具有出色的空间想象能力，但他可能从来没有学过几何，更别提做建筑师了。同样的道理，一个人可能具有很强的同理心，但处理客户关系却很糟糕—原因在于他没有掌握客户服务的竞争力。年，我介绍过佛蒙特大学心理学家托马斯·阿肯巴克（Thomas Achenbach）发起的一项研究。他从全美挑选了3 000多名具有人口统计学代表性、年龄从7岁到16岁的儿童，由他们的家长或老师对其情绪状况进行评估。研究数据显示，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到80年代中期的10多年间，美国儿童的情绪幸福指数呈现明显的下降趋势。这些儿童的困扰和问题更多、更严重，比如孤单、焦虑、不服管教和爱发牢骚等。（不管总体趋势如何，总会存在个体之间的差异，有些儿童会成长为出色的人才。）年，研究人员对另外一组儿童进行评估，数据显示他们的情绪指数比20世纪80年代后期有了明显的改善，尽管如此，还是没有回升到70年代中期的最高水平。没错，总体上父母仍然喜欢抱怨孩子，担心他们受到外界的“不良影响”，家长们的牢骚似乎比以前更多了。但儿童情绪指数的总体趋势是明显向上的。坦白地说，我对此感到不解。我曾经推测，当代儿童无形中成为经济和技术进步的受害者，他们情商低下，原因在于他们的父母比起前几代人工作的时间更长，人口流动性的增加切断了他们与大家庭的联系，而且他们的“空闲”时间过于刻板和有组织性。要知道，情绪智力传统上是通过日常生活得到传承的，比如和父母、亲戚相处，自由随意地玩耍，但现在的年青一代已经失去了这些机会。此外还存在一些技术因素。现在儿童独处时间之长在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他们要么上网，要么看电视。这等于为前所未有的大规模自然实验创造了机会。这些精通技术的儿童，长大后与他人相处时会不会像与电脑相处那样自在？我对此很怀疑，儿童沉迷于虚拟世界，会削弱他们与人相处的能力。这就是我的论据。最近10年经济和技术的发展趋势并没有发生变化，但是谢天谢地，孩子们反而有所进步。一直从事该项研究的托马斯·阿肯巴克推测，美国20世纪90年代的经济繁荣同时提升了儿童与成人的情商，在这期间美国就业率上升，犯罪率下降，意味着儿童受到了更好的教育。他认为，如果社会遭遇严重的经济衰退，儿童的情商将会退化。至于这样的情况是否会出现，只有时间才能证明。情商在广泛的领域中迅速成为重要的议题，对其进行任何预测都是很困难的事情，不过我愿意对情商领域的未来提出几点希望。当前主要是特权阶层，比如企业高管及私立学校的学生，能够享受到提高情绪智力的收益。如果贫困社区的学校引进社交与情绪学习，当地的很多儿童也能从中受益。但我希望情商教育更加民主化，惠及边缘群体，比如贫困家庭（这种家庭的儿童更易受到情绪的伤害）以及监狱犯人（尤其是少年犯，如果他们控制愤怒、自我意识和同理心的能力得到增强，将会大有裨益）。在情商方面向他们提供恰当的帮助，他们的生活会得到改善，所处的社会环境也会更加安全。我还希望情商研究的广度能够得到进一步拓展，从关注个体的能力转移到关注人际互动的效果，不管是一对一的交流还是较大规模的互动。以新罕布什尔大学心理学家凡尼沙·杜鲁斯凯特（Vanessa Druskat）为代表的团队情商建设研究，正是情商研究广度拓展的表现之一。我们在这方面还可以大有作为。最后，我希望有一天情商得到普遍的理解，我们不需要特别提起它，因为它已经和我们的生活融为一体了。在这种情况下，社交与情绪学习成为所有学校的课程。同样，自我意识、控制破坏性情绪和同理心等情商特质成为职业约定俗成的要求，成为员工聘任和提升的标准之一，尤其是领导力的必备素质。如果情商成为衡量人类素质的基本要素，影响力和智商一样广泛，那么我相信，我们的家庭、学校、行业和社区会变得更有人情味、更生机勃勃。前言亚里士多德的挑战任何人都可能发火，这不难。但要做到为正当的目的，以适宜的方式，对适当的对象，适时适度地发火，这可不易。亚里士多德《尼各马科伦理学》这是纽约月的一个下午，燠热难耐。汗流浃背使得人们烦闷不安。我急着赶回饭店，在麦迪逊大街乘上了一辆公共汽车。一上车，那个中年黑人司机就亲切地招呼我：你好！他满脸灿烂的笑容使我不由吃了一惊。汽车蜗行着穿过拥挤的大街。每一个上车的乘客都无一例外地受到他的欢迎，但他们也像我一样，吃了一惊，然后因这天气的缘故，无心回应。在堵塞的车阵中，汽车一点点向前蠕动，不知不觉，车内的气氛发生了奇妙的变化。只听见这司机自任导游，不停地介绍着过往景观：这家商店正在大削价，那家博物馆刚好有个好展览，还有拐角处的电影院正上演一部新片子??他对这城市的丰富多采是那样的喜悦热爱，流溢而出，感染了所有的人。人们下车时，似乎已抖掉了上车时包裹着的那身阴郁的外壳，以微笑回报司机的大声告别：再见，祝每天过得好！这段记忆留在我的脑海里几达年了。在乘上麦迪逊大街的公共汽车时，我刚好完成了心理学博士学位研究，但对当时车上的心理气氛变化却并未给予专业的留意，而当时的心理学本身就对情感的机制所知甚少。那位黑人司机简直就是城市的和平之神，以其魔力把车上乘客的烦躁郁闷嬗变为开心的和煦春风，使每一个乘客变成了积极情绪的传播源，把欢乐撒播到全城的每一个角落。与此截然相反，现在随手一翻眼前的报纸，触目皆是：某校岁孩童大闹校园，把油漆泼洒到课桌、计算机、打印机上，毁坏停车场的汽车等等。原因很简单：某三年级同学叫他“ 小家伙”，而他要叫他们知道知道他的厉害。曼哈顿一家说唱夜总会门外拥塞着一群青少年，你推我搡，碰碰撞撞。突然，有人抽出． 自动手枪向人群扫射，造成个年轻人受伤。报道指出，近年来类似这种自以为遭到轻视而报复枪杀的案件在美国越来越常见。据报道，在被害人年龄不到岁的凶杀案件中，有的凶手就是他们的父母或继父母。其中几乎有一半的父母称他们不过是想“教训教训”自己的孩子。触发这种致命殴打的原因只是孩子挡住了电视机、哭闹或尿布湿了之类琐事。一个德国青年因放火烧死睡梦中的个土耳其妇女和小孩而被送上审判席。他是新纳粹组织的一员，自诉丢了工作并且酗酒，把自己的恶运归咎于外国人。他以几乎听不见的声音说道“：我对自己所作的一切深感懊悔，无比羞愧。”每天的新闻中都充斥着这类与安全、礼仪全然不相干的报道，让人感到一种邪恶的本能冲动在到处乱窜。但新闻确实反映了我们生活中情绪失控正在蔓延的现状。我们或多或少都曾体验过这种经历，情绪突然暴发，事后又为此后悔不迭。近年来类似报道不断给我们敲响警钟：在我们的家庭、社区以及集体生活中情绪不良、绝望或恣意妄为正持续增长。钥匙儿童回家守着电视，除了看到钟点保姆，相伴的只有孤独寂默；遭遗弃、被冷落或受虐待的孩子们陷于痛苦之中；婚姻关系中充满丑陋的暴力，愤怒与绝望日积月累，汹涌澎湃。病态情绪正在全球散布：抑郁症患者猛增；攻击行为一浪高过一浪；少年携枪上学；交通事故演变为枪杀；被解雇的员工，心怀不满，回公司滥杀无辜??等等，不一而足。“精神虐待”“、开车射杀”“、创伤后应激”之类术语已进入我们的日常词汇，许多人对生活已从希望“ 过得愉快”变成了追求“ 让我快活”。本书旨在从看似毫无意义的日常行为中挖掘出深层的含义。既是心理学家，又是《纽约时报》记者的我，多年来一直关注着对非理性王国的科学认识的进程。我注意到分道扬镳的两大趋势：一者悲观地描绘了我们情感生活中日益涌现的灾难，另一者则乐观地向我们展示了希望。为何现在来探讨这个问题近年来，尽管有那么多坏消息，但对情绪的科学研究还是取得了长足的进步。最奇妙的莫过于通过脑成象之类高科技手段，人们已能将大脑的运转过程变为可视图象。有史以来，人类第一次有可能亲眼目睹那最深邃的神秘之源，使我们能够探究我们思维、感受、想象或做梦时，这团错综复杂的细胞究竟是怎样运行的。神经生理学的丰富文献使我们更清楚地了解到脑的情绪中枢如何驱使我们愤怒或哭泣，帮助我们理解激发我们去爱或去攻击的脑的更原始的低级部位怎样被引导而发挥出更好或更糟的功能。对情绪活动的功能及失调的前所未有的清楚认识，使得人类集体的情感危机有了某种补救的可能。由于科学日臻成熟，我终于获得了充分的资料写作此书。在心理科学王国中，情感向来是一片未被开垦的处女地。研究竟然经年累月地忽视了人类精神生活中的情绪感受。然后，有一天，在这片空白之中，一下子冒出了一大堆五花八门的咨询忠告自修书籍，它们的出发点虽好，却缺乏科学依据。此时此刻，科学已经有能力对人类精神世界的这些紧迫而又令人困惑，甚至是最不理性的难题作出权威的阐释，并能相当精确地勘测和绘制出人类心灵世界的地图。这无疑向那种狭义的智力概念发出了挑战。只承认狭义智力定义的人，认为智商是生活经验无法改变的遗传指令，先天资质几乎已命定了你今后的一生。他们无视这类问题：我们怎样才能使孩子们生活得更好？为什么有些高智商的人命乖运蹇，而智力平平者却出类拔萃？这就是所谓“情感智商”造成的差异。情感智商包涵了自制、热忱、坚持，以及自我驱动、自我鞭策的能力。这些技能完全可以教给儿童，帮助他们更好地发挥在冥冥之中被赋予的智力潜能。除此之外，摆在眼前迫切需要解决的还有伦理道德的问题。我们今天的社会结构似乎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在解体，自私自利、暴力、道德沦丧正腐蚀着我们社会的美德。强调情感智商的重要性就在于提醒人们要注意情感、性格与道德的结合。越来越多的证据显示，人生的基本伦理观根植于潜藏的情感能力。就人而言，冲动是情感的媒介，所有的冲动都源于情绪的激烈化并想以行动表现出来。受冲动支配的人也是道德有缺陷的人。控制冲动的能力正是独立意志与人格发展的基础。与此相同，利他主义产生于移情，这是一种觉察、辨认、理解他人情感的能力。缺乏对他人的需要或绝望情绪的感受，就谈不上关怀。我们今天的时代所要求的道德观念，其实最根本的就是这两者：自制与同情。心灵之旅深刻地理解我们自身以及我们所处世界的种种难解之谜。在旅途的终点将使读者认识到怎样把智慧溶进情感，明白情感与智慧结合的意义何在。理解过程本身就有助于使认知进入情绪的王国，产生的结果恰如量子物理学一般，能改变研究者眼中的事物。心灵之旅的第一站，即本书的第一部将浏览脑的情绪结构的新发现，以阐释诸如情感何以会冲昏头脑之类的人生困惑。了解当我们愤怒或恐惧、激情或欢乐时脑功能的相互作用，有助于认识我们如何习得不良的情绪习惯，摧毁原本是最善良的意愿，以致屈从于破坏性的、自我贬抑的情绪冲动。许多神经生理学的重要研究成果给我们提供了一个窥探如何利用神经构造的功能来塑造下一代良好情绪习惯的窗口。心灵之旅的第二站是本书的重要部分，带我们去了解生命的基本素质，即情感智商是如何在与生俱来的神经结构基础上发展起来，教我们善于克制情绪冲动，长于辨识他人最隐秘的感受，巧于把握人际关系，能够恰如亚里士多德所言的“为正当的目的，以适宜的方式，对适当的对象，适时适度地发火”（。如果读者对神经结构细节不感兴趣，可跳过第一站，直接从本站开始旅程。）在我们拓展的智力或智慧概念中，情感乃生存能力的关键。本书第三部分将探讨情感能力的差异，展示高情感智商者人际关系良好，生活各方面的各种关系稳定和谐；而缺乏情感智商者人际关系崩溃，生活中处处有不如意。今天的劳动力市场给予情感智商前所未有的重视程度，无它，则招聘和求职均难以成功。此外，该部分还向我们警示，不良情绪就像吸烟一样给人带来损害，而保持情绪平稳有助于人生健康和幸福。天赋遗传的一系列情绪基点构成了人格的气质倾向。但气质又并非终生注定，大脑电路图具有极大可塑性。本书第四部分揭示了孩提时在家庭中和学校里习得的情感经验，形成了我们今天情感智商的基础，使我们或是更灵活巧妙，或是更笨拙无能。因此，童年和青春期是奠定优良情感习惯，影响一生幸福的关键时期。第五部分则对那些虽长大成人，却未能把握住情感，即情感智商有所缺陷的人进行了剖析，指出这些人更有可能出现抑郁、暴力倾向、饮食障碍或滥用毒品等问题，生活中发生危机的可能性也大大增高。同时介绍了一些学校的新尝试，它们率先教给儿童所必需的情感技能、社交技能，以防出现日后生活脱轨等问题。本书也展示了一些让人不安的材料。一项对父母和教师的大规模调查显示，今天一代的儿童比前几代有更多的情感困惑：更孤独抑郁，更狂暴易怒，更紧张焦虑，也更冲动好斗。对此的补救，我认为唯有使年轻的一代对生活做好准备。而目前，儿童情感教育完全是放任自流，这将产生更为灾难性的后果。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学校更新教育观念，通过课堂教育把学生的头脑和灵魂、理性和情感结合起来。我们的心灵之旅终点站就是去参观这些具有变革精神，欲为孩子们奠定情感智商基础的课堂。我相信终有一天，常规教育将把自觉、自制、移情、倾听、化解冲突以及合作艺术等人类最根本能力的培养作为儿童教育的主题。亚里士多德的《尼各马科伦理学》对美德、人格及完善生活作了哲学思考，企望以智慧管理我们的情绪生活。运用得当，我们的激情能明智地指导我们的思维、价值观，乃至我们的生存。但事实是，我们的激情极易岔入歧途。正如亚里士多德所言，问题不在于情感本身，而在于情绪的“适当”及其表达。我们应当关注的是：怎样才能把智慧带进情绪，把礼貌带到大街小巷，把关爱注入我们的共同生活。第一部分情　　绪　　中枢第一章情绪的功能唯有用灵魂才能透视事物的真伪，肉眼所不能见者乃其精髓。圣埃克苏佩里《小王子》昌西一家乘坐的火车行经路易斯安那湾时，一艘游艇撞毁铁路桥，火车翻落水里。水涌进车厢，眼看就要沉没。面临灭顶之灾，昌西夫妻别无他念，只是竭尽全力，把女儿安德烈亚推出车窗。最后，夫妻俩遇难了，但换来了岁女儿的获救。安德烈亚的故事，展示了父母为拯救孩子在生命最后关头的英雄壮举及非凡勇气。父母为子女而牺牲的事例在人类历史乃至史前时代，甚而在更广阔的种属进化史上，数不胜数，屡演不衰。按生物学家的进化论观点，父母的自我牺牲不过是借下一代传递遗传基因，保证“繁衍成功”的一种手段罢了。但对处于生死攸关之际的父母而言，除了爱，还有什么能使得他们作出如此牺牲呢？这一感人的故事证实了无私的爱（以及我们感受到的所有情感）在人类生活中有多么重要，让我们看到了情感的目的性与巨大能量。我们最深层的那些情绪，那些激情，那些欲求，恰是人类种属遗传、代代延续的伟大动力，其力量无与伦比。爱，演变成强大的力量，去拯救心爱的子女，并压倒自己求生的本能。以理智的眼光看，自我牺牲是非理性的；但对情感而言，这是唯一的选择。进化过程发展到今天，为什么情感占据了人类精神世界的核心地位？社会生物学家指出，危急时刻情感高于理性，发挥主导作用便是其原因。当我们面临危险、破产、丧亲、屡遭挫败，或求偶、结婚成家等事件时，仅靠理智不足以圆满解决问题，还需情感指引方能作出正确的反应。每一种情绪都好比是起跑前的“ 各就各位”，使机体做好准备，正常运行，应付生活中的一切挑战。在进化历程中，这种内在情境一次又一次地反复出现，直至烙印在神经系统成为先天的、自主性的情绪反应倾向，也再次证实了情绪的存在价值。如果想探讨人性而忽略情感的力量，那是目光短浅和非常可悲的。“人类” ）一词出自拉丁语，意指能思考有思想的物种。可想象情绪在人类生活中的重要性，此词确有误导之嫌。仅凭经验就可知道，进行决策或采取行动时，情感与理智是并驾齐驱的，有时甚至是情感略占上风。我们把由智商所评定的纯理智看得太重，强调得太过分了。其实，当情绪独霸天下时，理智就无能为力了。激情淹没理性这是一个由玩笑引发的悲剧。某日凌晨一点钟， 岁的马蒂尔德想给爸爸开个玩笑，躲进壁橱里。她想在爸妈访友归来刚进家门时，突然跳出，大叫一声，吓他们一大跳。但其父母以为女儿当晚住在同学家。听到房里有响动，父亲马上摸出． 手枪，先查看了女儿的房间。一见有人从壁橱跳出，立刻开枪。马蒂尔德颈部中弹，应声倒下。小时后不治身亡。恐惧本是人类进化过程中遗留下来的原始情绪，驱使我们远离危险，保护家人。正是这一恐惧本能驱使父亲拿枪，搜寻他所以为的入侵者。恐惧使父亲甚至没来得及听出女儿的声音，没来得及看清枪口对准的是谁，便开枪了。进化论生物学家认为，这类自主性的反应早已烙刻在我们的神经系统上，因为在漫长而又危险的人类史前时期，这关系着人类的生死存亡。更重要的是，据此才能完成进化的主要任务：种族绵延，并把这一反应模式溶入基因，一代代传递下去。马蒂尔德的悲剧真是对人类的残酷嘲讽。尽管在进化的漫长历程中，情绪英明地指引着人类前进，但进化的缓慢步伐怎能追赶上现代文明的日新月异。事实上，人类最早的法则、法令，如《汉谟拉比法典》，《摩西十戒》，《阿索咯大帝敕令》等等，都可看作是约束、驾驭或驯化情绪生活的企图与努力。弗洛伊德的《文明及其不满》强调，社会在原始的毫无节制状态下不得不制订戒律以降伏奔突跳窜、恣肆横行的情绪浪潮。无视社会规范，激情一再冲垮理性，这是人类本性使然。我们与生俱来的情绪神经回路至少是人类最近五万代以来的最佳生物学设计，只是还不敢说是最近五百代，当然更不敢说是最近五代人的最理想构造。百万年以来，进化过程缓慢然而精细地建构着我们的情绪。最近一万年来，人类文明有了飞跃发展，人口亦从万爆炸性地增至亿，但这一切却没有在情绪的生理模板上留下什么印痕。总之，我们对每天遭遇的所有事物的评估及其反应不仅仅取决于我们的理性判断与个体经验，还来自于悠远祖先的回声。这难免有时会导致发生马蒂尔德的悲剧。当代人类在遭遇后工业化时代的困境时，却常常诉诸于更新世灾变洪荒之时的原始情绪。这一困惑正是我欲探讨的核心主题。冲动行为早春的一天，我开车穿过科罗拉多的一个山口。突然，雪花漫天飞舞，前面一点点路都看不见。我紧紧盯着前方，可除了一片刺目的白色，什么也看不清。我紧紧踩着刹车，感到焦躁涌向全身，只听到自己“咚咚”的心跳。焦虑渐渐演变为真正的恐惧，我把车靠到路边，等待着这场大雪过去。半小时之后，雪终于停了，能见度恢复正常，我又继续上路。前方不过几百米的地方，车又被堵住了，正有救护车忙着运送伤员，原来发生了汽车首尾相撞。想来后怕，如果我刚才冒雪赶路，很可能也会与他们撞在一起。恐惧衍生的谨慎救我一命。像嗅到从狐狸身上飘过的气息，兔子立刻屏气敛神，像史前哺乳类一见到攫食的恐龙便四散逃匿，一种内在的警觉控制了我，迫使我停车，多加小心，警惕步步逼近的危险。基本上，所有的情绪都是进化配置好的程序，是驱动我们应付环境、即刻行动的反应冲动。情绪一词的拉丁语词根为“行动”，加上前缀“ ”，表示“ 离开”，意味着采取行动逃离危险的内在动力。观察动物或儿童，可以很明显地看到情绪引发行动。而在“ 文明化”的成人身上，或在动物世界的严重变态事例上，我们看到的却是情绪与行为反应的剥离。人类情绪反应的每一种都有其独特功能，各有其不同的生物特征（ 参见“ 附录一基本情绪”）。通过采用新技术新方法来探视人类有机体和大脑，研究者越来越多地发现了促使有机体作出不同反应的情绪的生理机制：愤怒时，血液涌向手部，便于抓住武器，击打敌人。此时心率加快，肾上腺素类激素分泌猛增，以产生强大的能量，应付激烈的行动。恐惧时，血液流向大骨骼肌，如流向大腿，以便于奔跑；脸部则因缺血而变得惨白，同时会有血液流失的“冰冷”感觉。可能有一瞬间，躯体僵化，也许是争取时间来衡量藏匿是否为上策。大脑的情绪回路中枢激发大量激素，使躯体处于全面警戒状态，一触即发，密切注视逼近的威胁，随时采取最佳反应行动。快乐时，大脑中枢抑制消极情绪的部位激活，产生忧虑情绪的部位则沉寂，准备行动的能量增加。不过，除这种静止状态外，并无其他特殊的生理变化，这将有利于机体从消极情绪的生理激发状态迅速恢复。这一机制不仅可使机体以逸待劳，而且还有养精蓄锐之意，可随时迎接一切挑战。爱、温柔、性满足则激活副交感神经系统，在生理反应上刚好与恐惧和愤怒引发的“战斗或逃跑”反应相反。副交感神经系统主要是“ 放松反应”，使机体整个处于一种平静和满足的状态，乐于合作、配合。惊讶时，眉毛上扬，扩大了视觉搜索范围，视网膜上接收到更多的光刺激，可获取意外事件的更多信息，有助于更准确判断事件性质及策划最佳行动方案。厌恶时的表情为：上唇扭向一边，鼻子微皱。这种表情几乎全世界的人都一样，这明白无误地显示：某物气味令人恶心。达尔文认为这是为了关闭鼻孔，阻止吸入可厌气味；或欲张嘴呕出有毒食物。悲哀的主要功能是帮助调适严重的失落感，诸如最亲近的人逝去或重大失败等。悲哀减退了生命的活力与热情，对消遣娱乐已全无兴致，继续下去几成抑郁，机体的新陈代谢也因之减慢。但这种回撤提供了一个反省的机会：悲悼所失，细嚼生命希望之所在；重聚能量，重整旗鼓，从头再来。像这样的能量暂时衰退，就早期人类而言，可把他们留在家里，因为此时他们较脆弱，易遭受伤害。其实这是一种安全保护机制。人类的文化与个体生活经验进一步塑造这些生理反应。比如，失去至爱亲朋，无论谁都会表现出悲痛伤感。但是怎样表达悲伤，是当众号啕还是人前克制，私下哀泣，则受到文化的雕琢。甚至哪一类至爱亲朋是应悲悼的，也深受文化因素的影响。早在有记载的历史之前，悠悠的进化历程就在严酷的生存环境条件下锻造着人类这些情绪反应。婴儿存活率极低；成人寿命不过岁；凶猛的食肉动物虎视眈眈；或是洪水滔天，赤地千里，人生存亡难卜，这样的生存条件随着人类进入农业时代或最原始社会的建立而大大改善了。最近一万年来，全球各种社会形态都取得了巨大进步，遏制人口增长的凶险环境力量已大大减弱。原本攸关人类生存的情绪反应的重要性随外在压力的衰减似乎已荡然无存。洪荒时代，愤怒的一触即发可视为存亡的临界点，而今天来岁孩子随手可弄到枪支，一点就炸的情绪反应则酿成灾难。我们的两个头脑我的一个朋友离婚了。她的丈夫爱上了更年轻的女同事，突然宣称要离家与那个女人共同生活。随后几个月是有关房子、财产、孩子监护权等的激烈争吵。此后，又过了几个月，她告诉我，很高兴自己重又独立了“，我现在再也不想他了，一点都不在乎他了”，说着，眼里却闪出了泪花。不留心也许就看不出她的眼泪。移情的理解告诉我们：泪眼朦胧意味着说话人口是心非，嘴上说无所谓，心底却很痛苦。这与白纸黑字表达的信息一样确凿无疑。每一个人不但有一个情感的大脑，还有一个理智的大脑。我们的每一个观念，都是两者共同运作的结果，一个思维，一个感受。认识的这两种基本方式，截然不同但又相互作用，建构了我们的精神世界。理智大脑，是我们清醒的意识层面的认知模式，可明确地思索、考虑、反省；与之相辅相成的情感大脑，乃另一套认知体系，有时可能不符合逻辑，表现为冲动性，但同样是强有力的（ 情感大脑的详细特征，参见“ 附录二”）。情感理性两分法类似于传统的“ 灵魂”与“ 头脑”的分野：以灵魂辨识事物完全不同于以理性说明事物，它远比以理性思考更能把握深层的本质。理性与情感对大脑的控制存在着明显的倾斜：情绪越是强烈，情感大脑的主宰越是蛮横，理性越是无能为力。这其实植根于远古洪荒的进化历程。当生命危在旦夕之时，靠情绪与直觉引导即刻反应和行动；若停下来深思熟虑后再采取行动，则结果很可能是死亡。情感大脑与理性大脑各以其极不相同的认知方式密切合作，和谐交织，引导我们穿越世界，走向未来。通常，情感与理性应保持平衡；情感促动理性操作并提供操作动力，理性则修正，有时则是否决情感的冲动情感与理性毕竟是半独立的，在大脑系统中，既相互联系，又各有其不同功能。在绝大多数场合，情感与理性颉颃精妙；思维不能不带情绪，反之亦然。然而，当激情潮涌浪高，冲垮平衡时，情感大脑便占据上风，淹没理性大脑。世纪的荷兰人文主义者伊拉斯谟斯（）以调侃的口吻描述了理性与情感永远的抗衡：众神之王朱庇特赋予人激情远多于理性： 。他派遣了两大暴君“，愤怒”及“ 欲望”，与“ 理性”对阵。势单力薄的“理性”怎能抗衡这联合阵营。放眼芸芸众生，结果一目了然。“理性”拚命挣扎，声嘶力竭，鼓吹有关美德的老生常谈；两大暴君却不买帐，愈加嚣张跋扈。到头来连他们的天神主子都奈何不得，只好由他们去了。大脑的成长为更好地把握情绪压倒理性的力量何在， 弄清楚情绪与理性为何如此易于对抗，有必要首先了解脑的进化历程。人类的大脑组织，即脑细胞团，重约千克，是人类的近亲、非人灵长类动物脑重的倍左右。在数百万年的进化过程中， 脑由原始向发达演化，发展出更精致完善的高级中枢。人类胚胎脑的发育大致重演了这一进化进程。脑干）是脑的最低级部位，环绕在脊髓顶端。任何动物， 只要其神经系统的发育已超出最简单的形式， 就都具有脑干。脑干调节生命的基本功能，诸如呼吸、新陈代谢等，并控制固定化反应与运动。这个部位谈不上思维或学习，而是一个预先设定的调节器，维持机体运转，作出保证生存的必需反应。这个部位在爬行类动物时代曾大显神威，至关重要。蛇“ 嘶嘶”作响准备进攻，就是生动的例示。自脑干这最原始的部位发展出了情绪中枢。经过几百万年的进化，在情绪中枢之上又发展出思维中枢，即所谓的“ 新皮质”，亦即包裹覆盖在大脑球体的最外层， 褶皱而沟回起伏的组织。由此可见，人脑先有情绪中枢，再慢慢发展出思维中枢，这就是思维往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