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商：为什么情商比智商更重要-18

年的美国人，到　　岁前罹患严重抑郁的机率是那些出生于年至年的一代人的倍。而且，每一代就个人而言，第一次抑郁发作的时间也大大提前。对波多黎各、加拿大、意大利、德国、法国、黎巴嫩、新西兰等国和中国台湾省共多人的调查发现，这是一个世界性的共同趋势。在贝鲁特，抑郁症的发生与政治局势密切相关，内战期间呈直线上升。年以前出生的德国人，到岁时抑郁发病率为，而生于年之前年间的一代人，到岁时的发病率为。就全世界来看，在政治动荡年代长大成人的一代，其抑郁患病率更高，虽然抑郁发病率增高总趋势与任何具体政治事件无关。儿童时期初患抑郁的年龄也越来越低，这也是世界趋势。原因何在？就此我请教了几位专家，得到几种理论解释。全美心理卫生协会理事弗雷德里克·古德温（）博士推测其原因可能是：“核心家庭遭遇了极大的侵蚀离婚率翻番，父母与孩子相处的时间急剧下降，迁居搬家次数大大增加，亲属之间不再保持联系。丧失了这些自我认同的稳定支持系统必然意味着抑郁的更大易感性。”匹兹堡大学医学院精神病学主席戴维·库普弗（）指出了另一个趋势“：二战后工业化扩展以来，从某种意义上我们已无家可归。越来越多的家庭和越来越多的父母对成长中的子女的需要漠不关心、视而不见。这并不是引发抑郁的直接原因，但确实增加了易感性。早期的紧张压力会影响神经系统的发育，这将导致多年后一旦置身于沉重压力之下，就会发生抑郁。”宾夕法尼亚大学心理学家马丁·塞利格曼认为：“近或年来，个人主义盛行，宗教信仰普遍淡漠，社区与家庭的支持迅速减弱，这就意味着能给我们提供帮助以抵御挫折和失败的支持系统的丧失。因此，人们可能把一时一事的失败视为一蹶不振，认为困难从此不可战胜，任其阴影无限膨大直至笼罩一生，演变成经年累月的无助感和绝望感。但若是视野更开阔一些，凭借信仰，人们就会意识到，即使眼前失业了，也只不过是暂时的坎坷。”不论原因如何，年轻人的抑郁已是我们社会的热点问题。关于美国儿童和青少年罹患抑郁症的年发病实际数据，不同资料差距极大。某些流行病学研究采用严格的标准（采用正式的抑郁诊断标准），发现到岁的男孩和女孩患严重抑郁，病程一年以上的，高达，但另一些研究却发现只有此数据的一半。还有的更低，只有％ 左右。有的资料揭示， 女孩到青春期发病率几乎翻番， 岁到岁患过一次抑郁症的达到，而男孩没有发现这种变化。抑郁的历程抑郁症重在预防， 治疗其次， 尤其是儿童更要强调防患于未然，这是最新研究给我们敲响的警钟：儿童期轻微的抑郁很可能是日后一生中严重抑郁的前兆。过去以为，童年期的抑郁不会造成长期影响，儿童长大后就自然摆脱了抑郁，现在这种掉以轻心的观念受到了激烈挑战。当然，每个儿童都会不时感到悲哀，也会时有失望、失败和伤痛感，这种体验伴随着我们从童年、青春期走向成年。我们强调要预防的并非是这些人生难以避免，甚至是必要的忧伤，而是指发生在儿童身上的恶性循环性的， 最终使儿童坠入绝望无奈、激惹易怒、萎靡退缩的沮丧抑郁。匹兹堡西方精神病学研究所临床心理学家玛丽亚·科瓦克斯） 长期积累的资料说明，在那些因严重抑郁而送去治疗的儿童中，至少有后来又发生了重度抑郁症。科瓦克斯研究抑郁症儿童，从岁起，以后每隔几年评估一次他们的病情，直到岁。严重抑郁的儿童其病情持续时间平均达个月，其中有则长达　　个月。中度抑郁的儿童有的早到　岁就发病的，虽不至于造成生活能力的完全丧失，但持续的时间要长得多，平均大约为年。科瓦克斯还发现，轻度抑郁的儿童更有可能发展成为重度抑郁，即双相抑郁症。一旦罹患双相抑郁症，就很有可能一生中反复发作。曾患抑郁症的儿童进入青春期或成年早期，抑郁发作，或躁狂抑郁发作率大约是每年有一年是发病期。抑郁症给儿童造成的损害不仅仅是痛苦。科瓦克斯说：“儿童是在同龄群体相互作用的关系中学习社会技能的。比如，你想要某样东西但未能如愿该怎么办， 那么看看其他孩子在这种情况下是如何处理的，然后自己再来试试。然而抑郁孩子却是属于学校中遭人忽视的一群，别的儿童不跟他们一起玩。”抑郁儿童的阴沉悲哀使他们避免主动进行社会接触，即使别的孩子采取主动，他们也会逃开去，这在其他儿童看来当然意味着断然拒绝，最终结果只能使抑郁儿童在游戏场上落落寡合，无人搭理。类似的人际交往体验空白揭示他们缺失了本应在儿童的争执冲突妥协和解的游玩中自然学到的东西，使得他们在社交技能、情感技能上都大大落后了，他们得在摆脱抑郁症之后花大力气才能赶上同龄儿童。相比于健康儿童，可发现抑郁孩子在社交上更无能、朋友更少、不是受欢迎的玩伴、不招人喜欢、与其他儿童的交往上有更多的困难和麻烦。抑郁症给儿童造成的另一危害是影响学业成绩，因为抑郁会干扰记忆，影响注意力集中，使得儿童记不住老师课堂所讲，影响他们的课堂表现。郁郁寡欢的孩子很难打起精神以应对课业的挑战，所谓学习中的那种“ 神驰”体验、得心应手、触类旁通、融汇贯通的境界是他们不可想象的。罹患抑郁症的时间越长，他们的学习成绩下降得越厉害，在成就测验中的得分也越低，也使得他们在学校里越发畏缩不前。抑郁症儿童的患病时间与他们的学习成绩直接相关，随着病程的迁延，他们的成绩持续下滑。学业上的失败挫折自然更加深了抑郁程度。科瓦克斯评论说：“想想你本已沮丧不开心，现在又碰上成绩单上亮红灯，而且没一个小朋友和你玩，形单影只独坐家中，那将是什么滋味。”抑郁的思维方式与成人一样， 面对失败的悲观主义态度在抑郁儿童心中催生了无助与绝望。众所周知，抑郁者历来如此，但直到最近才发现，多愁善感的儿童在他们开始抑郁以前就已戴上了悲观主义的眼镜。这一观点启示我们应抢在抑郁袭来之前先打预防针。对儿童自信心的研究发现了这一点。研究者让儿童对自己控制和改善生活中事件的能力进行自我评估。比如让孩子自问“当我独自遇到困难时，我比别的孩子更有能力解决问题吗”或“只要我努力用功，我就能取得好成绩吗” 。否定这些乐观说法的儿童感到对现状完全无能为力。抑郁最严重的儿童无助感最强烈。还有一项很有意思的研究是观察五六年级的小学生拿到成绩单后几天的表现。对小学生来讲，成绩单是让你哭或让你笑的最重要的力量。但是研究者发现，儿童拿到一个坏分数时如何自我评估远比他们的外在表现要重要得多。那些将坏分数归咎于自己个人的缺陷（ 如“ 我太笨了”）的学生，比那些将此解释为可以改变的状况（如“只要今后我把数学家庭作业做得更好，我的成绩就能上去”）的学生更感到抑郁和沮丧。研究者曾对一组小学三、四、五年级遭同学排斥的学生进行过跟踪观察，看他们在来年新班级里是否继续不受同学欢迎。儿童如何解释自己遭拒斥决定着他们是否变得抑郁。结果发现，把遭别人拒绝解释为自己个人毛病的儿童变得更加沮丧，而乐观主义者觉得自己有能力使情况好转，哪怕是继续受排斥也不会抑郁。小学生升入七年级是一个重大转折，压力特别大。在此关头，那些态度悲观的儿童面对学习上陡然增大的压力，或家里稍微异常的紧张，逐渐变得沮丧抑郁。另一项从小学三年级开始、为期年的研究为悲观导至抑郁提供了直接的证据。研究发现，幼儿患抑郁最明显的预兆就是悲观态度外加重大打击（ 如父母离婚、家中亲人丧亡），而父母未能给予情感支持。儿童在小学时，对生活中事件好坏的评判将经历一个明显转变，儿童逐渐开始更多地以自己个人特质来作解释，如“我很聪明，所以我得了好分数”，或“ 我这个人毫无乐趣，所以没朋友”。这个转变发生在三至五年级。那些已成了悲观主义者的儿童把生活中的挫折和坎坷归咎于自己的不幸缺陷，一旦面临挫折，即刻乞灵于沮丧与绝望来应对。进而，沮丧体验本身又强化了悲观的思维方式，即使他们摆脱了抑郁，情感上仍留下了疤痕，并不断被确认和固定在头脑里，变成“ 我在学校里不可能取得好成绩”“、我不讨人喜欢” 、“我没法改变自己这种愁眉苦脸的样子”之类的思维定势。所有这些不可改变的无能为力的信念使得儿童更脆弱，更易遭受抑郁的再次袭击。阻断抑郁前面讲述了众多的悲观方面，现在该讲讲令人振奋的好消息。有证据显示， 教会儿童以一种建设性的眼光看待面临的困难将大大降低罹患抑郁的可能性。俄勒冈高级中学进行的一项研究发现，大约有的学生有心理学家所说的“轻度抑郁”，也即一般的不开心。其中有些人数周或数月后则可能发展成抑郁症。成人抑郁除了心理治疗与预防教育外， 药物也是有效的选择，但儿童因新陈代谢不同于成人， 应用药物需要特别谨慎。三环类抗抑郁药对成人常常很有效，但研究发现，这种药对儿童却一点不比安慰剂更有效。新一代抗抑郁药，如百忧解，尚未作过儿童实验，另一种药地昔帕明是成人最常用也最安全的一种三环类药物， 但眼下正因可能导致儿童死亡而受到美国食品及药物管理局的安全检查　　　　原注他们为个轻度抑郁的学生开办了一个课后特别训练班，教会他们改变原有的与抑郁相联系的思维模式，帮助他们更善于交朋友、更和睦地与父母相处、积极参加各种社会活动以发现乐趣。周的训练计划结束时，有％的学生已经完全康复；而未接受培训的学生中，只有约从轻度抑郁中走出来。一年以后，未受培训的对照组里有病情恶化，发展成重度抑郁；反之，抑郁干预组里只有％的人病情继续发展。这个特训班只开办了期，但却把抑郁发病率降低了一半。另一项也很鼓舞人的研究是给岁、与父母不和又表现出抑郁迹象的儿童开办每周一次的训练课程。在训练中，研究者让儿童学习最基本的情绪技能，如怎样处理分歧、三思而行等，更重要的是抛弃与抑郁密切相关的悲观主义念头，比如考试不及格，解决的办法是学习上再加一把劲，而不是说“我实在是太笨了”。心理学家马丁·塞利格曼与同事一起发展了这个周一期的培训计划，他指出“：通过这个培训班的学习，最重要的是让儿童认识到一旦焦虑、悲哀或愤怒情绪落到你身上时，并不是不可控制的，你要作的不过就是改变你考虑问题的方式。”由于采取了与抑郁思维对抗的思维方式，从而粉碎了阴郁情绪的积聚。塞利格曼补充说“：这样一种即时强化终成习惯，就能更有效地抵御抑郁。”这一特训班同样也使抑郁发病率降低了一半而且一直保持到两年后。培训班结束后一年，仅有％的儿童被评定为有中度到重度的抑郁；而未接受培训的对照组则有。两年后受训组只有％的人显示出至少中度的抑郁迹象，而对照组则有孩子进入青春期对学习情感技能可能特别有帮助。塞利格曼指出：通过学习，“这些孩子对通常最令他们痛苦的遭拒斥的问题处理得更好。他们似乎是在进入青春期、也正好是容易发生抑郁的关键时期学到了这些技能。这些技能经他们学习掌握之后，继续发挥功能，并在今后的岁月里更加完善，说明儿童在自己的日常生活中确实在不断应用这些技能，并已形成积极的行为模式。”专家们对这类预防儿童抑郁的方案深为赞赏，科瓦克斯指出：“如果确实希望帮助解决抑郁这类精神疾患，必需在儿童患病之前开展预防；这种真正的解决方案犹如打心理预防针。”饮食失常年代末期，当时还是临床心理学研究生的我认识两位女性，直到多年后我才认识到她们患有饮食失常。她们中一位是哈佛数学研究生中的佼佼者，我们读本科时就是朋友。她形销骨立，却吃不下东西，说是看见食物就恶心。另一位是麻省理工学院的图书管理员，三围庞大，嗜爱甜食如命，冰淇淋、蛋糕、甜点心，全是她难以割舍的。有一次她颇难为情地对我承认，一次狂饮暴食之后，不得不到浴室去呕吐。今天我们可以知道，那位女数学家患的是神经性厌食症，而图书管理员则是贪食症。早些年尚没有这些术语，近年来临床医生们开始注意这方面的问题。希尔达·布卢奇（ ）是这一领域的先行者，年开始就饮食失常发表论文。布卢奇对那些把自己活活饿死的妇女大感迷惑，提出病因之一是对自我机体的欲望（也即饥饿感）不能认识与不能作出适当反应。以后临床文献中有关饮食失常的论述如雨后春笋般涌现，提出了许许多多病因假设，有的认为是女孩子很小就强烈地追求不可能达到的女性美高标准，还有的认为是由于咄咄逼人的母亲把自己的女儿织入愧疚和责备的控制网络的缘故。这些假设大都有一个致命的缺陷：仅仅是基于临床观察的推断。以科学的观点来看，更严格的理论应建立在大样本、长达数年的研究基础上，看究竟是什么样的人最终出现这类障碍，还应该有明确的对照以揭示差别。比如，我们可以知道控制欲强烈的父母是否会使女儿产生饮食失常。此外，还应确认哪些环境因素导致了这样的问题，并区分出直接的原因来，看是否在求诊者身上确实发现，而其他人没有。符合上述要求的一项研究跟踪调查了多个女孩，从七年级直到十年级。结果发现，在导致饮食失常的因素中，最关键的是情感缺陷，特别是不能分辨不同的情绪感受，而且不能对此加以控制。在明尼阿波利斯郊区高中十年级的女孩子中，有人已出现严重的厌食或贪食症状。这些女孩的症状越严重，她们对挫折、困难或小小烦恼的反应越是失调；微不足道的麻烦就足以引起强烈的消极情绪，不仅自己无法缓解，还不能确切地觉知自己的感受究竟是什么。这类缺陷性情绪倾向再加上对自己体貌的强烈不满终于导致厌食或贪食。而父母的强烈控制在引发饮食失常上并未起主导作用。正如布卢奇所警告的，基于事后认识的理论往往不一定准确，比如说，面对女儿已出现的饮食失常，父母可能确实会强烈干预和控制，但却是出于想帮助自己女儿的急迫愿望。其他一些理论，如对性的恐惧、青春期过早到来或自尊心降低等流行解释，经研究也证实并不确切。反之，这项前瞻性研究有一个重要发现：我们今天的少女成长在一个以过度瘦削为女性美标准的社会中。早在进入青春期之前，女孩子就开始特别关注自己的体重。一个岁小女孩一听妈妈叫她去游泳，马上就泪如泉涌，因为她觉得自己穿着游泳衣显得太胖了。而事实上，其儿科大夫说她的体重就她的高度而言，很正常。在一项对名青春期少女的调查中，有半数女孩都认为自己过胖了，虽然她们绝大多数都在标准体重范围之内。不过，明尼阿波利斯高级中学的研究揭示，仅仅是对体重超标的偏执担忧还不足以解释为什么有的女孩会发生饮食失常。某些肥胖者无法区分诸如恐惧、愤怒或饥饿，这些感受混杂在一起对他们而言全成了饥饿的信号，所以，只要他们一觉得不安马上大吃特吃。在有饮食障碍的女孩身上似乎也存在着类似情况。明尼苏达大学心理学家葛洛丽亚·利昂（ 致力于少女和饮食障碍问题的研究，观察到这类女孩“不能察觉自己的感受和机体信号，而这恰恰是最明确的不祥之兆，她们不出两年就可能发生饮食失常。绝大多数儿童学会了辨识自己的不同感受，能清楚地知道自己是厌烦、愤怒、抑郁或是饥饿，这是最基本的情绪学习内容。而这类女孩的麻烦就在于分不清自己的这些最基本感受。她们往往与男朋友的关系也会出现困难，说不准自己是愤怒、焦虑或不开心，只是体验到一场情绪的暴风雨铺天盖地而来，却不知怎样有效应对。结果他们学到的是以不断进食来安抚自我，终于演变成难以自拔的习惯。”以进食来安慰自己的习惯面临着保持纤细身材的压力，于是饮食障碍就不可避免地发生了。利昂注意到：“最初可能是暴饮暴食，但由于屈服于保持身材的压力，又转而采取呕吐、腹泻或拼命体育锻炼的方式以降低体重。再一条对付情绪紊乱的办法就是干脆什么都不吃，这似乎对那些不可抗拒的情绪骚动也多少是一点点控制。”这类女孩无能辨识自我内在的情绪感受，又拙于社交技能，遇上与朋友、父母的关系不睦，往往不能有效疏通人际关系，也不能缓解自己的烦恼。她们的烦恼不安诱发了饮食障碍，或是贪食或是厌食。利昂认为，对她们的有效治疗首先应是进行基本的情感技能补课。临床医师如果抓住了这个主要矛盾，治疗才会见成效。应当教会这些女孩子学习辨认和区分自己的情绪感受，学会自我纾解的方法，学会更好地处理人际关系，而不是以不良的饮食习惯来处理和对付环境压力。孤独：辍学的原因这是发生在小学的一幕：本是四年级学生，没什么朋友，一下子听到自己唯一的“哥们”加森说今天中午不跟他玩了，要跟另一个男孩查德玩，他马上就垮了，耷拉着脑袋哭了起来。好不容易止住抽泣后，本走到加森和查德正在一起吃饭的午餐桌前。“我恨死你！”本冲着加森大吼。“ 什么？！”加森不明白。“ 你撒谎！”本的声调里悲愤难抑“，你说好整个这礼拜都陪着我一起玩的，你撒谎！”本谁也不看，昂首走到自己的空桌子前，无声地流泪。加森和查德走过去想和他说话，但本用手指塞住耳朵，坚决不理他们，最后躲到学校大垃圾桶后面。几个小女孩目睹了这一切，想作调解人，找到本告诉他加森还是愿意和他一起玩的。但是本一句也不要听，叫大家别理他，他想一个人呆着。本宁愿向隅而泣，独自舔自己的伤痕，而且自暴自弃。这是令人黯然伤神的一刻，大多数人在小学或青春期的某个时候都可能尝过遭人排斥、伶仃孤单的惨痛。问题在于当加森努力想补救他们的友谊时，本完全可以顺水推舟、自然地走出自己的痛苦，可本的错误反应却扩展了自己的痛苦。这也是没人缘儿童的典型特征，即不能抓住关键机遇，正如我们在第八章中已看到的，遭排斥儿童在解读情绪和社交信号方面极笨拙，进而，即使他们弄清楚了这类信号的意义，其反应也是呆板的。这类遭同龄群体排斥的学生的辍学率非常高。据统计，被排斥儿童的辍学率是那些合群儿童的倍。某项研究发现，小学里不受欢迎的儿童到高中毕业之前的辍学率为，而一般儿童的辍学率是　　。想想也不奇怪：在一个没人喜欢你的地方竟然要每周呆个小时，能呆下去吗有两种有害的情绪倾向可能导致儿童沦为被社会遗弃者。一种是动辄发火，总是怀疑别人居心不良；另一种则是胆怯、焦虑、畏缩。此外，遇事总是那么别别扭扭、尴尴尬尬，弄得所有的人都不自在的儿童，也很容易被大家“晾”在一边。这类儿童“怪”的原因之一在于他们发送的情绪信号不合时宜。研究者曾要求那些不合群的儿童辨识讨厌或愤怒的面部表情，结果，与那些人缘好的孩子相比，他们的判断简直是错误百出。此外，问幼儿园的孩子怎么去交朋友或怎样避免吵架，不招其他孩子喜欢的儿童的回答往往都是自食其果的办法。比如问，如果两个孩子都想要同一个玩具怎么办“揍他”就是他们的解决办法，或含含糊糊地回答求助于成人。在另一项实验中，研究人员要求少年作角色表演，扮成悲哀、恼怒或调皮的样子，结果越没有人缘的孩子表演得越不准确。这类儿童总是感到自己孤立无援、没法改变自己以结交朋友，最后，他们的社交无能果真成了自我预言的验证。他们不学习新的结交朋友的技能，而是重复明明不起作用的老套套，情况当然是每况愈下。如果说到招人喜欢，这类儿童达不到基本的情绪标准：大家在他身上找不到情趣，他也不知道怎样让大家开心自在。观察这类儿童在游戏中的表现，可以看到他们输了就会作弊、发火、中途退出；而赢了则是炫耀、吹嘘。当然，所有的儿童都想当赢家，但不论输赢，大多数孩子都能把握自己的情绪反应，以避免破坏与游玩伙伴的关系。儿童某段时间暂时被人忽略不足为奇，但如果儿童一直是“情感文盲”，难以解读他人情绪并作出适当反应，终要沦为社会孤立者。若儿童一贯遭排斥或被拒绝，这种痛苦的社会边缘人地位就可能一直伴随着他们的学校生涯。儿童徘徊在社会交往圈外的严重后果将深刻影响到成人阶段乃至其心理发育。儿童正是在充满亲密友谊的你来我往和游戏场上的嘻笑怒骂中不断锤炼和打磨着自己的社交和情感技能，之后将其应用于人生的各种人际关系。儿童若总是流浪在社会边缘，被排除在情感与社交技能的学习领域之外，以后将不可避免地处于不利地位。完全可以理解，遭排斥者总是焦虑、忧愁、沮丧、孤独。事实上，一个孩子在小学三年级的时候是否招人喜欢，是其岁时心理是否健康的最好预测指标，远比老师的评分、学业成绩、智商测试甚至心理测试分数更为准确。我们在生活中可以看到，那些举目无亲、鳏寡孤独的人患各种疾病和早夭的危险机率都大得多。精神分析专家哈里·斯塔克·沙利文（指出，我们最初多是通过与同性别好友发展亲密友情而懂得处理密切关系，学会调停分歧、分享内心深处各种感受的。遭排斥的儿童在关键的小学岁月结交密友的机遇大约只有同龄群体的一半，难免错失了情感成长的黄金时期。哪怕其他人都弃你而去，人生中只要有一个朋友，即使是平平常常的朋友也意义非凡。指导交友不管受排斥的儿童多么笨拙，我们也可以帮助他们改变。伊利诺斯大学心理学家史蒂文·阿舍）为这类孩子开办了一个“交友指导”训练班，已取得了一定的成效。阿舍给那些在班级里最不受欢迎的三四年级小学生开设了期的训练，通过教他们“友好、有趣和愉快和蔼”，而“让游戏更好玩”。为避免给儿童戴上不受欢迎的“帽子”，他告诉这些孩子说请他们来作“顾问”，学习一些可以使游戏更引人入胜的方法。阿舍教导这些孩子采用那些人缘好的儿童常用的方式方法，比如，鼓励他们在有分歧时，更多地想一些别的建议或妥协和解而不是以武力解决。他提醒他们，要随时随地记住：游戏时多与其他孩子交谈、多征求他人意见、多倾听、多看看别人是怎么玩的、别人干得好时要说赞扬的话、多微笑、主动给予别人帮助、多提建议、多作鼓励等等。同时让他们在和同学们的实际游戏中演练这些基本的社交礼仪，并于事后予以讲评，鼓励他们。这一微型课程进展顺利，成效显著。经过指导，一年之后，这些原本在班级里最没有人缘的孩子，现在在班级里受欢迎的程度已稳居中等水平。虽然没有出现社交明星，但也没有一个人再遭排斥。埃莫瑞大学心理学家斯蒂芬·诺维奇的研究也获得了同样的可喜成果。他的方案是磨练遭拒斥儿童正确破译其他孩子感受及对此作出恰当反应的能力。他让这类儿童练习表达快乐或悲哀，逐一给他们录象，再依据录象指导他们修正、提高自己的情绪表达技能，然后把这精心练习过的社交技巧应用于实际，应用于结交自己喜欢的新朋友。这些不同的训练计划在帮助没人缘儿童提高受欢迎程度上取得了％ 的成功率， 尤其对三四年级的小学生特别有效，成功率远高于高年级学生。社交无能的儿童比侵犯性强的孩子从中获得的帮助更大。不过， 这些差异可通过训练方案的调整来改善。令人振奋的是，多数或绝大多数遭排斥的儿童都可经基本的情绪技能指导和训练而重回友好的人际关系圈子中。酗酒与吸毒在美国某些校园里流行所谓的“喝到昏” 滥饮啤酒直至酩酊大醉，人事不知。学生们喝酒的方法之一是：用浇花园的软管接个漏斗，这样一听啤酒可在秒钟内喝下肚。而且这并非是绝无仅有的现象。据调查， 的男大学生每次饮酒至少在瓶以上，％ 自称为“ 狂饮者”，换个说法就是“ 饮酒过度者”。大约有一半男大学生、几乎达　　的女大学生至少一月有　次酗酒。在年代，美国年轻人吸毒人数渐渐减少，但饮酒人数却稳步上升，且年龄逐步下降。年的调查发现，有％的女大学生承认曾饮酒至醉，但在年却只有。总体上，有的学生饮酒至醉。因此引发了另外的危机： ％的校园强奸案都发生在醉酒的情况下，强暴者与受害者双方都喝醉了。与醉酒有关的意外事故是岁到岁年青人死亡的首要原因。对少年而言，往往把尝试毒品或饮酒当作从儿童过渡到成人的某种仪式或象征，然而这第一次尝试则对某些孩子可能产生长远影响。绝大多数酒鬼或毒品滥用者，他们的上瘾史都可追溯到少年期，虽然那时仅仅是浅尝辄止尚不至于成瘾。到高中毕业时，％以上的学生都已尝试过酒类，但只有％的人最终沦为酒鬼。有几百万美国人尝过可卡因，但只有不到％的人上瘾。为什么有的人会上瘾，有的人则不会呢？毫无疑义，生活在高犯罪社区、出门就可买到便宜的可卡因、毒品贩子成为街区里令人艳羡的致富榜样等都是导致滥用毒品的高危因素。另外，自己参与零售毒品，或是得来全不费功夫、处于赞赏毒品的同伙压力之下也可能使人吸毒上瘾。最后这一种仿效性的行为大大促进了毒品泛滥，无一街区可以幸免，豪门富家子弟也不例外。但这些仍然没能回答前面的问题，同样是暴露在这些诱惑和压力之下，究竟是什么样的人最可能沦为成瘾者？一种流行理论认为，那些越来越依赖酒精和毒品的人，已习惯于把这类物质作为纾解焦虑、愤怒或抑郁的某种药物。他们在初次尝试时偶然碰到这类化学品，便觉得一下子找到了解除长期困扰自己的焦虑或沮丧情绪的灵丹妙药。对几百名七至八年级学生两年的追踪研究表明，那些情绪痛苦水平越高的人，最终陷入滥用毒品泥潭的比例也越高。这也许可以解释，为什么那么多年轻人尝试了毒品或酒精却没有上瘾，而有的人几乎从一开始便与之生死相许。那些最易于上瘾的人似乎从毒品或酒精中找到了去除困扰自己多年的痛苦和烦恼的即用即消良药。匹兹堡西方精神病学研究所心理学家拉尔夫·塔特（）指出：那些具有生物学易感性的上瘾者，其喝第一口酒或第一次尝毒品的强烈作用是其他人难以想象的。许多正在努力戒毒的人说“：我抽第一口时，第一次觉得自己是个正常人。”毒品首先在生理上给他们稳定感，哪怕是短暂的。这是与魔鬼做生意，瞬间的快感换来的是一生的毁灭。选择这种而不是那种上瘾物质似乎取决于情绪模式。比如，有两种情绪模式都可导向酗酒，一种是自童年期就高度紧张和焦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