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商：为什么情商比智商更重要-16

生活并不是充满危险，使患者有一种安全感，能重温创伤前的正常生活。另一治疗步骤为在安全感的基础上复述事件的经过， 让情感系统对事件的记忆和触发因素有新的、更现实的认识，并作出适当的反应。在患者详细复述可怕的经历时，其记忆已开始发生转变。这种转变既表现在情感意义方面， 又表现在对情感大脑的影响方面。这种复述的安排应细致周详，患者在复述事件时，既能够逐渐康复，而又不觉得痛苦。这时，就好像在患者体内安装了一个内控时钟，事件在患者记忆中可一一重现，但遇到数周或数月的记忆空白时，又可一一跳过。这种想想停停的复述方式似乎使患者不由自主地对精神创伤进行了反思，并重新学习对创伤的情感反应。赫尔曼指出，对那些严重的患者来讲，让他们旧事重提，有时不免触景生情，恐惧万分，这时，治疗医生应放缓进度，使患者反应维持在其承受能力之内，以避免中断情感再学习的进程。此外， 治疗医生还应鼓励患者尽可能生动形象地复述整个创伤事件，就像家庭录象片一样，将所有的痛苦细节一一展现出来。这不仅包括患者当时的所见所闻，而且还包括他们惊恐、厌恶、恶心等反应。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将患者的全部记忆转化为语言，唤醒其分裂记忆及有意回想时学习漏掉的记忆，让患者的大脑皮质能较有效地控制记忆，使其反应较合情合理，较易于驾驭。就此来讲，通过重温事件和当时的情绪，可完成主要的情感再学习，不过，这时患者应处于安全的环境之中，并在治疗医生的陪伴之下。这样做，也就把生动但安全的感受传递给了情感系统，结果不是无休止的恐惧，而是将安全感与创伤记忆串连在一起。前面提到的那个岁男孩，在亲眼目睹了歹徒残杀他妈妈后，除画了那张巨眼司机的画外，没有再画别的画。他与治疗医生斯潘塞·埃思一起做游戏，成了朋友，亲密无间。在一段时间后，他开始讲述那场谋杀的情况。起初，他就是那几句话，翻来覆去地讲某个情节，后来，他才逐渐坦然而自在地讲述事件经过，说话时，身体也不那么紧张了。与此同时，他也较少做有关那情景的恶梦了。埃思认为，这表明了他有了对“ 创伤的某种控制”。随着孩子与爸爸住在一起，适应了新家环境，他与埃思谈话的话题也逐渐离开了创伤带来的恐惧，转向了他的日常生活。最后，那孩子终于摆脱了创伤留下的阴影，只谈他的日常生活情况了。最后， 赫尔曼还发现， 患者有必要对事件造成的损害进行反思。思索的内容可能是身体伤害、亲人死去、人际关系破裂，也可能对自己未采取行动去拯救某人的生命而悔恨不已， 或对某人不再值得信任而深表遗憾。患者如果能在复述痛苦经历之际，又进行反思，这就足以表明患者在一定程度上已能抛开精神创伤的打击，能挣脱长期以来的创伤桎梏，采取向前看的态度，甚至能乐观地重建新生活。此时，在患者眼中，创伤恐惧的恶性循环和反复再现也不过是一道可破解的咒符，他们不会再因听到救护车的声音而心惊肉跳，也不会因半夜里的风吹草动而魂飞魄散。赫尔曼指出，患者的后遗症当然不会一下子完全消除，其病症还会有所表现，但创伤已基本愈合的证据非常明显。这包括患者的心理病症已恢复到可控制的程度， 能忍受与创伤记忆相关的种种情绪，尤其重要的是即使不能控制时，创伤记忆也不会爆发到不可收拾的地步，而且患者能自发地、心平气和地去回忆那些痛苦经历，或许更为重要的是他们能把创伤记忆统统置之脑后。最后，还意味着患者能重建新生活，并有可信赖的密切的人际关系，以及相信即使在有着邪恶与不平的世界上，生活仍然是有意义的。情感大脑再教育的成功有赖于这些因素。心理治疗就是情感再教育所幸的是，就多数人来讲，一生中遭受重大打击而留下创伤记忆的情况极少，但人生的平常经历也可能在记忆中打下类似的烙印。童年时一些较常见的痛苦经历，如被父母忽视、冷落、遗弃或丢失，或在社交中被拒之门外等虽然谈不上是重大精神创伤，但同样会在情感大脑中打下烙印，导致在将来与人相处时，坎坷颇多。如果创伤后应激异常综合征都可治愈的话，那么，我们这些较常见的情感伤痕当然也能治愈。治疗这类情感伤痕也是心理治疗的目的。事实上，在学习怎样处理这些负面反应方面，情感智能是大有可为的。透过杏仁核与前额叶皮质间的互动作用，或许可窥见心理治疗是怎样扭转不当的情感反应模式的。约瑟夫·勒杜是一位神经学家，是他最早发现是杏仁核扣动了情绪失控的扳机。勒杜推测说“：一旦神经系统学会某种反应，似乎就永远不会改变。心理治疗则是教人们怎样控制杏仁核，即指导新皮质怎样阻止杏仁核扣动扳机。当然，对某事的基本情感仍然存在，不过，反应冲动被抑制了。”由于大脑的组织结构决定了情感再学习有一定的局限，心理治疗即使成功了，最初的过分敏感或恐惧情绪也不可能斩草除根，原来的反应模式是死而不僵。前额叶可以使杏仁核恣意妄为的反应刹车停住，但却不能使他完全波澜不兴，没有反应，因此我们不能决定情绪反应爆发的时间，但我们可以控制情绪失控持续时间的长短。能在较短时间里平息情绪，这正是情感成熟的一个标志。心理治疗的结果主要是改变了激发当初应对创伤情绪时的反应，但最初的反应倾向却并没有烟消云散。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的莱斯特·卢波尔斯基）及其同事对心理治疗进行的一系列研究提供了这方面的证据。他们分析了几十位接受心理治疗的患者在人际关系方面的主要问题，如渴望被接纳、担心交友失败、对朋友过分依赖等。他们分析后发现，这些患者在自己的愿望或担心被激起时常表现出固定和于己不利的典型反应，如变得吹毛求疵，因而惹人生气或遭人冷落，或是自感苗头不对，赶快龟缩自卫，结果让对方感到不快。这些患者在交友方面几经波折后，自然便是满腔愁绪，产生绝望、悲伤、不平、愤怒、紧张、恐惧、内疚、自责等情绪。无论患者反应怎样，似乎总会在最主要的人际关系中有所表现，如在与配偶或恋人、子女或父母、同伴或上司的关系中表现出来。在接受长期的心理治疗后，患者发生了两个变化：一是对触发事件的情感反应不再像过去那样痛苦不堪了，甚至是镇定自若或无动于衷；二是对他们真正想从人际关系中所得的东西不再遮遮掩掩，其反应较直截了当。不过，他们最初的愿望、恐惧或痛苦情绪却没有改变。到患者快结束治疗时，他们自述的种种情况表明，其负面情绪反应与治疗之初相比，已减少过半，而他们渴求从他人处得到的积极反应则约为过去的两倍。但是，患者因对人际关系的情感渴求而特有的敏感性依然是一成不变。就大脑而言，我们可推测，边缘系统一旦觉察到可怕事件的蛛丝马迹，即发出报警信号，而前额叶及相关脑组织已学到新的、较健康的反应模式。简言之，情感体验，即使是童年时代就已深深印入脑海或已完全习以为常的反应模式，都是可以重塑的。情感反应的学习应伴随终身。第十四章气质不是命中注定的前面我们已经就后天习得的情感反应模式的改变谈了许多。那么，先天的情感反应模式是否就终身不变呢？或者说一个人反复无常或极度羞怯的天性是否可以改变呢？这涉及到人的气质，即我们基本的性情。气质指的是情感生活的心理特征，在一定程度上，气质是与生俱来的情感倾向，促使人生往一定的方向发展。为人父母者都知道，有的孩子天生性情温和，遇事不紧不慢，而有的则从小性情急躁，不易相处。问题是这种与生俱来的情感倾向是否会因后天的经历而改变呢？遗传基因是否决定了我们的情感特征终身不变？换句话说，一个天性羞怯的孩子长大后，能否成为一个充满自信的人？哈佛大学著名发展心理学家杰罗姆·卡根对这问题作了最清楚的阐述。卡根认为，气质至少有种基本类型：羞怯、胆大、乐观和忧郁，这是由大脑不同的活动模式造成的。由于各人情感系统的先天差异，任何一种感情的产生都因人而异，其持续时间也有长有短，强弱程度也各不相同，由此衍生出各人千差万别的气质。卡根着重研究了从羞怯到胆大的气质变化。几十年来，不少母亲怀抱婴儿，或手牵幼儿来到位于哈佛大学威廉·詹姆斯大厦楼的卡根实验室，参加他的儿童发展研究。就在这个实验室里，卡根及其同事注意到一些孩子在个月大时，就已表现出早期的害羞迹象。他们让这些孩子自由玩耍，发现有些孩子活泼、毫不拘束，径直走到其他孩子面前，与他们一块玩耍，而另一些孩子则左顾右盼，迟疑不决，走两步又退回来，紧紧抓住妈妈不放，静静地看着其他孩子玩耍。年后，卡根研究小组的人员又去幼儿园，观察上述孩子的情况。他们发现，经过年干预后，那些原来就开朗的孩子，性格依然如故，而胆怯的孩子中则有的人变得活泼开朗了。卡根发现，孩子过于敏感、胆小，长大成人后易于害羞胆怯。他认为，有％的孩子天生就属“行为压抑型”。还在婴儿时，这些孩子就对任何不熟悉的东西表现得怯生，对没吃过的东西十分挑剔，不愿接近生人，也不愿去陌生的地方，在外人面前很不自在。这些孩子在其他方面也十分敏感，如易于内疚自责，在社交场合常常显得不知所措。无论在班级里、在运动场上，还是见到陌生人，只要在社交场合一亮相，他们就六神无主，一筹莫展。他们成年后，也常常是孤家寡人，一到公共场合讲话或登台表演，就失魂落魄。在卡根研究的孩子中有一个名叫汤姆的人，他是典型的胆怯型孩子。依岁、岁、岁各年龄层的观察标准，汤姆都属于最胆怯的一类。在汤姆岁时，调查员再次与他进行了交谈。谈话时，他神情紧张，身体发僵，咬着嘴唇，不停地绞着双手，表情木然，只有在谈到他的女友时，才勉强露出一丝不自然的微笑。他回答问题也总是三言两语，举止则小心翼翼。汤姆自己回忆说，在岁以前，他总是羞怯万分，每次接近小伙伴，都紧张得满头大汗；他还有着强烈的恐惧感，担心他家会遇上火灾；在游泳池里跳水也十分害怕，更怕一个人在暗中独处。此外，他还常做恶梦，梦见鬼怪附体，对他纠缠不休。近两年来，虽然他已不像过去那样胆怯了，但与其他孩子相处时仍有些焦虑，主要是担心他的学业。其实，他的成绩在班里是名列前茅的。汤姆的父亲是一名科学家，汤姆希望继承父业，因为那职业无须与人多接触，正适合他的内向性格。一个名叫拉尔夫的孩子则与汤姆正好相反。按每个年龄段的观察标准，他都属最胆大和外向的一类。在他岁时，调查员与他进行交谈。他背靠椅子坐着，轻松自在，无半点紧张感，说起话来滔滔不绝，自信而友好，仿佛与他交谈的不是年龄比他大岁的调查员，而是一个同龄伙伴。拉尔夫回忆说，在童年时期，他只有过两次短暂的恐惧，一次是在他岁时，一条大狗向他扑来；另一次是在岁乘飞机时，他听到有关飞机坠毁的新闻。拉尔夫好交际，人缘好，从来没想过自己是个胆怯的孩子。胆怯的孩子似乎天生就胆小，稍微有点小压力，神经系统就会作出反应。他们出生后，面对陌生环境，心跳都比其他婴儿快。这些孩子在个月大时，研究人员就观察到他们不与其他孩子玩，退缩一边，心率监测显示此时这些孩子的心率与发生焦虑时的心率一样快。这种易于焦虑的倾向似乎是他们长大后变得胆怯的原因所在，因为他们把陌生人或新环境都看作是一种潜在的威胁。有一项对中年妇女的研究显示，在孩提时就特别胆怯的人，成年后恐惧、焦虑、内疚较多，身体也较易出现与压力有关的毛病，如周期性偏头痛、肠炎及胃炎等。胆怯的神经化学卡根认为，胆小的汤姆与胆大的拉尔夫之间差别的根源就在于杏仁核神经组织的兴奋性。在他看来，像汤姆这类胆怯的孩子，一生下来，其神经化学物质就使神经中枢易于兴奋，这样，他们对陌生的事物退避三舍，对不肯定的事物怯生生敬而远之，更易于出现焦虑。而像拉尔夫这类孩子，其神经系统对杏仁核兴奋的阈值较高，使他们相对不易产生害怕情绪，性格自然就比较外向，渴望探索新地方，愿意与陌生人接触。在婴儿时，孩子是否暴躁难缠，遇到不熟悉的人或事是否表现出烦躁不安，这些都是孩子性格天性的早期迹象。在出生时，至少有约的孩子属胆怯气质，约的孩子属大胆气质。卡根的论据也来自于他对猫的观察研究。事实上，猫非常胆小，约有的家猫就像胆小的孩子一样，对陌生的事物避而远之，决不像人们传说的那样好奇。这些猫不敢探索新领地，只敢咬那些个头最小的老鼠，面对稍大的老鼠就畏缩不前，而不像那些胆大爱冒险的猫，敢对大老鼠穷追猛咬。对猫的大脑进行深入的研究发现，胆小猫的杏仁核非常容易受到刺激，特别是当它们听到其他猫发出带威胁性的叫声时，杏仁核立刻就进入高度的兴奋状态。猫的胆怯性情在猫出生后约一个月时就已形成，此时杏仁核正好发育成熟到能控制大脑中枢作出接近或避退的反应。猫生长一个月类似于人类婴儿生长个月。卡根指出说，婴儿正好是在八九个月大时，开始害怕陌生人。在这个时候，如果妈妈离开房间，陌生人出现，婴儿就会啼哭。由此，卡根推测，胆怯孩子可能一生下来，去甲肾上腺素水平就较高，或者是激活杏仁核反应、导致兴奋阈值过低的大脑化学物质的水平太高。另一项实验是挑选一些在童年时就表现得极胆怯的男女青年作对象，观察这些青年的反应。实验发现，这些人遇到压力时（如闻到某种刺鼻的气味），心跳过快持续的时间比性格外向的同龄人要长得多。这表明压力促使他们分泌出去甲肾上腺素，使杏仁核保持兴奋，并通过有关的神经中枢，刺激交感神经系统。卡根发现，胆怯孩子的交感神经系统反应较敏感，静止时，其血压也较高，瞳孔放得较大，尿液中的去甲肾上腺素含量也较高。沉默无语也是孩子胆怯的一种表现。卡根研究小组对胆小和胆大孩子在幼儿园与不熟悉的孩子呆在一起或与调查员交谈时的表现进行了观察，发现胆怯的孩子说话较少。如有一个胆怯的小女孩，在其他孩子对她说话时，她一声不吭，一整天就是站在一边，看其他孩子玩耍。卡根推则，面对不熟悉的事物或威胁，胆怯性的寡言少语是前脑、杏仁核及边缘系统间神经中枢活动的迹象，因为这些中枢控制着人们说话的能力，使人们在压力下“沉默不语”。这些敏感的孩子较容易发生像惊慌性攻击等焦虑问题，发病时间可早至小学六年级或初中一年级。有一项研究以这两个年级的名小孩为对象，发现他们中有人至少有过一次惊慌不安的情况，或有一些焦虑症的初期症状。通常，引起这些孩子焦虑的事情都是青春期早期的某些常见问题，如第一次约会或一次会考等。不过，大部分孩子都能顺利地处理好这些事情，不致发展成为严重问题。但是，那些性格胆怯的青少年面对新环境就极度惊恐不安，表现出心悸、气短、窒息等症状，同时有一种大难临头的感觉。研究人员认为，仅凭这些症状并不能诊断这些孩子患了恐惧症，但揭示出他们随着年龄增长，罹患恐惧症的可能性较大。事实上，许多患恐惧症的成年人都说，他们的恐惧感就是在多岁时开始的。焦虑症的出现与青春期发育密切相关。尚未进入青春期的小女孩很少说自己有恐惧焦虑的经历，但进入青春期后，约有％的女孩说她们有过恐惧的体验。一旦有过第一次恐惧后，就较容易重复发作，进而发展成为恐惧症，在生活中出现退缩行为。无忧无虑：乐观的气质在本世纪年代，我姨妈琼年纪轻轻，便孤身一人离开家乡堪萨斯城，冒险前往上海。在那个年头，这旅程对一个单身妇女来讲十分危险。到了上海这个国际商业和政治风诡云谲的中心后，她邂逅了一位殖民警察局的英籍侦探，随后两人结为夫妇。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日本人占领了上海，我姨妈与姨父都被关进了战俘营。战俘营的悲惨生活在《太阳帝国》的小说和电影中早有描述。在熬过了　年的可怕岁月后，我姨妈和姨夫走出了战俘营，但已一贫如洗，被遣送到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我初次见到姨妈时，还是个孩子，她则已是一个老太太了，但仍然热情奔放。她的生活富有传奇色彩。后来，她中风了，半身不遂。经过漫长的坚持不懈的努力后，她终于又站了起来，能够一瘸一拐地走路了。至今，我仍记得有一次与姨妈外出散步时的情形。那时，她已多岁了。她随意地走着走着，没几分钟，我突然听到姨妈无力的呼叫声。她跌倒在地上，挣扎了几下，但没能站起来。我赶紧跑过去，搀扶她起来。我扶起她时，她既没有怨天尤人，也没有长吁短叹，反而自我解嘲似地轻松说道“：嘿，我还算幸运，又可以站起来了。”有些人就像我姨妈一样，天生乐观豁达，而另一些人则天生忧郁悲观。气质的乐观与悲观似乎与左右前额叶各自的活动状况有关。左前额叶是控制情感大脑乐观情绪的。这个发现主要应归功于威斯康星大学的心理学家理查德·戴维森。他发现，左前额叶活动相对较强的人，其气质就乐观。他们像我姨妈一样，对人对事都其乐陶陶；遇到挫折，也能苦中作乐。而那些右前额叶活动相对较强的人，遇事消极忧愁，面对人生困难常愁眉不展，经常因不能摆脱烦恼而痛苦万分。戴维森有一项实验就是将左前额叶活动最多的人与名右前额叶活动最多的人进行比较。后者在人格测试中显示出负面的特征，属于伍迪·艾伦喜剧片中那种可笑的角色，即把最微不足道的小事看作是一场大灾难，由此自寻烦恼，忧心如焚。在他们眼中，人生就是荆棘载途，危机四伏。而前者看待人生则截然相反，他们喜欢社交，乐观，心情愉快，自信心强，有生活情趣。心理测试表明，他们较不易患抑郁症或发生其他情感障碍。戴维森还发现，有过抑郁症病史的人与从未患过抑郁症的人相比，前者的左前额叶的活动量较小，而右前额叶的活动量较大。他发现新诊断出的抑郁症患者的前额叶活动情况亦有如此。由此，戴维森推测，能够克服抑郁的人可能是学会了增加其左前额叶的活动量。不过，这一推测尚需实验证实。戴维森指出，其研究对象的脑活动都属于走极端者，这部分人的比例仅为％左右，他们的大脑活动模式总是偏向于某一端。抑郁型与乐观型的人在许多方面有着强烈的反差。例如，在实验中让被试者看某些电影片段。有些片段十分有趣，逗人发笑，使人乐不可支，如大猩猩洗澡，小狗表演等；另一些片段则让人难受，如给护士看的外科手术教学片。那些右前额叶活动量较大的抑郁者看了喜剧片段，只是略觉有趣，而对外科手术教学片中血淋淋的场面，则觉得恐惧异常，厌恶万分。然而，性格乐观的人看了外科手术的教学片后，仅仅是稍皱眉头，看了喜剧片段，则开怀大笑。由此看来，我们的消极或积极情感反应是先天就注定了的。像胆怯与胆大一样，人们悲观或乐观的倾向在人生的最初岁月就有所显露。与大脑的其他部分相同，前额叶在出生后最初几个月时仍处于发展中，在孩子长到个月大时，才能测量到较可靠的前额叶活动情况。不过，戴维森发现，即使是幼小的婴儿，也可根据妈妈离开时他们是否啼哭来预测其前额叶活动情况。用这方法对数名婴儿测试，结果证明这方法的准确性非常高。如妈妈一走开，婴儿就开始哭，其右前额叶活动肯定较多；反之，那些不哭的婴儿，左前额叶活动肯定较多。尽管人们的基本气质是先天生就，或出生后不久就形成了，但这并不表明苦闷忧愁就注定要相伴终身。童年时的情感体验可对气质产生深远的影响，它既可以强化也可以削弱先天的气质倾向。在孩提时期，大脑的可塑性非常强，在此期间的情感体验会给以后的神经系统打下不可磨灭的烙印。在这个方面，卡根对胆怯孩子的研究大概提供了改变孩子负面气质的最有说服力的证据。调教兴奋过度的杏仁核卡根的研究令人鼓舞，其结果证明，并不是所有胆小的婴儿长大后都胆怯害羞，即气质并不是命中注定的。只要给予适当的教养，过度兴奋的杏仁核是可以被驯化的。孩子长大后胆小与否关键在于他们的情感教育和习得的情感反应模式。就胆小孩子而言，父母在一开始如何对待他们的气质问题是关键，这将决定他们能否学会克服自己胆小的天性。有些父母逐步训练孩子胆量，给孩子提供了一种矫治他们胆小气质的终身途径。大约有的孩子一生下来，其杏仁核就表现出过度兴奋的迹象，但到进幼儿园时，他们已不再像过去那样胆怯害羞了。研究人员观察研究了这些天性胆小的孩子在家情况，发现孩子是否会随着长大，增大胆量，改变一遇陌生情况就羞羞答答的性格，父母，尤其是母亲起着重要的作用。卡根研究小组发现，有些胆小孩子的母亲一见孩子惊慌不安，就赶紧将他们置于自己的卵翼之下；而另一些母亲则是帮助孩子学会怎样处理这些令他们惊恐不安的事情，以使孩子渐渐适应人生的曲折坎坷。保护型的做法剥夺了孩子学会克服胆怯心理的机会，从而强化了孩子的胆怯心理。适应型的做法似乎有助于孩子逐渐变得勇敢些。通过对约个月大的婴儿在家情况的观察，研究人员发现，那些保护型的母亲一见孩子不安或啼哭，就尽力安抚孩子，把孩子抱在怀里。结果，这些孩子在母亲怀里的时间比其他孩子更长，而且因情绪不安由妈妈抱在怀里的时间比平静时自己呆着的时间还多。这两种类型的母亲处理孩子的另一个差异发生在孩子大约一岁的时候。在这时，如孩子做某种有危险的事情（如把不可食之物往嘴里送）时，保护型的母亲则较多迁就，婉转哄劝。与此相反，另一类型的母亲则对这类事情加重语气，直接命令，坚决制止，要孩子服从。母亲的严厉态度为什么反而减少了孩子的胆怯心理呢？ 卡根推测，当孩子爬向某个吸引他而他妈妈认为是危险的东西时，若母亲坚决制止，命令他“ 不准过去”，他就会学到某些东西。这种情况使孩子突然被迫面对一个不太有把握的环境。在人生最初的岁月，孩子经过这类情况反复的锻炼，逐渐地学会了应付人生意外情况的挑战。对胆怯的孩子来讲，这正是他们需要掌握的东西，而循序渐进的过程正好使他们从中吸取到经验教训。当父母在孩子遇到意外情况感到有些不安，不是急忙把孩子抱在怀里， 进行哄劝安抚，孩子就逐渐学会了自己处理这类意外情况。这类孩子在两岁再次去卡根实验室时，研究人员发现，即使陌生人对他们做怪相或实验员给他们量血压时，他们也不大哭。由此，卡根认为“：如果母亲一见孩子遇到挫折或焦虑，就心急火燎，采取保护措施，那结果只能是事与愿违，增强了孩子的不安定感。”换句话说，母亲的保护措施剥夺了胆小孩子学习在面临陌生事物时使自己保持冷静、抑制害怕的机会，使得他们愈加胆怯。就神经系统而言，保护型措施会使前额叶中枢失去学会改变对害怕的自然反射的机会。相反，通过再三再四的重复，进一步强化了胆怯心理。卡根还指出：“那些在幼儿园已不像过去那样胆怯的孩子，他们的父母似乎都向他们施加了点轻微的压力，以促使他们性格更外向些。由于生理的基础，他们气质的改变要比其他情感反应模式改变更困难些，但人的个性决不是铁打铜铸、完全不能改变的。”整个童年时期，经验都在不断地重塑孩子主要的神经通路，随着年龄的增长，有些天性胆怯孩子的胆量渐渐增大了。若原先胆怯的孩子有了较强的社会能力， 即表明他们已较能克服其胆怯的天性。这些能力包括能否与其他孩子合作相处、是否有移情心、能否与他人同苦同乐、能否为他人着想、能否发展起较亲密的友谊。有些孩子在岁被归为胆怯型，但到岁时却已不再是胆怯的孩子了。上述这些社会能力便是他们的共同特点。反之，有些胆怯型的孩子年过去了，胆怯的气质依然如故。这些孩子的共同情感特征是爱哭、稍有压力就一筹莫展、脾气差、肝火旺、胆小怕事、一遇挫折就生气发怒、不能克制立刻自我满足的冲动、对批评过于敏感和不信任人。他们即使能冲破自身的胆怯，与其他孩子建立关系，但自身的情感缺陷也使他们很难与人深交。相比之下，有些孩子虽然胆怯，却能较顺利地与其他孩子建立关系，其原因在于这些孩子情感能力较强，能自己克服胆怯心理。由于这些孩子社交较老练，他们就有了更多不断与其他孩子打交道的机会。即使他们在开始时对新伙伴说话迟迟疑疑，但一旦迈出了第一步，便能大展身手，显示其迷人魅力。随着年龄的增长，社交不断成功的经验自然使这些胆怯型孩子对自己越来越有信心了。孩子的胆量能逐渐增大的事实十分令人鼓舞，因为这表明即使是先天的情感倾向也能改变。一个天性胆怯的孩子也可以通过学习，变得能较从容镇定地面对陌生环境，性格也变得较为外向。胆怯及其他气质或许有其先天的因素，但这并不等于我们就无能为力，即使是遗传基因所致，也有改进的余地。正如行为基因学家所说，基因并不是决定行为的唯一因素，我们生活的环境，尤其是我们成长过程中的经历和学习左右着气质表现的基本形式。情感能力不是注定不变的，只要学习得法，情感能力就能增强，其根本原因就在于人类的大脑也是在后天学习中不断发育成熟的。童年：情感学习的黄金时期人类在出生时，大脑并没有完全定型。在人的一生中，大脑都在不断地发展完善，当然，童年时期是大脑发育最快的时期。孩子出生时，其神经细胞比成年后应用的要多，通过“ 修枝剪叶”般的加工，大脑实际上去除了一些较少使用的神经连结，同时，在那些使用最多的突触上形成了更强的连结。由于剪除了多余的通路，去除了“ 累赘”，使得大脑的信息传递更加清楚明晰。这个剪除过程持久而迅速，新的突触连结有时只需几小时或几天就完成了。人生的经历，尤其是童年时代的经历逐渐将大脑雕刻定型。诺贝尔奖获得者、神经学家索尔斯坦·威舍尔（和戴维·哈贝尔（ ） 精辟地论述了经验对大脑发育的影响。他们以猫和猴子作实验对象，发现这两种动物在出生后最初几个月里， 即开始把眼睛看到的外界信号传递到视觉皮质区， 进而再处理这些信号。这几个月是这部分突触发育的关键时期。如果在此期间，蒙住动物一只眼，那么，那只眼到视觉皮质之间的突触数量减少了，而另一只眼因在使用，相同部位的突触出现了增加。如果在这个关键时期结束后，再打开被蒙住的那只眼，动物的那只眼也是睁眼瞎。尽管它看起来完好无损，但因皮质区的突触太少而无法处理视觉信号。人类也有一个相应的视觉发育的关键时期， 该时期为出生至岁这段时间。在此期间，正常用眼促进了从眼睛到视觉皮质间越来越复杂的视神经通路的形成。如果将儿童的眼睛蒙住哪怕是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