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商：为什么情商比智商更重要-15

样，干脆对同伴进行身体攻击。例如，有一个受虐待的小女孩，见到同伴哭了，却冲着那小孩做了一个吓人的鬼脸。还有一个叫托马斯的小孩，年仅一岁，听到房间另一边的小孩哭声，便吓得呆呆的，坐在那儿一动不动，满脸惧色，身子发僵。那小孩越哭，他越紧张，仿佛是在等着挨打似的。凯特也是一个受虐待的小孩，才两岁又个月，她就快成为一个小施虐狂了。她抓住年龄更小的乔依，用脚把他踢倒在地，然后，她又温柔地看着他，轻轻地拍拍他的背，但后来她却越怕越重，最后就是使劲地打那小孩。她对那小孩的痛苦完全视而不见。她还不停地在那小孩身上压来滚去，先后在那小孩身上滚压了六七次之多，直到那小孩挣扎着爬走为止。这些小孩如此暴虐冷酷，是因为父母就是这样对待他们的。这些受虐小孩表现出的铁石心肠不过是其父母行为的翻版。有些父母虽然没有虐待孩子，但对孩子动辄就是斥骂、威吓、严惩重罚。这类孩子对小伙伴的痛苦或哭泣等，同样是漠不关心。他们与受虐孩子的差别仅是半斤八两，程度不同而已。随着他们逐渐长大，他们在学习中易于碰到认知困难，更富于侵犯性；在同伴中，也是孤家寡人，也更容易出现抑郁不乐的情况。他们长大成人后，违法乱纪、暴力犯罪的可能性也较大。缺少移情心这种情况代代相传也时有出现。有些人小时候受父母虐待，当了父母后，又虐待子女。与此相反，父母教育、鼓励子女关心他人，理解其他孩子的痛苦，孩子自然也具有移情心。不对孩子进行移情教育，孩子似乎就不懂得移情。对受虐待的孩子来讲，最危险的或许在于他们年纪尚小，就似乎已学到了父母滥施淫威的那一套做法。当然，这些小孩的行为也情有可原，因为他们自己挨打已成了家常便饭，情感发展受到了严重扭曲。人处于激情状态时或遇到危机时，大脑边缘系统中枢的原始反应倾向就占了上风，我们必须时刻牢记住这点。在这种时刻，情绪大脑反复习得的情感反应自然也就支配了人们的行为。通过这部分，我们看到了粗暴残酷或善良仁爱的教育是怎样在人们的大脑中打下烙印的。从这里我们也了解到，童年是对儿童进行情感教育的黄金时机。上面提到的那些儿童，他们从小就倍受虐待，因此，留下了难以磨灭的精神创伤。或许通过了解这些受虐儿童持久的精神创伤，即可以清楚地知道他们的情感习得过程，进而，找到消除这些野蛮烙印的最佳途径。第十三章心理创伤与情感再学习桑姆·奇特是从柬埔寨来到美国的难民。她有个儿子，分别是岁、岁和岁。一天，孩子们要她给他们买型玩具冲锋枪，因为学校里正流行一种叫“暴徒珀迪”的游戏，他们要用玩具枪来与小伙伴们一起做游戏。在游戏中，珀迪将用枪对大家扫射，在“杀害”一群儿童后，珀迪“自杀”身亡；有时，游戏的结果则是珀迪被其他儿童“击毙”。孩子们怎会做这样一种游戏？桑姆非常吃惊。年月日，美国加州斯托克顿市克利夫兰小学发生了一场惨剧。那天上午，克利夫兰小学一、二、三年级的学生正在课间休息，一名叫帕特里克·珀迪的暴徒站在操场的边上，用冲锋枪对着正在那儿玩耍的孩子们一阵疯狂的扫射。年前，珀迪本人也曾在这所学校念过书。珀迪对操场整整扫射了分钟，然后，掏出手枪开枪自杀。当警察赶到时，已有个孩子气息奄奄，另外还有个孩子中弹受伤，躺在血泊之中。在幸免于难的儿童眼里，珀迪就是魔鬼的化身。事发后几个月，克利夫兰小学的孩子们开始玩一种名为“暴徒珀迪”的游戏。这表明那可怕的分钟及其后果已在孩子们心中留下了难以消除的阴影。克利夫兰小学靠近我从小生活的太平洋大学。我从大学骑自行车去那小学，只需片刻功夫。在“珀迪惨案”发生　个月后，我到那所小学进行采访。虽然冲锋枪扫射留下的可怕弹孔、一滩滩血迹和到处飞溅的皮肉等早已被清扫干净，校园也粉刷一新，但珀迪的阴影仍笼罩着校园。留在克利夫兰小学里的创伤并不是建筑物的毁损， 而是儿童和教职员工心里的创伤。学校的师生都在努力恢复他们的正常生活，但只要一有风吹草动，就马上会勾起了人们对那短短几分钟惨剧的回忆。一位教师曾告诉我，当学校宣布“圣帕特里克节” 来临时，顷刻间，学校里便出现了一阵恐惧的浪潮，有些儿童甚至认为这节日是纪念凶手帕特里克·拍迪的。另一位教师对我说： “只要一听到大街上传来呼啸着的救护车声，学校的一切工作、学习及活动会立刻停下来，孩子们马上侧耳倾听，看那救护车是开到学校里来，还是飞驰而去。”有几周，很多孩子们吓得连休息室的镜子都不敢看，因为传说可怕的妖怪“吸血鬼玛丽” 就藏在那儿。在枪击事件数周后，一个惊慌失措的小女孩气急败坏地奔到校长帕特·布什面前，喊叫着：“我听到了枪声！我听到了枪声！”其实，那不过是绳球杆击球发出的声音。虽然有关方面已加强了学校的警卫以防止类似事件再度重演，但许多孩子仍心有余悸。一些孩子在课间休息时，只敢在教室门口走动， 不敢到发生过惨剧的操场上去。还有一些小孩在玩耍时，专门指派一个小孩负责站岗放哨。事件发生后的数月里，许多小孩对被害孩子躺过的“ 不祥之地”退避三舍，绕道而行。当时的惨象不仅历历在目，而且还化作种种恶梦，纠缠着孩子们。除有关枪击事件的种种恶梦外， 孩子们的梦里还常常充满焦虑，时刻担心他们也会早早夭亡。为了不做恶梦，有些孩子甚至要竭力睁着眼睛睡觉。精神病专家认为， 所有这些反应都属创伤后应激异常。斯潘塞·埃思（ ）博士是精神病专家，专攻儿童创伤后应激异常的治疗。他认为这种创伤的关键就是“侵入性记忆”。这种记忆来源于最后的狠狠一拳、刀子的猛一戳、手枪的射击等重大暴力行为。这种记忆属冲击性强烈的感知体验记忆，图象、声音、开枪时的硝烟、受害者的惨叫声或突然停止喊叫、鲜血飞溅及警笛声等都会勾引起人们的这类记忆。神经科学家认为，这些直观的可怕场面变成了记忆，刻印在记忆系统中。事实上，创伤后应激异常的综合症状不过是过度兴奋的大脑杏仁核激发了创伤场面的生动记忆，并挤入了意识层面。创伤记忆成了头脑中的记忆扳机，即稍有一丝暗示，那可怕的场面就立刻恢复到记忆中。这种记忆的触发现象是各种情感创伤（如童年长期受到肉体虐待等）的特征。任何创伤事件，如挨枪、遭遇车祸、遭受地震及强台风等自然灾害、遭强暴或抢劫等，都会在杏仁核留下触发记忆。每年都有成千上万的人要遇到这类不幸事件，情感创伤由此而植入了人们的脑海中，但绝大多数人仍能摆脱这种创伤的折磨。暴力行为比强台风等自然灾害造成的情感创伤更为严重。与自然灾害的受害者不同，暴力行为的受害者感到他们是被人有意选作暴行的目标。这就彻底打破了他们对其他人的信任感和在人际关系中的安全感，而自然灾害并未触及受害者的这类人际关系情感。暴力行为一旦发生，就使受害者感到社交场合也是危机四伏，那里的人可能对自已的安全构成潜在威胁。人的残暴行为戳入受害者记忆中，使他们成为惊弓之鸟。例如，有一个男人遇到了歹徒袭击，脑袋被人从后面猛击了一下，可他连凶手的长相都没看到。从此，每次上街他都担惊受怕，尽量走到老太太的前面，以免再次被人从后面袭击。又如，一位妇女在乘电梯时遭一男人的抢劫，那男人用刀对着她，逼她走到无人居住的空楼层，将她洗劫一空。此后数周，这位妇女害怕极了，不但不敢去乘电梯，而且连乘地铁或去其他类似电梯间的地方都不敢了。有一次，她在银行里看见一男人把手放进茄克衫口袋里，与歹徒打劫她的动作相似，便吓得一转身逃出银行。通过对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犹太幸存者的调查，研究者发现，恐惧会烙印在人的记忆中，让人草木皆兵，并且这种情形会伴随终身。那些经历了饥饿、亲人惨遭杀害、纳粹死亡集中营的残酷折磨的犹太幸存者在过了近年后，当年的种种恐怖情形仍然记忆犹新。他们中，有的人依然对过去的情形惴惴不安。有近的人说，他们一看到纳粹的制服、听到狗的狂吠、看到烟囱徐徐冒烟等，都会联想到受纳粹迫害的情形，因而心惊胆战。有大约％的受害者说，即使半个世纪过去了，他们仍差不多每天都会想到二战的浩劫。人中有人表现出创伤后应激异常综合征，常做恶梦。正如一位幸存者所说： “一个人如果在经历了奥斯威辛集中营的迫害后大难不死，而又不做恶梦，那才是怪事。”盘根错节的恐惧记忆一个岁的侵越战争老兵在约年后，回忆起发生在那遥远国家的可怕情形时说：我无法不想到那些情形！一些最无关紧要的小事，如听见一声门响、看见一位东方妇女、接触到竹编席子或闻到烤猪肉气味等都会使越战时的一幕幕情形如潮水般涌现，而且各种细节历历在目。昨夜我上床睡觉，想好好地休息一下。然而，暴风雨的前锋扫过我家。一阵电闪雷鸣，立刻把我从酣睡中惊醒， 吓得我呆若木鸡。此时， 我马上联想到我在越南雨季中值班站岗的情形。那时，我深信在下一阵炮击中， 我定会中弹身亡。我的手已经僵住了， 全身汗流如注，毛骨悚然。我紧张得喘不过气来，心“怦怦”乱跳， 闻到有毒的硫磺气味。突然间，我发现我的好兄弟特洛伊的残躯断肢躺在竹筐里，已被越军神不知鬼不觉地送了回来? ? 接着又是一阵电闪雷鸣， 吓得我从床上跳了起来，跌到了地板上。多年过去了，这种恐惧依然记忆犹新，各种细微末节都能一一浮现在这个侵越战争老兵眼前， 仍有力量激发起这位老兵如同当年的恐惧。创伤后应激异常极大地降低了神经的报警值，使人们对某些生活中的普通情况作出遇到灭顶之灾似的反应。造成这种记忆铭刻在心的主要原因似乎是第二章中已提到的神经系统“短路” 。触发大脑杏仁核失控的事件越是野蛮残忍、越令人震惊、越可怕，那么，留在大脑中的记忆也就越难消除。就这种记忆的神经基础而言， 其原因似乎是大脑的化学物质被一个摧枯拉朽的恐惧事件彻底改变。虽然对创伤后应激异常的研究结果通常是建立在一个单独事件影响的基础上，但长期遭受的暴虐折磨（如儿童遭受性强暴、肉体及情感虐待等）也同样会导致创伤后应激异常。全美创伤后应激异常研究中心正在对产生这种障碍的大脑功能变化进行深入、全面的研究。该中心主要以美国退伍军人管理局下属医院中因侵越战争及其他战争而患创伤后应激异常的退伍军人为研究对象。通过对这些退伍军人以及有过情感创伤的儿童（如克利夫兰小学的小学生等）的研究，科学家对创伤后应激异常有了较为详细的了解。丹尼斯·查尼（ ）博士是一位精神病学专家，早年毕业于耶鲁大学，现任该研究中心神经科主任。他指出“：有严重精神创伤的受害者在生理方面也会发生变化。无论是经历战争、遭受折磨以及童年时长期受虐待等持续的恐怖，还是受到强台风袭击以及遇车祸被撞得半死不活等可怕经历， 给人留下的精神创伤都会引起生理方面的变化。所有无法控制的紧张状态都会造成同样的生理后果。”这里的关键是“无法控制”一词。如果一个人在大难临头的情况下，自认为他还可以努力干点什么事，哪怕是微不足道的小事，那么，比起自认为已完全无能为力的人来，他的情绪状态就会好得多。无能为力感的要害是造成当事人主观上被事件彻底压垮。约翰·克里斯托尔（ 博士是全美创伤后应激异常研究中心临床心理药物学实验室主任。对此，他说“：假如一个人遭到歹徒持刀攻击时能奋起自卫， 而另一个人在遇到同样情况时想的却是‘ 我死定了’，那么，有无能为力感的这个人就容易出现创伤后应激异常。无能为力感实际上就是人遇到危机时，想的是自己任何努力都无济于事。这种想法一出现，大脑也就开始发生变化了。”研究人员通过多次老鼠实验，证明了无能为力感是激发创伤后应激异常的因素。他们用的方法是将两只老鼠分别装入笼中，然后对老鼠进行同样的轻微电击。当然，这对老鼠来说已够厉害了。两个鼠笼中，只有一个鼠笼有控制杆，在这个笼里的老鼠只要一推控制杆，两只笼子的电击立刻停止。数周过去了，两只老鼠受到的电击量完全相同， 但有能力推控制杆切断电击的那只老鼠没有出现任何长期的应激症状，而无能为力的另一只老鼠大脑却出现了应激障碍的变化。克利夫兰小学无论是被枪击倒地的孩子本身，还是眼睁睁看着同伴躺在血泊中一步步走向死亡的其他孩子， 或是在场目睹那场血腥杀戮而束手无策的教师，一定都会产生非常强烈的无能为力感。创伤后应激异常洛杉矶大地震突然将她从床上抛了下来。黑暗中， 她惊恐万状，呼喊寻找她那岁的儿子。在寒冷的夜里，母子俩搂成一团，蜷在门道口下一动也不敢动，既无食品，又无水，也没有灯光，而且余震不断，大地颤动不停。现在，这场经历已过去数月了。震后最初几天，这位妇女极度恐惧，一声门响也会吓得她颤抖不已。几个月后，她的恐惧已基本消除了，唯一的后遗症就是丈夫不在身边，她就会失眠。其原因就是发生地震那夜，丈夫正好不在她身边。这类认知产生的恐惧心理，包括最严重的创伤后应激异常综合征，都证明了集中于大脑边缘系统中杏仁核的变化。其中主要的变化发生在蓝斑（ 。蓝斑是调节大脑分泌儿茶酚胺（包括肾上腺素和去甲肾上腺素）的组织。这些神经化学物质动员身体对付危机，而且还增强了对应激事件的记忆。创伤后应激异常综合征患者的大脑边缘系统变得过度敏感。在基本没有威胁或根本没有威胁，或至多不过是让患者联想到过去创伤的某些情形的情况下，该系统也会分泌超大剂量的应激激素， 这就是克利夫兰小学的儿童听到救护车的呼啸声也会惊慌失措的原因。蓝斑与杏仁核的联系十分密切，与海马回、下丘脑等其他边缘组织也有联系。这个分泌儿茶酚胺的系统一直延伸到大脑皮质。这些组织发生变化即会导致创伤后应激异常，包括焦虑、恐惧、过度警觉、易于烦躁、易于兴奋、动辄就打架斗殴或退缩，并形成难以磨灭的强烈的情绪记忆。一项研究发现，患创伤后应激异常综合征的侵越战争老兵抑制儿茶酚胺的神经末稍比常人少了。这证明他们的大脑已经发生了变化，而且这种变化是永恒的。由此，导致了儿茶酚胺的分泌难以控制。另外，连接边缘系统与垂体的通路也出现了变化。垂体是负责调节促肾上腺皮质激素释放因子（ ）分泌的组织。促肾上腺皮质激素释放因子是动员人体作出战斗或逃跑反应的主要应激激素。上述脑组织的变化导致了这种激素分泌过多。在杏仁核、海马回及蓝斑等组织，这种激素分泌过旺，就会使患者变得风声鹤唳，草木皆兵，其反应也就脱离了现实情况。美国杜克大学的精神病专家查尔斯·内梅罗夫（）曾告诉我：“促肾上腺皮质激素释放因子分泌过多就会使人作出过头反应。假如你是一个侵越战争退伍兵，患有创伤后应激异常综合征，从商厦停车场车子那里突然传来的爆炸声，就会激发你体内促肾上腺皮质激素释放因子的分泌，使你产生与原创伤相同的感受：汗流浃背、惊慌失措、不寒而栗、出现幻觉等。通常的促肾上腺皮质激素释放因子分泌过多者的惊吓反应也不正常。例如，你悄悄溜到人后面，突然猛拍巴掌，大多数人都会吓一大跳，但你拍第二、第三下时，就吓不住人了。然而，对促肾上腺皮质激素释放因子分泌过多者来讲，情况就完全不同了，你甚至第四次拍巴掌时，他们仍然会被吓得魂不附体。”第三个变化出现在大脑负责分泌内腓肽止痛的系统，该系统也交得过分敏感了。这与杏仁核及大脑皮质的影响有关。是大脑的化学物质，有很强的麻醉作用，与鸦片及其他麻醉剂都属同类化学物质。当体内的类阿片大脑自己的吗啡水平高时，人们的忍痛力就增加了。战地外科医生曾注意到，战士受了重伤，用麻醉药止痛，其剂量反而比受轻伤的平民百姓止痛用的剂量要轻。创伤后应激异常综合征患者也有类似的情况。由于内腓肽分泌的变化，患者再度受到创伤打击时，就会出现麻木不仁的情况。这似乎解释了创伤后应激异常综合征患者常有的若干“负面”心理症状：如快感缺乏症（ 无法感受到快乐），情感淡漠，对人对已的生活与情感都漠不关心。创伤后应激异常综合征患者的亲人可能误认为这情形是由于他们失去了移情心。另一个可能的后果是出现分裂性障碍，包括无法记起创伤事件发生时的最重要几分钟、几小时，甚至几天的情况。创伤后应激异常综合征似乎还使患者更容易遭受新的创伤打击。对动物进行系列研究发现，如果动物小时候就处在“ 轻微的”压力下，与未经受压力的动物比，它们长大后较容易出现创伤引发的大脑变化。这表明对患创伤后应激异常综合征的儿童应该尽快进行治疗。这也说明了为什么两个人都遭受了同一灾难的打击，一个人可能进而发展为创伤后应激异常综合征， 而另一个人则不会的原因。说到底，其原因也就是患者的杏仁核对危险较敏感，患者生活中一旦出现类似危险的征兆，杏仁核就会拉响警报。在短时间里， 所有这些神经系统的变化都有利于应付严峻可怕的紧急情况，使身体保持高度的警觉和兴奋，增强对疼痛的忍耐力，作好负重的体力准备，以应付任何不测事件。不过，一旦大脑变化发展为常态，就像汽车总是挂在高速档上，这些短期好处也就演变为长期问题。当人严重受创，杏仁核及相关区域就会形成新的反应阈值，使身体仿佛一直在面对危机四伏的状态，随时都准备应付突发事件，稍有风吹草动会吓得失魂落魄。情感再学习这种创伤记忆似乎会对大脑功能产生永久的影响， 影响以后的学习，特别是会干扰再学习正常的反应模式。在诸如创伤后应激异常等后天的恐惧中，学习和记忆机制遭到了扭曲，这也是杏仁核兴风作浪的结果。而要战胜后天习得的恐惧，大脑新皮质是关键。心理学家用“恐惧条件反射”指一件事情本来没有半点可怕之处，但与人们头脑里某件可怕的事情联系起来，就变得十分可怕的情形。查尼指出，实验表明，动物的恐惧可持续数年。丘脑、杏仁核及前额叶间的通路是大脑学习、保持以及作出恐惧反应的关键区域，也是导致情绪失控的区域。通常，当人们通过恐惧条件反射习得害怕时，恐惧感随时间推移而消退。这似乎是一种自然的重新学习的结果，人们下一次再碰到曾引起恐惧的事物时，也就不会谈虎色变了。比如小女孩被“嗷嗷”直叫的牧羊犬追赶后，见狗就害怕。后来她搬家了，正好邻居家有一条友好的牧羊犬，她因此常有机会与那条狗一起玩，逐渐地，她就不再怕狗了。创伤后应激异常综合征患者不会自发地进行再学习。查尼认为，这可能是创伤后应激异常引起了患者严重的大脑变化，以致每次出现类似于原创伤的情况时，都会出现杏仁核短路，强化了恐惧机制。这就意味着绝不会出现恐惧与镇定结伴而行的情况，其原因就是杏仁核再也学不会作出较温和的反应模式。查尼强调， “消除恐惧似乎有赖于积极的再学习过程” ，而创伤后应激异常综合征患者的再学习机制已受到损害，由此， “导致情绪记忆保留得异常的持久”。然而，只要给患者提供适当的再学习过程，即使是创伤后应激异常也能消除。顽固的情绪记忆以及这些记忆激发的思维模式和反应模式都可以随着时间推移而改变。查尼认为，这种再学习要靠大脑皮质的作用。当然，原有的恐惧在杏仁核里早已是盘根错节，不会就此善罢甘休，因此，还必须依靠前额叶皮质大力压制杏仁核命令，不使大脑其他部分对恐惧作出过分反应。不过， 威斯康星大学心理学家理查德·戴维森提出这样一个问题“：究竟需要多长时间才能消除后天习得的恐惧感？”戴维森第一个发现左前额叶有抑制痛苦作用。在实验中，他让人们首先学会厌恶噪音，这是抑制后天恐惧感的一种方法，也是创伤后应激异常综合征的一种初时症状。通过实验，戴维森发现左前额叶思维较活跃的人，克服后天习得的恐惧感较快，这又一次证明了大脑皮质对克服痛苦感受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情绪中枢的再教育有一项研究以二战时期的犹太幸存者为对象，内容涉及到创伤后应激异常综合征的治疗和愈后问题，研究的结果非常鼓舞人。该研究发现，有的幸存者在事隔半个世纪后仍有明显的创伤后应激异常，但也有的幸存者在饱受病症的折磨后，完全康复了。那些未康复者有着创伤后应激异常综合征特有的脑部变化，而那些康复者则已没有这些变化了。该研究及其他相关研究表明，创伤后应激异常综合征引起的脑部变化并非无可救药，而是可逆的，即使是最严重的情感烙印也能逐渐消除掉。简而言之，情感系统是可以再教育的。这意味着诸如创伤后应激异常综合征之类严重的精神创伤也是能够治愈的。治疗方法就是再学习。方法之一就是前面提到过的“帕迪游戏”这类活动。这类游戏可让儿童反复体验创伤的打击，而实际又平安无事，这样，创伤留下的记忆可在低焦虑情况下反复出现，逐渐脱敏，恢复正常的反应模式；另外，儿童通过想象那惨剧另一种较圆满的结局，即他们杀死暴徒帕迪，从而增强了驾驭创伤后果的能力。经历过严重暴力事件的孩子常热衷于做“帕迪游戏”之类的活动。洛杉矶儿童精神病专家勒诺·特尔（ ）博士是第一个注意到精神受创儿童有这种现象的人。年，加州乔奇拉城发生了一宗儿童绑架案，从夏令营返回的儿童在公共汽车上遭歹徒绑架。歹徒把汽车、儿童等都藏起来，进行勒索，整个事件持续了小时之久。特尔发现，事件之后，曾被绑架的儿童在玩类似绑架的游戏。事发年后，特尔发现曾被绑架的儿童仍喜欢做绑架游戏。例如，小女孩用她们的芭比娃娃做象征性的绑架游戏。孩子遭绑架后，战战兢兢地挤作一团，一个小女孩曾被其他孩子尿了一身，她对此十分厌恶，于是在游戏中就一遍又一遍地洗她的芭比娃娃。另一个女孩则玩“ 芭比娃娃旅行”的游戏。在游戏中，芭比娃娃外出旅行，遇到麻烦，却安全地返回家里。安全返回也是这游戏的重点所在。还有一个女孩在游戏中把芭比娃娃藏在洞中， 结果却窒息死亡。有严重精神创伤的大人会表现出精神上的麻木状态， 目的是抹去有关不幸的记忆或感受，孩子的处理方式则可能截然不同。特尔认为， 孩子较少出现麻木不仁的状态， 其原因在于孩子会用幻想、做游戏、白日梦等来回想及思考那不幸经历对他们的意义。这类主动重演似乎阻止了精神创伤的发展，避免成为刻骨铭心的记忆而贻害无穷。对孩子来讲，对像去找牙医看牙齿这类事情，只需做一两次游戏就行了。如果精神创伤严重，他们就需要不断重复地做游戏，在无情而单调的活动中不断重演不幸事件，以消除创伤打下的烙印。要消除深深扎根大脑杏仁核的精神创伤，另一个方法是进行艺术活动。艺术的影响是潜移默化的。情感大脑极善感知事物的象征意义和弗洛伊德所说的“原始思维过程”，感知比喻、故事、神话及美术作品等传达的信息。人们也常用这种方法来治疗儿童的精神创伤。有时，艺术可使儿童敞开心扉，将憋在心里的可怕想法痛快地表达出来。前面提到的儿童精神病专家斯潘塞·埃思主要从事儿童精神创伤的治疗。他讲述了一个岁男孩与妈妈一道被其妈妈的前夫绑架的情况。那人把他们母子劫持到一家汽车旅馆，然后叫那小男孩钻到毯子下去，将他妈妈毒打致死。后来，埃思与小男孩交谈，他当然不愿复述他在毯子下所听到和看到的情况，于是，埃思便叫他随便画一幅画。埃思后来回忆说，孩子的画里有一个眼睛特别大的赛车司机。埃思认为这双巨眼表达的意思就是孩子自己在偷看那杀人凶手。在差不多所有经历过精神创伤打击的孩子的画中，都会出现这类隐含创伤场面的信息。因此，在治疗中，埃思总是先让儿童画画。如果强烈的记忆已深深地印入了孩子的脑海，孩子们的想法就会在画中表现出来。另外，画画本身就是一种治疗，因为患者开始绘画时，就已开始了对创伤带来的后果进行控制。情感再学习与创伤愈合艾琳在约会中差点遭到强暴。虽然她拼死搏斗，保住了清白，但那男人并未善罢甘休，继续对她纠缠不放，打下流电话骚扰她，威胁要揍她，半夜来叫她，跟踪尾随她等。艾琳也曾向警察求助，但警察认为“事情又没真正发生”，犯不着小题大作。最后，她只好求助于心理治疗，但此时，她已是创伤后应激异常综合征患者，杜绝一切社交活动，像囚犯似的，将自己关在家里。上面这个案例是哈佛大学精神病专家朱迪思·刘易斯·赫尔曼）博士举出的创伤后应激异常综合征的典型案例。赫尔曼在治疗创伤后应激异常综合征中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她把治疗过程分作三个阶段：一是恢复安全感，二是回想创伤事件的详细情节并反思精神创伤所带来的痛苦，三是重建正常生活。划分这样三个阶段有其生物学的道理，其顺序似乎反映了情感大脑重新习得正常反应的过程。第一阶段，即恢复安全感，可看作是寻找平息过分恐惧、过于敏感的情绪中枢的方法，以便能重新学习。在开始时，常常需要帮助患者认识到他们的神经质、梦魇、过分警觉及歇斯底里等都是创伤后应激异常综合征的症状。患者一旦认识到这点，就不会因出现这些症状而惊恐不安。第二阶段，首先是帮助患者重新获得对事件的控制能力，消除精神创伤带来的无能为力感。以艾琳为例，她便动员了朋友和家人阻止那人跟踪尾随她，并努力争取警方采取行动。患者的不安全感不仅来自对危机四伏的情形的恐惧感，而且源于内心深处的不安全感，认为自己无法控制其身体和情绪。这种情况是由患者杏仁核过于敏感，使得情绪失控，一触即发造成的。这时，可采取药物治疗，帮助患者恢复信心，让他们不再听任莫名其妙的焦虑、失眠、梦魇等惊恐情绪的摆布。药理学家们希望有朝一日能够研制出直接作用于杏仁核及神经传导系统的特效药，以治疗创伤后应激异常综合征。但目前使用的药大都仅针对大脑的某些变化，如作用于血液系统的抗抑郁药物，或抑制交感神经系统活动的心得安等。此外，患者也可学习放松技巧，抑制情绪紧张。生理上的镇定有助于患者受损的情感系统恢复常态，即认识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