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十大佬的生存智慧-2

从中了进士到当山西巡抚，整整间隔了十八个年头！其间除了放过两回学政和乡试副主考外，一直在北京的清水衙门里耗着。这对于心怀经世致用之学，想做出一番事业的张之洞来说，无疑是相当郁闷的。　　但是，此时太平天国早灭了，洋人也折腾累了，因此满朝上下，一片天下太平的样子，即所谓的“中兴盛世”。所以，希望像老师胡林翼那样“乱世出枭雄”已经不现实了。怎么办呢？张之洞有才啊，他干脆加入了“清流党”，这为他获取声名打下了基础。　　这之后，他扶摇直上，稳步青云，表面上固然是由于他的文章声誉，实际上是当时的大学士、军机大臣李鸿藻尽力栽培提携所致。李鸿藻与张之万（张之洞的堂兄）在汉大臣中，是当时慈禧最为宠信的人。李、张同官至好，祸福宠辱息息相关。鸿藻因之万的关系，对于之洞的提拔自然是尽心竭力，遇事照顾，无微不至。因此张之洞感激知遇，入朝后便成为李鸿藻的喉舌。李鸿藻在同治光绪间有“清流党魁”之名。张之洞为其中坚人物。张之洞后来放为山西巡抚，就是李鸿藻保荐的。所以，张之洞投身清流，其中利害关系不难看出。　　不过只有将“清流”的“门面”做得好，才能有利于以后的发展。　　张之洞在朝中言事，敢于弹劾抨击，确有名声，表现最突出的就是参奏崇厚一案。　　当时李鸿藻丁忧回籍，尚未返京。军机大臣沈桂芬等主持枢政，派遣左都御史崇厚赴俄京订议和约，授以全权。张之洞在崇厚尚未出国之前，曾代张佩纶拟稿上奏，请崇厚先赴新疆观察形势，再行赴俄。奏上发交军机处，沈桂芬抑置不理，径命崇厚赴俄。崇厚为人糊涂颟顸，受了俄国人的威胁愚弄，订立了18项辱国丧权的条款。鸿藻起后，授意之洞奏参崇厚。张之洞上奏说：“崇厚对俄所订条约，万不可行。但如改议，俄必生事。议如不改，辱国丧权，应急修武备而缓立约，并治崇厚以应得之罪。”慈禧见奏甚为嘉许，召见张之洞面询应付方策，并饬张之洞随时赴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以备咨询外交事宜。光绪六年清廷宣布崇厚辱国丧权、擅订条约的罪状，定以“斩监候”的罪刑，又派曾纪泽赴俄京订约。曾将崇厚所订之约修改了7项，挽回了部分权益。而张之洞也因此更加得到慈禧的赏识。后来李鸿藻恐怕之洞久任京职，受人倾陷，乃在慈禧前密保其老成练达，堪任疆寄，也很快得到应允。1882年1月，张之洞外放为山西巡抚，在职3年。　　张之洞的“清流”应该是当得很成功了，但是张之洞甚至等不及在京城过完春节就赶到山西上任，可见其志不在做“清流”闲人，而是要像他的老师胡林翼那样有一番作为。张之洞之高明在于他成功地利用“清流”铺平了自己的道路。　　所以张之洞从到山西任后，态度180度大转变，开始大办洋务，也并不令人吃惊了。所谓的左派右派，都是做给人看的，他自己要做什么，心里清楚得很，不搞洋务，他能成为一代名臣吗？他能比得过李鸿章吗？他能留名千古吗？　　因此，他抵达太原走马上任后，渐渐认识到，在中国，要想做个好官，要么就当个两袖清风的清流党，永远不要参与实务；要不就为百姓办实事，但就永远不要得罪权贵。要想二者得兼，是不可能的。因为作为清流党，得罪了权贵，那么你办任何事情都寸步难行，甚至自身难保。而对于清流与实务，张之洞认为后者更有意义。他在得到慈禧的赏识、受到重用后，发誓要用实际行动将自己的奋斗目标付诸实践，为天下老百姓办实事，即打算干一番大事业。他从革除陋规、整顿吏治入手，兴利除弊，设清源局清理山西30余年悬案、积案；劾革、褒奖部分州县官，又为清政府荐举了数十名人才。他在山西设立洋务局，创办令德书院，兴学育才，筹办山西练军和山西铁矿等，开始向洋务派转化。　　张之洞得到已故老师胡林翼的遗训，认识到中国的富强必须向西方学习，必须操办洋务，清流党的保守与盲目排外是不可取的。于是，张之洞又渐渐成为洋务派最有影响力的人物之一。　　而另一位老兄则没有转变。这人叫张佩纶，当时的著名清流，在当代的知名度就远不如孙女张爱玲了。他一辈子崇尚空谈，因没有实际办事能力，在马尾之战中一败涂地，毁了半世英名。　　当时中法战争打得激烈，张佩纶犯了“清流症”，站出来放言高论，说仗应该怎么怎么打，等等，对洋务派的军事外交政策不屑一顾。慈禧觉得他好像很懂的样子，就干脆任命他去前线指挥作战。张佩纶临事茫然，暗中叫苦不迭。据《中法兵事本末》记载：“张佩纶、何如璋甫闻炮声，即从船局后山潜逃。是日大雷雨，张佩纶跣而奔，中途有亲兵曳之行，抵鼓山麓，乡人拒不纳，匿禅寺下院，距船厂二十余里。……适有廷寄到，督抚觅张佩纶不得，遣弁四探，报者赏钱一千，遂得之。”张佩纶这番战败逃跑，挨了不少骂，就是清流同党们也以他为耻。　　但对于老太后，清流党也不是一无是处。玩平衡嘛，总得什么干部都来一点。一方面可以让他们起到御史的作用，整顿官场风气；另一面，可以当制约一些权臣的棋子，让他们去抓权臣们的小辫子，整材料，必要时抛出来震撼一下，提醒一下。李鸿章就被这样提醒过。当时，可能因为手里兵强马壮，鸿章的尾巴就有些翘了。于是，老太后就把他叫到跟前，给他看看清流党人最新给罗列的罪状，李便如捣蒜般地磕头表示忠心，请求恕罪，于是慈禧就很“大度”地一次次地宽恕他，他的尾巴再也不敢翘起来了。这样，由于慈禧的有意利用，清流党才能在众大臣的怨恨中继续存在。　　张之洞从清流党脱离，成为洋务派的主要人物，是有积极历史意义的。不是历史改变了他，而是他改变了历史。毛泽东对他有个公道的评价，说：“讲工业，不能忘记了张之洞。”并说他当兵时使的枪就是“汉阳造”。张之洞创建的汉阳兵工厂在中国为第一家。　　（二）圆滑着，并且老练　　张之洞非常非常会做官。　　在中国历史上，会不会做官与会不会做事是两码事。做事做得好，不一定能得到职场效益。比如商鞅，多有成就的改革家啊，最后却丢了官，还搭上了身家性命。　　张之洞就非常会做官，不仅会做，简直是有天分。晚清有人说张之洞有学无术，袁世凯不学有术，岑春煊不学无术。其实，张之洞有学也有术，而且其术道还挺深。同光之际，清流是朝廷的一景，人称“青牛”，经常激浊扬清，讥讽时政，抨击权要，尤其好跟那些办洋务的地方督抚为难。但是清流往往因此四面树敌，最后下场多为不佳：北清流领袖李鸿藻，罢官下岗；南清流领袖翁同龢，罢官下岗。而张之洞在京城做清流的时候，向以敢谏闻名，号称“牛角”，其战斗力可见一斑。可是，这个“牛角”却并没有因好顶人而丢了乌纱。原来他这头“青牛”可不像别的“青牛”只会些口活，他是既能说又会做，典型的能给众官锦上添花的人物。这种人，能不官运亨通吗？　　1875年，四川东乡县知县孙定扬违例暴敛，激起众怒，乡民进城申辩，而孙定扬反诬乡民造反，四川提督不分青红皂白率兵进剿，烧屋毁寨，残杀无辜400余人，酿成特大冤案。案发之后，由于事牵西太后特别宠信的吴棠（就是那个误打误撞，在慈禧当年进宫选秀女时送了银子的吴棠，当时任四川总督，此人属于那种命好挡都挡不住的类型），任凭言官怎样弹章交加，朝野上下闹翻了天，连外国人都知道了，就是平反不了。而张之洞出面，绕开吴棠，将直接责任人孙定扬定罪，结果立竿见影，冤案按张之洞的建议得以昭雪。　　1880年，宫里出了件惹得朝野大哗的事件。事情不大，却关乎西太后老佛爷的脸面。说是一日西太后让太监给她妹妹——醇亲王的福晋送几盒食物，可是送东西的太监没按规矩携带腰牌，宫里也没有事先跟守门的护军打招呼，结果护军不放行，太监恃宠，跟护军吵了起来，愤激之下摔掉了食盒，回去报告老佛爷说是护军无礼，不仅不让他出去，还砸了东西。西太后闻言大怒，立即下令罢免护军都统，并将当值护军交刑部审问。最后还是张之洞出面，他不像众多谏官，一上来就把矛头指向太监的跋扈，暗示西太后宠信宦官，人家从老佛爷自身安全的角度，引嘉庆时林清事件为前鉴，说明宫门护卫制度严格的必要性。说得入情入理，不由得老佛爷不动心，最后护军得以保全性命，涉事的太监也受到了惩罚。　　当时清流党人好发议论，好与人为难，结果往往连自身都保不住，轻则下岗，重则坐牢杀头。张之洞不同，他深知要想别人以后按自己的规则办事，现在就必须先按别人的规则办事。因此他不仅努力了解西太后的脾气秉性，而且洞悉每件事情的理路和要害，在进谏时以德服人，以理动人，富有建设性，而不是用大帽子压人。他如果有座右铭的话，应该是“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那种孤注一掷，把自己的身家性命都搭进去的事，他是永远都不会干的。　　他是一个明白人，不会感情用事，他永远都非常理智。慈禧太后被假照会所激怒，认为西方列强支持光绪，因而她支持义和团，公然对所有列强宣战。在这个兴亡存续的关键时刻，他却和荣禄一样洞察秋毫，知道中国绝非列强对手，慈禧最终还是得向洋人求和，与其奉命参战，冒着生命危险去趟这混水，不如与外国人和好保住东南半壁江山，到时候议和，自己这样也算是给了老佛爷转圜的余地，又是大功一件。但是他不会单干，他拉上刘坤一、李鸿章和袁世凯，跟各国的领事搞起了东南互保。其中又有两个细节更是显现了张之洞的手段，一是他派到上海参加谈判的代表是辜鸿鸣。此人是个典型的皇权主义者，极力拥护慈禧太后的领导。他让辜鸿鸣在上海参与谈判时高谈阔论，大讲特讲帝国主义者的不是和慈禧太后的伟大。我们可爱的辜先生还作了一首诗：“灌满我的杯，斟满我的缸；跨上我的马，招呼我的人；亮开旗帜开火吧，追随伟大的太后，爱战斗善谐谑的义和团青年们……有比陕西更远的内地，有比四川更高的山丘，假如在湖北有‘张们’，湖南有‘刘们’，有勇敢无畏的四万万人，人们将高喊：干得好啊！伟大的太后，义和团青年们……灌满我的杯，斟满我的缸；跨上我的马，招呼我的人；亮开旗帜开火吧，追随伟大的太后，爱战斗善谐谑的义和团青年们！”　　这一切都是做给朝廷看的，实际上，辜鸿鸣丝毫不能影响盛宣怀他们和外国领事的谈判，谈判正在按计划进行着。　　另外，英国领事准备派一些兵进入长江流域，两江总督刘坤一认为没什么大不了，可以应允，但张之洞坚决反对，最后《东南保护约款》九条和《保护上海城厢内外章程》十条规定：长江及苏杭内地，各国商民、教士、产业，由督抚切实保护，各口岸的外国兵船照常停泊；上海制造局火药库的军火，只限于剿匪和保护中外商民之用；上海租界由各国巡防保护。这是张之洞精明之所在，让外国人派少量部队进入长江流域保护侨民，是没什么大不了，自己也省事，但是政治上影响太大，张之洞可不想自己背上这个黑锅。　　张之洞，他永远都是那么聪明，永远不会身陷绝境。这个人做官有个诀窍：“为政以不得罪于巨室为要。”什么意思呢？说白了，就是干事要以王侯们高不高兴为底线。　　平时得洞悉风波，懂得望风远避。不能只低头拉车，还要抬头看天。车拉得好好的，但轧了王爷的麦子，那就赶紧改道，再提点水果去道歉。王爷要是说，嗨，大清没你小张还不转了。那就赶紧回家琢磨深刻含义吧。千万要弄懂这点意见是暗藏杀机还是闲扯淡。因为，最大的法，不是宪法，而是看法。　　这点政治洞察力，是权衡政治家能不能干下去的重要标准。张之洞在这方面的能力，真不是一般人能比的。　　就拿庚子之变说事吧，当时，老张能化险为夷，终于有惊无险，而且变不利为有利，就靠这个看家宝了。下文细细说来——　　一个大院子，黑压压地坐满了举人，阳光在头顶明媚着，为了让康有为的话传遍院子的每个角落，梁启超等弟子维持着秩序。　　康有为清了清喉咙，登台开讲道：“要变法啊，再不抓紧搞，大清就玩完啦！”演讲的是慷慨激扬，听众们也是慷慨激扬。总之，都特别愤怒。　　很快，公车上书的事儿传开了，全国都知道康有为要变法了，被皇帝召见了。一时间声名雀起，恐不在当今的超女之下。康党们，一股新的政治力量兴起了。　　张之洞作为职业政治家，当然关心这一切。搞政治的人，必须在历史重要时刻，衡量各种得失利益，做出关键的抉择。多少政客，在变局之时，没有站准队伍，而成为刀下之鬼。张之洞的政治头脑和官场生存能力，他的圆滑，他的老练，在戊戌变法中表现得是淋漓尽致。　　摆在张之洞面前的局势尚不明朗，一方面，他深深地明白大清必须变法，的确需要引入国外的先进经验和技术，而且这次变法还得到年轻皇帝的大力支持；但一方面则不那么乐观了，端坐在颐和园的老太后，阴沉着脸，也在注视着这一切，她才是最高决策者。她的暧昧态度使这场政治赌博更加悬乎了。　　在这两派力量的比较中，张之洞一时还真难判断哪种力量最终可以胜出，他此时的态度必须是一万个小心。　　而两派势力都看好他。变法期间，张之洞被推崇为能挽回天下大局之“朝廷柱石”，康有为对他自然含情脉脉。而老太后对他是有知遇之恩，是可以抱着膝盖老泪纵横的交情。　　《劝学篇》张之洞干脆摸着石头过河，一边干着一边看，两边都先处着再说。于是，他加入“强学会”，还大把大把地给钱。梁启超来湖广拜望他，他开着大门，放着礼炮，超标准地接待。另一方面，却暗中安排自己的亲信包括自己的门人杨旭，保持与康有为的接触，明为帮忙，暗为监督，注意他们的动向，以便于获取信息，作出决策。　　等到了秋天，张之洞已经掌握了不少信息了。他渐渐觉察出康有为的幼稚了，判断他成不了气候，同时也感觉到了颐和园的杀气。于是，他当机立断，做出了最终的抉择——抛开康党，彻底划清界限。首先，他撤回了对强学会的财政支持，而且停办了报纸。紧接着，又把早写好的《强学篇》一文，改名为《劝学篇》，着重倡导“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以维护伦理纲常，反对戊戌变法。　　最终，在老太后的反攻倒算中，他化险为夷了，赢得了政治上的可持续地位，还捎带着成了个理论家。张之洞号称晚清政坛的变色龙，的确名不虚传。　　单就此事而言，张之洞显得比袁世凯要高明一点。袁世凯没有像张之洞那样留足后路，结果被维新派强拉入伙，只好临阵倒戈，虽然最终也安然脱身，但不免落得个骂名，不若张之洞脱得潇洒。看来，官场真是一个布满明枪暗箭、危机四伏的险地，讲究实力，注重实战，只会学术、纸上谈兵是绝对不行的。张之洞虽系一介儒生，却成为权倾朝野的封疆大吏和炙手可热的军机重臣，被晚清政府视为同军阀出身的袁世凯一样的左膀右臂，足以证明其官场治术确有独到之处。　　（三）不仅要做得好，更要唱得好　　前两节，我所八卦的老张，已经很牛啦，但如果仅仅如此，那他最多是个刘坤一。　　呵呵，幸亏他还有个最大的优势——就是会说。　　诸位可曾知道，说话是绝大多数的人都具备的能力。但说得怎么样，那就学问大了。　　老张在这方面是绝对的专家。可以说，晚清的面子，相当一部分是从他嘴里赚出来的。他是什么人？他出身书香门第的官宦家庭，父亲是知府，对其管教很严。张之洞还有个堂兄，叫张之万，兄弟俩都是很有料的人。这显然就是家学了。小时侯是名师当家教，想要什么教辅书，再贵也买得起，蜡烛放开了点。这样的出身，见识自然不凡。　　老张很喜欢说话，并且说话很啰唆，以至于厉行节约的光绪告诫他，发电报要简短，一个字要二两银子。这几乎是羞辱了。难道，名满天下的老张探花的字字珠玑，还抵不上二两银子？但是，他发明的那八个字完全称得上“价值连城”，就是大家耳熟能详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了。　　对待西学，就是要“取其精华，弃其糟粕”，非常动听，但是就连一条狗，也知道只吃骨头（取其精华），不吃垃圾（弃其糟粕），难道我们连条狗都不如吗？　　事情很明显，张之洞的所谓“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只能算是一种理想，一种态度，决不能成为行为的方法，以张之洞之聪明，难道不知道吗？简直是笑话。张之洞的“体”是体制，包括纲常伦理和政治体制。所以，张之洞的主张，只是新瓶装旧酒而已。比如严复当年曾以“牛体不能马用”来讽喻“中体西用”说，一时附和之声四起。　　张之洞为什么抛出这么一套理论呢？这证明了他对当时政局的清醒认识和他的高智商，当时维新运动正如火如荼地搞着，但是朝中态度很微妙：光绪皇帝和翁同龢是坚定的支持者，但是奕?和李鸿章表示反对，慈禧态度暧昧。此时走错一步，后果将不可预料，而他张之洞一向是标榜改革的，他是强学会上海分会的名誉会长，还答应每月支持强学会三千两银子的经费，变法中坚杨锐和杨深秀是他的学生，和梁启超也多有来往。　　他这么做主要是做两手准备。如果变法成功，自己也算个功臣，但是当他看到强学会的第一期报纸竟以孔子为纪年而没有用光绪纪年时，便知苗头不好，于是登报自去会长头衔，并借口经费紧张，不予兑现每月三千两的援助。更绝的是他还闭门修炼，弄了个《劝学篇》。文人毕竟是文人，说起来一套一套的，你康梁不是要尊“孔圣”吗？那不就是“中学为体”了，至于“西学为用”嘛，老佛爷也不反对啊，洋务运动不是搞了二三十年了吗？这一招果然是八面玲珑，新旧两派看了都喜欢。　　张之洞“中体西用”的全盘主张是在维新变法期间，以辅助变法内容不偏离传统体制和名教的目的而推出的。那么，他到底是新人还是旧人呢？《时报》在张之洞去世后发表时评说：“张之洞之得名也，以其先人而新，后人而旧。十年前之谈新政者，孰不曰张之洞、张之洞哉；近年来之守旧见者，又孰不与曰张之洞、张之洞哉。以一人而得新、旧之名，不可谓非中国之人望矣。”　　张之洞搞出的这个超美观的理论，不仅成就了自己，更成就了大清王朝的面子。大清的改革啊，变法啊，说白了，都是逼出来的。所以，从一开始，大家都是稀里糊涂地干着，一人一个心眼，谁也说不清到底要干什么，很有点无厘头的色彩。　　诸位也都知道，咱中国人干啥事都要有个理论做指导，否则就干不好。面对着理论缺位的现状，最高统治者的郁闷可想而知。这时，《劝学篇》的出现，给老太后解了围。　　“中学为体”，说白了，就是把老祖宗的东西当基础看待，不管怎么变都不能离了这个宗。于是，老太后吃了定心丸，顽固派们也高兴。把保守集团这边哄爽了之后，老张又用“西学为用”把改革派也哄爽了。两边都哄爽了，事儿自然就好办了。老张还真不愧是大清的第一支笔啊。　　老太后将《劝学篇》下发各省省长、教育厅长各一部，令其大量印刷发行，广为传达这一重要学说。《劝学篇》还打入了国际市场，一个叫渥内基的美国传教士竟将《劝学篇》译成英文，题名为《中国的唯一希望》。在华的耶稣会教士，还将此书弄到法国去了。它的影响广播于海内外，由此成为一代名著。　　今天，每个上过高中历史课的人，都知道了张之洞和他的“中体西用”，但往往没有去深究其背后的玄机。　　（四）包尽天下事，方圆一瞬间　　对于一些大人物，如果总是仰视，恐怕永远都是一个模样，对于他们，也许只有在哈哈镜中，才能还原真实的面目。让我们来看看我们这位张都督的奇闻轶事——哈哈镜中的模样！　　张之洞是个典型的夜猫子，每日下午2时始入睡，到晚上10时始起床视事。（如果那时有互联网，张公肯定能成为一个著名的网虫。）下属们要找他，有时要等到半夜。当年的斯大林也是如此，全国官员的生物钟都为之改变，结果，当斯大林去世后，时差很难改变了。例如，李文石每日入署办公，皆在晚10时以后。藩臬两司于上午谒见，老头子有时还没睡醒，只好在门厅坐候，往往一等就是好几小时。道府以下属官，好几天都见不着张大帅的面那是常事。所以当时湖北的官员，必须具备一个重要的基本条件，就是能“拼体力”。但是张帅毕竟不是铁打的，为大清国日理万机，操老心了，加上年纪也大了，体力难免不支，有时与客人谈话没几句，就呼呼入睡，将客人搁置一旁。　　1902年，袁世凯从河南彰德返天津，绕道经汉口到南京，拜访署两江总督的张之洞。张之洞设宴款待，又屏退左右密谈二小时。当谈得起劲时，张之洞却睡着了。　　《张之洞像》袁悄悄告退，嘱仆从不要惊动张大帅。清制，凡总督出和辕门须鸣炮致礼，袁身为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自当鸣炮礼送。炮声一响，将张之洞惊醒，自知失礼，急忙追至下关，向袁表歉意，相约后会有期。　　次年，张之洞从武昌入京觐见，途经保定，袁世凯率北洋将领和属官司设盛宴款待。当袁亲自率领属官举杯为张祝酒时，张之洞又一次伏案呼呼入睡，使袁颇为难堪。　　对大名鼎鼎的袁世凯都是如此，可见其他官员的遭遇了。对于张督的这种睡功，《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书中有精彩的描述。后来，大理寺卿徐致祥参劾张之洞辜恩负职，其中一条即为“兴居不节，号令无时”。清廷谕令粤督李瀚章查明具奏。瀚章因之洞督粤时理财有方，自己继任时应用裕如，心存感激，遂奏复：“誉之则曰夙夜在公，勤劳罔懈。毁之者则曰兴居不节，号令无时。既未误事，此等小节无足深论。”可见朝中无人莫做官真是至理名言。　　清朝惯例，翰林当到内阁学士，不是内用为侍郎，便是外放为巡抚，原无足奇，奇的是张之洞升内阁学士还不到半年的工夫，就有此任命，不能不说是异数。因此，给他去道贺的人特别多。张之洞兴奋得不得了，亲拟谢恩折子，得意忘形，自命为“敢忘八表经营”的话也说了出来，一时传为口实。“八表”是八方之极，亦是“天下”的别称，“八表经营”可以解释为开国英主力战定天下。张之洞下笔不检，用了这句成语，如在雍正、乾隆年间，不丢脑袋也会丢官，但嘉庆以后，文字狱久已不兴，而且清流的口气，向来阔大，所以山西巡抚想经营八表，不过传作笑谈而已。而挖苦他最厉害的，不是别人，正是他的堂兄张之万。一天张之万带了两个挂表，有人便说，表只要准，一个也就够了。他这样回答人家：“我带两个表不足为奇，舍弟有‘八表’之多。”　　梁启超，时年二十出头，举人的功名，无品无级的身份。他要来见总督了。按理说来了就来了，总督见你一面就是给你面子，可是张之洞呢，将总督府的中门大开迎接梁启超，还问巡捕官要不要放炮，吓得巡捕官大惊失色，忙说钦差大臣来了才放炮，直闹得热气腾腾、喜气洋洋。这还不算奇，奇的是远远一声竟喊出了“卓老”两个字，举座愕然。“卓老，我早就盼望你来了。”又是一声“卓老”，分分明明，再不敢怀疑是听错了。张之洞说：“你学问老到，文章老到，叫你一声卓老亦不为过。”可见张之洞很喜欢与文人名士交往，甚至不惜放下身段，但是也正是自诩才华盖世，因此对僚属多不放在眼里。有一位布政使对此十分不满。有一次，他又去总督府拜见张之洞，谈完公事之后告辞。按清朝官场礼仪，张之洞应将布政使送至仪门，但张之洞送到门厅就止步了。布政使回过头来，故作神秘地说：“请大人多走几步，下官有几句话要告诉你。”张之洞就又陪着他走了一段路。两人已经走到仪门，张之洞不耐烦地问道：“你不是有话对我说吗？”布政使有点得意地说：“其实我只想告诉大人，按照礼仪制度，总督应该将布政使送到仪门，现在大人既已按规定把我送到仪门，就请你留步吧。”说完鞠了个躬就没影了。张之洞听罢，气得说不出话来，但又不好发作。　　张之洞出身于官宦之家，本人科举及第又早，很难理解一般读书人的贫穷，一贯拿钱当王八蛋。他常说：“一个人，身上总得有个二三十两的银子吧？”加上他为人豪放，讲究排场，喜欢搞点文物鉴赏，还经常请人吃饭，送礼更是大方。如此，一年到头结算下来，往往入不敷出，陷于窘境。到年关时手头拮据，之洞便让手下去当铺典质。所以当时武昌“维新”等大当铺有一行情：凡是总督衙门拿皮箱来当，每口箱子当200两银子，并不开箱看内里是什么东西，只照箱数付给银两。开春后银根松动，督署再用银两赎回箱子，当铺则赚一笔可观的利息。总督典质，这在清末官场也是奇闻一桩吧。张之洞的一位弟子傅岳曾追忆说：“张去世后，谥文襄，无遗产，家境不裕。他的门人僚属都知道这种情况，所以致送赙仪都比较厚重，总计亦不过银万余两而不足二万之数。张家所办丧事也就全赖这笔钱，治丧下来所剩无几。一生显宦高官，位极人臣，而宦囊空空，可称廉介云云。”张之洞爱名不爱财在晚清那是出了名的，不过还是我们心直口快的辜先生说得实在，他说：“他挥霍了一辈子，欠那么多债，自己是潇洒了，后人怎么还？”　　1905年，张之洞还与袁世凯等联衔上奏，请求废除科举制度，得到清政府批准。　　1909年10月4日张之洞病逝，走完了他那无比正确的一生。享年73岁，谥号文襄。　　第六章　荣禄：政坛上的野狼　　在政治上，荣禄是一个彻底的冷血杀手，是一匹野狼。与他竞争的对手一个个被他踢出局，他是当之无愧的胜利者，就连袁世凯这个大枭雄，如果不是在最后关头痛哭流涕地出卖维新派，向荣禄表决心，恐怕也早是人头落地了。　　在斗争中，荣禄只认一个字－“狠”，任何对他有威胁的人他都要想尽办法弄掉，维新派自然就不用说了，就连李鸿章，最后也被他逼得靠边站。为了保住自己的地位，他连慈禧也敢忽悠，慈禧想废光绪另立端郡王载漪之子为帝，被他忽悠得只立为“大阿哥”（太子），然后他纵容载漪父子上窜下跳与八国联军对抗，而他却在战争中做小动作，最终载漪父子灰飞烟灭，他荣禄却是护驾有功，更加重用。　　荣禄是一个名气小于实力的人。他的面孔模糊，他的形象含糊，他的一切，都似乎是个谜，但没人能绕开他。他是一个巨大的存在，对今天的历史研究者是这样，对读者是这样，对当时的巨头们更是这样。　　“诛荣禄如诛一狗耳”，这句抑扬顿挫的话，是袁世凯拿来晃点愤怒青年谭嗣同的，本当不得真，不过老袁却说对了一点，那就是：荣禄确实是条狗，一条很厉害的狗。　　在维新派眼里，奕?死后，荣禄这个“后党”是他们最头疼、最痛恨的人物。为什么呢？因为荣禄狡猾而有能力（用清政府的“正面语言”来评价，是“翊赞纶扉，竭力尽心，调和中外，老成持重，匡济时艰”），总之，是个非常难对付的人物——他要是像载沣那样无能或者奕匡那样既贪财又无能，那事情还好办。因此，维新派认定，荣禄不除，变法势必难成。而且，荣禄还当着康有为的面对光绪皇帝说姓康的不可用，更加招致了维新派们的忌恨。　　康有为所谓的“杀一两个一品大员，变法即成矣”，恐怕首当其冲的便是荣禄。然而，造化捉弄人，变法的事儿弄崩了之后，极力平息老佛爷愤怒，保护光绪和维新派人士的也是荣禄。有证据云：“现今风浪胥平，皆中堂保全善领之力。”　　而且，荣禄还认为“乱党既已伏诛，而中国一切变法自强之事，亦当择其紧要者次第举行”。而刚毅等人主张新法万不可用，维新党人应屏斥一空，荣禄以中外情势与之反复辩论。（《国闻报》，1898年10月23日。）与顽固派相比，我们的荣中堂，俨然一维新党人！因此时人评价“荣禄是一善恶中间人，其一生黾勉诚恳，以事太后，赞成太后所持之主义，即斟酌与执中主义也”。不过，评价荣禄一生的功过是非、忠奸善恶并非本文的目的，因为荣禄是好是坏跟笔者和读者都没有关系，笔者只想通过叙述荣禄这个晚清特殊人物的一些经历使读者有所感受，有所收获。目的达到那是最好，否则诸位大可一笑了之。　　（一）算算荣禄的人脉指数　　荣禄的官场经历就很有代表性。　　古人常号召“任人唯贤”，可荣禄是“中人之资”，他是怎么位居文华殿大学士、首席军机大臣，慈禧倚之如左右手呢？　　原来在大清这样的“宗法氏族”专制体制下，“任人唯贤”有猫腻。什么叫“贤”？不是你自己说了算的，是当权者说了算。所以你得有机会向说了算的人证明自己的“贤”，你得进入当权者视野，让他给你机会办办差，历练历练。否则，大清国好几亿人，凭什么就让你当这个官？到最后，“任人唯贤”只能是“任人唯亲”，即任用亲者中的“贤”人。　　因此，你如果自认为是个“贤”人，想干一番事业，首要任务就是必须和当权者“亲”起来，找到机会，否则只能被讥笑为“眼高手低，不切实际”。康有为，搞搞西方那一套还成，搁大清，就差得不是一点点了。他就不明白这一点，不亲近当权者不说，竟然一开始就要改革官制，摆明要将荣禄他们扫地出门，其失败也就不足为怪了。　　但是，要接近当权者也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就算是旗人，也有好几百万，也不是个个都能接近当权者。方法之一是你得有个“好”爹，而荣禄不仅有个“好”爹，还有个“好”爷爷。他的祖父在镇压叛乱中捐了躯，父亲在围剿洪秀全的马仔时捐了躯。这个躯可不是白捐的，是有血酬的——皇帝赐修“双忠祠”作为纪念，荣禄也以此弄了个好出身，属于朝廷信得过的自家人一类。　　咸丰曾亲自召见“忠烈之后”荣禄，询问其父辈殉难情况。询问就是关怀。皇帝是一脸的慈祥，一脸的亲切；荣禄是一脸的感激，一脸的自豪。世代忠烈，是一般人难以企及的，祖辈勋业的光彩，照亮了荣禄仕进之路。凭这个，得给荣禄的人脉指数打60分。　　荣禄旧照但“忠烈之后”也多了去了，弄个处级干部一般没问题，要想往宫殿里爬，还得想点儿辙。于是，荣禄又有了另外一招：“结亲”，说白了，就是走枕头风路线。诸位看家，一定要切记啊，枕头风永远是世界上最彪悍的风。　　荣禄有两个妹妹，一个嫁给晚清旗人中唯一的状元崇绮，另一个嫁给宗室昆冈。崇绮是前大学士穆彰阿之子，穆彰阿晚年降官，但他积累的关系却对荣禄不无益处。昆冈到光绪末年成为大学士，对荣禄大有助力。就凭这俩妹妹，就得给荣禄的人脉指数加10分。（这招虽然很俗，但是屡试不爽，实在不行，没有妹妹可嫁的话，给人做媒也行。）　　荣禄不仅有妹子，还有两个女儿，一个成了礼亲王世铎的儿媳，一个是醇亲王载沣（即晚清最后一位摄政王，光绪皇帝之父）的福晋。好，给老荣再加10分。　　荣禄不仅有妹子，有女儿，还有老婆。他找了个老婆也牛得很，是大学士灵桂的长女。再加10分。　　这一下子，荣禄靠着老婆、妹妹以及两个女儿，都拴在宗室亲要王公贵族的门楣上。人脉指数一路飚升，90分！剩那10分在哪里呢？呵呵，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10分，没这10分，你这壶水，就开不了。　　剩那10分，就在于“经常走动”。　　没有前面那90分，你连权贵的面都见不着，一切想法都只能是“意淫”。而有了这些关系，还得走动走动，只有多结交掌握权贵，有好事好差才能轮到自己，有坏事才能逢凶化吉，不至于一辈子不得翻身。荣禄非常明白这个道理，因此在官场结交甚多。他与两朝帝师李鸿藻换帖，结金兰之好。李鸿藻之同派中人、满门桃李，荣禄借此拉上了关系。牛人办事，总是找最直接最省力的办法。　　荣禄下基层锻炼期间，就是请帝师写信给陕西巡抚鹿传霖，两人才得以和睦相处。庚子那年，鹿以江苏巡抚勤王而入军机，荣禄是出了力的。鹿传霖是湖广总督张之洞的姐夫。张与荣禄的关系，既有鹿的帮衬，又有李鸿藻这层关系做过渡，交情就不同泛泛了。两江总督刘坤一与荣禄交好，刘对荣禄的堂叔奎俊的江苏巡抚工作评价就格外看好。对礼亲王世铎的外甥等，荣禄就是通过刘坤一在两江予以安插的。看到这里，我们应该为荣禄编织人际关系网的能力惊叹了。　　清朝官场讲究的是官官相护，大家都是在皇帝家做官，虽说在老百姓面前耀武扬威，风光得很，但也不无风险，说不定哪天就下来了，因此得“互相帮助”“相互照应”，而“交情”也就在这样你来我往中形成了。当然，这种交情也得你自己有本钱才能建立，你手中要是没有资源，不能为别人办事的话，那么也不会有人愿意和你玩。只有手中有资源，能够使众官锦上添花，大家才会认为你有能力。　　当然，这层关系网中自然少不了我们的大内总管李莲英李公公了。李公公作为慈禧最宠信的太监，天天陪伴在慈禧的周围，因此对老佛爷的脾气和她对某人某事的态度非常了解。对于大臣们来说，这种态度非常重要。因为，大清朝最大的法，不是宪法，而是看法。老佛爷的看法，就是最大的法。老佛爷也是情绪化的动物，如果没有像李莲英这样的局内人的指点，偏偏在她心情不爽的时候说了她不爱听的话，那就不是官有没有得做的问题了，搞不好脑袋就要和身体说拜拜了。所以荣禄对李莲英非常巴结，送了不少银子。如此一来，荣禄便是朝中有同党，宫中有耳目，皇帝家里有亲戚，如果这样还做不好官，那真是无能弱智了。李鸿章认为天底下就数做官最容易了，如果连官都做不好，那就是无能的表现了。笔者猜想是李鸿章多年为官，已颇有心得，自认为已颇有“领导艺术”了，故有此说。不过像荣禄有这么好的外部条件，要是还做不好官，那可真是不可思议了。　　（二）荣禄的B面　　荣禄的维新态度也很有意思，说实话，在晚清做领导干部，面对内忧外患的“两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没有点“领导艺术”是不行的。直接面临的一个问题就是如何既能保住官位又能使大清帝国强大起来。平心而论，谁不愿意有一个强大国家做后盾，在洋人面前能够抬起头来做人。　　这时候，衡量晚清官员优劣的尺度就出来了。那就是，有的官员，像李鸿章、张之洞、荣禄等，认为能够处理好既得利益和改革发展之间的关系，因此倾向于循序渐进进行改革，以图有所作为；而有的官员，像刚毅等，害怕自己的利益在改革中受到损害，因此拼命反对改革。有时候要想改变既得利益比要某些人的脑袋还难。　　有学者认为，满清的守旧大臣们反对改革是因为思想转变不过来，笔者认为这种说法太过于草率。一个简单的事实就是慈禧当政直接违背了“三纲五常”中的“母以子为纲”，但是大臣们谁不是乖乖地承认这一现实，拼命巴结慈禧。为什么？因为这样才能保住荣华富贵。因此，就算是慈禧想进行变革，也得考虑这个问题，利益格局根深蒂固，想改变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要不然，王安石、张居正的改革早就成功了。　　荣禄为什么要改革呢？　　这跟他当时的处境有关，众所周知，虽然荣禄最后把李鸿章排挤掉了，但是李鸿章“少年科第，壮年戎马，中年封疆，晚年洋务，一路扶摇”，大清帝国的大事几乎都是他一手操办，哪一点都比荣禄强。荣禄是因为“只知有后，不知有帝”才当上首席军机大臣的，太平天国是曾国藩、李鸿章打的，外交是李鸿章办的，实业是李鸿章搞的，他荣禄干过什么？作为一个首席军机大臣，官至宰相，却没有任何能拿得出手的政绩，危机感可想而知，而且，作为“忠烈之后”，荣禄还得考虑下自己的“历史地位”问题，因此他必须做点什么。　　荣禄的变法思想，核心部分在军事，这是一扬长避短之举，因为荣禄先后担任过神机营翼长、总兵、步军统领、将军、兵部尚书，并参加过指挥作战，有多年军事实践的基础。因而，荣禄于光绪二十二年十二月二十五日上折，请设立武备特科，参酌中外兵制造就人才。为什么要设武备特科呢？荣禄认为当时武科考试出现了如时文试帖一般的弊端，要选拔折冲御侮之才，并做到“稍裁各国狡焉思逞之心”，武科考试非改不可。　　荣禄拿出了周详的计划书，认为按每县每年二百名应试武童统计，那么全国有三四十万，如果教练得法，其利有五：年富力强，无老弱滥竽之数；弓马娴习，教练易成；有志上进，与谋衣食者不同；姓名乡里，有籍可稽，无逃亡之弊；有室有家，散则归农，不至流为盗匪。武备特科的开设办法是每省延聘兼通西法、精于操练的教习数十人就地教练，一年后能够随军充役，二年后挑选才武聪颖武生入各省所设武备学堂学习重学、化学、格致、舆地等，分炮队、马队、工程队诸科，三年后由各省督抚考试，考列优等者为武举人。武举人入京师大学堂学习，三年后由兵部奏请派大臣考试，考列优等者为武进士。然后由高中的武举人、武进士充补各路军营哨长以上将官，以改变军营积习。在设立武备特科的同时，荣禄考虑到旧制在短期内难以骤然全变，因而主张原有武试仍照旧举行，但裁减一半名额。如果试办有效再停罢旧制。（由此可见荣禄与康有为之区别，康要一下子废除科举和六部）早在任西安将军时，荣禄就上奏请添练洋枪部队，酌筹饷项。　　荣禄看到昔日劲旅因日久废弛，种种积弱习气已不堪言状，为破除积习，荣禄在戊戌维新期间再次上折，指出拯救危局必须要练成劲旅，而要练成劲旅，就必须从改练洋操下手。即“练兵为第一大政，练洋操尤为练兵第一要著”。而练兵首先要统筹全局，全计饷需，先由朝廷定议，然后责成于各省督抚。荣禄认为改练洋操是为了达到步伐整齐、号令统一、枪炮精良、施放有准的目的，不能够徒袭皮毛。因而各省要慎选教习，酌核饷力，先从营勇开始教练，半年后再次第推及绿营和民团。要改练洋操，有许多相关问题需要妥善处理。如延聘外国教习，荣禄认为应宽以时日，如各省一律延聘，不仅开支浩大，而且容易出现意气不投、语言不通，终有隔阂之感。好的解决办法是从天津新建陆军和江南自强军中选拔学成者，分别派送北方、南方各省充当教习。改练洋操，军械枪炮的选择尤关紧要。荣禄指出，中国许多省份虽有制造新式枪炮的机器制造局，但既不精纯，规格又不统一。从外国直接购进的枪炮也新旧夹杂，名目繁多。　　荣禄是很有一套的，也很务实，能把握大局。他指出对裁军应做好善后事宜，办法是择地开垦，作为屯兵之用。荣禄改练洋操的主张是就陆军而言的，同时他也对中国海军力量的落后十分忧虑。因为陆军练成后，需铁路通其脉络，海军做其羽翼。中国经中法、中日两次战争，海军力量丧失殆尽。荣禄看到中国海军力量的缺乏，易启他族觊觎，而以前各地制造厂局大多在江海要冲，亟须移设堂奥之区。荣禄主张在山西、河南、四川、湖南等煤铁矿产较富的地区设立制造厂局，渐次扩充，从速开办，以重军需。　　荣禄的种种谋划，既有目标，又有具体实行步骤和善后方法，可见其担得起改革派三个字，但是，算不上著名的。晚清的维新变法事业如同当今的网络论坛，七嘴八舌，一人一套。奏折跟灌水帖子似的，要想追求高点击率，首先得做惊人之语，多谈主义，少研究问题，内容得通俗又刺激。所以，荣禄是个非著名的改革派。　　（三）小处可让，原则问题绝不放手　　荣禄的那一套，较之康梁的口号型维新应更务实，由此可见，荣禄在“法是否该变”的问题上，与康有为本无分歧，只是具体步骤上分歧严重，康有为认为中国已无可救药，必须实行最彻底的变革，一切推倒重来，尤其是官制，必须首先改革。他们也想到了这样会遭到巨大阻力，但是还是天真地认为只要一变就会成功。　　康有为作为清朝权力机构的局外人，只考虑方向问题，考虑不到具体执行问题，而荣禄作为政府机构的具体执行者，深知其中的错综复杂，主张变法改革以补偏求弊下手，政变后荣禄在一封给伊藤博文的信件中，认为中国应以整军丰财、力图自强为急务，但中国“积习相仍，骤难移易。譬之起虚弱而仁痿痹，辅以善药，效虽缓而有功；投以猛剂，病未除而增剧”。并以此评价政变事。而且荣禄认为“中国非真不可为也”。　　所以在总理衙门和康有为见面时，荣禄首先就把大是大非的问题摆出来了，他问康有为：“祖宗之法不能变，这一点你同意吗？”这显然是试探康有为的，他得看看这个人有没有“斤两”，值不值得合作。按理说康有为平时不去结交荣禄他们也就罢了（可能想结交没有机会，所以故作不屑，这是精神胜利法），可这时候却是一个非常好的结交荣禄和李鸿章的机会。此时如果能从李鸿章办的洋务说起，徐徐论述变法的必要（其实这个道理几位大臣早就明白），既吹捧了李鸿章，又不显得突兀和无礼，还能给各位实权人物留下好印象，但是康有为如果这样说了他就不是康有为了。康之变法，全凭一腔热情和一个没有实权的皇帝，他认为荣禄是个“后党”，李鸿章是个卖国贼，本来就不屑于和他们合作（这就是文人，只凭感情从事，看不清实际情况）。因此他教训人似的回答说所谓祖宗的成法，是用来治理和保卫祖宗之地的，现在连祖宗之地都快守不住了，还谈什么祖宗的成法？再说，所谓成法，应该因时制宜。比如祖宗的成法中只有吏、户、礼、兵、刑、工六部，哪里有总理衙门？要说变法，仅凭这一条，各位已经变了。　　这使本来对康有为不怎么了解的荣禄，立即对这个狂妄的文人产生了反感。荣禄是什么人？他在官场滚打了几十年，什么世面没见过，而你康有为把变法说得跟儿戏似的，这不是开玩笑嘛，因此荣禄断定此人不可交，也成不了气候，因此他甚至没等会见完毕就中途退场了。因为他觉得没有必要在康有为身上浪费时间，他希望的变法不是康这样的。因此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他既要铲除康有为又要坚持变法。　　当荣禄遇上著名的改革派康有为，荣禄想改革，但不是想像康有为那样运作。康有为也想改革，但跟荣禄不是一个路子。结果是，理念不对路，一拍两散。这是必然的，康有为吸收不了荣禄，荣禄也改造不了康有为。　　（四）狼社会，以狠为贵　　都说政治害人，毁灭人性，荣禄就是个典型的例子。他蒙父祖余荫，恩赏六品主事，后来政治上不断进步，年纪轻轻便升迁为户部侍郎兼内务府大臣，掌管了皇室仓库的钥匙，这个位子一般只有最亲信的皇族子弟才能担任，当年的雍正也曾经担任过内务府大臣，可见其重要性。到光绪嗣立之时，荣禄已官至工部尚书兼步兵统领，就是说，启闭紫禁城门的钥匙也握在他手中。可以说此时的他正是如日中天，前途不可限量。　　然而，只懂得冲锋陷阵的烈士之后还没有充分领悟官场险恶，就为自己的纯真付出了惨痛的代价。　　光绪四年十月二十七，恭王奏请贵州巡抚空缺是否应当找人补缺，慈禧脱口而出，说让军机大臣沈桂芬赴任，原来慈禧因为最近军机大臣们自专独断，眼里没有她这个最高领导，早就不爽，想找个人开刀，杀鸡儆猴。没想到此言一出，引起轩然大波。军机大臣宝鋆首先表示反对：“巡抚是二品官。沈桂芬现任协办大学士、兵部尚书、充任军机大臣，官居一品，宣力有年，不宜贬到边地。这道旨意一下，中外震骇，朝廷体制、四方观听，都大有关系。”恭王也表态说：“而且总署也少不得沈桂芬这个人。”慈禧没辙，只好收回成命。　　退朝之后，沈桂芬和翁同龢左思右想，认定是荣禄在背后说了坏话，于是沈桂芬就以刑部尚书为条件，请翁同龢上他那拜把子兄弟荣禄那儿探探消息。　　于是翁同龢就来到了荣禄家，一开始，他就大骂沈桂芬，说沈不是东西，太坏了，自己要和他绝交。那神态，那眼神，简直是绝了，绝对是演技派。自古以来，当官的大多是演戏的好手，要升官，就更要勤练演技，因为他们没有NG，不能重来，演好了直接上天堂，演砸了直接“住套房”。所以不妨多和演艺界沟通，下台后当个演员也不错。荣禄涉世不深，虽然抱有警惕，还是被他的这位拜把子兄弟，两朝帝师的精彩表演给骗了，不知不觉就透漏了自己内心对沈桂芬的厌恶，而这么一点点倾向，对翁同龢来说，已经足够了。　　我们的翁师傅一出门就拐进了沈府，两人挑灯夜战，想出了一个以彼之道，还治彼身的毒计，要将荣禄扫地出门，赶出京城。　　腊月二十七，有个叫宝廷的“清流”党人，年底无事伤感，于是上了一道奏折，谏劝六事：明黜陟、专责任、详考询、严程限、去欺蒙、慎赦宥。朝廷一看是老调重谈，于是按惯例发交军机处议奏。没想到宝廷却顿有妙悟，悄悄对沈桂芬说：“机会来了！”原来“专责任”一条中，宝廷指满大臣兼职太多，影响本职工作。若论兼差多，那就要数他和荣禄了，但是宝廷兼的都是国史馆总裁跟阅兵这样的无足轻重的小职，于是决定舍孩子套狼，由宝廷出面奏请落实“专责任”，于是宝廷进见慈禧，主动要求去掉国史馆总裁跟阅兵的职务；慈禧一看，小事情嘛，就答应了；然后宝廷乘机提出也要给荣禄“减负”，去掉工部尚书与内务府大臣的差使，专心干好步军统领，确保京师安全。慈禧最怕的就是京师安稳受到影响，因此觉得宝廷的话有些道理，但是一下子去掉荣禄这么两个大差使，她还下不了决心。这时候沈桂芬在旁边加了把火，他说：“荣禄宣力有年，明敏干练。年纪还轻，将来必蒙两位太后重用。”这一下真是挠到了慈禧的痒处，原来慈禧最近也认为荣禄过于年轻，还需要多历练历练，于是在保护年轻干部的名义下，沈桂芬堂而皇之地罢了荣禄的官。　　更大的打击还在后头，过了些日子，西安将军的位子空了出来。沈桂芬联络朝中大老，向太后力保荣禄，说他可以担当此任，且离京下放锻炼一下，正是培养高级干部的正途。慈禧一时受惑，觉得这主意不错，于是命下，荣禄一下子从中央被赶到了边远地区。这一去，就是二十年，一颗政坛新星，在他将要最耀眼、最明亮的时候却被朝廷遗忘，仿佛从来就没有这么一个意气风发、踌躇满志的青年才俊仗剑立马，为朝廷守护着大门。而这一忘，就是二十年，人的一生，能有几个二十年？青春随着岁月流逝，心情渐渐苍老。人说哀莫大于心死，荣禄的痛苦确是他不能心死，他还年轻，他坚信自己还有机会，然而这种雄心壮志每天早晨都要被惨白的现实打碎。无法想象，一个人的心，在连续破碎了二十年后会是什么样子；也无法想象，荣禄是怎样说服自己，度过这荒岛般的二十年；唯一可以确定的是，甲午战争这年，荣禄借进京为慈禧太后祝寿的机会，钻营到恭亲王身边，得到了恭亲王的信赖。再次出山时，当年的骏马已经变成野狼，一匹来自北方荒漠的野狼！　　野狼的生存法则只有一条，那就是生存，我们这位荣大人也一样，只要能保住他的政治生命，他可以使出任何手段。　　慈禧当年想废了光绪，立端郡王载漪之子为帝，荣禄可不想自己好不容易得到的权力被端王夺走，但是又不好公开表示反对，于是一方面默不表态，另一方面给张之洞和刘坤一他们发电报，只有六个字“太后将谒太庙”，希望他们赶紧动起来。果然，他们表示反对了，还出了句名言“君臣名分已定，中外之口难防”。这时候，载漪坐不住了，他到荣府探听荣禄的态度。荣禄投其所好，忽悠他说要建什么“虎神营”，说是用老虎来吃羊（洋），用神来镇鬼，而且还要奏请朝廷请载漪亲自带领这个什么虎神营。载漪因为外国人公然表示只认光绪，反对废立，因此非常痛恨洋鬼子们。荣禄这一手正好挠到了他的痒处，使他非常爽，而且产生了错觉，认为这是荣禄对于以后他们之间君臣名分的一种认定。可见撒谎真是一门非常高深的艺术。后来，那桐和崇绮拿着《恭请废立》折，借着慈禧太后的名义又来探风的时候，荣禄干脆耍起了无赖，先是借口肚子疼，进去和幕僚商量半天，然后突然将折子扔到火里，连说“不敢看呐不敢看”，直弄得我们这理学大师（那桐）和满人唯一的状元崇绮目瞪口呆，不知所措。荣禄一看火候差不多了，于是赶紧提出他的方案。　　《崇陵传信录》记载：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十一月二十八日，上完早朝之后，慈禧单独召见荣禄。慈禧与荣禄有一段对话：　　荣禄问：传闻将有废立事，信乎？　　慈禧答：无有也。事故可行乎？　　荣禄答：太后行之，谁敢谋其不可者！顾上（光绪）罪不明，外国公使将起而干涉，此不可不慎也。　　慈禧问：事且露，奈何？　　荣禄答：无妨也，上（光绪）春秋已盛，无皇子，不如择近宗近支建为大阿哥为上嗣，兼祧穆宗，育之宫中，徐纂大统，则此举为有名矣！　　慈禧曰：汝言是也。　　这样一来，慈禧的目的也基本上达到了；而荣禄呢，不用说，他的目的也达到了，仅仅立个大阿哥，端王还成不了气候，而且为自己弄倒他们争取了时间。　　果然，义和团闹起来以后，载漪上蹿下跳，极力怂恿慈禧借义和团之力灭洋鬼子，荣禄虽然看出这是一条死路，但是他并没有阻止，而是让他们疯狂地走向灭亡。所以，慈禧问他义和团究竟可不可靠时，他说什么老佛爷一贯英明，这次也不会看错，就不要怀疑，放心大胆地干吧。甚至连那份假照会，他也给递了上去，果然最后结果如他所料，载漪父子的帝王之梦随着这次战争的惨败，也灰飞烟灭。而他荣禄，因为在战争中给慈禧留足了后路，更加受到信任。　　对于荣禄来说，这是个完美的结局，为了这个结局，老百姓要付出四万万五千万两银子。这就是恶狼政治，老百姓是羊，他们没资格参与，只能献身被吃掉。　　1903年，荣禄走完了他那算不上幸福的政治人生，留给世人的，是一个模糊的身影，一个近于神秘的形象。　　此时，离清朝灭亡只有8年。　　第七章　袁世凯：治世之能臣，乱世之枭雄　　袁世凯是个典型的为政治而生的人，所以能够风云际会，翻云覆雨。这种人没有原则、没有立场、甚至于没有个性。当权者的原则就是他的原则，“老佛爷”的立场就是他的立场，至于个性，那更得像变色龙的颜色一样随时改变。对于这种人来说，试图了解他是徒劳的，因为他们的情感就像川剧“变脸”一样，随心所欲，收放自如。有如此手段和道道，再加上深谙“厚黑学”真谛，袁世凯在晚清这汪政治浑水里是游得自由自在，最终跳上龙门，登上大位。　　如果白痴能飞，那晚清最后二十年的政坛就是个飞机场。　　在那风雨如晦的机场上空，无数的一品二品直至九品的白痴飞来飞去，像无头的苍蝇。有一个矮胖的北方汉子，端坐在一边，目光坚毅而冷静。他的心里是最明白的。　　是他，结束了一个长寿的王朝，也创立了一个短命王朝；他结束了一个时代，也开辟了一个时代。　　（一）读书，不是发迹的唯一温床　　袁世凯，河南人。中国近代自曾国藩以下，大人物多出生江南，袁世凯则是为数不多的例外之一。　　世人通常评价袁世凯是“不学有术”。　　他不止在晚清政局中一柱擎天，还一手开创了民国的政治版图。历史曾经以他为分界线。他却因阻碍中国民主化进程而成为罪人。　　他以孔武有力、深谋远虑的民族英雄的刚健姿态登上了大清帝国的政治舞台，但到谢幕的时候，他已经是“不惜以一己之私害及天下”的无耻政客的活标本了。但谁也不能替老袁的晚年遗憾和叹气，因为人生不能彩排，每天都是现场直播。　　我曾仔细观察过他的许多照片，试图从相貌上了解这个轰轰烈烈而又神秘的人物。他身材不高，壮实，头大，但据史载并没有读多少书。　　他究竟有什么过人之处，居然有如此惊人的作为？　　袁世凯于清咸丰九年生于一个大家族。清末北方有捻军起义，袁家遂于项城县东北张营筑寨号为“袁寨”，练乡勇自保。袁世凯就出生于袁寨之中，似乎这是他将戎马一生的征兆。　　据说，出生当天，恰好叔祖袁甲三寄书到家，言与捻军作战得胜。其父袁保中大喜，遂取名为“凯”，并按照“保世克家”的排行，命名“世凯”。这似乎也在预示着这孩子天生就是一个能搞军事的坯子。　　他的家乡项城常常闹灾，当地民风彪悍，能打能抢的人备受尊重。　　那时的小袁，不爱念书爱骑马，自小便彪悍。打架打累了才回家看几页书，而且他对八股文章实在不感兴趣。要是搁现代社会，这种孩子是极令父母老师头痛的，撒到社会上也极危险。别说以后当皇帝，就是村长也轮不上。　　幸好袁家有背景。同治八年，世凯的养父袁保庆，调任到南京当江南盐巡道，有权又有钱。生父袁保中就带着袁世凯到南京“利益均沾”了。　　那时，世凯不过十一二岁，由于自小迁徙四方，他比同龄人早熟。也就是说，别的孩子在读万卷书的时候，他在行万里路。　　在南京，世凯可没闲着，一手抓武术，一手抓交际。我们都知道要做老大就得“仗义疏财”，仗义是虚的，疏财才是真的。别人凭什么都听你的，首先你要能领着大伙弄来钱，然后还得会分钱。据说，世凯从小就拿钱当王八蛋，挥霍得很，你借一百，我给你一千，听戏喝酒什么的更是抢着结账。所以，很快就拉拢起一批死党。　　如果仅仅根据以上事例分析，世凯其人不过尔尔。　　但是他还有一个最关键的特点——既有远大抱负又善于有目的地学习。世凯自小虽然轻视读书，却喜爱兵法，立志要学“万人敌”。常常对朋友说：“三军不可夺帅，我手上如果能够掌握十万精兵，便可横行天下。”他酷爱兵书，常常不惜重金搜罗购买各种版本，有空儿就翻兵书。可见，世凯不是不喜欢读书，而是不喜欢读那些枯燥无味的书，征战杀伐的专业书，他还是爱读的。第36节：读书，不是发迹的唯一温床(2)　　袁世凯旧照专业知识不断提高的同时，他又从袁保庆那里学到了为人处世之道。袁保庆身为朝廷命官，数十年官场风习的磨炼，使得他对人生的感悟很深。袁保庆常常把感悟教给这个义子。这些感悟颇为有趣，今日读来，也非常有意思，如：“人言官场如戏场，然善于做戏者，于忠孝节义之事，能做得情景毕见，使闻者动心，睹者流涕。官场如无此好角色，无此好做工，岂不为伶人所窃笑乎？”袁世凯后来于官场左右逢源，得心应手，很大程度上得益于这些早期教育。　　读到这里，我们不难发现，通常评价袁世凯的“不学而有术”其实是误解。袁的不学，是有所学有所不学，根据自己的爱好去学习。这何尝不是一种明智？　　所以，他虽然读书并不用功，但是，才气却是有的。十三岁时袁世凯曾制联“大野龙方蛰，中原鹿正肥。”寥寥十字，比楚霸王的“彼可取而代之”和刘邦的“大丈夫当如此也”豪气无二，而文采尤过之，从中不难看出少年袁世凯的才华和抱负。　　他为学不喜欢文章，仅仅为应试科举勉强学习了一点八股的技法。袁世凯的文章写得极度另类。也是在他十三四岁时，塾师命其作八股，恰巧其师与客人下围棋，袁世凯忽然来了灵感，挥笔疾书：　　“道千乘之国，若著此局焉。夫著棋不厌诈也，治国亦不厌诈也。治国非为著棋乎？”　　其师看毕，大惊失色。据说袁保庆在看过这篇八股后说：“这个孩子志向不小，苟不慎之，覆家灭门，也是可能的。”　　稍大些，老师王雁臣以“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为题，要他撰写一篇八股文。袁世凯的八股文章从整体上看，糟糕得一塌糊涂，不过其中两段却的确让人惊叹：　　“东西两洋，欧亚两洲，只手擎之不为重。吾将举天下之土，席卷囊括于座下，而不毛者，犹将深入。尧舜假仁，汤武假义，此心薄之而不为；吾将强天下之人，拜手嵇首于阙下，有不从者，杀之无赦！”　　能将僵化枯燥的八股文写得如此豪放，虽然不合体制，倒的确是很难得。　　袁世凯既然胸有大志，想成就一番功业，当然也希望自己有“传世之文”，所以也搞过一点文学。他的诗不计平仄，不讲对仗，一味以气势取胜。十五岁在南京时，袁世凯曾登雨花台，作七律一首，题为《怀古》：　　我今独上雨花台，万古英雄付劫灰；　　谓是孙策破刘处，相传梅锅屯兵来。　　大江滚滚向东去，寸心郁郁何时开；　　只等毛羽一丰满，飞下九天拯鸿哀。　　他业余时间还组织过文社“丽泽山房”和“勿欺山屋”，这是他一生中唯一的一段文艺生活。但终究不是这块料，“高考”失败后，一怒之下，烧毁了所有的复习资料，说大丈夫要效命疆场不应窝囊在教室里。终于，他带着几十个人跑到登州府，找到父亲的好友、一位叫吴长庆的“庆军”首领当了大兵。　　当时天下越来越乱，他少年时代的学习经历，使他终究还是以做事的才干取胜。这个人最厉害的就是乱局中取胜，越乱越成功。按老官场的标准，他也确实能力强，做地方官，搞外交，练兵，办洋务，没一样不成的，没一样不体面的，而且全是真功夫，不像北洋水师成了“银样蜡枪头”。后来，他甚至庆幸自己没有科举成功，否则，人间只是多了一个腐儒。　　（二）紧盯紫禁城，做大事要有大靠山　　老袁还是小袁的时候，就很会交朋友。任何人，都不会拒绝一个讲义气，豪爽而又有钱，简直天生就是朋友坯子的人。李寻欢也是这样的人。　　最关键的是小袁不傻，而且精明过人。他不是什么人都交，只去拉拢那些潜力股，如徐世昌，这一点和胡雪岩很相像。也就是说，小袁的便宜很好占，但不是谁都能占。　　但小李探花就不行了，他交朋友，只凭爱好，不重实利。搞政治的人，如同商人一般，得“重利轻别离”。所以，李寻欢辞官是对的，他干不了政治。　　这对我们的启示也很明显，就是当你给人好处时，只给少数人，这叫激励，如果一人一份，那就是福利了。　　从所知史料来看，袁世凯堪称政治强人。如果不把天下作为满足自己一己私利的工具，又有几人肯孜孜追求这无上的权力呢？　　每个人的发迹，归根结底都是靠“关系”，靠人生路途上不同的“贵人”关照、提拔，这是很难否认的。甚至有人深有感触地说：“最大的法，不是宪法，而是看法。”关键人物的一念之差，可以成全你，令你花上几千块请客庆祝，也可以让你万念俱灰，深夜里默默流泪。　　我们年少时往往张狂，认为自己今后一定无所不能，给自己开出巨额的期票。后来，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的理想越来越小，目标从大官大科学家大作家缩小成处长科长副研究员。这时就会认为自己当年可笑。其实没什么可笑的！年少时，涉世未深，坐井观天，纸上谈兵，自然就会认为自己可以一手擎天，能够一往无前，当人生历程渐行渐高，渐行渐远时，就明白了世界并非为你一人存在。要想成功，就要像在北京西单商场门口挤公交车一样，要站准位置，摆好姿势，要耐心等，用力挤，还要“稳准狠”，同时要正确认识插队现象。当你奋力挤上车后，往往发现有些人根本就不必和你竞争，他们有自己的小车，人家一溜烟似的把你甩得没影了。这时，你要摆正心态，不能像个愤怒青年一样地抱怨。　　在挤车时，人们前后左右推拉拥搡，这时，要是有人拉你一把，你将何等地爽啊！同理可证，成功的诀窍就在于你怎么去寻找、去开发这些“关系”，让这些“关系”成为升迁的“助推器”。其实，成功者和庸碌无为者的关键区别也就在这里：成功者知道哪些人是真正值得他关注的“关键人物”，知道如何赢得这些关键人物的支持，使他们在自己身上“下注”——投资于自己的前程！　　袁世凯，就是这样的人！他具有灵敏的政治嗅觉，他能迅速地捕捉各种权力关系中的潜在脉络，将这些脉络一丝一丝地往自己身上牵连，最后他自己可以安然躺在这千丝万缕的权力经纬中指点江山。且看他是如何编织这张网的。　　女人，在漫长的封建社会时代，专业一直是做饭洗衣，连个知县都当不成。可是大清就比较另类，女人当了实际掌权者。那时，紫禁城里的西太后，一边逗着八哥，一边说话。她说：“要教训教训洋人。”义和团就蜂拥至东交民巷。她说：“皇上该歇息了。”光绪就被炒了鱿鱼。这是顶级危险的政治人物的典型。她的危险之处就在于，身居高位，无治国之才，却极精于权术。在这样的官场生态环境下，我不禁为袁世凯捏了一把汗。谁都知道，伴君如伴虎，何况还是一只母老虎。但介于牛A与牛C之间的老袁，他就能玩得转。他与荣禄、奕劻先后两个军机领袖保持了亲密关系。　　其实，慈禧对袁是一直有顾虑的，荣禄曾经说过一句话：用袁，大清未必亡国；不用袁，大清肯定亡！袁世凯凭借他的势力与手腕，已经是尾大不掉的威胁了，大清既怀疑他，也离不开他，说白了，已经没辙了。而且，袁世凯向上爬的欲望是如此强烈，甚至敢于出格地扩大自己的人脉。按道德判断，袁世凯是吴长庆带出来的，他就应该忠于吴长庆，可是老吴在淮军系统里虽资历老，但慢慢落后于另一个老大——李鸿章，这时袁就渐渐冷落吴长庆，而热心追随李鸿章。以袁世凯的头脑，他当然看得出吴长庆是没办法和李鸿章抗衡的，靠老吴这棵枯树，是乘不到多少凉的。所以，袁早在朝鲜的时候就想尽办法结交李鸿章，一回国，就去汇报工作。　　以后，在很多重要关头，袁世凯都毫不犹豫地在各种权力靠山之间转移活动，一点都不觉得不好意思。这般举动是由他对政治权力的欲望所决定的，换句话说，这是他的活动原则。但这样的原则在张謇这样看重“一仆不事二主”的人来说就是背叛吴长庆，是反水，是二五仔。于是，书生意气的状元张謇纠集老吴的几名部下，写了一封致袁的绝交信。而袁世凯没有作答。可见，他们的人生观、世界观是不同的，没必要争论辩白了。不久，张謇就去专心地搞公司了，没有继续玩政治。　　十年后，两人重聚了，这时候的袁世凯已经不是当年的袁世凯，张謇也不再是当年的张謇了。中国的政治改变了他们性情中很多本来最率真的东西，使他们抛弃纯洁，融入职场。这是他们的幸，抑或不幸？很难说清了。　　袁世凯告诉我们：在造假的时候，千万不要假设上司是蠢驴。也许他真的很愚蠢，但万一他忽然聪明起来，那么你一辈子的机会说不定就一把输光了，至少在他手里不可能翻身了。　　（三）生活中的枭雄本色　　清末官场有“三屠”之说：“士屠”张之洞，因他奏废科举，断了士子做官之路；“官屠”岑春煊，因他在广东大整吏制，导致无数人丢官弃爵；袁世凯则是“民屠”，这主要指的是他任山东巡抚时，在境内大肆杀剿义和团拳民，以致民间流传歌谣曰“杀了袁鼋蛋，我们好吃饭”，可见其杀戮之烈。　　袁世凯戎装像袁世凯第一次杀人是在外国动的手。1882年朝鲜爆发“壬午兵变”，他随军进驻朝鲜平乱。当时袁世凯年仅二十三岁，军中职务是营务帮办，属于不入品的下级军官，因在兵船达到朝鲜抢滩登陆时表现英勇，被授权负责督察军纪。清军到了附属国难免骄横，一伙士兵公然抢劫朝鲜百姓财物，被当地族长告到统领吴长庆处，吴长庆又羞又怒，当即传令召袁世凯责问，不料袁世凯直接提了七颗人头进帐面见，称此七人抢劫民财，已按军纪当众斩首。于是族长拜服天朝军威，清兵也被此强悍手段震慑，一时军纪肃然。　　强悍是强悍，可这样展现他的形象，未免单薄了。让我们来看看生活中的袁枭雄吧，这也算文中插播的一点愉快的小片花。　　根据后代的回忆，袁世凯是从不用手绢的。但对于穿着却比较讲究，不用说在公共场合，就是在家里吃饭，也要穿得整整齐齐，可见他的军人做派。可他并不讲究个人卫生。他的饭量很大，每天早上六时半要吃一大碗鸡丝汤面，而且吃面的速度很快，一大碗汤面，只需几分钟就风扫残云地吃个精光。这般狼吞虎咽的劲儿，常常使得他那嘴唇、胡子和整齐的衣服沾满了汤汁，而对这不甚雅观的污迹，袁世凯从不动手，总是由他的姨太太们用沾湿的手巾帮他擦拭干净。冬天，他的每顿饭必备一个火锅。他舀汤时常常把鼻涕掉进锅里，为此他女儿总是在他喝汤之前，先舀出一碗来单吃。倘若是遇着鼻涕流出的时候左右无人，袁世凯就用衣袖一擦而过，从不用手绢。粗旷的枭雄本色立显纸上，这是张之洞等书生出身的大臣们断然不会的。　　他有轻微风寒症，到了冬天穿得很多。上身是绒小褂、厚驼绒坎肩、厚毛线衣、皮小袄，外套一件黑色皮呢制服。下穿绒裤、厚毛裤，脚蹬一双黑色短筒皮靴。居仁堂内烧有暖气，他全身裹得严严实实，一遇上吃东西就满头大汗。夏天炎热，袁世凯更是大汗淋漓。居仁堂虽有高级澡堂，但他却从不“光临”，而是让姨太太们给他通体擦擦了事。袁世凯的习惯是一年只洗一次澡，即每年除夕洗一次。　　袁世凯的好色也为人们非议，大抵权力欲强烈的人，性欲也往往强烈，老袁一生娶了一妻九妾。元配于氏，是河南一个财主的女儿，不识字，也不大懂得旧礼节。袁世凯不喜欢她，生了长子袁克定后，就不再与她同居，只把她作为主妇看待。到袁世凯接任孙中山为中华民国大总统后，场面大了，这位元配夫人就更加不能胜任“第一夫人”这一角色了。有一次新年袁世凯接见各国公使，第一夫人自然要陪同接见。忽有某国公使走到这位夫人面前，要和她行握手礼，她当时不明所以，大为惊慌，嗯的一声，把双手藏到背后去了，弄得那位公使十分尴尬。从此，袁世凯嫌她上不得台盘，只把她作为一个牌位看待。　　大姨太太沈氏，是苏州名妓。袁世凯在21岁的时候，由于科举无望，不得不辗转北京、南京、上海求出路，一无所获，不料却在烟花柳巷中寻到了一位红颜知己。原来袁世凯流落上海，孤独无着，便来到一间青楼妓馆排遣烦闷，恰遇一名江苏籍的沈姓女子，两人言语投机，相见恨晚。沈姑娘良言劝导，一面称赞袁世凯气度不凡，应振作精神求取功名，不能自甘沉沦埋没七尺之躯；一面解囊资助路费激励袁世凯继续寻求前程。袁世凯大为感动，遂一洗萎靡之态，与沈姑娘洒泪而别再度启程，终于在奔波广东、天津、山东一番钻营后，于1881年投入淮军统领吴长庆麾下，开始踏上其建功立业之路。等到在朝鲜刚刚立稳根基，不忘旧恩的袁世凯便立即将这位风尘奇女子接到朝鲜纳为姨太太（袁世凯已于1876年娶于氏为妻并生子克定），善加宠护，成就了滚滚红尘里的一段佳话。　　二姨太太李氏则是朝鲜人。这是晚清大臣中，袁世凯很另类的一个表现，也算一种敢为天下先的体现吧。当时，袁世凯任驻朝商务代表时娶朝鲜王妃的妹妹金氏为妾。金氏嫁袁时，带了两个陪嫁的姑娘，即李氏和吴氏。袁世凯娶妾是多多益善，就把这三个姑娘（即金氏、李氏、吴氏）一并收纳作为姨太太，并且按三人年龄大小，排定李氏为二姨太太，金氏为三姨太太，吴氏为四姨太太。李氏由陪嫁丫头升为姨太太后，给袁世凯生了六个儿女，即长女伯祯（成年后嫁与清两江总督张人骏的儿子）、五子克权（娶清两江总督端方的女儿为妻）、七子克齐（娶民国总理孙宝琦的女儿为妻）、十子克坚（娶民国陕西督军陆建章的女儿为妻）、十二子克度（娶富商罗云章之女为妻）、六女祯（嫁与民国总理孙宝琦的儿子）。　　三姨太太金氏。她本是朝鲜王族，原以为嫁给袁世凯做“正室”，没想到过门以后，她和自己陪嫁的两个丫头都做了袁的姨太太，所以整天郁郁寡欢。她为袁世凯生了五个儿女：次子克文、三子克良、三女叔祯、八女（早亡）、十女思祯。　　最小的姨太太叶氏本是南京钓鱼巷的妓女，嫁给袁世凯纯粹是“误会”。原来20世纪初袁做直隶总督时，派其次子袁克文到南京办事，袁克文在钓鱼巷认识了妓女叶氏，两人一见倾心，互订嫁娶盟约，叶氏并将其玉照赠袁克文。克文回去向父亲磕头复命时，一不小心叶小姐的照片从口袋中滑了出来，掉在地上。袁世凯指着连声问：“是什么？那是什么？”袁克文不敢向父亲谈自己的儿女私情，情急智生，他说：“在南京给父亲物色了一个好看的姑娘，所以带回来这张照片，看父亲是否喜欢？”袁接过照片一看，果然很美，连声说：“好！好！”接着，就令人去找叶氏，这姑娘还以为是袁克文派人来接她，喜出望外，欣然就到。可是，万没想到洞房花烛之夜，那意想中的翩翩美少年，竟变成了一个满嘴胡须的老头儿，其哀怨之情不言而喻。　　在野史逸闻中，某些帝王将相也被史官描写成某种珍禽猛兽的转世，如刘邦是龙，曾国藩是蟒蛇，而袁世凯是被描写成蛤蟆之类的。这只能代表人民对复辟帝制的不满，不是历史了。　　袁世凯的复辟是铁案，翻不得。不少人以其受了长子袁克定的欺骗来开脱。这里，笔者不想去讨论历史的真假，只想讲讲那一桩趣事——“只有一个人看的报纸”。当时，袁克定想当太子，十分支持称帝。他认为，一旦帝制建立，他就是名正言顺的太子。为了促使其父早下决心改制称帝，袁克定和袁世凯的几个心腹亲信策划印制了一份专供袁世凯一人阅读的《顺天时报》，报纸上刊登的是清一色的拥护帝制和赞扬袁世凯的文章。袁世凯对这份报纸十分满意，每天必看。袁世凯称帝之后，这份特殊的报纸还在印着，袁世凯一直被蒙在鼓里。　　有一天，袁世凯的一位大臣赵尔巽前来谒见，当时袁世凯不在，赵看到袁桌上有一份《顺天时报》，顺手拿起翻看，大为惊奇。正在此时，袁世凯来了，问赵怎么回事。赵结结巴巴地回答：“这份《顺天时报》怎么和我家的那份不一样？”袁世凯立即派人去赵尔巽家拿来他的一份《顺天时报》，两张报纸一对照，方知自己上当受骗。　　这些趣闻究竟史上是否实有其事自然很难考证，毕竟或卿卿我我、或密室同谋、或深宫内院，又是无关宏旨的一时失态之状，即便是真有，怕也不会有正史去记载这种小事。我倒是愿意去猜这些细节印证我心目中的袁枭雄的形象。　　（四）恩威并重的驭人术　　在社交方面，袁世凯是极善于“两手抓”的。其实诀窍也很简单，一句话就是“恩威并重”。　　袁世凯无疑有着很强的识人之能。他年轻的时候，就盯上了徐世昌这只蓝筹股。当时的徐大总统不过一民办教师，但袁世凯能看出他不是池中之物。在小徐因手头紧没路费去北京考公务员的时候，小袁就果断地塞钱给他做长线投资，结果，徐真的考上了，还在翰林院端上了饭碗。　　当袁在小站搞武装的时候，徐便投桃报李，以翰林身份“下嫁”到连秀才都不是的袁世凯军中当参谋，一时间造成了轰动，也等于给老袁做了宣传。1908年，袁世凯被摄政王给免了，前来给他送行的官员，只有徐世昌和杨度——杨度是老袁发掘出来的另一支蓝筹股。袁世凯和徐世昌之关系，与晚清最有名的红顶商人胡雪岩和王有龄的关系差不多。胡雪岩年轻时遇见穷困潦倒的王有龄，他正为缺少进京的路费和做官的“本钱”发愁。胡雪岩虽然和他并不相熟，却立即私下借用了钱庄的五百两银子给他。胡雪岩因挪用公款而失业，但做官后的王有龄很感激他，视其为生死之交，并鼎立相助。胡雪岩和王有龄官商结合，一手遮天，迅速发了家。结交王有龄，还使胡雪岩的钱庄成了浙江国库的总代理，这样国家的财产就成了他的周转资金，天下有这样无本万利的资源，发财，再容易不过了！　　看来，在别人处在落难境地时稍一援手，将令人铭感终生，在别人万事顺意的时候，哪怕送上厚礼，别人也会转眼就忘。所以，一个人是否“重感情”，并不在于他出手是否阔绰，只在于他什么时候“出手”，什么时候“阔绰”。　　袁世凯识得唐绍仪是在1884年的汉城。当时汉城政变，到处一片骚乱，袁率军赶到中国驻朝税务处，看到唐绍仪一人持枪立于大门口，英姿勃发，气定神闲，并且因为不认识他而不许他入内。袁说明自己身份，和他聊起天来。当得知这人还是“海龟”，耶鲁大学毕业，当下就大为赏识，一心要将唐绍仪收为己用。后来唐绍仪在官场上步步高升，就得益于袁的大力提拔，而唐则一直是袁的倚重股肱，为袁领导的“清末新政”立下汗马功劳。　　袁世凯手下著名的“北洋三杰”——王士珍、冯国璋、段祺瑞，被称为袁世凯门下的“龙、虎、狗”，都不是等闲之辈，但对他也是唯命是从。一个处在顺境中的人，会很自然地将自己所得到的帮助归之为自己的本事或者运气；一个处在困境中的人，则自然地将自己得到的帮助看做是别人的恩典和赐予。掌握这个人性的普遍规律，感情投资的投入产出比也就一目了然。　　袁世凯之所以几十年来能够成为政坛不倒翁，在晚清扑朔迷离的政治斗争中权势越来越大，很大程度上和他做人的圆滑、灵活有关。前面说到袁世凯处心积虑地结交五湖四海的各路神仙，但他的发达，也并非交友广阔这样简单。他能结交人，更能笼络人，关键还能留住人。当时的人们认为袁宫保讲“义气”，有江湖气，一贯拿钱当王八蛋，“手面毫阔”，“念旧”。这也是很多人对袁世凯的一般观感。在官场上，他虽也不得已做出过“丢卒保车”的事，但他不做“过河拆桥”的事，同样也很少做赶尽杀绝的事。观其一生，在政坛纵横驰骋，真正和别人决裂到誓不两立的情况少之又少。　　他总想留着和别人见面的余地。即使对孙中山一派，他最初还是极力想笼络以为己用的。他私下对自己的心腹说过这样的话：“他们（指革命党人）来了，我们当然是欢迎之不暇的，但是要在我这个圈儿里。”意思是只要革命党尊他为老大，他完全可以以和为贵，利益均沾的。面子上，他总能做到对谁都一片情谊。就以向上找靠山来说，袁世凯并非单独恭维、孝敬那拉氏一人而已，凡是能向那拉氏接近说话的人，无不十足敷衍结纳，据说京中满汉各大员，无论婚丧嫁娶、喜庆寿筵、逢年过节，举凡讲究排场的事，袁世凯都有“份子钱”奉上来——只要值得巴结，巴结得上，他对谁都巴结。袁世凯之所以能够在风雨飘荡、波谲云诡的晚清政局中脱颖而出，走向历史的前台，固然是凭借着他自己的“实力”和“举世公认的军事、政治方面的才干”，但是，倘没有奴颜婢膝似的买官、贿官之行为，是没法在极为腐败的晚清官场中混下去的。　　而袁世凯搭上庆王这条线，是他的“事业”更上一层楼的起点。“朝中无人莫做官”。可以说，袁世凯任外朝封疆大吏而能遥执中央权枢，主要就是因为他有庆王这样硕大无朋的“靠山”，甚至，在那些稍为清高一点的官员眼中，“庆袁”简直就是“狼狈”的代名词。袁世凯在41岁的壮年就登上直隶总督的高位，清廷对他的这番“恩遇”比曾国藩和李鸿章这些中兴名臣有过之而无不及，袁得此提拔主要就是他靠在荣禄这棵大树下。但庚子之后，荣禄体气大衰，袁就想着得找新的靠山了。　　这时候庆王开始得到慈禧的信任，他对袁世凯一心巴结荣禄不免有些酸溜溜的“怨妇”心态。他对人发牢骚：“袁慰庭只认得荣仲华，瞧不起咱们的。”袁世凯的耳目遍布京城，京中的风吹草动都能明察秋毫。他提前得到庆王将取代荣禄的军机处领班地位的消息，立马从北洋经费中拨出十万两银票，令杨士琦密赠庆王，话说得非常漂亮：“袁宫保知道王爷不久必入军机，在军机处办事的人，每天都得进宫伺候老佛爷，而老佛爷左右许多太监们，一定向王爷道喜讨贺，这一笔费用也就可观，所以这些微数目，不过作为王爷到任时零用而已。以后还得特别报效。”庆王那个感激啊，简直可用“受宠若惊”来形容，你看，袁宫保比自己还体贴自己！的确，袁世凯没有食言，后来庆王府的用度，几乎完全由北洋经费包下来了。袁世凯的投资都是有回报的，此后庆王在军机处的任何大政方针、用人用事几乎都先听袁世凯的意见。　　本来，在载沣当政之初，在一帮满族青年亲贵的撺掇下，他是打算一不做二不休除掉袁世凯的，但庆王说了一句很关键的话：“除掉袁世凯很容易，可是你能保证他手下的北洋军队不兵变？”这句话吓住了没有胆略和不决断的载沣，加上张之洞说皇上刚登基就诛戮大臣不祥，这样才保住袁世凯的命。　　其实，段祺瑞如果不是投到袁世凯手下，则此后际遇能否如此腾达真在未料之数。段祺瑞因为袁称帝而和袁闹翻，袁克定一度有不利于段的举动，袁知道以后将袁克定训斥一顿，说段是家里人，不要什么事情没做就先家里人内讧了，段这才保住一命。不料袁死后，反而是段祺瑞对袁的威望和名声竭力维护。有人不解，段于是说起一段小站往事。　　袁世凯在小站练兵的时候，重要军官提拔都要经过考试，袁已经先后经过考试将王士珍、冯国璋提拔上来，段祺瑞虽然才干过人，但不是个考试型人才。高级军官名额有限，再不考上，眼看就要收拾行李回老家了，段祺瑞愁得睡不着觉。正痛苦着，又一次机会来了，老袁看上了他的价值增长，于考前偷偷将段祺瑞叫到自己房中，嘱咐他好好复习，还“漏了题”。结果，第二天的考试题目，果然就是预先准备的。经此一番“考试”，段祺瑞感激得五体投地，从此对袁忠心耿耿。　　老袁对自己倚重的各种关系人物的性情爱好也摸得熟透。比如吃饭这样的小事，他在家吃饭吃到一个红烧大蹄髈，会吩咐侍从端一碗送到冯国璋家里，交代说：“大总统用饭时，想起这个菜冯将军也爱吃，所以送过来让将军尝一尝。”甚至他早上吃个奶酪，也会吩咐送一份到冯国璋家里。有这样的上司，这部下只要有点血性，谁还不心怀感激？　　袁世凯对他的许多心腹，高一级的如有“北洋三杰”之称的段祺瑞、冯国璋、王士珍，次一级的如曹锟、张作霖等都使用过类似手段。据袁世凯的女儿回忆，有一次时任师长的张作霖由东北来京谒见，当时袁的办公室内陈列着四块金表。每块表的边上环绕着一圈珠子，表的背面是珐琅烧的小人，样子是极其精致的。袁在和张谈话时发现张不时地注视离他座位很近的这四块金表，当场就送给了他。北洋军之所以除了袁之外，谁都无法驾驭，这套驭人之术是起了很大作用的。　　（五）精英意识和草莽精神，哪个都不能少　　当我读余华的《兄弟》时，是当成励志的东西读的，李光头，绝对是个有精英意识和枭雄作风的男人，他不成功才怪呢。顾维钧笔下的袁世凯，无疑也是这样的形象。他这样写道：　　“我对袁世凯的最初印象是什么呢？这是我第一次见到袁世凯，他给我的印象是坚强、有魄力，谁一见他也会觉得他是个野心勃勃、坚决果断、天生的领袖人物。”　　没有掌控命运和事物发展的精英意识，是不会成为一个积极的政治家的。正如拿破仑说的，不想成为元帅的士兵不是好士兵，不想往上“爬”的政治家也不是好政治家。不过，同样往上攀登，意图却可能大相径庭。有些人是为了实践自己的信仰，有些人则纯粹是为了享受那种掌握权力所带来的快感。很难说袁世凯属于哪一类，也许将他归入后者比较恰当。　　老袁在洹上村隐居时有几首故作闲散的诗。有一首题名《登楼》的五绝：楼小能容膝，檐高老树齐。开轩平北斗，翻觉太行低。这一首小诗，时人的评价是“有曹阿瞒横槊赋诗的气度”。登小楼而觉太行为低，则他眼界之高，志向之远，不是常人可窥测的了。那么他到底要爬到什么地方，才不觉得自己所处地位之低呢？这诗在那些喜欢兴“文字狱”的人看来，似乎透露出袁世凯的“不臣之心”。有些人说袁世凯生来就是个奸臣，他很早就有当皇帝的想法，所以清末民初抓权弄权的种种作为，都是为他的登基做准备。这个说法有点像算命术，好像能算准来世今生一样，恐怕武断太过。但袁世凯对权势和功名的炽热追求是有目共睹的，而且他为此可以不惜使出任何手段。也许这就是他被当时和后世的人斥为权臣、奸臣的一个原因吧。　　看袁世凯对权位热衷到什么程度，只要比较他和翁同龢、瞿鸿玑三人被清廷罢斥时的不同情状就行了。这三人都是汉人，又都是在军机大臣任上被清廷斥退回原籍的。　　翁同龢是在戊戌变法时期因为得罪慈禧而被罢官，这一天有旨，先让他待在宫外。翁同龢私下想，自己的处分最重也不过是如甲申年恭王那样被赶出中央，甚至开去各项差使而已。结果诏书一下，他当场就捧着诏书哭了起来，因为他的处分不止是开去本兼各职，而且是被赶回老家，由地方官严加看管，以帝师之尊，等于斥逐，没有任何掩饰的礼貌言词，出乎所有人的意料。袁世凯和瞿鸿玑斗法，结果瞿鸿玑落败，被放归原籍。当时正是炎炎夏日，枢廷各大臣来到宫中稍微早了点，都解下冠带，在室内休息。等到诏书从宫中下来，大家都拥上来围观。瞿鸿玑本来学问很高，年富力强，稍微扫了一眼就将内容看得明明白白，看完就束带整冠，入宫内谢恩，谢完恩从容出来，没说一句话。宣统元年，轮到袁世凯也被放归原籍。当天军机处已经散直了，摄政王又召世续和张之洞两人入内，将诏书给他们看，这上面的言词和处分比后来实际发布的要严厉得多。世续力争，才为袁世凯争得“开缺回籍”的处分。　　袁世凯看到诏书的时候，满面皆赤，强作笑容地说：“天恩的确浩荡！”当时正在办慈禧和光绪的丧事，袁世凯为恭办丧礼大臣之一，要轮日值班，这时候他忽然记起这件事来，说：“今天我当值，怎么办？”世续说：“我替你吧。”袁世凯半跪一下表示谢意，然后匆匆回家作自己的打算。听到这一消息，袁世凯家里人慌作一团，劝他马上到国外去，袁开始犹做镇定状，后来子女妻妾都跪求，他也慌了，急忙叫张镇芳来计议出逃一事。第二天清早就换装秘密出奔到天津，戴着墨镜，火车坐的还是三等车厢。后来还是他一手提拔起来的赵秉钧向他报信，说张之洞说的，“袁宫保还没有向皇上和太后谢恩呢”。他这才惊醒，看来张之洞认为他不至于丢命，自己出逃得太慌张，连基本的君臣礼仪都置诸脑后了，忙又偷偷溜回北京去宫中“谢恩”。要是这一次袁世凯按照原来想的出逃国外，那就根本不会有后来倾覆大清王朝的袁宫保了。　　翁同龢当场老泪纵横，那是觉得自己被斥退得太没面子。他这样的名士儒生，感时伤世，入世出世，图的只是一个名声，缺乏草莽精神。瞿鸿玑磊落大方，从容沉静，他志在匡时济世，“道不行，乘桴浮于海”，毫不恋栈，有古君子之风。而袁世凯这时候忽然想起守丧轮值这样的小事来，其心慌意乱、悻悻不甘之情溢于言表。心理学家也许会说，袁世凯这时候是近乎本能地想找个借口留下来。他之所以狼狈潜逃，是存着“留得青山在”的打算的。　　政治斗争就和贴身肉搏差不多，狭路相逢勇者胜。但勇气来自何方？没点草莽精神是不行的。　　袁世凯既然对权位的欲望如此强烈，那么指望他成为忠臣烈士是有点勉为其难了，因为凡是将权力看做第一原则的人，是不会为信仰牺牲权力的。后人评定汪精卫一生的多变，谓其“有野心，无宗旨”。这一评语恐怕世凯也是“庶几近之”。袁世凯不是大清朝的忠臣，他也没有打算做大清朝的忠臣。　　其实，早在辛亥革命前很久，袁世凯就暗地里支持革命党，他实际上是排满倒清的主动人物，而且是真正的实行家。这一袁氏幕僚于“洹上之墓草青矣”之后道出的密闻，乍一闻颇有石破天惊之感。然而了解袁氏对权力的狂热追求和为此习得的腾挪手段后，则这样的事对袁世凯来说也无足为奇。　　原来，自庚子之变后，革命风起云涌，大清被迫以新政作秀。袁世凯是个对新事物兴趣极浓的人，表现得很积极，锐意改革，但他做起来才发觉自己的孤立无援。他也看出，清廷的气数已尽，不可救药。他对大清的态度，以及自己的志向抱负，都改变了，用其亲信的话来说，就是“始有予智自雄之意”。在这之前，他还想着在满清王朝这个台子上建功立业，有所作为；自此之后，则有另起炉灶的打算了。因为，满人朝廷已经是扶不起的阿斗，而凭他的习性，他决不会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诸葛。从此，他大力招揽“海龟”，抓人才。　　开始的时候，他的手下还不明白个中奥妙，很久之后，谜底才揭开。袁世凯是在“养士”。江浙一带的村中老太婆，在家中蓄养非亲非故的幼女，养大了，就打扮得漂漂亮亮卖了，俗语说这样的女子为“瘦马”，用意跟养士差不多。袁的“养士”，是现在收买这些革命党人，图着以后可以加倍生“利”。后来，他真的做成了这笔大生意。　　袁世凯曾发感慨：“皇上驾崩后，一定会有摄政王，而且，这摄政王恐怕要跟我计较以前的事，不顾大局，我的事恐怕要遇挫折。我这话要说不中，大清朝尚可支拄残局，要是不幸言中了，则一定有那些愿意同归于尽的。檀道济说‘坏汝万里长城’，他跟我为仇，他能得到什么好处！”这话微言大义，让后人听了，真不寒而栗，不得不感叹袁世凯心计之深，计虑之远，真正是雄才大略，寥廓恢弘。他是不会做那与大清朝“同归于尽”的人的。如果后来的摄政王果然有谋国之才，则恐怕不会贸然罢斥袁世凯：他要么干净利落除掉袁以绝后患，要么效法当年荣禄在戊戌政变之后的故智，反而更加倚袁为干橹。袁氏固然不是什么忠臣，但要他自己举兵造反则还有点难为他。他的确像曹操，曹操权位过于皇帝，可以“挟天子以令诸侯”，但终其一生，他大概惧于言论，没有做出废立自代的事来，曹操之得魏武帝这一帝号，还是拜他取汉而代之的儿子魏文帝曹丕所赐。　　结果摄政王见识短浅，优柔寡断，对袁的处置两不搭界，反而激起他的不臣之心。最后，大清完了。　　袁世凯，这个具有着精英意识和草莽精神的枭雄，到底不是大清的救命稻草。　　（六）气度决定了格局　　袁世凯在今后的日子里，牛气烘烘的根本在于拥有最精锐的六镇北洋军，并且，全部都是他的心腹掌管的，朝廷根本就调动不了。所以，在武昌起义后，袁世凯的选择实际上就成了大清的选择。是跟革命党死磕，还是另谋企图？这时的袁世凯，显现了枭雄的气度和眼界。他想的是最高政权。袁世凯玩起了“两头敲（敲诈清室和革命党）”来夺取权力。　　他先是暗示清朝政府和革命军队谈判，然后他私下和革命军队谈判，就是现在教科书上说的“袁世凯窃取了革命果实”，袁世凯要让革命军承认他当总统。其实在那个靠实力说话的年代，除了袁世凯，中国有哪个人能坐上这个位置呢？　　当一切都谈拢了之后，袁世凯再次展示了他的战略眼光，他回绝了手下的馊主意，决定了“婊子要当，牌坊也要立”，他给了清朝王室优厚的经济待遇，进行了赎买，有效地安抚了清朝满族上层的情绪，毕竟人家已经统治过中国二百多年，影响还是有的。而钱，对于老袁是算不得什么的。说他沽名钓誉也好，虚伪也好，说他为人大度也好，不可否认的是，袁的这一“气度”，让中国的近代史减少了许多血腥杀伐的暴戾气息。　　袁世凯的气度，不管是真有这份涵养，还是一种投机，反正是发挥了极其有效的作用。在上台后，他也屡屡表现了这一点，以至于当时不少人对未称帝时的老袁印象很好。　　有个故事流传得很广，民初的国学大师章太炎，素以狂狷著称，曾拿袁世凯所颁的勋章当扇坠，在袁世凯的总统府大厅中摇扇叫骂，把袁世凯骂得狗血淋头。这要换成别人，早就派手下收拾他了，但袁世凯竟没有这样做，而是忍了，而且也没有秋后算账。这件趣闻，大家是当章太炎的名士派头来津津乐道的，却忽视了老袁的不俗表现。　　无独有偶，史学大师王闿运，当袁世凯复辟要邀他跑龙套时，开出三十万元的价码，正处在登基前亢奋中的袁世凯大喜过望，慷慨答应，并且先付十五万的定金。结果，当皇帝的事没成，王闿运自然也没帮上忙，但他还惦记那未到手的十五万元，就派自己的老仆周妈来北京找老袁要账。袁世凯此时心情很糟，当然不愿意给钱了，就以皇帝没做成现在也没钱拒绝了。周妈却不肯，很有韧性地纠缠起来，天天到袁府闹事，话讲得难听。事情闹得很僵，影响也很恶劣。袁忍无可忍了，就派手下吓唬这位讨债的，老太太见此，更怒了，干脆撒起了泼，坐在堂前地上大哭大骂。袁枭雄居然又忍了，把周妈请进家里，管吃管喝管玩，本想以此来收买周妈，但周妈吃也吃，喝也喝，却照样要债不误。在纠缠了十几天后，袁世凯终于不得不付完那剩下的一半“劝进费”。　　这一段民国著名的讨债公案，大家也都是当笑话看，取笑老袁的尴尬与郁闷。其实也不然，要是换成别的军阀，哪有这样精彩的戏——十个周妈也脑袋搬家了。　　至于宋教仁一案，与袁的关系也很扑朔迷离。“不是手底下的故意自为，就是会错了袁意。宋教仁曾被认做袁党，袁也一度想把总理一印交掌宋氏。袁世凯对宋教仁的态度，不过是蒋介石对林彪或者周恩来的态度，最多是恨不为己所用罢了，下杀心恐怕还差点直接证据，当然也不是不可能。可孙中山一怒就兴兵讨伐，且不说不符合民国制度，开了后来混战之乱局，实在让人郁闷。”（燕三飞《袁世凯宋教仁们的一点是是非非》）　　“宋教仁到死也没怀疑到袁世凯头上，死前写下信札一封，寄给了袁世凯，信中说：‘伏冀大总统开诚心，布公道，竭力保障民权；俾国家得确定不拔之宪法，则虽死之日，尤生之年。’”（原载民国二年三月二十二日《民立报》，转载自唐德刚《袁氏当国》）　　袁世凯是与曾国藩截然不同的一种典型。他出身比左宗棠还寒碜，连个秀才功名都没有，也谈不上有什么学问，但最终却能成就曾国藩未能成就的事业，并且在晚清的汉臣中，以他的文凭、背景，能做到这一地步的，是绝无仅有了。　　看来，老袁能做大做强，形成天下之优势格局，在于能忍常人之不能忍，这也是一种强势的策略。袁世凯的才能是值得肯定的，否则也就不能在那个历史风云变幻的时代崛起。他的权谋机变、他的包容气度是可以看出来的，尤其从他识人用人之术可以看出来。他的手下真正是三教九流无所不包，人才济济有容乃大。　　引袁世凯自己写的一首诗为本章作结：　　百年心事总悠悠，壮志当时苦未酬。　　野老胸中负兵甲，钓翁眼底小王侯。　　思量天下无盘石，叹息神州持缺瓯。　　散发天涯从此去，烟蓑雨笠一渔舟。　　第八章　翁同龢：搅局之王　　帝师翁同龢是个职业的“搅局者”，如果碰到这样的对手，你得加倍小心，因为这种人难对付。这难就难在他就像一个刺猬一样，你找不到地方下嘴，但是他却能随时刺你一下，让你不得安生。翁同龢出身名门望族，是两朝帝师，身世显赫，家道殷实，不贪钱财，所以无欲则刚，不怕“纪委”来查，而且是南派清流领袖，占据了道德高位，随时都能放你一炮。所以这时他的中心工作就是拆对手的牌，只要你李鸿章、荣禄和不了，那就等于是我翁同龢和了。　　“宰相合肥天下瘦，司农常熟世间荒。”这是有人讽刺李鸿章和翁同龢的话，合肥是代指李鸿章，常熟则代指翁同龢。以前只有当了大官，才能以他家乡的名字称呼，而李鸿章是安徽合肥人，所以常被称为“李合肥”。翁同龢是常熟的，所以称为“翁常熟”，而“司农”是对户部尚书的称呼，翁同龢曾经是户部尚书。　　李和翁斗了一辈子，死后挨骂还被相提并论，也真是缘分啊。李宰相“笑骂他人由之，好官我自为之”地“一路扶摇”了几十年，而大清的日子却一天不如一天，当宰相的自然难逃干系，说他一句“宰相合肥天下瘦”还算够意思了。　　至于常熟的翁部长，“司农常熟世间荒”的骂名，却可能出乎他的意料。因为他一直都认为自己是个忠臣，就像台湾现在的“打马捍将”王仕坚一样，是可以自比古时候的比干的。然而我们发现，这个所谓的“两朝帝师”“中国维新第一人”在其任上却几乎没有任何值得我们怀念的东西。他也许是个好人、好学者、好书法家，但绝对不是个好的户部尚书（相当于现在的财政部长），也不是个好的“帝师”，更不是个合格的改革家，他甚至连个真正的“维新派”都算不上。唯一值得后人称道的，也许就是他的学问和书法了。　　（一）成大事者，一半在天　　翁同龢，光绪年间大学士、军机大臣、总理大臣，又是两朝帝师，权势可谓炙手可热。他是江苏常熟人。常熟这个地方，虽然只是个县级市，却被誉为“人文昌盛之邦，文物著于江南”，可以说是个人杰地灵的地方。翁同龢有个好家乡。　　他出身于干部家庭，父亲是咸丰、同治两朝大学士，又是两任皇帝的“帝师”。大哥当过安徽巡抚，三哥当过湖北巡抚。一家子不是帝师就是省长，翁同龢出身于这样的家庭，成长于这样的环境，又会念书，自然文才出众。他在咸丰六年中了状元。更了不起的是，没几年，他侄子也中了状元。翁家的辉煌，世间少有。　　翁同龢的状元，来得很有趣，跟一根人参分不开。　　殿试前一天，翁同龢的父亲考虑自己家离殿廷太远，怕早上翁同龢起床太早，加上路途颠簸，影响了实力发挥，于是，为了方便，就和户部尚书孙瑞珍商量，让翁同龢住他家。　　这本来是被打搅的事儿，可正中了孙瑞珍的下怀。原来，孙瑞珍的儿子正好也要参加殿试，孙瑞珍暗忖道：我儿子虽有希望夺取状元，可小翁水平更高，把握也更大，得借这个机会治治他。于是，就很痛快地答应了。　　晚上，孙尚书弄了一大桌子菜招待小翁。吃的时候，孙尚书甩开膀子地灌酒。小翁念书行，喝酒却不行，没整几杯就歇菜了。孙尚书见此十分高兴，就让自己儿子赶紧睡觉去，而与小翁谈天说地，忽悠了两个钟头。　　实在没啥好扯的了，孙尚书又把小翁弄进书房，开始絮叨殿试的注意事项，不厌其烦，反反复复地说。其实这些常识，小翁早就烂熟于心了，根本不必要再听，但又不好意思说想睡觉，只好强撑着精神听孙尚书忽悠。如此反复指点，直讲到深夜。孙尚书“熬鹰”熬得自己都困了，才放小翁去睡觉。　　第二天，小翁耷拉着脑袋，黑着眼圈去考试。拿到卷子，没看几行，就觉得双眼发涩，口干舌燥，心烦意乱，眼看就完蛋了。突然，小翁瞄见“参与朝政”的句子，“参”字使他猛然想起，父亲曾给他准备了两支长白山老参，藏在他的口袋里。小翁忙从口袋里掏出一支，掐了一截，塞嘴里，慢慢嚼。说来也怪，没几分钟，就感觉精气流贯，神志清晰，思维敏捷，文如泉涌。小翁就跟打了兴奋剂似的，抖起精神地干，一气呵成，按时交卷！真是比现在的补药、吸氧什么的强得多。　　翁同龢像考完回家，把吃人参醒脑提神的事一说，家人也大为惊奇。小翁中状元后，家人便把另一支人参供奉起来，视为神物。　　据说，过了数年后，小翁的侄子翁曾源吃了供奉的那一支人参，也高中状元。　　当然，人参只是推动力量和辅助作用，小翁的真才实学自然是根本原因。但在中了孙尚书那阴险的圈套后，这根人参还真发挥了扭转局势的作用。　　不过这只能算是逸事了。翁同龢二十六岁便中了状元，确是聪明过人，至少在学识上比他那四十多岁才靠他的关系中状元的学生张謇要强得多。但张謇因为坎坷的经历厌倦了官场的黑暗，转而从事实业建设，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和历史地位，所以毛主席说“轻工业不能忘记张謇”。而我们的大书法家翁同龢呢，顺利的仕途使他在官场流连忘返，从事“道德政治”所带来的虚荣使他难以自拔，终于使得他一生无甚建树，郁郁而终。　　（二）无处不在的制衡潜流　　翁同龢的一生，除了书法外，有两件事最引人注目。一件是中日甲午战争，一件是百日维新运动。这两件事可算近代史上头等大事件了。而他在这两件事上的表现是非常非常戏剧化的。同时这两件事也是对他的政治家能力的两次考试，结果如何呢？状元还是那个状元吗？　　先说甲午战争。没开打之前，光绪皇帝就摩拳擦掌地想跟小日本干。因为“儿皇帝”经常让阴沉着脸的老太婆压着，很想通过打赢这场战争树立自己的威信，好挺起腰板做皇帝。　　老太婆则一向小瞧日本，再者平时受够了洋人的鸟气，也想杀鸡给猴看，通过打败日本警告列强。李鸿章则头脑更清醒，认为中日实力相差悬殊，主张寻求国际调停，尽量避免战争。　　翁同龢呢？以主战派面孔出现了，极力要求打。他表态：朝廷既然花这么多的银子搞军事现代化，总得观观效果吧。就力主添兵，速赴朝鲜。　　八月一日，中日两国同时宣战。打了两个星期，李鸿章开始琢磨变通了，他建议把俄国扯进来做外援，搞抗日国际统一战线。翁同龢却反对。他以军机处的名义答复李鸿章：“俄国人靠不住，也不用他帮忙，单挑没问题。”这话说得够牛?的了。九月十六日，平壤失守了。第二天一大早，翁同龢知道了消息，当场就怒了：“这李鸿章，打仗老是被动防御，耽误战机，典型的右倾，应当批判。”并促使光绪帝颁谕“著拔去李鸿章三眼花翎，褫去黄马褂”。　　十七日黄海海战爆发，北洋舰队损失惨重。翁同龢感到“鸭绿江一线可危，即渤海亦可危”。二十一日，建议“宜调东三省兵，而急设大粮台，派大员经理，又于鸭绿江岸筑土炮台等数事”。力主继续战斗。这种想法并没有错，战略判断也是对的，但是翁同龢并非行伍出身，对中日两国的战斗力差距缺乏清醒认识，所做部署无异于纸上谈兵。二十四日日军第二军在花园口登陆，由于淮军暮气沉沉，抵抗不利，次日第一军强渡鸭绿江，连陷九连城、安东、凤凰城等地。三十一日，翁同龢拜见光绪帝时即“力陈京师阽危情形，请勿再迟一刻”。十一月三日，翁同龢被补授军机大臣。可见战争是对翁同龢有利的，事情危机，他倒凭着一腔热血升官了。　　翁同龢是拿这场战争来赌光绪和自己的前途的，因此狂热地渴望胜利，但是这种要钱不要命的赌法注定将以惨败告终。他太没有章法了，焉能不败？当翁同龢知道金州也失守了，旅顺快保不住了，就慌忙派唐仁廉去增援。二十二日旅顺也失陷了，翁同龢“愤虑难当”。当清廷派使赴日议和时，翁同龢等仍主张征集湘军，用刘坤一为统帅，以挽危局。清廷采其议，命刘为钦差大臣，节制关内外各军。　　日军也是拿国运来赌这场战争的，所不同的是他们上下一心，准备充分。这一次，他们抓住了，也抓对了机会。一月十日盖平失陷。十四日，翁同龢对议和发表意见：“臣于和议向不敢阿附，惟兹事亦不可中止，使臣已遣而逗留，恐彼得藉口，且我之议和，正欲得其贪吻之所出，先作准备耳。幸少留意。”清流这帮文人毕竟都是科举中磨炼出来的，玩文字功夫一流，说自己向来不敢“阿附议和”，巧妙地将问题转移到“该不该议和”这个永远也扯不清的道德争论上，掩盖了问题的实质，在没有充分准备的情况下主张战争，为一己之私克扣军饷的责任都被撇清，顺带还强调一下自己一贯的爱国立场，多么精彩的表白啊。可惜日本人听不懂，日本人只认刺刀，而这恰恰是我们大清帝国的官员们最不擅长的。面对接连的惨败，翁同龢就像一个明天就要考试而自己一点准备都没有的小学生一样临时抱佛脚，提出“悬破格之赏，不次之迁，以作将士之气”的建议，当然没有任何用处。他得知清政府派赴日本谈判代表，竟被日本政府无理驱往长崎的消息，又发出“近于辱矣”的慨叹。十三日，清廷改派李鸿章为赴日议和全权大臣。二十二日，光绪接见李鸿章时，军机大臣中，孙毓汶认为“必欲以割地为了局”，翁同龢则坚决反对，而且申明“台湾万无议及之理”。好一副爱国主义的面孔，可惜记性太坏，忘了是谁造成“必欲以割地为了局”这种万劫不复的局面的。　　事情到了这一步，翁同龢只好发挥自己的特长，高调宣扬爱国主义以掩盖自己的责任，当他得知光绪帝希望议和速成时，再次“力陈台不可失”，而且指出，如割台“恐从此失天下人心”。我们的翁师父真是为国为民，可惜这无异于痴人说梦，结果条约还不是签了。翁同龢又“极言批准之不可速”，竟然想学李鸿章玩“痞子手段”，可见方寸大乱。翁同龢收到台湾士绅丘逢甲等自台湾来电后发出“无面目立于人世”之感。可惜只是感慨，没有付诸行动，不过他要是真的以身殉国的话可能下场还要好些，失误不仅可以一笔勾销，还将作为伟大先烈载入史册，我们翁师父显然没有做先烈的打算，所以他还是有面目活在世上，看来曾国藩老先生的“挺”经真是深入人心，不分清流浊流，大家都运用自如。　　由此可见，整个中日甲午战争，慈禧和光绪要负领导责任，李鸿章要负执行不力的责任，而翁同龢呢，只需要高喊口号，发发感慨，提些没什么作用的建议，最后竟然似乎什么责任都不用负，还博得个爱国的好名声，真正算得上个“聪明人”了。只可惜，老百姓虽然看不出来他的如意算盘，他的主子慈禧太后却通过此事将这一对师生（翁同龢与光绪）看透了。也为几年后一拍子将他们打下去埋下了伏笔。　　通过王伯恭（曾任袁世凯的总统顾问）所著的《蜷庐随笔》一书中记载的一段亲历，我们来看看翁师傅心中的小九九吧。　　“甲午战前，翁同龢一力主战，李鸿章言不可轻开衅端……我去见翁，向他力陈主战的错误。我想翁也是我的老师，他向来是器重我的。但翁听了我的劝说后，笑我是书生胆小。我说：‘临事而惧，古有明训，岂能放胆尝试？而且，我国无论兵器还是战法，都百不如人，不能轻率地开战啊！’翁说：‘李鸿章治军数十年，扫荡了多少坏人啊！现在，北洋有海军陆军，正如火如荼，岂能连一仗都打不了吗？’我说：‘知己知彼，才能百战百胜。今已知自己确实不如人，哪里有胜利的希望呢？’翁说：‘我正想让他到战场上试一试，看他到底是骡子还是马，将来就有整顿他的余地了！’”　　“爱国口号”下的真实目的竟然是为了整治对手，惨白的事实似乎是在嘲笑大众的智慧。　　（三）一扯后腿，二拆后台　　翁同龢，是豪门子弟，应该是见过挥金洒银的场面的，但他对手里的公款有时却很抠门。　　这不是好事，而是完完全全的坏事，甚至还是有罪的。因为他抠门的原因是整治政敌，场合是国防大事，后果是甲午战败。　　1894年5月，朝鲜东学党起义爆发。朝鲜国王请求清政府派兵协助镇压。与此同时，对侵略朝鲜蓄谋已久的日本也派兵到达朝鲜，一场大战一触即发。而李鸿章面对此状，却无心应战，虽然有北洋水师这支王牌，但他从一开始就没有取胜的把握，而这一切又与翁同龢有密切关系。　　十年前，中国的北洋水师在李的苦心经营之下，比日本水师强多了。但明治维新以后，日本以举国之力，奋起直追，很快就赶上了中国。十年前那李鸿章一时兴奋竟命令他的北洋舰队在日本海上晃悠，甚至停在日本海岸秀一秀。当时，伊藤博文登上中国舰艇，东看西看，脸色苍白，黯然不语。而十年后呢？从1883年到1895年的十多年的时间里，中国没有增一艘舰艇，炮弹也是奇缺。定远舰上的巨炮炮弹只有一枚，镇远舰也只有两枚，其他小口径的炮弹也没多少。当时正向外国订购一艘快船，因资金问题而被迫中辍，结果此船被日本人购去，这就是日本战舰“吉野”号。战备品如此奇缺，又怎能不败？　　那么，朝廷每年拨给北洋海军的五百万军费哪儿去了呢？《中国海军大事记》光绪十七年载：“四月，户部决定：南北两洋购买洋枪、炮弹、机器事，暂停两年，所以银子解部充饷。”　　丁汝昌作为海军提督据理力陈，现在我国海军战斗力远逊于日本，添船换炮刻不容缓。五月，上谕说可以拨款，但到了秋天，还没见到钱。不得已，李鸿章亲自出马，上谕也只是以饷力极拙来敷衍。　　而此时，只有以军机大臣、皇帝师傅的身份主管户部的翁同龢才有如此大的能耐，使拨款不能下来。其实买炮弹事情也是一样。当时德国的工程师汉纳根，作为北洋海军的顾问，他在甲午战前两年建议李鸿章购买德国克虏伯厂制造的大开花弹，以供战斗舰上的大炮使用。李鸿章已经签发了命令，但最后却没有实行，原因就是翁同龢不给钱，说那是没用的浪费。可笑的是，后来翁同龢竟然还是主战派。　　翁同龢在此处处刁难北洋水师，说到底就是整李鸿章。而到了甲午之时，翁同龢对李鸿章的刁难，则对整个国家，整个时代产生了极恶劣的后果。　　翁同龢和其手下文廷武、张謇等尽力鼓吹战争。其时形势，明理人皆知。而翁同龢却为一己私利而欲开战，实难逃众人公论。翁同龢因一己私利而与李鸿章结怨，以公谋私，个人愿望虽达，国家民族的命运却因此而备受挫折。翁之做法，恰恰反映了其政治才识的低劣，被黜也在情理之中了。　　然而，翁同龢此后在政治舞台上也并没有待很久。1898年6月15日，翁被免去一切职务，逐回原籍，永不叙用。对此王照作诗一首：“当年炀灶坏长城，曾赖东朝恤老成。岂有臣心蓄恩怨，到头因果自分明。”其下注曰：及翁之死，庆王为之请恤，上盛怒，历数翁误国之罪，首举甲午之战，次举割青岛。太后不语，庆王不敢再言，故翁无恤典。王照在这里并没有为翁辩白，而是认为这正好是因果报应，是翁应得的下场。　　（四）得罪一个人，堵死一条路　　《蜷庐随笔》中记载了翁同龢的一句名言：“正好借此机会让他（李鸿章）到战场上试试，看他到底怎么样，将来就会有整顿他的余地了。”翁的话让人毛骨悚然，这已不是是否主战的问题了。　　在主战的背后，身为军机大臣的翁同龢，于中日交战之际，不顾国家安危，挟嫌报复，以私害公。对此《中国近代史上的关键人物》一书为其立传时论道：“他因与李鸿章之间久怀宿怨屡谋报复，李鸿章不欲战而迫其战，在他看来正是挫抑之而困顿之的良好机会，又岂能放过？至于万一试而不效，淮军挫败，私怨虽报而国事已坏，则就不是翁同龢所着急的问题了。”可翁同龢为什么要整治李鸿章？　　在《走向共和》中，光绪皇帝也对翁同龢说：“朕知道当年因李鸿章弹劾令兄翁同书一事，你们结下宿怨。但你们都是朝廷的股肱之臣，总要和衷共济才好，千万不可因私而废公。“大臣之间有私人恩怨非常平常，但是要皇帝亲自开口点明劝和，可见矛盾之深。那么他们之间为什么会有这么深的矛盾呢？　　他们二人，是由于太平天国战争中的一桩恩怨，结下了梁子。翁同龢与李鸿章有父死兄徙的大仇。　　当年剿长毛贼时，翁同龢的哥哥翁同书任安徽巡抚，于定远之役临阵脱逃，弃城溜走。李鸿章令其戴罪立功。　　咸丰十年，寿州被太平军英王陈玉成所攻，幸亏当地团练的竭力抵御，太平军才得以离去。但城内团练首领孙家泰、蒙时中、徐立壮等与城外的团练首领苗沛霖互相仇杀，苗因此叛变，纠众围攻寿州，纵兵四扰。清政府认为苗沛霖的部队向来彪悍，真是反叛了，危害比太平军还要大，因此密令翁同书想辙摆平这件事。　　翁同书知道前任安徽按察使张学醇和苗沛霖很熟悉，于是就让他前去劝降。苗表面上答应，并提出两点建议：一是清政府应当饶恕自己的罪行；二是杀孙家泰、蒙时中并把首级交付他祭灵以雪耻，翁同书答应照办。孙家泰听后自杀，蒙时中则被翁同龢抓来杀了。两人的首级一起交给了苗沛霖。却不料这不过是苗借刀杀人的借口而已，他并无投降的心思，首级交付以后，叛逆如初。　　于是，曾国藩本来就因翁同书在定远失守之时弃城逃走，有愧封疆大吏的守土之责，极为愤慨，现在又对苗沛霖的处置失当，以致激成大变，忍无可忍，上书弹劾。曾国藩文采一般，想写却难于措辞。何况，翁同书又是大学士翁心存之子，翁心存是帝师，究竟如何措辞，才能使皇上破除情面，依法严惩，实在很费踌躇。　　曾国藩便让李鸿章帮着写，结果拿来一看，连呼精彩。不但文意极为周密，其中更有一段极为锋芒内敛、暗藏杀机的文字，说：“臣职分所在，例应纠参，不敢因翁同书门第鼎盛，瞻顾迁就。”这段话的立场如此方刚严正，使皇上不好意思包庇了。无奈，朝廷只好判了翁同书个“斩监候”，也就是死缓。翁父听到后，一口气没缓过来，蹬腿西去。朝廷借着翁父翘了辫子的机会，顺水推舟以眷念师傅的名义，将翁同书的斩刑改判充军新疆。父死兄徙，对于翁同龢来说，一个好好的家却因李鸿章的一纸弹劾而弄得如此凄凉，此仇怎能不报？李鸿章也许没有想到以后自己的不幸遭遇与它紧密相关。果然，甲午一战，翁同龢借机倾陷，终使这位老臣败走麦城，签下了耻辱的《马关条约》，戴上了卖国贼的帽子。　　甲午战败，李鸿章签订《马关条约》，人人恨之。“七十老翁，蒙汉奸之恶名，几有求生不得，求死不能之势。”刚开始，李还有太后的保护伞，而此时，翁同龢却带领一伙人不断进攻。此时的李鸿章官无翁大，面对翁同龢的排挤和非难，只能硬挺着。由此可见翁同龢的心胸狭隘，睚眦必报。　　吴勇的《庚子西狩丛谈》一书中，载有翁李仇隙的掌故：李鸿章因为庚子事件又一次背上卖国贼的骂名赋闲在家时，翁同龢派袁世凯试图说服他撂挑子不干，从而空下大学士的位子给自己，当即被李鸿章骂了出去，李并表示自己一息尚存，翁同龢就不要指望。从而使得翁成不了真正的宰相。这算是李给翁的一个小小的报复吧。由此可见翁李仇隙之深与李鸿章对翁同龢的愤恨。　　（五）还是性格决定命运　　性格决定命运。翁同龢不仅与李鸿章关系不好，而且几乎与朝中所有大佬关系都很僵，这就不能不归咎为翁同龢的性格问题了。　　当时的人们这样看待翁同龢，说他“生平拘谨坦白，遂多忌者”，“人多以其为深沉，其蹉跌亦因此而起”。平时“为人好延揽而必求其为用，广结纳而不能容异己”。（金梁《四朝佚闻》）与人议事，若有不合，动辄拂袖而去，或公开斥责，而不给对方以情面。　　潘祖荫在世时，翁尚能听其规劝，但潘氏死后，则无人矣。朝内大臣中与之融洽相处的甚少。张之洞与翁同科，结为金兰之好，但翁同龢与张氏关系一直不好。李鸿藻与他同朝为官几十年，到了后来，彼此也合不来。至于徐桐，本是他在弘德殿的同值，共事多年，但晚年两人行同路人，几不来往。他与荣禄为结拜弟兄，刚毅则是他的门人，之间在思想上虽说有新旧之分，但彼此早成宿敌。如此紧张的人际关系，对一个政治家来说，不能不说是一个严重的缺失。　　一着不慎，满盘皆输。用这句现成的话来描绘甲午海战以后的翁同龢的命运走向，可以说是十分贴切的。自甲午海战失利以后，他便开始走下坡路，其智力和品行不断受到质疑（当然这一切普通百姓是不会知道的），而他在中外文明交流的冲撞下形成的复杂政治漩涡中，总也调整不好自己的心态，处处被动。他就像落水的人，迫切需要抓住一根救命稻草来改变这种状况。可惜他抓错了，他又一次把赌注押在了自己毫不熟悉的事物上面，他选择了维新运动。　　翁同龢怎么看都不像个维新派，他和张之洞不一样。张后来突然搞洋务其实是有伏笔的，张之洞的父亲、老师都是崇尚“经世致用”的人，张受其影响很大；而翁同龢不同，他出身于帝师之家，接受的是非常传统的君臣教育，仕途上也很顺利，没有任何证据表明他接受过西方思想的影响，对于西方事物，他一直都是非常排斥的。　　光绪六年（公元1880年），李鸿章修筑了唐山至胥各庄的唐胥铁路，后来又延伸至天津；光绪十四年（公元1888年）他再次奏请修筑天津至通县铁路。折子呈送到朝廷后，慈禧太后认为可行，要户部每年筹银二百万两实施这一计划。但翁同龢不同意这样做，他无视铁路交通有利于提高综合国力，实现近代化，却把侵略者可能利用铁路，招致引狼入室，有碍国家安全作为理由来阻挠；其次他借口说需要集中财力赈灾，没有那么多的钱来筑路。明眼人一听就知道这都是站不住的理由。救济与建设是并行不悖的事情，清政府还没有困难到想筑路而筹款无门的地步。即便说他反对修路的理由，是完全出于公心，而不是为了掣肘李鸿章，但他的着眼点也仅仅是农业经济，同时把这两者对立起来，作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　　康有为尊崇翁同龢是“中国维新第一导师”，这是不符合实际的。翁同龢对维新变法有兴趣，把康有为等人作为决策集团外的一种引为巩固自己朝内朝外地位的政治力量，但他既没有自己的哲学和变法理论，也拿不出有关变法的纲领和相应的一整套实施办法，这是什么样的导师呢？1895年他第一次和康有为见面时，就承认自己“未知日本之情”，所以对康有为的上书内容还不够理解，没有代他上书言事。　　（六）大树底下好乘凉，也能寸草不生　　徒弟是光绪，师傅是翁同龢，光绪炒了翁同龢的鱿鱼，这件事可称晚清一大悬案。这件事得从维新变法说起。翁同龢对推动维新变法是有功劳的，但变法却拿他祭了旗。　　起初，翁同龢对康的变法主张极为赞赏。他放下了一品大员的架子，亲自去拜访康有为，交流思想，并利用自己是皇帝师傅的地位，把康有为的著作给光绪看，培植光绪的变法思想。另一方面，他对康有为等人的变法活动积极支持。他支持康有为等维新派在北京办“强学会”，还在光绪和康之间不断穿针引线，才使百日维新有可能出现。　　当然，作为领导人，如果他能指明正确的方向并且任用合适的人，采取有策略的步骤，就算对具体事物不甚了解也没多大关系。可惜的是翁同龢指不出正确的方向，他无法指明维新和洋务的区别，这让洋务派很不以为然，认为维新不过是洋务运动的翻版，没什么稀奇的；他没有找到合适的人选，只好任用康有为这个性格缺陷更大的人；他毫无章法，没有任何策略可言。这一切都导致了他必然的失败。更要命的是此时他竟然同时得罪了慈禧和光绪这两大主子，没办法，只好让他回家吃老米去了。　　清初以来，清朝皇帝会见外国使节的礼仪一直是重大争论点，虽不断改进，但始终没有将“洋人”平等相待。光绪皇帝久有进一步改革的愿望，但屡屡遭到翁同龢的反对。1898年春，光绪皇帝批准外国使臣的车马可以直入禁门，但翁同龢反对。6月初，光绪皇帝拟在乾清宫接见外国使臣，翁同龢再次反对。12日，光绪皇帝重申此意，遭到翁的又一次反对，因而“颇被诘责”。从翁自己记下的这短短四个字，不难想见当年君臣互相辩驳以及光绪皇帝动怒的情况。　　张荫桓与康有为同乡，长期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任职，又曾出使美、日、秘三国，见识开通，支持维新，是光绪皇帝企图重用的人物之一。5月17日，徐桐参劾张荫桓“居心鄙险，唯利是图”。同月末，王鹏运继续参劾翁同龢与张荫桓，“奸庸误国，狼狈相依”。但光绪皇帝不为所动，他一面表示要将张“交部议处”，一面要翁同龢“推重力保”，意在为重用张荫桓扫除障碍。不料翁同龢很倔强，就是不肯推荐张荫桓，以致和光绪皇帝长时间顶撞，“臣据理力陈，不敢阿附也。语特长，不悉记。”从这短短的几句话中也不难想象翁顶撞光绪皇帝的激烈程度。　　翁同龢与光绪皇帝的冲突非仅上述数事。胶州湾事件后，二人之间即冲突不断。年轻气盛的光绪皇帝不可能事事忍耐，长久忍耐。颁布《明定国是诏》后，光绪皇帝急于任用新人，迅速推行变法，却一再受到翁同龢的阻挠和反对。这样，尽管翁同龢与光绪之间有多年的“师生之谊”，甚至有过“情同父子”的经历，然而在翁同龢一次又一次的顶撞之后，他已被光绪皇帝视为维新变法的障碍，其被“开缺”的命运就是必然的了。　　将翁同龢开缺回籍谕旨虽系光绪手书，但能否就此断定是出自光绪的本意？考虑到光绪当时的权力，若无慈禧的首肯，光绪还不能将翁同龢开缺。他的开缺，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慈禧的态度。　　翁同龢的父亲翁心存在上书房行走时，曾授读过大阿哥（咸丰帝）。因为这一点，慈禧一直眷恋着翁家。祺祥政变后，慈禧首批起用被肃顺等迫害打击的人中就有翁心存，称其“品学纯粹，守正不阿”。同治帝进学后，又任命其在弘德殿行走，授读同治帝。翁心存去世后，朝廷对翁氏子孙更是大加封赏。对于翁同龢也是如此。先后任命他为同治、光绪的师傅，委以重任。据翁同龢日记，从1865年到1894年近30年中，慈禧曾16次单独召见翁同龢。这在当时朝臣中极为罕见。但是这种情况到了1894年却发生了很大的改变。　　是年10月，翁同龢以甲午战争正在进行、部筹款项为难为由，奏请停止太后万寿庆典“工程”，一些御史言官也趁机纷纷上奏，呼吁停止庆典活动，移祝寿费为战费。在舆论的压力下，慈禧被迫颁谕，宣布“停办景点和宫中受贺”。然而从此在心中却对翁同龢恨之入骨，她恶狠狠地表示：“今日令吾不欢者，吾将使其终生不欢。”加上翁同龢在甲午战争当中自私自利的表现，使得慈禧看穿了翁同龢，对其十分厌恶。　　从1898年开缺回籍到1904年去世，他的书法在这个时期获得突飞猛进，“日临汉碑帖数十字”，“以习八分及六法自娱”，上门求墨宝的人很多，他尽可能给予满足，时不时还乘兴画上几笔。　　这个搞政治的书法家活到最后还是没能得到朝廷的平反，于1904年郁郁而终，留给世人的只有他那些字画。　　第九章　盛宣怀：时代之器，旷代绅商　　盛宣怀这个人，他是大清帝国当之无愧的第一号买办，正而八经的红顶子商人，经手的企业可以说是海了去了，到手的银子也海了去了，然而他这个“官商”的“官”字成分要更重些，没有这个官字，他也成不了商父。盛宣怀的诀窍就是“靠”，大生意一定要有大靠山，有多硬的后台，就有多大的生意。反过来，经济上的红火，又能为政治上的发达提供财力支持，这就是屡见不鲜的“带病提拔”。大树底下好乘凉，这就是盛宣怀的聪明之处。还有就是“快”，他做事果断，勇于尝试，肯下血本，有枣没枣，先打几秆子再说。　　提起胡雪岩，几乎无人不知。提起盛宣怀，很多人会问：“他是干嘛的啊？”呵呵，他是干嘛的，咱慢慢说。首先，他是打败胡雪岩的人。胡雪岩认为：盛宣怀外君子而内小人。其次，他号称中国商父。最后，他还是中国第一位大学校长。他不但懂得赚钱，而且甲午之战，李鸿章战败，他却不必放逐流亡，反而绕一个圈跟光绪帝建议设立西式大学，便是第一座大学——天津的北洋大学堂。　　他虽然是第一位大学校长，却曾经是个科举场上的失意人。由此可见，念书好不好与能不能发财，能不能当校长，自古就是两回事。　　他1844年出生于浙江海宁，父亲是进士，当过副省长。盛家虽然是知识分子家庭，却历来重视社会实践，对孩子的“学历”教育抓得不紧。所以，盛宣怀并没有书呆子气，八股文写得一般，应试能力也不行，所以他中了秀才后，乡试三次不中。落榜后，他干脆就不再去挤独木桥了，从此只琢磨“有用之学”。　　虽然没有正规文凭，但凭着家庭背景，盛宣怀还是找到了一份不错的工作——给李鸿章当秘书。如此高的起点，跟的人又是举国的大权臣，再加上盛宣怀也确实能干，所以“上位”很快。没几年，李鸿章就委任唐廷枢创办上海轮船招商局，由盛宣怀当会办。　　从此之后，盛宣怀踏足实业界，“一手官印，一手算盘，亦官亦商，左右逢源”。在李鸿章的爱护下，作为洋务运动的实践者，创办了许多开时代先河的洋务运动。涉及轮船、电报、铁路、钢铁、银行、纺织、教育诸多领域、影响巨大，垂及后世。盛宣怀的一生活动就是一部翻腾的近代中国史！直到今天，他的名字仍然是早期中国企业家的一种精神象征。　　（一）“闪电战”打垮了胡雪岩　　在高阳的小说《红顶商人》中，胡雪岩是个叱咤风云的传奇人物，他的许多做法至今被沉浮于商海中的人奉为圭臬。胡雪岩绝对是个商业天才，富可敌国，可他的崩溃也极其迅速。原因就在于，他很不幸，遇到了另一个天才——盛宣怀。《红顶商人》也描写了盛宣怀，笔墨虽不多，但同样也是一个“人物”，每次出手，都能让胡惊出一身冷汗，最后还搭上了身家性命。　　胡雪岩与盛宣怀分属不同的利益集团。胡的后台是左宗棠，盛的后台是李鸿章，而左与李有极深的矛盾。这就是胡盛斗争的缘由。　　盛宣怀击溃胡雪岩的案例是非常精彩的。他采用直击要害的手段，使胡雪岩在短时间内力不能支，最终一发不可收拾，财富大厦轰然倒塌。《孙子兵法》说：“兵贵胜，不贵久。”意思是打仗要速战速决，避免拖入持久战。在打击对手的时候要牢记，不出手则已，出则必击要害。正如打蛇要打七寸。　　首先，盛宣怀来了个“掐七寸”。胡雪岩每年都要囤积大量的生丝，以此来垄断生丝市场，控制生丝价格。而当你越来越依靠某种东西时，你也就渐渐受制于它了。盛宣怀恰恰就是从生丝入手，发动了进攻。他通过密探来掌握胡雪岩生丝买卖的情况，然后就大量收购，再向胡雪岩的客户群大量出售；同时，收买各地商人和洋行买办，让他们不买胡雪岩的丝，致使胡雪岩的生丝库存日多，资金日紧，苦不堪言。　　这仅仅是第一步。紧跟着，盛宣怀开始“釜底抽薪”，打上了现金流的主意。胡雪岩比较大胆，是属于敢于负债经营的那种。他在五年前向汇丰银行借了六百五十万两银子，定了七年的期限，每半年还一次，本息约五十万两。次年他又向汇丰借了四百万两。合计有一千万两了。这两笔贷款，都以各省协饷作担保。　　这时，胡雪岩历年为左宗棠行军打仗所筹集的八十万两之巨的还款正赶上到期，这笔款虽然是帮朝廷借的，但经手人和签合同的是胡雪岩，外国银行只管向胡雪岩要钱。这笔借款每年由协饷来补偿给胡雪岩，照理说每年的协饷一到，上海道台府就会把钱送给胡雪岩，以备他还款之用。盛宣怀在此却动了手脚，他找到上海道台邵友濂，跟他说：“李鸿章，李中堂想让你迟一点划拨这笔钱，时间是二十天。”邵友濂自然照办了。　　对于盛宣怀来说，二十天已经足够了，因为他已经事先串通好外国银行，向胡雪岩催款了。这时，左宗棠远在北京军机处，来不及帮忙。由于事出突然，胡雪岩只好将他各地钱庄的钱调来八十万两银子，先补上了这个窟窿。他想协饷反正要给的，只不过是晚到二十天。　　然而盛宣怀却给了胡雪岩致命的一击。他通过内线，对胡雪岩的一切调款活动都了如指掌，估计胡雪岩调动的银子陆续出了阜康银行，阜康银行正空虚之际，就托人到银行提款挤兑。　　这些提款的人都是绅商大户，少则数千，多则上万。但盛宣怀知道，单靠这些人是挤不垮胡雪岩的，他便让人四处放出风声，说胡雪岩积囤生丝大赔血本，只好挪用阜康银行存款。如今尚欠外国银行贷款八十万，阜康银行倒闭在即。尽管人们相信胡雪岩财大气粗，但他积压生丝和欠外国银行贷款却是不争的事实。很快，人们由不信转为相信，也纷纷开始提款。　　邮传部尚书盛宣怀旧照挤兑先在上海开始。盛宣怀在上海坐镇，自然把声势搞得很大。上海挤兑发生之时，胡雪岩正在回杭州的船上。此时，德馨任浙江藩司。德馨与胡雪岩一向友好，听说上海阜康即将倒闭，便料定杭州阜康一定要发生挤兑。他忙叫两名心腹，到库中提出二万两银子，马上送到阜康。杭州的局势尚能支持，上海那边却早已失控了。胡雪岩到了杭州，还没来得及休息，又星夜赶回上海，让总管高达去催上海道台邵友濂发下协饷。邵友濂叫下人假称自己不在。胡雪岩这时候才想起了左宗棠，又叫高达赶快去发电报。殊不知盛宣怀暗中叫人将电报扣下，左宗棠始终没能收到这份电报。第二天胡雪岩见左宗棠那边没有回音，这才真的急了，亲自去上海道台府催讨。但这一回邵友濂真的去视察制造局，溜之大吉了。　　胡雪岩此时只好把他的地契和房产押了出去，同时廉价卖掉积存的蚕丝，希望能够捱过挤兑风潮。不想这次风潮竟是愈演愈烈，各地阜康银行早已经人山人海，银行门槛被踩破了，门框被挤歪了，都无人来管。胡雪岩这才明白，是盛宣怀暗算了他。不久，一代红顶巨商胡雪岩在悲愤中死去。　　胡雪岩死后，盛宣怀少了一个有力的竞争者，从此事业更是蒸蒸日上。　　盛宣怀面对胡雪岩这样的强敌，如果采用慢战的战术，胡雪岩可以应付裕如，绝不会破产。所以他采取速战法，抓住胡雪岩的要害，突然出手，使胡雪岩的现金流通一时中断，导致偌大的基业突然崩溃。　　（二）最大的法，是关键人物的看法　　做大事，要拿大资源，这是一切官商的潜规则。盛宣怀当然也不例外。　　盛宣怀博得老佛爷的欢心，是有一定的不可测的因素的，即运气。　　这运气来自于一纸药方，一纸由一名不得志的也不懂医学的幕僚开出的药方。　　这位幕僚名叫张成昭，刚中了秀才，科举就被废除了。这就使他的“知识改变命运”的梦想成了泡沫。他当不了工人，又不会种地，家里又穷，眼看就没活路了，只好去投奔老乡盛宣怀。　　盛宣怀已经是省部级干部了，哪里会看得上这个找不着工作的大学生。又碍于同乡关系，就干脆收他在府上吃闲饭。张成昭毕竟是念过书的，有理想有报复，一连几个月，天天没事干，吃得也糙，十分郁闷。实在忍不住了，就抖着胆子去找盛宣怀，要一个创业的机会。　　盛宣怀一听，有点不高兴了，说：“我知道你老弟有文化，但现在时代不一样了，搞招商、邮电、银行，接触洋人多，会外语才行，你那套之乎者也不值钱了。你要真想干事，先得从头去学ABC才行。”　　这番话把小张弄得灰头土脸的，小张半天才吭哧吭哧地说：“我知道自己外语不行，也没指望进大公司当白领。我就是想麻烦您帮帮忙弄一张中医执照，我想去开个诊所，也省得在这里白吃白喝。”　　盛宣怀继续羞辱他：“你能下棋作诗我是知道的，可是你哪一天念过医科了？要给你在上海弄个开业执照倒容易，可万一你哪天犯了医疗事故，我倒还要负连带责任呢！”　　小张更加沮丧了，可怜巴巴的样子。盛宣怀有点恻隐之心了，就拿出一个方案：“这样吧，我开的那家医院，正好主治医师经常生病，实在照应不过来，你就到那里帮帮忙吧，也能学点临床经验。再说那儿是公益性质的，免费看病，出了事，患者也闹不成。”　　小张想这样总比待在盛府吃闲饭看脸色强，就去了。　　数月无事。有一天，盛宣怀从北京开会回来，心里很不爽。这次进京，慈禧太后特地单独召见了他，闲聊时，说自己凤体欠佳，就问盛宣怀能不能再推荐个神医。　　“再”字表示以前推荐过一次。原来，数年前，盛宣怀推荐过名医马培芝为慈禧看病，那一次马培芝虽碰巧将太后的病治好，获得了很大的名声，还出了书，可现在马已经去世了。　　盛宣怀正郁闷着，正好这时小张来交流思想。盛宣怀就和他谈起这件事，并顺口问小张有没有能耐配点补药对付一下。小张这人，出生牛犊不怕虎，竟当真答应了。他想，连几个丸药的方子都开不出，能算个医生吗，我要露一手打个翻身仗！盛宣怀见他答应了，反而还不放心了，只好再三叮嘱他：用药要以调理为主。宁可没效果，也不能让太后感到有丝毫不舒服，万一责怪下来，咱俩的脑袋就埋地底下了啊。　　小张回医院后，他想慈禧已经老了，性方面的爱好应该早没了，那无非是滋补调理而已。于是就参照一些现成的药方，配制了一料补药，起了个看上去很幸福的名字——“回春万寿丸”，再配上豪华包装，由盛宣怀送京进贡。　　慈禧太后一见这药名，好听，心里就有了三分欢喜，就按方服用了。也许是药还不差，更可能是加上一点心理作用吧，慈禧觉得服药后精神比过去好了不少。于是，芳心大悦，立马要见盛宣怀，询问药是谁配的，并准备亲自召见这位名医。　　这一下把盛宣怀吓慌了。他想，要是真让张成昭见太后，万一三句话一问漏了底：原来开方的并非世代名医，而是一个不第秀才出身的“三脚猫”郎中，惹得太后震怒起来，岂不是犯了欺君之罪！于是他只得胡诌开方的是一个八十多岁的老医生，派人去请他开方时，已因年老多病卧床不起了。幸赖太后洪福，才能开出这张药方。如要他进京，谅已没有这种福分了。至于要他呈出这配料的药方，看来是能办到的。　　于是盛宣怀便匆匆回上海找小张商量。小张听到这个出乎意外的消息，真是又喜又惊。他想，如老老实实将原方送去，上面不过是几味滋补调理的常药，即使有些名贵的药材，但从宫廷看来也极平常，这样反为不美，看来还得弄些玄虚才好。于是他就遍翻典籍，找出几味陆上罕见、产于偏荒海岛的药材，作为该丸配制中的主药。慈禧太后看到药方后很高兴，表扬这位医生知识结构广泛，一高兴，就把钓鱼台、黄尾屿、赤屿三小岛赐给盛宣怀了，供采药之用。　　盛宣怀靠了这位“三脚猫”郎中，获得了老太婆的欢心与厚爱，傍上了最大的政治靠山，还得了份意外的产业，不能不说是运气！古龙的小说屡屡强调“不要得罪三种人”，其中就有运气特别好的人。但是，我们怎么能知道谁会有好运呢？看来，平时为人处世，还是谁都不要轻易得罪的好。　　（三）局面做的越大，态势就越稳定　　盛宣怀是公认的大买办。买办并不稀奇，鸦片战争前后到解放前的一百多年里，大大小小的买办，成千上万，盛宣怀资历最老，地位最高，财富最多。原因有很多，但其中有一条极其重要，那就是盛宣怀有规模经济的意识。对于商人的财运来讲，头脑实在是一个制胜的高地。　　规模经济如同航空母舰，大了才平稳，才安全。盛宣怀的投资很多，很分散，这就如同股票一样，可以分散风险。一支跌了不要紧，一百支跌了也不要紧，只要大盘在涨，就有钱赚，何况，他还是内幕消息拥有者。官方统计，在洋务派掌握的轮、电、煤、纺四大企业中，盛宣怀直接管理的有三个。在出任邮传部右侍郎时，该部主管的铁路、电报、航运、邮政事务中，前三项都是盛宣怀所创办的，而且他还创办了中国第一家电信企业、第一家内河航运公司、第一条南北铁路干线、第一家国人自办的中国通商银行、第一个钢铁联合企业等等，作为中国当时最大的工商业资本家和全国首富，盛宣怀享有“商父”之誉，实不为过。　　北洋大学堂原址在当时，清政府当权者也都给予了盛宣怀很高的评价。李鸿章自不必说，屡屡向朝廷推荐：盛宣怀必能干济时艰，为国大用；洋务派的首领人物张之洞也称赞盛宣怀是通晓“官法”“商业”和“洋务”的能人；甚至连慈禧太后也曾说过：今日看来，盛宣怀是不可少之人。所以，在仕途之上，盛宣怀也很顺利，曾先后任天津海关道、太常寺少卿、会办商务大臣、邮传部尚书等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