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十大佬的生存智慧

危局造英雄：晚清十大佬的生存智慧作者：时光内容简介：　　对于历史，每个人都只是一个过客，办完了自己的事，就会离开。办事有三种方法，对的方法，错的方法，还有“他们”的方法，他们的方法，已经超越了对与错这个简单的境界，形成了独特的智慧。凭美这独特的智慧，他们在晚清的政治危局中自由博弈……这本书，讲的就是他们的故事和他们的方法。　　本书以轻松活泼文笔，记述了晚清时期的强人：曾国藩、李鸿章、左宗堂、胡林翼、张之洞等，生动有趣地传述了他们在多变的晚清危局中逐步成为政坛大佬的人生经历，更着重解析了他们成功做出的方法，探讨了他们的人生特性，使读者更深刻、更全面地理解了这些人在晚清的政局博弈中，怎样努力进取，怎样成为令人羡慕的时代之王。　　第一章　曾国藩：特色的创业之路　　曾国藩的成功是典型的“厚道又精明”人的成功，用曾国藩自己的话说就是“以朴拙之人而讲权术”，在错综复杂的人际中，把精明挂在脸上，不一定是好事。做人朴拙一点，“傻”一点，会使人感到踏实，反倒受人欢迎。当然，这种“傻”不是真傻，而是一种低姿态，一种掩饰。高明的骗子绝对不会光说假话，而是三分真话，七分假话。或者三天讲真话，七天讲假话。相对于讲假话，如何讲“真话”来得更加重要，更加关键。只有把“真话”讲得合情合理、真实感人，才能把对方唬住、蒙住、镇住、忽悠住，才能使对方乖乖地上钩中套。　　作为一个时代风云人物，曾国藩可谓典范。生前荣获“中兴名臣”之首的美誉，身后崇拜者更不计其数，且崇拜者三教九流、包罗万象。今天重读曾国藩，不由得为曾氏的作为而感慨。世人道：“曾文正公以中人之资，成就非凡之功。”　　（一）曾国藩，我们一直眼红的时代人物　　嘉庆十六年的秋天比夏天多了一个曾国藩。　　这个人物，五岁上了学，二十三岁成了秀才，二十四岁中举。　　从这一段人生历程看，他虽然能对住自己那小地主阶级的出身，却也不算有什么大出息。　　又过四年，他拿到了道光帝同进士出身的文凭。赐同进士出身，在上流社会是并不光彩的。据说，有一次曾国藩去看左宗棠，见左宗棠正在给如夫人洗脚，曾国藩便随口说出：“给如夫人洗脚。”左宗棠也立即反唇相讥：“赐同进士出身。”　　但是，曾的科名虽然在进士中比较排后，但确确实实地是资格货，是考场之中拿笔杆子得来的，含金量与那些“恩封”“功封”“纳捐”之流不可同日而语。　　这来自于他的勤奋刻苦。在家境不是很宽裕的情况下，他借钱买了一部二十三史。好在父亲表示全力支持，只希望儿子能扎扎实实地把它研读完毕。曾国藩为了报答父亲的支持，特意立下誓言：“嗣后每日点十页，间断不孝。”曾国藩发愤攻读一年，不仅把这部二十三史读完，把每日点十页史书的读书习惯保持了下来，而且也养成了对古文与历史的爱好。通读二十三史，是曾国藩金榜题名的基础，当然，也是他以后学术研究与治理国家的基础。从这里也可以看出，阅读历史书籍具有很大的学术和实用价值。　　话说进士学位到手后，他做了个舒舒服服的小文官，从此之后，他一步一阶地踏上仕途之路，并成为军机大臣穆彰阿的得意门生。　　饮水思源，这机会可都是科举来的。曾国藩对老祖宗孔子的感情既朴素又刻骨铭心。　　一直没什么沧海横流显身手的机会，他终日只是忙着提高文化知识和道德修养，搞搞写作，甚至给皇上写主张反腐败的信，再就是交交朋友，致力于人脉建设。这期间，还收了个学生，叫李鸿章。所有这些事，全是儒家该干的。可是光这么干，也难有什么出息。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大清多他一个不多，少他一个倒省了几石米。　　这种日子过了大概十三年，他倒没有迫不及待，比他小三岁的洪秀全迫不及待了。　　众所周知，咸丰元年，洪秀全造了反。我们都知道“王侯将相，宁有种乎”这句话，却不知道还有一截“兵强马壮者为之”。这一截加上之后，说这话的人才不至于像个愤怒青年。　　洪天王，农民子弟，村里念的书，从十四岁到三十岁，先后四次，考不上区区秀才。第三次没考上就已经身心交瘁，半真半假病了一场。第四次还考不上，后来搞到西方传教士的一本小册子，半懂不懂却装懂地看过后，掌握了理论武器和解释权，创立了拜上帝会。　　这对我们有两个启示。一个是要夺取政权，必须先造舆论。老前辈陈胜好歹还用条鱼，宋江则玩得更节约了，说是做梦梦到了神仙给的理论武器。都精明到这份儿上了，满梁山按IQ排也是他当老大了。　　另一个启示是对统治阶级说的，那就是一定要扩招，让知识分子都有出路，就算没出路，也不能闲着，要将他们的过剩精力以科举的无穷攀登消耗掉。　　《曾国藩像》回到正题，这个洪天王，复读了那么多年，还是孙山以外。精神受不了不说，就是日子过得也苦，估计比发迹前的范进好不到哪去。大家说，有人会把原因归到自己笨吗？天王在反思教育体制的同时，对孔子那一套恨得刻骨铭心。　　有能耐的人恨起来可不是发发牢骚就完事了。他要整整恨的对象。这就造成了太平军从起义伊始就仇视中国传统文化。所以，太平军每到一处，就尽毁孔庙，拼命地反儒家。　　这就导致太平军打到哪里，哪里的读书人便做鸟兽散。逃不走的，宁愿自杀，也不为之效劳。因为，在他们看来，为太平军做事，就是儒奸，不但丧失了人生价值，而且成了罪人，死后无颜见祖先于地下，留下骂名，还贻害子孙后代。　　现在看起来这有些迂，但在当时可几乎是一边倒的观念。所以，当太平军需要一些识字的人做统治工具，在南京初次招考时，告示竟说，通文墨而不应考者斩首不留。纵然出了这种极为凶暴的公告，偌大南京，被屠刀赶进考场的，也只有三十多人。其中几个，如郑之侨、夏宗铣等人，特意借试卷痛骂或发泄敌对情绪。他们明知这样做会被杀、被磔也在所不顾，比不应考更决绝、更勇烈。　　曾国藩，洪秀全，一个考上了，走白道，一个考不上，就走黑道。真是你有你的方向，我有我的方向！　　白道也好，黑道也罢，他们都把道做成了极端，要么白得发亮，要么黑得发亮。笔者甚至假设，如果曾国藩发挥失常没考上，天下怎么办？如果洪秀全超常发挥考上了，那又是什么样的历史？　　（二）与对手双赢的技巧　　洪天王的生意，拉动了曾氏集团的增长。如果不是洪天王造反，曾也许会在理学的道路上终老。以他的性格和学识，到最后也许会被升为大学士，但是能不能名留青史，他自己也不知道，也许会像清代的诸多大学士一样默默无闻。但是太平天国的兴起，给了曾国藩名留青史的机会。也许，是曾国藩抓住了这个机会。　　自天地玄黄，宇宙洪荒始，就是这么个道理。你要想办小事，你得有朋友捧场。当你要干番大事，那你就需要有敌人帮忙了。曾英雄的做大，洪天王功不可没。最起码，洪为曾的做大，从必要性方面解了围。　　咸丰三年，曾英雄四十三岁。这一年一月，他奉旨去湖南帮办团练。三月，太平军攻占了江宁，定都为天京，洪天王俨然建国了，比曾英雄先富了起来。先富带动后富，九月，曾英雄经皇上批准，到衡州练兵；十一月，建衡州船厂赶造战船。派人赴广东购买洋炮，筹建水师，也富起来了。　　曾英雄经过紧张筹备后，终于要牛刀小试了。次年二月，奉命率师出征太平军。　　两强相斗的时刻到来了。　　曾氏集团发布了《讨粤匪檄》。这种东西虽然没有直接杀伤力，但不可小视。我们在学习打小日本那段历史时，知道了“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同样，古人的世风较高，比今天的人更信这个。曾氏集团搞出这个文件，就是要妖魔化对手，从舆论上抢占制高点。　　文件出台之后，紧接着，曾氏集团命褚汝航为水师总统、塔齐布为陆军先锋，统率近两万人，挥师北上。要正式地教训粤匪了。　　可惜，这事儿，没成。五月，兵败靖港。　　《克复岳州战图》曾氏集团的第一单买卖亏大了。曾英雄本人也极度郁闷。　　从第一节中，我们得知，曾英雄平时好看励志类图书，且勤练内功。按理说，怎么着也应该有良好的心理素质和抗挫能力。可是他，竟然跳水了。读者别误会，他不是因逃生跳水，是要自杀。本来胜败乃兵家常事，但是曾国藩的表现就不一样了，他要投水自杀！　　这真是一个偶像崩坏的时刻。励志学的老祖宗竟然如此脆弱？是真的吗？不知大家怎么看，我倒是倾向于相信他还是作秀学的老祖宗。这样的解释比较彪悍。这也是证明曾国藩精于厚黑学的例子。他确实要投水自杀，可是他是真的自杀吗？他死得了吗？　　据史书记载，他，在光天化日之下，在司令船上，在左右水军的眼皮底下，毅然投入水中。估计投水之前还要做一番秀，诸如急得跳脚（史书上说），将众人引到自己身边，让众人知道自己的急切心情和投水目的之后，跳入水中。那么多会水的小弟就在身边，他作为主帅跳入水中死得了吗？他要真的想死，有一百种一千种办法，诸如半夜用匕首抹抹脖子，先弄根绳挂树上再把自己挂上去；最不济也可以在众人面前突然撞墙而死，以迅雷不及掩耳盗铃之势，估计大家都拦不住。可是他偏偏总是选死不了的死法，呵呵，可见没诚意。难怪左宗棠总是骂曾国藩是伪君子。　　就算是他一时想不开做了傻事也不要紧，人家毕竟很快振作起来了。七月，曾英雄重整水陆各军后，出师攻陷岳州。十月取武昌。咸丰帝令其部署理湖北巡抚，四十四岁的曾省长春风得意。此时是曾盛洪衰。　　可这省长只当了七天，皇上就改了主意，收回了成命，改赏兵部侍郎衔。四十四岁的曾部长一定感到人生的大起大落实在是太刺激了。　　曾部长迅速调整情绪，以百倍的热情投身到工作中去。十二月，攻陷了田家镇。战果赫赫的曾部长还没来得及写完年度工作总结，事儿又变了，变成了洪盛曾衰。　　两个月后的一天夜里，洪天王的手下石达开总攻湘军水营，烧毁湘军战船百余艘。曾部长的座船也被抢走，书信、电报、手稿、文件，等等，全赔进去了。曾部长又怒了，只是这次没了船，不能表演跳水秀。但，到处都是舞台，关键在于演技。当时，部长找来一匹马，要冲过去跟敌人拼命。最后，当然是去不成了，部下会拉住冲动的部长。以往看战争片，都是部下冲动得要去拼命，理智的首长往往充当刹车，到曾氏集团却反过来了。　　我读史读到这里，就知道曾国藩必成大事！因为他表演冲动秀的好处实在是太多了。一则可以开脱自己的罪责，老子都要自杀了必然是尽力了，谁还好意思对老子的失败说三道四？二则可以激励士气，做老大的都这么勇猛，当小弟的好意思软吗？当然，其他好处各位还可以补充。　　虽说洪天王主观上是不让曾部长发迹的，并刀枪相见地制止，但是客观上，还是带动了曾氏集团的增长。的确，只要洪天王的生意还在，曾部长总能搞来财政拨款。　　也正是在与洪氏集团的此消彼长中，曾氏集团慢慢地做大了。　　终于，翻身的机会来了。半年后，洪天王和主持日常工作的杨副总闹崩了，天王发小弟去砍了杨副总全家。灭门惨案后，又在军内揪了一小撮。结果，太平军元气大伤，令亲者痛，仇者快。　　曾部长当然高兴了，比学赶超的机会终于来了。两个月后，他募勇组建吉字营入援江西，又是成绩斐然。　　没隔多久，部长的老父逝世。依照惯例和政策要求，部长得回家待几年。此后几年，都是李续宾、胡林翼和曾国华主持工作，再后来，李鸿章、左宗棠也登上历史舞台了。　　三年后，守孝完毕的曾部长重出江湖，在洋人的配合下，最终结束了和洪天王的“共同富裕”局面，一军独大了。但与此同时，洪天王灭亡后，没有了强劲的对手，曾的生命也黯淡无光了。　　（三）玄机重重更显棋高一招　　从南方战场上凯旋的曾偶像，的确是战功彪炳，声势赫赫，手下良将如云，谋士成群，帐中雄兵数十万，且占据七省地盘，整个南方也由“洪”改姓“曾”了。曾偶像达到了事业的顶峰，这个顶峰的海拔，很多人认为几近皇位。也就是说，人们相信，曾偶像只要扫除了道德障碍，完全可以问鼎紫禁城。　　那么，是不是此时的曾偶像已具备与满人叫板的底牌，改由自己来坐庄了？是不是此时的曾偶像已是万事俱备，只需一阵东风，便可翻云覆雨，城头变换大王旗了？　　最重要的一点是，他为什么没有这么做？善良的人们解释道，儒家讲究“忠恕”。　　从忠的角度，他是一个坚定的封建卫道者，对儒家经典、程朱理学、陆王心学都有深入研究，并且著书立说。更重要的是，他还是一个实践者。他的日常言行及对子女的教育和对军队的训练，无不体现出他作为实践者的坚强一面。　　从恕的角度，太平天国大乱甫定，有点社会威望的人，谁也不好意思令天下兵镝之余又被战火。拿出最新的研究成果来看，经过太平天国和清军之间十四年的残酷战乱，中国的人口减少了一亿一千多万人，占总人口的百分之二十六，而且国力严重虚耗。如再起烽火，不给百姓一个休养生息的时间，又将有多少苍生惨遭不幸。这个大局，作为偶像级人物的曾国藩，不能不顾及。且他做人一贯讲究“以盈满为戒”，让朝廷忌讳的事他是不干的，所以洪杨一平，曾国藩就自请裁撤湘军。　　这种解释，令长相并不耐看的曾偶像变得含情脉脉、可亲可敬了。　　遗憾的是，这种解释仍只是推测，谁也没办法去了解一个官场老手内心的真实想法。　　可是，历史反复告诉我们，有的人是相信王侯将相“兵强马壮者为之”的。比如陈胜、黄巢、李自成，等等，《水浒》里的李逵也是敢于拿着板斧去东京夺鸟位的。那么，果真是曾偶像心软不忍吗？非也。曾剃头的外号可不是白送的。　　笔者更倾向于相信另一种截然相反的推测，那就是由于曾偶像对成功毫无把握。　　曾偶像虽然一军独大，但也不是铁板一块。当时，左宗棠与曾国藩二人关系已经恶化，湘军失去一张巨擘；然后郭嵩焘、左宗棠又相互交恶，决策层之间出现严重问题；更严重的是清廷排挤曾国荃，敲山震虎；军事力量上又受损。李鸿章等势力集团未必会起来响应。他们虽不如曾氏集团强大，可毕竟是一个个已自成体系的集团了，必然会争取自己的利益，而最不可能为别人火中取栗。何况，李鸿章决非省油的灯。　　李鸿章虽然是门生，却也是一个颇有野心和政治抱负的人。战争期间，他溜回老家安徽为自己做打算，仿效曾国藩创立湘军的治军模式，组建了一支新式军队——淮军。随着战争的深入，尤其是淮军在上海等地连战连捷，势力猛增，且军事配备强于湘军，大有取而代之的势头。偶像若是起兵反水，对李鸿章来说是一个极好的消息，他可以道貌岸然，可以声色俱厉，不顾师生之情，领兵剿灭“湘寇”，既可以向清王朝邀功请赏，又消除了自己的一个强劲的竞争对手，何乐而不为呢？　　带着这样比较现实的考虑，偶像如果把矛头指向紫禁城，李鸿章、左宗棠这些既有实力又有信仰的家伙不会沉默。按照传统的忠奸观，全国上下的老少爷们也会边骂边打，阻止偶像的反水行动。届时，推翻满清未成，汉族势力内部先自相残杀了。不要忘记洪天王在金陵屁股未坐热，多少老兄弟就已倒在自己人的屠刀下了。因此，匆忙起兵，只恐人心不服，导致四分五裂，难以收场。　　另一方面，紫禁城中的那批爱新觉罗们不会答应。虽说鸦片闹了二十年，洪杨又拆台，清政府衰落得是很快，但是，俗话说得好，“瘦死的骆驼比马大”，支撑天朝大厦的石柱上的裂缝还未发展到坍塌的程度。在北方，清廷还有几支军队可以顶一阵儿，比如僧格林沁就不是吃素的。　　以上的推测无论有多少花样，终归结局是已定的——曾国藩毕竟不是“曾反国”，他是国之藩篱，而不是二五仔。况且，曾在晚清政局中是个决定性人物，但并不是唯一的决定性人物。于是，当左宗棠一纸书信试探曾曰“鼎之轻重，似可问焉”时，曾国藩显得是那么木讷，这其实正是他的高明之处。　　最终，曾氏识时务，中央给面子。曾国藩还是选择被封了个侯爵完事，而不是学习平西王吴三桂反水。　　（四）怎样不战而屈人之兵　　当时的政府军队，臃懒、涣散，所以战斗力很差。曾国藩对这一点看得很清楚，因此，他要重起炉灶，编练新军。　　首先，从体制上来了个创新，堪称大手笔。他把世兵制改为募兵制。从兵源上来说，主要招募那些又壮实又憨厚的山野农民，不收小混混，也不要系统内的子弟，更不收奸狡之徒。从军官来说，主要招聘绅士、文生担任，曾国藩还提出湘军军官的几条标准：“第一要才堪治民，第二要不怕死，第三要不汲汲名利，第四要耐受辛苦。”可见其选拔很严。从军队组织来看，实行上级选拔下级的层层负责的制度，即统领由大帅挑选，营官由统领挑选，哨官由营官挑选，什长由哨官挑选，士兵由什长挑选。曾国藩认为，这样由上级挑选下级，上下级经常是同乡、朋友、师生等关系，而且下级会感念上级的知遇之恩，这样平时容易团结，有了危难也会相互照应。他说：“带勇之法，用恩莫如用仁，用威莫如用礼。”“吾辈带兵勇，如父兄带子弟一般。”这一手，很是凝聚了队伍的向心力，增强了战斗力。　　其次，搞物质刺激，给大家发钱，涨工资。湘军的每月薪水是绿营兵的三四倍，这样，大家的积极性马上就上来了。看来，老曾不仅是口头教育，也很懂用金钱说话。　　《曾文正公书札》再次，注意抓军队的教育工作。曾国藩很清楚地看到清军在百姓中口碑很坏，大家都不支持。为了得到民心所向的优势，他搞起了队伍的作风建设。曾国藩作为一位文化型的军事长官，他以理学家的身份，每逢军队操演都要亲自训话，对那些以农民为主体的军人进行儒家思想和精神的教育。他还自撰一首《爱民歌》：　　三军个个仔细听，行军要先爱百姓。　　贼匪害了百姓们，全靠官兵来救人。　　百姓被贼吃了苦，全靠官兵来做主。　　第一扎营不贪懒，莫走人家取门板。　　第二行路要端详，夜夜总要上账房。　　第三号令要严明，兵勇不许乱出营。　　爱民之军处处喜，扰民之军处处嫌。　　我的军士跟我早，多年在外名声好。　　如今百姓更穷困，愿我士兵听教训。　　军士与民共一家，千记不可欺负他。　　日日熟唱爱民歌，天合地合又人合。　　曾国藩是知识分子出身，有自己独到的带兵艺术。在他看来，军队不仅要能拼命，更要有信仰。有了信仰，才能产生强大的动力和自觉性，这也是他选兵要选农民，择将要择有文化的人的原因所在。　　从政治策略上来看，在与太平军的争斗中，曾国藩很注意争取舆论的高地。　　首先，他妖魔化对手，把镇压太平天国起义美化成不仅是“保国”，而且是“保教”，《讨粤匪檄》中攻击洪秀全最激烈的一点就在于：　　举中国数千年礼义人伦、诗书典则，一旦扫地荡尽，此岂我大清之变，乃开辟以来名教之奇变，我孔子、孟子之所痛哭于九泉，凡读书识字者，又焉能袖手坐视，不思一为之所也！　　当以大清的名义已经很难唤起百姓支持的时候，他便抬出了孔子、孟子，攻击太平军信仰天父、天兄，其要害是要灭亡儒教、荡尽传统文化，那么他的镇压就成了为延续中国文化血脉而进行的正义行动。曾国藩的这一做法，确实赢得了一些人的支持。　　其次，他还注意安抚百姓，叫他们不要逃亡，为此，他自撰了一首《莫逃走》的安民歌：　　众人谣言虽满口，我们切莫乱逃走！　　我境僻处万山中，四方大路皆不通。　　我直天下一大半，惟有此处可避乱。　　走尽九州并四海，惟有此处最自在。　　别处纷纷多扰动，此处确是桃源洞。　　若嫌此地不安静，别处更难逃性命！　　我境大家要保全，切记不可听谣言。　　任凭谣言风浪起，我们稳坐钓鱼船。　　一家安稳不吃惊，十家太平不躲兵。　　一人当事不害怕，百人心中有柄把。　　本乡本土总不离，立定主意不改移。　　地方公事齐心办，大家吃碗安乐饭。　　由上述分析来看，曾国藩很善于搞宣传教育工作，攻城为下，攻心为上，在对太平军的战争中取得最后胜利确有其内在的原因。在镇压太平天国的后期，他又以理学家的身份，开近代风气之先，发起了洋务运动。其实，他也算搞了一辈子“教育”和“宣传”工作。　　（五）“黑”“伪”“滑”的官场生存原理　　曾公出生入死戎马半生，终成沧海枭雄。一个读书人，能有这样的成就，不可不说是个异数。　　最牛的是，他得以善终。不似韩信、年羹尧、隆科多等“飞鸟尽，良弓藏”。　　前面说了，曾公虽然念书刻苦，但仅仅是这样还远远不够。如果只要勤奋学习就能成材，那天底下都是人才了。曾公赢在情商。正如那句众所周知的名言：“性格决定命运，气度决定格局。”有人要说了，情商难道也是可以学的？那么，天底下的励志类图书的作者个个都应该先富起来了。　　其实不然。研究问题和解决问题虽然密切相连，但也各事各码。正如经济学家未必能当企业家也是一样的道理。　　我们不妨先走进曾国藩的心理世界，当然，只是能合理推测的那一部分。　　关于他的性格白描，第一种感觉是“黑”。“黑”，就是“理智冷酷”。　　他表面上还是很温和的。但恰恰是这种温和更让人心生敬畏，更说明其城府之深。香港电影在塑造黑帮老大形象的摸索中也逐渐意识到了这一点。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成奎安为代表，那种凶悍全写在脸上，肌肉鼓鼓的，嗓门大大的，现在看起来简直是搞笑。九十年代初则是出现了吴镇宇那种神经质的老大，杀起人随意得很，像吃饭喝水一样，很明显地比成奎安狠了一层。但是，比起好莱坞的“教父”那种温和优雅的老大形象，还是缺了一层。　　《曾国藩像》国藩先生就是教父型的。虚伪毒辣是他，有情有意也是他。国藩还要求自己“多用理智，少用感情”，追求一种“泰山崩于前而不动容，惊雷响于后而不变色”的大将风度。可当攻克金陵的捷报传来时，他还是晕了过去。他为气度压抑了个性。这种对自己的压抑，说白了，就是能超越自己，战胜自己。对自己冷酷才是真的冷酷。　　所以，后人常用“用霹雳手段，显菩萨心肠”来形容他。　　关于他的性格白描，第二种感觉是“伪”。“伪”，就是“城府的高深莫测”。　　民间传说：清朝有西山八戾，包括多尔衮、老佛爷、袁世凯等人，他们不是皇帝实际上却是曾经控制中国的实权人物。比如慈禧是狐，袁是青蛙，而曾是蛇。蛇是狠毒阴柔而善于伪装的。　　他这个一生靠读书来不断改变自己的演员，已经完全融入了政坛角色，高超的演技、激情的演出使他自己都难辨真伪。伪装得久了，假面具变成了真面目，真真假假实在不易分清了。当一个人自己都忘了自己原本是什么样子，谁还能把握他、控制他呢？　　关于他的性格白描，第三种感觉是“滑”。“滑”，就是“圆滑善变”。　　这种善变的习性使他的适应能力超强。既能钻研学问又精于江湖气，既能玩玩笔杆子还能指挥军队平天下，莞尔一摇身，还能把封疆大吏做得功德圆满。这境界，不是善于变通的人，哪能做得来？　　何况，晚清官场是何等地波澜起伏，深不可测。内忧外患、派系相争之外，还有个“满汉之争”，皇帝太后也很是出了名的难伺候，为一个红顶子，门生可以出卖，朋友可以反目，甚至父子相害，手足相残。宦海风高浪急，非圆滑善变者根本就不能生存，何谈发展？　　在这种环境下求发展，你就必须看透官场上的潜规则，必须既有能耐又有技巧，无能耐不可立功业，无技巧不可稳根基。否则，就早点踅摸个山洞隐居，别玩了。　　曾公不怕，曾公能适应，还能玩好。你满人不是不信任汉人吗，那我就提拔一个满族将领让你放心；你地方官不是不支持军队吗？那我就识时务了，坚决不压地头蛇，当妥协处就妥协。这不禁令人联想到杨元庆总裁评价柳传志：“我从他那里，学会了妥协。”笔者认为，妥协绝对是做人做事的大艺术，军事上称为“以退求进”。可惜，人们往往对这一艺术持不屑的态度。　　关于曾公的性格，以如椽巨笔在天地间挥洒，也难画得周全。笔者只能略道一二个人观点。　　我对曾公性格的白描肯定片面，但不是丑化。理智冷酷，城府高深莫测，圆滑善变，这些词汇，对于政治家是褒义的。你若说他善良单纯，他会认为你是在骂他。政治家是不能用俗人的道德观来衡量的，否则，要么是小看了他，要么是戏弄了这份独特的职业。　　同治十一年三月十二日，曾国藩因病在书房逝世，享年六十二岁。　　世人道：“曾文正公以中人之资，成就非凡之功。”　　第二章　李鸿章：在死棋局里博弈　　李鸿章是个非常地道的现实主义者，出来混就是为了当官，当大官，这是他经常的表白，痞子思想是他的外交哲学，龟缩大法是他的保官秘籍，自然，从曾国藩老先生那学来的“挺”经也不无用处，所以他的一生非常成功，“少年科第，壮年戎马，中年封疆，晚年洋务，一路扶摇”，成就甚至超过了他的老师。他绝对不是一个悲观厌世的人，他也不缺乏勇气和智慧，二十四岁就中了进士，使他顺利地进入官员们的游戏圈。“笑骂他人由之，好官我自为之。”面对强大的舆论压力，李鸿章是看得很开的，他没有心理障碍，甚至还开口向朝廷要官，至少在政治上，他是很专业的。　　（一）拿什么拯救你，我的总督　　“吾敬李鸿章之才，吾惜李鸿章之识，吾悲李鸿章之遇……”这是梁启超对李鸿章的评价。　　前两句还算有理，李鸿章的才识是公认的，举世公认的强悍。出道头几年，诗写得相当“言志”，后来，拼了命地做官，官越做越大，学术这一块儿就耽误了。　　后一句呢，颇有矫情之感。人家李鸿章自己都认为自己是“少年科第，壮年戎马，中年封疆，晚年洋务，一路扶摇”，可你梁启超呢，变法让老太婆搅和黄了，跑外国后又跟康老师闹翻了，孙文革命党坐天下了也不统战你，又跟袁大头恩怨起来，最后到底也没搞成政治这个很有前途的职业，你还悲什么李鸿章之遇？　　很明显，是梁启超自作多情了。世界上总有一半人不理解另一半人的快乐。　　梁启超是才子，思维细腻，内心敏感，相对玩政治的人，还是相当地脆弱。李鸿章的政治生涯中，的的确确有不少挫折，对此，梁启超产生了悲情，而李鸿章是漠然的。这也恰恰是梁启超搞不了政治而李鸿章搞得了的原因之一。　　透过厚厚的史料，我始终看到的是李鸿章的政治家面目，他是一个合格的政治家。这里，我用了“合格”一词，因为这种表述更多地带有价值判断的色彩，而不是“好坏”这个简单而粗暴的词汇。　　国人做事，总喜欢在道德上进行PK，评出个是非对错，仿佛一旦占据了“道德”的高位，便可为所欲为，做什么都是对了，都有道理了。与此对应，如果要反对什么，一定要将对方“妖魔化”，因此起义军们一定要将皇帝称为“昏君”，而统治者一定也会将造反者斥为“贼寇”。对李鸿章之评价亦是如此，仿佛捧上他，自己就是忍辱负重、卧薪尝胆的改革派；而反对他，自己就成了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利益的爱国者了。无非就是想从一个死人那得到心理安慰，其见识远远不如几十年前之梁任公（注：即梁启超）。　　《李鸿章像》李鸿章，他不仅不可能超越历史阶段，以现代政治理论武装头脑去搞政治，以市场经济学武装头脑去搞洋务，也不可能超越职务权限，对一切决策负责，他要听皇太后的领导，要向皇太后汇报工作，要受一大群守旧派的钳制。够不容易的了！换一智商情商平平的当这份差，说不定没几天就推午门外边了。　　或许，真正值得悲哀的是，习气，民族习气——从来不指责那些什么都不干的人。　　对李鸿章的另一个骂点，在于发迹历程过于血腥。　　嘿嘿，谁也别说谁了，电影《无间道》里，琛哥“一将功成万骨枯”的一声长叹，尽显黑老大的饱含沧桑的厚重。哪个大人物的原始积累不是血腥的呢？专制政府的事情，向来是成就了个人，苦了百姓。李鸿章也不例外。最诚实直白的，还是董卓。他说：“吾为天下计，岂惜小民哉！”　　首先，李鸿章的原始积累，跟师傅曾国藩一样，靠的是清洪天王的场子，也就是杀人起家。中国人写历史，比较会黑色幽默，往往喜欢把“杀人无算”作为被描写者的功绩，毫无悲痛之心，而老百姓居然也津津乐道，浑然不知其中的危险和恐怖。　　对此有深刻反思和精辟见解的，在鲁迅之前，便只有梁启超先生了。在他的《李鸿章传》中有这么一段话：　　抑中国数千年历史，流血之历史也，其人才，杀人之人才也。历观古今以往之迹，惟乱世乃有英雄，而平世则无英雄。事势至道咸末叶，而所谓英雄，乃始磨刀霍霍，以待日月之至矣。盖中国自开辟以来，无人民参与国政之例，民之为官吏所凌逼、憔悴虐政，无可告诉者，其所以抵抗之术，只有两途，小则罢市，大则作乱，此亦情实之无可如何者也。而又易姓受命，视为故常，败则为寇，成则为王。汉高明太，皆起无赖，今日盗贼，明日神圣，惟强是祟，他靡所云，以此习俗，以此人心，故历代揭竿草泽之事，不绝于史简。其间承平百数十年者，不过经前次祸乱屠戮以后，人心厌乱，又户口顿少。谋生较易，或君相御下有术，以小恩小惠侥结民望，弥缝补苴，聊安一时而已。实则全国扰乱之种子，无时间绝，稍有罅隙，即复承起，故数千之史传、实以脓血充塞，以肝脑涂附、此无可为讳者也。本朝既能兴关外，入主中华，以我国民自尊自大蔑视他族之心，自不能无所芥蒂，故自明亡之后，其遗民即有结为秘密党会、以图恢复者，二百余年不绝，蔓延于十八行省，所在皆是。前此虽屡有所煽动，而英主继踵，无所得逞，郁积既久，必有所发。及道咸以后，官吏之庸劣不足惮，既已显著，而秕政稠叠，国耻纷来，热诚者欲扫雰雾以立新猷，桀黠者欲乘利便以觊非分，此殆所谓势有必至，理有固然者耶。于是一世之雄洪秀全、杨秀清、李秀成，因之而起；于是一世之雄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因之而起。　　梁启超先生的这段话说得何等好啊！我干脆把话说得更绝一些——这段话的中心思想是：“嘿嘿，谁也别骂谁了，天下英雄一般黑，都是拿人头当球踢的主儿。”　　当然，追究李鸿章之“原罪”从而在所谓的道德上否定李鸿章决非笔者的本意，笔者只是要提醒一下李鸿章的粉丝们，喜欢一个人，崇拜一个人并没有什么错，但是当这个人是靠杀你的头来成就他的事业时，可能你就不会这么想了。　　不过，敢于杀别人的头并非成就事业的充要条件，不然几千年来那么多暴徒岂不都成器了？　　（二）通权达变才能因事制宜　　“机遇”与“能力”是公认的成功路上的两个必备条件。你再能，也离不了别人的提拔，如果有能力就能成功，那天下到处都是成功人士了。机遇，才是稀缺性资源。人生不能像做菜，把所有的料都准备好了才下锅。机遇来了，就先抓住，能力再逐步培养也成，否则就算上了位，也干不了多久。有首诗可以引在这里：“如果花儿要等春天来了它才开／如果春天要等花儿开了它才来／那么／春天永远也不会来／花儿永远也不会开。”　　恰好，这些李鸿章都具备。　　他非常幸运地投身到了曾国藩门下。曾国藩这个人，打仗不怎么样，治学也算不上“国学大师”，偏偏在培养人才方面相当地有耐心。政治这东西，跟对人很关键。　　他知道李鸿章犯才子病，即锋芒毕露，但真要独当一面，还需再经一番磨砺。于是，他平时尽量让李鸿章多开会，参与核心机密的讨论，将其与胡林翼、李续宜等大员同等看待；当时，湘军幕府中有不少能言善辩之士，如李元度、左宗棠等，曾国藩经常有意无意地让他们与李鸿章争口舌之长，以挫其锐气。有枣没枣，打一竿子再说。　　至于曾氏本人，更是身体力行，以自己的表率来影响李鸿章。如李爱睡懒觉，曾则每日清晨必等幕僚到齐后方肯用餐，逼李每日早起；又李好讲虚夸大言以哗众取宠，曾多次正言相诫：待人惟一个“诚”字。每当遇到困难和挫折，曾则大谈“挺”经。如此苦心孤诣，使李鸿章的思想、性格乃至生活习惯都深受曾国藩的潜移默化。　　李鸿章率淮军增援上海时，曾国藩更是像嫁女儿一样，事必躬亲，竭心尽力为其操办。曾老头锦上添花的爱好此时更是发挥得淋漓尽致，首批援沪的四营淮军抵达安庆后，曾国藩亲自接见各营将领加以考察，并亲为订立营制营规。曾国藩担心新建的淮军兵力太单薄，还从湘军各部调兵借将补充淮军，其中有一份“嫁妆”颇为值钱，那就是程学启的“开”字营。此人原是太平军的将领，后来“反正”投靠清军，作战勇敢，颇为得力。李鸿章能够率领新组建的淮军乌合之众在上海站稳脚跟，全靠程学启在那忙活。曾老师要是在今日，一定能当个非常合格的首相，其能力可能平庸，但其所用所培养之人却个个都非常了不起，李鸿章、左宗棠，“中兴四大名臣”，他一个人就培养了俩。俗话说“青出于蓝而胜于蓝”，要达到这个境界，“蓝”的素质非常重要。您要是运气好碰上了，那就等于是中彩了，不想发达都不行。李鸿章自称：“我从师多矣，毋若此老翁（按：注意“老翁”二字，李鸿章顽皮对世之心态可见一斑）之善教者，其随时、随地、随事，均有所指示。”又说：“从前历佐诸帅，茫无指归，至此如识指南针，获益匪浅。”这应该是真心话。可以说，李二先生的军功章上，至少有咱们曾老师的一半。从这一点来说，李鸿章有这么一位老师是非常幸运的。曾老师育人可谓非常合格，不像后来“国统区”的某些教授，学生搞点运动，无处容身躲在他家，他帮不上忙，想往外推又不敢，战战兢兢，吓得要死。其人格魅力与曾老师相比，差距不止十万八千里。　　当然，这只是所谓的外部条件，如果李鸿章自己没有两把斧子，估计下场也不会比当年的何桂清强，但是李鸿章不愧是从曾国藩那生死未卜的大营里磨炼出来的，对于当老大争地盘，他是很有一套的。李鸿章在上海受任之初，危机重重。当时上海是全国最大的通商口岸，华洋杂处，是江南财富集中之地。洪老大自然也想得到这块肥肉，三天一小打，五天一大打，总之是若即若离，虎视眈眈，摆明要拿下这场子。清廷当时是自身难保，自然无法分兵去保护上海。可上海毕竟是大都市，清廷开放的前沿，洋人在当地的利益甚多，因此并不想被洪老大给夺了去，于是组建了个什么“中外会防局”，凭借着先进的武器，总算是保住了地盘。淮军抵达时，正值太平军第二次大举进攻，能否守住上海并徐图发展，是摆在李鸿章面前的最大考验。而由上海官绅组建的“中外会防局”，一心指望外国雇佣军抵御太平军，对洋人百般献媚，对淮军不以为然，一看穿着乞丐服的淮军，以为是安徽的小瘪三组团来揩油，非常瞧不起。面对这种“武器制胜论”，李鸿章激励将士说：“军贵能战，待吾破敌慑之。”　　果然淮军于当年下半年独立进行了虹桥、北新泾和四江口三次恶战，李鸿章深刻领会其师“以练兵学战为性命根本”的教诲，亲临前线指挥。有这样不怕死的领导，那士兵的战斗力还会差？自然成功打退了太平军，证明了自己不是小瘪三来揩油，而是要到上海当老大来了。上海那帮人一看李二先生杀太平军不眨眼，心底就惧怕了三分，以前只听说过“曾剃头”，谁知这位是个“李剃头”，知道惹不起，于是个个都老实了。老大的位子坐稳后，李鸿章开始从“吏治”入手，来个“大换血”，进一步巩固自己的地位。在人事上，那些当年媚外过甚的买办官吏，统统请回老家吃老米，起用郭嵩焘、丁日昌等一批务实肯干的洋务派官员，同时建立了不同于湘军的，以务实干练、通晓洋务为基准的淮军幕府。　　李鸿章反对“武器制胜论”，但是他并不排斥先进武器，这是他的精明所在。他看到“中外会防局”就那么几个“洋鬼子”和“假洋鬼子”，但是凭借西洋军械，竟然多次打退太平军的“人海战术”，从心底里认识到了西洋军械的威力。李二先生是个非常实际的人，不会相信仅凭人心就能打赢战争，只要对他有利的，他都会接受，因此要“虚心忍辱，学得洋人一二秘法”。淮军到沪未及一年，“尽改旧制，更仿夷军”，“鸟枪鸟炮”转变成了洋枪洋炮，并雇请外国教练进行训练，大大提高了战斗力；同时，李鸿章还不断招兵买马，扩充实力。不到半年，淮军就迅速扩军至2万人，此后队伍不断壮大，至攻打天京前夕，总兵力已达7万余人。在军费上，为确保粮饷充足，减少纠纷，李鸿章采用“关厘分途，以厘济饷”的专款专用政策，以关税支付常胜军、中外会防局及镇江防军的军需，而以厘金协济淮军。随着军事进展和湘淮军力的壮大，厘卡也层层添设，当然这个对普通百姓不利，但是却是阔人成功的必要条件，这就是为什么说苦了百姓，成就个人。而且我们的李二先生此时正雄心勃勃地“为天下计”，小民“岂足惜哉”。在对外关系上，李鸿章利用洋人赫德和士绅潘曾玮当说客，巧妙地平息了因苏州杀降而引起的戈登常胜军闹事，并最终巧妙地解散了常胜军，初步显露出他的外交手腕。可以说，正是在上海，李二先生初步将自己的“实用哲学”发扬光大，为此后的节节胜利奠定了基础。　　淮军旧照李鸿章在访问德国的时候，俾斯麦尝语李曰：“我欧人以能敌异种者为功。自残同种以保一姓，欧人所不贵也。”什么意思呢？说白了就是嘲笑李鸿章“内战内行，外战外行”。以屠杀本国子民起家，不足道也。俾斯麦一世英雄，踌躇满志，说话虽然尖锐，却道出了李鸿章的痛处。不过这也怪不得李鸿章，因为专制之政府天生的性格就是“内战内行，外战外行”。因为内战是统治权之争，是根本利益，外战并非统治权之争，是局部利益。几千年来都是如此。这就是为什么李鸿章前半生镇压太平天国节节胜利，后半生惨败于日本之手，几十年的心血毁于一旦。　　然而“至其所以失败之故，由于群议之掣肘者半，由于鸿章之自取者亦半，其自取也，由于用人失当者半，由于见识不明者亦半。彼其当大功既立，功名鼎盛之时，自视甚高，觉天下事易易耳。又其裨将故吏，昔共患难，今共功名，徇其私情，转相汲引，布满要津，委以重任，不暇问其才之可用与否，以故临事偾机。贻误大局。”梁启超这段话说的是李鸿章任人唯亲，以致成此恶果。　　不过这也不能怪李鸿章，大清帝国这个大流氓政府不也是给了曾国藩、李鸿章很高的地位官职吗？流氓头子要维持自己的流氓统治就得给效忠的小弟们好处，不然以后谁还跟你？如果像英国人那样，丘吉尔一打胜二战就叫其回家，那不仅是失德行为，而且很危险，会寒了众兄弟的心，因此李鸿章重用其淮军旧部，是很正常的行为，没有什么好说的。大清帝国又没有正常的退休制度，不让这些人去当官捞一笔，岂不生怨恨之心？这帮刀口上吃肉的厮杀汉子可不是良善百姓，惹火了他们扯旗放炮再出个洪天王，大清帝国可就吃不了兜着走了。只不过这些个淮军将领功成名就之后暮气沉沉，视自己的生命非常宝贵。这也可以理解，当初刚出来混的时候什么都没有，当然舍生忘死；现在什么都有了，如果把小命丢了，那拿什么来享受？因此，甲午之战必败无疑。　　（三）不一样的思维　　李鸿章恐怕是中国最早面对记者的官员了，这也真是几千年未有之变局。　　至于李鸿章的见识，笔者在此摘录一下李鸿章访美时记者招待会上的一些对话。也许只有面对“一根筋”的外国人，大清帝国的官员们才能稍稍吐露自己的真实想法。为什么呢？外国人可不是这么好哄的，讲究真凭实据，在“国朝”吃得开的那一套瞒天过海的“空包弹”在这可打不响。不过好在当时媒体不发达，再加上政府有“新闻检查纪律”，因此只要不拆太后的台这个大方向把握住，其他的说漏了点什么也不打紧，反正广大的清国百姓也不会知道。要是像现在的外事活动一样都来个现场直播，很难想象李鸿章能“谈笑风生”地说出下面这些精彩的话来。　　李鸿章访美，美国政府也配合着作秀，再加上普通大众对东方古国的好奇心，因此场面那是相当地大。1896年8月28日上午9时，乘载中国外交使团的“圣?路易斯”号邮轮到达纽约港码头。码头四面人山人海，汽船、拖船、汽艇都载满了欢迎人群。《纽约时报》说：“人们都想一睹清国总理大臣的风采。”　　当局在港口排列了几十艘装饰一新的白色军舰。而舰队司令邦斯将军在旗舰“纽约号”上指挥。当“圣?路易斯”号从舰队前驶过时，舰队发出19响礼炮，一旁还有不少迎宾彩船，连大银行家摩根的私人汽艇也来凑热闹了，主桅挂满色彩缤纷的飘带。　　在美方检疫官作了例行检查之后，美国东部陆军司令卢杰将军身穿礼服，佩着绶带，率着部下登舰迎接中国贵宾。　　已然有些老态的李鸿章那天穿着黄马褂，还有深蓝色的织锦软绸外套，脚穿白色软底鞋。他上来一见卢将军，立即摆脱随从搀扶，老远就伸出手去握，并且鞠躬对卢杰的欢迎表示感谢，显得温文尔雅，颇有气质。平时老外们看到的清国人个个灰头土脸，面有菜色，谁知落后野蛮的中国还有这么一位风度翩翩的绅士，因此都非常吃惊。难怪一位英国人要这样描述他所看到的73岁的李鸿章：他像来自另外一个世界的身材奇高、容貌慈祥的异乡人。他蓝色的长袍光彩夺目，步伐和举止端庄，向看他的每个人投以感激的优雅的微笑。从容貌看来，这一代或上一代人都会认为李鸿章难以接近，这不是因为他给你巨大的成就或人格力量的深刻印象，而是他的神采给人以威严的感觉，像是某种半神半人，自信超然，然而又有文雅和相对于苦苦挣扎的芸芸众生的优越感。　　我们的李大人平时在国内虽然是高官厚位，但是名声不佳，“杨三已死无苏丑，李二先生是汉奸”使得他骂名远播，任何人都可以意淫地骂他几句，踩他几脚。虽说我们李大人有“养成心中一段春”的修养，但是始终是感觉怪怪的，少了几分惬意。没想到如今一出国，竟然有这么多“粉丝”，心情自然格外舒畅，因此我们的李总督还专门秀了一下他的长烟斗吸美国雪茄的“绝技”，自然，这又成了记者们眼中绝好的花絮。　　9月3日，大清帝国总理大臣李鸿章在美国召开记者招待会。　　美国人对李鸿章还是比较客气，没有一上来就问对康梁孙等反对派的看法，而是相当客气和谦虚地问李鸿章先生阁下“什么是您认为我们做得不好的事呢”？面对老实厚道的美国人，我们的李先生却玩起了他的“痞子哲学”，打起太极拳来，他先简单地说自己不想批评美国，对美国政府的高规格接待表示满意云云，然后马上巧妙地将皮球踢了回去，问既然贵国有这么多政党，那么报纸能不能靠国家利益联合各政党？这等于是将报纸的地位提升，天衣无缝地恭维了记者和报社一下。因为实际上不管是真是假，各政党当然都自称是在维护国家利益的名义下合作的，这是一个无法回答的问题。然后给美国人打打预防针，说自己对美国有形形色色的政党感到吃惊或失望，意思就是说我大清国坚决不能采取多党轮流执政，这个不符合我们的国情，防止记者们提出清廷独裁的问题，可见其老谋深算。　　美国人对李鸿章的印象特别好，不忍问令其难堪的话题，可能觉得问李中堂有没有喝可口可乐这种问题太弱智，怕扫了双方老大的面子，于是就问了另外一个比较上台面的也比较轻松愉快的话题：“您在这个国家的所见所闻中什么最使您感兴趣呢？”　　厚黑学的高高手李鸿章岂能不明白记者们的意思，于是他顺水推舟，将美国大大恭维了一番。他说对在美国见到的一切都很喜欢，所有事情都让他高兴。然后特别提到最让他惊讶的是20层或更高一些的摩天大楼，这种楼他在中国和欧洲都从没见过。当时的世界和现在一样，楼房的高度象征着技术和实力，攀高比赛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着。说自己在中国和欧洲都没见过这么高的楼，一方面是说自己见多识广，欧洲也是常去的，另一方面也暗示欧洲各国力量不如美国。马屁拍得如行云流水，一气呵成，不留痕迹。高！实在是高！为了表示自己的洋务没白干，他还特意提了一下台风对楼房的威胁和高层建筑需要很好的电梯配套来表明自己对现代科技的了解。　　19～20世纪是美国的世纪，那时候美国没有这么多问题，问题都集中到亚洲和欧洲了，为了表示美国人民的人文关怀精神，记者们又问了一个POPULAR的问题，那就是“您赞成贵国的普通百姓都接受教育吗”？　　大众化的话题要用大众化的语言来回答，虽然中国的学校和美国的学校不是一个概念，但是这个就不必和美国朋友提了，反正我们大清国也有很好的学校，当然一定程度的实话也是必要的，所以回答说“穷人的孩子没机会上学”，“而且我们没有你们这么多的好学校和学堂”。将学校学堂并列是为了进一步混淆中美两国学校的本质差别，防止记者深究。虽然情况不太好，但是亲爱的美国朋友请别失望，我们有计划，我们计划在国内建更多的学校。　　记者接着追问：“您赞成妇女接受教育吗？”　　李中堂也许对这个记者提出的问题不满，觉得这个问题真是废话，谁也没有反对妇女接受教育，问题的关键不在于自己支持或反对，而是对整个社会思想的改造。但是这不能表达出来以免影响中美两国的深厚友谊，于是就点到为止地告诉他我们所有有经济能力的家庭都会雇请女家庭教师，只是没有像你们这样女子就读的公立学校，这是风俗习惯造成的。放心吧，我们很快就会从你们这引进最合适我们的教育制度了。　　终于扯到政治话题了，有记者问：“您期待对现存的排华法案进行任何修改吗？”　　李鸿章觉得记者真是太幼稚，于是告诉他你们美国马上就要进行选举了，此时自己不便谈论这个话题以免有干涉美国内政的嫌疑。然后再一次打太极拳，说什么希望报界能够帮助清国移民云云。　　观察细致的美国人发现李鸿章选择了经加拿大而非美国西部的回国路线，于是问李鸿章这样做是否是因为他的清国同胞在美国西部没有受到很好的对待。其实美国人不知道在细节上体现自己的爱国主义是李中堂的一贯作风，回国路过日本的时候，为了实现自己永不再踏上日本国土的誓言，坚决不肯上岸换回国的船而是在两船之间搭一跳板，颤颤悠悠地通过跳板换船，体现了中国人民的骨气和智慧。　　李鸿章晚年旧照问到这份儿上，该说的就得说了，于是回答说，第一条原因是我接到许多侨民的来信，说他们在自由民主的美国没有受到公正的对待，希望能够得到我的帮助。亲爱的朋友们，因为你们美国西部各州不能善待我们的同胞，此事很伤感情，我是大清帝国的子民，我深爱我的祖国和人民，因此我不愿意从那些地方通过。另外我此次访问并非正式访问，为避免两国之间的误会，我也不打算接受当地华人代表的请愿信。第二条原因是技术上的因素，我年轻时就知道必须学会自己照顾自己，何况我现在年纪这么大了，因此我选择了较短的路线，而且我们清国的“皇后号”船体宽阔舒适，部分性能接近或达到了世界先进水平，我将非常骄傲和自豪地乘坐。请各位美国朋友好好想想，廉价的中国商品和华工给美国人民带来了福利，能够增加美国商品的竞争力，是符合美国的根本利益的，而排华法案违反了自由竞争的原则，也违背自由民主的原则，希望美国有关方面能从大局和长远出发，废除不合理的排华法案，也希望美国报界的朋友们能鼎力相助。云云。　　有人问了一个关于投资的话题：“美国资本在清国投资有什么出路吗？”　　回答是热烈欢迎这个欧美企业来中国投资，我们将优化经济发展环境，营造“引商、稳商、亲商、富商”的发展氛围，促进招商引资，使企业更快更好地发展，因为“只有将货币、劳动力和土地都有机地结合起来，才会产生财富”，而中国的劳动力和土地都是非常富余的。这也是你们美国格兰特将军的遗训。总之，我们清国是非常欢迎外来投资的，当然，对于关系国民经济命脉的行业和产业我们是要自己控制的。　　有人问了一个比较尖锐的问题：“您赞成将美国的或欧洲的报纸介绍到贵国吗？”　　李鸿章心想，我们又不是没有报纸，还要引进你们的做什么？我知道你们问这个问题的目的是批评我们的报纸成了政府的传声筒，失去了报纸的意义，但是先生们，这都怪中国的编辑们，“他们不愿将真相告诉读者”，“他们讲真话时非常吝啬”，“他们只讲部分的事实”，“因此他们办的报纸就失去了新闻本身的高贵价值”。对此，我作为政府管理者也是非常遗憾的。好一个障眼法，一下子就将自己进行新闻管制的责任给掩盖了！　　由此可见，梁启超先生所说的可能不尽准确。梁说：“吾敢以一言武断之曰：李鸿章实不知国务之人也。不知国家之为何物，不知国家与政府有若何之关系，不知政府与人民有若何之权限，不知大臣当尽之责任。其于西国所以富强之原，茫乎未有闻焉，以为吾中国之政教文物风俗，无一不优于他国，所不及者惟枪耳炮耳船耳铁路耳机器耳，吾但学此，而洋务之能事毕矣。此近日举国谈时务者所异口同声，而李鸿章实此一派中三十年前之先辈也。是所谓无颜效西子之颦，邯郸学武陵之步，其适形其丑，终无所得也，固宜。”看看李鸿章面对记者谈笑风生，还有什么他不明白的，虽说人家李鸿章可能不如你梁启超会几句外语，但是千万别以为你搞的那套他不懂，要不他怎么会对你说一代人只能做一代人的事情呢。我做好自己该做的就可以了，你该干嘛就干嘛去吧。　　（四）痞子手段能用多久　　当曾国藩对“天津教案”颇感棘手时，李鸿章几次去信建议说与洋人打交道要“参用痞子手段，不宜轻以一死塞责”。“鸿章前云痞子手段，我于尽情尽礼后，若再以无理相干，只有一拼而已。”　　李鸿章一生外交败笔无数，可能跟他这个指导思想有关，殊不知弱国无外交，什么“原则上”“基本上”骗骗中国的老百姓还可以，洋人可不吃这一套，所以痞子手段纵能起一时之效，却最终会害了自己。　　第二次鸦片战争，庚子事件，都跟清政府耍痞子手段有关。所以，对清政府来说，痞子手段是不灵的，最好还是使“孙子手段”，就像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日本一样。不过，中国人好面子，恐怕永远都当不得“孙子”，可是现实世界强者如林，个个都是大爷，于是只好变通，产生无数的阿Q。传说当年洋人大摇大摆进入总理衙门，要这要那，清政府官员无不唯唯诺诺，点头称是，等送洋人走的时候却不让其走正门而让其走偏门，认为这样洋人就没了面子（当然不敢让洋人知道实情），洋人既然没了面子那么我们就有了面子。于是心理平衡，该做官的继续做官。　　李鸿章为什么会有“痞子手段”的感悟呢？他这种“领导艺术”的体会是从何而来呢？笔者认为可能和其在上海与“洋枪队”打交道的经历有关。　　清政府对外国老大们的态度是一个逐渐转变的过程，开始的时候是不自量力，想灭了这些个来抢地盘的“蕞尔小邦”，打仗前还鼓励手下放开手干，“不怕卿等孟浪，就怕卿等畏葸”，一副要把外国人往死里整的架势。这时候谁要是不识时务，提出什么“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多半会被砍了祭旗。可惜是眼高手低不切实际，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惨败于英、法联军，连京城也被人给占了去，咸丰老头儿逃到热河；而太平天国洪天王此时仍然人气很旺，占了清政府的半个场子，双方实力基本均衡，互有胜负。面对这种内外交困、走投无路的局面，清政府只好低下身子与外国人谈判。没想到绝处逢生，原来外国老大们与当年自己“入关”时完全不同，并非要取而代之，而主要是为了通商谋利，挣几个钱花花，所以自我安慰“夷人不足虑”。阿Q思想之严重可见一斑，明明是人家不想弄死你，捡了条小命，却偏偏要说什么不足虑，你有本事倒虑给我们看看。后来清政府进一步确定了“中外和好”、借兵消灭太平军的战略指导思想。不过这其实也是无奈之举，太平天国一灭，清政府马上就解散洋枪队，虽然外国人并无夺取政权的意思，但是清政府这个习惯于带领队伍打家劫舍的流氓实在不放心还有另一股打家劫舍的强盗存在。　　方针路线一出，下面积极拥护，其中最为积极踊跃的，当属与自己利益最为密切、以上海为中心的东南官绅。在朝廷对外基本国策还没有发生转折时，为图自保，组建了什么“中外会防局”，开始借用洋兵“协防”。雇佣美国人华尔组织了著名的“洋枪队”，以西洋人为各级军官，以中国人为士兵组建了这支奇特的部队。为了能让华尔死心塌地为朝廷卖命，也为了能够更好地控制这支部队，时任苏松粮储道、“综理夷务”的杨坊还采用“和亲政策”，把自己的女儿嫁给华尔为妻。这对中外结合的夫妻感情怎么样，历史书上没有任何记载，不过这个女人的命运可以说是不幸的，因为不久她的外国老公就在战场上战死了，取得了一名职业军人的最好归宿。为了给颓废的局势增加一点亮彩，也为了给自己来点心理安慰，江苏巡抚薛焕给这支洋枪队取了个好听的名字“常胜军”，派吴煦督带，杨坊会同华尔管带。“常胜军”果然厉害，在上海附近与太平军作战多次，凭借着先进的武器，打了不少胜仗，守住了上海。1862年9月，华尔在一次战斗中被太平军打死。华尔死后，清政府又任命美国人白齐文为管带。此人和很有职业道德的华尔相比纯粹就是一美国流氓，后来还投靠了洪天王，是个典型的二五仔。李二先生率领他的“瘪三团”到上海后，从来没有与洋人打过交道的他必须直接面对洋人，尤其是“常胜军”，因为他现在还需要他们的帮助共同对抗太平军。　　但是与华尔和“常胜军”有过几次接触后，李二先生实在难以理解外国军人在个人生活上的放荡。在给曾老师的信中将其讥之为“蠢然一物”，认为常胜军“弁目百数十人，均系外国流氓”。不过，流氓归流氓，“常胜军”的战斗力可不是吃素的，人少枪多，火力密集，多次打退洪天王的“人海战术”，让我们的李二先生大为吃惊。他的脑袋瓜子快速转动，知道现在这种人绝对得罪不起，不仅如此，还要“全神笼络之”，以为己用。但是世上稍微有点斤两的人都很高傲，“常胜军”也一样。《李鸿章克复苏州战图》自从多次打退太平军进攻，守住上海后，这帮人就比麦克阿瑟还牛，自以为老子天下无敌，没有老子，你们早就完了。专恣跋扈、狂傲不驯，对清廷官员，一百个看不起，清廷官员们只能大把撒银子，对于“常胜军”的内部事务，根本不能过问，更不用说领导了。因此，李二先生感到“常胜军”固然对镇压太平军有用，但有可能对他本人权势及清政府造成威胁，所以一直伺机对其加以抑制，并想一石二鸟，借此也让吴煦、杨坊回家吃老米。我们的李二先生比吴煦、杨坊高明也就在高明在这。此两人为利用“常胜军”保卫上海可谓尽心尽力，费尽心思，其中杨坊后来还因为粮饷问题被白齐文暴打一顿，可以说是受尽委屈。没有他们，上海早完了。但是他们没能看穿朝廷的心思，洋兵的力量是要借用的，但是也不可不防，太祖以前可就是以借兵的名义入关夺得天下的。而我们的李二先生却非常明白这一点，因此他一方面对“常胜军”“全神笼络之”，以为己用；另一方面却处处设防，加以抑制。痞子手段正好派上用场。　　1863年2月，李鸿章率淮军伙同“常胜军”以上海为基地，向西进军，攻克太仓、昆山。而后，淮军又向北攻占江阴、无锡等地，转进向西包围了苏州。苏州是太平军的战略重地，李秀成一心想将其建成第二个“南京”，因此准备非常充分，城中粮食弹药很充足。守城的太平军士气也很高，大有浴血奋战到底的态势，所以苏州城久攻不下。尽管如此，此时对于清军来说，形势应该还算是一片大好，由战略防御转为战略进攻，洪大天王的场子看来支撑不了多久了。胜利的前夕，人们往往会产生很多想法。我们的李二先生也一样，他既想快点攻下苏州又生怕“常胜军”实力太强，抢了他攻下苏州这份大功。与他一同围攻苏州的戈登认为苏州城太大，“常胜军”人数太少，要求再招洋兵，以便迅速攻下苏州。而李二先生则唯恐“常胜军”因人员充足可以单独攻下苏州，所以拒绝了戈登的要求。　　不过在戈登的再三要求下，李只得同意“常胜军”再招一百人，但是却附加了以下几条非常苛刻的条件：无论是否攻克苏州，这一百名新招洋兵在一个月后必须辞退。而且，如果攻下苏州，“常胜军”须与淮军程学启部（淮军战力最强的一部）一同进驻。不仅如此，五天之后“常胜军”就要撤离苏州，回到昆山。对戈登来讲，这简直就是不平等条约嘛，于是就搬出一尊大神——英国驻华陆军司令伯郎出面与李鸿章交涉。没想到伯郎更为疯狂，甚至提出要亲率英军攻城。李鸿章是又急又怒却又不敢对洋人明言，于是使出了自己屡试不爽的缩头乌龟大法，借故推脱，不与伯郎见面。洋人再厉害，也斗不过这么耍无赖的，只好由着我们的李二先生得到这份“头功”。不过李二先生不是什么时候都会这么鲜明地“抢功”。后来进攻南京的时候怕与其恩师曾国藩的弟弟曾国荃抢功惹来祸端，他就故意停滞不前。功劳嘛，他是会抢的，但是抢到什么程度，他是有考虑的。　　由于屡攻不下，伤亡不小，我们的李二先生非常着急。但是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洪大天王乱封王，瞎发文凭，最终导致权力斗争愈演愈烈，不可收拾。守卫苏州城的太平军将领纳王郜永宽等“四王”“四大天将”与主帅谭绍光一直不和。戈登通过奸细了解到这一情况，于是便主张诱降纳王。戈登的建议为李鸿章采纳，而且淮军攻城主将之一的程学启本来也是太平军降将。其实当时两边都是这样，来了就是客，只要是肯起义，那一切都好说嘛，以后写历史的时候也可以写成是八旗子弟的秘密卧底，保证名垂青史。经过一番秘密联络，11月29日，郜将谭的头颅送达程学启处。可见古时候做官确实是难，刀口上舔血的买卖，一不小心就可能送了性命，清军诱降成功，终于“兵不血刃”拿下苏州。然而，由于程学启对城内清军与原太平军兵力悬殊太大颇为担忧，建议来个斩草除根。而八大降将幻想投降后还能保存实力作为要官要位子的资本，因此没有主动提出将部队开出城外接受和平整编，这更加导致了清军的猜疑。于是李鸿章接受程学启的建议摆下鸿门宴杀害了这八个降将，同时清军在城内大开杀戒，城内数万名无辜太平军士兵在毫无戒备中被诛杀。　　李鸿章背信杀降的这种无耻行径引起了他的那些外国朋友的强烈愤怒。外国人很难理解这种背信弃义的行为，特别是戈登，他是为降将们做过担保的，认为这是对自己人格的极大侮辱，于是提着洋枪要找李鸿章算账。李鸿章闻讯赶忙躲了起来，以后几天戈登一直在提枪找李，而李则躲避不见。可见外国人还是头脑简单，既然李鸿章这么不讲信义，你戈登也可以乱来嘛，你找不到李鸿章，你可以把程学启他们给绑了嘛，看到时候李鸿章怎么办。由于斗不过李鸿章的龟缩大法，戈登只得忿忿然留下一份最后通牒，要求李鸿章下台，不然他就率“常胜军”进攻淮军，将所攻占的城池再交还太平军。然后，戈登就率“常胜军”返回昆山，同时给英国驻华公使布鲁斯写信，要求英国政府干预，迫使李鸿章下台。英国驻华陆军司令伯郎也从上海赶到昆山，与戈登商定“常胜军”由其节制，不再受李鸿章及中国政府的调遣，借此从中方夺回“常胜军”的控制权。想想英国职业军人戈登先生也真是可笑，你“常胜军”是拿中国朝廷的粮饷的，再大的矛盾，也是可以调和的，你现在带走队伍，到底是何居心？所以，戈登不走还好，这一走，官司就输定了，他还不如假装心平气和留下来，然后找个机会给李鸿章一粒花生米，送其归西，自己顶多受个撤职回国的处分。上海的外国领事馆官员代表列强及所有外国侨民签署了一项严厉谴责李鸿章的决议，指其杀降是对人性的彻底背叛，并警告说此事列强很生气，后果很严重。　　李鸿章没有想到，在中国人看来小事一桩的“杀降”居然会引起外国人如此强烈的反应，甚至有可能破坏中外邦交。于是一方面向对中国政局影响颇深的英国人赫德和马格里求援，请他们代为调解；另一方面在给朝廷的《骈诛八降酋片》中他则辩解说：“戈登助剿苏城，近来颇为出力”，“不料成功之后，既索重赏仍生衅端。值此时事多艰，中外和好，臣断不敢稍涉鲁莽，致坏大局。惟洋人性情反覆，罔知事体，如臣构昧，恐难驾驭合宜。设英公使与总理衙门过于争执，惟有请旨将臣严议治罪以折服其心。”李鸿章的这两手果然奏效。朝廷下旨不仅明确支持他的所作所为，认为“洋人不明事理”，而且指责戈登“意殊颇测”，“惟有据正理驳斥，以折其心”。（可见清廷并非所有的时候在列强面前都是软弱的，如果有人想挑战他在中国的老大的地位，那他是绝对不允许的）而且经过赫德等人的调解，英方认为维持与清政府的“和好”更符合自己的利益，因此主张将此事交总理衙门处理，制止了戈登的过激行为。仅要求李鸿章发一文告，说明此事与己无关。对此要求李鸿章立即答应，双方都有了“台阶”下，一场大风波立即消于无形。　　对白齐文、戈登等人的“掌控自如”，使李鸿章对自己与洋人打交道的本事颇为自得，他不仅将自己的这些个领导艺术的体会写信告诉其老师曾国藩，而且在以后的外交生涯中一以贯之，竟然幻想“以夷制夷”，结果给中国带来了灾难，也给自己留下了骂名。关于这一点，梁启超先生在《李鸿章传》里有如此评价：“史家之论霍光，惜其不学无术。吾以为李鸿章所以不能为非常之英雄者。亦坐此四字而已。李鸿章不识国民之原理，不通世界之大势，不知政治之本原，当此十九世纪竞争进化之世，而惟弥缝补苴，偷一时之安，不务扩养国民实力，置其国于威德完盛之域，而仅摭拾泰西皮毛，汲流忘源，遂乃自足，更挟小智小术，欲与地球著名之大政治家相角，让其大者，而争其小者，非不尽瘁，庸有济乎？李鸿章晚年之著著失败，皆由于是。虽然，此亦何足深责？彼李鸿章固非能造时势者也，凡人生于一社会之中，每为其社会数千年之思想习俗义理所困，而不能自拔。李鸿章不生于欧洲而生于中国，不生于今日而生于数十年以前，先彼而生并彼而生者，曾无一能造时势之英雄以导之翼之，然则其时其地所孕育之人物，止于如是，固不能为李鸿章一人咎也。而况乎其所遭遇，又并其所志而不能尽行哉？”　　（五）不干则已，干就干出力度　　有诗句曰：“春江水暖鸭先知。”知是知了，但是有什么反应，就很难说，有的鸭子乐得自在轻闲，不该听的不听，不该问的不问，不该做的不做；而有的鸭子偏偏很好奇，想干点什么，这种不合群的鸭子注定是要受到众多非议的。大清帝国的官僚们就是这么一群鸭子。他们能最先接受到新鲜事物，因为他们手中有最多的获取信息的渠道和资源，区别在于其中有的人要做清闲的鸭子，而有的人却想跳出来做点什么。李鸿章就是只不安分的鸭子，还在与太平军作战的时候，李鸿章就显露出他与大清国其他官员的不同之处：对外国的科学技术和国内的经济活动有极大的兴趣。最初的动机是他组建的淮军需要银两购买武器。当淮军在两岸布满太平军营垒的水道上利用英国火轮成功地进行了大穿越进至上海，从而一举扫平了长江下游的太平军后，李鸿章利用上海富绅的银两引进洋人的机器设备，创办了中国第一个近代军工企业：上海洋枪三局。李鸿章算过一笔账：一发英国的普通炮弹在市场上要卖到30两银子，1万发铜帽子弹要卖到19两银子。肥水不流外人田，大清国凭什么要把白花花的银子给了洋人？　　李鸿章曾写有一份描绘蒸汽动力运转的奏折，无异于100年前的一篇科普文章：“镟木、打眼、绞镙旋、铸弹诸机器，皆绾于汽炉，中盛水而下炽炭，水沸气满，开窍由铜喉达入气筒，筒中络一铁柱，随气升降俯仰，拨动铁轮，轮绾皮带，系绕轴心，彼此连缀，轮转则带旋，带旋则机动，仅资人力以发纵，不靠人力之运动。”就此奏折来看，李鸿章在京师大学堂当个名誉教授也应该是够资格的。　　清朝中叶以后，由于京杭运河淤塞，朝廷南北货物的调运部分改为海路，李鸿章抓住时机，委托盛宣怀创立了著名的轮船招商局。轮船招商局创办仅3年，就拿到了1300余万两的市场份额。后来“官督商办”得到买办富商们的响应，在1883年形成了一个高峰。轮船招商局仅在这一年就添招新股100万两。《字林西报》还在这年的1月22日报道：“现沪上股份风气大开，每一新公司兴办，千百人争相购之，以得股为幸。”可谓是罕见的大牛市。当然由于“官督的性质”，这些个红顶子企业都被严重的腐败所困扰，不过这是后话了。从当时的情况来看，需要巨额投资的现代企业都离不开政府的影子，连张謇最开始创办大生纱厂的时候也不得不接受官府的投资，这是一个无法改变的事实，李鸿章不可能超越这个事实去组建什么“现代企业制度”。任何人在当时也不能。　　作为一个想做出一番事业的政治家，面对如此落后的局面无疑是相当沮丧的，面对它尚且并不容易，何况还要设法去改变，而这种转变的结果会怎样，只有天知道。但是尽管“成事在天”，“谋事”毕竟还是“在人”，李鸿章毕竟是个实际的人，他一旦决定什么，是会付诸行动的。而他的行动，必定给中国现代社会进程造成巨大影响，这种影响，是那些只会“口活”的言官们所远不及的。　　和所有致力于现代化运动的帝国官员一样，李鸿章深感现代人才的极度缺乏，（一个专门以培养奴才为己任的制度当然不会教给人民“科学”和“理性”）于是提出，应当在科举中另开洋务一科，用传统的形式选拔新型人才。（这就是张之洞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为此他还专门设立洋务学堂，并设立上海广方言馆、江南制造总局译书馆，开始有组织地译介西方科学技术和一些人文著作。江南机器制造局先后聘请英美人伟烈亚力、傅兰雅、玛高温、林乐知、金楷理等传教士，从事翻译和一定的教学工作；中国长于数理的科学家华衡芳、华世芳兄弟和徐寿、徐建寅父子，协助西人翻译，起了很大的作用。1870年前后即出版了有名的《汽机发韧》《汽机新制》等工程书，《代数术》《微积溯源》等数学书，《化学鉴原》等化学书，共达数十种，译作和印刷都称高速度。据统计，从1868年至1907年的40年间，江南制造局翻译馆译印的西书有159种，1075卷。其中除历史、政治、兵制等30余种关于文科的书籍外，其他均为工、农、矿、商、算、理、化、电、光、声、天、地等科学技术的书籍，这对中国新科技的发展，无疑起了积极的作用。后来又在天津陆续创办电报、水师、武备、医学等洋务学堂。　　李鸿章所创建的江南制造局不仅是当时设备最齐全、规模最大的军用工厂，也是如容闳所说的“机器母厂”。从所有那些机械结构情况看，专用于军用生产的车间设备占的比例很小，绝大多数车间设备是既可以为军用生产服务，也可以为广泛地制造机械设备、工业、农业等各种民用器具服务，造了大量的机器。据《江南制造局记》1867年至1904年粗略统计，计有：制造车床138台，刨床、钻床、开齿机、卷铁板机、汽锤、大锤机、砂轮机、绞螺丝机、锯床、翻砂机等母机性的机器117台，起重机84台，汽炉机32台，汽炉15座，抽水机77台，轧钢机5台，其他各种机器135台，另外机器零件及工具110余万件。可见制造机器的数目不能算少。它们既有自用者，亦有卖给或调给其他如天津、金陵等机器局者，售给一般民用工业厂家者亦不在少数。　　1880年李鸿章创办北洋海军，在天津设立水师学堂。北洋海军有两个根据地：威海卫军港停泊战舰，旅顺军港修理船只，各设提督衙门，保卫渤海口。李鸿章聘用英国人琅威理、德国人式百龄担任训练海军的主要职务。中法战争后，李鸿章利用海军衙门整顿海防的名义，4年间用巨款向英德两国订购舰船14艘，扩充北洋海军。其中“定远”“镇远”两只铁甲舰，吨位均达7300多吨，威力居亚洲第一。1888年制定《北洋海军章程》，编成北洋舰队，12月17日成军，共有船舰25艘，官兵4000多人。除定远、镇远（主力舰）外，还有经远、致远、靖远、来远、洛远、超勇、扬威七艘巡洋舰，其余为蚊子炮船（炮舰）、鱼雷艇、教练船、运输船等，舰船总吨位五万多吨，排名当时世界第四。　　可见，李鸿章办洋务，规模不谓不大，气势不谓不盛，然而这一切在甲午中日战争后竟然变成了过眼云烟，这当然是李鸿章的失败，但是却绝不是他一个人的失败，而是我们整个民族的失败。李鸿章搞企业，有人弹劾；倡导商务，有人弹劾；修铁路、建电报，还是有人弹劾。政坛上，就是有那么一帮人，整天什么事不干，专盯着干事的人找茬，还自命为“清流”。费正清先生称他们是“躺在安乐椅上的战略家”，真是形象而绝妙的讽刺。　　看看这帮战略家心中的小九九吧。王伯恭（曾任袁世凯总统顾问）所著的《蜷庐随笔》一书中记载的一段亲历：“甲午战前，翁同龢（著名的清流领袖）一力主战，李鸿章言不可轻开衅端……我去见翁同龢，向他力陈主战的错误。我想翁同龢也是我的老师，他向来是器重我的。但翁同龢听了我的劝说后，笑我是书生胆小。我说：‘临事而惧，古有明训，岂能放胆尝试？而且，我国无论兵器还是战法，都百不如人，不能轻率地开战啊！’翁同龢说：‘李鸿章治军数十年，扫荡了多少坏人啊！现在，北洋有海军陆军，正如火如荼，岂能连一仗都打不了吗？’我说：‘知己知彼，才能百战百胜。今已知自己确实不如人，哪里有胜利的希望呢？’翁同龢说：‘我正想让他到战场上试一试，看他到底是骡子还是马，将来就有整顿他的余地了！’”“革命口号”下的真实目的竟然是为了整治对手，惨白的事实似乎在嘲笑大众的智慧。　　再看看历史上最奇特的用马来拉的铁路吧。早在1876年开平矿务局成立之时，其总办唐枢就提出“开煤必须修筑铁路”的主张，时任直隶总督的李鸿章，立即奏请清廷予以批准。但当时守旧势力相当强大，反对修筑铁路的呼声甚嚣尘上。当李鸿章的奏章呈上之后，朝中顽固派大臣群起反对，甚至对李鸿章进行人身攻击，无论如何也不让清廷批准。但随着采煤业的发展，煤炭外运越来越成为最大的难题。面对这种局面，李鸿章巧妙地运用他的地位和声望，抓住有利时机，采取了“先斩后奏”的策略，授意开平矿务局，暂不要惊动清廷，由矿务局出钱，先修建从唐山至胥各庄一段铁路。一年之后，李鸿章才又具专折向清廷婉转奏请此事，并得到了允准。至1881年，这条铁路正式建成通车。然而，由于清廷在谕旨中明文规定，不准在铁路上使用蒸汽机，以免大声呼叫。于是便出现了运输工人用驴、马拉着煤车在铁道上滑行的可笑之举。　　在多年以后，李鸿章与晚辈聊天谈到他的无奈：他只是一个裱糊匠，面对一个破屋只会修葺而不能改造。即使是修葺，作为一个改革者，李鸿章发现改变这个帝国庞大的惯性，是多么力不从心。　　但是任何一项改革，都是对利益分配的调整，面临的巨大难题就是既得利益者往往是大大小小的掌权者，非常不好对付。中国历史上的改革从来没有“赎买”制度，解决这一问题的方法往往就是对改革的对象进行“妖魔化”处理，从而剥夺他们的利益，这样做虽然减少了改革的成本和时间，却掩盖了真正的矛盾。因此改革者和被改革者往往势不两立，而改革的结果也往往不彻底。清政府当时面对的正是这种情况，对官制和政体进行改革可能符合皇家的利益，也是最彻底、最有效的改革，但是不符合大大小小官僚的利益。实行民主政治限制他们的权利无异断了他们的命根子。改革，符合皇家的长远利益，但是不符合官员们的现在利益。而皇家是靠官员们进行统治，因此，注定不能实行彻底改革，只能是改良。李鸿章的洋务运动根本不敢涉及官制和政体就是这个原因，李鸿章的悲哀在于明知这些不符合中国的长远利益，但是现在还只能如此，这也是中国的悲哀，这是道路选择错误的代价，中国选择了一条崎岖不平的道路，开车的人尽管尽心尽力，呕心沥血，但是最终不免让坐车的饱受颠簸之苦，最终还是要翻车。可怕的是在一次又一次的翻车之后，人们还是沿着这条路走，重蹈覆辙。当然，这就不是李鸿章一个人的问题了。　　（六）“术”只能应急，“道”才是根本　　李鸿章爱不爱大清国？当然爱，那是他拼了老命从洪老大的手中夺回来的。不过他也很爱银子，为国立功的时候也顺了点银子回家，所以他更爱自己的大清国，希望能够永世万年。为此，这个从战争中杀出一条血路的厮杀汉子突然性情大变，成了一个狂热的和平主义者，谁要打仗他就跟谁急。不过他要和平的对象都是外国人，这就引起了国人的猜疑，背上了卖国的骂名。　　李鸿章担任清朝首辅重臣之后，面对西方列强的虎视眈眈，他制定了自己的外交方针，这就是“以夷制夷”和“与洋人交际，以吾师忠信笃敬四字为把握，乃洋人因其忠信，日与缠绕，时来亲近，非鸿章先亲之也。……委屈周旋，但求外敦和好”。自以为能够玩好这利益平衡，谁知到最后惹火上身，赔了夫人又折兵。托他这种和平外交政策的福，日本这个小流氓被鼓励成了大强盗，最终，狠狠咬了中国一口。　　李鸿章执掌中国大政的时候，日本还处于内战后期，国力还不强大。但是，随着日本明治维新时期的天皇军国主义制度的形成，日本开始“脱亚入欧”，也就是日本开始追随西方列强后尘妄图霸占大陆地区。当时，日本军国主义集团制定的带有侵略扩张性质的“大陆政策”，是打算先强行将藩属于中国的琉球群岛王国纳入自己版图；同时，日本试图分解中国对朝鲜的宗主国权力，准备伺机侵入朝鲜，以达到对中国的东三省、蒙古及俄罗斯的西伯利亚地区形成侵略之态势。　　早在1868年，明治天皇睦仁登基伊始，即颁行诏书，宣称“开拓万里之波涛，宣布国威于四方”，志在向海外扩张。1870年明治维新后，近代中日两国签订了第一个条约《中日修好条约》，第一款就说：“嗣后大清国、大日本国信敦和谊，与天壤无穷。即两国所属邦土，亦各以礼相待，不可稍有侵越，俾获永久安全。”这是一个平等的条约。然而，在条约待批期间，发生了琉球船民遇害事件。1871年12月，琉球船民因风漂流到台湾，其中54人被台湾土著（即“原住民”）杀害，其余由清政府护送回国。当时的琉球是清朝附属国，对此并未提出异议，事件就此平息，日本政府也不知道。第二年日本使者到中国换约，从清政府邸报中看到此事，于是一面向本国报告，一面到总理衙门交涉，试探清政府对琉球、台湾的态度。总理衙门回答说：“二岛（指琉球、台湾）俱我属土，属土之人相杀，裁决固在于我。何预贵国事，而烦为过问？”这本来说得很好了，偏又画蛇添足地说：“杀人者皆属生番，故且置之化外，未便穷治。”这下叫日本抓住个把柄，拿“化外”二字大作文章，说台湾土著的居住地不是中国领土，借口进攻台湾。　　1874年5月，日军在台湾琅桥登陆，开始了对台湾的进攻。对日本来说，这次行动相当冒险，不仅当时中日国力悬殊，国际舆论也不支持。战争至8月，日军增至3600人，但仍进攻不利，酷暑疫病，士气低落。此时日本看到胜算太小，就派了公使到北京，争取体面地结束战争。9月日本公使来华后，先是虚声恫吓，后来又表示结束战争的“诚意”，说日本出兵台湾费尽财力，中国也不能让日本军队空手而归，应当支付一些兵费然后日本撤兵，这样双方面子上都过得去。清政府觉得在战争中处于优势，以赔钱来结束战争说不过去，而又不想为“化外生番”费太多精力，也想息事宁人，就表示可以考虑对在台湾“被害之人”酌情“抚恤”，等于承认了赔款的原则。在10月31日签订的《北京专约》中，琉球人遇害写成了“日本国民遇害”，日军进攻台湾写成了“保民义举”，中国以“抚恤”名义，赔偿白银五十万。《北京专约》为日本兼并琉球提供了根据，1879年4月，日本占领琉球，更名冲绳县。　　摆弄完台湾后，日本的眼光又盯上了朝鲜，1894年这个机会终于来了。当时朝鲜发生内乱，朝鲜政府请求中国派兵支援（朝鲜当时是中国的藩属）。就在中国向朝鲜派兵时，日本军队也大举入朝，战争拉开了序幕。这时日本还打着保护在朝侨民的旗号，照会中国政府“日本政府必无他意”。实际上，正如外相陆奥宗光所说：“发动战争的决心，在帝国政府派遣军队于朝鲜时，业已决定。日本假借这个好题目，是为了索性借此时机促成中日关系的破裂。”6月2日，日本组成战时大本营；6月9日，日军在仁川登陆，随即进占汉城。还如陆奥宗光所说：“在军事上一切皆采取先发制人的手段。”直到这个时候，清政府对一触即发的战争形势仍然未有准确的判断，还寄希望于中日双方同时撤军。李鸿章给在朝陆军的指令是：“彼断不能无故开战，切勿自我先开衅。”给北洋海军的指令是：“日虽添军，并未与我开衅，何必请战，应令静守。”李鸿章认为：“两国交涉全论理之曲直，非恃强所能了事。日虽竭力预备战守，我不先与开仗，彼谅不动手。谁先开仗谁先理诎，此万国公例。”清军消极避战以致在朝鲜战场一败再败，战火烧到了鸭绿江边。　　然而直到此时李鸿章还执迷不悟地坚持他的“以夷制夷”，英、俄、德、法、美，能求的主他都求遍了，岂不知列强正等着从中日战争中分一杯羹，自然是敷衍了事。连陆奥宗光也幸灾乐祸地说：“清政府自始即采取求欧洲列强干涉，速行中止中日战争之政策，李鸿章屡求各国代表援助，且电训其驻欧洲各国之使臣，使直接哀求各驻在国之政府，中国政府不顾污辱自国之体面，一味向强国乞哀求怜，自开门户，以迎豺狼。”于是，日本加紧进攻以求速战速胜，而中国则在一次又一次的调停中丧失时间和机会，完全陷于被动挨打的境地。在大小几十次战役中，没能组织一次像样的抵抗，正如礼部侍郎志锐所说：“我愈退则彼愈进，我愈让则彼愈骄，彼则着着占先，我则面面受制。”不但外交上毫无进展，军事上也彻底失败，海陆军主力损失殆尽，最后只能投降求和。　　李鸿章绝对不是一个悲观厌世的人，也不缺乏智慧，出来混就是为了当官，当大官，这是他经常的表白，然而他终究要为自己的投机生涯付出代价，替老大背上卖国的骂名离开他那无比眷恋的世界。　　附有关语录　　秋风宝剑孤臣泪，落日旌旗大将坛。　　海外尘氛犹未息，诸君莫作等闲看。　　——李鸿章临终诗　　“当今天下三大老”——李鸿章、俾斯麦、格兰斯顿。　　李鸿章死时，北京的市井小民把他和差不多同时死去的戏子杨三并列，拟了一副挽联：“杨三已死无昆丑，李二先生是汉奸。”　　李鸿章在一封给曾国藩的信中说：“洋人所图我者利也，势也，非真欲夺我土地也。自周、秦以后，驭外之法，征战者后必不继，羁縻者事必久长。今之各国，又岂有异？”　　——《李鸿章历聘欧美记》　　同治三年（1864年），李鸿章写给恭亲王和文祥说：“鸿章窃以为天下事穷则变，变则通。……鸿章以为中国欲自强则莫如学习外国利器，欲学习外国利器，则莫如觅制器之器，师其法而不必尽用其人。……”这封信是中国19世纪最大的政治家最具历史价值的一篇文章，我们应该再三诵读。　　——蒋廷黻《中国近代史》　　李鸿章是一个弱国的外交大师，在可能的采取坚定立场的少数情况下，他采取了坚定的立场，在不可能的时候，便作出了最小的让步。　　李毕生对外国的意图始终怀疑。他在同外国人的所有打交道中，都坚持维护中国的利益。　　他一生都显示出个人勇气。他的干劲和执著，在缺乏敢于作为和甘于奉献精神的官场中有如鹤立鸡群。在资金靠不住、批评攻击不断会使一个平庸之人沮丧的时候，李鸿章实现绝大部分自强计划的成就令人瞩目。……尽管他有个人的弱点和众所周知的失败，他的全面纪录却是一个在他个人和他的国家都十分困难的时刻取得重大成就的纪录。　　——《李鸿章评传——中国近代化的起始》　　誉满天下，未必不为乡愿；谤满天下，未必不为伟人。　　西报有论者曰：日本非与中国战，实与李鸿章一人战耳。其言虽稍过，然亦近之。……若是乎，日本果真与李鸿章一人战也。以一人而战一国，合肥合肥，虽败亦豪哉！　　中国俗儒骂李鸿章为秦桧者最多焉。法越中日两役间，此论极盛矣。出于市井野人之口，犹可言也，士君子而为此言，吾无以名之，名之曰狂吠而已。　　——梁启超《李鸿章》　　尽管聪明过人，李鸿章手上掌握的资源却极其有限。外交是实力的推展，外交家一般是“多财”方能“善贾”、“长袖”方能“善舞”。但是，由于没有国家实力在背后支撑，李鸿章无可奈何地落入了“里外不是人”的尴尬境地——后人对他的苛刻评价证实了这一点。　　——余杰《李鸿章：鹤立鸡群的“爱国者”和被丑化的先驱》　　第三章　左宗棠：激情无限的狂人　　左宗棠是晚清政坛的一支奇军，他本来是一个点背的人，四五十岁了都还没考上进士，这样就进不了官场核心，让他很郁闷。但是牛人自然都是有办法的，他的发迹来源于一句著名的广告词：“中国不可一日无湖南，湖南不可一日无左宗棠。”这一句词儿太牛了，让左宗棠名声鹊起，成为大家都期待的神奇人物。所以，广告宣传包装是多么重要。好的产品再加上经典的广告创意，销售神话就是这么创造出来的。左宗棠的辉煌来源于对新疆的收复，这一点也体现了左宗棠的精明，因为当时占据新疆的是阿古柏为首的土匪，虽然后面有俄国的支持，但毕竟是土匪出身，乌合之众。击败他们是理所当然。　　（一）舌底下的生死两重天　　“中国不可一日无湖南，湖南不可一日无左宗棠。”这句话相当有名气也相当夸张。我们的先人总喜欢用夸张的语言来表达对人才的尊敬，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在一个没有正常的合理的用人制度的国家，想要说服领导起用某人，不把他夸得像朵花儿似的怎么能行，况且，这个人正面临着巨大的危险，快要掉脑袋啦！　　事情的起因是这样的，咸丰九年（1859）发生了“樊燮构陷事件”，差点使左宗棠成了反腐斗争中的牺牲品。　　樊燮，这个名字简短而繁琐的家伙是湖北人，咸丰时代的湖南总兵。这个人生活作风有问题，涉贪涉黄涉黑，造成了极坏的群众影响。　　咸丰八年，巡抚骆秉章恨死这颗老鼠屎了，在北京开会时就检举了他，说他贪污公款、超标用车，等等。朝廷一听，马上派纪检人员到湖南调查樊燮，最后查明搂了公款银960余两、钱3360余串，此外还动用不少谷米。按说这本属于五万元以内的小case，警告一下就完事了，但是此人太蠢，钱没搂多少，动静却搞得大大的。用现在的话讲，就是影响极坏。办案的决定修理他，就地开除公职了。但他不服，向上级机关提起行政复议，将矛头指向了左宗棠！　　按理说樊燮的敌人是骆秉章，他怎么会把矛头对准左宗棠呢？难道他真有这么聪明，知道骆秉章全靠左宗棠支持危局，要断其肱骨？他当然没这IQ。原来几个月前，永州知府黄文琛因公去岳州，适逢巡抚骆秉章正在岳州巡视，黄文琛便前往汇报工作，将永州地方的各种弊端一一禀报。随后这事被樊燮知道了，他做贼心虚，认为黄文琛必在巡抚面前告了他的状，就与其幕僚魏龙怀商量对策。魏为他出主意说，巡抚衙门的幕僚左宗棠，只是个举人，骆巡抚对之却宠信有加，委之以大事，何不先去见他，请他帮助疏通一下。樊一听，觉得有理，便依计而行，前往长沙。　　《左宗棠像》左宗棠听到总兵来了，自得接见。但他心性耿直，恃才傲物，非常狂放，对这位总兵大人的那档子破事儿早有所闻。而樊燮出身枪杆子，对笔杆子并不放在心上，故见面时只是拱了手，没有按礼请安。左宗棠就骂骂咧咧地说：“到我这里的武官，大大小小，都得请安，你怎么搞的？”樊燮一听，也怒了：“朝廷体制，没有武官见师爷请安的规矩，我是二品大员，更没这个习惯！”于是，两人就对骂起来。左宗棠一怒之下，让樊燮滚出去。樊燮怀恨在心，一直寻找机会图谋报复。左宗棠也算祸从口出。别人来求他办事，他打打太极拳就行了。很多时候，办不办事不重要，关键面子要给足了。（这一点，他和他的同乡好友胡林翼大不一样，如果左宗棠能向胡林翼那样，说不定他和曾国藩、李鸿章的配合会好些，有些事情的结局可能就会不一样了。这是后话。）第14节：舌底下的生死两重天(2)　　左宗棠为人处世的弱点，是与性格有直接关系的。他是个典型的湖南人，多血质。可左宗棠不仅心里血性，嘴巴也很血性，什么话都敢讲，这搁近代民主社会，不是什么坏事，反而是很有个性的表现，就像那位意大利总统一样。可是在当时，这是个非常要命的缺点，使他树敌颇多，也使他办起事来处处为难。　　樊燮只好去找湖南布政使文格求助。文格是满人，这几年，骆秉章、左宗棠声势浩大的反腐败，洗了他的牌，他早就一肚子火了。果然，两人臭味相投，一拍即合，文格就唆使樊燮向湖广总督官文诬谄骆、左。　　樊燮便以幕僚越权干政为由控告左宗棠，并指控左为“劣幕”。同时，他又在中央都察院状告黄文琛与左宗棠，说黄、左通同勾结陷害他。　　湖广总督官文，出自满族贵族。他向来看不起汉族官僚，专横武断，曾因骆秉章对他不太顺从而暗中忌恨，并迁怒于骆所器重的左宗棠。因此，在接到樊燮的禀帖之后，立即上奏朝廷。咸丰皇帝览奏后，下旨查办此事，将本案交官文审办，并批示：“如左宗棠果有不法情事，可就地正法。”　　骆秉章一看情况不好，马上上折子，陈述冤情，而官文是铁了心地要整左宗棠了，在奉旨之后马上要召左宗棠前往武昌，当场讯问。　　由于此案事关重大，两湖官员，除任湖北巡抚的胡林翼（胡为左宗棠之世交好友）为之极力周旋外，都不敢出面调解。两年后，左宗棠在家信中回忆：“官相因樊燮事欲行构陷之计，其时诸公无敢一言诵其冤者。”可知当时情态如何紧急。　　这时，肃顺听说了这件事。肃顺这个人，比较开明，虽是满人，但对汉人并不歧视，是最早主张起用汉人的满族大臣。湘军的兴起，胡林翼、曾国藩的被重用，都得力于他的极力支持。他的幕府中，也有许多汉人智囊团。肃顺看到朝廷密旨后，告诉了参谋郭嵩焘。郭嵩焘听后非常着急，因自己与左宗棠是老乡啊，但又不便出面讲话，乃请人向肃顺求救。肃顺表示：“必俟内外臣工有疏保荐，余方能启齿。”当时，郭嵩焘与侍读学士潘祖荫同值南书房，便请潘出面讲话。于是潘祖荫连上三疏，力陈其冤，他说：“楚南一军立功本省，援应江西、湖北、广西、贵州，所向克捷，由骆秉章调度有方，实由左宗棠运筹决胜，此天下所共见，而久在我圣明洞鉴中也……是国家不可一日无湖南，而湖南不可一日无宗棠也。”　　潘祖荫的三次上疏，使案情迅速扭转。其时，胡林翼也上奏《敬举贤才力图补救》一疏，称左宗棠“精熟方舆，晓畅兵略”，但“名满天下，谤亦随之”，为左辩驳。咸丰帝见到这些奏折，果然问肃顺：“方今天下多事，左宗棠果长军旅，自当弃瑕录用。”肃顺乘机答道：“闻左宗棠在湖南巡抚骆秉章幕中，赞画军谋，迭著成效，骆秉章之功，皆其功也。人才难得，自当爱惜。请再密寄官文，录中外保荐各疏，令其察酌情形办理。”官文等人见风转舵，上奏结案。一场争斗终于化险为夷。　　祸事变成了好事，可见一个人要成功，不仅要讲究朋友的数量，更要重视质量。有一个肯两肋插刀的朋友，强过一个连的酒肉朋友啊。　　“中国不可一日无湖南，湖南不可一日无左宗棠”，也就是这么来的。若无这句广告，左宗棠的出道，恐怕还得晚上几年，甚至能不能保命，都很悬乎。　　（二）再点儿背，也是有机会的！——学会营销自己　　左宗棠不是一个经历很顺的人，甚至可以说是非常点儿背，是真正地经历了一场精彩的营销战，才见了彩虹的。　　小时候，父母都没了，家里又穷，他是被亲戚接济着长大的。他特别地用功，似乎知道读书是改变命运的唯一机会。他二十岁就中了举人，摆脱了拿锄把的命运。　　接下来，又点儿背了。连续三次参加考试都没能中进士，其中有一次竟然是因为湖南的名额多了一个，而湖北的名额少了一个，所以硬把左宗棠的试卷撤了下来换了一个湖北人。可见这招生的地域歧视害死人。在当时，人们对中进士是非常看重的，连几乎为圣人的曾国藩一生也为只得了个“同进士”而耿耿于怀，所谓“同进士”者，“如夫人”也，相当于我们现在的“大学同等学历”或“在职研究生”，明眼人一看就知道怎么回事，可左宗棠却连个“同进士”都没有得到，心情郁闷可见一斑。　　但左宗棠不愧是左宗棠，他没有在悲观中走向人生的沉沦，没有像有些酸酸的文人一样从此寄情山水，尽管他的诗文才华出众。他决定不再参加会试，何必像范进一样在考试路上耗尽生命年华，从此“绝意仕进”，打算“长为农夫没世”，寻找新的报国途径。他18岁就开始读顾社禹的《读史方舆纪要》、顾炎武的《天下郡国利病书》和齐南的《水道提纲》。这些是完全不同于儒家经典的学问。而正是这些不算是正统的学问，为左宗棠日后的成功奠定了知识基础。“一肚子才华是攒出来了，关键是能卖成吗？”我们不禁追问道。　　二十三岁结婚时，左宗棠就在新房自写对联：“身无半亩，心忧天下；读破万卷，神交古人。”气壮山河的宣言，是对自己的勉励，也是他一生的写照。幸亏当时清政府没有扩招，不然的话我们的左宗棠不会有后来的练兵才能，中国收复新疆也就成了一个未知数了。左宗棠在出任骆秉章的幕僚之时，已是不惑之年了，等他自己出任浙江巡抚，建功一方时已经50多岁了，比其同乡同岁好友胡林翼晚多了，比李鸿章也晚好几年，属于大器晚成。就平常人来说，谁也不愿意大器晚成，但是左宗棠一没能中进士，二家里又没钱，因此无官职可任，也就无法发挥自己的才干。所以，经常发发牢骚也是人之常情。不过说他的坏脾气就是从此养成的，却缺乏证据。性格乃天生，但是这样的经历无疑对其性格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攒出来的一肚子才华还是卖成了，以一种另类的方式。当时两江总督陶澍，是非常有影响的封疆大吏，干了十余年总督，政绩好，声誉好，眼光更好。胡林翼年轻的时候，比较色，是个典型的花花公子，但是陶澍认定其为非凡之材，一心培养，还招了他当女婿；左宗棠区区一准处级干部，陶澍认定其将来才能要超过自己，因此执意要将其子与左宗棠之女结亲。后来，晚清“中兴四大名臣”，陶澍一家子占了两个，古今中外，有如此眼光的人能有几个？　　事情得从头细说。1837年，陶澍回老家省亲。途经醴陵，县公馆的一副对联让他怦然心动：春殿语从容，廿载家山印心石在；大江流日夜，八州子弟翘首公归。这副对联，表达了故乡人对陶澍的敬仰和欢迎之情，又道出了陶澍一生最为得意的一段经历（即将咸丰皇帝为其亲笔题写“印心石”巧妙地包含在对联中）。走进公馆，迎面是一幅山水画，上有两句小诗：一县好山为公立，两度绿水俟君清。意思是说全县气派的山和清澈的河，都是因陶公的浩然正气而生。这马屁拍得真绝了。　　果然，老陶很爽，当即提出要见见作者，并与左宗棠彻夜长谈。搞了一个晚上的才华show后，左宗棠不失时机地提出要拜陶澍为师。陶公借着高兴劲儿，也就答应了。　　于是，一个准处级干部，就这样做了两江总督府的厅级助理。　　这事儿吧，看起来很偶然，似乎是可遇不可求的，但实际上并非偶然。你想，全县识字的人至少上几万吧，诗作得好的怎么着也上百吧。为什么中彩头的偏偏是左宗棠呢？还不是因为人家写了，画了，往墙上挂了。人家就坚信老陶会回来的。就像老话说的，机会总是留给那些有所准备的人。生活中的事例就更多了。您办公室里有吗？　　《左宗棠克复杭州战图》OK，所以，升官难，也不难，关键看你怎么运作。运作得恰到好处，一天等于二十年。陶澍甚至以一代名人之尊，提出要与左家结秦晋之好，将年仅五岁的唯一的儿子陶桄，许配给左宗棠为婿，表明他对左宗棠才学与人品的器重。左宗棠正是在这里开始接触军国大事，开始了解夷人的船坚炮利与世界大势。野心也开始膨胀了，他将自己的命运与朝廷的命运连在一起了。　　当然仅仅夸夸其谈并不能证明什么，真正的才干是要在实际中锻炼出来、显现出来的，可是如果你没有名声，谁又给你机会去历练呢？　　（三）活既要干得漂亮，还要干净。　　左宗棠终于找到了雇主，一肚子才华可以卖给帝王家了。拿了俸禄，自然要干活。那时的大清已经是内外交困了，当官的活儿也格外地多。　　咸丰年间，闹起了长毛，老左到湖南巡抚骆秉章幕下，筹划抵抗太平军。他一方面要调拨军队，另一方面还要搞后勤，为此是费尽心思。当时，很多人为了搞军费，采取了种种手段，加税、滥印钞票，想尽了辙儿。而左宗棠没这么损，主要采取革除弊政、开源节流的科学方法，支撑了军费的大量支出。　　他还改革了税法。以前湖南征税体制很乱，浮收滥取、居中盘剥，百姓苦得很。老左就制定了统一的标准，规定：每石纳银一两三钱外，加纳一倍作军费，再加纳四钱充县政费用，以前的其他加派一律废除。这样每石纳银不过三两，全省岁赋增加，但百姓负担减少。　　1856年，因接济曾国藩部军饷以夺取被太平军所占武昌之功，命以兵部郎中，算部委司局级干部了。1860年，太平军攻破江南大营后，随同钦差大臣、两江总督曾国藩襄办军务。曾在湖南招募5000人，组成“楚军”，赴江西、安徽与太平军作战。1861年太平军攻克杭州后，由曾国藩疏荐任浙江巡抚，督办军务。同治元年（1862年），组成中法混合军，称“常捷军”，并扩充中英混合军，先后攻陷金华、绍兴等地，升闽浙总督。1864年3月攻陷杭州，控制浙江全境。论功，封一等恪靖伯。　　可见他是一个很有办法的人，活干得漂亮又干净。给大清这样的政府办事，这点格外重要。梁家辉在电影《黑金》中演了黑帮大哥，有句台词很彪悍：“政府拿我们这些黑社会当尿盆，想用的时候就好话好说，用完就嫌你脏，必要时就扔了你。”左宗棠永远不会吃这种亏。　　（四）心照不宣的驭主术　　很久以来，曾左交恶就成了晚清的一段谁也说不清的“公案”。　　按理说他们就算成不了好朋友，也不至于弄到形同水火的地步。曾左二人是湖南同乡，当年曾国藩在湖南办湘军时，便和左宗棠有了交往。曾国藩后来在太平天国的场子中发达起来，督两江，领四省，旗下幕僚更是人才济济，一时出现了“天下提镇无不出于曾帅”的传言，人气那是相当地旺。左宗棠虽未进士及第，但凭着自己在骆秉章那儿几年“代省长”的出色工作，此时已名满天下。自古英雄惺惺相惜，曾国藩军中自然不能漏掉了像左宗棠这样的人才，左宗棠于咸丰九年遭人陷害后虽然大难不死，但是深感官场险恶，忧心忡忡便决定暂且引退。于咸丰九年十二月二十日（1860年1月12日）离开湖南巡抚衙门，结束了他长达八年的幕府生涯。第二年闰三月二十七日（5月17日）由英山抵达宿松。　　这时，胡林翼进驻英山，曾国藩扎营宿松，正准备全面进攻太平军在安徽太湖、潜山的据点。接下来的事情就很自然了。左宗棠拜见了曾国藩，便留其幕中。不久，曾国藩奉到咸丰帝的寄谕，特询：“左宗棠熟习湖南形势，战胜攻取，调度有方……应否令左宗棠仍在湖南襄办团练事，抑或调赴该侍郎军营，俾得尽其所长，以收得人之效。”曾国藩与左宗棠虽然性情、脾气并不相投，但交情颇重，对左宗棠身被诬陷十分同情，只因他贯于明哲保身，为人小心谨慎，一直未出面说情。这时，见“天心大转”，便立即回奏：左宗棠“刚明耐苦，晓畅兵机，当此需才孔亟之时，无论何项差使，惟求明降谕旨，俾得安心任事，必能感激图报，有裨时局”。　　大佬就是大佬，面子那是相当地大。很快，朝廷即发下谕旨，授予左宗棠四品卿衔，帮助曾国藩办理军务。这算是左宗棠正式入仕，开始他的事业，虽然发达较晚，但是左宗棠总算是跟对了人。曾国藩这个人，过于小心谨慎，因此雪中送炭不敢，但是他却非常乐意于锦上添花，帮助其幕僚成功。如果说当左宗棠被人陷害时曾国藩不敢援救有私心，那么当左宗棠投靠曾国藩后，曾国藩却是竭尽全力为其创造机会助其成功，可见此时对左宗棠已是毫无私心。当时清政府有意调左宗棠前往四川督办军务，曾国藩认为左宗棠是独当一面的帅才，如果去四川，只能是寄人篱下，和他当时在湖南没什么区别，于是曾国藩婉言谢绝了清廷的谕旨。而攻克安庆以后，湘军完成了对南京的包围，终于腾出手来解决浙江问题了。而派谁去呢？这是一个问题。曾国藩再一次想到了左宗棠。曾国藩认为，左宗棠平时用兵取势甚远，审机甚微，可挑大梁，不可久居人下，埋没人才。曾国藩不但把驻扎在赣浙边界的湘军统归左宗棠节制，而且给了他向皇帝的专奏权和征收厘金权。从此，左宗棠终于自立门户，拥有了进一步发挥自己才干的天地，踏入“封疆大吏”的行列。读者可以想象，如果曾国藩真是伪君子，真有私心，他大可以把左宗棠留在幕府中“雪藏”起来，让其有苦难言。　　然而性格决定命运，性格上的巨大差异使得两人表面和善私下充满了矛盾的暗礁。曾国藩讲究个人修养，是个理学家，平时不用说，处处显得很“面”。而左宗棠个性刚直果断，慷慨激昂，是非分明，疾恶如仇。左喜欢快刀斩乱麻，曾喜欢慢工出细活，因此两人经常锣不对鼓，板不合腔。左宗棠多次进京赶考却未及第，因此始终特别敏感，稍被人怠慢或过分谦让，都可引起激烈的反应，而且言词辛辣，甚至狠毒。有一次曾国藩在给左宗棠的信札中，出于谦让，用了“右仰”这样的客套话，左宗棠很是不快，说道：“他写了‘右仰’，难道要我‘左俯’不成！”曾国藩曾作一语调侃左宗棠：“季子敢鸣高，与予意见大相左。”将左宗棠的姓（左）和字（季高）都嵌入进去，寓庄于谐，既切事，又达意，略无雕琢，浑然天成。左宗棠却受不了这一“恶补”，甚至有点恼羞成怒，便决意在气势上凌轹对方，因而打出一记刚猛的重拳：“藩臣徒误国，问他经济有何曾？”也将曾国藩的姓（曾）和名（国藩）嵌入首尾。二语合璧，恰成一副绝对。虽然对得工整，但是言语却显恶毒。天长日久，嫌隙渐生。　　如果说这些都是日常的小矛盾的话，那么天京城被攻克后，两人就洪秀全的继承者幼主洪天贵福是否已死的问题，向朝廷打起的笔墨官司，就是二人从此产生了天大矛盾的根源。　　天京攻陷后，曾国藩听信众将所言，认定洪秀全之子洪天贵福已死于乱军之中，江南匪焰将熄，于是向朝廷奏报克复金陵，所有悍贼被一网打尽，并特别指出，城破后，伪幼主积薪于宫中，举火自焚。　　不想左宗棠也密上一折，称据金陵逃出难民供出伪幼主洪天贵福于同治六月二十一日由东坝逃至广德，被太平军将领黄文金迎入湖州府城，想借伪幼主名号，召集太平军余众。清政府看到左宗棠奏报后，对曾国藩大为不满。曾国藩平生自认为以诚信为本，假如按左宗棠所言，则无异于欺君罔上。于是曾国藩上折反驳左宗棠，称洪天贵福可能已死而黄文金为纠合太平军余众伪称尚存，这是古来常有之事等。言外之意，左宗棠虚张声势，有邀功请赏之嫌。左宗棠看到此奏后，具疏自辩，洋洋数千言，辞气激愤，指斥曾国藩有欺君之嫌。这下事情可就闹大了，于是两人一时之间你来我往，大打口水战。至此曾左二人的关系彻底破裂，十几年的交情付诸东流。　　但同为一代名臣，始终不因个人恩怨而在公务上掣肘对方。曾国藩为左宗棠西征筹饷，始终不遗余力，而且推荐自己最得力的湘军将领刘松山随之西征，左宗棠在陕甘新疆建功立业皆赖此军。当时，有人从西北考察归来，与曾国藩谈及左宗棠治军施政，事事处处雷厉风行，卓见成效。曾国藩由衷佩服，击案说：“当今西陲的重任，倘若左君一旦卸脱，不仅我难以为继，就算是起胡文忠（胡林翼）于九原，恐怕也接不起这副担子，你说是朝端无两，我认为是天下第一！”左宗棠平定新疆后，清廷拟封左宗棠一等公爵。　　然而慈禧太后大耍手腕，说曾国藩克复金陵，仅获封侯，而左在新疆建立功业所依靠的将领刘松山和湘军又是曾国藩所派遣的，于是只封左宗棠一等恪靖伯晋二等侯，以示稍亚于曾国藩。此举不异于在两人脆弱的关系上再砍上一刀。所以左宗棠在晚年，逢人便骂曾国藩，经常是喋喋不休。然而名臣毕竟是名臣，当曾国藩离世时，人们纷纷猜测左宗棠可能不会致祭，然而左宗棠却送来了他的挽联：“知人之明，谋国之忠，自愧不如元辅；同心若金，攻错若石，相欺无负平生。”这是左宗棠对曾国藩和他们两个关系由衷的评价。左宗棠的挽联使我们重新看到了其自身人格的完满，或者，他和曾国藩交恶是两个人共同演出的一段双簧，目的就是让清政府放心，如果真是这样，那真不知道该谁悲哀了。　　（五）永不言败的战争之王　　当然，镇压太平天国算不上什么功绩，如果算，那也比不上曾国藩。左宗棠一生对中华民族，甚至对自己，最大的贡献就是收复新疆。在晚清名臣皆是“内战内行，外战外行”的情况下，他率军抵抗外敌，收复新疆，为晚清腐败政治中唯一的亮点，也为中国保住了一百几十万平方公里的国土。因此，梁启超先生说左宗棠为“五百年来第一伟人”！这也是左宗棠至今仍享有的崇高威望，为后人缅怀的主要原因。谁能保我疆土，惟有左大将军！　　同治年间，浩罕国将领阿古柏趁清政府无暇外顾之机，侵占新疆。沙俄趁火打劫，于1871年（同治十年）侵占伊犁，并向准噶尔盆地渗透。但是当时东南沿海防务也十分紧张，清政府不像现在的美帝，拥有同时打赢两场局部战争的能力，必须在“海防”与“塞防”之间作出优先抉择，于是一场“塞防”与“海防”之争就此掀起。　　极端的和平主义者李鸿章认为：“新疆乃化外之地，茫茫沙漠，赤地千里，土地瘠薄，人烟稀少。乾隆年间平定新疆，倾全国之力，徒然收数千里旷地，增加千百万开支，实在得不偿失。依臣看，新疆不复，与肢体之元气无伤，收回伊犁，更是不如不收回为好。”而左宗棠则不同意李鸿章的“新疆贫瘠论”，他认为：“天山南北两路粮产丰富，瓜果累累，牛羊遍野，牧马成群。煤、铁、金、银、玉石藏量极为丰富。所谓千里荒漠，实为聚宝之盆。”而且从战略意义上考虑：“我朝定鼎燕都，蒙部环卫北方，百数十年无烽燧之警……是故重新疆者所以保蒙古，保蒙古者所以卫京师。……若新疆不固，则蒙部不安，匪特陕、甘、山西各边时虞侵轶，防不胜防，即直北关山，亦将无晏眠之日。而况今之与昔，事势攸殊。俄人拓境日广，由西向东万余里，与我北境相连，仅中段有蒙部为之遮阂。徙薪宜远，曲突宜先，尤不可不豫为绸缪者也。”面对举棋不定的清廷，左宗棠慷慨陈词，把收复新疆提到保障国家安全的高度，坚决主张打击沙俄气焰：“若此时即拟停兵节饷，自撤藩篱，则我退寸，而寇进尺。”　　终于，害怕失去国土、背上历史骂名的清政府决定与俄国人赌上一把，毕竟是在自己的国土上，胜算还是大点。1875年，朝廷正式任命左宗棠为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这一次，清政府是豁出去了，面对经费不足，皇帝甚至御批道：“宗棠乃社稷大臣，此次西征以国事而自任，只要边地安宁，朝廷何惜千万金，可从国库拨款五百万，并敕令允其自借外国债五百万。”可见什么时候都是软的怕硬的，硬的怕横的，横的怕不要命的。清廷这一次不要命了，北极熊还不是乖乖服软，可见事在人为。　　左宗棠是幸运的，如果说这是一场事关国运的赌博，他代表中国把宝押在了自己最拿手的事物上面，不像翁同龢，两次在关系国家命运的关口把宝押在自己一点也不擅长的赌法上，结果给自己和国家带来灾难和羞辱。左宗棠不是“躺在安乐椅上的战略家”，他是一位具有丰富战争经验的军事家，面对当时的实际情况，左宗棠决定采用“缓进速决”的战略战策。其实这也是无可奈何的办法。所谓“缓进”就是要用一年半的时间筹措军饷，积草屯粮，调集军队，操练将士，作好充分的准备。因为新疆偏远辽阔，作战物资补给十分困难，因此必须有充足的时间作好后勤保障准备，而且面对艰苦的条件，必须对部队进行整编，不愿去的可以发路费回家，以确保出塞之师的斗志和士气。　　《左宗棠平西战图之一》所谓“速决”，实在是因为空虚的帝国无法承受长时间的战争，否则将为战争所累。当然，并非你想速决就能速决的，充分的准备、周密的计划和正确的指挥是关键。在这些细节上，左宗棠是相当有经验的，他甚至从一个军人，一匹军马，每日所需的粮食草料入手，推算出全军八万人马一年半时间所需的用度。然后，再以一百斤粮运输一百里，估算出全程的运费和消耗。甚至连用毛驴、骆驼驮运，还是用车辆运输，哪种办法节省开支也做了比较。经过周密计划，估算出全部军费开支共需白银八百万两。细节决定成败。从这点来看，左宗棠必定成功。　　《左宗棠平西战图之二》任何一位有实战经验的将军都不会忽视武器的力量，毕竟将军们的专职就是打仗，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政治手腕还是留给政客们去发挥。为了对付阿古柏匪徒的洋枪洋炮，左宗棠从广州、浙江调来专家和熟练工人，在兰州造出大量先进武器，还仿造了德国的螺丝炮和后膛七响枪，改造了中国的劈山炮和广东无壳抬枪。经过一段时间扩充军备，已有了一批威力较强的轻重武器。可以说这时左宗棠的部队已经是接近近代军队了，火器占的比重相当大。　　兵马未动，粮草先行。西域幅员辽阔，交通不便，军粮运输非常困难，正是因为这场战争将是“拼经济”“拼后勤”的战争，左宗棠才要求精简部队，速战速决，而且对军粮运输非常关注。他开辟了三条运输军粮的线路：一是从甘肃河西采购军粮，出嘉峪关，过玉门，运至新疆的哈密；二是由包头、归化经蒙古草原运至新疆巴里坤或古城（今奇台）；三是从宁夏经蒙古草原运至巴里坤。此外，左宗棠事先命西征军前锋部队驻军哈密并兴修水利、屯田积谷。但是哈密水渠年久失修，渗水严重，而且是砂土地，需用毡毯铺底。左宗棠得知消息后说：“开屯之要，首在水利。毡条万具，既所必需，文到之日，即交宁夏、河湟各郡并力购造。”经过努力，屯田积粮成绩巨大，1876年一年就收获粮食五千一百六十余石，基本上可以解决该部半年军粮所需。　　万事俱备，只等开战。1876年4月，左宗棠从甘肃省城兰州移驻肃州。时已入新疆的张曜部屯哈密，金顺部屯巴里坤、古城一带。根据既定方针，左宗棠令刘锦棠率所部湘军分批出嘉峪关，经哈密前往巴里坤，会合金顺所部先取北路；命张曜部固守哈密，防敌由吐鲁番东犯。阿古柏得悉清军西进，即由阿克苏赶至托克逊部署防御：以白彦虎等率部分兵力防守乌鲁木齐等北疆要地，阻击清军；以一部兵力防守胜金台、辟展一线；主力2万余人分守达坂、吐鲁番、托克逊，成犄角之势。1876年8月上旬，刘锦棠、金顺二部清军从阜康出发，采取声东击西的战法，避开供水困难的大道，走虽然敌人严密防守但水源充足的小道，出敌意外地迫近乌鲁木齐北面重地古牧地。扫清敌外围据点后，用大炮轰塌城墙，17日从缺口冲入城内，一举歼敌5000余人，并乘胜于18日收复乌鲁木齐。白彦虎、马人得等仓皇南逃。尔后，左宗棠命刘锦部驻守乌鲁木齐，防止阿古柏军北犯，并继续清剿山中残敌；命金顺挥军西进。昌吉、呼图壁及玛纳斯北城之敌闻风溃逃。9月初，金顺部开始攻玛纳斯南城，月余不克。后刘锦棠、伊犁将军荣全先后增援会攻，于11月6日占领该城。至此，天山北路为阿古柏军占领之地全部收复。时临冬季，大雪封山，刘锦棠等就地筹粮整军，以待来年进军南疆。　　第二年他们乘胜追击！4月，左宗棠指挥清军三路并进：刘锦棠部自乌鲁木齐南下攻达坂；张曜部自哈密西进；刘锦棠部奇袭包围达坂，19日破城，毙俘敌3000余人。随即分兵一部助攻吐鲁番，主力直捣托克逊，迫守敌海古拉于4月下旬弃城西逃。与此同时，张、徐二部清军连克辟展、胜金台等地，吐鲁番守敌白彦虎望风西窜，马人得率部投降。至此，南疆门户洞开。阿古柏见大势已去，5月下旬于库尔勒气急暴病而死。海古拉携其父尸西遁，由白彦虎防守库尔勒等地。阿古柏长子伯克?胡里在库车杀其弟海古拉，后于喀什噶尔称王，企图在英俄庇护下负隅顽抗。是年秋，左宗棠决心尽复南疆，遂以刘锦棠部为“主战”之军，以张曜部为“且战且防”之军，相继长驱西进。南疆各族人民久受阿古柏的荼毒，纷纷拿起武器配合清军作战。10月，刘锦棠部以破竹之势，驰骋2000余里，收复喀喇沙尔、库车、阿克苏、乌什等南疆东四城。西四城叶尔羌、英吉沙尔、和阗、喀什噶尔之敌益形孤立，内部分崩离析，已降敌的前喀什噶尔守备何步云亦乘机反正。刘锦棠闻讯，立即挥军分路前进，于12月中下旬连克喀什噶尔、叶尔羌、英吉沙尔。白彦虎等率残部逃入俄境。1878年1月2日，清军攻克和阗。至此，整个新疆除沙俄侵占的伊犁地区外，全部收复。　　然而，左宗棠的脚步并没有就此停止，他的心思转到了如何保证新疆的长治久安上面。在收复失地过程中，左宗棠就设立善后局，重建地方秩序，医治战争创伤，发展生产，恢复经济。各地善后局在安置难民、招民垦荒时，一方面招抚当地流散人员，给予土地耕种，另一方面招募内地人民，收留清军中老弱士卒，鼓励地方军队中有妻室者解甲归田。务农人员的增加和内地先进农业技术的传播，给新疆各地恢复和发展生产带来了活力。大规模发展生产，必须全面整治水利。左宗棠始终把“兴修水利以除民患”，列入“最为切要之务”。新疆各地全面整修旧有渠道灌溉系统，清理淤毁河道，同时还兴建了不少新的水利工程。荒地开垦为良田，戈壁变成了绿洲，新疆各族人民过上了安居乐业的太平生活。这些举措为稳定局势、恢复经济发挥了作用。但这毕竟是临时性和局部性的成果。要在各地实施行政管理职能，建立有效的统治，就必须对新疆前景做出通盘筹划。正因为此，左宗棠才一再提出要在新疆建立行省制度的主张。他说：“为划久安长治之策，纾朝廷西顾之忧，则设行省、改郡县，事有不容己者。”　　（六）缺点改不掉，就让大家认同　　按照清代相沿而成的惯例，汉员须具备进士出身，才能入阁为相，左宗棠只是举人资格，却被超擢为军机大臣，可谓奇数和异数，因此李鸿章称他为“破天荒相公”。　　没有那金刚钻，也不敢揽那瓷器活儿，这“破天荒相公”可不是随便就说说的。咸丰二年（1852年），太平军从广西入湘，长沙危急，左宗棠应湖南巡抚张亮基的力邀，来到巡抚衙门参赞军事。因他守城有方，太平军围攻长沙三月不下，只好撤围下岳州而去。张亮基因此升任湖广总督，左宗棠一直相随。不久，张亮基又调至山东，遭满人胜保所妒被罢官，左宗棠返回湘阴继续过着他半耕半读的悠闲日子。　　遭遇了这次挫折后，左宗棠深感宦路艰难，良木难择，一头埋进了书籍与田园之中，决意不再贸然出山了。继任的湖南巡抚骆秉章早闻左宗棠大名，多次派人送信请出入幕府，他执意不从。骆秉章于心不甘，便想出一条锦囊妙计。一天，陶桄（左宗棠的女婿）的公馆里来了个官差打扮的人，手持一张大红请柬，陶桄接过请柬一看，原来是骆中丞请他去做客，陶桄不知是计，即同来人前往。一进巡抚衙门，骆秉章命人好茶好饭细心伺侯，每日里陪他到后花园看看景，聊聊天，就是不放他回家，暗地里故意派人在外面散布消息，长沙城里一时沸沸扬扬，都说骆巡抚将左宗棠的姑爷扣为人质，逼他赞助巨额军饷，如果不如数交出银子，还要皮肉受苦，左宗棠闻讯大怒，岂有此理，堂堂的陶家公子、左家姑爷居然成为勒索的对象！　　左宗棠气冲冲地闯到巡抚衙门，骆秉章一见左宗棠果然前来，哈哈大笑，急忙“倒履相迎”。左宗棠知道原委后，哭笑不得，感于骆秉章的诚意，遂答应全力辅佐，从此在骆的幕府里一待就是六年。六年里，骆秉章待左宗棠如心腹，倚左宗棠如股肱，话无所不允，计无所不纳。对于这个“代理省长”的职位，左宗棠是当仁不让，既然你骆巡抚敢放权，我就敢放开手干，各色人事，该撤的撤，该裁的裁，该清盘的清盘，该登账的登账，无不敢作敢为。他代巡抚大人草拟奏章，写好了，也不管夜深四更，风冷霜重，硬是去把饱享齐人之福的骆巡抚从小老婆暖暖和和的床上“揪”起来，让他奇文共欣赏。妙就妙在后者不但不生气，还拍案叫绝，跟着起哄，又搬出半坛美酒，与左宗棠一醉方休。骆秉章乐得当个甩手掌柜，事无巨细，均委托给这位铁笔师爷，任由他全权定夺。左宗棠弄权过瘾之余，还要嘲弄自己的老板，说什么“公犹傀儡，无线以牵之，何能动耳”？够损的了，骆老板却一笑置之。左骆这对绝妙组合真是法力无边，不久湖南就内清四境，将石达开逼出湖南；外援五省，为在鄂、赣、皖等省前线作战的军队调拨粮饷、军械、船只，仅在咸丰六年至八年的时间里，就替当时正在江西作战的湘军解送饷银达290多万两，也正因如此，左宗棠政绩日隆，声名鹊起。特别在曾国藩靖港兵败欲投水自尽时，他晓之以理动之以情，连劝带骂，使曾国藩幡然自悟，于逆境中再度奋起，俨然成了曾国藩和湘军的救命恩人。　　左宗棠经常以诸葛亮自居，与人写信，不署自家姓名，只署“老亮”，有着很严重的“老亮”情节。咸丰四年（1854年），曾国藩克复岳阳，因左宗棠参赞军事有功，打算为他请赏弄个知府当当。老左听到后，立马谢绝。他原来是干“代省长”的，你曾国藩给他谋知府当，那不是存心恶心他吗？他后来给朋友写信，说出了自己的看法：“……惟督抚握一省之权，殊可展布，此又非一蹴而能得者。以蓝顶尊武侯而夺其纶巾，以花翎尊武侯而褫其羽扇，既不当武侯之意，而令此武侯为世讪笑，进退均无所可。……若真以蓝顶加于纶巾之上者，吾当披发入山，誓不复出矣！”意思就是说怕当这个知府辱没了武侯的名声，开始公然已武侯自居了。有一回，他与人聊天，说起料敌如神，便自吹自擂说自己能够“决胜千里之外”，又开始自比“老亮”了。与他聊天的那个人非常聪明，连忙说：“此‘诸葛’之所以为‘亮’也。”这一下可挠到了痒处，老左顿时眉飞色舞，开心异常。谁知老左不知见好就收，又谈及近代自比为孔明的人很多，意思就是说别人都是冒牌的，就数他最名副其实了。与他聊天的人看不下去了，又当即给了他一个苦头：“此‘葛亮’之所以为‘诸’也。”老左听着话中有刺，顿时气得涨红了脸，却也无可奈何。　　曾国藩、李鸿章走的是传统的科举之路，这是自隋唐以来读书人所走的一条艰难而曲折的道路。虽然艰难曲折，却是世人眼中的“正途”，而左宗棠三次会试，不第，干脆放弃这条“学而优则仕”之路，不再读那些繁琐无用、空谈心性的四书五经，不效仿那些下笔虽有千言而胸中实无一策的儒生，改读《天下郡国利病书》等历史地理兵书，这倒为他以后带兵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不过，会试不第的阴影始终伴随着他，如果有人来见他，递的名片上写着什么“进士”头衔，他很可能要晾你半天，如果名片上写的是“秀才”或“举人”，他不但会优先考虑接见，还有可能乐呵呵地冲过来与你握手。传说左宗棠由闽浙总督移任陕甘总督，途中路过江西九江，府县官员照例前来谒见。这些人均为进士科班出身，老左难以找到共同语言，惟有九江同知王某“学历”不高。因此对他另眼相看，留下单独叙话。聊得兴起，老左问王某：“你说是进士好，还是举人好？”王某知道左总督也只是个举人出身，于是朗声回答道：“当然是举人好哇！”果然老左一听乐了，便问对方何以见得。王某说：“中进士后，要是作翰林，须致力于诗赋小楷；作部曹知县，也各有公务缠人，无暇专心修治实学。举人却可以用志不纷，最宜于讲求经济。而且，屡次入京赴考，饱览名山大川，足以恢弘志气；遍历郡邑形胜，也足以增长见闻，所以说举人强于进士。”这家伙真是口出莲花，死的也能讲成活的。老左对他的回答非常满意，王某走后，依然赞不绝口，称九江官员中王某品学最优。大家以为王某有什么特别的操行受到他的激赏，随后才知道是“同病相怜”的缘故，立刻口传为趣谈。　　左宗棠在家里排名老三，浑名叫“左三矮子”，年长后，家乡人就喊他“左三爹爹”。有一年，与他一起在东山白水洞居住过的几个老乡写信给左宗棠，说要到兰州去看看他，当时正在兰州任陕甘总督的左宗棠非常高兴，给他们寄去了路费。几个老乡来到兰州后，左宗棠只要有空就陪他们喝老酒扯闲天，畅谈在东山耕作的往事。一日晚饭后，左宗棠摇着把大蒲扇，挺着个大肚子，笑眯眯地问老乡们：“你们说现在的左三爹爹和原来的左三爹爹有没有两样？”老乡们摇摇头说：“没两样，没两样，还像过去一样和和气气、壮壮实实。”有个老乡盯着左宗棠的肚皮看了半天，抓了抓耳朵说：“就是肚子比原来大多了。”左宗棠用蒲扇拍着大肚皮哈哈大笑：“你们知道这里都装了些什么？”老乡们羡慕地说：“装的都是鸡鸭鱼肉海参燕窝吧？”左宗棠摇摇头：“不对不对，装的是绝大经纶。”老乡一听惊奇得全都瞪直了眼睛：“啊？这个金轮得值多少银子啊？你把它吞到肚里多可惜啊。”还有一次，老左摸着自己大大的肚子又问周围的人：“你们可知道我肚子里装的是什么？”有说满腹文章的，有说满腹经纶的，有说腹藏十万甲兵的，有说腹中包罗万象的，总之，都是马屁使劲地拍。可不知怎的，一个都没拍响。这时有位原来在家乡放牛出身的小营官大声说：“将军的肚子里，装的都是马绊筋。”左宗棠一拍案桌，跳起来，夸赞他讲得太对了。这小鬼就凭一句正点的话，连升三级，可说是鸿运当头。原来湖南土话称牛吃的青草为“马绊筋”。左宗棠喜欢牛，喜欢牛能任重道远，便诡称自己是牵牛星降世。他在自家后花园里，专门凿了口大池子，左右各列石人一个，样子酷似牛郎和织女。此外，还雕了一头栩栩如生的石牛，置于一旁。　　第四章　胡林翼：几乎被忽略的强人　　胡林翼，一个吃喝嫖赌样样俱全的“问题”青年，忽然间变成了大清帝国的顶梁柱。这给我们的启示是人可以偶尔放松一下自己，但是千万不要把放松变成放纵，更不能以此为寄托，聪明的人懂得适可而止，懂得找准自己的方向。在他们准备大干一场之前，这种“荒唐”的游戏只不过是一种调剂，一些有趣的经历而已。但是这也往往需要一些天分，如果你没有，那还是稳当一点好。　　（一）从进青楼，被拘留开始　　一个穷小子，铆足了劲儿念书，终于摆脱了锄把子，这是中国古代成功人士的典型道路，不足为奇。往浪漫里说，最多是赶考前与富家千金在后花园订个终身。总之都是勤奋而纯洁的。　　但是，一个曾在青楼找过两位名妓“大姑”和“小如”相陪，临别留下两句“‘大’抵浮生若梦，‘姑’从此地销魂。‘小’住为佳，能小住且小住，‘如’何是好，要如何便如何”的纨绔子弟，突然之间“性情大变”最终成为“中兴四大名臣”之一，这就不能不令人称奇了。此人就是胡林翼。　　当胡林翼还是小胡的时候，就以风流著称。他出身有钱人家，又是独子，自小就零用钱无上限。这一点，同为四大名臣的其他三个是没法比的。胡衙内吃喝嫖赌是样样精通，并且他这些嗜好直到结了婚，仍是持之以恒的。《凌霄一士随笔》记载了一则轶事：当时，两江总督陶澍要把千金女嫁给胡林翼，家人们都反对说，那么流氓的一混混，不配我们这样的家庭。陶不听，一定要招这个女婿。好，封建大家庭嘛，大家长说了算，就嫁了。结果，新婚之夜就闹了丑闻。当时要入洞房了，却到处找不到新郎。后来还是胡衙内的马仔熟路，从酒店找到了正左拥右抱的衙内。那时，胡衙内已烂醉如泥，只得抬进洞房，凑合着结了个婚。陶夫人气得七窍生烟，大怨父亲误了女儿一生。陶澍却说：“这小子有潜力，以后能干大事，年轻时色点，算不得啥毛病。”　　《胡林翼像》有这样的岳父撑腰，胡衙内就更加有恃无恐了。倒是他的父亲胡达源看不过去，在一次花酒夜归时，胡达源将儿子一顿暴打，并甩下狠话：“你小子明年乡试要考不上，有你受的！”　　暴力和以即将实施暴力为内容的恐吓，果然奏效了。胡林翼就开始铆足了劲儿念书，第二年乡试高中，第三年又连捷中进士点翰林，时年仅25岁。可见其智商绝非寻常人能比。诸位经历过高考的都知道，有极个别同学，高一高二喝酒抽烟玩游戏机，最后一年突击一下，结果，一摇身，上了名牌大学！小胡就是这种人。　　考上了之后，小胡觉得可以伸腿休息了，就重操起吃喝嫖赌的旧业了。这时，他当上了翰林，比恶少时代有身份了，去的妓院更高级了。《花随人圣庵摭忆》里讲了这样一件趣事：有一天，胡林翼与善化籍同事周荇农一起逛妓院，正玩得高兴，外边警车响了，条子来查房了。周怕被劳教，急忙躲进厨房，冒充厨子，逃过了检查。胡则被抓了现行，弄进去了。他不敢暴露自己的公务员身份，怕通报单位，就编了假名，那时也没身份证，条子也重在创收，懒得深究，就罚款了事。小胡出来后，恨这个周同事不讲义气，就发誓再也不交善化县的朋友了。结果，胡林翼发达之后，也绝不重用善化人。　　（二）扬长避短，始能进退自如　　上一节讲的小胡，除了智商高之外，其他方面基本都不符合我们传统的道德观和价值观。　　这样的人，怎么就成事了呢？　　关键是，他有了一个重大的转变。　　真正使胡林翼大彻大悟、痛改前非的是四年后的江南乡试案。那一年，文庆任主考，他任副主考，一同主持江南乡试。不料，他们违规携带别人入闱阅试卷之事被告发。结果，文庆谪戍新疆，胡降一级左迁内阁中书。此事对胡的父亲打击很大，第二年便因郁病去世。胡林翼为此深自悔恨。父亲的去世，也使他顿觉家族的重任将压在他一人的身上。丁忧期间，他痛定思痛，反躬自省，下决心再不像过去那样荒废年月了。　　要有所作为的道理人人都明白，但知道如何做却需要眼光，不然还是一事无成。胡林翼一出手就显示了其不同凡响的见识。他深知如果靠一步一步升迁那是希望渺茫，于是他就从亲友那借了一万五千两银子捐了个知府衔，很快就被分到贵州安顺县。当时安顺土匪猖獗，一般人都视之为畏途，不愿前往，而胡林翼因为捐的钱较多，本可以自行选择其他地方任职的，但是他毅然前往，因为胡林翼根本就不想做个太平官，他要当个顶天立地的英雄，而安顺正是可以展现其才干的地方。果然，胡林翼在贵州和土匪打了六七年的交道。正是这段时间，他很好地锻炼了自己，他带兵打仗的才干，先被湖广总督看重，后又被正在湖南主办团练的曾国藩所青睐。　　综观胡林翼用兵，和曾国藩一样都是屡战屡败又屡败屡战。咸丰四年（1854年）春，胡林翼擢贵东道，率勇数百人赴湖北、湖南抗击太平军。同年五月，占领桃源，寻趋常德。迁四川按察使，调防岳州。六月，补湖北按察使。八月，奉令率勇2000人援九江。年底与罗泽南合攻湖口、梅家洲受挫。五年二月，为湖北布政使，率军回援武昌。不久败退金口。三月，署湖北巡抚，负责南岸军事。再图反扑，攻武昌月余，太平军出城夜袭金口，军溃。七月，再溃。为扭转局势，于是去南康晤曾国藩，建议对武汉采取包围形势，奏调罗泽南由江西来援。在武昌城外交战数月，互有胜负。六年正月，罗泽南中炮死。　　可以说，胡林翼的用兵并不见得比李秀成和陈玉成高明，一度还差点被陈玉成抄了老家，死无葬身之地。　　胡林翼的岳父——两江总督陶澍　　1861年2月，陈玉成攻克霍山，打开了西进的大门。然后，他率军翻越大别山，以横扫千军之势向湖北挺进，数天之内连克英山、蕲水等地。3月22日，袭破黄州府，离武昌只有200余里，骑兵转瞬即到。其时武昌城内只有清兵2000余人，胡林翼又急又气，吐血不止，哀叹自己“笨人下棋，死不顾家”！此时陈玉成如挥军直进，武汉当可一鼓而下。那么湘军后路已失，军心必乱。如回军救武汉，安庆之围可解；如不回军，陈玉成挥军夹击，湘军军械粮草来源已断，处境便很危险了。可惜的是，关键时刻，陈玉成误信了英国参赞巴夏礼的威胁，中止了向武汉的进军，使得胡林翼侥幸逃过一劫。但是胡林翼的高明在于其战略眼光非常高超。鉴于江北江南大营的师劳无功，以及历史上攻打金陵城的成功经验，他和曾国藩制定了扼控长江、锁定上游、沿江推进、步步为营的战略方针。　　于是，胡林翼治下的湖北省，便成了湘军锁定长江上游的稳固根据地和前方给养的可靠供应处。当时朝廷财政窘迫，百姓生计艰难，筹饷一直是非正规部队的湘军的头等大事，也是带勇将领们最为头痛的大事。胡林翼重用从京师下放湖北的户部小官阎敬铭，协助他整顿湖北财务。阎敬铭这个人，号称“晚清第一理财能手”。此人后来得到慈禧太后的特别赏识，官至户部尚书、协办大学士、军机大臣，执掌大清帝国的最高财权。当时，阎敬铭竭尽全力辅佐胡林翼整顿吏治，严杜贪污中饱，查禁走私，广开厘捐，使出浑身解数，终于在疮痍满目、民不聊生的状况下，为湖北藩库积攒了一笔银钱。这笔银钱的大部分，用在苦战安徽的湘军身上去了。直到打下安庆，湘军大大地捞了一把，经济形势顿时好转时，好像完成了自己的使命似的，胡氏也闭上眼睛归天了。后来曾国藩回忆说要不是胡林翼每月40万元的粮饷供应，湘军不会有后来的局面。这应该是肺腑之言。可以说，曾国藩平定太平天国之功，胡林翼至少可以占一半，可惜死得太早，未能参与后来的分功。　　（三）“二奶路线”和“夫人外交”　　为了巩固湖北作为湘军的根据地，老胡费劲心思，甚至不惜走“二奶路线”。枕头风是世界上最强大的风。老胡当湖北巡抚时，手握重兵，权倾一时。心胸狭隘又多疑的小朝廷睡不着觉，怕他造反，就“掺沙子”，派一个叫官文的大臣去监视他。来者不善，有头脑的人都替老胡担忧。　　没想到，官文去了没几天，就成了老胡的哥们。老胡说啥就是啥，巨配合。这是为什么呢？　　原来，老胡通过“二奶路线”实现了“统一战线”。经过是这样的，官文有个可爱的小情人，快过生日啦。按照当时的规矩，小情人属于贱人，要是开party，大家够戗会来。于是，官文情急之下，就对同事们撒谎说是自己老婆过生日。结果，大家屁颠屁颠地来了。这种馅当然会漏了，大家纷纷要离席，个别脾气大的还骂骂咧咧的。可想而知，官文是多么地无地自容了。　　这时，老胡来了。一进门就大声嚷嚷：“表示祝贺啊，生日快乐啊。”大家都以为他还不知道真相，就想通过他的秘书提醒他。他秘书却说：“俺家领导早就知道了。”大家一看全省最高行政长官都不在乎，自然也得纷纷表示一致。于是，晚会开得圆满成功。可想而知，官文是多么地感激老胡啊！混官场的，就好个面子，老胡这么照顾自己的面子，官文还好意思监督他吗？　　此后，老胡又跟进投资，展开“夫人外交”。让自己老婆时不时地找官文的小情人玩，搓几圈麻将，逛逛商场什么的。渐渐地还请到家里做客。官文的小情人念过几天书，搁旧社会算有文化的女人，老胡的妈是名门出身，也比较“知性”，两人很谈得来，就干脆认当义女。　　这下，老胡夫妇就成了小情人的兄嫂了，关系是相当地近乎了。中国人做事，就讲个关系。关系好，原则算个俅；关系不好，俅也是原则。　　既然成一家人了，老胡就可以随心所欲地通过“妹妹”向官文展开“枕头风”攻势了。小情人就天天勾着官文的脖子发嗲，说：“胡大哥啥都懂，你就别瞎操心了。”官文就好好好地应承着，早把小朝廷眼巴巴的期望抛床底下了。从此，湖北的一切事，大大小小全归老胡“一言堂”了。　　老胡有个大美德，也是大聪明，就是有好处大家分，不吃独食。平时有了好处，总少不了官文的，请功时则把官文的名字写在第一位。还有啥说的，躺在家里好处都会往下掉，何乐而不为呢？这样，官文当了甩手掌柜，老胡就放开手脚大干起来，积极整顿吏治，增加厘金税收，革除田赋积弊，剿灭盗贼，募勇练兵，湖北大治。　　读到这里，我们不禁深深地为行为能力超强的老胡感叹一句：“这家伙，太会办事了。”　　一本正经的《清史稿》，当然是不好记胡林翼“拜寿释兵权”这种“轶事”的，但也算记录得比较客观：“林翼威望日起，官文自知不及，思假以为重，林翼益推诚相结纳，于是吏治、财政、军事悉听林翼主持，官文画诺而已。不数年，足食足兵，东南大局，隐然以湖北为之枢。”因此曾国藩赞扬他“舍己从人，大贤之量；推心置腹，群彦所归”。　　（四）胡林翼的绝学精要　　胡林翼也是个地道的经世致用之人，但是他比李鸿章高明，李鸿章过于狡猾，因此经世致用也就成了“痞子腔”，而胡林翼怀的是“血性之心”，他是个高智商大手腕的实在人。一些人，是从一亩二分地里找银子的；另一些人，是从大脑里找财富的。胡林翼，无疑是后者。　　《胡文忠公遗集》　　这个人很牛。他的牛，不是体现在一时一事，而是全方位的牛，系统化的牛。如今的部分领导和所谓的管理者，一讲话必定要将以下四点：一是属下或员工素质低，难以管理；二是自己责任重，压力太大，三是薪水低，积极性不高；四是事务杂，难以集中精力思考“战略”问题。至于自身的素质高不高，能不能当个合格的领导，那就不说了。也难怪，谁会怀疑自己的智商低呢？对于“将材”，也就是现在所谓的“管理者”或“经理人”，应该具备的基本素质，我们的胡先生有着独到的见解。　　在《曾胡治兵语录》第一章《将材》里面，他说：“带兵之人，第一要才堪治民；第二要不怕死；第三要不汲汲名利；第四要耐受辛苦。”这很在理，为什么呢？你作为一个领导，如果不能“才堪治民”，那就不是一个合格的领导。属下都这么听话，都这么一致，那还要你干吗？换个傻子来也可以嘛。“不怕死，则临阵当先，士卒乃可效命。”“为名利而出者，保举稍迟则怨，稍不如意则怨；与同辈争薪水，与士卒争毫厘。故又次之。”常理上说，趋利避害是人的本性，但是作为一个管理者，有时候却偏偏要趋害避利，为什么？因为你要领导别人，你要别人为你卖命，那你就必须有所付出，如果遇到点好处就去争，遇到责任就闪人，久而久之公信力全无，人心涣散，那还怎么领导？“身体羸弱者，过劳则病；精神短乏者，久用则散。故又次之。”这说得就很实在，作为一个管理者，面临的事情本来就比较杂，承受的压力本来就比常人要大，如果没有健康的身体，怎么能“为祖国工作五十年”？　　胡林翼是个非常理性的人，对于历史上那些个“高、大、全”的形象，他是不信的。在《曾胡治兵语录》第二章《用人》里面，他明确地表达了自己对这种无所不能的“人才”现象的怀疑。他说：“窃疑古人论将，神明变幻不可方物，几于百长并集，一短难容。恐亦史册追崇之词，初非预定之品。要以衡材不拘一格，论事不求苛细。无因寸朽而弃连抱，无施数罟以失巨鳞。斯先哲之恒言，虽愚蒙而可勉。”他认为“人材以陶冶而成，不可眼孔太高，动谓无人可用”，明确提出了一个人要成才，必须给他机会锻炼，只有不断经受磨炼，才能最终成材。曾胡带兵打仗，屡败屡战，越战越勇，最终打败洪氏集团，取得巨大成功，应该是这个指导思想的最好注释。　　有意思的是《曾胡治兵语录》还对当时的“人才”现状进行了解释：“大抵人才约有两种，一种官气较多，一种乡气较多。官气多者，好讲资格，好问样子，办事无惊世骇俗之象，言语无此妨彼碍之弊。其失也，奄奄无气，凡遇一事，但凭书办家人之口说出，凭文书写出，不能身到、心到、口到、眼到，尤不能苦下身段去事上体察一番。乡气多者，好逞才能，好出新样，行事则知己不知人，言语则顾前不顾后。其失也，一事未成，物议先腾。两者之失，厥咎惟均。人非大贤，亦断难出此两失之外。吾欲以劳、苦、忍、辱四字教人，故且戒官气，而姑用乡气之人。必取遇事体察，身到、心到、口到、眼到者。”　　“赵广汉好用新进少年，刘晏好用士人理财，窃愿师之。”大清国的人才们官气太重，因此我们的曾先生、胡先生只好启用“乡气”中的淳朴之人，果然“土人”们威力无穷，立下汗马功劳。然而打败洪氏集团后，这些“土人”变成了“官人”，也变得“官气”十足，暮气沉沉，在与列强的战争中一触即溃，可能是胡所始料不及的。“官气”与“乡气”并非天生，未做官时“乡气”重，那是因为一无所有，因此敢打敢拼；做官之后，身家性命、荣华富贵是第一考虑，自然“乡气”全无，“官气”十足了。所以说这个“气”那个“气”，这个“风”那个“风”，纯是制度使然，跟心性没多大关系。蔡锷先生说：“窃谓人才随风气为转移，居上位者，有转移风气之责，因势而利导，对病而下药，风气虽败劣，自有挽回之一日。今日吾国社会风气败坏极矣，因而感染至于军队。以故人才消乏，不能举练兵之实绩。颓波浩浩，不知所届。惟在多数同心同德之君子，相与提挚维系，激荡挑拨，障狂澜使西倒，俾善者日趋于善，不善者亦潜移默化，则人皆可用矣。”可能也只能算是个良好的愿望罢了。回望历史，“正气”之领导倒是出了一拨又一拨，可是这风气却是一天不如一天。所以说靠“居上位”者自身正来正风气，想想可以，却当不得真。对于要把这些个弄得跟真的似的政客们的表演，除非我们能够自由地把他们拉下来，否则应该赶紧闪人，该干嘛干嘛，以免上当受骗。　　“诚实”是我们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的事情。一件事情要如此强调，那一定是还有问题，否则为什么没有人天天讲他是个人呢？因为这个大家都知道，可惜讲这么多，“诚实”还是个稀有物种，以致于媒体碰到后还要大肆宣传一番。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呢？蔡锷先生说得好，“人性本善，何乐于伪？惟以非伪不足以自存，不得不趋于伪之一途。”对此我们的胡先生痛心地说：“吾辈不必世故太深，天下惟世故深误国事耳。一部《水浒》，教坏天下强有力而思不逞之民；一部《红楼》，教坏天下堂官、掌印司官、督抚、司道、首府及一切红人。专意揣摩迎合，吃醋捣鬼，当痛除此习，独行其志。阴阳怕懵懂，不必计及一切。”看来我们的胡先生还是个意识形态方面的高手，看出了《水浒》有“逞暴民”，《红楼梦》有“养奸人”的巨大“负面”影响。不知道当年湖北有没有将此两本书列为禁书，如此大清国的文字冤案又要加一个了。不过胡先生本身就是个厚道人，因此他对“诚实”的追求让人无话可说。他认为“挟智术以用世，殊不知世间并无愚人”，意思就是说不要耍小聪明，别人又不是傻子，还是老老实实地以诚待人吧。“欺一事不能欺诸事，欺一时不能欺之后时”，活脱脱是“你可以在一定的时间欺骗所有的人，你也可以在所有的时间欺骗一定的人，但是你不能在所有的时间欺骗所有的人”的中文版本，可见中外聪明之人心性都是相通的。“众无大小，推诚相与。咨之以谋，而观其识；告之以祸，而观其勇；临之以利，而观其廉；期之以事，而观其信；知人任人，不外是矣。”这是胡先生的人力资源哲学，同样值得我们学习。　　胡先生强调，将领们得有血性，要有“亮剑”的精神和勇气。要敢于打硬仗，打大仗，打没有把握又一定要打赢的仗。他的深谋远虑的特点也非常人能及。《世载堂杂忆》有如下记载：一次，他去安庆和曾国藩会面，返回武昌，路过长江，正好见湘军水师浩浩荡荡逆流上行，鼓着风帆，乘风破浪。胡林翼很高兴，他感觉耀武扬威，非常气壮。这时突然开来一艘英国的火轮船，也是逆流。火轮船迅速超越了湘军水师，激起的波浪，把湘军水师的一条船给掀翻了，还有人落水，旁边船上的士兵纷纷跳下来救人。胡林翼当时一个跟头摔下来，周围人把他弄醒，问胡大人怎么了？胡林翼醒来第一句话就是“天要变了”。　　人和人的区别有时比人和动物的区别还大。跟胡林翼同时看见火轮船的人很多，但他们觉得只是个稀罕物，没有人觉得天要变了，但胡林翼不同，他第一次看见人类获得了如此巨大、如此神秘的力量。这条船不靠帆，不靠桨，它是个怪物，吐着黑烟，嘟嘟嘟嘟，就上来了，速度还非常快。胡林翼感觉到天要变了。这是当时先进者对危机的认识，这种认识需要高度的政治敏感，我们今天同样需要胡林翼这样的敏感。　　而最能见胡林翼过人之处的，即他的“工作方法”。在当时，胡林翼是与曾国藩齐名的，并称“曾胡”。二人相比，论学术造诣，胡不及曾，但天分强一些；论埋头苦干，胡不及曾，但比曾会变通；论坚忍不拔的能力，胡不及曾，但比曾圆滑；论工作态度，胡不及曾，但胡更重工作技巧。从事实来看，曾国藩经常累得头晕气得吐血，还几次要跳河自杀；胡林翼却每每事半功倍，举重若轻。我想，要不是胡林翼死得太早，他们俩谁能拿头等奖，还真是不好说。　　第五章　张之洞：圆润的不倒翁　　张之洞一生真是充满传奇色彩，他本是清流党出身，最后却变成洋务运动的殿军人物，戊戌变法时他和维新派打得火热，但是最终不仅未受丝毫牵连，反而升官发财，顺便还出了一本书《劝学篇》，大出其名。光这一点，就够人激动的了。清流以言官居多，主要是“口活”，这个工作可不是那么容易干的，而张之洞却自有一套，他平时发言，不像别的言官一样动不动就以大帽子压人，而是讲道理摆事实。对事不对人，而且善于提出解决问题的建设性意见。他也打老虎，不过是打琦善这只死老虎，而且文采飞扬、琅琅上口，就像现在的流行歌曲一样，一时间粉丝众多，声名远播。　　每个时代的当政者，都有这么个分工：一拨儿负责干事，一拨儿负责挑刺。挑刺者说说风凉话，发表发表评论，自诩为清流。　　还有另外一拨儿的境界比较理想，既会干，更会说。张之洞就是这样的人物。　　张之洞，河北南皮人，13岁获秀才考试第一名，15岁中举，26岁中进士。是晚清三重臣里学历最高、出道最早的。　　他经科举入仕，文才天下第一，初始入党清流而为健将，中间从事洋务而为殿军，最后参与新政而为主角；历经道光、咸丰、同治、光绪、宣统五朝，亲涉鸦片战争、庚子之变、戊戌变法、洋务运动等晚清所有重大事件，与曾国藩、李鸿章并称为晚清三重臣。在清末的“洋务运动”大潮中，张之洞与李鸿章无疑都是领潮头的人物。他还是位大学者，创立的“中体西用”的思想，举世闻名。　　他真是说什么话，就流行什么话，干什么事，就流行什么事。他做清流，就做最会说话的清流；搞实业，就搞最尖端的实业。　　辜鸿铭对于张之洞、曾国藩、李鸿章的评价是：张之洞为儒臣，曾国藩为大臣，李鸿章则为功臣。三公论道，则儒臣之事。计天下之安危，论行政之得失，则大臣之事。国无大臣则无政，国无儒臣则无教。政之有无，关国家之兴亡。教之有无，关人类之存灭。且无教之政，终必至于无政。而李鸿章则为功臣，弊在纯为利己，无所变更。　　他身经宦海风波、惊涛骇浪，不仅安然无恙，而且步步高升，享受殊荣，可谓极擅官场之术。其术是会同中西、权衡新旧的绝学，应时代之变化，集官场之大成，可圈可点，可学可用。　　（一）化清谈为行动　　顽固派、洋务派、清流党是晚清官场的三大门派。　　张之洞旧照洋务派与顽固派都是实力派，手里有兵又有钱，在当时可都是说一不二的主儿。清流党就不一样了，主要干两件事，一是骂贪官，二是骂洋人，都是口活。　　虽然，清流党们干活主要靠嘴，不那么实用，但对善于搞平衡的慈禧来说，也是三派分立中的有效抗衡力量，因此，也都能在大殿里端上一个饭碗。　　张之洞，开始也是一个清流党人。但他与别的同志不大一样，一是不那么顽固保守，比较圆滑；二是不那么喜欢说空话，比较实际。张之洞出身官员世家，深知官场奥妙，他虽是有名的清流派，有清正之名，可一生坚持“为政不得罪于巨室”的原则。巨室是什么？就是那些王爷贵族。　　他的转变，是从有了实权开始的。人嘛，都这样，不得志的时候，格外爱发牢骚，没机会干事时，就看着干事的不顺眼。张之洞也是有这样的心路历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