状元娘子-高阳 著-5

世界名人传记苏轼传　　　　　　　　　　　　　　　　　　　　　　　１前言中国历代名人中，提起“乌台诗案　”，也许有十分之一的中国人能想到他；提到“唐宋八大家　”，可能会有一半的人想到他；如果再念出“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　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等诗词锦句，只怕就会有八成以上的人脱口叫出他的名字；而若要再加上遍布全国的大小餐馆中　，“东坡肘子”这天天被人念叨的菜名，我们是不是可以说，中国的诗人中——也不妨说中外诗人中，真正称得上在中国家喻户晓、妇孺皆知的，就只有苏轼（东坡）了？苏轼一生，可谓坎坷，他因为不赞同王安石推行的新法，初入仕途即被外放。苏轼先后在浙江、山东、江苏、湖北和广东等地做过官，每到一处，他的诗文都陪伴着他。他的文字，抒发他的快乐，缓解他的悲哀，也给他惹来了许多麻烦。苏轼是一位伟大的诗人，然而他又不仅仅是一位诗人。唐宋古文运动中，苏轼起了不可低估的作用；他一改柔靡绮丽的词风，以广阔的内容和雄健的笔力扩大了词的领域，并提高了它的意境；苏轼并没有把主要精力放在书法上，然而他的字却被评为宋代第一；苏轼传　　　　　　　　　　　　　　　　　　　　　　　２还有他的画、他对佛教的研究……苏轼比其他名人更具有多面性天才的丰富感、变化感和幽默感，近一千年来，每一代都有人真心喜欢他。让我们回到过去，重走一遍九百多年前的路，试着了解一下这个伟大的灵魂……苏轼传　　　　　　　　　　　　　　　　　　　　　　　３第一章风华初露苏轼生于宋仁宗景佑三年（公元１０３７年），死于宋徽宗建中靖国元年（公元１１０１年　）。苏轼死后二十五年，华北被金人攻占，北宋灭亡。苏轼在北宋五位皇帝手下做过官，他的才气被每一位皇帝称赞，可每一位皇帝都没有好好地任用过他。苏轼的故乡在四川省眉山镇。眉山附近，有佛教胜地峨嵋山，有雄伟壮观的乐山大佛，还有浩荡长江的支流——岷江。眉山山川秀丽，地杰人灵，至今这里的人们还会骄傲地对远方来客提起苏家——中国文学史上最著名的文学世家，以“三苏”并称。一个杰出的父亲（苏洵）养育了两个杰出的儿子（苏轼、苏辙），父子三人都名列“唐宋八大家”。苏轼出生时，他父亲苏洵已经２７岁。苏洵２０岁时有过一个儿子，后来夭折了，所以苏轼成为家中的长男，他的生日是１２月２９日。几乎所有的名人都会有一些小时候的故事流传下来，苏轼也是这样。苏轼６时进学堂，因为聪明伶俐，他经常受到老师的表扬。８岁到１０岁间，他父亲进京赶考，落榜后也不回家，而是去四处游历，于是，苏轼的母亲程苏轼传　　　　　　　　　　　　　　　　　　　　　　　４氏在家担负起教导他的责任。小苏轼听到古往今来成败兴衰的历史故事，总是能概括地说出它们的要点。一次，他母亲教他《后汉书》中的文章《范滂传》，范滂是后汉时的一位青年文人。后汉由于治理不当，政权落入宦官手中，以致全国贪污、贿赂、敛财和滥捕盛行，正直忠贞的学者们一再进谏，却因地方官都是宦官的门人和手下，招来一再的审讯。后来，许多文人被杀害，范滂就是其中之一。范滂临死前与母亲诀别，其母深明大义，范滂终于从容赴死。读完这篇书，小苏轼说　：“我如果做范滂，母亲能允许吗？”他母亲说　：“你能够做范滂，我反而不能做范滂母亲吗？”简短的对话中，苏轼的志向与苏轼母亲的正直可见一斑。到１１岁，苏轼开始大量阅读经书、史书、诗篇和选文，为进京赶考作准备。这期间，他的父亲也回来了。苏洵按照传统的方法教育儿子，经常让苏轼兄弟二人背诵古文给他听。当两个小孩子站在父亲面前背书时，他们都没想到，中国文学史上著名的“三苏”，不久之后就将让历史永远记下他们的名字了：苏轼，字子瞻，号东坡；他的弟弟苏辙，字子由，晚年自号“颍滨遗老　”；他们的父亲苏洵，字明允，诗号老泉。在苏轼一生中，和他最亲近的就是他弟弟子由。苏轼传　　　　　　　　　　　　　　　　　　　　　　　５兄弟之间的友爱和坎坷中所表现的忠诚是他一生中最常歌颂的主题。他们悲哀中互相安慰，灾难中互相帮助，常常梦见彼此，也常写诗互赠。他们既是兄弟，又是师徒，更是朋友。苏轼在一首诗里说　：“我少知子由，天资和且清。岂独为吾弟，更是贤友生　。”苏辙则在苏轼的墓志铭中写道：“我初从公，赖以有知。抚我则兄，诲我则师　。”千百年来为人们反复吟唱，每到月圆之夜总会有人念起的《水调歌头　》（明月几时有？），这首词，也是苏轼兄弟情深的明证。苏辙比苏轼冷静，二人为官后，苏辙常给他哥哥一些忠告。也许因为他不固执，也许因为他的文名与才名不如哥哥，政敌们觉得他不那么危险，所以苏辙虽然与苏轼政见相同，整个政治生涯也同起同落，可苏辙的官位始终比苏轼高。苏轼还有一个姐姐，有关她的资料几乎没有，倒是中国民间的传奇都认定苏轼有一位充满才气的妹妹。传说认为她也是诗人，嫁给了名诗人兼苏轼的门生，另一位诗人秦少游。民间还盛传她新婚之夜考新郎，让他对对子，结果使新郎几乎一夜没能进入新房的故事；另外还有许多兄妹二人联对、互相开玩笑的故事。不过，人们找不出苏轼的妹妹存在的根据——苏轼兄弟的几百封书简和记载中经常提到秦少游，但都不存在联姻的迹象，当时学者所写的十余本传略中也不曾苏轼传　　　　　　　　　　　　　　　　　　　　　　　６提到苏轼有位妹妹。再加上秦少游二十九岁时才初见苏轼，且不说当时他早已婚配，那时苏轼的妹妹算来也应有四十岁，二人怎么可能结亲呢？这众多的传说，该算是苏轼人格魅力的另一种体现吧。苏轼兄弟一年年长大成人，他们的父母认为他们的学识和年龄都适合进京赶考了，于是，为兄弟二人办了婚事。苏轼成亲时１８岁，妻子王弗，刚１５岁，四川省青神人；苏辙比苏轼晚一年结婚，是年１６岁。婚后，苏轼兄弟随父亲进京。仁宗嘉佑元年（１０５６年）五月，三苏抵达京城，在京城住了几个月之后，嘉佑二年（１０５７年），苏轼兄弟参加礼部考试。当时主考官是欧阳修。参加考试是读书人一生最重大的时刻，充满了兴奋、渴望和患得患失的心情，多年的寒窗苦读就要见出成果了。应考人必须半夜起床，天亮就到皇宫，自备冷饭干粮，要到考完才能出来。考试进行中他们分别被关在隔开的小屋里，有宫中卫士看守。当局有一套严防贿赂或循私的制度，应考人的试卷都由书记重抄一遍，再交给考官，以免主考官看出笔迹。重抄的卷子不写姓名，另记在档案里。然后考官入禁宫中，不准和外面的人接触，通常从一月底关到三月初，把试卷批好呈给皇帝看。应考人先考历史或策论，第二回再考古文，待苏轼传　　　　　　　　　　　　　　　　　　　　　　　７成绩揭晓，得中的人必须在皇帝监督下考诗赋和策问。当时科举应试的文章中，割裂文辞、追求怪异的流弊占了上风，主考官欧阳修正思考用怎样的方法来挽救文风，看到苏轼的《刑赏忠厚论》，十分惊喜，想把这位考生选为第一名，可他怀疑这文章是他的门客曾巩写的，为了避嫌，他把文章放在第二名；后来苏轼又凭《春秋》对义得居第一；殿试他中了乙科。嘉佑二年（１０５７年）四月十四日，年方二十的苏轼被点为进士，得到这个荣誉就表示他立刻变成全国一流的学者了。按照惯例，考试结束后苏轼写了名帖去拜见欧阳修，感激他的知遇之恩。欧阳修对同事梅圣俞说：“读苏轼的信，我欢喜之极，我应当设法退隐，给这个青年人出人头地的机会　。”须知欧阳修是当时的文学权威，他的一句褒贬就可以造就或毁灭一个文人。有位作家曾说，文士不怕刑罚，不爱晋升，也不贪生怕死，只怕欧阳修的意见。不难想见，欧阳修上面那句话一出，京师必然一片哗然，大多数人都表示不服，不过，慢慢地，他们都信服了。据说欧阳修还曾对儿子说过：“记住我的话，三十年后没有人会谈起我　。”他的这个预言果然实现了，苏轼死后十年没有人提欧阳修，人人都在谈论苏轼，偷读他被禁的作品。苏轼正要开始做官，他母亲去世了，他必须回家苏轼传　　　　　　　　　　　　　　　　　　　　　　　８守丧。苏轼的姐姐几年前就死了，家里的男人都出去应考，母亲和两个媳妇留在家中，她临死前还没有听到京师的好消息。待父子三人匆匆赶回家，发现房子乱七八糟，篱笆倒塌，屋顶漏雨　，“如逃亡之家”。守丧期满，苏洵决定举家迁往京都，一家人由长江顺流而下，于嘉佑五年（１０６０年）二月抵达京都。一路上，他们饱览了长江三峡的壮丽景色，苏轼兄弟沿途写了百首诗，都收在“南行”集里。在京定居以后，苏轼兄弟又通过两次考试，一次考京师各部的任务，另一次更重要，考“制策　”，公开批评朝政。仁宗皇帝求才若渴，下令举办这个特殊的考试，以鼓励公开批评的精神，一切文人都可以靠各部推荐或提出作品而报名。两兄弟在欧阳修推荐下报名，通过考试，苏轼的制策列入三等。从宋初以来，制策能列入三等的只有两人，苏轼即是其一，另一个人是吴育。苏轼还提出二十五篇史论，其中几篇至今仍是学校爱选的范文。后来仁宗皇后告诉别人，仁宗皇帝看过苏试兄弟的文章后，曾高兴地说　：“今日为子孙得二相才　。”此时的苏轼，年龄刚二十出头，夫妇恩爱，初为人父，学术和写作声誉一天天提高，诗文受到广泛的喜爱，可以说是一帆风顺了。他愉快、冲动、野心勃苏轼传　　　　　　　　　　　　　　　　　　　　　　　９勃，随时准备着去施展自己的报负，用思想与行动去报效朝廷、造福百姓。这里摘录苏轼早期作品中的一首诗，诗中已初露他精神世界的高逸。日月何促促，尘世苦局束。仙子去无踪，故山遗白鹿。仙子已去鹿无家，孤栖怅望层城霞。至今闻有游洞客，夜来江市叫平沙。长松千树风萧瑟，仙宫去人无咫尺。夜鸣白鹿安在兮，满山秋草无行迹。苏轼传　　　　　　　　　　　　　　　　　　　　　　１０第二章卷入漩涡嘉佑六年（１０６１年）底，苏轼被任命大理评事、签书凤翔府（今属陕西）判官，有权签署报告和送往朝廷的通讯。凤翔因为和甘肃南边的强邻西夏纠纷迭起，人力缺乏，民穷财尽。苏轼的职务没有太多工作，不过值得一提的是他在此地为民求雨的事：有一年凤翔一带久不降雨，农民面临着收成不保的局面，苏轼与太守决定替百姓求雨。苏轼献上祈雨文，数以千计的人赶来共同祈祷，结果，果然接连下了几天大雨，缓解了旱情。苏轼非常高兴，为了纪念，他将官舍后面的亭子命名为“喜雨亭　”，还写了一篇碑记。后来，苏轼在其他各地做官时，多次带领百姓去求雨，他每次求雨所做的祈文，都收在他的“全集”里。仁宗皇帝嘉佑八年（１０６３年）去世，新皇帝是英宗。英宗在治平元年（１０６４年）免去苏轼的前职。他因为久闻苏轼大名，打算破例升他为翰林，担任替皇帝起草诏书的文书工作。当时的宰相韩琦说：“苏轼之才，是大器之才，以后自然被天下重用。重要的是朝廷要培养他，使天下的读书人没有一个不敬畏、羡慕、心服他，然后才选取他、任用他，那么就苏轼传　　　　　　　　　　　　　　　　　　　　　　１１不会有人持不同的意见了。如果现在就骤然重用他，那么天下的读书人未必以为这是对的，皇上这样做，反而会连累他　。”英宗说　：“那么就给他一个修注怎么样？”韩琦说　：“记注和制诰是相近的工作，不可贸然任命。不如在馆阁中选择一个能够接近皇上的贴职给他，而且请皇上先召他来面试一下　。”英宗说：“我们不知道一个人的真才实学，才需要考试。何必考苏轼呢？”但韩琦仍然坚持，于是考苏轼二论，他又列入第三等，可以任职史馆。苏轼听到韩琦的这些话后，说　：“韩公真可说是用德来爱护人才了　。”史馆的官吏轮流在皇家图书馆工作，苏轼有机会看到皇家收藏的珍本、手稿和名画，心里很高兴。治平二年（１０６５年）五月，苏轼的妻子王弗去世，年方二十六岁。她给苏轼留下了一个六岁的儿子苏迈。王弗对苏轼温柔贤惠，俩人恩爱情深，她的去世，对苏轼精神上是一次很大的打击。王弗死后十年，一夜，苏轼又梦到爱妻，醒转后满怀愁绪，写下这首千古传诵的悼亡词。江城子乙卯正月二十日夜记梦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苏轼传　　　　　　　　　　　　　　　　　　　　　　１２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纵使相逢应不识。尘满面，鬓如霜。夜来幽梦忽还乡，小轩窗，正梳妆。相顾无言，惟有泪千行。料得年年肠断处：明月夜，短松冈。妻子夭亡，苏轼还没从丧妻之痛中走出，第二年即治平三年（１０６６年）四月，他的父亲又去世了。苏轼兄弟辞官返回眉山，埋葬了王弗和苏洵后，他们又要为父亲守服二十七个月。丧期届满，苏轼再婚，他的第二任太太是王弗的堂妹王闰之。这期间神宗即位。神宗熙宁二年（１０６９年），苏轼兄弟重返京师，从此卷入政治风暴之中。在此，有必要将王安石作一介绍。王安石（１０２１——１０８６年　），字介甫，北宋临川（今江西省抚州市）人，诗词散文俱佳，思想创新，有口才。神宗起用他做了宰相，在职期间，王安石积极推行新法，革新政治，以缓和当时政治、经济的危机，因种苏轼传　　　　　　　　　　　　　　　　　　　　　　１３种原因，其新法最终失败。王安石既是一位诗人，又是一位政治家，在政治上，他以雄才大略、执拗果断著称于史册，他死后，民间称他“拗相公　”，可见其性情之顽固。苏轼曾评王安石是“三不足”——“天命不足畏，众言不足从，祖宗之法不足用”。苏轼于熙宁二年（１０６９年）重返朝廷时，王安石正做宰相。王安石平时就讨厌苏轼政见和自己不同，于是就让苏轼判官告院。熙宁四年（１０７１年），王安石想改变科举、兴建学校，诏两制、三馆讨论。苏轼上书议论说：“求得人才的途径，在于了解人才；了解人才的办法，在于求其实。假如国君和宰相有知人之明，朝廷有求实之政，那么胥史皂隶中未尝没有人才，何况在学校和贡举中呢？即使沿袭目前的做法，我认为人才仍会有余。假如国君和宰相不了解人，朝廷不去求实，那么即使在公卿侍从之中也常常会担心没有人才，何况在学校和贡举中呢？即使恢复了古代的学校制度，我认为人才还是会不足的。时代有好或坏，事物有废和兴，当时代安定，即使暴君也不能废毁它，等到它已是倾颓的时候，就是圣人也无法恢复它。所以风俗变化了，法律和制度也要跟着变。就像大江大河的改道，要勉强它恢复原来的样子，是很难的。“庆历年间本来曾经建立过学校，但是到了今天，苏轼传　　　　　　　　　　　　　　　　　　　　　　１４只有空名还存在着。现在要改变今天的礼制，变更今天的风俗，又要征发民力来整修官室，聚敛百姓的财富来供养那些游士。百里之内设置官府建立军队，狱讼在那里治理，军务在那里谋划，又要精简那些不受统领的官员，把他们摒弃到远方，那不是人为地制造纷乱，给天下人民造成苦难吗？如果没有多大的改革而又希望对时代有益，那么和庆历年间的建立学校又有什么不同呢？所以我认为今天的学校，尤其应该沿用过去的制度，让先王所创的旧业，不至于在我们这一代被废弃就够了。至于贡举这种办法，已经施行百年了，国家的治乱盛衰，原因并不是因为贡举。皇上看祖宗的时代，贡举这办法，和今天相比究竟是哪个好？言语和文章，和今天相比究竟哪个优？得到的人才，和今天相比究竟哪个多？天下的事情，和今天相比究竟谁会办？比较了这四件事的长短，就可以对议论作出决定了。“现在想改变的不过是几桩小事：有人说乡举应该以德行为本而略去文辞；有人说应该专取策论而免去诗赋；有人却希望兼采名誉声望而废除糊名弥封的考试办法；有人则希望经生不考帖经而考大义，这些都是知其一而不知其二的论调啊。希望皇上能注意长远的、大的事情，而小小的变法又何必去干预呢？我还有一个经常挂在心上的私忧，也许只是错误的想法，苏轼传　　　　　　　　　　　　　　　　　　　　　　１５但还是想对皇上陈说：关于性命的学说，从子贡开始都没有听到过夫子的阐释，而今天的学者，却偏偏把不谈性命看成可耻的事。读他们的文章，感到大而无当而难以穷尽；看他们的样子，似乎超然物外无所黏着而不可留取，这难道算是真有才能吗？原来那些只有中等资质的人，却偏偏在那里安于放任，乐于荒诞罢了。皇上又为什么要用他们呢？”苏轼将奏议呈上，神宗醒悟了，说：“我原来就怀疑这个改革，读了苏轼的奏议，思想就完全清楚了。”神宗当天就召见了苏轼，问　：“目前朝廷政事、法令的得与失都有些什么呢？你只管告诉我，即使是我的错，也请你明言　。”苏轼回答道　：“皇上有生来就明理的天性。治国之道，不怕不明，不怕不勤，不怕不果断，就只怕求治心太急，听的意见太泛，进用的人才过快过多。希望皇上能用安静来镇住急躁，静等着变化的自然到来。然后适应它就是了　。”神宗恍然大悟，心有余悸地说：“你这几句话，我应该牢牢记住，好好思量。你在馆阁工作，希望能替我好好考虑治乱的措施，不要有什么隐瞒　。”苏轼退出后，就把神宗的话告诉了其他同事。王安石心里十分不快，就想了个办法，让苏轼任开封府推官，打算让繁忙的政事束缚住苏轼。谁知苏轼处理政务果断、精确、敏捷，结果王安石此举反而让苏轼的名声传播得更快更远了。苏轼传　　　　　　　　　　　　　　　　　　　　　　１６一年元宵佳节将临时，朝廷下令开封府到浙江去买彩灯，并且命令要压低收购价格。苏轼上书说：“皇上难道会把元宵观灯作为快乐吗？其实这不过是想侍奉皇后和太后，讨她们的欢心罢了！然而皇上的这份心，百姓是不会知道的。以低价从他们手中买灯，他们会认为皇上是为了自己的享乐，去夺取他们的口中食身上衣！这件事本来很小很小，但它牵涉的事体却很大，请皇上收回成命。”神宗于是下诏取消了此事。从这件小事上，我们可以看出，神宗的确对苏轼的意见是很尊重的。但是我们说过王安石是个口才绝佳的人，他深得神宗信任和宠爱，还获得了高官。在熙宁三年（１０７０年　），王安石开始全面整肃御史，反对新法的官员一个个被罢官或者被远调，这样，朝廷的官员越来越多地成为王安石的亲信与支持者。苏轼本来还算安全，王安石并没有要对付他的意思，可苏轼却主动出击，向皇帝呈上了“上皇帝书　”，洋洋洒洒九千字，力述新法的不利。苏轼的“上皇帝书　”，可以说代表了他的政治哲学，也显出他个人的脾气和文风，整篇文章充满了机智、学问和大无畏的勇气，义愤的争论中夹着冷静、简明的推理。有时文笔犀利，直爽无比；有时徐徐道来，引经据典。文章内容巧妙、诚挚、有力，对世事苏轼传　　　　　　　　　　　　　　　　　　　　　　１７满怀激情和悲哀。苏轼明知此时上书对自己非常不利，照情形看，他至少也会被免职，可苏轼想到神宗曾说过让他“好好考虑治乱措施，不要有什么隐瞒　”，觉得自己有必要在关键时刻表明立场。“上皇帝书”中，重要的论点有两个，第一是“君权民授”的观点，这是孟子的观点，他说，君主并不是靠“神”给予的权利来治理国家，而是依靠“民”——百姓的支持！另一个论点是有关容纳不同意见和批评的问题。当时王安石清除台谏——“台谏”是一个组织，其功能是代表公众的意见，不断检讨批评当权者的不足——引起大批官员的不满。苏轼写道　：“我想说的话，只有三句：希望皇上能结人心，厚风俗，存法度。君主所依靠的，就是人心，这就像树木依赖于树根，灯儿要亮就依赖于灯油，就像鱼依赖于水，就像农夫的生存依赖于土地，就像做生意的人离不了货币。树木没有根就会干枯，灯没有灯油就会灭掉，鱼失去水就会死亡，农夫失去田地就会挨饿，商人没有钱财就会贫穷，同样，君主失去了人心，他的统治便会灭亡，这是必然的道理。自古以来，没有一个平和、简易、随俗、同众的君主治理的国家是不安定的，也没有一个刚愎自用的君主治理的国家是不危险的　。”苏轼认为，好的朝廷要靠不同意见的健全作用来苏轼传　　　　　　　　　　　　　　　　　　　　　　１８维持，民主就存在于各种不同的观点之中。他例举出历史上有名的贤君，说他们都是喜欢听取不同意见，用以完善自己的决定的。苏轼还指出，当时商业瘫痪，物价高涨，近到京师四周的省份，远至川蜀地带，到处都是谣言，民心十分不稳，而这一切都是因为朝廷的新法。他说：“从历代皇上起，理财的一直是三司。现在皇上却不让三司理财，无故又创设制置‘三司条例’一司，让六七个年轻人，日夜在里面空自议论，又让四十多个使者分别到全国各地去推行此法。设置‘三司条例‘这个司，不过是为求利而新设的一个名称；六七个年轻人和四十余名使者，也不过是些求利的工具。这一举措，开端的声势很宏大，百姓却惶惑不安；创立的法式很新奇，官吏们却不明所以。……把鱼网撒入江湖，对人却说：‘我不是为了捕鱼’，还不如丢掉鱼网，别人自然信服。驱逐鹰犬奔赴丛林，对人却说：‘我不是在打猎’，还不如遣散鹰犬。　所以我认为要消除邪恶的谗言，平息人们不安的议论，带来和气，不如撤除条例司。“现在君臣勤于政务，快一年了，而其功效，却茫茫然犹如要用手捕捉风，只听说内库拿出了数百万缗钱，祠部投入了五千多人罢了。如果这叫改革，那用这样的方法进行改革，又有谁不会呢？……苏轼传　　　　　　　　　　　　　　　　　　　　　　１９苏轼说他相信皇上可以明显看出国内的不和与斗争，并且提醒皇帝新法已失去民心，再坚持下去是很不合适的。他说：“先皇委任了谏院的官员以后，就没有开罪过一个言官。即使有轻微的责备，随即也就越级提升了他们，允许他们根据风闻就议论朝政，而不必顾及官长。如果议论中涉及到皇帝，那么皇帝就会神色不悦；如果议论中涉及朝廷，那么宰相就会担心受处分。参加台谏的人本来未必都是贤人，他们所说的话也未必都正确，然而一定要培养我们的锐气，之所以给他们以重权，难道是白白地这样做的吗？——是想用他们的权力不让奸臣萌生啊！现在法令严密，朝廷也很清明，说有奸臣，是万万没有这个道理的。然而养猫本来是为了灭鼠，不可以因为没有老鼠就养不捉鼠的猫；养狗本来是为了防盗，不能因为没有盗贼就饲养不叫的狗。皇上你能够上不念祖宗创设谏官的原意，下不为子孙万世设防吗？我听那些德高望重的长老们谈论，都说谏官们的言论，常常是根据天下人的公议而发的。公众的议论是赞美的，台谏也就赞美；公众的议论是抨击的，台谏也就抨击。现在公众的议论沸腾，怨言交互而来，公众的意见所在，也就不得而知了。我担心从此以后，习惯成风，都成了宰相的私人，以至皇上孤立。朝廷的法度一旦废弛，什么事情不会发生呢？苏轼传　　　　　　　　　　　　　　　　　　　　　　２０我之所以希望皇上保存法度的道理，正在于这里啊！”神宗对苏轼的陈述没有作出反应，于是苏轼又上了一书，这时正好皇帝下令禁止强摊贷款，可他并不打算废新政。苏轼于是引用孟子的话，说这就像个偷鸡贼，说是有心改过，但却仍要偷鸡，只不过，把一天偷一只改成一个月偷一只而已。苏轼看到王安石用“独断专任”来赞美神宗，就借考试进士策问的机会，对王安石进行讥讽。王安石大怒，苏轼被免职，王安石还让自己的亲戚兼随从谢景温弹劾苏轼，说他护送父亲的棺木回四川时，曾滥用政府的卫兵，买家具、陶瓷，甚至贩卖私盐谋利。朝廷派了官员到苏轼途经的省份，向船夫、士兵收集资料，结果却一无所获。按作官的成绩考核，苏轼应该可以担任太守职务，皇帝也想如此，可皇帝的想法受到王安石和谢景温的反对，他们希望派苏轼去边远城市作判官，最后，皇帝决定派苏轼到丽都杭州作判官。这算是一种折衷，官职虽然是小，可毕竟杭州是个不错的城市。苏轼正要离京，京城里发生了暴乱。朝廷从前一年的冬天开始实行保甲法，因为士兵们在京城附近的村里练兵，村民们怀疑政府会派他们也去前线打仗，加上朝廷又让他们上交家中的军备，如弓箭之类的，所以村民们就示威抗议。村庄里一遍混乱，村民们甚苏轼传　　　　　　　　　　　　　　　　　　　　　　２１至自己弄折手腕、割掉指头，以逃避被征兵。这次暴乱很快平息，苏轼没有改变自己的计划，熙宁四年（１０７１年）七月，他带领家人离开京师，到美丽的城市杭州去任职了。这里有必要先讲一下王安石变法的后事。熙宁六年（１０７３年），“圣山”华山发生土崩，皇帝惊慌失措——因为所有的皇帝都认为自己称皇是上天的旨意，所以他们都迷信，自然界中发生的一切，他们都会联想到这是上天在给他们发布某种信息——于是搬到另一座宫殿居住，同时改吃粗陋的食粮，以示尊敬上苍。碰巧，熙宁六年（１０７３年）夏天到熙宁七年（１０７４年）春天久旱不雨。这令皇帝十分担心，又不知如何是好，于是，他去问王安石，王安石说：“水灾、旱灾都是天灾，最贤明的君王当政时的尧舜时代也有水旱灾害，不必担心，我们只要继续行善政就行了　。”“我怕的就是这一点，”皇帝忧虑地说，“怕我们行的不是善政。我听到不少人埋怨新政中的商税法规，连太后和皇后，甚至也听到不少这些议论　。”当时另一位大臣冯京也在场，他插话道　：“我也听说了　。”王安石说　：“冯京听到怨言，是因为不满的人都涌在他身边吧，我怎么一句这类的话也没听到呢　。”苏轼传　　　　　　　　　　　　　　　　　　　　　　２２皇上没有再说什么，不过心里肯定是无法平静的。此刻一个职位卑小的官员出场了，他在这次变动中担任了重任，他就是画灾民图的“安上门”小吏郑侠。郑侠画了一卷灾民拴着铁链砍树、赚钱还公债的画轴，还附了一张短笺，一齐献给皇帝。短笺上写道　：“窃闻南征北伐者，皆以其胜捷之势，山川之形，为图来献。料无一个以天下之民质妻鬻子，斩桑坏舍，流离逃散，皇皇不给之状，图以上闻者。臣谨按安上门逐日所见，绘成一图。百不及一，但经圣览，亦可流涕。况乎千万里之外，有甚于此哉！陛下观臣之图，行臣之言，十日不雨，即乞斩臣宣德门外，以正欺君之罪。郑侠上对　。”郑侠在短笺中说皇帝如果相信他的话，并肯改变新法，十天之内肯定会下雨，否则，他说他愿意被杀头！也许是这些话让皇帝震惊，也许是那些图让皇帝对百姓产生了恻隐之心，皇帝把这卷画轴带回寝宫给太后和皇后看。太后先开口道　：“听说新法中的助役金和青苗款害苦了人民。我想我们是不该改变祖先的法制的　。”“新法造福百姓，不是压迫他们　。”皇帝说。“我知道王安石才略不凡，”太后说，“但他树敌太多。为了他好，我认为你可以考虑将他停职　。”皇帝说：“可我发现大臣中只有王安石肯当大任。”苏轼传　　　　　　　　　　　　　　　　　　　　　　２３神宗的弟弟岐王正好站在旁边，他说　：“我认为你该考虑祖母的训示　。”皇帝生气地说　：“好，好，我不会治国。那你来吧！”“我并不是这个意思，”岐王说。大家沉默了好一会儿，太后最后说　：“王安石惹了大麻烦，你总该有个打算吧？”第二天，皇帝免去王安石的职位，他还决心废除商税、青苗、助役钱、保甲法和方田均税等十八项措施。天果然下起雨来！不过王安石最后的时刻还没到来。依法规郑侠遭到弹劾——他起初按规矩献图，可宫中官吏不肯接，说他是小官，没资格和皇帝通讯，郑侠就想了个办法，到京师城外的官差站，告诉差人说有紧急军报，叫他快马送入宫内。由于非法利用官差，御史们审问了郑侠。史书没有记载审讯的结果，但记载有另一件事：次年一月郑侠又献了一册“正直君子邪曲小人事业图“给皇上。图中画的是唐朝几个有名的忠臣和奸臣，虽然没有直接提到现在的政府，前朝奸相的故事却和如今当权的人十分相像。就算含意不明显，图中的传奇故事也点明了一切。因为王安石已经罢相，郑侠除苏轼传　　　　　　　　　　　　　　　　　　　　　　２４了图册，还上了一道奏折，推荐了一位忠臣做宰相。王安石上任后，反对他的人都被他设法弄走了，朝廷剩下的都是他的拥护者，虽然现在王安石被罢了官，朝内他的党羽的力量仍然强大，所以，郑侠被判了死刑，多亏皇帝阻止说　：“郑侠顾国不顾身，我佩服他的勇气和正义，不能重罚　。”于是郑侠才免于一死，被贬去英州。熙宁八年（１０７５年）二月，王安石再次被任命为宰相，这次他没能再做出什么大事。朝廷中王安石原来的忠心不贰的追随者吕惠卿，在王安石罢官期间，成了朝廷官员中的领袖，但他被他的反对者弄垮了台，王安石复任后，因为惠卿在他处境困难时落井下石地罢免了他弟弟，所以他不可能再帮助惠卿。惠卿失去了希望，一边待审，一边对王安石发起最后攻击——他把这些年王安石给他写的一些私人信函上交给皇帝，说王安石不忠，因为好几封信上都有“别让皇上知道”的字样，皇帝看了这些信，才真正从内心里对王安石生出不满。不久，王安石的儿子身上长了个疮，王安石请来和尚、大夫诊治，却终于无效，他只好看着自己的儿子死去。王安石一生信佛，儿子的死令他有了某种顿悟，于是，熙宁九年（１０７６年）十月，他申请辞职获得批准后，终于彻底离开了朝廷，离开了他曾抱苏轼传　　　　　　　　　　　　　　　　　　　　　　２５有满怀希望的新法，把自己的一生功过，留给了后人们去争议。苏轼传　　　　　　　　　　　　　　　　　　　　　　２６第三章诗词言志被朝廷派往杭州作通判，这对被党争的政治漩涡搅得不胜其烦的苏轼来说，无异于是一种精神上的解脱。杭州的湖光山色，市民与同僚对他的尊敬，僧人与歌妓对他的崇拜，都使他感到从未有过的轻松和愉快。续娶的年轻妻子和呀呀学语的儿女也使他感到惬意和温暖，杭州真的成了他的人间天堂。在此后的八九年间，苏轼分别在杭州、青岛附近的密州和江苏的徐州服务，政绩良好，这期间也是他写诗最活跃的时期，写了不少优美的诗词、哀歌、幽默诗和愤怒诗。他天真、自由，把心中的感慨直言不讳，以至后来他的诗词给他带来了大祸，这是后话。苏轼将去杭州赴任时，苏辙正在陈州任职。陈州离京师东南七八十里，在苏轼的行程范围内，苏轼正好趁此机会多与弟弟相聚，他在那儿住了七十多天，从七月一直住到过完了中秋节。他们的老朋友，曾在成都任职的张方平当时也住在陈州，大家经常一块儿饮酒作诗。苏辙很穷，一大家人住在一栋低矮的小房子里，苏轼常拿弟弟的身高开玩笑　：“常时低头诵经史，忽然欠伸屋打头　。”苏轼传　　　　　　　　　　　　　　　　　　　　　　２７家人闲居团圆了两个多月，兄弟俩常到柳湖去划船，或者到城郊去散步，讨论国家的政局。苏辙劝告苏轼，苏轼最大的缺点就是喜欢在宾客面前或者作品中坦白说出他的看法，苏辙十分了解他的哥哥，他把手放在嘴上，希望苏轼能沉默些，后来苏轼入狱，他也做过同样的手势。两兄弟脾气和长像都不一样，苏辙个子较高，面孔圆润些，苏轼比较结实，骨肉均匀，面孔很大，颧骨高耸，前额突出，眼睛长而明亮，下颏匀称，留着漂洒、尖长的胡须，最动人的是他敏感、活泼、有力的双唇。这是一张充满人性温暖光辉的面孔，他的表情也许会由热烈的嬉笑迅速转成心事重重的沉思。苏轼很明白自己性格中的一些特点，“我知道”，他对弟弟说　，“我常常口没遮拦。我觉得某一件事不对，就会像在饭菜中发现一只苍蝇，非吐出来不可。”“不过你先得认清谈话的对象，”他弟弟说，“有些人值得信赖，有些人却不行　。”“这就是我的弱点，”苏轼同意说，“也许我天生太相信别人。不管和谁说话，我都喜欢倾吐内心的秘密　。”他告诉弟弟说，他上表给皇帝，心里倒真是为自己的性命担忧。他说有一个朋友也很担心，那就是晁端彦。晁端彦是苏轼的“同年　”，二人同一年考中进苏轼传　　　　　　　　　　　　　　　　　　　　　　２８士。“不过我告诉晁同年，我曾通过仁宗皇帝的特别考试，”苏轼又说，“我才立刻被大官们当作朋友。仁宗皇帝曾接受我的诤言，现在我不来说话，谁来说呢？我告诉他我真是怕会死，他没有说话，表情很严肃。之后我又说，‘不过没关系，皇上杀我，我死而无悔。但有一点，坏了我，好了你，我才不干呢。’“兄弟二人笑起来。苏辙曾对哥哥说　：“你有没有注意到，一天赋闲似乎等于平常的两天？因此，一个人若活了七十岁而能够整天悠悠闲闲，他实际上就活了一百四十岁。这是长寿的简便办法　。”两兄弟政治观点始终相同，立场也一致，但是性格却完全不一样。苏辙安稳，保守，不多说话；苏轼豪放，开朗，心直口快，不计后果。朋友同伴都觉得苏辙可靠，而苏轼开朗的天性，他的嘲弄和恶作剧却常令人害怕。中秋之后，苏辙送哥哥到河流下游七十里的颍州（现在的阜阳），他们又在那儿过了两星期，有老师欧阳修为伴。苏轼在一首诗中曾经写过“我生如飞蓬”这句话，的确，这真可以说是他一生最恰当的象征，从去杭州赴任开始，苏轼不停辗转，直到老死也没在一个地方苏轼传　　　　　　　　　　　　　　　　　　　　　　２９住过三年以上。当时的杭州已被称为“人间天堂　”，这是苏轼的第二故乡，他一来杭州就写道：“未成小隐聊中隐，可得长闲胜暂闲。我本无家更安往，故乡无此好湖山　。”这里是他的第二故乡，不只因为此地有美丽的山丘、森林、湖泊、大海、热闹的市街、壮观的寺庙，也因为当地人民都很喜欢他，他度过了这一生中最幸福的日子。这里有南方人快乐的天性，有诗歌有美人，人们敬爱这位年轻的名诗人，欣赏他冲动、热情和无忧无虑的个性。美景启发他的灵感，此处柔婉的魅力更抚慰了他的心灵。杭州赢得他的青睐，他也赢得杭州人民的爱戴。他所担任的官职，使他没有机会为人民多尽力，但他诗人的身份已足以令人民喜欢他。他被捕的时候，杭州人纷纷在街上设龛拜祭，替他解灾。他走了以后，南国的美景和温情一直令他魂牵梦萦。他十八年后再回杭州任太守，对本城建树极多，在杭州人心目中留下了不朽的回忆。现在的杭州人甚至不承认苏轼是四川人！苏轼的心情，漂泊的魅力，爱情和欢乐都与西湖百分之百连结在一起，该地的诗情和他的作品互相找到了最好的发挥。“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苏轼传　　　　　　　　　　　　　　　　　　　　　　３０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　。”短短的四行诗，可以说代表了西湖所有的景色与变化。这首诗，成了公认最好的咏西湖诗。苏轼在杭州三年，无日不在山水之间，他甚至连辩讼决案等公务也在西湖办理。随着政治上的日益不得志，他对杭州的这种深情也与日俱增。“山与歌眉敛，波同醉眼流。游人都上十三楼。不羡竹西歌吹古扬州。菰黍连昌□，琼彝倒玉舟。谁家水调唱歌头。声绕碧山飞去晚云留　。”这首《南歌子》词，写的是宋时杭州的名胜十三楼。十三楼是临近西湖的一个风景点　，“游人都上十三楼”，意即凡是来游西湖的人，没有不上十三楼的。此词以写十三楼为中心，但并没有将这一名胜的景物作细致刻画，而是用写意的笔法，着意描绘听歌、饮酒等雅兴豪举，烘托出一种大自然同化的精神境界，给人一种飘然欲仙的愉悦之感。词中巧妙地运用对比手法，将古扬州的竹亭与十三楼对比，省却许多笔墨，却增添了强烈的艺术效果。另外，词中还利用“移情”苏轼传　　　　　　　　　　　　　　　　　　　　　　３１来起突出作用，作者利用歌眉与远山，目光与水波的相似，赋予远山和水波以人的感情，创造出“山与歌眉敛，波同醉眼流”的迷人的艺术佳境。晚云为歌声而留步，也是一种移情，耐人品味。在杭州，苏轼经常与同事们一起，在西湖或附近的风景区游览，一般情况下，他们会带歌妓同行。据说，有一次府僚们在西湖宴集，官妓秀兰因刚沐浴后困倦，醒后赶去时已经迟到，她折了一枝石榴花陪罪，苏轼就作了一首词，令秀兰唱着，为他们助兴。这首词既写了美人的心事，又说到石榴花的外形，还将美丽的女主人公对爱情的忠贞，与石榴花紧束的花瓣结合在一起，体现了作者高超的写作技巧。乳燕飞华屋，悄无人、桐阴转午，晚凉新浴。手弄生绡白团扇，扇手一时似玉。渐困倚、孤眠清熟。帘外谁来推绣户？枉教人梦断瑶台曲。又却是、风敲竹。石榴半吐红巾蹙，待浮花浪蕊都尽，伴君幽独。艳一枝细看取，苏轼传　　　　　　　　　　　　　　　　　　　　　　３２芳心千重似束。又恐被、西风惊绿。若待得君来向此，花前对酒不忍触。共粉泪、两簇簇。后人见到苏轼这一首词，认为并非为一名歌妓所写，而是写苏轼自己情怀的。有人评论说　：“东坡此词，冠绝今古，托意高远，宁为一娼而发耶　！”词中美人的“瑶台梦”一节，似隐隐寓含着“君臣遇合”和超然物外两种境界，而这正是苏轼性格中的两种主要特质。苏轼仕途多舛，壮志难酬，而年华如水，报国无门，这首词，或许真是他借佳人失时之态，寄政治失意之感吧？杭州是苏轼理想的“人间天堂　”，以至每一次因公事而暂时离开他都会恋恋不舍。熙宁六年（１０７３年）冬天，他被两浙转运使派往常州、润州等地赈济灾民，直到第二年入夏才回杭州，这是他离开杭州时间最长的一次，眷念之情自然更为深切。在润州时，他曾写过一首词，借思妇想念行役在外的丈夫的口吻来表达自己的思归之情。去年相送，余杭门外，飞雪似杨花。苏轼传　　　　　　　　　　　　　　　　　　　　　　３３今年春尽，杨花似雪，犹不见还家。对酒卷帘邀明月，风露透窗沙。恰似飞娥怜双燕，分明照、画梁斜。这首词的成功集中在两处：一是利用雪与杨花形状相似，却代表着两种不同节候的特点，互为比喻，一可以形象地表示气候由极冷到极暖，历时长久；二可以构成洁白迷蒙的景象，象征着纯真而纷乱的情思。雪与杨花互喻，既有感情上的深度，又有形象上的美感。二是构思新巧别致。从双栖燕映衬出孤单的人已是一种纤巧的联想，而把月光照在梁上的燕巢上，看作是月中嫦娥只垂爱于成双成对的飞燕，而不顾惜空闺独守的人，就更是一种绮思妙想了，从表现力讲，这远胜于大段的内心独白。苏轼喜欢杭州的美景，可对他的工作却是衷心地讨厌，他在会审讼案的时候，知道被捕的人大都是违犯新政法律的小民，而他根本就不赞成新法。不过法律已定，他无法更改，于是他通过诗词或给朋友的信件来表达自己的观点，就是这些文字，后来使他惹上破坏政府威信的罪名。因为对手头工作的厌烦，苏轼就更彻底地逃入大苏轼传　　　　　　　　　　　　　　　　　　　　　　３４自然的怀抱，他生性喜欢旅游，常常一个人在山间闲逛，到人迹稀少的高山顶或水源地赋诗。他常常游庙，与和尚们交朋友，在民间有很多他与和尚佛印的逸事。传说有一天苏轼和佛印去参观一座庙宇，在前殿他们见到哼哈二将。“这两个神，哪一个更重要？”苏轼问。“当然是拳头大的人重要　。”佛印说。他们走入内殿，见到手持念珠的观音菩萨，苏轼又提出一个问题：“观音也是菩萨，她数念珠干什么？”佛印说　：“她也学别人拜佛呀　。”“拜哪一个菩萨呢？”苏轼又问。“还是拜观世音呀！”“这是怎么回事？她是观音菩萨，还要拜观音菩萨！”佛印说：“咦，你难道不知道？求人不如求己嘛。“有一次，佛印禅师将要登坛说法，苏轼闻讯赶去，但席中已无空位，佛印便对苏轼说　：“人都坐满了，此间已无学士坐处。”苏轼以机锋相答：“既无坐处，我就以禅师四大五蕴身为座。”佛印见苏轼与他论禅，便说　：“我有一个问题问你，如果你回答得出来，那么你就把我的身体当作你的座位，若回答不出，就请苏轼传　　　　　　　　　　　　　　　　　　　　　　３５你把身上的玉带留下来。”苏轼欣然答应。佛印便道：“四大本空，五蕴非有，请问学士要坐在哪里？”苏轼一时语塞，只好把玉带留下。后来，佛印还作过一偈，为此事作纪念　：“石霜夺取裴休笏，三百年来众口夸；争似苏公留玉带，长和明月共无瑕　。”还有一次，苏轼打算去拜访佛印，就事先写信给佛印，要佛印像赵州禅师迎接赵王那样迎接他。赵州禅师迎赵王是禅史上一段有名的故事，据传赵王很尊崇赵州禅师，便上山参拜，禅师不但没出门迎接，而且睡在床上不起来，还对赵王说　：“对不起，出家人素食，力气不足，加之我已年老，所以睡在床上见你。“赵王并没有为此责怪禅师，回去后反而派人送礼给禅师，禅师闻讯，连忙从床上起来，披上袈裟，到门口去迎接。门人对禅师此举感到莫名其妙，便问禅师：“刚才赵王来时，你睡在床上接待他，他的部下来了，你反而去门口迎接，这是什么道理？”赵州禅师说　：“你们不懂，我接待上宾是躺在床上，以本来面目相见；次一等客人，就坐起来相见；再次一等客人，就取世俗的礼仪出门迎接　。”苏轼要佛印如赵州禅师接赵王那样迎接他，就是要佛印以不接而接的上宾之礼迎接。但是，当苏轼快到寺院时，老远就看到佛印在门口站着，苏轼便嘲笑佛印不如赵州禅师道行高远，佛印回敬了一偈，说　：“赵州当日少谦光，不出山门苏轼传　　　　　　　　　　　　　　　　　　　　　　３６见赵王；争似金山无量相，大千都是一禅床　。”意思是说赵州禅师不起床，是不谦恭而非道行高远，而我到门口来接你亦非离开禅床，因为整个大千世界都是禅床，此答使苏轼很是叹服。苏轼涉足佛教时间很长，交游的和尚多，受影响也大。清代学者钱谦益曾说　：“北宋以后，文之通释教者，以子瞻为极则　。”从有关材料看，苏轼早年就开始接触佛教，这和他父母都信佛有关。苏轼的父母去世之后，苏轼将他们爱好的遗物施给佛寺。成年之后，苏轼便直接与佛教发生关系。在《王大年哀辞》中，他说　：“嘉佑末，予从事岐下，而太原王君讳彭字大年监府诸军……，予始未知佛法，君为言大略，皆推见至隐以自证耳，使人不疑。予之喜佛书，盖自君发之　。”如果说苏轼早年主要受家庭佛教思想氛围之熏陶，那么，自结识王大年并从之习佛后，他便走上自觉“好佛”之道路了。起初，苏轼推崇摩诘居士，后来，他遍游大山名寺，“三百六十寺，处处题清诗”，广交名僧大德。苏轼所结交的僧人中，以诗僧、禅师为多，交谊也最深。尤其到了晚年，他对禅表现出特别的兴趣，所谓“久参白足知禅味　”，说明他既好参禅又“知禅味　”，并常常把这种“禅味”融入诗中，写出了许多富有佛理的传世佳句，诸如“溪声尽是广长舌，山色无非清静身”　，“回头自笑风波地，闭眼苏轼传　　　　　　　　　　　　　　　　　　　　　　３７聊观梦幻身　”，等等。苏轼在江北瓜洲任职时，和佛印所住之金山寺只有一江之隔，那时苏轼十分自负，对禅亦然。有一天他作了一偈，曰　：“稽首天中天，毫光照大千；八风吹不动，端坐紫金莲　。”意思是说自己的禅定功夫很深，已不为世俗之称、讥讽、攻击、荣誉、利益、衰老、苦乐等所动，之后苏轼派人把偈子送给佛印。佛印看后，在上面批了两个字：“放屁！”就让人把偈子送回去。苏轼看到佛印的批语后，无名火顿起，立即乘船过江来找佛印。一到南岸，佛印已经在江边迎候他。苏轼大声责问佛印，为何以秽语来说他？佛印故意装作若无其事，并说：“我骂你什么了呀？”苏轼于是说起批语“放屁”的事，佛印听后呵呵大笑，说：“你不是‘八风吹不动’吗？　怎么竟被一个‘屁’就打过江来了呢？！”苏轼听后大感自愧不如。正是这样，在一次次与禅师们的交往中，苏轼一步步更接近了“知禅味”的境界。能否“知禅味　”，是与个人的悟性、修养和性格都有关的，说到这儿，又可以想到一件同样与这几样都有关的事：书法。俗语说“见字知人　”，苏轼作为一个思想开朗豪放的大诗人，他的才思如“万斛泉源，不择地而出”，谨小慎微、循规蹈矩，或句句皆有所本，对他来讲都苏轼传　　　　　　　　　　　　　　　　　　　　　　３８是很不适合的。他的书法淋漓纵横，如行云流水，也是不择地而出，他说：“吾书虽不甚佳，然自出新意，不践古人，是一快也。”所以，他的书法是一种痛快、博大、奔放、新颖、优美的艺术。有人嫌他过于“烂漫　”，诚然，蓓蕾般含苞待放是一种很好的艺术风格，但是，山花烂漫、娇艳盛开，也不可谓不美。苏轼的儿子苏过说他父亲的书法　：“岂以书自名哉，特以其至大至刚之气，发于胸中而应之以手，故不见其有刻画妩媚之态，而端乎章甫，若有不可犯之色　。”即既有礼仪而又气势非凡。章甫是朝廷上或宗庙里戴的礼帽。苏轼是儒、道、禅三种思想都有所接受的人，他坎坷的一生没有令他消沉，反而使他更加光彩照人，应该说也与他的思想性格有关吧。苏轼写过一本第一流的散文集《　庄子》，他的浪漫气质和庄子奇特的想象、汪洋恣肆的文笔极易产生共鸣。庄子完全是一个浪漫不拘的人，他既是清净无为，又是躁动有为的。苏轼第一次读到庄子的书时，还十分年轻，当时他就曾经感叹道　：“我以前虽然有这种看法，嘴里却说不出来，今天见到这本书，可真是合我的心意啊！”苏轼并没有把主要精力放在书法上，他的字却被评为宋代第一，他靠的是什么呢？靠他的艺术道路走对了。他以抒发自己至大至刚之气为主，继承了颜字等博大的气派，伸张了宋朝时崇尚意境的时代潮流。苏轼传　　　　　　　　　　　　　　　　　　　　　　３９比如和明清时的书法家相比，何绍基在书法上的功夫恐怕比苏轼大得多，他不能称清代第一，因为他是以临摹为主，虽然在颜字上加了创新，可他的字还是颜体字。苏轼，就是这样一个即使在不经意间也能展现出非凡魅力的人。他的个性复杂多变，很难了解。他是个大哲学家，不可能变成清教徒；他是儒家子弟，不可能变成酒鬼；他了解生命，珍惜生命，不会把时光都浪费在醇酒美人上。苏轼是自然诗人，怀有特殊健全的神秘人生观，往往和自然密切融和，他与自然、四季、雨、雪、山、谷充分接近。杭州也并非遍地荷花与牡丹，东坡也不可能一天到晚谈笑、唱歌、月夜泛舟，因为狱中有一万七千个欠债和私贩官盐的犯人等着宣判，有蝗灾要治理，有航道要疏通，有饥荒要调查。在苏轼这段时期所写的几百首诗中，我们甚至难以找到固定的主调。他写喜剧诗和讽刺诗，充满才情的风景诗、抒情诗、喧笑诗，也有不少忧愁的诗句。在他酒席上喧哗、愉快、嬉笑的外表中隐藏着不安、沮丧、悲哀甚至恐惧的情绪。没有人比苏轼更能充分表达民间的疾苦，他的才华使他将别的作家想要表达的一切更充实、更完整地化为诗歌和优美的文字。但是苏轼离开京师来这儿，心里挂着创痛。他对政事的发展倾向暗感恐惧和悲哀，他苏轼传　　　　　　　　　　　　　　　　　　　　　　４０的伤痛比别人更深。他在密州写给乔太博的一首诗总括了熙宁四年（１０７１年）到熙宁九年（１０７６年）间多产时期他在杭州和密州的一般看法。百年三万日老病常居半其间忤忧乐歌笑杂悲叹颠倒不自知直为神所玩须臾便堪笑万事风雨散自从识此理久谢少年伴另一首写给孔文仲的诗表达了他对官厅盛事的轻蔑感。我本麋鹿性谅非伏辕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