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始皇的秘密(李开元着)-5

由此可见，从嬴政的出生一直到他成人，他一直生活在华阳太后的庇护和掌控之下。不仅他，连他父亲的政治生命，都掌握在以华阳太后为核心的楚系外戚手中，华阳太后和楚系外戚始终威临他的身后，成为他生存的基本环境。他在这种生存环境中的感受，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叫作如芒在背。这种如芒在背的滋味，是又爱又恨又怕，宛若儿童长期在长者的威压管教之下不得不自我压抑，强忍心中愤懑，一旦时机来临，将会一一发泄出来，反抗报复。嬴政与华阳太后之间的这种关系，在秦汉的历史上屡见不鲜。以大家比较熟悉的事例来比较的话，就是汉武帝与祖母窦太后的关系。汉武帝十六岁即位，急于想在政治上有所作为，他大胆任用新人，积极提倡儒学，变更制度，推陈出新，惹得保守而喜好黄老之学的窦太后不高兴，一巴掌打下去，结果是新人解职下狱，儒学废除不行，年轻的汉武帝不得不老老实实蛰居沉默，韬光养晦，一直等到窦太后过世以后，方才卷土重来，清除窦氏外戚的影响，重新构筑政权，再一次推行新政。在秦国的历史上，直接可以比较的相似类型，就是秦昭王与以宣太后为中心的楚系外戚间的关系。可以说，秦始皇时代的华阳太后相当于秦昭王时代的宣太后，秦始皇时代的昌平君熊启相当于秦昭王时代的穰侯魏冄。宣太后在世的时候，秦昭王多年处在母亲的威压下，受到以舅舅魏冄为头面人物的楚系外戚的掣肘，并没有完全掌握政权。华阳太后在世的时候，秦始皇也始终处在养祖母的威压下，受到以表叔昌平君为头面人物的楚系外戚的掣肘，也没有完全掌握政权。宣太后去世以后，秦昭王放逐了以穰侯魏冄为首的楚系四贵，大权独揽。华阳太后去世以后，秦始皇放逐了昌平君熊启，大权独揽。秦昭王与秦始皇，在类似的历史条件下，经历了类似的成长历程。华阳太后去世，在秦王政十七年，这一年，嬴政三十岁。昌平君熊启被放逐，在秦王政二十一年，嬴政三十四岁。所以说，秦始皇直到三十岁以前，并没有真正掌权，也没有独裁专权的条件；他开始独断乾坤，是在三十四岁以后，这个时候，距离秦统一天下，只有短短的五年，他在统一天下过程中最实实在在的功绩，都集中这一段时间。以穰侯魏冄为首的楚系外戚，被解除权力以后，回到自己的封地安度晚年，不但都是善终，而且由于华阳夫人与安国君的婚姻关系而埋下了东山再起的伏笔。以昌平君熊启为首的楚系外戚，却因为昌平君反秦复楚，成为被牵连的乱党，秦国的罪人。在这桩牵连广泛的重大事件中，秦始皇的王后楚夫人和长子扶苏也在所难免受到影响。我们前面已经讲过，秦始皇二十二岁行成人礼，开始亲政，二十三岁迎娶楚夫人。他的婚姻，由华阳太后一手包办，新夫人来自楚国，是华阳太后的亲属，昌平君的近亲，是楚系外戚挑选出来的一位新的“华阳夫人”。长子扶苏出生以后，上面有老太后的庇护，后面有楚夫人的爱护，左右有昌平君等楚系权势人物的支持，继承人的地位是早早就稳固成形了。然而，华阳太后过世，特别是昌平君反秦复楚以后，形势急转直下，楚系外戚土崩瓦解，王后失势，扶苏失去了支持的基础，作为继承人的根基发生动摇。可以想见，在秦国王室和政府内部，围绕着王位继承人的问题，当是又有一番激烈的争夺。也许，正是在这种复杂的形势下，秦始皇不得不将正式策立太子的事情搁置，留待将来再作定夺。从以后的事情发展来看，他看重扶苏的心情大概是没有改变，一直给予扶苏特别的机会和待遇，但是，他对扶苏的楚系背景始终心存忌讳：他与楚系外戚有说不清道不尽的恩怨，他对楚系外戚怀有强烈的戒备心，他担心扶苏即位后政权再一次落到楚系外戚的手中，又会引发政治上的震动。也许，这就是他迟迟不立太子，直到临终还在扶苏和胡亥间摇摆的重要原因?秦国政治中的这些忌讳，是秦始皇一生中难言的隐痛。秦国的史官，面对这一段曲折的历史，大概只有隐瞒删除，语焉不详了。正是因为这个缘故，史书中关于秦始皇的纪事，相当于在秦昭王的纪事中有意删掉了宣太后和魏冄等人，这就必然地留下了诸多的空白。秦始皇一生中诸多不可解的疑团，最古老的谜底之一应当就在这里。至于史书中为什么也没有留下有关秦始皇其他后宫的消息，历史侦探以为，这件事情，在楚系外戚的忌讳之外，应当还与焚书有关。秦灭六国统一天下，为了消灭六国人民对于故国的记忆，下令将各国的史书通通焚烧。在焚书的行动中，秦国的史书不在焚烧之列。我们已经讲到，秦王的夫人们来自各国的王室，有关她们的记载，都涉及六国的娘家，等于是一种别样形式的六国历史。也许，为了彻底地消除六国的历史记忆，秦政府不但将楚系外戚和后宫的纪录，也将其他后宫们的纪录作了删除，由此不再见于秦国史官的记载?往事遥远迷茫，对于秦代的事情，百余年以后，司马迁已经是不清楚，两千年后，我们再来追究这一段历史时，借助于新史料的发现和认识方法的改进，通过增补订正，可以更加逼近真实，但仍然是不能知道得明明白白。点滴史料和无穷史实之间的落差，是古代史的宿命，也是古代史的魅力，我们必须通过联想作连锁式的考证，再用合理的推测去填补历史的空白。(三)顺天逆民秦统一1.一切历史都是推想2009年2月底，历史侦探结束了关于秦始皇亲族疑案的侦查，将全部结果整理成册，提交给了历史法庭，对于这桩两千年来的重大疑案，终于有了一个相对完整的交代。历史法庭审阅了报告以后，对于历史侦探的工作努力给予了肯定的评价，特别是对于历史侦探接受法庭建议，另外补写《秦外戚世家》的工作态度，表示赞赏，认为这将大大地推动有关秦始皇其他疑案的侦破。经过讨论，历史法庭决定奖赏历史侦探一笔小额的奖金，并且建议侦探局给予历史侦探适当的假期，便于他解除身心的劳累，接受新的任务。得到奖金和假期的历史侦探，喜出望外，他开始考虑如何使用这次难得的休假。历史侦探是贪玩好耍、喜爱游历的人，他决定去旅游。历史侦探又是好探险、求发现的人，单纯的游山玩水，已经激发不起他的兴致，他的旅游要有一种探索的目标。已故的侦探局老局长胡适先生不仅是一位杰出的历史侦探，更是一位难得的历史侦探理论家，他有一句名言，叫作：“大胆假设，小心求证。”这句名言，不仅对历史侦探界有深远的影响，多年来也被历史侦探奉为座右铭。近年来，历史侦探通过自己的实践，觉得当今世道变化大，各种案情日趋复杂，这句名言已经难以满足变化了的形势，于是自己作了一点补充， 叫作：“合理推想，临场体验。”历史侦探景仰胡适老局长，他自己也爱好哲学，有理论的兴趣，喜欢随时对自己所完成的工作作功过成败、原因结果的总结，也喜欢不断地对自己所从事的事业作打破沙锅问到底的诘问。他觉得这样既可以不断地提高自己的破案能力，也可以为后辈的侦探们提供经验教训，为学科的发展提供建设性的贡献。“合理推想，临场体验”的补充，首先来源于他野外工作的实践总结，也来源于他闭门沉思的终极诘问。他有这样一段自问自答式的纪录。历史是什么?历史是基于史料对往事的推想。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往事已经在时间中消失，今天的我们不能再回去验证。史料是往事的遗留，是连接今天的我们与消失了的往事的唯一中介。但是，在现存的史料和消失了的往事之间，横亘着时间的间隔，在古代史的领域，这种间隔动辄数百上千年，如何穿越得过去?同时，消失了的往事无穷无尽，现存的史料点滴有限，这种差异，到了古代史的领域，只能用大海与浪花来比喻，用九千九百九十九点九的往事与万分之零点零零零一的史料来形容，如何连接得起来?历史侦探的回答是:连接史料和往事，通过解读史料来重现往事、构筑史实的唯一方法，就是依靠人类的智力，去作超越时空、由小见大的推想。推想必须合理。合理的推想，一是要有史料的依据，否则就成了空想；二是要合于逻辑，否则就成了臆想。两千年以前，司马迁依据他所能见到的史料，对秦王朝和秦始皇的历史作了相对合理的推想，为我们留下了《史记》中的相关叙述，成为后人了解秦始皇的最重要史书。但是，司马迁掌握的史料不多，他的识别能力有局限，特别是他所生存的时代，官方和舆论主流出于自己的利益需要，对秦王朝和秦始皇执着根本否定的偏见，所以，《史记》中关于秦王朝和秦始皇的历史，不但残缺空白，而且羼入了大量的谎话和流言。二十一世纪的今天，我们所能见到的史料已经超出司马迁，我们所取的立场已经远较自认为革了秦王朝命的汉王朝更为客观，至于我们今天所具有的认识能力、广阔视野和丰富知识，更不是司马迁的时代所能够比的了。正是因为这样，历史侦探感到，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我们不但须要重新审视《史记》的相关记载，而且有必要重新构筑秦王朝和秦始皇的历史，一部新的更加接近真实的历史。2.重新寻找秦始皇构筑新的历史，不但需要新的史料，也需要新的视野和新的方法。在新方法中，合理的推想自然是必不可少，不过，临场体验也是缺不得的功夫。临场体验，一种是用脑，用脑深入历史事件发生的时间现场，穿越时空作历史学的联想，去设身处地地体验当时的事件情景和人物心情。另一种是用脚，用脚深入历史事件发生的空间现场，到古代的遗址去脚踏实地，去走去看去考察。古代的遗址，是往事的废墟——废墟不是终结的空虚，而是与记忆同在的生存。当废墟被触发的时候， 存留的记忆基因将会赋予往事以复活的生命。在这次秦始皇疑案的追查中，历史侦探用脑的临场体验多，用脚的临场体验少，走得少了，看得少了，实地的临场感也淡薄了，他自己不满意，朋友们也有意见。有幸得到历史法庭格外恩准的休假后，历史侦探决定去作实地考察，再一次用脚去深入历史现场，去复活历史，去寻求秦始皇的历史真相。心中的火焰燃起来， 2009年3月，历史侦探查询地图，打点行装，背负行囊，手持相机，行进在山海之间的风尘路上。历史侦探到胶南，登琅琊台，感受秦始皇乐而忘返的欢愉，确认方士徐福与所谓的坑儒事件并无牵连，心中一块石头落地。放心之余，追寻秦始皇巡游的足迹，沿山东海岸北上，风雨中登成山头，体验当年旅行的艰辛，想见秦始皇祭祀日神的庄严。又西行去烟台，上芝罘岛，这里曾经是秦始皇祭祀阳主、刻石记功的圣地，如今历经沧桑，天变地动，小岛联通陆地，刻石已成纸上回忆。古今虚幻，往事如烟，最终去了蓬莱阁，因为海市蜃楼的幻影，八仙过海的传说，这里已成古往今来一大名胜地。考察归来，历史侦探再次翻阅古典，研读新出土的文献，查询古今中外的意见，他在确信“坑儒”是编造的伪史之余，情不自禁感慨:秦始皇一生的事迹，我们实在是了解得太少，也欠缺了尽心尽力去了解的努力；秦始皇一生的功过，特别是他的历史形象，不仅是被曲解误读，更是被人为地丑化了。两千年来，作为秦人的子孙，我们没有寻实据理，公正客观，努力地去认识一个真实的秦始皇，而是囿于党派学派的成见，出于眼前利益的需要，编造出种种曲意阿世的诠释，偏离历史的真实越来越远。如此的结果，上愧对列祖列宗，下愧对子孙后代，徒引海外他人的嘲笑而已。感慨之余，历史侦探痛定思痛，他深感秦始皇留下的历史遗产，至今仍然深刻地影响着中国。当今的中国社会，有必要为秦始皇这样一个伟大而复杂的历史人物作正本清源的澄清，对他在历史上的事迹，重新作细致的考察，对他在历史上的功过，重新作公正的评价。作为华人的职业历史侦探，他自感羞愧汗颜，觉得自己在这桩千年疑案中是有责任的，他考虑尽自己微薄的力量，来从事这项艰难的工作。3.推倒重来的工作有一句话说得好，看法可以有很多，事实却只有一个。看法是对事实的解释，是建筑在事实基础上的高层楼阁。在事实和看法之间，事实优先。一旦事实动摇，看法必将摇摇欲坠。所以我们说，事实胜于雄辩。历史侦探以为，唯一的事实，是历史认识的基础；多样的看法，只是对唯一事实的不同解释。如果我们相信人类有遵从事实的共同理性，正确的逻辑关系是人类的共同意识的话，最接近事实的解释是可以逐步接近的，不同的看法是可以趋于一致的。基于这种认识，历史侦探将千百年来关于秦始皇的各种不同看法作了清理，他注意到这些不同的看法，大都基于相同的史实。提出这些看法的评论家们，并没有致力于寻找和发现新的史实，也缺少对史实的认真清理，他们只是站在不同的角度看待同一史实，着力于在解释上花样翻新，甚至是强词夺理。这种本末倒置的结果，就是议论纷纷，而史实依旧。基于这样的认识，历史侦探感到在重新认识秦始皇的问题上，需要推倒重来。他所说的“推倒”，讲的是首先要将史书解构成史料——具体而言，就是分析《史记》和其他文献中有关秦始皇的篇章，将可信度较高的史料、可信度较低的历史故事和不可信的添加伪造区分开来。他所说的“重来”，分为史实的重建和史论的重建两个阶段。史实的重建，讲的是从传世文献中筛选出可信的新史料以后，再从出土资料中寻找可信可用的相关史料补充进去，洗牌组合，重新构筑有关秦始皇的史实。史论的重建，讲的是在一部新的秦始皇纪事的基础上，对历史人物作出公正的评价，联通古今，作扬弃的取舍继承。这项工作，宛若在一座曾经改建过的老建筑的旧址上复原一座更老的建筑，这座更老的建筑，是改建前的原始建筑。为了复原，首先要细致地拆卸老建筑，将可用的原始建材挑选出来继续使用，在补充了新的建材、重建了原始建筑以后，还要作最后的装修和装饰。毫无疑问，这项重建的工作，不但工序繁多，而且工作量庞大。曾经自以为对这项工作有了一定贡献，也有意接受这项工作的历史侦探自我衡量了一下，结果是倒抽了一口凉气。他终于明白，他从前所从事的工作，不过是拆卸旧建筑和寻找新建材，他所完成的拆卸，仅仅是旧建筑的前堂，他所收集的新建材，也还远远不够用。自我衡量到这里，心里有些凉飕飕的历史侦探感到，在这个时候，要勉为其难地来对秦始皇的一生作重新评价，无异于在旧建筑只拆了一半的时候来作装修，结果怕是会落到商业宣传的浮饰中去。历史侦探有自己的职业道德，他尊重业界的职业规范，对自己的侦探事务所有严格的要求，看重创新和信用。他希望自己的侦探事务所能够成为一个有品牌的专业特色店。历史侦探决定暂时搁置对秦始皇的一生作重新评价的重大工作，留待复原工程完成以后。眼下，他决定低调务实，只是总结已经完成的工作，依据已经取得的工作成果，以秦统一天下为界，对三十九岁以前的秦始皇作一个简略的评价。在作这个评价的时候，历史侦探决定选取秦始皇的亲族关系作为观察的视点，以新发现的相关史实作为线索和根据。他相信，由此得出的看法将会是新颖的，其可信性也是可以经受检验的。4.颁奖台上的强势明君经过慎重考虑之后，历史侦探写出了评价秦始皇的阶段报告书，准备提交给历史法庭。因为最近在国外了解到人民陪审员制度情况，感觉由大众直接参与历史审判将是未来的潮流，他于是将报告书作了摘要，提供给将来有兴趣有机会参与陪审的读者们，如下:通过我最近的工作，对秦始皇的亲族们做了一次比较彻底的调查。在这次调查的过程中，我们不仅对从前知之甚少的秦始皇的亲族们，比如父亲嬴异、母亲赵姬、养祖母华阳太后、亲祖母夏太后和弟弟长安君成等人的情况有了比较深入的了解，而且发现了从前不为人知的几位亲族，比如表叔昌平君、成的母亲韩夫人等，在两位准亲族的著名人物——仲父吕不韦和假父嫪毐的事迹中，也发现了诸多从前没有被注意到的史实间的关联。通过这项工作，我们首次将秦始皇的亲族网勾画出了一个大体的轮廓；通过重建这些亲族们所组成的关系网，通过观察秦始皇在这个关系网中与亲族们的互动和映照，我们在相当程度上复原了秦始皇的生存环境和发展条件。我们知道，个人的生命来源于父母，亲族关系无疑是个人最基本的生存环境。在世袭制社会当中，出身决定了地位，亲族关系更是个人发展的首要条件。把握住了秦始皇的亲族关系，一个逼近历史真实的、人性的秦始皇的形象，便有了复活的可能。更为重要的是，这次调查，我们还首次对数百年来秦国外戚的历史和秦国外戚干政的历史特点作了系统的整理，对于长达三百年、延续了二十一世代的秦楚两国的联姻关系，有了脉络清晰的认识，并且第一次将左右秦国政坛八十年之久的楚系外戚集团的历史真相揭示出来了。外戚干政是秦国政坛的深层背景。楚系外戚集团主政，从秦昭王时代一直持续到秦始皇时代，秦始皇父子的政治生命，长期都掌握在这个集团手里。可以说，外戚关系，特别是楚系外戚集团的存在，是秦始皇的生存环境和发展条件中不可忽视的重大背景。忽视以上这些基本的要素，无异于割断了历史，结果就是将秦始皇视为横空出世的奇特人物，赞美者称他为千古一帝，将秦统一天下的伟业通通归功于他的英明，攻击者称他是稀世暴君，将秦亡的责任逐一归结为他的罪行。现在看来，这些意见都是情绪化的偏激之论，既不符合历史事实，也偏离了评价历史人物所必须具备的公正立场。我的这次调查工作，从内容上看，主要集中于亲族关系，从时间上看，主要集中在秦始皇从出生到统一天下的三十九年间。三十九年的时间，在秦始皇五十年的生涯中将近占了五分之四，他那曲折而辉煌的人生，已经过去了大半。在这三十九年间， 他从幼年到中年，他的为人行事，他的政风人格，已经基本定形。在这三十九年期间，他从秦国的王子到秦王，再从秦王到秦帝国的第一位皇帝，他在历史上的地位，也大体确立。根据对他这三十九年历史的仔细考察， 我们看不出暴君独裁的迹象；更重要的是，我们看不到出现暴君独裁的历史条件——不受限制的绝对王权。相反，我们看到秦国政治社会传统深厚，王室婚姻连接多国，亲族关系错综复杂，君王的政治权力受到多方的制衡和限制。在这种生存和发展条件之下，我们所看到的三十九岁之前的秦王嬴政，是一位经历了种种艰难磨练，正在一步一步成长起来的贤明君王的形象。另一方面，我们在调查秦始皇亲族关系的工作中，也对秦统一天下的过程做了一次清理。清理的结果表明，秦统一天下的过程，是一个延续了数百年的漫长历史过程。这个过程，大体可以分为四个阶段。一，秦孝公时代(前361—前338年)。这一阶段，可以说是秦统一天下的出发点。在这段时期中，秦孝公任用商鞅，实行变法，富国强兵，奠定了秦统一天下的制度基础。二，秦惠王时代(前337—前311年)。这一阶段，可以说是稳步东进的阶段。在这段时期中，秦惠王派遣司马错攻占巴蜀，将关中蜀汉连成一片，建立了东进的稳固基地；任用张仪破解六国联盟，实现了东进的有利外交环境，北取上郡，南夺汉中，东进三川，开始稳步扩张。三，秦昭王时代(前306—前251年)。这一阶段，可以说是决定性的阶段。在这段时期中，秦国在宣太后和秦昭王的坚强领导下，任用魏冄，内政安稳，外交灵活；军事上任用大将白起，通过伊阙之战，歼灭了二十万韩魏联军，使韩国和魏国失去了抗衡秦国的力量；通过长平之战，歼灭了四十万赵国军队，使赵国失去了抗衡秦国的力量。这时候的秦国，三分天下有其二，领土和实力，已经远远凌驾在六国之上，这时候的秦国，统一天下的三大战役(伊阙之战、长平之战和灭楚之战)已经打赢了两场，统一天下的大局已经定形，攻灭六国的大势已经难以逆转。四，秦始皇时代(前246—前221年)，这是完成统一的最后阶段。在嬴政年幼不能亲政的十年间，政权由华阳太后、夏太后、帝太后代理，主持国政的吕不韦、昌平君，主持军事的蒙骜和桓齕都是先王以来的老臣，维系着内政外交和东进政策的稳定。嬴政二十二岁亲政，在祖母华阳太后的的督促之下，依靠表叔昌平君等人平定嫪毐之乱，放逐了母亲帝太后。事后，他接受齐国使者茅焦的建议，迎回母亲，明智地在祖母和母亲之间求得平衡，不仅妥善地处理了危机中的秦国政局，也妥善地处理了复杂的多国政治关系。嫪毐之乱，是嬴政政治生涯中第一次重大的磨练，他顺利地经受了考验，一位有为君王的成长形象由此充分地展现出来。嬴政亲政以后，华阳太后威临王室，丞相昌平君辅佐国政，老将王翦领军出征，年轻的秦王继承传统，开始领导秦国沿着既定的路线继续东进。华阳太后去世以后，嬴政开始专权，罢斥老臣，放逐昌平君和王翦，强力推动统一的车轮急速猛进，结果是遭受了第一次灭楚之战的重大失败。不过，嬴政跌倒后又爬起来，他承认过错，再次起用王翦，取得了灭楚之战的最后胜利，完成了消灭六国、统一天下的大业。如果我们以秦统一天下的过程为背景，将秦始皇的前半生放在这个背景中作一鸟瞰式的概观的话，大致可以做出一个形象化的评语。秦统一天下的过程，宛若一场四乘一百的接力赛，秦始皇在这个历史过程中所起的作用，可以比作四人接力赛中的最后一棒，在遥遥领先、胜局已定的跑道上，他接棒冲刺，曾经跌倒，又坚强地爬起来，一鼓作气跑到了终点，成了颁奖台上的领奖者，历史镜头的聚光点。在这个历史的聚光灯下，他展现出来的人格是隐忍顽强、坚决果断，他展现出来的政风是明察谨严、知过即改，他展现出来的历史形象，是一位历经了种种艰难磨练，正在一步一步成长起来的强势明君。5.天意难测民意重一位年幼君王，经历了种种磨练，一步一步成长起来，成为强势明君，尽管遭遇过失败和挫折，但他最终完成了统一天下的大业，成为历史聚光灯下的千古一帝，这就是秦始皇前半生的人物形象。这个形象，阳光向上，可以说是正面投影的光辉形象。投影出这个正面形象的光源，是中国由分裂走向统一的历史运动。这个历史运动结束了西周以来的列国并立，代之以统一帝国；这个历史运动结束了远古以来的亲缘氏族社会，代之以新的编户齐民社会。这个历史运动，宛若一种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一种不可逆转的历史大趋势。这种历史大趋势，经典作家称之为历史的必然，星相学家称之为宿命，我称之为天意。中国有句古话说，时势造英雄。何谓时势?时，时局也；势，趋势也。时势就是历史大趋势，就是历史的必然，就是天意的体现。西周王室衰退以后，由新的政治社会秩序取代旧的政治社会秩序的历史运动开始启动，诸侯兼并，列国争霸；到了战国时代，各国称王，齐秦两国先后称帝，天下走向统一帝国的趋势逐步明显。正是在这种大趋势当中，秦国以它特有的条件顺应了天意，成为实现天意的工具，逐一消灭列国，创建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帝国——秦帝国。秦帝国建立以后，秦始皇五次巡游天下，刻石记功，宣扬统一天下的大义。峄山刻石文曰：“追念乱世，分土建邦，以开争理。功战日作，流血于野，自泰古始。世无万数，陀及五帝，莫能禁止。乃今皇帝，壹家天下，兵不复起。灾害灭除，黔首康定，利泽长久。”碑文大意是说:“回首乱世之初，纷争由分封列国开始。从此以后，战争无日不有，鲜血遍地长流。古往今来的混战局面，历代不能改正，五帝不能禁止。当今时代，皇帝统一天下，战争不再出现，灾害得以消灭，百姓康泰安定，永久享受和平的恩惠。”我读峄山刻石碑文，不仅感到字句铿锵，意义深远，更进而感受到此时此地的秦始皇，登高远望，志得意满，俨然是天意的代言人。另一方面，秦国统一天下的过程，又是一个延续了数百年的残酷的战争过程。面对着秦国如狼似虎、无止无休地蚕食侵攻，执着于传统、恋乡眷土的各国人民恐惧悲愤；面对着宛若杀人机器的冷酷秦军，热爱祖国的各国人民同仇敌忾，拼死抵抗，上演了无数惊天动地、可歌可泣的感人事迹。从这个角度来看，秦灭六国统一天下的行动，残酷地强暴了各国的人心，是违逆大众民意的。荆轲别燕国，刺秦王功败垂成，列国人民为之扼腕叹息。高渐离继承荆轲遗志，举筑击嬴政未中，一曲“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的悲歌千古回响。张良变卖家产，求得壮士博浪沙狙击始皇，他那怀念祖国痛恨暴秦的深情，凝结了韩国的民心民意。屈原赋《哀郢》，诉说国都为秦军攻占的悲伤，哭泣百姓流离失所的苦难: “皇天之不纯命兮，何百姓之震愆(愆：音迁，罪过。)。民离散而相失兮，方仲春而东迁。”意思是说:“反复无常的天意啊，为何使百姓遭殃？妻离子散啊家破人亡，仲春二月啊迁徙东方。”他忧国怀乡， 亲土爱民。他怨天悯人，哀怨天意之不公，悲泣民生之苦痛。伟大的屈原，是忧国爱民的诗人。屈原所忧的祖国，是激烈抗击秦国侵攻的楚国。屈原所爱的人民，是在秦军的残酷攻击下流离失所、痛楚绝望的楚国人民。屈原的著作和人格，不仅体现了楚国的民意，也体现了列国的民意。古往今来，屈原已经成为热爱祖国乡土和讴歌民情民意的象征。天意无道，民意有情，天意和民意的离合，左右了历史的动向。我调查秦始皇疑案，整理秦统一天下的往事，深深感到秦灭六国的历史是一部顺天逆民的历史——天意和民意的背离，制造了无数惨痛的历史。秦违逆民意统一天下，暴力强行的结果，古来列国消灭， 万千生灵涂炭；十五年后，有六百年历史的秦国也不得不为此付出惨痛的代价，国家崩溃，王族灭绝。两千年来，中国人民也不得不为此付出沉重的代价，呻吟在专制主义中央集权政治体制的压迫之下，乡土难以自治，个性难以发扬，改革的动向难以成器，创新的萌芽难以生长，庞大帝国体制的厚重停滞，让近代中国沉沦到落后的谷底。追根问底，都要溯源到早产的统一帝国，箝制民意，轻视地方，以暴力维持统一，扼杀任何可能出现的新生机。一统天下的秦帝国，虽然是早产，毕竟顺应了天意。秦帝国的建立，取得了远古以来从未有过的成功，可谓是前无古人。一统天下的秦帝国，也为以后两千年中华帝国的历史，奠定了制度的基础，规范了延续的蓝图，可谓是后无来者。秦的体制，历代继承，统一帝国的形态，延续至今。中国指向统一的天意，可谓是由秦帝国和秦始皇宣告的。天意和民意的聚散离合，贯穿着中国历史。屈原伤怀自沉，逆天顺民。秦始皇统一天下，顺天逆民。秦末大乱，刘邦顺天顺民，建立汉帝国。历经王朝更替，演化到了近代，袁世凯复辟称帝，是一场逆天逆民的短命闹剧。两千年中国历史的基本特点，由统一帝国和民众暴乱交替而来的王朝循环，也是出于天意和民意的聚散离合。天意和民意，是我们洞察历史的两束光源，评价历史和历史人物的两个视点。从这个角度观察开去，我们不但可以将秦帝国和秦始皇看得更清，也可以看清历代的王朝和帝王，看清他们的明处和暗处，他们的光辉和黑暗，看清他们的成功和失败，他们的伟大和渺小。体察天意和民意，方能通古今之变。古代社会，天意重而民意轻；现代社会，民意重而天意薄。天意超前，民意滞后；天意难测而识者少，民意可知而消息广。不从天意，难以成功；不顺民意，必将遭到功成后的报复。盖棺论定，秦始皇千秋功罪的评说，还得留待我整理秦始皇晚年史实之后。以史为鉴，当权者顺天重民，调和天意和民意，可谓是刻不容缓。编者按：有关对秦始皇统一天下及中华统一帝国的评述，可参阅：黄仁宇《中国大历史》第二、三、四章，《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秦始皇”“文景之治”“从分裂到统一”“贞观之治”等节，《黄河青山》“寻求对历史的技术辩证”，三联书店版；顾准《顾准笔记》“历史笔记”，中国青年出版社2002年版；葛剑雄《统一与分裂——中国历史的启示》（增订版），中华书局2008年版。进一步的阅读与思考，可参见：（法）邦雅曼·贡斯当《古代人的自由与现代人的自由》第三编第一部分第13小节和第二部分第10、11、12小节及其注释，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或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秦始皇的秘密结语：我为什么写历史推理这是我写的一本历史推理书。两年以前，我出版了新形式的历史叙述《复活的历史：秦帝国的崩溃》，按照预定的计划，我开始着手写第二部：《复活的历史：汉帝国的诞生》。殊不知，鬼使神差，因缘际会，我竟然先写成了这本历史推理，自己也感到意外。写历史推理，是多年以前就有的想法。我入史学之门，算是科班正途，进北大历史系，从考证开始起步，经过人物评论、事件原因探索，一直到史学理论，一步一个脚印，从基层走到高层，经历了一个难得的完整过程。因为喜好哲学，遇事爱寻根问底，历史是什么，历史学又是什么的终极问题，始终是我的关怀。毕竟是千古的疑难，怕要求索一生。退而求其次，考证是什么，考证的原理在哪里？也一直吸引着我。多次实践以后，渐渐悟出些道理来了，考证的基本思路，就是基于证据的推理。基于证据的推理，不仅是历史学的思想基础，也是科学的思想基础。历史学与科学之间，在基础的部分有相关的交接点，实在是使我感到高兴，因为我曾经有过做科学家的少年梦。我爱读侦探小说，最钦佩柯南道尔笔下的福尔摩斯，那种智慧的冷峻神态，瘦长的敏捷身姿，很使我着迷。侦探小说读得多了以后，对于侦探们的思路，也大体看出门道来了，同样是基于证据的推理。发端于英美，经过日本人的改进，发展成为体裁广泛的推理小说，内容也由单纯的刑警破案扩充到暴露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江户川乱步，松本清张，森村诚一，赤川次郎……众多的推理作家，宛若灿烂的群星，使人眼花缭乱，目不暇接。我到日本以后，注意到一个有趣的事情，这些写侦探小说的名家们，不少人喜好历史，特别是古代史。他们不但用古代史做题材写侦探小说，有些人还直接介入到古代史的研究中来。报纸电视关于古代史疑问的讨论，常常是历史学家、考古学家和侦探小说家同堂共议，争锋斗智，那种融汇文学和史学、结合实证和推理的动人景象，在中国是未曾见过的。著名历史学家周一良先生不仅是中国古代史的大家和日本史的专家，也是侦探小说的爱好者。他读了日本推理小说家高木彬光的推理小说《成吉思汗的秘密》后有所感，专门写了一篇文章，题作“日本的推理小说与清代的考据之学——一种文化比较”。在这篇文章中，周先生结合自己读书治学的体验，指出了推理小说与考据之学间有相通的内在联系，二者在基本思路上相同，都是基于形式逻辑的推理。周先生是我所敬仰的老师，读了他的文章，加深了我的感悟。我进而想到，不管是在欧美还是在日本，侦探小说都颇为流行，是得到国民喜爱的通俗文化。反之，在中国的流行文化中，没有发达的推理小说，国民喜爱的方向，偏重在神怪武侠。神怪武侠是非逻辑的自由遐想，那种上天入地、出神入化的超脱和飞跃，由不得让我想到庄子的无拘无束，道家的自然自由。诸子百家中，唯有名家是讲思辨、重逻辑的哲学派别，经过秦始皇的焚书、汉武帝的尊儒以后，两千多年来是断绝了。这种断绝，对于中国文化和国民心理的影响，不可不谓久远深长。诸子百家是中国文化的源头和根本，是人类脱离鬼神迷信之后的东方理性觉醒，其丰富的内涵和无限的可能，先被政治专制的焚书打断，后被文化统制的尊儒阉割，从此偏离多元的方向，失去了自由与活力，实在是两千年来中国文化的不幸。痛定思痛后的当今中国文化，其最大的课题，就是回到古典，重铸文化，在诸子百家的根上，嫁接现代的普世文化，发展出融汇古今中外的新文化来。历史是文化的核心，历史学的开拓也是文化的课题之一。于是我又发奇想，是否可以在考据之学的传统之上，参照推理小说，发展出一种新的表现历史的形式？我由此有了历史推理的想法。我是理论脱离实际论者，承认任何理论与实际之间都存在着差异，而这种差异，正是人为努力的所在。理论先行，有了想法以后，我开始着手实践。历史推理的内容，当然是历史上的疑案。在古代史领域，到处都是难解的疑团，大到夏王朝是虚幻还是真有其事，小到秦始皇的父亲是子异还是吕不韦，大凡是可以做考证文章的题目，都可以成为历史推理的题材。问题在于形式，寻找合适的形式成了写作历史推理的关键。我试图学习侦探小说的手法，设计一位宛若侦探的历史学家，引导自己的学生们来出入古今，破解古史之谜。如此深入下去的结果，自然走向了推理小说的方向，在增加了趣味和自由的同时，不可避免地削减了历史可信度的传达。我希望坚持历史学本位的立场，侦查的疑案就是历史学的问题，证据一定要真实，推理一定要合理，可以构筑，但不能编造。虚构人物的推理小说的方式，不是我当下追求的目标。我暂时放下了这种写法，将原稿封存，留待将来做别的用途。我将注意力转向题材，期待内容能够提供形式的启示。我在写作博士论文《汉帝国的建立与刘邦集团——军功受益阶层研究》的时候，曾经明确了一个重要的史实：创建了汉帝国的刘邦集团，它的上层，多是出身于楚国的军人，数量虽然不大，却是集团的核心部分，我称其为楚人集团；它的中下层，多是出身于旧秦国的军人，数量最大，构成集团的外围和主力，我称其为秦人集团。顺着这条线索，我在整理项羽之死的历史的时候，发现了一件有趣的事情。垓下战败，项羽溃围脱逃，一支汉军的骑兵部队奉命追击，终于在乌江岸边置项羽于死地。项羽死后，有五位汉军骑士各自夺得了其遗体的一部分，都被刘邦封为列侯。这五位骑士，无一例外都是出身于关中地区的旧秦军将士。其中的一位叫作杨喜，他的第五代孙子杨敞是司马迁的女婿，曾经做过汉朝的丞相，与司马迁有多年的交往。《史记·项羽本纪》中关于垓下之战和项羽之死的纪事，因为都出于杨喜的口述，所以栩栩如生，真实得让人生疑。这段历史的澄清，不仅印证了我对刘邦集团地域构成的发现，也坚定了我打通文史哲，回到司马迁，以《史记》为蓝本写历史叙述的决心。我进而联想到兵马俑，这是一支以秦帝国的京师军为原型塑造的地下军团，那些追击项羽的旧秦军将士们，甚至是杨喜等五人的身姿，说不定就跻身于其中？兴奋感动之余，我用自己熟悉的形式，就这个题材写了两篇论文，一篇题作《兵马俑与项羽之死——秦京师军去向探微》，在“秦俑学第六届学术讨论会”(2004年，兵马俑博物馆)上发表，后来刊载在《秦文化论丛》第十二辑上。另一篇题作《论〈史记〉叙述中的口述传承——司马迁与樊他广和杨敞》，在“纪念司马迁诞辰2150周年暨学术讨论会”(2005年，陕西师范大学)上发表，后来刊载在《周秦汉唐文化研究》第四辑上，算是两份历史研究的学术成果。兵马俑与项羽之死的内容，被与会的记者报道，经过报纸和因特网的转载，受到历史爱好者的广泛关注。一位长辈告诉我，他在火车站的消遣杂志上看到了相关的文章，候车时买来打发时间。我去年暑假到安徽实地考察，从垓下经过东城到乌江，一步一个脚印地追寻项羽之死的踪迹。在乌江“项羽祠”出售的旅游书上，我也看到了相关的文章，买来作纪念。当然，这些文章的作者都不是我，而是各种层面上的爱好者们以不同的方式进行的改写和再改写。在得到上至学会下至娱乐小报的反馈以后，我再一次感到历史的神秘，感到真实的历史，可以比虚构的小说更精彩；追求历史真相的乐趣，可以由专家与大众共享，专家和大众一样，都有一颗好奇的心。我由此想到，既然是专家与大众都感兴趣的内容，与其由外行的爱好者来改写传布，留下浅入误出的诟病，何不由专家自己来深入浅出地传播？受到新的刺激后，我开始考虑以项羽之死为题材，以已经写成的学术论文为基础，再一次尝试历史推理的写作，希望大众看得有趣，专家不会摇头。写作的过程断断续续，停停写写，持续了好几个月，结果是失败了。尽管有好的题材，却找不到好的形式，我无法脱离学术论文的框架，另外写成一种既能使大众感到有趣，也能使我有心写下去的新东西。我很有些灰头灰脑，怀疑自己是否走火入魔而为贤者笑，我又一次将历史推理的想法束之高阁。这一次，我将历史推理从我的历史学构想中作了删除，排除到历史学之外，干干脆脆来了个一刀两断。古来贤者说，有所失才能有所得，有所不为方能有所为。不再受历史推理困扰的我，于是将有限的精力，集中于历史叙述的追求。感谢神明的眷顾，我竟然在失落的地方有了收获，在思维的推理上增添了实地的考察，在冷峻的逻辑上增添了移情的体验，在问题式的求解外追求历史的自然流程，终于找到一种自己满意的形式，完成了《复活的历史：秦帝国的崩溃》。那个时候，我再次思考了自己的历史学构想，确认了历史研究、历史理论和历史叙述的工作布局，准备顺着这个三合一的方向，驾轻就熟地顺流而下了。历史叙述，以“复活的历史”为系列进入汉帝国；历史研究，围绕取代军功受益阶层的诸种新集团，进入西汉中后期；历史理论，将《历史的镜像》整理出来，由知识论进入本体论；然后是诸子百家，茶文化，生死观，神明和花道……又是思想先行的宏大计划。思想总是走得太快，行动永远落后于计划，一些意想不到的因素，不时将我的计划打乱。《复活的历史：秦帝国的崩溃》出版于2007年4月，大概是在同年2月，《21世纪经济报道》读书版的编辑李二民先生来信约稿，说中央电视台将播放长篇电视连续剧《秦始皇》，希望我就历史上真正的秦始皇谈谈看法。我一口应承下来，没有丝毫的犹豫和踌躇，反而有正中下怀的愉悦，因为长久以来，秦始皇的事情一直憋在我的心中，成了纠缠不去的情结。我写《复活的历史：秦帝国的崩溃》，最初是从秦始皇的出生开始写的。当我将所有有关秦始皇的史料仔细地过了目，将有关的主要研究论著浏览以后，我惊奇地发现，两千年来，秦始皇是一位被严重误读了的人物，不仅他个人被误读，秦帝国建立前和秦帝国崩溃后的整个历史背景都被误读了，有关他的一生，可以说是迷雾重重。作为历史学家，作为秦的子孙，我几乎是迫不及待地想将所有的迷雾澄清。不过，澄清历史迷雾，破解历史疑难，锐利的武器是历史论文而不是历史叙述，这就将我置于形式和内容不能两全的矛盾处境：要从秦始皇开始叙述，就得先写论文澄清史实。经过反复试行和多方思考以后，我决定放弃秦始皇，改从汉高祖刘邦开始写，历史叙述先于历史论文。从结果来看，我的这种选择是成功的。秦始皇生于公元前259年，刘邦生于公元前256年，他们是同时代的人。在秦帝国世代，刘邦是一介草民，他的生活圈子有限，有关他个人的史料比较多而且比较可靠，从他入手不但便于叙述，也可以比较完整地展现出当时民间社会的风气，收到了由下而上复活秦帝国崩溃过程的效果。当然，由于我的这种选择，澄清秦始皇种种疑问的课题，就被搁置下来，我在叙述秦帝国崩溃的时候，对于相关的事情不得不有所回避，甚至闪烁其词。最大的遗憾是，我因此无法对秦始皇的一生功过和秦帝国崩溃的原因，作盖棺论定的结语。《21世纪经济报道》的约稿，给我提供了一个宣泄的渠道，我一气呵成，接连写了三篇长文，分别以《秦始皇的生父之谜》、《秦始皇的后宫之谜》、《赵高变形记》刊载在该报上。报纸是大众媒体，对于文体有特殊的要求，论文的形式肯定是不合适的。为《21世纪经济报道》写稿的时候，历史推理的想法又一次在我心中死灰复燃，我于是借东风，将写论文的内容，按照纸媒的要求，用一种破案解密的形式写了出来。结果是读者有好评，我自己也喜欢。文章传播开来以后，不断有各种媒体继续邀约我，使我欲罢不能。也许是随波逐流，也许是顺水推舟，经过彷徨和反复，大概是在2007年11月，我正式决定将《复活的历史》第二部放下，借媒体的邀约为动力，接着三篇报纸文章的余势，再一次挑战历史推理，以研究课题的内容为底本写一本大众读物，将笼罩在秦始皇身上的迷雾一一清除。11月中旬，我草拟提纲正式动笔，2008年3月底写出初稿。6月初，接到东方卫视的世说新语节目的邀请，按照电视讲座的要求再次改稿。8月底到上海录制节目，9月底回到日本。10月6日到24日，节目以《秦史谜案》的题目播出。节目播放以后，我又根据播放的结果总结得失，按照出版的要求，补充内容，完成本书的定稿。11月29日，我将最后一章改定完毕，发送中华书局，终于交出了自己认可的完稿。由于本书的完成，历史推理在我的工作布局上复活。我所追求的历史学，不但综合了历史研究、历史叙述和史学理论，成为一个有科学基础的人文历史学，也因为增添了历史推理而进入大众领域。这样的结果，不但了结了我的一桩心事，使我得到更多朋友，也坚定了我对文化资源学的看法。历史是一种文化资源，既可以为研究所用，也可以为教育所用；既可以为大众娱乐所用，也可以为旅游经济所用。历史学的领域，可以步步拓宽，应当与时俱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