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朝的另类史-15

更何况，性冷淡和性无能，不但不能成为离婚的理由，而且还会受到社会的赞扬。女的性冷淡是“不淫荡”，男的性无能是“不好色”；前者是“淑女”的标志，后者则是好汉的“本色”。可见，社会道德在总体上是压抑、限制甚至敌视性的。而且，这种压抑、限制和敌视于女性尤甚。礼法甚至明确规定女性必须“检点”自己，不能“淫佚”。所谓淫佚，包括两方面。一是与丈夫以外的男人有性关系，这是“不贞”，当然罪莫大焉。但是，即便与丈夫过性生活，次数太多，或主动提出性要求，或希望得到性快感，或因无此快感而抱怨，或在性高潮中感到高兴，也都是“淫佚”。但凡有此几种情况中之一种，夫家就能以此为由将其赶出家门，打发她回娘家去。女性不但被规定为不得有性要求，而且还规定为不得有性魅力，长得太性感或打扮得太漂亮，都是“不守妇道”和“不遵妇德”。所谓妇德，即“三从四德”中的“妇德、妇言、妇容、妇工”，是东汉一位叫班昭的“女圣人”制定的。班昭是史学家班彪的女儿、班固的妹妹，才学是很好的。然而她的才学，却用来压迫自己的姐妹。按照班昭的规定，一个妇人（已嫁女），不必才华出众（才明绝异），只要规规矩矩，老老实实，安安静静，本本分分，就是“有德”；不必能说会道（辩口利辞），只要小心措辞，看人说话，不出秽语，不伤他人，就是“有言”；不必脸蛋漂亮（颜色美丽），只要干干净净、整整齐齐，按时洗澡，勤换衣服，就是“有容”；不必心灵手巧（工巧过人），只要专心纺织，不好戏笑，把饭菜弄整齐，把厨房弄干净，就是“有工”。我们现在称赞一个女子，总是说她“才貌双全”。但按照班昭的“四德”，则要求“才貌双不全”。最好是呆头呆脑（可以理解为“守妇道”）、笨嘴笨舌（可以理解为“谨言词”）、没神没采（可以理解为“不淫邪”）、慢手慢脚（可以理解为“勤劳作”），又丑又蠢，毫无魅力，便有希望成为“模范妇女”，“优秀妻子”。不难想象，这样的“愚妇”，再和那些方正石板、木讷呆滞的“迂夫”配为一对，会是一种什么样的夫妻生活。可以肯定，那一定充满了木乃伊的尸臭。不过，即便是这样的夫妇，也一样能制造人口，而且造出来的也不一定很差。比如，贾政、王夫人便是这样的夫妇，但他们的孩子宝玉却是才貌双全、资质卓异之人。这可真是个“奇迹”。由此我常怀疑，中国人的忠厚、老实、本分和无魅力，只怕有一半以上是装出来的。正因为是装出来的，所以他们对于不肯“装”的人，尤其是对那些又聪明又漂亮、充满青春气息和女性魅力的女孩子，几乎会近乎本能的充满着嫉恨。王夫人就是这样一个人。王夫人并不丑。如果王夫人很丑，就不会一连生了两个漂亮儿子（贾珠和宝玉）。王夫人也不笨。她的才具虽然平平，心计却很深。其心计深就深在懂得利用自己的平庸，不显山不露水地实现着自己的目的。可见，王夫人的平庸没本事，有一半是天生的，还有一半是伪装的；而她的平板无魅力，则有一半是装出来的，还有一半是逼出来的。因为只有这样端起一副“正派”架子，她才能在那个封建大家族中站住阵脚，并整垮敌人。凑巧得很，与王夫人相匹配的，恰恰是贾政这样一个方正古板、迂腐衰朽的伪道学先生（如果王夫人的丈夫是贾赦那个色鬼，事情可能又不一样）。结果就弄得王夫人更加平庸无色。尽管对于这对夫妻的性生活，书中并未有正面描写，但不难想见一定是相当乏味。好像自从有了宝玉以后，他们就少有这方面的交往。所以王夫人便只好整日吃斋念佛，以此来强行压抑自己的性冲动，并借此打发时光。因此，王夫人对于那些比自己年轻、比自己漂亮、比自己伶俐、比自己有魅力的女孩子，有一种刻骨的仇恨。她恨晴雯，只因为晴雯长得漂亮：“水蛇腰，削肩膀儿，眉眼又有些像林妹妹。”便被她没来头地断定是“妖精”，在病中被撵出门去，含冤而死。她恨芳官，只因为芳官会唱戏，而“唱戏的女孩子，自然更是狐狸精了”，也撵了出去。甚至连一个没多少地位的小丫头四儿，她也恨，因为四儿“虽比不上晴雯一半，却有几分水秀，视其行止，聪明皆露在外面，且也打扮的不同”，因此断定“也是个没廉耻的货”，也撵了出去。留下的只有袭人麝月等，因为“这两个，笨笨的倒好”。逻辑也很简单：“好”女孩应该又丑又笨。如果不丑，笨一点也行。如果又聪明又漂亮，肯定会把宝玉“勾引坏了”。其实，在大观园里，宝玉要坏也“坏”不到哪里去。但只要有了爱情，在王夫人看来，那就是“坏”。换言之，只有像王夫人这样冷酷无情，才算是“好”。王夫人的逻辑，其实也就是中国传统社会里“正统派”的逻辑：漂亮、有吸引力（甚至还谈不上“性感”）的女孩子一定不“贤淑”，一定是“妖精”。于是，反过来，一个女孩或女人，如果要证明自己是“好人”，是“正经女人”和“良家妇女”，那就只有尽量把自己弄得不漂亮、不性感，没有吸引力。“文革”中，中国的女孩子们都一律剪去了自己美丽的长发，穿上了无法显示自己身材和魅力的肥大衣裤，还要打上补丁，弄得灰头灰脸的。这里固然有政治上的原因，即以打扮为“资产阶级生活方式”，以爱美为“小资产阶级情调”，但也未尝没有文化上的原因，即灵秀必是妖孽，蠢笨才是贤淑。遗憾的是，这一时期的“淫乱”并未因此稍减，而中国的人口反倒猛增了好几倍，而且有不少是私生子。由此可见，淫乱并不因为性感，美丽更非淫乱之源。把女孩子们都弄得笨笨的、丑丑的，让所有的女人都没有女人味，也保证不了两性关系的“纯正”，只能给婚后生活带来不幸。因为如前所述，婚姻虽不等于性，但婚姻又离不开性。美满的婚姻应该包括性生活和谐这一内容，而性生活和谐，一是双方有性吸引力，二是要双方有性快感。在这里，女方的态度相当重要。然而传统礼教却又恰恰规定了女方既不准有性魅力，又不能有性冲动，那么可选择的就只有性冷淡了。以女方性冷淡为前提的性生活大抵可能有以下三种结果：一、男方单纯泄欲，女方勉强应付，双方例行公事；二、造成男方阳萎，失去性能力；三、造成男方心理变态，对女方进行性虐待。无论何种结果，都是婚姻的不幸。然而，奇怪得很，这种既“无爱”又“无性”的夫妻关系，却同样能产生感情。一个不容否定的事实是：中国传统社会离婚率并不高。不离婚当然不等于有感情，但没爱情也不等于没感情。人的感情是复杂的、丰富的、多样的，爱情只是其中的一种。大体上说，人的感情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肯定性的，如爱；一类是否定性的，如恨。但是，并非一切属于爱这一类的感情都是“爱情”。比方说，我们在一个地方生活久了，就会产生感情，感到“留恋”；和一个朋友相处久了，也会产生感情，感到“依恋”。这些感情都不能叫做“爱情”，也许只好叫做“恋情”。恋情也是感情，而且是一种非常重要和常见的感情。中国传统婚姻中的感情便主要是“恋情”。因为在这种婚姻关系中，最模范的夫妻也不过只是“如兄如弟”、“相敬如宾”，最幸福的家庭也不过只是“互助组”、“合作社”式的。夫妻关系既然有如兄弟、朋友、同事，则他们之间的感情，当然也就只能叫做“恋情”。这种恋情既然并非建立在性关系的基础上，当然也就只能叫“无性之恋”。《中国的男人和女人》（易中天）——夫妻之（五）恋丈夫与怕老婆应该承认，“爱”与“恋”是不同的。比如一条狗，或一匹猫，在家里养熟了，你就赶它不走。这种“情”（如果可以称之为“情”的话），就是“恋情”。所以我们只能说猫狗“恋人”，不能说他们“爱人”。说句不恭的话，旧式夫妻之情，实有类于此。常见有妻子被丈夫打得头破血流却断然不肯离婚者，除了某些实际的考虑（如离婚“太丢人”、“没面子”或生活困难外），妻对夫尚有“恋情”，也是其中的原因之一。那么，“爱”与“恋”有什么区别呢？区别主要就在于爱是主动的，可选择的，它表现为当事人的一种冲动。正因为是一种冲动，所以会“一见钟情”；正因为是主动的，所以能“挑挑拣拣”。也就是说，作为主动者，既可以爱，也可以不爱，既可以爱这个，也可以爱那个。而且，一旦真爱，便十分强烈，不可磨灭，难以忘怀。恋则不同。恋是不可选择的，而且，只能产生于行为和关系的既成之后。比方说，先已经有了家，后来在情感上觉得已经离不开了，就叫“恋家”；先已经有了故土，后来在情感上觉得离不开了，就叫“恋土”；先已经有了祖国，后来在情感上觉得离不开了，就叫“恋国”。家（主要指父母的家）、故土、祖国，都是我们不能选择的，出生在哪里，哪里就是我们的家、故土、祖国。所以恋又都是被动的。传统婚姻的配偶既然并非男女双方当事人自由选择，既然他们只能把这婚姻当做既成事实接受下来，那么，一般地说，也就只能产生被动的“恋情”。因此，将爱与恋混为一谈，甚至统称为“恋爱”，其实是一种不加分析的“含糊其词”，这各含糊究竟是有意的还是无意的，这里不能细说，大体上是“介乎有意无意之间”吧！不过，爱与恋虽有区别，却有也联系，而且可以互相转化。爱转化为恋不必说，相爱者必相恋，几乎是一个规律。甚至在传统婚姻中，恋也可以转化为爱，不过这多半要靠“运气”，即父母和媒人撮合的一对，碰巧刚好是郎才女貌、情投意合，于是一边做夫妻一边谈恋爱，如宋代女词人李清照与其夫赵明诚即是。也有做了一段夫妻的，开始大家都不过是“例行公事”，但忽然由于某种原因，双方（或其中一方）发现了对方的“可爱”之处，于是“公务”变成了“私情”，“依恋”变成了“爱慕”。这时，这对夫妻往往会感叹着说：从今天起，我们的夫妻生活才真正开始。这种情况，便是在现代所谓“自由结合”的夫妻中也不少见。不过，尽管爱与恋可以互相转化，但就大多数情况而言，中国传统婚姻中的夫妻之情，还是恋多于爱。因为他们结合的基础不是相互吸引和相互爱慕，而是许多功利的考虑，比如在一起好好“过日子”等等。因此，只要能在一起好好过日子，同心协力地兴家立业、生儿育女，双方也就有了产生“恋情”的共同基础，即实际生活中的相互依靠。依则恋，叫做“依恋”。只要对待“靠得住”，就会恋恋不舍。舍即放弃，如舍身为国、舍己救人。之所以恋恋不舍，自然有其“舍不得”之处，叫做“难以割舍”或“难分难舍”。这种心理不但可以用之于人，也可以用之于物，如一件衣服或一件器皿，虽已破旧，但“舍不得”扔掉，便可能是出于情感上的原因，也可能不是出于情感上的原因，因此不能说就是爱，而只能说是恋，或至多说是“爱惜”，不能说是“爱慕”。相反，如果对方“靠不住”，则无所依恋，倘有机缘，也可舍之而去。所以“恋”与“不恋”，主要看有无“依靠”基础，与双方的个人魅力无关。所谓“秤杆离不开秤砣，老公离不开老婆”，无非如此。这样一分析，我们就不难明白，为什么在旧式婚姻中，女方的恋情成分要大大超过男方。丈夫可以随意休妻，或到外面寻花问柳，妻子少有要求离异或公然私通者。除社会礼俗的男女不平等外，女人更需要“靠山”，也是一个重要原因。至于丈夫对妻子的恋情，则多因妻子温柔体贴、善解人意，在她的怀抱中能体验到一种母亲般的温暖。因此，一个优秀的妻子，或会做妻子的女人，在丈夫面前，最好一半像女儿一半像母亲。像女儿让人疼爱，像母亲让人依恋，合起来可不就是“恋爱”？难怪鲁迅先生说：“女人的天性中有母性，有女儿性，无妻性。妻性是逼成的，只是母性和女儿性的混合。”丈夫依恋妻子有如“恋母”，妻子依恋丈夫则一半有如“恋父”，一半有如“恋主”，二者孰多孰寡，因人而异。一般地说，妻多如恋父，妾多如恋主；被疼爱者多如恋父，被驱使者多如恋主；如恋父者多“依靠”，如恋主者多“依从”，总体上说则仍是“依恋”。丈夫“依赖”妻子（严重者一旦离开妻子的照顾便生活不能自理），妻子“依靠”丈夫（严重者一旦离开丈夫的保护便无法生存），夫妻二人就这样唇齿相依、相依为命、相互依存、相依相靠。当然恋恋不舍，盼望着白头偕老、地久天长啦！那么，在中国古代，难道就没有男女之间的爱情吗？有。但多半不是在婚前，就是在婚外。认真说来，中国古代歌颂爱情的文艺作品为数也并不很少。早一些的，有《诗经》、《楚辞》中的不少篇章；晚一些的，则有元明杂剧和明清小说中的不少故事。但是这些诗章也好，传奇也好，基本上都与婚后生活无关。姑娘小伙子们婚前爱得死去活来，又是“求之不得，辗转反侧”，又是“一日不见，如三秋兮”。等到结了婚，天天见面了，怎么样呢？诗也没有了，歌也没有了，传奇也没有了，戏也没有了。大约一结婚，“情郎情妹”就变成了“老公老婆”，或者“才子佳人”就变成了“老爷太太”，剩下的事情，就和千百个普通家庭一样，无非生儿育女、传宗接代，或者男耕女织、夫唱妇随，哪里还会有什么“诗意”？岂但没有诗意，事实上，在许多夫妻，尤其是包办婚姻的夫妻之间，是连情爱也没有的。所谓“伉俪情深”，只是一句空话。夫妻之间既然缺少情爱，表现和反映夫妻之情的爱情诗，自然也少得可怜。比如李商隐，算得上是“有情人”的，写过不少情诗，其中如“身无彩凤双飞翼，心有灵犀一点通”，如“梦为远别啼难唤，书被催成墨尚浓”，如“春心莫共花争发，一寸相思一寸灰”，如“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等等，都是千古名句，却都不是赠给妻子的。只有一首《王十二兄与畏之员外相访见招小饮时予以悼亡日近不去因寄》涉及到妻子，却又是“亡妻”。其他历史上一些表现夫妻之情的名篇，如元稹《遣悲杯三首》和苏轼《江城子》，也是写给“亡妻”的。妻子在世时无诗相赠，死了以后才写诗悼亡，也是一种颇有“中国特色”的文化现象。我怀疑这正是因为社会不容许夫妻之间过于亲密，或只允许妻子依恋老公，不容许丈夫疼爱老婆所致。因此甚至悼念亡妻，也很难说是真正的爱情。如元作主要是表达自己对妻子的感激和回报：“唯将终夜长开眼，报答平生未展眉”；苏轼则似乎主要是在慨叹人生的坎坷：“纵使相逢应不识，尘满面，鬓如霜。”夫妻之间既无情爱，则男女之爱便只好移情他人，叫做“移情别恋”。比如李商隐，写了不少情诗，很真挚，很感人，很美丽，也很隐晦，谁也猜不出那是写给谁的。但多半不是妻子，否则怎么会说“曾是寂寥金烬暗，断无消息石榴红”，或者“蓬山此去无多路，青鸟殷勤为探看”云云？看来是写给情妇的（也有人认为这些诗另有寄托，不是情诗）。至少，题中点明是赠给妓女者，便有《赠歌妓二首》等。在古代，文人墨客狎妓，写了歌词给歌妓唱，或与才艺双绝的名妓唱和酬答，被视为风流韵事，是“雅”；如与正妻过于亲热，写诗赠妻，似乎反倒是“俗”。这又是一大怪事！细究起来，大约是“正统”思想在作怪。妻为“正”，必须正经严肃，不可调笑；情妇和妓女既然“非正”，自然不妨放浪形骸。这正如诗为“正”，故多言政事，而词为“诗余”，不妨聊叙闲情一样。“疼老婆”的诗没有，“怕老婆”的事倒挺多。中国历史上，究竟有多少老公怕老婆呢？这可统计不出来，但相信一定很多。证据之一，就是中国历来就有这一类的笑话，古代有，现代也有；平民百姓讲，达官贵人也讲。比如《红楼梦》第七十五回写贾府夜宴，击鼓传花，轮到贾政讲笑话，一开口便是：“一家子，一个人，最怕老婆。”结果，“只说了这一句，大家都笑了。”及至笑话说完，更是笑成一片。以贾政之“方正古板”，半点幽默感也没有的人，居然也会讲怕老婆的笑话，而且据他自己说也只会讲这个，这就说明这类笑话是何其之多。而以贾政之“非礼勿言”，半句出格的话都不敢说的人，居然当着母亲、夫人、子女、媳妇、亲戚的面，大讲怕老婆，也可见这类话题是百无禁忌，而这类事情更是遍地开花了。历史上最有名的“怕公”，当数唐初御史大夫裴谈。此公之所以有名，不仅在于他有“怕绩”，还在于他有“怕论”。唐代的御史大夫主管监察和执法，相当于今之监察部长兼司法部长，想来口才和辩才都是很好的。所以，当别人嘲笑裴谈的惧内时，裴部长便发表了一通辩词。他说，“妻有可畏者三”：年轻漂亮时，看上去就像活菩萨，世界上哪有不怕活菩萨的？等到好儿女满堂，看上去就像九子魔母，世界上哪有不怕九子魔母的？再到她五六十岁时，薄施脂粉，满面黑色，看上去就像鸠盘荼，世界上又哪有不怕鸠盘荼的？裴谈的惧内既然如此典型，已上升到了“理论高度”，则大家自然拿他来做一个标竿。有一次，伶人为唐中宗和韦皇后表演节目，就居然唱道：“回波尔如栲栳，怕妇也是大好，外边只有裴谈，内里无过李老。”这里说的李老，就是中宗。中宗是“女强人”武则天的窝囊儿子，和他老子高宗一样，也是个怕老婆的货。所以，一个戏子，也敢当面说皇皇大唐，最怕老婆的，宫外是裴大人，宫里是万岁爷。此外，后来的唐肃宗，也极怕老婆张皇后，以至当时的诗人还有“张后不乐上为忙”的讥讽。既然皇上带头怕老婆，则臣下效法，也就不足为奇。所以有唐一代，丈夫畏妻，竟成为一代风气，怕老婆的事，层出不穷。到了宋，皇帝受制于皇后的事，倒是不大有了，但士大夫阶层之畏妻，还依然如故。比如“河东吼”和“胭脂虎”的典故，便均出于宋。“河东狮吼”的故事已于前述，“胭脂虎”则是宋代尉氏县令陆慎言妻朱氏的绰号。朱氏凶悍无比，陆某畏妻如虎，居然连一县之政令，也要请示夫人，这就真是阴阳倒错，不成体统了。所以，怕老婆虽是夫妻之间的私事，但有的时候，政府也不能不出面干涉，甚至禁止。比方说，唐代的阮嵩和宋代的吕正己，便都因为惧内而被罢官。阮嵩是唐初贞观年间人，官居桂阳县令。有一次，他在客厅里请客吃饭，一时性起，招来女奴唱歌。老婆阎氏知道后，竟披头散发，光脚赤臂，持刀冲进席间，吓得阮嵩躲入床下，客人一哄而散。这事闹得“太不像话”，结果考评时，上司便评曰：“一妻不能禁止，百姓如何整肃？妻既礼教不修，夫又精神何在？”便把他评为下等，罢了官。吕正己是宋代人。有一次，他到一个有姬妾的朋友家喝酒。他的老婆听说了，居然爬上墙头大骂。这件事当然也闹得“太不像话”，结果皇上得知，也罢了吕某的官。照理说，丈夫惧内，就像前面说过的张敞画眉一样，原不过是人家两公婆的事，哪里用得着政府干预，皇上过问呢？但我们也应该知道，中国古代政治，是“以礼治国”，而所谓“礼治”，又是要求“男尊女卑”、“夫为妻纲”的。这些原则，必须从上到下，全国执行。各级官吏，更应该身体力行，以为表率。如果一个官吏，竟连自己的家都管不好，又何以治国？而一个朝廷命官，竟被当众辱于妇人而不能整肃，则国家体面何存？所以阮、吕两位，便只好丢了乌纱。至于民间，对于这类事情，就不会那么认真了。在一般民众看来，老公怕老婆，不过是一件可笑甚至有趣的事情罢了。之所以可笑，是因为“夫为妻纲”，乃天下之通则，而这一家人居然倒了过来。这就像一个人把衣服穿反了一样，岂不惹人发笑？当然，衣服穿反了可笑，不仅因为那是一种“倒错”，而且因为这种“倒错”是无伤大雅的。民众以怕老婆为可笑，也因为这种事无伤大雅。认真说来，“夫为妻纲”是那些礼法森严的大户人家的事，小民们并不那么认真。他们的夫妻关系，更多地还是“男耕女织”的“互助组”模式。互助互补，互帮互让，无所谓纲不纲的。所以，在他们看来，实无伤大雅。不过即便在小户人家，“男尊女卑”的样子，总归是要摆一摆的。如果有谁连样子都不摆一下，大家就会觉得有趣，也就无妨说他一说，给枯燥平板的生活添点乐趣，加点佐料。在这时，说的人笑，听的人笑，甚至被说的人自己也笑。笑完以后，也不当回事，各人回去照旧过日子。中国传统婚姻中的夫妻关系，除恋丈夫和怕老婆外，还有一种情况数量也许并不太多，那就是夫妻相互仇视和敌视。存在这种现象的一个证据是，在中国的离婚案中，“好说好散”的不多，而“大吵大闹”的不少。其程序大体都差不多：先是相互不满，再是彼此指责，继而寻衅闹事，最后大打出手。实在过不下去了，就离婚。甚至直到对簿公堂时，还要互相辱骂。反正夫妻俩闹离婚者，多半已恩断情绝，反目为仇。对于这种情况，古代有个说法，叫“似猫鼠相憎，如狼羊一处。”夫妻两个，虽说并不一定要有爱，但再不济，也得能凑合着过。倘若两人关系，竟如猫和鼠、狼和羊，你死我活，不共戴天，当然无法再过，只有离婚。遇到这种情况，一个“合理”的解释是：“彼此姻缘不合，必是前世冤家。”其实，即便不离婚，夫妻两个吵架、对骂、互打的情况也不少。俗云：“天上下雨地下流，两口子打架不记仇”。看来打架也是常有的事，有的也不影响感情。这种现象，国外也有，并非咱们的“国粹”。有意思的是，中国人喜欢把自己的配偶，称为“冤家”，并有“不是冤家不聚头”的说法。既然是冤家，为什么又要在一起过日子呢？一种似乎“在理”的解释是：这是对包办婚姻的一种潜在的反抗，即因为不满择偶的身不由己，便把气出在配偶的身上。但据我观察，称配偶为“冤家”，尤其是妻如此称呼夫，多半倒是一种“昵称”，所以又有“俏冤家”的说法。这种心理其实很复杂，姑且存而不论。但可以肯定，不少夫妻的心理深层，都确实潜意识地存在着一种敌意，一点点鸡毛蒜皮，都会引发“两伊战争”，弄得“海湾地区”不得安宁。至于相互之间不满，看不顺眼，挑毛病，找岔子，男的指责，女的唠叨，两公婆不停地拌嘴，这类事情，就更是多得难以尽数。不过，这类事情，在一般人看来，不过“小菜一碟”，早已不足为奇，不值得大惊小怪，拿出来说了。总之，在传统婚姻中，总体上说，夫妻之间是礼多于情，义多于爱，生育重于性。夫妻之间，处于一种既不平等也不正常的关系之中。丈夫可以“怕老婆”，却不可以“疼老婆”；妻子只能“恋丈夫”，却不能“爱丈夫”。夫妻双方，都只能“例行公事”，不能“产生私情”。结果当然也很简单：夫妻之间既然少有情爱，甚至少有性爱，则婚后的男子（女子无此权利），便只好到别的女人那里去寻找爱情，或者去寻找生理和心理的满足。《中国的男人和女人》（易中天）——姬妾之（一）妻与妾妻之外，有可能与夫发生爱情的，首先是妾。妾是相对妻而言的。所谓妻，就是男子的“正式”配偶。她与丈夫之间的关系，是正式的婚姻关系。结成这种关系，要经过一系列的“正式”手续，即必须通过“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举行从纳采到亲迎等一系列仪式，还要拜舅姑、祭家庙。这样“明媒正娶”来的妻，当然在名份和待遇上都受到“礼”与“法”的保护，有着妾不可企及和不可替代的地位。正因为夫妻是一种正式婚姻关系，妻是夫的正式配偶，所以妻又叫做正室、正房、嫡配、原配、夫人等。妾则是男子的非正式配偶。她与丈夫之间的关系，是一种“非正式”的关系。所谓非正式，就是没有或不必经过“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并非“明媒正娶”的意思。妾的来路不一，说句不好听的话，真是偷的、抢的、骗的、买的、讨的、借的，样样都有。当然，也有父母“赏”的，但这与父母为之择妻仍不相同。择妻，不仅是择妻本人，也是择妻族，是“合二姓之好”；而“赐妾”则全无这些内容，夫家与妾家也没有婚姻关系，不算“亲家”。这样，按照中国古代的婚姻制度，夫与妾之间在名份上，就不能算夫妻。但是，夫与妾之间，又在实质上具有夫妻的性质，包括：妾只能有夫一个性对象，妾之所出被承认为夫之子，妾与夫一般都共同生活，对于夫之财产有部分继承权等等。这是妾与妓不同的地方。要言之，夫与妾，乃是一种有夫妻之实而无夫妻之名的两性关系，我们无妨称之为“准夫妻关系”或“非正式夫妻关系”。正因为是一种非正式的关系，所以男子之获得妾，便不能叫“娶”，而只能叫“纳”（纳妾），甚至干脆就叫“买”（买妾）。之所以叫“买卖”，不仅因为不少妾确实是买来的，还因为依礼法，“妾通买卖”，不是买的也是买的。叫做“纳”，就算是相当客气了。什么叫“纳”？纳也者，收容之意也。男子将女子“非正式”地占为己有，还要说是“收容”，这当然混帐得很。但名之曰“纳”，也还有“容纳”的意思；这个意思是对妻而言的。也就是说，妻容忍夫把妾“纳”入家中、“收”在房内，以为自己的“第二梯队”和“候补队员”，成为自己的“副职”和“帮手”，故曰“纳妾”。可见，没有妻，也就没有妾。妻和妾，都是夫的性对象。但是，妻与夫有正式婚姻关系，妾与夫只有非正式的婚姻关系。所以，妻有“正室”、“正房”等称呼，而妾则只能称之为小妻、旁妻、下妻、次妻、庶妻、小妇、侧室、偏房、副室、姨太太、小老婆等。总之，妻为正，妾为副，妻为主，妾为仆。“明媒正娶”的妻，与“来路不明”的妾，其地位不可同日而语。首先，妻与夫，是配偶、伴侣关系；而夫与妾，则是主仆、主奴关系。这样，妻与妾，在理论上也是主仆关系。至少妻对于妾，是“半个主子”，和夫一样，对妾握有生杀予夺大权。依礼，夫纳妾，应经妻的批准；夫与妾同房，也应经妻同意。因为“纳妾”之义，原本就有须经妻“容纳”的意思。尽管在事实上，不少男子纳妾，未必要妻批准；与妾同房，也完全由自己兴之所至。但至少在理论上，妻是拥有这一权限的。而且，在历史上，也确有因妻坚决反对而丈夫终于未能纳妾者，比如东晋的当朝显贵谢安即是。妻与妾既然有主仆的名分，则妾对于妻，也应谦卑自抑，恭敬有加。她应称妻为“夫人”、“太太”，晨起晚睡时，要向妻请安。妻吃饭时，妾应站在旁边伺候。如妻赐坐，也只能坐半边屁股，而且时时站起来添饭、布菜。总之，妾绝不可与妻平起平坐。因为依礼，“妾，接也，言得接见君子而不得伉俪也。”伉俪，即匹配，所以夫妻又称伉俪。妾既与夫“不得伉俪”（不匹配、不对等），当然也不能与妻对等。妾不但不能与妻平起平坐，而且还要受妻管辖。因为妻作为“主妇”、“主母”，享有法定的“治内”权，即管理家内事物的一切权利。这个权利是礼法授予的，连夫也不得僭越和干预。夫如干预妻“治内”，一旦妻搬出“礼”来，则连夫也只能自讨没趣。这个“治内”权，当然也包括管理妾在内。比方说，未经妻批准，妾不得出门；妻训斥妾时，妾不得还口；他人赠物与妾，未经妻允许，妾不得接受等等。甚至，在法定由妻陪侍夫的日子，即便妻不在，妾也不得代行其事。妻妾之间的这种不平等关系是终身的。许多朝代，都有不得以妾为妻的规定。唐代的杜佑，就因为晚年以妾为妻，颇受士林的指责。甚至直到死后，妾与妻也仍不能平等：妻死可以与夫同椁，而妾则无此殊荣。其次，不但妾的地位低于妻，而且妾之家族的地位也与妻之家族不可并论。前已说过，妻族与夫族是“合二姓之好”的婚姻关系，妾族则不然。郑玄对《礼记．坊记》的笺注说：“妾合买者，以其贱同于公物也。”也就是说，妾就像市场上流通的商品一样，是一种如同娼妓一样人皆可夫的“公物”。所不同者，娼妓是零售商品，妾则被一次性“买断”。既然是“公物”，当然也是没有“家族”的。即便有，也不把妾的家族视为家族，因此，一般地说，夫家与妾家不相往来，也不认这门“亲戚”。即便打交道，也只不过视为奴仆，只能享受奴才的待遇。比如贾政之妾赵姨娘的兄弟赵国基死了，代理王熙凤主持家政的贾探春虽然是赵姨娘的亲生女儿，也仍然只“公事公办”地照着对待奴才的规矩，打发了二十两银子。赵姨娘闻讯起来，找探春闹事，说是“如今你舅舅死了，你多给了二三十两银子，难道太太就不依你？”结果，探春没听完，就“气得脸白气噎”痛叱赵姨娘说：“谁是我舅舅？我舅舅早就升了九省的检点了！哪里又跑出一个舅舅来？我倒素昔按礼尊敬，怎么敬出这些亲戚来了！”这里所说“升了九省的检点”的，就是王夫人的兄弟王子腾。因为王夫人是贾政的正妻，所以探春虽是赵姨娘的女儿，却只认王夫人的兄弟为舅舅，不认赵姨娘的兄弟为舅舅。不但探春不认赵国基为舅舅，而且赵国基自己也不认为自己是舅舅。他见了赵姨娘的儿子贾环，也是一副奴才相。所以探春才说：“既这么说，每日环儿出去，为什么赵国基又站起来？又跟他上学？为什么不拿出舅舅的款来？”在这里，探春不但不认这个舅舅，而且还直呼其名，完全是主子对奴才的“谱”了。夫家不认妾家这门“亲戚”，这就在礼法上断绝了妾的后援，使妾在夫家完全处于孤立无援的地位。其实，即便夫家承认这门“亲戚”，也不顶用的。因为让女儿给人家做妾的，其家族的社会地位都不会有多高，而小户人家的女儿嫁给大户人家，即便做妻，也没多少地位。不信请看贾赦的正妻邢夫人，又有多少地位来着？第三，不但妾不如妻，妾族不如妻族，便是妾之子，也不如妻之子。对于这一点，礼法有极其严格的规定。依法，妻之子曰“嫡子”，又叫“嫡出”；妾之子曰“庶子”，又叫“庶出”。嫡子是宗族血统的当然继承者，庶子决不能僭越嫡子而承继宗祧。也就是说，嫡子与庶子，一生下来，就有高低贵贱之分，而这种高低贵贱，又是由他们母亲的身份决定的。这就叫“子以母贵”。当然，只有一种情况例外，就是正妻“无出”（没有生过儿子）。这对于庶出及其生母而言，就算是走了“狗屎运”，拣了“金元宝”。因为这时，庶子便可以承继宗祧，升为嫡子，成为新一代的族长或家长。这时，他生母的地位，当然也会相应有较大幅度的提高，很可能有做“老太太”的福分。这就叫“母以子贵”。但是，即便是这种情况，依礼，家庭的主母仍然是妻，妾的儿子即便承继了宗祧，他的生母也仍不能超越“嫡母”（父之妻）的地位。比方说，妃的儿子当了皇帝，她自己固然也可以弄个“太后”当当，但仍然不如由皇后直接升格而成的太后。比如明宪宗（成化）皇帝朱见深为生母争了老半天，也才得了个光秃秃的“太后”，比不得皇后，在太后之上还另有徽号。后来，万历皇帝的生母李贵妃，只是靠着张居正的帮助，才弄来了一个徽号，尊为慈圣皇太后。再后来，清的同治皇帝，也是“两宫并尊”：嫡母为慈安皇太后，生母为慈禧皇太后。但是，饶这么着，底下的人还是敬慈安而畏慈禧，背地里叫慈禧为“西边的”（居于地位较低之西宫之意），“并尊”的后面仍有歧视。道理也很简单：妾虽然生了儿女，但这儿子却是替妻生的。从名分上讲，妻才是这些儿子们的母亲。换言之，生儿子的是妾，做母亲的是妻。所有的子女，无论嫡出庶出，都要认父之妻为母。对于自己的生母，则可认可不认。比如探春就和宝玉（嫡子）一样，管王夫人叫“太太”，管赵姨娘叫“姨娘”。在公认妻为母的前提下，妾之子当然也可以承认自己的生母，并在嫡母的允许下孝敬生母。但是，嫡子对于“庶母”（父之妾）则无承认和孝敬的义务。不但无此义务，而且最好不要往来，不要见面，不要说话，以避瓜田李下之嫌。因为妾与夫往往年龄悬殊，嫡子与庶母则有可能年龄相近。为了“设男女之大防”，严防“乱伦”，嫡子与庶母之间，应该采取回避政策。只有一种情况例外，即嫡子幼时，母即去世，嫡子由庶母抚育成人。这时，庶母之于嫡子，就有了母子情份。依照“生身不如养身”的原则，嫡子应视庶母为养母，但在名份上，嫡母还是父之妻。嫡子交由庶母抚育，是一种特殊情况下的权益之计；而庶子交由嫡母抚育，则是堂堂正正的常规之举。尤其是，当正妻无出或庶子居长时，更是理应交嫡母抚育。因为，第一，从名份上讲，妻是夫的唯一合法配偶，嫡母是诸子唯一法定母亲，当然应由嫡母抚育；第二，妻的出身较妾为好，本人修养照理说也较妾为好，由嫡母抚育，可以抬高庶子的地位，所以不少妾也愿意将自己的儿子交妻抚育。如果这庶子有可能承继宗祧，成为嫡子，则一定要由嫡母抚育。比如同治皇帝，就是由咸丰帝的皇后，即后来的慈安太后抚育长大的。所以他与慈安的感情，还要超过慈禧。这实在是一件很残忍的事。不少庶子，甚至在襁褓之中，就被夺走，以至长大之后，与生母毫无感情。妾在家中，原本一无所有，唯一可指望的，也就只有儿子。现在，连儿子也被夺走了，那么她活在世上，还有什么指望？更残酷的是，妾与其子，不但有母子之实而无母子之名，而且，在名份上，还应视为主仆。子因有父的血统，所以是主子；妾尽管生了儿子，也还是奴婢。所以，妾不但对夫的嫡子必须谨守礼法，便是对自己的儿子，也不能随便教训和呵斥。有一次，赵姨娘在屋里训斥贾环，被王熙凤在窗外听见了，就教训她说：“凭他怎么着，还有老爷太太管他呢，就大口家啐他？他现是主子，不好，横竖有教导他的人，与你有什么相干？”这就说的很清楚了：有资格教导庶子的，只是父亲与嫡母。作为生母的妾，不但没资格教训他（他现是主子），而且根本就与他没有母子关系（与你有什么相干）。论辈份，王熙凤是赵姨娘的“倒媳”。但凤姐儿是妻，赵姨娘是妾，这就有主仆的名份。再加上凤姐儿说的在“礼”（即所谓“王熙凤正言弹妒意”），赵姨娘听了，也就一声儿不敢吭了。由此可见，妾之与妻，其地位真不可同日而语。妻为正、为嫡，妾为副、为庶。正副嫡庶，不容混淆，不可颠倒，不许僭越。这是封建宗法制度再三强调、视为国脉家本的基本原则。《左传》说：“并后、匹嫡、两政、耦国，乱之本也。”并后，就是妻妾不分，王后与嫔妃相提并论；匹嫡，就是嫡庶不分，嫡子与庶子等量齐观；两政，就是君臣不分，国君与臣僚权力相等；耦国，就是朝野不分，京城与都邑彼此抗衡。古人认为，所有这些，都是祸之源乱之本，因为它们破坏了封建等级秩序，只能造成人们思想上的混乱和关系上的紊乱。正是为了维护封建伦理秩序，宗法制度在首先确立了“男尊女卑”的“夫妇之别”后，又确立了“嫡尊庶卑”的“妻妾之别”。这就在等级之中又设等级，从而把“身为下贱”的妾，打入了社会的最底层。《中国的男人和女人》（易中天）——姬妾之（二）妾之地位妾的地位，为什么会这样低呢？最根本的原因，如前所述，就在于她“来路不明”，不是“明媒正娶”。妾之“来路”，有从嫁、私奔、购买、收房、赠送、转让、赏赐、抢夺、变卖、官配等好多种，而根据这些“来路”，妾与妾之间的地位便也不相同。地位最高的妾是“媵（ying）”。“媵”是赠送的意思。先秦时，诸侯娶他国女子（当然多半是公主）时，女方国君都要赠送几个女子作陪嫁，与女方国君同姓的其他国家也要有所赠送，颇有些像现在许多商号的“买一赠二”，买一套高档西服，赠送一条领带或一件衬衫一样。衬衫领带和西服当然不等价，所以媵的地位也比妻低，只能算是妾。据说有一次，秦伯嫁女于晋侯，因为从嫁之媵衣着华丽，结果“晋人爱其妾而贱公女”。这件事，曾被韩非子当做笑话讲，可见妻与媵地位并不相等。不过，先秦时陪嫁的媵，往往也不是一般女子。她们或者是主嫁者的妹妹，或者是主嫁者的侄女，说起来也是贵族。依礼，媵者必须与主嫁者同姓。否则就是非礼。很显然，这是原始社会的族外婚向对偶婚演变中的一种过渡形式，即恩格斯所说的，“与长姊结婚的男性有权把她的达到一定年龄的妹妹也娶为妻”。大约也就是民歌中所唱：“带着你的嫁妆，领着你的妹妹，赶着马车来”吧？媵既为妻之妹、夫之小姨，地位当然并不很低。《尸子》推测尧嫁娥皇、女英二女于舜，乃是媵制，谓“妻之以皇，媵之以英”，其说应大体可信，而娥皇女英，地位也大体相当。至少，媵之地位，远高于一般的妾。依唐律，“妾犯媵者，加凡人一等”，可见媵是地位比较尊贵的妾。之所以尊贵，就在于媵与妻出于同宗，甚至同父同母，也是“合二姓之好”的桥梁。但是，媵又毕竟是“陪嫁”而非“主嫁”，是“副”而非“正”，所以，说到底，也仍是妾。媵既为妾中地位之最高者，则后世的妾，便都努力想把自己说成是媵，或者希望别人视己为媵。“姨娘”、“姨太太”这类称呼，大约便由此而来。因为上古的媵，确实多半是夫的小姨，当然也就该称之为“姨太太”了。此外，妻如对妾宽容，也可以称妾为“妹妹”，这也有抬妾为媵的味道，不完全是“哥们”、“姐们”的意思。秦以后，“天下一统”，没有诸侯国了，主要用于诸侯国之间的通婚的媵制，也就逐渐消亡。不过消亡归消亡，遗风总还是有的。比如，妻死以后，与妻妹续弦的风俗就是。不过续弦者是妻，而不是妾。另外，陪嫁的风俗也有，但陪嫁的女子，多半是奴婢丫环，是婢，而不是媵。总之，媵这种制度，主要实现于先秦，且主要见于周制。先秦以后，地位最高的妾，是所谓“二房”。严格说来，所谓“二房”，即是在已有正妻之后，又“正式”娶来的妾。这里说的“正式”，也就是要符合纳妾的规定和手续。历代封建王朝，对于纳妾者的资格和妾的数目，都有一定之规，比方说“士一妻一妾”。当然，后世多有不执行者，变相纳妾，不计其数。但认真说来，士人之妾，也只能有一个，就叫“二房”。当然，即便只纳一妾，也要有正当理由，比方说“正妻无出”，夫家有“断子绝孙”之虞等。此外，也要经过父母批准（甚或指定）、妻同意等程序，并举行相应的仪式。这样娶来的妾，已多少有“正式婚姻”的意味，因此其地位在妻之下，而在诸妾之上，故称之为“二房”，意味在妻妾中排名第二，是“第二把手”的意思。不过，有的“二房”，则又系由夫的情人转化而来，即夫于父指定的妻以外，又私娶女人，甚至在正式娶妻以前，已私娶女人。依礼，“聘则为妻，奔则为妾，”该女既属“私奔”，当然也就只能作妾。比如《红楼梦》中贾琏之妾尤二姐即是。贾琏先是娶尤二姐为“外室“，即在外面找间宅子养着。虽然也坐了轿子（但却是“素轿”，不是“花轿”）拜了天地，但毕竟父母不知，媒妁不证，也未经正妻批准，所以并不合法，只能叫“私娶”，实则是“偷情”。结果尤二姐这个妾，连“二房”的身份都来路不明，在荣国府中，一点地位都没有，连丫头仆妇们，都看她不起，甚至当面对她说：“咱们又不是明媒正娶来的。”看来，尤二姐的“失足”，全在于“先奸后娶”四个字。所以即便后来死了，也没有什么像样的待遇。贾母吩咐：“既是二房一场，也是夫妻情分，停五七日，抬出来，或一烧，或乱葬埂上埋了完事。”“二房一场”，亦不过如此，妾的地位，可想而知。“正式”的妾（二房）虽然只能有一个，但“非正式”的妾，数量就难讲了。最常见的“非正式”妾，就是“由婢而妾”者。婢是一种女性家奴，地位极为卑下，所以往往只能充任“非正式”的妾。前已说过，正式的纳妾，是要经过一点手续的，而且，其所娶，也多为“良家妇女”，只不过一般家境较为贫寒罢了。比如尤二姐，就是宁国府贾珍之妻尤氏的妹妹。尤家是贾家的亲家，当然也是“良善人家”。只不过，一则尤父已死，家道中落，尤母又是继母，没有多少说话的资格；二则尤二姐是尤母改嫁时带过来的“拖油瓶”，并非尤家血脉，当然地位也更低，这才甘愿去作妾。但好歹，总是亲家府上的人。如果不是背了个“先奸后娶”的名声，又有凤姐使坏，则她在贾府的日子，倒也坏不到哪里去。婢就不一样了。婢有两种，一种是“家生”的，一种是“外来”的。所谓“家生”的，就是奴才的女儿，自然仍作奴才；所谓“外来”的，也就是买来的，其中有终身买断的，也有短期服役的，也有随女陪嫁的。但无论哪种，地位都低。所以，纳婢为妾，竟不要什么手续，有时不过也就是一句话的事情。但即便这样的妾，地位也有高低。较高的一种是父母赏赐的。其所以地位较高，乃因为多少有“父母之命”的意味在内。所以，贾郝要向贾母讨她身边的贴身丫头鸳鸯作妾，那邢夫人便劝鸳鸯说：“你比不得外头新买了来的，这一进去了，就开了脸，就封你做姨娘，又体面，又尊贵”，“过一年半载，生个一男半女，你就和我并肩了”。从这些话看，父母指配的婢，在妾中地位也算较高的。她可以得一个“姨娘”的封号，算是半个主子。如果“生个一男半女”，还有可能与妻“并肩”。当然，这里很明显地有邢夫人的诱惑。因为赵姨娘（也是由婢而妾者）也当真生了“一男半女”（一个贾环，一个探春），又何曾与王夫人“并肩”过，谁又真把她当“主子奶奶”？不过，由父母指配的婢，在妾中地位不算很低，倒也是实情。比如贾琏的妾秋桐，原是贾琏之父房中的丫环。论地位，不但在凤姐之下，也在尤二姐之下。然而那秋桐，“自以为系贾赦所赐，无人僭他的，连凤姐平儿皆不放在眼里，”更是容不得“那先奸后娶、没人抬举”的尤二姐。而且，她向邢夫人告了刁状后，邢夫人还为她说话，骂贾琏说：“不知好歹的种子！凭他怎么样，是老爷给的！为个外来的（指尤二姐）撵他，连老子都没了！”可见，这一类妾，因其颇有“来头”，也就有些威风。由婢而妾者中地位较低的，叫“通房丫头”，又叫“屋里人”。既名“丫头”，可见尚未脱离奴婢地位而升格为主子奶奶；而所谓“通房”，实则就是“同居”。因为依礼，主子爷的房，原不该与丫头之房相通的。如今既然连房都通了，还有什么事干不出来？因此所谓“通房”，无非就是“同房”甚或“通奸”罢了。从本质上讲，乃是主子对奴婢的一种强行霸占。不过，即便这种霸占或通奸，也有“正式”与“非正式”两种。比如贾琏的“屋里人”平儿，薛蟠的“屋里人”香菱，便都是“正式”的通房丫头，都是“开过脸”，多少办了点手续的。这个手续，就叫“收房”，即“收在房中”的意思。婢女一经主子收房，就成了主子的专利品，其他人不得染指，也不再许配人家。如果这屋里人“运气”好，能生个“一男半女”，也可以升格为姨娘，分一间房单住。可见，要当“通房丫头”，也要有一定的手续，例如“开脸”什么的。如果无此手续，就不算。比方说袭人，虽然与宝玉有过性关系，按薛姨妈的说法，也应该“算个屋里人”，但可惜，“到底他和宝哥儿并没有过明路儿的。”换言之，毕竟“妾身未分明”。因此，到宝玉出家时，袭人的去向归宿，便成了一个大问题。尽管我们很不喜欢袭人这个人，但她落到这样一个不明不白、不伦不类的下场，却还是令人同情。有可能变成“通房丫头”的婢女主要有两种，一种是夫主原来使唤的丫环，另一种是随正妻陪嫁来的丫环。她们因为和主子关系特别密切，主子的饮食起居，一应生活琐事，都由她们料理，往往也就不太拘于形迹，也容易引起男主人的“邪念”甚或“爱情”。往往是还没有办什么手续，稀里糊涂、轻而易举地就发生了性关系（如宝玉与袭人）。生米煮成熟饭后，再来“开脸”，而女主人往往也比较能容忍。容忍的原因，一则因为毕竟多少有些“主仆情份”，二则也知道她们“翻不起大浪”，三则毕竟是自己的奴才，知根知底，怎么也比外面买来的“婊子”或“骚货”好。所以，不少主母，也鼓励夫君收自己房里的丫头。丫头即便收了房，也是丫头，断然摆不起谱的。不过，在丫头当中，也算是最有“脸面”的了。何况，她们毕竟是男女主人身边的人，要递个小话，或使个绊子，都很容易。某些小事，甚至还能做主。所以，其他仆人，往往还会来讨好她们。比如贾琏的通房丫头平儿的面子就够大的。她在“议事厅”外等着给薛宝钗传饭，那些仆妇们便又是递坐垫，又是端茶，极尽巴结之能事。之所以如此，除平儿人缘好外，手上多少有些权力和方便，也是原因之一。如果说“通房丫头”的身份是界乎妾与婢之间，那么，“姬”则界乎婢与妓之间。“姬”的本意是美女，而与妾合称“姬妾”的姬，则主要是指姬侍、家妓、家养的戏子等。她们多半是买来的，也有赠送的和抢来的，没有人身自由，地位也极低，这一点与婢相类。但婢的任务，主要是从事家务劳动，伺候主人的衣食住行；而姬的任务则主要是娱乐耳目，歌舞升平，满足主子的精神需要，这是她们与婢的不同之处。所以，她们的生活往往比婢要优裕，既不必从事繁重的家务劳动，也可以东游游，西逛逛。个别“高级”的宠姬，还可能配上一些丫头以供驱使。但是，不论姬们的衣着如何华丽，日子如何悠闲，她们终归是主人的玩物。主人“宠”她，正是为了让她好玩；主人“培养”她，也只是为了让她更好玩。所以，说到底，她们仍然是很卑贱的。比如《红楼梦》第六十四回写赵姨娘和戏子芳官等人怄气，探春便教训她说：“那些小丫头子们原是玩意儿，喜欢呢，和他玩玩笑笑；不喜欢，可以不理他就是了。他不好了，如同猫儿狗儿抓咬了一下子，可恕就恕；不恕时，也只该叫管家媳妇们，说给他去责罚。”这席话，很能代表“主子们”对姬的看法。姬们既然不过只是“玩意儿”，那么，男主人要带她们到床上去玩，大约也只有从命的。但姬与妾的不同之处，在于妾只能有男主人一个性对象，而姬却可以陪侍客人。比如白居易在裴侍中府里夜宴，就有“九烛台前十二姝，主人留醉任欢娱”的诗句。这就大不同于妾而近于妓了。妾无论是纳还是买，都是男主人的专有物。比如，唐人柳公绰纳妾，同僚想见见这个女子，柳就说：“士有一妻一妾，以主中馈，备洒扫。公绰买妾，非妓也。”姬则不然，不但可以出面待客，侍酒陪宿，还可以被主人拿来送人，甚至可以用来换马或做赌注，所谓“一掷赌却如花妾”，这里说的妾便是姬。总之，无论是身份高于婢的妾，还是性质近于妓的姬，被统称为“姬妾”的这些女子，在总体上说，都是被污辱的和被玩弄的。她们在身份上低人一等，人格上没有尊严，有的甚至连人身安全都没有保障（如前所述石崇令姬侑酒，客不饮酒便杀姬一例即是）。应该说，姬妾是封建宗法制度和阶级压迫剥削的牺牲品。然而，恰恰是这些地位低下的姬妾，在许多时候，却又会比地位较高的妻，更有可能获得夫的疼爱。在中国传统的两性关系中，情爱往往表现与夫与妾之间，而不是表现与夫与妻之间，这就是古人常说的“妻不如妾”。在中国历史上，风流皇帝与宠爱妃子的爱情故事，可谓层出不穷（如唐明皇与杨贵妃），而夫妻之间的爱情反倒罕见。那么，这又是为什么呢？这就要从妻与妾的不同家庭角色说起了。《中国的男人和女人》（易中天）——姬妾之（三）妻不如妾在中国传统家庭中，妻扮演的，不是单一的角色，而是一个“多重角色”。要言之，她的任务，至少有四种，即：辅佐丈夫、孝敬公婆、教育子女和管理家政。与此相对应，她的角色要求也有四种，即：贤妻、良母、佳媳和严妇。这四个角色都不好扮演。所谓“贤妻”，也就是“贤内助”。从理论上讲，就是要做好一切后勤工作，解除丈夫的后顾之忧，创造良好的家庭环境，辅佐丈夫事业有成。从表面上看，这并无不妥。在女性不能外出工作，无法成就自己事业的历史条件下，这似乎还是一个合理的要求。但是，我们必须记住，这个角色，是在“男尊女卑”和“夫主外、妻主内”的前提下设计的。也就是说，它是以男性为中心的。丈夫既然是妻子角色设计的中心，则一个妻的“贤”与“不贤”，便只有一个标准，即丈夫是否满意。显然，这是一个主观的标准，而不是一个客观的标准。“人心不同，其异如面，”每个男子，都有不同的性格，而这些性格的形成，又有气质、禀赋、教养、阅历等多方面的原因，谁能保证每个丈夫都有一个好性格？谁又能保证每个妻子都与丈夫性格相投？所以，一个妻子能否让丈夫满意，单从性格方面讲，就是一个未知数。更何况，在包办婚姻的情况下，夫妻双方在婚前，不少是连面也没有见过一次的，哪里还会相互了解？在并不了解对方性格的前提下，却又要求妻子让丈夫满意，岂不是“神话”？现代“自由恋爱”而结合的夫妻，尚且有不少在婚后发现“性格不和”而吵将起来的，况乎父母包办者？然而，丈夫不满意，尚可尽情发泄；妻子不满意，却只能委曲求全。这就在一开始，便把作妻子的置于一种十分尴尬和为难的境地，在她年轻的心灵上，投下终身难忘的阴影。于是，为了作一个贤妻，妻子们便只好去揣摩丈夫的心理，适应丈夫的性格。说的白一点，就是去看丈夫的“脸色”。然而这并不容易。且不说压抑自己去适应别人有多痛苦，也不说这种适应是一个何等漫长的过程，即便这些难关都度过了，也不能保证丈夫认定她是贤妻，因为丈夫的性格、兴趣和要求还会改变。丈夫变了，妻子反应不过来，还用老一套去奉承他，岂不又要自讨没趣？再说了，丈夫的要求，有合理的，也有不合理的；有办得到的，也有办不到的。正如贾母训斥邢夫人时所说的：“他逼着你杀人，你也杀去？”遇到这种情况，做妻子的，又该怎么办呢？可见，看着丈夫的脸色作妻子，是很难的。更何况，一个标准的“贤妻”，不但应该让丈夫满意，而且还要能让丈夫成为一个“好男人”。比方说，让丈夫有出息、有作为、有成就、有功名等等。也就是说，妻子不但有关心丈夫、照顾丈夫的义务，还有辅佐丈夫甚至教育丈夫的责任。在传统观念看来，一个男人是否有出息或有作为，妻子的责任是很重大的。因为母亲只担任成人前的教育。男子一成人，就要娶妻，于是这个人就交给那做妻子的了。如果那男人居然竟“没有出息”，那么，作母亲的是决不会认帐的。因为世界上的母亲都不会承认自己儿子不好和自己教育不成功。宽容一点的，可以承认那是自己儿子“运气不好”；不宽容的，则会一口咬定是儿媳妇“坏了儿子的事”。“坏事”的原因可能有三种：一是儿媳妇“命相不好”，命里克夫；二是儿媳妇“辅佐不力”，没有尽责；三是儿媳妇“过于风骚”，害得她儿子玩物丧志。这三条，都可以构成休妻的条件，引起做公婆的来向那做媳妇的大兴问罪之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