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朝的另类史-7

禁卫军将周骐没见过这么胆大的人，在一旁叱责江彬。江彬怀恨，暗地谕指锦衣卫中与自己亲近的官员，诬周骐以罪，下狱拷掠而死。经此事之后，明武宗左右之人皆知道了皇帝“大红人”的份量，皆畏服江彬。江彬得宠，最早荐他面君的钱宁心中渐渐不悦。钱宁本云南穷苦家子弟。太监钱能在云南任监军时，少年钱宁被卖给钱太监当家奴，故而姓“钱”（其本姓史传不载）。入了太监寓，自然干叔干伯都是大公公。钱能死后，推恩其家人，钱宁得封“百官”。他特会巴结刘瑾，所以多年被推荐到武宗身边当差。由于有“开左右弓”射箭的绝技，钱宁大受宠幸，武宗皇帝干啥荒唐事都带钱宁当随身。明武宗遇宴饮喝醉，往往枕钱宁肚腹大睡。百官侯朝时，往往站了半天不知皇帝所在，大家只得伺察钱宁的行踪和出动迹象，以此推知皇帝所在。所以，他一个小小侍卫，竟然成了皇帝起居的风向标。为此，诸大臣也争先造谒送礼给钱宁。群臣有谁小拂其意的，这位小人马上中伤害之。正德八年底，明武宗下诏钱宁掌管锦衣卫，赐姓国姓（朱姓）。当时，太监张锐掌东厂，钱宁掌锦衣卫，合称“厂卫”，权倾一时。钱宁自制的名片上自称“皇庶子”，俨然以皇帝儿子自居。当初武宗在大内建“豹房”大淫乐之地，正是钱宁的主意。由于他出身下层阶级，世事皆晓，陆续引荐戏子臧贤唱曲、回回人于永进春药、西藏密宗淫僧献“双修”秘戏，恣进声伎为乐，又时时诱引武宗皇帝微行出外瞎胡闹。可以说，最早让明武宗知道皇宫以外的世界“很精彩”，就是钱宁。特别是他主管锦衣卫后，更是恃势横行，贪污受贿，掠人妻妾、诬人致死的坏事干过无数件。江彬得宠之日，也正是钱宁登峰造极之时。本来，江彬根本不能与钱宁相抗衡。但是，有一天发生了一件小事，钱宁与江彬在武宗皇帝心目中的位置，突然调了位置：明武宗体格棒，常常在内宫纵虎豹等猛兽入笼，他亲自擒捉为戏。这种“极限”高级运动，自古至今，除了古罗马被逼上场的角斗士，还真没有几个人敢玩。大概那天送来的老虎体型巨大又生猛了些，几个回合搏斗下来，明武宗体力不支，身上多处被猛虎抓伤。小伙子气喘吁吁，急唤钱宁入笼帮忙。人，只要有官有钱有大宅子，胆子就会变小。钱能一时间踌蹰不前，没能在最关键时刻一表“忠心”。眼看大老虎嗷的一声跃起，大爪子扑向明武宗，一旁侍卫的江彬当仁不让，飞身跃入笼槛中，一个飞脚踢在猛虎脑袋上。明武宗趁势扑上，双手狠扼猛虎咽喉，制服了猛兽。当时，他脸上还挂笑，对钱宁说：“这事我一人足能对付，还用得着你吗！”内心深处，这位帝王对生死危急关头钱宁不救，已经大起嫌憎之心，自然觉得江彬是耿耿忠臣，又给足自己面子。所以，日后钱宁在全面前讲江彬坏话，根本入不得他的双耳。江彬察觉到钱宁不能容自己，京中又都是这位锦衣卫头子的党徒，势单力孤。于是，江彬想借边兵自固，就对明武宗盛赞边军骁悍英勇，应该与内地军队互相换防操练。明武宗爱玩，更喜武事，马上下诏调辽东、宣府、大同、延绥四镇军兵入京，号称“外四家”。从此，武宗皇帝多了一件大乐之事，即上万人在大内操演，旌旗招展，铳炮齐鸣，兵士们花团锦簇，摔跤搏斗，射箭击打演习，喊杀阵阵。明武宗本人常常身着黄金软甲，跨高头大马，与江彬并骑巡视，“铠甲相错，几不可辩”。玩得高兴，明武宗命江彬领神威营，许泰领敢勇营，赐二人国姓，并在北京不远处把原先的太平仓改为镇国府，凭空新设了一个军事单位，专供这些供他玩乐的边兵居住。不久，明武宗下诏让江彬兼统四镇大军。皇帝玩耍，规模很大。明武宗常常自率会射箭的数千小太监为一营，号为中军，“晨歹驰逐，甲光照宫苑，呼躁声达九门。”他几乎天天阅操，诸边军全副黄罩甲披挂，江彬等人皆冠遮阳帽，帽植天鹅翎，威风凛凛。万人万马，锦锈灿烂，因此明武宗把阅兵称为“过锦”。这种感觉，当然要比站在小吉普上挥手低叫“同志们好”过瘾得多。由于军将充斥京师，大内地方不够用，明武宗下令强拆积庆坊、鸣玉坊的民房，推平后在原地建立“义子府”和专供他们一行人嬉玩的“皇店酒肆”，时时游乐其中。他还常常与江彬等人一起微服出京，在京郊等地游逛。群臣进谏，皆不听。明武宗虽然稍稍疏远钱宁，但江彬知道老钱的势力盘根错节。为了使皇帝在相当长时间内远离钱宁，江彬便又想出劝皇帝出外巡幸的办法。于是，他不时在武宗耳边讲，宣府的乐工技艺高，当地美貌妇人多，又可以四处巡边，瞬息之间奔驰千里，干吗皇上非要整日郁郁居于大内之中为廷臣所烦扰呢。明武宗不住点头，游兴大发。正德十二年秋（1517年）的某一天，明武宗在江彬引导下，神秘兮兮地仅带几百人，“急装微服”飞驰至昌平，准备出居庸关而去。不料，巡关御史张钦坐镇城楼，任凭江彬等人威胁恐吓，坚称来人无关文，就是不让守卒开关门。明武宗一行只得悻悻而归。数日之后，明武宗先下旨让太监谷大用代替张钦之职，一大帮人连夜出京，“顺利”过关，飞抵至宣府。江彬早已派人在宣府兴建了奢华骇人的“镇国府”，并把豹房内的珍玩奇物与美姬乐工运到这里“伺侯”。不仅如此，君臣兴起，多次大半夜到官民之家“临幸”，只要发现有漂亮女人的，不管未嫁已嫁，皆一把搂住，屏去其家人，马上开干。此种入民家频频淫污妇女的帝王，中国历史上这位正德皇帝系第一人，也是最后一人。诚为“吉尼斯”纪录保持者。但从旧时代的“理论”上讲，“四海之内，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天下妇女，莫非王妾”，臣民妻女让天子“幸”了，还不好说什么，跪送谢恩高呼“好再来”而已。武宗皇帝大乐之，乐而忘归，称宣府为“家里”。试想，明武宗居北京二十多年，从未这样爽快过。且民间妇女百态奇花，也非宫中木讷嫔妃能比。十月间，江彬陪同武宗自宣府驰奔大同，在阳和附近游猎。恰巧有蒙古诸部数万骑寇边，大掠应州。边将王勋等人知皇帝在附近，拼死力战，蒙古人败退而去。至于明武宗本人，率一哨人马，江彬陪驾，正好在途中遭遇一股蒙古兵，双方拼杀。大战近一个时辰，蒙古骑兵挡不住明军扈卫精骑，留下十六具尸首遁走。明武宗马上功夫了得，竟然以九五之尊，交战中手斩蒙古兵一人。从前的打仗作戏，今天果然得以实用。观诸史籍，多言此战失多获少，声称明朝官军死数百人，笔者觉得是史官（嘉靖朝写实录的人）撒谎，实际是想抑压明武宗战绩。有明一代，皇帝亲征不少，明英宗大草包不说，明太祖、明成祖多次出征，但皆是亲自指挥而已，能以皇帝身份置生死于不顾纵马挥戈杀敌的，仅明武宗小伙儿一人而已！此次实战，可把明武宗乐坏了，比王石花几百万登上珠穆郎玛峰还要有成就感。自此，他改换身份，自称为镇国公、威武大将军“朱寿”，“所驻跸称军门”，实实在在融入真实游戏的角色中，并派人把“朱寿”大将军的胜捷喜报送达京城。凡国内军国大事，武宗皇帝一概交予江彬。江彬不是权臣，又不是喜欢弄权的太监，所有奏章报入后，这位爷一概不处置，“或壅格至二三岁（年）”。朝廷大臣前后切谏不已，皆不听。典膳官李恭上疏，严劾江彬诱帝出行之罪，被江彬派人逮捕，拷死狱中。过了二个多月，明武宗回京过春节，主持了一些礼仪祭祀之事，但他一颗玩心常在宣府塞外。正月间，借郊祀机会，他又与江彬出关游玩，在密云、黄花一带游逛。江彬知道皇帝精力旺盛又喜欢民女，沿途强征良家妇女数十车跟随，其间有数位出“车祸”摔死，扰民良多。得闻奶奶辈的太皇太后王氏病死，明武宗才不得不回京主持丧仪。回到大内，他首先下诏，命大将军朱寿（就是他自己）统率六军，以江彬为副将军，封为平虏伯，并荫其三子为锦衣卫指挥，还升赏许泰等内外官九千五百五十余人，赏赐亿万计。只要皇帝高兴，万事不惜血本。到了夏四月，明武宗借送太皇太后灵柩之机，又一次出关巡幸。听闻宁夏有边警，明武宗高兴，急忙回京，召大臣议“北征之事”，准备派“大将军朱寿”与江彬一起率军“御敌”。众臣明知皇帝给自己下诏，自己任命自己为将出征极其荒唐，又不好说破，只能群跪谏止。明武宗不悦，集大臣于左顺门，召大学士梁储当面令他草制。梁储倔将，高声道：“其余事皆可顺从，此制我绝不起草！”武宗皇帝闻言大怒，仗剑而起，“如不草拟制书，当吃此剑！”梁储伏地，叩头泣谏：“臣逆君命，实有罪，愿受死！倘若为臣草制，则以臣名君，臣死不敢奉命。”僵持久之，明武宗虽荒淫，但非残暴之君，骂骂咧咧掷剑于地而去。自己让人撰写诏命，不再走行政部门的过场。制令虽未下达，但阻止不了皇帝自己出关。明武宗由江彬陪同，自大同渡黄河，在榆林游玩数日，扎营于绥德，纳总兵官戴钦之女为妃。回程中，一行人经西安过偏头关，抵达太原，在城内大征美女及乐工。也正是在这里，明武宗看上了乐工杨腾的老婆刘氏，一见倾心，爱极了这位有夫之妇，携之而归。江彬近诸近侍皆“母事之”，称为刘娘娘。估计后世戏剧《游龙戏凤》，正是据此情事所改编，只不过女主角由刘氏变为“李凤姐”，地点由太原变为大同。明武宗确实荒唐。延绥总兵马昂因罪被免官，但他有一位如花似玉的妹妹，能歌善舞，骑射之余，又解诸蕃“外语”，已经嫁给军官毕春为妻，且有两个月身孕。为保官职，马昂在江彬“协助”下从妹夫毕春家抱走了妹妹，献给明武宗使用。甭说，武宗皇帝小伙儿性趣多多，喜欢pregant sex ，马小妹也喜皇上年青风流英俊功夫好，二人如漆似胶，不顾蚌珠在腹，日日巫山。高兴之余，明武宗马上升马昂为右都督，赐其二弟蟒衣，下令盖大宅子让马昂兄弟居住。一日，闲极无聊，武宗皇帝亲自去马昂家，看见敬酒的马昂一妾甚美，命马昂献出。马昂犹豫，武宗怒起离去。这可吓坏了马昂，忙通过太监张忠把美妾里外打扮一新送入宫内。转天，有旨传出，马昂二弟皆升都指挥一类的大官。欣喜过望，马昂“又进美女四人谢恩”。朝臣有知此事，骇恐异常，生怕小军官的骨血成为日后“储君”，狂上奏章。武宗也烦，不久又玩腻了肚子日大的马小妹，便遣之出宫，终未酿成狗儿变龙子的大事。正德十四年（1519年）正月，明武宗自太原还归宣府。“帝（开宗）东西游幸，历数千里，乘马，腰弓矢，涉险阻，冒风雪，从者多道病，帝无倦容。”体格真棒。小伙儿又渔色又长途奔波，竟丝毫不觉劳累。回京后，歇了一个月，明武宗又下诏“命令”，“镇国公朱寿（他本人）南巡”。由于江西的宁王朱宸濠久蓄逆志，天下皆知，群臣死谏，一百多人伏阙痛哭拦阻，惹得武宗皇帝怒起，当廷杖责大臣。锦衣卫兵士手下不留情，竟然杖死十多名大臣。金吾卫指挥张英为义气所激，光膀子挟两大袋土拦路哭谏，不从，即拔刀自刎，血流一地。侍卫见张英未死，叱问他挟土袋想干什么，张英道：“恐血污帝廷，以土掩血”。言毕气绝。如此折腾，明武宗没了兴致，江彬等人，“亦知朝廷有人，稍畏惮之”。七月，江西的宁王朱宸濠造反。消息传至北京，江彬欣喜，意图劝明武宗亲征，并下令说，敢有进谏者，处极刑。于是，九月间，明武宗率江彬、张锐、钱宁从北京出发。行至半路，太监张锐与江彬皆禀告武宗皇帝说，钱宁一直与宁王暗中勾结，武宗点头，以留钱宁监察皇店为名，阻止他随驾。不久，钱宁事露，明武宗遣人立刻逮捕他，并查抄其家，“得玉带二千五百束，黄金十余万两，白金三千箱，胡椒数千两。”但钱宁此人在明武宗时代未被处决。明世宗继位，钱宁被凌迟于市，其养子十一人皆被斩杀，幼子下蚕室割去小鸡鸡。以太监之奴起家，儿子复为阉人，钱宁这个云南苦孩子折腾半世，终于获此结局。明武宗一行人“亲征”，行至半路，江西的王守仁已经活捉了造反的宁王朱宸濠，但明武宗不让他献俘，继续自己的南行旅程。年底，大部队抵至扬州，强征民居为都督府，遍刷妇女、寡妇，猎色不已。可幸的是，陪同武宗出游的“刘娘娘”很贤惠，常哭谏武宗不要过份扰民，他才稍稍收敛。正德十五年（1520年），明武宗到达南京，终于坐在南京的龙庭上找了一把昔日明太祖的感觉。江彬所率数万北方边兵，跋扈特甚，欺行霸市，强买强卖，把南京城整得个乌七八糟，人心惶惶。不久，明武宗还想幸苏州，下浙江，遍游湖、湘，南京众臣苦谏，随行北方诸将又不乐南行，所以才未成行。七月间，明武宗在牛首山一南游玩。期间，军中夜惊炸营，使得众臣惊骇了好一阵。当时宁王朱宸濠一直被逮系于江上的船中，民间纷纷讹传宁王将为人劫持生变，武宗皇帝也觉不踏实，在阴历闰入月时从南京启程，回返北京。至此，再掉头详细交待一下宁王朱宸濠叛乱以及王守仁率兵平叛的详细过程。不自量力的宁王朱宸濠早在明武宗正德二年（1507年），大太监刘瑾就在收受宁王朱宸濠重宝之后，矫诏恢复这位王爷在江西一带的屯田护卫，使之拥有了自己的一支武装。宁王一系是皇室近亲，第一代宁王朱权是朱元璋第十七子。太祖诸子中，“燕王善谋（朱棣），宁王善战（朱权）”，两个人都不是省油的灯，但宁王本来的封地在喜封口以外的大宁，朱棣起兵篡夺时，设计挟制了这位十七弟。称帝后，朱棣便把这位善战的弟弟改封于江西，让他远离边陲，无法再发展。同时，朱棣对藩王进行了严格的限制，特别严禁他们拥有武装力量，以免他们有样学样，仿效自己昔日之举重新上演“靖难”篡夺大戏。天顺年间，当时的宁王多有不法之事，连护卫亲军也被削夺，改为南昌左卫。由于刘瑾收贿后“通融”，宁王朱宸濠得以把南昌左卫军又变回为自己王府的护卫军，终于得到一只象样的武装。高兴没多久，三年后，刘瑾倒台使他所有昔日作为皆被逆转，兵部又把宁王护卫改为南昌左卫。如此倒腾，宁王朱宸濠异心更炽。转年，他就把其生母葬于西山的青岚，这是一块所谓的“龙兴”风水宝地，明廷曾严令禁止在此建坟。古人迷信，宁王自不例外。有算卦先生李日芳常讲南昌城东南有天子气，于是宁王在当地建“阳春书院”，实际是把这地方当“离宫”，以应“天子气”。又有术士李自然为骗钱，三番五次说天降神谕，宁王有“天子”命。这些“鼓励”和“上天”转达的暗示，都使得宁王朱宸濠摩拳擦掌，非要整出个名堂来不可。大臣陆完任江西按察司时，巡抚地方，宁王日夜延其至王宫，好吃好喝大元宝，奉承说：“陆先生他日必为京中公卿大臣！”陆完心中暗喜。宣德九年，陆完果然被召回北京任兵部尚书，投桃报李，替宁王找关系打通关节，通过钱宁的努力，终于又重新拥有了“护卫屯田”的权力，为日后起事奠定丰厚的人员组织基础。不过，宁王非是那种城府极深的巨滑之人，离“天子”之位还一万八千里，他就开始自称“国主”，以护卫为“侍卫”，把王爷令旨改称“圣旨”，给时人留下诸多把柄。同时，他派手下人在江西招募大盗杨清等百余人入王府为自己效力，号称“把势”。鄱阳湖上打家劫舍为生的贼头杨子乔听闻此事，也立刻积极投靠宁王，在水面陆地肆行劫掠，帮助宁王训练手下。打仗干活的人有了，举人刘养正这种“文胆”也被招入王府。刘举人通晓古今，见宁王当日，就大讲特讲昔日宋太祖“陈桥兵变”之事。宁王朱宸濠大喜，自认为刘举人很懂事，以宋太祖喻已，将在世间“拔乱反正”。宣德十年（1515年），感觉超好的宁王一日因江西都指挥戴宣因事惹怒他，他竟然擅自命手下人用大棍把戴宣当场击死。这事可闹大了，明朝的王爷再牛逼，也不能擅自杀掉朝廷委派的地方官员，时任江西按察司副使的胡世宁马上奏了他一本，“（朱）宸濠颇惧，委过近属以自解”。毕竟朝中有钱宁等人帮衬，宁王本人不仅没事，他还反诬胡世宁“离间皇亲”，使得当时已升任福建按察使的胡世宁被逮入锦衣狱，拷掠几死。由于明武宗荒淫，一直没有儿子，宁王闻之心动，便准备无数银金财宝送与北京的钱宁等人，希望自己的长子能入京到太庙进香，实际上是想劝使武宗皇帝立自己儿子为皇储。廷议上，大臣多有反对，明武宗自己也没拿这事当事，不了了之。朱宸濠诸多异常，一般人不敢明说，但巡抚江西的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孙燧与巡抚南赣等地的都察院右佥都御史王守仁早就心中有数。特别是孙燧，由于他本人就驻派南昌，深知大变将作，就均征赋，饬戒备，实仓储，散盐利，渐次削除不利于朝廷的赋税，侦逮奸党送狱，以削剪宁王的羽翼。虽如此，有胡世宁前车之鉴，孙燧只能暗中行事，不敢明奏朝廷宁王要造反。到了宣德十二年（1517年），宁王府中的官员都有几个人上奏朱宸濠不法之事。又是通过京中的钱宁，宁王把这些人发配的发配，下狱的下狱，并因怀疑属官周仪告密，指使贼人屠灭周仪家，杀六十多人。朱宸濠加紧了造反前的物质准备工作，招募巨盗数百人，四处劫掠军民财货物资，收买皮帐，制作皮甲，私制刀枪，赶制佛郎机（火铳）等火器，“日夜造作不息”。为了能有广泛支撑，他派人秘密联络漳州、汀州以及南赣一带的少数民族，约好起事时群起响应。这年年底，太监毕贞被朝廷派来监抚，此人乃钱宁一伙，到江西后与宁王臭味相投，附之为逆。宁王以进贡方物为名，派出多人驰往京城，沿途设置健步快马，限十二日把京中之事报知自己，侦伺京城动静。江西巡抚孙燧日夜忧心宁王突然造反，便以防盗为名在进贤、南康、瑞州等地修建新城，并在九江兵家重地增设防备，各设通判官，以备苍猝。为避免宁王起兵时抢劫南昌武库，孙燧又以讨贼为名，把卫城兵库内的武器皆调派到外地，他笑对手下人讲：“宁王造反，即使我灭不了他，他也会因为我现在的安排而最终为朝廷所灭。”由于孙燧率兵捕盗甚急，宁王手下的巨盗不少人被杀或落网，急得这位王爷忙找到“老关系”陆完，让他串通钱宁等人想办法，把孙燧调走。孙燧见情况紧急，数次上奏朝廷，大概有七次之多，均急报宁王逆行加速，但送书人皆于中途被害。由于宁王本人是明廷皇亲近宗，孙燧不敢先下手为强。宁王一伙人本来还有耐心，准备等明武宗哪天出游时摔死或在豹房玩乐时被虎豹咬死后再趁机举事。但是，北京方面，太监张忠、江彬等人与钱宁争权，又都知道宁王与钱宁私下不法勾结的事情，就想趁揭露宁王逆谋之事把钱宁搞下去。东厂太监张锐、大学士杨廷和先前曾收受宁王大笔金宝，但得知这位王爷实有反心，怕日后事发牵连自己，也落井下石，一起进奏朱宸濠“包藏祸心，招纳亡命，反形已具”。明武宗见这么多人如此说，立刻派太监赖义及驸马崔元等人携带敕书往南昌，警告朱宸濠，并削其护卫。由此，宁王朱宸濠只得提前造反。宣德十四年阴历六月十三日，朱宸濠生日。他正在王府大摆酒宴，款待来贺生日的镇抚三司官员。席间，宁王预设的京中密探飞报，朝廷已经派人来责罪，并要削除护卫。宁王大惊，忙招刘养正等人密议。刘养正首先建议：“明早镇抚三司官员必定依礼节来入谢，可趁此机会尽擒众官，杀掉不与我们同心的人，然后发兵起事！”到了这个地步，也没有再好的办法，否则只能坐以待擒。于是，宁王等人连夜布置，召集平素豢养的贼盗吴十三等人，让他们在厅堂左右设下伏兵。转天一大早，众官来拜谢昨日的生日宴请。刚刚起身，突然从外闯进数百带刀兵士，把官员们团团包围。众人愕然间，宁王起身高声宣布：“正德（指武宗）乃孝宗皇帝从民间捡来的孩子，太后有密旨，令我入朝监国，汝等知之乎？”辽抚孙燧未料到事起如此苍猝，但事至此时，他知道这位王爷是真要造反了，他独前喝斥：“太后密旨安在？”宁王一楞，他没想到孙燧会这样质问他。呆了片刻，他扬脖高喝：“不必多言，我今欲往南京，你保驾否？”孙燧嗔目大骂：“天无二日，臣无二君，有太祖法制在，你是什么东西！”宁王朱宸濠大怒，立叱卫士把孙巡抚捆绑。按察司副使许逵大呼：“孙都御史，乃国家大臣，汝等反贼，真敢擅杀大臣吗！”同时，他扭头顿足对孙燧说：“我早就劝君先下手，你不听，今受制于人，后悔无及！”宁王派兵士拥上，把许逵也绑了，问他是否跟从自己起事。许逵大骂：“狗贼，我惟有赤心报国，怎肯从尔等为逆！”并大喝：“今日贼杀我，明日朝廷必杀尔等逆贼！”于是，孙燧、许逵二人，皆被宁王遣人押往南昌惠民门外斩首。二人临刑不屈，破口大骂。城中人民闻之，无不流泪叹息。一不作，二不休。宁王命人把众官中与自己素不相偕的十多人关入大狱。在刘养正策划下，宁王挟持了南昌当地退休的前侍郎李士宝，劫持镇抚三司一些官员，“称咨府部，传檄远近，革正德年号，指斥乘舆（皇帝）。”从当时理论上讲，宁王造反的口实还真不少，可以称是“清君侧”，可以称是“逐昏君”，但他本人就是大恶之人，所以号召力就不强。啥事未成，宁王就委任李士宝为左丞相，刘养正为右丞相，派几个贼头顺流夺船，四处收兵。开始时候，叛军还挺顺利，南康、九江俱被攻陷，当地守官守将逃走。最早声讨宁王罪恶的，是当时正提督南赣军务的王守仁。而他这次所以能幸免于南昌之难未与孙燧、许逵等人一起被杀，还是因为当时的兵部尚书王琼有远见。王琼知道宁王早晚要反，恰值福州有三卫军人小规模叛乱，他就把王守仁暂时派往福州处置此事。王琼对手下讲：“福州军人乱，本是小事，不足烦王守仁如此大才之人去平定。但他可以借此掌握一军，又有敕书在手，以待他变（指宁王随时可能的造反）。”结果，王守仁果然因外出，未被宁王在南昌宴会时逮住。宁王六月二十四日正式造反，六月十五日王守仁在丰城知道消息，立即往江西回赶。临江知府欢喜无限，忙把他迎入城中商议对敌之策。王守仁虽为文臣，极晓兵法大略，他说：“宸濠若出上策，会直捣京师，出其不意，则社稷可危；若出中策，直趋南京，则大江南北一时会尽为其所据；如只据守江西省城，则出下策，可一举擒灭之！”于是，他立即派人令在通往北京、南京的要害处设置疑兵，又伪造朝廷早就派兵严备的假公文，故意让宁王的手下人拾到，造成各处皆有准备的假象。宁王朱宸濠中计，没敢立即出兵击袭。由此，就给了王守仁非常多的调动和喘息时间。王守仁与吉安知府伍文定会兵后，商议道：“兵家之道，急冲其锋，攻其有备，皆非上计。我们现在假装在各个城府自守不出，宁王不久就会集大兵自南昌出发，到那时，我们再尾随蹑追。依我之计，宁王兵出，我等应该立刻发兵收复省城南昌。他闻老巢被收，肯定回救，我们恰好集结兵力在他回军途中邀击，此乃全胜之道。”时在北京的兵部尚书王琼接到王守仁飞奏宁王造反的消息，对众宣言道：“有王守仁在，大家不用担忧，不久当有捷报。”明廷得知宁王朱宸濠反讯后，根据江彬等人的建议，很快就逮捕了钱宁、陆完等人，下狱抄家。侦知江西王守仁等人据城不出，宁王朱宸濠胆子愈大，仅留数千人守南昌，他自己与刘养正、李士宝等人率领六万人，号称十万人，出江西，“声言直取南京，载其妃媵、世子（朱）从，总一百四十余队，分五哨出鄱阳（湖），舟田舻蔽江而下。”造反大军，先攻安庆。安庆城里，守臣守将勇武，宁王朱宸濠数日不能攻克。王守仁得知宁王出南昌的消息，知道一切皆在预料之中，便与伍文定在临江樟树镇会兵。“于是知府戴德孺引兵自临江，徐琏引兵自袁州，邢洵引兵自赣州，通判胡尧元引兵自瑞州，通判谈储等人，各以其兵至。”六月十八日，大家齐集丰城，商议如何出兵事宜。听说王守仁欲攻南昌，不少人有疑意：“宁王一直谋划造反，南昌留备必严，恐怕难以一日攻拨。今宁王攻安庆，日久不克，兵疲意沮，不如以大兵逼之于江中，与安庆守军夹攻之，必败敌人。宁王一败，南昌不攻自破……”王守仁摇头，说出自己的意见：“不然。我军如舍南昌不攻，与宁王必定相持于江上。安庆守军仅能自保，不可能抽兵增援我们。此时，宁王南昌守军可以乘间断绝我们的粮道，而南康、九江贼军又可合势出击，我们腹背受敌，肯定要吃大亏。宁王集所有精锐之兵齐攻安庆，南昌防御必薄。加上我军新集气锐，南昌定可一攻而克。宁王闻我军攻南昌，必会自安庆解围，还兵救其老巢。待其回军，我方已克南昌，宁王闻之必然夺气，首尾牵制，必为我擒！”果然，七月二十一日，大军齐集南昌城下，王守仁下达死命令：“一鼓附城，二鼓登城，三鼓不登者诛，四鼓不登者斩其队将！”于是，号令一下，士兵蚁附秉城。城上虽设守御，皆闻风倒戈，城门多有不闭者，打兵遂入。南昌如此坚城，由于宁王暴虐，人民不附，守将怯懦，几乎没怎么招集，就被王守仁大军攻陷。入城后，王守仁安抚士民，籍封府库，城中遂安。当时的朱宸濠正因安庆久攻不下而着急上火，亲自督兵填濠堑，竖云梯，期在必克。听闻王守仁帅兵攻南昌，宁王大恐。李士宝等人多谋，劝宁王舍安庆不攻，径攻南京。如果登帝位，自然占据了名义上的优势，可使江西等地自服。宁王短视小人，惦记老窝的金银财宝，没有听从李士宝建议，马上要回援南昌。他从安庆撤围，立刻派二万精兵先发，他自率四万军随后继之。听闻宁王朱宸濠大军还攻江西，明军内部有人建议：“宁王兵盛，凭其愤怒，乘众而来。我方援军未集，势不能支，不如坚壁自守，以待四方之援。”王守仁自有其独特见解。“宁王兵力虽强，但以威劫众，所至焚掠，不得民心。虽兵马势众，但宁王部伍从未遇旗鼓相当之军与之相战。其部将本来想待其称帝以取富贵，今其进取不能，巢穴又失，沮丧退归，众心已离。我军以锐卒乘胜击之，彼将不战自溃！”果不其然，七月二十三日，王守仁率诸将在樵舍迎击宁王朱宸濠叛军，败其前锋。转天，黄家渡一战，又大败叛军，“追奔十余里，擒斩二十余级，溺水死者万计。贼气大沮，退保八字脑。”至此，宁王的先遣军，已经完全被消灭。宁王本人乘舟夜泊，泊地名为“黄石矶”。他问从人当地何名，南人“黄”、“王”二音不分，对曰“黄石矶”，宁王听成“王失机”，大怒，立身挥剑，把答话人脑袋砍掉。叛军见兵败，军心已经溃散，逃兵日多。事已至此，硬着头皮也要死撑到底。宁王朱宸濠大赏将士，奖当先者千金，受伤者五百金，并招南康、九江贼兵前来江合，并力合战。重赏之下必有勇夫。叛军拼死前冲，杀掉官军数百人，战阵不稳。吉安知府伍文定虽是文臣，提剑监军，急斩先退者数人以徇。他身先士卒，站立炮铳之间，大火焚其须髯，伍文定坚守不动。见伍知府如此，众军勇气倍增，殊死抵拒，兵势复振。明军铳炮齐发，宁王朱宸濠所乘指挥大舟也挨炮着火，贼众大溃。不得已，宁王率残兵退保樵舍，联舟为方阵，准备做垂死挣扎。正当贼王贼将为如何处理败将争执不下之时，官军已经发动火攻，大军四集，争相进击，贼军终于四散而逃，大势去矣。时至此刻，宁王朱宸濠万念俱灰，与嫔妃泣别，成百绝色佳人知道造反被抓没什么好结果，皆赴水自杀。至于宁王本人、其世子，以及李士宝、刘养正等数百贼头，皆被生俘。此战，叛军溺水淹死的就有三万多，“弃其衣甲器仗财物，与浮尸积聚，横亘若洲。”水上战场真是“壮观”得很。官军把朱宸濠一行人押上囚车返南昌，军民聚观，欢呼之声震动天地。入城后，王守仁阅视俘虏，宁王老着脸还哀呼：“王先生，我欲尽削护卫，还能当个庶民老百姓吗？”王守仁心中冷笑，脸上不动声色，回答道：“自有国法处置你。”这边宁王已被活捉，京城内的明武宗高兴得心急火燎，借“亲征”之名南巡，以尽游玩之乐。大军刚行至良乡，王守仁捷报已至，并表示要献俘阙下。明武宗连发数檄止之，如果宁王被送来北京，他就不能“南巡”游乐了。阴历九月间，明武宗至南京，王守仁又欲到南京献俘，仍不被允。江彬、张忠等人深知皇上爱玩的心性，想让王守仁把宁王一行人放归鄱阳湖，以使明武宗能亲自率军与其“交战”，而后再奏凯论功。王守仁不得已，连夜过玉山，押解宁王一行叛将取道浙江以进。这时候，大太监张永在杭州正等着王守仁，准备让他纵俘鄱阳湖，以使皇帝能亲自“打猎”。王守仁见张永，苦求道：“江西之民，久受宁王荼毒，今经大乱，又继以旱灾，加之供京军粮饷，困苦已极。如再有苦压，一定会啸聚山谷为乱。如果此时放宁王入湖，兵连祸结，何时有个结局啊！”张永即是昔日诛除刘瑾的首谋太监。听王守仁一席话，也深以为然，缓言道：“我此行杭州，因为群小（指江彬等军人）在君侧，不得已侯你于此，非为掩功而来。但皇上之意可顺不可逆，群小若乘其怒激之，大事不好。”王守仁听此言，稍稍心定，便把宁王一行贼人转交张永，连夜返回江西。老王学乖，再上奏疏，称“奉威武大将军方略讨平叛乱”，即把大功归于武宗皇帝及其左右。张永回南京后，见武宗皇帝，极言王守仁忠臣，良可信赖。本来，江彬等人事先已经在武宗皇帝前进谗言，讲王守仁本来依附宁王朱宸濠，后来见其不能成功，才反手一击击擒宁王。经张永大公公一番释疑解惑，武宗皇帝终于相信王守仁是“好人”。于是，他下诏命王守仁巡抚江西，并擢升吉安知府伍文定为江西按察司使。年底，宁王一行俘囚槛车至南京。武宗皇帝想自以为功，就与江彬等诸近侍戎服骑马，大列队伍，出城数十里，列俘于前，作凯旋状。宁王朱宸濠被囚一年后，正德十五年（1520年）年底才被赐死，并被焚尸扬灰。宁王之乱，终于尘埃落定。王守仁方面，平宁王之乱，立下如此殊勋，但终武宗之世一直未叙功。明世宗入统，很想招王守仁入朝，并下诏封其为“新建伯”。但是，王守仁与兵部尚书王琼关系好，阁臣杨廷和与王琼不睦，不少大臣嫉妒王守仁功劳，皆以“国哀未毕，不宜举宴行赏”为名，阻止他入京。虽然稍后任命他“南京兵部尚书”这样一个虚衔，“然不予铁券，岁禄亦不给。”忧恨之下，王守仁拒不上任，病辞归家。未几，其父病死，因丁父忧，他只能闲居于乡，郁郁数年。明武宗戏剧人生的终结正德十五年（1520年）闰八月，玩够了猫捉耗子游戏的明武宗终于率军往北京回返。回程路上，武宗皇帝当然不会闲着，自瓜洲过长江，登金山，游镇江。在清江浦，武宗见水上风景优美，鱼鳞潜底，顿起渔夫之兴，便自驾小船捕鱼玩耍。结果，提网见鱼多，明武宗大乐，尽力挽提，使船体失去平衡，他本人跌落水中。明武宗在北京长大，不懂游水，掉入水中后手忙脚乱，一阵乱扑腾，亲侍们虽然把他救回，但水呛入肺，加之惊悸惶怖，身强力壮的小伙子自此身体就不行了。导致他大病的原因，最有可能的是，武宗皇帝呛水后引致肺部高压，使血液中的水渗透入组织间隙，造成肺部换气障碍，进而引致肺部积水。另一个可能，是受惊加秋日着凉，引发肺炎，才击跨了身体特棒的皇帝。今天，肺炎乃一般病症，大剂量消炎药加上保养能痊愈。但在明朝，肺炎、肺积水可是要人命的绝症。途中耽搁几个月，正德十六年（1521年）春正月，明武宗一行才回到北京，文武百官在正阳桥南接驾。武宗皇帝身体困疲，仍强自支撑，入城时大耀军容，把俘虏的贼将贼臣以及从逆者家属数千人皆五花大绑，皆令他们在辇道跪于两边，“生者标其姓命，死者悬首于竿”，特别不吉利的是，路两旁皆标以白帜，数里不绝，一派发大丧的排场，当时就有不少人觉得不祥。明武宗仍旧戎服乘马，立正阳门下，阅视良久，才入宫中歇息。老小伙子又发烧又咳又胸闷，还有心气和精气神玩阅俘的把戏，真正是荒唐到底。正月十四日，明武宗仍旧强撑，在南郊主持大祀礼。行初献礼时，武宗皇帝下拜，忽然口吐鲜血，瘫倒在地，大礼不得不终止。拖了近两个月，正德十六年阴历三月十二日，武宗皇帝处于弥留状态，对司礼太监讲：“朕疾不可为也。告知皇太后。天下事重，望太后与阁臣审处之。前事皆由朕误，非汝辈所能预也。”人之将死，其言也善。言毕，这位英俊爱玩的大明天子崩于豹房，时年三十一。其实，明武宗朱厚照在后世人眼中十足坏人一个，但相比明太祖，明成祖，明世宗，明神宗，明熹宗，他并没有坏到哪里去。只是继位为帝的不是他儿子，而是以藩王入大统的堂弟明世宗。出于私愤，明世宗在实录编撰中下令史臣皆录其恶，丝毫不为尊者讳，使得武宗皇帝荒唐之行天下人皆知，且“万古流芳”。明武宗为帝，北征南巡以外，不是没有干过好事。史不绝书的，是正德一朝多次赈灾免赋，而且，刘瑾之诛，宁王、安化王乱平，北边御蒙古，皆是正德年大事，而且他在位时代的臣子有不少能干贤才，皆从侧面反应出这位帝王治下的总体治略的可称道之处。再举数个小事以彰显正德时代的“好事”：其一，宁王造反，武宗亲征，行至山东临清，传令当地官员进“膳”。由于人多苍猝，武宗本人面前竟然忘记放筷子。他笑道：“怎么这样怠慢我！”话虽如此，并未发怒，吓得尿裤的地方官未得任何怪罪；其二，太监黎鉴向都御史王頨索贿被拒，便跪于武宗面前哭诉王頨虐待蔑视自己，武宗笑言：“肯定是你要人家东西没要成，王巡抚怎敢惹你这样朕身边的红人。”；其三，武宗皇帝一行至扬州，江彬等人欲夺富人宅院为“威武将军府”，知府蒋瑶坚执不可（现在某些官员还不知明朝这位爷，专替开发商强拆老百姓房屋）。江彬伺机报复，正好明武宗手钓大鱼一条，戏称价值五百两银子，江彬就强卖给在一帝侍立的蒋瑶，让他用库钱购买。蒋瑶屁颠颠从家中跑回来，把老婆的耳坠头簪献上，说：“官库无钱，臣所有惟此。”见此，武宗皇帝也是“笑而遣之”；其四，武宗祖母太皇太后王氏崩，百官送葬时，正值大风雨，泥地中众人欲下跪时，明武宗遣人谕止……诸多小事，从一个侧面说明明武宗本人并非残虐淫暴大恶之君，他这辈子坏就坏在一个“玩”字上。所以，史臣也公正：“毅皇（武宗）手除逆（刘）瑾，躬御边寇，奋然欲以武功自雄”，该肯定的也应肯定。明武宗病危时，江彬不知深浅，仍矫旨改团营为“威武团练”，任命自己为军马提督，兼掌京内大军，以至于大臣们都忧惧江彬旦夕之间想造反。大学士杨廷和文人老姜，亲自与江彬寒喧，常常没事人一样笑谈，使得江彬不觉有异。明武宗崩后，杨廷和密不发丧，与司礼太监魏彬定计，派内官密禀太后，索得除掉江彬的手敕。于是，他们以坤宁宫殿成，要行安装上梁的仪式，派找江彬与工部尚书李燧一起入宫主持典礼。江彬不知是计，穿礼服入宫，其侍卫被阻于宫外。祭礼毕，江彬欲出，太监张永又出面，留他吃饭。远远看见有宦者持诏带几个锦衣卫士兵走来，江彬感觉不对，朝西安门方向狂奔，但宫门紧闭。无奈，他又顺墙疾行，趋北安门。结果，把门的兵将说：“皇上有旨，留提督在宫内！”江彬可笑又可气：“今日旨从何出？”意思是皇帝病成那样，我又没派人发旨，哪里有什么“圣旨”。说话间，他推搡拦阻他的门将，想乘间逃出宫去。这时，得到密令的门将再也不怕江彬，命手下士兵一涌而上，把江提督绑成粽子，连打带骂，把他胡须拨个精光。昔日威武绝伦的大将，如今狼狈不堪。明世宗继位后，下诏凌迟江彬，并杀其成年的五个儿子，其幼子江然与其妻女“俱发功臣家为奴”。对江彬抄家时，查得黄金七十柜，白银两千两百柜，其他珍宝不可数记。凭实而论，江彬也就是一个恃宠跋扈武夫而已，“自始至终没有剪除异已之心，也没有质劫公卿之志，一心一意只想哄明武宗开心，常年导其游猎，骚扰地方。所以，他在武宗身边十年，为恶之事，比起刘瑾的乱政五年，远远不及。明武宗弥留之际，江彬没有任何拥立宗室的打算，可称是皇帝耿耿忠臣，绝无为已为身远谋的私虑。为此，虽然江彬当时是以“谋逆”的罪名惨遭凌迟，后世史臣并未把他列入什么“逆臣传”或“奸臣传”中，只划入“佞幸”一类而已，实为公允。最后，再表一个与本文离题不是很远的真实历史“花絮”。刘瑾大公公，千古坏人，铁案一件，一万年后也翻不了案。但他没干过什么好事吗？一件好事也没干过吗？回答是否定的。京剧折子戏《拾玉镯》（全戏为《法门戏》），刘大公公就是最终扭转冤案的正面人物。故事发生在今天宝鸡市的眉县（戏文中改为“眉坞”），线索大致如下：正德初年，眉县金梁乡有位世家公子傅朋，其母给他玉镯一对，让他择中意之人成婚。傅公子心高气傲，总想娶个卫慧才，嫦娥貌的女子，日久未成。一日，有友自京城来，二人至西村游玩，巧遇村姑美女孙玉姣。这位姑娘乃村内孙寡妇的独生女。二人一见倾心，互传爱慕之意。公子临别，假装把一支玉镯遗落于地，孙玉姣会心拾起，含羞入户。此情此景，被邻居刘媒婆看个满眼。傅公子刚走，刘媒婆就走入孙玉姣家，自告奋勇当媒人，想趁机赚几两银子花。孙玉姣羞涩之余，拿出一只绣鞋作为信物，应允刘媒婆为自己做媒。不料，刘媒婆之子刘彪乃流氓大恶之人，以为傅公子与孙姑娘有奸情，自己想趁机尝尝鲜。于是，他先持绣鞋去傅公子处，想敲诈几个钱花，被公子的家人们乱揍一顿赶出。怒从心来，色从中起，第二天夜里，刘彪手持绣花鞋，想偷入孙玉姣绣房实行奸淫。赶巧的是，孙玉姣的舅父屈环生和舅母贾氏在孙家借宿，住在孙玉姣房间内。刘彪摸黑，色胆包天，潜入房间后，趁黑往床上瞎摸。屈环生夫妇惊醒，与之扭打一团。刘彪又惊又急，掏出尖刀，杀掉屈环生，并把其妻贾氏人头割落，提之于手，夺门而逃。花分两朵，各表一枝。眉县县城内，有个穷生员宋国士，中年丧妻，有一男一女两个孩子，男名宋兴儿，女名宋巧姣。由于借高利贷商人刘公道的钱不能及时偿还，宋国士就让儿子宋兴儿在债主刘公道的粽子房当伙计还债。一大早，刘公道搅锅煮粽子，忽然发现大锅中有个人头，登时大惊，引得一旁帮忙的宋兴儿也来瞧。这少年不经事，大叫“杀人了！”刘公道大怒，怕宋兴儿高声引差人抓自己打官司，抽了少年一个大嘴巴让他收声。其实，这个人头，正是流氓刘彪慌忙逃跑途中扔入锅内的。左思右想，刘公道怕宋兴儿把此事说出去给自己惹祸，竟然用斧头劈死少年，抛尸于枯井。早晨时分，孙寡妇发现弟妇夫妇二人被杀，忙入眉县县衙报案。知县赵廉不是贪官，但是个固执的自以为是的人。他实地勘察后，发现了刘彪丢弃当地的孙玉姣绣鞋一只，便认定谋杀案与奸情有关。于是，他先严审孙玉姣。孙姑娘见此“信物”，也以为是傅公子夜入自己房间，就把拾玉镯定情之事和盘托出。不必讲，赵知县立刻派人抓来傅公子。大刑伺侯之下，傅公子屈打成招。问他人头何在，傅公子只得说自己抛入渭水之中。至此，案情虽“大白”，但“尸首无对”。刘公道方面，怕宋国士日后找自己要儿子，就恶人先告状，声称宋兴儿昨夜盗物而逃。赵知县一听，联想丰富，又马上揣测是宋兴儿昨夜入户杀人，便命人马上抓宋国士父女来堂受审。宋国士书生，很怕见官。他进到衙门后，见县官大老爷威赫声声，衙役们如狼似虎，吓得张口结舌。这种神态，使得赵知县认定他把凶手儿子匿藏起来，便狂拍惊堂木，非逼他交出人来。一旁的宋巧姣虽是女儿家，见父亲冤曲情状，心有不忍，抗言力辩，一连串反问赵知县，使得这位县太爷恼羞成怒，喝令宋国士回去凑十两银子先赔偿刘公道失误。然后，他下令先把宋巧姣当人质收监。宋巧姣在监狱，由于不是人犯，比较自由，狱吏们也多对她抱同情、保护态度，得以随意行走。正是在这里，她遇到了被押于死牢、浑身是伤的傅公子。细问情由，宋巧姣才知刘媒婆之子刘彪持绣鞋勒索这样一个关键情节，便决心找机会越衙上告。可巧的是，明武宗的母亲张太后在大太监刘瑾陪同下在扶风县法门寺上香。宋巧姣知道后，手持诉状，跪于寺外称冤。张太后仁德妇人，命刘瑾把小女子带入堂内详细询问情由，下令刘瑾根据宋巧姣诉状细审。刘公公得旨，马上把眉县知县赵廉叫来，先劈头盖脸大骂一顿，然后让他重审案件。有了刘彪这个新“线索”，案子很快水落石出。刘彪供出他把人头抛在刘公道的粽子锅中。由此，刘公道杀宋兴儿一案自然也得查出。赵知县方知审错案子，愧恨交加。他忙命人放出蒙冤入狱的傅公子和孙玉姣。然后，他亲自押解刘彪、刘媒婆以及刘公道三人来法人寺复命。刘瑾亲自坐堂鞠讯，判刘彪死刑。同时，他撮合姻缘，命傅公子娶孙玉姣、宋巧姣，两头大，皆是正妻，三人完婚。张太后闻知，也非常满意。所以，在这场人间大戏中，刘谨大公公，确实做了一件了不起的善事。在戏剧中，见佳人才子携手而去，刘公公还唱道：“少年为官粉面郎，二位佳人交凤鸾。不是一番寒彻骨，怎得梅花透鼻香！”值得大提特提的是，以此故事蓝本，自清朝中叶起，秦腔《宋巧娘告状》、《法门寺降香》、《双玉镯》、《双姣缘》等不少折本在民间演出，后来又纷纷被搬上京剧及其它地方剧种的舞台上演出，流传甚盛。但这个故事的原型，绝非文人写的传奇剧本，而是发生在眉县的真实故事。民国三十二年，当时的县教育局职员还发现过明朝时期眉县县衙的宋巧姣原状实物，但当时的县令真名是李镒，其人也确是清官，他平生只审错过这一件案子。至于傅朋公子与宋国士及其宗族家人，一行数人随刘瑾入京做官。可惜，好景不长，刘公公得罪皇上，最后倒台完蛋，这两家人也跟着倒霉。傅公子本人也被杀头，二位夫人的命运不知下落。人生有时真如戏，福兮祸兮，波谲云诡。wＷw。xiaoshuo Ｍ[ 严嵩的历史机遇与一生浮沉]-1小＿说 txt 天+堂严嵩的历史机遇与一生浮沉无端世路绕羊肠，偶以疏慵得自藏。种竹旋添驯鹤径，买山聊起读书堂。开窗古木萧萧籁，隐几寒花寂寂香。莫笑野人生计少，濯缨随处有沧海。如此一首好诗，疏朗，散淡，恬适，自然，用典熨贴不露痕迹，于精简处现典雅，在随意间显大气。此诗名为《东堂新成》，作者乃明朝大名鼎鼎的大学士严嵩。然而，正像电影《天下无贼》中刘德华的那名台词：“开好车的，就一定是好人吗？”写好诗的，当然更不一定是好人！国人因意识形态的教育简单化，总爱唐突古人，往往对任何历史人物均以忠奸或者好坏来框定。说起严嵩，人们肯定会脑海中浮起京剧中大白脸、耸端肩、斜阔步一个大奸臣面目。其实，真正的历史人物严嵩，绝非是能以好坏忠奸来区分那么简单的。每一个鲜活的个体，绝对脱不开那个时代的环境，如果把历史中的“这个人”从历史复杂的关系上加以抽离，人，其实也就成为呆板的、符号化的空洞名字。其实，真正的严大学士本人，风神像秀，长身玉立，眉目疏朗，音声宏阔。放在如今，也是让人一见倾心的“人样子”。严嵩大学士的一生，跌宕起伏，值得大书特书。嘉靖皇帝一朝，宦官弄权情况几近绝迹。所以，严氏父子当政握柄，自然为时人侧目，失去话语权后，代代流恶，成为巨奸大恶。特别是经过戏曲、话本和说书人的渲染，严大学士完全沦为“遗臭万年”的悲惨角色。名号纷争引致的党争明武宗好色荒唐这么多年，竟然颗粒无收。临崩时，他自己没有儿子，只能遗诏让在安陆的堂弟兴王朱厚璁继承皇帝位子。这位小爷时年十五岁，乃明宪宗二儿子兴献王（谥号）朱佑杬的独子。由于兴献王是孝宗亲弟，明武宗死后，朱厚璁以堂弟身份“兄终弟及”，也合乎帝王承继的传统。正德十六年（1521年）五月，朱厚璁由安陆入京。其生父兴献王早死，只有寡母蒋氏与其辞行。蒋氏乃一藩王妃，没见过什么大世面。她当时很谨慎，嘱咐儿子说：“吾儿此行，荷负重任，不要随便说话。”朱厚璁跪答：“一定遵奉您的教诲”。朱厚璁不比当年继位为帝的堂兄明武宗，他在藩地时受过极其正统的儒家教育，少年老成，本性阴沉，又不喜动，属于那种生来就是搞政治的材料。行至良乡，接到礼部公文，见上面有让他入宫先为“皇太子”的安排，朱厚璁很不高兴，回复说：“遗诏让我当嗣皇帝，怎么又出来这种事？”显然，明廷大臣们是想他以“皇太子”身份继统为帝。给死去的堂兄明武宗当“儿子”，朱厚璁当然不干。所以，到了北京城以后，这位心思缜密的少年坚持不入城。阁臣杨廷和依旧希望这位“嗣皇帝”按礼部规定办，朱厚璁坚执不可。由于明武宗遗诏中的“接班人”人选天下皆知，再怎样也不可能另外推一个“嗣皇帝”出来，杨廷和等人拗不过少年朱厚璁，只得授意群臣劝进。朱厚璁这才答应入城。他由大明门入宫，拜谒大行皇帝（明武宗）梓宫后，又见宫内的皇太后（武宗生母），然后出御奉天殿登上皇帝宝座，改明年为嘉靖元年，这位就是明世宗了。即位后，同几乎所有新帝登基后都样象征性做的一样，明廷以皇帝名义下诏，尽革明武宗时期弊政，在平反昔日蒙受不白之冤官员的同时，处决、惩治了前朝许多跋扈的文武官员。身登九五龙宝座，嘉靖皇帝一面派人往安陆迎取其母的同时，一面下令朝廷礼部官员集议如何崇祀他自己的生父兴献王。在当时的继位诏书中，有“奉皇兄遗诏入奉宗祧”一语。这位少年皇帝，乃大孝之人，总觉得这句话显然是给堂兄当儿子继承人的意思。为此，他费尽心思要尊崇自己的本生父母。这种宫廷礼仪，现代人可能不太明白，可能不少人会以为：你小王八蛋皇帝都当了，怎么还惦记着如何让死去的亲爹再风光一场，没意义吗！不少当代“大儒”也不时讥讽为“大礼仪”拼死廷争进谏的官员，说那些人死脑瓜子，人家小皇帝爱干啥干啥，爱封死爹为皇帝关你们屁事，豁出身家性命争这些“细微末节”，傻呵。不！当时的这些事情，在古代皆属“四项基本原则”，是天道大经，为臣子不争这些原则问题，就是不忠。所以，大臣们才如此纷争嚣嚣，数年不绝。大学士杨廷和官场老人，熟谙史籍，对礼部尚书毛澄说：“此事以汉代定陶王、宋代濮王二事为依据，敢有异议者皆为谀奸小人，依法当诛！”也就是说，根据前代外藩王入继大统的事例，新皇帝应以明武宗为皇兄，以明武宗之父明孝宗（嘉靖的伯父）为皇考。这样一来，就只能让新帝以其生父生母为皇叔父、皇叔母。为了弥补兴献王“无后”的“遗憾”，廷臣们建议让益王的儿子朱崇仁过继给死去的兴献王为“儿子”，代替现在给明孝宗当“儿子”的嘉靖新皇帝，这样一来，那个朱崇仁就只能称他自己的亲爹益王为“叔父”。看到这种“编排”，少年嘉靖皇帝老大不高兴，“父母岂有能更换的，再议！”杨廷和等大臣六十多人上疏力谏，希望新帝以大局出发，兼顾“天理”“人情”，不听。新帝登基之际，新科进士张璁是个投机分子，他先透过老乡、时任礼部侍郎的王瓒当众散布消息，表示新皇帝入继大统，并非是以别人“儿子”的身份嗣承帝位，与旧日汉哀帝和宋真宗时代之事不同。杨廷和很讨厌王瓒这种卖巧行为，指派言官劾其过失，把他贬往南京，当那里的摆设“礼部侍郎”。张璁见势不妙，沉默了一阵。之后，他听说新帝不停让礼部集议对其生父的尊崇之礼，便投石问路，呈上《大礼疏》一篇文章，把“继统”和“继嗣”问题抛出，论点论据颇有可采之处：朝议谓皇上入嗣大宗，宜称孝宗皇帝为皇考，改称兴献王为皇叔父，王妃为皇叔母者，不过拘执（于）汉定陶王、宋濮王故事耳。夫汉哀（帝）宋英（宗），皆预立为皇嗣，而养之于宫中，是明为人后者也。故师丹、司马光之论，施于彼一时犹可。今武宗皇帝，已嗣孝宗十有六年，比于崩殂，而廷臣遵祖训，奉遗诏，迎取皇上入继大统，遗诏直曰“兴献王长子，伦序当立”，初未尝明着（陛下）为孝宗后，比之预立为嗣，养之宫中者，较然不同。夫兴献王（指嘉靖皇帝的亲生父亲）往矣，称之为皇叔父，鬼神固不能无疑也。今圣母（指嘉靖皇帝生母）之迎也，称皇叔母，则当以君臣礼见（是指如果以叔母名义想见，嘉靖的生母要向嘉靖皇帝下拜），恐子无臣母之义。《礼》：“长子不得为人后”（嘉靖皇帝是兴献王的独长子），况兴献王惟生皇上一人，利天下而为人后，恐子无自绝父母之义。故皇上为继统武宗而得尊崇其亲则可，谓嗣孝宗以自绝其亲则不可。或以大统不可绝为说者，则将继孝宗乎？继武宗乎？夫统与嗣不同，非必父死子立也。汉文帝承惠帝之后，则弟继；宣帝承昭帝之后，则以兄孙继，若必强夺此父子之亲，建彼父子之号，然后谓之继统，则古当有称高伯祖皇伯考者，皆不得谓之统矣。臣窃谓今日之礼，宜别为兴献王立庙京师。使得隆尊亲之孝，且使母以子贵，尊与父同，则兴献王不失其为父，圣母不失其为母矣。看见张璁这篇东西，郁闷久之的少年皇帝大喜。他一直想大干一场，但毕竟年少读书不够多，没有“理论”依据。至此，如获至宝之余，少年嘉靖皇帝命司礼监宦官把疏议送内阁，传谕说：“此议实遵祖训，据古礼，你们这些人怎么没有这种想法！”杨廷和见疏大怒：“书生焉知国体！”这阁臣马上持张璁之疏复入宫内，想给皇帝摆事实讲道理。嘉靖帝趁机，把张璁论疏重头到尾细读一遍，欢言道：“此论一出，吾父子之情肯定得以保全了！”于是，他不理会杨廷和的反对，降手敕给阁臣：“卿等所言，俱有见识，但至亲莫过于父母，今尊父为兴献皇帝，母为兴献皇后，祖母为康寿皇太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