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一个出局者是谁?第四章公元618年:李渊称帝,大唐开国【江都政变】公元618年是一个奇特的年份,因为这一年的隋朝天下有不下二十个年号,并且很可能还是不完全统计。这一年首先是隋炀帝杨广的大业十四年,同时也是隋恭帝杨侑的义宁二年,稍后还是唐高祖李渊的武德元年。此外,东都的越王杨侗也在这一年被王世充等人拥立为帝,所以又称皇泰元年。还有,那些大大小小的草头王们对这一年也各有各的叫法:陇西的秦帝薛举称秦兴二年;河西的凉帝李轨称安乐元年;马邑的定杨天子刘武周称天兴二年;朔方的梁帝梁师都称永隆二年;河北的夏王窦建德称五凤元年;魏县的许帝宇文化及称天寿元年;江南的梁帝萧铣称鸣凤二年;东南的楚帝林士弘称太平三年……实在是令人眼花缭乱!然而,不管这一年有多少个年号,历史最终只会承认其中一个。换句话说,这些如同雨后春笋一样冒出来的年号注定要一个接一个被淘汰掉。而第一个被淘汰出局的,就是杨广的大业。大业十四年,杨广五十岁。知天命之年。杨广现在的天命是什么?是及时行乐。既然一切都已无可挽回,那么除了及时行乐,除了不停地用酒精和女人来麻醉自己之外,杨广还能做什么呢?今朝有酒今朝醉,管他明朝酒醒何处!这就是杨广在生命最后的日子里身体力行的人生哲学。他在江都的离宫中开辟了一百多座精致的别院,每一座院落都美轮美奂,而且美女常住,美酒佳肴常备。杨广每天让一座院落做东,然后带着萧皇后和宠幸的嫔妃们一院一院地宴饮作乐,天天和她们一起喝得酩酊大醉。杨广通晓天象,并且喜好吴语。某一个春天的夜晚,华枝春满,天心月圆,杨广与萧皇后坐在璀璨的星空下,静静地仰观天穹。突然,杨广粲然一笑,对萧皇后说:“外间大有人图侬(我),然侬不失为长城公(陈叔宝),卿不失为沈后(陈朝皇后沈婺wù华),且共乐饮耳!”是啊,星光如此美丽,岁月如此静好,杨广有什么理由悲观呢?人生何妨长醉,杯中自有乾坤!山河破碎又怎么样?社稷覆亡又怎么样?只要能像陈叔宝一样保有爵禄和富贵,只要美女、美酒和美景常在眼前,他的下半辈子就可以过得与世无争、自在逍遥!然而,最让杨广难以承受的是,再怎么烂醉也有醒来的一刻。在那些宿醉乍醒的夜晚,江都的离宫中玉体横陈、杯盘狼藉,杨广一个人怔怔坐着,看蜡烛泪尽、听更漏声残。每当这样的时刻,那些被他苦苦压抑的痛苦、忧郁和感伤,就会像决堤的洪水一样汹涌袭来,把这个心事苍茫的帝王一口吞没。还会有多少日子让他这样忧郁和感伤呢?没有多少了。公元618年的春天,在半梦半醒之间踉跄行走的杨广知道,在自己的生命中,不独快乐变得越来越珍贵,就连感伤也变得越来越奢侈了。于是就有另一些夕阳西下的黄昏,许多宫人看见她们的天子穿着短衫,拄着手杖,像一个飘然遗世的行吟诗人一样,独自游荡在雕梁画栋的亭台楼阁之间。他一遍又一遍地走过它们。从不疲倦。从不厌烦。没有人知道,杨广是想把这些良辰美景深深地烙印在心间。没有人知道,就算死神在下一刻马上把他从世界上剔除,他也要在这一刻把属于自己的世界收藏。杨广一生中一直保持着一种习惯,即使是在这个迷乱而颓废的春天里也依然保持。他经常会长时间地揽镜自照——长时间地凝视甚至是欣赏着铜镜中的那个人。这几乎可以说是一种自恋。不过有点遗憾的是,在这个春天里,杨广看见的不再是那个玉树临风、英气逼人的潇洒帝王,而是一个鬓发散乱、面目浮肿、神情倦怠、目光空洞的中年男人。尽管这个镜中人已经变得让杨广感到陌生,但是他并没有过于失望。因为这个镜子里的人仍然拥有一个宽阔饱满的额头、一个端正挺拔的鼻梁以及一个微微扬起的下颌。够了。纵使失去所有,杨广相信自己依然能拥有一个帝王最后的高贵与尊严!杨广到最后似乎也看淡了死亡。有一天他忽然似笑非笑地对着镜中人说:“好头颈,谁当斫(zhuó)之?”萧皇后大惊失色,问他为何说出如此不祥之语。杨广凄然一笑,幽幽地说:“贵贱苦乐,更迭为之,亦复何伤?”(《资治通鉴》卷一八五)公元618年,杨广知道自己已经回不了那个烽火连天的中原了。他现在唯一能做的就是保住江东而已,为此杨广准备迁都丹阳(今江苏南京),以防李密兵锋越过长江。杨广把此事拿到朝会上讨论,文武百官立即产生激烈的争执。以内史侍郎虞世基为首的大臣都极力赞成,表示没有比这个更好的计划了;而右武侯大将军李才等人却坚决反对,认为杨广应该立刻返回西京,借此安定天下。最后心直口快的李才说不过巧舌如簧的虞世基,愤然离殿。门下录事李桐客依然坚持说:“江东低洼潮湿、地势险恶,而且耕地太少,如果要对内奉养皇家、对外供应三军,百姓难以负荷,恐怕最终仍将激起变乱!”李桐客话音刚落,御史们立刻发出弹劾,说他毁谤朝政。反对的声音就此被彻底打压。公卿们纷纷阿附杨广,说:“江东之民盼望圣驾已久,陛下南下长江,亲临安抚,此乃大禹之事功也!”迁都之议就这么定了下来。丹阳郡随即破土动工,开始修建皇宫。可是,杨广已经无福消受丹阳的这座新皇宫了,因为军队早已离心离德。一场震惊天下的江都政变马上就将爆发。刚开始,将士们想到的还仅仅是叛逃。因为他们都是关中人,思乡心切,见杨广毫无西返之意,只好三十六计走为上。禁军郎将窦贤首先率部西逃,结果被杨广的骑兵追了回来,马上把窦贤斩首示众。然而杀一却不能儆百。将士逃亡的现象仍然有增无减、屡禁不止。杨广绝对想不到,就连他最为倚重的心腹将领也有了叛逃之心。这个人就是虎贲郎将司马德戡。司马德戡不光想一个人逃,而且还想煽动大家一起逃。他首先对他的两个好友发出了试探。一个是虎贲郎将元礼,一个是直阁将军裴虔通。司马德戡说:“如今士兵人人都想逃亡,我打算告发,又怕先被士兵杀了;要是不报告,一旦事发,也难逃灭族之罪。到底该怎么办?还有,听说关中已经沦陷,李孝常就因为献出华阴叛降,皇上就逮捕了他的两个弟弟,准备处死。我们的家属都在关中,万一有人步李孝常之后尘,那我们岂不是大祸临头?”元礼和裴虔通也是一副恐惧无奈之状,只能愁眉苦脸地说:“事已至此,该怎么办?”司马德戡盯着他们的眼睛,说:“和士兵一块逃!”元礼和裴虔通相视一眼,重重点头:“善!”一个大规模的逃亡计划就此启动。越来越多的朝廷官员和军队将领迫不及待地加入了他们的行列。这些人包括内史舍人元敏,虎牙郎将赵行枢,鹰扬郎将孟秉,符玺郎李覆、牛方裕,直长许弘仁、薛世良,城门郎唐奉义,医正张恺,勋侍杨士览等。几乎各个级别、各个部门的文武官员全都卷入了这个计划。由于参与的人数众多,所以逃亡计划逐渐从秘密转为公开。最后将吏们甚至在大庭广众之下也毫不避讳地讨论他们的叛逃行动。有个宫女再也看不下去了,只好报告萧皇后:“外间人人欲反!”萧皇后面无表情地说:“任汝奏之。”宫女随即向皇帝禀报,杨广勃然大怒。皇帝很生气,可后果并不严重。因为只有一个人掉了脑袋,就是那个告密的宫女。杨广认为这是她危言耸听,所以二话不说就把她砍了。后来又有人忍不住向萧皇后禀报,萧皇后说:“天下事一朝至此,无可救者,何用言之?徒令帝忧耳!”(《资治通鉴》卷一八五)从此就再也没人多管闲事了。杨广既然执意要当鸵鸟,那么叛逃计划当然就没有半点阻力了。虎牙郎将赵行枢很快就把计划告诉了一个人,要拉他入伙。正是这个人导致这个叛逃计划瞬间升级成了政变行动。他就是宇文述的次子、时任将作少监的宇文智及。司马德戡等人原计划于大业十四年三月十五日逃亡,可宇文智及却告诉他:“主上虽然无道,但威信尚存,命令也还有人执行。你们一旦逃亡,恐怕会像窦贤那样自寻死路。而今上天欲亡隋室,四方英雄并起,既然同心逃亡之人已有数万,不妨干一票大的,此乃帝王之业!”司马德戡豁然开朗,与宇文智及和赵行枢等人商议之后,决定拥护宇文智及的兄长、时任右屯卫将军的宇文化及为领袖,发动政变,杀掉杨广。宇文化及是一个典型的纨绔子弟,仗着他父亲宇文述在朝中的地位,骄矜狂暴、贪赃枉法,所以打从少年时代起就被长安百姓称为轻薄公子。当众人把政变计划向他和盘托出,告知他这是帝王之业,并暗示将由他取代杨广成为天子时,宇文化及的冷汗刷地一下沁满了他的额头、鼻尖和掌心。帝王之业?宇文化及的心脏在剧烈地搏动。这是一种恐惧与兴奋交织的搏动。帝王之业?这位朝野知名的轻薄公子这辈子从没想过自己有朝一日也能开创帝王之业。这可能吗?但是众人的目光是那样的热情和殷切,又是那样的满怀信心、不容置疑。宇文化及一颗驿动的心在足足狂跳了一炷香的工夫之后,终于跳回了原位。他最后一咬牙、一跺脚,用尽全身的力气说——好!杨广的末日就此降临。【杨广与隋朝的忌日】政变行动开始了。司马德戡命令许弘仁和张恺进入禁军军营,对将士们说:“陛下听说你们即将叛逃,就准备了大量毒酒,打算举办宴会,在宴席上把你们全部毒死,只跟南方人留在江都。”众人闻言,大为恐惧,纷纷相互转告,一致决定响应司马德戡等人的政变行动。三月十日,司马德戡召集全体禁军军官,正式宣布了他的行动方案,众人齐声高呼:“愿听将军号令!”是日下午,司马德戡盗取了宫中御马,连同早已准备好的武器一同分发给了政变官兵。当天夜里,元礼和裴虔通在宫中当值,负责做内应;城门郎唐奉义负责将宫城的所有城门虚掩,接应政变部队。三更时分,司马德戡在东城集结了数万名士兵,燃起火把互相呼应。杨广半夜忽然醒来,看见火光照亮了江都的夜空,问左右发生了什么事。裴虔通不慌不忙地答道:“草坊失火,士兵们正在扑救。”与此同时,宇文智及和孟秉等人也在宫城外集合了他们的部众一千余人,随后劫持了仍忠于杨广的将军冯普乐,命令士兵迅速封锁各个主要路口。深夜,住在宫城外的燕王杨倓(tán,杨广的孙子)发现军队有异动,意识到将有重大事变,急忙从芳林门旁边的水洞进入宫城,准备禀报杨广,可他走到玄武门时就进不去了。因为裴虔通早已守卫在此。杨倓只好向城楼喊话,说:“臣今夜突然中风,命在旦夕,希望能见皇上最后一面。”年少的杨倓尽管胆色过人,可如此粗糙的谎言恐怕连他自己都不会信!裴虔通立刻打开城门,不过不是放他进来,而是将他逮捕囚禁。三月十一日凌晨,司马德戡把军队交给裴虔通,命他控制宫中各城门。裴虔通随后率领数百名骑兵冲进了成象殿,殿上的宿卫士兵大喊:“有反贼!”裴虔通随即下令关闭所有城门,只开东门,勒令所有宿卫士兵放下武器,然后把他们从东门驱逐了出去。右屯卫将军独孤盛察觉情势有变,未及披上铠甲,慌忙带着十几名侍卫从营房冲了出来,迎面碰见裴虔通,厉声质问道:“哪里来的军队?为何情形如此诡异?”裴虔通冷冷地瞥了他一眼,说:“形势所迫,不关将军的事,请将军不要轻举妄动!”独孤盛大骂:“老贼!说什么屁话!”随即带着手下人冲了上去。可他们才十几个,裴虔通这边却有几百人。片刻之后,独孤盛和他的手下就全部倒在了血泊中。惊闻宫内发生政变,御前带刀侍卫(千牛)独孤开远迅速带着几百名士兵赶到玄览门,准备入宫保卫皇帝。可宫门早已紧闭。独孤开远敲门大喊:“陛下,我们手里还有军队,足以平息叛乱,只要陛下亲自出来督战,人心自然平定,否则就大祸临头了!”然而,任凭独孤开远把宫门擂得山响,宫中却悄无声息,始终没有半点回应。士兵们本来就没什么斗志,见此情状,只好各自散去,独孤开远最后也被变军逮捕。至此,政变军彻底控制了整座皇宫。司马德戡率领军队从玄武门大摇大摆地进入宫城。杨广慌忙脱下御袍,换上便装,仓皇逃进西阁。裴虔通等人带兵冲到了东阁,宫廷女官(司宫)魏氏马上打开阁门。这个魏氏也是杨广的心腹,可早已被宇文化及收买,包括玄武门的卫兵也是被她矫诏调开了,才会让裴虔通等人轻而易举地占据了玄武门。政变军从东阁进入永巷,逢人便问:“陛下在哪?”一个宫女用手指了指西阁,校尉令狐行达立刻拔刀,率先冲向了西阁,裴虔通等人带着士兵紧随其后。此刻,清晨的阳光已经把整座皇宫照亮。杨广站在阁楼上,看见他最亲信的几个大臣和将军带着一队全副武装的士兵用最快的速度进入了他的视野。他们目光如刀、面色如铁,锃亮的铠甲和刀剑在温暖柔媚的阳光下闪烁着森冷而坚硬的光芒。一个凄凉的笑容在杨广的脸上缓缓绽开。他知道——这就是终点。这就是他一直在等待也一直在逃避的那个宿命的终点。而眼前这个美丽的春天就是一座巨大的坟墓,终将把属于他的一切彻底埋葬。无论是他的生命、他的功业、他的江山,还是他的诗歌、他的醇酒、他的美人,一切的一切,都将在这个万物生长的春天里终结、腐烂、消亡……杨广从阁楼的窗口看着率先迫近的令狐行达,忽然用一种平静的语气说:“你是想杀我吗?”令狐行达迟疑了一下,躲开杨广的目光,说:“臣不敢,臣只想奉陛下西还。”杨广被令狐行达从阁楼上带了下来,然后他的目光就一直定定地看着裴虔通。从杨广当晋王的时候起,这个裴虔通就始终跟随在他左右,是他最为宠信的几个心腹之一。而今连他也反了,杨广不禁有些伤感。他对裴虔通说:“卿难道不是我的故人吗?是何怨恨促使你谋反?”裴虔通低着头说:“臣不敢反,只是将士思归,准备奉迎陛下回京师而已。”杨广叹了一口气,说:“朕也想回去,只因上江(长江中上游)的运粮船没到,才一直延迟,现在就和你一道动身吧。”十一日上午,裴虔通让士兵把杨广看押起来,然后命孟秉等人出宫迎接宇文化及。宇文化及跟着孟秉等人策马朝宫中奔去。不知是因为激动还是害怕,此时的宇文化及居然抖成了一团,连一句完整的话也说不出来。一路上不断有人前来晋见,宇文化及都是扶着马首,低着头,嘴里喃喃地说:“罪过、罪过……”司马德戡在宫门迎接宇文化及上大殿,尊称他为“丞相”。裴虔通对杨广说:“百官都在朝堂上了,陛下必须亲自出去慰劳。”随即把自己的坐骑牵了过来,逼杨广上马。杨广嫌鞍辔破旧,不肯上马,裴虔通只好换了一副全新的,杨广才不情不愿地骑了上去。裴虔通一手持刀一手牵马,把杨广带到了大殿前。变军兴奋地呐喊号叫,鼓噪之声响彻宫城。宇文化及一见杨广,冲着裴虔通一边摆手一边大喊:“何必把这个东西牵出来?赶紧带回去做掉!”杨广神情黯然地问裴虔通:“虞世基在哪里?”变军将领马文举在一旁冷冷答道:“已经砍了。”杨广终于被带回了寝殿。当时萧皇后、嫔妃以及一干宗室亲王都已经被政变军软禁,杨广的身边只剩下他最宠爱的幼子、十二岁的赵王杨杲。司马德戡和裴虔通等人刀剑出鞘地环视着他们父子二人。杨广一声长叹,说:“我有何罪,一至于此?”马文举说:“陛下违弃宗庙,巡幸无度,外勤征讨,内极奢淫,使青壮死于刀箭、女弱亡于沟壑,四民失业,盗贼蜂起;并且专宠佞臣,文过饰非,拒绝劝谏,还说没罪?”杨广苦笑着说:“要说我辜负了百姓,这是实情;至于说你们,荣华富贵、应有尽有,为何要做得这么绝?今日之事,谁是主谋?”“普天同怨,何止一人!”司马德戡冷冷地说。片刻之后,宇文化及又派遣内史舍人封德彝前来历数杨广的种种罪状。杨广伤心地说:“卿是士人,为何也参与谋反?”封德彝无言以对,惭悚而退。最后的时刻到了。由于害怕,站在杨广身边的赵王杨杲一直在号啕大哭。裴虔通手起刀落,首先砍死了杨杲,鲜血溅满了杨广的衣服。裴虔通正欲对杨广下手,杨广忽然站起来说:“且慢!诸侯之血入地,尚且要大旱三年,何况斩天子之首?天子自有天子的死法,岂能用刀砍?拿鸩酒来!”这就是一个帝王最后的高贵与尊严。然而这些造反者没有答应他。司马德戡使了一个眼色,令狐行达猛然揪住杨广的领口,狠狠把他按回原位。杨广踉跄坐下。其实他很早就给自己和后宫准备了毒酒,他曾经对嫔妃们说:“如果贼兵来了,你们先喝,然后我再喝。”可等到政变爆发时,左右侍从作鸟兽散,杨广再想找毒酒已经找不到了。现在,杨广最后悔的就是自己为何不随身携带一瓶。他用绝望的目光最后看了看这些昔日的臣子,然后缓缓解下身上的绢巾,递给了令狐行达。令狐行达面无表情地接过去,一下就勒住了他的脖子。绢巾越勒越紧、越勒越紧……杨广看见自己的一生呼啸着从眼前飞过。他的双手在拼命挥舞,可他什么也没有抓住。我的生命、我的功业、我的江山……我的诗歌、我的醇酒、我的美人……杨广的双腿在猛烈抽动,最后猛地一蹬——一切就都安静了下来。这是公元618年的阴历三月,一个阳光明媚的春天。江都的离宫莺飞草长、鲜花盛开,迷离的柳絮仿佛一万只白色的蝴蝶在整座皇宫中飘舞和盘旋。天空散淡而高远,纯净得就像初生婴儿一尘不染的脸庞……就在这个美得让人窒息的早晨,杨广终于在自己亲手打造的死亡绳结中窒息。就在这个万物生长的春天里,五十岁的杨广终于被轰然垮塌的大业彻底埋葬。杨广死后,名义上先后有三个傀儡皇帝和三个影子朝廷分别在江都、西京和东都尊奉隋朝正朔,可谁都知道——隋王朝已经名存实亡。大业十四年三月十一日是隋炀帝杨广的忌日,实际上也是隋帝国的忌日。【宇文化及的摄政之路】一代帝王就这么凄凉地走了,虽然保住了全尸,却死无葬身之地。无处安葬的一个客观原因是——杨广从没给自己修过陵墓。中国历代帝王往往在登基伊始就会花大力气修建自己百年后的地下寝宫,唯独杨广没这么做。他一生耗费巨大的精力和无数民脂民膏修建了遍及天下的离宫别馆,同时也给后人留下了一条泽被万世的大运河,可唯独漏掉了自己的终极归宿。天下之大,杨广却连一个坑也没给自己留下。没有人知道这是为什么,只知道杨广被缢杀后,萧皇后和宫人们拆下几片床板,给杨广和幼子杨杲做了两口简陋的棺材,然后就让他们孤零零地躺在离宫西院的流珠堂里,从此再也无人问津。直到宇文化及一路北上之后,亦即大业十四年八月末,江都太守陈稜(léng)才按照天子礼仪,把杨广葬在离宫西侧的吴公台下,总算让他入土为安。此时距杨广被杀已经将近半年,中间隔了整整一个潮湿而闷热的夏天,杨广的尸体没有经过任何处理,按说早该腐烂。可让人意想不到的是,杨广入殓的时候,据说面容依然栩栩如生,让众人大为骇异。(《隋书·炀帝纪》:“发敛之始,容貌若生,众咸异之。”)武德五年(公元622年)八月,唐朝扫平了江南后,又将杨广改葬到了江都附近的雷塘(今扬州市北平冈上)。杨广死后,萧皇后和六宫嫔妃们并没有喝下杨广给她们准备的毒酒。她们苟活了下来,无可奈何地成了宇文化及的玩偶。萧皇后虽然逃过一死,但是此后的命运却极为不堪。大业十四年五月,宇文化及把萧皇后和六宫嫔妃一起带到了中原。其后宇文化及败亡,萧皇后又落到窦建德的手中。再后来,东突厥的处罗可汗又从窦建德手里要走了萧皇后。一直到贞观四年(公元630年),当李靖和李世勣率领唐军破灭突厥之后,萧皇后才终于被唐朝政府以相应的礼节迎回了长安。皇帝没了。天子的宝座空空荡荡,总得有人坐上去。宇文化及现在当然是不能坐的。他也必须演一场政治秀,先推一个傀儡上去,然后在适当的时候再玩一回“禅让”的游戏。要先推谁上去呢?宇文化及想到了杨广的四弟蜀王杨秀。这是隋文帝杨坚五个儿子中唯一在世的一个,十几年前就被杨坚罢官软禁。杨广即位后虽然没有杀他,但也始终不让他恢复行动自由,而且担心他背后搞小动作,所以每次出巡总是带在身边——此刻杨秀就被关在江都的禁军军营中。宇文化及觉得蜀王杨秀在目前的宗室亲王中资格最老,而且又因长期囚禁几乎成了一个废人,所以立他最为顺理成章,也最为安全。可宇文化及的提议却遭到了众人的反对。宇文智及提出了另一个人选,那就是与他私交甚笃的秦王杨浩(杨广三弟杨俊的儿子)。宇文化及同意了。他觉得反正这皇位迟早是他的,现在牵谁出来走这个过场对他来讲没有任何区别。新皇帝的人选一确定,剩下来的宗室亲王就没有任何存在价值了。当天,蜀王杨秀和他的七个儿子,齐王杨暕(jiǎn,杨广次子)和他的两个儿子,以及燕王杨倓,包括隋室的所有亲王和外戚,无论老幼全部遭到屠杀。其中死得最稀里糊涂的,可能就要属齐王杨暕了。杨暕历来失宠于杨广,父子之间长期互相猜忌,所以政变爆发当晚,杨广就曾满腹狐疑地对萧皇后说:“莫非是阿孩(杨暕乳名)所为?”而当宇文化及派人诛杀杨暕时,杨暕并不知道父亲已被弑,居然以为来人是杨广所派,故央求说:“且慢杀我,我不会辜负国家!”来人一声冷笑,不由分说就把他拖到大街上砍了。杨暕至死还以为是父亲杨广对他下的毒手。清理完隋宗室,接下来就轮到杨广的那些心腹重臣了。内史侍郎虞世基、御史大夫裴蕴、左翊卫大将军来护儿、秘书监袁充、右翊卫将军宇文协、千牛宇文晶、梁公萧钜等人,以及他们的儿子,都没能逃过这场灭顶之灾。让人感到奇怪的是,政变发生的时候,他们都在干什么呢?这些人几乎都是玩了一辈子政治的老手和人精,难道关键时刻都成了瞎子和聋子?难道他们对这么大动静的一场政变事先真的毫不知情,以至最终束手就擒、任人宰割?不,其实他们中早已有人事先得到了密报。政变前夕,江都县令张惠绍就已经探知有人即将谋反,立刻向御史大夫裴蕴作了禀报。裴蕴随即和张惠绍一起制订了一个紧急行动方案,决定矫诏逮捕宇文化及,然后入宫保护杨广。可当裴蕴把政变消息和他们的应变计划向内史侍郎虞世基报告时,虞世基却认为消息不可靠,把计划压了下来,没有采取任何行动。还没等裴蕴想出别的办法,政变就爆发了。裴蕴仰天长叹:“跟虞世基这种人商量,只能误大事啊!”裴蕴说得没错,跟虞世基商量,不误事才怪。虞世基这几年来最主要的工作就是替杨广屏蔽各种坏消息,所以早就形成了条件反射,任何天大的坏消息到他这里都成了捕风捉影、危言耸听。这次所谓的政变消息当然也不会例外。从这个意义上说,虞世基这么做不叫“误事”,而叫“尽职”。道理很简单,他要是不具备如此强大的屏蔽功能,杨广早把他一脚踢了,怎么会把他倚为心腹?所以这场政变是注定要发生的,或迟或早而已。在这场政治清洗中,有少数大臣幸免于难,其中一个就是时任黄门侍郎的裴矩。他早料到有这么一天,所以自从来到江都后就一直表现得很低调,即便是对仆从差役也是执礼甚恭,尤其是想方设法讨好军队。去年八月他就向杨广提出了一个收买人心的建议。他知道军队中的很多将士在江都都找了姘头,于是决定做个顺水人情,就对杨广说,将士们之所以闹着回家,是因为老婆孩子都在京师,如果允许他们就地娶妻,人心自安。杨广觉得很有道理,就按他说的做了。大部分禁军官兵就这样在江都找到了他们人生的第二春,当然要打心眼里感激裴矩。所以政变发生后,士兵们都嚷嚷着说:“裴大人是个好人,没他什么事!”而且当时裴矩一见到宇文化及,立刻非常识趣地上前跪地叩头,一脸弃暗投明的表情,自然让宇文化及也大生好感。就是凭着这样的本事,才使得裴矩在整个江都朝廷彻底崩盘的时候,仍然不失为一只逆市飘红的坚挺个股——几天后就成了宇文朝廷的右仆射。该杀的都杀了,该降的也都降了,昔日的轻薄公子宇文化及开始堂而皇之地踏上“摄政”之路。他自称大丞相、总百揆,以萧皇后的名义拥立秦王杨浩为帝,但却一直把他软禁在别殿,命士兵严密看管,只是让他在各种诏书上签字盖章而已;随后,宇文化及又任命二弟宇文智及为左仆射、三弟宇文士及为内史令,彻底掌控了江都朝廷的军政大权。大业十四年三月二十七日,宇文化及任命左武卫将军陈稜为江都太守,同日宣布大军返回长安,带着傀儡皇帝杨浩、萧皇后,以及六宫嫔妃一同启程北上。其龙舟队的盛大排场与当初的杨广无二。宇文化及踌躇满志、无比风光地站在巨大的龙舟上,感觉辉煌的人生正在不远处向他微笑招手。此刻的他绝对不会料到,有两次兵变正埋伏在道路的前方,差点终结了他刚刚开启的这场帝王美梦。第一次兵变发生在龙舟队启程的这一天。当天傍晚,船队行至离江都不远的显福宫,三名禁军将领便开始了密谋。一个是虎贲郎将麦孟才,另外两个是虎牙郎钱杰和沈光。麦孟才说:“我等受先帝厚恩,而今却俯首侍奉仇敌,受其驱使,有何面目苟活于世?我一定要杀了他,虽死无憾!”沈光也流着泪说:“这正是我期望将军的。”是日夜里,麦孟才积极联络军队中的旧交,迅速纠集了数千部众,约定于次日拔营前袭杀宇文化及。然而消息很快泄露。宇文化及带着心腹将领连夜逃离大营,同时通知司马德戡先对麦孟才等人下手。深夜,沈光忽然听到军营中人喊马嘶,估计已经走漏了风声,立即带兵扑向宇文化及的营帐,可是帐中已空无一人。出来的时候,沈光恰巧撞见了江都政变的主要策划者之一,其时已被提拔为内史侍郎的元敏。沈光庆幸自己事败之前还能杀一个垫背的,随即历数了元敏的条条罪状,然后一刀砍了他。与此同时,司马德戡已经率大军包围了军营。经过一番血战,麦孟才、沈光、钱杰及其部众数百人全部战死。虽然明知此战必败,可自始至终却无一人投降。兵变总算是平息了。还好,有惊无险。宇文化及在心里对司马德戡大为感激。可让他没想到的是,船队行驶到彭城郡(今江苏徐州市)的时候,第二次兵变接踵而至。更让他意想不到的是——这次的主谋居然是司马德戡。其实宇文化及一上台,很多人马上就后悔了。因为这位轻薄公子不仅没有半点能耐,而且骄奢之状比杨广有过之而无不及。把杨广的六宫嫔妃都据为己有就不说了,龙舟队的一切排场都刻意模仿杨广也不说了,单就他在日常政务中的表现就足以让人大失所望。他每次进入大帐的时候,总是大大咧咧地面南而坐,俨然把自己当成了帝王。更令人愤怒的是,他架子虽然摆得很大,可百官凡有进奏,他却一概保持沉默,什么话也不说。这样的沉默是代表睿智和深沉吗?不。谁都很清楚,他这是胸无韬略、不敢决断。每次下帐后,宇文化及马上会召集唐奉义、张恺等一帮心腹,商量百官所奏议的事,等别人帮他出了主意,他才命人拟就相关诏书,拿去让杨浩签字。大伙把脑袋别在裤腰上搞政变,到头来拥护的居然是这么一个既骄矜又无能的笨蛋,怎能不令众人齿冷血热?司马德戡第一个跳了起来。他埋怨当初主张拥护宇文化及的赵行枢说:“我被你害惨了!当今要拨乱反正,必须依靠一个英明的领袖,可宇文化及昏庸愚昧,又被一大群小人包围着,大事必败无疑,你说该怎么办?”司马德戡之所以跳起来,其实也不完全是出于公心。还有一层原因他没说,那就是宇文化及并不信任他。宇文化及总揽大权之后,封司马德戡为温国公、加光禄大夫,几天后又调任礼部尚书。表面上加官晋爵、极为尊崇,实际上是褫(chǐ)夺他的兵权。司马德戡大为不满,只好把所获的赏赐全都拿去贿赂宇文智及,通过他向宇文化及说情,好不容易才重新掌握了一点兵权——负责统领一万多人的后军。但是这点兵权其实也是不稳固的。因为宇文化及始终防着他,哪一天要是把他的兵权卸了,司马德戡就彻底任人摆布了,所以司马德戡不得不先下手为强。听完司马德戡的牢骚后,赵行枢两眼一翻,说:“这全看我们自己了,要废他也不是什么难事!”于是二次兵变的计划就这么定了下来。但是司马德戡还是有些信心不足。因为宇文化及现在是大丞相,手里掌握了十几万军队,而他只有区区一万多人。万一暗杀不成,双方开打,司马德戡的胜算并不大。为了保证计划万无一失,司马德戡决定找一个外援。他找的人是其时盘踞在济阴郡周桥(今山东定陶县东南)一带的变民首领孟海公。司马德戡给孟海公写了一封信,此后一直在等待回音,然而孟海公一直没有回音。兵变的时机就这么在焦灼的等待中流逝。宇文化及很快得到了消息,于是设计逮捕了司马德戡。计划中的兵变就此流产。杀司马德戡之前,宇文化及问他:“你我同心协力、共定海内,冒着九死一生的危险。而今大事方成,正是共享富贵的时候,你为何又要谋反?”�国军舰5艘，日方伤舰多艘但无沉舰。可是来自北洋水师的最初奏报却称：“击沉包括吉野号在内的数艘日舰，日本联合舰队已经失去海外作战能力”，朝廷对此特授予丁汝昌奖赏以资鼓励。9月23日，英国远东舰队司令官在天津拜访李鸿章，当告知日本舰队包括受到重创的“松岛”旗舰一艘未沉，全部受伤战舰已经修复，再次驶入清国近海巡航求战时。李鸿章震惊不已，绝不相信这个事实。慌忙中开始备战，催促受到重创的北洋水师带伤出海巡逻。第四次，“密电泄露事件”。事情发生在清国驻日公使馆，开战前公使馆与本国总理衙门间收发的全部密电被日本电信课截获破译。破译清国密电的事实一直是日本国家的最高机密，仅局限于伊藤和陆奥及相关人员知道。这个最高级机密直到伊藤博文被暗杀的三十年后，才在有限范围内公开。日本情报部门解读清国公使馆的电报密码，清国方面一直蒙在鼓里，没有引起政府的警觉，当李鸿章率和谈使团来日和谈时，竟然继续沿用这部密码本。清国人的大意和愚蠢使日本政府准确掌握清国对朝鲜国的政略、作战意图、行动部署以及和谈中清国割地赔款的底线。日本因此在出兵朝鲜的时间上比清国更加迅速，派兵数量压倒性超过清军兵力，甚至8月1日两国发布宣战布告的时间都惊人的吻合。和谈中，日本密切关注李鸿章与总理衙门间的密电，成功突破清国割地赔款容忍的底线，最终酿成清国历史上最重大的损失。▲WWW.HQREAD.COM▲虹桥▲书吧▲第26节：情报战争(2) 日本的情报战争 在日清战争的情报战场上，日本发动了一场具有近代特征的情报战争。由于日本重视情报战的价值，全面动员海内外谍报资源搜集清国的情报，为赢得战争的胜利奠定了基础。日本早期的情报系统并不完善，却自成体系，情报工作主要致力于以下方面： 建立情报网 政府和军队联合行动，在驻外公使馆设立谍报课，配置间谍武官、情报员、侦察员，通过旅居清国的浪人、商人、僧人、医生、学生等合法身份的居民，以及收买的清国人，构建收集清国情报的谍报网。 情报搜集 为综合判断清国的战争情势，情报搜集对象涉及军事、政治、经济在内的所有信息。一般通过收集整理媒体报道、地图、照片、书信、电报、会话、文件以及实地侦查、缴获战利品的信息分析等途径解读、提取情报。 情报应用 情报分析部门解读来自间谍网送来的情报资料，区分有价值的实效情报和战略情报，及时提供给政府和军事部门。日军海外作战部队配备随军翻译官，实时解读处理汇集来的外文战地情报。需要技术支援的高等情报转交大本营分析，遇到有时效价值的情报则迅速反馈前线，或作出相应的作战对策。战争中，日本情报部门还为前线部队提供了大量精确作战地图，地图注释的标高、地名、方向、距离、浅滩、潮汛等资料准确详细，远远超过清国人对自己国土的了解。失效或长期有效的情报资料，遵循严格的管理制度，进行整理、归纳、存档、加密以备后用。 情报评估 情报评估是作战决策部门的重要工作，通过对情报的评估为作战制定决策。日清战争著名的情报评估案例有四起：（1）外务省电信课成功破译清国密电，为日本取得朝鲜初期作战优势，以及后期和谈优势提供了决定性情报。（2）解读清国舰队最高长官丁汝昌个性，利用劝降信和军事压力瓦解北洋水师军心，成功招降、覆灭清国舰队。（3）掌握列强干涉战争的容忍底线，回避过早进行直隶作战。直取威海卫和澎湖列岛，彻底击垮清国续战决心，为和谈取得筹码。（4）日清和谈期间，为向清国施加军事压力，日军倾巢出动征清不但造成国内防御空虚，还招致列强的干涉，迫使日本无奈归还清国辽东半岛领土。此案被评价为日清战争中最愚蠢、最无谋的情报失误和决策失败例。 战前，日本在驻天津、上海公使馆，安插了直属政府的间谍领事和隶属参谋本部的陆海军间谍武官，汇集各路间谍密探送来的军事情报发往本国，为政府决心开战提供了大量有价值的信息。代表军方的著名谍报人员有：参谋本部派遣的陆军情报官神尾光臣少佐、海军派遣的井上敏夫、泷川具和等人。战后公开的相关文献资料记载，为了推动日清战争，情报官神尾光臣按照参谋本部的意思，在提供给政府的有关清国朝廷内部的情报中，掺杂了许多煽动政府对清国开战的成分，刻意夸大清国内部好战势力执意与日本开战的动向，为政府下定决心开战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战争中，神尾作为第二军情报主任参谋，屡见功绩，1916年晋升为陆军大将。公使馆海军武官井上敏夫按照参谋本部指示，亲临渤海湾航道，大连湾、旅顺要塞、威海卫要塞、天津、塘沽等地，对地理水文数据和设防情况进行了详细侦查。1905年，井上敏夫晋升特务舰队司令官，香港丸巡洋舰舰长。驻天津的海军武官泷川具和曾经向本国传递了与神尾光臣不同意见的情报，较为客观地报告了清国正在全力准备西太后的万寿庆典，并无战争意向的情况。战前，他乘帆船沿渤海岸线航行了一个月，详细调查了沿岸各海口的水深、沙滩、海泥、岩石、民船、运输情报，为日军选择登陆地点提供了有力依据。泷川具和后任朝日舰舰长，1906年任旅顺口镇守府参谋长。 著名间谍情报案是日军的三名翻译官山崎羔三郎、钟崎三郎、藤崎秀，在提前登陆执行侦察清军布防任务时，被清军捕获处以死刑的案件。日军后来取三人名字中的“崎”字，简称“三崎事件”。三崎事件在日本军中引起强烈震动，成为日军在金州旅顺对清兵大开杀戒的诱因之一。事件中唯一侥幸脱逃的翻译官向野坚一郎，在他的“追忆录”里记载了那段惊心动魄的经历。1894年10月，大山严第二军在花园口登陆前，派出数支侦察小队化装成清国贫民潜入貔子窝、普兰店、复州城一带窥探清军布防情报。配合侦察小队行动的山崎羔三郎、钟崎三郎、藤崎秀、向野坚一郎等军部翻译官，乘鱼雷艇接近沿岸换乘舢板登岸，分别向预定地点出发。这些翻译官是经过特别训练的间谍，在国内连续两年蓄发，剃留清式发辫，学习清国语言，且具有收集情报及绘制军用地图等特殊技能。24日，清军捷胜营马队营官荣安的巡逻兵，在东橙附近抓获钟崎三郎。25日，山崎羔三郎渡过碧流河到达王家屯，被村人抓住绑送貔子窝兵营。其他小队的藤崎秀、向野坚一郎等人也分别被清军擒获。这十名日军侦察员一并被押送金州城，途中向野坚一郎趁看守疏忽侥幸脱逃，躲入山中。金州城防副都统连顺对这些日军间谍施重刑拷问，起初，“三崎”均装作不懂清国语言，沉默顽抗。经过通宵逼供下才道出日本大军已经开始登陆花园口，意图进攻金州和大连。情报立即转呈赵怀业、徐邦道二将并通告李鸿章。10月31日夜，“三崎”等日军侦察兵被押往金州西门外刑场，按照清国斩刑典例问斩。斩首官命“三崎”面向北京清国皇帝方向跪拜，“三崎”拒拜怒骂，转而面向东方，大呼效忠天皇，终被处决。第27节：情报战争(3) 11月6日，日军占领金州城，收缴到清军逃跑时遗弃的文书，才知晓多日失去联系的侦察小队被处死的事实。2月初，在清国当地一王姓居民的引导下，日军找到“三崎”的埋葬之所，挖开掩埋身首异处的“三崎”的三尺冻土，其遗骸惨不忍睹。山地元治师团长为三人下葬，并题碑文，对清军严刑拷打下已然招供，却仍然处以斩刑的非人道行为发誓复仇。三崎的遗体埋葬在金州城北门前的山上，碑文刻“大日本志士舍生取义之碑”，山壁上用红色朱桐油书写“三崎山”大字。辽东半岛归还清国后，三崎的遗骨被带回本国，葬于东京高轮泉岳寺。脱逃的向野坚一郎继续在清军周边单独侦察测绘，把收集到的清军布防情报交给了第一师团的乃木将军。 日本军方还善于雇用民间人士刺探清国军事情报，其中的代表人物是为海军服务的宗方小太郎。一段历史资料记述了宗方执行任务时的情形：“日清战争爆发前，宗方小太郎带着海军嘱托的任务，离开汉口经上海前往山东芝罘。7月6日秘密潜入威海卫军港，为防身份暴露遭遇不测，他决意放弃原来同行的清国人，自己脱文服改野装，扮成清人模样，独自一人勇闯龙穴。8日他带病从领事馆徒步出发，10日到达威海卫，立即对港湾进行秘密观察。11日侦查到多数军舰停泊在湾内，便立即返回芝罘报告。19日领事馆接到别路侦查员关于镇远舰以下14艘清舰即将前往朝鲜的报告，22日宗方再度只身前往威海卫侦查，绘制了港内军舰和炮台布防图。28日赶回天津，向领事馆神尾少佐汇报侦查结果，31日再度潜回芝罘。日清战争爆发后，宗方是最后一个离开芝罘的日本人，继续收集清舰在威海卫和旅顺间的活动情报。由于传递的情报被清军截获，大本营命令身陷险境的宗方立即前往上海乘船逃出清国。8月29日，宗方冒充清国人在芝罘搭乘去上海的客船，航行途中竟然遇见6个熟面孔，其中一人是南京长江水师把总蔡氏。宗方冒死来到蔡氏的房间，恳求不要向他人揭穿自己日本人的身份，其余5个熟人都给他巧妙地躲避了过去。客船进入上海吴淞口，被清国水师军舰截住临检，所有清国官吏和西洋人都登上甲板，查问其中是否藏有日本人，船长回答此船没有载乘日本人，宗方再次躲过被捕危机。9月7日，宗方到达上海，换洋服改乘英国船离开了上海，11日无事抵达长崎。16日收到大本营的“天皇赐予特别破格召见的内命。”因宗方小太郎为日军刺探情报成绩卓著，10月4日在广岛大本营受到天皇陛下的召见，谒见历时两个小时。 日军为了应对未来的战争，在满洲、山东、台湾各地测绘制作了大量军事地图，日军称之为“测量事业”。这些军事地图在十年后的日俄战争中发挥了重大作用，是日军二度登陆东北，打败强敌俄国军队的向导。1894年8月，日清宣战，大本营为了作战的需要，在第一军、第二军都增设了测量班。9月1日，第一军测量班在陆军测量部地形科编成，班长步兵大尉依田正忠分属第一军司令部。14日该班到达朝鲜京城，分成两个小组，一组进入成欢，一组进入平壤，开始测绘作业。之后两组汇合北进，在与清国的作战地域从事测绘作业。1895年5月23日，军部所要地图全部制作完成，测绘总面积102.72方里（1方里约等于15.423平方公里）。1894年10月11日，第二军测量班在陆军测量部地形科编成，班长步兵大尉服部直彦分属第二军司令部。24日花园口登陆后，立即着手附近地形的测绘作业。1895年3月3日完成辽东半岛及山东半岛作战地域的全部制图作业，测绘总面积166.42方里。 1894年11月21日，日军参谋总长下达命令，编成临时测绘部，要求对作战地域进行全面测绘制图。临时测绘部长工兵中佐关定晖从陆地测量部选拔干部，募集临时测绘雇员，施以专业职能的培训。12月15日临时测绘部编成，翌年2月13日旅顺口登岸，17日到达金州，设立测绘本部。临时测绘部以凤凰城、金州、海城、大孤山、复州附近地域为对象分成五个班，20日各班投入测绘作业。5月下旬，各班担任的测绘任务全部完成，6月上旬测绘部派四名测量手，编入赴澎湖列岛作战的混成支队，从事测图作业。归国后的临时测图部又接到大本营前往台湾、朝鲜测图的命令，由步兵少佐服部直彦担任部长，一班至四班前往朝鲜；第五班编成独立班，前往台湾。第28节：情报战争(4) 独立五班7月26日抵达台湾，随从近卫师团渐次南进，从事测图作业。临时测绘部9月16日到达朝鲜京城，以元山、京城、平壤、大邱附近地域分成四个班，分别在该地域从事测绘作业。朝鲜测绘任务完成后，临时测绘部再前往台湾支援第五班的测绘业务，直至1896年8月6日测绘作业全部完成归国。 军方投入人力财力收集清国的地理地貌情报，总面积达7835.42方里，为未来战争做好了前期准备。 附 《情报战例文献摘录》 日本国立公文书馆、外务省外交史料馆、防卫省防卫研究所，馆藏日清战争留下的大量情报文献，其中涉及许多日本谍报员收集的情报资料，以及报刊公开的情报，以下部分摘录。 1894.6.13 神尾光臣少佐，大本营宛，天津报告《清军之动向》 11日李鸿章下达公文，派遣叶军门及太原镇守聂士成集结芦台、山海关兵，乘汽船赴朝鲜牙山，上陆后见机围剿匪贼。李责朝鲜督办袁世凯派役员为之向导，助办远征军军需物资转运事宜。李令各营将领严明军纪，不得扰民，擅入民家市店，与他国百姓商民和睦相处，购买食物，雇用马夫须支付现银公平交易。剿匪中禁止滥杀无辜、掠夺财物、骚扰妇幼，违者军法惩处绝不宽容。 1894.6.15 福岛中佐、上原少佐，参谋总长宛，朝鲜京城报告《清国送兵器与韩》 李鸿章赠送韩廷步枪一千挺、弹药十万发。昨夜支那兵三百携枪支弹药从京城西门进入。另我京城将兵健康良好、军纪肃严、警戒万全。 1894.6.22 神尾光臣少佐，大本营宛，天津报告《北京政府状况》 清国政府已决意出兵朝鲜，风闻外国人对李鸿章的反映多有非难之语，一曰：“袁世凯公使唆使朝鲜国王请求清国出兵，李鸿章应请遂行，然北京政府内心并不赞同。”二曰：“此番出兵主谋者乃李、袁及李的德国顾问德璀琳之主意，反对派总理衙门和英人总税务司罗伯特攻击论盛上。驻韩俄国公使访问李鸿章，非难出兵之举，李氏承诺待贼势剿灭即速退兵。”现清军状况：（1）卫汝贵、吴育仁出师准备，北洋海军所在一带发布戒严令。（2）卫、吴两将官派兵朝鲜奏请朝廷批复。（3）出兵事宜致电朝鲜国王。又芦台及山海关兵三百、马七十匹，20日塘沽港乘“海定号”，待夜间满潮时出帆牙山，同行携带地雷、水雷。小站及北塘兵赴朝准备，李已上奏等待敕谕。 1894.6.27 井上敏夫海军少佐，中牟田海军军令部长宛，芝罘报告《清兵出兵报告》 近闻清国出兵沸沸扬扬，传李鸿章主战遭总理衙门责之，令李氏受夹板之气，近来喜怒无常。北京政府倾向平和主义之呼声盛上，今后清国战争之决心仍有待观察。 1894.7.2 天津荒川领事，外务大臣宛，天津领事报告《清国政府采纳开战策》 清国政府决定采纳李鸿章开战的建议，今后陆军登陆地可能选择大同江口，目前整装集结完毕，等待出发命令。 1894.7.2 上海宗方，崎宛，《李氏焦急》 传说李鸿章千方百计设法避免与我国冲突，又曰派遣总税务司罗伯特赴朝鲜调停，又曰委托英德两国公使仲裁调停。本日报纸云，清廷决定派遣刘铭传赴朝鲜云云。 1894.7.7 天津派员连日报告：六月廿三四日进京上奏，胜军未动。七月一日李氏命各营加紧操练，李氏不希望开战，今委托俄公使调停。七月六日大沽派员报告，“镇东”、“镇北”两舰修缮完毕，船渠注水明日出渠，牙山清兵三四十人搭乘“康济号”返回大沽。七月七日镇东、镇北两舰本日大沽解缆。七月九日，广东水师“广甲”舰大沽海军公所入港，传说每年广东舰此季节上访献技。七月十日“定远”、“镇远”以下十一舰停泊威海卫港内，扬威舰直航朝鲜。 1894.7.24 北京小村代理公使，外务大臣宛，《清国公债募集》 李鸿章募集多额公债，在香港上海银行及其他银行借入千万之银两用于战争。 1894.7.29 支那滬报《清帝委李鸿章重任》 昨日正午接天津电报云，皇太后、皇帝七月廿二日降密旨，委任北洋大臣直隶总督李鸿章伯，全局统筹朝鲜军事，总制南北两洋及沿海港湾防务。◇WWW.HQREAD.COM◇欢◇迎访◇问◇第29节：情报战争(5) 1894.8.25 支那北京通信《李鸿章勋标剥夺》 八月十二日，李伯处理战事缓慢，且麾下败军伪造奏功之因由，被朝廷剥夺其名誉功勋标章。 1894.8.26 芝罘派员报告《李伯政略》 清国政府从欧洲又募集战费两千万磅，称“日本乃一贫国，财源短缺，如若拖延战争，倭兵必败，何不以为之。”欲与日本展开长期持久之战。 1894.8.29 派遣员报告《白河口防卫》 白河口防栅每日根据朝夕潮况开启闸门，放行过往船舶，闸口现已配置拦障，阻敌舰通过。水道内布设水雷，两岸配置大炮，炮台内有水雷引爆器。夜间或薄暮时，两三支探照灯搜索海面，聚焦活动之船舶，照准发炮。 1894.8.29 派遣员报告《清国募新兵》 吴淞炮台及江南船务局，每日从扬子江一带经运河汇集大批兵队，兵数约两万五千人，多数是湖南湖北、山东、河南新招募无纪律训练之乌合之众、山野匹夫。将前往山东芝罘威海卫一带作战，每日到达芝罘人数约九百人。 1894.9 支那滬报刊载题《支那官吏军事义捐金》 皇帝裁可诸省总督的奏议，为补助军费开支，现役文官义捐相当武官官俸十分之三的义捐金。 1894.9.4 截获清国职员信件《袁玲禀告》 谨禀，十四日进呈一书已高览。李中堂为防止日本军舰侵袭旅顺口、大连湾，传令水雷营迅速敷设水雷防御敌舰。本营领命水兵二十名昼夜敷设，昨日从山海关又调遣二十五名，仍感人力不足。水雷兵须将电缆送至水雷间连接。五百听双线海底水雷三个、中流一千听双线水雷三个，一千五百听三线海底水雷三个已经连接完毕。日舰来袭，足可发挥效力…… 1894.9.5 支那政府布告《上海来电》 支那政府布告，凡居住支那的日本臣民，战争中必须服从支那法律。 1894.9.24 《缴获李鸿章电报》 丁汝昌、龚照玙宛，智利国购入之巡洋快舰，因该国遵守中立原则，或受日本压力拒绝付货。 1894.10.3 支那政府布告《驻日汪公使处罚》 前驻东京清国公使在天津桎梏，因由乃汪氏在日本驻在时之举动，未与本国政府意向同步，亦未详细报告日本海陆军兵力状况，致使清军受制于日军，失去制敌良机。 1894.10.9 《缴获李鸿章电报》 丁汝昌、赵怀业、龚照玙各位，倭军大连湾上陆，对旅顺呈海陆夹击之势，状况与英法两舰队对我通报相符，汝等严加防备不得松懈。怀字军新营防御薄弱，令人担忧，利用现在之兵在旅顺大连两地配置成互援之势，水师六舰预定旅顺大连间往来巡航，牵制敌舰。 1894.10.12 支那滬报报道《清帝授予德国军舰乘员勋章》 英国籍汽船高升号被日舰击沉之际，德国军舰“易鲁奇斯”号将校兵十三人，救起孤岛落难清兵一百五十余名，送还芝罘，北洋大臣李鸿章奏请清帝，特颁发德国军舰有功乘员勋章。 1894.11.17 天津派员报告《李鸿章大攻击准备中》 李氏雇入外国人准备展开大规模对日攻击。德国人汉纳根赴山海关，玛库利阿（按即马格禄，Mclure John，英国人，帮办北洋海军提督）月俸两千银，出任支那舰队副提督。 1894.11.27 《清帝除奸上谕》 有上奏倭舰旅顺攻击之际，对我军布设之水雷了如指掌，敌舰避绕而过毫发无损。又前日陆军作战正酣之时，后背突然起火扰乱军心，定有奸细引导敌军袭击我军。命李鸿章、张之洞及沿海各省总督、巡抚知照地方文武诸官，严厉稽查搜捕间谍隐患。命裕禄、宋庆各军严查不得疏忽。 上海黑井大尉情报通告《清国沿岸防御》 7月28日，扬子江北口及崇明岛北方有水雷沉浮。8月1日，上海海关道通知各国领事，即日起吴淞口禁止夜间通航，昼间西洋人乘船亦须接受检查。8月2日，威海卫刘公岛南端陆地炮台增设12厘米速射炮两门。8月4日宁波镇海（甬江口）入口布设有水雷。航标、浮标、灯塔均已撤除，夜间不得接近镇海炮台。为增强南方防御力量，清国频繁向南运送兵器。8月12日，清国商船“普济”装载兵器温州出帆，切望途中捕获。8月12日，宁波、温州、福州、台湾各地港湾开始大规模敷设水雷。 1895.4.19 西海舰队司令长官男爵井上良馨 《营口河口布设水雷调查报告》 海军参谋官子爵桦山资纪殿。（1）清国水雷图示参考；（2）水雷罐使用地雷改装，起爆电缆连接水雷至陆上；（3）地雷型水雷分布：炮台南部七个、东南地营附近四个、市街炮台附近十个、水雷营内十八个；（4）安装起爆器海底水雷二十一个，顺海潮流漂浮运动。各种水雷在远浅滩大干潮时会搁浅望见。另据美国“佩兹拉”号舰长介绍，清军的水雷布设后，在冬季河口结冰之前需捞回陆上，状况与我军侦察类似……WWW.HQRead.COM←虫←工←桥书←吧←第30节：野战通信(1) 2.4 野战通信 清国电报通信 鸦片战争后，清国引入了电报技术。1879年，北洋大臣管辖的防区首先试办军用电报线，从大沽经北塘达天津，中途连接各海口、炮台、兵营，线路距离近百里。电报通信的实用性很快得到朝廷的认可，翌年批准了李鸿章架设南北电报线路的奏请。线路从天津沿运河至江北，越长江达上海，全线总长3,000余里。此后，清国又架设苏浙闽粤线，将政治中心北京、北洋中枢天津、对外经贸中心上海、南粤经济重地广州连接了起来。经过八年的努力，清国兴建了济宁、芝罘、威海、天津、通州、北京、北塘、山海关、营口、旅顺、奉天的电报线路。北洋海防统帅中心的天津，威海卫、旅顺口海军基地，辽东半岛诸重镇间的通信网形成，加快了北洋海防军情传递的速度。全国电报业保有电线总延长数15,000里，专属北洋防务的津、沽、北塘、芦台、乐亭、昌黎、山海关、营口、旅顺等军事要地的军事通信网络电报线达6,500里。 1882年12月，日本完全无视朝鲜的主权，以方便旅居朝鲜的日籍侨民为由，在长崎至朝鲜釜山间海域敷设了一条海底电缆，电缆产经权归日本和丹麦两国所有。日本对朝鲜明目张胆的渗入，令宗主国清国深感不安。1885年，清国通商局与朝鲜先后签署了《义州电线合同》、《中国代办朝鲜陆路电线续款合同》、《中国允让朝鲜自设釜山至汉城陆路电线议定合同》等协议开通两国间的电信事业。 《义州电线合同》要旨：第一条，中国督办电报商局现奉北洋大臣李中堂奏明，以朝鲜国王咨商，自仁川港起由汉城至义州达凤凰城，请设陆路电线一千三百里，并请筹借经费，赶速设置，所有经费应由朝鲜限年归款，特此饬由华电局代筹借款，派员办理。第二条，朝鲜创办陆路电线，系朝鲜国王商请中国借款设造，特由华电局代借公款关平银十万两。五年之后由朝鲜政府分作二十年，每年归还五千两不取利息。并派熟悉电线之董事、学生、工匠人等妥为承办，以备缓急之需。第三条，朝鲜政府因中国电局垫款创设电线有裨朝鲜政务不浅，订准水陆电线工竣后，自通报之日起二十五年之内，不准他国政府及各国公司代设电线，致侵本国之事权及损华电局之利益。如朝鲜政府有欲廓充添设之处，必须仍由华电局承办以免分歧。 1886年，在清国政府的帮助下，开设了通往朝鲜的电报线。电报从奉天经凤凰城、安乐、朝鲜义州、平壤、汉城到达仁川。清国境内段线路600里，朝鲜境内段线路1,300里，全长1,900里。电报线与清国电报网连接后，直通北洋大本营天津，成为清国第一条陆路国际通讯线路。清国、日本、朝鲜之间的电信接驳后，有了稳定的电报通信业务。清日战争开战，这条国际线路在入朝清军与北洋大本营间的联络发挥了重要作用。 清国海外电报事业一直受制于国家对外政策的严格限制，外国电信资本很难涉足清国的电信事业，但敷设海底电缆线路与清国的电报网接驳工程却属例外。1871年，丹麦大北电信公司从海参崴经日本长崎到上海敷设了一条海底电报电缆，产经权归属丹麦大北电信公司所有。当时的技术尚处于单芯电缆时代，在电信专利垄断下，各国电报线路使用收益的三分之一都须支付丹麦大北电信公司。1884年，英商大东电报公司先后从上海到福州，从福州到香港敷设了海底电报电缆。1886年，清国力主自办电报，成立了电报总局，下设官电局和商电局，独立经营电信业。清国政府鼓励民间商办电信，由电报商局统筹集资建设商线，主干线京沪、长江、京通各地线路，通往沿海沿江等通商口岸，给商业繁荣带来了生机。军事线路称为“官线”，由官电局经营，官线电报诸线主要分布在满洲境内。1888年，清国自主敷设了大陆直通台湾的海底电缆，线路全长177海里。HQREAD.COM 虹桥读吧第31节：野战通信(2) 电报作为新事物在清国有许多愚昧的传说，例如，电线会惊扰墓地内永眠安寝的先祖，影响风水等，以致割断电线、砍断线杆的事情时有发生。此外，满洲地区漫长的军用电报线路跨越荒凉的旷野，朝廷无财力投入管理，只能由地方官府兼顾，线路维护保养状况不佳。从1880年开始大兴电信事业到1894年战争爆发的十几年间，线路常年暴露在野外，受到风吹雨淋的侵蚀，电线老朽化状况日益严重。清日战争中，清国电报线路经常出现不畅通状况，给北洋作战中枢的指挥造成严重障碍。 电报总局管辖的关内电报业务繁忙，各地设分局，局设董事、司事、管报生、工匠，分局之下有讯房、机房，沿途线路由绿营兵巡视，管理状况优于军用线路。电报线路是清国国家战略的重要资产，又是无法轻易移动的不动产。战争中由于清军表现脆弱，战场上连战连败，放弃了大多数电线要地，使清国经营十数年的电报线路资产相继落入日军手中。被缴获的清国电报线路，总长达数千里，转而成为日军对清军作战利用的通信工具。 战争通讯事业的另一组成部分是军事邮政。1870年的普法战争中，德军首先创立了军事邮便制度。德国士兵在战斗空闲能经常给家人互通书信，而法国出征兵在战争期间却收不到一封家信，巨大的差别直接影响到两军士兵的战斗意志。此后，军事邮政制度便在欧美军队中广泛普及，战争时还增设临时邮政系统，用于传递官文和军人私信。战时邮政不仅是野战通信的重要一环，也是近代军队对军人人权尊重的文明表现。清日战争前，清国只有商营的民信局、侨批局、外资客邮。信息传递的方式还是倚重驿站通信，驿递通过设置间隔驿站，运用快马交替送递公文。近代虽然导入了电报通讯，但是投递重要公文或电报出现故障时，驿递仍然是军队传递信息的重要手段。尤其在战场没有电线的地方，快马送信是传递军事情报唯一的途径。 在清国洋务风潮下，朝廷官吏钟情的只是西方国家的精巧武器，对西方军队建立军人通信体系毫无兴趣。朝廷没有设立普通军邮业务，作战官兵的家书通信无法经过专门渠道进行传递。兵勇将士与亲情间联系处于长期中断状态，成为影响战场斗志的重要原因。而对面的日本军从开战到战争结束，都卓有成效地运用了军邮系统，把战场与家人的亲情紧密联系在一起。战场家书不但没有动摇军心，相反给前线将士为国而战，为天皇而死，注入了精神上的动力。 日本电报通信 电线通信 1851年，英法之间的海峡敷设了世界第一条海底电缆；1866年，海底电缆横贯大西洋。1871年，丹麦大北电信公司（Great Northern Telecom）完成俄国海参崴、日本长崎、清国上海间的海底电缆敷设。日本和欧洲之间经由印度洋和西伯利亚，实现了两条国际通信线路。1872年，日本在本州与九州之间的关门海峡（旧译马关海峡）独自成功铺设了第一条海底电缆，并与国内电信网成功对接。 1882年12月，日本在九州长崎肥前国呼子横穿对马海峡，敷设了一条通往朝鲜釜山的海底电缆，电报线专属权归丹麦大北电信公司所有。电报线路开通后利用率很低，经常处于停业状态。原因之一是线路经常出现故障；之二是拥有线路产权的大北电信公司的大股东是俄国人。由于日本和俄国在朝鲜问题上的微妙立场，日本不希望往来电报被俄国人获取。1894年6月，为应对异常繁忙的日清外交，日本恢复了这条海底电线的通信业务，信息从朝鲜京城经义州进入满洲境内与清国电信网连通。日清战争爆发后，两国关闭了东京、上海间的海底电报通信。日朝海底电缆成为战时唯一可以沟通日本、朝鲜、清国的最繁忙的线路。 日清战争中，日军海外作战的电信方式，采取了新设、修复、利用作战国原有电报线路的策略。日军攻入朝鲜和辽东半岛后，两国的电信不动产资源便落入日军手中。成为战利品的主要线路包括：（1）朝鲜京城至仁川、元山、义州三条干线，义州线直通清国凤凰城线。（2）清国旅顺口、金州、复州、盖平、营口、牛庄、海城、田庄台线；山东省成山角至荣城、鲍家村、威海卫、芝罘线。同时日军还架设了大量军用线路支援战场上的临时通信。HQREAD.COM 虹桥读吧第32节：野战通信(3) 1894年6月26日，日军大本营命令第五师团工兵第五大队，增设京城通往釜山的军用线路，实现战地双线通信。6月28日，混成第九旅团编成临时军用电信队，架通龙山驻地与京城公使馆的线路。线路同时扩展到成欢战场，继而向平壤方面推进。日军战场电信战术采用了先进后续的接力方式，首先各师团野战电信队派出先遣队，先行前沿架设线路，开设通信所。大部队抵达后，先遣队向后续野战电信队移交通信所，先遣队继续前往新的作战预定地架设线路。野战电信队向前方进军时，又将电信线路移交军特设电信部统筹管理。 9月14日，日军陆军第一军仁川登陆，设立特设临时电信部。10月1日，第三野战电信队、第六野战电信队完成平壤、黄州、浦间、旗津浦、梅谷隅、耳湖浦的电线架设任务，在安州、义州、汤山城开设通信所。电信先遣队进入清国东北后架设九连城、安东、凤凰城线路，开设通信所。11月7日，第一军兵站电信部在耳湖浦登陆，接手各地开设的通信所，解散军特设临时电信部。军兵站电信部同时着手九连城、大东沟、凤凰城、安东县、大孤山间的线路架设。12月9日，第三野战电信队架通沟连河、岫岩间的线路。27日海城通信所开设，逐次向兵站电信部移交。 11月2日，第二军所属第一、第二野战电信队在貔子窝登陆。16日，第二野战电信队完成貔子窝至三十里铺间的线路架设。17日，电信队前往旅顺口，截断清军外围线路，接入日军线路网。12月11日，电信先遣队开设张家屯通信所。第一野战电信队，7日开设北三十里铺通信所、金州张家屯通信所，逐次移交军电信部。期间金州至貔子窝线路屡次遭到清军破坏，电信队进行多次维修。12月28日，庄河通信所开通，延长线路到达大孤山，至此花园口登陆作战的第二军和朝鲜登陆作战的第一军之间，建立了直通电报线。翌年1月上旬，第二野战电信队开设盖平、复州通信所，移交军兵站电信部后，与第一野战电信队会合，前往山东战区。20日，野战电信队在龙睡澳登陆展开电信作业，战地通信服务至2月下旬。3月6日，野战电信队撤离威海卫返回金州，投入辽河平原会战。 1895年2月下旬，辽河平原作战开始，第一军第三野战电信队架设海城通往缸瓦寨、大高刊的电线，3月6日大高刊通信所开设。此间第六野战电信队，架设海城、牛庄线路，途中受敌阻击，通信所临时改设白旗堡。第二军协同第一军作战，所属第二野战电信队于3月7日在营口、蓝旗厂开设通信所，与第一军第六野战电信队的线路接通，保障了田庄台作战。3月中下旬，第六野战电信队白旗堡通信所移至牛庄城，架设海城、甘泉堡、姚千户屯间线路，开设鞍山通信所。为第二期直隶决战准备，南部兵站电信部接管了各地架设的通信所。4月中旬，日清签署《马关条约》，作战军用线路架设全面停止。 1895年5月18日，近卫师团新编独立野战电信队进入台湾参加作战，6月初在基隆登陆开设台北通信所，架设通往新竹方向的线路。电信队在扫荡部队保护下，迎着抗日军的炮火冒死架设线路。6月18日野战电信队开设中枥、淡水通信所，与通往福建的海底电缆接通，实现和本土大本营的通信联络。台湾作战期间，独立野战电信队及新设陆军电信部，先后架设多处线路，开设通信所。主要线路有台北中枥线、中枥淡水线、中枥新竹线、新竹后垅线、后垅大甲线、大甲彰化线、彰化鹿港线、修复鹿港社斗街线、员林街北斗线、北斗他里雾线。南进军司令部所属野战电信队在布袋口登陆后，架设布袋口、盐水港汎、安溪竂庄、看西庄线。10月13日，第二师团设立兵站电信部，第二野战电信队东港登陆后，开设大湖街通信所，架设大湖打狗线、打狗凤山线。11月上旬，日军占领台湾，独立野战电信队归属台湾总督府直辖，全部线路移交台湾兵站电信部。 在整个日本侵台过程中，台湾抗日军民与日军展开了殊死的抗争，不但将各地原有的电线悉数破坏，还捣毁日军架设的电信线路，给日军向纵深推进制造了严重困难，电信队遇到日清战争开战以来最艰难的架线任务。第33节：野战通信(4) 日清战争中，日军新架设和修复的电信工程线路距离为：朝鲜国807.3公里、清国本土1,379.7公里、台湾360.9公里，合计全长2,547.9公里。其中新架设线路：朝鲜614.8公里、清国本土1,087.9公里、台湾286.4公里。改修线路：朝鲜192.5公里、清国本土291.8公里、台湾74.4公里。 邮政通信 1894年6月14日，明治天皇颁布“战时邮政敕令”，启动战时邮政机制。此后，陆军大臣发布军事邮政规则、递信大臣发布邮政实施规则及野战邮政实施规则，为战场邮政设立相关法则。依照《万国邮政条约》规定，海外派遣的军队、军舰、军衙、军属的邮件，军队官兵和国内家属间的私人文件，均按照军事邮件处理，一律免税投递。军中个人发出的私信不设上限，传送配达采用由军夫担任，士兵辅助的方式，同时雇用朝鲜和清国民夫运送。 6月16日，混成第九旅团在朝鲜仁川登陆，旅团邮政部开设了日军出征海外的第一个军事邮局。8月12日，第五师团在釜山登陆，次日在兵站内开始邮政业务。9月12日，第一军邮政部在仁川登陆，15日邮政业务开始。邮路随即向平壤延长，与先头部队邮政部接续。11月5日凤凰城邮局、12月13日大孤山邮局开局，朝鲜和鸭绿江一线邮路开通。10月19日，前往大连湾登陆作战的第二军邮政部和军司令部到达渔隐洞，同日在船内开始邮政业务。10月26日，花园口野战邮政局开设，12月金州、旅顺口、貔子窝间的定期邮政船开始运行。1895年1月11日，第一军和第二军间的邮路开通，此后朝鲜以北的邮件全部投送到大连湾发出。山东作战军于1月24日在龙睡澳登陆，第二军邮政部立即开始收集邮件服务。战争中期的辽河平原会战，第一军和第二军邮政部在盖平、海城、牛庄、营口、田庄台之间连成邮政服务网。4月18日，征清大总督府偕行的野战高等邮政部到达旅顺口，统一管理第一军和第二军邮政部的邮政业务，一直持续到日清签订《马关条约》全军撤回本土为止。近卫师团赴台湾作战，师团所属邮政部于6月10日在基隆开始邮件业务。7月2日，台湾总督府邮政部在基隆登陆，统管基隆、台湾的全部邮政业务。1896年3月，台湾战争落幕，运输通信长官部、野战高等邮政部相继相关，邮政业务全部移交台湾总督府邮政部。 日清战争期间，日军从实施新谕令日起至1896年3月台湾战争结束，日军邮政部门共集信5,226,481件，配达6,823,144件，合计12,049,625件（包括反复配达次数）。其中私信总计4,647,897件，占全军邮件的88.9%。各战地平均每日发出的信件数，朝鲜为6,738件、清国本土为14,851件、台湾为12,332件。 战地邮政储金 1894年12月7日，日本《野战邮政为替》敕令颁布，战时海外参战人员的薪水支给可以依法得到妥善管理。因为战争期间，日本战争军费的一大部分，是用于支付从军军人和雇用者的薪水。日本兵在役制度虽然有别于清国的佣兵制，但是军队也有严格的等级给予制度。“野战邮政为替”也称作“野战邮政储金”，利用者在战地流动邮政局开设野战储金账本，通过兑换野战邮政为替印，个人储金就能方便地送给国内留守的家人，每次存取交易都会在账本上留下邮局职员的法定章印。军人、军夫、军属的薪水得到合理解决，减少了战地人员因无送金手段任意浪费和赌博的违纪现象。 敕令颁布当时，邮政储金的利息四分二厘，翌年4月利息上升到四分六厘，全日本加入“邮政储金”的国民客户上升到数百万。政府支付给国民的薪水，国民存入邮政储金，政府再运作邮便储金的资金，成功周转了战争急需的巨额资金。邮政储金为战争的持续、延长、胜利，提供了重要的财政来源保障，正如战后学者所评论的那样——“日本的战争是国民自费的战争”。 军事邮政制度是近代战争理念的一大进步，日本不但吸收了欧洲军事邮政的经验，而且成功地把军事邮政与军事储金结合起来，使战争的财源得到充实，起到了全民支援战争的实质效果。邮政和储金制度成为日本五十年战争的重要支柱，形成了国家经营的最大官方银行。邮政储金制度产生于日清战争，成功于日清战争，这一体制一直延续至百年后的现代，发展成邮政、储蓄、保险三位一体的、最关系到国民民生金融利益的国家机构。第34节：战场医疗(1) 2.5 战场医疗 清军战场医疗 清日战争中的清国军队，没有明确的卫生医疗编制，战场医疗处于一种涣散的无组织状态。外国观察家记载：“清军忽略维持战斗力生存的卫生编制，军中没有固定的医师、卫生兵、担架员以及后方的战地医院。合格的军医和士兵比例相差悬殊，在医生欠缺的情况下，伤患者不能得到及时救助治疗，成为战斗减员的重要原因。中医疗法的缓慢疗效，无法适应近代热武器造成的创伤。清军没有免费提供医疗的制度，治疗伤病的费用和营养费须个人承担。战地医疗无法得到保障，直接动摇了兵卒战斗的士气。骑兵部队的兽医也非常缺少，作战马匹出现疾病时，经常不能得到及时救治。” 战争中，清军意外得到了民间的医疗帮助。1894年12月，由外国团体组成的国际红十字会医院，对清国的伤兵和难民展开了无偿救助。红十字会医院是在清国的西方传教士组织创办的慈善机构，以国际红十字会宪章为宗旨，实行救死扶伤的人道主义。当时的红十字会医院主要设置在营口、芝罘、天津等地的西洋人居住区。 营口红十字会医院主要由外国传教士和船运业人员组成，主事者为戴利医生和契雷斯特医生。随着战争的延续，红十字会医院规模逐渐扩大，许多外国医生加入到医院中来。从1894年12月创办到翌年4月战事基本结束，营口红十字会医院发展到4所，医治清国伤兵近千人。 芝罘红十字会医院成立于1895年1月，部分伤兵从辽东半岛战场转来接受治疗。战争初期，当地外国人就开始筹划救疗伤兵和难民的计划，一位名叫塔斯瓦特的教会医生拜见芝罘官员，建议设立红十字会医院为战时伤兵提供治疗。在道台资金的援助下，医院很快建设起来。芝罘红十字会医院的地理位置远离辽东半岛主战场，伤病员数量不多。日军拓展山东战场后，这里接受了大量从威海卫战场败退下来的伤兵和难民。 天津是李鸿章指挥对日作战的大本营，红十字会医院成立时，曾经暗中求得李鸿章的支持，因此存在浓厚的官方背景。天津红十字会医院的规模超过营口和芝罘，当地西洋人组建了“红十字联合会”，设立红十字会医院5所，并派遣红十字会医疗队支援营口红十字会，治疗伤兵总数约1,400人。天津红十字会在山海关设立了伤兵转运机构，安置前线撤退的伤兵。旅顺陷落时，天津红十字医院派遣船只前往旅顺收治清国伤病者，由于日军担心暴露旅顺的虐杀现场，拒绝停泊在港外的红十字会轮船靠岸。 红十字会的战场救助，拯救了大量清国伤兵和难民的生命，可是红十字会的医疗活动一度陷入经费和药品不足的困境。医院负责人请求在上海的英国教士姆威廉出面募捐筹款，当时颇有影响的《申报》馆获知此事后，立即用报馆代理“协赈所”的名义向社会筹集捐款，为红十字会医院募捐到4,500英镑、白银1,000两。继《申报》馆募捐之后，上海仁济善堂董事施善昌也以“丝业会馆筹赈公所”的名义，在报上发布“劝募北洋医院经费”的启示。经过半月余的募捐集得白银13,000两，由上海英国领事馆转交红十字会医院。瑞士国际红十字会也向清国政府捐助药品和钱物，该会闻知清日开战，寄赠药料三十箱，值银三千余两。旅居上海的外国人成立了一个红十字会募捐筹款的办事机构，由上海各外国领事、传教士、驻沪外国银行董事自发组成，协调各地红十字会医院的资金周转。 西洋人红十字会在战中治病救人的无私奉献，对医疗条件极差的清国军队来说是意外的恩惠，西方文明启蒙了清国人的视觉和思维。战后，清国政府认识到战争医疗的重要性，开始组建随军医院、前敌行营医院以及活用红十字会医院的慈善机能。遗憾的是这些启蒙的认识，一直延迟到清日战争十年以后才开始付诸实施。1905年7月，两广总督岑春煊在广州设立随营医院，为军内伤员提供医疗的场所。随营军医学堂聘请日本医学士一人，担任总教习及随营医院诊察长，雇用医疗助手、药剂师，开展军内医疗活动。这是清国军队在东西洋医学背景下，最初登场的具有近代意义的军队医院。◇WWW.HQREAD.COM◇欢◇迎访◇问◇第35节：战场医疗(2) 战争中，西方红十字会支援清国的活动受到日军的关注和监督，曾派遣代表和医师前往红十字会医院进行视察。红十字会是民间的中立组织，医疗只限于人道意义上的救助，医疗规模和条件难以适应大批战伤救助的需要。明治天皇早年曾宣布加入国际红十字会，因此战争中的日本对西方人协助清国救死扶伤的行动表现出相当的宽容。辽河平原作战期间，大本营派遣了一支特殊使命的医疗小组，前往西方人在营口设立的红十字会医院进行战伤学研究。日军陆军的研究目的，是为了解村田步枪的实战性能。军医小组在红十字医院详尽调查了负伤清兵的伤口状况。结果发现，大部分清兵中枪位置，多发生在身体背部或臀部，身体前部被弹者非常稀少。这一调查结果和前线作战兵士的报告研究表明，负伤清兵是在逃跑的状态下，被敌军枪弹命中的。按照村田步枪的设计性能，弹头在500—600米之间具有最佳穿透效果，而清兵的软组织伤口内大多数留有弹头，可见一些清兵是在逃至1,000米以上时，被无力弹头追伤所致。 清军医疗制度上的缺陷，导致清国对日作战中处于极端被动的境地。西方红十字会奇迹般地出现，无疑给清军送来及时雨。他们无所求地向清国人伸出援手，外来文明对封建王朝进行了又一次道义上的精神感化。然而，清国人却没有在他的史书上，给为大清国作出贡献的外国红十字会留下感激的纪念篇章。 日军战场医疗 日清战争的战场卫生，是日本近代第一次海外作战遇到的最大课题。日军陆军野战卫生长官军医总监石黑忠惪，负责战争中野战部队的卫生事务，统理伤病者治疗、送还后方、疾病防疫等职责。履行职责包括卫生部人员调遣、医疗物资补充、恤兵团体的指挥监督、战地各军医部编制下卫生部队的指挥监督、内地部队的卫生勤务和陆军省医务局间的统辖。 日军军医指挥机构主要分类，军军医部（第一、二军司令部各设置一单位）；占领地总督部军医部；台湾总督府陆军局军医部；南进军军医部；师团军医部；兵站军医部；威海卫占领军及混成第七旅团军医部。部门编制有：队属卫生员；卫生队；野战医院（近卫、第一、第二、第三、第四、第六师团各设两单位，第五师团设三单位）；卫生预备员；卫生预备厂（各师团设一单位，归兵站部调遣）；患者输送部（各师团设一单位，归兵站部调遣）；兵站部附属卫生部员（分为兵站监督附属、兵站司令部附属两种）。 从1894年6月入侵朝鲜至1895年12月从辽东半岛撤军，日本在朝鲜、清国本土、台湾、日本内地的出征部队和本土部队中，死亡者总数达20,159人，占总兵员数285,853人的7%。海外战役中，日军共死亡13,488人，其中病死11,894人，占死亡人数的88%。出战部队患者数为171,164人（朝鲜22,061人、清国本土83,299人、台湾65,804人）。战地入院患者数为115,419人，其中送回日本本土治疗的患者，朝鲜和清国本土共40,300人、台湾27,300人。日军在战场上的非战斗减员比例之高，远远超出了日军的预想。 作战部队大量伤病死亡的原因，除了战斗中直接死伤外，大部分是因战地气候环境恶劣、居住状况简陋、清洁饮用水缺乏等因素引起的疾病造成的。尤其在朝鲜、辽东半岛东南部、台湾及澎湖岛作战中，部队遭遇疫病袭击的惨状丛生，痢疾、霍乱、伤寒、疟疾、脚气等疾病造成大量的非战斗减员。陆军在战中发生意想不到的脚气大流行，使战争中枢的军医总监，为明治军队创建军医制度的医学博士石黑忠惪受到各方的批评指责。1897年，石黑辞去医务局长职务，但他创建的军医制度对军队的战伤救治仍然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 日清战争期间，日军卫生系统的运作机制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战地救护 战地救护作业是战争中日军最重视的战场行为之一，救护行动不但可以挽救生命，也能最大程度保护作战部队的有生力量，形成第二次投放战场的后备军。日清战争的战地救护，是对日军海外作战机制的初次考验。在陌生的作战环境下，日军庞大的救护、救助、救援机能，令欧美军队震惊不已。第36节：战场医疗(3) （1）队属卫生员 队属卫生员在战地开设临时绷带所，从事战伤者初期的收治作业。临时绷带所的开设次数为：第一军战区26次、第二军战区33次、台湾战区36次。战斗负伤者的运送，由辅助担架卒和卫生队担架卒担任，有时也有兵卒或军夫协助搬运。台湾战场的小规模战斗比较频繁，队属卫生员多随作战部队转战，即时搬运伤员撤离。队属卫生员除了前线救助外，也负责向后方转移伤者，在临时开设的休养所内收疗伤者，协助各医院患者集中场所的检疫等工作。战争中，日军相继在朝鲜发生痢疾；在清国本土发生霍乱、冻伤，在台湾发生霍乱、疟疾、脚气等疾病，队属卫生员日夜辛劳，救护出大量濒临死亡的病患。 （2）卫生队 开设绷带所救护从第一线转来的伤病员，绷带所规模较战地临时绷带所大。日军在朝鲜及清国本土作战期间开设45次，台湾开设25次。朝鲜作战时因为缺少合适的房屋，绷带所主要使用帐篷。在清国本土和台湾，大多利用民家或寺院庙宇设所。绷带所收容伤者最多的几次分别是：平壤战斗，混成第九旅团收容200人以上，元山支队百人以上；缸瓦寨战斗，收容数200人以上；盖平战斗，收容百人以上。1894年12月至翌年3月，辽东半岛的气温降至零度以下，战斗创伤和冻伤引发伤口感染恶化，给战地救护增加了预想不到的困难。卫生队除救护伤病者外，还开设患者集合所，收集行军途中的患者转往后方，协助驻屯地野战医院、舍营医院的勤务。卫生队在清国本土的海城、貔子窝、普兰店，台湾的基隆、台北、新竹、嘉义等地的野战医院、舍营医院，有效发挥了战场作业机能。 （3）野战医院 野战医院是大型战地临时医疗机构，在朝鲜和清国本土作战期间共开设32次，收容患者5,011人；侵台战争期间开设野战医院5次，收容患者1,298人。朝鲜作战时，野战医院的设施条件以军用帐篷为主，在清国本土和台湾大多将民居或寺院庙宇作为医院设施。第一军凤凰城、海城作战时，战伤者和冻伤者充满野战医院，医院同时分担转送患者的业务。为了解决患者收容困难的局面，野战医院增设了舍营医院、避医院、预治疗所，协助收治重伤病患者。这种战地临时院所，在朝鲜和清国共设置66所，收容患者23,049人，收容规模最大的为凤凰城、海城、盖平的舍营医院。台湾战场的野战医院，在台北、基隆、新竹、鹿港、台南设置的舍营医院15院，收容患者16,078人，使伤患、病患收治混乱的局面得到缓解。 （4）卫生预备员 战地道路交通不畅，受野战医院的委托，以兵站卫生编制的卫生预备员为基干，开设了战地定立医院、兵站医院、患者集合所，以支援前线、兵站、后方间的医疗卫生衔接业务。兵站内收容的患者，多数是战地送来的因伤病失去战斗能力的患者，经前期救疗处置后，再向后方转移。定立医院、兵站医院、患者集合所在安全转移伤员的工作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朝鲜战役设立的定立医院、兵站医院、患者集合所合计12家，清国本土共9家、台湾战役设3家，总计收容、转移患者18,485人。最高峰时，一家医院收容、转移患者达到600以上。 （5）兵站部附卫生部员 由于兵站卫生勤务繁重，野战卫生长官为兵站监部、兵站司令部的卫生预备员配属了临时兵站部附卫生部员。卫生部员主要是陆军卫生部员、赤十字救护员、陆军省雇用的医师及药剂师，其总数达到2,475人。兵站医院、患者休疗所（患者集合所、患者宿泊所、患者修养所）的卫生部员，主要辅助卫生预备员完成收治通过部队中的患者和向后方转移的任务。 （6）患者输送部 兵站休疗所收容的患者经陆路向后方转移的业务，由患者输送部担任。此类患者休疗所在朝鲜和清国共设立47所，输送患者36,620人。在台湾设立8所，输送患者10,305人。患者输送部同时担任绷带所、野战医院患者的转移业务。 （7）看护妇（护士） 日清战争是日本妇女初次作为准战斗员参加的战争。日本从军看护制度创建于1890年4月，日本赤十字社看护妇养成所第一期录取了10名女性学员入校。根据养成所规定，看护妇学习期3年，毕业后履行20年的应召义务，在此期间，国家有事时须响应赤十字社召集。后来，日本赤十字社女性应召义务年限缩短至15年，再后短缩为12年。看护妇应召规则的效力，一直续存到日军解体后的1955年（昭和三十年）1月16日。日本赤十字社看护妇养成所毕业生规定，平时可以在日赤医院勤务或从事其他职业，战时一旦收到召集状，必须立即响应应召命令。实际上，战时，一些分娩不久、处于哺乳期间的看护妇，依然在安置好婴儿后应召出征。日清战争中，日本赤十字社看护妇初次被陆海军医院召集，媒体为此大肆宣传报道，赞誉为“日本妇女从军”之壮举，激励日本国民开始认知和接受看护妇这一新生事物。◇WWW.HQREAD.COM◇欢◇迎访◇问◇第37节：战场医疗(4) 日清战争期间，从军看护妇应召647人，仅限定在日本本土陆海军医院供职，不赴战场参加战斗。日清战争结束论功行赏时，由于从军看护妇的优秀表现，也成为政府授勋的对象，看护妇作为一种新兴职业人气上升。1904年日俄战争，《日本赤十字社条例》修订了日清战争第223号敕令，进一步明确了从军看护妇的职责：（1）战时帮助陆海军卫生勤务；（2）陆海军卫生勤务中有监督日本赤十字社的义务；（3）救护员严格遵守和服从陆海军纪律和命令；（4）看护妇长为下士官待遇，看护妇为士兵待遇。从此日本妇女开始逐渐走向前线，成为支持战争的重要力量。 患者的后方输送 战争中，向后方输送日军伤病员，是一项繁重的工作。由于战场复杂的环境及交通设施的不健全，输送部门面临诸多的困难。清国本土缺乏优良的道路，部分地区可通过马车，但道路颠簸、行进缓慢。朝鲜山多路险，患者运送主要靠人力担架完成。台湾从基隆至新竹间通有火车97里，每日输送力十分有限，仅有50—100人，大多数地区仍要靠担架或利用本地轿子搬运。日清战争中，日本动员所有的搬运手段倾全部力量，就是要将战场的伤病员一兵一卒都运回国内治疗调养，绝不把他们弃留海外。 1894年7月，朝鲜成欢战斗前后产生的伤病者，先在龙山集合，后送往仁川经海路送回日本国内。平壤战斗的伤病者，经由大同江送往旗津浦或万景台，再转海路送回。第一军在义州、安州、鸭绿江、安东、凤凰城的伤病者，集结义州，前往耳湖浦转海路送回。第三师团的伤病者，送往停泊在大孤山附近海面的舰船上送回内地。12月中旬，辽东半岛沿岸海面结冰，负责海路运输的舰船被迫停航。战场上下来的伤病者和急剧增加的冻伤患者一时无法送回日本本土，到1895年1月滞留在兵站区内诸医院的伤病者增加到4,600余人。为减轻救护压力，病症较轻者被送往大连湾、貔子窝，与第二军病患者会合，一同经海路送回。这一状况持续到三四月，黄海北岸冰冻融化后，耳湖浦及大孤山的海路再开。随着辽河平原会战的进展，4月营口港水陆运输开始，各地伤病员在海城附近集合，前往该港乘船返回日本。营口港原有的诸多设施，为伤病员周转提供了便利条件，伤病员经该港返回日本的工作，一直持续到战争结束，日军完全撤出辽东半岛为止。 第二军的兵站据点拥有良好的不冻港，大部分病患在第二军金州作战的登陆地点花园口、貔子窝、柳树屯集合，乘船。1894年11月下旬，旅顺口陷落，日军开通旅顺港向国内运送旅顺战斗伤病员的工作。12月中旬，日军筹备开辟山东战场，从国内到来的诸多作战部队在金州登陆集结。由于霍乱猖獗，日军在金州的登陆地变成了向国内运送病患的中转站。山东威海卫作战的伤病员，集中在崮山后和刘家台救治待命，南岸作战取得主导权后，伤病员在阴山口乘船返回本土。随着北洋水师投降，威海卫港成为转运病患者的基地。侵台作战期间，日军澎湖列岛派遣部队在途中发生霍乱等疫病，多人死亡；登陆后疫情愈加严重，死亡激增。一部分病患乘海军医院船从马公港回内地宇品港；一部分转送台湾基隆兵站医院。台湾战场产生的伤病员，相继在台南、安平、打狗集中，经海路返回内地。 日清战争期间，日军自海外向国内运送病患主要利用以下几个港口——朝鲜：仁川、釜山、元山、旗津浦、南浦、渔隐洞、耳湖浦；清国本土：大东沟、大孤山、花园口、貔子窝、大连湾、旅顺口、营口、威海卫、阴山口、龙睡澳；台湾：基隆、布袋口、安平、打狗、东港、枋竂及澎湖岛马公港。运送船只包括以下几类：“普通运送船”，搭载轻症患者，配属临时救护员；“特设输送船”，配属常设护送员和卫生器材，可搭载重症患者；特设输送船开战当年仅一艘，后又增加一艘；“医院船”，是在普通运送船内装备医疗设备，可以实施复杂医疗手术的特殊运输船，从开战至1895年3月，医院船陆续增至7艘。第38节：战场医疗(5) 内地卫生 从战地回国内的伤病患者，被收容在各部队驻屯地治疗。各留守师团司令部所在地和其他卫戍地，合计开设了18所预备医院。为了解决预备医院卫生人员的不足，特别从地方雇用医师、药剂师、看护者，补充医疗医护的人力。要塞收容的部队患者，在横须贺、下关、对马设立的要塞医院内治疗。从战地送回国内的病患，从宇品、门司、广岛、小仓上陆，临时收容在预备医院，后换乘火车或汽船，分送到各部队所管辖的预备医院。战时，广岛的预备医院收容规模最大，各院收容患者合计达102,727人。大部分预备医院及要塞医院的工作，一直持续到1896年才逐渐停止，广岛预备医院的工作延续到1899年。 卫生检疫 日清战争战地发生的传染性疾病，造成军队作战能力急剧下降，部分病毒甚至被伤病员带回国内，在民间广泛流行，造成巨大的灾难。开战初期，日本国内开始流行霍乱，患者56,000人，死者39,000人。战争中期，国内痢疾病爆发，全国患者155,000余人，死亡38,094人。1895年，开赴台湾澎湖列岛的军队发生霍乱疫情，传回国内的感染性病毒迅速扩大，造成病死40,150人。甚至日本在两年前宣言消灭的天花病也再度复燃，患者12,400人，死亡3,300人。 面对严重传染病侵袭的势头，日本政府动员全国卫生机关以及军队卫生机关，全面加强检疫、预防、扑灭行动。军方首先在海外关口设立检疫所，对霍乱、痢疾、疟疾、伤寒等传染病进行检疫隔离。战地检疫特设两种类型的检疫所：海港检疫所和陆上检疫所。日军在清国开设海港检疫所4所、朝鲜5所，主要负责对进出人员检疫和对船舶的检疫消毒，其中规模最大的是旅顺口及大连湾检疫所。陆上检疫所，在清国开设7所、朝鲜4所。军方同时在国内的下关、宇品、神户三地施行检疫工作，1895年6月以降，似道、彦岛、樱岛三地开设陆军检疫所，对凯旋部队实施检疫消毒，沿途所有火车站均设立检疫所，厉行检疫。凯旋部队归国实施严格的检疫制度，使传染病的患病率得到了有效控制。 民间救护事业 日清战争中“日本赤十字社”是活跃在战场上的医疗卫生民间组织，在陆军卫生部的指挥下，从事医疗救护工作。战争爆发时，该组织向陆军省请愿，获得军方许可，社内救护员分派本土陆军预备医院或随陆军前往战地医院服务。救护员在野战卫生长官的指挥下，依照战时卫生勤务令的条例从事本职工作。最初，负责国内勤务的救护员被派往广岛预备医院，之后随着各地预备医院的设立，相继配属各医院协助工作。赤十字社救护员同时负责给清国俘虏中的患者治疗。负责海外勤务的救护员分海上和陆上两种，海上救护员配属在患者输送船上，协助陆军省雇员负责运输船上的船员、搭乘者的医疗工作。陆上救护员配属第一军仁川兵站医院、清国各地兵站医院履行职责。战争期间，日本赤十字社派遣的卫生勤务救护人员总计1,373人。旅居朝鲜釜山、元山、仁川的日本侨民各医院，院长及职员共计22人，为军方患者提供收容、医疗、护理等服务，也有一定数量的日本居民，组成志愿人员参与伤病者的护理工作。1895年4月，日清两国签订《马关条约》，6月起赤十字社派遣勤务渐次取消，7月至12月全部救护员从清国撤回。 马匹卫生 日军在战争时期的马匹卫生管理沿袭和平时期的管理条例。1894年8月，朝鲜釜山附近发生牛瘟疫，陆军省立即派遣课员和数名兽医加强对牛马的卫生管理，防止用于军需搬运的牛马发生死伤减员。陆军省课员对军马卫生、军马医疗、铁蹄材料等进行详细调查，同年制定实施冬季军用马匹防寒用毛毯的供应。各师团司令部、兵站监部、兽医部，对马匹卫生直接进行指导监督，各乘马部队附属的兽医负责马匹日常诊疗管理。野战部队的马匹伤病最多的是鞍伤，朝鲜战役中，鞍伤占患马的4.18%；清国本土作战中占20.34%；台湾作战中占12.6%；诸种消化不良及呼吸病的发病率次之。台湾战场马匹发病率较高的还有皮肤病，占患马的2.5%。其他病患如咬伤、踢伤、头络伤等外伤，占全患马的9.0%。马匹腺疫主要流行马匹特有的细菌性传染病，如鼻黏膜、喉头黏膜等炎症引起发热或淋巴结肿胀化脓。国内马匹患病率占全患马的6.83%；清国则占3.99%。日军对马匹疾病主因的研究表明，朝鲜及台湾作战是夏季，马匹过度疲劳、体力减弱，易引起感染和并发症。而在辽东半岛及山东战场作战时，处于冬季，马匹的健康多有增进。日清战争全战役期间，日军患马累计54,532匹，其中发病后杀死8,994匹，战斗原因造成死伤的马207匹，其中死马97匹、伤马110匹。 战地尸体处置 清日战争双方的伤亡数都超过万人。清军死亡推计25,000人；日军死亡13,488人；军夫阵亡7,000—8,000人。战地尸体处理是维护战场卫生、防止疾病扩散的重要一环。日军对战地战死者和病死者的处理，采取在各战场附近和宿营地附近，开辟临时墓地埋葬的方式。根据战场条件，分别有土葬、火葬、水葬，对应不同的官阶，设立不同等级的墓标。日清战争之初，安葬阵亡者时举行军队会葬仪式；战争中期，政府批准本国的僧侣、神官从军，协助葬仪。阵亡者的葬仪采用符合日本人信仰的宗教，由各派僧侣以诵经法式，举行超度、镇魂安葬故者。 对敌国战死者的尸体处理，日军没有采用日军规定的对死者阶级、姓名、年龄进行识别和登记造册的做法，通常在战场附近合葬，并建设墓标。金州和旅顺战斗中，战死清军以及被虐杀的平民数量极多，而在冬季进行土葬需要耗费很多劳力，故日军改而采用大规模火葬的方式处理尸体。尸体处理时，卫生方面的处置尤为缜密，必须在尸体表面施撒石灰后掩埋以抑制瘟疫扩散。 日清两军凡有过战斗的地方都有日军临时墓地安葬阵亡将士，从朝鲜到清国到处可以看见日军墓地的标记。《马关条约》签订后，如何对阵亡者墓地进行保护的议论沸起，日本政府决定将安葬在海外的日军遗骨全部运回国内改葬。对此，辽东半岛占领地总督部、山东威海卫占领军司令部、朝鲜南部兵站监部，全面收集土葬者的尸体进行火葬，将遗骨送回国内，在政府规划的陆军墓地改葬。依照遗族家属的请愿，在陆军墓地可以建设自己家族的墓标。1896年，日本政府在台湾为作战死亡者的遗骨统一建立了永久安葬墓地。WWW.HQREAD.COM※虹※桥※书吧※第39节：战争俘虏(1) 2.6 战争俘虏 十九世纪末期的清日战争，发生在近代文明启蒙的时代，清日作为东亚两个政治经济大国，都是西方世界关注的国家。清国承袭了华夏文明的历史，日本脱亚入欧习得了欧洲的文明，两国都自我标榜代表了东方文明。然而不期而来的战争，赤裸裸地暴露出两国非文明的一面，最终都受到世人的指责。 清国俘虏观 在华夏数千年的历史中，俘虏的地位极其卑贱，俘虏身份等同于“死亡”和“奴隶”，是可以被任意处置的对象。“俘”乃军之所获，“虏”为奴仆也；“虏”后来用于贬称北方外族，称其为“鞑虏”，一度成为中原汉民族驱逐的对象。清代的俘虏文化史可谓恶贯满盈，满洲族为征服中原，肆意滥杀了成千上万的华夏子民。野蛮的屠俘文化同样影响到后来清军中的汉人绿营兵，屠俘、屠城在清兵的屠刀下顺理成章，没有了罪恶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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