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男人和女人》作者：易中天-9

恩格斯说：“以通奸和卖淫为补充的一夫一妻制是与文明时代相适应的。”从这个意义上讲，娼妓的产生，可以说是一种世界性的历史现象。不过，中国的娼妓问题，似乎还多少有一些自己的“特色”。比方说，不少人逛妓院，目的不一定是要和妓女睡觉。有的人不过只是在那里坐一坐，喝一杯清茶，吃两块点心就走；也有的经常来和妓女聊天，无话不谈，亲密无间，却并不发生性的关系，好像两个知己的异性朋友。此似乎匪夷所思，然而又却是事实。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现象呢？在性以外，又有什么吸引着男人们呢？这就必须略说一下中国古代妓女和妓院的情况了。中国古代的妓女，总体上可以分为两大类，即“艺妓”和“色妓”。“艺妓”系由“艺伎”演化而来，主要提供艺术娱乐服务；“色妓”则是比较纯粹的“卖淫者”，靠出卖色相和肉体过日子。从娼妓的发展史看，先秦至六朝，大约以艺妓为主；唐宋两代，大约是两妓并存；到了明清，艺妓已属凤毛麟角，基本上是色妓的“一统天下”。总之，艺妓和色妓，是两类不同的妓女。艺妓和色妓，不但服务内容不同，而且她们本身也有雅俗之别。一般地说，有资格当艺妓的，不但有貌美，还要有才华；不但要有天赋，还要受训练，有的简直就堪称“艺术家”。比如北魏妓女徐月华，是一个箜篌演奏艺术家。有一次，她“徐鼓箜篌而歌，哀声人云，”街上的行人听了，都停下脚步来欣赏，一会儿功夫，门前就挤满了人。又如南齐钱塘名妓苏小小，是个诗人，曾写过中国文学史上第一首出自妓女的诗——《西陵歌》。《西陵歌》云：“妾乘油壁车，郎骑青骢马。何处结同心？西陵松柏下。”这首诗，描写了一个妓女和她心中“白马王子”的恋情，含蓄隽永，朴直优美。正因为苏小小有些诗才，所以后世不断有人写诗怀念她。直到清朝，苏小小墓也还是有名的古迹，有些文人还对她低徊不尽、凭吊不已，可见其影响与魅力之大。色妓当然没有这样的“档次”和“魅力”。好一点的，凭着年轻貌美，或许还能坐门宰客。差一点的，便只好鹄立街头，翘首拉客。这些妓女，一到傍晚，就徘徊在茶馆酒楼门前，勾引嫖客，兜售自己，谓之“站关”。拉到了客人，讲好价钱，就回去上床。来无情，去无意，纯粹的金钱与肉体的交易。明清以后，所谓“娼妓满步天下”，便主要是这一类的色妓。妓女有色艺之别，妓院也有高下之分。最高级的妓院叫“青楼”。“青楼”这个词，原本指豪华精致的楼房，有时则作为豪门高户的代称，比如“南开朱门，北望青楼”既是。朱门是红漆大门，青楼是青漆高楼，朱门外把守着家丁，青楼内大约就蓄养着倡伎吧？所以到了南梁时，就有了“倡妾不胜愁，结束下青楼”（刘邈）的诗句。不过这里说的“倡妾”，估计也还只是家妓而已。到了唐代，“青楼”就渐渐成了烟花之地的专指。所谓“对舞青楼妓，双鬟白玉童”（李白），所谓“黄叶仍风雨，青楼自管弦”（李商隐），以及“十年一觉扬州梦，赢得青楼薄幸名”（杜牧），指的都是妓院。当然，也只有达到“星级”标准的妓院，才好叫做青楼。不过中国人的本事，是从来不怕自吹自擂和相互吹捧。比如在宋代，不管是官不是官，都敢称“官人”，故有“客官”、“看官”等称呼。所以，到后来，即便一般妓院，也慢慢地妄称“青楼”了。青楼上的妓女，一般是艺妓，也有色艺双绝，两种服务都提供的。但无论如何，吟诗诵词、弹琴唱曲，仍是最主要的节目，也是青楼最主要的收入来源。没有艺术兴趣和艺术修养的客人，一般是不会光顾这里的，因为那会使他们白花许多“冤枉钱”。中档的妓院叫“酒楼”。这里提供的服务，主要不是“声色之美”，而是“口腹之乐”。酒楼的烹调和器皿都极其讲究，而且有衣着华丽、年轻貌美的姑娘陪酒。美酒佳肴，鲜汤甜点，弦管笙歌，莺声燕语，彻夜不息。当然，楼上也另有密室以供他用。一到晚上，这些酒楼便会“大红灯笼高高挂”，让人一看便知那是灯红酒绿的“红灯区”。低档的妓院叫“瓦舍”，是政府经营的廉价娼馆。至于民营的下等妓院，恐怕连瓦舍都不是，而只是一间破板壁房，叫“寮”；甚或只是一条破船，好听一点叫“舫”（高级的“花舫”则例外）。明代还有一种叫做“窑子”的地方，是连“妓院”都不够资格叫的，也许只能叫“娼窝”。一般是贫困小民，找一间破窑，弄几个丐女，裸卧其中，让过路人观看。看好了，挑一个，投钱七文，便可一泄其欲。所以，后来人们也将妓院蔑称为“窑子”，将妓女蔑称为“窑姐”，将匆匆行淫称为“打钉”，起源就在这里。窑子和瓦舍事，我们可以不去管他，因为那比较简单。青楼和酒楼就不一样了。人们到那里去，并不仅仅只是为了性的需求。青楼的主要客户，是比较阔绰的文人士大夫，也有比较儒雅的商人和武夫。他们到那里去，主要是为了获得松驰和宁静，放松一下自己的身心，享受美酒佳肴和音乐歌舞，或者舞文弄墨，吟诗作赋。即便在那里过夜，也是为了在温香软玉中得到一种休息，以便把烦人的政务、扰人的功名和诱人的利禄暂时忘却，体验一种“宠辱皆忘”的境界。事实上，青楼就是为此而设计的。首先，青楼的选址就十分讲究，既要在市区，方便客人往来，又要不喧闹，以免影响情绪。一般选在可以闹中取静之处。最好是通衢大道之旁一小巷，曲曲弯弯给人“小径通幽”之感。门前最好有杨柳，取“依人”之义；窗外最好有流水，含“不尽”之情。宅内的建筑，也十分考究。厅堂要宽，庭院要美，前后植花卉，左右立怪石，池中泛游鱼，轩内垂帘幕。室内的陈设，更是精致，须有琴棋书画，笔墨纸砚，望之有如“艺术沙龙”，决非“肉铺”。进入这样的所在，首先便让人心旷神怡，病气、晦气、疲劳之气，都会被扫得干干净净。其次，菜肴、点心、瓜果、餐具、酒盅、茶杯，都要十分精致而洁净。高档的青楼，都有特级名厨主理，服务也极其周到。菜是清淡的，酒是清淳的，茶是清香的，器皿是干净的，再由一双双纤纤玉手捧了过来，莺声燕语，款款待客，全无俗人酒席上的吆三喝六，狂呼乱叫，能不是一种特殊的享受吗？第三，最重要的是，是这里有色艺双绝的姑娘。这些姑娘们都受过特殊的训练，一个个楚楚动人，仪态万方。尽管作为妓，她们终归是要“卖身”的，但高级的青楼妓女，也并不轻易献身；而不少客人到此，也相当地客客气气。因为和这些青楼女子见面、交谈，听她们宛转的歌曲，看她们清新的字画，性紧张便能得到极大的缓解。况且，修养极高的妓女，其自身的气质，也常会使人有不敢亵慢之感。比如宋代的徽宗皇帝赵佶第一次去东京名妓李师师家，就是又喝茶，又吃水果，又看风景，又吃夜宵，又香汤沐浴，折腾了老半天，才见到李师师一面。听了一支曲子后，连手指头都没碰一下，就回宫去了，而万岁爷还感到“意趣闲适”，十分满意。青楼不但是放松身心的好去处，而且也是欣赏艺术的好地方。事实上，在没有剧院、影院、歌厅、舞厅的时代，青楼是一个重要的艺术场所。尽管中国历来就有国家歌舞团，但那是专供皇上享用的，一般民众难得一睹风采。正所谓“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民间人士要想欣赏比较高雅的歌舞，便只好到说起来并不高雅的地方去。古代的妓院，稍微上一点档次的，都能提供音乐舞蹈服务。不同之处，也许仅在于中低档的只有淫词艳曲，高档的则有清音雅声罢了。当然，客人如果高兴，也可以“卡拉ok”一番，有人伴奏，有人伴唱，有人伴舞，有人喝彩，这可是家里面享受不到的乐趣。有一个故事是广为人知的，尽管它并非发生在青楼，但却与妓女有关。这个故事说，有一天，唐代诗人王昌龄、高适、王之涣三人同行，在天寒微雪中来到旗亭。正巧，有十几个梨园伶宫和四个艺妓也在这里会饮。三诗人便相约说，我们悄悄地等着，看她们唱谁的诗多，谁就是大诗人。一会儿，一个艺妓唱道：“寒雨连江夜入吴，平明送客楚山孤。洛阳亲友如相问，一片冰心在玉壶。”王昌龄大喜，引手画壁说：“一绝句！”一会儿，又一个艺妓唱道：“开箧泪沾臆，见君日前书。夜台何寂寞，犹是子云居。”高适大喜，也引手画壁说：“一绝句！”一会儿，第三个艺妓唱道：“奉帚平明金殿开，强将团扇共徘徊。玉颜不及寒鸦色，犹带昭阳日影来。”王昌龄更喜，又引手画壁说：“二绝句！”。王之焕却指着其中色艺最佳的一个说，一会儿她要不唱我的诗，我这一辈子都不和你们争了。过了一会儿，最漂亮的那个艺妓果然开口唱道：“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王之焕听罢大笑，对高适、王昌龄说，哥们，怎么样？我说得不假吧！这个故事充分说明了，在没有报纸、刊物、广播、电视等传媒的时代，妓女就是新文学作品最重要的传播者之一。文人诗作一经名妓首唱，诸妓传唱，便立即家喻户晓，名满天下。前面说过的“评花榜”，是文人给妓女打分；而这里说的“旗亭画壁”一事，岂非妓女给诗人评职称？诗词歌赋靠妓女传播，音乐舞蹈靠妓女表演，中国文学艺术的发展有着妓女的贡献，中国文学艺术的繁荣有着青楼的功劳。精湛的艺术和精致的建筑、精美的食品一样，也是吸引人们来到青楼的原因之一。青楼还是重要的社交场所。中国人的社交叫“应酬”。应酬这个词是由“酬酢”演变而来。“酬”是主人敬酒，是不够的，还要有陪酒女郎。醇酒美人，缺一不可，而青楼则恰好兼而有之。青楼女子，训练有素，既温柔多情，又口齿伶俐，弹得琴，唱得曲，说得笑话，还能打情骂俏。雅俗共赏，荤素杂糅，效果极佳。所以，古人的社交活动，不少都安排在青楼，而对青楼女子口才的要求，有时还超过姿色。有两个例子很能说明妓女的口才。大约是明宣德年间，三杨（杨荣、杨士奇、杨溥）当国，同任内阁大臣，人称“三阁老”。有一次，三阁老有“应酬”，由一位名叫齐雅秀的妓女陪酒。齐雅秀为了惹人发笑，故意迟到。三阁老问她干什么去了，她说在家里看书；又问她看什么书，她说是看《烈女传》。妓女看《烈女传》，自然荒唐之极，于是三阁老大笑说“母狗无礼”。谁知齐雅秀答道：“我是母狗，各位是公猴”。此言一出，闻者无不拍手叫好，拍案称绝。原来，“公猴”谐音“公侯”。三阁老位极人臣，权倾朝野，当然是“公侯”。但“公侯”与“母狗”相对应，又怎么听怎么是“公猴”。齐雅秀既戏弄了宰相，又不怕追究，当然极富巧智。如果往深里一想，则不难想到，满朝“公侯”，不过只是“公猴”；“冠冕堂皇”，不过只是“沐猴而冠”，那就真是鞭辟入里，妙不可言了。如果说齐雅秀是巧智中略带粗俗，那么，郭时秀便巧智中略带权谋。郭时秀是唐代名妓，与文士王元鼎感情极好。中书省参政阿鲁温也有意于郭时秀，有一次便半开玩笑地问郭：你看我和王元鼎比怎么样？郭时秀答：“参政，宰臣也；元鼎，文人也。经纶朝政，致君泽民，则元鼎不及参政；嘲风弄月，惜玉怜香，则参政不敢望元鼎。”这个回答实在太妙了。它既解释了自己的感情（王元鼎是多情文人，自然比较容易讨女人喜欢），婉拒了阿鲁温（您老人家是国家栋梁，自然不屑于儿女情长），又不得罪阿鲁温（国家栋梁自然比多情文人身份高，面子大）。这样的外交辞令，便是苏秦、张仪之辈，只怕也要自愧不如。有这样才思敏捷、口齿伶俐的妓女作陪，社会活动能不生动活性、大见成效吗？所以，自唐代始，许多礼仪活动都少不了妓女到场，而许多重大决策竟会在青楼酒店拍板。以上种种，便是青楼的功能所在。《中国的男人和女人》（易中天）——娼妓之（三）“婢不如妓"青楼的种种功能，不少是家庭所不具备的；妓女的种种才能，也往往是妻、妾，婢们所不具备的。更重要的是，妓女与妻、妾、婢的身份完全不同，所以能为后者所不能。比方说，你总不能让妻妾出来陪酒，或让姬婢在陪酒时说什么“我是母狗，各位是公猴”吧？但上面说的这些，还不是所谓“妻不如妾，妾不如婢”而且“婢不如妓”的主要原因。据我看来，妻、妾、婢都不如妓的原因，主要在于只有与妓女，才有可能（当然并不一定）建立一种无拘无束、轻松自由的异性朋友关系。传统社会中的男人，难以与其妻、其妾、其婢建立这样一种朋友关系，其原因是不言而喻的。前已说过，夫妻关系首先是一种礼仪关系。夫妻之间，相敬如宾，行礼如仪。客气倒是客气，但也生分；文明倒是文明，但也隔膜。他们更多地只是合作，共同完成结缘继统或成家立业的任务，而不是交换思想，交流感情。总之，夫妻之间，公务多于私情，礼仪多于性爱，自然难以成为好朋友。男人与妾的关系，首先是主仆关系。一个要端架子，一个要陪小心。妾在夫的面前，唯唯喏喏，恭恭敬敬，有话不敢说，出了差错自己先跪下来请罪，哪里又有平等对话可言？既不能平等对话，又怎能成为知心朋友？男人与婢的关系，首先是主奴关系。既是奴才，自然更没有资格与主子“平起平坐”了。即便某些“开明”的主子，可以不把婢当奴才看，但另一方，却无法在心底抹去“奴婢”身份的阴影。更何况，婢女多半没有文化，很难与爱她的主人有共同语言。她们更多地只能从生活上去照顾男人，给他营造一个舒适温馨的家庭环境，却很难在思想上与他分忧，感情上与他同乐，更遑言诗词唱和、弦管应答了。婢，当然不如妓。总之，夫与妻、与妾、与婢的关系是一种不平等关系。这种不平等关系使男人感到“一览众山小”的优越，却也能使他体验到“高处不胜寒”的孤独。当然，男女之间的这种不平等，也使他们之间很难产生真正的爱情。因为爱情是以平等为前提的。那么，嫖客与妓女之间的关系，难道就是平等的么？话不能这么简单地说，但应该承认，有这种可能。嫖客和妓女之间的关系，既不是君臣关系、父子关系、夫妻关系，又不是主客关系、主仆关系、主奴关系，而是一种买卖关系。在市场机制较为健全的条件下，买卖关系其实是一种最平等的关系，即价格面前人人平等。谁付的钱多，谁就能得到最好的服务，与身份地位的高低贵贱无关。金钱以外，能起到作用的，就是个人的魅力，如年龄、相貌、风度、谈吐、才情等，也与身份地位的高低贵贱无关。所以，宋徽宗与其臣周邦彦同嫖名妓李师师，师师更倾心钟情于周邦彦，徽宗皇帝也无可奈何。虽因“吃醋”而罢了周邦彦的官，后来又只好把周召回，任命为大晟正。这正是青楼不同于社会之处。在青楼之外，人与人之间是有高低贵贱之分的。但是一进妓院，管你诸侯将相、公子王孙，抑或落第文人、发迹商贾，大家都一样，都只有一个身份——嫖客，因此可以不论尊卑，不守礼仪，不拘行迹，纷纷解囊共买一笑，岂不是“大家一样，人人平等”？实际上，妓院对于它的“客户”，从来就是“平等”相待的：一样“来的都是客”，一样“全凭钱一囊”，一样“相逢开口笑”，一样“过后不思量”，当然也一样软刀割肉狠“宰”，而且宰完后一样“人一走，茶就凉”。“一样”并不等于“平等”，但在封建等级制度森严的社会，“一样”总比“不一样”让人心理平衡。于是青楼便成了封建等级社会的“心理制衡器”。至于嫖客和妓女之间，身份也是“平等”的：你是浪子，我是荡妇，你嫖娼，我卖淫，大家都不是“好东西”。所以，你不用摆架子，我也不用装样子，光脱脱，赤裸裸，反倒真实。谁也不用笑话谁，谁也不用蔑视谁，谁也不用害怕谁，谁也不用提防谁，完全用不着羞羞答答、遮遮掩掩、装腔作势、做态摆谱。可以说，社会和家庭开的是“假面舞会”，而妓院与青楼开的是“脱衣舞会”。前者文明，后者粗野，前者高雅，后者下流，但真实性却也不可以道里计。“肮脏”的金钱与性，就这样造就了畸形的“平等”。然而，在封建等级社会中，人与人，尤其是男人与女人之间，如果要讲什么“平等”的话，大概也就只有这一种了。于是，就有了这样一种奇怪的现象：许多凄婉美丽的爱情故事，竟是发生在妓女身上。这样的爱情故事是讲不完的。最早的一个有名的故事大约是南朝刘宋时的“燕女坟”。这个故事讲，当时一位名妓姚玉京，嫁给了襄州小吏卫敬瑜，没有多久，丈夫溺水而死，玉京为之守节。卫家梁上，有一对燕子，也被鸷鸟抓走了一只。从此，玉京与孤燕，便同病相怜。秋天到了，燕欲南飞，临行前，飞到玉京手臂上来告别。玉京在燕子的脚上系了一根红绳，说：“新春复来，为吾侣也。”第二年，这只燕子果然回来了。姚玉京大为感动，便赋诗一首赠燕云：“昔时无偶去，今年还独归。故人恩义重，不忍更双飞。”从此，燕子每年秋天南下，第二年春一定独自回来与玉京作伴，如此凡六七年。此后，当又一年燕子归来时，姚玉京已然病故。燕子不见故人，便绕梁哀鸣。卫家人告诉燕子，“玉京死矣，坟在南郭”。那燕子听了，竟然飞到南郭，找到姚玉京墓，并死在坟上。据说，从此之后，每天风清月明之夜，人们便可看见玉京与燕，同游于汉水之滨。这个故事虽然近乎“神话”，但所说的却是“人情”。你想，燕子尚且向往于爱情的忠贞和永久，而况人乎？所以，历史上妓女殉情之事，也并不少见。比如唐代河中府官妓崔徽因恋人裴敬中调任，不能相从，便“情怀抑郁”，乃至“发狂疾卒”；青州府官妓段东美因情人薛宜僚病死，竟素服哀号，“抚棺一恸而死”。又比如宋代颖妓刘苏哥爱上一个男子，因鸨母束缚，不能结合，便双双联骑出城，登上山顶，面对大好春光，抱头痛哭，活活哭死在郊外。此外，如角妓陶师儿与王生相爱，散乐妓与傅九情洽，均碍于鸨母作梗，不能永结良缘，便一对相抱投身于西湖，另一对相约共缢于密室，双双殉情而死。这决不是什么一时的冲动，而是对爱情的执著追求，因此是经得起时间考验的。《闽川名士传》中便记载了这样一件事：唐代贞元年间进士欧阳詹游太原时，结识了一位妓女，两人情投意合，相爱甚深。后来欧阳詹进京任职，相约到京后即派人来接。妓在太原，朝思夜想，竟至于一病不起，临终前一刀剪下发髻，置于匣中，并附诗一首云：“自从别后减容光，半是思郎半恨郎。欲识旧时云鬓样，为奴开取缕金箱。”等到欧阳詹派人来接时，捧回的便是这只匣子。欧阳詹开匣见发，又见其诗，悲痛不能自己，也“一恸而卒”。以欧阳詹进士及第而任京官的身份，何愁不能三妻四妾，嫖娼宿妓？然竟为一妓伤情而死，可见其情之切，其爱之真。这可真是“婢不如妓”了。事实上，岂止“婢不如妓”，便是妻妾，能获此情者，也实属罕见。其中缘由，颇为值得深究。显然，这里有着两方面的原因。首先，我们可以肯定，无论狎客，还是妓女，他们都不缺少性。青楼女子，卖笑为生，自不待言；而有资格享用营妓或有条件走进青楼者，也大多有妻有妾（当然不一定在身边）。那么，他们到底缺少什么呢？有妻有妾的男人缺少的是浪漫和刺激。前已说过，中国的传统婚姻是没有恋爱过程的。与之相适应，中国的家庭生活是平淡无奇的，夫妻感情是淡漠无趣的。那么，又有谁愿意天天老喝白开水呢？于是，档次高一点的，就企盼着浪漫，档次低一点的，便渴望着刺激，他们便都寄希望于妓女。妓女不是自己的老婆，也不是自己的奴婢，却可以与之“做爱”，这难道还不够浪漫，还不够刺激吗？更何况，妓女不但可以成为性伴侣，也可能成为好朋友，从而有可能在她那里获得一种真实的情感。这对于某些渴望真爱者而言，不是极为可贵吗？妓女对于爱，就更为渴望。应该承认，在大多数情况下，妓女是被当做性工具来使用的。倚门卖笑，送往迎来，逢场作戏，骂俏打情，是她们的“职业”和“工作”。这种罪恶生涯和虚情假意无疑会使她们心灵枯竭、感情麻痹，极大地丧失爱的能力。但是，妓女也是人，她们也有爱的权力和愿望。而且，作为风月场中人，她们比名门闺秀、千金小姐更懂得世态的炎凉、人心的叵测，也更懂得友谊的分量、爱情的价值。所以，那些成熟、老练的妓女，便不肯将芳心轻许他人：“莫攀我，攀我太心偏。我是曲江临池柳，者（这）人折了那人攀，恩爱一时间”这首敦煌曲子，其实道出了不少妓女的心声：她们不是不需要爱，而是深深懂得，像她们这样以色事人、出卖肉体的女人，所能得到的，往往只是“恩爱一时间”。这就正好反过来证明了，她们渴望的，恰恰是“爱的永恒”。只不过，她们深知，这种真挚的、忠贞的、永恒的爱，实实在在是太少太少了。所以，她们一旦动了真情，就会格外地炽热和执著，也才会产生那么多的“生死恋”。不过，这种爱，是不大见容于社会的。中国传统社会，是一个非常奇怪的、充满了矛盾的社会。一方面，它似乎比世界各民族的古代社会都温情脉脉，父子爱、兄弟情、朋友义，被一而再、再而三地强调。甚至就连君臣之间的关系，也不那么公事公办，而是强调要有“情义”存乎其间。但是，另方面，它对男女之间的爱情，却又相当地嫉恨和仇视。它可以容许男人纳妾，甚至可以容许男人嫖妓，却绝不容许男人和女人恋爱，不容许这种爱情取得合法地位，这实在是莫名其妙而又不可理喻的事情。既然如此，则妓女之爱，便难免不少是悲剧。有两个例证是经常被引用的，这就是霍小玉的故事和杜十娘的故事。它们分别见于唐人蒋防的传奇《霍小玉传》和明代冯梦龙的《今古小说．杜十娘怒沉百宝箱》。杜十娘的故事，我们在本书第二章第三节已经讲过，这里只讲霍小玉。霍小玉的母亲本是霍王宠婢，与霍王生下小玉。但因婢无“名分”，所以，霍王一死，她们母子便被扫地出门，小玉也沦为歌妓。这种生活遭遇，使小玉对那个社会的黑暗和冷酷，很早就有了清醒的认识。因此，当书生李益向她热烈求爱时，她的期望也不过只是李益在三十岁前，能爱她几年，以后自己便永遁佛门。谁知，李益一获官职，便立即遗弃小玉，另娶“甲族”卢氏。小玉变卖服饰，嘱托亲友，四处寻访，并不见李益踪影。后来，侠士黄衫客激于义愤，挟持李益来看小玉。这时，小玉缠绵的爱已转化为强烈的恨。她对李益说：“我为女子，薄命如斯；君是丈夫，负心若此。”“李君李君，今当永诀！我死之后，必为厉鬼，使君妻妾，终日不安！”说完，左手抓住李益手臂，右手掷杯于地长恸号哭，数声而绝。李益和李甲（杜十娘恋人）的负心，曾引起古往今来不少读者的义愤。其实，真正有罪的，应该说是他们当时的那个社会。依当时婚律，“凡官户奴婢，男女成人，先以本色配偶。”所谓“本色配偶”，也就是只有本阶级、本阶层的人才可以通婚。不要说官僚阶层难以与妓女通婚，便是封建阶级内部，也要讲究门第的高下。唐代以崔、卢、李、郑、王“五大姓”为海内第一高门，时人以娶五姓女为最大荣耀。要李益放弃卢氏这一“高门甲族”，而与卑贱的歌妓白头偕老，事实上并不可能；而李甲之所以为孙富的游说所动，首先考虑的也不是那一千两银子，而是回去后如何向父母交代。他们既然无法背叛自己的阶级，当然也就只好背叛真心爱着他们的女人了。《中国的男人和女人》（易中天）——娼妓之（四）风雅与才情如果我们考察一下妓女的爱，便不难发现，这种爱情多半发生在所谓“才子”的身上。这似乎也是中国传统爱情的一个模式，即“才子佳人式”，与西方的“英雄美人式”迥异。我们在本书第一章就已经说过，中国古代的英雄们，至少有一半是以“不好色”相标榜的。妓女们如果想爱英雄，便难免会“剃头的担子——一头热”，像潘金莲挑逗武松那样自讨没趣。才子们便不同了。他们向来就以“嘲风弄月，惜玉怜香”为本色，这就自然比较容易讨女人喜欢，就像前面说的郭时秀爱王元鼎那样，因“怜”而生“爱”。更何况，中国的青楼女子，有相当多的一批人是极有才情的。随便举个例，宋代名臣赵拚，在担任益州路转运使、加龙图阁学士衔而知成都时，有一次偶然看见一位头戴杏花的妓女，颇有好感，便随口赞曰：“髻上杏花真有幸。”谁知那小蜜星眸一转，应声答道：“枝头梅子岂无媒。”这实在对得太妙了！“杏花”对“梅子”，“有幸”对“无媒”，而且“杏”与“幸”谐音，“梅”与“媒”同韵，格律工整，对仗贴切，意境含蓄，水平之高，令人刮目。一个名不见经传的无名妓女尚且有如此才情，其他名妓的水平如何，更可想而知。比如唐代长安名妓刘国容，与进士郭昭述相爱。后来，郭昭述官授天长簿，必须走马上任，两人只好分手。谁知，郭昭述刚走到咸阳，刘国容的情书就追了上来。这封情书只有短短几行，却有如一首小诗。书云：“欢寝方浓，恨鸡声之断爱；思怜未洽，叹马足以无情。使我劳心，因君减食。再期后会，以结齐眉。”如此精美的文字，当今的教授者流，怕也多半做不出来，而在当时的长安，也一时广为传诵。再比方说我们前面曾提到的被朱熹诬陷的南宋名妓严蕊，也是一个琴棋书画、丝竹歌舞无所不精的才女。朱熹指控她与天台郡守唐仲友有“不正当男女关系”，其实是唐仲友赏识她的诗才，两个人成了“文友”。酸腐干巴的朱熹诬陷他们，是不是有“妒才”成分在内，不得而知。总之，严蕊被捕后，抗刑不招，不能结案。等到朱熹离任，新官便把严蕊“无罪开释”。严蕊当场便口占《卜算子》一首云：“不是爱风尘，似被前缘误。花落花开自有时，总赖东君主。去也终须去，住也如何住。若得山花插满头，莫问奴归处。”这样的才思，这样的诗情，只怕是要让当今诗人都自愧不如的。事实上，中国的妓女诗人，可以开出一个长长的名单。除了有据可考的第一位妓女诗人苏小小外，最早又最有名的是唐代的薛涛。薛涛字洪度，长安人，本是良家女子。后来随父宦游，流落蜀中，便入了乐籍，成为注册登记的妓女。她的口才和文才都极好，15岁时便被镇将韦皋召令侍酒赋诗，差一点当上“校书郎”。暮年，薛涛退居成都浣花溪，着女冠服，制纸为笺，就是有名的“薛涛笺”。薛涛的诗，还曾结集出版，叫《洪度集》。薛涛的诗，虽然多以情爱为主题，但格调和吐属都相当高雅。比如《柳絮》诗云：“二月杨花轻复微，春风摇荡惹人衣。他家本是无情物，一任南飞又北飞。”又如《谒巫山庙》诗云：“乱猿啼处访高唐，路人烟霞草木香。山色未能忘宋玉，水声犹似哭襄王。朝朝夜夜阳台下，为雨为云楚国亡。惆怅庙前多少柳，春来空自斗眉长。”也许正因为薛涛才高和寡，所以终生未能找到如意郎君。因此她的诗作，也尤为失意文人所欣赏。另一位才高八斗的唐代妓女诗人是鱼玄机。鱼玄机也是长安人，字幼微，一字蕙兰，读书万卷，才思敏捷。有一次，她在长安城内看见新公布的及第进士名单，便大生感慨，赋诗一首云：“云峰满目放春晴，历历银钩指下生。自恨罗衣掩诗句，举头空羡榜中名。”这就简直是公开表示对男人一统天下的不服，而且要出来叫阵了。于是，鱼玄机把自己变成了高级妓女，并以诗才招揽文人士大夫，一时名声鹊起。其所居之咸宜观，便成了当时有名的一个“文化沙龙”；她的“易求无价宝，难得有情郎”一联，也成了千古名句。妓女的诗才，有时竟能起到意想不到的作用。宋代名妓聂胜琼，爱上了一位官员李之问。李之问回家后，聂胜琼便寄给他一首情诗《鹧鸪天》。词云：“玉惨花愁出凤城，莲花楼下柳青青。尊前一唱阳关后，别个人人第五程。寻好梦，梦难成，况谁知我此时情。枕前泪共帘前雨，隔个窗儿滴到明。”这首词，真是文情并茂，感人至深，连李之问的妻子读后，都“喜其语句清健”，居然拿出自己的嫁妆私房，让李之问把聂胜琼娶回家来。诗才战胜了嫉妒，这真是一个奇迹。这个奇迹，以后只怕是不会再出现了。真正能够欣赏妓女才情的，当然不会是官僚，更不会是商贾，而只能是文人。文人是妓女的知音。文人之所以是文人，大概是因为有才。有才的人，都有两个毛病：一是“恃才傲物”，二是“同病相怜”。有才的人虽然瞧不起无才的人，但对有才的人，却又相当敬重，所谓“惺惺惜惺惺”即是。所以，一个人如果才华横溢，那么，也就一定会结交到许多有才华的人。如果这位有才华的人竟是一位妙龄女郎、多情女子，那么天下才子，便一定会趋之若鹜。前面说过的薛涛便是这样的才女。所以，当时的著名文人、士大夫，如元稹、白居易、令狐楚、张祜、刘禹锡、裴度、牛僧孺、严绶等，都乐于与她唱和往来。据说元稹素闻薛涛芳名，好不容易才一睹风采，立即为之倾倒，并赋诗说：“锦江滑腻蛾眉秀，化出文君及薛涛。言语巧偷鹦鹉舌，文章分得凤凰毛。纷纷词客皆停笔，个个君侯欲梦刀。别后相思隔烟火，菖蒲花发五云高。”这首诗写得并不怎么样，但意思很清楚：元稹欣赏的是才，而非色。事实上，从一开始，文人们对妓女的欣赏，就是才高于色，或艺重于色。从最早关于妓女的文学作品，如刘邵的《赵都赋》、王粲的《七释》、傅玄的《朝会赋》开始，艺与才就一直是文士诗人描写的重点。至于杜甫的《观公孙大娘弟子舞剑器行》和白居易的《琵琶行》，更是把艺妓们的技艺描写得出神入化：“疾如弈射九日落，矫如群帝骖龙翔，来如雷霆收震怒，罢如江海凝清光”；“大弦嘈嘈如急雨，小弦切切如私语，嘈嘈切切错杂弹，大珠小珠落玉盘”……，真是何其动人乃尔！如果说琴剑乐舞，还是艺妓们的当行本色，那么，诗词曲赋方面的才能和修养，便真是难能可贵。有一次，有人演唱秦观的《满庭芳》，不慎将头一句中的“画角声断谯门”误唱为“画角声断斜阳”，被一个名叫琴操的妓女听出，在旁纠正。那人反将琴操一军，问她能否将全首词改成“阳”字韵，琴操当场吟道（括号内是原词部分）：“山抹微云，天连衰草，画角声断斜阳（谯门）。暂停征辔，聊共引离觞（樽）。多少蓬莱旧侣，频回首，烟雾茫茫（烟霭纷纷）。孤村里，（斜阳外），寒鸦万点，流水绕红墙（孤村）。魂伤（销魂）。当此际，轻分罗带，暗解香囊（香囊暗解，罗带轻分）。谩赢得，青楼薄幸名狂（存）。此去何时见也，襟袖上，空惹余香（啼痕）。伤心（情）处，长（高）城望断，灯火已昏黄（黄昏）。”只有细细品味一下，便不难发现，这里改动的，已不止于词韵，便连意境，也有微妙的变化。这样才思敏捷的妓女，哪个才子不疼爱？“彩袖殷勤捧玉钟，当年拼却醉颜红。舞低杨柳楼心月，歌尽桃花扇底风。从别后，忆相逢，几回魂梦与君同。今霄剩把争空照，犹恐相逢是梦中。”晏几道的这首词《鹧鸪天》，写尽了才子对艺妓的喜爱。才子与妓女相爱，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这里面无疑有着性爱的内容，但这种性爱，却又带着审美的意味。“无色不成妓”，妓女总是要有几分姿色的。但在才子们眼里，真正能为她们“增色”的，不是肉体，而是心灵，是她们的才华和情趣。这就显然是一种审美的眼光，可以将“性”升华为“爱”了。另一方面，才子们自身，由于文化修养方面的原因，一般也比较风流倜傥。少年才子不必说，便是老诗人们，因其气质风度故，也会有一种审美的魅力，赢得妓女真心的倾慕。两情相悦，爱便生乎其中，这是很自然的事情。其次，才子进青楼，首先欣赏的是妓女的才情和技艺，较之纨绔商贾泡娼妇、贩夫走卒逛窑子的单纯“买肉”，先不先就高了好几个档次。由于才子们更看重的是才情和技艺，这就意味着把妓女当做和自己一样有才华的“人”来看待，双方处于一种相互尊重和相互欣赏的平等关系之中。人与人之间一旦相互平等，便有可能从知音而知心，再由知心而贴心，最后心心相印。第三，才子与妓女，也互相依赖。才子和名妓，都是社会上有一定“知名度”的人。才子是文化名人、社会精英。妓女傍上才子，可以使自己身价倍增。如果竟被才子赏识，便更能提高自己的地位，也有利于克服自卑感，增强自信心。妓女是文化传媒、社会热点。才子傍上妓女，则能使自己的作品四处传唱，自然名声大振，也能使自己的形象，增加风流倜傥的色彩。这方面的故事是很多的。比如唐代有位妓女应聘时，便曾以“诵得白学上《长恨歌》”为本钱，要求加价而居然获准。又比如，苏东坡任杭州太守时，属下有个叫毛泽民的，也是一个诗人，但苏东坡却不知道。后来，毛泽民期满离任，临行前写了一首《惜分飞》，赠给妓女琼芳。有一天，苏东坡请客吃饭，在席间听了琼芳演唱这首词，问起来，才知道是毛泽民所作，便感叹说：“郡有词人而不知，某之罪也！”第二天，便特函请回毛泽民，两人成了朋友。试想，毛泽民若无妓女琼芳帮他“发表”作品，在苏老先生的眼里，也就只是一个普通的下属罢了。所以妓女之于才子，其实是很重要的。才子与妓女之间有可能产生真正的友谊和爱情，最重要的原因，还在于他们之间，有着不少共同之处。首先，他们都有不同寻常的卓异之处。名妓要“色艺双绝”，才子要“文情并茂”，这都非庸常之人所能然者。这就足以使他们彼此惊异于对方的卓越了。自身素质好的人，往往鉴赏力也高；鉴赏力高的人，当然也就更能沙里淘金。一旦有缘，自然一拍即合。其次，不同寻常的人，都希望得到别人的欣赏，不忍埋没自己的才情。才子曲高和寡，妓女身居下流，表面上看地位天差地别，实际上孤独感是相同的。陆游《卜算子》云：“驿外断桥边，寂寞开无主。已是黄昏独自愁，更著风和雨。无意苦争春，一任群芳妒。零落成泥碾作尘，只有香如故。”写的虽然是梅花，说的何尝不是人？树犹如此，人何以堪？诗人如此，妓女又何尝不是这样？平时里“黄昏独自愁”，“寂寞开无主”，一旦有人慧眼相识，岂能不以身相许，以情相酬？第三，才子和妓女都是沧桑感特别强的人。妓女因为看尽世态炎凉，才子因为熟知历史兴衰，对于人生、命运、归宿等“终极关怀”问题，都多少有些思考，至少有一种敏锐而又朦胧的感觉。表面上看，他们锦衣玉食，丝竹弦管，青春尽享，风头尽出，但大家心里都明白：好景不长。“眼见他盖高楼，眼见他楼塌了。”人生何处是归程？谁的心里也没有底。妓女以青楼为家，才子以四海为家，说起来挺潇洒，其实心底很酸苦。所以，有些阅历的妓女和有些磨难的才子一旦相遇，便会“流泪眼看流泪眼，断肠人对断肠人”，产生一种“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的共鸣，而爱情，也就有可能从共鸣中产生。无疑，就大多数情况而言，妓女与才子之间，更多的还是逢场作戏。这其实也正是前述沧桑感所使然。人生如梦，往事如烟，何不及时行乐，今朝有酒今朝醉？青楼薄幸，诗酒年华，趁着春光大好，“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不也是一种活法吗？更何况，烟花巷陌之中，又“幸有意中人，堪寻访”呢？于是，寻花问柳，偎红依翠，对于文人才子，便成了一种风流雅事。金榜题名、春风得意时，在这里听“小语偷声贺玉郎”，自然风光得很；时乖命蹇、失魂落魄时，在此寻访得一二红粉知己，又何尝不是一种补偿？所以，“妓酒为欢”，便是中国古代文人的基本生活方式之一，而《全唐诗》五万，观妓、携妓、出妓、听妓、看妓、咏妓、赠妓、别妓、怀妓等竟多达二千首，也就决非偶然。《中国的男人和女人》（易中天）——娼妓之（五）铜臭与血腥名士与名妓，构成了青楼的一道风景。风景总是美丽的，由才子词人构筑描绘的风景便更是如此。然而，在这道美丽浪漫的风景线背后，不堪入目的却是令人发指的罪恶，是无论如何也遮不住抹不去的铜臭与血腥。在中国历史上，除部分由国家统一组织、政府计划供应、专为满足文武官员和三军将士需要的官妓和营妓外，无论国营妓院，还是民营妓院，都是要赚钱的。提供娱乐服务只是幌子，获取高额利润才是目的。妓院这种罪恶的东西，之所以直到新中国成立才被真正禁掉，就因为它能给开办营业者带来经济上的极大好处。“子弟钱如粪土，粉头情若鬼神。”在金钱与才情之间，妓院的天平从来就是倾斜的。明代的《嫖经》就曾告诫各位嫖兄嫖弟，嫖客与妓女之间的关系，说到底是金钱买卖关系。所以，嫖客们首先必须牢记：“须是片时称子建，不可一日无邓通。”子建指才，邓通指财，“才”与“财”虽然同音，功能效用却天差地别。只要你有钱，别说是自称曹子建，便是自称比曹子建更有才华，更有成就，妓女也会连连点头称是，秋波暗送，媚眼横飞。如果一文不名，对不起，便是曹植本人到场，也只能吃闭门羹，坐冷板凳，看死鬼脸，听风凉话。“有钱能使鬼推磨，无钱只见鬼打墙。”鬼尚且如此，况娼妓乎？为了赚取金钱，妓院往往是不择手段的。通常的做法，是妓女与鸨母，一个唱红脸，一个唱白脸。妓女向嫖客频频示爱，引得嫖客心猿意马，不能自已，急欲成事时，又一再声明“妈妈那里不好交待”，示意嫖客再加钱“买通”。其实，此“通”哪里用得着买？无非是“一个做歹，一个做好，才赚得银子，大是买卖方法”。故《嫖经》云：“夸己有情，是设挣家之计；说娘无状，须施索钞之方。”当然，如果是名妓，也可能相反：鸨母笑脸相迎，盛情款待，一再表示愿意“玉成好事”，一切一切，都“包在老娘身上”，但那位“小姐”，却“千呼万唤始出来，犹抱琵琶半遮面”，架子端得比公主还大。这其实也无非是抬身价，吊胃口，为索要高价作铺垫。“老道”的鸨母和妓女都知道，男人最“贱”。你要是屈意相从，他就不把你当回事；而你越是“摆谱”，他便越是“猴急”。等你把他胃口吊足了，银子骗够了，再给他点甜头，保证他眉开眼笑，下回还来。当妓女与鸨母狼狈为奸、通同合伙、装神弄鬼，拼命从嫖客身上榨取钱财时，她们的心理状态是怎样的呢？应该说，是相当复杂的。第一种是“幸灾乐祸”。持这种态度的，多半是那种憎恶卖笑生涯而又无力自拔者，或是受过嫖客欺骗、污辱、迫害者。她们把对于这一“行业”的仇恨倾泄在嫖客身上，把榨取嫖客钱财作为报复手段。所以，她们越是仇恨嫖娼宿妓，就越会“努力工作”，越会拼命榨钱。最后，到自己临终前，很可能把这些“血泪钱”付之一炬，或投入大海。第二种是“得意洋洋”。持这种态度的又有两种情况，一种是“爱财”，一种是“逞才”，即把榨取钱财看作自己有本事、有能力、身手不凡的一种表现，因此她们也会相当地“积极主动”，而且花样窍门，也会不断翻新。有的妓女之间，还会交流经验，切磋技艺。当然与鸨母之间，也会配合默契，彼此心领神会，共同对付那些有钱的“傻冒”。第三种是“听其自然”。持这种态度的，多半是些既不“热爱”又不“憎恨”妓业者。她们认为，鸨母爱财，是没有办法的事；嫖客好色，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既然他们一个愿打，一个愿挨，那就随他们去好了。反正自己也捞不到什么好处，无非做一天娼妓卖一天笑，做一回婊子献一回身。因此，她们对于鸨母的指使，便既不反抗，也不热心。一般地说，只要能挣到钱，鸨母对她们也还能容忍。但为了防止她们“消极怠工”，时不时地敲打敲打、教训教训，自然也是免不了的。第四种是“矛盾痛苦”。持这种态度的，多半是些“有良心”的妓女。作为妓女，她们深知如不能获得巨额利润，自己便连生存都成问题。但是，当她们遇到一位真心体贴自己的“恩客”时，又会感到“良心上过不去”，有的甚至还会拿出私房钱来“倒贴”。比如唐人传奇《李娃传》中的李娃便是。一开始，李娃不但把荥阳公子的钱财榨了个精光，而且和鸨母通同作案，在荥阳公子一文不名时将其遗弃。但是，当后来看到这位情郎被害得有家难归、有国难投，挣扎在死亡线上时，李娃又搭救了他，还帮助他一举登第，取得了功名富贵。这篇小说“大团圆”的结局，虽未免庸俗，但写李娃心态，应该说还算准确。其实，无论妓女持何种态度，她们都不是、也不可能是榨取嫖客钱财的主谋者，更不可能是这种行为的主要受益者。主谋者和受益者，主要是妓院的女老板——鸨母。鸨母本指老妓，即“妓女之老者曰鸨”。妓女这行当，是名副其实的“青春事业”。任你当年如何风光，一旦人老珠黄，便一文不值。因此，妓女退役的年龄，也相当早。退役之后，有些没什么出路的，或者迷恋青楼、贪恋钱财的，便用自己走红时攒下的私房，租几间铺面，雇几个小妞，自己升格当老板，这就是鸨母。鸨母大约是少数几种最令人憎恶的“行当”之一。俗话说，“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就连太监，也出了郑和这样值得歌颂的人物。但是，古往今来，有过值得歌颂的鸨母吗？没有。中国历来只有“名妓”，没有“名鸨”。鸨母在中国文学作品中，从来就是丑恶形象：拐卖妇女，逼良为娼，教唆卖淫，勾引嫖客，诈骗钱财，拆散鸳鸯，认钱不认人，狗眼看人低，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等等，等等，都鸨母的“德行”。可以说，在文学作品中，鸨母能混个“中间人物”当当，就是天大的造化了。鸨母遭人憎恶，原因也是多方面的。首先，鸨母是妓女卖淫的直接教唆者、指使者、操纵者和受益者。因此，当人们痛恨卖淫嫖娼，又不能认识到这是那个万恶旧社会所使然时，一腔义愤，便会倾泄在鸨母的身上。其实，认真说来，鸨母也是妓女制度的受害者，因为鸨母十有八九出身于妓女。但是，鸨母的这一出身，不但不能引起人们的同情，反倒只能更加激起人们的义愤。因为你明明知道当妓女不是人过的日子，还要把好端端的女孩子往火坑里推，你他妈的还算是人吗？鸨母之遭人憎恶，这不能不说是重要的原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