悠悠南北朝：纵横十六国

前言　　《纵横十六国》是我自1999年夏天开始在网上陆续写作的一部系列作品。当时，我在浙大读研，各类事情繁杂，因此写作也常有间断，到第四部完成时，已经是2001年春暖花开的季节了。从那时至今，屈指算来竟已有整整五个年头。回想当初，自己经常是不知疲倦地趴在电脑前敲键盘到后半夜，直到把一章完成贴到网上，才会感到一丝满足的睡意。不知道是该说现在人老了，还是该说那时太疯狂，自己都难以相信自己当初的那份投入与执着。　　写这本书的起因，是因为读《晋书》时，看了不少英雄人物的事迹，除了免不了会有的崇拜与向往之外，也颇有一些感慨，于是就开始在论坛上发表一篇篇内容连贯而又各自成章的短文，本来只是想评论一下这些历史事件和人物——细心的读者也许会注意到，在本书第一部中议论的段落相对比较多。然而写着写着，自己逐渐深入地了解了这段历史，觉得它在中国历史上具有非常独特的地位，而这样一个承前启后的重要时代，知道的人却还寥寥。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不少，比如传统史家受汉族正统观念的局限，无法客观完整公正地对待和研究五胡历史，很多人都认为那是一段汉人的苦难史、耻辱史，刻意去回避和歪曲它。近些年来，研究魏晋南北朝各类专门史的学者虽然日益增多，研究性著作已然数不胜数，面对广大普通读者的历史读物却大多仍在讨论汉唐明清等朝代的话题，这不能不说是个遗憾。倒是在网络这一新兴媒介上，越来越多的人关注起这段常被遗漏的历史，也有越来越多受到好评的相关作品出现，对于普及历史知识起到了奇效。从一个普通读史者的角度，而不是从一个历史研究者的角度出发，来介绍和评论历史，恐怕是现今这个时代新的治史方式吧。本来，历史这个东西，就不应该只是文人学究案牍翻阅的艰深工具，还应该是老百姓茶余饭后的通俗谈资。我选择通过史实来谈论问题的方式，就是认为这样的形式比那些无聊浅薄甚而枯燥的空谈（或者争吵）显得更有意义。　　把整本书分成四个部分来写，是我起笔不久就已大致构想好的，到了具体实施时，每一部分的侧重点甚至文笔风格就会有或多或少的差异：写第一部的时候我的侧重点还停留在一些特定的历史事件上，着重于那场大动乱中以匈奴为首的各少数民族的表现；而在第二部中我则把注意力放在了一个自己很感兴趣也很佩服的家族身上，用一半的篇幅写了慕容家族史（另一半是后赵兴亡史）；我最喜欢的君主之一就是苻坚，第三部我写了他，把他当作英雄（当然很多人不这么认为）来写，不过越写越觉得快成了一部断代史；到了第四部，自己的很多观点也有了一些改变，虽说很想写成拓跋氏的发家史和统一北方的进程史，但最终所表现出来的却是大时代中各民族的兴亡。如果从纵向的角度来看，第一部写的是后赵时代，或者叫石勒时代；第二部是慕容时代，或者说是鲜卑人的崛起；第三部则是苻坚一个人的时代（王猛可以算作重要配角），或者说是前秦时代；第四部就是不折不扣的群雄时代了。书的全名叫作《纵横十六国，煮酒话英雄》，其本意就是要讨论所谓的英雄人物（至少从我的角度来看是这样的，但恐怕无法面面俱到），所以除了以上的主要人物外，每部中都安排了一些篇幅描写其他的英雄，比如第一部中的刘渊、李雄、陈元达、张宾、刘琨、祖逖，第二部中的石虎（虽然是个暴君）、张重华，第三部中的桓温、姚襄、慕容垂、苻融，第四部中的苻登、姚苌、慕容垂、姚兴、沮渠蒙逊、赫连勃勃、崔浩、刘裕（对于这个人物，我所能给他的篇幅是相当有限的，我很愿意在本书的续作——一本关于南北朝的书中着重写写他）。英雄人物很多，是因为历史给他们的机会很多，舞台很大，他们各自的不同表现，正说明了群雄逐鹿的大分裂时代的丰富多彩。　　关于民族纷争时代的历史，如前所说，国内不少人常常有狭隘而带有偏见的观点，这原本无可厚非。中华民族绵延至今，积压了太多沉重的历史包袱，想要轻松岂会如此容易。不过，我想到我的一个加拿大朋友曾经对我说的一句话，他说：“一个国家（他的本意自然是在说加拿大）就像一个巨大的舞台，每一个民族，每一个人都有足够的自由，去做他们想做的，去展现属于他们的东西。”我把这句话留给读者思考。　　本书写到第三部时我几乎放弃，真正写完的时候正值我心情不佳，杜甫说“文章憎命达”，的确不假。这期间需要感谢的，是多读的几本闲书——黎东方先生的“细说历史系列”。黎先生在他的《细说三国》一书的开篇，有一段很精彩的开场白：　　“西洋人谈西洋史，常常有某一民族衰亡，另一民族继起的说法，或是某一文化崩溃，另一文化诞生的说法。汤因比（Arnold Toynbee）与前人不同的地方，是改用‘社会’一词，代替‘民族’或‘文化’，并且补充了一点：某一社会崩溃之后，其构成要素可能被次一社会所局部保存。汤因比喜欢说，‘中国社会’在佛教进入之时已经崩溃，此后不再有中国社会，而只有‘远东社会’。　　……　　“在实质上，中国史与西洋史不同。我们的周朝，十分灿烂，却不是昙花一现的希腊；我们的汉朝，十分雄伟，而不是一衰而不可复兴的罗马。我们中国人具有西洋人所没有的韧性，我们的朝代虽有兴亡，国势虽有盛衰，而我们的民族自从埃及、巴比伦之时便一直屹立于东亚，不曾死亡，而且继续发展。　　“三国演义的作者罗贯中，或其修订人毛宗岗，说出一句令人难以驳倒的话：‘话说天下大势，合久必分，分久必合。’这等于说：‘治久必乱，乱久必治。’这种话，西洋人说不出来。他们对于他们国家的未来，不可能有如此乐观的信心。”　　掩卷沉思，细细想来，果真如此。西方人凡谈起其历史上的朝代更替与国家兴衰，几乎无不与悲剧联系起来，大至国家民族的悲剧、小至个人家庭的悲剧，皆源于“乱”。而在中国，诚然有《桃花扇》、《长生殿》这样的历史悲剧，更多的则是像《三国演义》这样的浪漫主义历史小说，反复演绎着“轮回更替，兴衰使然”的道理，尽管有“是非成败转头空”的感慨，却都能“尽付笑谈中”。所以读中国历史，是件“美妙”的事，乱世的历史，尤其如此。　　读史的最大乐趣，在于它勾起人的思考，使人不论是对过去，还是对未来，都会产生一种急切的探知究竟的欲望。这种欲望，乃是人的本性，因为这“外界的刺激”而爆发出来。历史本来是过去的事情，却与现实紧密相连，让读者能够与前人同呼吸共命运，随之产生内心的共鸣。　　人生能有这样美妙的经历，还有什么困难不能克服呢？　　《纵横十六国》系列最初是贴在浙大的两个论坛：飘渺水云间和笑书亭上的，前后连载了近两年。后来有幸得到某些网友的喜爱，转载到了其他许多网络论坛上，我在自己的个人主页上也留有一份原稿。这次重庆出版社非常诚挚地找到我希望出版整本书，让我十分感动。我花了将近两个月的时间在原稿的基础上作了不小的修改，增加了数万字，并在正文后附上了帝王纪元表、年表和人物索引表，便于读者查阅相关信息，希望能够对读者有所帮助。　　至于我自己，则再无其他的奢望。写一点东西，即使只有一个读者，我也已知足。　　陈羡　　2006年3月于加拿大艾城　　序章 从三国归晋说起　　——这是《三国演义》的尾声，也是十六国故事的序幕　　西晋咸宁五年（公元279年）十一月，晋军大举伐吴，仅仅半年之后，苟延残喘于江南一隅的东吴即告灭亡，吴主孙皓面缚舆榇出城投降，延续了60年之久的三国分立局面，终于结束。　　几个月后，孙皓被押送到洛阳，晋武帝倒还不错，赐他个归命侯的爵位。　　这天，晋武帝召见孙皓，指着给他设的座位说：“我给你留着这个座位很久了。”　　孙皓答道：“我在南方的时候，也设立了这个座位等着陛下呢。”晋武帝倒是并不在乎他的答话，一笑了之。　　可是谁又能想到，这竟然是一个可怕的预言呢？三十多年之后，司马炎的后代们就不得不在那个南方的座位上继续维持他的大晋王朝。　　晋惠帝永兴元年（公元304年），匈奴贵族刘渊在左国城（今山西离石）称汉王，宣告独立；几乎是同时，氐人李雄，依仗着手下的一批流民，在成都自称成都王。这一切，使得稍有头脑的人相信，司马家的统治者们该为他们的荒淫无度还债了，而这一切，也宣告了十六国乱世的开始：数年之后，刘渊之子刘聪先后攻陷洛阳和长安，在将西晋的最后两个皇帝侮辱了一番之后将他们杀害，晋朝的统治者和士族大夫们就此被赶到南方，在那里开始他们的偏安生涯。　　此时的北方，大乱仅仅是刚刚开始。刘聪死后，北方分裂成两个赵国：刘曜、石勒，一西一东，各占一方。石勒，作为十六国时期第一个真正的风云人物，在两个赵国的连年征战中取得了胜利。然而，乱世并没有因此结束，二十年之后，当氐人的秦国和鲜卑人的燕国在昔日两个赵国的土地上建立起各自的国家，并且继续对峙的时候，也许今天的人们可以明白什么叫做“民族矛盾”。苻坚灭掉了最强劲的对手慕容燕，以及众多周边小国之后，似乎天下该回归一统了吧，而后的一场淝水大战，使得平静了几年的北方重新回到从前的状态。姚苌和慕容垂，作为两位“苻坚的叛徒”，也作为一代奸雄，将庞大的前秦版图撕个粉碎。后秦、后燕，乃至众多诸如后凉、西秦、夏等等弹丸小国的出现，使得人们怀疑，这个乱世是否要永远乱下去了？　　幸亏，一股新生的势力在更北的北方兴起。拓跋氏的北魏，在大家的不知不觉中，竟成为逐鹿中原的强劲势力，伴随着十六国一个一个的衰落下去，中国的北方终于重新统一成一个完整的国家，但当这些成为现实的时候，距离乱世的开始已经有135年之久了。　　在这将近一个半世纪的时期中，中原大地分分合合，就如同那时的黄河入海口一样，不可捉摸，而在这场中原争夺战中，有明主，有贤臣，有暴君，有奸佞，当然也有称得上英雄的。三国的故事可谓脍炙人口，三国人物也是妇孺皆知，但比起时间跨度超过其一倍的十六国时期，可谓是“小巫见大巫”了。　　十六国，关于每一个国家几乎都可以说上一大段传奇故事，讲述一大群风云人物。那么，就让我们从晋国的衰败和南匈奴的崛兴说起，进入战火纷飞的十六国时代吧。　　晋惠帝元康元年（公元291年）开始的“八王之乱”，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由皇族内部争权夺利引起的大纷争中持续时间最长、影响规模最大的一次。这场变乱从表面上看，好像是源自于贾南风女士所引起的一场宫廷政变，实质上却与晋朝自立国起从皇室到士大夫的全面腐化有着密不可分的关联。动乱前前后后一共延续了十六年。　　第一部 永嘉之乱　　一、南匈奴兴起　　晋武帝司马炎尽管比起他老爹司马昭差了许多，和他老祖父司马懿相比更是差之远矣，但无论如何还算是个精明之人，可是他的那位太子司马衷却是个地道的傻瓜。如果说东汉的灭亡很大程度上是源于桓帝、灵帝的昏庸，蜀国的覆灭则与刘禅的资质愚钝大有关联，那么，司马衷这个白痴当上晋朝皇帝之时，也就意味着离天下大乱的时间已经不远了。（司马昭这家伙在耻笑刘禅昏庸之极的时候，如果知道自己孙子将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恐怕就再难笑出来了吧，刘禅比起司马衷，简直是“小白痴见着大白痴”了。）　　其实晋武帝在位的时候，也已经意识到让他这位太子当皇帝可能不太行。既然心里不放心，那自然还是有办法的，办法之一就是找些疑难国事考考太子。于是有一次他特地送给太子一堆有关日常公事的文书，要看看太子究竟如何处理。太子拿到文书，自然是答不上来，但没曾想这太子虽然是个白痴，他的老婆却相当厉害，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丑女皇后贾南风。　　贾南风能够成为太子妃，很大程度上源于她的出身，她父亲便是晋朝的开国权臣贾充。当初要册立太子妃的时候，武帝就对与贾家联姻这件事很有意见。他认为贾家之女是“妒而少子，丑而短黑”，这家的种不怎么样，可是由于皇后等人都是贾氏一党，争执的结果，武帝不得不让步，这才答应了此门亲事。　　贾南风比太子还大两岁，是个忌妒成性的女人，她在后宫见到怀了太子孩子的侍妾，常常随手一把戟扔过去，当场就将胎儿活活打下来，真是既野蛮又血腥。武帝几度想废掉她，都因为后宫和朝臣的反对而不了了之。而贾南风玩弄权术的水准则更不是寻常后妃所能及的，在中国历史上也可以排得上号。此次太子策试，明摆着是关系到太子是留是废的大事，她赶紧找来太子身边的能人，为他代写了一份答卷，文中引经据典，说得头头是道。贾南风看了很高兴啊，心想将这份答卷上交，定能博得皇上的喜爱。　　这时候旁边有个太监叫做张泓的提醒她说：“太子没有学问，这个皇上也知道啊，如今要是把答卷写得如此引经据典，恐怕会穿帮啊。”　　贾南风一想，是啊，幸亏你给提个醒儿，赶紧让张泓重新写了份粗浅得多的答卷，让那位白痴太子抄写一遍。（还好，这位太子还不是文盲，能写那么几个字，看来不属于弱智儿一类。）　　武帝一看答卷，啊，还可以呀，虽然答复得不怎么样，但终归还是明白事理的嘛，于是太子终于得到了保全。　　这位白痴太子当了皇帝以后，闹出的笑话还真不少。一次在后花园游玩，听到池子里的蛙声，他就问身边的太监们：“这小东西叫，是为官家呢，还是为私家呢？”（像是搞笑专家呀。）　　还真有位机灵的太监，想想就说：“在官地里的就为官家叫，在私地里的就为私家叫。”　　后来天下饥荒，他听说有很多百姓饿死，觉得很奇怪，就提出一个问题：“为什么不让他们吃肉粥呢？”　　晋朝出了这么个傻皇帝，于是天下政纲大乱，内忧外患接踵而来。所谓“内忧”，就是长达十几年之久的“八王之乱”，司马衷的叔伯兄弟们围绕着皇上的宝座，开始自相残杀，使得晋室内部已是奄奄一息；而所谓“外患”，那就是南匈奴刘渊部的兴起。　　关于南匈奴的由来，源于汉高帝与冒顿单于和亲。一部分匈奴人在经过与汉朝皇室的多次和亲之后，和汉人相处的时间较多，他们的子孙认为自己是汉室皇族的后代，就改姓了汉朝皇帝的刘姓。　　东汉初年，当时匈奴的乌珠留若鞮单于（晕！好长好别扭的名字）之子自立为南单于，入居长城以南地区，并在离石（今山西）等地建立了自己部族的定居地。黄巾之乱，单于羌渠派他的儿子於扶罗带兵协助汉朝，讨伐黄巾军。　　可是没想到天有不测风云，匈奴发生内乱，羌渠被手下所杀。於扶罗回不了北方，就留在了汉朝，自称是匈奴单于，他的部族大致集中在现在的山西、河东地区。於扶罗死后，其弟呼厨泉继任单于，而於扶罗的儿子刘豹则被封为左贤王。（前面这些单于们的名字真够长的，或许是熟悉了汉族的单音节语言，他们也觉得匈奴语叫起来太麻烦，于是到了刘豹这一代其名字已与汉人无异了。）　　曹操平定北方以后，将南匈奴众多部落按地理位置分为左右南北中五部，各部首领皆为刘氏，他们基本都聚居在晋阳（即今山西太原）一带的汾河流域，这刘豹就是左部之帅。　　刘渊便是刘豹之子，此人自幼博览群书、熟读兵法，同时又武艺高强，膂力过人，在当时可以算是个文武全才，称得上出类拔萃的人物。晋武帝还没有灭吴之时，就曾有意提拔他，“任之以东南之事”。但很多大臣指出：刘渊之才，当今天下无人能比，如果让他伐吴，恐怕是有去无回啊！（又一个孙权？）所谓“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呵呵，这句话在十六国时期真可以说是被用滥了，想想一个晋朝，还不是被自家兄弟好好的给毁了，所以说搞种族歧视一类的东西，并不能解决问题。不过，话说回来，要是当时武帝真的派刘渊讨伐东吴，恐怕十六国历史得通通改写了。）　　伐吴虽然没去成，但刘渊凭借他的才干，却依旧能够不断扩大自己的势力。刘豹死后，刘渊继任南匈奴左部帅一职，他刑法严明，又广纳贤士，幽州、冀州一带的读书人，都仰慕他的威名，纷纷投到他的部下。　　晋惠帝（司马衷的谥号）元康末年，成都王司马颖被任命为镇北大将军，镇守邺城。鉴于刘渊的影响力，就起用他为宁朔将军、监五部军事，将他调到邺城。　　这时，“八王之乱”开始，天下大乱，匈奴部族也自然有些想法了。刘渊的从祖，原北部都尉、左贤王刘宣等人在一起议论时说：“从前，我们的先人与汉室约为兄弟，忧泰与共。自汉亡以来，魏晋代兴，我们的‘单于’虽有虚号，却没有寸土之业，从王侯降为编户（与普通老百姓无异了吧）。现在司马氏骨肉相残，四海鼎沸，看来是我们兴邦复业的时候了。”　　众人都认为刘渊“姿器绝人，干宇超世”，一致推他为大单于，并派同党呼延攸到邺城密告刘渊。刘渊也是早有此心，便借故向司马颖请归，司马颖毕竟心有疑虑，并未放行。刘渊只好让呼延攸先回去捎上口信，命刘宣等人召集匈奴五部人马及其他的胡人，以响应司马颖为名，准备起事。于是晋室江山在风雨之中，已是摇摇欲坠了。　　二、刘渊建汉　　从晋惠帝元康元年（公元291年）开始的“八王之乱”，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由皇族内部争权夺利引起的大纷争中持续时间最长、影响规模最大的一次。这场变乱从表面上看，好像是源自于上文提到的贾南风女士所引起的一场宫廷政变，实质上却与晋朝自立国起从皇室到士大夫的全面腐化有着密不可分的关联。动乱前前后后一共延续了十六年。可惜咱们的文章没兴趣讨论这八位王爷以及他们各自的势力是如何此消彼长，自相残杀的，司马氏一族没什么可以称道的人物，若是单独讨论“八王之乱”的历史，恐怕可以另起一文。　　到了刘渊准备起兵的永兴元年（公元304年），当时皇族势力已折损大半，连那个祸首贾南风也早已丢了性命，八王之中仅只剩下了三位，那就是成都王司马颖、河间王司马颙和东海王司马越。刘渊的顶头上司司马颖由于在前一段讨伐长沙王司马乂时功勋较大，被封为皇太弟，执掌朝廷内外的大事，且手握兵权。但这位“皇太弟”也是位公子哥式的人物，掌握大权却不知自重，所谓“嬖幸用事，大失众望”。　　既然有人占着位子不干好事，那就自然有人准备取而代之，这位老哥便是东海王司马越。此时司马颖身在邺城，却把惠帝留在了洛阳城里。司马越一想，这不是天赐良机吗，正好给他来个“挟天子以令诸侯”。于是纠集一批嫡系，进入皇宫，声称司马颖是叛逆，要戒严讨之，接着便带着那位白痴皇帝出兵讨伐，自己就做了大都督，传檄天下，招募兵众，并且通知河间王司马颙一同讨逆。　　消息传到邺城，群将震惊，司马越打着“御驾亲征”的幌子还真能糊弄不少人，有人劝司马颖还是脱下盔甲，穿上缟素，出城请罪，也有人劝他亲自出面，奉迎圣驾。司马颖早将白痴皇帝视为无物，岂能害怕？他怒斥手下道：“亏得你们这些人通晓事理，前来投奔我；现在天子被一群小人所逼，你们却竟然叫我送上门去，束手就擒！”　　他当即派了五万士兵迎战司马越，看来司马颖的手下果然是国家的正规军，训练装备等各方面情况都要优于对手，两军交战，司马越的那批乌合之众当即崩溃，司马越十分狼狈地逃回自己的封地。司马颖乘机将在战争中又受伤又受惊的皇帝接进邺城，倒过来攻打起国都洛阳来。（所以说“挟天子”也不是什么灵丹妙药，并不是人人都可做得的，假若自身的能力和实力不够强却硬要拿个皇帝来充门面，弄不好号令天下玩不成，反倒坏了自己的事。）　　这下可好，一方说是“你挟持天子”，一方说是“你意图谋反”，反正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几位王爷斗来斗去还不算，又来了些凑热闹的。安北将军王浚因为当初与司马颖就有不合，这下便乘着乱劲儿叫上司马越的弟弟并州刺史司马腾以及鲜卑、乌桓各部，起兵讨伐司马颖。　　刘渊此时正琢磨着如何离开司马颖，回他的老家左国城起事，一看这下机会来了，于是对司马颖说：“如今二镇（王浚、司马腾二部）声势浩大，号称十几万大兵，恐怕凭咱们目前的兵力难以抵挡啊，我愿意回去说服我们匈奴五部共赴国难。”　　司马颖也正愁手下没兵呢，但还是有些犹豫：“你这五部难道都能发兵？如果真能发兵，鲜卑、乌桓二部也不好搞定啊。我看不如先回洛阳躲躲他们的风头。”　　刘渊心想，得，看来得说点大话了，于是就说：“殿下您是武帝之子，可是要匡扶天下的呀，如今四海之内，哪个不愿为您效死呢？王浚、司马腾是什么东西，竖子而已，怎么可以与您抗衡？殿下若是示弱于人，恐怕天下的威权便要失去！至于鲜卑、乌桓之类的东胡兵马，则远不及我们匈奴骑兵凶悍。只要殿下固守邺城，等我带来五部人马，看我用二部灭司马腾，用另外三部灭王浚，讨平二贼，指日可待啊！”　　司马颖也是个爱听好话之人，一阵吹捧便不知道自己姓什么了，当即便拜刘渊为北单于、参丞相军事。　　刘渊早不在乎这些名分了，当下马不停蹄回到左国城，左贤王刘宣等匈奴贵族见到首领归来，群情激奋。刘渊在众人的簇拥之下名正言顺地登上了大单于的宝座，并以离石作为匈奴各部的都城，仅仅半月时间，便已招集了五万人马。　　然而那边司马颖却根本对不住刘渊当初的一番“表扬”，王浚的部下率领鲜卑部攻打邺城，司马颖大败，带着皇帝就逃回洛阳去了。　　刘渊叹道：“司马颖不用我言，以至溃败，真是个奴才啊！”（这才是心里话，哈哈，骂得好，司马氏家族的这帮公子哥们整个一堆奴才！）一边说，一边就想信守诺言，派兵救援，讨伐鲜卑。　　刘宣等人进言：“晋人像对待奴隶一样地对待我们，如今他们骨肉相残，这正是天赐良机让我们复兴当年呼韩邪单于的伟业。鲜卑、乌桓和我们一样都是游牧民族，可以作为我们的同盟，为什么要进攻他们呢？我们现在千万不可前功尽弃。”　　刘渊点头赞道：“也对！大丈夫要做就做顶天立地的大山冈，岂可当趋炎附势的小土丘？自古没有永恒不朽的帝王，大禹出自西戎，周文王生在东夷，只要有德就能得天下。我们现在有精兵十几万，对付晋朝军队更是以一抵十，灭晋朝还不是摧枯拉朽的事，即使不能效法汉高祖，至少也要成就魏武帝的功业。不过尽管如此，我们未必能得到晋人的支持。汉有天下长久，恩德已结于人心，所以刘备据一州之地亦能与天下抗衡。我又是汉室的外甥，彼此约为兄弟，如今哥哥已亡，我这做弟弟的当然得继承他的事业。我看咱们就用汉朝的国号，远尊后主刘禅，获取民心。”（真是让人无言以对，也不晓得当年遭遇白登之围的汉高帝刘邦要是能预知数百年后，围他的匈奴人居然要打着他的国号，追尊他的子孙建国，不知会做何感想。）　　晋惠帝永兴元年十月，刘渊在左国城即汉王之位，追谥蜀汉后主为孝怀皇帝（所以后主刘禅也可以称为汉怀帝，可惜十六国从来就不被承认为正统，因此也不会有人承认这个谥号。说起后主让我想到前些日子看电视剧《三国演义》，讲到诸葛亮誓师兴兵时，有人来报“后主刘禅有旨……”，这样的对白真是让人汗颜，且不说他直呼皇帝姓名就该斩首，就说这“后主”二字，历代各朝中的“后主”一般指的是“最后一任君主”，试问刘禅在位时，岂可说他是“后主”？这样的人该杀——央视犯如此缺乏历史知识的错误，更是该打，呵呵，让我“心服口服”啊），并将自汉高帝以下的三祖五宗供入宗庙（关于刘渊列的这个汉朝的三祖五宗，历来都有争执，事实上现在我们看到的史书记载，汉朝的庙号中只有两个祖，即太祖高帝（这个常常被人错当成高祖）以及世祖光武帝，第三个祖应该是指蜀汉的开国君主昭烈帝刘备，但是已经无法考证他究竟是个什么祖了。至于五宗倒是非常明确的，即太宗孝文帝、世宗孝武帝、中宗孝宣帝、显宗孝明帝、肃宗孝章帝。由此也可看出汉朝的庙号制度是相当严格的，只有开国皇帝才可以称祖，只有成就非常杰出的皇帝才可以称宗，不像唐宋以后基本上是个皇帝就能混个庙号），改元元熙，大赦天下，汉王国就此开国，而这一事件，也宣告十六国的好戏正式开场了。　　三、文“达”武“曜”　　刘渊做了汉王以后，一面加紧备战，准备征讨晋朝，一面也是努力收罗人才，他手下有两个人，一文一武，十分有名，一个是匈奴后部陈元达，另一个便是刘渊的族子建武将军刘曜。　　陈元达出身十分贫寒，但却“少有志操”，自小便是一边种田，一边读书，很有些才华。但他一直到四十岁时，也很少与外界交流，更谈不上取得什么成就。　　刘渊做左贤王之时，便听说此人的才能，要招他为官（晋朝的时候可还没有什么科举考试，官吏除了世袭以外，就主要是沿袭汉代实行的“察举征辟”制度，在魏晋时期，这一制度由于“九品中正制”的推行并不盛行），陈元达没有答应。　　待到刘渊做了汉王，有人就问元达：“从前刘公地位不高之时招你去，你却蔑而不顾，如今做了汉王了，怎么样，你怕不怕呀？”　　陈元达淡淡一笑，道：“这是什么话？此人资度非凡，有包容宇宙之志，我知道这些很久了。当初我之所以不去，只是他的时运未到，我可做不到整天没事的时候就在他身边唠里唠叨的，刘公也必知我心。你看着吧，我料不出两三日，他的书信必到。”　　果然当天晚上，刘渊便派人来招陈元达做黄门郎（相当于高级秘书，出谋划策的人物）。原先那个挖苦他的人不禁惊叹道：“您也太神了吧！”　　陈元达来到刘渊帐中，刘渊埋怨他说：“卿若早来，岂为郎官而已。”　　陈元达答道：“我以为人之才能，各有其‘分’，任人过‘分’就本末倒置了。我若早来，恐怕大王就得赐我做个九卿、纳言什么的，这些都不是我的‘分’，我岂能承担？所以我一直静待时机，等到我的‘分’到了，我自然会来，这样大家都可免去可能的麻烦，不是很不错吗？”刘渊大喜。（人需有自知之明，陈元达知道自己能做好什么，做不好什么，发挥自己最擅长之处，可谓高人一等，我以为他的话值得我们多多回味。）　　刘曜是刘渊的族子。他从小是个孤儿，刘渊养之为子。这小子从小就有过人之处，八岁的时候，跟随刘渊出外打猎，遇到大雨，便在大树下避雨，忽然一个惊雷打来，众人无不趴下，唯有刘曜神色自若。连刘渊也惊叹道：“这个孩子可是我家的千里马呀！”心想仅就这些表现来看，前途不可估量啊。　　刘曜武艺十分了得，且箭法精准，射铁而透之，当时人称“神射”，他又常常自比乐毅、萧曹（看来这些可不是诸葛孔明的专利），时人都不以为然，唯独刘渊之子刘聪总是说：“永明（刘曜的字）乃是刘秀、曹操那样的人物，乐毅、萧曹何足道哉？”　　刘曜性情孤高，甚不合群，年轻时常常浪迹天涯，二十岁时他在洛阳犯了案子，便亡命到朝鲜，幸好碰上天下大赦，才重新回到中原。　　刘曜自觉性情与众不同，恐怕不容于世，便隐迹于管涔山，终日以琴、书二物为友。一夜在山中，忽见两个童子走上前来，说道：“管涔王命我们拜见赵国皇帝，献剑一口。”两人置剑而去。刘曜秉烛观之，但见此剑身长二尺，光泽异常，剑鞘以赤玉所饰，背上有铭道：“神剑御，除众毒。”这把剑还可以顺应四季的温度气候改变颜色，刘曜认定是件宝物，于是就把它佩在身上。（此段故事似有武侠小说之风，颇类老金惯用之“风格”，《晋书》里如此风格的奇闻轶事还有不少，大部分都属于一家之言的道听途说，这也使《晋书》作为一本正史而颇受人诟病，不过从阅读的角度看，多一些这样有趣离奇的记录也为平淡的史实颇添了几分色彩。）　　像陈元达、刘曜这样的人才在刘渊手下为数不少，二人并不是凤毛麟角。刘渊对于前来投奔他的人士，一概论才任贤，因此刘渊的势力在河东一带不断壮大，也绝非偶然。　　此时本已乱成一团的中原晋朝，见又有人叛乱，便派人讨伐。司马腾派遣部下聂玄攻打刘渊，两军大战于大陵，聂玄的军队被打得大败，司马腾率并州的二万余户逃往山东，刘渊派遣刘曜和冠军将军乔晞乘胜攻下太原、长子、介休等多处并州要地。这过程中还发生了一支小插曲：乔晞攻入孤城介休时，介休县令贾浑拒不投降，被乔晞所杀。乔晞见贾浑的妻子宗氏年轻美貌，起了歹心，要纳她为妾，宗氏执意不从，一面痛哭死去的夫君，一面破口大骂乔晞是欺男霸女的“屠各奴”（刘渊的部族又称屠各，因此被汉人蔑称为“屠各奴”），骂得乔晞恼火，把她也给杀死了。这事传到刘渊耳中，他勃然大怒，说：“假若天道有知，乔晞这龟孙子一定断子绝孙！”当下命令厚葬贾浑夫妇，又把乔晞降秩四等，以儆效尤。介休一带的百姓，怀念贾浑夫妇忠贞不屈，至今仍辟有供奉他们的殿堂，称为龙天殿。刘渊的这番追尊忠臣的举动，虽不免带有“乱臣贼子”做秀的成分，但也可以反映出刘渊在这一时期是非常看重民心向背的。　　第二年（公元305年），不甘失败的司马腾又遣司马瑜、周良、石鲜等将进攻刘渊，两军相遇在离石汾城一带，刘渊以武牙将军刘钦等人率领匈奴各部精锐骑兵全力拒敌，再一次将毫无斗志的晋军打得溃败而逃。刘渊在并州与司马瑜的军队一共交战四次，连战连胜，打得晋军一时无法再组织起抵抗力量，这不但振奋了匈奴各部的士气，也大大鼓舞了天下乱民的信心，全国各地的反叛浪潮愈发猛烈。以流民起义起家的蜀中李氏，此时更是不满足于刚刚自封的成都王的地位，而欲称帝了。我们暂且按下刘渊不提，来看一看十六国中第二个国家——李氏的成国，是如何发迹的吧。　　四、蜀中流民　　说到在蜀地兴起的成国，我们就不得不先讲讲元康年间的连年自然灾害。在《资治通鉴》中，翻到这几年的历史，我们就会看到以下这些文字：　　〖（元康四年）是岁，大饥。　　（元康五年）荆、扬、兖、豫、青、徐六州大水。　　（元康六年）关中饥、疫。　　（元康七年）秋七月，雍、秦二州大旱，疾疫，米斛万钱。　　（元康八年）秋九月，荆、豫、徐、扬、冀五州大水。〗　　五年之中灾难频发，而其中涉及关中的，就有三件，作为当时全国的重要地区（关中的长安一直是以西都这样的重要地位存在的），这些自然灾害不可能不造成一定程度的社会动荡。（所以我认为不仅是人祸，公元三世纪末的连续天灾也是导致以后一百多年十六国混战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这一点我将在后文再次提及。）　　元康八年（公元297年）的关中大饥荒，略阳、天水等六郡的十几万流民被迫背井离乡，纷纷涌入当时比较富足的蜀地。在庞大的流民队伍中有这么一族人，在逃荒的路途中，他们十分热情地帮助照顾那些老弱病残，甚得众心。这一族人，便是巴氐人李特和他的兄弟李流、李庠等人。巴氐本是川蜀一带的一个部族。张鲁占据汉中的时候，李特兄弟的祖父李武便投奔了他，曹操攻下汉中的时候，便把以李氏为首的这一部族迁入关中略阳，号为“巴氐”。李特兄弟的父亲李慕则在曹魏时做过东羌猎将，统领氐、羌等各部。　　由于贿赂了当时朝廷派来调查情况的官员，流民进入故土蜀地后，得以大量的留在蜀地。以后流民分散到蜀中各地，朝廷已无法禁止。当时李特进入蜀地，看到了这里的地形后，曾经说出这样一句令“闻者异之”的话：“刘禅有如此之地而面缚于人，岂非庸才邪？”　　当时的益州刺史赵本是在“八王之乱”初期得势的贾南风的姻亲，一直势力很大，由于李特等人进入益州之后颇以材武闻名，得到了赵的重用。到了永康元年（公元300年），贾南风失势被废，朝廷任命成都内史耿滕取代赵做新的益州刺史，赵哪里还愿认命，他原本就有割据蜀地之心，此时打听到耿滕秘密上表要求朝廷遣返蜀地流民，便乘机煽动流民的愤怒，起兵击杀了前来上任的新的益州刺史耿滕，自称益州牧、大将军、大都督。　　但赵实乃庸才，虽然独据了益州，却不善于处理内部矛盾，李特的三弟李庠骁勇善战，很有些威望，赵虽用他却心怀忌恨。加上当时身边一帮出主意的人又添油加醋地鼓吹一番，说什么“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呵呵，第二次出现这句话了啊，可不是简单的重复哦），又说“此乃倒戈授人也，宜早图之。”赵一想有理，便找了个有意谋反、大逆不道的借口把李庠给杀了。当时李特、李流兄弟都拥兵在外，赵赶紧又将李庠的尸首交给李特，派人去对他们说：“李庠虽然已伏罪被杀，但你们兄弟与此罪无关。”让他们仍然做他们的督军。（赵氏既杀李庠，却又把李庠的尸首交还，还留给李特兄弟兵权，恐怕挑衅也没这样的吧，如此还愁李氏不反？真是岂“庸才”二字可当！）　　李氏兄弟十分怨恨赵，更引兵杀向绵竹。此时正好赵手下的几名心腹自相残杀，最终导致其内部力量大大削弱。李特乘夜偷袭赵派来的军队，一把火将赵的部下费远等人的各部人马烧死大半，更顺势攻入成都，赵带着一家老小仓促出逃，在半路上终于自尝恶果，被手下人所杀。　　李特占据成都后，派遣使者向洛阳方面说明了赵的罪状。朝廷任命梁州刺史罗尚为益州刺史，进入益州，罗尚左右认为应早日除掉李氏这个大患，罗尚不从。罗、李双方似乎相安无事，罗尚做他的刺史，李特则屯兵于绵竹一带，并且设立大营收留流民。　　但是罗尚进入蜀中的任务便是要遣返大批的流民。李特则多次帮助流民向罗尚请求暂缓遣送，罗尚一面向李特派去的使者阎式表示同意请求，一面却在暗暗准备进攻李特的流民大营，不想阴谋被阎式看破，回去后向李特提出要做好准备。　　数日后的一天晚上，罗尚果然派遣三万人马偷袭流民大营，军队走近营地，见李特在营中正睡着安稳觉呢，自以为得计，便发动猛攻，刚一进入营地，只见伏兵四起，流民组成的军队向他们杀来，罗尚的军队被打得落花流水。　　李特凭借以六郡流民为基础建构的军队，乘着胜利的势头，不久便攻下了广汉，并与当地百姓约法三章，果然将广汉搞得井井有条，当地人的歌谣也道出了其中的差别：“李特尚可，罗尚杀我。”　　罗尚在李特的接连进攻中节节败退，只好据江与李氏对峙。　　晋惠帝太安二年（公元303年），李特渡江大败罗尚，攻下蜀郡，罗尚退守太城，向李特求和，李特以为蜀中已定，并不做防备。因当时军中粮少，李特便将六郡流民分散到各个村落吃饭。李流指出：“我们刚得到这些地方，人心还没有稳定下来，现在应该聚兵一处，以防不测，而不可分散部队。”李特之子李雄也持这一观点。但李特当时错误估计形势，十分生气地说：“如今大事已定，我们只应安定民众，岂可胡乱猜忌呢？”（取得了暂时的好局面就错误判断形势，自以为是，这是自古以来农民起义常犯的毛病，尽管李特的流民起义更像是有组织的叛乱，算不得严格意义上的起义。）　　事实证明李流的担心不无道理，不久罗尚得到荆州等地派来的援兵。晋军乘着李特的军队分散在各地，带兵突袭李特的营地，由于晋军势盛，各村落纷纷反叛，李特的军队被打得大败，李特在乱军中被杀，李流、李雄以及李特的另一个儿子李荡各自退守。　　不过，这一下倒是给流民的军队提了个醒。不久，李流率领李荡、李雄各部军队袭击罗尚的军队，大败之，流民的士气重新振奋起来。李流乘胜一直追到成都城下，罗尚吓得紧闭城门，坚守不出，李荡不慎中矛而死。　　李特、李荡的先后阵亡令李流心生恐惧，眼看荆州援军将到，他竟采纳了妹夫李含的进言，以自己儿子李世和李含的儿子李胡为人质，准备向晋军投降。李雄等人拼命谏言，眼看无济于事，幸好，这献质请降的计划激怒了李含的另一个儿子——驻守梓潼的太守李离。　　李离从梓潼火速赶来，却没赶上向李流进谏，只好来到李雄的营中商讨补救措施。　　李雄说：“如今的办法，就是起兵袭击荆州援军；可是那俩老头（指李流、李含两位）却不同意，如之奈何？”　　李离提议道：“不如我们私下行动？”　　李雄得了支持，便与李离一起来到流民们面前，号召道：“我们已经谋反多时，杀了许多蜀地的官兵乃至百姓，如今一旦束手就擒，就只能任凭宰割了，眼下之计只有同心协力打败荆州的援兵才能共享富贵！”众人听了深受鼓舞，纷纷跟随李雄、李离突袭荆州援军，原来那荆州援军也不过纸老虎一般，一战就被击退。这一胜利也让险些走错路的李流惭愧不已，他称赞李雄：“兴吾家者，必此人也！”从此十分器重李雄的才干，将军事方面的事务一概交给他处理。　　李流在当年就生了重病，临终前将身后大事托付给李雄。李流去世，众人共推李雄为主。李雄以郫城为都，自称大将军、大都督、益州牧，率领军队继续与罗尚的军队作战。他先是击退前来袭击郫城的罗尚，继而又攻下犍为，截断成都的粮道。孤立无食的罗尚不堪李雄的连续进攻，只好在夜里从水路逃出城去，李雄终于得偿所愿，攻入成都。到了第二年，也就是刘渊起事的永兴元年，李雄自称成都王，改元建兴，废除晋朝法律，重新约法七章。　　晋朝内部正因为“八王之乱”而根本无暇四顾，蜀中得到了暂时的安定。两年之后，也就是晋惠帝光熙元年（公元306年），李雄又即皇帝位，改元晏平，国号大成，他便成为十六国中第一个自称皇帝的人。　　（事实上，三国时期的分裂对于以后300多年的历史特别是十六国的分裂局面是有相当大的影响的。由于三国的存在，从秦汉时期开始建立起来的所谓皇族正统思想受到了严重的冲击，人们开始对其提出质疑。原本统一全国的晋朝是有条件重新建立起一套正统的体系，但又因为皇族自身的原因，这个新王朝却没有重新确立正统。尽管后世大多数历史学者都承认晋朝的正统地位，但这种威信是值得怀疑的。关于魏、蜀孰为正统的观念争执了一千多年，最终也没有一个让人信服的观点。而在当时，很多人也以能成就类似刘备的功业为奋斗目标，占据蜀地的地位并不低。三国末期钟会就曾说过：“退保蜀汉，不失作刘备也。”这也就是为什么李雄仅据益州即敢称帝的一个重要原因。请注意，以前称帝时是十分注重正统地位的，至少也要有玉玺这样的凭证，这可以参见《三国演义》中的很多例证。）　　五、羯人石勒　　在益州称帝的李雄尽管与三国时期的蜀汉同样定都在成都，但它的建立过程似乎更像是三国时期的东吴，在李特、李流兄弟创立的业绩之上，李雄终于最后巩固了政权，并且废除了晋朝遗留下来的若干不合理制度。当时，李雄不仅有李氏一族的支持，还招揽了不少人才。成国建立初期的局面相当不错，与此产生鲜明对比的便是这个时候还在“窝里斗”的晋朝皇室。　　在李雄称帝的那一年，也就是晋惠帝光熙元年（公元306年），东海王司马越在一番明争暗斗之后，终于除掉了皇族之中最后两个强劲的竞争对手成都王和河间王。为了便于掌控手中的权力，司马越又用毒饼毒死了那个连傀儡还不如的白痴皇帝司马衷，另立其弟司马炽为帝，这就是晋怀帝。　　晋怀帝永嘉元年（公元307年），刚刚掌握了大权的司马越意识到并州一带形势的严峻，任命刘琨为并州刺史。关于刘琨，他和祖逖“闻鸡起舞”的故事应该算得上是尽人皆知。刘渊获知这一消息，以前将军刘景为使持节、征讨大都督、大将军，在版桥一带拦击刘琨。刘渊起事以来终于首逢对手，刘琨果然名不虚传，在版桥一仗击败了刘景，进驻并州州治晋阳（今山西太原），安抚军民。刘渊也清醒了一下头脑，放慢了步伐，考虑下一步的进攻方向。　　此时邺城也发生了战争，在河北一带的成都王司马颖原先的部下汲桑，以为成都王报仇的名义，自称大将军，进攻司马腾驻守的邺城。汲桑本不足惧，但他的先锋大将，却是日后称霸北方，在十六国时期赫赫有名的人物——羯人石勒。　　羯人乃是匈奴别部羌渠的后裔。相比于匈奴本部，羯人的地位要低得多，羯人的基本社会单位还是长期以部落的形式存在的。石勒原来的名字叫背，他的祖父耶奕于、父亲周曷朱，都是部落里的小帅，周曷朱性情粗暴，不得部下之心，后来他常常让石勒代为小帅之职，竟然得到众人的爱戴和信任。　　当地的大户郭敬、宁驱认为此人非同寻常，经常给予资助，石勒感激之下，便为他们耕种。干活辛苦之时，耳畔总能听到金戈铁马之声，石勒心中疑惑，便回家告诉母亲，母亲只笑笑，回答他说：“这不过是劳作时的耳鸣，不是什么不祥的事。”　　晋惠帝末年，并州饥荒大乱。石勒和族人出外逃生，走散之后穷极无奈，又重新回来投靠宁驱。北泽都尉刘监觉得石勒很会干活，可以卖个好价钱，想把石勒绑出去卖掉，石勒在宁驱的藏匿下方才脱险。于是他只好出外求食，路上遇到了另一位恩人郭敬。石勒向他哭诉自己饥寒没有出路的悲惨处境，说得郭敬也为之落泪，将身边所带的衣服和食物分给了他一些。　　石勒对郭敬说：“现在闹饥荒，就这样穷下去可不行。胡人们都饥饿至极，可以把他们诱到冀州一带求食，到那里，把他们卖掉，你得身价钱，诸胡得活命，双方都有益处。”　　郭敬十分赞同他出的主意。正好这时的并州刺史司马腾也大规模地实行同样的计谋。他派兵大捉诸胡，两胡一枷，押到冀州去出卖。石勒这时二十多岁，结果也被捉去。押送他们的首领郭阳正是郭敬的族兄，一路上石勒得到额外的照顾，倒没受什么大委屈，最后他被卖到茌平人师欢家为耕奴。　　石勒在师欢手下干活十分努力，闲暇时和其他耕奴聊天，就跟他们说：“我干活时耳边总会有鼓角之声，不知你们有没有听见呢？”　　别的耕奴竟也有人听到类似的声音，说：“自从你来了以后，我们也常能听到这样的声音。”　　石勒笑道：“我自幼在家时就能听到了。”　　耕奴们诧异不已，回家后就告诉了师欢。师欢见石勒容貌不俗，壮健雄武，又善骑射，深感他与众不同，就把他给放了。　　石勒重新浪迹四方，为人作佣工。一次他被乱军捉住，恰好一群鹿从旁边跑过，军士争相追捕群鹿，石勒才得以逃走。（羯人的地位之低，令人难以想象，只因为他的种族，便被捉来放去，羯人与猪狗，真是无甚区别。这个故事在史书上另有一段记载：石勒逃脱此劫后，在路上遇到一个老头，对他说：“刚才那群鹿是我变的，你当为中原之主，所以我来救你。”这显然是日后石勒或者他身边的史官借题发挥，编造出来的，以说明石勒就是真命天子。不过帝王将相能有这么多可以发挥的传奇故事，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他们的成长过程绝不可能是一帆风顺的，只有经历无数艰难险阻，甚至九死一生，方能成就大事。）　　走投无路之下，石勒邀集了王阳、夔安、支雄、冀保、吴豫、刘膺、桃豹、逯明等八骑为劫盗，后来又得到郭敖、刘征、刘宝、张曀仆、呼延莫、郭黑略、张越、孔豚、赵鹿、支屈六等十骑，这些人在当时都是武艺超群的马上高手，号称十八骑。他们闯入皇家马场，骑上宝马四处抢劫，抢来的财宝就拿去贿赂汲桑。所以汲桑起兵之时，石勒便率众投奔了汲桑。汲桑十分欣赏石勒的“骑兵抢劫队”，就命他以石为姓，以勒为名，“石勒”的称谓便从这时开始。　　汲桑封石勒为扫虏将军、忠明亭侯，以前锋都督率军进攻邺城。石勒打仗之勇猛，在十六国时期可是一顶一的，再加上骑兵强大的冲击力，他一战就大败晋新蔡王司马腾的将领冯嵩，长驱直入城中，其部下李丰将惶恐出逃的司马腾杀死于城外。汲桑的军队在城内杀死士族、民众万余人，又一把火烧了邺城宫室，大火竟然十日不灭。　　可怜邺城这座东汉末年曹操曾一度建都的名城，就这样被焚掠一空。（十六国时代诸如屠城这样的事迹真是数不胜数，且可以达到令人瞠目的地步。通过一部十六国史，我们可以发现，屠城的情况往往发生在不同种族之间，它源于原始部落之间的屠杀行为。屠城反映人类最为野蛮的一面，而这也成为不同种族在冲突中发展成熟的必经之路。只要还有种族冲突的存在，类似屠城的野蛮行径就仍有可能发生，即使在当今世界，如何消除种族之间的仇恨，文化之间的冲突，也是困扰许多国家的一大难题。）　　六、石勒归汉　　汲桑、石勒在邺城的胜利令当时刚刚在朝中掌握了大权的东海王司马越感到非常震惊，他立即派出大将苟晞和王赞兴兵讨伐。　　石勒率领的骑兵与苟晞的军队相持于平原、阳平一带，连续交锋数十次，打了几个月，双方互有胜负。司马越生怕苟晞的军队有个闪失，亲自带兵屯于官渡，声援苟晞。　　苟晞在西晋末年也算排得上号的名将，他执法严酷，军纪整肃，在平乱的战事中屡有斩获，威望很高。但他与石勒交手也是难以取胜，经过一番拉锯战，他找到了对手的软肋，转而直接进攻汲桑的军队，汲桑的统率水平显然与石勒不在一个档次。东武阳一战，晋军大破汲桑军，并一路追击，汲桑成溃败之势。　　汲桑与石勒收拾残兵败将，两人商量了一下，觉得当前汉王刘渊声势正盛，意欲投奔。在经过赤桥一带时遭到冀州刺史丁绍袭击，又被打得大败，汲桑与石勒在乱军中失散，汲桑在逃到平原时被晋军所杀。　　石勒的残兵逃至上党，当时据于此地的张背督、冯莫突也是胡人，石勒便投靠了这支胡人的部队，他很快看出这支部队难成大器，就对张背督等人说：“现在天下的形势是刘单于（指刘渊）举兵反晋，而我们的力量却一直没有追随他们，难道我们有实力独立作战么？”　　张背督等人想了想，说：“恐怕没这个实力吧。”　　石勒乘机应道：“既然如此，何不早寻出路。如今我们的部落已经有人收受单于的赏赐，准备叛逃投奔单于了！”　　张背督等人深以为然，承认刘渊乃是可以与晋军抗衡的最强的势力，于是跟随石勒一起投往汉营。汉王刘渊大喜，封张背督为亲汉王，冯莫突为都督部大，任命石勒为辅汉将军、平晋王，统率这支部队。　　（从一些细节上也可以看出刘渊对石勒相当器重，将“平晋”二字作为他的封号，我们大致能够猜想到两位英雄人物见面时的相惜之情，比之晋朝皇室的什么“兄弟之情”，便可知是谁得天下，谁失天下了。）　　令刘渊头疼的乌桓部（就是曹操平定北方时的那个乌桓，或者叫乌丸部的后裔）张伏利度有两千兵马屯于乐平，刘渊认为乌桓与匈奴同为入塞的游牧民族，很想将其招至部下，但乌桓部并不领情。石勒向刘渊献计，他假装在刘渊处获罪，前往投奔伏利度。伏利度很高兴，与石勒结为兄弟，石勒出兵时每每所向无前，深得伏利度部下之心。石勒在认识到众心已经归附他之时，突然在军中聚会时挟持伏利度，并对其部下说：“如今若起大事，我和伏利度谁可为主。”众人皆高呼石勒之名，石勒当即放了伏利度，率众归顺汉国。刘渊又得乌桓部的精兵，加封石勒督管山东征讨诸军事，并把伏利度部也交给石勒指挥。　　刘渊得到石勒相助，同时部队又得到了休整。晋怀帝永嘉二年（公元308年），刘渊以四子抚军将军刘聪等十将为南路军，以辅汉将军石勒为东路军，分别向太行和冀州一带进军。东路军在进军途中遇到了晋军的抵抗，而南路军则比较顺利，刘聪接连攻下河东、平阳两郡。刘渊迁都蒲子（今山西隰县），以壮声威，而这一招还真有效果，附近鲜卑、氐的一些部落纷纷来降。晋军处于退守之中。八月，东路军的石勒终于攻下邺城。晋军分王堪、曹武两路抵挡刘渊的两路大军。两军相持于洛阳附近。（晋朝都城的人们可谓是坐卧不安了。）　　汉军一路势如破竹，连取魏郡、汲郡、顿丘等地，各地望风而降，少有抵抗的力量。刘渊认为汉军手握并、冀两州的大部，兵临洛阳，已对晋军形成了绝对优势，灭晋当在弹指之间，此时竟迫不及待地在蒲子称帝，改元永凤，大赦境内，封长子刘和为大将军，四子刘聪为车骑大将军，族子刘曜为龙骧大将军，其他宗室尽皆封王。异姓按勋谋区别，也封为郡县公侯。　　（刘渊与石勒相比，对长远的考虑上似乎稍有不及，细节之处可见差别，石勒早年的穷苦经历也铸就了他的隐忍负重、不在乎一时得失的性格，并且对于时势的判断也常常准确得让人惊讶，而刘渊就显得过于贪恋权势了。不过刘渊的年龄应该是远大于石勒的，所以也不可同一而论。）　　这样，汉、晋两国已成为真正意义上对等的两国，它们在洛阳附近的决战，将成为决定双方今后命运的一场生与死的较量。　　七、汉晋洛阳大战　　晋怀帝永嘉三年（公元309年），刘渊采纳大臣们的建议，迁都平阳（今山西临汾附近），大赦境内，改元河瑞。汉军当时的攻势渐渐形成灭晋之势。　　晋朝内部传出的消息令人失望，由于东海王司马越独揽大权，他所立的晋怀帝已经与他产生了尖锐的矛盾。怀帝多次秘密会见其亲信大臣缪播等人，有除掉司马越之意。司马越觉察到缪播等人的行径，在宫中发动突然的军事行动，将正与晋怀帝讨论密事的缪播等人一并诛杀，同时斥逐保卫皇宫的武将，司马越与诸官之间形成对立。（司马越兵权在握，而所谓的皇帝的亲信大臣们又尚未得到可以信赖的寸兵一卒，一旦有变故，没有实权的皇帝只能在一边偷偷流眼泪。权臣之难以对付，众多的例子可以做上一个最好的注脚。但所谓对内可以靠自己的权术，对外则得靠真正的军事实力和军事才能，而实力与才能显然不可能靠动点小聪明就改变，这就是司马越与曹孟德、司马懿之辈的最大的差距。）　　晋左积弩将军朱诞痛恨司马越的倒行逆施，失望之下叛降刘渊，并向刘渊陈述了洛阳防守的弱点，劝刘渊出兵攻打晋都洛阳。刘渊本有此意，当即以朱诞为前锋都督，为汉军开路，以平晋大将军刘景为大都督，向洛阳方向进发。汉军很快攻克黎阳、延津等地，并击败晋车骑将军王堪，刘景在延津附近将晋朝的三万百姓沉入黄河。　　刘渊闻听这个消息，勃然大怒，说：“刘景有何颜面回来见朕？更何况天理岂能容他！我要除掉的，司马氏罢了，百姓何罪？”立刻将刘景降为平虏将军。　　（此时的刘渊再次显示出他重视汉政权对晋朝百姓的影响，可见其欲匡扶天下之心。比起他的那些接班人，以及十六国中不少只知穷兵黩武，屠戮生灵的统治者，这点已经很不容易了。）　　在东线战场，即冀州一带，石勒先后攻陷了冀州郡县壁垒百余个，兵力增至十余万人。　　石勒的军事胜利不仅影响了周围的诸胡部落，也影响了不少报国无门的晋朝汉人士族。赵郡人张宾，就是个相当有才华的低级士人，他自叹世风日下，难逢明主，总是对他的兄弟们说：“我自以为才智谋略不比张子房差，可惜我却遇不到我的汉高祖啊。”　　石勒大军席卷河北大地，张宾兴奋地对亲人们说：“我见过的当今为将者多了，唯独这位石勒将军可与之共成大事。”他立即提剑来到石勒军中，大叫着要见石勒。起初石勒并未觉得此人有何特殊之处，但经过接触以后，终于意识到张宾确有独到的见解，渐渐开始重用他。　　当时来投奔石勒的士人越来越多，石勒认识到自己欲成大事，必须依靠这些在晋朝不得志的士人的帮助，他以张宾为谋主，加上不少低级士族，别立一营，号为“君子营”，为他出谋划策。石勒对汉人的利用，有甚于刘渊。同时，主要聚居在并州的羯人更是积极投奔石勒，石勒借助其在冀州一带的成功极大地增强了自己的实力。　　连战连胜之后，这年八月，刘渊正式发动对洛阳的总攻势。他派楚王刘聪与晋叛将王弥攻打壶关，并以石勒为前锋都督。汉军在击败了并州刺史刘琨的军队之后，很快逼近洛阳，东海王司马越派平北将军曹武和将军宋抽、彭默等出兵抵抗，均被汉将刘聪击败。刘聪长驱直下宜阳，平昌公司马模派将军淳于定、吕默等从长安方面出发前往抵抗。两军战于宜阳，淳于定等又被击败。　　眼看洛阳危急，弘农太守垣延献诈降计投奔刘聪，而连胜的刘聪此时也有些头脑发昏，竟不设防。垣延对汉军发动夜间突然袭击，刘聪大败而还，汉军进攻洛阳的第一次战争以晋军大胜结束。这场战争的失败显然给急于灭晋的刘渊当头一棒，刘渊穿着素服迎接刘聪的败军。　　这年冬天，刘渊不甘心失败，以举国之兵力，令刘聪、王弥、刘曜、刘景等率精骑兵五万为前锋，以其岳父大司空呼延翼率步兵、骑兵为后继，向洛阳发动突然袭击。一时间晋军猝不及防，在河南被汉军击败，但汉军显然未从几个月前的第一次惨败中完全恢复过来，晋护军贾胤等率勇士千余人夜攻刘聪军，两军战于大夏门，刘聪军溃散。刘聪转而向南，驻军于洛水，进而屯军于洛阳宣阳门之外，此时呼延翼被部下杀死，其部下兵士溃散。　　刘渊得到老丈人被害的消息，自觉暂时难胜晋军，就下令刘聪还师。刘聪认为晋军势弱，不可轻退，请求留下来继续攻打洛阳，刘渊总算同意了他的请求。但刘聪取胜的信心也开始动摇，他竟然自己一个人跑到中岳嵩山，去祷告天神，将留守大营的任务交给了部下刘厉和呼延朗。　　司马越乘着汉军主帅在外的空虚之际，采纳了参军孙询的建议，令部将孙诲等率精兵三千人自宣阳门出击汉军，汉军大败，呼延朗被阵斩，刘厉无奈之下投水自杀。　　刘聪得不到天神的保佑，从嵩山下来，只能垂头面对残兵败将，王弥对他说：“当前我军失利，洛阳城守备更加坚固，我们的粮草也支撑不了多少时间了，殿下不如率部退回平阳，徐徐图之。”刘聪心想当初提出留下与晋军决战的正是自己，如今若是就这么退兵未免颜面扫地，而且还有可能被治罪，因此踟躇不定。　　在平阳观望战事的刘渊得到战败的消息，也失望之极，身边一个卜卦的大臣宣于修之进言：“攻克洛阳，岁在辛未（指两年后的公元311年）；现在晋军气盛，大军不归，必将溃败。”刘渊也明白心急吃不成热豆腐，只好将刘聪的军队召回。　　（汉晋在洛阳附近的两次大战，均以晋军的胜利告终，这使得晋朝的紧张局势得到暂时的缓和。但是，由于晋朝不能解决自身内部的问题，取胜的背后问题依然存在，其颓势已非一人一将所能阻止。汉国虽然进攻洛阳遭到暂时的挫折，但也使其转而将精力投注在加强内部政权上，其下一次全面的进攻就将是更加凶猛的。）　　可惜刘渊再等不到辛未年了，洛阳大战的第二年（即公元310年），他在平阳去世，太子刘和即位。刘渊将其灭晋大业留给了他的后人，而使他无法想到的是，在汉国的内部，一场残酷的帝位之争正在酝酿之中。　　八、洛阳沦陷　　永嘉三年汉国的两次惨败，就像重量级拳击手连续的两记重拳一样，出手相当有力，却因为经验不足的缘故反遭轻量级对手的重创。但汉国并没有倒在拳台上，它此时将拳收回，一边积蓄自身的力量，一边寻找对手的破绽，内行人可能体会到，对于一个实力强劲的拳手而言，这下一招将是致命的。　　刚刚即位的刘和的才能远不如其父，缺乏足够的领导能力，且性多猜忌，以后的一切发展表明，刘渊在选择接班人的问题上是失败的。（我觉得他可说是十六国时代在这个问题上失败的第一人——当然除去了司马炎的那次，那时十六国纷乱尚未开始——对于立嗣问题的忽视，恐怕也应算作十六国如此之乱的一个重要原因吧。）　　刘和即位后，马上产生了对其父分封诸子的不满之意，由于刘聪等人握有兵权，他认为自己的几位兄弟对他的帝位构成了严重的威胁。正应了那句“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刘和身边还凑了一堆在前朝刘渊手下备受排挤，不得重用故而怀恨在心的烂人，这里面有那个死于洛阳大战的呼延翼之子、时任宗正的呼延攸，以及卫尉刘锐、侍中刘乘。他们都在私下里怂恿刘和早日除掉卧榻之畔的“隐患”——拥兵国都平阳近郊的刘聪等人。这呼延攸乃是刘和的舅舅，刘和听了他的话后更坚定了决心——先下手为强，除去几个兄弟。他连夜召见卫队的几名将领，明示诛杀诸王的计划，其弟刘盛劝刘和不要自相残害，当即被刘和左右所杀，其余将领唯有服从。　　刘和命刘锐、呼延攸、刘乘等分别捉拿楚王刘聪、齐王刘裕、鲁王刘隆、北海王刘乂等宗室。刘聪得到奉命捉拿刘乂的田密、刘璿等人密告，大惊。刘聪本来就与刘和矛盾重重，于是决定发动兵变。前来攻杀刘聪的刘锐发现刘聪于营中整装以待，一时乱了手脚，转而跑回去与呼延攸、刘乘合兵一处攻打齐王、鲁王等人。齐王、鲁王被杀，而刘聪的军队则已冲入刘和宫中。刘聪头尾只用了三天的时间，将看着好像有点司马氏基因的刘和杀死于宫中，帮凶呼延攸、刘锐、刘乘则通通被斩首示众。　　刘聪凭借自己手中的兵权消灭了宫中反对自己的势力，迅速控制了汉国局势，由于他是刘渊剩下的儿子中年纪最大的一个，所以尽管刘聪很想让自己的弟弟北海王刘乂继位，但一番推辞之下还是坐上了汉国皇帝的宝座，改元光兴，这就是汉昭武帝。刘聪认识到石勒及其所率骑兵的重要性，任命石勒为并州刺史。　　刘聪对于刘渊的单皇后所生的弟弟刘乂宠爱有加，实在始于他的荒唐之举。原来单皇后尽管是刘聪父亲的老婆，却十分年轻美貌，刘聪曾经与她私通，以后爱屋及乌，也就十分喜爱单氏的儿子刘乂（我怀疑刘乂会不会是刘聪之子啊，这个好像史书上是不会乱说的，但根据刘聪的表现，这个猜想未必不真。呵呵，这样看来，晋室内部的骨肉残害，比起汉国内部的乱伦来，似乎还好出许多呢。汉国的灭亡，也不会远啦！）。刘乂却没有意识到这一切，他认为单氏对刘渊不忠，常常对她冷嘲热讽，单氏羞愧之下，忧郁而死。这个来路不明的刘乂也没什么好下场，从此失去宠信，只是因为单氏的缘故，刘聪才没有轻易动他。　　刘聪继位后，汉军对晋都洛阳采取孤立包围战术。石勒的骑兵在辽阔的华北平原上可以说是所向披靡，很快渡过黄河，晋朝黄河南部的南阳、宛城相继沦陷。石勒对晋朝官员，可谓恨之入骨，作战中凡俘获的二千石以上的晋官，几乎全部被他杀死。石勒的骑兵很快攻下襄阳城，江、汉一带的堡垒三十余个，均落入石勒之手。石勒骑兵雄据江汉，便想以此为根据地与天下抗衡，参军张宾立刻向他指出当前形势：战线已经拉得过长，且江汉一带并不适合石勒的精骑发展，不如北撤。　　石勒北还又先后攻下晋江夏、新蔡、许昌等城。石勒骑兵的南北一下一上，可谓是威震中原。此时，洛阳以东一线出现了一片巨大的沦陷区，洛阳陷于孤立无援的地位，不久就陷入饥困两难的境地。　　司马越派使臣面见怀帝，向他讨要檄文征募天下兵士支援。可怜的晋怀帝，涕泪交加地对使臣哀叹道：“以我的名义宣示天下：今日来救我还来得及，再过几天恐怕就救不到了！”可惜少数援兵还没来到洛阳，就已吃了败仗早早退去，洛阳城内终究没有等到任何援兵。（晋室的王公大臣当初奢侈已甚，丢尽天下人心，终于自尝恶果。）　　司马越无奈之下，亲自率领晋军二十余万讨伐石勒，此时晋怀帝早已不满司马越的专权，又下诏命驻守青州的苟晞讨伐司马越。（晋室又出内乱，唉，有名将而不用，在生死存亡之际又自相残杀，没什么可说的了。）司马越临时组织一支部队对抗苟晞，又被击败，这位“八王之乱”的最后得利者、“八王”的唯一幸存者，终于忧愤成疾，病死军中。　　太尉王衍代司马越率众东下，护送司马越棺柩回东海，行至宁平城（今河南鹿邑），被石勒的轻骑兵赶上包围。石勒指挥骑兵四面射杀，使王衍所率十余万人无一幸免。被俘的王公、贵族、大臣们请求免死，王衍更是将晋朝之败的责任推得一干二净，只说朝政不干己事，又乘机向石勒献媚，劝石勒做皇帝，以求活命。石勒看了眼王衍，轻蔑地说道：“你年轻时就已名闻四海，登临朝堂，肩负重任，眼下却说出这样不是为官者所说的话。如今天下之乱，全是由你们这样的人引起的！”立命左右推出。当夜，石勒就派人排墙将这批权贵全部填杀，一代“清谈大家”王衍就这么死了，所谓“清谈误国”，莫过于此。　　李恽原本是司马越留在洛阳监视晋怀帝的，由于司马越失势，他以奔丧为名，带着大批王公官吏逃出洛阳。石勒在消灭了王衍军以后，又击溃李恽军，杀死了随军的晋宗室四十八个王和官吏们。　　到了永嘉五年的夏天，刘聪认为灭晋时机已经成熟，即命大将军呼延晏领兵二万七千攻打洛阳。晋军毫无斗志，兵败如山倒，连败十二阵，被歼灭的士兵竟达三万多。呼延晏乘胜与刘曜、石勒、王弥军会兵一处，围攻洛阳。汉军以极快的速度攻破洛阳城门，晋怀帝在出城逃往长安的路上被汉军追获。刘曜带着汉兵杀入宫城，又大杀了一批王公大臣。于是，晋朝的皇帝成了汉国的阶下囚，晋朝的皇陵宫庙被洗劫一空、焚烧殆尽，晋都洛阳沦陷。——这一年是公元311年，距司马炎灭吴仅有三十一年。　　九、刘琨孤城抗汉兵　　十六国的兴起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晋室的衰败和自戕，作为汉族政权的晋朝当时真是乏善可陈，但在晋朝之中也有不少不错的将领，在洛阳失陷后的北方大乱时期崭露头角的刘琨就是其中的一个。既然要说十六国时期的英雄，我想刘琨也应该算是其中的一位，我们不妨转而从刘琨的角度，来看看洛阳失陷后的一段时间内北方的形势。　　说起刘琨的身世，也很有意思，他是西汉中山靖王刘胜之后（居然与那位成天强调自己身世的蜀汉先主同宗！呵呵，不知道刘琨是怎么对人讲述自己的出身的），祖父与父亲都曾在魏晋朝中为官，他年轻时文才出众，长于诗赋，与哥哥刘舆并列于当时著名的文士集团“二十四友”之中。　　（说起这西晋“二十四友”，谓之曰“人才济济，星光灿烂”也不过分，且不说东吴才子二陆、诗赋大家左思、文学理论家欧阳建、大富豪石崇，光提一个美男子潘安（本名潘岳）的名字，就足以慑服世人了。西晋末年士族阶层虽趋炎附势，奢豪无度，却也在客观上由于类似“二十四友”这样的门客组织的存在从而推动了中原地区文学形式的发展，促进了文学理论水平的提高。可惜，这样的“魏晋风流”只换来了铁蹄的践踏，“二十四友”大多在乱世间不得善终，烟消云散，唯有文采流传到了今天。）　　大丈夫受命于危难之际。光熙元年（公元306年），刘琨被任命为并州刺史，当时的并州由于汉国刘渊的扫荡，已经是支离破碎，想要到达并州的州治晋阳（今山西太原）简直是困难重重。刘琨在上党一带募集了五百名将士，经过艰难转战方才到达晋阳。　　由于并州的战乱，当时在晋阳的百姓已纷纷涌往邺城。晋阳城内满目疮痍，“府寺焚毁，僵尸蔽地，其有存者，饥羸无复人色，荆棘成林，豺狼满道”，其状可谓是惨不忍睹。刘琨当时便率众砍掉荆棘，掩埋尸骨，重新建起房屋城池。他又亲自带领兵士守城，并让农民身带防具和武器耕种，逐步在晋阳城建立起新的防御体系。刘琨了解到匈奴各部并不团结，又采用离间之计使不少小部落归降了他，据说这还是让刘渊迁都的原因之一。　　刘琨还有一个高招就是以胡制胡。他与当时在并州北部的代州（今山西北部，内蒙古南部）一带的鲜卑拓跋部（这就是后来威震北方，建立北朝的拓跋部的先祖）结成盟军，对刘渊各部曾一度形成夹攻之势。后来拓跋部的首领拓跋猗卢吃了败仗，认为无法消灭刘渊，刘琨的军队又与刘渊军形成僵持状况，最终只好局促在晋阳一带。但无论如何，汉军横扫北方之时，刘琨以其固守之策一直坚持在晋阳，保住了并州一隅，要知道当时北方大多数州郡的军队一碰上石勒、刘曜等人的军队基本上都是一击则溃，一败涂地。　　尽管汉军声势强劲，刘琨在刘聪的部下中只看重一个人，那就是石勒。因此，他才会在找到了石勒的母亲以及他失散的侄子石虎时，派使者将两人交给石勒，并亲自修书对石勒的用兵赞扬一番，意欲说服石勒降晋。　　石勒也是个明白人，他自然知道自己该何去何从，他回答刘琨说：“事功殊途，非腐儒所知。君当逞节本朝，吾自夷难为效。”意思无非是说，人各有志，还是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走我的独木桥吧。　　（石勒的很多想法真让人怀疑他是个出身异常卑微的羯族人，我以为他手下的一批谋士，特别是张宾对其的影响应是相当大的。以石勒的资质能力，他当然不会在刘聪的手下干到底，但他也不可能归顺晋朝，否则我们又少了个大英雄可以谈论了。）　　时至永嘉六年（公元312年），当时大致的形势是汉国已经占据了黄河下游的大片土地。石勒先在阳夏（今河南太康县）一带打败王赞的军队，生擒王赞，又乘着日益骄奢的大将军苟晞不听手下劝阻，刚愎自用的时机，突击其所在的蒙城，一举将其擒获。　　解决了两名晋将，石勒开始将屠刀挥向控制青州的晋朝降将王弥。　　原来这王弥也不是个吃素的家伙，他曾私下派人召自己的部将曹嶷引兵偷袭石勒，以达到自己据守青州称王的目的，不想保密工作做得不周详，使者被石勒意外抓到。石勒杀了使者、截了文书，将王弥轻轻瞒过，暗地里却已有了除掉王弥的意图。　　石勒擒了苟晞，把他封为左司马（苟晞、王赞后来企图叛变，终被石勒所杀）。王弥心中不满，就写信对他说：“石公擒获苟晞而善用他，真乃妙招！假若以苟晞和我做石公的左膀右臂，区区天下又何足挂齿？”　　石勒笑着将信拿给张宾看，说：“这个王弥，身居高位而故意言语卑微，看来他又有当初图我之心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