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荣与梦想_威廉·曼彻斯特-26

洛克菲勒州长说，人质“是在交火中打死的”。奥斯瓦德自己也不大相信地暗示，他们“很可能是被推在前面当盾牌使用”。得救的人质强烈支持警察的进攻。在华盛顿，尼克松总统说，进攻阿提卡监狱的“可悲和痛苦的”决定，是政府当局惟一“可行的”做法。对于事件的不同意见争论，很快变成了意识形态上的争论。那些不相信自由派人士、刑律改革、“悲天悯人”和“行善”的人，反对一切对警察的批评。他们怪罪犯人——《亚特兰大宪法报》在一篇措词激烈的社论中，谴责“阿提卡的畜生”企图对人质“强行非法审判”；还有不少人怪罪监督人员。筋疲力尽的威克离开阿提卡时，门口有个看守嘘他说：“以后在任何情况下，永远不会再让你们这些人进这个地方了。”　　另一方面的反应同样激烈。纽瓦克市长肯尼思·吉布森说这次粉碎监狱暴动是，“据认为属于文明社会从未采取过的一次最残暴、最明目张胆的镇压行动”。威克后来指出，虽然有60名犯人被控犯了共1300条之多的罪状，却没有一个法警受到控告，尽管“有证据证明，官方人员玩忽职守、残暴凶狠、违反纪律、任意妄为——甚至公然谋杀”。这次暴动镇压下去以后，麦凯委员会查明，“打人、刺人、踢人的现象很普遍”。犯人们被剥光衣服，被迫在两排看守乱棒打击中间走过。受伤的看守迅速得到治疗，并立即通知了他们的家属。受伤的犯人则四个小时得不到治疗，身上拴着“囚1、囚2、囚3”字样的小牌牌。四天以后，某些犯人的家属还在急得发疯似地打听他们丈夫、儿子的死活。阿提卡监狱往往连这情况都不告诉他们。得到消息的人则只是接到一份也是粗率简略的电报：“遗憾地通知你，你的丈夫雷蒙德·里维拉，编号29533，已经死亡，尸体停放在本监狱内。”　　约翰·多斯帕索斯曾在写到大萧条时期美国富人同饥民间鸿沟时气愤地说：“一点不错，我们是两个国家！”现在这种裂痕沿着不同的方向发展，但是一样地深邃。三年前白宫的新主人发誓要“把咱们联合在一起”。他没有做到这一点。人民的分裂一如既往，在正义与宽恕、战争与和平、是与非这些最根本的问题上，也不能取得一致意见。在离新总统选举还有一年的时候，美国人开始通过民意测验重新估价理查德·尼克松的地位。从这里是可以看出变化的。迟至8月初，民意测验组织人阿伯特·辛德林格发现，只有27％的选民希望看到尼克松重新当选。但是没出8月，尼克松的群众威望曲线不再下降，而渐趋平稳，接着又缓慢回升。决定性的因素是政府在国内外采取了果断的行动。　　※※※　　第31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于同年4月在日本名古屋举行。美国乒乓球队的组成，表明这个体育项目的广泛吸引力。一个克莱斯勒汽车公司的人事负责人、杜邦公司的一位化学家、一名《体育画报》编辑、一名大学教授、一名黑人联邦工作人员、一名国际商业机器公司的程序编制员、一名多米尼加共和国的移民、一名华尔街银行职员、两名十几岁的少女、两名家庭妇女和两名大学生。圣·莫尼卡大学的格伦·科恩，是美国球队最出风头的队员。他穿一条紫色印花的喇叭裤和印着和平象征的衬衫，打球时用头带扎住齐肩的长发。也许由于科恩的头带的颜色是红的，也许由于他机灵、性格外向，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运动员选中他来提出一项具有历史意义的建议：他和他的队友愿意去红色中国做一次免费旅行吗？　　队友们都很乐意——科恩同队友们商量后说：“用毛主席的话说，我好像点燃了燎原的星星之火。”——中国乒乓球代表团秘书长宋中很快送来正式请柬。华盛顿没有反对。仅在几星期前，国务院才刚对要去人民中国旅行的美国人取消了一切限制。一切有关人士，包括乒乓球员在内，都知道这两件事的关系并非偶合。一般认为，这是走向缓和的起步，反映了北京的新的自信，被称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三年激烈的权力斗争，两年前已经以毛泽东和周恩来总理获得最后胜利而结束。当七名西方记者获准进入中国报道球队此行时，世界显然已经到达一个历史性的转折点。显然中国人像俄国人以往的做法一样，是在把体育用于外交目的。一夜之间，乒乓球获得了新的地位。连尼克松也告诉部下说：“我在法学院念书时，就是个相当不错的乒乓球运动员。可以说，我打得相当好。”莫斯科闷闷不乐，克里姆林宫说北京对美国的建议“没有原则”。　　4月10日，美国乒乓球队从香港穿过一座短的钢架桥到达边境的罗湖车站，接着再通过一座上覆铅铁皮顶的桥，到达中国城镇深圳。面带笑容的中国官员，把他们领上了一列乳白色和蓝色相间的火车。他们的第一个终点是广州。21年前，华盛顿和北京断绝关系后，这地名的英文名称已由Canton改为Kwangchow。在这23英里的途中，可以看到香蕉林、荔枝树和稻田，在重要的地方，还有挂着毛主席肖像的巨大的宣传牌。在广州新机场，他们登上一架苏制伊柳辛－18型客机，扩音器里播放着军乐和毛主席语录。停机坪前悬挂煽动性标语：呼吁“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败美国侵略者及其走狗”。这并不是故意对来访者的污辱。其时，毛的政府把美国人民及其政府作了明确的区别。它需要美国人民的友谊，但对美国政府北京广播电台则不断责骂为“嗜血成性的强盗”的阴谋集团。　　经过25年的对峙，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利坚合众国于1972年重新开始对话。图为尼克松和周恩来共同庆祝“上海公报”签署。　　北京的4月天气，仍有冬天的寒意，但除此以外，首都对美国乒乓球队的接待是极尽地主之谊的。他们下榻在华贵的新侨饭店，他们受到多次设宴招待，游览了19世纪满洲皇帝的颐和园，并参观了人民大会堂。他们观看了革命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和表明共产主义战胜资本主义的京剧《智取威虎山》。他们到北京体育馆同中国球队进行表演赛时，受到1.8万名球迷兴高采烈的欢迎，巨大的横幅上写着“欢迎美国乒乓球队”。乐队奏起了激昂的歌曲“大海航行靠舵手，干革命靠的是毛泽东思想”。科恩跳了摇滚舞。　　在乒乓球比赛中，中国人依然使用原来的策略。他们不让能够彻底打败美国队的一流球队出场，只派二流运动员参加比赛，男队和女队分别以5：3，5：4获胜。东道主把比赛叫做“友谊赛”。不过，这还不是最动人的友好之举。第二天，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铺着红地毯的客厅里会见了中国的这些乒乓球客人。美国队并不是那个星期惟一来访的乒乓球队，按照中国仪礼，会见严格按照字母顺序进行，所以周恩来会见美国运动员之前，先会见了加拿大、哥伦比亚、英格兰和尼日利亚的运动员。但是周恩来用大部分时间——1小时45分钟——会见美国运动员，他告诉他们：“我们翻开了中国和美国人民关系方面的新的一页。”他对美国记者说，现在美国记者可以“分批来”。　　在美国球队离京去香港的当天，尼克松总统宣布放宽已有20年之久的美国对华贸易禁运，北京则恢复同华盛顿和伦敦的电话联系。可谈的事实在不少；又过了不到两星期，以亨利·卡伯特·洛奇为首的一个总统专门委员会建议，如果能够找到保留国民党席位的办法，就可以接纳人民共和国进入联合国。国家安全顾问亨利·基辛格秘密访问北京的计划已在着手制定，访问时，会谈的主要问题是总统本人前往进行国事访问。　　7月初，基辛格飞往亚洲，官方宣布是前往西贡、泰国、印度、巴基斯坦等地举行会谈。基辛格同巴基斯坦总统叶海亚·汗进行了90分钟会谈后，宣布改变日程，说他要到拉瓦尔品第以北38英里的山区休养地纳蒂亚加利去度几天工作假日。基辛格此行并没有特殊的报道价值，因此，叶海亚政府宣布基辛格因稍感不适将在休养地多住一天时，对此事进行采访的记者也没有产生什么好奇心。基辛格被认为得了亚洲痢疾——“德里肚子疼”——美国大使馆为了鼓励这种说法，还放出空气说，已经派了医生去给他诊治。一个记者提出，总统顾问住在拉瓦尔品第有空调设备的旅馆里岂不更舒适一些。大使馆发言人回答说，基辛格不愿由于自己生病去麻烦首都的什么人。　　实际上，基辛格和三名助手已驱车到拉瓦尔品第机场，登上一架巴基斯坦国际航空公司的飞机，飞往北京去了。7月9日中午，他们在中国首都郊外一个荒凉的机场上着陆。他们由汽车送到靠近湖边的一座宾馆，在那里吃了午饭，到下午三四点钟，周恩来便来会面。星期五夜、星期六晚和星期天早上，他和基辛格进行了会谈。由于中国人殷勤招待，这位总统顾问体重增加了五磅，之后，在他仍然被认为因肠胃病卧床时，他又飞回巴基斯坦，在别去两天半后，重新和代表团其他人汇合。再也听不到北京广播电台咒骂美国官员是强盗和走狗了。基辛格的中国之行五天以后，尼克松总统乘直升机从圣克利门蒂飞到洛杉矶郊外的伯班克电视台，发表了震惊世界的四分钟讲话。他宣布，他已被邀访问红色中国，而且愉快地接受了这一邀请。他说：“我之所以采取这一行动，是因为我深信在美国同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减少紧张局势、改善关系，对所有国家都有好处。”至于国民党，总统说，同北京“争取新的关系”，不会“牺牲我们的老朋友”。　　这是他无法实践的诺言。他想让“两个中国”同时参加联合国的计划，是注定要失败的。联合国一年比一年更接近于驱逐台湾代表团，就这一点就足以使它最后做出断然处置。10月25日，联合国大会投票通过接纳北京，驱逐了蒋介石的代表。美国保守人士当天从电视上看到的丢脸情景，这在艾奇逊、杜勒斯掌握美国外交政策的时代，简直是不可思议的。阿尔及利亚人和阿尔巴尼亚人互相拥抱，坦桑尼亚人在会场通道里跳起舞来。华盛顿反应强烈，恼怒万分。巴里·戈德华特要求美国退出联合国，把联合国大会送到“莫斯科或北京之类的地方”。宾夕法尼亚州的休·斯科特轻蔑地谈到像坦桑尼亚那样的“赶时髦热裤的小国”。总统新闻秘书罗纳德·齐格勒，谴责了“某些代表在投票后令人震惊的表演和不加掩饰的狂欢劲头”。但这些不过是政治上的仪式而已。事实是，蒋介石一直以“大国”自居的地位，从中国人在名古屋对格伦·科恩做出和解姿态时起，就已注定完蛋了。　　※※※　　在尼克松通过电视广播，宣布他要访问北京正好一个月之后，他又在广播中宣布了有关另一重大措施的消息，这一回是拯救美国经济。的确需要想想办法了。美国已开始陷入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货币危机。那时，由于胡佛总统顽固地相信亚当·斯密和约翰·司图亚特·穆勒的经济学说，使得已经步履蹒跚的美国金融更加寸步难行。尼克松对这两个人的学说也口头上表示赞同，但在实践中他却绝非不肯灵活。《时代》周刊的休·赛迪评论说：“直到最后关头，总统总是墨守陈规。而当具体情况使他不知所措，或他自己改变了主意时，他便决定采取行动，那时什么东西也不用想长期阻碍住他。他会抛弃自己的哲学、诺言、说教、朋友和顾问。他走出一种生活进入新的世界，不作任何解释，连头也不回。”这种做法有时使人很为难，但是在1971年的8月，美元摇晃在灾难的边缘，却是使人为之振奋的。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美国成了文明史上最富的国家，当时世界上400多亿美元的货币黄金，美国就握有350亿。战后金融结构，在大战结束的前一年已经在新罕布什尔州的布雷顿森林会议上确立下来，规定黄金和美元将作为共产党集团以外的一切主要国家货币的储备。由于没有充足的黄金支持预期的外贸流量，世界上最坚挺的货币——美元——就成了黄金的等价物。各国之间支付债务两者均可使用。美国保证以35美元兑换一盎司黄金的比率回收现有的全部美元，其他国家也以美元表示自己货币的价值。当时这是行得通的。贸易繁荣起来。任何一个国家能够使自己同美国的贸易变成出超——向美国出口的货物超过从美国的进口——这个国家的剩余美元就可以用作储备，再发行新的货币。　　由于美国富，世界其他国家都比较穷，于是大量美元就流往海外，帮助匮乏的国家。这没有关系，因为美元有的是。接着，发生了朝鲜战争和欧洲商业的复兴。到1961年，共同市场成立后的第一年的年终，美国的黄金储备已下降到170亿美元；1962年，降到160亿；到1963年，更降到150亿。到70年代初期，黄金储备一直停留在110亿美元——几乎到了最低限度，因为美国法律要求每四个流通中的美元必须在诺克斯堡保存价值一美元的黄金，美国的企业则需要400亿美元的纸币和银元。此时，贸易差额越来越对美国不利。1960年，美国进口价值150亿美元的货物，出口达200亿美元，有50亿美元顺差。到1970年，这个差额下降到20亿美元；1971年5月，便完全消失。美国的贸易出现了赤字，由于五角大楼仍然在越南消耗大量财富，迅速扭转这种局面的希望是没有的。商务部长莫里斯·斯坦斯警告说，美国自1893年以来第一次出现贸易赤字。　　1971年5月，经济学家们从德国收到令人担心的信号。经济奇迹已经把联邦共和国变成大量出口的国家。过去十年里，德国马克两次增值，改变了同美元的比价，使囤积马克的投机家发了财。现在要求再次增值的压力又在增加。波恩作为在布雷顿森林会议上建立起来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成员国，有义务维持美元和马克的关系，在马克增值时收买美元，出售马克。因为美国存在贸易逆差，投机者握有大量美元——即“欧洲美元”，这是一般对外国拥有的美元的称呼——可供投资。1971年头四个月，欧洲的欧洲美元储存额惊人地跃升，从50亿上升到五六百亿，德国中央银行出现了美元泛滥。　　德国中央银行不停地收购，收购，直到波恩看出了通货膨胀的初期迹象，于是在5月9日通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不管有无布雷顿森林会议的规定，它不再继续收购美元了。作为代替办法，德国人提出，让他们的货币按照供求规律决定自己的价值。用经济学家的行话来说，他们要让马克“浮动”。马克从25美分“浮动”到27美分，就停在那儿不动，减轻了对德国中央银行的压力，附带改善了美国同联邦共和国的贸易平衡关系，因为这时在德国的美国货比较便宜了。然而喘息的时间是很短的。由于美联社记者拉里·斯顿茨听说的“欧洲美元的巨大水塘正在欧洲泛滥”——总数相当于美国流通的全部货币，投机者必然得转向别的地方。他们准备开始对法国法郎加热，但是一直注视着德国的苦恼的巴黎，迅速摆脱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限制了美元交易。投机者接着向瑞士法郎打主意。伯尔尼也效法巴黎。要想脱手美元越来越困难了，布雷顿森林会议正趋向于不起作用。《巴伦》周刊预测，秋季会出现世界范围的恐慌。8月初，又出现权威性预测说：美国第二季度的贸易逆差会超过70亿美元。紧接着国会两院联合经济委员会发表报告说，美元比价过高，其他货币应当增值，如果做不到这一点，美国应当停止购买黄金。于是股票行情猛跌，道·琼斯工业指数从4月份的高峰下降了100点。这时欧洲美元几乎已没有市场。美国在欧洲旅游的人发现，一度坚挺的美元，成了没有人肯接受的货币。世界贸易停顿下来；商人们再也不知道他们手中的货币在下星期，甚至在明天能够买到些什么了。　　美国人也不断得到国内经济方面的坏消息。尼克松断言，1971年是个好年头，1972年是个坏年头，他的预算是以预计国民生产总值为10650亿元作为基础的。国民生产总值结果达到10500亿元，而其增长的半数来自通货膨胀。生产下降，失业率达6％，接近衰退时期的水平。6月底，财政年度结束时，政府的赤字惊人，达到232亿元，比约翰逊政府1968年创纪录的亏空仅少20亿元，收入竟比尼克松的预计令人难以相信地少了245亿元。总统在讲话中使用了“充分就业平衡”一词，使得他的保守的支持者大为吃惊。这是凯恩斯的一种概念，主张只要支出总额不超过在人人都有工作的条件下的税收总额，预算就是“平衡”的。但是，即使用这个尺度衡量，政府也还有80亿元的赤字。前景也是阴暗的。新的劳工合同保证铁路工人42个月里增加工资42％，钢铁工人三年内增加工资30％。这必然会引起相应的通货膨胀。　　国会曾经批准1970年的经济稳定法案，授权总统“发布他认为有利于稳定物价、租金、工资和薪金的命令”。尼克松过去反对过这个法案，但是现在不得不签署了，因为这法案不把国防所需要的资源包括在内，但他发誓决不使用这个法案。他的计划是排除任何控制。他甚至不相信自觉遵守的指导方针或说服办法，即利用总统威信说服劳资双方放弃提高工资或物价的要求。　　尼克松和他的经济顾问在戴维营度了一个短暂的周末后，一切都改变了。经济顾问们接到必须于24小时内到达的通知，共同起草了一份经济咨文，使用了尼克松曾拒绝使用的权力。8月15日，星期天，尼克松便带上它在电视中出现。他把咨文中的方案叫做他的新经济政策。在他提出或者请求国会采取的措施中，有一项是关闭“黄金窗口”——美国不再让用美元兑换黄金。大多数进口货物必须付10％的附加税，目的在于使美国货在国内市场上比外国货有更大的竞争能力；而且在某些情况下，美国人如果购买美国货，还可以受到减税待遇。工业的新投资可以得到纳税贷款。汽车的7％出厂税也将废除，这样每辆汽车平均可节省200美元。除极少数例外，美国的物价、工资、租金、红利，都要在当前的水平上冻结90天。以财政部长约翰·康纳利为首的生活费用委员会，将主管冻结工作。　　尼克松已使美元浮动，其效果和贬值一样。开头两周，在货币市场上，美元贬值2％。外国银行家是同情的，他们表明，如果美国取消附加税，他们准备重新让他们的货币调价。同时，外国也没有采取报复性措施。丹麦人的确规定了自己的附加税，法国人也嘟囔着要征收，但是，并没有出现多少要抵制突然变得便宜的美国货的关税壁垒威胁。康纳利在外交界威望有限，他坚持美国在国际收支中迅速增收130亿元的提法，引起一片抗议，说这样迅速的逆转会毁灭共同市场。但是，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9月份会议上，最富的“十国集团”的财界人士，仍对美国立场表示同情。康纳利也暗示，美国有可能重开“黄金窗口”，提高黄金价格，即直接贬值。随后在罗马会议上达成了由华盛顿史密森学会公布的协议，美国取消附加税，其他货币增值，黄金价格暂时上涨到每盎司38元。　　在尼克松宣布实行冻结——或者如人们所说的“第一阶段”——的第二天，华尔街的道·琼斯工业指数在其历史上最繁忙的一天中，从32.93跃升到888.95；共有3172万股股票成交。9月，第一阶段的第一个整月，美国生活费用的上涨保持为2.4％，批发价格指数记录了五年来最大幅度的下跌。在工资和物价的最高限额方面，也出现了一些例外，在某些工业部门不可避免地出现大量的混乱现象，但就绝大部分情况来说，那办法是有效的。遗憾的是，按照定义，这只是第一步，到11月13日就将满期。在此之前，政府必须在纠正陷于冻结中的一些不公正现象的同时，找出有希望保持相对稳定的指导方针。　　10月8日，尼克松再次向全国发表讲话，这次是建立起第二阶段的机构。这次，反对的意见较为强烈。新阶段的主要设计人经济学家赫伯特·斯坦，在尼克松发表第一次讲话时已料到将遇到的困难。他说：“我当时就想到，问题不在于冻结，而在于取消冻结，或解冻。”第二个计划的目标，是把通货膨胀控制在每年2％～3％之内。控制工作由7人组成的物价委员会和15人组成的工资委员会来掌握。总统说，对利润没有限制，计划的成败取决于“美国人民的自愿合作”。　　由于担心劳资双方都可能从监督机构撤出代表，使得把通货膨胀保持在3％以下的希望成了泡影。米尼在迈阿密海滩告诉劳联－产联大会的代表们说：“如果总统不愿按照我们的条件让我们参加工资委员会，那他知道他该怎么做。”尼克松大胆地飞到代表大会的会议大厅，回答说：“我确实知道我该怎么做，而且马上就准备要做。”尽管如此，工资委员会在第一阶段的最后一周，还是接受了米尼的条件，宣布完全承认延期未加的工资增长，确定每年增加工资的标准为5.5％。即使这条界线也没有维持住，工资委员会在第二阶段的第一个决定中，便同意煤矿工人增加工资15％。物价委员会也同样不起作用。一开始它就批准两家钢铁公司生产的白铁皮提价7％。不到三星期，全国1500家最大的公司中有1/3申请批准提价，他们的要求被批准和被否决的比例竟达20：1。　　12月，股票市场再次猛跌。工资委员会对劳工继续采取和解姿态，但是三个月后，米尼和其他两名工会最高领导人仍然退出，指责多数委员都怀有偏见。第二天，联合汽车工人工会的罗纳德·伍德科克也退出了。这样工资委员会里只剩下一名劳工委员，运输工会主席弗兰克·费兹蒙斯。自从尼克松在圣诞周赦免吉米·霍法以来，运输工会一直听从尼克松摆布。那一宽大措施普遍认为出于政治考虑，但是很少有人责备尼克松。尽管夏季他在民意测验中的低落地位已经有所改善，一般人都相信，他要想重新当选，非设法得到他所能够得到的一切帮助不可。　　※※※　　「美国人物画像：拉尔夫·纳德」　　拉尔夫·纳德的父亲是黎巴嫩移民，住在康涅狄格州的制造业中心文斯特德，是人们所熟悉的美国式的地方平民主义者。纳德拉·纳德的高原甜食店是一家饭馆兼面包点心店，顾客们抱怨说，店老板从来不让他们安静地吃饭。纳德经常给他们演讲现制度的弊端及其不平等和不公正的情况。和许多移民一样，他比土生的美国人更是个热诚的民主党人。他没完没了地责骂财团的罪行，老是威胁着要控告他们。到最后，他差不多和谁也谈不到一块，只有一个人例外，那就是他的幼子拉尔夫。　　1938年，拉尔夫·纳德年仅四岁，当律师们在地方法院向着陪审团发表长篇辩词时，他就是个小小的听众。14岁时，他就天天阅读《国会记录》。他获得普林斯顿大学的奖学金，在该大学，他拒绝和其他学生一样穿麂皮马裤或其他相应的服装象征；校园的树木喷射滴滴涕，他也提出抗议。学校图书馆闭馆后，他经常被锁在馆里，结果管理人给了他一把钥匙；而他的反应倒符合他的性格，反而指责学校当局不应对其他学生的合法权利漠不关心。1955年，他被选为大学优秀生联谊会会员，毕业时成绩优异，进入哈佛法学院学习，而他却把这个学院称为培育权势仆役的“高价的工具工厂”。　　他的清教徒名声传播开来。他发誓不看小说，认为那是浪费时间。看电影也是一样，他限制自己一年只看两部。他藐视戏剧、烟、酒、女人、晚会等等。在哈佛大学，他也不开汽车了，但在这个问题上他却另有动机。他开始研究汽车事故。他到附近的马萨诸塞州理工学院研究了一阵汽车技术之后，给《哈佛法学记录》写了一篇文章，题为《美国汽车：为死亡而设计》。　　这个问题一直使他烦恼。他的整个生涯都是同人身保护工作相联系的——从不安全的天然煤气管道、食品的附加剂、变质肉类、污染问题、矿井健康条件、除草剂、不卫生的家禽、条件不足的私人医院，一直到彩色电视的辐射问题，但是汽车威胁的问题是最基本的。他在哈特福德开设了一家私人法律事务所（很快成了为穷人免费提供法律咨询的地方），继续敦促各地方政府制定更加严格的汽车安全条例。1964年初，他把这一运动带到华盛顿，劳工部部长助理丹尼尔·帕特里克·莫伊尼汉聘用他为劳工部日薪50元的顾问。　　在康涅狄格州参议员亚伯拉罕·里比科夫的合作下，纳德搞了一份200页厚的呼吁书，呼吁制定强制性汽车安全法令。通用汽车公司的一位工程师向他指出，雪佛莱厂的科维尔牌汽车容易翻车，因而成了他在工业界内第一个秘密联系人。1965年11月，纳德的第一部著作《任何速度都不安全：美国汽车设计中包含的危险》，其中把科维尔牌汽车叫做“最难驾驶的汽车之一”，并且指责汽车工业在“这种型号已经用了四年，共生产了1124076辆科维尔之后，才决定采取措施”。　　《任何速度都不安全：美国汽车设计中包含的危险》一书的精装本和平装本共出售45万册，终使作者以证实汽车危害的专家身份于1966年2月10日出席了里比科夫委员会。三星期后，纳德指控通用汽车公司利用私人侦探跟他找麻烦，打电话对他进行谩骂，以及企图用女人勾引他来败坏他的名誉，于是使他成了全国知名人物。一个通用汽车公司的工作人员在宣誓下承认，他的上司曾指示他：“不论在什么地方设法抓住这家伙的一点把柄……使他不敢再跟他们捣蛋……封住他的嘴。”纳德提出控告，要求赔偿2600万元，结果得到了28万元。这钱和他写书的版税一样，都用在他的事业上。那年夏天，“全国交通和机动车安全法”获得通过时，《华盛顿邮报》宣称：“这项重要立法所以成为可能，大部分功劳应该属于一个人——拉尔夫·纳德……这个为公众利益进行活动的单人院外说客，战胜了全国力量最强大的工业。”　　纳德自己承担起全国交通安全署监督人的责任后，又插手过问肉类包装业，其结果是使得1967年肉类卫生法得以通过。他的攻击范围原来还限于消费者的剥削者，后来更扩大到包括食品和药物管理局、联合碳化物公司的烟囱、智囊机构、不安全的卡车、纸浆和造纸工厂、财产税、官僚主义者、消费信贷、银行和超级市场。一个评论家说：“纳德并不是维护消费者利益的人，他只是一味反对消费。”　　纳德不同于林肯·斯特芬斯时代那些揭发丑事的人，他得到保守选民的支持。在充满无政府主义和混乱的时代，他仍然相信能在这个制度内部进行改革。他是个直线式的思想家，提倡守法和工业秩序。股票经纪人赞助他的事业，波特女士的学校给他派去志愿工作者。现在，他已有一些助手——一个记者称他们是“纳德袭击者”，这些人大多数是毕业于上流学校的上层中产阶级的白人，他们的姓名颇像普尔门卧车车厢的名称：罗维尔·道奇、威廉·哈里逊·韦尔福德、鲁本·罗伯逊三世、霍华德·塔夫脱四世等。其中有个叫爱德华·考克斯的，后来成了尼克松的女婿。　　纳德把他的助手们安置在全国报业大楼的几间狭小的办公室里，旧桌椅是从残缺物品拍卖会上买来的，装档案用的是苹果箱，书架是用木板和砖头搭的。他让这些人一周工作100小时，工资之低接近贫穷标准。他们编写的书籍所得版税，全部用于运动。但是他们没有怨言。纳德本人一年挣20万元，自己只用5000元。　　他住的带家具的房间，靠近杜邦大厦，每月租金80元，办公室租金每月97元，也不用个秘书。别人送给他的公文包，他都用来做档案袋，自己旅行时却把文件装在一扎扎牛皮纸大封套里。他的黑皮鞋已经磨损，鞋带断了又接起来。他穿一套满是皱褶的灰衣服，白衬衫起了毛边，系着过时多年的窄领带。他身高六英尺四英寸，一头波浪式的黑发，一副年轻人的面孔，《新闻周刊》把他比做“弗兰克·卡普拉影片里的吉米·斯蒂华式的英雄人物”。他的惟一特殊开支是电话费。这笔费用很大。工业界的志愿侦探给他打电话的费用，都由他付。　　纳德的大部分收入来自讲演费。他每周接到50份请他讲演的邀请，他一年只接受150次，每次收费多达2000元。继沃尔特·鲁瑟之后，他成为最擅长长篇大论的演说家，一次上台演说，时间很少在1小时45分钟以下。演说结束时，从来不加上点儿什么华丽辞藻。他说完停下来，转身就走。大学的听众对他报以狂热的欢呼，但他从不回身表示谢意。如果有人请他签名留念，他会粗率地回答：“不签。”一位朋友说：“纳德怕被当成电影明星，把他的私生活浪漫化，所以他干脆抛弃了私生活。”　　他是个无法对付的顾客。在饭馆点菜叫饭时，他会对女服务员说：“三明治里的火腿是单切的吗？这乳酪是真正的，还是人造的？你吃糖吗？你吃？那你听我告诉你——那东西绝无用处，毫无食用价值。”他对班机上的女服务员说：“在整个飞机上，你可以感到自豪地供应的惟一东西就是那小包花生。而且你还应当去掉它上边的盐。”阿勒根尼航空公司竟敢把他预订的座位让给别人，使他没有坐上飞机，他于是提出控诉，判得损失赔偿费5万元，这笔钱一半给他本人，一半付给由于他误了飞机而未能听到他演说的消费者集体。　　罗伯特·肯尼迪问他为什么“干这一套”，他回答说：“如果我从事防止虐待动物的活动，就没有人会问我这个问题。”他说：他的最终目的“不亚于为工业革命进行质量改革”，任何诱惑也不能使他偏离这个目标。尼古拉斯·冯·霍夫曼和戈尔·维达尔提议他竞选总统。他说：“我对公职不感兴趣。国内最伟大的事，是公民活动。政治也要居于其后。”　　尽管他散布福音，致力于公益事业，过着修道士的生活，他对社会的影响还是成问题的。这一点他有时似乎也知道。有一次他说：“我们总是失败。”“整个问题就是如何限制失败的程度。”听众似乎把他看成是个演员。他们给他鼓掌好像是赞扬演出一样。很少人感到自己必须参与其事，必须仿效他的榜样，或听从他的建议。他们照旧驾驶底特律的大型汽车，买加过工的食品吃，脸上抹一层昂贵的化妆品，抽着有毒的香烟。　　他有一次沉思时想到：“两千年前在雅典，一个人可以一早起床，在城里闲逛，调查和他个人以及本市同乡福利攸关的事。没有人会问他：‘你和谁一伙？’”70年代的美国人不需探问关于他的情况，他们知道他是干什么的。但他们对他的活动并不表示支持。使他感到极为痛苦的是，不管他们对他喝彩声多么强烈，不管他们多么经常说他们赞成他，但在这物质至上的黄金盛世，他们并非真正同他是一伙的。　　第三十七章 自尊丧尽　　路易斯·克罗南伯格所说的爱出风头的时代也许可以说是从20年代爬坐旗杆顶和弗罗依德·柯林斯所经受的折磨开始。科林斯这个倒霉的青年，在肯塔基州因矿井塌方陷在里面最后死去，于是成了1925年头版新闻达两星期之久。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随着一些爱表现自己的人的出现，大吹大擂的宣传活动愈加突出了。这些人有的在狂欢节的旋转木马上举行婚礼，有的在百货商店的橱窗里度蜜月，有的在弧光灯下生孩子，更有的租礼堂庆贺离婚。克罗南伯格在1954年写道：“我们美国人的毛病，不是生活的诗意变成了散文，而是变成了广告稿。”他指出，继马克思和弗洛伊德之后，对美国生活影响最大的思想家，乃是菲尼亚斯·泰洛·巴纳姆【1810～1891年，美国著名马戏团创办人。——译者】。　　随着美国影响在国外的传播，巴纳姆精神也传播到了国外。海外最离奇的一些表演、最后使作案人成为1972年头版新闻人物的事情有：有人打电话，威胁要炸毁豪华的“伊丽莎白二世女王”号邮船；澳大利亚一个地质学家手持12磅大锤，砸坏了圣彼得教堂大殿内米开朗琪罗的圣母哭耶稣的画像，他这样做出于一种反常的出风头的欲望，他坚信自己是上帝的儿子。这些人全是荒唐达于极点，但至少他们没有杀人，而许多国外爱出风头的人可大都不能这么说。1972年可以称为是死神喧嚣之年。国外为了出风头而作案的谋杀事件有：土耳其左翼分子处死北约组织的三名电子专家，一伙日本恐怖分子在特拉维夫的利达机场杀害了26位旅客，“黑九月”团体的巴勒斯坦阿拉伯人，在慕尼黑举行的奥林匹克运动会上，干掉了11名以色列运动员，还有北爱尔兰的新教徒和天主教徒互相残杀，死了469人。此外，1968年度诺贝尔文学奖金获得者日本的川端康成，效法三岛由纪夫自杀身亡。三岛由纪夫是他的一位年轻同行，为了抗议西方对日本的影响，按照古老的切腹仪式自杀，取出内脏，并由一位密友割下他的首级。　　对于海外这种不光彩事件的日益增长，美国人并没有理由感到欣慰。达拉斯的李·哈维·奥斯瓦德在60年代便首先向他的同胞们表明，像他那样胆大包天的杀人犯，才是引人注目的。在美国，步其后尘的人中，有洛杉矶的锡尔汗·锡尔汗、奥斯汀钟楼的查尔斯·惠特曼，以及在亚利桑那州梅萨美容学校杀人肢解的罗伯特·本杰明·史密斯。1972年，另一些怀有类似动机的人也加入了他们的行列。暴徒“疯狂的乔”·盖洛，在纽约的小意大利被人枪杀。他的妹妹告诉记者说：“他改变了他的形象，这便是发生这件事的原因。”乔治·杰克逊在索尔代德监狱的两个同伴，在一名看守死亡的案件中被宣判无罪，安吉拉·戴维斯也设法将此事搞成宣传上的一次胜利；她说：“这件事妙极了。”12月29日，《生活》杂志停刊，关闭了一条巨大的宣传渠道，这在某些政客看来简直是如丧考妣。四星空军上将约翰·拉维尔，因擅自下令轰炸北越而受到申斥，并受到降级处分，因而他的名字曾累见于报纸上，而现在他的名字却开始出现在参考书上了。最令人难忘的是阿瑟·赫尔曼·布雷默，他于总统预选前夕，在马里兰州劳雷尔的市场中心枪击乔治·华莱士。在押往监狱的途中，布雷默竟问警官：“我要写出回忆录来，你看能捞多少钱？”　　当这类犯罪行为已变得平淡无奇时，一些美国人在那一年又另辟了耸人听闻的新途径。有两起有关治安的案件很值得注意，因为它们与索尔代德、盖洛和华莱士案件不同，显示出作案人或起诉人均具有非凡的想像力。一件是一伙强盗在空中劫持了南方航空公司的DC9喷气机，他们采取了极其不同寻常的勒索办法，威胁说，若不满足他们的要求，便将让飞机直撞进橡树岭核研究工厂里去。虽然飞机的轮胎已被联邦调查局的特务开枪打瘪了，空中强盗在查塔努加机场还是把200万元拿到手，最后降落在哈瓦那。一到那里，他们便同他们的许多先辈一样，大失所望地发现他们被古巴人逮捕，全部赃款都被没收了。另一事件是埃德加·胡佛引起的，他控告和平人士正在策划绑架亨利·基辛格和炸毁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地下给首都所有联邦建筑物供暖的热气管道。六名天主教徒和一名穆斯林被控密谋肇事而受审讯。政府最后败诉，九个月后，两名被告，神父菲利普·贝里根和修女伊丽莎白·麦卡利斯特结婚，而使他们各自所属的圣约瑟夫协会和圣玛利圣心会的教友们大为震惊。　　在传统的教会工作者看来，这真是不可思议的事，但在虔敬行为方面表现得更荒唐的，是“耶稣的子民”，也被称做“耶稣迷”或“马路基督徒”。实际上，他们代表着青年运动的最新阶段，这一运动经过垮掉的一代演化到了嬉皮士，现在又在追求新的刺激了。“耶稣，我可曾为耶稣沉醉！”是他们用作号召的口号之一。三年前，西奥多·罗斯扎克在《一种反文化的形成》一书中，称青年运动已经明显地表现出一种宗教倾向。他指的是禅宗和一些更加古怪的教派；那时，基督教被认为是不可救药地墨守成规和拥护既有权力体制的宗教。可是，现在这些信徒们都挂着基督受难像，穿着基督受难式的短袖圆领汗衫——模仿百事可乐广告上的打油诗，他们有一个口号是：“耶稣的恩情没有底，你自会越活越有趣。”他们建立了一些名叫“上帝之爱”、“天国旅店”和“灵魂旅店”的群居村，参加耶稣摇滚舞音乐会和基督徒夜总会，致使有些父母甚至怀念过去孩子沉溺于老式大麻的时代。　　由于各大学在1972年几乎继续保持平静的局面，和平战士谈到宣传方面的失败，而州立大学的行政管理人员则颇为欣慰；纳税人以一边倒的票数否决了发行学校公债。尼克松总统的新闻办公室宣布，总统用色彩鲜明的词句“赢得了”选民的支持。他曾说，他计划在戴维营多待一些时候，因为“我觉得在这里的高山顶上，能使我更易于高屋建瓴地工作”。11月14日，纽约证券交易所在引人注目方面取得了新的突破，道·琼斯工业股票指数在收盘时达到1006.6，这是历史上第一次超过一千（虽然当时没有一个人懂得，这正是抛出的好时机）。纽约联邦法官宣判一个名叫罗纳德·加勒拉的自由职业摄影师“不择手段侵犯了”奥纳西斯太太的私生活，杰奎琳·肯尼迪·奥纳西斯在公众中的形象更加辉煌了，而打扰她的这个人的形象却更加暗淡了。法院裁决，加勒拉今后必得同她保持50码的距离，同她的孩子保持75码以及同她家族的住宅和学校保持100码的距离。　　爱出风头时代的这些离奇的事件，尽管不同寻常，然而却由于这个时代的两位巨人的成就而黯然失色。这两个都是美国人，都狂热地一心想使自己大出风头，并且都于1972年在国际上得到了承认。一个是亡命之徒，一个仅仅是易动肝火。　　性情暴躁的那个，名叫罗伯特·詹姆斯·费希尔，是下国际象棋的。在凡是提到此人的报道中，除了侮辱他的对手，不按规定的比赛时间到场，得罪给他捧场的人，贪婪，食言，动不动给人下最后通牒，大发脾气，在关键时刻忽然不知去向，以及后来，在冰岛雷克雅未克同俄国的鲍里斯·斯帕斯基进行了一场第一流的比赛，赢得国际象棋世界冠军外，就没有别的了。他的同胞一致认为，决不可能有比他更坏的人能得到冠军了。他怒冲冲地点着创纪录的15.6万元的奖金，傲然地阔步离去。　　那个亡命之徒名叫克利福德·欧文。　　1971年圣诞节将临之际，麦格劳－希尔出版公司向纽约各大报主编、新闻评论员和通讯社办事处发了一份特别令人感兴趣的550字的新闻特写。美国隐身埋名的亿万富翁霍华德·休斯，14年来一直拒绝报界人员的采访和摄影，甚至连面也不肯一露，如今显然在一名合作者的襄助下，完成了他的23万字的一本传记。这书的布面精装版将在1972年3月27日发行，《生活》杂志将连载三期，每期从中选登1万字。这预告援引休斯的话说：“你可以把这书叫做自传。也可以叫做我的回忆录。不论叫它什么都行。这是用我自己的话讲述的我的生平。”预告中对他这项工作的助手克利福德·欧文讲了不少恭维话，也说是出自休斯之口。据称这位亿万富翁曾说，之所以选中欧文，是因为“他有同情心，有眼力，谨慎，而且，据我所知，他为人正直”。　　休斯的回忆录好像是录了音的：“本书里的话——除那些引起我说这些话的问题外——都是出自我自己之口的话。”一开始编辑们以为，他是在他去年隐居的巴哈马饭店录的音，但后来看来实际情况似乎要比这曲折得多；他们两人“在遍及西半球的各种各样的汽车旅店和汽车里”会晤了一百多次。　　这都是出版者的预告中所说的。公众相信这种说法只有一个月，又过了一个月，这份预告就得撤销了。但在当时，这成了出版业史上最耸人听闻的一个故事。它一度把总统游览中国长城的新闻都从小报的头版上挤掉了。采访休斯和欧文的新闻记者比采访越南战争的还要多——单是《洛杉矶时报》就派出了9名记者。30名邮政检查员在邮件中寻找线索。派拉蒙公司重新发行了《外来政客》，故事内容一眼就能看出是编造出来的休斯的生平。一部名叫《赫尔加与霍华德》的X类影片正在曼哈顿上演，休斯式的短袖圆领汗衫销路很畅，两元一件，人们还佩戴徽章，上面刻有“这是一枚真正的霍华德·休斯徽章”。　　在12月的新闻预告发布之后不久便有人首先对自传的真伪问题提出怀疑。休斯器械公司的一位代言人否认“有休斯的自传存在”。但是，这位隐身埋名的富翁，甚至对他的最亲密的合作者，也以行动诡秘著称；那些最了解他的人们认为，不承认有这部自传，完全符合他的性格，事实上这也是该书的编辑们意料中的事。《生活》杂志编辑主任拉尔夫·格雷夫斯拿出休斯同意连载该书的亲笔信给他的工作人员看，其中有一个人问他：“我们怎能判定这封信不是伪造的呢？”格雷夫斯回答说：“这是真迹，没错。我们请一位专家鉴定过了。”麦格劳－希尔出版公司一名副总经理艾伯特·利文撒尔对《纽约时报》说：“我们费了很大的劲，确定这确实是休斯的自传。”《生活》杂志的副总经理唐纳德·威尔逊也告诉另一位新闻记者：“喔，我们是绝对有把握的。请注意，我们是同麦格劳－希尔这样的人打交道，而且你也知道，我们并不是一家电影杂志！别忘了这是时代公司和麦格劳－希尔出版公司。我们已经查过。我们有证据。”　　威尔逊对另一个提出疑问的人说：“我们从来没有直接与休斯器械公司打过交道。他们对此事一无所知，并不使我们感到诧异，因为休斯先生对这项计划是完全保密的。”威尔逊他们与之打交道的人是欧文，12年来，他一直是麦格劳－希尔出版公司的作者。他写过四本不成功的小说，前不久又写了一本《赝品》，写的是埃尔米·德·霍里的生活，此人系欧文在西班牙伊维萨岛上的邻居，专门从事艺术品的伪造。如今回想起来，出版商似乎应当仔细考虑一下这位作者专门注意骗术的偏好，以及他自称休斯不愿同别人只愿同他交谈的说法。事实上，这本书纯属捏造。欧文从来没有见到过休斯，更谈不上给他录音了，而休斯对这个自称是他的代笔的人，更是毫无所知。乍看之下，麦格劳－希尔出版公司和《生活》杂志仿佛过于轻信，令人不可原谅。不过说实在的，这个骗子手法相当狡猾，而且也相当走运。　　这个骗局的策划，始于一年前《新闻周刊》影印一张休斯手书的11行字的便笺的时候。一个月以后，《生活》杂志又将此件彩色套印刊登。欧文是一个漫画家的儿子，得其父遗传，双手极为灵巧，他发现，稍事练习，便能写出整页整页酷似休斯的笔迹的文字来。那时节，报纸上正有许多关于这位企业界巨头的报道，特别谈了许多关于他行动诡秘的消息。一些作者提出，他甚至可能已经死了，而外界的人无从知道。这便使欧文想到，搞一本自称得到休斯许可出版的回忆录或许不会被休斯戳穿，特别是他可能已经入土了。他说服了住在邻近马略尔卡岛上同样以卖文为生的理查德·萨斯坎德同他合作。后来，这两人的姓名变得家喻户晓，他们的相片登在全世界报刊的头版上——欧文，身材高大、健壮漂亮；萨斯坎德，如一友人所说，“是个脑袋长得奇形怪状的大肉堆”。他们的模样终于成为文字骗术达到登峰造极的象征。可是，开初他们两人在麦格劳－希尔出版公司编辑们的眼里，一个是虽无才华却可信赖的作者，另一个是他的勤奋的研究人员。编辑们无从知道欧文已说好同他的合作者分赃，75％归他本人，25％归萨斯坎德。第三个参与密谋的人，是欧文的妻子伊迪丝，她是一个漂亮的瑞士画家，是欧文的两个孩子的母亲。　　欧文对麦格劳－希尔出版公司耍了一个极为巧妙的花招，先转给他们几封看来像霍华德·休斯手迹的亲笔信，在信中这位亿万富翁表示对合作写书的兴趣越来越大。后来，到了适当的时候，更寄去了一份有休斯签名的合同，其中第22款规定：“出版者同意，在他接受符合要求的全书手稿后30天内，对该书不做广告、不推销、不出售。”以25万元的代价取得最先连载权的《生活》杂志，也同意不声张此事。出版者为小心起见也采取了看来很合理的措施，他把那所谓休斯手迹的一部分交给一位专家鉴定，专家拿它和真迹的样品比较后，写出鉴定报告说：“此种手迹由旁人模拟欲达近似的可能性不及百万分之一。”后来，另一家分析公司也表示同意，并断言“根据我们在鉴定可疑手迹和签名方面的多年经验”，欧文交来的材料，除霍华德·休斯外，“不可能”出自任何其他人之手。　　欧文最妙的一招，是告诉他的出版者，那位古怪的工业界巨头坚持在开给他的支票上只填缩写姓名：“H·R·休斯”。欧文取到这些支票后，便转交给他的妻子伊迪丝，她戴上假发，带一张改写过的护照和一张偷来的身份证，飞到苏黎世，在瑞士信贷银行用“赫尔加·R·休斯”的名义开立账户。在这个账号320496的户头里，她最后共存进麦格劳－希尔出版公司的将近一百万美元，随后她又将这笔款子提出，存放到马路对面的瑞士银行去。这期间，她的丈夫和萨斯坎德也在旅行，到纽约公共图书馆、国会图书馆、加利福尼亚的棕榈泉、《休斯敦纪事报》和《休斯敦邮报》资料室以及《时代－生活》档案室（这一着是最不客气的）去调查休斯的生平。他们最有价值的收获，是休斯已经退休的主要助手未发表的回忆录手稿。欧文从此人的一个合伙者手里借来拍了照。他和萨斯坎德一边把材料集中，一边轮流假充“休斯”在录音机上彼此采访。录音随后抄出，欧文还在这长一千页的稿子上，用那位亿万富翁的笔迹写下边注。搞出的这成果看来十分逼真，竟然把若干年前曾和休斯很接近的人也愚弄了。　　骗局开始败露的时间是1972年1月7日下午，那天休斯在巴哈马饭店用电话开了一个记者招待会，同七名于他隐身埋名前对他进行过采访的记者谈了两个半小时。他申斥欧文的书纯是骗局，并且趁此机会否认以前那些说他的指甲长达六英寸，说他已憔悴不堪，说他的头发长达腰部等类的报道。听他讲话的七名记者，一致断定是休斯的声音。欧文却说这是一个骗局，但是他已快完了。整个密谋在伊迪丝那一头也开始败露。休斯的一名律师要求他的雇主填写一张问题单，盖上手印以示确凿可靠。其中一个问题是：“您最后一次，不论出于何种原因，在支票上背签是在什么时候？”休斯的亲笔答复是：“十多年以前。”这些骗子以为，瑞士银行账号户头在任何情况下都是不可侵犯的。其实并非如此。在有犯罪嫌疑的情况下，银行方面可以将一切细节都透露出来的，并且，当瑞士方面了解到开给霍华德·R·休斯的支票，被一个自称赫尔加·R·休斯的讲德语的女人兑成了现款，他们知道在苏黎世有人作案了。于是开始在世界范围内搜索这个神秘的赫尔加。　　1月20日，星期四，有关此事新发展的动人消息传到了纽约的那一天，欧文参加了麦格劳－希尔出版公司和《生活》杂志负责人的一次会议。他镇静自若，对这件消息提出了三种可能的解释：一、他给一个装扮成休斯的骗子录了音；二、休斯派了一个“忠实的仆人”去存支票；三、他欧文，是个江湖骗子。他盯着在座的每一个人的眼睛，用一种无比诚恳的声音说：“最后一个可能性，我打算排除掉，我希望在座诸位也是这样。”他表演得十分高超，在座的都点头表示同意。会后，他飞回伊维萨岛——这引起《生活》杂志编辑们的愤慨，他们本以为他会一直待在纽约等待危机解决。有记者指出，伊迪丝同瑞士方面形容的那个赫尔加很相像时，欧文回答说：“你们真认为，我会让我家的人卷进像这样的一种活动吗？”在曼哈顿，欧文的律师还未对他产生任何怀疑，他向记者透露，他认为自己的主顾上了一伙骗子的当，其中两个是专门模仿签字的老手，第三个是身高六英尺三英寸、很像霍华德·休斯的瘦高个儿。　　这是这一阴谋的关键时刻，要了解克利福德·欧文后来的结局，必须抓住这一时机。他已将大部分存款兑换成了现款，他仍然自由自在，他本来是有可能既保住钱财又保住自由之身的。在伊维萨和马略卡岛上逍遥自在的有的是其他逃犯。他同伊迪丝以及萨斯坎德可以留在他们原来住的岛上，也可以逃到某一南美国家中去，因为有好几个南美国家对他们这种罪犯是不会引渡的。钱是完全不成问题的：几乎没有他们买不起的东西。另一条路是极其可怕的，彻底暴露已迫在眼前了。欧文到底为什么在这个时候飞回纽约，自投罗网呢？根据接近他的人的意见，原因是他无法抗拒大出风头的诱惑。此人一辈子就一心想出风头。他写了几本书，全没引起人注意，但是，这一鬼招却使他如愿以偿，在他知道有一批记者在肯尼迪机场眼巴巴地等候着他的时候，他便仿佛着了魔似的非去不行了。这完全像飞蛾抵不住火的诱惑一样。他下飞机时，他竟不能回答记者们的问题——这对他整个故事是一个可悲的嘲弄。他患了喉头炎，他哑着嗓子对记者说：“先生们，这真难受。”至少这一次，人们都相信了他。　　另一次命运的嘲弄接踵而至。有两名记者以为，欧文曾同休斯从前的一个助手——约翰·迈耶（Meier）——接触过。他们要求在欧文的律师的办事处见他，并对律师说：“请告诉克利夫，迈耶的情况我们全都了解。”欧文从未听说过迈耶这个人，但是，当信息传给他时，他可慌了手脚。他以为他们说的是另一个拼法不同的迈耶（Meyer），因为这两个姓听起来完全相同。把休斯已退休的助手未发表的回忆录偷偷给他的人，名叫斯坦利·迈耶。如果记者们打听到了斯坦利·迈耶的这段情节，他们的阴谋就彻底暴露了，欧文还不如照实坦白好。他跑到地方检察官办公室，作了部分的交待，随后回去见那两位等候着他的记者。他说：“伙计们，我有些事要告诉你们，不过不供发表，行吗？”在当时的情况下，要吐露秘密而不供发表，是不可能的，但是，记者却点头表示同意。欧文深深地吸了一口气说：“好吧，你们也可能已经猜到了，也可能没有猜到。赫尔加·休斯就是伊迪丝，伊迪丝就是赫尔加。”　　这场骗局该到此结束了，却又不然。他临时又编了一套，说他的妻子一直是按休斯的指示办事的，而由于那部书稿（以及鉴定笔迹的专家的意见）是如此令人深信不疑，这骗局竟又苟延了一些日子。接着两次新的打击，使它彻底垮台了。休斯已退休的那个助手的未发表的回忆录问了世，欧文在各种离奇的场合给休斯录音的谎言就此戳穿。他确实也曾去过这些地方，一路上还给麦格劳－希尔出版公司寄去风景明信片，可是，他不该一边办事，一边还寻欢作乐。他的游伴之一是个使用水下呼吸器潜水的教练，一位苗条的金发女郎，她陪同欧文到维尔京群岛的圣·克罗伊克斯去玩。她告诉《芝加哥论坛报》说，她愈来愈钟情于欧文，她以为，他同他的妻子已分居了，但他们两个谁也没有和休斯见过面。这个骗子的第二个游伴更要他的命，她是一个漂亮的贵族出身的丹麦演员，名叫妮娜·万·帕兰特。欧文对麦格劳－希尔出版公司的一个编辑吹嘘过关于妮娜的事，还透露了她的姓名，这件事干得实在失策。通过邮政人员查到了妮娜的地址，她承认自己曾同欧文一起旅行，并说，他们实际上在墨西哥是一路同居的。她说，由于克利夫和她寸步不离，所以他根本不可能同休斯会过面。　　这一来，欧文就完了。但对妮娜来说却不然，这对她来说还不过仅仅是一个开始。这么说，对于出风头——出不论什么风头——的好处也只是略举一端而已。多年来她一直是个极不得意的无名的民歌手。现在，顿时间，她成了到处被邀请的红人。她两次在“戴维·弗罗斯特节目”中出现，两次在“迈克·道格拉斯节目”中出现，两次在“迪克·卡维特节目”中出现，一次在“今日节目”中出现，一次在“约翰尼·卡森节目”中出现，还有一次为她安排了特别电视节目。曼哈顿的圣·里吉斯饭店邀她出场表演三个星期，她还签下合同要去迈阿密、达拉斯、圣胡安和旧金山演唱。她的经理人说，欧文事件“的价值，相当于五张畅销唱片和一次金像奖”。毫无疑问，她是1972年最出名的情妇。　　霍华德·休斯却不那么走运。事情愈闹愈大，巴哈马政府开始调查他的工作人员是否没有工作许可证和移民证的问题，因此，休斯便避到尼加拉瓜去，他随身带着六架电视、几箱波兰矿泉水、一台文件销毁器、血浆、一个冰箱、一张病床、一些褥垫、办公用具、瓶瓶罐罐、几箱影片、几百码电线、一个老式电炉、一个加热器，以及一张廉价的乙烯基睡椅。　　《生活》杂志由麦格劳－希尔出版公司退款，因为该公司已从欧文夫妇和萨斯坎德那里取回了它付出的大部分的款子，欧文等三人都暂时进了监狱。但是，麦格劳－希尔出版公司那一年倒霉的事并没有到此结束。这家出版公司的运气连续不好。欧文被送进监狱之后，那家出版公司刚刚靠一本关于印第安人的书《红狐酋长回忆录》取得成功，稍微挽回了他们的一些声誉。不料又出现了一件令人难堪的事：《红狐酋长回忆录》是从1940年出版的一部书里剽窃抄袭而来的。接着，欧文一书的编辑被控有失职业道德：他向另外两个作者借钱，数目达到他们从出版公司预支款项的10％。最后还有一件事，使这家出版公司的可悲处境成了那一年纽约出版界的笑柄。在那次骗局发生以前，坐落在美洲大道新建的麦格劳－希尔大厦的一楼已言定租给一家银行开分行。那时，银行的人正往里搬。出版公司经理人员看到橱窗大玻璃上在涂金字招牌，那招牌是：欧文信托公司。因为租约早已生效并已备案，自己全然束手无策，简直气得发疯。　　※※※　　1972年2月21日寒冷的早晨，尼克松称为“76年精神”号的总统座机的银、蓝、白三色的机身，掠过混浊的扬子江，向北飞去，到了北京上空，准备滑翔下降。1/4世纪前采访过中国的美国记者，对地面上景物的变化深感惊讶：柏油路面的道路、灌溉渠道、庞大的集体农庄以及公路两侧整齐的树木（“中国居然有树木！”白修德这么写道）。在这历史性的一天，红色中国的主人们将又一次友好地紧握住美国领导人的手。美国将停止再以反对共产主义作为它的外交政策的基调了。这是一个吉祥的时刻，因为在美国是乔治·华盛顿诞辰的前夕，在北京，是鼠年第七天，中国农历上的吉利的日子。　　总统的喷气机于11时30分着陆。所有的人立即感到惊愕万状。除去美国记者和电视技术人员外，机场上几乎空无一人。那里也有一些大标语，不过同尼克松无关——“中国共产党万岁”，“全世界人民大团结万岁”。在场的有不足四百人的军队，他们在唱着30年代的一首红军歌曲《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这位好周游列国的美国第37届总统过去见过罗马尼亚、巴基斯坦、南斯拉夫、西班牙、加拿大、巴西、澳大利亚、日本、印度、爱尔兰、意大利、德国、比利时、法国、英国、奥地利以及梵蒂冈的统治者，所到之处，总有大群人在场。这里却阒无一人。惊慌失措的助手们想到如果总统给弄得下不来台，他们真不知该怎么办好了。他们能够原机飞回家去对大家说这是一场误会吗？直到最后一刻，大家才明白不可思议的中国人到底是怎么回事。周恩来总理率领着为数不多的官员出现了。尼克松伸出他的手，此时，数以百万计的美国人在电视上看到，周握住了他的手。　　中国人民可没有在看电视，这些客人来访的消息根本没让他们知道。总统的军队驶过寂静的街道进入城市。所有的居民仿佛都到别处去了。但是五个小时以后，尼克松刚在一所黄砖砌的二层楼宾馆里安顿下来，却出乎意料地被请到新中国的传奇式的人物、78岁高龄的毛泽东的书房去。总统和主席交谈了整整一小时，在座作陪的只有周恩来和亨利·基辛格。会谈的内容至今仍严格保密，但显然是很融洽的。有一次，“头号国际匪徒”隔着茶几伸过手去，温柔地握了“头号帝国主义走狗”的手，次日早晨，一张主要人物都在微笑的会见照片，出现在《人民日报》第一版上。这个信息是很清楚的：这次访问得到了主席的赞许。如今街道上的人群开始有反应了。尼克松一露面，人们就鼓掌——当然是合着一个拍子，不过，这里的规矩都是这样的。毛指定他的第四个妻子——革命煽动者江青，作为接待总统的官方女主人。　　接连五天，尼克松和周恩来每天对坐在一张铺着绿桌布的长桌两边，谈判四个钟头。从最后公布的含混的公报可以看出，双方意见没有完全取得一致；公报主要谈的是中美两国人民需要有更多的友谊，总统所做出的惟一真正的让步是答应从台湾撤出美军。不过，会谈真正的重要意义在于终于举行了这些会谈。总统和第一夫人打定主意要表示友好。他们这样做了，并且得到了赞赏。每天晚上，他们在人民大会堂参加历时三小时的隆重宴会，硬着头皮用象牙筷子把八道菜馔对付下去，用茅台酒干杯，一边听着中国乐队演奏《小伙子比雷》和《她将绕过山边来》之类的曲子。他们观看乒乓球、羽毛球和体操表演。一天晚上，江青陪他们去观看芭蕾舞《红色娘子军》，内容主要是讲残忍凶狠的地主的。尽管尼克松正打算在美国削减地主应交的税款，他还是极其热情地鼓掌称颂。次日清晨，他的夫人兴致勃勃地继续参观了一些幼儿园、饭店厨房、农业公社和针灸诊所，虽然她看见针就害怕。　　尼克松夫妇参观了北京的紫禁城，攀登了具有2200年历史的中国长城之后，把“76年精神”号留在北京，自己和周恩来同乘一架白色的伊柳辛客机飞往杭州。在那个700年前马可·波罗称之为世界最伟大的城市里，总统与总理游览园林，泛舟于历史悠久的西子湖上。然后总统一行从杭州飞抵上海，到达他们最后的一站，在那里发表了公报，然后回国向美国人民报告。　　总的来说，尼克松的同胞对他的表演评价很高，虽然有些人认为，他有时过于卑躬屈膝。他在北京的几次讲话中，曾提出中美两国“一起开始长征”，并且多次引用毛主席的话，说“多少事，从来急”，还向他的听众提议，要“只争朝夕”。他也说了一些陈词滥调的话。看到明朝历代皇帝从太和殿到紫禁城大红门时乘坐的精雕细刻的轿子，总统议论说：“老坐轿子，就得不到太多的锻炼。”他在说到长城时说：“能够建造这样一道城墙的人民，肯定有一个值得骄傲的伟大的过去；有这样的过去的人民，也必定有伟大的未来。”随后又说：“我们看着这道城墙，不禁想到我们决不要任何这类城墙存在于各国人民之间。”　　在这道城墙那一边的人，就有俄国人，他们对这次访问所可能有的含意是感到不安的。自从19年前斯大林逝世以来，莫斯科与北京之间的紧张关系不断加剧。上一年秋天，中国共产党副主席、指定的毛泽东的接班人林彪乘一架军用飞机企图逃奔苏联，这架飞机掉下来了。这时，紧张关系达到顶点。现在，苏联人又疑心中国人和美国人没安好心。莫斯科电台用普通话对毛泽东的国民广播，说再没有比上海公报“更无耻、更虚伪”的东西了。莫斯科的评论员说，中国正在“同美国的统治集团搞危险的阴谋”。　　这与其说是反美的标志，不如说是共产主义世界内部矛盾加剧的表现。俄国人妒忌万分——这是没有道理的，因为三个月后，尼克松夫妇就要到他们那里去访问。这次最高级会议的前景反过来又使河内电台按捺不住了，它称这次会议是“卑鄙龌龊的”。不过，情况也有所不同。河内同北京和莫斯科不一样，它对缓和不感兴趣。相反，北越人准备破坏华盛顿同越南北边两个共产党首都之间的友好关系。他们没有成功，但是，他们仍尽力要这样干，有一阵子他们似乎几乎快要成功了。　　※※※　　北京会谈的消息，通过当时南越军队都有的日本造小型半导体收音机，传到了驻扎在非军事区以南的南越第三师。当时那个地区比较平静，在美国人同共产党人坐在一起谈判的时候，阮文绍的部队却放松了警惕。使他们松劲自满的，另外还有一个原因。由于尼克松向北越人提出了八点和平新计划，似乎和平真的有点苗头了。因此，报告传来，说17度线北面越南（北方）民主共和国部队正在集结时，第三师并不以为受到了威胁。3月间，冬季东北季风刮来的阴云开始消散时，北边打来的炮火有可观的增加，可是南越人并未感到吃惊。他们照旧待在钢筋水泥掩体里，只派出少数的巡逻队。如果是较好的部队，本来是会更加警惕的，但第三师可不是精锐部队，正因为如此，北越的武元甲将军才把他们当做一次新攻势，也是四年前的春节攻势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强大攻势的第一个目标。　　武元甲的第304师的步兵，在坦克掩护下，于3月30日越过非军事区发动了残酷的猛攻，这一次同春节攻势截然相反，是一次炫耀武力的表现，一场闪电战，旨在用苏联的尖端武器，加上巨大的优势兵力，压倒西贡部队。突击部队迅速攻占了15个边界前哨基地。五周之内，他们在激烈战斗中推进了22英里，夺取了美国海军陆战队浴血奋战成功地守卫过的地盘。第三师几乎全歼，省会广治也告失陷。国防部长莱尔德说的不错，这是一次“大规模入侵”，而这只不过是北越人插入南越领土的四次进攻中的一次而已。　　4月6日，复活节后四天，北越一支坦克纵队从柬埔寨出击，把南越部队赶出了禄宁。不到一周的时间，进攻部队包围了西贡以北60英里的省会安禄，南越第五师全部陷入重围，这个师是保卫阮文绍的首都的关键部队之一。4月18日，红色攻势击溃了滨海的平定省的守军，南越已面临被从狭窄的腰部截成两段的危险。末了，4月22日，北越四个师突然攻入中部高地，占领达多，实际上已使省会昆嵩陷于包围中。　　尼克松做出反应，派B－52猛炸北方的河内和海防，这是三年多来第一次空袭这两个城市。反战的参议员立刻反对；缅因州的马斯基提出一个议案，要求当即结束美国在北越的任何军事活动。莱尔德不予理会，警告河内说，B－52出击要继续到北越部队从南越撤出为止。他说，政府认为，这次攻势“公然”违犯了1954年日内瓦协议，华盛顿决心不遗余力把入侵者赶回去。事实上，白宫当时的心情是既愤怒，又同样难堪。三年来，总统一再宣称越南化已获得成功，而从西贡传来的报告却有力地表明，那一政策已完全失败了。　　由于害怕可能丢脸出丑，使尼克松变成了一个危险的对手。5月8日，他采取了他称之为“拦回行动”的一个极其惊险的步骤。为了削弱北越军队的作战能力，他下令实行大规模海空封锁，由美国海军在海防和北越其他港口的水域布雷，美国空军出击，轰炸通往中国南部的铁路。此举使他面临同北京和莫斯科发生对抗的危险，而他与基辛格那时又正是在向北京和莫斯科求爱，他不隐讳同俄国人的冲突。他在电视讲话中说：“今天晚上我要专门对苏联讲几句话。我们尊重苏联这个大国，我们承认苏联在他们的利益受到威胁时有保卫自己的利益的权利。苏联反过来也必须承认我们有保卫我们的利益的权利……让我们，让所有的大国都来帮助我们的盟友进行防御，不要帮它们侵犯自己的邻国。”　　总统对武元甲攻势做出的有力反应，使反战运动得到了新生命，而争取总统连任委员会则花费了许多的钱制造实际并不存在的对总统这一反应的支持。大批伪造的电报源源送来，使白宫可以问心无愧地宣布，支持这次行动的人和反对的相比是五对一。此外，《纽约时报》抨击此事的一篇社论，却受到一篇题为《人民对纽约时报》的假广告的驳斥，而这所谓的“人民”，不过是查尔斯·科尔森和他的几个助手而已。这是非法的，最后事实证明，也是不必要的。到该月底，北越的攻势开始受到挫折了。平定省75％的地方受到蹂躏，成为废墟，但北越军队却又销声匿迹了。安禄和昆嵩守住了，武元甲大肆宣扬要占领顺化的打算始终未实现。河内的威胁似乎突然减弱。除了在训练中的两个师外，共产党投入了全部兵力来发动这次进攻，结果损失了10万人，从战略意义上讲，收效甚微。他们孤注一掷的赌博，终归失败了。北越政治局委员、河内的首席谈判代表黎德寿传话给基辛格，说他已经准备好在巴黎重开谈判。他仍然坚持停火要以撤换阮文绍为条件，但是，看来他们真正求和的时刻已经临近了。　　这事和莫斯科有关。5月初，封锁的行动似乎使尼克松－勃列日涅夫最高会谈暂时已无可能，但是俄国人决心不让缓和的事业中断。这一点在苏联外贸部长尼古拉·帕托利切夫访问白宫就世界贸易问题交换意见时便已显而易见了。被请进椭圆形办公室的记者不胜惊讶，万万想不到尼克松、帕托利切夫和阿纳托利·多勃雷宁大使谈笑风生，在谈“友谊”一词在英俄两种语言中如何讲法。一位记者问外贸部长，总统5月22日访问莫斯科是否还在日程上。帕托利切夫回答说：“这个，我们从来没有怀疑过。我不知道你为什么问这个问题。”同时，俄国人力劝河内停止敌对行动，还把克里姆林宫里一处原属沙皇的寓所布置就绪，准备供总统下榻。武元甲的阵亡士兵尸骨未寒，苏美领导人便将大摆鱼子酱和香槟酒的筵席，这样的前景不免使北越人义愤填膺，但是世界上两个占支配地位的大国搞交易是没有什么力量能加以阻止的——苏联人要使人明白的就有这一点。　　凡是了解既往20年历史的人似乎认为这是不可能的，但是“76年精神”号从奥地利起飞，越过克里姆林大教堂闪闪发光的圆顶降落下来，滑行到迎候的苏维埃主席、部长会议主席和外交部长等人近旁停下的时候，只看到无数美国国旗在锤子镰刀旗的旁边招展。勃列日涅夫没有在场，同毛泽东一样，他等总统安顿下来以后再同尼克松会见。当天晚上，美国人是在大克里姆林宫举行的欢迎宴会上的贵宾。次日晨，第一夫人出外参观苏联的学校，红场，著名的莫斯科地下铁道，国营百货商店。她丈夫的照片登在《真理报》头版上；在一周的会谈期间，天天如此。尼克松在“蓝色屏幕”（俄国人对电视的叫法）上露面，他一上来就用俄语“多勃雷维切尔”（晚安）向观众致意，结束时又说了声“斯帕西巴〓衣多斯维达尼亚”（谢谢，再见）。中间，由旁人翻译他的热诚的演说，演说中大量用了俄国人所喜欢听的朴实的格言。　　与北京之行不同，这次最高级会谈不只是象征性的。宴会、祝酒、芭蕾舞演出都极其丰盛豪华，但是，这次访问的真正意义，只是在于克里姆林宫圣·弗拉季米尔大厅巨大的镀金枝形吊灯下举行的几次会谈中才显露出来。白宫形容会谈是“坦率和实事求是的”；整个那一星期都显得坦率、热诚的勃列日涅夫称会谈是“实事求是和讲究现实的”。后来慢慢形成了一套固定的程序。两国领导人最后不是达成一项协议，就是就某个可能已经谈判过几个月，甚至几年的问题，达成俄美间的谅解。细节问题则由基辛格和外交部长安德烈·葛罗米柯去解决。然后礼宾人员则拿着蓝色和红色的皮面文件夹出场，由尼克松和勃列日涅夫在文件上签字。他们同意在星际探索方面进行合作，预定于1975年实现两国载人宇宙飞行器在外层空间对接。同意两国共同研究公共卫生、癌症、心脏病和污染等问题。双方都同意停止骚扰对方在公海上的船只。双方承认需要在中欧削减兵力，有必要召开一次欧洲安全会议。最重要的是他们一致同意控制导弹。两国将限制反弹道导弹的部署，在五年内把进攻性导弹冻结在目前的水平上。　　也有一些令人失望的事。在有关中东的问题上彼此分歧较大。尼克松要求俄国人劝说河内停火，俄国人不肯。勃列日涅夫热切希望搞一个贸易协定，这个问题不得不提交给一个委员会进一步讨论。苏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根据租借法案借的108亿元的债务未得解决；他们提出还3亿，尼克松要求8亿，一切妥协的尝试均告失败。另一方面，会谈结果的收获是，产生了一项确立大国外交准则的12点原则宣言，这是国际法方面的一次突破。基辛格说，“我们设计出了一份路线图。我们是否将按这条路线走下去·我不知道，这不是绝对的。”但只要不是所有的苗头都不对，这宣言对于未来的意义是巨大的。两大政府制度之间的分歧，现在有可能在条约中加以表现，而不必形成意识形态的圣战。通过即将举行的欧洲安全会议，俄国将会更接近欧洲大陆而离开亚洲。贸易和技术会继续使两个超级大国更加接近，它们之间的谅解，而不是许多人预言过的一个多极世界的分裂局面，将在未来一段相当长的时间内成为世界最主要的政治现实。冷战已经过去，而这在很大程度上应归功于一位美国总统的努力，尽管这位总统，曾是最坚决的一位冷战专家。　　这一切发生在一个选举年里当然使尼克松更增添了不少吸引力。为了今后能在白宫再多待上四年，他先后在北京和克里姆林宫采取了两大步骤。现在看来，每过一天，都使他和11月的胜利更接近一步了。给他的历史地位造成不幸的，是他身边的一些人对此还感到不满足。他们要求有绝对把握，结果造成尼克松的悲剧的是，他们尽力为确保尼克松的二次连任准备什么都干。这些人的态度可以用他们中间的一个人查尔斯·科尔森的话来概括。此人在自己家里的酒柜上贴了一条标语：“你只要抓住了他们的睾丸也就抓住了他们的感情和思想。”还说：“为了总统，必要时，连我奶奶我都可以踩在脚下。”对于他们在追逐自己的目的时的不择手段，还可以用一个词来表达：犯罪。这个词快要有一个同义词了，那就是：水门。　　※※※　　1972年的竞选在1月已开始酝酿，当时一次哈里斯民意测验表明，爱德华·马斯基在得到公众支持方面同总统并驾齐驱——42％支持他，42％支持尼克松，11％支持乔治·华莱士。这位缅因州参议员显然是最强大的民主党候选人；同月，盖洛普报道说，在一次自由表态的民意测验中，32％支持马斯基，27％支持爱德华·肯尼迪，17％支持汉弗莱，3％支持麦戈文。不管他们的对手是谁，共和党人准备大张旗鼓地搞。霍尔德曼在“今日节目”中露面，他说，对战争进行指责的人都是“有意识地在帮助敌人”。同时，白宫迅速采取行动，利用郊区居民对联邦法官小罗伯特·梅里奇在1月间的决定产生的愤怒情绪，因为他下令安排汽车接送弗吉尼亚州里士满郊区两个县的白人学童到城里上学，使城里黑人学生占70％的学校达到种族平衡。梅里奇法官的此项命令到6月就会撤销了，不过到那时，马斯基的潜在敌手对他支持使用汽车一事已会充分加以利用了。　　在佛罗里达州，共和党的狂热分子正在给一封伪造的致新罕布什尔州《曼彻斯特联合导报》的信作最后的润色，指责马斯基在南方竞选时，极为失礼地把法裔加拿大人叫做“加纳克人”；这将使他在新罕布什尔州的预选中便无取胜希望。尼克松手下的另一些人，则采取类似的步骤来破坏这位参议员的竞选运动，或者由霍华德·亨特夜间去盗窃拉斯韦加斯报纸一个编辑的保险柜，因为据说那里有许多不利于马斯基的黑材料。在华盛顿宾夕法尼亚大道1701号，争取总统连任委员会正在扩充班底。约翰·米切尔将在一个月内辞去司法部长的职务，去担任他实际上早已承担着的争取总统连任委员会主席的职务。　　与此同时，共和党的竞选经费正迅速得到充实，而民主党却仍然负债600万元。民主党一向指责共和党是大企业的党，这话当然不是完全没有道理的。这一年则更是肯定无疑了。4月10日要通过一项法律，规定必须公布两党主要捐款人姓名。共和党的两个主要的资金筹集人，商务部长莫里斯·斯坦斯和总统私人律师赫伯特·卡姆巴克正在国内四处奔走，在最后期限来临之前向有钱人征募捐款，取得了很大成功。尼克松的人越干越起劲，最后不免有失检点，有时甚至完全出了格。总共11.4万元的赠款都存在迈阿密银行伯纳德·巴克的户头里，那人是亨特那次派去盗取文件时的主要窃犯。虽然从各公司募集竞选捐款即使根据过去的法律也是非法的，资金筹集人却公然仍去征募并且募到不少——阿希兰石油公司10万元，海湾石油公司10万元，菲利普斯石油公司10万元，美国航空公司5.5万元，固特异公司4万元，明尼苏达采矿机械制造公司3万元。最后，数目在10万美元以下的捐款，他们干脆不要，因为几万块钱值不得麻烦一趟。在白宫，总统秘书罗斯·玛丽·伍兹的办公桌里保存着一份2000名秘密捐款人的名单，白宫的人把它叫做“罗斯·玛丽的小乖乖”。　　募集的款项达到几千万元，于是，怎样使用这笔捐款，使许多人煞费苦心。最大胆的主意，都是戈登·利迪头脑中的产物，他于1972年1月27日下午4时，在司法部部长办公室里说出了他的种种设想。当时听他讲话的有米切尔、马格鲁德和总统特别顾问约翰·迪安。利迪摆出许多标着“靶子”和“宝石”一类代号的彩色图表，花了半个小时讲了他的开支100万元的行动计划，其中包括窃听民主党的电话，威胁反尼克松的示威者，绑架反战领袖，打算在共和党于圣地亚哥召开全国代表大会期间把这些人关进墨西哥兵营去。这个计划中一个比较想入非非的项目，是要在民主党在迈阿密海滩召开代表大会期间，在那里租一艘游艇，雇用一些妓女（利迪保证这些姑娘都将是“这个行当中最出色的”）从贪色的民主党人那里骗取重要情报，勾引他们去干淫秽勾当，随即用隐藏的照相机把他们拍摄下来。　　所有这些对听到利迪建议的那些头面人物究竟产生了什么效果，我们无法知道。利迪本人后来宁可蹲监牢，也不愿向联邦检察官交代此事。米切尔后来对国会调查人员说，这项建议“出了范围”；马格鲁德说，他听了“大惊失色”；迪安则称之为“莫名其妙”。可以肯定的只是，第二周内又请利迪回去另搞一套办法。2月4日下午，他提出一项花费较少，约需50万元的新计划，重点是偷偷拍照和窃听。他拿出一张长十英寸宽八英寸的图表给大家传阅，提出了潜入迈阿密海滩枫丹白露饭店、华盛顿西南一号街麦戈文竞选办公室和水门大楼民主党全国委员会华盛顿总部的行动方案。据马格鲁德说，司法部长对这些计划也“感到不安”，他要利迪再搞一个方案试试。　　冬天一天天过去，尼克松飞往中国又回来，而利迪却一直没有得到批准他的计划的绿灯。3月初，他和亨特去找科尔森，求他向共和党最高当局说说这件事。科尔森打电话给马格鲁德说：“戈登·利迪很不安。他很想开始搞情报活动，但他似乎谁也见不着。”他敦促马格鲁德“高抬贵手，批准利迪计划的预算”。现在，这计划的预算是25万元。殴打、绑架或雇用妓女等项都取消了，但对潜入民主党和麦戈文总部和安装窃听器的项目仍旧保留着。3月30日，米切尔正在比斯坎岛的阳光下度假，马格鲁德乘飞机赶到那里把这最后的方案交给了他。当时在场的有三个人——马格鲁德、米切尔和南方的共和党战略家弗雷德·拉鲁，而后来各人对当时发生的事的记忆却全不一样。不管话到底是怎么说的，反正这项计划是被接受了，而当时只有米切尔有权这样做。利迪获得了放行的绿灯。　　在紧接着的一周内，马格鲁德批准争取总统连任委员会司库小休·斯隆付给利迪8.3万元。其中6.5万元于4月12日转交给了麦科德，他把这钱大部分在纽约花在电子监听设备上了。5月1日，麦科德和一个名叫艾尔弗雷德·鲍德温三世的人接触，把他拉进正在拼凑中的水门班底，这个人是麦科德在联邦调查局退职特工协会会员名册中发现的。对所有新招募来的人员都说是要他们充当马莎·米切尔的临时保镖——鲍德温后来发现，没有额外的收入，不过他获得保证，如果他干得好，他可能“通过这一工作获得一个固定职业”。马莎却认为她的新保镖不怎么样。后来她说，他故意领她到敌对的示威人群中去，还告诉她所有的朋友说他是个民主党，并“在纽约大庭广众之下光着脚到处溜达”。她说，他是“我所见过的最不善交际的人”。但是麦科德却喜欢鲍德温。他提拔他，让他搬到华盛顿的霍华德·约翰逊汽车旅馆里隔着弗吉尼亚大街正对着水门大楼的419号房间去住，并且告诉他，在那里他得对首都的激进分子进行一些暗中监视。5月26日星期五下午，这位前联邦调查局特工人员回到那个房间时出乎意外地发现麦科德已在屋里拨弄着一架精制的无线电接收机的度盘。“我们准备今天晚上到那边去按装一点设备，”麦科德边说边用手指着大街对面，“由你来监听了。”为了给他看看窃听器如何使用，他把那旅馆房间里的电话拆开，接上一个装置，然后拨号接个本地的电话把要说的话录下音来，以试验窃听器的功能。他对鲍德温说，如果他能把这件工作做好，他们将在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时，给他安排一个类似的差事。　　四天前，一批古巴流亡者在巴克的带领下从迈阿密飞来华盛顿，在另一家旅馆化名住下。现在，他们搬进了水门饭店。鲍德温的汽车旅馆房间的优点，是能看到水门大楼六层楼上的民主党总部，而古巴人新搬的房间则靠近这个目标。更为靠近的是水门饭店的大陆厅，那天晚上，亨特、利迪和那些古巴人在那个大厅里揭开了后来成为一出典型的错中错喜剧的第一幕。反正有富有的共和党竞选经费捐款人付账，他们要了236元的酒菜——差不多一人合30元。餐后，除亨特和维吉利奥·冈萨雷斯（巴克的锁匠）外，一个个都离开大陆厅走了。这两个人藏在旁边一个房间里，等到侍者们把门锁上的时候，冈萨雷斯便出来想打开大厅那一头的一扇门，从那里他们便可到通往六层楼和民主党全国委员会办公室的楼梯。但是，那个门锁很紧，冈萨雷斯打不开。使他们惊愕的是，餐厅另一头他们要脱身的那扇门的锁也很紧。他们没有办法，只好坐下来度过一个不愉快的漫漫长夜，让自己的胃液把宴会上吃下的酒菜慢慢消化掉。　　其余的人并没有闲着，不过也同样只是空忙一场。在利迪带领下，他们离开弗吉尼亚大道，前往一号街和麦戈文的总部。入口处被邻近的一盏街灯照得通明。利迪打开一个公文包，掏出一支裹在毛巾里的高效能的珠弹手枪。他指着那盏明亮的街灯问道：“要我把它揍灭吗？”他有这种本领；几天前，他在白宫对面，隔着拉斐德广场的老派的海－亚当斯饭店厕所里曾打灭过一盏灯。这一回，麦科德阻止了他。这次任务反正完成不了了。一个醉汉在楼前入口处闲逛。他老也不离开，到5点天亮时，他们只好作罢，回到弗吉尼亚大道睡觉去了。　　第二天傍晚，亨特乘电梯到民主党全国委员会总部，又从楼梯上走下来，一路把门锁都打开，用胶布粘住，这一来，麦科德和那些古巴人就可以从水门大楼底层的车库上楼，到他们的目的地。那伙人，戴着橡皮手套，携带着步话机、照相机和闪光灯，于午夜1点半到达指定地点。两小时以后，麦科德在劳伦斯·奥布赖恩的秘书和民主党官员斯潘塞·奥利弗的电话机上装上了窃听器。巴克当时以为他们是在寻找卡斯特罗资助民主党的证据，但他没有找到。事实上，这一夜同前一夜一样，毫无所获。他们又不能破门进入麦戈文的办公室。窃听器也都令人非常失望。一个完全失灵，而另一部电话，鲍德温发现，都是些女秘书用来和已婚的政客安排幽会的。据马格鲁德讲，米切尔检查了鲍德温所监听的大约两百次谈话以后说，那些情报“毫无价值”，钱都白白浪费了，但他要求他们再试试看。　　这出喜剧的第二幕和最后一幕，是在6月17日星期六夜间演出的。开幕的戏是古巴人住进水门饭店214号和314号房间，又坐下来大吃一顿。麦科德打开车库的门锁，用胶布粘住，然后穿过大街到霍华德·约翰逊汽车旅馆鲍德温的房间，在那里检查了他白天买下的新设备——焊接用铁器、电池、电线和螺旋钻。夜里12点45分，一名重要的新演员登场了。他名叫弗兰克·威尔斯，是水门大楼守夜的黑人。他发现了卡住锁簧的胶布，以为是维修工留下的，他就把它扯掉，然后穿过大街到霍华德·约翰逊汽车旅馆喝咖啡去。大约在同一时候，麦科德从鲍德温房间的窗户往外瞧，看到民主党全国委员会办公室的电灯熄灭了。他打电话给正同利迪一起待在水门214号房间的亨特，告诉他，可以下手了。麦科德拍了拍无线电接收机对鲍德温说：“你见到街对面有什么动静，马上就用这机子告诉我们。”接着，他就到车库去和那几个古巴人——巴克、冈萨雷斯、弗兰克·斯特吉斯，以及欧亨尼奥·马丁内斯——会合。当他们发现门又锁上时，都吃惊不小，只得再求助于冈萨雷斯，这一回，这个锁匠倒是把门锁打开了。他们议论了一下，再继续干下去是否风险太大。他们最后仍打定主意干下去，从楼梯上爬上六层楼，一路把撞锁都打开粘住了。夜里1点50分，守夜的威尔斯喝完咖啡回来，发现车库的门锁再一次被人打开粘上了。他给警察局打电话，1点52分，他的电话转到727号警车上去。这是一辆没有标记的巡逻车。车里是三名身穿短袖汗衫、皮夹克和廉价裤的巡逻队便衣。　　这时已是2点，一个历史性的时刻。巡逻队停下汽车进入水门大楼，鲍德温全看在眼里，他那时站在霍华德·约翰逊汽车旅馆房间的小阳台上，用他后来的话说，正在欣赏“美丽的夜色”。由于这三名警察身穿便服，未引起他的警惕，但是，当街对面的灯都亮起来时，他马上用无线电叫话：“基地总部，一号基地，听到我的话了吗？”在水门饭店214号房间里的亨特回话说：“听到了，说吧，有什么动静？”鲍德温说：“整个八楼上的灯都亮了。”亨特说：“这我们知道，那是2点钟的警卫检查。要是有别的什么事，就马上告诉我们。”此时，在听他们对话的巴克，为了省电却把步话机关掉了。几分钟以后，六层楼上的灯开始这里灭了那里又亮了，鲍德温看见有两个便衣在那里。其中之一拿着手枪。鲍德温叫话说：“一号基地，一号分队，我们的人穿着整套衣服还是穿着随便？”亨特回话说：“我们的人都穿着整套衣服。怎么啦？”鲍德温说：“事情不太妙，那边有几个人，穿着随便，已经掏出了手枪。”亨特——据鲍德温讲，“颇有点发慌地”——想警告那伙闯入的人注意，嚷道：“听见了吗？你们听见了吗？”但因为那个巴克过于节约，他们那边没有任何回答。反正为时大概已经太晚了。麦科德正在拆卸奥布赖恩的电话机的时候，警官中有一个看见了一条胳膊。他喊道：“住手！站住！出来！”鲍德温和亨特听到步话机开关打开了，一个嘶哑的嗓子低声说：“他们把我们逮住了。”接着，警官们看见五双戴橡皮手套的手举了起来。麦科德问：“诸位是市警局的长官吗？”便衣人员给了肯定的答复，于是“水门五犯”便被拘捕了。　　亨特向霍华德·约翰逊旅馆叫话：“你还在街对面吗？”鲍德温答道：“我还在。”亨特便对他说：“好，我们就过来。”鲍德温从阳台上俯视，看到亨特和利迪出来。不一会儿，亨特闯进了他的房间。他急急问道：“出了什么事，出了什么事？”鲍德温说：“你过来瞧吧！”下面大街上满是穿制服的巡警、摩托车和警察局的巡逻车；他们正把麦科德、巴克、冈萨雷斯、斯特吉斯及马丁内斯铐上带走。亨特唉声叹气说：“我得去一下厕所。”他跑进去用了厕所后又跑了出来，给一个律师打电话，还向鲍德温打听麦科德的住址。他们环顾一下那些乱七八糟的电子设备。原来截听到的谈话记录扔了一地；麦科德的钱包和钥匙也扔在床上。“把这些东西全都给弄走，连你自己一块儿离开这里！”亨特说。“我们回头再联系，我们会通知你下一步怎么做的。”他向门口冲去时，鲍德温在后面叫着问道：“这是不是说，我就不必去迈阿密了？”　　※※※　　《华盛顿邮报》关于闯入事件的报道，刊登在该报星期日版的头版上，但是很少几家报纸给它那样突出的地位。《纽约时报》在里页上登了占版面13英寸的一篇报道，题为《五人被控夜间潜入民主党总部》，大多数其他报纸编辑甚至对此事更未加以重视。然而，对美国政府和共和党的某些高级官员来说，这是报纸上所发表的使他们最为关怀的事，在这些官员中有霍尔德曼、约翰·埃利希曼、约翰·米切尔、莫里斯·斯坦斯、查尔斯·科尔森、戈登·斯特罗恩、约翰·迪安、杰布·马格鲁德和弗雷德·拉鲁，而且大概还有合众国总统。　　一年以后，在由北卡罗来纳州参议员萨姆·欧文主持的参议院总统竞选活动特别调查委员会的听证会期间，有人问马格鲁德，这伙违法的头面人物是什么时候决定要掩盖他们的罪行的，他有点感到莫名其妙地回答说：“我认为我们从来没有讨论过掩盖不掩盖的问题。”这就无意中露了馅，掩盖活动是于6月18日那天早晨在洛杉矶开始的。那时他们之中的几个人在那里开会讨论竞选策略。他们在贝弗利山饭店吃早饭，大约上午8点半，马格鲁德在餐室接到利迪打来的电话。利迪问：“你能找一个保险的电话通话吗？”马格鲁德说找不到，并问他出了什么纰漏。利迪说：“出问题了。”马格鲁德问：“什么样的问题？”利迪告诉他：“我们搞完全工作的头头在水门被抓了。”“你是说吉姆·麦科德？”“是的。”马格鲁德一边挂断电话，一边咕哝着对拉鲁说，“你也知道，昨天夜里是他们要到民主党总部去的日子。”拉鲁告诉了米切尔，米切尔说：“这简直不可信。”　　他们做出的第一个反应是设法保护麦科德，在那五个在押的人中，他们只认识麦科德。据马格鲁德说，米切尔提出，由利迪去同新任司法部长理查德·克兰丁斯特联系，要求他准许把麦科德保释出来。米切尔否认有此事，然而有人于加利福尼亚时间上午9点——在华盛顿是正午——在贝弗利山饭店打电话给利迪，叫他去干的正是这件事。利迪在火树乡下俱乐部找到了克兰丁斯特，在更衣室里向他提出此事。克兰丁斯特不仅当即加以拒绝，还下逐客令，要利迪立即离开俱乐部，并随即打电话给司法部刑事司司长亨利·彼得森，指示他对水门五犯绝不可徇情。　　※※※　　联邦调查局已经介入了这桩案件，案情也越来越离奇了。在巴克的口袋里找到了牵连到亨特的文件。犯人身上带着票面100元的钞票13张，在水门饭店古巴人住的房间里又发现100元的钞票32张。利迪企图销毁牵连到他的全部证据，在争取总统连任委员会总部用文件销毁机处理掉了他手头所有的全部材料，包括他的票面100元的一些钞票。斯特罗恩根据霍尔德曼的指示，清查了他在白宫的档案，抽走了他和那潜入案有关的一切材料。马格鲁德打电话给他的一名助手，指示他把一份关于“宝石”计划的卷宗拿回家去，他说，原因是他怕民主党人进行报复也到他的办公室进行窃盗。另外，霍华德·亨特已逃跑了。　　迪安、科尔森和埃利希曼匆促地举行了一次作战会议，讨论他们应该给亨特出些什么点子。据迪安说，埃利希曼提出，应该叫亨特出国去。迪安打了电话，随后又担心起来。他问另外两人，由白宫发出这样的命令，是否得策？“为什么不得策？”埃利希曼答道，“他又不是逃犯。”但是科尔森同意迪安的意见，又打个电话，撤销那个指示。不过亨特反正已决定要逃跑。他把自己的办公桌收拾一空，只留下一个空酒瓶和几片利眠宁，然后飞往加利福尼亚，躲在他的一个朋友家里，一直到他再也顶不住压力出来投案为止。联邦调查局一直在追踪他。他们已经找到了利迪，他因拒绝同他们谈话而引起怀疑。米切尔也就因此把他解雇了，他这样做好像是耍两面派，但是利迪心里当然明白；他对马格鲁德和迪安讲过，他“闯了大祸”，并说：“我是个好兵，永远不会招供的。”还说：“如果有人要在街上枪杀我，我是有思想准备的。”　　同时，总统的一些部下却伤透了脑筋，他们要洗刷亨特与自己的关系几乎是不可能的事，因为亨特一直还列在白宫雇员名单上。迪安安排人把行政办公大楼552号房间里亨特的保险柜给清出来。一名助手把柜里的东西交给他：一个黑色公事包和一个纸箱子，纸箱内除别的东西外，还有四个步话机，一个催泪性毒气罐，四副手枪带，伪造的国务院1963年发到越南的电报（这是他试图说服《生活》杂志使它相信这些伪造电文的证据），一个装着五角大楼文件的公文夹，中央情报局搞的埃尔斯伯格简介，以及亨特关于查帕奎迪克岛的报告。迪安看了一眼这堆离奇古怪的东西，倒抽了一口冷气说：“真是一堆破垃圾！”　　同时，米切尔在加利福尼亚州匆匆发表了一项声明，想把麦科德的事解释过去，他说麦科德：　　『……是一家私营搞保卫工作的机构的老板，几个月前受我们委员会的雇用，协助装置我们的安全系统。据我们了解，他同不少主顾有来往，其中的关系我们并不了解。我们需要着重讲明的是，此人以及其他那几个人的活动既不是为我们干的，也不是经我们同意的。那些报道使我感到震惊。在我们的竞选运动和选举过程中，是没有这类活动的地位的，我们决不会容许或纵容这类活动。』　　知道这是说谎的人中，有米切尔的妻子。米切尔星期一回华盛顿时，劝说他的妻子待在洛杉矶，在那里，她后来说，她受到接替鲍德温做她保镖的人的监视，活像一名“政治犯”。据她说，她有一次给合众国际社的记者通电话，说“他们不让我讲话”时，这个保镖把电话线从墙上拉断了，还将她按倒，让另一人个在她屁股上打了一针镇静剂。尽管如此，他们仍无法使马莎·米切尔保持沉默。三天以后，她再次给记者打电话说：“我不能容忍这一切卑鄙事情。”马莎的话可以写条很精彩的消息，但是大多数美国人都不信她的，倒是接受了官方的说法，那就是说，政府对这些卑鄙事情是一无所知的。星期二上午，前广告商、现任理查德·尼克松的新闻秘书罗纳德·齐格勒就提出了官方的说法。他满脸轻蔑的神态，甚至拒绝对米切尔的声明再作任何补充。齐格勒说：“我不打算代表白宫就一件三等窃案发表评论。这不是什么属于政治范围内的事。”可是，《华盛顿邮报》少数几个记者一个劲儿地抓住这件事，齐格勒却又终于代表白宫发表评论了。他说：“我瞧不起《华盛顿邮报》搞的那种新闻报道，那种下等的新闻报道。”米切尔在提到这家报纸的发行人时，对该报的一名记者说：“卡蒂·格雷厄姆看来会让人把她的奶头塞进挤奶器里去的。”　　※※※　　从某种意义上说，接下去的竞选运动中，尼克松越来越稳操胜券。初期的预测曾表明胜负不分。后来，到了夏末，总统一路领先，最后所有的民意测验都表明他将得到60％左右的选票。从那以后，便谁也远远追不上他了。争取总统连任委员会经费充足的有利条件——它有6000万元，而民主党只有2500万——对选举结果实际并未起什么作用。水门窃听更无关紧要。四年前，他在抗议越南战争的浪潮高涨时当选。此后他便似乎全力去结束战争，而在他这样做时，那里已有大约1.7万个美国人丧了命，但是到1972年初，他已将投入越南的美军从54.95万人裁减到13.9万人；五角大楼的每周伤亡人数表，在他进入白宫时，一般在三百名左右，到1972年9月21日，表上的数字便将是零，而且一直维持在近于零的数字上。尼克松是个政治动物，他自会抓紧时机利用这一点以及出现的其他机会。例如，在佛罗里达州民主党预选中，乔治·华莱士提出这个口号来竞选，“给他们捎个信”，如果佛罗里达州人投他的票，“尼克松总统在30天之内就会想办法制止使用公共汽车接送儿童”。华莱士深知尼克松其人。这位总统没有等30天。那边的选举结果报告刚送来两天，他就要求暂停使用公共汽车。　　尼克松的全部本领就是由一位不管过去的经历如何、现在以主张和平与缓和为标榜的被提名的候选人来领导一个统一的党。在共和党内和他争取提名的只有两个对手，比他偏左的加利福尼亚州的保罗·麦克洛斯基和比他更右的俄亥俄州的约翰·阿什布鲁克。他们的作用仅仅是突出了总统独占着共和党内中间派的地位。由于迪塔·比尔德和国际电报电话公司已使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无法在圣地亚哥召开，它便迁到迈阿密海滩来，这时麦克洛斯基带着他仅有的一票来到了。这一票按照新墨西哥州预选法是只能归他的。他希望会在代表大会上得到提名，这样就使一些对尼克松的种族政策和军事政策进行抨击的人有机会在会上发言，但是规章委员会规定，候选人至少得控制三个州的代表才能被提名。第一次投票的最后结果是：尼克松1347票，麦克洛斯基1票。这位孑然一身的新墨西哥人向大会表示抱歉。　　这件事的舞台效果令人肃然起敬。总统宣布打算仍把阿格纽的名字保留在候选人名单上，这样就打消了一切犹豫顾虑。党内人人都似乎愿意听从他的吩咐。罗纳德·里根主持大会，纳尔逊·洛克菲勒提名尼克松。大会工作人员知道总统喜欢一切秩序井然，便有意把拥护他的示威的时间限定为整整20分钟，为了驳斥民主党代表年轻的美国的论调，把3000名衣着规矩的青年用租来的大轿车载到了迈阿密海滩。这些青年头发都剪得很短，看来完全属于另一个时代——要使人明白的当然就是这一点。　　当然，到那里去的美国青年并不仅是他们这些人。5000多名衣着随便的反战战士也在该城火鸟公园安营扎寨。在民主党开会的那一周内，他们比较安静，但是，共和党人一到，他们就大发作了，1200人因刺破车轮、阻塞交通、砸商店橱窗、在大街上点篝火、阻挠代表参加会议而被捕。共和党人大为高兴。他们好像是在对那些反对他们有条不紊地进行会议的人讲，如果你允许在竞选活动中任意乱来，其结果就必然如此。在其后的竞选运动期间（尼克松本人很少参与，他把大多数的竞选活动交给他的代理人去办，并且从不提及他的对手的名字），共和党发言人自豪地谈到他们的团结一致，反复强调对方是混乱不堪。　　他们的话是有道理的。民主党于四年前在芝加哥分裂以来，一直陷于残酷内争。这次总统角逐，不仅唤起他们之间所有的旧怨，而且也造成了无数新仇。在初选的数月内，一会儿这个，一会儿那个想争得该党的提名，他们是马斯基、麦戈文、汉弗莱、乔治·华莱士、尤金·麦卡锡、俄克拉何马州的弗雷德·哈里斯、印第安纳州的万斯·哈特基、华盛顿州的亨利·杰克逊、纽约市的约翰·林赛、洛杉矶市的萨姆·约蒂、阿肯色州的威尔伯·米尔斯、纽约州的雪莉·奇泽姆，还有康涅狄格州的一个年轻的社会工作者爱德华·科尔。这人在一场电视辩论中，拿一只橡皮耗子在一位民主党全国委员会的女委员面前晃着，把她给吓得灵魂出窍。这次夺魁之争成了一场混战，哈里·杜鲁门曾把预选叫做是“全然瞎胡闹”，他倒是完全说对了。像1964年共和党的斗争一样，民主党的这一场混战把有前途的候选人全都搞垮了，剩下来获得提名的人完全缺乏竞争能力，在大选中无法获胜。事实上，在这场他赢得提名的斗争过程中，已充分表明了他的弱点。　　巴里·戈德华特在参加那次时运不济的竞选活动的那一年年初，曾在新罕布什尔州发表演讲，由于他实际上等于提倡要结束社会保险，而使自己失去了获胜的希望。八年以后，几乎是同一天，在1972年的1月13日，乔治·麦戈文对艾奥瓦州艾姆斯的一所大学的听众讲，他赞成从国库里拿出钱来，给每个美国人1000元，并且把遗产继承权限制在每人不得超过50万元。这次演讲在当时并未引起多大注意，因为麦戈文那时还是个次要人物；在数月前一次民意测验中，支持他的仅不过2％。但是后来，那次讲话却一再使他后悔莫及，因为不论是那些认为政府已经过于慷慨大方的人或者梦想有朝一日能中头彩或者发一笔大财的人，都对他不满，而那两种人为数甚多，何止成千上万。　　麦戈文所以有实力，一部分原因在于他的组织巧妙地利用他的默默无闻这一点。在新罕布什尔州预选时，他们成功地宣传了这样一种看法：既然马斯基是领头的候选人，而又是从邻州来的，他所得票数只要低于50％，这就意味着他的失败和麦戈文的胜利。这就使得马斯基这位缅因州参议员感到极大的压力，那伪造的所谓“加纳克”的字以及《曼彻斯特联合导报》说他的夫人喜欢讲黄色笑话的无聊的攻击，本来已使人受到很大打击。在这家报纸的办公室外举行的一次电视讲话中，马斯基称该报发行人威廉·洛布是一个“没骨气的胆小鬼”，又说“他很幸运没有在这个讲台上站在我身边，”并且哭了——这也许是一位政界人物流出的代价最高的眼泪了。虽然如此，3月7日，马斯基仍赢得46.4％的选票，而麦戈文仅只37％。这样的差距虽不能说是压倒的胜利，也算是极大的优势了，然而这位南达科他州参议员的助手们却无比巧妙地把他描绘成一头冷门黑马，使他处于人们注意的中心。　　预选之争的下一个回合在佛罗里达州进行，参加角逐者共11名。麦戈文明智地说，在这个州他不存“有多大成功的希望”，结果也很不理想，仅得到6.1％的选票。华莱士大获全胜，人人都感到惊讶，包括他本人在内——他吹嘘道：“我们打败了民主党的头面人物。”抛在他后面的是汉弗莱、杰克逊和马斯基。在随后一周内，马斯基在伊利诺伊州获胜，他以63％对37％挫败麦卡锡。接下去是威斯康星州，麦戈文的队伍在那里组织得极好，在12名候选人中，他以30％的票数领先，抛在他后面的是华莱士、汉弗莱和马斯基。麦戈文在自由派的马萨诸塞州获胜；汉弗莱在俄亥俄州和印第安纳州领先；在内布拉斯加州，麦戈文以多得6％的选票击败汉弗莱；在西弗吉尼亚州，汉弗莱以67％比33％，击溃了华莱士，而华莱士又在北卡罗来纳州获胜。　　5月中旬，马斯基退出战场，这场马拉松竞赛最后成为华莱士、汉弗莱与麦戈文三方面的角逐。普遍认为，对这位亚拉巴马州人华莱士的支持是一种抗议性投票。他说，他将利用这种支持去争取全国代表大会的让步。接着便是马里兰州的5月15日。华莱士接连在弗雷德里克挨了一块石头，在黑格斯敦挨了臭鸡蛋，在索尔兹伯里挨了冰棍砸，最后在劳雷尔挨了六颗枪子。次日，他赢得了马里兰州和密执安州的预选胜利，但是由于他受伤并已瘫痪，一切也就全完了。实际上，全部民主党候选人也就此完结了。再没有华莱士的偏右的第三党吸走选票的威胁，尼克松的胜利已肯定无疑了。但是当时认识到这一点的人并不多，因而6月6日决战性质的加利福尼亚州的预选，成了剩下的两名民主党候选人之间的一场恶战。选举结果，麦戈文得票1527392张，占47.1％；汉弗莱得票1352379张，占41.7％。打这以后，这位南达科他州人便一天比一天走运，他来到迈阿密海滩时，已有149275个代表将投他的票——实际上，提名已稳操胜券了。　　当时谁也没有注意到加利福尼亚州的竞选影响了麦戈文的名望。在那以前，还没有一个人苛刻地剖析过他的竞选纲领。他在人们眼里是一个英俊的、正派的、直言不讳的、被越南战争所激怒的人。但在三次电视辩论中，汉弗莱毁掉了他的这种形象，指出在以色列、国防开支、福利、劳工法、失业救济、税收等问题，甚至初期对越南战争的态度上，麦戈文有时出尔反尔，或往往是采取堂·吉诃德式的态度。民意调查人罗伯特·蒂特事后说：“搞垮麦戈文的是休伯特·汉弗莱，民主党内任何其他的人都不可能做到像休伯特那样。不仅如此，而且这也是麦戈文第一次受到敌对的待遇。”　　第二次是在迈阿密海滩，当时全国都看到了民主党内发生的情况。四年以前，在1968年8月27日那个闷热的夜里，芝加哥代表大会用口头表决通过了代表证书审查委员会的一项决议，要求改革挑选大会代表的程序。改革委员会在乔治·麦戈文的主持下，以十对九票通过了一项决议，规定了一定数额的黑人代表，接着，又规定了——委员会一个成员提议说：“我们的全国代表大会没有理由不应有50％的妇女，和10％～15％的年轻人”——一定数额的妇女和青年代表。委员会的多数人认为这样做很有道理，但其实不然。这种限额分配的规定，等于全盘否定了代表制的原则。更糟的是，其实际效果是使对所有未获得分配定额的其他类别的人——例如，民主党实力的三个传统的来源：中年以上的人、种族集团和有组织的劳工——的歧视合法化了。　　佛罗里达州州长鲁宾·艾斯丘在他的基调发言中说：“看到这群人，你不可能不感到见到了美国的面貌。”他眼里看到的那群人当然是那些进入政界的新手。每十名代表中有八名是初次参加代表大会的；15％的代表是黑人，36％是妇女，22％是30岁以下的青年人。一位总统候选人说，“对要求搭便车的人可一个也别拒绝，他们可能是大会代表。”代表中有搭便车来的，也还有另外一些人。加利福尼亚代表团，由于急切地要保证穷人获得代表资格，代表中竟有89名是靠福利救济生活的。麦戈文打定主意不得罪一个少数派，因此他对在电视节目中高唱“二、四、六、八，我们不搞人口过剩”和“三、五、七、九，搞同性恋的女人顶呱呱”，对“欢乐解放运动者”【搞同性关系的男人的别称。——译者】也百般殷勤相待。同时，数目惊人的被选出的民主党人被拒之于大会之外：其中有该党255名国会议员中的225名，以及费城、底特律、波士顿、旧金山、洛杉矶和芝加哥等地的民主党市长。　　这些业余政客必然会犯下职业政客们知道避免的种种错误。少数还能参加大会的职业政客痛心地觉察到了这些错误。在伊利诺伊州选出的代表团被麦戈文的狂热拥护者逐出会场时，弗兰克·曼凯维奇闷闷不乐地说：“我看今晚我们可能就已失去了伊利诺伊州的选票。”在政纲委员会上，本·沃顿伯格叹一口气说：“他们搞的那汽车接送学童一条，今天就把密执安州断送给共和党了。似乎没有人注意到，去年秋天，马科姆县的一次公民投票，以14票对1票反对汽车接送学童。”休·斯科特斥责麦戈文是提倡“吸毒、大赦和流产”的“头号”鼓吹者。这种责备是不公正的，不过在有些场合，有些麦戈文的支持者确实为这三件事说过好话，尽管像戴维·里斯曼一类的观察家不安地指出，在全国性的政治代表大会上是不宜于讨论流产这类敏感的问题的。所有这一切究竟对全国电视观众产生何种影响现在很难确定，但是后来发生的事情表明，由于要求在种族、性别和年龄等方面“合理地”反映选民比例而被争取到的黑人、妇女及青年的数目，远远不及因看到迈阿密海滩的场面而不高兴的选民群众。这三方面的人中，只有黑人在11月间还支持麦戈文，而他们是本来早就支持他的。　　到麦戈文最后赢得总统候选人提名时，或许已不存在多大意义了。凌晨3点，绝大多数选民犹在梦乡，麦戈文发表了他的接受提名的演说，这就进一步降低了此事的意义。八五八书房此后不到12个小时，他在枫丹白露饭店的枫丹厅会晤了民主党全国委员会成员，一系列灾难中的第一桩于是便发生了。麦戈文一上来就宣布劳伦斯·奥布赖恩已经“决定不愿继续担任党的主席了”。这并不确实，奥布赖恩是愿意继续留任的，在场的许多人都知道这一点。琼·韦斯特伍德夫人被挑选出来当新主席。麦戈文提名皮埃尔·塞林格任副主席。查尔斯·埃弗斯站起身来说：“既然我们要按麦戈文规定办事，我要……强烈主张，我们既有妇女担任主席，那我愿意提名一位黑人来担任联合主席或者副主席。”他于是就提名一个不知名的黑人——麦戈文接着说他对此并不反对，这样就当众把塞林格给否定了。　　倒霉的皮埃尔随后又被耍了一回。同一天的晚些时候，麦戈文要他充任自己的代表，去巴黎同北越人会谈。塞林格便飞往法国，不料此事泄漏出去让合众国际社知道了，于是麦戈文向报界发表声明说：“皮埃尔·塞林格并没有得到我的任何指示。他告诉我，他要去巴黎，他还说，他在那里的时候，可能对谈判情况做出一些判断。但是，我压根儿就没有给过他什么指示。”吃过这亏的人不止一个，其中之一便是充当过麦戈文与河内之间的联络员的戴维·德林杰。指责尼克松不诚实的候选人，自己也在迅速地丧失掉自己的信誉。　　接着，伊格尔顿事件爆发了。麦戈文正开始在黑山饭店度竞选前的假期时，记者们获悉他的竞选伙伴，密苏里州参议员托马斯·伊格尔顿因精神病曾两度住院治疗，并用电休克疗法。到那时为止，谁也还不能说要这位候选人对这一不幸事件负责。他在挑选伊格尔顿做竞选伙伴时，并不知道此人有这种病史，而且，曼凯维奇曾经问过伊格尔顿有无不可外扬的丑事，答复是没有。这位密苏里州人这一点是不对的。美国人对精神健康状况非常无知，一个从政的人只要有轻微的忧郁症病史，就被剥夺竞选全国性公职的资格，而一个要接受电休克疗法的人，他的病情是不会轻的。解决办法显然只有让伊格尔顿体面地自己退出竞选。麦戈文却没有这么办。　　相反，他发表了一项声明，说他“百分之一千支持汤姆·伊格尔顿”，并且“无意让他退出竞选”。黑山饭店的油印机余温未散，国内最开明的报纸：《纽约邮报》、《华盛顿邮报》及《纽约时报》都表示伊格尔顿非下台不可。一位知名的纽约民主党人马修·特罗伊，本来是一贯坚决支持麦戈文的，现在报上引用他的话说：“我有九个孩子，我不愿见到他们，因为有个精神状态靠不住的人有可能当总统而被毁掉。”民主党总部，信件、电报、电话纷至沓来，要求副总统候选人退出竞选，这时总统候选人决定不再百分之一千地支持他，同意让韦斯特伍德夫人在“会见报界”节目上说，如果这位密苏里州人退出竞选，实属“高尚之举”。但是麦戈文在见到伊格尔顿时却又对他说：“汤姆，相信我，她当时要去讲些什么，我可完全不知道。”他的竞选伙伴回答说：“别糊弄我了，乔治。”据伊格尔顿说：“乔治假笑了一下。不是暗自心喜的微笑。不是稍感恼怒而皱眉头，就是假笑，就是那么一个表情。”7月31日，伊格尔顿的名字从选票上划去。后来在包括马斯基在内的五位民主党人都拒绝出来顶替他后，萨金特·施赖弗终于答应下来。这一插曲在总统竞选史上可说是具有灾难性的事件之一。麦戈文再也无法挽回此事所造成的影响了。　　民主党的竞选运动从此开始江河日下。总统候选人这时才极力讨好林登·约翰逊、戴利市长、有组织的劳工和犹太人，希望得到他们的选票。但为时已晚，他们都会极为冷淡。他设在华盛顿的总部已四分五裂，重要信件无人回复，演讲约会一一取消。有名望的民主党人前来帮忙，却遭到粗鲁的青年志愿人员的侮辱，全被打发走。曾经有一度（在5月），在民意测验中麦戈文与尼克松相差不出5％。到了7月，民主党举行代表大会的那个月，麦戈文落后了20％。伊格尔顿事件发生后，他更落在后面了。10月间，他在全国来回奔忙，飞行航程6.5万英里，稍有进展。但也不过昙花一现。大选前夜，盖洛普和哈里斯两家的民意测验，预言尼克松将得61％的选票，麦戈文39％。实际结果是60.7％比37.5％，其他候选人的零星选票占1.8％。　　尼克松赢得了49个州；仅马萨诸塞州和哥伦比亚特区倒向麦戈文。但这还不是全部情况。参加投票的选民是24年来人数最低的。在全国登记的选民中，只有55％投了票；其余的人，大概对这两位候选人都表示反对。总统虽然得到了一次历史性的选举胜利，可是他的党却干得不好。民主党国会候选人在众议院中比共和党多12个席位——不是他们为控制众议院所需要的41个席位——在参议院中增加2个席位，两党相比成为57对47，同时另外多得了1个州议会的领导权。　　麦戈文说，他并不泄气。他的中心问题一直是越南战争，他相信他为结束这场战争已做了不少工作。他在承认失败的同时，对他的工作人员说：“我希望诸位人人都记住，如果我们把和平的日子哪怕只推近了一天，那么，在这次竞选中花费的每一分钟、每一小时和所作每一个艰苦的努力，对于我们所作的全部努力都是有价值的。”这是在尽可能地为自己的失败贴金。当然并非人人都同意这种看法。马奎斯·蔡尔兹说，这是“美国历史上最令人不快的选举运动之一”。不难理解，尼克松是不会这样看的。他在华盛顿的肖尔哈姆饭店会见他的支持者时说：“我还从来没有在一次全国性选举后这么早上床睡觉。”当他转身离去就寝时，他们发出了震耳欲聋的欢呼，齐声高叫“再来四年”！在场的全是共和党内第一流的人物，修饰入时、衣着讲究。电视观众当时无从知道这些头面人物中有一些实际是重罪犯人。　　※※※　　在一次谈及水门事件时，麦戈文曾称尼克松政府为“历史上最腐败的”，但是盖洛普民意测验在10月报道说，仅有半数选民听到过潜入水门事件。在这些人中，五个里有四个人并不认为因此就应投民主党的票。蒂特的测验发现仅有6％的人认为总统曾参与其事。其他人则倾向于责备争取总统连任委员会——由此可见共和党领导在白宫以外建立一个争取总统连任总部是何等明智。这是一种错觉，重大的竞选决策都是在宾夕法尼亚大道1600号做出的。尼克松周围的人继续更深地卷入水门事件的掩盖活动，根据后来在欧文委员会上所作的证词，这一活动的过程如下：　　约翰·迪安在见过亨特保险柜里存放的东西后，他的迫在眉睫的问题，是如何把这些东西处理掉。他同埃利希曼商量此事，后者建议他“销毁文件和沉掉公文包”。埃利希曼说：“你夜里开车回家时不是要过河吗？你过桥的时候把公文包扔进河去好了。”迪安指出，这可不是那么简单的事；白宫雇员中，看到过保险柜里一部分东西的人实在太多，其中也有他自己的助手。埃利希曼的解决办法是，把帕特里克·格雷叫到他的办公室来。从埃德加·胡佛5月去世以来，格雷便是联邦调查局代局长。6月28日，水门窃案发生后11天，迪安便在他办公室把这些碰不得的材料交给了他，他称它为“政治炸药”，“永远别让它再见天日了”。格雷一直把它保存到年底——可能有意留着等万一总统不推荐他正式任局长，就可用来对白宫讹诈，后来同圣诞节扫除去的废物一起烧掉了，这就注定他最后只能落得个不光彩辞职的下场。　　白宫在同一周内力图用“国家安全”这件外衣掩盖水门事件的部分情节。总统本人也参与了这一活动；后来为了表明他有理由应过问其事，他说：“我得知，中央情报局有可能也以某种方式参与了这件事。”他担心的还有，亨特在“管子工”里扮演的角色有可能暴露，这样另外一些微妙的“国家安全问题”，很可能包括夜间潜入埃尔斯伯格的精神病医生的办公室一事在内，会全给揭露出来了。中央情报局局长理查德·赫尔姆斯及其新任副手弗农·沃尔特斯将军被叫到白宫去，在那里，霍尔德曼对他们讲，民主党总部的闯入事件，使尼克松感到为难。他说，“总统的意思”希望沃尔特斯向格雷建议，拘捕五名闯入者就“足够了”，没有必要再作任何进一步的调查，“尤其是在墨西哥”——这指的是竞选捐款在存入巴克在银行里的户头时所经过的路线。　　在6月26日和6月28日的会上，迪安向沃尔特斯提议，要中央情报局给五个在押者出保释金和付工资。将军说，他认为这不是个好主意，这样做会有损于该局“超政治”的声誉。沃尔特斯去找了格雷，但是没有照白宫的建议办；相反他警告格雷，总统的助手们为了某种可疑的目的想同时利用中央情报局和联邦调查局。格雷已经知道此事。除了亲身经历以外，他并开始觉察到从下面来的压力，联邦调查局里下属人员都在对他说，已有掩盖活动在进行之中，要求他去警告总统。7月6日，格雷打电话给总统，请他注意：“您的部下在利用中央情报局和联邦调查局，并且把中央情报局对联邦调查局想要调查的人有无关系问题搅乱，这会对您造成致命的伤害。”在沉默片刻以后，总统说：“帕特，你继续放手进行你的彻底的调查吧。”便将电话挂断了。　　水门捕人至今已将近三星期了，掩盖闯入事件的遗留痕迹的活动正在全力进行。格雷放了一炮但并未看到什么结果，竟让自己受了迪安的骗。这位总统的助理竟得到允许在联邦调查局调查八名白宫助手时参加进去，联邦调查局关于水门事件的报告大约有八十来种都给过他一份。此外，他还劝说彼特森，不要叫白宫班子里的五个成员——科尔森、扬、克罗、斯特罗恩和德怀特·蔡平——出席正在调查水门事件的联邦大陪审团的审讯。他们可以另外在一间屋子里提出证词，这样陪审团就不能问他们问题了。也正是在这个时候，彼特森的上司克兰丁斯特向公众保证说，司法部对闯入事件真情的追查，是“自肯尼迪总统被刺案以来所进行的一次最广泛、最彻底、最全面的调查”。　　8月29日，尼克松自己也提出了一些保证。他告诉全国人民，除了给予联邦调查局所需要的一切协助外，他自己也在进行调查：“在我们自己的班子内部，在我的指导下，总统顾问迪安先生已在对一切线索进行全面调查，看看任何白宫的成员或任何政府官员有无卷入的可能。我可以明白无误地说，他的调查表明，白宫班子中，本届政府中没有一个现在受雇用的人卷入这一荒唐事件。”迪安在广播中听到这话，大为震惊。他只不过执行霍尔德曼和埃利希曼的指示。他根本没有进行什么调查，没写过任何报告，甚至也没有见过总统（一年以后，白宫承认此事，说尼克松是由于得到了埃利希曼的“保证”才有这样的信心的）。　　总统在上述那份声明中说：“在这类事中，真正令人痛心的，不在于发生了这类事，因为在竞选中一些过于热心的人总会做些错事的。如果你企图把这类事掩盖起来，那才是令人痛心的。”当然，这恰恰是他们正在干的事情。约翰·米切尔正在主持会议讨论如何掩盖的战略，开会地点先是在他的办公室里，7月1日以后，他在马莎的要求之下辞去争取总统连任委员会的职务，便改在他的水门公寓的套间里。在与会的人中间，有拉鲁，司法部助理部长马迪安和杰布·马格鲁德。有一次，马格鲁德自愿替他们所有的人承担罪责。大家对此事作了认真的考虑，但是最后认为，由于他无权批准利迪所花的大笔款项，他的自称有罪只会把米切尔牵连进去从而危及尼克松重新当选。　　因而他们决定，把利迪以后的线索掐断。这个人虽然脾气很古怪，却很可靠；他不会随便讲话，他们可以围绕他编出一套能自圆其说的遁辞来，交给他的正当用途的款项的数目加以夸大，说他自作主张把这笔钱用于搞潜窃活动。马格鲁德的一名助手，巴特·波特同意出面作伪证。他将说明，他曾交给利迪10万元，用于打入反战激进分子的组织。但有一件事不好办。争取总统连任委员会司库休·斯隆是个诚实人。4月间，他曾问过斯坦斯关于利迪的大笔预算的用途。（斯坦斯回答说：“我不想知道，你也不必过问。”）现在，马格鲁德告诉他，他们要改动钱数，说利迪只拿过7.5万或8万元，这时，斯隆回答说：“我可不打算作伪证。”马格鲁德说：“你可能非做不可。”　　斯隆以为在争取总统连任运动的领导人中，做事谨严认真的人不止他一个，因此多次试图警告总统的几位助手说，在宾夕法尼亚大道1701号有些事情非常不对头。他先去找蔡平，蔡平劝他去休假，并说：“重要的是必须保护总统。”接着，斯隆去见埃利希曼，建议让一个局外人来调查这个委员会。同斯坦斯一样，埃利希曼说：“别把详情告诉我，我不想知道。”末了，在联邦调查局人员已守候在他的办公室里要询问他时，他跑去求米切尔给他出主意。这位前司法部长说：“事情难弄的时候，难弄的人得走。”斯隆得走，他没有选择的余地。斯坦斯对联邦调查局人员说，他已经辞职了。　　9月15日，大陪审团对亨特、利迪以及在民主党总部被逮住的五个人起诉，此外再无别人。追查就到他们为止，因此，总统大大地松了一口气。那天下午稍晚一些时候，迪安被召到椭圆形办公室，尼克松和霍尔德曼对他颇为热情。迪安后来在欧文委员会前作证说，尼克松说，他希望在选举前不会进行审讯，并且要求迪安搞出一份找政府麻烦的人的名单，因为他打算在选举后让他们日子不好过。主要的眼中钉依旧是《华盛顿邮报》，该报于10月10日报道说，水门窃案是“在白宫官员和争取总统连任委员会指挥下进行的……一次大规模的政治侦探和破坏活动”的一部分。争取总统连任委员会总部迅速而愤怒地做出了反应。米切尔的继任者克拉克·麦格雷戈说这篇报道“恶意可鄙”。另一位委员会发言人称它为“集荒谬之大成”。斯坦斯认为，那是“一堆毫无意义的谎话”；罗纳德·齐格勒则说，这是“最荒谬的新闻报道”。普遍认为，他们表示愤慨是理所当然的。在尼克松任总统期间，公众对第四等级【指新闻界。——译者】的尊重一落千丈。具有象征意义的是，那年夏天最高法院以五票对四票——多数票中四个人是这届政府委任的——做出裁决，法官和大陪审团可以要求新闻记者讲出他们的消息的秘密来源。美国公民自由联盟宣称：“在相当短的时间内，美国的新闻界从许多人认为是极为安全的地位转移到了极为软弱的地位。”造成这种情况的人们，现在受到了有力的报道的威胁。他们的反应是煽动他们自己在公众思想中造成的对“舆论界”的怀疑。他们所得到的是暂时的胜利，最后却丢尽脸面。　　一件意外事使他们更接近于彻底败露了：在12月8日那个多雾的下午，2点27分，美国航空公司的553次班机抵达芝加哥米德韦机场，它在离跑道一英里半的地方坠毁，45位乘客中有30人死亡。死者中恰好有霍华德·亨特太太，事故调查人员在她的手提包里发现了1万元的现款。她的家人说，她携带现款专程去买下一家假日旅店的营业权的。当局感到奇怪的是，她这钱是从哪里来的？亨特家一向很拮据。亨特自己曾经非常想要买下华盛顿一家广告公司的合伙权，始终未能凑足所需的2000元的现款。现在在他妻子尸体上却发现了不算太小的一笔财富，全是100元一张的钞票——正好同水门事件那五个人的一样。　　这笔钱是买人缄口的钱，而且不止这一笔。水门捕人事件后11天，米切尔主持对策会议，决定筹一笔经费，用迪安的话说：“以换取在狱的那几个人的缄默。”赫伯特·卡姆巴克是第一个被分派这项任务的人，虽然并没有把全部事实真相告诉给他。他从洛杉矶乘夜航机于第二天一早到达华盛顿，在拉斐特公园里一个接头地点，听迪安简要地向他交代了一番之后，他便打电话给斯坦斯，让他送来从竞选基金中提出的7.51万元，全都是现在到处发现的百元钞票。在此后的两个月内，卡姆巴克共拿到21～23万元，其中15.4万元给了多萝西·亨特。这位加利福尼亚人对这种做法是否正当感到不安，便于7月26日去找埃利希曼。他一上来就说：“约翰，我要看看你说的是不是实话。”他说，他想知道，迪安是否有权给他作那些指示，以及这样做到底对不对。据他讲，埃利希曼的回答是：“赫布，约翰·迪安有这个权力，这样做是正当的，你干下去吧。”　　8月底，卡姆巴克无论如何也不干了，拉鲁成了新的财神爷。付给水门事件被告的钱总共在42.3～54.8万元之间，其中的大部分都是通过亨特太太的手转交的。实际送款，或者照他自己的说法，送“该洗的衣服”的人，托尼·乌拉塞维奇说他已肯定感到“这里有些事是不干不净的”。说句老实话，争取总统连任委员会正在被人敲诈勒索。亨特在出事后不久，给迪安送去过一封黑信：“作者有一部剧本的手稿要出售。”后来，据麦科德讲，亨特说，除非他妻子的要求得到了满足，他就要“让白宫全部暴露出去”，提出“可以使总统遭到弹劾的材料”。他不但要钱，而且还坚持要得到总统给以特赦的保证。科尔森通过亨特的律师对他作了“一般保证”。作为交换，亨特同意伏罪，并向报界宣布，他不知道“更上面”有任何人卷入此事。　　掩盖策略看来似乎已奏效。而实际上却已快拆穿了。即将拆穿的关键是麦科德，他感到应继续忠于他的老机构——中央情报局，或者如他和其他内部的人所称的——“公司”。6月30日，在总统的助手开始试图使中央情报局陷入掩盖策略的罗网的那一周内，麦科德寄给赫尔姆斯一封未署名的信，答应随时跟他通消息，在信的收尾处写道：“我将不时告诉你会感兴趣的情况。”这是他寄给这位局长的七封匿名信中的第一封。紧跟着他于12月22日又写了一封，警告中央情报局保安处一位老朋友说：“有很大的压力企图将全部活动的责任推给公司。”他又于同一周内写信给约翰·考尔菲尔德：　　『亲爱的杰克：　　很抱歉，我不得不告诉你，白宫已决意要让中央情报局承担水门事件的罪责。如果他们继续这样干下去的话，怕不免火烧城门殃及池鱼的。整个事情现已面临千钧一发之际。告诉他们，如果要把事情搞糟的话，他们现在这样干倒是对的。很抱歉，你也会遭殃的。』　　信上没有署名，但署名是不必要的。考尔菲尔德到处散布说，麦科德打算把真情全都供认出来，但有人作了疯狂的努力要让他改变主意——保证给他的家庭经济上的帮助，总统特赦，出狱后为他恢复名誉，给他安排工作等，甚至使麦科德认为是受到考尔菲尔德的生命威胁：“你明白，如果政府被逼入绝境的话，它是要采取自卫措施的。”麦科德回答说：“各种风险我都已经想过了，到时候，我准备冒一切风险。我这一辈子已经活够了，我的遗嘱都已经写好了。”考尔菲尔德说：“除你以外，谁都非常听话。你没有按计划行事。你保持缄默吧。”但是这个老特务不想再管它什么计划不计划了。他主意已定。他在法院审讯结束时写给约翰·赛里卡法官的一封信（这封信在该案审讯即将结束时曾在法庭上宣读）说，“审讯期间并没有指明其他卷入水门行动的人”，“审讯期间，有人作伪证”，“有人使用政治压力迫使被告服罪并保持缄默”。此事轰动一时，是美国司法史上最重大的时刻之一。尼克松的总统职位随之开始崩溃。　　※※※　　总统争取连任的竞选运动在最后几天内由于从亨利·基辛格那里传来振奋人心的消息而取得了很大的进展：他同河内的首席谈判代表黎德寿在巴黎会谈中已取得了突破。10月8日，北越人不再坚持罢免阮文绍和在西贡设立联合政府了。18天以后，基辛格在一次电视记者招待会上说，再开一次会，便能达成最后的协议。他说：“和平在望了。”　　但事实并非如此。10月23日，白宫宣布，停战协定的签字要延期，因需要举行新的会议，以“澄清”某些问题。发生困难的原因看来至少一部分来自西贡方面，南越外交部长陈文林抨击即将达成的协定是“不能接受的”。阮文绍说，这等于“让南越人民向共产党投降”。阮文绍发誓说，如果有必要，他的国家将单独继续作战。　　当基辛格试图重新谈判某些敏感问题时，河内谴责华盛顿言而无信，要求按原来谈妥的条款签署协议。美国人拒绝了这一要求，于是黎德寿盛怒之下开始就诸如国际停战监督小组的规模和——对于美国来说至为重要的——遣返美国战俘等问题提出反建议。基辛格宣称，对方是有意“一个接一个提出琐碎的问题”，河内派出的小组试图“在改动文字的掩饰下”做出实质性的改动。　　据报道，总统对越南两方都很恼火；怨西贡执拗顽固，认为河内说过的话不算话。12月14日，基辛格绝望之下离开巴黎，尼克松给北越总理范文同发电报，警告他除非在72小时内恢复认真的谈判，他将重新在海防港外布雷，并使用包括B－52、F04鬼怪式和海军战斗轰炸机在内的美国空军威力。柯蒂斯·李梅将军曾经建议把越南炸回到石器时代去，而总统显然也有类似的想法。这可不是没分量的威胁。总统的空军将领们向他保证，在两星期内他们可以对敌方本土进行饱和轰炸，投掷炸弹的总吨数要比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几乎全部大规模空袭中的投弹吨数还多。此外，在其规模上这将是前所未闻的最大的恐怖轰炸。B－52就能确保这一点。这种飞机根本不可能进行定点轰炸。每一架B－52机腹内载有40吨炸弹。飞行时以三架为一“小组”，每一小组向一个一英里半长、半英里宽的“方格”内投掷它的炸弹。到目前为止，这种飞机还没有用来袭击过城市。如果它们在河内上空投弹的话，使平民遭受大量伤亡将是不可避免的。　　72个小时过去了。范文同没有答复，尼克松向关岛和泰国的美国空军基地和东京湾里的美国航空母舰发布命令：开始闪电攻击。结果是美国卷入越南的漫长历史上的最残酷的一章。河内遭到了各种类型的美国飞机在各种气候条件下进行的昼夜不停的连续轰炸。美国飞行员使用了100架巨大的绿、棕两色的B－52，仅在第一周内就出动了1400架次以上。美国人全惊呆了。仅在几天之前——实际上直到12月中旬——他们还一直在盼望着美国完全摆脱印度支那，期待着美国战俘（其中有些人已经被俘将近十年了）能够回家过圣诞节。现在他们见到的却是这种令人目瞪口呆的180度转变。总统也没有对他们进行解释。过去，尼克松同他的前任约翰逊一样，总是出现在电视上，宣布他在越南采取的新的行动。现在他根本无意为自己的行为申述理由了。惟一出来表明态度的白宫官员是齐格勒。他对记者说，轰炸“将继续到达成解决办法的时候”。　　五角大楼提出许多军事目标：停车场、交通塔、发电厂、仓库、桥梁、铁路、船坞、工厂、公路、兵营、供给站、飞机着陆场以及高射炮和地对空导弹阵地。但是大部分目标都是北越城市中人口稠密的地区。例如河内热电厂就在距市中心仅仅一千码的地方。驻河内的外交官和外国记者发出报告，详细描述了这个遭浩劫的城市。城里没有电，并经常缺水。周围一大片地区布满了大大小小的弹坑。学校变成了冒着烟的大坑。瓦砾堆里到处是炸碎的练习本。父母拼命地在碎裂的水泥板间寻找他们的子女。　　在河内郊区太原，几乎有一千平民死伤，棺材堆置在街角上。白太肺结核医院被夷为平地。白梅医院也是如此，医生从废墟里把病人背出来。一家药房被炸毁。一个炸弹落在一所战俘营里——此事激怒了尼克松，据报道说，他责骂北越人不该把战俘安置在导弹会落下来的地方。波兰货船约瑟夫·康拉德号被炸沉在河内港口内，炸死水手三人；还炸坏了一艘俄国船和一艘中国船。为这些违法行为道歉的国务院人员都非常生气。一位美国外交官忧郁地说：“照这样干下去，到圣诞节前夜我们该去炸河内的天主教堂了。”　　实际上，尼克松宣布圣诞节前后停战36小时，但是这段时间一过，死神又光临了。墙上依旧有北越人用白垩写的：“我们要替被美国人屠杀的同胞报仇”和“尼克松，你必须偿还这笔血债”。这只是一种无可奈何的表示而已。白宫远在7000英里外，最后一批美国地面部队不久便将撤离印度支那了。北越惟一可以用来抵制暴行的人质是被他们抓住的美国飞行员。在这次闪电轰炸之前七年内，B－52出动过10万架次，被敌人炮火击落的仅一架。而现在河内已拥有世界最强大的高射炮防空能力，仅在1972年的最后这两个星期内，他们的愤怒的炮火便击落了16架这种空中无畏战舰，一架就值1500万元。更重要的是，98名飞行员被俘。美国在东京湾地区上空的猛烈轰炸，增加了在巴黎的赌注。无论基辛格还是黎德寿，他们身上的压力都更大了。　　另外还出现了一些和平的因素。尼克松（这还不是最后一次）错误地判断了公众在道义上愤慨的限度。詹姆斯·赖斯顿把大规模轰炸称做“抽风的战争”。俄亥俄州共和党参议员威廉·萨克斯比原曾支持尼克松的越南政策，现在也出来反对，说他“作为一个美国人”感到不安，并且认为他的同胞都会有“同感”。在欧洲，反应更为尖锐。伦敦的《每日镜报》说：“美国恢复轰炸北越，引起全世界的反感。”在巴黎，《世界报》把这次空中进攻比做纳粹在西班牙内战时夷平格尔尼卡的罪行。瑞典首相奥洛夫·帕尔梅更不留情，把它与德国灭绝犹太人的行为相比。这激怒了美国政府，它把瑞典大使召来提抗议，但是所有西方国家的政府，反应都几乎同样强烈。　　如果说华盛顿低估了盟国的不满情绪的话，河内则是高估了共产党世界的愤怒程度。莫斯科和北京的评论都是敷衍了事的。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在苏联50周年国庆的讲话中，对于B－52的轰炸的态度真是再温和不过了，他还很显眼地派他的孩子们参加美国大使馆的招待会，去与特里西娅·尼克松·考克斯和她的丈夫相见。俄国人与中国人都力劝北越人同美国人取得谅解。美国已失去了反对“解放战争”的热情，苏联和中国对这些战争的支持也不如从前热心了。与其说是轰炸，也许反倒不如说是这一原因，使河内发出了要求重新会谈的紧急信号。12月30日，白宫宣布暂停轰炸，再度安排基辛格和黎德寿在1月8日会谈。阮文绍派了两名外交官到华盛顿，扬言要反对任何不符合他的要求的条约，此时，尼克松的反应是派出亚历山大·黑格将军带了一封致阮文绍的信前去西贡，内容实际是要他免开尊口，这一点已足以表明美国谋求解决问题的决心了。　　基辛格随即挟着装有新建议的公事包奔波于巴黎和比斯开湾之间。1月底，当两个谈判者在42个月中举行第24轮会谈时，他们终于取得了突破。大家原估计将还需两天的讨价还价，但是最后的谅解仅在四小时内便达成了。在巴黎古老的美琪饭店墙上挂着丝绒的大会议厅里，宣告了战争的正式结束；华盛顿、河内和西贡同时广播了这一消息（基辛格说，光是完成那一套程序，“便使我们大家都老了几岁”）。尼克松总统带领全国做祷告，大力赞扬“在各国历史上最无私的事业之一中”在越南服役的250万美国人。他宣称，他取得了“光荣的和平”。　　但光荣二字实在无从说起。基辛格很明白这一点。在向报界发表的经过深思的简单谈话中，他说：“到现在，看来已很清楚，在这场战争中，谁也不能说只有他痛苦奇书网Jar电子书下载乐园+ＱiＳuu.Ｃom，或者说只有他最有远见。”他根本没提什么光荣，或英勇，或荣誉或任何其他与这场冲突毫不相干的有关武功的辞藻。他说：“在医治印度支那的创伤的同时，我们可以着手医治美国的创伤。”这话说到点子上了，因为那正是当时美国的问题。美国在阵亡大约4.6万人、受伤30万人和花费了1100亿元之后，作为战争的直接结果，他们面临着一个严重的国内问题，一种精神上的沉疴。在麦克卢汉式的全球村【加拿大作家，由于电视的发达，他称世界是个小村庄。——译者】里，要使一个遥远的国度成为废墟，而又不使美国遭受严重创伤，那是不可能的事。除去人力物力的损失以外，受伤的还有：美国公众对总统职位的尊重，因为它使美国进入了这场战争；美国公众对国会的尊重，因为它曾继续不断为这场战争拨出巨额款项；美国公众对法院的尊重，因为它没有裁决这场战争为不合宪法；美国公众对民主制度本身的尊重，因为，事实证明在影响决策者方面，它实际不起作用，因而已经堕落成街头的混乱了。赖斯顿就停火一事写道：“由于这场战争的影响，美国人对权威的尊重已是一落千丈了，这不仅包括对政府行政权威的尊重，而且包括对学校、大学、报界、教会，甚至家庭的权威的尊重……美国生活已经发生了某种变化——这些变化现在还没有为人所理解，或没有形成一致的看法，这变化是前所未有的，重要的，也或许将永远持续下去。”　　在停战的一周内，麦迪逊广场花园发生了一场丢人的争吵，争吵的问题是在体育比赛前是否演奏乐曲《星条旗歌》。同一时候，教师罢教像新发生的流行病传遍全国，使教学活动全部停顿。这在上一次美国精神大考验的大萧条期间，都是不能想像的。当时，星条旗飘扬在一个比现在要穷得多的国土上空，当时的美国存在着许多物质上的苦难。教师在那场经济危机中属于受害最深的一部分人。付给他们的报酬往往是不值钱的临时通货，或甚至分文不给，有些人只能同挨饿的孩子分食极少的一点食物。但是在那个纪律严格的社会里，教师罢教，犹如不尊重国歌一样，是不能想像的。这并不是说那时的美国是一个比较好的国家，显然不是这样。这只表明，当时的美国是另一个国家，住着与今天不同的另一些人民，他们所面临的挑战是与70年代的挑战全然不一样的。　　或许这正是亨利·亚当斯在本世纪初所写的一段话的意思，他认为20世纪的美国人要经受的考验，将是他们的适应能力。变化是美国历史上的一个永恒的主题。美国是世界上惟一的一个国家，为变化本身而崇拜变化，把变化和进步看做是同一回事。林登·约翰逊在1965年曾说：“我们需要变化。我们需要进步。这是我们的目标。”　　但是，如果说这是美国民族性格的一个方面，它也还有另一个方面，与此完全针锋相对的一面，这一方面在越南战争结束时又重新抬头了。那就是渴望抛弃现在，恢复那尚未完成的过去。约翰·布鲁克斯曾说：“美国有一个古老的习惯，喜欢留恋刚刚失去的好梦，决意下一次要把它追回来。”这是在美国文学中常见的主题。最容易想到的是威拉·卡瑟的迷失的小姐和罗伯特·弗罗斯特的《没走的一条路》。托马斯·沃尔夫写道：“我们一言不发地回忆着，一边寻求已被遗忘的伟大的语言，已迷失的通往天堂的路口，一块石头、一片树叶、一个未找到的门。在什么地方？什么时候？呵，迷失的，因风而悲伤的幽灵，回来吧。”因此，在干预了国外冲突1/3世纪之后，美国人民再次把注意力转到国内来了，他们要在与世隔绝中寻求安慰，在孤立中寻求复兴。斯科特·菲茨杰拉德在他最优秀的小说的结尾中写道：“所以我们掉转船头，逆时代潮流而行，不间歇地向过去驶去。”　　尾声 余音　　理查德·尼克松在一群兴高采烈的作伪证的人的包围中，为他第二次就任总统进行了盛大的庆祝活动，为期三天，耗资四百万元，由少年得志的杰布·斯图尔特·马格鲁德导演。1月20日他的那篇就职演说，基本精神仍是不再对广大世界作出承诺，与其说是答应本届政府打算做些什么，不如说是它将不做些什么。十二年前，同属这一代的另一位总统曾发誓说：“我们将不惜付出任何代价，挑起任何重担，承受任何困难来支持我们的朋友，反对我们的敌人、以确保自由的存在和成功性。”如今，尼克松则宣称：“当年美国把其他各国的冲突都看作是自己的冲突，或者指点其他国家应如何处理其内部事务的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同时，他套用肯尼迪总统的一句名言，打算以此来结束过去自由派的政府所推行的国内政策。尼克松说：“让我们每一个人都不要问，政府将为我做些什么，却问问我能为自己做些什么。”　　他为了说话效果，在这里停顿了一下，这时，从几个街区以外传来一阵微弱的声音。一群青年在齐声喊着：“杀人凶手！”“马上滚蛋！”“结束种族主义！”　　一个来自衣阿华州的妇女对《纽约时报》的一名记者说，“恶心，真叫人恶心！我就不明白我们为什么不能治治这些小伙子。”这样做确是很不合礼节。可是反示威活动也和反文化运动一样，表明美国仍处于分裂状态中，对这类行动也只能加以容忍。在一个开放社会里，的确找不到有效办法能制止不同政见。倘若有的话，马格鲁德和他的主子一定会首先使用了。当时呐喊的那些人——总共有五百到一千人，由易皮士、争取民主社会大学生协会的激烈分子和毛派进步劳工党的成员组成——是该周周末在华盛顿活动的示威群众中人数最少而又最粗暴的一批抗议者。他们扛着一具极为难着的模拟像——一只纸糊的十尺长的耗子，头象是尼克松，嘴里叼着一个血迹斑斑的布娃娃。这使得平常不轻易干涉的特区警察也难以容忍了。他们把模拟像没收了去。然而除这批人外，在那次就职话动中唯一真正令人难堪的事是把华盛顿纪念塔周围的国旗都降了下来，升起越共的旗子。　　最庄严的抗议是头一天晚上9点，在威斯康星大道的华盛顿大教堂里举行的。教长弗朗西斯·塞尔和前参议员尤金·麦卡锡分别作了简短的讲话之后，伦纳德·伯恩斯坦指挥一个在当地拼凑起来的管弦乐队，以安详、深沉的调子演奏了海顿的《战时弥撒》，铜鼓声频，结尾呼吁：《给我们和平》与之唱对台戏的是，尤金·奥曼迪和他所指挥的费城管弦乐队正在华盛顿另一头演奏柴可夫斯基雄伟奔放的《一八一二年前奏曲》，向总统致敬。奥曼迪的管弦乐队中有十六位乐师请了假，因为他们认为在这样的听众面前演奏有失身分。也许由于他们的不在，倒是减少了对尼克松的生命的威胁。尽管如此，在特工人员的请求下，前奏曲高潮的鸣空炮仍然取消了。这是尼克松执政以来，特工人员提出的一次不那么费钱的建议。　　当晚，对尼克松在越南问题上的做法持批评态度的人向白宫一名警卫递交了一份请愿书，阐述了他们的见解。菲利普·贝里根神甫在白宫外面人行道上演了一出粗糙的活报剧，以表明当局如何虐待那些敢于说出反对意见的人。贝里根假装以粗暴手段来对付一个举着和平标语牌的妇女。他唯恐有人不能领会这出戏的含意，这位神甫还在自己的脖子上挂了一个写着“警察”二字的大牌子。第二天，由于公布五角大楼文件而临被定罪并判总共达一百一十五年徒刑的丹尼尔·埃尔斯伯格，在全国和平行动联合会举办的聚餐会上发表了演说。他讽刺总统在就职典礼上所许诺的一代的和平，说“他结束这场战争就象结束对我的诉讼案一样，”并把为越战提供军火的制造商比作纳粹奥斯维辛死亡营的设计师。　　见到贝里根和埃尔斯伯格的人当然不多，但是大多数反对就职典礼的集会，参加者都很踊跃。在大教堂举行的伯恩斯坦音乐会参加者三千人，另外还有一万二千到一万五千人夜里站在外面听大喇叭里的广播。五万人在请愿书上签了名。规模最大的一次示威，象争取民主社会大学生协会的进军一样，把时间安排在总统在国会山作演说的时候，吸引了七万五千到十万人，开始时由越战复员军人反战协会的二千五百名会员从阿灵顿国家公墓向华盛顿纪念塔进军，然后在那里举行了一次虚拟的签订和约的仪式，最后是纽约的女国会议员贝拉·阿布朱格作的一次演说。她从半导体收音机里听到尼克松的演说，于是在这里对之大加斥责。　　听众中有一些年轻人扛着已经过了时的标语牌，上面写着“停止轰炸”。这是可笑的。三个星期以前，闪电轰炸就已停下来了。另一些抗议方式也近乎荒唐可笑。有些同越战完全不相干；正当尼克松发表演说时，由一位心怀不满的百万富翁租来的小型双翼飞机在警察和空军直升飞机的密切监视下掠空而过，挂着一条“批准金币流通”的标语。然而举行抗议这个作法并不荒谬。那远比就职演说、柴可夫斯基的没有炮声的前奏曲以及那些打扮漂亮的弗吉尼亚中学一千九百七十六名列队从白宫门前走过的乐队要来得更符合美国精神。这个乐队是杰布·马格鲁德所设计的第二个百年纪念日计划的产物。　　在约瑟夫·麦卡锡时期最黑暗的年月里，当西弗吉尼亚一所大学校长为一位受到围攻的自由主义者辩护出庭作证时，一位律师曾问他：对他来说，美国象征着什么。他回答说，象征着“可以有不同意见的权利”。他的意思当然并不仅是指那些怪物和一些兴之所至随便胡来的人，尽管在美国什么时候也会容许占星学家，相信天空会出现飞碟的人存在，容许1948年在华盛顿买下华屋广厦，准备等到杜威当政时居住的共和党政客存在。但是倘若要使自由其有任何实质性的意义，那也就得扩大到可以容忍的最大限度，而且在它的广大的保护伞下，使那些不受大众欢迎的，热心宣扬为大多数人认为错误的事业的人得以存在下去。为艾森豪威尔、麦克阿瑟、约翰·格伦、尼尔·阿姆斯特朗欢呼容易：然而要能够容忍憎恨约翰逊的气象员派、跟约翰·肯尼迪捣乱的伯奇会员，以及跟罗斯福为难的自由联盟盟员，那可是需要点气量的。　　那些在尼克松任职时期年逾五十的美国人的记忆中，这个国家的宽容耐性的确经受了极大的考验。有时简直到了难以容忍的程度，以致那些失去耐心的地方的名称全变成了美国历史上可耻的污点。其中有：阿蒂卡、肯特州立大学、美莱、伯明翰、奥克斯福德、芝加哥的共和钢铁厂、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拘留日裔美国人的加利福尼亚州集中营以及本书一开头就述及的安纳科斯夏河边地被夷为平地的补偿金军人的营地。　　但这些仍不过是例外。如果把那些表现出容忍精神的事例开列出来，那肯定比这个名单要长许多倍，并可着作是全国自由战士的光荣榜。其中要包括安吉拉·戴维斯、贝里根兄弟、斯托克利·卡迈克尔、斯波克大夫、芝加哥七被告、伍德斯托克、泰－格雷斯·阿特金森、举着“为和平运动者免费供应毒气”标语牌的美国纳粹分子、“普韦布洛”号的舰长、公正对待古巴委员会、埃德温·沃克、化学家莱纳斯·波林、罗莎·帕克斯、“美国第一”派、厄尔·白劳德、小花神坛，威廉·达德利·佩利、休伊·朗格、杰拉德·斯密斯和唱着《国际歌》欢迎1932年12月回到华盛顿的第七十二届国会的干枯的幽灵。　　那些敢于违抗民众意志的人固然象表达民众意志的人一样值得我们怀念；但那些仅以自己的存在而使国家中坚保持警惕、忠城并使国家的民主制度得以加强的那些无言的见证人，也应受到我们的尊敬。每到危机时刻，他们总默默无声聚集在宾夕祛尼亚大道对面和白宫相对的拉斐特公园里：总统只要拍头望望窗外便可看到他们，让他注意到他的雇主们正在注视着他。在考验国家意志、并常常决定国家政策的国会大型听证会上，他们总是出席的；在过去的四十年中，越南战争、谢尔曼·亚当斯和伯纳德·戈德法因案件、布里克修正案，陆军与麦卡锡的争执、被埃斯蒂斯·凯弗维尔揭露的匪帮、希斯和钱伯斯案、拿佣金的人、珍珠港事件、罗斯福改组最高法院的计划以及对大萧条时期华尔街应负何种责任等问题都曾在这里加以考虑。他们这些人观看过塔夫脱钟楼的落成典礼，他们瞻仰过罗斯福和艾森豪威尔的遗体，1963年11月25日他们曾含着无限悲伤默立着目视一辆灵车载运约翰·肯尼迪的遗体越过纪念桥向阿灵顿公墓不灭的火焰行去。　　※※※　　有一派历史学家认为，在帮助我们了解过去方面，重大事件也许还并不如——几封信、压在旧书里的几朵花、几张过时的舞会节目单、曾为人所喜爱因而不忍抛弃特意加以珍藏的玩具之类——一些普通人无众留下的小物品。建筑下人常会偶然发现埋截在大邸宅下的这类东西的窖藏。有时他们甚至可能找到象1939年纽约世界博览会埋截在会址下的韦斯汀豪斯文物窖藏那样精致的东西。这类发现常常引起极大的好奇心，年代更久远的则更会引起许多人纷纷猜测这件或那件东西对当时的人有什么意义。由于美国人愈来愈流徙不定，留下这类窖藏的可能性愈来愈小了，但如果摇曳音乐的一代留下那么一个——比如在一个仓库里藏下象菲伯·麦吉童话中所说那么大小一个橱柜——那也许就可以让我们看出他们是什么样子，他们忍受过什么痛苦，他们曾有些什么梦想，哪些梦想已经实现，哪些破灭了。　　如假想有那么一个橱柜，我们将在最上一层里看到一把钢架网球拍子，几本讲饮食卫生的书，一条宽领带和屁股特肥的女式衣裤。在这些东西后面是一幅“欢迎战俘回国”的标语，一幅为下落不明的军人写的标语（“只有河内知道”），和一枚和平徽章；然后是一枚古铜色的鱼雷艇领带别针，几盘录有“卡姆洛特”、阿尔洛·古斯瑞的“艾利斯的饭店”和卡洛尔·钱宁的“你好，达莉”的录音带在这些东西后面，压在一个角落里一堆蜡染蓝布裤子下面，还有几本看得很旧的《范妮·希尔》和《一个跳蚤的自传》。　　柜子的第二层几乎放满了各种衣服：一件紧身女服、一套灰法兰绒衣服、一顶窄边男呢帽、几条窄得不象样的领带、一顶熊皮儿童帽和一顶帽带上印着“我爱艾克”标语的硬草帽。藏在这些衣服下面有一件过时的妇女用品：装在一个白塑料盒里的子宫帽。再往里有一根奇特的小银别针。那针样子很象一只在脚跟处有一个窟窿的男鞋鞋底。在它旁边是一套“窈窕淑女”唱片、一张艾迪斯·皮艾弗唱的“他哭了”的唱片、一个涅基·丁克工具箱、一顶军帽和一个已坏了的贝比－坦达。一本《救火队员斯康尔》和一本《佩顿地方》放在一大堆乱七八糟的文件上面：其中有教人如何戒烟的小册子、一本渔家蜜酒酿造法、一份《八十天环游世界》小册子、一叠尿布供应处的帐单和一个从未拆开的封套，里面装着家庭防空掩体计划。　　在第三格靠前放着一件迪奥尔新式样裙子、一件看来曾由一个瘦高个儿穿过的艾森豪威尔茄克、几双早期的尼龙袜、一顶大学生毕尼帽。一本《北回归线》，下面放着一包三个特洛伊。（当时时价一美元。）还有各种证明文件：陆军退役证、结婚证、大学毕业文凭等。一只破旧的滚球柱。一个陆军番号袖章。一些配给票。一些已变色的海军挂牌。儿张v字信笺。一顶纳粹兵钢盔；一把日本武士剑。一张哥伦比亚公司的凯特·史密斯唱片“上帝保佑美国”。一只水晶的表示胜利的v字形别针。　　更下一格东西装得很乱。一双极脏的桑姆·麦克安鞋子放在一件同样脏污的正反都能穿的雨衣上面，雨衣下面是一件背上有腰带的便服上衣。两张每分钟78转唱片中夹着一个已枯姜的花束——这两张唱片是“深紫色”和“星尘”。在它们旁边是一些竞选别针，上面的字是“我们要威尔基”和“罗斯福”。另有一个别针做成一朵向日葵的样子。此外还有：一架做成拱门形式的蹩脚的飞歌收音机、一本已翻得破碎不堪的《飘》、一本仿佛只有最后四十页有人谈过的《尤利西斯》、男女童军手册和几本方形的《大小书》。那里还有一个满是尘士的里昂内尔变压器、一根跳绳用的绳子、几颗石弹子和一个钢珠，一只已裂开的曲棍球棒、一只满是油泥的第一垒垒球手的手套、一个仿雪莉·邓波儿的娃娃、一副泡沫胶纸牌、一支联邦调查局工作人员的纸炮枪。两个波斯特·托斯蒂斯黄杨木陀螺。一盒红皮炮仗。一个用塑料绳连结在一只桨上的波洛球。一条棕色灯芯绒灯笼裤。一条发带。一台旧的台式电话机。　　最后在橱柜的底层是一堆用布朗尼箱式照相机拍下的快照。照片里照了一些汽车：一辆摇下挡风玻璃的A式福特车、一辆雪佛来运动游览车；在一些较老的颜色已发黄的照片上，有一辆T式车，许多人排在那车的踏脚板边，当时是在夏天，但成年人的样子都很规矩。男人都戴着硬领，妇女戴着大帽子，穿着没有体型的布衣裙。但着来样子最奇特的倒是那些孩子们。和他们的父母一样，他们也打扮得很古板。当然还有些别的东西。你一时还弄不清他们为什么看来那么奇怪。然后你明白了。他们的神态非常紧张。他们向前微微探着身子，仿佛要想展望到未来的情景。他们还在微笑着。　　大事年表　　1932年　华盛顿发生补助金远征军暴乱　　　　　　一千五百万人失业　　　　　　罗斯福当选总统　　　　　　关于革命的谣言四起　　1933年　本国银行纷纷倒闭　　　　　　罗斯福的一百天　　　　　　转危为安　　1934年　埃德加·胡佛和《滑稽名画》　　　　　　黑色风暴　　　　　　汤森医生、库格林神父和休伊·朗格　　1935年　第二个一百天　　　　　　摇曳音乐的诞生　　　　　　约翰·刘易斯的得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