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克松于下一周在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上获得提名后，根据盖洛普的报告，他以51比49对肯尼迪领先。在其后一周，他更加拉开了领先的距离，成为53比47。到8月末，两人还是并驾齐驱。9月份，犹豫未决的选民数字增多，使得两个候选人的比数都降至50％以下，不过尼克松仍然以49对46比肯尼迪领先。 这时民主党的竞选活动进入低潮。满以为自己会得到党的提名的林登·约翰逊，事先安排了一次国会特别会议，希望在那里一显身手。尼克松于8月26日兴高采烈地在亚特兰大州开始了他的第一轮旅行，而肯尼迪却让那会给纠缠住了。六天后，特别会议结束了，肯尼迪才出发到缅因州去。盖洛普的最新比数是，尼克松：50，肯尼迪：50。 也是运气作弄，尼克松南部之行的第三天，在北卡罗来纳州的格林斯博罗，被汽车车门撞伤右膝盖。伤处一时不愈，经沃尔特·里德医院检查，发现伤口已受到溶血性葡萄球霉菌感染。他必须留住沃尔特·里德医院两个星期，接受大剂量抗生素治疗，否则就会破坏膝关节软骨。因此，从8月29日至9月9日，他只能仰卧在床，一条腿牵引着，为平白失去的时间懊丧不已。恢复活动后，他又在圣路易斯得了感冒，嗓子嘶哑了。真是祸不单行，这时又发生了宗教问题。 尼克松曾一再指示他的工作人员，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要与任何人讨论肯尼迪的宗教问题。不幸的是，他却未能制止住他自己的一个朋友，全国最著名的新教牧师诺曼·文森特·皮尔博士。皮尔博士带领着一群牧师，发表了一篇声明，表示怀疑一位信奉罗马天主教的总统，能够摆脱罗马教廷的影响。尼克松不便抨击皮尔博士，但他在那个星期日的“会见新闻界”节目里，几乎制止不住自己。这时，肯尼迪却抓住时机来对付这个他知道迟早必须正视的最微妙的问题。大休斯敦传教士协会恰好已邀请他9月12日到休斯敦的赖斯旅馆讲讲他的信仰问题，他接受了这个邀请。在那里他庄严、明确地宣称，他坚信政教完全分离的原则，并说如果他发现自己无能解决良心和职务之间的矛盾，他就辞职。牧师们对此报以掌声。 两个星期之后，盖洛普宣称双方选民的人数又趋于接近。尼克松是47，肯尼迪46，尚有7％未定。 竞赛的关键时刻已经临近。在9月的两个星期里，两位候选人从东海岸到西海岸跑遍了全国作竞选演说。这时，尼克松已在25个州里旅行了1.5万英里，对两百多万选民发表了演说，但是他发现，如他后来所说，“不管你接触的群众有多少或走过的地方多么广大，那也不过是沧海一粟：而在9月25日以前所取得的效果，同第二天，9月26日星期一晚上举行的第一次通过全国电视网广播的面对面辩论相比起来，简直是微不足道。” 预定将举行四次辩论——其他三次是：10月7日、10月14日和10月21日，但第一次最为重要。这次辩论吸引的听众最多，大约有七千万美国人收听，比其他各次要多两千万人。这是肯尼迪的一大胜利，使尼克松十分沮丧，也是他没有料到的。他本人原是辩论能手。他在电视中看到肯尼迪接受提名的演说时，不知道肯尼迪当时劳累不堪，竟以为他的对手讲话太快，声音太高，讲的内容太复杂，一般美国人不能理解。这也正是尼克松所以接受进行辩论的挑战的原因。两人都为这第一次辩论全力以赴做准备，仿佛要去参加律师资格考试一般。就说话技巧和思想内容来说，双方打了一个平手，而这本身就是肯尼迪的胜利。因为直到举行辩论的那个晚上为止，两人中，尼克松的名气更大，担任的职位更高。现在在这里，在公断人霍华德·史密斯的面前，他们却全然不见高下，肯尼迪竟然略无逊色。更为重要的是，他更中看一些。在收音机里听到他们辩论的人，认为两人都干得不错，但是电视观众更多，却能看到参议员肤色黑红，身体健康。而另一方面，尼克松在沃尔特·里德医院掉了五磅肉。他显得面容憔悴，衬衣领口松松地大了半个号码。他无精打采，表情严酷，而且由于考虑不周，意欲掩盖午后初生的胡子茬，在脸上涂了一层隐须膏，弄得油光闪亮。 盖洛普最新的民意测验表明，肯尼迪已经以49对46领先，5％未定。 尼克松按医生的指示，每天喝四杯可可牛奶，恢复了体重。在以后的几次辩论中，他的健康情况看上去已和他的对手相当。他在辩论中也得分较多。但这已全然无济于事；成百万的人已经看到了自己所想要看的一切，主意也已拿定。 最后一次辩论之后，尼克松最后一分钟的进展之前，盖洛普的调查结果是：肯尼迪51，尼克松45；4％未定。 随着竞选运动接近最后阶段，有两项关键事件影响了黑人的选票。洛奇未与任何人商量于10月12日在哈莱姆区发表讲话时说：“……内阁里应当有一名黑人……这是我们的既定纲领的一部分，我在这里向大家保证。”尼克松忿怒地否认这是他的纲领的一部分——这就毫无道理地但却不可避免地激怒了黑人。一星期后，10月19日，马丁·路德·金的一次“入坐”运动再次触犯了佐治亚州的法律。在亚特兰大一家百货公司里，金由于拒绝离开该公司的餐馆被当场逮捕，被判处四个月的苦役。有记者询问尼克松对于此事的意见，他说他没有意见。私下里，他觉得金的宪法权利遭到了侵犯，打电话给司法部长罗杰斯，请司法部进行调查。罗杰斯同意，但艾森豪威尔不想介入，此事遂被搁置。肯尼迪兄弟的反应却与此不同。这位民主党候选人亲自打电话给科雷塔·金，向她表示慰问并表示愿意尽力给予可能的帮助。接着和他商量了一番之后，他的弟弟鲍勃打电话给审理金案的佐治亚州法官，第二天，这位黑人牧师就被保释出来。当时，报界对这一切倒并不知情，但是金太太却把这情况告诉了其他黑人领袖，他们把这话传扬开去，这无疑对肯尼迪11月8日在北部各城市取得席卷多数起了相当做用。临时改变主意的投票人中就有马丁·路德·金的父亲在内。他对记者说，他从来没有想过会投一名天主教徒的票，但是他儿媳的电话说服了他。肯尼迪不禁自言自语地说：“想不到马丁·路德·金的父亲竟是一个老顽固。”接着，他又补充了一句：“是呵，我们大家谁没有父亲啊？” 在10月的最后几天，盖洛普的结论是，这次竞选势均力敌，难以逆料。埃尔莫·罗珀、路易斯·哈里斯和克劳德·鲁滨逊等民意测验机构都一致同意这种说法。劳伦斯·奥布赖恩对肯尼迪也说是“吉凶未卜”。不过，情况也并不是始终难解难分的。双方的笔杆子和政界人物都认为在10月里双方势力互有消长。在选举之前两周，出现了倾向肯尼迪的明显趋势，紧接着又出现了一股在最后一分钟推向尼克松的浪潮。尼克松因而认为肯尼迪过早地把竞选活动推上了“顶峰”，但是还有另一种解释。形势的转折是随着艾森豪威尔总统加入竞选活动而来的。U－2事件，或在日本受到的羞辱，都未能削弱艾克在国内的崇高威望。但是，尼克松和他的关系却仍不很和谐，副总统之所以直到10月21日（星期一）才能请求他给予帮助的原因正在于此。总统在那时突然投身竞选，使整个运动顿时改观。可以想像，再多一个星期，甚至几天，结果就可能会完全不同。 到竞选末期，选举的情况越来越模糊不清，仿佛成了许多景物和音响胡乱重叠的镜头：肯尼迪用他的冷静而简洁的腔调提醒观众说，卡斯特罗已使共产党人到了“离佛罗里达只有八分钟的喷气机航程的地方”；尼克松说，美国决不能让人利用白宫“作为一个训练基地来学当总统，而以牺牲美国利益为代价”。肯尼迪几乎像念咒一般一次又一次地说，“我国是一个伟大的国家。可是我认为还可以更加伟大。我认为我们能够做得更好。我认为我们能够使国家再度前进”；杜鲁门满口脏话，尼克松回答时发誓他在白宫决不咒骂而玷污总统的身份；艾森豪威尔反复申述共和党八年来的政绩：个人收入增加48％，国民生产总值增长45％，社会保险事业的扩大，圣劳伦斯河航道的开辟，4.1万英里州际公路的修建——“朋友们，美国人从来没有在这样短的时间里取得过这样多的成就”——在汽车队所经之处，十几岁的姑娘们，为了一瞻候选人的风采，在群众队伍中蹦蹦跳跳。副总统许诺说，尼克松政府决不容许红色中国进入联合国，从而使“这个共产党政权增加光彩，大大提高它在亚洲的力量和威望，甚至不可挽回地削弱那一地区的各个非共产党政权；”当肯尼迪说到即将来临的，“充满挑战的革命的60年代”时，在大学校园里出现热烈场面；尼克松赞成恢复原子弹试验；在竞选末期肯尼迪的一位宾夕法尼亚州的拥护者和他握手时用力过猛，把他已经被捏伤的手捏得鲜血直流。尼克松指责肯尼迪说，他宣称美国威望空前低落，是在“灭自己的威风，使我们产生自卑感。”肯尼迪每一提到他怀孕的妻子，就在妇女中引起微笑；还有尼克松敦促听众的话：“你们认为在这危急时刻，美国和世界需要的是谁，就投谁的票。不论你们最后决定如何，我知道那必将是对美国最有利的决定，我们大家都一定遵守，我们大家都一定支持。” 突然间，这一切都成为过眼云烟。天朗气清，再加上竞争双方的势均力敌，使参加投票的人数创造了历史上最高水平，共达68832818票，比1956年多11％。投过票后，尼克松为求得片刻轻松，和三个朋友驱车前往加利福尼亚海岸，带他们参观墨西哥边境小城蒂华纳；肯尼迪则在海恩尼斯港自己家庭大院，玩了一天橄榄球。鲍勃·肯尼迪家的阳台上装了精巧的电子设备，当夜和星期三早晨，这位民主党候选人就是在这里观看投票结果的。 一架国际商用机器公司－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电子计算机，根据截至当晚7时15分的资料预告尼克松将获胜，使得当晚气氛相当活跃，它预告的双方比差简直令人难信，100：1——以尼克松的459选举人票对肯尼迪的68票。接着，随着具体的数字倾泻而来，全国看来犹如山崩似的倒向民主党一边。在一向票数统计最快的康涅狄格州，肯尼迪以9万票的多数取胜。他以巨大的优势赢得纽约市的拥护，并以33.1万票，即全部票的68.1％夺得费城。在库克县，在迪克·戴利的严密监视之下，民主党的票数大大领先，似乎使共和党占优势的伊利诺伊州南部已无法赶上。到10点30分，肯尼迪所得选民票数已领先150万张。这时，一般估计他可能将以超出对方400万或500万票的多数获胜。国际商用机器公司——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计算机推算他将获得311张选举人票；全国广播公司和美国广播公司501型计算机则算出401张。美国东部的电视观众到这时纷纷关上电视准备睡觉，认为大局已定。杰奎琳·肯尼迪在她丈夫的耳边低声说：“哦，邦尼，现在你已经是总统了！”他平静地回答说：“不……不……现在还言之过早。” 确实言之尚早。肯尼迪得票的高峰出现在午夜之后不久。这时他领先的票数在200万票以上，而且洛杉矶县的报告表明，他可能以800万票在加利福尼亚州获胜。可是也正是在这个节骨眼上，他的选票开始出现了麻烦。在阿巴拉契亚山脉的那一边发生了意想不到的事情。例如，在肯塔基州摇滚音乐盛行的列克星顿县，肯尼迪所获票数不及1952年的史蒂文森，更大大落后于1948年的杜鲁门。而堪萨斯州的初步报告却表明尼克松已超过或相当于艾森豪威尔在1956年时所获得的优势。其后两小时内，情况逐渐明朗。而这却使在海恩尼斯港看电视的人继续感到不安。共和党的选票势如卷席：堪萨斯州60.4％，南达科他州58.3％，北达科他州55.4％，内布拉斯加州62.1％。在历次民意测验中都有利于肯尼迪的威斯康星州，也以6万多票的多数倒向共和党，而当洛杉矶郊区的选举结果报上来的时候，民主党在加利福尼亚的领先地位也在消失。从全国来说，肯尼迪所获选票的优势已逐步下降到170万、160万、110万。显然，它将下降到100万以下。也可能全部绝迹。 凌晨3点钟，全国已经获悉尼克松取得胜利的州将比肯尼迪多。但这并不能给共和党人多大的安慰，他们实际上无法得到能使尼克松当选所必须的269张选举人票。更重要的问题在于肯尼迪是不是能够得到这个票数。四个大州胜负未定：伊利诺伊（27张选举人票），密执安（20），加利福尼亚（32），明尼苏达（11）。尼克松必须在这四个州全部获胜，才能当选为总统，而在当时看来这种可能性很是渺茫。对肯尼迪来说，在其中任何两个州获胜，都将保证他当选。但如果仅得其中一州，那他的票数也就不够。十四五个南部各州反民权派民主党选举人的阻挠就足以挫败他的胜利，而改由众议院决定谁个优胜。 黎明时，海恩尼斯港所有的人都已入睡，只有鲍勃·肯尼迪还在守望着电传打字机、电视机和电话（那一夜，肯尼迪的电话费用是1万美元）。9时半，密执安州的共和党人承认失败，认为，肯尼迪领先6.7万票的优势已无法动摇。他在明尼苏达和伊利诺伊两州也已获胜。这已足以使美国特工处处长鲍海姆认为大局已定。他从华盛顿打电话给住在海恩尼斯港度假坪旅店的16个特工人员，让他们进驻肯尼迪大院。竞选运动已成历史，肯尼迪已是当选总统。 12月正式公布的选举结果：肯尼迪得34226925票，尼克松34108662票——相差112881票，不到人民总投票数0.66％。这对尼克松，真是伤心事。如能在全国每一选区多得半张票就会使他获胜。他获得的选票比共和党国会议员候选人所得总选票数几乎多出5％，在全国八个地理区——新英格兰、中大西洋各州、南部、各农业州、落基山各州、中西部的工业区、太平洋地区五个州和边境州——除前三地区外，他都获胜。他的某些顾问建议他对选举结果提出异议。有一些州，特别像伊利诺伊和得克萨斯，显然有作弊情况，如加追究，大有可能转败为胜。他原想一试，但决定不干。障碍重重难以克服。以库克县为例，如重新计票，需时一年半，而得克萨斯就根本没有重新计票的规定。这期间，国家却不能无人管理。 1月，美国宪法又对这位神情紧张、逼得要发疯的人进行了残忍的捉弄。宪法第二条第二款规定，在总统选举人投票之后，“参议院议长，应在参众两院议员出席情况下，当众拆验各地选举报告，计算选票。”而参议院议长，向由美国副总统担任。过去，在1861年，也曾有一位副总统约翰·布雷肯里奇，不得不这样亲自宣布自己败给亚伯拉罕·林肯。尼克松庄严地宣布选举结果，303票对219票，南部反民权派民主党选举人有15票投给哈里·伯德。他借此机会作了高姿态的简短发言，向肯尼迪和约翰逊表示祝贺，并对美国政府接替程序的稳定性大加赞扬。国会报以热烈的欢呼。 就职日的午餐会是在F街俱乐部举行的，他从那里出来时，汽车司机客气地提醒他：他使用副总统专用轿车，今天已是最后一天。那天夜晚，他驱车到国会山。在黑暗中，全城一时仿佛荒无人烟。他后来写道：“我走下汽车，再一次俯视我心目中认为是世界上最为壮观的景色——现在已为皑皑白雪所覆盖的林阴大道，远处耸立着的华盛顿纪念塔和林肯纪念堂。” 此时此地，他一如往常，从发人深思的警句中寻得了慰藉。“失败比胜利更能考验人的性格”便是其中之一。另一句见之于罗伯特·雷诺兹的亲笔信，这人原是斯坦福全美足球队和底特律雄狮足球队的明星，后来做了洛杉矶种羊足球队的一个老板。雷诺兹信中说：“有时一次战役的失败正是为了赢得整个战争。”他还引用上大学时一位教授的话解释说： 『……对某些人来说，失败有如毒药。伟大的人物常因不能忍受失败而变成庸人。许多人则由于能够忍受失败而成为伟人。一个人能有所成就并在气质上超过常人，往往正在于其对待失败的态度，而失败是凡人都会经历的。』 尼克松很喜欢这一段话，当他打点行装返回加利福尼亚的老家，以待东山再起时，他还把这段话牢记在心。 第四册 第四部 必得恶果（1961－1968年） 第二十七章 美国的一代新人 理查德·尼克松告别华盛顿的那个星期，天气严寒；临到1月19日星期四，肯尼迪就职的前一天，一场新雪纷纷下了起来。黄昏时分，政府机关下班时，路上和人行道上便都变白了。那雪花在冬日暗蓝的漫漫暮色中，洋洋洒洒，连成一片，压将下来。到晚上8点，当选总统和他的妻子出席在宪法大厅举行的音乐会时，整个哥伦比亚特区早已蜷伏在厚厚的积雪之下，甚至连那帮胆壮气粗的新边疆派也不免为之却步了。雪，不停地在下，撒在一群正用火焰喷射器在融化国会东侧就职典礼台周围冰块的士兵的冻红了的脸上；雪，一层又一层覆盖在国会周围许多方形和圆形的广场上；雪，用一条闪亮的银线给行政大楼和三角地联邦机构建筑群的屋檐一一缀上了花边。为了融化冰雪，便利交通，沿着林阴广场点起了火堆，但是由于不能烧得太旺，因此效果很小；总有阵阵狂风夹着雪花从波托马克河和潮湾公园呼啸而来，在刺骨寒气到达前，先撒来一片白色的银沙。凌晨3点45分，当选总统回到乔治敦的寓所不久，雪住了，但严寒继续在市内肆虐。华盛顿东北的黑人区的陋巷中积雪成堆，克利夫兰花园区一带用石油烧暖气的小锅炉像受了传染似的一个个都烧坏了。 星期五中午，气温达到（华氏）零上20度（注：约为摄氏零下6.7度），风势依然很猛。20分钟后，冻得发抖的人群看到新总统出现在典礼台上，立即报以欢呼，希望马上听到他的演说。但他们却没有马上听到，还得哆嗦一阵，要等枢机主教理查德·库欣在大喇叭里念完他那似乎无尽无休的祝祷词。像肯尼迪生平许多其他篇章一样，这次就职典礼也是在乱糟糟的情况下开始的。枢机主教祝祷刚完，电线又短路了，从讲台下升起一股蓝烟。特工处长惊慌万状，以为整个典礼台都要着火了。他三次想下令大家走开，又终于忍住。后来不冒烟了，跟着却发生了另一件不顺利的事。罗伯特·弗罗斯特站起来念一首诗，只因积雪反光使他睁不开眼，不得不收起诗稿，单凭记忆背诵。最后，首席法官沃伦终于在12点51分主持了宣誓仪式。宣誓后，情况便大不相同了：这位朝气蓬勃的年轻总统光着脑袋，不穿大衣，声音在寒气中微微发颤，带着波士顿的拘谨口音，为这届新政府定下了调子： 『让我们的朋友和敌人都能听到我此时此地发出的讯息：火炬已经传给了美国的一代新人……他们经历了战争的考验，艰难困苦的和平时期的锻炼，而为我国古老的传统感到自豪。』 萨姆·雷伯恩后来说：“他那次发表的演说，比林肯的还好。”当然，这种场合说的话免不了总有些夸大其词。首都在艾森豪威尔治下度过一段安宁的养息岁月以后，现在目睹富兰克林·罗斯福以来第一个革新政府要开张了。现在也同当年一样，强调当政者必须年轻。第一夫人是股票市场大崩溃那一年出生的，年轻，艳色惊人。她在她丈夫讲完话以后在国会山和他站在一起，轻轻摸摸他的脸，以她那种气吁吁的声调说：“啊，杰克，今天，多好啊！” 头几个星期随后的一段日子也是挺风光的。约翰·斯瓦洛·赖特在一本描写摇滚乐一代的回忆录中，谈到肯尼迪当政时期时说：“他是我们的总统，是本世纪诞生的第一个总统，是历来当选总统中最年轻的一个，而且我们可以肯定地说，也一定会是最好的一个。”在新边疆派看来，这种信念是绝对不可动摇的：从来还没有人像他这样具有充分信心来接替统帅的岗位。 约翰·菲茨杰拉德·肯尼迪是被34,221,463个美国人选为总统的，占实际投票人数的49.7％。1963年11月他死后，据全国民意测验报道，有65％的人记得他们当初投了他的票；这就是说，有1,000多万选民改变了他们在选举那天的实际想法。其实，在他去达拉斯之前，他们便开始改变原来的想法了。1963年6月的一次民意测验发现，59％的人说他们三年前投的是民主党的票。 这种现象绝非偶然。肯尼迪就职之际，就决心扩大他在全国的支持者的队伍。他在当选后到就职前那段时间，读了理查德·诺伊施塔特的学术著作《总统的权力》一书，书中写道：公众对行政首脑的印象，“就大多数选民来说，在他们第一次看到他是总统时（这同看到他是一位总统候选人是完全另一回事）便形成了”。肯尼迪决心要让美国人第一次看到他是总统时，看到他在岗位上努力工作。 他在就职典礼的检阅式中注意到海岸警卫队士官生中没有黑人，当场就派人进行正式调查。第二天上午，他很早就来到他那陈设简单的办公室里，主持了内阁的宣誓就职仪式，同哈里·杜鲁门热情握手（杜鲁门自从离开白宫以后还是第一次来），发出第一号行政命令，把四百万贫困的美国人的免费食品增加一倍。随后几星期，新总统继续前进，精力充沛。他常常一边在走廊踱步，一边迅速口授文稿，站着看文件，冲出屋去轻快地散一会儿步，接着又几乎像冲刺一般快步走回，一边还不停地用手指劈劈拍拍打榧子玩。詹姆斯·赖斯顿在谈到他早期典型的一天时写道：“今天他什么都干了，只差没有爬上华盛顿纪念塔。” 华盛顿其余的人也不得不赶上他的步伐。新任劳工部长阿瑟·戈德堡说，在肯尼迪政府里，“前天是一切事情的最后期限”。查尔斯·波伦说：“我还从来没听说过有一个总统像他这样什么都想知道的。”政府某些成员只因忙于应付新首脑的催逼，弄得许多日常的工作都无法进行了。国会某委员会的主席抱怨说：“他也许还有两小时可以自己利用，我却一点时间也没有。”驻苏大使卢埃林·汤普逊过去很少单独同艾森豪威尔一起待过十分钟以上，现在却跟肯尼迪进行过四次两小时的谈话。这种谈话却并非闲聊。一位参议员说：“你见了总统后，必须赶快坐上车子，赶回国会，要抢在他评论你的汇报的备忘录之前到那里。” 某日，有人计算前后共有100人到过肯尼迪的西侧厅办公室。有一次在那里举行一次会议，一共做出了17项指示。肯尼迪在宣誓后的两个月内提出了32件政府咨文和立法建议（艾森豪威尔在他任职的头两个月内只发了5件），同时发表了12次演说，颁布了22件行政命令和公告，给外国元首送出了28封函件，举行了七次记者招待会。记者简直被他迷住了：到会人数超过了以前或以后任何总统举行的记者招待会。华盛顿一位爱讲俏皮话的人这样说：新总统似乎不仅决心要做自己的国务卿，而且还要当自己的罗斯福夫人呢。他似乎认为任何细节都不是小事。在早期举行的一次记者招待会上，他胸有成竹地回答了关于美国从古巴进口1,200万美元糖蜜的建议的问题，而这件事只是四天前有一份有关部门的报告的末尾部分才第一次提到过。他注意陆军特种部队取消了绿色贝雷帽，便命令恢复。他同将军们讨论东南亚战略时，还试了试要运往越南的卡宾枪。他在就任后的第一个春天发现白宫返青的草坪上长出了蟋蟀草，便亲自告诉园丁把它除掉。 他力图扩大他那十分重要的基础。人民是他所需要的，他们正注视着他，他要让他们看了高兴。他那种光着脑袋、不穿大衣的劲头就很有帮助。美国人一向喜欢人有主动精神。让记者报道说，这位新总统是完全当家做主的；比如说，让大家相互传说，总统只给迪安·艾奇逊四天时间草拟一份有关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详细报告，都是有好处的。当然，最初几次同白宫记者团在电视节目中的会见极关重要。其中一次，即第三次，有2,150万户人家，共约6,500万人看了；这类电视节目全都是实况广播。肯尼迪不仅一定要做他自己的罗斯福夫人，而且还要做他自己的罗伯特·蒙哥马利【美国电影演员，曾任艾森豪威尔演说辅导。——译者】。他也的确这样做了，麦克卢汉称他是一位表演大师。诺伊施塔特的论点的明智，现在在民意测验的研究中也有所反映。肯尼迪一出手就改变了很大一部分选民的观点。这些人过去是投票支持尼克松的，现在却改变了看法，而且很快就相信自己从来就是支持肯尼迪的。这可以说是一种政治上的奇迹：新总统的基础竟同艾克的一样雄厚。 道格拉斯·卡特说过：“总统这个职位，和许多法国的餐馆一样，各有各的风味。”肯尼迪的形象就是一种混合物，其中有杰奎琳·肯尼迪那山茶花般的丽色，有三岁的卡罗琳有如格里纳韦【凯特·格里纳韦（Kate Greenaway，1846～1901年），英国画家，擅长画儿童书籍插图。——译者】笔下人物的那么可爱，有总统发表演说时那种滔滔不绝的口才，有司法部长办公桌上的橄榄球，以及新的理想主义。前届政府的那些华而不实的话——“花一元钱收两元效果”，“循环不已的再调整”，“痛苦的重新估价”等等——再也听不到了。相反，全国都认识到，很快就会有一种生气勃勃的行动方针。新任劳工部长在就职后24小时就解决了一次罢工，便是典型例子。新内阁的每一成员都和那位忙得不可开交的参议员一样，来回奔忙，一天工作12小时，好像都得了肯尼迪狂躁症。当然，这大都是一种错觉，有一天必然会有人感到幻灭。但是无可否认，当时却仍给人以极深的印象。有人看到一位部长一面签署文件，一面听电话，同时还用一种简单的信号在向助手传达上边的指示。据说另一位部长尽量训练自己一天只睡六小时的觉；还有一位内阁成员罗伯特·麦克纳马拉，每天清晨7时半就上班，使五角大楼的警卫为之愕然。 恢复特种部队的绿贝雷帽，表明肯尼迪是主张事事都要出人头地的。戴维·哈伯斯塔姆【哈伯斯塔姆，《纽约时报》记者，著有《胡志明》、《出类拔萃之辈》等书。——译者】后来在写到肯尼迪执政初期的情况时说，肯尼迪班子的成员“给人一种美国式人才主义的感觉，令人振奋”。——人才主义在当时还不是一句骂人的话——“人们感到，全国各地最优秀的人才已经集中起来了，要在一种新的美国民族主义精神中实现这一理想，并给我国在世界事务中的历史作用增添一种新的、坚强有力的主动精神。”这方面的例子很多，特别是许多著名学者的纷纷受聘，这些人很大一部分来自马萨诸塞州的坎布里奇。当时有一句流行的话等于是给“失败”下了一个新定义：耶鲁大学出身，开着埃德塞尔牌汽车，车上贴着尼克松标签。有人问奥维尔·弗里曼怎么会选中他担任农业部长的，他说，“我也说不清，不过我想这和哈佛大学没有农学院可能多少有点关系。”弗里曼的确没有哈佛的学位，但对这一届政府来说，更重要的是，他曾在明尼苏达大学以优异成绩毕业，并被选入大学优秀生联谊会。莫尔丁在一幅漫画中把优秀生联谊会的钥匙描绘为进入首都的新钥匙。八年前在华盛顿到处感到的轻视甚至蔑视知识分子的风气现在已经一扫而光。为了树立这新风气，新边疆派对某些不甚合拍的事都尽量不说，例如，他们的总统之喜欢玩高尔夫球。此外，他最喜爱的两首歌曲《比尔·贝利》、《我心儿的心》，也不是什么古典作品。但是，把他描绘为一位名门望族的子弟，倒是恰当的。杜鲁门喜欢将军，艾森豪威尔喜欢企业巨头，肯尼迪则喜欢学士。在他的顾问中，以国务卿为首，有15位罗兹奖学金获得者，四位历史学家。国防部长、国内收入署署长、文官委员会主席，以及驻印度、日本和南斯拉夫的大使，都曾在大学里教过书。总统的黄金问题专家也是一位教授。而总统的军事顾问马克斯韦尔·泰勒将军则是来自林肯表演艺术中心的。同时，白宫在历史上第一次有了一位文化顾问。 哈伯斯塔姆后来悻悻然数落他们在外交政策方面的失败时，把他们叫做“出类拔萃之辈”。他的评价是11年后才做出的，而且主要是指责他们在越南战争中的作用。毫无疑问，那是他们所干的最坏的事情，但这并不是他们惟一的不幸遭遇。在通观肯尼迪执政的年代时，这是不能不加以考虑的一个问题。其实，新政府早就摔跤了。他们头一桩突出的失败事件，其责任绝不能完全由他们来承担，因为他们不过是执行了上届政府定出的计划而已。当然，事先他们应该对计划考虑得周到一些。他们没有这样做，这就表明，即便最聪明的政治家也多么容易犯错误啊。他们的错误就在于混淆了想像与现实。罗伯特·肯尼迪在回顾新政府最初几星期情况时若有所思地说：“那时，因为总是听说人们怎样刻苦工作，我们还以为正一步步走向胜利呢。”他们所以能发现错误，倒应该归功于美国历史上一次最荒唐的冒险，那便是以古巴的猪湾为名的事件。 ※※※ 关于那次惨败，哈伯斯塔姆后来是这样写的：“一位看起来是这么符合时代精神的总统居然会同意一项明摆着非失败不可的计划，一个对当前情况这么缺少了解的计划，真是令人吃惊！”肯尼迪自己后来竟也问特德·索伦森：“我当时怎么会这样轻率的呢？我一生从来不迷信专家。我怎么会这样愚蠢，竟让他们放手去干呢？”阿瑟·施莱辛格写道：悔恨不已的总统“一次再次难以相信地提到猪湾事件，简直不能理解一个有理性的、负责任的政府怎么竟会卷入这样一种注定倒霉的冒险勾当中去。” 当然，这些都是事后的话。计划开始时看来倒也并不那样轻率。当选总统是在1960年11月29日，第一次从艾伦·杜勒斯那儿听到这个计划的。总统就职后两天，杜勒斯和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莱曼·兰尼兹尔将军向新政府的主要成员——腊斯克、麦克纳马拉、罗伯特·肯尼迪——作了汇报。1月28日，总统召集第一次白宫会议，讨论古巴旅的前途问题。施莱辛格说，肯尼迪的“反应是审慎而有所保留的”。中央情报局的人告诉他们的新首脑不必担忧，他们向他保证，不会有任何漏洞，所有要注意的地方都弄严实了。 肯尼迪当时刚做了一个星期的总统。他需要时间把这件事仔细考虑一下，但中央情报局说时间已很紧迫，对古巴旅来说，错过眼前的机会，就永远没有希望了。卡斯特罗就要从俄国得到一些装箱运去的米格式飞机，一到6月1日，就能装配起来足够数目的飞机编入现役，由现在正在捷克斯洛伐克受训的古巴飞行员驾驶，把古巴旅完全消灭在海滩上。此外，伊迪哥拉斯总统还说，那些受训的人到4月以后就不能再在危地马拉待下去了。因为那时是雨季，马德雷山区成了一片大沼泽，不可能再在那儿进行训练。中央情报局还报告说，古巴旅已经一切准备就绪，渴望战斗。古巴的解放，就只等总统的一句话了。 他仍然犹豫，于是压力愈来愈大。艾伦·杜勒斯直率地向他提出：他要不批准这个计划，就等于不容许那些爱好自由的流亡者从共产党独裁政权下解放自己的祖国，等于鼓励古巴去颠覆拉丁美洲的各民主政府，并且为1964年的总统选举运动制造一个难题，因为解散了的、感到幻灭的古巴旅，将会在共和党的资助下，周游美国，揭露肯尼迪如何背弃他们，背弃反共大业。杜勒斯问总统，他是否准备告诉那批全部要求“只不过是希望有机会在本国恢复自由政府”的“优秀的年轻人”说，他们“是得不到美国的同情、支持和援助的”？ 肯尼迪问成功的机会如何。杜勒斯提醒他说，中央情报局曾在1954年6月推翻了危地马拉的马克思主义政府。他说：“当时我就站在这儿，艾克的办公桌旁边，我告诉他，我可以肯定我们的危地马拉行动计划一定会成功的。而现在，总统先生，我们这个计划的前景甚至比那个还要好。”参谋长联席会议也一致同意这一计划。2月底，肯尼迪第二次向参谋长联席会议征询意见。他们派了一个调查小组到危地马拉基地去。兰尼兹尔将军在读过报告并研究了古巴旅的作战计划后，再次预言此举必成，而海军作战处长阿利·伯克海军上将也是这个想法。为了更广泛地征求意见，肯尼迪又把一位具有赫赫战功的海军陆战队上校派到危地马拉去进行调查。下边是他的估计： 『我的观察增强了我的信心，使我认为这支部队不仅能够完成初期的作战任务，而且有能力实现推翻卡斯特罗这一最终目的。旅和营的指挥官对计划的各个细节现在都已充分了解，情绪很高。【据查，中央情报局此时实际尚未向他们中的任何人说明该项计划。——译者】这些军官年轻力壮，有才智，狂热地希望战斗…… 他们说，他们深知本国人民，认为只要给对方的军队一次沉重打击，那些军队就会土崩瓦解，立即抛弃他们本来无意支持的卡斯特罗。他们说，谁胜了便和谁站在一边，这是古巴的传统。不管卡斯特罗能使出多大力量，他们对胜利是有绝对把握的。 我也具有同样的信念。』 这时，肯尼迪让步了。他终于也认为这样一种论点多少有点道理：政府既然准备派遣美国部队到世界另一边的老挝去攻打共产党，就不可能对佛罗里达以南不过90英里（约合145千米）的一个咄咄逼人的共产党政权置之不理。但是即使在这时候，他仍然疑虑重重。后来施莱辛格认为，当时如果有某位高参出面反对，远征计划就肯定会取消的。可是那时只有施莱辛格和参议员威廉·富布赖特曾经表示异议（切斯特·鲍尔斯和爱德华·默罗也知道这一计划，他们表示反对，不过他们的消息来源是非正式的，因此不能直接向白宫提出意见）。施莱辛格问肯尼迪：“对这个该死的入侵计划，你是怎样想的？”肯尼迪无可奈何地回答说：“我能不想，就不去想它。” 4月10日，星期一，古巴旅乘卡车来到上船地点尼加拉瓜的卡贝萨斯港。星期四，全部人员都上了船。星期五，他们的中央情报局的领导人告诉他们，行动的目标是：在猪湾占领三个滩头阵地，同时由古巴旅的伞兵夺取位于古巴本岛和大海之间的萨帕塔大沼泽地上的几个据点。星期日中午，这支远征队便到了有进无退的地步。这批造反者——他们的武装船队和他们的小小的空军都已投入战斗了。 但是，这次战斗的真正性质，同总统认为他批准了的那项计划并不是一回事。总统根据汇报，完全相信古巴旅是一支拥有受过游击训练的1,400人的精锐部队。他（和古巴旅的人）听说他们在猪湾的目标是一片偏僻荒凉的海滩，那里仅有的一点人迹是一些现在闲着的避暑房屋。汇报的人还解释说，这些造反部队乘黑登陆，卡斯特罗根本不会知道。中央情报局的情报进一步向总统保证，古巴的独裁者至少在72小时内没有可能采取任何行动。即使那时，他也会莫名其妙的，因为为了迷惑他，古巴旅的168名突击队员将在300多英里（约483千米）以外的东方省海岸作牵制性登陆。 杜勒斯、中央情报局的计划的主要设计者理查德·比斯尔，以及他们的顾问们，包括小霍华德·亨特在内，一致坚信，对卡斯特罗感到失望的古巴人多得很，足以保证这次登陆成功。他们说，已有2,500名古巴人参加各种抵抗组织，另有2万人同情抵抗运动，而且至少有占人口总数25％的人准备给登陆的起义军以积极的支持。这一点是很重要的，因为肯尼迪在私下和公开场合一再强调，美国军队决不参与对卡斯特罗的进攻。他对这一点是坚定不移的。他在4月12日举行的一次记者招待会上说：“在任何情况下，美国部队都决不介入古巴问题，而且本政府将竭尽全力——我认为它是能履行自己的责任的——保证不会有任何美国人卷入古巴境内的任何军事行动……古巴的基本问题不是美国同古巴之间的问题，而是古巴人自己之间的问题。” 他手下的人告诉他说，倘若这些流亡者不能在猪湾建立并守住滩头阵地，他们就会结束这一行动，“消失在山区中”的。这样，总统就认为一切可能发生的意外都已经想到了。他相信，这样一变，使这项原想大张旗鼓进行两栖作战的计划变成一种无关宏旨的渗透活动，因而感到，危害美国信用和威望的任何可能性都已经排除。 他完全错了。中央情报局干的根本是另一套。从1960年11月4日以后古巴旅（那时不过300人）就再没有接受过游击战训练。后来新招募的人大多不适合进行艰苦的丛林战争。全旅只有135人是合格的兵，其余的人过去是职员、律师、银行家、医生、地质学家、教师、养牛人、新闻记者、音乐家、描图员、工程师、艺术家、机工等等。此外，还有三名天主教神甫和一名新教牧师。一支精锐的部队，必须由20岁左右的青年组成，但这些人的平均年龄是29岁，其中有的已经60开外了。最后参加的一些人根本还不会放枪。 肯尼迪的失算这时还不过刚刚开头。实际上，这支叛军在山区究竟如何活动，从未经过试验。说来难以置信，离登陆点最近的山脉是埃斯坎布拉伊山区，离岸有80英里（约129千米），同猪湾之间还隔着一片无法越过的沼泽地带。流亡者都是古巴人，他们可能早已指出这种情况。问题在于从来没有人对他们说过，他们有可能要分散渗透到那个山区或其他任何地方。中央情报局既没有请示总统，又没有同参谋长联席会议商量，竟擅自对叛军隐瞒了那个备用计划。它的理由是，倘若这些流亡者知道了这一点，他们的战斗意志就会削弱；他们就可能在很有可能取胜之际放弃滩头阵地。 中央情报局的人想尽办法来增强叛军的士气，包括做出一些不能兑现的诺言，例如，弗兰克·本德对他们说：“你们到时候会强大起来的，你们马上就会得到许许多多人的支持，所以你们根本无需等我们来援助。你们完全可以长驱直入。你们只要伸出双手，向左转，直奔哈瓦那就是了。”此外，中央情报局的特工人员还向流亡者保证：万一失败了，美国人会来救他们的。事后很久，流亡者的领袖何塞·佩雷斯·圣罗曼才听说原来有一个在不得已时可以逃往山区去的备用计划，不禁痛心地说：“我们可从来没有听说过这个计划。当时只告诉我们：‘如果你们失败了，我们马上就开进去’。”在迈阿密，民主革命阵线的曼努埃尔·拉伊一直相信，美国部队会紧跟着古巴旅登陆的。他后来说：“我们得到的通知是，这次登陆行动将得到一切必需的支援。他们甚至还告诉我们，已经准备了一支1万到1.5万人的兵力。” 古巴旅受到的第一个挫折来自空中，这也是决定性的挫折。中央情报局一贯瞧不起古巴的空军，对它的战斗力的估计是“几乎等于零”，认为它的飞机“大部分已经过时，不起作用了”；指挥机构“紊乱透顶”，等等。卡斯特罗共有15架B－26轰炸机、10架“海上怒涛”式机和4架快速的T－33型喷气式教练机。为了消灭这些飞机，中央情报局计划在登陆前两天即4月15日（星期六），对古巴各机场进行空袭。计划由八名流亡者驾驶二次世界大战时的螺旋桨B－26轰炸机去，事后由其中两人在迈阿密声称自己是从古巴空军中逃出来的。这种做法当然很不妥当。卡斯特罗当然知道是不是从他那儿逃出来的，而恰恰在这个倒霉的时候，一个真正的叛逃者在杰克逊维尔着陆了，这就更增加了美国人的手忙脚乱。笨重的B－26飞机，速度慢，操纵困难，发动机经常出毛病。星期六晚上，弗兰克·本德打电报给佩佩·圣罗曼说：轰炸任务非常成功，卡斯特罗的飞机差不多全部在地面上被摧毁了——12架在古巴的圣地亚哥机场，6～8架在自由城，8～10架在圣安东尼奥。如果这是真的，那可是太好了，可惜不是这样。古巴的空军还剩下6架B－26，两架“海上怒涛”式，4架战斗机，更重要的是还有两架T－33喷气式。令人费解的是，中央情报局和参谋长联席会议都认为T－33没有什么价值，因为是教练机。但是它毕竟还是喷气式，因而就可以围着叛军的B－26飞行。这种飞机还装有50毫米口径的机关枪，可以对B－26的尾部进行射击。而B－26轰炸机又是特别经不起来自后面的射击的。在二次世界大战中，B－26原来是有自卫的尾炮的，现在中央情报局却把这几架的尾炮撤去了，代以备用油箱，使飞行员能在古巴飞得久一些。这样，流亡者飞行员可就注定要倒霉了，而制空权就落入卡斯特罗之手。在一场两栖行动中，制空权极为重要，而在这里，由于中央情报局犯了另一错误，就更显得重要了。原来，谁也始终没有说过到底为了什么缘故，中央情报局的人员竟命令把头十天战斗的补给品——弹药、汽油、食物、医院设备——全部装在一艘船上了。 这条船叫“里奥·埃斯孔迪托”号，是这次投入的五艘笨重的二次世界大战时代的运兵船之一。它们和两条护航舰一起参加行动，统称加西亚轮船队以掩人耳目。因而从某种意义来说，这条船可以说是整个行动的象征。船身没有上漆，满是铁锈，发动机经常出毛病，底舱恶臭冲天，早已属于“非洲皇后”号一类【见英国作家福斯特描写第一次世界大战非洲德国殖民地中一条破船脱险的小说。——译者】。那些流亡者们见到它不免大吃一惊。他们中有一个叫恩里克·鲁伊斯·威廉斯的迫击炮手，懂得一点航海常识，更是吓坏了——他后来追忆说，当时真是“凉了半截”。而埃尔内多·奥利瓦更觉得“这是一大骗局，我们一到船上就有这种感觉。完全出乎我们的料想之外。这不是我们等待已久的东西啊。”选择这样一条船来执行偷袭任务，简直荒唐。它的起重机和绞盘用起来无不嘎嘎作响，它那锈成一片的装卸机闹声更大。“里奥”号早已出了毛病。当它沿密西西比河而下到达墨西哥湾时，一片螺旋桨撞上了一根木头。该旅的潜水员下去一看，发现完全打弯了。这样，它的运转便大受限制，现在只能颠簸前进，去和敌人空军进行决斗。 肯尼迪原以为，这些年轻的古巴爱国者会悄悄地在一处荒凉的海岸上登陆的，但曼哈顿的一家新闻发布公司首先就使他吃了一惊。中央情报局没有告诉白宫或任何人（包括权限已日见侵夺的古巴民主革命阵线），就聘用莱姆·琼斯联合公司以“古巴革命委员会”的名义发布新闻，内容由中央情报局人员用电话通知该公司设在麦迪逊大道的办公室，然后由那里分发报界。有一份“供即刻发布”的公报说：“古巴起义者反对卡斯特罗的大战将在几小时内打响。今天的行动主要是为了加强供应和支援。”电文最后呼吁：“全面配合，一起来从事破坏和叛变。” 在华盛顿，政府内部有人开始怀疑是不是有人在和这些流亡者捣乱，因为为他们进行的活动无不搞得一塌糊涂。拨给他们分批进攻用的登陆船只，都是一些14英尺长（约4.27米）、没有护甲的小船。船上的50毫米机枪装置不当，朝着错误的方向。这些船是由外舷的发动机推进的；后来在行动达到高潮时，一个入侵者从船上往外跳，不巧撞了一下舵手，把他撞落水中，结果那只登陆船就在水面上乱打圈圈。还有别的一些事故，例如：运输船“大西洋”号上有三个人用50毫米口径的机关枪练习打靶，枪身忽然从座架上脱落下来，向四处乱射，结果打死了一个同伙，伤了两个。这次行动更为不祥的一个征兆是，原定在东方省发动佯攻用以扰乱卡斯特罗对猪湾的注意力的突击队，始终也未能到达海岸边。他们两次上了登陆船，两次退到“海滩”号上去。陪同的中央情报局人员报告说，佯攻计划“主要由于领导无方，归于失败”。而那些领导人却是中央情报局自己挑选的。 登陆东方省原是想使卡斯特罗措手不及的狡计的一个组成部分。另有一个比这更重要的打算是由反卡斯特罗的地下组织在古巴国内来个总发难。肯尼迪总统手下的人告诉他说，地下运动是这次任务能否成功的关键，参谋长联席会议同意这个说法。但是，中央情报局的行动却令人哭笑不得。地下运动是总战略的一部分。中央情报局人员一直同罗赫略·冈萨雷斯·科尔索保持着联系，他是地下运动的近乎传奇式的领袖，在全古巴以“弗朗西斯科”的代号闻名。他同他的手下人都已作好一切准备，只等适当时机，就通知他们动手作乱，造成总起义的气氛，然后由流亡者的宣传站天鹅电台加以传播。天鹅电台在它的广播中将告诉人们如何支援古巴旅，如何参加他们的队伍，如何炸毁发电站，等等。纸上谈兵看来倒是不错，但要具体执行就马上产生了一个谁先谁后的根本问题。时间上的配合很难安排。起义活动同消灭古巴空军的空袭就发生矛盾，不管哪个在先，都会引起卡斯特罗对另一件事的警惕。当时认为制空权更重要，因此先进行空袭，结果失败了。第二天晚间，天鹅电台播发命令让地下组织起义。命令是用暗号和霍华德·亨特式的措词华丽的抒情散文播出的： 『注意！注意！好好守望着彩虹。第一道彩虹很快就要出现。奇科正在家里。去看他。天空一片蔚蓝。把通知放在那棵树里。树是绿褐色的。那些信已安然到达。信是白色的。鱼不要多久就要浮出水面。鱼是红色的。』 最奇怪的事是，广播这命令的频率似乎找错了对象，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和全国广播公司以及佛罗里达的几个电台都收听到了，但谁也猜不出它是什么意思。尽管一遍又一遍广播，电台心目中的听众——古巴旅、突击队、阵线、渗入小组和古巴国内的破坏者——却谁也没有听到。从实际情况来看，这倒没有多大关系。头天的空袭早已使卡斯特罗警觉起来，他已经下令搜捕古巴所有对他不忠的嫌疑分子。用一个等待起义的人——十九岁的费利克斯·罗德里格斯的话来说：顷刻之间，“大路封锁了，房屋围起来了，成千上万的人被捕。我急哭了。”光是在哈瓦那，就有二十多万人被捕，关在垒球场、公共建筑、剧院和礼堂里。因此，地下组织的听众还来不及找到那个电台，就在枪口下被抓走。第二天，1961年4月17日星期一，即预定的登陆日，弗朗西斯科本人以叛国罪被处决。 先一天晚上7点3刻，由五艘生锈的运兵船和两艘护航舰组成的流亡者的特遣部队到达了猪湾，抛锚停泊。为支援船上的叛军而计划的一切辅助行动——东方省的佯攻、国内的破坏活动、天鹅电台的命令、地下组织的起义——已经一一失败，现在这两栖登陆活动也和当年的安齐奥之役【1944年1月，美英联合部队在意大利安齐奥登陆，遭到德军的顽强抗击。美英部队最后虽守住滩头阵地，但战斗激烈，伤亡损失重大。——译者】一样，成为一种莽撞行为了。叛军并不知道这情况。在任何战争中，总是尽量不让进攻部队了解什么的。他们全副武装着待在底舱，偶尔打个盹。晚上11点，司令官佩佩·圣罗曼到甲板上去透透气，一看可把他吓呆了。他原听说海岸是空无一人的，现在却是一片灯火。原来向他介绍情况的人所说的猪湾，是三年前卡斯特罗夺取政权以前的猪湾。自卡斯特罗夺取政权以后，就决定把这一带建成公园。现在，在中央情报局还认为无法通行的沼泽地带，早已修起了现代化公路。三个旅游中心的修建工程接近完成，其一就高耸在古巴旅的第一个目标吉隆镇上。汽车旅馆、快餐馆和浴室，全部近两百所建筑物，都快完工，一次就能容纳一千古巴人。盛大的开幕式预定在5月20日举行，离现在不到五个星期了。从一月份的主显节以来，每逢周末总有成千游客从哈瓦那乘车来参观。这一天是星期日，当古巴旅的运兵船开始看到陆地时，最后一批游客的车子刚离开几小时。现在海滩上还有人来来往往，对新建筑物进行最后装修的工人同他们的家属就住在吉隆镇。这情况简直像是一批俄国阴谋家企图在美国的科尼岛公园【纽约布鲁克林郊区靠海的一处大规模游乐中心。——译者】或琼斯滩公园作一次敌前登陆。肯尼迪一听到这种情况，大吃一惊，他记得，计划这次行动时艾森豪威尔还在白宫。他说：“天啊，我们继承下来的这帮顾问是些什么家伙……你无法想像当总统的能让他们这种人留在这里！” 情况已经够糟的了，但事情还没有完。如果说过去二十年中美国军队在军事技术上有什么拿手好戏的话，那就是两栖登陆作战了。从北非到诺曼底，从瓜达尔卡纳尔到仁川，都能做到以熟练的技巧把战斗人员送上岸去。潮汐变化、水下障碍、潜流、激浪、峰浪——所有这些困难都依靠高明的航海术、特别的登陆艇和巧妙的两栖登陆战术加以克服了。现在中央情报局的战略专家都是当时进行那些军事行动的老手。如果他们不是过于健忘的话，就应该记得，在过去那些战斗中从来没有一个美国的指挥官会如此莽撞，执意把登陆时间定在夜里，从而使自己增加重重困难。但是，他们现在却要古巴流亡者这样干。此外，他们还忽略了猪湾一个极重要的特点：每一入口处水下都有峥嵘的珊瑚礁环绕。 第一批登陆的叛军是潜水员，他们过去是古巴海军的军官，现在的任务是设置登陆指示灯（尽管肯尼迪曾下令禁止，但带领他们的仍是美国人）。他们一发现暗礁，就知道他们只能标出一条弯弯曲曲的航道来。午夜，潜水员在一座水泥墩旁安放了第一盏引导部队登陆的闪光指示灯。可是指示灯刚一打开，海滩上就亮起了吉普车的头灯。这是一支民兵巡逻队。吉普车一转头停了下来，车灯直照在潜水员身上。他们向车子开火，一辆载着武装民兵的卡车迅速开来支援吉普车，运兵船“布拉加尔”号上的炮手消灭了这一威胁。但这并不值得高兴，首批流亡者甚至还没有下船，出其不意的袭击（选择夜间登陆的惟一理由）的因素就消失了。 潜水员尽力想在珊瑚礁之间为车辆人员登陆艇和更宽的装载坦克的通用登陆艇寻找航道。有好些地方肯定是过不去的。离海岸150码（约137米）便无法前进的士兵，只好携带武器和无线电设备涉水登岸，但无线电设备一泡海水就完全失去作用了。暗礁也撞掉了一些船的推进器。有些等得不耐烦的士兵往深水里跳，装备很重，人就像石块似的往下沉，幸亏有人拉了他们出来。人们巴望天快亮，甚至为此祈祷。但是情况越来越明显，天亮了处境只会更不利。发现这一点的军官是埃尔内多·奥利瓦，他后来作证说，他在夜里2点半登上海岸，看到的第一个建筑物是一间小木房，顶上露着微波无线电台的天线。他立即占领了它，但如他后来所说：“你可以看出，他们刚才从那里发出过电报。”清晨6时，吉隆镇又发现了两处微波无线电台，发报机尚有余温。中央情报局的情报事前竟没有提到这一点，可说是整个行动中的一大疏忽。由于有这些电台，卡斯特罗知道他们来了，现在他要来对付他们了。 ※※※ 凌晨3点1刻，人们叫醒了哈瓦那的那个大胡子独裁者，说敌人已经在吉隆滩和附近的长滩登陆。他担心这是一个骗局，问了详细情况。微波电台的报务员报告说，那些地方正受到来自海上的50毫米机枪、火箭筒和无后坐力炮的轰击。接着，电讯忽然中断，显然是电台被占，一个滩头阵地已经建立起来了。这样，某种临时政府随时都可能登陆，得到美国的承认，造成一个政治问题。于是，卡斯特罗下决心要把叛军赶下海去。 卡斯特罗在全古巴的防御状况可以从他在这一区域的部署看出来，他在这个区域随时可以出动的兵力就有：由公共工程部长奥斯马尼·西恩富戈斯指挥的一个营、配备有三个迫击炮连的一个民兵营、一个步兵营、守护通过沼泽地带的道路的三个后备营和若干支队武装民兵；即使登陆的敌人兵力再大一些也不难对付。总共派出2万人截断叛军从萨帕塔半岛撤出的通路。此外，卡斯特罗还有空军。日出时候，他命令他的6架B－26轰炸机，满载炸弹，从洛斯巴尼奥斯的圣安东尼奥机场起飞，由一架战斗机护航，前往袭击在猪湾停泊的船只。 当天上午，滩头阵地上混乱极了，这部分是由于地上的叛军糊里糊涂朝他们自己的飞机开了火。当卡斯特罗的飞行员到达海滩上空时，最容易受他们攻击的目标就是古巴旅的重炮营。潜水员在上午6点找出了一条通过珊瑚礁的路线，到6点25分，这些重武器才开始往岸上搬运。搬运工作进行得非常慢，当敌人从空中进行攻击时便完全停了下来。有一段很短时间战斗差不多完全在空中进行，因为空中也有古巴旅的飞机，但T－33式喷气教练机终于撵走了叛军飞机。于是，卡斯特罗的轰炸机便集中火力攻击那些生锈的货船。首先炸沉的是装载弹药和汽油的“休斯敦”号，淹死26名船员。接着轮到装载着十天补给品的“里奥·埃斯孔迪托”号；一架“海上怒涛”式飞机向“里奥”号发射了一枚火箭，它便在一片火光中彻底解体了。这对特遣队的指挥官来说真是够受的。他的水兵大多是些政治上并不很忠诚的古巴人，现在眼看很可能哗变。于是他通知佩佩·圣罗曼说，虽然古巴旅的军火卸下还不足10％，他同剩下的船只现在要立即全速离开了，但他答应当天晚上再来。 华盛顿对于从古巴传来的互相矛盾的消息最初好像很不在意。但是，古巴消息仍然成了那天早晨最主要的新闻。卡斯特罗的外交部长劳尔·罗亚已向联合国提出控诉说，他发现叛军飞行员星期六驾驶B－26飞机进行的空袭，是中央情报局策划的。艾德莱·史蒂文森有点不安，打电报问哈伦·克利夫兰。克利夫兰打电话问美洲事务司。美洲事务司又打电话问中央情报局。中央情报局严肃地否认其事，于是美国在外交上最受尊敬的一位发言人就上当了。史蒂文森据此对联合国说，总统早已公开宣布，“保证没有一个美国人参加反对古巴的行动”。接着，他读了一段他本人也信以为真的一个假叛逃者在迈阿密发表的假声明。然后指出：“这些驾驶员和机上某些其他人员显然是从卡斯特罗暴政下叛逃出来的。”他又说：“没有美国的人员参加，也没有任何种类的美国飞机参加。这两架飞机，就我们所知，都是卡斯特罗空军的飞机，据驾驶员说是从卡斯特罗的机场起飞的。” 他高举一张B－26式飞机的照片说：“机尾上有卡斯特罗空军的标记，谁都可以认出来。古巴的红星和F·A·R（革命空军）这几个字，很清楚嘛。”罗亚回答说，谁都能够自己涂上这种标志，实际情况也正是如此。这位美国大使还向他保证：“已经采取步骤要拘留这几架古巴飞机，不准许它们飞往古巴。” 当然不会采取这样的步骤。中央情报局的饰词越来越漏洞百出了。感到丢脸的史蒂文森只好自己想办法为撒下的谎进行开脱。正像罗伯特·肯尼迪后来说的，“事情已经要表面化了”。到了星期一晚上，最糟糕的情况已为大家所了解。海外钦佩肯尼迪的人都不禁为之愕然。米兰《晚邮报》说：“美国威望在一天之内下降的程度，超过了艾森豪威尔的胆小怕事和优柔寡断的八年。”《法兰克福新报》宣称：“现在看来肯尼迪在政治和道义上都失败了。”在联合国大会上亚非国家的外交家还记得约翰·福斯特·杜勒斯谴责过中立主义如何不道德，现在不禁感到分外高兴，大为活跃。史蒂文森尴尬地说，他不能肯定谁在攻击古巴，但他却知道谁在攻击美国。 《迈阿密新闻》星期一下午6点钟版的大字标题是：古巴海军起义，入侵部队在前进中。消息透露，这次海军叛变采用了一个颇富想像力的代号：“奖金”。又说，叛军正以巨大的钳形攻势分割卡斯特罗的土崩瓦解的军队。该报还引证了“各种报道”，从而断言，入侵者已经“在古巴六个省中四个省的海滩登陆，现在尚未遭到攻击的只有哈瓦那省和东部的卡马圭省”。这些报道都是毫无根据的。根本没有什么“奖金”行动，古巴的海军仍继续忠于一人，全部行动仅限于猪湾海岸一处，实际情况是，2万名卡斯特罗政权的保卫者使叛军陷入了背水的绝境。 船只逃跑后，入侵者陷入无望的境地。但是，他们打得很出色。伞兵虽然降错了地方，却打退了民兵的进攻。在数量上处于1：13或更悬殊的劣势，又面对着敌人重炮和空军的战术支援，古巴旅仍然守住了所有据点，在头一天损失了不到100人。奥利瓦手下只有370人，却打退了2,100名卡斯特罗士兵和20辆坦克的进攻，自己伤亡在百人以下，却打死政府军500人和打伤1,000多人。这些是卡斯特罗的一名医生透露的。 入侵者的情绪很高。他们的总的困难只有他们的领导人才知道，而这些领导人所以还抱着希望，是因为受到中央情报局人员从逃散的船上发来的无线电讯的鼓舞。（“喂，佩佩。你要知道，我们绝对不会抛弃你们的，如果事情很不妙，我们会进去把你们撤出来的。”）后来，对于当时交谈的内容到底如何，颇有争论。但有一点是毫无疑问的：中央情报局人员给海滩上的叛军打气的确延长了他们抵抗的时间，自然也增大了伤亡。批评中央情报局的人一般认为，该局的战略家们的看法是一致的：不管肯尼迪早先的立场如何，他决不能让这次入侵失败——他一旦发现美国的威望可能会受到损害，他就会使用美国的力量进行干预的。这里，也和其他许多事情一样，他们又错了。总统讲话是说了算数的。当天，他在白宫问他周围的人道：“什么是威望？它是虚幻的力量还是真实的力量？我们要以真实的力量为依据。毫无疑问，在今后几个星期里，有人会把我们看得一钱不值的，但这无关大局。” 大多数美国人看来是谅解的，甚至还同情。60年代后期他们之间形成分裂的那种怨恨情绪这时还没有表现出来。国家还没有分裂成为互相敌对的阵营。正如罗伯特·肯尼迪后来在《十三天》中所说，“猪湾事件时，我们的意见实质上是一致的。”《哈泼斯》月刊编辑约翰·费希尔在该刊上讲的几句话，代表了一般人的看法，他说：“每个总统都需要大约一年的时间去组织他的行政班子，去摸清那架巨大而危险的官僚机器的路数……当〔肯尼迪〕实际上还不过刚刚往屋里搬家具的时候，就发现屋顶塌了下来，门也刮倒了。”盖洛普民意测验表明，82％的美国人对他处理事务的方式表示赞赏。肯尼迪阴郁地说：“我现在跟艾森豪威尔一样，干得越糟糕，倒越得人心。” 诚然，舆论并不一致。右翼方面，有像理查德·尼克松这样的强硬路线派。他后来在1964年11月份的《读者文摘》上透露，他曾建议肯尼迪“找一个适当的合法借口，然后……直接开进去”。这是意料中的事，而出人意料的却是，在这个时候，在这个问题上，忽然出现了一帮引起摩擦的新左派。施莱辛格写道：“左派当中，出人意外，许多人现在感到在选举前他们对肯尼迪表示怀疑是完全有理的。”他们的标语牌要求“公平对待古巴”。他们同示威者一起挤满了曼哈顿的联合广场；诺曼·梅勒也参加了他们的行列。在白宫外面，一个高个子女诗人身上挂着斥责第一夫人的标语牌：Jacqueline，vous avez perdu vos artistes．（杰奎琳，你已经失掉文学艺术家的支持了）。“公平对待”运动得到了许多大学的响应，特别是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学院。哈佛大学历史系成员和新左派的早期人物斯图尔特·休斯，带领着70名大学教师在一封给总统的公开信上签名，要求政府“扭转目前美国准备对古巴进行军事干涉的趋势”。社会学家巴林顿·穆尔预言要出现“一个用自由的辞藻掩盖着它的基本政策的军国主义的反动政府”。《权势集团》一书的作者赖特·米尔斯从医院的病床上打电报给加利福尼亚举行的一次公平对待大会说： 『肯尼迪之流已经把我们重新带回到了野蛮时代，施莱辛格之流已经使我们在理智和道义上蒙受耻辱，我为我的国家感到无比羞耻。我未能参加你们的大会深感遗憾，如果身体许可的话，我现在可能已去同菲德尔·卡斯特罗并肩战斗了。』 实际上卡斯特罗并没有进行战斗，他没有这个必要。他的部属已经完全掌握了猪湾的局势，他只是站在一边旁观，看着他们无情地一步步压缩叛军的滩头阵地。拉丁美洲还从来没有见过古巴政府军所用的那种武器。星期一清晨，装备着苏制122毫米榴弹炮的四个炮兵连开始轰击海滩，落弹点附近的叛军被震得晕头转向。叛军坦克指挥官很勇敢，但俄制T－34坦克的火力要更强得多。到了晚上，叛军十分缺乏弹药。佩佩·圣罗曼后来告诉海恩斯·约翰逊说：“天黑了，我们盼着船回来。人人都朝大海看，等船来。我们知道，如果船不来，我们就绝无成功的希望了。”午夜，仍然毫无音信。佩佩在绝望中同他的无线电发报员登上敞篷船，出海六英里，希望通过无线电同中央情报局的船取得联系。他回到指挥所，派出另一名军官到海上去设法找到一些由于船员哗变自己已完全无能为力的船长。这只敞篷船一小时接一小时地发出如下电讯：“多洛丽丝，我是海滩。多洛丽丝，我是海滩。我在找你。我们需要你。我们需要你。” 星期二黎明，古巴旅剩下的6架B－26飞机打算去炸毁洛斯巴尼奥斯的圣安东尼奥机场上的古巴空军飞机。卡斯特罗又是好运气，机场上空浓云密布，没有受到任何损失。在吉隆滩，T－34坦克密密地并成一排，径直向海滩开火，越来越狭窄的海滩阵地上没有一件事使人称心的。缺乏空中掩护已造成了叛军的失败，现在因为没有空中掩护，他们甚至连撤退也不可能了。 星期二晚，总统正在白宫举行一年一度的国会议员招待会，临时被请了出来。他打着白领带，穿着燕尾服，站在他办公室里的一幅地图前面（看了令人感到不协调），听腊斯克、麦克纳马拉、参谋长联席会议的两位成员和中央情报局的理查德·比斯尔对他说，现在只有出动美国空军，才能救出古巴旅，免遭卡斯特罗伪法庭的审判。总统让步了，批准在猪湾外边加勒比海值勤的航空母舰“埃塞克斯”号上出动6架无标记的喷气式机。星期三早晨6点半到7点半这一小时之内，美国飞机将保证不容卡斯特罗的飞机飞临海滩阵地上空，古巴旅剩下的几架B－26飞机则将用以向环形阵地周围的政府军发动攻击。【在《要是在今天》一书中，霍华德·亨特公然厚着脸皮指摘说，由于肯尼迪没有让美国战斗机掌握制空权，因而造成了猪湾远征的失败。——译者】 猪湾这一出悲喜剧的最后一幕开始了。古巴旅飞行员的基地在尼加拉瓜的卡贝萨斯港，离古巴有3小时又20分钟的航程。这些飞行员由于不停执行任务早已筋疲力尽，只有两个人还有气力再作飞行。可是，四名美国顾问相信从“埃塞克斯”号起飞的喷气式飞机一定能保护他们，自愿驾驶其余的几架B－26飞机。中央情报局在这次一无是处的行动中，已经犯下了无数错误，现在他们所犯的这最后一次错误则更是毫无道理的。原来尼加拉瓜和古巴属于两个不同的时区，而这些飞行员却忘了校正他们的手表。他们提前一小时到达了吉隆滩上空，这时用来保护他们的喷气式飞机还一动未动地停在“埃塞克斯”号的飞行甲板上。于是卡斯特罗的T－33教练机便蜂拥而上，一举歼灭了他们，使四个美国人全部丧生。 现在只剩下最后咽气的份儿了。从吉隆滩发来的要求增援部队、坦克和弹药的呼声已经减弱。电报都很简短：“海滩继续战斗。立派一切可用之机。”“已退入海中。弹药告罄。敌人迫近。必须在一小时内救援。”星期二深夜，开始了最后的抵抗。叛军领导人在卡斯特罗大炮和坦克的包围中于星期三清晨4点32分发出了最后一份电报：“正在销毁我全部装备通讯器材。坦克迫近。已无武器战斗。决定入丛林。我不能再等你们了。” 林子里也只能暂避一时。由于原来就没有定出撤退计划，叛军最后一一落入敌手。卡斯特罗大获全胜。他不到72小时就粉碎了入侵，正如海恩斯·约翰逊在其关于这次战斗的一本出色的著作中所说，使入侵变成为“也许是自从轻骑兵旅在巴拉克拉瓦港冲入死亡的无底深渊【指1853～1856年克里木战争中，英国轻骑兵旅对克里木半岛巴拉克拉瓦的攻击。——译者】以来许多错误百出、计划不周的行动中最得到大肆宣扬的一次”。古巴旅的幸存者还面临着要在哈瓦那体育宫公开受审和长期监禁的耻辱。他们直到1962年圣诞节，由于罗伯特·肯尼迪和詹姆斯·多诺万发起了一次赎救他们的运动成功，才放出来。 在60年代中期，当代一些历史学家倾向于认为，从长远看，猪湾事件倒真是一件好事；由于这次事件，肯尼迪对专家完全失去信心，因而使他在18个月以后的古巴导弹危机中反而更能当机立断。从70年代回头看，对于吉隆滩的溃败以及他对此事的反应，却有一种完全不同的看法。在那个星期的星期四，即入侵失败的第二天，总统在华盛顿斯塔特勒－希尔顿饭店对美国报纸编辑协会发表演说，完全采取了战斗姿态。他说，这一次他决定不同卡斯特罗计较，但是他希望记录在案，“我们的克制是有限度的”。美国已经准备采取行动，“如果必要，就单独行动”，以“保卫自己的安全”。他并警告莫斯科，“到了那时，我们决不会去听那些已在布达佩斯血染的街头声名狼藉了的人来同我们谈什么对外干涉问题。” 这是最露骨的冷战语言，这无异断定说，美国的惟一危险在本国国界以外。美国的惟一敌手是铁板一块的国际共产主义，不论“在古巴或在世界其他任何地方都不能低估它的力量”。他还告诫西半球的各国政府和人民，“要对共产党从外部对古巴进行干涉和统治的威胁加以更密切的注意和更现实地对待”，因为“现在可以比以前看得更清楚，我们在世界的每一角落都面临着一场无情的斗争，其范围远远超过两军对垒甚至核军备的冲突”。 60年代的转向自由主义，那时还没有开始。一旦开始，美国所受到的威胁就都会看做是来自本国国内的了，如种族主义、军国主义、环境污染、技术问题、官僚机构、人口爆炸、“权势集团”等等。但是在肯尼迪执政期间，这些问题都还没有出现。自由主义的时代英雄，在30年代是愤怒的青年工人，40年代是美国大兵，50年代是被母亲误解的青年人，到了60年代初期，就变成了以和平为工具同饥饿、疾病——以及共产主义——进行斗争的和平队队员。作为美国当代的自由主义派，肯尼迪认为，不发达国家发生革命运动的基本原因是贫穷和愚昧，而共产党则利用它来达到自己的目的。他确信，一旦由于执行第四点计划改变了那种情况，共产主义的号召力就会完全消失。争取进步联盟之所以受人欢迎，其原因正在于此。一般认为，拉丁美洲在追求进步的事业中同美国联盟，就能排斥来自共产国际的拉拢。 这种信念是根深蒂固的。自由主义派认为人类是能够解决自己的问题的，不过这也许是最后一次有这样的看法了。60年代早期理想主义的青年，用当时极为流行的语言来说，是实用主义的。下一个十年中的自由主义派典范人物拉尔夫·纳德，这时还没有登上舞台。在肯尼迪执政时期中，一如在富兰克林·罗斯福执政时期以来一样，自由主义派人士都认为，医治社会弊端的方法是扩大政府机构和加强总统权力。后来他们在这个问题上的幻灭，几乎动摇了整个共和体制的根本。 那个星期四肯尼迪在斯塔特勒－希尔顿饭店的演说，完全有可能出现在艾森豪威尔执政年代，甚至还可能出自约翰·福斯特·杜勒斯之口。二者在风格上可能很不一样，但实质上并无多大区别。像所有的冷战人物一样，肯尼迪最后也提到了慕尼黑会议，提醒听众说，它的意义就在于：民主国家如果不能抗拒集权主义的独裁者，是注定要灭亡的，而“可以不发一枚导弹或越过一国国境，就能使我们的安全一点一点、一国一国地丧失掉的”。他说，他决心“吸取这个教训”。最后又说：“未来的历史将载明，这一艰苦的斗争是50年代后期和60年代初期达到高潮的。作为美国总统，我要明确宣布，我已经下定决心要让我们的制度存在下去，获得成功，不管其代价如何，也不管会有什么风险。” 这是对未来的历史结论所作的最不高明的一种猜测。那次演说是肯尼迪对猪湾事件的公开反应。回白宫后，他又采取了另一更具象征意义的步骤。麦乔治·邦迪作为国家安全顾问的地位忽然被破格提升。他从西行政大街对面的比较寒碜的行政大楼搬到了白宫西侧楼，十分靠近总统的椭圆形办公室；邦迪开始每天早晨主持他的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例会。除此之外，邦迪还把他的管辖权扩大到挂着巨幅地图、装着许多鲜艳的电话机的白宫作战室去。下一次共产主义世界再策划对自由世界进行攻击，美国就会有所防范了。如果它胆敢再颠覆任何一个弱小国家的反共政权，他们就会遇到坚决的抵抗。白宫已经做好了准备，邦迪已经做好了准备，作战室也已经做好了准备。热线已经接通，侵略者必将受到他们永世难忘的教训。 认真阅读关于古巴问题的报道的人中也有尼·谢·赫鲁晓夫。这位部长会议主席对那些冷战言辞并不十分在意，因为他自己也说过不少。他所感兴趣的是，这位新总统，年轻而又缺乏经验，这一跤摔得真够呛。肯尼迪这会儿似乎还有点晕头转向，这看来是对他猛击一拳的大好时机了。 白宫知道，克里姆林宫准会这样看待美国这次的大失败的。华盛顿在估量了经过猪湾事件残存的自信心之后，感到惊惶，这是主因。本来在2月间已经安排让肯尼迪同赫鲁晓夫6月初在维也纳举行会谈，赫鲁晓夫在5月12日还写信说，邀请仍然有效。肯尼迪想延期，但感到这可能会被看做又一软弱表现。他说，宁攀高峰，勿近边缘【这是一句双关语，高峰指最高级会议，边缘指战争边缘。——译者】。因此他丝毫没有放松，而且是加倍努力进行维也纳会谈的准备工作。有人告诉他，苏联主席认为艾森豪威尔两次在和他进行最高级会谈之前都缺乏充分准备，因而对他很看不起。艾克每遇到一些困难问题总要问他的助手怎么回答。于是肯尼迪决定，一切重要会谈都只由他们两人和一位译员参加。 赫鲁晓夫同肯尼迪一样，也受到国内强硬路线派，即斯大林主义分子的压力，他们认为，要想从对方得到你所需要的东西，惟一办法就是硬索强夺，咒骂恐吓。赫鲁晓夫本人就很善于搞这一手。斯大林对他这一手是赞赏的，正因如此，他显得具有一种原始的力量似的。前年秋天，他就曾在联合国大会上作了一次令人难忘的表演。这几年来，刚果使得许多地理政治学家的名誉扫地了。由于U－2事件的出现，同艾森豪威尔举行日内瓦最高级会议的流产，美苏缓和的希望的破灭，赫鲁晓夫早已不痛快了，现在加丹加省的新的耻辱更使他气急败坏。他原来一直责怪达格·哈马舍尔德，说他是殖民国家的工具。他要求废除联合国秘书长一职，提议由一个三人组成的执行机构来代替，以代表西方、共产主义和中立国家三个国家集团。他根据俄国的一种三马并拉的车子，把这种安排叫做“troika”（三驾马车）。他当时脱下鞋子在桌上有节奏地敲了几下以示强调，使联合国大会为之哗然，主持大会的一位爱尔兰人为了恢复秩序，把木槌都敲断了。这样混乱使那位苏联主席很高兴，回到莫斯科后还扬扬得意地说：“联合国虚弱极了，眼看要完蛋。” 1961年1月6日，赫鲁晓夫为了反击美国自由派对不发达国家的政策——经济援助和必要时进行军事干预的双管齐下计划——提出了共产主义在整个60年代的巨大挑战：“无限支持为求解放而斗争的民族”的“正义”战争。六个星期后，他的刚果同盟者帕特里斯·卢蒙巴在加丹加省被谋杀。于是这位狂怒的俄国人就称这一谋杀事件为“哈马舍尔德罪恶活动的最高成就”，再次要求立即撤销他的联合国秘书长的职务。 俄国的右派力量还有其他一些不满也由赫鲁晓夫表示出来了。原先眼看就要投入他们怀抱的老挝，现在却正在转向中立道路。红军中的强硬派要求恢复苏联在1958年秋季暂停的核试验；他们现在已经有了2,000万吨、3,000万吨、5,000万吨和1亿吨级的武器，急于要加以试验。这些冷战症候每天不断刺激人们，使外交气候保持寒冷，但又不致酿成世界危机。但是对他们来说，还有一个盖过一切的关键问题。赫鲁晓夫有时称它为“卡在喉咙里的骨头”，有时称它为“需要割除的一种毒瘤”，或可能导致另一次世界大战的“萨拉热窝”；这个问题就是柏林的分裂。 15年来，俄国人一直把西方驻扎在前德意志首都一事看做是眼中钉。1948年斯大林力图逐出盟国军队，但被大规模的空运活动所挫败。当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抬高了苏联的身价的时候，赫鲁晓夫抓住机会，要求使柏林成为非军事化的“自由城市”。他当时给盟国六个月的期限，后来由于艾森豪威尔把延长期限作为邀请赫鲁晓夫访美的一个条件，才加以延长了。艾克曾经作了若干让步。他同意柏林形势是“不正常的”，提出可以就西方在该地卫戍部队的规模，以及西德利用该市作为宣传和情报活动基地的限度问题，进行商谈。 现在赫鲁晓夫又利用这一问题来偷袭肯尼迪了。他在关于解放战争的演说中大做文章，公开威吓肯尼迪。他说，如果“帝国主义者”拒不“正视实际存在的形势”，苏联就将“采取坚定措施”，“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签订和约”。这样，肯尼迪现在又面对着艾森豪威尔曾经驱除过的恶魔了。赫鲁晓夫明确宣称，这样一个协议要包括下述保证：任何对东德边界的“侵犯”都将认为是对华沙条约所有成员国的“侵略行动”——实际就是要西方或则放弃柏林，或则准备打仗。他真是要这样吗？夏尔·戴高乐表示怀疑。他劝总统坚决顶住（“要吃得住这一棍子”）。他说，如果肯尼迪坚决顶住并计划新的空运，那位部长会议主席就会退缩的。艾夫里尔·哈里曼一心只惦记着维也纳会议，便表示赞同这意见，不过建议采用另一策略。他预言，赫鲁晓夫一定会凶相毕露，大肆恐吓这位年轻的总统的。最好的对付办法就是不理睬他的话，但态度却要温和。而且，肯尼迪绝不要把他的对手估计过高。哈里曼说，赫鲁晓夫本人也一定神经挺紧张。那位主席惟一的另一次西方之行已经失败了，而美国的克里姆林宫学家还一致认为，赫鲁晓夫对自己出身卑微始终放心不下。维也纳会议上不可避免会出现紧张情况的。他一定会很无礼，因为他只会这一套。哈里曼建议，遇到这种情况，总统就必须不为所动，而付之一笑。 肯尼迪飞奥前夕在巴黎收到了哈里曼这个建议。巴黎的这一段行程对年轻的第一夫人来说，是首尝胜利。11年前，她是巴黎大学的一名学生，现在却带着两卡车行李，满身珠光宝气，随员成群（包括欧洲头等的理发师），来到了这里。戴高乐几乎目不转睛地瞧着她。法国报纸惊呼她是如何“动人”、“迷人”、“艳若天仙”！总统在走进一次记者招待会的会场时说：“我想我应该自我介绍一下。我就是陪杰奎琳·肯尼迪到巴黎来的那个男人。” 维也纳却不一样了。肯尼迪夫人也曾跟赫鲁晓夫开过玩笑，例如说：“哦，主席先生，请不要拿统计数字来烦我了。”但是阴森气氛过于沉重，甚至连她也无法付之一笑。自赫鲁晓夫的俄造黑色海鸥牌汽车一穿过铁丝网，进了美国驻奥大使馆那座石砌和拉毛水泥面的巨大建筑物，整个气氛就和当时的天气一样恶劣起来。肯尼迪对助手说，他的对手是个“滑稽其外”、“凶恶其中”的人。在两天的会谈中，他的凶恶也形之于外了。经过最后一次交锋，詹姆斯·赖斯顿要求访问总统。那天，肯尼迪一走进赖斯顿等着他的那间屋子，就一屁股坐到沙发上，把帽子往下一拉，长叹一声。赖斯顿感到他似乎处于半震荡状态。他问总统：“很难对付吧？”肯尼迪回答说：“我一辈子从来没有遇到过这么难对付的事。” 后来，赖斯顿写道： 『他（总统）走进美国大使馆一间阴暗的屋子，神色沮丧，怒气冲冲。他在同赫鲁晓夫对谈时，像平常一样力持冷静，极力想同对方讲道理，要他明确表示苏联准备干什么和不准备干什么，而赫鲁晓夫却恫吓他，在柏林问题上拿战争对他进行威胁……肯尼迪在那间屋子里所说的话，使我完全相信如下事实： 赫鲁晓夫已经研究过猪湾事件。如果肯尼迪当初不去碰卡斯特罗，或干脆把他搞掉，赫鲁晓夫倒都能够理解。但是肯尼迪动手打古巴时很轻率，却又没有胆量打到底，这就使赫鲁晓夫感到，同他打交道的是一个缺乏经验的年轻领袖，他大可对他威吓讹诈一番。』 肯尼迪告诉赖斯顿：赫鲁晓夫非常粗暴、野蛮，有时简直像要向肯尼迪冲过来。只在一个问题上他还讲点道理，那就是他认为无足重轻的老挝问题。讨论任何其他问题时，他始终表现出一副凶恶的、冷嘲热讽的态度。他坚决要求，哈马舍尔德必须撤换，代之以三驾马车。美苏之间的任何裁军协议，也都需要由代表世界上三大政治阵营的三方委员来监督执行。肯尼迪对他说，这种安排必然会由于一方使用否决权而陷于无效（“即使俄国的三驾马车，也只有一个赶车的嘛！”），但也无济于事。赫鲁晓夫在柏林问题上发出了最后通牒，说：这根骨头必须从苏联的喉咙里去掉，不管同美国能不能达成协议，他在今年年底以前一定要同东德签订和约。如果美国要在这个问题上打仗，那他也没有办法。对付企图发动战争的疯人，只能给他穿上紧身衣。 在肯尼迪的要求下，他们举行了最后一次密谈。总统竭力劝阻赫鲁晓夫不要采取这样莽撞的步骤。赫鲁晓夫断然拒绝，说：“我要和平，但如果你要战争，那是你的事。”他签订和约的决心是不可改变的，他要在12月签订这个条约。他们分手时，肯尼迪说：“今年冬天想必会很冷的。”【在《赫鲁晓夫回忆录》中，这位主席评论说：“……对于我们在维也纳的会晤，我从心里感到高兴。尽管我们没有达成什么具体协议，我看得出来，他对于寻求世界问题的和平解决是感兴趣的……他是一个讲理的人，而且我认为，他知道在柏林问题上发动一次新战争是毫无道理的。”】 肯尼迪对赖斯顿说：“我有两个需要解决的问题：一是弄清楚他为什么要这样干，而且采取这样敌对的方式；二是弄清楚我们能有什么对付办法。我认为，第一个问题是很容易解释的，他这样干，是由于猪湾事件。我想，他认为一个这样年轻无经验，公然给自己惹下大祸的人，是可以吓得住的；任何一个陷入这类麻烦而又不能坚持到底的人，是没有胆量的。于是他便狠狠地打击我。我面临着一个可怕的问题，如果他认为我既无经验又无勇气，那么除非我们能改变他的想法，我们同他就不可能谈出结果来。因此我们必须行动。” 赫鲁晓夫的话到底算不算数，人们拭目以待，这一点他自己也知道。他一回莫斯科，就下令公开发表他交给总统的关于核试验和柏林问题的两件备忘录。国务院目光敏锐的人马上看出，他对柏林已不再提期限问题，但这一点现在关系已经不大。全世界都知道了俄国的最后通牒。自此以后，赫鲁晓夫使苏联的军事预算提高了31.44亿卢布，并发表了一系列沙文主义的演说。 肯尼迪也随着赫鲁晓夫逐步升级。6月25日，他对美国人民发表电视演说，“倘若战争爆发，那一定是从莫斯科发动的，不是从柏林发动的……只有苏联政府才会利用柏林边界作为发动战争的借口。”他要求国会批准他给五角大楼拨款32.47亿元，召集预备役，提高征兵额两倍，提高战斗部队的最高限额，并修整启用封存中的飞机和船舰。迪安·艾奇逊要他宣布紧急状态，副总统林登·约翰逊也表示同意。但是肯尼迪主张让谈判的大门继续开着。他不敢冒失进行原子讹诈，因为对方有可能逼你摊牌。他对《纽约邮报》的一位编辑说，他主要担心的是那位主席“存心要欺侮我”，如果真是那样，那就“什么都完了”。 双方的领导人都受到越来越大的压力。为了免得柏林的德国人担心被遗弃，肯尼迪派遣他的副总统同过去的空运英雄克莱将军一起访问柏林。赫鲁晓夫向全世界提出警告，说苏联现在已经能够制造爆炸力相当于1亿吨烈性炸药的核弹，已经拥有能够运送这种核弹的火箭。他似乎为了证实这一点，果然把苏联一个宇宙航行员送入了轨道。美国国内情绪日趋紧张，肯尼迪敦促美国人修筑防空掩体。与此同时，柏林也是一片混乱。7月，有30,444名难民流入柏林西部。8月的头十天中，又有1.65万名越界过来。单在12日这一天，越界人数就有4,000人之多，其中大部分是医生、技术人员和熟练工人，他们都是东德共产党第一书记瓦尔特·乌布利希的五年计划所必需的人。 8月13日午夜过后半小时，黑暗无人的大街上警笛狂鸣，矮墩墩的T－34和T－54型坦克带领着满载德国军队的卡车直开东西柏林之间25英里（约40千米）长的边界线。头戴钢盔的东柏林警察乘卡车前往主要通道站岗。士兵从车上卸下木马、铁丝网、水泥桩柱、石块、镐头、铁锹。四小时后日出之时，一堵墙的墙基已经形成了。四天以后，墙就完全建起来了，当时仍然留在东柏林的德国人便从此被禁锢起来。 这件事使西方国家冷不提防。肯尼迪当时不在华盛顿，国务院过了四天才向莫斯科提出正式抗议。接着，9月1日，赫鲁晓夫把螺丝又拧紧了一点。美国的地震仪记录到无可置疑的证据，表明俄国人又恢复核试验了。肯尼迪和麦克米伦呼吁苏联主席停止试验，指出了新的放射性微尘的扩散程度和毒性。赫鲁晓夫对他们的呼吁置之不理，侦察设备记录到了第二次试验，接着又是第三次试验。在其后的那一个月里，苏联一共爆炸了30个较大的装置，几乎全部是在大气层进行的。到这一系列试验结束时，俄国放射到空气中的放射性毒物，已经比美、英、法三国加起来还要多了。他还在苏共第22次代表大会上宣布，很快就要爆炸一枚5,000万吨级的核弹——等于过去扔在广岛的原子弹的2,500倍，等于历史上一切战争所使用的全部烈性炸药的五倍。第二次会议上，他告诉代表们说，爆炸结果“证明它比科学家们原来估计的5,000万吨还要大一点”，但他们自然决不会因为这个计算“差错”而受到处罚。这引起了代表们的哄堂大笑。 肯尼迪决定，如果这就是赫鲁晓夫对西方国家关于禁止大气层试验建议的惟一答复，那他也不得不批准美国恢复试验了，虽然他仍只批准恢复不会产生放射性微尘的地下试验。他说，鉴于苏联政府的行为，“我们现在必须采取即使谨慎的人也会感到必要采取的那些步骤”。这天是9月8日，危机达到了顶点。柏林墙已经建成，一道由砖石和水泥组成的栅栏，穿破柏林的中心。自8月22日以后，除了一处以外，所有的通道口都不容盟国部队通行。那惟一可行之处，也有东柏林警察检查盟军士兵的证件。边界100米以内的地方禁止接近。还给巴黎、波恩和华盛顿发出照会，正式要求禁止西德领导人坐飞机进入柏林。但西方态度在这一点上很强硬。赫鲁晓夫在9月8日坚持西德进入柏林的飞行应受监督，遭到了西方的断然拒绝。十天后，当肯尼迪即将从海恩尼斯港动身返回华盛顿时，有人交给他一张不幸的便条，原来达格·哈马舍尔德乘一架刚果飞机失事死去了，原因始终不明。自从对日作战胜利日以来，战争还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迫近过。 两个星期后，赫鲁晓夫开始从战争边缘缩回去了。他对访问莫斯科的比利时外交家保罗－昂利·斯巴克说，“我认识到，同我的愿望相反，西方国家不愿签订和约……我并不想使你们处于无法忍受的境地；我很清楚地知道，你们是不可能让人踩在脚下的。”这么说，鲠在喉咙里的那根骨头也并不是那么令人不能忍受了。他继续对比利时客人说：“你知道，柏林对我来说并不是什么大问题。在共产党10亿人民中间，200万人算得什么！”而且现在事情也不那么急了。他原来给过肯尼迪一份最后通牒（“以今年年底为限”），现在却只说：“我也不受任何期限的限制。”柏林墙已经建立起来，他现在似乎想尽量争取得到西方的某些让步，使他可以保全面子。他还作了一些企图缓和紧张局势的姿态，包括大捧肯尼迪的成熟和明智。但他看到这些姿态并没有得到什么反响，便决定草草收场。10月17日，他又一次在共产党代表大会上宣称：“看来西方国家对目前局势有所了解，愿意寻求德国问题和柏林争端的解决了。”他最后说：“如果情况是这样，我们也不再坚持必须在1961年12月31日以前签订和约了。” 就这样，一场对抗终于结束。它似乎是美国的一次胜利，但真正付出的代价，到日后才表现出来。施莱辛格后来写道，由于莫斯科的态度、柏林问题以及核试验的恢复，“总统无疑感到，如果美国从亚洲撤退，就可能打乱全世界的均势。”肯尼迪认为，在这个问题上他必须进一步让他的对手相信他的无畏和坚毅。他对詹姆斯·赖斯顿说，共产党对西方在进行热战的惟一地方是印度支那，所以“现在我们的一个问题是让人相信我们有力量，而越南看来是办这件事最合适的地方”。 对林登·约翰逊来说，这段日子是很不愉快的。前一年他还是美国参议院的权力很大的多数党领袖，现在身为副总统，在政府中虚有其位，而又事事烦心。约翰逊从各方面都愈来愈清楚地体会到自己无足轻重的地位。他在白宫的停车场只容下一辆汽车，只有一架同白宫相通的电话分机（司法部长罗伯特·肯尼迪却有三架）。他的妻子从来没有登上过总统的专机，他本人曾上去过，但不是请上去的。肯尼迪的助手曾三次发现约翰逊一个人在机上的舱房里张张望望。他们进飞机去总是由于总统马上要使用飞机了，因而总是不得不请约翰逊离开。这种情况不免使他有些难堪，但他还是不断上去，这一实际权力的象征仿佛已使他完全入迷了。 肯尼迪手下的人把约翰逊的人都看做外人。整个副总统的班子，除沃尔特·詹金斯外，根本不为那些声名显赫的总统顾问所识得。他们之中有些人没有白宫的出入证，只是作为观光者才能进入过白宫。这种默默无闻的处境甚至对给约翰逊值勤的特工人员也不例外。从职位上说，他们同总统的警卫人员是完全平等的，但实际上，他们却被排斥在白宫警卫队之外——不能使用他们的车子、办公室，也不能参与他们的社交活动。他们大多数人对此都不十分在意，因为他们知道，这并不是对他们个人的冷落。他们之所以受到那些得势的人排斥，只因他们负责保卫的那个人并不重要——没有别的更恰当的词来说明了。 肯尼迪对这种情况是不清楚的。他和大多数总统一样，对于这个地位仅次于他的人物也抱着敬而远之的态度。由于根深蒂固的历史惯例，或许还由于人类的天性，美国通过选举获得第一号和第二号职位的人的关系从来就不很融洽。有些副总统早期曾同他们的行政首脑比较接近，后来也由于友谊已被冷冰冰的礼节所代替而感到伤心。他们忘记了，对于总统来说，有一个副总统在身边就等于每天提醒他随时可能死去。而且还不止于此。虽然有些人对于死亡也能泰然处之，但他们并没有一个等着继承他的地位的人老是跟在后面。那些希望总统向副总统详细介绍情况的人，大约都没有考虑到其中的含意。要理解这一点，我们必须了解总统这一职位的意义，那个第二号人物等着继承的遗产的意义。一个家庭的家长可能会毫不畏缩地写下自己的遗嘱，但如果有人对他说，他死后，隔壁的那个人要变成他孩子的爸爸，他妻子的丈夫，那他就会马上变得面无人色的。 除了这个来自宪法的麻烦外，还有一层麻烦。在实际的政治生活中，为了“平衡”总统竞选名单，正副总统候选人必须分别来自本国两个不同的地区，各自对不同的选民具有号召力，而他们的性格等等也可能都是对立的。这就好比说，那个丈夫还必须选择一个和他的长相不同、衣着不同、谈吐不同、价值观念也不同的人来等着接替他。富兰克林·罗斯福同哈里·杜鲁门彼此就很少有相似之处。艾森豪威尔同尼克松，肯尼迪同约翰逊的情形也大致如此。在肯尼迪看来，约翰逊是一个不可思议的、未免可笑的怪才。他的自我扩张是赤裸裸、毫无忌讳的。他出国旅行期间，每天都要打电话给他在华盛顿的办公室，询问美国报纸如何反映他的活动。他永远在进行竞选运动——一位在巴基斯坦工作的美国医生惊呼：“我的天呀！他竟和一名麻风病人握手！”——他决定让卡拉奇的一个赶骆驼的人充当一名亲善使节，使得巴基斯坦全国为之高兴。他对那个受宠若惊的巴希尔·艾哈默德说：“我们是来看望你和你的骆驼的，我们的总统也想看看你的骆驼，他已有计划要使你的生活得到改善。”其实总统根本没有这种计划，这一招看来似乎肯定会起反作用。但是结果却并没有，艾哈默德的美国之行很成功，肯尼迪也满意，他说：“如果是我，我最后得让骆驼把屎拉在白宫的草坪上。” 总统知道了副总统如何不愉快之后，就想尽一切方法来对约翰逊表示尊重，给他创造许多出国访问的机会，其中有些后来却成了重大事件。意想不到的是，有两件事在先看来毫不起眼，而事后回顾，却显得无比重要。一是柏林之行。副总统在去柏林以前的心情很坏，但他在那里所作的演说却很好，同时正赶上欢迎美国第一批增援柏林部队的入城式。他的德国东道主认为他这次访问是这座围城前途的一大转折，因而他返国时情绪也深受感染。 另一次是那年5月的西贡之行。结果证明它具有更重大的意义，不过当时还看不出来。这是一次南亚地区的旅行，谁都希望副总统到那里去给非共产党政权打打气。他这一次并不像上次去柏林那样要表示美国已经决心同当地人民共同战斗，那时候美国还没有在东南亚地区承担那样的责任。尽管如此，他对西贡提出了十分坚强的保证。他十分欣赏吴庭艳，公开称他是“东南亚的温斯顿·丘吉尔”。副总统一行离开越南后，《星期六晚邮报》的斯坦·卡诺问他是不是真那样想，副总统却回答说：“去你的，老兄，我们在那儿再没有别的人了。” 这位东南亚的温斯顿·丘吉尔是个黑黑胖胖、烟不离口的单身汉，最显著的特点是他似乎有永远说不完的话。从他那巨大的黄色拉毛水泥的独立宫里走出来的人，都得先听他说有时长达六七小时、甚至12小时的从不打顿的独白。但是他的其他缺点倒不多。他已经60岁了，仍然果断坚定，具有献身精神。吴庭艳是一个当权的铁腕人物的典型。他的头衔是总统，但并不十分尊重民主。他完全是一个东方式的暴君，至少是一个高高在上的官僚，坚信人民的职责是对他服从。他把政敌都送进了集中营，在他的统治下，根本没有新闻自由和真正的改革。政府重要人选全从军官里挑，考虑的主要是忠诚而不是能力。虽然吴庭艳本人是廉洁的，但他的宫廷里却挤满了野心勃勃的贪官污吏。他严厉而固执，似乎认为，由于他是天主教徒，天主教徒就应该享有特权。他大权独揽到了惊人的程度——如果没有他的批准，一个连队的指挥官也不能调动自己的部下；直到他快垮台以前，护照都要他亲自签署才生效。他的专断统治一月比一月更加严厉。他只同少数几个信得过的助手和家人商量，其中特别是他那跋扈的兄弟吴庭儒以及吴庭儒的漂亮而狠毒的妻子，美国驻外记者所说的“龙夫人”。吴庭儒夫人有一次解释吴家统治的哲学说：“如果我们打开窗子，阳光固然可以进来，但是许多坏东西也会随着飞进来的啊！” 进去的固然很少，出来的也不多。这在情报方面，特别如此。有关越南战争的两大奥秘之一是：为什么它使许多西方专家为之声誉扫地？缺乏充分的事实根据便是其主要原因。在这样一个重大的问题上，竟有这样多著名人物犯下这样荒唐的错误，这是历史上罕见的。直到1972年10月，亨利·基辛格由于过早宣布越南战争的解决办法而大丢其脸时，许多军人和政治家对越南战争的性质和它可能的发展前途也都作过错误的判断。1954年4月6日，新英格兰的一位州【指马萨诸塞州。——译者】参议员为使他的同事们散散心，向他们引述了一些早期对越南战争的议论，如“军事形势看来正越来越对我们有利”（1952年艾奇逊语），“我们认为，印度支那的形势正在好转”（1953年助理国务卿沃尔特·罗伯逊语），法国打胜仗“不但有此可能，而且可能性很大”（1954年国防部长查尔斯·威尔逊语），以及“法国人正在赢得胜利”（1954年海军上将雷德福语）。结果法国却失败了。七年中，法国人死伤1.9万人。【美国在1961～1972年间，损失45,882人。法国伤亡的数字通常说是9.2万人，但那数字中包括外籍军团、非洲人和在法国指挥下作战的越南人。法国不像美国，它没有派遣应征入伍的部队到越南去。】这似乎证明了那位新英格兰的参议员的怀疑是正确的，而这位参议员不是别人，正是约翰·肯尼迪本人。但是肯尼迪后来却也陷了进去。他对越南的政策最后也仍是以1960年参议院委员会的报告中所作那种刘易斯·卡罗尔【见本书第三册中译本第931页译注。——译者】式的估计制定的。那个报告预言：“根据军事援越使团团长的保证……美军……将能在可以预见的将来分批撤出越南。”1961年初，肯尼迪总统批准了一项援助计划，便是以战争将在18个月内获胜为依据的。 有关越南战争的另一个不解之谜是：为什么这样多见解不同的美国人，其中包括四位总统（两个共和党总统和两个民主党总统）都认为有义务拯救西贡政府·这个国家，不管怎么说，远在亚洲，离我们有五千英里，在遥远的印度支那半岛一片到处是稻田和茂密的丛林的原始土地上，然而，十多年来，华盛顿的历届政府却一意孤行，甚至不顾美国国内的安宁，力图使一些大可怀疑的人物在越南保持统治。美国在越南的努力，从一开始就是注定要失败的。肯尼迪应该理解这一点。开始，只有少数几个人看出了越南势必引起的麻烦，而他正是其中之一。他在1951年（当时他是众议员）访问过越南，返国后，通过“会见新闻界”节目说：“没有当地人民的支持，在任何东南亚国家中想取得胜利都是没有希望的。”后来，他却也受到冷战言论的影响。冷战派人物认为，美国已经“失掉了”中国，现在决不能再“失掉”印度支那了。 美国对西贡承担义务始于1954年，到1957年又重申前议。日内瓦协定签订后，艾森豪威尔在给吴庭艳的一封信里保证美国“帮助越南政府发展和维护一个强大的、能够生存下去的国家，自己有能力抵抗通过军事手段进行的颠覆和侵略”。艾克做出这项保证时附有条件，即“越南方面也应采取必要的改革措施”同他配合。他提出这一保证的目的是，“打消任何人要想把外国的意识形态强加于你们自由人民的念头。” 林登·约翰逊主政白宫的几年中，每谈到越南问题便常说：“是艾克许下的诺言啊，我也只好遵守。”但他实际并没有遵守。这毕竟不是一项正式条约，参议院从未参与其事。它甚至作为一项行政命令的合法性都不具备。但约翰逊和肯尼迪却都认为非遵守不可。西奥多·索伦森曾写道，如果撤销美国的支持，将会使“全世界对美国保证的可靠性产生怀疑”。阿瑟·施莱辛格更进一步写道： 『不管在1954年以前我们在越南有无重大利害关系，反正艾森豪威尔的信件已经产生了这种利害关系。不管我们应不应该在我们划线的地方划上一条线，反正这条线一旦划下了，就会一年比一年更有力地约束着我们。不管多米诺理论在1954年时是否有根据，反正七年以后，当各邻国政府已经把自己的安全寄托于美国有无能力信守对西贡的保证时，它已具有充分根据。肯尼迪……别无选择，只能在他承袭下来的总的形势中干下去。』 白修德在《1968年总统选举纪实》一书中写道，“我们在越南的事业”就是“半世纪来美国的事业，这一事业已为全世界所共知……如果说今天已有一个尽管很脆弱的世界秩序，这一世界秩序的取得却是40万美国人在本世纪的四次战争中用生命换来的。”约翰逊总统认为“匆忙撤出”就“等于在这个问题上向全世界宣布，我们不打算遵守我们所签订的条约，也不支持我们的朋友了”。《时代》周刊对那些不同意这一说法的人解释说： 『……必须不惜一切代价守住南越……如果美国不能或不愿在共产党的进攻下保住南越，那么亚洲国家就会从此不再感到信赖美国是安全的了；整个东南亚的陷落就只不过是时间问题。』 据说这样撤退的后果是不堪设想的。为了支持派遣美国部队到越南去，罗伯特·麦克纳马拉和参谋长联席会议直截了当说，不这样就只能眼看那一地区的情况普遍恶化。莱曼·兰尼兹尔将军代表参谋长联席会议讲话，他预言说，如果越共获胜，“我们将失去全部亚洲，直到新加坡。”而马克斯韦尔·泰勒将军则坚信能战胜打游击战的敌人（他说过，北越“经不起常规轰炸的袭击”），他告诉肯尼迪总统说，派遣一支“美国军事特遣部队”是“必不可少的”。 所有这些说法都毫无道理。如果肯尼迪政府并不认为有义务把古巴旅从眼看要完蛋的海滩上撤回，那么，它对吴庭艳就更没有什么义务可言。而且，由于吴庭艳已经公开否定了采取“必要的改革措施”的义务，艾森豪威尔的信也已经失去了效力。吴庭艳还拒绝在1956年实行全越选举。即使美国同他的关系受着一项条约的约束，以为他会要求按条约的规定行事，那也是荒谬可笑的，何况根本也没有什么条约呢！ 使华盛顿无法抛开西贡的真正压力来自国内政治方面。这时麦卡锡已死，但民主党也好，共和党也好，无不惶惶然，深恐吴庭艳可能成为蒋介石第二。而尤其矛盾的是，他们竟重犯了当初为蒋介石出谋划策的美国人犯过的错误；虽然南越的核心问题也是政治性的，但他们给的却是军事援助。他们犯这种错误的原因之一是由于国会中的权势人物的态度。他们对参谋长联席会议十分信赖，却不相信国务院亚洲司的政治官员。另外一个原因则是60年代初期在越南问题上为白宫献策的两位内阁成员性格上的差异：麦克纳马拉果断有力，腊斯克却胆小怕事，模棱两可，结果当然是来自五角大楼的声音更受重视。 艾森豪威尔执政后期，越南局势还是相当稳定的。800个美国军事顾问和每年3亿美元的军援，已足以维持现状。后来，1960年12月，肯尼迪就职前的一个月，吴庭艳的敌人宣布组成了民族解放阵线。他们在独立宫里的对手却称它为“越共”。吴庭艳起初对这个阵线并不在意，上一年秋天，他就很容易地粉碎了一次政变企图，当时约翰逊副总统问他是否需要一点美国兵，他说不需要；不过，虽然不需要地面部队，他却仍然承认需要一些帮助。于是肯尼迪总统批准了400名特种部队（绿色贝雷帽）去担任训练工作。美国向越南派出部队从此开始了。 ※※※ 1961年5月初，新任美国大使弗雷德里克·瑙尔汀到达西贡。他的前任由于企图同吴庭艳讲道理，结果实际上成了不受欢迎的人。瑙尔汀决心不蹈前任的覆辙。这时，越共的破坏活动已经非常明显，连那位做官当老爷的总统也不得不承认这一事实。乡村的情况日益恶化。游击队自由来去，到处暗杀村长。美国情报方面的一份报告估计，“最严重的时期”看来“即将来临”，并警告说，西贡政权“实际上依赖寡头统治”，“容忍贪污腐败”，已使很多人“对吴庭艳在这一时期的领导能力表示怀疑”。 在华盛顿，人们敦促白宫对越南各地各种不同官僚体制的违法行为进行干预。副国务卿帮办亚历克西斯·约翰逊要求肯尼迪把“打败越共”作为“真正的和最终的”目标。参谋长联席会议向总统保证，只消4万名美国部队就可以“消除越共的威胁”，再加上12.8万人就足以抵挡住北越和中国共产党可能进行的干涉。麦克纳马拉的副国防部长罗斯韦尔·吉尔帕特里克建议同吴庭艳谈判，探讨订立“防御安全同盟”的可能性；当时还在五角大楼的威廉·邦迪也敦促美国“尽早毫不留情地”对战争进行干预。邦迪估计获胜的机会为70％。 肯尼迪下令作进一步研究，同意扩大在西贡的685人的美国军事顾问团，同时批准了再为吴庭艳装备2万名越南部队并承担其费用的计划（这样总数便达15万人）。像艾克一样，他也希望援助应以南越国内的改革和动员一切人力物力反对越共为前提，但是他却并没有强调这一点。当时他正在为柏林问题和禁试问题伤脑筋。施莱辛格怀疑他从来也没有“充分注意过”越南问题。冷战派观察家继续对越南问题感到不解，白修德在1961年8月写道：“形势几乎是一周比一周更坏。”他发现，“游击队现在差不多完全控制了南方三角洲——以致在大白天，如果没有军队护送，我就找不到一个美国人愿意让我坐他的车子驶出西贡。”他报道说：“政治上的崩溃已达到惊人程度。”又写道：“……令我大惑不解的是，在共产党那边，他们似乎总能找到一些愿为他们的事业出生入死的人。”革命精神常常使那些没有为这种精神所感染的人困惑不解。 6月间，游击队占领了一个省会，处决了省长。吴庭艳部队到处后撤。他无可奈何地召见了瑙尔汀，要求签订双边防御条约。华盛顿立即表示支持。整个夏季，援助一直是以林登·约翰逊对东南亚的理解为依据的。副总统表示了一种典型的自由派立场，他从东南亚回国后写道，越南的真正敌人是“饥饿、无知、贫困和疾病”。他认为，美国“必须——不管我们采取何种战略——始终以那些敌人为我们进攻的目标，并充分发挥我们在科学和技术上的能力”。 总统为此派出一个高级调查团前往西贡，其中包括两位最受他信任的顾问，马克斯韦尔·泰勒将军和沃尔特·罗斯托。于是，一位将军和一位好战的文官（罗斯托自始至终是最不妥协的鹰派）便成了这个关键时刻总统在越南的耳目。值得注意的是，调查团里没有高级外交人士参加。索伦森后来曾写道，这反映了“国务院无力同五角大楼竞争”。其结果是更进一步牺牲政治上的考虑，而突出强调军事目标。 泰勒－罗斯托报告形成了越南战争的一大转折。为了挽救吴庭艳的命运，报告要求肯尼迪派出一大批美国顾问。更重要的是，立即派去八千名美国步兵，需要时再增加。作为调查团主要成员的泰勒希望总统以越南问题为主题发表一次重要的电视讲话。他要求对南越进行干预的某些论点是非常奇怪的。例如，在极力主张派遣远征军时，竟拿越南同朝鲜相比，认为在朝鲜“美国部队并没有花费很大的气力就适应了那里的生活和工作环境”。实际上，朝鲜和越南根本不同：朝鲜战争是正规战，敌人的队伍越过分界线进攻，美国兵在比较熟悉的地形上同他们进行固定战线的战斗。越南战争则是在茂密的热带丛林中进行的非正规战。最重要的一点区别是，南朝鲜的当地居民希望美国人待在那儿，越南却不是这样；越南村民倾向于把美国白人部队看成是来接替法国人的，而把越共看成英雄。 政府中低于内阁一级的若干成员，其中包括切斯特·鲍尔斯、乔治·鲍尔和艾夫里尔·哈里曼，对这一建议很感吃惊。但是，提出疑问的惟一高级人士还只有肯尼迪本人。他拒绝在电视广播中和人民见面，因为那会把越南问题搞得和柏林问题一样。他还尖锐地指出，同参谋长联席会议不一样，泰勒和罗斯托对美国进行干预的效果是乐观的，因为他们认为只要能防止北越人向南越渗透就行，至于如何才能做到，他们根本没有提出办法。最使肯尼迪感到惊愕的是关于派遣部队的建议。索伦森写道：“所有他的越南问题的主要顾问都赞同这一建议，说它是考验我们的信用的‘试金石’，是我们的决心的象征。但是总统实际上否决了这一建议，而只有他的这一票才作数。”肯尼迪告诉一位助手说：“他们想派去美国部队。他们说，为了恢复信心和维持士气，这是必要的。但这会同柏林的情形完全一样：部队开入，高奏乐曲，群众欢呼，可是四天之后，谁都把它忘了。然后，又会有人告诉我们，必须派出更多部队。这就好像喝酒，酒劲一过，你又得再喝。” 虽然如此，他也难免为大家的意见所左右。他否决了派遣美国部队的建议，但在另一些问题上却有所让步，从1961年12月起就开始加强美国在越南的力量了。和七年前艾森豪威尔的做法一样，总统在同吴庭艳公开交换的信件中肯定了这一安排。这也不完全是单方面的，吴庭艳也同意进行改革，并且承认必须加强军队的指挥和提高士气。但是没有规定美国援助的限额，以及这一援助到何时为止，只是笼统地说直到平定了越共和逐出北越人的时候为止。泰勒并不认为这里面包含着什么巨大的危险。他从菲律宾拍电报给总统说：“通过南越卷入一场亚洲大战的危险是存在的，但并不十分严重。”相反，乔治·鲍尔却对此事十分不安。他说，吴庭艳在迫使我国政府派出步兵以前是不会罢休的。这正是吴庭艳的真正目的，这样他就可以让美国人去为他打仗，而由自己来巩固政权。鲍尔预言，如果答应派兵，其规模就会不断扩大。他告诉总统说，不出五年之内，就会有30万美国部队在越南。肯尼迪笑着说：“乔治，你真是疯了。” 美国后来所以加速陷入越南（这证明了鲍尔和后来一些人的意见是正确的），其中一个因素乃是美国在西贡的决策人的性格。从1962年初直到肯尼迪执政一千天的末尾，这里的两个关键性人物是瑙尔汀大使和2月到达越南的美国军事援助顾问团新任团长保罗·哈金斯将军。选用这两个人本身就是一个悲剧。瑙尔汀出身于弗吉尼亚望族，一向因循守旧，对亚洲毫无所知。他的任命是由国务院中强硬的反共派推荐的。不论出现任何危机，他都支持吴庭艳，而当肯尼迪真正需要他时，他却会一去多日，到爱琴海上优哉游哉地度假去了。哈金斯比他还要糟糕，他是波士顿一个世家的浪子，中学也没有念完就退了学。他在军队中的晋升，只因他精于马术，是个勇敢的马球队员，乔治·巴顿需要轻松一下时陪同他骑马的伙伴。他在第二次大战中是巴顿的副参谋长，他那时的绰号是“枪通条”，是因为他贯彻巴顿的命令雷厉风行而得来的。但是和巴顿一样，他自己有时却不那么遵守命令。这一点，在他接到指示要他向总统如实报告越南战争进展情况时，表现得尤其明显。肯尼迪明白指出他需要知道一切情况，不管消息好坏。但哈金斯却不喜欢把坏消息往上报，他认为这对他不利，他的一切做法让人感到仿佛他的使命就是万事只求表面上不错就行了。他一到西贡，就对美国记者说，他是乐观主义者，也喜欢看到他周围的人都是乐观派；还说，今后给华盛顿的每日情况估计汇报可以叫做“进展报告”。他要使人完全相信，在他的领导下，反对越共的战斗将会不断进展。 瑙尔汀和哈金斯都同意，一切问题都取决于吴庭艳，没有他什么事也办不了。同时，既然对他的政权进行批评只会激怒他，那就不要批评。用《纽约时报》霍默·比加特的话来说，这就变成了“与吴庭艳共存亡”的政策。吴庭艳很快就认识到，他完全可以为所欲为地来利用这两个美国人。 哈金斯到后对越共发动的第一次进攻称为“日出行动”，这倒很恰当。哈金斯告诉记者说，他计划建立一系列设防的“战略村”，由民防队防守；同他一起搞这个计划的就是越南总统的弟弟吴庭儒。紧接着华盛顿得到的报告是，战略村已获得惊人成功，农村人口的1/3以上都居住在战略村里。战局看来已开始扭转。从西贡来的报告全是好消息。怀疑哈金斯所作估计的人可以拿瑙尔汀的估计来加以核实，因为后者也是同样觉得一切如意。 实际上，战略村的试验完全失败了。除了那些居于高位的人之外，什么也没有变。他们现在是通过发布新闻在进行战争。从战地来的报告都由哈金斯重新改写，悲观和不受欢迎的消息全部删除，代之以彻底的虚构。反对这样做的校级军官——他们中的确有人表示过强烈反对，最令人难忘的是约翰·保罗·范恩中校——就调去担任不受欢迎的职务，在他们的档案上写下可能从此断送他们的军人前程的评语。另一位职位仅次于哈金斯的将军巡视了前线，发现整个形势全然不同于美国军事援助顾问团团长亲拟的电报所作的描述，于是就写了一份报告给哈金斯，列举战争实情。哈金斯竟在报告的边上批道：“谎话”，“谎话”，“又是谎话”，然后往档案柜里一塞了事。实际撒谎的是他自己，而能够揭穿他的谎言的只有美国报纸派驻越南的记者发回国的消息。哈金斯为了替自己辩解，便说那些记者危言耸听，甚至干脆骂他们为卖国分子。他偶尔也承认受挫，那是因为他别有企图，他要借此多搞些兵、枪炮、直升机。他警告说，如果不给他补充，就是文官想拆军队的台，任何人只要还记得当年中国的往事，准知道会产生什么结果。 要是越共发动春节攻势或其他攻势，这个单人新闻社可能在一开始就暴露了。但当时的情况却是游击队的活动恰好有所下降。这正是那些操纵新闻的人求之不得的机会。他们宣称，“日出行动”已经为战场带来了晴朗的天空。他们兴高采烈，而华盛顿也为他们的这种扬扬得意的情绪所感染。马克斯韦尔·泰勒说，他已感觉到在越南将出现粉碎越共的“一次伟大的全国性运动”。麦克纳马拉说：“一切统计数字都表明，我们正在赢得战争。”肯尼迪总统是又惊又喜，当下就批准了把西贡的司令部从2,000人扩大为1.6万人，把美国军事援助顾问团升格为美国驻越军事援助司令部。 第二十八章 号角又在召唤 1961年，六十年代的动荡岁月还没有到来。国内的骚乱要到1964年夏季，肯尼迪总统去世八个月后才会发生。这情况后来引起一种离奇的说法：要是肯尼迪总统不死，一切骚乱原本不会发生的。事实上对后来的骚乱肯尼迪要负很大的责任。他所采取的有关两大步骤之一是增兵越南。另一个步骤是决定要在六十年代结束之前，把人送上月球的计划。正因为肯尼迪使国家把巨额资金耗费在空间探索方面（花了五百六十多亿美元才把“阿波罗11”号送上月球，而这还不能算作结束），其后几任政府就都无力采取具有创造性和深远影响的办法，来处理从瓦兹到哈莱姆黑人区震撼全国的种族骚乱。这些动乱连同令人痛心的反对美国插手越南的示威游行，削弱了美国社会的结构，其严重程度为一百年前南北战争以来所未有。 肯尼迪对越南问题和空间问题都深感头疼。在前一个问题上，他很可能曾经打算从印度支那撤军。肯尼迪的主要助手肯尼思·奥唐奈说过，总统原打算在他的第二任内撤出越南，而在他最后一次出门飞往得克萨斯之前，他已下令撤回第一批美国军事顾问一千名。（据奥唐奈说，林登·约翰逊从达拉斯回来后，悄悄撤消了这道命令。）还有其它迹象也表明肯尼迪已着手从越南脱身。在这个问题上态度并不能说是友好的戴维·哈伯斯塔姆也认为，肯尼迪己经下定决心，不过“不想操之过急，以免不必要地造成政府内部的分裂。时间总是来得及的”。 空间探索则是另外一回事。这里没有推脱的借口。不管这一决定带来光荣还是羞辱，全都属于肯尼迪，而且随着岁月的流逝，形势对他越来越不利。到1961年，空间竞赛对国家安全来说已经没有任何意义。说来也怪，苏联拥有较大的火箭反倒证明他们的技术落后。美国人有办法设计一种氢弹头，其休积和重量都只是原来的若干分之一，因而根本不需要强大的火箭来发射。苏联所以需要推力达八十万磅的巨大推进器，是因为他们的氢弹仍然又笨重又庞大。这表明在空间探索的这个初级阶段，他们所用的燃料足以把重得多的人造卫星送入轨道，但也就仅此而已，这并没有什么了不起。在以后的各个阶段，美国技术的优越性还会取得更好的成绩。这一点，白宫的人都是心中有数的，克里姆林宫的人也全都明白。 可是普通人是不摸底的。他们只看到苏联己跑到美国前面去，于是就认为这是对自由世界的一种威胁。对普通人是解释不清的，虽然现在轨道上每四颗人造卫星中就有三顺是美国的，苏联不过发射了几颗笨拙的人造地球卫星和月球卫星，而美国却成批地发射了“前卫”、“发现者”、“探素者”、“拓荒者”、“萨莫斯”、“蒂罗斯”（气象）、“调运”（用于导航）、“迈达斯”（红外线导弹探测器）和“回波”（用于通讯）等各种类型的卫星。公众注意的只是，苏联比美国更出风头。是他们首先把卫星送入轨道；是他们的卫星首先到达月球并拍下照片；是他们首先把卫星送上环绕金星的轨道，并用它携带的无线电装置，发回有关这颗星球的资料。现在看来很清楚，他们还准备在载人的宇宙航行方面战胜美国。他们已经把狗送入了轨道，现在，第一个要把人送入太空的飞行器已在咸海附近的一座发射场上——那就是弗朗西斯·加里·鲍尔斯在前一年那次倒霉的飞行中试图拍照的基地——准备发射。 所有这些都与美国的安全或科学研究毫无关系。这纯粹是个面子问题，或是象有人不怎么厚道的说法，叫做天休政治的问题。以肯尼迪那种事事不甘落后的态度，大概不管怎样，美国总是要接受这种挑战的；可是冷战对此也很有关系。肯尼迪同艾奇逊和杜勒斯——还有理查德·尼克松——一样，相信全世界都正在注视着这两个超级大国的竞争，而且他们之间进行较量的每一回合的给果都关系着前途和命运。想到苏联也许会更受到非洲和亚洲新兴国家的仰慕，那简直是不能容忍的。仿佛这与人类的自由有关。这一点从西奥多·素伦森的回忆录中可以清楚地看到。索伦森写道，在肯尼迪看来，新政府所继承的“宇宙探索方面的差距”表明这个国家缺乏“主动性、创造性和活力”。 『他坚信，美国人还没有充分认识到空间竞赛在众世界所产生的政治和心理方面的影响。他担心，由于东力和西方正在力争使新兴的、尚未决定去向的国家相信，哪条路是正确的道路，走哪条路才有前途，那末，苏联的这种戏剧性的成就就很容易会造成一种危险的印象，仿佛苏联在各方面都居于不容怀疑的世界领袖地位，特别是在科学成就方面。』 根据这种观点，美国更优越的武器系统算不得什么，因为它似乎并不优越：“其它国家……都认为苏联既然在空间领先也就必然在导弹方面领先；而不管这种判断正确与否，还是影响了这些国家在冷战中的态度。”这纯粹是想当然，仿佛说第三世界住在草棚和村落里的农民，都在等着要听听从外层空间传来什么最新消息，然后再决定他们应走哪条路。其言外之意其实是，如果不对苏联的火箭成就进行挑战，那对美国的威望就是最大的打击——比如说，连受压迫的美国黑人在愤怒的骚乱中捣毁许多美国城市中心也都算不了什么。 这比约翰·福斯特·杜勒斯的幻觉玄想实际上好不了多少，索伦森还明白表示，在这方面，和越南问题不一样，肯尼迪并不是不得已而为之的：“总统比他所有的顾问们更为坚信，在空间竞赛方面甘居二流，甘当亚军，是同国家安全的要求和‘新边疆的探索精神’不相符合的”。和古巴问题一样，这也是肯尼迪1960年谈得最多的题目之一。在曼哈顿作竞选演说时，他曾说：“这是一个崭新的时代，要求我们做出崭新的决定。这一届（艾森豪威尔）政府在国际政策、威望、力量和影响方面不得不作出的关键性决定，是他们应当承认外层空间的重大意义。……现在苏联已经首先进入外层空间了。”在爱达荷州的波卡特洛，他又指贵说：“也们（其它国家）已经看到苏联首先进人空间。他们看到苏联首先围绕月球飞行，又首先围绕太阳飞行……。他们于是得出结论说：苏联在蒸蒸日上，我们则每况愈下。我认为要靠我们来扭转这种形势。”在他当选前五天，在俄克拉何马城，他更大声疾呼：“我宁可就看黑白电视。我一定要在火箭推力上超过他们。” 4月份第二周的星期一，合众国际社开始传播在莫斯科盛传的一个谣言，说苏联已经用火箭把一个人送入空间并使他安全返回地面了。尽管这个消息报得过早了些，可是星期二晚上美国中央情报局便报告说，这一飞行已定于当晚进行。当华盛顿还在睡梦中时，莫斯科广播电台已在以缓慢而动人的节奏播送苏联爱国歌曲《我们祖国多么辽阔广大》来迎接那新的一天了。接着就播送了那一重要公告“世界上第一艘载人宇宙飞船‘东方’号已于4月12日由苏联发射，进入了环绕地球的轨道。”为了跟踪观看，苏联各地的孩子都走出教室，售货员走出商店，工人也走出厂房。开头，大家都惊愕不语，仪乎难以想象，在他们的头顶上，真有一个自己的同胞正以每小时一万八千英里的速度在繁星中飞翔。 这个人名叫加加林，二十七岁，空军少校，被选中为俄国第一个进入空间的“宇宙航行员”。加加林是在莫斯科时间上牛9点零7分（华盛顿时间凌晨1点零7分）起飞的。那时，他在历史上的地位似乎显得比实际更要高大～些。世界上有些事情，其主要意义往往在于当时引起的公众反应大小。1938年奥森·韦尔斯的关于火星人的广播所引起的反应便是一例、1946年“我们要回家”的暴乱以及五十年代初期对布里克修正案的支持也是如此。现在，不仅俄国人，全世界的人都渴望英雄人物的出现。苏联拿出来一个加加林。进行了一百零八小时的宇宙航行，其中八十九个小时是实际上在轨道上运行，然后，他从一百八十八英里的高度降落下来，成为巨人的宣传资本。他站在列宁墓上，受到了二十发礼炮的欢迎。莫斯科的一个厂场以他命名，随后又用他的名字命名一条冰川。苏联艺术家们开始设计一种印有他的肖像的纪念邮票。在俄国报纸上，他的名字被印成红色。崇拜他的苏联记者们称他为加加。有人激动地写道，“他那炯炯的目光中，似乎还反射着太空星光的闪耀。”赫鲁晓夫在红场上发表讲话，把他比作哥伦布。全苏广播电台播送了赫鲁晓夫与这位宇宙航行员之间的一段谈话，这位宇航员最令人难以置信的几句话是：“当我在外层空间时，我想到的是我们的党和我们的祖国”，以及“当我降落时，我一直唱着‘祖国在听，祖国知道’那支歌。” 美国人不禁咬牙切齿。一位空间工作负责人说：“这情况可能使肯尼迪在1964年竞选中失败。”一位宇航局的科学家说：“等着吧，苏联还会送上三个人，然后六个人，然后送上一座实验室，把他们全连接在一起，然后发回几张纽约的照片给咱们瞧瞧哩。”在卡纳维拉尔角，一个满怀怨气的宇宙航行员对记者说：“我们本来也能把人送上去的。只要两年前上面有人决定抓紧搞，我们在一个月以前就己经可以把人送上去了。”那天下午4点钟，肯尼迪出席了在国务院新礼堂举行的一次群情激昂的记者招待会。有人向他：“总统先生，有位议员今天说，他实在不愿再看到美国在空间领域方面落后于俄国了。我想他的话代表了许多人的想法。……在这个领城里，我们赶上乃至超过俄国的前景怎样呢？”肯尼迪避开了正面回答，他说：“不管别人多么不愿看到这种局面，他决不会比我更甚，但事实上（赶上苏联）的确需要时间。我希望，我们将投身到别的我们可以领先的领域里，说不定会为人类带来更长远的利益。但我们确实是落后了。”专栏作家体·赛迪评论说，这“似乎很难说是符合‘新边疆精神’的。”一家新闻杂志报道说，全国的心情是“沮丧，羞辱，有时是狂怒”，并且预言“只有拿出点特别惊人，特别困难的火箭技术，比如说，来一次环绕月球的载人飞行，才能在世界人民的眼里把苏联宇宙航行员压倒。” 事实上，那天晚上肯尼迪了解到，只有搞月球飞行，别无他途；在较低级的目标方面美国对苏联的差距太大，已无法赶上。晚上7点，总统在内阁会议室召开了一次会议，要看着有没有什么可供选择的办法。他的顾问们——杰罗姆·威斯纳、宇航局局长詹姆斯·韦布和他那出色的副手休·德赖登博士、预算署署长戴维·埃利奥特·贝尔和索伦森——个个都发了言。这些专家当然都比肯尼迪知道得多。空间不是他的专长，对这个问题他知道的比任何其它问题都少，他当时还没听到卡纳维拉尔角发射计划的汇报，也缺乏必要的科学知识来作出合乎科学的选择和确定轻重缓急。在威斯纳、韦布和德赖登发言后，总统沮丧地喃喃说，“我们也许永远也赶不上啦”。他说，“让我们来这么谈吧。有没有哪些方面我们能赶上他们呢？我们能干点什么呢？”他确实知道美国已有三枚半完成的火箭，造成后，每枚都能产生一百多万磅的推力，他问他们：“‘新星’和‘海盗’怎么样？‘土星’号什么时候可以造好？我们能来个飞跃吗？” 德赖登告诉他说，只有一个希望，那就是采取一项和曼哈顿工程相似的突击计划。那我们也许在十年内能把一个美国人送上月球。当然这可能是一场赌博。而且至少得花费二百亿美元——或甚至两倍这个数目。总统沉默下来。随后他说，“费用，我感到难办的就是这个。”他有所期待地望着贝尔，但从他那儿没有得到宽慰。贝尔说空间探索是件非常费钱的事。肯尼迪问道。“你们诸位老兄不能发明一种就在地球上进行而对我们有利的竞赛么？”但是什么东西也没有飞上月球那样的吸引力，总统把手指头在门牙上敲了半响，然后请威斯纳和宇航局的官员们再算计算计。他站起来准备走时又说：“等我们对情况了解得更多一些，我就可以决定究竟值不值得干了。就没有一个人能说出怎样赶上他们，咱们得找出这么个人来——什么人都行……没有比这更重要的了。” 三个星期后，美国人民显示出，他们的判断坚定了总统的信念。经过两年零四个月的拖延和挫折后，宇航局“水星工程”中的第一架运载火箭从卡纳维拉尔角的发射架升起。在一亿名电视观众屏息凝望之际，一枚细长白色的“红石”火箭冉冉升入云霄，放出一道越来越宽的烟雾尾带。坐在里边的是海军中校小艾伦·谢泼德。于是，全国都欢腾起来。在收税快速公路和高速干道上行车的司机都把车开到路边，打开车上的收音机。印第安纳波利斯的一位法官宣布暂时退庭，以便让法庭上的人都能利用警察从一个盗窃犯那里查获来的电视机看看发射情景。全国都在旁听“自由七号”（谢泼德空间飞行舱的代号）和佛罗里达控制站之间的对话。他在外层突间呆了十五分钟。他的飞行和加加林所经历的复杂的轨道不可同日而语，可是美国人这时并不在意。当他的飞行舱在降落伞下大辐度地摆动着，落在“钱普伦湖”号航空母舰旁边时，舰上的水兵欢呼若狂。“这一天可真太美了！”这是他回到地球上的第一句话。“真是了不起的一次兜风啊！”而他走向荣誉的道路才不过刚刚开始。在纽约，他受到在当时说来是空前盛大的抛掷采带的欢迎。伊利诺州迪尔菲尔德一所新开办的学校决定以他命名。市场上出现了专供倾慕谢泼德的人向他投寄的庆贺明信片。他的故乡，新罕布什尔州人口只有六千九百八十七人的德里镇，举行游行向他致敬，人们从新英格兰各地赶来参加。陆、海、空军，海军陆战队和国民警卫队列队走过检阅台，喷气战斗机隆隆飞过。参议员斯泰尔斯·布里奇斯在一篇措辞感人的演说中，描述了新罕布什尔州为有此新英雄而引以自豪的心情。州议员们争论着要不要把德里改名为“美国空间城”。 刚刚由于猪湾事件受到巨创的白宫，对这一切当然都不会不加注意。5月25日，总统在国会发表关于“国家紧急需要”的特别咨文，这是他在四个月里发表的第二个国情咨文。他要求为空间计划“在今后五年内追加七十亿到九十亿美元”。他说他知道要求的这个数额很大，然而，“现在是非常时期。我们面临着不同导常的挑战。”对他来说，这是个爱国主义的问题。“我的责任是推行自由原则。”他说：“我认为我国应尽一切力量在十年之内达到这个目标：把人送上月球，并使他安全返回地球。” 国会以极大多数口头通过了这一提案，接着扩建卡纳维拉尔角的设施以及在休斯敦修建一座飞行控制中心的工程同时开始动工。宇宙肮空工业即将发展起来。 ※※※ 7月，空军上尉弗吉尔·格里素姆完成了一次同谢泼德类似的飞行。俄国人8月派遣季托夫少校绕地球飞行十七圈。11月，宇航局把一只雄黑猩猩送入轨道，绕地球飞行两圈后回收。飞行中，黑猩猩通过对各种光信号的反应，扳动不同的把手，自己取得饮水或带有香蕉味的面团。随后，宇肮局宣布，美国首次载人绕地飞行的驾驶员将由海军陆战队中校小约翰·格伦担任，他是从一百一十名候选人中挑出来的七名宇航员中年龄最大的。那时，“水星计划”经过广为宣传，已为全国所注目。很明显，如果格伦能驾驶飞船往返，那他就将成为美国第一位宇航超级明星，林白第二。成批的记者跑到俄亥俄州新康科德的一个小村子里去采访他童年生活，带回大量的使全国一时为之着迷的材料。他小时便非常爱读《巴克·罗杰斯》。他曾非常崇拜格伦·米勒，自己也在新康科德乐队里吹过大喇叭。作为严守教规的长老会教徒，格伦一家认为抽烟是罪过；新康科德是长老会势力的一个堡垒，附近城镇的孩子们都管它叫“圣徒安息所”。格伦和他的伙伴们曾发誓永不使用亵渎上帝的胜话。有一回当他们正唱着“欢迎，欢迎，众人都已来临”的时候，一个糊涂孩子把誓言抛在脑后，竟然毫无顾忌地嘟囔说“我们管它娘的！”如今，事隔四分之一个世纪，那个渎神者向热衷的记者们讲起当时那位未来的宇航员如何朝他冲过来：“约翰尼走到我面前来，脸色发白，一木正经地要我住嘴，简直就要把我的脑袋掀下来似的。1962年，他依然笃信宗教。他向记者们说，他坚信“冥冥之中自有更伟大的神力保佑着我。” 经过十次令人沮丧的延期之后，他终于在1962年2月20日（星期二）上午10时从发射台上起飞了。他起飞时的情况和谢泼德相似，不过在宣传上显得扩大许多倍。从阿特拉斯D火箭尾部吐出一道巨大的黄白色的火焰，使得卡纳维拉尔角的长满灌木的沙地上显露出一片光怪陆离的景象。火箭令人不可思议地悬挂在支架上空一动不动足有四秒钟之久：接着腾空而起，越来越快，直入苍穹。格伦说，“升空。运行正常。进入航道。”“水星计划控制中心”传出了宇航局联络官“矮子”约翰·鲍尔斯中校低沉、安详的声音，他在向全国解说下一步的发展，也就是火箭和飞行舱”友谊七号”按服准确的角度脱离，把格伦送入轨道。脱离发生时，格伦喊道，“飞行舱在转弯。啊，这景色妙极了！我着到推动器就在后边二百码的地方滴溜溜打着转。卡纳维拉尔角干得不错，我一切正常。” 他注意到舱内的温度已升到华氏一百琴八度，但他那装有空调的宇宙服使他仍很凉爽。事先曾指示他说出一切感受——他飞行的费用归根到底是电视观众出的——他于是开始报告说，他感觉不到自己的速度，这有点“和在三万英尺高空的民航机上观看着下面一万英尺处浮云差不多。”在大西洋上空，他看到墨西哥湾的暖流——象灰色的海洋中一条蓝色的河流。在西海岸上空，他认出了加利福利亚州的索尔顿湖和大峡谷，他还能辨识出他曾一度居住过的埃尔森特罗附近的灌渠。他度过的空间第一个黄昏很是可怕：“太阳下落时，天空雪白通亮，太阳落向地平线以下时，天空又是鲜艳的橙黄色。太阳贴近地球表面，由灰色逐渐变得发蓝，转深，然后一片漆黑。”星斗光彩夺目，蔚为壮观。“要是你曾在晴明无月的夜晚进入过沙漠，你准会看见星星好象一个个向你跳了过来，我现在看到的情景差不多正是这样。”在临近澳大利亚时，他通过无线电话说，“就在我右边，找看到了一块亮处，看来就在海边。”宇航员戈登·库珀通过地面跟踪站向他解释说，那是澳大利亚的珀思城。全城八万二千名居民灯火通明，一来欢迎他，同时也为了测验一下他的夜视能力。格伦回答说“请替我谢谢大家开灯！” 格伦自己还另作了些试验，来探索自己的失重状态。他咽下一些营养片，吃了些从管子里挤出的苹果酱。然后他报告说，这方面一点儿问题也没有，“一切全都由我自己作主，舌头把食物送到嗓子边，完全跟平常一样往下咽。整个过程都仍是主动的位移操作。”他尽力轻快地摇转着，看看会不会有头晕或空间晕舱感觉。任何这类感觉都没有。“失重状态对我没有任何不良影响。事实上，我感到非常轻快。视力仍然极佳，没有散光现象。没有恶心或丝毫不舒服的感觉。”格伦是业余摄影爱好者，随身带了一架照相机。他隔着舱窗拍了几张照片后，并没有把照像机放在架子上，只是住空中一撂，居然悬在空中不动。换胶卷时，一疏忽胶卷滑脱，他赶紧仲手去抓，可是结果象他向千百万入迷的听众所说，“我没有抓住它，却碰了它一下，这么一来，它绕个圈飘到仪表盘后面去，再也找不到了。” 有时候，他简直无法表达他的意思。他说，“一天里看到四次美丽的日落景象，我真不知道该说些什么。”正在这时，他再也无心解说他的空间见闻。听众们也无心再听了。他碰到了麻烦。当他飞经墨西哥上空时，一台保持飞船平衡的小型喷气发动机运转失灵。他向控制中心报告说，飞船“正以大约每秒钟一度的速度向右偏出。要偏出二十度后才能止住。”于是试验到此中断，他得全神贯注于飞行；他得接过控制器的工作，自己来驾驶。他的麻烦可没有终止。在他第二次飞经太平洋上空时，回转仪失灵。飞船开始“翻滚”起来——环绕着水平轴旋转。格伦熟练地操纵控制器，排除了这个现象。接着，在第二轨道上飞行时，他似乎遇到了真正的麻烦。在卡纳维拉尔角的控制盘上，出现了预示不祥的闪闪灯光。这表明，“友谊七号”的玻璃纤维防热罩松开了。要是罩子在飞船重返大气层之前脱落，格伦立即就会化成灰烬。其实最后查明，防热罩并没有出事，而是警报灯出了毛病，但这情况格伦以及地面上的指导人当时都不知道。他们进行了调整，改变重返大气层的程序，保留下飞船的制动火箭——按计划本来是要甩掉的——希望火箭上的金属板带能对防热罩的固定起一点作用。然后，他们能做的就只剩下祷告了。 格伦知道这是最危急的时刻。他依次发动了制动火箭，自己也振作精种准备万一。在他承变的压力越来越大时，“友谊七号”开始颤动起来。他气喘吁吁地说，“我觉得好象直向夏威夷飞去”。地心吸力越来越大，把他的身子往刻有体形曲线的靠椅上紧压。他在往下降落，防热罩一决块开裂，迸下越来越大的碎片。后来他说：“你可以看见燃烧着的大块破片发出的火焰和炽光。”但在当时他不可能向地面观众解说，因为无线电联系己经中断。这是可以估计到的；他正处在重返大气层的微妙阶段。联系中断了七分十五秒。联系恢复时，人们听到他在嚷嚷“刚才可真象个火球！”下午2点43分，冒着火焰的飞船溅落在大西洋面上，立即被笼罩在吱吱作响的水蒸气浓雾中。3点零1分，“诺亚”号航空母舰将格伦打捞上来。舰上的服务员递给他一杯冰茶。格伦说，“那里边可真热得很。” 等待着他的是英雄崇拜。他在航空母舰甲板上的脚印被用白漆勾下，准备送往史密森学会去展览。摄影记者把他和妻子儿女重逢时眼里含着泪花的情景拍了下来，连他擦过眼泪的手帕也被专门放在一边，以便保存。在他回答新闻界的问题时，记者们注意到，在谈到他自己和“友谊七号”时，他常常说“我们”——就象三十五年前林白在巴黎的布尔歇机场降落时一样。副总统约翰逊在那里迎接他。约翰逊说，“在我的家乡，我们得说你可真是一裸拔尖儿的棉花。起飞时你非常紧张吗？”格伦回答说那总不免吧。约翰逊说，“你大概比任何人都更靠近上帝了。” 在卡纳维拉尔角，有一条横幅上写着：“欢迎回到地球上来”。总统刚从棕榈滩坐飞机赶来，现在由总统来欢迎他了。这里出现了一个小插曲，格伦想把一顶安全帽戴在肯尼迪头上，可是没能给戴上——肯尼迪曾看到过一张卡尔文·柯立芝总统戴着印地安人头饰的照片，发誓自己决不戴滑稽帽子让人拍照。接着，美国这第一位宇航员就前往国会两院联席会去发表演说。约翰逊告诉他，“通常，这是只有国家元首才能享受到的荣誉，但在目前这个场合，是全国人民推举了你。”随后，纽约举行了盛大庆祝游行，突出地向格伦以及其他六位最初挑出的宇航员和一批大名鼎鼎的科学家致敬。这次游行后，格伦又飞往国外，到其它各洲去访问，向美国的盟国和不结盟国家的人民宣传，表示自由社会是能够取得真正伟大的成就的。《时代》周刊评论说：“就国家威望而言，格伦这次飞行不折不扣地恢复了美国在空间竞赛中的地位，并且使美国和整个自由世界的身价得到极大而又迫切需要的提高。” “这是一个新的海洋，”肯尼迪说，“我认为美国一定得在这个海洋上航行。”在卡纳维拉尔角，美国的火箭专家们又鼓起了信心，都在热烈谈论着要在1964年发射能载两个人的飞船；用巨型固体燃料推动器，把更大的有效载荷送离地球；而目的在于把三个人送上月球并把他们回收的“阿波罗计划”，也许1968年就能实现。对空间旅行的强烈兴趣，形成全国范围的热潮。这成了那年在西雅图举办的“二十一世纪博览会”的主题。“轨道”成为麦迪逊大道的普通用语，既当名词又当动词。小男孩发射用水力推动的玩具卫星，落在树上，就象过去的风筝一样。对阿特拉斯火箭的成功发挥过重要作用的沃纳·冯·布朗【纳粹德国的导弹专家，1955年入美籍，为美国空间飞行的负责人之一。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希特勒曾用他发明的飞弹袭击伦敦。——译者】成为举国知名的人物。（莫特·萨赫尔在谈到他的早年时说，“他本来是以星球为目标的，可常常打到伦敦”）。不同政治态度的欧洲人都大为叹服，甚至连绝不亲美的巴勃罗·毕加索在谈起格伦时也说：“我为他感到自豪，就象是我自己的兄弟一样。”随后，谁都开始发射起卫星来了——比如美国电话电报公司就发射了电讯卫星，甚至连加拿大人也把一枚小型运载工具送上了轨道。 8月，苏联的季托夫少校绕地球飞行了十七周。于是被当作新的证据，证明美国需要动员工业和技术能力，作出巨大努力，一举超过俄国。然而到了此时，特别是在大学里和美国知识界，出现了一些持不同意见的人。9月，总统对这些人作出了回答。他在休斯敦的赖斯大学发表演说时说： “有人说，干嘛非要登上月球？……他们也可以问，干嘛要攀登世界最高峰？三十五年前干嘛要飞越大西洋？也可以问赖斯大学队干嘛要跟得克萨斯队比高低？……许多年以前，有人向后来死在埃佛勒斯峰【我国称为珠穆朗玛峰。——译者】的英国探险家乔治·马洛里干嘛要爬那座山峰？他说，‘因为那儿有那么一座山峰，’对，因为有那么个空间……有月亮和行星，因为那儿有求得知识与和平的新的希望。” 可是也存在那么一个黑人问题，而且就在眼前。回顾起来，肯尼迪对这个问题的低估，似乎有点令人惊奇。他毕竟是北部的一位自由派人士，并且一向钦佩马丁·路德·金。然而自由派人士——甚至金，这时都即将感受到好斗的北部黑人青年的重大压力。正当全国仰望着星空的时候，这些黑人青年却在想方设法转移全国的视线。令人难忘的那首次发动，是在1961年春天。在加加林的太空飞行三个星期后，5月4日，争取种族平等大会的七名黑人和六名白人成员乘公共汽车离开华盛顿，远征美国极南部。他们的目的是要蔑视当地习俗，对州际长途汽车站在候车室、餐厅和厕所实行的种族隔离进行挑战。他们自称是“自由乘客”。 ※※※ 他们预定以曲折的路线穿越美国南部各州：向南穿过弗吉尼亚州、北卡罗来纳州和南卡罗来纳州，转向两南到达亚特兰大城；再向西穿过亚拉巴马州，继续前进，跨过密西西比州直达新奥尔良市。这势必成为一趟难忘的旅行。他们对这一地区的习俗的嘲弄真是令人咋舌。小石城事件经过四年，人们差不多早已遗忘，而阿肯色毕竟是个边区州。而在这地道的南部地区，种族界限仍然分明，自北方外来户离去之后，九十年来几乎没有任何变化。就此而言，梅森－迪克逊线【1767年由梅森和迪克逊两个英国测量员测定的北美两块殖民地的分界线，1789年扩大为蓄奴洲和自由州的分界线。——译者】以北所谓的自由派，在南方几乎就不存在。工程兴办署出版的亚拉巴马州指南（1941年由当地的新政派编写）描绘了旅客在蒙哥马利市（该州三大城市之一）可能受到的接待： 『此间有礼有节间以热诚接待的气氛非亚位巴马州其它各城可比。笑容可掬的黑人孩子总是招呼旅客说：“老板，您不用自己提提包，破费不了几个钱，我替您提。”当地居民也乐于指点，或陪伴陌生人走个把街区，指引他走上正路。』 然而从自由乘客所受接待来看，上述描绘并不是确实的。情况是如此明显，他们商直可以说是自寻苦恼。他们是怎么个来头，不太清楚。争取种族平等大会在詹姆斯·法默的领导下原是一个独立的、自筹经费的组织，自1942年以来便积极活动。可是在后来的沸腾的日子里，许多南部领袖人物和报刊社论都指控政府（“那些肯尼迪们”）是他们的后台，至少曾怂恿他们南来。事实真相是，在自由乘客动身之前，政府中谁也不知道他们要旅行的事。关于这次旅行，争取种族平等大会在向报界发表声明之前，曾事先给司法部送去一份副本；而这个副本最后转到民权司司长伯克·马歇尔的办公桌上，他患腮腺炎投上班。报纸上关于自由乘客启程的消息登在里页不显眼的地方。白宫是在这件事闹得变成头版新闻时才知道的，反应是愤怒——对自由乘客的愤怒。 从政府的观点看来，这件事赶在这个时候实在糟糕。不仅是在首次载人环绕地球的空间飞行竞赛中刚刚败给俄国人，一个星期后，古巴旅又在海滩上给打得落花流水。而且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在6月3日，肯尼迪还得去同赫鲁晓夫在维也纳会晤。新总统需要取得一项胜利——如果做不到的话，至少也要避免新的失败。丑恶的种族事件当然是他最不希望发生的。俄国人现在还在那里利用小石城事件向第三世界进行宣传，把美国描绘成种族主义者。凡是可以被说成种族主义证据的事件都将使美国难堪。这就是白宫最初把自由乘客的活动看作是件使政府难堪的事的理由。后来，约翰·肯尼迪，特别是罗伯特·肯尼迪，认识到这场民权斗争是义不容辞的事，可是在他们开始执政的最初几个月，还不是这样看。了解他们当时的立场是重要的，因为民主党自由派人士（包括自以为十分先进的人）大都和他们观点一致。 这些人以完全消灭种族偏见为己任。这种偏见是一种错误，他们决心要加以纠正。在世界上这个民主历史最久、最伟大的民主国家里，黑人的处境居然至今如故，他们认为是不能容忍的。在整个竞选期间，约翰·肯尼迪一再提醒他的听众说：“今天在美国出生的黑人婴儿，不管他出生在国内哪一地区，和同一天在同一地方出生的白人婴儿相比，读完中学的机会只有一半，读完大学或学到专业知识的机会只有三分之一，而他们失业的机会却比白人多一倍；他们每年挣得一万元的机会只有白人的七分之一，寿命要比白人短七年，而可望挣到的钱却只有白人的一半。”他曾以总统的身份保证亲自支持一切旨在纠正这种不公正现象的计划。黑人还能要求什么呢？ 他们首先要求的是自由派人士不再把黑人看作统计数字。然后，他们希望结束那种慢慢来的政策。他们认识到要政府在1961年春季来处理自由乘客事件，这个时机会是很尴尬的。可是在过去一个世纪中，每个季节都有其令人尴尬的地方，所以他们才一等再等。他们希望他们的白人同情者能够了解的是，对今天的新黑人来说，黑人的自由要比在维也纳讨论的问题更重耍，比越南，古巴或者外层空间竞赛问题都重要。 在1961年的时候，谁要敢在南部白人听众面前，表示赞成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观点，就会被认为是政治上勇敢的表现。罗伯特·肯尼迪在担任司法部长后发表第一次重大演说时便是这样做的，他是在5月6日，自由乘客从华盛顿出发两天之后，在佐治亚州阿森斯市发表这个演说的，虽然当时他还不晓得有自由乘客事件。那天是佐治亚大学的“法科日”。他到那里去是为了向法科学生说明，维护法律是他所宣誓承担的责任。这一情况按说法科学生应该是早就知晓的，然而在这个问题上，在我国的这一地区，什么事都不能想当然。他对学生们说：“我们做的事情不过是在维护法院的裁决，仅此而已。如果你们任何人处在我的地位，也一定会这样做，因为在你宣誓就职时就得做出这种保证。你也许不愿这么做，你也许不喜欢这么做，可是你得这么做。”这段话不大象是在慷慨激昂地维护受压迫种族的权利，弦外之音反倒使人觉得，在这个问题上，罗伯特·肯尼迪可能是违背自己的意愿去履行职责。不过在演说结尾时，他的话并不含糊：“我们的立场是明确的。我们在维护法律……今天我在这里向你们明白表示，在这个问题——在一切问题上——倘若有人抗拒法庭的裁决，司法部就要采取措施。我们不会袖手旁观，漠然置之。我们会采取行动的。” 在民权问题上，亦如对第三世界向题一徉，六十年代初期的自由派认为正义迟早必胜。正是这一情况使得肯尼迪执政时期与其后的时期截然不同，并使得那段日子在今天着来有些天真可笑。只要把剩余小麦运给一个新兴国家，派遣和平队，委派切斯特·鲍尔斯当大使，再加上一番说教，那个国家就会变成一个光明的新的民主国家，为自由世界争光，并在与莫斯科黑暗势力进行的永恒斗争中，成为潜在的盟友。在国内也是一样，坚强的领导再加上美国人民固有的良知，就应能克服多少代人的愚昧所造成的固执偏见。打破种族界限是合情合理的事，而美国人最为通情达理；问题只在于向他们讲明道理就行了。如果艾森豪威尔当年持有这种态度，早在五十年代就可以完成这一使命了。 认为美国人的思想里有其黑暗的角落，这种看法是不能忍受的，因而遭到驳斥。按自由派的观点，麦卡锡主义现象，这件美国民众彻底蔑视良知和情理的最近事例，是无法解释的；不过在1961年，已没有人再提麦卡锡了。乐观主义几乎是新边疆派不可缺少的条件。哈金斯将军就想得很对，他那种伤亡统计确实很能鼓舞人心，驻西贡的那些美国记者为什么不能和他唱一个调子呢？在国内战线，正义的自由派人士一定会进行正义的斗争，直到在美国出生的黑人婴儿同白人婴儿享有同样的完成学业的机会，同样的免遭失业的机会，同样的每年挣得一万元的机会，而且寿命也跟白人一样长。可是，这些事情都需要时间，他们不能指望马上就都能做到。 然而自由乘客却要求马上全部做到。 ※※※ 里士满市、彼得斯堡、林奇堡——在这些地方，自由乘客都曾停下来，伸腿展腰，在挂着“白人”牌子的小吃部里吃点东西，根本不进标明“黑人用”的厕所，结果也不过惹得别人恶狠狠地瞪上几眼，咕哝几句脏话而已。随后，在他们前进途中所要到的城市，报纸开始刊登关于他们这次旅行的消息。然而还都不是什么大新闻，其重要性还不足以引起司法部长或州长的注意；这类消息至多不过在广告栏边上占上两三段。然而对于那些喜欢在报纸里页寻找趣闻的加油站服务员、长途汽车站的售票员、过路的县级司法官吏以及经常在汽车站和火车站附近闲荡，等待出事看热闹的那种人来说，却已足以引起他们的注意。 第一个事件发生在北卡罗来纳州的夏洛特城。一名黑人自由乘客走进汽车站上的理发馆要理发，拒绝离开。他于是便以擅入他人房屋的罪名被逮捕，其他自由乘客甩下他继续前进。这原本不是什么大事，可是消息立即传开；通过电话，或者通过哪个司机，或者通过警察专用的无线电，这类梢息总是会传播开的。这没关系。这是难免的，也是他们估计到的；要不然他们还不会来呢。尽管如此，长途汽车上的气氛还是紧张起来。当他们看到南卡罗来纳州罗克希尔车站上守候着的人群时，知道暴力已经开始升级了。三名自由乘客挨了打，然后罗克希尔的警察进行了干预。在该城以南三十七英里的温斯博罗，警察不等出事便出面干涉，抓走了两名乘客。然后有一段路平安无事，走过了南卡罗来纳州的萨姆特和坎登以及佐治亚州的奥古斯塔和亚特兰大。亚特兰大这一站十分重要。在这里，自由乘客分两路前往伯明翰：一路乘羊径公司长途汽车，一路乘猎犬公司长途汽车。在亚特兰大没发生麻烦——佐治亚州骑警林立，戒备森严。可是刚一过罗克希尔和温斯博罗，各家南方报纸的头版都出现了有关报道。那一天又赶上是星期日，看报的人特别仔细。他们料想亚拉巴马州的居民对他们的情况大约已是一清二楚。事实也确是如此。 今天，在亚特兰大和伯明翰之间往返的旅客可以很容易沿着二十号州际公路横跨东亚拉巴马，可是在1961年，那条公路还在修建中，旅客只能走弯弯曲曲的七十八号美国公路，中间经过一片穷乡僻壤，那里的村镇在战后简直毫无变化。这就是亚拉巴马州的“腹地”，到处长满矮松的荒原，地势大都颇高，在阿巴拉契亚山脉最南端的两个支脉拉孔及鲁考特，海拔几达一千八百英尺。公路沿山坡而下，来到坎伯兰高原，再往下便是种大豆的农民在遭受象鼻虫灾荒后重新开垦的田地，然后进入产煤区，一直到达黑土带。克利伯恩县和卡尔洪县一向是产生大量贫苦白人农收民的地区，也是野营布道会和福音布道会的活动中心。就是在这里，在美国七十八号公路上离安尼斯顿六英里的地方，那辆猎犬公司的长途汽车遭到一群手持铁棒、木棍和轮胎链子的三K党人的伏击。一开始一块石头从车窗外飞进来，跟着甩进来一颗燃烧弹。火焰一起，自由乘客便向外逃跑。等警察到来，朝天放空枪时，十二名自由乘客巳被狠狠打了一顿。受伤者由救护车送走。这时，伯明翰的黑人听到斗殴的消息，纷纷开车赶来，把其余的自由乘客营救出去。 在羊径公司长途汽车上的自由乘客没遭到三K党人的伏击，可是在安尼斯顿，八个年轻壮汉登上汽车，把他们拖出坐位要狠揍。幸亏安尼斯顿的警察把那些壮汉赶走了。可是在伯明翰——那路长途汽车的终点站——情况更糟。一群手持钢管的人把羊径汽车的终点站（在十九号街和北六号路路口）包围起来。有人事先已向联邦调查局报信。令人难以置信的是，该局并未把这消息转给伯克·马歇尔负责的民权司，也没向司法部报告，却只是把这情况告诉了伯明翰警察局，该局局长“公牛”尤金康纳把这消息扣压起来。尽管警察局离那终点站只有两个街区，他却一个人也没派去。暴徒们把自由乘客拽到车站里，足足殴打了半个小时，其中有三个重伤需要住院治疗。一年以前，《纽约时报》因说伯明翰街头充满恐惧与仇恨，曾受到《伯明翰新闻》的驳斥。现在在出事后的第二天早晨，《伯明翰新闻》也承认“昨天伯明翰街头真的充满了恐惧与仇恨。”然而亚拉巴马州的官员并没有为此表示遗憾。约翰·帕特森州长说：“我不能保证这一帮惹是生非的人的安全。”而“公牛”康纳则说：“我们伯明翰人是最平和的，除非有人闯进本市故意找碴，我们这里从来不会闹事。”有人问他为什么终点站上一个警察也不见时，康纳说，他派不出人去，因为那是“母亲日”。这是扯谈。 星期天的殴打事件，第一次引起司法部对自由乘客的注意，伯克·马歇尔往鲍勃·肯尼迪【即罗伯特的昵称。——译者】家里打电话，向他报告了这件事。鲍勃以为他打个电话就可以把问题解决。他认识帕特森，在总统竞选期间，帕特森是南方州长中第一个支持约翰·肯尼迪的，而且当他的代表团转而支持林登·约翰逊时，他的态度仍然未变。星期一早晨，鲍勃打电话给州长，请他保护长途汽车。他说乘客有权跨州旅行，地方当局明确有责保证他们安全通过。帕特森当时同意了。随后他又回个电话，说他改变了主意。他是靠三K党人的支持当选州长的，如今，三K党人要向他索取报偿。 这是肯尼迪弟兄就种族问题同南方州长们进行的第一次奇怪的长途电话，和以后的几次一样，都是令人恼火的。鲍勃试图再同帕特森通话，回答是找不到州长来接。星期二，星期三，星期四，他都曾给帕特森打电话。每一回，洲长的助手都表示抱歉。他们说，他们至多只能把话记下来，而且不能担保州长收得到。他们弄不太清，也猜想他“去海湾了”——反正联系不上。与此同时，伯明翰的形势却在恶化。原来那批自由乘客，挨了打，受了惊，都搭飞机去了新奥尔良，可是有一批来自纳什维尔的菲斯克大学、马丁·路得·金主持的南方基督教领导人大会以及一些新近姐成的民权团体的志愿人员接替了他们。新参加的人中有个从特立尼达来的移民，名叫斯托克利·卡迈克尔，是个头脑冷静的十九岁的青年。在华盛顿，司法部长肯尼迪发表声明，要求自由乘客和反对他们的人，双方都克制一些。他说：“为了保证无辜的人不致受伤，残废，甚至被杀害，我呼吁所有以我国前途为重的人，在未来的几周或几天中，明辨是非，克制行动。”这番话给人一种不现实的感觉。他好象是要在双方同样有责，又同样强硬的对手中间充当公正的仲裁人。自由乘客郑重保证不打亚拉巴马人，亚拉巴马人却什么话也不说。接着，肯尼迪又发表声明说：“当前需要的是一段使情绪冷静的时期。”争取种族平等大会的发言人尖锐地评论说，现在需要的是结束冷静，美国黑人已经冷静了一百年了。到了星期五，新的自由乘客准备继续由别人开始的旅程时，显然他们是迎着新的麻烦而去的。肯尼迪总统根据他弟弟的请求，打电话给帕特森。接电话的人告诉他说：州长“不在城里，仍然联系不上。”他总算跟副州长通了话，副州长在几个小时后说，可以安排让总统的私人代表和州长见面。 肯尼迪兄弟选定了一个既英俊又有胆量的田纳西青年约翰·塞根塔勒，他是司法部长的挚友。一个小时之内，塞根塔勒就上了飞机。起初，看来他的使命颇为成功。他同帕特森商谈了两个小时，然后两人同鲍勃·肯尼迪通了电话。在帕特森在一旁听着并点头同意的情况下，塞根塔勒报告说，亚拉巴马州已向他保证，用帕特森的话来说，该州具有“维持治安的手段、能力和决心，并不需要外面援助”。州长说，他能保护州内一切居民和外来旅客——无论在城市内还是在公路上；并且表示他一定做到。鲍勃接着又打电话给亚拉巴马州公路巡警队长弗洛伊德·曼，他肯定了州长做出的保证。有了这样的保证，一群二十一名黑人和白人学生决定第二天早晨搭乘由伯明翰开往新奥尔良的长途汽车。但是出现了事先没料到的麻烦：找不到司机。为了弄到一名司机，司法部长不得不在电话中和猎犬公司驻伯明翰的代表乔治·克鲁特进行了长时间争执，最后克鲁特派了司机，使白由乘客得以前往蒙哥马利；但却发现那里的情况比伯明翰还要糟糕。 一路倒没有发生什么事故。曼所领导的路警倒是尽了责任，联邦六十五号及联邦三十一号公路都畅通无阻。联邦调查局事先就这趟长途汽车即将到达的事通知了蒙哥马利警察局，在车子距离该市约十四英里时，曼又一次向蒙哥马利的警察局长莱斯特·沙利文打了招呼。但是沙利文并不比康纳更乐于为不守本分的黑人和忘了本的白人出面干预。他根木不理睬这些通知，因此，车到达联合长途汽车公司终点站，陷入了估计有一千至三千人的包围中，当时那里连一名警察也没有。关于紧接着发生的殴打情景，司法部得到了实况报告，因为民权司长伯克·马歇尔的副手约翰·多尔【1973年12月21日，多尔担任了众议院司法委员会的法律顾问，负责对尼克松总统的违法行为以及对之进行弹劾的可能性进行调查。】那时正在车站街对面的联邦检察官办公室里。在那辆长途汽车进站时，他刚好接通了给肯尼迪的电话。肯尼迪和司法部副部长拜伦·怀特听到他在电话里说： “车进站了。人们只是站在那里，望着……现在乘客们下车了，他们站在站台的一角。啊，有人抡起拳头，揍起来啦！由一个脸上流着血的家伙带着，一群人正在打他们。没有一个警察。太可怕了，太可怕了，一个警察也看不见。人们喊着：‘揍他们！揍他们！’真可怕……现在警察来啦。” 来的是州属骑警，不是蒙哥马利市的警察。（沙利文对记者说：“我们不打算派警察去替一帮跑到我们这里来捣乱的人站岗。”）骑警人数太少，起不了作用。曼拔出手枪，救出了一名黑人，可是对其余的自由乘客，无法教援。还有几个同自由乘客没关系的路人，也附带地遭到了袭击。一个男孩的腿给打断了。一群白人青年往另外一个孩子身上泼汽油，然后点了火。一个蒙哥马利女人举起她的孩子，以便让他用拳头揍一个黑人。还有一些女人咒骂自由乘客中的两个白人姑娘，并且用手提包抽打她们。姑娘们向一个驾着摩托车经过的人呼救。他说：“你们这是罪有应得。我希望她们狠揍你们一顿。”另外一个男人驾驶着租来的汽车开过来，向姑娘们招呼说：“来吧，我来帮你们。我是联邦政府的。”可是还没等他有什么举动，他就让人给拽到人行道上痛打了一顿。他就是作为总统的私人代表来和亚拉巴马州州长谈判的约翰·塞根塔勒。他在人行道上自己的血泊中人事不省，躺了二十五分钟，才有救护车开来。警察局长沙利文后来解释说，没替塞根塔勒喊救护车，因为“市内所有白人的救护车都报告说车子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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